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9 18:57:54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发布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
《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一书还解释说：“武术概念所反映的运动形式既属于体育范畴，又区别于其它体育项目”。有的刊物也说武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育项目”。什么地方特殊呢?一是形式的特殊，二是文化的特殊。就概念说，“体育”这个词所包括的范畴很大，武术也是体育。体育中任何一个项目都区别于其它项目。从形式上说，武术是特殊的。从文化上说，相对于世界而言，武术首先是民族的。民族体育种类很多，武术所占比重较大。世界体育大于民族体育，民族体育大于民族传统体育。相对于现代，武术又是传统的。武术如果不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本来不必重新讨论定义问题。中国武术要与世界体育接轨，首先是民族体育与世界体育接轨，是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与世界现代体育接轨，是传统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问题。武术的传统，有文化的、有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历史与现代的不同，是时间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必改，就像中国字不必变成洋文一样；时间的不同，如果要进入世界现代体育行列，就需要现代化。事实上，近几十年所开展的武术竞技运动，使武术目前在国内、国外，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种表现形式。所引发的传统武术如何现代化之争，至今方兴未艾。据报道，国际武联宣布拟成立传统武术委员会，传统是相对现代而言，可见国际武联以前是推进现代武术走向奥运的专职机构，为满足国际间传统武术的需要，才将其职能进一步完善。我们且不去讨论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含义是什么，但目前存在着这两种形式是不争的事实。武术是个类名，就应该蕴涵这两种形式。况且与世界现代体育接轨，一定要化传统为现代。以此而言，新定义说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并不确切。
自然科学没有民族性，外国物理学与中国物理学并无两样。人文科学有民族性，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差异甚大。体育属人文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我们常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就是说民族性文化亦是世界性文化。发达国家的体育文化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已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些现象本不是中华民族所固有。说武术“应属于高层次的科学，是高层次的体育”、“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实则是说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强调武术的民族文化特征，是相对于世界现代体育而言者。现代体育是世界的，它无论怎样在中国生根开花，我们无论在世界上获多少奖，它还是其它民族的。武术走向世界，无论有多大影响，还是中华民族的，是中华民族体育在世界者。以此而言，武术的文化属性是中华民族的。
每一事物皆须依照许多理，有许多性，属许多类。就体育性而言，武术还有自身的主要特性(主性)；主性又蕴涵许多其它辅助之性(辅性)；还有与主性、辅性不相干的性(无干性)。说武术的定义，事实上就是在说武术的主性，找出主性才能准确定义。新定义强调的几个方面，哪个是主性呢?换句话说，哪一项可以蕴涵其它项呢?
中华武术有百多个流派，套路不下千数个，它们大多有三个共性：1.功法练习；2.套路练习；3.散手技击。说“大多数”，是因为有些流派除功法练习外，特别重视套路练习，通过功法和套路练习，达到散手技击的目的；有少数流派只有功法练习和散手技击，却不注重、甚至摈弃套路练习；有的流派只是重视简单的单式练习，不重视复杂的套路练习。套路性、尤其是复杂性套路不涵盖所有的武术流派。套路的、非套路的、单式的，都是达到散手技击的手段。以此而言，技击是武术的主性。
虽然不能涵盖中华武术各流派，但套路性确是大多数流派的共性。所谓套路，都是由具有攻防含意的一招一式所组成，一个武术套路的名称，实际上就是这一串招式的总名。套路无论是单练的、对练的，徒手的、器械的，都是双方攻防假设性显示。散手技击和套路练习都可以表演，表演水平愈高则离招式的攻防含意愈远，这样的套路训练离武术的主性也就愈远，就愈缺乏技击价值。套路训练通过发展其中的攻防含意，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逐渐完成由复杂到单纯性过程，形成特殊风格的散手技击形式。套路训练中攻防含意离武术主性越近，就愈有技击价值。技击形式有多种，各具民族特点，通过套路训练达到散手技击目的，是多数武术流派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套路表演和散手技击都具有艺术性，也体现了武术精神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观念是多义的，武术之艺术性是超越技术而近乎道术者。武术本来被称之为武艺，是说神而明之的技击，超越格斗本身，简直是艺术。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只说套路“能熟练地展示武术的艺术性，具有观赏性审美价值”。如果单纯局限于套路，或者套路“高、难、美”化，在过去曾被讥之为花拳绣腿，不符合传统武术一贯精神，是传统审美趣味的失落。艺术观赏价值，散手与套路共有，不是单纯套路者；武术民族文化属性，不是单纯技艺者。练武术套路不一定能散手技击，由套路而散手技击者，套路表演亦不在话下。以此而言，套路是武术的辅性。
“注重内外兼修”不易理解，其实是说武术还具有修心、修性等作用。世界现代体育也有类似作用，只不过时代、民族、文化属性不同，表现也不相同。传统武术非常注重个人德行修养即所谓武德，如果说武术的内外兼修之“内”是指精神性，当无可置疑。就物质性而言，兼修之修，形式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单纯修炼外部的所谓肢体运动；二是单纯修炼内部的所谓气功、瑜伽术等；三是内外兼修的所谓内家拳术。说全部武术都是注重物质性的内外兼修，并不符合事实。武术有的项目注重呼吸吐纳导引，有的并不注重。旧时曾将武术分为内、外两家，若以此而言，大概也是不错的。这起码说明，武术有些项目注重内外兼修，有些则不注重内外兼修。即使是太极拳非常注重“虚领顶劲，气沉丹田”，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地位也不是最主要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则以形神内外统一，作为内外兼修的注脚。如果这样，举重运动其神、其气、其形、其力也应该是内外兼修的。注重内外兼修者不能涵盖整个武术运动，与武术主性、辅性不相干。以此而言，注重内外兼修是武术的无干性。
武术技击主性，与奥运更快、更高、更强，向极限挑战的精神并不矛盾，传统武术现代化不必将其“化”掉。武术的民族文化属性，技击时体现为不但要把对手击倒，而且要体现出艺术性。这与现代其它技击项目不但相同，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现象”、“高层次的科学”、“高层次的体育”，是堪为世界现代体育技击项目所仿效者。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都有其个性，亦有其共性。个性是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共性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基础。武术的文化属性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本来与奥运精神相吻合，我们不必削足适履，以世界现代体育一些形式来改造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
以逻辑的必要与充足条件说：武术的技击主性是“有之为必然，无之必不然”，是说技击的是武术，无技击的不是武术；套路辅性“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然”，是说，武术不一定是套路的，套路的不一定是武术；内外兼修无干性“有之为必然，无之不必然”，是说，内外兼修是武术，不内外兼修就不一定是武术。这是传统武术的逻辑。回眸武术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前期忽视武术技击性而单纯突出套路，运动员不打散手使武术不“武”；近十几年所开展的散手，运动员却又不练套路，使武术不“艺”。竞技套路是现代武术体操，是化传统武术辅性为现代武术主性者；竞技散手是现代技击或搏击，是舍传统复杂性为现代单纯性者。这样的武术，割裂了套路与散手的统一性，割断了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不讲技击的套路和不讲套路的散手，如果“高、难、美”、“凶、狠、强”地发展下去，直至与传统没有、或少有关系，也能够形成具有现代体育价值的新武术学派。不以传统二字半遮面，毋庸讳言传统的羁绊，反而更清楚、更利于发展。这样的武术体育文化不是民族所固有，是现代之新创。“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下的新定义，大概是概括了当前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手两种运动形式的共性，抽象出“技击动作”这个词汇。“技击动作”可以作为世界上一切搏击运动、影视戏曲武打、艺术武舞的共性，“技击动作”的外延大于、或超出了武术的范围，因此也就不能够作为武术的主性。说武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合适吗?与这两种形式有共性的运动难道就都是武术吗?散手是相对于套路而言者，散手之“散”映衬了套路之“套”。新定义把散手换成格斗，技击就是格斗，格斗却不一定是技击，格斗就是武术吗?说武术“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技击动作吗?现代竞技武术不但套路与传统要求不一，竞技散手与传统散手差别也很大，《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并不讳言：“现代所开展的散手与中国传统的散手有着质的区别”。既然明明知道这样的散手已经不是传统的了，为什么还将武术定义为“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呢?
以自身的传统逻辑，武术可能有三种存在形式：1.符合传统者是传统武术；2.延续传统并以新的形式发展者是现代武术；3.背离传统者是后现代武术。说武术是套路的、或是格斗的，都背离传统武术精神。《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不但分武术为套路的、散手的，甚至连段位也是评定的而不是赛定的。这样的武术不是延续传统的，这样的段位制也不是彻底现代的。“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为武术所下的定义，只是想为当前的竞技武术运动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却混淆了事物的主性、辅性与无干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硬要把传统与现代捆在一起，就会出现定义危机。不能突出武术的主性，就不能指明武术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竞技武术艰难地走过了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子吗?受世界现代竞技体育影响，现代的竞技武术大概属于尚未完成的后现代化。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概念都是现代的，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者。以此而言，传统武术是民族体育传统技击项目；竞技套路是民族体育现代武术；竞技散手是民族体育现代技击。
