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5 06:44: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博士考察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这一次斯文赫定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至上海的空中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查。中国西部对赫定来讲并不陌生，他自1890年第一次进入中国西部，曾前后四次在那里探险近十年的时间。赫定这次要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像以往考查一样，带队进入中国西部的大漠。
然而赫定没有想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和的洗礼，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赫定的考查活动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抵制。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个协定曾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是现代中国学者公认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1927年5月9日，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中方团长徐旭生共同率队，自西直门火车站离京前往包头，开始了首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
赴美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干部培训考察报告
为了学习、借鉴美国农业推广方面的经验，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干部工作水平，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持续发展。经农业部和国家外专局批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派出以梁志杰同志为团长，江西、上海、贵州、湖北、山西、天津、湖南等省市和辽宁省大连市、锦州市、四川省双流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干部培训考察团一共14人，于1995年11月4日至12月2日执行赴美国培训考察任务。
一
培训考察团由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S．U)农业及自然资源学院负责接待。密西根州立大学成立于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根据赠地法成立的州立(公立)大学。学校位于密西根州首府──兰辛市，规模宏大，景色秀丽，下设14个学院，共有4000多名教员，设有200多门专业学科。在校注册学生4．1万人。其中本科生3．2万人，研究生9060人，外国留学生近3000人，来自1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留学生900人。学校总面积21．2平方公里，校园占地8．5平方公里，试验农场和农业教学、科研基地12．7平方公里。农业和自然资源学院为大学里历史最为悠久、师资力量最强的学院，在全美属于最好的十大农学院之一，作为典型的赠地法案学院，农学院实行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体制，负责全州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州政府不再设立科研和推广机构。美国所有州都实行这种体制。在行政管理上，农学院分为四大部门：即主管教学的学术和学生事业部，主管科研的农业试验站，主管推广的州立大学农业技术推广站和主管国际交流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具体负责这次培训考察活动的是学校国际农业研究所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在20多天的培训考察工作中，全团受到美方的热情接待，密西根州立大学副校长、农学院院长Fred·Poston博士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整个培训考察日程紧凑，工作紧张，组织有序，内容丰富，方式活泼。代表团先后听取了学校二十多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农业推广专家、教授的讲课和情况介绍，访问了拜伊(Bay)县、埃力那克(Arenac)县、麦森(Mason)县等三个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站，考察了11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4个农产品加工厂，一个生产资料公司，二个职业中学，二个农产品收购站，一个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参加了埃力那克县农场主协会主席举行的情况报告会，走访了9个美国人家庭，其中：农场主家庭5个，大学教授家庭2个，中学教师家庭1个，推广站长家庭1个。应美方邀请代表团向有关专家、教授和部分外国留学生介绍了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取得的成绩等情况，就有关问题与美方朋友进行了研究、探讨，得到美方好评。本次培训考察，内容涉及美国农业立法的沿革，推广经费预算与使用，赠地大学体系，农业推广理论和原则，农业推广体制、管理、项目计划和评估，农业推广手段和方法，农业发展政策，现代通讯技术信息传播设施在农业上的应用，及美国朋友的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同志们认为，本次培训考察收获不小，对美国特别是密西根州的农业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现状，发展趋势，有了一定的了解，达到了预期目的。
二
美国是当今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介绍现有人口2．6亿，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仅占2％左右，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农产品可满足128个人的生活要求。
密西根州位于美国的东北部与加拿大隔湖相望，气候条件和我国东北近似，是全美玉米、奶牛(牛奶)的主要生产区，全州现有人口940万，面积17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务农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农业生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主，农场规模越来越大。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从发展趋势看，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全州前几年有5．2万个家庭农场，现在下降到5万个。家庭农场分两种类型，一种为专业性农场，一种为兼业性农场。中等专业性农场一般耕种2000?000亩地。无论专业性农场还是兼业性农场，都以自己耕种为主，农忙时雇请部分临时工，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
(二)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耕地、播种、施肥、喷药、收刈、脱粒、加工、运输、精选、烘干、贮存、畜牧业上料、挤奶、消除栏圈全部实行机械化。我们参观的一些农场主无不拥有多种机械，这些机械性能良好，用途广泛，有的可以一机多用，如种植机械从整地、播种、施肥、喷药和收刈、脱粒、秸秆粉碎可一次完成。农产品加工，只要一按电钮全部自动完成，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惊人。由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高，规模小一些的农场主大都是主营农业，兼营其它。
(三)商业性意识越来越强。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需求进行，我们访问的农家，大都拥有电脑终端和州立大学农学院及其他信息中心联网，随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州立大学和其它信息提供者只负责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农场主分析，利用信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农场主取决市场自主经营。
(四)社会化服务十分发达。各农场与社会的各涉农部门和商业公司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农场所需的良种、化肥、农药、机械、饲料等生产资料，农产品的运输、销售、贮存，以及其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只需打个电话，有关单位便及时登门服务。
(五)劳动者素质较高。50％左右的农场主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硕士甚至博士毕业生，农民的平均学历达到中专以上。
三
农业的发展与农技推广工作是密切相关的，自1914年美国建立农业合作推广体系以来，农业技术的推广一直促进着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农业科技的进步，而高素质的农场主又对农业推广工作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密西根州立大学农技推广站和全美一样，对农场主的需求及时变换着推广方法、范围等，以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培训和考察，我们认为美国的农业推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紧密结合。美国的农业推广以州立大学为核心，实行教育、科研、推广紧密结合，这种形式是依据美国的法律规定逐步形成的，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摩里尔，赠地学院法》，由国家划出大片土地，在每个州各建立一所赠地学院，为农民培养农业和农机专门人才。1887年颁布《汉奇，农业试验站法》规定在赠地大学建立试验站，开展农业科研。1914年又颁布《史密斯，里沃，合作推广法》，授权赠地学院的农业推广可以得到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合作和支持。上述三个法案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农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它奠定了美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三个法案是一个整体，它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州立大学组织实施，使州立大学逐步成为本州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结合体，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和推广中心。农业推广以州立大学为中心虽然有其历史特殊性，但创造的教学、研究、推广紧密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则有普遍意义。为了保证教学、科研、推广紧密结合，学校采取了以下措施：
1、教师既承担教学任务，又承担科研和推广任务，多数为教学──推广，科研──推广，教学──科研双重任务，或教学──科研──推广三重任务。
2、科研任务来自生产实际，根据推广工作，提出的问题，确定科研项目计划，成果一经确认，即向社会公开，不搞技术垄断。
3、教学、科研人员作推广人员的后盾，负责解决推广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4、对推广人员采取在职和定期离岗进修的办法，更新知识，取得硕士、博士学位。
5、召开教学、科研、推广人员研讨会，共同探讨解决新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二)多种社会力量合作办推广。农业推广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益活动，美国政府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农业推广，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方面合作进行推广工作的机制。一是国家和地方合作办推广。农业部和州、县推广机构各司其职，互相合作，经费由联邦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1995年密西根州立大学推广经费为4000万美元，其中：联邦拨款1000万美元，州政府拨款2000万美元，县政府拨款1000万美元，另外还有特殊推广项目经费和社会各界捐款800万美元。二是政府和社会合作办推广。州县两级推广机构中都设有政府代表，都成立有州立大学、有关部门、专业协会农民代表参加的农业推广顾问委员会(协会)，负责推广工作的项目审定、经费筹集、人事安排和工作评估。三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专职、兼职和志愿人员合作办推广。兼职人员主要在州立大学，他们既搞推广又搞教学、科研，志愿人员主要在县和县以下以推广顾问委员会和参加“四健”(4H)会的人员为主。埃力那克县推广站只有5名专职推广人员，顾问委员会有12名，志愿人员多达几千名，面向群众的推广工作，许多是依靠志愿人员完成的，推广课题是由顾问委员会根据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项目方案由农业教学、推广人员在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联合制定，项目的实施，除推广、科研、教学人员参加外，多种社会力量，包括政府机构、群众团体、大众宣传媒介、涉农企业和一些大型农场主，也积极配合，有的农场主还出钱、出地，带头实施推广项目，承担试验示范任务。
(三)农业推广队伍的素质高。密西根州1994年共有州、县农业推广人员445人，其中州农业推广站150人，县和区域推广站295人。150名州推广专家都是博士、教授，县和区域推广人员中70％为硕士，25％具有博士学位，无论是州推广专家，还是县级推广人员知识面都很宽，学识比较渊博，都会操作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州、县农业推广站，全部实现了办公通讯现代化，所有推广人员都拥有电脑终端，与州立大学及其他信息中心联网，美国能形成这样高科技、高学历层次的农业推广队伍，一是高科技发展迅速，农场主的科技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自身素质差，很难再胜任推广工作。二是州立大学设立了农业推广教育系，在本科毕业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农业推广方面的硕士和博士，形成了培养高级推广人员的教育体系。三是州立大学对推广人员的职位有严格的要求和招聘程序，招聘上岗后试用六年，方可聘为正式推广员，不管什么人，如果不能胜任工作，随时都有被解聘的可能。
(四)农业推广领域广泛，内容丰富。美国的农业推广是全方位、面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只要农村、农业和农民需要的，都是农业推广的领域和任务。工作范畴已远远跳出单纯农业技术本身，涉及整个农业和所在农民的种、养业、流通、农村文化、家庭教育、人际关系、协调指导等诸多方面，以满足农民的高层次需求。农业推广人员涉及和实施的项目分三大类：
1、农业技术和自然资源类：涉及农户利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场利润，开发新的农产品，参予国内外市场竞争，注重食品卫生，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及农民群众的多种需求和心理培训、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咨询等。
2、“四健”青年俱乐部项目。四健是指健康的心、健康的脑，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手，“四健”是为农村开发农村青年资源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村青年提供理论、实践环境，培养他们关心公共事业，实现自我控制，增长知识才干，提高领导、管理能力，试一试、干一干，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3、家政推广项目。家庭是农村发展、生活的基本单位，指导农村家庭生活、消费，健康发展是美国农业推广的重要任务。这类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培训等活动，强化家庭的作用，制止家庭分裂，减少青少年犯罪，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家庭的稳定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项目的主要内容有：(1)进行公共事业、社区活动和法律的培训，教育农民处理好家庭与社区、政府的关系；(2)进行有关食物与营养方面的教育，使其懂得营养和健康、生长发育之间的关系，注意营养、膳食和烹调技术；(3)进行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培训，指导农民搞好家庭保健，改善家庭卫生和设施，爱护公共卫生及设施；(4)帮助农民家庭进行住房需求评估，推荐家庭住房设计式样，提供房屋修膳和管理知识；(5)指导新婚夫妻和青年夫妇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尊敬长辈和抚育好小孩；(6)指导农民搞好家庭预算，用好家庭资金；(7)进行家庭生产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五)推广方式灵活，推广手段先进。农业推广单位都拥有电子计算机、卫星联网电话、电视、录放设备等现代化推广工具，推广人员将各种知识信息输入计算机内，农民需要什么信息只要拨个电话或打开计算机终端就可获取有关答案，十分便捷，我们走访的农户中，大部分都和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统联网，无论是芝加哥的农产品市场价格，还是天气变化情况等，都可做到“秀才不出门，可知天下事”，州立大学除常用的宣传培训设备外，庞大的计算机系统除和各县推广站、农户计算机联网外，还与国内外有关重要部门联网，有关的技术信息可及时交流、传递。州立大学还设有6套电视节目，无线广播电台定期向农民播放农业知识技术和信息，利用卫星远距离教学也在应用中。
美国的农业推广方式，分直接推广、间接推广。直接推广是指推广人员走访到户，面对面帮助农民解决问题；间接推广方法是指借助印刷品、电话、电视、广播、电子邮件等进行推广宣传。目前，运用直接推广方法服务的约占农户数的25％，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大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如小组培训、参观、示范等，必要时还进行个别咨询、个别访问。各种农业推广方法，都体现了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原则，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而且，绝大多数推广项目都是无偿的。
(六)队伍管理严格。在长期实践中，美国的农业推广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
l、农业推广人员由州立大学直接管理，州推广专家由学校聘任，基层推广员由大学下属的州推广站聘任，并发工资，地方政府不干预推广工作。
2、基层推广人员由州立大学负责培训，每人每年回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0天，以更新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3、根据推广人员的特长，分别参加州推广站的推广项目。推广员带着问题回学校与专家教授共同研究，制定方案，再回去组织实施。
4、对推广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估，如不称职，随时辞退。
四
美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农业资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进步发挥巨大作用，它的一些作法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为此，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法律、法规。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需要法律预以保护。我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多年酝酿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农业推广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从推广法颁布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由于法律条文太原则，操作性差，难以落到实处，建议尽快制订《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细则，使法律更加完善，特别是在维护农技推广机构合法权益，国家保障措施等方面要具体、明晰，具有可操作性。
(二)改善农技推广部门的装备，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和经济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信息已成为一项重要财富，谁先得到它，谁就可以取得经济上的主动权。美国农业推广部门把信息传递作为向农民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大的农场主也十分注意收集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他们都装备了先进的信息传播设备，建立了完善的信息传递系统。目前，我国农技推广部门普遍装备落后，信息传递慢，渠道单一，适应不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建议国家增加投入，改善农技推广部门的装备，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广播电视台。我国幅员辽阔，交通不发达，广播电视的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它不受交通便利与否的影响，同时利用广播配以电视，更加形象、生动，适合我国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是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的一种好方法，国家应把它作为科技兴农战略的一件大事来落实。二是逐步建立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应用，促进信息事业的发展。世界发达国都把计算机的普及推广和网络化，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建议国家在“九·五”期间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采取与地方联合投资的办法，在每个省确定若干个地、县农技推广部门，开展计算机网络建设的试点，同时，组织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开展计算机软件开发。争取用一、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国县级以上农技推广机构都用计算机网络起来。三是增加农业科技读物出版发行，使农民比较容易得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三)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分工过细，人员过多，业务素质普遍偏低。可借鉴美国的经验，逐步将推广机构内服务性的专业站(室)向专业公司(肥料公司、药械公司、果品公司等)发展，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逐步向综合性、宏观性方向发展。从重点进行生产技术指导，逐步转向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与评价，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发展。二是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对现有农技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各级政府要增加农业技术培训经费，农业部和人事部门组织制定农技推广机构岗位任职标准，以调动在职科技人员参加学习、培训的积极性。三是继续抓农业内部的“三农”协作。我们认为，“三农”协作重点是省一级，省一级“三农”分属不同的三个系统协作难度大，农业部喊了多年成效不大，建议农业部对几年来“三农”协作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三农”协作的组织形式，协作内容和方式，以及经费开支等做出具体规定，充分调动三家的积极性。
(四)增加农业投入，引导农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农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实现集约化经营，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我国目前实行的，无疑是一种好的制度应长期坚持，但是，在乡镇企业发达，劳力向工业大量转移的地方及东北、西北等耕地面积大的地方，可以根据群众意愿，引导农民把土地向农业大户集中，建立家庭农场，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国家应增加投入为这些家庭农场提供一些中长期(10?0年)的贷款，帮助他们购买生产加工方面的机械设备，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使之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样板。
(五)改革农村教育。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中学教育存在着主要为了升学的偏向，在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上与农村需要脱节，根据我国实际，农村学校应以培养新型农民为主要目标，中、小学在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及对学校的考学率上都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干部培训考察团人员
团长：梁志杰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处长高级农艺师
翻译：聂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副处长高级农艺师
团员：杨庚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高级农艺师
王晓鸿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刘希文上海市综合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副主任推广研究员
高登祥贵州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推广研究员
王银元湖北省农业厅粮油处
处长高级农艺师
姚永久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高级农艺师
康瑞昌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推广研究员
姚振凡天津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推广研究员
江勤友湖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科长高级农艺师
张贵彬辽宁省锦州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高级农艺师
沙世同四川省双流县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农艺师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he quality of engineers in China. Doctor Cui Jun studied o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completed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is paper will expounds and analyses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at Home and Abroad in detail.
