时间：2022-06-14 23:18: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日本古代并没有文字，与中国交往之后才引进汉字，并作为本国文字使用。但是用汉字记录日语时，并不能完全表达日语的实际要求，特别是日本独有事物、概念，无法用合适的汉字来表示。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而古代日本人又极其推崇汉字，所以日本人根据日语表达的需要，利用汉字的造字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国字从奈良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平安初期《新撰字镜》中，就已经收录了400多个国字。另外，《古事记》中被发现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日本国字。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国字产生于7世纪。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应该用片假名来书写，汉语词汇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来书写，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创造了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在日本的曲折发展如何成就日本国字
汉字就是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的文化史，所有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都是用汉字或者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我们可以说，汉字就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已经深深的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废除汉字这一举动就等于割断历史，隔绝未来。而且，语言文字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是血肉相连的，它是千百年的历史沉淀的产物，并不是政府或者天皇一道条令就能立即消失的。前文的文字改革结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和文字就是现代人与过去的人们乃至未来的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
希望的文学博士论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帮助到您，如果要进行，也可以到网站查看。
应用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一
论文题目格助詞「デの意味・用法
论文大纲及撰写计划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3.1範囲の限定
3.2地点・時点の限定
3.3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違
4.1場所を示す
4.2時間を示す
4.3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写计划
2009年10月-11月查找资料，拟定题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完成终稿
主要参考书目菅井三実1997「格助詞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P127森山新2002「認知的観点から見た格助詞デの意味構造『日本語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詞デ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構造と習得との関係『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義語としての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認知言語学考論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における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に関する認知言語学的考察『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語の格助詞と構文『言語文化論集17-1
审核老师意见
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二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語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響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語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語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語。借用語。日本では、広義には，漢語を含まれるが、狭義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語を言う。現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記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6.7%汉语47.5%外来语9.8%混合语6.0%。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8.8%汉语44.3%外来语12.0%混合语4.8%。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引言
2外来语的定义
3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4.1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4.2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4.3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5.1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5.2消极方面
a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3鈴木孝夫.閉ざされた言語：日本語の世界[M].東京岩波書店，2000
4皮细庚.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冰.相识日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在西安市艺术研究所,我见到了日本文化人类学博士清水拓野。从此,我们就结了缘,成为一对以秦腔为津梁的跨国戏友。
曾在中国留学的清水拓野博士,在北京偶然观赏了一次秦腔《千古一帝》,立即为悠扬激昂的秦韵所倾倒。秦腔像美酒一样浓醇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他,使他成为老外中的超级秦腔迷。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汉语时,为了他灵魂中顶礼膜拜的秦腔艺术,他不断地接触、学习、采访、调研,也因此更加钟情于秦腔,并把自己人生的目标锁定在为秦腔艺术的促进、发展、研究、宣传上。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作为文化人类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秦腔这种古老传统艺术的魅力,2003年5月20日清水拓野在日本创办了“日本秦腔网”,网站开通后在日本和中国乃至世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使秦腔这一古调独弹的声韵响彻全世界。
笔者同清水拓野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为秦腔挚友。虽然清水拓野一直尊称笔者为张老师,但我在心中一直认为我们是因秦腔结缘的跨国忘年交。清水拓野做起学问来是很认真,也很扎实的,他几乎全面地拜访了西安秦腔界的名家和新秀,同时还采访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秦腔界“小字辈”。他不但调研了驰名全国的省级秦腔名院名团,还调研了许多濒临倒闭的县级秦腔剧团,而且还多次深入到陕西农村的自乐班、剧社、民办戏校进行调研,全面了解秦腔根植民间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他听说笔者是户县人,便表达了想到户县调研的设想。作为戏友,我责无旁贷,立刻和户县文化局及户县文化馆联系,并让外甥开车送我们到户县进行采访。在户县文化馆,他首先采访了馆长崔伏虎先生和原馆长刘斌海先生,他们侃侃而谈,句句围绕秦腔,健谈的崔伏虎先生对秦腔的谈论折服了清水拓野,也让他知道了秦腔的姊妹艺术眉户乃是户县“前明七子”之一王九思所创立的历史渊源,使他对户县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感兴趣。继而,我们去了户县炉丹村的一个秦腔戏剧学校去观瞻。在学校里,我们共同体验了秦腔艺术那“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正内涵。晚上,我们又在圭峰山下的农家院,一起品味了农村自乐班演出的秦腔剧,清水拓野从自乐班中寻觅到了秦腔根系之所在,也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对艺术的痴爱与追求,更懂得了秦腔的受众根植在广大农村的沃野里。清水拓野深感不虚户县戏乡之行。电视台的石勇先生受邀作陪,进行了全程摄录,并制作了《清水拓野戏乡行》专题片在电视台热播。第二年清水君又约我重访户县戏乡,这一次,县上文化界的朋友陪我们去观看农村一家正在举办三周年的纪念演出,在寒风料峭中,他饶有兴趣地观赏着演出,并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关中农村红、白喜事与秦腔结缘的民俗民风,让关中的风俗通过日本秦腔网传播到地球的角角落落。