逻辑的内涵越小，外延也就越大，从定义上把武术的传统与现代统一起来并不很难。以此而言，武术是民族体育项目。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理论；于平；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学者。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把握上，还是在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对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作者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第二，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的泛漫，给人一种口味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么“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训”，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训”、 “雅言” 、“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的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责任编辑：楚小庆）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rt Criticism： Review of Yu Ping's [WTHX]Cultural Horizon of Art Science
XIONG Yuan-yi
（Literary Newspaper Offic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125）
关键词：生活教育 平民教育 乡村教育 儿童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17（2014）10-0188-01
1 生活教育论引领信息技术“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先生师从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先生，并将其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引入中国。他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发展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他强调：“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进而又提出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即学校”，将整个社会看成是教育的场所、环境。是将笼中的小鸟放飞回到天空中去，使它任意翱翔、自由发展；是把学校的一切都伸张到自然、社会中去，使学生的成长适合社会的需求。同时他又对教师的教学提出要求，即“教学做合一”，打破了旧中国重教太过的“教授法”的历史，转向重视学生、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陶先生的教育理念注重“教、学、做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然而这里的做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无所用心，受人制裁，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愚弄无知，成了高等游民，以致造成了“劳心者制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都不能算真正的做。
在信息技术现实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掌握知识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新的课程体系中提出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恰恰迎合了这一教育发展的要求。“教学做合一”不仅要求教师要系统的教，学生要系统的学，还要求学生亲自接触计算机，接触网络，接触社会生活，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去感知、搜索、查找并获得信息，再根据所获的信息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达到亲自解决问题的目的。
2 平民教育思想指导信息技术的目标确定――大众信息素养提高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争相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人把教育和救国联系起来，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平民教育浪潮。
1917年8月，陶行知先生与朱经农经过紧张奋战，合编了《平民千字课》。这本书唤醒了中国千百万落后的大众，是“普及教育的先声”。
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先生从自己的儿子身上得到经验，提出连环教学法。识字的人无论其年龄大小都可以教不识字的人。这种连环教学法使得一家、一店、一庙都成了教学单位，同时奠定了平民教育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设立“平民读书处”、“平民学校”和“平民问字处”满足了平民读书识字的需求，平民教育旨在“处处读书，人人明理”，“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平民教育的理念为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中的信息技术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今社会，不论是在校学生还是职场打拼的人亦或是在家劳作的工人、农民、企业家，网络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同时网络犯罪、网络受骗的案例越来越多，唯独提高大众的信息技术水平，提高信息素养，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受骗，最大程度避免网络犯罪，才能保持干净的网络环境。
（1）一本适用于大众的新时代《大众信息技术》有待于编撰，市场上的信息技术教材绝大部分是面向中小学生以及教师，而适合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书籍却少之又少，严重阻碍了大众接受信息技术教育的进程。因此一本适应现时代社会发展，适用于平民大众的《大众信息技术》有待于编撰，以此来提高全民族的信息技术能力。
（2）“信息技术培训处”――现时代，各广播电视大学及各高等院校开办的远程教育培训面对的对象大部分是职业上需要继续进修的在职人员，他们一般都就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物质经济条件来接受远程教育的在职培训。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使得平民百姓的信息技术的培训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一种信息技术培训机构迫切要求建立，以此满足平民接受信息技术教育的需求。
（3）“连环教学法”的继续应用。全社会应该加大对信息技术学习的宣传，鼓励人人成为信息技术学习的教师，尤其是当代的高中生、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要大力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和传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以此影响他们的家人，影响身边的人。
3 民主教育促进信息技术创新改革
陶行知先生提倡民主的教育，反对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解放学生的思想，解除学生心中的围墙，让学生的思维更加广阔，更加自由。要做到这些，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充分借鉴陶行知先生的“六大解放，即解放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时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信息技术教师要具备民主教育的思想。在信息技术课堂，努力营造民主的氛围，解放学生的大脑，解放他们的思想，解放他们的双手，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主动解决问题。
（2）鼓励开设适合在校生信息素养提高的校本课程。目前的信息技术教育，时间少，任务重，单靠一周一课的时间，难以满足部分学生深入的需求，如创新作品的创作等，迫切需要开设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旨在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校本课程，一方面为深入学习信息技术提供充分的时间，另一方面要丰富校园文化。
本文通过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探讨，以期对当今的信息技术教学理论增添一份民族的基础力量，为信息技术的教学实践提供几点建议。中国信息技术正处于分娩、蜕变前的阵痛，只有将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从中国历史中吸取理论基础，才能获得新生，破茧成碟。
（日照第一中学，山东 日照 276826）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154-02
一、新型农民强调的重点在“新”上面,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能够成为新时期的主人,更好的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中去[1]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前来说迫切需要大量素质高的新型农民,这可以说是新农村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假如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没有新型农民的参加,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就比较论难。也就是说,新农村和新型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当然是劳动者,同时劳动者也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体。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是人们依靠本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并且控制了人与自然之间有关物质交换的一个过程[2]。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之中,劳动者本身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往往更强调质量,尤其是劳动者的智力,这将直接影响生产力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就目前的体制来说,绝大多数的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其依靠的生产技术仍然是体力与长期从事农业的生产经验,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农民[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劳动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要求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强调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等都需要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产素质不断提高,所以可以这样说,提高从事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是最关键的。