关键词： 高等工程；教育；课程
Key words： higher engineering；education；curriculum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5-0267-03
0 引言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对工程和工程师寄予厚望，对工程教育的改革尤为关注。我国是高等工程教育大国，但其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旨在实现从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强国的转变。课程是教育实施的主要载体，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崔军博士对高等工程教育课程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中外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研究》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是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本科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机理与路径研究”之研究成果。
1 研究思路：严谨的工程教育研究
作者从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性和目前我国工程教育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工程教育课程改革应当回归工程实践的论点。首先，阐述了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从“面向工程实践”、“偏离工程实践”到“回归工程实践”的历史演进脉络；然后，考察了美国、英国、丹麦等国家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案例，分析当代国际工程教育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必要性、共同指向与多样途径，为解决我国工程教育课程的“回归”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参照系。作者还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等实证方法，揭示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寻了社会各界的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对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在借鉴国际化、立足本土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工程教育课程重构的方向、机理与路径，从而为我国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借鉴。
该书的研究问题来源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实际问题。作者在研读了大量外文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科学的研究问题并建构了概念模型；秉承实用主义知识观，采取混合并行的研究策略，并根据不同研究问题运用契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调查、访谈等实证法，以及历史、案例、文本、关键事件、战略路径标定等质性方法，体现了定量与定性结合、实证与思辨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发现具有创新性。该书研究对象明确，目标集中，思路清晰，以中外高等工程教育“从何而来”、“现居何处”、“意欲何往”以及“通达之路”为线索，试图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课程改革寻求“一剂良方”，体现了工程教育研究的严谨性特点。
2 历史追溯：工程教育的偏离与回归
对工程教育课程的研究，离不开置身其中的工程教育历史背景。作者采用了历史事件路径法，从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关系的角度，分别对国外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梳理出高等工程教育面向工程实践、偏离工程实践和回归工程实践的发展趋势。作者对工程教育历史演进的研究，厘清了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脉络，探寻了工程教育中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冲突、调适与平衡的过程。该书对中外高等工程教育偏离与回归的论述，历史地展现了国内外高等工程教育的转型和方向。作者发现，我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其偏离与回归工程实践的时间大致滞后于美国；工程观指导工程实践，工程实践影响工程教育，从而影响课程；课程需回应工程观念及工程实践的新特点。作者对史料的分析和理解是准确、深刻的，尤其是对美国、欧洲工程教育早期的研究报告分析为学者们开展工程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 国外现实：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探索
该书紧接着考察现实层面的工程教育课程。作者选择了国际高等工程教育颇具特色的三个案例，分析美国麻省理工大学CDIO课程模式、丹麦奥尔堡大学PBL课程模式、英国伦敦帝国学院ELED课程模式，聚类分析课程改革的目标、课程开发与设计、课程实施与评价、课程特点与改革经验四类要素，以说明影响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因素、必要性、指向性和多样性。
作者发现，不同国家的大学对工程实践的认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工程教育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本质是重新定位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关系；课程强调回归工程实践，并不是削弱学科知识的重要性，而是谋求数学、科学、技术与工程知识的集成。该书对国外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案例的聚类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考察了不同国家大学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这对于论证“回归工程实践”提供了国际比较的有力依据。
4 国内现实：课程偏离工程实践的现状
国外工程教育课程现状对读者理解“回归工程实践”的内涵很有启发。作者以课程要素为分析框架，从静态的课程设计和动态的课程实施两个层面分别考察我国课程的现状。然后，在摸清现状、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揭示问题并分析成因。该书提出，当前我国工程教育课程现状普遍是强调工程科学，弱化工程实践，脱离产业需求，带有工程科学之烙印；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课程目标脱离工业需求，课程结构分离工程能力，课程内容偏离工程实践，学生学习游离中心地位等；问题产生的根源及改革的困境，与工程观、人才观和课程观指导的缺失有关。作者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现状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课程改革的困难及其症结，这些问题正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5 社会诉求：利益相关者对课程的期望
工程教育课程折射出社会各界对工科毕业生所抱的期望，课程改革无法脱离社会环境。仅仅局限在教育系统内部来考察工程教育课程，还不能充分体现工程教育的社会属性。因此，作者遴选工程教育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大四毕业生、工业界企业雇主、工程专业组织、工程教育专家，分别调查不同社会主体对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诉求。然后，从利益相关者各有侧重的意见中寻求内在一致的诉求，以揭示利益相关者对课程改革的期待。
该书对当前社会对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调查，同样说明了高等工程教育课程需要回归工程实践，该部分内容展现了工程教育的本质规定性和价值取向，这是该书最有特色的部分。作者发现，利益相关者对我国工程教育课程偏离工程实践的现状表示不满，对课程培养工程领导力，设计能力，理解工程背景、创新、创业等能力的满意度不高。作者提出，社会对工程师培养质量的期望，更多地通过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来施加影响；这些社会力量可能会助推或阻碍变革，所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课程审议和课程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6 工程范式：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新理念
对工程教育课程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历史、现状、诉求的层面，仍无法消解我国工程教育课程的问题与弊端。因此，作者综合前述研究发现，将研究重心从课程的外部影响因素再次转向课程内部组成要素，探讨我国工程教育课程回归工程实践的方略。
作者认为，课程改革需要现代化理念的指导，这预示着课程价值的转型和范式的转换。从工程哲学的角度审视课程，其理念的更新表现在工程观、人才观和课程观三个层面。课程创新需回应当代工程观及人才观的新特点。我们知道，工程教育具有“教育”和“工程”双重基因，而该著作从“工程”的角度完整地提出了“整体工程观”指导下的“工程范式”的课程理念及其内涵，提出了“工程专业能力”框架，提出了“模块化的课程结构模型”，这对工程教育课程研究而言是较大的理念更新与思路创新。
该书认为，“整体工程观”视工程为复杂生态系统，强调工程所处的人、自然与社会的大背景，强调工程问题解决中技术与非技术要素的平衡，强调工程产品或系统的完整生命周期，强调工程实施的前、中、后全部阶段，在连结、转化与超越中实现工程创新。基于此，作者就课程目标重建、课程内容重组、课程结构优化、学习经验设计、教学模式选择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的重构主张，这些观点具有新意，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工程教育课程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最后指明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走向，应当是回归“整体型”工程实践，着重构建“工程范式”的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知识与能力的协同、技术与非技术的平衡，在时间、空间、深度与宽度中彰显“和合”的课程思想。具体而言，该书归纳了“整体工程观”视野中的工程实践新特征，提出了回归“整体型”工程实践的“工程范式”课程观，完整地阐述了“工程范式”课程重构的哲学基础、基本主张、改革维度、改革模式等观点，并从课程理念的更新、课程目标的重建、课程内容的重组、学习经验的设计、教学模式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工程教育课程重构的策略。这是作者对工程教育课程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观点，是该书在观点和理论上的创新，是该著作最为精华的部分。
纵观本书的内容，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工程教育研究的兴趣和付出的辛勤汗水。作者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百余篇国外工程教育研究成果的文献，对工程实践和工程师职业，对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工程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性，对科学、技术、工程、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大量一手实证调查资料和观点的理解尤为深刻，而这些恰恰是理解工程教育为何独具特质的重要前提。作者对课程理论和原理的专业水准同样较高。例如，该书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著名课程理论专家古德莱德（John Goodlad）提出的五层次的课程分析框架，对课程要素的分析显得从容而又自信。
总之，崔军博士的《中外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研究》专著，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方法科学，论述充分，图文并茂，文笔流畅。该书提出的核心观点和基本主张体现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本质规定性和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的专著，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我们期盼着工程教育的该书对高等教育管理者、高等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教学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傅红涛，高建军，孙宜山.工程教育中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探索[J].现代企业教育，2007（04）.
【关键词】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 印度 FCRA
印度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概况
受宗教传统和英国殖民历史的影响，印度的非政府组织相对比较活跃。据研究，印度处于活跃状态的非政府组织大约有120万个，分布在宗教、社区和社会服务等领域。①印度的法律总体上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并积极予以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促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
在管理体制上，印度首要特点是宽进严管。宪法规定结社自由，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比较简单，可以依据《社团登记法》（1860）等法律注册为社团、公益信托、公司等几种主要类型，也可以在不登记的情况下自主开展活动，注册只是其获取某些资格或优惠条件的前提。但入口宽松的同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资产等方面均有着较为细致的监管制度。
在监管主体上，由于印度是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有着不同的权力界分，在联邦立法的统一原则之下，各邦对非政府组织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和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中央政府选择性地对某些属性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特别监管。如中央政府对于宗教慈善和获取国外捐赠的非政府组织有较严格的法律，涉及外国捐赠的非政府组织则主要由始于1976年的《外国捐赠管理法》（The Foreign Contribution（Regulation）Act，以下简写为FCRA）来监管。
FCRA的立法背景及其变迁
1976年印度引入FCRA的最初目的是确保外国资金不影响印度的政治和选举，尤其防止外国资金资助反政府组织。FCRA对境外资助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限定，要求每一个希望获得境外资助的组织必须再到印度内务部特别注册并每年报送详细的资金获取和使用信息，尤其对外国捐赠实行零报告制度（即未获外国捐赠也要进行零报告）。对于尚未获得FCRA下注册的组织则实行基于特定项目或款项的提前批准制度，即该组织需要申请并通过中央政府提前批准后才可以接收外国捐赠。1984年的法律修订扩展了不能接收境外资金的“政治性组织”概念，并要求接收捐赠的组织提前指定办理捐赠资金流入的银行，并授予政府更多监管这些资金账户的权力。同时，在FCRA下注册的任何非政府组织都不允许出版包含公共新闻或公共评论的报纸和杂志。
FCRA（1976）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紧张关系从来没有间断。如1999年，11家非政府组织在印度下议院竞选期间参加了“地方自治主义之战”的媒体宣传活动，印度内务部认定其为有外国资金支持的政治性活动，向这11家非政府组织发出了严重警告。②可见，这类活动的参与威胁到非政府组织获取外国捐赠的资格。20世纪末，由于政府的财政赤字和投资发展项目减少，外国捐赠资金在印度非政府组织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现由跨国公司操纵的非政府组织，被作为变相的垄断工具为公司服务。二是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导向屈从于项目导向和资本导向。国际资金的进入使得许多非政府组织为了项目（而非宗旨）而存在，更像经营项目的商业组织，而不是社会福祉的倡导者。③因此，尽管一些组织批评印度政府“滥用”FCRA，违背了印度宪法和国际人权法赋予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但新版的FCRA（2010）法案还是赋予中央政府更多决定权来监管外国捐赠资金。④FCRA（2010）是经过三年多的立法程序后于2010年8月获得印度下议院通过并，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新版法案对监管主体、接收捐赠银行账户数量的限制、行政收费项目、审批时间和流程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明确和完善的修正。
FCRA关于涉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核心制度设计
第一，明确外国捐赠及涉外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主体。FCRA明确中央政府在外国捐赠和涉外非政府组织监管中的主体地位。任何希望获得外国捐赠的组织均需要在印度内政部进行特别注册或经过提前批准。同时，FCRA赋予中央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较大的裁量权。不过，根据FCRA下对注册申请材料的要求，地方政府也可能发挥监管作用，因为任何需要获得FCRA下注册或提前批准的组织在向印度内政部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供由了解该组织的地方政府官员出具推荐证明。
第二，对外国资金接收对象和使用领域进行限制。一是明确规定不能接收任何外国捐赠的对象范围。其中，个体对象包括政治候选人、公务人员、媒体从业人员等几大类，组织对象则主要包括政党、媒体和具有政治性的组织。二是限制涉外非政府组织使用外国捐赠资金的领域。外国捐赠资金要求按照捐赠目的来使用，并由中央政府出台具体规定来明确不得投入的政治、商业等活动领域。三是为政府禁止接收外国捐赠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FCRA（2010）第九条规定，对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和、危害公共利益，危害选举和立法公正、危害对外关系，以及危害宗教、民族、区域群体和社区友好关系的任何外国捐赠，中央政府都可以禁止捐赠或要求受赠组织提供详细说明。四是在对“外国捐赠”来源的界定上范围非常宽广，包括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等。但FCRA也将联合国及其特别机构、世界银行等指定的一些国际组织排除在“外国捐赠”来源之外，不受FCRA限制。
第三，设定较为严格的注册与提前批准程序。FCRA首先规定接收外国捐赠的组织必须具备明确的文化、经济、教育或社会规划宗旨。同时，非政府组织在FCRA下注册需提供该组织过去3年来的活动情况报告、银行账户审计报告、注册与免税情况等一系列复杂的申请材料。
第四，以资金账户为抓手来进行实质性监管。对获得注册或提前批准的组织，FCRA规定只能指定一个银行账户来接收外国捐赠，该账户信息在注册程序中即要求上报。同时FCRA要求该组织在指定的期限内向中央政府报告其接收的每项外国捐赠的款项金额、来源、用途以及使用方式。FCRA授权中央政府在怀疑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于任何时间审查某组织的资金记录；规定中央政府在该组织停止运作或不能运转情况下有权指定某相关机构处置剩余的外国捐赠资产。当中央政府有理由怀疑涉外非政府组织违反FCRA时，也可授权相关人员对该组织相关资金账户和记录进行审查。
第五，对违法行为设定较为严格的处罚措施。FCRA下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未经注册和提前批准接收外国捐赠；未按注册提供的账户接收外国捐赠；注册后的非政府组织不提交年度受赠情况报告或零报告等。此外，非政府组织在申请FCRA注册或提前批准中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实情也是违法行为。在违法情况下，FCRA规定担负法律责任的对象包括非政府组织机构法人等。违反FCRA可能面临的处罚根据情节包括：没收和充公所获外国捐赠；处以所使用外国捐赠的5倍罚款；审查和没收相关账户和记录等。
印度经验及其借鉴
印度经验对我国涉外非政府组织监管的立法和实践有以下四点借鉴：
第一，宜在中央层面制定专门法规，为涉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监管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目前境外在华组织的存在形态五花八门，无法统一监管，国内社会组织接受境外资金的情况非常零散、不易掌握。同时，由于涉外非政府组织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应有中央层面的法规以及归口部门来负责监管。
第二，在立法和监管目的上应对涉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和监督管理并重。宜在借鉴印度FCRA基础上，将严加防范、严格监管的目的拓展为促进作用发挥和严格监督管理并重。为真正发挥良好作用的涉外非政府组织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对有潜在特殊商业或政治目的的组织则要严格监管。
第三，借鉴印度以资金账户为抓手，入口监管与过程监管相结合。入口的注册和前置审批制度有利于给予相关组织接收境外资源以合法性，并将相关组织纳入管理视野。但在清晰界定合法领域的基础上，入口程序应更宽松、便捷，而基于资金账户的状态和行为监管应更严格。
第四，以法律为依据，引入社会监督。涉外非政府组织获得的资金具有公益资产性质，同时关系到公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公众对涉外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有监督权。在立法的基础上，应向公众宣传相关法规，定期公开涉外非政府组织报送的资金流入和使用信息，让全社会共同监督涉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贾西津：“印度非营利组织及其法律制度环境考察报告”，《学会》，2007年第4期，第15～24页。
②Sheth， D. L.， & Sethi， H.. The NGO sector in India：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rrent discours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991， 2（2）： pp49-68.