返回西安后,清水拓野又同老一辈秦腔艺术家卫水珍、栗宽民等老师到寒舍相聚,并对笔者的创作进行了采访。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锲而不舍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
清水拓野对秦腔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作为一名研究秦腔艺术教育的文化人类学者,他撰写了40多万字的研究论文,正是由于这些论文的发表,使他成为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并经常在早稻田等多所大学发表有关秦腔的演讲,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使日本人了解了秦腔,并对秦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中国戏曲教育研究》即将脱稿,此书30多万字,就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规律进行了探讨;他编写的《一指通游西安》一书出版后,弥补了《地球旅游》上没有秦腔介绍的缺憾,使秦腔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旅游书籍;2009年在四年一次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大会上,他用英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宣读了他的《秦腔与旅游文化》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震撼,这篇英文论文将被编在有关旅游方面的书籍中,不久就会面世。
清水拓野对秦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感佩,笔者特赋小诗一首:
一衣带水秦腔缘,
京都博儒恋长安。
隔海网络溢秦韵,
清水荷笔荐梨园。■
1.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聚居形式，如村寨、坞堡、城邑、都市等；
2. 各种类型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如：宫殿、陵墓、寺观、塔幢、园林、宅第、石窟、祠庙等；
3. 建筑材料及加工和结构技术。如：土工、木工、砖石工；基础、沟渠、城垣、高台等构筑技术；防火、防洪、防雷、防鼠、防蚁等技术；
4. 室内设计、装饰、陈设、帘幕、家俱、照明灯具、音响、通风等；
5. 各种装饰工艺如雕刻（木雕刻、砖雕刻、石雕刻）、采画、裱贴、鎏金、镶嵌、油漆粉刷、泥塑等技术；
6. 著名匠师和建筑文献典籍；
7. 社会文化背景如宗教、家族观念、伦理制度、审美观、风水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社会习俗对建筑的影响；
8. 风格特色，即地区特色，民族特色，中国和外国建筑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我们说的古代，是指1840年以前的氏族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而以封建社会时期的建筑作为研究的重点,又分为：
1. 战国（475B.C-221B.C)至秦汉时期（221B.C-220A.D)。有人主张自周代开始（1027B.C)到三国时代（220A.D-265A.D)为止。
2.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265A.D -907A.D)0有人主张三国时期列入此期。
3. 五代、宋、辽、金、元时期（907A.D-1368A.D)
4.明清时期（1368A.D-1840A.D)
1840年以后，中国进人近代时期，但古建筑体系的活动仍有延续。
1949年以前，在中国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的，除了个别的业余受好者外，唯一的专门组织，便是正式成立於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和社长是朱启钤,社中主要人物是法式组主任梁思成和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学社的历史不长，前在北方诸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作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力量於大木结构方法，特别是围绕宋〈营造法式〉的研究。战争时期在西南的云南、四川两省调査和研究。大约至1945年基本停止活动。学社取得十分重要的成绩：为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奠定的基础，积累了经验，建立了体系，培养了骨干。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直接间接继承了学社的传统。
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査和研究，无论范围，类型，数量和深度，都远远超过营造学社时期。不仅有专业机构,也有不少业余爱好者，不仅有中国人，也有不少外国人参加了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就研究的专业队伍和相关学科而言，可分为四方面系统：
1. 文物部门：中央有国家文物局，其下设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和古建筑专家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列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作全面测绘记录,逐年重点拨款维修。省文物局（或文化局)除管理保护本省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负责调查、记录、保护、维修省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还有市级、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保护单位中，古建筑占有很大比重。北京故宫博物院下设古建部，专门测绘、研究、保护故宫建筑群。国家文物局又多次举办不同层次的古建筑培训班，培养各省地方古建筑调查和保护工作的人员。他们比较侧重古建筑技术方面的知识。
2. 考古部门：中央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国内重点地区如隋唐长安城址，洛阳汉魏故城址设考古站,专门从事地下发掘。一些文物集中的省，如陕西、河南，则於省文物局（文化局）设考古工作队,从事本省考古发掘。他们发掘的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四川广元三星堆遗址;古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南西毫和陵都、汉长安、汉魏洛阳、邺城、隋唐长安等；古墓葬如安阳商代妇好墓、中山王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唐乾陵拊葬墓、明定陵等。这些资料,也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
3. 高等院校：1953年，华东建筑公司委托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刘敦桢教授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主要从事民居、园林和长江以南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该室有许多重要发现和收获。例如闽西客家土楼住宅、徽州明代住宅和祠堂、河南窑洞民居、馀姚保国寺大殿、福州华林寺大殿、秦宁甘露寺大殿等，1956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苏州的园林〉及若干调查报告。1956年,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则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在清华大学创设建筑历史研究室。梁先生自己另有一个小组专门从事〈宋营造法式〉的研究诠释和图解。
其他一些大学的建筑系，设有中国建筑史课,教师也从事调査研究，依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许可而各有重点。如天津大学长期调査清东西陵和北京、承德的范围，清华大学长期研究颐和园和北京的古建筑(包含故宫）以及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南京工学院长期调查测绘曲阜孔庙孔府等建筑，同济大学多在苏州、杭州、杨州一带调查民居和园林，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则长期调查研究四川地区的古建筑和民居，华南工学院则重点在岭南地区。