温总理曾经指出,将农民素质切实加以提高,才有利于推动我国目前的小康社会建设。[4]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靠高素质的农民,他们能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能够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使用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真正提升农业的发展潜力,将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能得到根本改变,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向前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向前迈进。
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加强对农民进行科技方面的培训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农民科技方面的素质是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大,所以说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能否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取决于农民所掌握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今天我们所说的农业经济,已经与以前只是说到的种地有很大区别,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立体产业,主要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贸易等,这种综合性的立体产业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支撑和引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懂得生产技术,还要学会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的农村当中具有实际农业生产技术的人才不足。农民接受教育的时间段是比较短的,并且一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居多,还有文盲或者是半文盲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就很少,而正式接受农业的相关职业教育的则少之又少。还存在这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之中年轻的劳动力和文化程度稍微高点的基本都选择了到城市打工,从事农业方面的则主要是妇女与年龄较大的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具备传统经验的农民,是不具备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劳动者素质的,很显然也不能够适应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依靠这样的力量去进行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还是有很大困难的[5]。
实践证明,现代科学技术只是是能够促进现代农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国的农民科技文化素养不高,不仅对农民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也能够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加以制约。由于农民本身科技素质不高,不但影响了农民在经济方面的收入,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劳作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产生影响。对农民加强科技知识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民已经列入农业部需要处理的实事[6]。可是要将数量庞大的农民培养成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任重道远。所以现在很有必要加大对农民实施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大批新型农民,将人口负担努力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这能够提高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含量和国际竞争能力,积极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民实施科技培训现状
自从改革开开放后,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已经加大力度对农民实行农业科技方面的培训,并且始终坚持“三面向”的原则,面向农民,面向农村和面向农业,坚持农业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方向,逐渐向多个层次、多个形式发展,并注意推广大批新成果、新技术以及新工艺,培养大批的农民方面的技术骨干,已经形成了新型农民技术培训网络,进一步将农民的素质提高,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固然取得了成绩,但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农业技术现代化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7]。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对科技知识培训的认识还不怎么到位。某些地方与部门给农民服务的意识还不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知识培训重要性认识也不足,并没有放在一个突出位置。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也没有实行有效调控;用人单位在招录农民工时,也只是重视使用,并没有将培训提到日程上来,没有投入人力开发成本。
第二,农民科技经费的投入量并不足,在进行预算安排时并没有设立专项培训资金。
第三,没有对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的有限资源整合利用好,相关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法律保障也不健全,农民科学技术培训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农民培训的管理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在对农民实行分类培训的时候,只是将重点放在了教材、资金、场地等方面,没有对资源进行统一安排,不能进行合理利用,某些内容的实用和针对性还不强。
第五,组织农民培训还比较困难。很多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农村中绝大部分的适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当地城里参加工作,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多数是属于中老年人,其文化水平和年龄结构,并且他们本身认为参加不参加培训的意义并不大,这给培训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四、加强农民科技培训的相关措施
加强政府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领导工作。《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要在以后的15年内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其基本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提高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也是实施公民科技文化素质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各级政府中的相关领导要切实抓起来。对农民加强科学知识技术的培训,各级政府的响应领导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来。
第一,思路一定要理清,重点也要明确。各级领导要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对农民科学技术培训方面的工作摆在一个与农业、农村工作相对等的重要位置上来。
第二,加强领导,协调安排。注意按照“政府统筹,农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管理与运行机制,强化宏观调控,统一协调,相互配合,使得农民的科技知识培训能成为各级政府行为。
第三,注意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利用好已经存在的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资源,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好各个部门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协作的新道路,制定利于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的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有效组织农民开展科学知识技术方面的培训。注意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体系建设,尤其发挥电脑远程教育在培育新型农民中的作用。
第四,注意加强相关培训经费投入,能够使得培训工作顺利展开。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机制的建立,能够对农民开展有效培训。对农民科技培训的经费要注意再加大投入,建立各级政府为主导的多种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中央财政投资,各级地方政府投资,进一步解决广大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不足的相关问题。各级地方政府要善于将农民科学知识技术培训中的经费纳入到本地方的财政预算体制中,并且要确保相关的配套资金能落实到位。并且相关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做到专款专用,使得资金效益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第五,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改善培训的条件,提高培训能力。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有关培训的工程中去,并在农村实行实用人才专门培训工程,并且加大实施力度。