关键词：AACSB；认证流程；国际标准；财会类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8-0075-02
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和要求最为严格的商学院质量认证和评价体系之一。该认证不仅重视量化指标，更重视质量的考核，强调教学、师资、科研、管理等全方位的评估。AACSB商学院或会计项目的成功认证代表着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或会计学高等教育达到世界级水平。本文主要通过对AACSB标准过程和内容的阐释，希望对我国的财会类专业高等教学教学品质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AACSB的认证流程
AACSB认证主要包括四个步骤，会员资格申请（Membership Application）、预认证（Pre Accreditation）、初认证（Initial Accreditation）、保持认证（Maintenance of Accreditation）。
1.会员资格申请。会员资格申请比较简单，申请者只需提交申请学院准许学位授予的文件、教育部的资格鉴定文件、学校和学院的组织机构图以及主要领导的职位和相关的职责描述、学院的合作教育机构列表以及合作项目（双学位、师生交换等）简介、会费及会员申请表等材料就可以了。
2.预认证阶段。预认证阶段一般由申请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一份完备的资格申请书，以便专家同行审查。待AACSB审查后，决定是否接受申请并对其进行资质认定（资质审查通过率50%）。在此过程中，预认证委员会会指派一名资深顾问协助申请院校推进预认证。顾问会定期对申请机构进行访问，指导撰写认证方案和战略方案，并协助学院解决在资格申请书中涉及到的问题，督促其逐步达到认证标准。一旦认证方案通过了预认证委员会的审查，将移交给初认证委员会。
3.初认证。初认证委员会对战略性方案进行反复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申请机构形成一份年度报告书，对认证方案中尚未完成的任务进行陈述。在此期间，顾问将继续与申请机构合作，实施认证方案。在认证考察前两年委任第三方专家评议小组，由小组中的部分成员对认证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督导。在与专家评议小组合作的过程中，申请机构积极准备自评报告，专家评议小组的其他成员审阅自评报告，同时专家会对申请机构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将考察报告包括专家审查意见送给申请机构和初认证委员会，初认证委员会视情况决定批准或暂缓认证资格，最后将初认证委员会的意见呈送给董事会予以审批。初审必须在认证方案得到初认证委员会的认可后的五年内完成。
4.保持认证。AACSB认证为期五年，通过后每年需提交年度报告，推动学院的持续改进。同时，AACSB又建立了“再认可”程序，即已经获得认证的学校，每隔五年仍必须以书面形式向AACSB申请是否能给予“再认可”，同样包括严格的自我评价和同行评价，以促进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增强自身竞争力。
二、AACSB认证标准内容
根据AACSB最新的2013版新标准，AACSB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学院和课程进行审查。
1.战略管理与创新。这一部分的标准，主要考核商学院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使命，并且是否在这一使命的指导下进行各项活动，进而将使命转换为结果并发展战略。这一部分标准要求使命中能够重视包括雇主、校友、教职工等在内的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重视知识创新，并且学院能够明确阐述使命，可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使命，关注持续质量改进。从战略管理目标部分起，AACSB就对管理教育的道德行为提出了要求。AACSB指出，学院必须能够证明设定的使命和愿景始终与每一项标准的核心内容相一致。而核心内容的第一条就是对伦理道德的教育，要求学院须通过学生、教师、行政和专业技术人员来推动对道德伦理行为的倡导和支持（道德伦理行为）。
2.参与者管理（学生、教员、教学管理人员等）。参与者管理包括了AACSB认证标准的6-14条内容。这部分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参与者标准来确保商学院的教育资质，包括教师资源充足，教师能够高质量和积极投入教学，并且能被合理利用和分配；学生积极投入，学院有合理的招生政策和支持体系；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管理层的有效互动。AACSB要求教师作为参与成员，在项目中要做到全程积极教学而非简单完成任务教W。AACSB根据教师的学术情况和职业实践经验，把教师分为4类：学术型从业人员（SP）、教学型从业人员（IP）、学者型学术人员（SA）和实践型学术人员（PA）。其中，SA师资通常指在过去五年里获得博士学位，从事学术科研的教师；PA师资通常指具备SA学历资质，并且也在科研基础上从事与商业管理实践相关的活动。SP师资通常是指具备丰富商业实践经验的、且大量参加学术活动的教师。IP师资通常是指来自业界的、具备丰富专业经验的教师。
3.学习和教学（学习质量保障体系）。为了保障教学品质，AACSB制定了学习保障标准（AOL，Assurance of Learning）。它的实施主要包括4个步骤：根据学院使命制定项目培养目标和目标学习成果；根据培养目标设立各项目的课程图谱，确定预期目标的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收集、分析相关数据信息；根据反馈信息对项目进行调整和改进。AOL的重点在于结果评估和持续改进。
4.学术和职业参与（Engagement）。2013版新标准还专设了第四个新模块：关注学生和教师在学术和职业方面的参与。该模块力求缩小学术和实践的距离，强调商学院教育的真实性，推崇体验式教学方法，例如通过实地考察、实习、参加咨询项目、现场教学、课外活动、课程作业、让学生充分接触活跃的商界人士等方法，使学生感受真实的商业情境。
三、对财会类专业的启示
1.加强财会类专业的创新与特色建设。新标准引入三大核心思想，即创新、影响与参与，并贯穿始终。提升创新能力，突出办学特色，无疑是AACSB的核心和重点之一。对于传统的财会类专业来说，也应该办出特色，吸引学生，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有特色且多样化的会计教育目标，体现个性化的办学理念。例如与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相衔接的财会课程体系，突出行业背景的财会课程特色。
2.加强会计实践教学管理，强化学生动手能力。AACSB尤其强调职业参与性，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学生在真实的商业情境中，提高财会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因而财会类课程应该改变单一的讲授型授课方式，通过采用真实情境模拟、案例分析、小组协作、企业实习、课堂讨论、邀请实务界人士讲座或授课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在教学手段上引入ERP、税务系统、会计电算化软件、审计软件、计算机网络教学等会计实务操作软件，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业界先进技术手段。
在密集的论坛安排中，不少代表都感到分身乏术而不停地穿梭于三个分论坛之间，但有一个人却十分从容地选择着自己感兴趣的报告去听。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廖永忠。“图书馆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也不会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与去年的论坛相比，今年比较新的话题主要有关联数据、语义网、学科服务推送平台等。我比较关注的是关联数据、学科馆员、馆长论坛等内容，所以重点听这些方面的报告。”廖永忠对记者说。
谈起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廖永忠仍然遵循着有选择、有重点的原则，采访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定了位—中小馆，工作原则也定了调—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反复强调，想做的事情很多，在资金和人力都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一些“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不妨先随着廖馆长的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小馆”的基本情况。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包括成都九里校区馆、犀浦校区馆和峨眉校区馆及其他院系分馆、资料室。由于峨眉校区馆相对独立，所以图书馆的主要工作范围就在成都的两个校区内。两个校区的图书馆总面积近4.7万平方米，藏书总量近300万册。目前图书馆共有职工120余人，其中40人为外聘人员。图书馆的管理结构为“五部一室”，即读者服务部、综合管理部、信息服务部、文献建设部、系统与技术部和办公室。
为了支撑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很多大学图书馆除了采购数据库，也会自建一些特色资源库，西南交大也不例外。廖永忠说，他们自建资源库的总体原则是“有用”，而不能“自娱自乐”。如果图书馆只考虑自己对哪方面感兴趣，或是哪个库好建就去做，而建成之后放在那里没人用，只会造成浪费。由于精力有限，所以对于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选择就是“不做”。这样把精力集中在对一些重点学科的服务和支持上，比如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是西南交大的传统和重点学科，他们就优先保障这两个学科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2011年，图书馆完成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中有关轨道交通特色资源建设项目。同时，他们还把精力放在原来比较薄弱但现在需求又较大的地方，比如加大了外文原版图书的购买力度。
数字化的改变和影响
由于主管系统与技术，廖永忠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解和感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给图书馆自身管理带来的改变。目前西南交大图书馆使用的是前些年他们自主研发的图书馆联盟管理系统（BSLC），可彻底解决远距离、大范围、多用户联合作业问题，同时将各成员馆的数据在逻辑上进行严格分割，保障了彼此间数据的独立性和安全性。2009年至2010年，该平台实现了虚拟化管理及远程监控管理，减少了技术人员的人数和工作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解决了原来备份数据无法验证的问题，可即时验证数据的准确性，让技术人员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做些研究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技术。目前系统与技术部门采用“三一三”模式，即三人从事开发工作，一人做维护，三人在数字资源建设岗位工作。未来，BSLC将向全面系统化方向发展，将设备、人员、考核、评估整合在一起，使图书馆的管理由原来的“以人管人”变为“以系统和规章制度管人”。
另一方面就是对读者的影响。数字图书馆表面上看是载体的改变，使文献资源变得具有可复制性，让实体空间变小，但更重要的改变是在用户需求上，图书馆所要做的是采用何种方式让读者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源。至于已经从主角走向边缘化的纸本资源，在廖永忠看来其将来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在延续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满足一种心理需求。所以他认为将来出版业可以走“按需出版、按需定制”的道路。出版商将图书做成电子版放在网络上，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如果有需要，可将整本书或是其中的某个章节点击打印并付费。如果有的读者出于阅读习惯或保存、收藏的需要，可以将多个兴趣点或知识点定制成纸本图书。这样出版商就不必花钱印制大量图书，如果卖不出去还要赔钱，造成浪费。对于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有需要的就维持，如果不需要就要改变，比如图书的借还服务将来就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读者对图书的使用可能会没有借还的概念，想用就拿走，想还就还，下载也行，图书的使用变得“随心所欲”，没有了目前的很多限制。
对于技术的选择，廖永忠的观点是不能站在图书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要更多地站在学校、社会和读者的角度。他说：“技术更新太快了，让人常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一项技术的选择要经历从考察到应用的过程，有时当它投入使用时就可能过时了。所以选择一项技术不能只顾眼前，要考虑它的兼容性、插件式、模块化等问题。”
细分用户做好个性化服务
要想满足读者需求做好服务，廖永忠认为首先要对读者进行细分，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为他们做一些该做的事，基本原则就是“无限细分、特殊保障、集中力量”。比如对于学习型读者，可为他们建立“学习中心”，将与他们学习相关的各种资料的各种形式集中起来，甚至将课程的知识点都提炼出来，供他们检索使用。而对于各级研究型读者，可为他们建设各级“学科推送平台”，并且保证所推送的资料是最新、最齐全的。这种平台应该多层次建设，第一层由图书馆来做，因为图书馆对各种资料，包括网络上的和实验室的资料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第二层以上的就要有相关研究人员来参与。
谈到学科服务，廖永忠说目前比较合适的办法还是“团队”对“团队”，即图书馆组织一个学科团队来针对某个重点学科的科研团队进行深度服务，可以从研究策略到推送平台一步一步去做。同时也可以和各院系共同培养“学科服务秘书”，因为即便图书馆将十分齐全的资料推送给教授，他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去系统地阅读，因此可以让研究生、博士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二次筛选和加工，这些“秘书”有专业深度，图书馆则对其进行信息素养培训，多方合作，一起努力做好学科服务。
呼吁建立“技术联盟”
廖永忠说，现在高校图书馆的联盟多为“文献联盟”，他特别希望能建一个“技术联盟”。他笑言，图书馆总是说要做好学科服务，其实对自己都没有做好学科服务。软件开发、考察报告、战略决策、合作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都极具参考价值，很多事情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完成。
数字化环境对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人员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需要站在未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廖永忠认为，技术人员要想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不落后，首先理念要跟得上，能看到事物的变化和差异，保留对未来需求变化的应变能力。而在有限的条件下，就要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事情去做，有的事情有钱也不做，有的事情没钱也要做，如“移动图书馆”。其次要学会选择适当的技术手段去实现理念，因为技术手段是有生命周期的，如果选择一项处于“儿童期”或“衰老期”的技术来为自己工作，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三就是要做效益评估，也就是要看看和时间赛跑的结果。他说：“虽然大家的起跑线可能不同，但是对于自己投入的资金和精力，要看看到底做了些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信息技术让每个人更多地受制于系统，每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单靠个体发挥的效能很小，所以今后技术协作将是主旋律。”
采访后记：
对廖馆长的采访，时间和地点都是他定的，午餐后，在酒店餐厅门外的一个小休息区，那里有两三套铁制桌椅。之后才觉得这个选择真不错，既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时间，又十分清静便于交流，是几个采访中较为从容的一个。这样记者不由想起了他在选择听报告时的从容。
关键词：专业认证；质量保障；持续改进；职业预备；案例研究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专业认证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和专业教育的适切性。随着我国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构建新形势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专业认证制度构建了一个将职业预备教育与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紧密联系的范式，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专业认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没有单一的质量保障机构，联邦和州政府承担有限、间接的作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认证机构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认证机构通过工作网络使所有高校都接受了某种类型的认证，有效确保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包括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两种类型，两者相互补充。院校认证分区域性认证和全国性认证两类，专业认证并不在所有专业开展，而是在卫生保健、表演艺术、教师教育、建筑、工程、法律等职业性专业开展。通常来说，申请专业认证时高校应已通过所在辖区的区域性认证。