4. 建设部门。1958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曾於所属建筑科学研究院下设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后来改为研究所,有人员一百余人，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但时间不久,至1977年重新组建为中国建筑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人员20人左右，已不再充当主力。而许多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则积极展开当地的古建筑特别是民居和少数民族建筑的调查研究,规模愈来愈大,成绩可观。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各有职责范围因而各有重点和特长，但也曾各尽己能、通力合作，进行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工作。1962年，由建筑工程部长亲自召集组成了包括上述四方面人员共35人的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讨论大纲,分工撰稿，於1964年编写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1979年出版。是到当时为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1977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主持，由几方面人士40个单位80多人参加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又总结了新的研究成果、开阔新的领域，有较大突破。最近，由高校和研究部门合作的《中国建筑通史多卷集〉和《建筑民族志〉仍在进行写作，尚未竣工。
近年来，各种中国古建筑领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风起云涌，出版很多专门著作、图集和学术刊物,举办专题研讨会,大大促进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交流。例如中国建筑学会所属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所属古建筑园林学会，中国传统民居研讨会，古建筑保护技术研究会，圆明园学会,长城学会,古都学会,历史名城研究会等,均在活跃发展。相信会有更丰富多采，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现。
此外,在外国也有一些对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感兴趣的人士，他们也进行考察,撰写专著或论文，并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对此，我们深表欢迎和感谢。
现在,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成果，按几个大项加以概括叙述。
1.中国古代遗址、城址及陵墓：主要由进行发掘的考古部门整理研究，出版专著或於〈考古〉、〈文物〉杂志。古代城市的研究，除考古界人士(如宿白、马得志、徐萍芳、王仲殊等）之外，还有以历史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为代表的古都学会的研究。建筑学家的研究，则有同济大学董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钜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村田治郎的〈中国四帝都〉和美国学者NancyShatzmanSteinhardt的〈ChineseImperialCityPlanning〉（中国都城规划）。清华大学吴良镛的〈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则是由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旧城相结合改造的实践和总结，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该工程获联合国1993年世界人居奖。
陵墓和墓葬除考古部门的发现和研究之外，东南大学调查测绘的河南巩县宋代陵墓，天津大学调査测绘的清代东陵（河北遵化）和西陵（河北易县），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渖阳博物馆合作调査研究的清代辽宁三陵均为重要成果。陈明达的〈四川汉阙〉则是对四川汉墓墓阙形制的研究。英国巴拉丹夫人(MrsAnnPaludan)所著的（TheMingTombs〉（明十二陵）和〈TheChineseSpiritRoad〉（中国陵墓神道）则是她根据自己的调查而研究的成果。
2. 古建筑技术：中国古建筑技术以木结构建筑占主要地位。宋代元代以前的古建筑，绝大部分在山西境内，其中宋以前的有106座，包括唐代4座，五代3座，宋辽金99座。山西省文物局的古建筑研究所多年来调查、研究、保护，多数已测绘记录存档。其中有不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陈明达的〈应县木塔〉一书，其他古建筑尚少专著介绍，只有单体个别的分析论文，尚无全面的分析研究。
关於〈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成立时即定为重点研究的历史名著，可以认为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核心之一。梁思成领导下的小组，於梁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宋营造法式注释〉上册，至大木制度为止。以后部分预计在下册发表，但迄今已十余年，尚无消息。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材分制度统一关键问题。傅熹年材分制度推广於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并又推广於研究日本的古建筑中去。张十庆亦有类似论文。
在长期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古建筑特别是北方大木结构的年代判断上已相当准确。古建筑断代是研究和评价的基础。祁英涛的<怎样褴定古建筑〉是集多方面经验之大成的著作。砖石建筑以佛塔为代表,则有罗哲文和张驭寰的著作。石窟研究方面较突出的有萧默的〈敦煌石窟建筑〉。
3. 民居，或称乡土建筑，主要指各地区的住宅和地方特殊风格。最早的民居研究是中国营造学社於1940年前后在云南、四川的调查。刘致平据此写了〈昆明一颗印〉,并据长期积累的资料，写〈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1990年出版）。刘敦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以调查民居为重点，於1957年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和（徽州明代住宅〉。1959年，中国建筑科学院以浙江为重点开展调査研究，以后形成专著{浙江民居〉。嗣后各地陆续出版了〈吉林民居>(1985)、<云南民居>(1986)、〈福建民居>(1987)、〈丽江纳西族民居>(1988)、〈窑洞民居〉(1989)、《广东民居>(1990)、〈桂北民间建筑>(1990)等。全国性的民居研讨会，已召开过6次年会和一次国际讨论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此外，还有香港大学龙炳颐（DavidLung)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ChineseTraditionalVernacularArchitecture,1991)、同济大学陈从周等的〈中国民居>(1993)。中国广大乡镇的地方性民居建筑是十分丰富的宝库，民居研究方兴未艾。
4. 园林：在中国，最早研究园林的童雋於1937年即写成〈江南园林志〉,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刘敦桢於1953年开始收集苏州园林资料，1956年发表〈苏州的园林〉。同年,陈从周也出版了专著〈苏州园林〉。一时园林引起广泛兴趣，谈论园林的文章接踵而来，形成热点。刘敦桢继续深入研究，彻底调查，重写了〈苏州古典园林>,这是园林研究的典范之作。
许多机构尝试创作新的建筑与传统园林相结合。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园林组，以桂林为试验点；广州的莫伯治则运用岭南园林手法於新建筑之中，如广州白云山庄、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中的传统园林手法。自此，世界多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皇家苑囿的调查和研究则有天津大学对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乾隆花园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承德古建筑〉;又有清华大学对北京颐和园的测绘与研究。园林方面综合性研究，则有清华大学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1990)和英国詹克斯夫人（Mrs.MaggieJencks)的〈ChineseGardens)(中国园林）。
中国的林业科学界也有研究传统园林者多人。北京林业大学汪菊渊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卷〉中的园林部分的编写，该校并承檐〈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园林技术一章。南京林业大学陈植著有〈园冶注释〉。东南大学童离曾为外国读者用英文写作了〈东南园墅〉（AGlimpseofGardensinSontheasternChi¬na)0已由汪坦先生译成中文,将编入〈童离文集>。