第六,考核激励机制的建立,保证农民科技培训的目标能够实现。各级政府有关的政绩考核要注意将农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率、就业率等指标纳入其中,也作为选拔后备干部的相关条件,将农民的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目标考核之中,依据“职责有分工、师资有标准、培训有计划、结业有证书、学员有档案”培训标准,开展目标方面管理,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培训任务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日照市农广校
参考文献:
[1]赖存理,张耀东.浙江劳动就业发展的十大趋势[A].探索与创新――浙江省劳动保障理论研究论文精选(第二辑)[C].2002年,18-23.
[2]仲良华,宣云.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A].2003.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论文集[C].2003年,67-69.
[3]加强农村职业教育 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福建省农村职业教育调研报告[A].“职业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研讨会暨第十三次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2005年,198-203.
[4]朱燕芳,李晓霞.湖北农村富余劳动力现状及转移的有效途径[A].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对策――2006湖北发展论坛论文集[C].2006年,58-60.
[5]郭怨舟.学陶师陶.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A].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首届二次学术年会论文选集[C].2009年,23-24.
[论文摘要]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学说,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无一不是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新概括、新总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号角。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在概括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认识范畴,把本质上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当作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对生产力结构的理解。它突破了以往对科学技术作用理解的局限性,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它从生产力综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推动力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江泽民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拨乱反正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从历史的高度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他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赋予知识分子以主人翁地位。
邓小平主张,对于知识分子要爱护、要提供服务、使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才智。他提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们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他提出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提出只要是人才,要容其缺点,放手使用。他提出对于科技工作者“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他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以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他提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进而要求全党“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等这些观点和思想为我党和国家尊重、重用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依据。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三、必由之路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
经济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改革是解放科技生产力。既然实践进一步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为了扭转我国科技体制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科技发展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这些重要举措都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反复倡导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2][4][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378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17页
[3]《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见1995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
【关键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技术中立
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界，谁掌握了网络空间话语权，谁就能在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赢得一席之地。而国际竞争中的冷战思维已从传统军事经济延伸到网络空间，其实质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较量――通过对对方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否定，来否定对方存在的合法性。[1]故此，网络空间成为和平时期各国传播国家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和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争之地，得之则胜，不得则败。
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种思想体系所塑造的人们的社会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它关乎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是各种政治力量都竭力抢占的领域。[2]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掌握了国际传播的先机，将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利于国家与政党形象的传播。
米歇尔・福柯最早研究话语和权力的关系。他对他所称之为话语形态的强调反映了话语是一种权力的观点，即知识深嵌于权力之中，真理往往是一种社会建构，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往往是资本、政治等力量的较量。真正产生影响力的话语是资本支撑的话语。世界上所有的政党和团体都需要利用宣传工具传播其执政理念、方针、政策和发展路径，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强化共同体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增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从而为其统治争取政治力量，而网络就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论调此起彼伏，网络空间标榜民主自由的民粹主义斗士，崇尚个人至上、群体至上的无政府主义拥趸比比皆是，如何牢牢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网络言论的技术可操控性，使得谁掌握技术谁就能拥有话语权，这也使得西方强国不断借助新技术传播观点，进行思想渗透和舆论造势。[3]不只是西方强国，但凡别有用心的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攻击异己，党同伐异。
二、无政府主义思潮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是邪恶而没有必要的。作为掌握、强制力和胁迫力的权威，国家威胁到了自由和平等原则，即冒犯了无限制的个人自治这一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4]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政治机构不能对社会秩序产生良好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完全否定政府和法院等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作用，认为其是腐败堕落的利益机器；社会的统治应该寄希望于高度的人性自治，社会的和谐依赖于道德和自律的约束。自由平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指引，而其目的主要在于彻底政府机构，反对强权和威权，人人平等，人人自治。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无政府论者诺齐克提出优先于利益的绝对权利，他认为“任何人都永远没有资格侵犯个人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5]，包括国家在内。而哈耶克之“自生的社会秩序”则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同样可以获得良好秩序。然而，这种论断值得深思。社会是一个有机运作的整体，有着无数个组织细胞，没有统治者的领导，寄托于内生的吸引力与道德自律是微弱的，道德自律只能作为维系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群体具有盲目性、易感染性和易受暗示性，极端的群众是不可依靠和信赖的。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之下，群体会变成没有理性的乌合之众，而由此造成的群体力量不可低估，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客观而论，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自由、人性和平等的人类终极目标可能有些许作用，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便值得推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作为某一政治实体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现实中，其思想主张存在着致命的弊端和无可操作性；其对政治制度价值的无视，对人性的盲目乐观，对市场的过度信任，都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其存在价值只能对现行政治体制、人类理想起到启示性作用，却无社会实践价值。