区域性认证是美国院校认证的基本形式，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大学和学院的几个区域性协会的活动，其目的是在大学管理者和高中学校的管理者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就大学学习的必要准备建立统一标准。中北部院校协会率先于1905年对高中学校进行认证，1909年公布了院校认证标准并对高校进行认证。随后，其他协会陆续对高校开展认证工作。美国专业认证的最早发展也在20世纪初期，与区域性认证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但产生的原因却不相同。区域性认证的产生是对大学入校学习准备的关注，而专业认证则产生于对专业领域毕业生质量的关注，即高校如何帮助从业者做好准备。专业认证首先出现在医学领域。1876-1903年，部分医学院了符合约定质量标准的医学院名单，并对成员高校进行实地考察来评价其教育质量。然而，到20世纪初期，领导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一个由从业者而非教育者组成的会员协会创建了医学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Medical Education），1905年制定了医学院的设立标准并对医学院进行分类，1907年基于评估标准和实地考察了通过认可的医学院名单，并规定未认可的医学院的毕业生不得参加美国职业医师考试。专业认证随后出现在法学领域。遵循医学的类似模式，1900年，法W院协会制定了法学教育标准体系。1921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对法学院开展实地考察并了法学院名单。到1930年，牙科、建筑、图书科学、音乐、护理、教师教育、高校商科教育等专业先后开展了实地考察和院校名单等类似认证活动，并逐步建立了行业性的专业认证机构。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专业认证机构迅猛发展，专业认证机构从1951年的22个发展到1982年的47个[1]。这一方面反映了在校生规模的总体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寻求将通过专业认证作为从业资格要求的一部分。到2013年，美国共有71个专业认证机构，每个机构认证的专业数量不等，其中，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的专业最多，高达11866个。专业认证既有专门面向社区学院、职业学院和两年制项目的认证，也有面向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的认证[2]。专业认证具有维护大学自治、调节专业合理性、有效补充院校认证、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实现国际间教育质量互认、充当高等教育与执业注册制度之间的纽带等作用。[3]
二、美国专业认证制度的特点
在美国，认证是一个严格审核高校教育质量的自愿、非政府性过程。院校认证是对高校作为一个整体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估，目的是确保高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可靠的教育质量；专业认证由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对职业性专业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目的是确保毕业生接受良好的职业预备教育。具体来看，美国专业认证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始终关注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专业认证的产生与早期发展，暗示了在专业教育质量保障中实践领域的从业者与培养未来从业者的教育者之间存在的基本矛盾。美国专业认证制度自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从业者而非教育者在专业认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模式，并持续至今。美国专业认证机构为非政府性的行业协会，基于行业标准制定和定期修订认证标准，始终关注专业教育应为毕业生从事该领域的专业工作做好准备；与院校认证的同行评议人员主要由高校校长、教师、熟悉高校组织和管理工作的专家组成不同，专业认证同行评议人员主要由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和教育者组成，人员数量和构成取决于认证专业的规模、复杂性和具体需求，目的是使专业教育及时了解、跟进行业发展变化和需求。根据认证标准和过程，专业认证机构要求专业、认证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定期、持续分析专业发展需求、对从业者的要求、实现教育使命和目标的专业教育的有效性等，认证专业据此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以使毕业生拥有专业领域从业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从而实现培养规格与从业标准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认证专业和高校是专业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认证程序，使每所高校或每个专业在认证评估时得到公平对待。高校和专业是教育质量保障和持续改进的主体，对教育质量负有主要责任。专业认证不是对专业的排名，相反，它在确保所有专业满足统一认证标准的前提下尊重每个专业的独特性。为此，美国专业认证制度综合采用专业自评和同行评议，在尊重认证专业发展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使教育者和从业者建立密切联系，确保专业教育及时跟进行业发展需求和变化。专业自评是认证的起点，是开展同行评议的基础。自评尊重认证专业和所在高校的特点，承认实现卓越教学和良好运行的多样性。同行评议专家由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和教育者组成，通过审核材料和实地考察，从多个角度了解和审查认证专业的发展情况，评价认证专业对认证标准的执行情况，并对专业的持续发展提出改进建议。
（三）持续改进是专业认证的核心
保证高校或专业的教育质量并为质量改进服务，是美国教育认证制度的两大基本目的，也是认证指标体系设计和制定的基本指导思想与出发点。专业认证机构已从早先的把关者转变为引路者，从区分达到规定质量标准的专业教育转变为促进专业的自觉发展和持续提高。认证既是一个过程――通过认证标准评估教育质量并促进其持续提高；同时也是一个条件――通过认证向公众表明认证高校或专业的教育质量达到一定要求并致力于质量改进。持续改进是专业认证的核心，首次认证（initial accreditation）确保认证专业达到或超过公认的最低教育质量，但通过首次认证并不意味着认证专业获得无期限的认证地位，连续认证（continued accreditation）是高校和认证专业当前及今后开展专业认证的主要形式。连续认证在高校和专业营造了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不仅是外部专业认证转化为专业自主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也是专业教育动态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必然要求。
（四）注重学习结果评价对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
注重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价，强调学习结果评价对学生学习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是美国教育认证指标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培养更多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竞争性人才，美国专业认证逐步实现从传统的以输入和过程为中心的“资源模式”或“生产模式”向以学生学习结果为中心的“能力模式”或“绩效模式”的转型[4]。无论院校还是专业认证机构，都将采集学生学习结果的证据作为认证标准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证院校和专业应确保其资源、教育项目和服务，不管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提供，都能促进、帮助学生学习和取得良好成绩。专业教育和质量保障的核心是帮助学生形成所学专业领域所需的知识技能。学生学习结果评价具有目标驱动、基于证据、改进导向的特点，是对教学和学习数量与质量的分析，以检查其与高校的使命和教育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其与高校使命、目标和目的的一致性越高，教育成效就越高，院校和专业也越可能通过认证。[5]
三、案例：美国图书和情报
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认证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认证委员会是美国高等教育认证领域的重要力量，自1924年起就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养开展专业认证工作。目前已对美国、加拿大和波多黎哥59所高校的64个专业开展了认证，其中美国涉及33个州的50所高校。认证委员会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常务委员会之一，具体负责专业认证工作，研究制定认证标准。通过专业认证，认证委员会在图书和情报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提供了一个质量控制方式。作为前提条件，美国图书馆协会要求所有申请专业认证的院校应先通过所属区域性认证机构的认证。全美最有影响的全国性认证组织协调机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HEA），认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委员会是评估图书和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权威机构。毕业于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专业将为学生求职带来较大的优势与灵活性，有助于提高职业流动性，因为该领域许多专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具备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专业的硕士学位。
（一）认证标准以专业使命和目标为核心，尊重各校特点与差异
认证委员会通过一个由教育者、学生、图书和情报专业人士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集体决策过程制定认证标准。认证标准描述了图书和情报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必要特征，在尊重院校和专业改革、试验、创新和特点差异的基础上，确定了图书和情报专业教育的最低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系统规划，课程，教师，学生，管理、经费和资源五个方面（见表1）。认证委员会根据认证标准组织开展认证活动，最终认证决定取决于对专业的整体评价，而不是某一方面。认证标准是指示性的，而非指定性的，认证委员会鼓励认证专业发挥主动作用，建立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机制促进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认证标准中，系统规划指标中的专业使命、专业目标和目的位于核心地位，是图书和情报专业教育的根本和基础，所有的认证支撑材料需确保专业使命和目标的有效实现。认证专业以专业目标和目的为标尺，设计课程、招录学生和聘请教师。通过认证标准分析还可以发现，图书和情报专业认证不仅评价教育过程和资源，还评价专业如何成功运用这些过程和资源来实现诸如专业发展等既定目标。
（二）根据行业发展要求制定图书馆核心能力，注重职业预备教育
“图书和情报”与可记录的情报和知识、有助于情报和知识管理与运用的服务和技术有关，包括情报和知识的创造、交流、识别、选择、获得、组织和分类、储藏与检索、保存、分析、解释、评价、综合、传播以及管理。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包括专业实践和相关研究领域的专业。因此，专业学习经历是图书和情报教育的基础，为确保毕业生能较快适应专业实践和职业需求，认C委员会根据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学会、北美艺术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教育协会、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视觉科学图书馆员协会、医学图书馆协会、音乐图书馆协会、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特殊图书馆协会等专业机构提出的知识和技能要求，制定了《图书馆员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规定认证专业的所有毕业生都应具备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图书馆员核心能力》包括行业基础、信息资源、记载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技术知识与技能、参考与读者服务、研究、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行政与管理8个方面，涉及41个能力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能力指标主要聚焦于专业素养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此外还包括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预算、人力资源发展、管理、领导等行政管理能力，以为毕业生职业生涯的纵深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以自评和同行评议为主要手段，促进认证专业的持续发展
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专业认证强调认证标准背景下的持续自评和评估过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连续认证――认证专业如何维持认证地位。对通过首次认证和连续认证的专业来说，认证周期为7年，每年需递交年度统计数据和中期陈述报告；对有条件性通过认证（conditional accreditation）的专业来说，认证周期为3年，每年需递交年度统计数据和年度进展报告。与首次认证相似，专业自评是连续认证的基础，在自评报告中认证专业应详尽分析专业对认证指标的执行情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制定维持认证地位的计划、持续改进的方案和评估工具。同行评议小组通常由6人组成，认证专家应在实地考察前一年任命，以认证需要为依据，综合考虑专业和实践领域、从业者和教育者相结合、专家的专业认证评议经历、利益冲突、该专业前一次认证的评价等因素确定专家人选。同行评议包括非现场u估和实地考察两种形式，非现场评估在认证专家获得任命后立即启动，包括审阅自评报告的指定章节，向同行评议小组主席提出反馈意见；同行评议小组在实地考察期间充当认证委员会的人，分析自评报告、验证自评报告内容、撰写实地考察报告，认证委员会据此对认证专业做出认证决策。
四、思考与启示
美国是最早开展高等教育认证的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认证制度已成为美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并被市场、政府和学术界广泛接受。美国图书和情报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认证的分析显示，专业认证有效确保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及其持续提升，构建了一个将职业预备教育与教育质量保障紧密联系的范式。提高质量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外部保障机制不全、内部保障作用不强、内外沟通互动不够等问题[6]。构建完善的内部质量监督保障机制，发挥培养单位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当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内容。美国专业认证的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都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和持续提升的重心在高校和专业。虽然行业协会是美国专业认证的开展和组织机构，但质量保障的真正重心在认证专业和院校，专业自评是专业认证的基础。专业认证承认卓越教学的多样性，鼓励各校发挥创造性有效实现专业使命和目标。在我国建立健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强化高校的质量保障主体责任意识和地位，鼓励高校和专业根据办学使命和特色、专业培养目标经常性开展自我评估，将专业使命和目标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主要依据，构建适合本校发展实际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第二，进一步发挥从业者在专业认证中的积极作用，确保专业教育供给侧的人才培养规格及时跟进需求侧的发展变化。为使毕业生接受良好的职业预备教育，美国专业认证机构参照行业标准定期修订认证标准，并根据专业需求委派专业领域的从业者担任同行评议专家开展专业认证工作。2012年，我国启动了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工作，有效推动了专业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美国专业认证制度的经验表明，我国在探索实施专业认证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发挥从业者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人才培养需求分析、标准修订、实践训练等方面，确保专业教育及时跟进行业发展需求和变化，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预备教育。
参考文献：
[1]E Elkhawas. Accreditation in the USA：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EB/OL].http：///images/0012/001292/129295e.pdf，2016-04-07.
[2]AACSB. Understanding AACSB Accreditation[EB/OL].http：//aacsb.edu/accreditation/overview，2016-11-02.
[3]李武军. 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认证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9.
[4]郑莉娟，刘康宁. 基于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认证[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4（4）：15-17，31.