5. 少数民族建筑。1958年，曾派许多工作组赴各地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如内蒙古蒙古族(张驭寰等），云南贵州少数民族(郭湖生等）,新疆维吾尔族(刘致平等），青海藏族（陈耀东等）。中国民族有56个之多，各民族建筑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弓丨起多方面注意。但调查研究成果发表不多，仅出版了〈内蒙古古建筑>(张双寰）、〈丽江纳西族民居〉(朱良文）、〈中国伊斯兰建筑>(刘致平）、〈四川藏族住宅〉（叶其焱）。日本学者与贵州省设计院联合调查的黔东南侗族、苗族村寨建筑的论文以及日本浅川滋南写成的〈住圭V、(D匕乇乃周边〉一书，则於日本发表。同济大学主持的〈民族建筑志〉计划按省区分章，又按各省区的不同民族分别立志，规模庞大，尚在继续进行中。
6.近年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方向，向室内外环境、风水思想、民俗等文化深层次以及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岔接等方面进行。已取得不少成果。重要的如家俱方面，已出版王世襄的〈明代家俱珍赏〉、〈明式家俱研究〉，而他积稿数十年的〈中国家俱史〉,不久也将问世。风水方面，则有天津大学王其亨等编写的〈风水理论研究〉及东南大学何晓昕的〈风水探源〉可为代表。儒学建筑方面,有东南大学编写的〈曲阜孔庙建筑〉，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研究〉等可作为代表。在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方面，有高介华、杨慎初、巫纪光等人发起的中国建筑文化讨论会，已召开过多次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并举办国际讨论会(1996年）。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等人对浙江乡土建筑的研究，已获重要成果。
关键词：中国；日本民族；打击乐器；代表性
一、中日民族打击乐发展现状
中国民族打击乐历史悠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是一种音乐类别，它始终活跃于民间音乐活动和民俗活动中，因此民族打击乐的发展和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有的民族打击乐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乐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二战后，西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重视和发展打击乐，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才建立起完善的打击乐教学体系，而我国到70年代才开始系统、规范的进行打击乐专业教学。中国传统锣鼓乐自80年代以来，由于演奏家们对乐曲的表演、作曲家们的积极创作，使得锣鼓乐的发展更具深度和广度。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随着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继承，对于民族打击乐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尤其是在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表演方面更为突出，例如：京剧打击乐、秦腔打击乐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高度评价打击乐的潜力，因为打击乐演奏者可以单独只用西洋或民族打击乐器来演奏各种独奏以及重奏作品。
日本打击乐随着科技和传媒的进步与发展，在近二十年逐渐为中国的音乐界所认识并接受。日本的打击乐在表演方式上更加侧重与宗教仪式性的表演和学术型的交流，所以真正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能够进行参考的资料和作品并不十分多见。近年来，日本的民族打击乐随着民间的文化活动和交流增加也不断进行了充实和发展。
目前关于打击乐的研究文献很少，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有效论文数量只有15篇，在论文方面，打击乐相对处于一个劣势状态，较为系统地对民族打击乐体系的演奏法和技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除去少数的专业院校民族打击乐专业之外并不多见。日本的打击乐专著也多存于日本本土，这也加大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日本打击乐文化研究的难度。且日本的打击乐专著除本身数量稀少之外，目前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翻译和出版。现在只存在少量的侧重关于中日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乐器学的介绍。这说明打击乐学者要对打击乐学科的研究加强力度，并且深度发掘打击乐演奏中的使用技术、技巧和打击乐创作中的特征和特性。
二、中日民族打击乐的异同点
中国民族打击乐和日本民族打击乐都使用了木制的结构，并在两侧蒙上鼓皮，鼓皮用金属固定或者铁圈或绳索进行固定。演奏的时候使用鼓棒敲击鼓面，使鼓内的空气产生震动发生。虽然在之后的乐器演变过程中，中国和日本的鼓在外观上有着一定上的差异，但是在乐器构造的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形成这一共同点的原因是缘于中国与日本的音乐文化都受到东亚大陆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加入了自身的本土文化特色，但是这一演化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乐器基本形制上的改变，使之在今日相比而言依旧保留了共同的风格特点。
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表现出了它的丰富性、形象的多样性和音乐色彩的变化性。以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为例，就有《丰收锣鼓》、《渔舟凯歌》、《金蛇狂舞》、《滚核桃》等著名打击乐作品；表现动物题材的作品有：《龙腾虎跃》、《老虎磨牙》、《鸭子拌嘴》、《老鼠娶亲》等；表现战争场面的作品有：《秦王破阵乐》、《赤壁战鼓》等；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有《五彩云霞》、《黄河激浪》、《夜深沉》等。从这些中国打击乐作品的创作题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更加的宽泛，其创作的对象和欣赏作品的对象也更加的多样。这使得中国打击乐表现音乐形象时更加的灵活和富有色彩感。
日本的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著名的日本打击乐作品有：《L雷》、《wo三段がえし》、《勇x》。这些打击乐作品更多的加入了神道的风格色彩，并加以演绎。这种表演风格的一贯性使得日本打击乐更加忠于传统中宗教色彩浓厚、仪式感很强的风格。但由于这种一贯性，在一些程度上也限制了日本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中国打击乐在曲目的创作题材中表现出了灵活、广泛的特色。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每逢节庆或婚丧嫁娶时，喜庆锣鼓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众多的打击乐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以表现日常生活的、表现动物的、表现战争场面的、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日本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两国打击乐的音乐创作上各有特色，都能够反映出本国的音乐特色和音乐文化，这两种具有特质的音乐体裁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
中日两国的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存在着一些相同点。两者都是使用木质的鼓槌敲击鼓面进行演奏，保留了这一单一材质的使用方法。在演奏中，都是通过强弱变化、技巧变化、速度缓急、乐队配合来完成音乐作品。但是，两国的打击乐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中国打击乐更注重的的通过敲击鼓面使鼓本身发出的音色产生的变化，结合击鼓心、刮鼓钉、鼓边轻奏、重音等演奏技巧来表现音乐形象。通过对日本打击乐作品的欣赏与分析，日本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则比较单一，太鼓的演奏重点并不是对于太鼓乐器本身发声的变化，而是强调了在演奏动作上的夸张以及和音乐节奏、其它乐器的配合上。
中国打击乐侧重的是更多的与其他打击乐乐器或者其它声部、乐器种类的配合，多有民乐合奏作品能够体现，例如《月儿高》、《红楼梦组曲》、《庆典序曲》等。既能够独立针对一种鼓乐器创作、演奏音乐作品，而且还能够和其他管弦类乐器进行配合。而日本打击乐则侧重不同的鼓来进行表演，很少加入其它乐器，并且其中单独使用一种鼓乐器并不能完成一首作品的演奏，必须借助其他鼓乐器才能够完成。
参考文献：
[1]. 李民雄；《中国打击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年6月
[2]. 《日本の唤y音S》；world music library 1990
[3]. 《民族音乐概论》（中央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新编，1963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将打击乐器分为五大类；鼓类、锣类、钹类、板梆类、其它类.