三、网络时代无政府主义乱象
网络空间已成为现代人赖以生存的超现实空间，但网络空间还是一个没有形成全球共同规范的、无政府状态的领域。[6]无论是技术根源还是文化根源，互联网都天然地适合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生发。正是技术赋权下的自由和网络空间法律约束的缺失，使得网络空间的安全防线正在被吞噬，无政府主义乱象四起，严重威胁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位。
（一）警惕技术中立论
互联网作为技术浪潮中开天辟地的造物，难以逃避技术中立的论断。技术中立论认为，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手段，技术本身与需求和利益无关，与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无关。其结果无所谓对人类是善是恶，不应当对技术及其后果进行评价。[7]技术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使得技术中立论甚嚣尘上，且成为一部分技术至上者的信念，他们将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隐藏在技术和工具背后，然后战略性地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观的输出。然而，技术中立论明显是错误的，是避重就轻的。马尔杜塞作为技术意识形态的研究者，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认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他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中立和独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8]技术产品作为一种人造物，其本质在于它能为人类和社会提供价值，而不仅仅是需求满足的工具；技术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掌握技术的人就成了意识形态的话语当权者。倘若承认技术中立论，就意味着承认技术背后没有资本和利益操控，不存在价值观灌输和意识形态输送。这种论断完全落入了一些技术创造者的陷阱，为互联网毫无禁忌地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藩篱，进而应用在任何政治实体中，渗透到任何意识形态之中提供了依据。这也造成技术至上者对互联网的监管进行坚决抵制，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和推崇只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倒退。
对互联网技术霸主美国而言，利用“互联网自由”的幌子对别国互联网管制进行压制的全球战略已经屡见不鲜。互联网更是成为美国征服全球的战略武器，打着技术中立论的旗号，借机将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悄无声息地在网络上传播，直至人们被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洗脑而不自知，这就是思想的征服力量，技术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人类思想的主宰。因此，我们要对技术中立论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资本和技术入侵为思想渗透开路，文化传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旁落。
（二）对历史和权威的诋毁
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去权威性和无国界性，网络空间的虚拟平等性，使得人人成为传播主体，从而消解了传统文化“宏大叙事”“一个中心”的传播模式，致使没有绝对的权威话语，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体系。[9]互联网作为完全开放式的空间，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其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网络社会形态，为网民提供了政治参与、解构权威、表达诉求、情感宣泄的渠道。技术赋权的时代，人人可以发出声音，权威的门槛被打破，少数可以聚合多数力量成为主流，“互联网自由”的幻想让人们迷失了对信仰的追求。一部分人利用虚拟网络空间对历史和传统进行诋毁，国家权威和政府权威遭到挑战与蔑视，网络空间的的火苗此起彼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而在7.1亿的庞大网民中，低龄和低学历的特征凸显。互联网平台网民低龄化明显，却囿于其价值观不成熟，缺乏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思想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煽动。个别青年网民对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判断失衡，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不明就里，就可能被无政府主义利用，成为无政府团体的拥趸，在网络上肆意攻击政府，传播对政府形象不利的言论，恶意诋毁历史人物，甚至秉持的立场，彻底对历史进行污蔑和颠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凝结，象征着人类的美好追求。然而“恶搞文化”“审丑文化”等各种网络文化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主流价值观的话语空间，消解了其权威性。
（三）自由民主的泛滥
网络社会的内核不是技术主流化及其主导地位的体现，而是人的主体性展示和自我延伸。[10]个人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得到极大的释放，匿名空间使得传播者责任意识变得淡薄，网民在自由的边界游走。网络暴民的人肉搜索开启了窥探隐私、发泄私愤的源头；“键盘侠”作为一股隐藏的力量，对他人口诛笔伐，随意谩骂指责，通过舆论的“集结”优势来达到强制性干涉他人权利之目的。网络审判僭越法律边界，对新闻人物诱供招供，利用舆论力量对审判结果造成撼动性颠覆。这一切都迎合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推崇的无管理、依靠市场规则和道德自律规制网络空间的标杆，具有这种倾向的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感网络管制的同时，还反对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进而仇视执政党及其相关机构，不断挑战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法律底线。[11]
随着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扩大，舆论操纵也成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传播手段，网络“推手”和“水军”正是言论操纵的主体，舆论信息的混乱无序，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声音。美国和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掌握着网络话语权，它们不断培植网络，混迹于社交网站、门户网站、博客等，无限放大中国共产党官员腐败问题、人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将问题极端化和简单化地归为制度问题，大肆丑化中国政府形象。“塔西佗陷阱”在当下中国政府治理中已经极大影响到了政府的执政公信力，严重时极有可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诋毁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
（四）“”兵临城下
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腐蚀与渗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摧毁无疑是毁灭性的，网络已经作为国家战略成为西方世界攻城略地的主阵地。作为技术，网络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潜藏在其后并操纵着网络的利益阶层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权力。[12]传播工具成为各种组织和团体有意识发动的工具。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非暴力政权更迭”战略，利用社交网站Twitter、Facebook等对别国渗透，将其作为组织的重要手段。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代表着美国新形势下的“民主”攻势。乌克兰境内亲美反对派利用美国的Twitter、Facebook等社交软件，恶意放大社会矛盾，以低廉成本的爆发式传播渠道，迅速聚集抗议群众发动革命，对乌克兰政府的统治造成了致命威胁，“Twitter革命”“Facebook革命”“茉莉花革命”等越来越成为互联网威胁政权的代名词。
对于中国而言，网络战争已经兵临城下，世界范围内一次次的“”都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警示。一些价值观偏激、思想极端的边缘分子，拉拢团队，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肆意放大社会矛盾，制造思想和社会混乱。“”并非危言耸听，应当时刻保持警惕，提高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凝聚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影响力，借助网络空间将中国文化传遍世界，用中国声音影响世界。
四、结语
网络空间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思想得以升华的平台，这是技术的进步、思想的进步。然而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制孤岛。目前全世界都在致力于网络空间法律条款的制定，无论从国家安全层面还是公民个体权利保护层面，网络规范已成为世界共识。无政府主义在网络上的肆虐当值得高度警惕和严格约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微博民间舆论场发育、构建与风险规避研究”（项目编号：16BXW095）]
参考文献：
[1]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7.