56岁的张连勇是郑州餐饮界名声显赫的大腕。他出身厨师世家，父亲是建国初期有名的“豫菜大师”，张连勇自幼耳濡目染，深得乃父真传，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坐拥千万资产。每天迎来送往，觥筹交错，张连勇的生活热闹而平静。只有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张连勇一直有一块心病，日子越是过得红火越是强烈地折磨着他。
他的心病是女儿。女儿张萍出生时大脑缺氧造成脑瘫，因为当时无钱医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成为一个仅能机械运动的痴呆儿。虽然张萍最终学会了走路，但思维非常迟钝，7岁时才会只言片浯。8岁那年，她又患一种怪病，犯起病来手舞足蹈。为此，张连勇夫妇带着孩子去过无数医院，但每家医院的诊断结果都不同。心理专家说是“精神发育不良导致自残症”，而神经科的医生又说“不属于神经问题”……不同的诊断结果，令一家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多年来，他们给女儿灌过中药，吃过西药，扎过针灸，都无济于事。
俗话说“宁有贼子不养儿子”，20多年过去了张连勇在深深的自责中，健康儿子的出生丝毫没能减轻这种自责。眼看着女儿的病没有治愈的希望，张连勇的想法变了：治不好女儿的病，那就要让她生活得幸福一些。10年当中，仅女儿的家庭教师和保姆，他就换了几十名。有一家人的精心呵护，张萍长得白白胖胖，穿得千干净净，可就是太笨了，一句话一件事教许多遍还记不住，直到20岁才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而且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张萍就会傻笑不止，有时甚至当着客人的面大小便，让人尴尬至极。
“一个大姑娘了，今后可怎么办呀!”张连勇心头的愁云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越聚越浓。
漫漫选婿路
眼看女儿的同龄人个个谈婚论嫁了，张连勇也动了心思：女儿总不能当一辈子老姑娘吧，该给她找个人家了。
在选婿这一问题上，张连勇和妻子有分歧。妻子孙索玲觉得，正常情况下谁也不肯接受一个痴呆女做妻子，能找一个本分的人，愿意委屈自己就行了。张连勇却认为，凭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家业，为女儿选个大学生不会有问题。于是，他常向妻子灌输观点，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贫寒学子那么多，谁不希望通过裙带关系谋个前途门路。作为饭店连锁企业的经营者，张连勇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2000年9月，张连勇注意到一个在自己饭店打工的大学生。他叫刘旭，26岁，小伙子高高瘦瘦的，眉清目秀，戴着一剐深度近视镜。刘旭老家在豫东农村，家境贫闲，父亲早亡，靠哥嫂的资助上学。4年大学中，尽管刘旭节衣缩食，还是欠下不少债。毕业后由于专业不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暂时在饭店打工谋生。小伙子善良、勤奋，总能给饭店提出一些独特合理的建议，张连勇打心眼里喜欢他。
有了“招婿”的想法之后，张连勇试着让刘旭来家中做客。小伙子倒也大大方方，进门后先礼貌地表示感谢，随后灵活地改口称老板夫妇为叔叔、阿姨。张连勇和妻子听得心花怒放。“应该让他常到家中坐坐，这样也好和女儿培养感情!”张连勇对妻子说。“你咋这么糊涂呢，也不看看咱的女儿，能有共同语言?”妻子担心。“你不懂，小刘那么聪明，应该想到，和咱结亲的后果是什么！”张连勇信心十足。
时间长了，刘旭还真成了张家的常客，对张萍也很耐心，甚至多次替保姆照料她。张连勇觉得有戏，随后在经济上给予刘旭更大的资助。这样大概有一年时间，张连勇认为应该把话挑明了，于是安排合适的下属私下去问。谁想这一问，把张连勇弄个大红脸。刘旭的回答是：“不会吧，我……我老家谈了女朋友!”张连勇不甘心，觉得还可以做工作，并许诺如果刘愿意，可以供他读研究生甚至博士。刘旭最后答复：“我很愿意做他的干儿子，跟着他干事业……”
张连勇金钱开道的选婿行动吃了当头一棒。眼见女儿28岁了，张连勇更加着急，他不信找不来一个女婿。2002年春，他又从众多员工中相中一个叫孟磊的小伙子。盂磊26岁，中学毕业，同样是农村人。这一次，张连勇没有再像第一次那样费心费力地培养，他希望一步到位，于是托人捎话问：愿不愿意娶张萍?盂磊愣了半天才问：“张萍到底傻成啥样?”张连勇于是安排他跟女儿接触了一次。回头，孟磊的回答倒也很干脆：“这样吧，如果张老板是真心的，可以谈谈条件!”
张连勇顿时感觉受到侮辱：“谈的是对象，还有什么条件?”他心底对孟磊有了几分不耐烦。“张老板是做大生意的，先给我买一辆奥迪和一套房子，这个不过分吧!”孟磊提出了条件。“真没见过世面，如果有天他发了财，还不先把我女儿一脚踹了!”张连勇的肺都快气炸了。
面对多次碰壁，张连勇还没死心，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将选婿标准一降再降，接二连三为女儿物色了五六个对象，其中有工人、售货员、售楼小伙等，但都没有成功。知情者都议论：张总明显是想给女儿找个终生保姆，谁敢拿婚姻跟他赌!看到女儿终日傻笑，张连勇欲哭无?目：“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咋就找不到一个如意的……”
2003年五一节，张连勇与几个朋友一起就餐，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酩酊大醉后说：“我活得太苦了，对不起闺女呀……”说到伤心处，张连勇痛哭流涕。突然，张连勇将手捶在桌子上，说：“几位帮忙留心一下，谁愿意跟我们家小萍结婚，能对她好一辈子，我拿600万元作陪嫁!”说完，他擦擦眼泪一抱拳：“我没醉，600万元吉利，找个女婿，拜托……”
眼看着幸福在望
“600万元征婿”的消息在圈里不胫而走。家人想方设法劝阻，可张连勇固执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比姐姐小4岁的儿子张凯忍无可忍，说：“这么做必然是个悲剧。”张连勇间言勃然大怒：“你小子是不是担心分家产?你不理解做父母的心情……”父子俩为此事平生第一次闹红了脸。
很快就有人上门“应征”了。郑州某大学有个19岁的二年级学生很认真地给张连勇写了封信，说愿意做女婿，但有个先决条件，在结婚之前，张总的承诺要兑现一部分，即先打来50万元供他读研，另一部分结婚后给。“大学生”还寄来学生证复印件，并信誓旦旦说：“我说话讲信誉，一定会陪您女儿白头到老……”对此张连勇一笑了之。他已经非常清醒：女儿不配找个高学历的人，要找一个诚实可靠、一心过日子的。
2003年国庆过后，公司里一个叫于鹏的打工者走进了张连勇的视野。小伙子高中毕业，31岁，长相也说得过去。于鹏说，因为家里穷，两年前离异。有一次于鹏给张连勇送资料，遇见犯病的张萍躺在地板上发疯，张连勇夫妇和保姆没一点办法。于鹏二活没说走向前去，干净利索地将张萍挟到沙发上，张萍竟然不闹腾了。紧接着，于鹏手脚并用跟张萍嬉闹起来，逗得张萍大笑。这一幕惊得张连勇夫妇目瞪口呆。
张连勇开始对于鹏细心考察，发现于鹏最大的特点是本分。那天张连勇貌似随意地问于鹏：“像你这样打工也不能长久呀，有什么想法没有?”于鹏憨厚地笑笑说：“我是农村人，有口饭吃就知足了!”张连勇心里一动，说：“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这段时间，张萍的心情非常糟糕，我看你有办法，能不能抽时间陪陪她，我给你双倍工钱!”“这是信任我，张萍需要照顾，她又是您女儿，如果您觉得我行，我去就是了!”于鹏一口答应下来。以后每隔三两天，于鹏就到张连勇家中陪陪张萍。也真奇怪，只要和于鹏在一起，张萍就非常安静。“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张连勇常常暗中感慨。
张连勇还特意“检验”了他的人品。那天，张连勇给于鹏一个差事，让他把2万元现金送到洛阳一家连锁庙。于鹏没让老总失望，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个月后，张连勇又给了于鹏5万元蔬菜款，让他送到开封郊县，于鹏又及时而归。“小伙子靠得住，难得!”张连勇夫妇暗中大喜。各种试探过关后，张连勇夫妇亲自向于鹏挑明了良苦用心。于鹏好像很吃惊；“我怎敢高攀明呀!”继而泪眼婆娑起来。“说实话，我母亲就是痴呆，可她也是人，也需要爱，我陪她走到了最后一天……离婚后，我更怀念母亲生命中的简单率真，如果我能和张萍在一起，我一定会用心爱她，照顾她，终生不变心!”于鹏的一席话把张连勇夫妇说得几乎流下泪来。
2004年五一节期间，尊重于鹏婚礼简办的意愿，在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况下，一家人悄悄给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东床”的背影
“婚后”，于鹏和张萍相处得非常默契。于鹏很细心，除尽力照料张萍吃喝拉撒，还能很耐心地陪她散步做游戏，教些小知识。做了老板的上门女婿，于鹏也表现出了极强的进取心，用一周时间学会了开车，一个月时间学会了上网。
治愈了心病，张连勇从此精神焕发，乐得合不拢嘴。妻子却有些忐忑不安，她背后常提醒丈夫：“这个女婿太完美了，会不会有问题呢?”张连勇心里也有点犯疑，叫来于鹏，说：“爸原来许给张萍了陪嫁，一直忙顾不上办这事……”于鹏似乎不知所云，当晚向岳母抱怨：“没想到爸爸是这么世俗的人!”许诺600万元陪嫁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张连勇这下彻底放了心。
2004年8月的一天，于鹏找到了张连勇，小心翼翼地说：“爸，我有点想法不知道是否妥当。我总觉得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能不能自己闯闯?”年轻人想独立很正常，张连勇当时并没在意。半个月后，于鹏将自己的“可行计划”拿了出来。原来，他看好了汽车装饰这个方兴未艾的行业。这份“计划”包括市场考察报告、经营理念，以及店面的选址要求，门面的设计格局，洗车设备的品牌，进货程序等。“计划”实实在在的价值，瞒不过曾在商海搏击多年的张连勇。他又惊又喜，说：“遗憾的是汽车行业我不懂，跨过开饭店的本行我还真不如你，只管大胆出去干，我全力支持……”
9月13日，张连勇在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情况下，独自来到银行，估计了于鹏的计划规模，一次将300万资金打进了他的账户。随后他又电话联系上于鹏，笑着说：“我说了给你们600万元，先兑现我的一半诺言，否则我哪能在朋友面前抬起头啊!”并强凋说这两天就帮他开辟渠道，办理执照。张连勇万万想不到，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于鹏的车在家，人却不见了踪影，打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张连勇觉得有些奇怪，于是让人去找。谁想两天过去了，没有音信；一周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音信。张连勇感觉到了不妙，急忙办妥相关手续去银行查于鹏的账户，结果大吃一惊：账户上的钱已全部划走。
更意外的是，于鹏在公司的档案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做了张连勇几个月“东床快婿”的“于鹏”，根本子虚乌有。
1.1初建时期
日本近代医学的引进始于18世纪后期，而近代教育的建立则是以1872年（民治5年）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学制》为起点，此后于1873年（明治6年）4月文部省颁布了《学制二编追加》，首次对医学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把全国分为8大学区，每个学区都设有大学、中学和小学，同时还设有专门学校，该学校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日本将专门学校定义为由外国教师教授专门学科的高级学校，这些专门学校包括法律、医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业等，所以医学校属于专门学校之列。专门学校直接由文部省管辖［1］，对入学者先进行3年预科教育，然后进行2－4年专门教育，这也是近代日本学制中对医学教育的最早规定。日本近代医学教育是走在其他各学科前列的，医学校算是起步早且教育水平高的一类学校。明治政府在颁布“学制”的时候，在东京、京都、大阪3个大学区，均设置了医学校，后又设置了长崎医学校。1873年对三地的医学校颁布了医学教育方面详细规定的《医制》。1877年4月，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为东京大学，该大学拥有法律、理工、文学、医学4个学部［2］。伴随着近代化发展，日本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疗人才，所以这一时期又发展起了短期速成医学教育，加快了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速度。医学专门学校学程短、教育费用低廉、以培养一般实用医师为目的。因此，医学专门学校在日本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记载，截止到1879年（明治12年），日本有医学校46所，占专门学校总数的38﹪，学生人数达2933人，占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48﹪［1］。
1.2发展时期
1879年（明治12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对早前“学制”的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通过这次改革使教育办学更为民主化、自由化。在该学制中明确规定，大学是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专业的学校，并将医学校归为大学之列。但是，日本于1885年再次修订为“专门学校是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农业、商业和工业等各科学问的学校”，又将医学重新归入专门学校教育之列。这一时期政府政令多变。加之，财政困难，专门学校雇用外国教师费用高，学生人数少，学时长，每个学生的平圴教育费用极高。因此，政府将专门学校合并。由于专门学校中的大部分是医学校，所以很多医学校在这一时期被取消。另外，出于对急需人才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专门学校培养模式也向简易速成教育转变，如1880年4月东京大学医学部设立了为期3年的别科医学（短期医学）。为了促进专门学校制度的完善，明治政府建立了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制度。1879年2月公布了《新医师考试规则》，以提高职业资格考试水平。1882年（明治15年）5月，制定了《医学校通则》规定，医学校分为甲、乙两类，甲种医学校学生必须修业年限在4年以上，设置了“可以临床实践的医院”，配备“至少3名在东京大学学习并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的教员。乙种学校是“不具备设置甲类医学校能力”的学校，要求教员中至少有1名医学士，学生修业年限为3年［3］，凡毕业于甲种医学校的毕业生均可免试获得开业执照。这些规定，其目的是使医学校的学生摆脱沉重的应试包袄，专心于对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医学研究能力。截止1883年（明治16年），日本共有公私立医学校31所，其中有15所公立医学校被认定为甲种，而未得到甲种认定的公立医学校有一部分自行取消，还有一些成为乙种医学校，私立医学校大部分规模小，无法获得认定则自行取消。借此契机，日本近代医学医学教育的发展得到了根本改观，其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1.3成熟时期
1886年初（明治19年），日本颁布了《诸学校令》，这是《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的统称。由此，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即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方针，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天皇的效忠，在学校中推行军事训练。此次改革充斥着忠君爱国的印迹，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端。1890年（明治23年）10月，日本天皇签发了《教育敕语》，突出强调了国家主义思想和日本传统道德在教育中的地位，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1887年（明治20年）公布的《第48号敕令》规定：“从1888年以后，禁止将地方税用于各府县立医学校的经费”，各公立医学校的财政基础受到威胁，当时的23所公立医学校大部分自行取消了，只有大阪、京都、爱知3所公立医学校保留下来。这一时期奉行官学中心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重心向官立学校倾斜，医学教育也不例外，1896年（明治29年）日本政府决定在千叶、宫城、冈山、石川、长崎5所官立中学开设医学部，促进了以官学为中心的医学教育体制的建立。1903年3月（明治26年）颁布《专门学校令》，随后又颁布了《实业学校令》，第一次出现了以专门学校为对象的独立教育法规。该法规的颁布，使部分以应对国家考试为目的的医学校转变为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1918年（大正7年）制定了《大学令》，主要任务是专门学校向大学的升级，专门学校为了得到政府的认可积极的开展了升级运动，医学专门学校也随之向医科大学升级。截止1935年，官立、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全部升级为医科大学，而私立医学专门学校只有个别获得升级。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医学教育，其发展呈现几个特点。首先，从最初混乱逐渐走向正规化，教育法规对医学教育的规定也日渐清晰完善。其次，教育程度由中等教育逐渐步入大学教育，层次不断升级，医学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二级人才培养模式并存，以培养医学精英人才为主的大学和以培养一般实用人才为主的专门学校各司其职，共同推动了日本近代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第四，公立、官办教育居于主流，为国家主义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军国主义教育埋下了伏笔，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强化，使医学教育最终沦为战争的服务工具。
2中国清末医学教育对日本的借鉴
中国清末的西医教育取法于日本，国人通过对日本教育的借鉴建立起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主要通过3种途径完成。
2.1考察日本教育