[4]. 赵民主编；《中国乐器》（1991年现代出版社），将打击乐器分为二大类；体鸣乐器、膜鸣乐器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254
关键词：公共选修课；日本文化；教学方法
大学教育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四部分组成。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重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之具有一技之长，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设的，拓宽学生视野，促进文理渗透和学科交叉，使学生一专多能。
本学期，笔者根据湖北经济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增开各类公选课以满足学生不同兴趣要求和拓宽学生知识面这一要求，开设了“日本文化概况”这一公选课。笔者结合本课程备课、讲课中的亲身体验，就作为公选课的日本文化课程在教材和话题的选择、课堂教学的实施等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教材的选择和处理
“日本文化概况”一般是日语系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到了这个阶段，日语专业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年的曰语，对曰语和日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现有“日本文化概况”的教材几乎都是为曰语专业学生开发设计的。作为公选课的“日本文化概况”则不同，由于我校并未开设日语专业，选课的学生全都来自全校各个院系，选课理由是似乎对日本文化有点兴趣。这些面向专业学生的教材虽然内容系统，体系严密，但由于大部分教材图片太少，对于非日语专业的公选课学生来说很难听懂。经过权衡，最终笔者并未在公选课上让学生统一购买某一教材，而是列出一个推荐阅读书目，让感兴趣的学生自行去图书馆借阅。每次上课的提纲上传到为公选课准备的邮箱，学生课后复习时自行下载即可。
二、话题的选择
“日本文化概况”作为日语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一般会开设一学年。公选课只能开设一个学期，学时仅为32学时，非常有限。而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通常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短短的32个学时内要想将所有方面的内容囊括是不现实的。所以备课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就是话题的选择――到底该讲些什么？
通过翻阅教材，笔者认为日本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首先还是应涵盖日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使学生对日本有基本了解。因此选择了两讲一“图说日本简史”及“跟着照片去日本旅行”。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铃木孝夫指出：普通人觉察到的所谓文化的差异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多停留在具体的现象中，称其为“显在文化”，主要指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等。笔者通过“日本料理”“日本人的”及“日本的传统节日”等专题为学生介绍这些“显在文化”。铃木孝夫同时也指出：与“显在文化”相对，把眼睛看不到的，仅从表面很难发现的文化称为“潜在文化”，主要指思维方式、价值观、行动样式等。“潜在文化”才是理解跨文化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日本文化课程也应重视“潜在文化”的教学，通过“日本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国民性”及“日本人的礼仪”等专题为学生介绍这些“潜在文化”。
此外，笔者和选修“曰语”公选课的学生进行交流，让学生选择了一些他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如“日本动漫的发展史与现状”“日本的爱猫情结”等。最终，确定了15个话题，每次课即2个学时讲一个话题，共30学时。最后2学时作为复习及答疑时间。考核方式采取提交课程论文这一形式。
三、课堂教学的实施
首先，在教学手段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除了PPT的讲解外，色彩鲜明的图片更具说服力，且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弥补文字的缺憾。通过节选日本纪录片和电视剧的片段制成的小视频，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日本生活场景，让学生对日本文化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介绍宫崎骏动漫作品的同时，让学生倾听一些经典配乐，也可以培养学生对艺术的欣赏能力。
其次，在教学方法方面，应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1.横向启发法
在地理教学中可以采用横向启发法。即一方面着重于地理知识的介绍，另一方面注意适当地把课堂教学内容引申开来，结合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组织有关内容的最新资料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思考。
2.纵向排列法
在日本历史这部分教学中可以采用纵向排列法。由于日本概况课中对于日本历史的授课时间极为有限，所以抓重点就成为最主要的课题。有关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料非常丰富，为了避免单纯灌输给学生过于支离破碎的表象知识，就必须要求教师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取舍，着重于沿时间轴顺序对各个时期的历史变迁进行连续性的整体归纳。
3.对比法
上文提过的“潜在文化”是跨文化理解的关键，而属于“潜在文化”的思考方式、行动意识、价值观念等很难用图片、文字描绘。只有放在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才能凸显。如果只是单纯地介绍日本文化的某些特点，而不把其与中国文化的特点进行对比性的讲解，或者是仅仅停留在讲解阶段，会导致学生忽略掉冲突背后可能蕴含的民族心理的差异，不利于学生正确理解日本文化。
四、教师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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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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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本论文首先探究日语词"物Z"的由来，然后对汉语词"物语"的词性、用法及新词义进行调查，由此分析该词作为外来词对汉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该词在汉语中产生新词义的原因等问题。