[2]吴佩芬.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实质危害及警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4）：30.
[3]刘瑞生.网络自由主义思潮趋向偏激[J].人民论坛，2012（24）：75.
[4]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7.
[5]迈克尔・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28.
[6]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J].美国研究，2012（3）：108.
[7]林德宏.关于社会对技术的必要约束：评技术价值中立论与价值自主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
[9]鲁佑文.中国网络文化传播研究[M]//唐亚阳，邓验.中国网络文化发展二十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240.
[10]张春华.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高宏强.网络无政府主义与协商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博弈[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2）：23.
[12]李若薇.网络：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化霸权的工具[J].新闻爱好者，2009（6）：3.
[关键词]民族声乐教学
美声唱法
融合借鉴
众所周知，民族声乐在理论与技术方面都对美声唱法有所借鉴，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美声唱法的引入，对我国声乐教学理念、演唱技艺、教学科研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民族声乐教学中在演唱技术、理论方面对美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民族声乐教学中在科研方面对美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两大方面浅析了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
一、民族声乐教学中在演唱技术与理论方面对美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
（一）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气息技术的融合与借鉴
在民族声乐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首先进行深呼吸，然后借助横膈膜保持气息，利用肌肉群之间的对抗给气息以支撑，进而在确保气息持续、匀速、连贯流动。就传统声乐技术而言，其大都采用小气口来断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以气唱情”。这种气息技术，有助于表达、诉说情感。近年来，花腔技术在流行歌曲中有所体现。花腔技术归属于美声唱法，是一种很好的演唱技术。气息在演唱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开展民族声乐教学时，教师应加大对学生气息的训练，使其更好地演唱。气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歌曲，情感、基调不同，使用的气息技术自然也不同，这就表明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重气息的运用。
（二）对共鸣演唱技术的融合与借鉴
空腔共鸣技术在我国民间唱法中较为常见，其注重局部共鸣。在实际民族教学中，美声唱法中的混合共鸣技艺被广泛运用。混合共鸣技术，即通过调动、调节各种共鸣腔体（口腔、胸腔、口咽腔、头腔），对声音圆润度、音色进行加工，从而实现真假声的转换、运用。例如：在演唱《沁园春・雪》、《中国大舞台》等种类歌曲时，混合共鸣经常被应用，其能够把宏大的气势表现出来。
（三）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咬字技术的融合与借鉴
基于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西洋美声唱法被应用于民族声乐教学时，经常出现字音不清、声音不畅现象。自从将美声唱法引入到民族声乐教学，咬字技术得到了明显提高，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逐渐被完善。谈及咬字技术，金铁霖教授表示：在演唱过程中，字的种类主要包括宽、窄、团、尖。其中，发音通道对宽、窄音没有影响，保持在后通道即可，在咬字时做到动作小、巧，就能顺利、完美演唱歌曲。将此通道与我国以往的咬字技巧、风格有机结合，就能促使咬字准确、自然，进而将民族声乐的亲切感表现出来。
（三）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混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
提及美声唱法，首先映入大家脑海的必定是真假声混合唱法。真假声混合唱法作为美声唱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对演唱者综合素养具有很高的要求：结实有力、通畅自如的气息；圆润明亮、宽松丰满的声音等；音质、音量、音域等。较其他唱法而言，美声唱法最大的特点是混声区唱法，也就是说，根据音高比例将真假音混合应用。从共鸣角度来看，真假音混合唱法可将所有共鸣腔调动起来。西洋混声唱法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为头声区、中声区、胸声区，将人体机能的科学唱法展现的淋漓尽致。美声唱法真假声混合唱法存在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将真声、假声完美融合，在声带轻重技能调动的时候不会出现破裂音现象，进而达到演唱声区的高度统一。美声唱法真假声混合唱法对三个声区进行有机结合，产生整体共鸣，促使演唱者声音变得圆润、更富色彩。与此同时，演唱者声音柔和又没，具有强烈的穿透力。这些事民族声乐所欠缺的。在借鉴、融合过程中，不能盲目，须充分考虑作品的风格、难易程度等。此外，须搞清楚真假声音高比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改编。例如：在演唱过程中，若以假声为主，高音演唱就相对简单，低音演唱有难度，这种唱法往往导致声音、声带缺乏可观的张力，适于演唱较为柔和的歌曲，不适合演唱曲风较为强劲有力的歌曲。在演唱过程中，若以真声为主，且掺入少量假声，这个类型的声音，可将呼吸、气息、共鸣等有机结合，促使演唱者声更加圆润、明亮、富有表现力等。
（四）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声部划分理论的融合与借鉴
经调查研究发现，美声唱法对声部进行了详细划分，其认为每个演唱者的声带在长短、厚度、宽度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此外，其共鸣腔体、整体演唱素养等亦区别很大。因此，不同演唱者形成的音色、音域等也不同。由此可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教学主体，为其提供适宜的教学内容，进而提高民族声乐教学成效。对于民族声乐而言，其在声部划分层面存在着不足之处。美国唱法对声部的划分，对改善、提升演唱者歌唱综合水平、能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其存在着共性、个性。其中，共性指的是演唱者不论唱哪种声部，其都得参与一般声乐技术的学习，比如：气息、发声等。个性指的是，继划分声部之后，教师可以学生的歌唱器官为参考依据，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内容、方式，有对性的对其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遵循因材施教、深入挖掘、开发学生潜力等原则。声部划分是美声唱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唱法在这个方面较为欠缺。因此，民族声乐教学应加大对其的重视力度。民族声乐教学可以借鉴、融合美声唱法，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男女高、中、低音划分，而是汲取其的优点。
（五）民族声乐教学中对美声唱法歌唱器官生理构造研究理论的融合与借鉴
一直以来，民族声乐教学都忽略了对各种歌唱器官生理构造的研究。翻阅民族声乐理论，笔者发现其内容涉及气息、咬字技术等，但唯独欠缺了对歌唱器官生理构造的研究。不可否认，这种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密切联系。在美声唱法中，其对各个发声器官生理构造、功能、特征等进行了详细论述。除了介绍器官名字，还对其功能、如何协调发声作了充分的解释说明。例如：歌唱发声涉及到的器官有哪些？每个歌唱发声器官是怎样产生作用的？换句话说，歌唱者应明确自身的歌唱器官，并对其科学、合理应用该，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民族声乐在这方面严重匮乏，几乎是空白的。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主要依托思考、想象去进行领会、揣摩以提升歌唱水平、技巧。
二、民族声乐教学中在科研方面对美声唱法的融合与借鉴
（一）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理论研究
纵观声乐理论发展史，我国拥有大量关于声乐研究的著作。其中，元代的《唱论》记述了关于演唱技巧、方法的内容；明代的《曲律》论述了学唱方法、学习声乐步骤、学习内容等。清代的《乐府传声》浅析了演唱过程中的气息、声音运用技巧。这些理论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歌唱技术、发声原理等进行了探究。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声乐特点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族声乐他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在演绎歌曲时，要注意咬字技术、掌握音准、控制情感等。然而，很多著作都是依据经验创作的，不具备科学原理性。
（二）国外美声唱法研究