清末是中国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关键时期，早在1866年清政府就派谴人员随同英国人赫德游历欧洲，旨在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此后，考察活动渐频，而清朝末期的教育考察则更注重对日本的考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述：“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另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教育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其成功经验受到各国关注，对于当时急需走出困境的清政府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学习范本，得到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所以，这也是近代日本教育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模板，政府派遣官吏以及民间人士相继赴日本考察学务的主要原因。1898年初，张之洞派遣姚锡光赴日本考察教育，这是中国近代首次赴日本教育考察。姚锡光考察归来后向张之洞呈送了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也是国人首次将日本医学教育制度介绍到中国。1901年清政府再次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1902年张百熙派吴汝纶赴日本进行长达4个月的教育考察，随行的还有京师大学堂提调及学生数名［3］。罗振玉、吴汝纶的考察正值清末“癸卯学制”制定之际，为这一学制提供了直接资料来源。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之时，吴汝纶正在日本考察，曾有6封书信寄给张百熙，及时将日本教育情况传递给张百熙［4］，成为这一章程的参照。从《钦定学堂章程》到稍后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浓缩了日本教育的影子。《奏定学堂章程》与医学教育的联系甚为密切，其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医科大学的学制年限、科目设置、课程开设、学时数。由此可见，“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是取法日本的成果。
2.2移植日本模式
清末学校教育直接移植了日本办学模式。日本医学教育对中国医学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时政府官方办学中，也有个别国人私人办学采用日本医学教育模式。当时的政府办医学教育主要是以和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医学教育。此外，还有各地、各省创办的官办医校，这些学校均采用相同的办学规程。对日本模式大加学习始于京师大学堂开展医学教育之时，特别是张百熙任管学大臣之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之前时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借鉴欧美办学，并没有带来如期的成效，失败促使清廷官员反思而借鉴日本模式。所以1903年“癸卯学制”出台后，教育导向明显带有仿日倾向［4］。“癸卯学制”规定的学制体系完全照搬日本学校制度，从低到高，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共7级；而日本的学校是由幼儿园、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等学校、高等或大学预科学校、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组成，也是7级，二者只是名称略有区别，体制则完全相同。清末高等教育也完全模仿日本设置了3级，京师大学堂包括大学院、大学分科、大学预备科3个层次，这是日本《学制》的翻版，预备教育这是欧美教育中所没有的。京师大学堂实行分科教育，医学列第7科。医术科目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与日本《学制》中对医学科目的划分完全相同。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就读学生原定3年毕业，自1906年学部要求医学馆按日本学制改为5年毕业。课程内容及教材主要由大学堂日本教习拟定，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学习日语，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医科学生几乎全部懂日语和英语。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期间，主张开设“速成科”课程，旨在满足对通才的培养。这些主张完全源于日本教育理念，甚至房层建筑、学舍布置也参考日本式样。通过对日本学制的借鉴和办学模式的直接移置，清末医学教育与日本医学教育如出一辙。
2.3派遣人员互访
清末以来，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文化教育，政府加大了与日本的人员互通联络。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官办学校中的日本教习的比例越来越大，京师大学堂将丁韪良及以往聘用的外国教习统统免职，在新聘的外国教习中以日本教习占了大多数。北洋医学堂、江西医学堂、杭州医学堂、广州医学堂都是采用日本模式办学，聘请日籍教习。据1909年日本学者吉野作造《在清国工作的日本教师》一文记载，当时在中国有500名日本教习，其中约有50名从事医学教育工作。1872，清政府开始外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派遣赴日学生始于1896年，首派13人，但这次赴日的人员中没有学习医学者。清政府下令各省派遣赴日留学生，赴日学习者才呈逐年增加。日本地近我国，政俗相同，成效最速，条理优洋，取而用之，大易措手。因此，清末年间大量中国学生纷纷赴日本学习，1903年出现了留日。同年，京师大学堂“选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向日本派出了31名学生，其中医学生1人，为蒋履曾。据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达到23人，1905年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多，1907年达到高峰计95人，其中由于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与学部定有协议，所以接收的中国留学的医学生最多。近代医学史上很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对国内医学及教育做出了贡献。鲁迅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虽然没有完成学业，1909年回国后，依然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蒋履曾1910年回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卫生教习。韩清泉、厉家福是1902年浙江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进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韩清泉回国后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厉家福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医。此2人也是1912年成立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的筹资创建人。汤尔和留日学医期间翻译了多部医学著作，回国后于1912年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建立后，在汤尔和的推动下，出台了中国最早的《解剖条例》。留日医学生还积极组建学术团体，倡导学术研究。1907年留日学生伍晟、赵燏黄、王焕文等在日本发起组织了“东京留日中华药学会”。此外，还创办刊物，译著医书，向中国民众宣传医药卫生知识。他们回国后除直接投身于医学和教育领域，他们还学习日本近代文明，介绍日本学校教育制度，推动了清末明初的医学教育改革。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医药卫生行政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并承担重要领导职务。
3日本医学教育引发了中国清末中西医教育的争论
日本引进西方医学之前的本土医学称为“汉方医”，是公元513年由中国传入的中医，成为日本主流医学。18世纪中期以后，西洋医学的引入使日本实施了一系列废止汉医的措施［5］，1906年汉医在日本已基本被废除，汉医教育也彻底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体制之外，日本医学教育发展现状引发清末中西医教育的争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发展。
3.1导致了中医西化的倾向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思想。1900年，中国医界出现了对阴阳五行论的质疑，此后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并诱发西医同中医公开决裂，形成了中西医对峙的局面。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深受明治维新废止汉医的影响，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全面批判，对于阴阳五行之理，与占卜星相鼓巫为伍，故古今多以巫医并称。将阴阳五行论视作占卜算卦迷信巫术，很多受到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对中医大加批判。严复、梁启超等人对日本废止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否定中医，推崇西医。梁启超被西医误诊，病危之际依然在为西医辩护。吴汝纶早年奉旨考察日本教育，对西医有所了解，非常认可西医，而极端鄙视中医。清末与吴汝纶持类似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所以清末颁布的学制中对医学教育的规定已明显倾向于西医，中医日渐势微。
3.2加剧了中西医文化的对峙
1912年民国建立，医学教育制度作为新学制讨论的重点，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医学教育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却没有涉及中医教育的内容，中医被排除出了学制之外。1912年的学制则完全以日本教育为蓝本制定的，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也引发了中西医的激烈论争。当时，医界和政界很多有影响的要人都参加到这场论争，汪卫、余云岫、汪企张等人极力主张废除中医，进而有了之后的“废止中医案”。这场争论延续了20多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改革的主题和走向，重新划定了中国医界格局。这种影响表现在医学教育领域中，便是对中医纳入学校体制的合理性的质疑。
3.3形成了派系对立
日本近代医学并不是本土医学的沿升，日本近代教育是通过对西方教育体系的吸收借鉴而逐步确立的。汉方医被废除后，日本的医学体制引进的是德国模式。日本1872年《学制》是借鉴法国教育制度制定的，《教育令》则采纳了美国式教育，而《学校令》及之后的《教育敕语》最终主要确定了学习内容是对德国教育精神的借鉴。而中国西医教育最初是由外国教会医学校开办的，以英美教育模式为主。所以，日本医学教育模式引入后，西医教育就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西医界也呈现出学派纷争的局面。另外，日本国内学界历来存在“京大系”和“东大系”之争，即京都帝大系和东京帝大系，这种势力之争同样延伸到了中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领域，特别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之后，中国医界和医学教育明显呈现出了各系控制下不同的特征。
3.4奠定了我国医学教育的基础
论文摘要 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因其生产周期短、产量大、质量高、经济效益突出等优势而被广泛研究和应用。对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发展、食用菌液体菌种技术的优势以及液体培养技术在食品、医药等行业中的应用前景作了综述。
食用菌液体培养又称深层发酵或液体发酵。主要原理是在发酵罐或三角瓶中加入液体培养基，通入无菌空气以增加培养基中溶氧含量，提供食用菌菌丝体呼吸代谢所需要的氧气，同时加以搅拌或振荡，并控制适宜的外界条件等，使菌体在液体深处繁殖发育，获得大量的菌丝体或代谢产物。目前，国外的食用菌深层发酵研究主要是获取风味物质(食品)和特殊代谢产物(医药、饲料)，国内研究则集中在液体菌种的生产及提取代谢产物等[1，2]。本文对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发展、液体培养技术生产食用菌菌种的优势及其在食品、生物医药等行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等加以介绍。
1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发展状况
1.1食用菌液体培养法的起源与发展
食用菌的液体发酵是在抗生素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7年美国的汉姆非特(Humfeld H)首先提出了液体培养法生产蘑菇菌丝体。1948~1954年他们选出了适合液体培养的蘑菇菌株。1953年美国人布洛克博士(S.S.Block)用废柑汁深层培养出了野生蘑菇。1958年沙克斯(Szuecs J)第1个在发酵罐内培养出羊肚菌菌丝球。日本的杉森恒武等于1977年用1%的有机酸和0.5%的酵母膏组成液体培养基，取得大量香菇菌丝体。从此，食用菌的培植开始从农业生产跨入了工业生产的领域。
1.2我国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发展
我国是在1958年开始研究蘑菇、侧耳深层发酵。到1963年，已经能进行羊肚菌的工业化商品生产。从此，食用菌产品的获得开始由简单的农业种植而转入工业发酵生产。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已能大规模采用深层发酵法生产食用菌，主要研究单位有四川抗生素研究所、三明真菌研究所、中国医药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上海新型发酵厂等。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用菌的生产，如灵芝、蜜环菌、银耳芽孢等菌类[3]。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香菇、冬虫夏草、猴头、黑木耳等食用菌的液体发酵。20世纪90年代，由于发现食用菌多糖有抗癌活性，使得一些具有生理活性物质的菌类(如云芝、灰树花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针对这些菌类的深层发酵培养技术的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对食用菌液体发酵的报道很多，而在利用液体菌种直接用来生产食用菌子实体方面，国内只有少量的报道[4]。如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李玉珍等研究了侧耳液体菌种在不同培养料上的性状表现，重庆师专的朱健勇等进行了液体发酵菌种生产金针菇子实体的试验，得到了菌丝生活力强、接种面大、发菌速度快的一些结果。但是这些试验一般也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液体深层发酵的设备投入大、风险高，一般个体生产户不愿投入;接种技术不过关，在接种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污染;菌种不易保存，发酵以后必须马上投入使用等，因而造成了液体菌种生产子实体技术一直未能推广应用。
2液体培养技术制备食用菌菌种的优势
2.1生产周期短
制备液体菌种一般只要5~7d，周期短，速度快。而培养1瓶固体栽培菌种需要30d左右，仅发菌时间就比固体菌种减少了1/2以上。此外，用液体菌种作为母种或原种来扩大培养原种或栽培种时，也要比采用固体菌种快得多。一般液体种要比固体种提前成熟10~20d。因为液体菌种有流动性，各个菌丝球和菌丝片断可以流散在不同的部位萌芽，发育点多，内外上下一起长，6~12h菌丝萌发，15~20d可长满栽培袋，大多数品种10多天就可出菇。
2.2菌龄一致
由于固体菌种是靠接种块上的菌丝体蔓延长成的，这样不仅培养菌种的速度慢，而且处在菌种瓶(袋)上部和下部的菌丝体菌龄差异较大，一般要差20~30d，往往当下部菌丝体刚长到瓶(袋)底时，处在接种处的上部菌丝体就接近老化。而液体菌种则生长发育均匀一致，菌龄整齐，液体发酵5~7d时的菌丝体正值旺盛生长期，接种后萌发快，菌丝活力强，发育健壮。用其拌料栽培，其菌丝生长速度较一致，现蕾及出菇时间一致，便于管理、采收与加工。
2.3接种简便
流质状态的液体菌种还便于接种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适合食用菌的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并且液体菌种萌发速度超过了杂菌滋长速度，杂菌几乎没有滋生的机会，因此克服了杂菌污染的技术难题，保证了产品质量。
2.4降低成本
采用三角瓶或发酵罐生产液体菌种，产量高，原料便宜，成本不到固体菌种的1/3。同时，由于其生产周期短，不使用菌种瓶，可省去装瓶、挑弃污染瓶、接种、挖瓶等繁杂工艺，节省了劳力、电耗和空间。
2.5效益显着
液体菌种的生产厂房面积小，生产效率高，易进行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稳定，产品易于提取和精制[5]，使得质量与产量明显高于传统的生产方式，经济效益显着。