关键词：物语；外来词；意义；用法
随着日本的物语文学传入中国，此类文学作品的名称以及“物语”这个词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晓。例如《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汉语里原本并没有“物语”这个词。现代汉语中的“物语”一词是借用自日语“物Z（ものがたり）”的一个新词。该词目前在几本汉语的新词辞典中已有收录，此外还被正式收录进汉语的《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该词不仅被日本人频繁地使用，如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能经常见到。
首先，笔者对日语词“物Z（ものがたり）”进行了考察。从词性上看，“物Z”在日语中属于名词，为训读的汉语词。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语辞典《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对“物Z”的解释如下：
①谈论各种话题。互相交谈。东拉西扯地聊天。也指谈论的内容。
②就某一特定事情的全部经过进行述说。也指述说的内容。
③日本文学形态之一。以作者的见闻或想象为根据，以向人讲述的形式叙述人物或事件的散文文学作品。狭义上指平安时代的虚构故事及以和歌为中心的短篇故事集，也包括镰仓、南北朝时代的模仿作品。广义上也指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战争故事等。虚构故事分为传奇故事、写实故事等。
④净琉璃、歌舞伎中，历史剧的主角讲述过去的事件、回忆、谈论心境的部分。也指演出的内容。
⑤近代文学中，相对于诺贝尔小说而言，指称有连贯情节的故事。另外多以“就……进行叙述”的意思附在标题后。
从现代日语的角度来说，“物Z”现在主要是以“日本文学形态之一”、“近代文学中，相对于诺贝尔小说而言，指称有连贯情节的故事”、“东拉西扯地聊天”的意思，作为名词使用。
不用说，像“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物语文学作品的标题已是广为人知的固有名词。如今，“物语”这种文学体裁在现代文学中也常被日本作家使用。例如《远野物语》、《巷说百物语》、《三十年物语》等。并且，该词在影视剧、动漫游戏和电视节目等领域也被广泛地用作标题。例如电影《四月物语》、《下妻物语》，电视剧《世界奇妙物语》、动画《彩云国物语》、漫画《山田太郎物语》（国内译为“贫穷贵公子”）、电脑游戏《牧场物语》、电视节目《Great Mother物语》（2001年4月至2007年3月由朝日电视台播出的记录节目）等。
“物语”二字都是汉语汉字，因此中国人一看就能读出其汉语发音“wù yǔ”。若只看字面，一定有不少中国年轻人误以为这个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从由来看，“物”和“语”二字都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汉字，其字源可分别在中国的汉字词典中查到。然而，这两个字组合成“物语”这个词后，在2000年以前出版的汉语辞典和汉语古典中几乎找不到，由此可判断“物语”是汉语中的新词。
而该词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得追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交流是以日本学习和仿效中国为趋势的，二十世纪以前，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翻译的日本书籍是凤毛麟角。而以中国在中战败为契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大量中国人赴日留学，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籍成为热潮，中国开始反过来学习日本。最早被派遣赴日的中国人（清政府最早派遣赴日使节是1877年）所写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物语”一词。
《日本杂事诗》（1879年 黄遵宪）
“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
虽然这些文献中出现了“物语”，但是并未对其做出任何解释说明。由于难以找到更早的资料，因此无法探究“物语”一词进入中国的具体时期，在此只能暂且推断为十九世纪末。
接着再来看看现代汉语中的“物语”。《辞海》中将“物语”定义为：日本文学体裁之一。“物语”意即故事，由口头说唱发展为文字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物语主要指自平安时代（794-1192）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传奇小说以及歌式小说、恋爱小说、历史小说、战记小说等。最著名的有《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平家物语》等。
日本物语文学作品的汉译版中也有一些关于“物语”的解释。例如，《源氏物语》汉译版中写道：“日文物语一词，意思就是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一种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即公元十世纪初）。它在日本本国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这些物语，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过渡的一种文学形式。” （叶渭渠 1980年）
“物语”这个外来词虽已不是新词，但其传入中国后被使用的不多，所以对中国人而言仍存在新鲜感。并且，其作为外来词所具有的一种时尚感吸引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使用范围也迅速扩大。
“物语”被频繁使用的同时，其用法和意义也出现了多样化。现代汉语中的“物语”是名词，通常与其他汉语名词结合，构成复合名词来使用。例如，用作书名和小说名的“青春物语”、“穗子物语”、“藏地物语”、“风姿物语”等；用作电视节目和报纸专栏名称的“黄金物语”、“岭南物语”（《岭南文化时报》）等；用作店名的“丝丝物语”、“茶物语”、“甜心物语”等。此外还有“森林物语”、“明星物语”、“鲜花物语”、“星座物语”、“职场物语”、“咖啡物语”、“成长物语”等等，不胜枚举。