17世纪，巴西雷总归纳总结了声乐教学的技巧与方法，其关于声乐理论、教学的概述为以后的声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美声唱法相关研究理论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加强了对教学理论、演唱方法研究的力度。此外，其亦对物理、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德国医生曼德尔在生物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出了隔膜呼吸法。其的研究，在巩固美声唱法发声基础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研究，古典美声发声方法应运而生，进而催生出古典声乐派。此外，由于科技的发展，很多人投入到对共鸣腔体的研究中。很多知名教育者对演唱者的面部表情、口腔位置等进行了探究、分析。这些有创意的研究，对推动声乐教学颇有益处。
（三）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对美声唱法理论研究的借鉴
关键词:民族声乐 民族音乐理论 民歌 声乐教育
民族声乐是运用民族语言和民族审美来表现民族的音乐风格，是表达民族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民族声乐在“继承”和“借鉴”的天平上已出现了明显的倾斜，很多歌手盲目地“借鉴”和模仿，从而形成了中西混杂、非中非西的演唱模式，民族声乐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虽然不断运动，但却原地踏步、裹足不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广泛而深刻的，笔者以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民族音乐理论的边缘化阻碍着民族声乐的民族性发展
自“学堂乐歌”始，欧洲音乐在音乐教育和城市音乐文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音乐教育中，几乎都是沿用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根本得不到重视。重彼必轻此，对欧洲音乐体系的推崇使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逐渐被边缘化。
七十多年前，著名音乐家王光祈先生指出:“中国虽万事落后于他人之后，但音乐理论一项，由于在历史上倍受重视，学者辈出，成绩卓著，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无愧色。”:中国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理论固然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如都有7个基本音级、12个律位，节奏节拍亦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许多传统特色突出的地方，西方音乐理论是无法体现的。譬如，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种乐谱对演唱和演奏者留有的余地比西方古典音乐要大得多，“死曲活唱”、“死谱活奏”、“框格在曲，色泽在唱”、“移步不换形”等说法都表明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作品的二度创作要求是非常高的，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按谱演唱”给演唱和演奏者发挥艺术才能、展现艺术个性、表现艺术情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味的遵循西方封闭的、规范的“按谱演唱”，必将抹杀我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再如，我国传统声乐中的一些特色唱奏技巧(如“花音”、“苦音”、“噢音”、“摇声”等)、少数民族演唱技巧(如蒙古族的“诺古拉”、“呼麦”、新疆的“木卡姆”、侗族的大歌等)以及诸多的传统民歌、戏曲的润腔方式是西方音乐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
所以，要使民族声乐得到更大的发展，要使民族声乐的“四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中的民族性永不褪色，就必须建立起和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夯实民族音乐理论的根基，充分挖掘其中的优秀因子，让民族声乐焕发时代的活力。
2.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弱化了民族声乐发展的基础
民歌不仅为戏曲、曲艺、器乐、民间歌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还是我国民族声乐的源头和生存的土壤。民歌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的演唱形式和发声方法(中国音乐学院张佩吉教授将它总结为“真假放收摇擞颤、滑甩花舌顿夯泛”)对我国民族声乐技巧的形成、风格的凸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民歌还是我国的民族声乐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很多流传广泛的歌剧拔萃曲、歌曲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洪湖水浪打浪》就是以《襄河谣》为基础，《北风吹》就是以《小白菜》为基础，《红头绳》就是以《捡麦秆》为基础，等等。
然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音乐文化的人侵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有千百年根基的民歌也未能幸免。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交替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崇拜，国人对大量涌人的西方音乐倍加青睐，趋之若鹜，民族声乐也走上了向西方声乐借鉴、找寻所谓“科学性”的时代。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我国的民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二者交夹之下，传统民歌艺术的生存陷人危机，民歌正在逐步远离人们的视野，成为昂扬的现代化进行曲中的“杂音”。民族音乐家田青悲观地说“现代化对民间歌曲的冲击比十年浩劫还要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危险。”
面对民歌的式微，我们既要充分了解民歌在民间的真实生存状况，也要广泛认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对民歌提出的新要求。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人们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要求民歌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充分了解民歌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意识到民歌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积极行动起来，去抢救、保护、继承、发展民歌，共同创造既传承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民歌发展新时代。
3.声乐教育的技术本位使民族声乐有着“炫技”的不良发展趋势
目前，在声乐教育中，技术至上的趋向比较突出。人们往往把“高音”与“技术水平”划上等号，而忽略了风格、韵味、统一等因素在歌唱中给人们带来的美的享受，也使歌唱者从一开始就走进了唱声音、进而走向了唱高音的死胡同。在追求极限的审美观点的诱导下，一些教师在声乐训练中不顾学生自身的条件而一味地为他们力拔高音或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种训练方向上的偏误使学生只顾埋头钻研技术，甚至卖弄技术，而忽略了声乐应有的风格、神韵和灵魂。古人云“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汉·桓宽((盐铁论》)，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高音，只能使声乐教学走上期求“利声”而忽略“中节”的歧途，使声乐表演形成“炫技”的不良发展趋势，这既不利于声乐的发展，也不利于歌唱艺术的普及与传播。
关键词：互联网络、民主、专制主义、技术帝国主义
民主一般是指公民通过平等而有效的选举及其他参与方式，决定政治领导人和影响重大政治决策，实现全体公民或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政治过程。“多数裁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则。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人们对网络网时代的民主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政治学家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互联网络会极大地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互联网络的出现的确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使公民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络同时也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相对于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互联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民主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
一、网络民主观点概述
关于网络民主的论述很多，这里概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