2.6液体菌种是食用菌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实践证明，液体菌种代替固体菌种在生产上是可行的，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为食用菌的工业化、集约化生产奠定了基础。由于液体菌种具有不便运输、保存等限制因素，可利用液体菌种作原种，扩繁成固体栽培种，可明显缩短制种周期。这样既克服液体菌种的缺点，又能发挥其优势，虽然这样不能充分体现液体菌种的先进性，但这一途径比较适合我国食用菌生产的国情。现在一些大型的食用菌生产加工企业，正成为液体菌种推广的示范基地。例如山东九发的双孢蘑菇工业化生产线，北京天吉龙食用菌公司的白灵菇生产线，上海浦东天厨菇业有限公司的“天厨一号”纯白金针菇生产工厂。这些现代化的食用菌工厂，既是液体菌种的使用者，同时又起到示范推广的作用，必将会在生产实践中推动液体菌种生产使用技术的不断发展。
3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的应用与前景
3.1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液体发酵食用菌菌丝体的营养成分，无论是蛋白质、氨基酸，还是维生素的含量，都类似于子实体。目前食用菌液态发酵正在大量研究开发中，由于用工业化液体发酵来生产食用菌蛋白质，要比饲养家禽或家畜来获取蛋白质的时间短、效率高、成本低。因此，食用菌的深层发酵在食品工业方面将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将有望成为21世纪人类所需的主要蛋白质的来源之一。
3.2生物医药产业上的应用
食用菌在深层培养过程中会产生多糖、生物碱、萜类化合物、甾醇、酶、核酸、维生素、具抗生素作用的多种化合物以及植物激素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分别具有对心血管、肝脏、神经系统、肾等人体器官的防病治病作用以及抗癌、消炎、抗衰老、抗菌、提高免疫力等功效[6，7]。目前，许多液体发酵的食用菌菌丝体可用于制药，对于那些在人工栽培条件下不易形成子实体或者其菌丝体与子实体含相类似有效成分的覃菌，可以利用发酵产物代替子实体。现在，我国市场上供应的食用真菌药物，如蜜环片、灵芝菌片、宁心宝胶囊等均已采用液体发酵菌丝体制造。
3.3其他行业上应用
液体发酵形成的菌丝体以及含有多种代谢产物的发酵液，是上等的饲料，一般作为蛋白质原料加入到饲料中，具有易吸收、转化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将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4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生物学、蕈菌学、发酵工艺学和工程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特别是发酵产物分离技术的发展，食用菌液体发酵技术在食品和医药等行业上的应用将更广泛、前景更宽阔。食用菌液体培养技术在制备食用菌菌种上的突出优势使其将成为我国食用菌生产工厂化、规模化的必由之路，并将促使我国的食用菌发展得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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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石国家公园；美国；首座
中图分类号：K917
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于1872年，1978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黄石公园以保育为主，位于美国西部北落基山和中落基山之间的熔岩高原上，绝大部分在怀俄明州的西北部，有一部分伸展到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由于数十万年前的火山连续喷发及流水冲蚀，黄石公园形成了惊人的地形地貌，有令人振奋的温泉、喷泉和水柱；且森林茂密、绿草如茵，成为了全美境内最大的动物栖息地之一，每年5～10月开放游览观光。公园自创立以来，已吸引世界各地超过6000万人到访观光。
1 自然环境概况与资源特色
黄石国家公园位于约44°2′N～45°2′N和109°8′W ～111°1′W，处于美国中西部的怀俄明州的西北角，并向西北延伸到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位于北洛矶山和中洛矶山之间的熔岩高原上。面积8956km2，海拔一般高2134～2400m，公园东南方最高的鹰岭海拔为3462m。属寒温带高原气候，每年11月至翌年4月有严重冰雪，高山顶终年积雪。
黄石公园诞生于两百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全境90%以上尚未开发，是一片广袤而洁净的原始自然区。这里有着充沛的冰雪、雨水，向东向西，奔往两个遥远的海洋，成为美国众多大河的发源地。在开阔的火成岩高原，有山峦、石林、冲蚀岩流和黑曜岩山等地质奇观。这里是地热活动的温床，有众多地热风貌景观。
黄石公园地形基本呈凹形，而冬季降雪极多，为公园积累了丰富水资源。黄石河纵贯其中，并有峡谷瀑布、湖泊、温泉及间歇喷泉，景色秀丽。园内森林茂密，成片的草原溪谷，养育着熊、野牛等珍稀动物，是野生动物的良好栖息地。此外，园内还设有历史古迹博物馆。
黄石公园自然景观可分为五大区：西北的马默斯温泉区，以石灰岩台阶为主，故也称热台阶区；东北为罗斯福区，仍保留老西部景观；中间为峡谷区，可观赏黄石大峡谷和瀑布；东南部为黄石湖区，主要是壮观的湖光山色；西及西南为间歇喷泉区，遍布间歇喷泉、温泉、蒸汽热水潭、泥地和喷气孔[1-2，4-5，8]。
2 奇山、怪石、峡谷、瀑布和高原湖泊
公园西北马默斯温泉景区，即层层相叠的石灰华景观独步园区。这区域在百万年前是一片富含石灰岩的浩瀚，火山爆发促使地下热泉从岩层裂隙冲涌出地表面，溶解石灰岩中的碳酸钙。遇冷凝结的碳酸钙沉积成石灰华平台，高高低低的平台便形成了阶梯状的景观（又称白玉梯），山上含二氧化硫的温泉水流下，便给这石灰华平台披上一层金黄色面纱，显得分外妖媚，再加上旁边熔岩石柱巍立（又称阳茎石），这里就成为人气指数极高的招牌景区。
公园中部展现的是深阔的峡谷地形。峡谷村刀割般的地形和奇丽的色彩展露了地理变迁的历史。多彩的流纹岩、陡峭的深谷和高悬的瀑布展示了峡谷村的迷人风采。区内设有多处观景台，可俯瞰高33m的上瀑布的飞溅英姿，以及高94m的下瀑布的绝美风韵。
黄石大峡谷位于钓鱼桥和高塔之间。由黄石湖流出的流泾大约38km的湖水地带所造成的险峻峡谷，就通称为黄石大峡谷。壮观华丽的黄石河长97km，是美国境内唯一没有水坝的河流。黄石湖是全美国海拔最高的大湖，海拔高2357m，面积约192km2，湖水最深达122m，平均水深42m.湖的东西南方是高耸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夏日可荡舟戏水，5月后浮水解冻，水流出黄石河，最后汇入远方密苏里河，流入大海。园内还有肖肖尼湖等大小不一的湖泊，星罗棋布，如撒布在高原上的明珠。
3 温泉、间歇喷泉称奇叫绝
黄石国家公园成立的宗旨是保护罕见的地热景观。园内地热景观是数十万年前火山连续喷发的结果。激烈喷泻的熔岩覆盖地表，热泉渗入岩层裂隙，极度的高温又迫使滚泉往上喷窜，形成间歇泉、泥浆泉、喷气孔温泉等不同种类的地热形态。直至今天，黄石公园的地热活动仍十分旺盛，处处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黄石公园有3000多个间歇喷泉和温泉，其喷泉的分布密度和规模都超过新西兰和冰岛，居世界第一位。
间歇喷泉是火山运动造成的影响之一，今天的黄石公园仍座落在活火山地带上，沸腾的熔岩和岩层与地表仅相距约5～13km，受热的地下水涌上岩层裂缝中，与渗入岩缝的雨水融雪相遇，两相冲击，使裂缝成了“压力锅”，当裂缝中的水温升到临界点时，蒸气的压力就会将裂缝中的水喷发出击，而地下水会再度涌进裂缝，再循环一次上述活动，而形成间歇喷泉。
Old Faithful Geyser是黄石国家公园最著名地标，也是游客必到之处。1934年联合国以它发行纪念邮票[9]。这个喷泉平均每小时喷发一次，每次5min，水柱高达60m以上，每次喷发12000加仑96℃的热水，昼夜不停，已有139年历史记录，为黄石公园一绝。
诺瑞斯喷泉盆，俗称为“颜料池”，分为上、中、下盆地。下盆地为彩绘泥地喷泉，里面有白色、青灰、浅橙、淡粉色的粘土、石英和蛋白石混合物，真像一个大颜料盆。中盆地，称七彩泉，色彩缤纷，是由热泉周围的细菌及藻类组成，水温越高，藻类颜色越浅。水温75℃以黄色为主调，随水温降低，藻类便活跃，出现五颜六色，而且上升的热气也染上藻类的橙、绿、棕色，随风飘散，美观至极。进入上盆地，看到一片大大小小的喷气孔，喷出的袅袅蒸气，大的如圆柱，小的似炊烟。前面不远处是一泓泓泉水，绿如翡翠，清澈见底，周围是一圈橙黄色花边，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故人们称之为“牵牛花池”。
此外，还有各种形态的喷泉，“狮群喷泉”由4个喷泉组成，水柱喷出前发出像狮吼的声音，接着水柱喷向空中；“蓝宝石喷泉”喷出碧蓝色泉水；此外还有奶茶喷泉、泥浆喷泉、龙口喷泉等。
4 森林茂密 成片草原溪谷
黄石公园植被茂密，总面积的85%为森林覆盖。公园四周被卡斯特、肖肖尼、蒂顿、塔伊、比佛黑德和加拉廷国有森林环绕。公园以针叶林为主，其种类绝大部分是扭叶松Pinus contorta，此外是龙胆松Pinus sp.、黑松P. thunbergii等。扭叶松林，植株生长紧密，笔直云霄，下层枝叶少。成熟树木高达30m，直径1.2～2.4m，树龄平均有175年。生命力极强，夏季被火山吞没后，种子散布，长出幼苗，分布平均、茂密的幼松林。
在海拔高的山峰或湿润的地方，就能见到秀丽多姿的美洲云杉Picea pungens和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高高的塔状植株，树冠繁茂，光彩耀人。它们广泛分布在美国西部高山上部。
山间谷地，水边林缘，亦见有少数阔叶树，如加拿大杨Populus candensis、美国山核桃Carya illinoensis、山柳Clethra fabri、美洲榆Ulnus americana、北美圆柏Sabina viginiana、高山栎Quercus sp.、槭树Acer sp.等。
山间谷地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灌丛草地。灌木、亚灌木，有多种山艾树Artemisia，它们可供食用和药用。其中以三齿蒿Artemisia tridentata为主，其次有银蒿A. austriaca、北美矮蒿A. arbuscula、黑蒿A. palustris等。其他种类有栾犀Pluchea indica、胡椒子Lespedeza sp.、忍冬Lonicera sp.、绣线菊Spiraea sp.、荆芥Nepeta cataria、水蜡树Ligustrum obtusifolium等。
草本植物有羊茅草Festuca Ouina、野牛草Buchloe dactyloides、剪股颖Agrostis palustris、黑麦草Lolium sp.、早熟禾Poa spp.、燕麦草Arrhenatherum elatins、冰草Agropyron repens、鼠菊草Graphalium multiceps、北美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蒲公英Taraxacum officmle、加拿大蓬Erigeron canadensis、酸模Rumex crispus、婆婆纳Veronica polita、雏菊Bellis perennis等。山间水边湿地有牛毛毯Eleocharis acicularis、草Scirpus spp.、水车前Plantago sp.、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水芹菜Oenanthe javanica、灯心草Juncus effusus等[3，6，9，11-13]。
5 全美最大的动物保护区
黄石国家公园有茂密的森林、广阔的山谷草地及高山湖泊，养育着众多的野生动物，这里是全美最大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之一。这里有300多种高等野生动物，包括60多种哺乳动物、225种鸟类和18种土生鱼类。
哺乳动物主要有灰熊、黑熊、野牛、北美大角鹿、麋鹿、骡鹿、洛矶山羊、义角羚、灰狼、山狗、松鼠、短耳野兔、土拨鼠等。
熊（Bear）：黄石国家公园以熊为象征。园内目前大概有近千只熊，大部分为灰熊，小部分为黑熊。它们分散在广阔的山野间，不易见到，熊数目日渐减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野牛（Bison）：野牛曾遍布整个美洲大陆，但是人类一场场的猎杀，使野牛几乎绝种。19世纪末，美国境内仅有蒙大拿州的国家野牛保护区和黄石公园还有少数的野牛生存，总数只有100多头。目前黄石公园是野生野牛唯一的住所，园内采取保护措施，野牛数目现约有3500多头，已有点过剩现象。
灰狼（Wolf）：它基本是肉食性，食物一般是野兔、鼠类、河狸等，夏季也偶尔吃点青叶、嫩芽和浆果。灰狼是野牛的天敌，大部分野牛和大鹿躯体又重又强壮，甚至一群狼也不能制服它们。但是狼最大本领是利用群体力量，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狼会耐心等待孤单、年幼或因病掉队的老弱野牛或鹿等草食动物进行捕杀。由此可见，狼所消灭的部分，正是应该消灭的对象；此外还有很多的肉食兽类和鸟类如狐狸、秃鹫、鹰、乌鸦等，依靠狼吃剩的残屑来维持它们的生活。狼的存在，一来保持了自然界生态平衡，二来强壮了野牛及鹿的种群，保证了其他肉食兽类和鸟类的食物资源。60多年前，黄石公园栖息着很多狼群，人类为了保护濒临绝种的野牛，驱除和射杀了大量灰狼，以至于1884年至1918年间，黄石公园的狼几乎绝迹。没有了狼，人们才逐渐发现它的存在对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于是公园决定人为引进灰狼，希望用大自然食物链来控制野牛数量。
225种鸟类中有号手天鹅、美洲鹈鹕、斑背潜鸭、绿翼鸟、秃鹰等特殊种类。
黄石公园湖泊众多、广阔，分布有18种土生鱼种，如黄石湖上层水面有凶猛的红鳟鱼，水下层有白鳟鱼、喉鲑鱼等珍稀鱼种。
6 特色生态
黄石国家公园自1972年建立以来，公园管理处采取“以火管理”（Let it Burn）的政策，只要不是人为因素造成、且不危及人的生命及财产的，园内的巡逻员都不干涉，让它自生自灭。
森林火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很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速营养物质的循环。有些地区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物质堆积，平均每公顷土地就拥有90吨枯干物质，并越积越厚，使原有生物群落很难更新与发展，新的物种更无插足之地。一场大火过后，土地重新在阳光之下，黑灰大量吸收了太阳的热能，成为催发种子的最好温床；火舌在烧毁灌木及野草的同时，也吞噬了妨碍植物生长的病虫害及有害的化学物质；浓烟覆盖在临近的林区，也可以杀死森林的一些病原体，因此又间接保护了没有过火地段的森林；再者，炙热的大火还烤裂了岩石，加速风化，又为一些喜阳光的拓荒树种开辟了道路。火所烧毁的东西，从生态学观点来看，并非浪费，只是物质和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
在自然演化过程中，黄石公园的很多植物和动物已经适应了间歇周期较长的大火，甚至其中物种还必须以火来保证它们的生存和繁衍。例如黄石和周围国有森林中的主要树种――扭叶松，就喜欢阳光、生长迅速，能适应周期性的野火。
科学研究表明，扭叶松为了适应间歇野火环境，采取一种“特殊策略”，即成熟的扭叶松都有两种球果，一种是开放性的球果，一旦成熟就会把种子散落在地上，但由于接触不到阳光和土壤，大多数种子无法发芽。另一种球果的外表被树脂封裹，树脂需要113℃的高温才能熔化，种子才能散落到地面。在寒温带的黄石高原上，只有森林火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温。这种球果为了等待这样的时机可以在树上呆上一百多年。事实上，森林火并不能把一切都化为灰烬，一般只是使森林稀疏一些，或形成“林窗”，为生物的“新陈代谢”创造条件，“弃弱留强”，为森林更新提供树种和良好环境。大火过后的第一个春天，黄石公园第一批扭叶松、黑松和其他幼苗就陆续破土而出，又一轮持续几个世纪的循环开始了[注1]。
7 评价与讨论
7.1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原始、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得到美国国会和总统高度重视。1872年3月1日美国国会法案写道，黄石公园“为了人民的利益，被批准成为公众的公园及娱乐场所”，同时也是“为了她所有树木、矿石的沉积物，自然奇观和风景以及其他景物都保持现有的状态而免于破坏”。当时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在法案上签了字，至此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诞生了。后来，黄石公园正式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迫使克林顿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决定，即用联邦财产与金矿公司拥有的财产进行交换，来阻止采矿。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以6500万美元收购了计划采矿的私人土地，有效地解除金矿公司对黄石国家公园的威胁。以保育为主的黄石国家公园的理念和实践，促进全球环保意识的提高。
7.2保持原始风貌
美国国家公园，似乎解释为“美国国家原始公园”更为确切。因为在这些公园内很少见到后天人为的建筑，如宾馆、旅舍等，也看不见私人贩卖等商业行为。公园管理处（访客中心）工作的目的，就是维护公园的原始风貌和统一资讯，让游客全凭自己的理解去探索公园内大自然的奇观与奥妙。
黄石公园为了游客安全和保护各种自然遗产，制定了各种规章法令，以保护野生动物为考量重点。常见公园内公路塞车，大多因为路中有野牛群在漫游，而法令规定汽车不能冲向牛群，严禁闪灯、鸣喇叭恐吓来迫使野牛让路，只能等它们自由自在离去后，车才能通行。因为它们是此地天生“居民”，要尊重它们的生活方式，维持它们的野性。
为保持森林原始风貌，林内的枯倒木，残枝落叶都不能随便搬移。这些枯倒木能吸收雨水、保持湿气，提供蘑菇、苔藓、地衣、昆虫、鸟、兽栖息地和食料，它们逐渐腐烂后，改变土壤，提供林木营养物质。
7.3 鼓励人与大自然全接触
黄石国家公园是全美大陆48个州最荒野的净土，公园的步道有1600多km，是车道的8倍。你要了解真正的黄石，就要沿着步道进入原始森林和野岭中，因为那才是黄石真正的梦幻乐园。
美国国家公园是美国人民的公园，由政府兴建维修，不以盈利为目的，门票低廉，62岁以上长者，可申请金色年华通行证，公园免费提供门票，终身有效。这些优惠政策，目的就是鼓励美国国民去更多地体验自己国土，并加倍爱护和保护她。
7.4 以火管理及引进物种生态措施要因地制宜
黄石公园采取以火管理的特色生态，山林火让它自生自灭。森林火给黄石公园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好处，但不同地区的国家森林公园，必须根据自身环境条件和森林类型科学考虑，区别对待，不能盲目效仿实施。
致谢：本文承蒙任海博士、黄柳菁博士研究生审阅修改协助完成，谨此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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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百度百科，黄石国家公园，Zealot 1991 编辑.