商钟岚在论文《“物语”小议》中将现代汉语中的“物语”的词义归纳为：①故事、传说。②情怀、感想。③法则、规律、总结。④对事物、人物的介绍。除了①的解释，其他都是“物语”进入汉语后衍伸、发展出的新词义。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人们从认识、接受外来文化逐步转变为自主地去寻求并积极地运用外来文化。正所谓“入乡随俗”，“物语”进入中国后经过长年累月，其词义也趋于汉化，与汉语环境相融合。外来词“物语”是以汉字的形式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在视觉上对其有亲切感，因此即便不了解其原本的词义，也能从字面上加入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并将其作为一种时尚来使用。这也体现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追求新鲜事物的意识及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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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辞海（下）》（1999年版普及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
[5]《源氏物语（上）》丰子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关键词 宁王朱权 研究 综述
朱权（1378- 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十一年（1391年）封于大宁，此时少年封藩、驰骋沙场，封号“宁王”；靖难之役，遭遇燕王朱棣劫持，骗其功后“中分天下”；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此后中年韬晦、托志举谥号“献王”，世称“宁献王”。贵胄的出生、传奇的经历虽然让人惊叹，但却难以令其名垂青史。他的一生以著述为务，或亲自撰写，或精心组织，编撰的著作多达一百三十多种，涉及的范围囊括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戏剧、医学、农学、兵法、历算、杂艺等方方面面。其著述之丰、涉及之广，不仅当为明代藩王之冠，亦可当为历代文人之绝，清初大家钱谦益“古今著述之富，无逾王者”之言，四百年之前毫不为奇，四百年之后亦不为过。故而，关于明代藩王文化的研究，朱权自当是绝无绕开之可能，关于明清私家著述的研究，朱权也应是其中之重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朱权之研究，专著已有两部，论文已有50余篇，虽不能言之甚多，但也为数不少。
一、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主要是史事的考证和著述的考据两类。
有关朱权史事的考证，程明、刘茜的《朱权事迹及宁王家族统治》依据出土的《宁王圹志》与存世的地上文献之比较研究，考察了朱权的王子序位、生平事迹，介绍了朱权后代的统治概况[1]；于默颖、薄音湖的《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考察了宁王封号的来源及其与瓦剌三王的关系[2]。
有关于朱权著述的考据，杜泽逊的《明宁献王朱权刻本及其他》对朱权刻本《文章欧冶》的“序”和存世版本进行了详细考证[3]；冯燕群的《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对《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份进行了细致考证，并对朱权鄙弃佛家、忽视朱有墩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4]；叶明花、蒋力生的《宁王朱权著述考》[5]、《宁王朱权著作分类述录》[6]对朱权所有编纂著作的基本概况、数量、存世版本及馆藏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类。
二、关于朱权的戏剧学研究
在众多研究朱权的学者之中，最有成就者当推姚品文，《朱权研究》和《宁王朱权》即是他的大作，也是的有的两部关于朱权研究的专著，还有与此相关的多篇论文。《朱权研究》1993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实为朱权研究的开山之作；十年之后，姚品文以该书为基础，广泛收罗资料，详细加以修订，易名为《宁王朱权》，成为目前朱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朱权评传”，对朱权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第二卷为“朱权著作述录”，对朱权的曲学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评述；第三卷为“史料资料辑录”，包括朱权生平史料、朱权著作述录和朱权作品选录三个部分。此书对于朱权虽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全书的灵魂实为第二卷“”，全书的重点是在朱权的戏剧成就，对于朱权的评价亦从戏剧学或文学的角度出发[7]。
正因如此，自姚品文《宁王朱权》出世之后，朱权的戏剧学成就得到学界许多学者的肯定和呼应。在这之前，姚品文说：“发现数百年来学界对他的情况关注的人不多，文章只有夏写时先生的《朱权评传》、洛地先生的《写作年代疑》等有限的几篇”[8]；在这之后，关于朱权戏剧成就、戏剧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笙般迸发，如万伟成的《朱权的戏剧学体系及其评价》[9]、《继承与新构：朱权的元曲学贡献》[10]，敬晓庆的《朱权“良家子弟”戏统绪史料钩沉》[11]，闵永军的《论朱权的曲学观》[12]，徐子方的《戏曲与古琴的生命互动――论朱权及其“二谱”》[13]等等，或是探讨了朱权的戏剧理论，或是分析了朱权的戏剧观念形成之因，或是评价了朱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徐冠华的硕士论文《初探》，虽然也是从戏剧学、音乐史的角度对朱权的《神奇秘谱》进行分析和阐释，但他从《神奇秘谱》的曲目内容着手，分析了占极大篇幅的道家题材的琴曲思想，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隐居与道游之主题，进而重点阐述了道家思想对朱权古琴音乐的影响和渗透。换而言之，他已然注意到朱权的戏剧与道教之关系，对于朱权道教成就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关于朱权的医药学研究
对于朱权的研究，除了在戏剧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之外，在中医学方面亦是有所进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叶明花的博士论文《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在姚品文关于朱权生平和著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医学角度出发，对朱权存世的医药养生著作（《活人心法》、《寿域神方》、《乾坤生意》、《神隐》、《救命索》）、刊刻的医药著作（《神应经》、《十药神书》、《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和散佚医药著作（《运化玄枢》、《庚辛玉册》、《乾坤生意秘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对朱权的养生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对朱权的医药著作、养生思想与朱权的崇道之关系进行了重点阐述，可谓是现今关于朱权的中医方面最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与此相关，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医药养生著作考述》[14]、《朱权刊刻考辨》[15]、《朱权考辨》[16]，或是总体考辨了朱权所著十四种医药养生著作的成书年代、主要内容、版本流传及存世情况，或是分别考辩了朱权的两本主要医药养生著作――《神应经》、《庚辛玉册》；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神隐养生观阐论》[17]、《朱权中和养生观阐论》[18]分别探讨了朱权养生思想中的神隐养生观和中和养生观，这些论文实为叶明华博士论文的补充和说明。另外，早年华蓓苓的《博而有统的中医卫生学专著》指出考证了该书确为朱权所作，探讨了该书所蕴含的养生思想，指出其主要来源于老庄道家[19]。道教与中医，自其起源之初与发展之中就有不可割裂之关系，因此，以上这些研究虽是从中医学角度出发，但实已牵涉道教之研究。