作者简介：
敖惠修（1937-），男，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植物生态，环境生态保护、园林植物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亚太环保网络（APEN，u.s）会员。
通讯作者：
论文摘 要: 弗莱克斯纳是美国著名教育批评家和改革者。他在对20世纪初美、英、德大学进行深入研究后，写成《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在书中，他具体论述了现代大学的作用与职能、现代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认为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发展学术，大学的管理活动要紧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为了服务于发展学术的目标，他主张大学在管理上要做到目标统一，给予教师充分的大学管理权，努力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并为研究者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一、 作者与著作简介
1866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中学时代的弗莱克斯纳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学习之余，弗莱克斯纳还在路易斯维尔图书馆做兼职工作。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并且聆听到许多学人对政治、文学、宗教以及音乐、艺术等各种问题的谈论，这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后来在自传中写到:“在图书馆，我看不到孩子的身影，但我接触的是甚至今天以学术和文化的观点来看都不平凡的人。……我一生的阅读都受到我在图书馆度过的两年及接下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听到的谈论的影响。”[1]1884年，17岁的弗莱克斯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高超的学术水平、自由的学习气氛、简明的行政管理给弗莱克斯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86年，19岁的弗莱克斯纳提前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并于1890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校。1905年，他转让了开办的学校，进入了哈佛大学进一步地接受教育。在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弗莱克斯纳于1906年到柏林大学继续深造。在柏林大学，弗莱克斯纳切实感受到了与霍普金斯大学同样浓厚、自由的学习氛围，真正体会到了“大学是科学研究之所”的内涵。德国大学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对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资助下，弗莱克斯纳于1909年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155所医学院。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成《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并于1910年公开发表。此后，弗莱克斯纳继续在欧洲进行医学教育调查并完成了欧洲医学考察报告。1912年，他加入美国普通教育委员会，并一直工作到1929年从教育委员会退休。
1928年，弗莱克斯纳应邀赴牛津罗德斯讲学。此后，他又到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汉堡和柏林对大学进行观摩考察，随后写成《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
1930年，弗莱克斯纳在富商班伯格(Bamberger)兄妹的资助下，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筹建了高级研究院，并担任了该高级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游遍欧美各地为研究院聘请一流的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沃尔特W.斯图尔特等。研究院结构简明，氛围宽松，研究中心只负责向学者提供足够的经费，不干涉学者的自由。不久，研究院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1959年，弗莱克斯纳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
二、 《现代大学论》中的教育管理思想
《现代大学论》共分四章。第一章集中展示了作者对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教育中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大学的职能、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在二、三、四章，他分别描述了美、英、德大学的特点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书中，作者用大部分篇幅描述和分析了美、英、德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美、英、德大学管理工作的行政效率、组织结构、教师薪酬、教师聘用等多个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大学的作用与职能
管理作为一种手段，总是为一定的目标服务的。了解弗莱克斯纳关于大学作用和职能的看法，明确他在大学管理上一系列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他的大学管理思想。
首先，弗莱克斯纳十分重视大学对社会的作用。他强调说，大学对社会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由于世界的复杂化，当代社会面临很多问题，人类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这些问题只有依靠人类的理智、依靠科学研究才能解决，而大学正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佳场所。他说:“人类在长达数世纪的缓慢进化过程中，只能依靠经验探索道路并作细微的调整。如今长期以来束缚人类调整自我的障碍已被除去。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么是明智的行动，要么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2]10 “要采取明智的行动，就必须先研究这些问题，谁去研究这些问题?由谁并且在什么地方研究?”[2]15政治家、商人因为学识有限、存在偏见等原因都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大学能担当此重任。在书中，弗莱克斯纳赋予了大学极为崇高的地位:“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2]10
其次，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对社会的重要性正是来源于大学的特殊的职能。他提出，大学的职能有四:“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2]4。其中，保存知识和观念一直都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它对教育和研究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比起发展知识、高层次训练和批判性地确立行为价值的工作，保存知识的工作是从属性的，研究问题和发展知识的职能是大学的各种职能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他强调说，人们都重视行动和眼前的利益，曾经人们可以依靠这种方式生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单凭经验办事已经不够，人们必须依靠理智和对事物的认识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诸多社会问题只能依靠研究才能解决。由于大学里聚集了各种各类基础人才，因此大学正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最有效的机构，大学也因此具有社会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研究问题、发展学术的职责。
在弗莱克斯纳看来，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学术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能，那么如何理解他所说的科学研究呢?在书中，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科学研究是指“纯科学”研究，这与洪堡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理解是一致的。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中，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点。” [3] 弗莱克斯纳在对充斥当时美国著名大学的他所认为的假研究或伪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剖析之后，明确指出:“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那么，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但研究不是通过雇佣他人而是个人独自作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它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多么密切，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2]
弗莱克斯纳强调，进行科学研究只需要思考而不需要对后果负责。在人类历史上，正是这种不承担责任的研究方式激发了种种发明创造。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他认为，只要是纯科学的研究，那么无论是研究历史的还是当下的问题，无论是做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二) 为科研服务的大学管理思想
弗莱克斯纳认为，由于大学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发展学术，进行“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因此大学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紧紧围绕这一活动展开。书中，弗莱克斯纳在介绍并评价美、英、德大学管理的同时阐发了自己的大学管理思想。
综合看来，弗莱克斯纳在大学管理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
1. 大学在管理上要有统一的目标。
在弗莱克斯纳看来，一所大学在管理上要目标统一。他说:“我坚信，大学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其特点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2]158 但许多大学由于职能过于分散，丧失了统一的目标。他讽刺美国的许多大学办成了中学、职业学校和社会事业机构。这些大学不断扩展，不断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但却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他认为，由于缺乏统一性，美国的许多大学仅仅成为各种行政机构的集合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丧失统一性的另一种原因是各个学院各自为政，大学作为一个整体难以形成共同的目标。 他谈到伦敦大学，并认为“缺少精神和设计的统一伦敦大学”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这是因为，伦敦大学由30多所保留自主权的学院、一些研究机构和十几所医院附属医院组成。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各个院所都竭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大学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导致各个学院难以达成共同的目标。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统一的目标实际是指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学术的目标。他认为大学只有坚持这一方向，才能称之为大学。
2. 大学在管理上要给教授充分的参与权。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大学中的学者和科学家在学校管理方面应有充分的权利。他指出，美国大学的管理方式是董事会掌握学校的基金和财产，校长由董事会选择，学校的日常事务通常由校长和教师管理。在学校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董事、校友和校长，而不是对学科更加了解、更有发言权的学者和科学家。因此，大学在制度上不能保证教师和校长，教师和董事之间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大学的发展无法依靠机构本身的创造性和活力，而只能希望董事们决定是正确的，并且选择的校长有出色的管理才能。对此，他说:“无论如何，校长独揽大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今后他的角色应有所不同……设校长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校长不应孤立地处在教职员与董事之间。”[2]162-163
弗莱克斯纳认为，校长和教授在大学管理上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但不能只看到校长的优势而忽视教授的作用。教授参与大学管理对大学发展极为重要，大学要建立适当的制度来保障教授的管理权。
3. 大学要注重给学者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弗莱克斯纳主张，大学在行政管理上不应干扰师生的学术自由，因为学者的智力或精神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他反对行政职能过重，从而束缚了师生自由的创造力的做法。在书中，他批评美国的大学过于强调组织效率，使用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了严格的科层制来对教师进行管理。这种方法忽视了教育和企业的差别，不利于为科学家和学者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他说:“管理的效率与思想的丰富之间事实上并无联系——除了相互之间的摧残之外……在这样一种庞大机器的冲撞挤压之下，理念怎能产生，又怎能获得威望?”[2]164 此外，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尽量简单，以此来节约成本，并为师生的学术自由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在组织形式上，他主张大学应松散地将师生组织在一起，这样既能保证个人独立的研究自由，又能使师生相互自由地交流。他指出，美国成立各种研究所来集合多科学者共同从事研究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如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中设立的刑法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设立的“教育研究所”、“学校实验研究所”，它们只是附属于院系的一些系科。他说:“知识的进步首先依靠人为的简化;系科之所以建立，不是因为生活或物质世界是简单的，而是因为不限定研究领域，就根本不能通过观察或实验取得进步。”[2]96他还认为，这样的组合无益于学术进步，思考是个人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保护研究者的个人自由，同时使他们能够自由便利地交流。
4. 大学应重视教授的工资待遇。
弗莱克斯纳指出，学者和科学家在职业上的选择体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但这不等于他们就不食人间烟火，学校应该保证教师衣食无忧，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科学研究的有效进行。他说:“大学的全面现代化，勇敢地解决当前社会迫在眉睫的重要法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大学使自己的教师彻底摆脱校外私人津贴的能力，这么说也许一点也不过分，否则很难理解教授如何才能保持完全独立的学术态度。”[2]183
弗莱克斯纳为美国教授的工资待遇鸣不平，认为虽然近来教授薪水终于已有所提高，但还远不足以使一名学者或科学家能够籍以成家、教育子女、生活稳定、购买图书以及轻松度假。比较而言，一名大学教师还不及30年前富有。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位报酬偏低的教授不得不要么离开大学，要么——或许是无意识地——使自己屈从于校外的津贴工作。”[2]183作者呼吁社会要重视教授的工资待遇，以此来捍卫“理智的堡垒” 。
5. 大学在教师聘用上要避免近亲繁殖。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是各种不同思想进行交流、碰撞的地方，各大学间的人才流动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作者指出，无论是美国的大学还是英国的大学都存在学术上近亲繁殖的问题 ，哈佛人教哈佛人、耶鲁人教耶鲁人的现象仍很普遍。他十分赞赏德国大学的“编外讲师”制度和大学教师的“游学”传统。德国的大学生要取得博士学位需要通过论文答辩和特定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有从事研究的能力。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就获得了由教授会颁发的教学执照，成为了“编外讲师”。德国的大学从所有的编外讲师中选聘副教授，从副教授中选聘正教授。这样，一个人可能在一所大学学习，而在另一所大学成为编外讲师，然后在其他大学成为副教授、正教授。作者认为德国大学的做法有利于人才流动，避免了学术上的近亲繁殖。
纵观全书，弗莱克斯纳最核心的观点是大学当成为学术的中心，大学要通过为研究者提供宽松、便利的环境使学者、科学家能在大学里潜心研究并训练接班人，大学当以此种方式来对社会作出贡献。弗莱克斯纳对于大学管理的诸多看法都是与他对大学职能的上述看法密切联系的。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大学的职能在逐渐发生变化。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传授知识与培养理性。弗莱克斯纳承认大学的教学职能，但他认为大学最重要的职能不在教学而在科学研究。今天，大学除了进行科学研究，培养科研人才以外，还担负着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和服务社会等多种责任。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克拉克?科尔所言，现代大学的职能是一个由生产性职能、消费性职能和公民职能构成的错综复杂的职能体系[4]。然而，即使今天大学的职能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研究的职能依然是大学最重要职能之一。因而，弗莱克斯纳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科研职能的发挥、大学内部的管理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Abraham Flexner. I Rememb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ranham Flexner[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0:29-30.
[2]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 辉， 陈晓菲，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