四、关于朱权成就的其他研究
除以上从戏剧学和医药学角度对宁王朱权展开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虽非全面而周到，但也各有独特之处，此类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宁王之事迹及成就展开探讨，对于开展宁王的深入研究及其相关的拓展研究具有不可或缺之借鉴作用。
对于朱权道教成就的研究，目前，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四篇论文。一是何丙郁的《：中国炼丹术在历史上的最后一部巨著》，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朱权的生平概况，第二部分考证了《庚辛玉册》的源流、分部、卷数、品数和他书引录等情况，第三部分载录了从《本草纲目》等著作中辑复的33个药物片段，第四部分探讨了《庚辛玉册》的药物分类法、涉及到的药物自然变化和将药物作为金属元素含量的指示器和作为探矿的标志。[20]二是曾召南的《试论明宁献王朱权的道教思想》，作者认为建文元年之朱棣袭取其封国大宁、建文四年之改封南昌和永乐元年之被告诽谤巫蛊三事，是促成朱权信仰道教的根本动因，并对朱权道教思想中的道论、摄养论和隐逸论作了详细剖析[21]。三是魏佐国的《朱权崇道刍议》论述了朱权崇道的表现―― 热衷玄修、著述道书、生前建坟， 分析了朱权崇道的原因――明代道教政策的驱使、地理环境的影响、避祸自保的需要、道教理论的诱惑，探讨了朱权崇道的特点――正一道与净明道共崇、潜心修道与道教理论并进、迷恋道教与人世追求同在[22]。四是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内丹思想初探》，该文考证了《救命索》的版本情况；概括了《救命索》的主要内容，即人身造化、丹道宗源、初阶小乘、性宗、命宗大乘、实跻圣地、炼己七个部分；探讨了《救命索》内丹思想的特点，主要是天人一物、体与道合，性命兼备、形神俱妙，初阶小乘、循序渐进。[23]
还有关于朱权茶道的研究。周文棠的《日本茶道溯源―朱权茶道》通过对日本茶道和朱权茶道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茶道是朱权茶道的简化与继承[24]；陈挥的《“朱权茶道”述评》认为朱权茶道的精神实质实为一种以强烈的债世嫉俗为主调的遁世托道之孤芳自赏[25]；朱海燕、王秀萍、刘仲华的《朱权的“清逸”审美思想》认为朱权《茶谱》中所蕴含的“清逸”的审美思想是对“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弘扬，所描写的茶事活动倾注了文人雅士在逆境中以茶道体悟生命意义的人生智慧[26]；袁名泽的《朱权农学思想考论》更是将对对朱权的医学研究、茶道研究扩展以至农学研究[27]。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朱权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多达20余篇，论文数量几近占据整个朱权研究的一半之多，如姚品文潜心十年，先后两部巨著、多篇论文，不仅对朱权戏剧学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开展朱权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虽然不多，研究学者也是甚少，但是不乏精品之作，叶明花的《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资料之翔实、考证之充分在众多博士论文实属少见；另外，还有一些论文角度独特、思维广阔，颇有启发意义。但是，从总体而言，有关朱权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朱权其人的研究不可不谓已多、已深，而对于其世的研究却是至今尚无。例如目前成就最大的《宁王朱权》，该书作者对于“生存状态”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生平经历”而已，而对于更为深层的历史环境没有涉及。对于朱权的研究，不仅要知其人，而且要论其世，要深入朱权当时的环境，使读者仿佛置身其间，见其种种议论，看其种种活动，如此，才不会是高悬理论、空谈思想。
第二，研究重点的偏离。无论是自《明史・诸王传》《献征录・宁献王权传》、《罪惟录・宁献王权》等史籍对于朱权尤好道术的定位来看，还是从朱权的过半崇道人生和众多道教著述而言，道教信仰才是朱权人生的主旨和归宿，戏剧只是他日常闲暇的娱乐，医药只是其道教养生的衍生。现今，对于朱权的研究，从戏剧学角度出发的已占大半，从中医学角度思考的亦有不少，然而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寥寥几篇，只是片面论断、浅尝辄止，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深层背景、文本解读、原因探讨、思想内容、特点阐述、历史地位等等。
第三，研究视野的狭隘。对于朱权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朱权本人及在世，没有扩展到其他藩王和道人，没能联系到之生前及逝后。明代皇帝、藩王好道之甚，何至朱权一人，可以明代皇室与道教之关系作一类型分析；明代藩王戏剧等文学之作甚多，然而宁王却有独特之点，可将朱权与其他典型藩王作一比较研究；明代道教进入衰落阶段，道教世俗化倾向甚深，可将朱权之道教信仰、道教著述与前代道人作一比较分析。
第四，研究方法的欠缺。深入研究朱权的本质，既可采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可借鉴马克思・韦伯的阶层分析学说，既可展开朱权文本如何构建思想的精英化解读，也可进行朱权文本如何影响大众的世俗化分析，还可借鉴西方流行的各种批判理论。目前研究朱权的不少论著，或是，或是，明显缺乏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导致理论拓展不深、学术价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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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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