1、网络建立了一个充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网络是个充分自由、开放的社会，它没有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1996年2月9日发表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认为：“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对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解释道:“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网络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彻底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
2、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A.)在剖解了社会发展的图式——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的起伏推进后指出，虽然信息社会处于文明的前锋，但当前的文明是三种社会精巧并置的混合体。他认为所谓的民主是一个政治词汇，很难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实现，但在信息时代，授权与参与式民主将成为高频词汇。
网络技术开辟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屋子装不下”选民的问题得到解决。电脑将可能使更多人通过参加电子市政厅会议，或通过电子邮件等交流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在网络政治中，网民不需要再由别人来代表自己，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政见。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和决策。选民只要坐在家中，甚至在旅途中利用具有识别选民身份功能的、联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掌上电脑，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全民公决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容易。
3、网络社会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对等性
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政治权力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互联网上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子弟在网上获取同样的政治信息。
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互联网没有主人，没有所有者。它没有一个大老板，也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它真正属于所有网民。现代社会是媒体政治的社会，谁控制着国家的媒体，谁就控制着国家。互联网络是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自由媒体。
二、传播技术发展与民主的关系
从网络对政治过程影响的角度审视，网络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媒介，而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网络技术无疑为人类提供了最迅捷、介质综合性最强的传播手段。但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民主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传播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它们对民主的影响。
1、印刷技术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密切关系
印刷媒介的发展是以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作为主要工具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出版业大体上是由记录信息、复制信息和传播信息三个环节组成。古代社会艰难地使用青铜、竹简等记录信息，纸张的发明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刷术的发明又摆脱了用人工抄写来复制信息的笨拙方式。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了便宜的造纸术。造纸术最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到了阿拉伯。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欧洲的西班牙设立了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方法就传到了西班牙。以后又陆续传到欧洲其他各国。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唐朝时，印刷术传到了朝鲜。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日本人学会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把印刷术带回欧洲。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大约在公元1440——1448年间，德国人谷登堡使用活字印刷。
尽管中国发明了最早的简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从公元11世纪开始就变得非常迅速和便宜了，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民主，相反，造纸术和印刷术使专制主义者得到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的先进技术工具。以纸张和铅字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教材和图书资料的印制，奠定了传统教育“班级授课制”的基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都要使用君主所认可的教学参考书——《四书》、《五经》，这样就可以批量化地造就符合专制主义政治要求的人才，特别是从隋朝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更是开始规范化地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士人阶层。印刷技术的精致化和批量标准化，使秦代开始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对人的控制手段进一步加强。中国能够在很广阔在领土范围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欧洲长期的分裂状态则与印刷术、造纸术传入和发展晚近关系密切，因为知识的传播受到限制，使之难以实现充分的政治文化整合，而公元12——15世纪，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广为使用的时期，也正是欧洲英、法等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时期，这种巧合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2、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
1925年10月2日，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吉？贝尔德利用其发明的机械电视机，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和接收电视画面的实验。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正式播出电视节目。20世纪是广播、电视的世纪，它使政治不再神秘，的确有促进民主发展的一面。然而一些传播学理论家认为，电视就像“黑洞”一样，能把观众全吸进去。因此，很难指望观众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映。他们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收看而已。
由于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大众媒体不仅不能起到传播的作用反而妨碍传播。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当代资产阶级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政治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政治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政治文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政治扩展从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正越来越多、越深入地介入到政治选举当中，政党选举的运作程序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的极大冲击。电视的广泛应用令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于是，很多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就开始以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主线来展开，这导致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人称其为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政府部门”。
而在电视媒体主导下的竞选中，选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候选人形象的品评上，报道者就运用各种编辑和剪接技巧，把候选人最具魅力的个人形象展现在选民面前，面对传媒对某些候选人或某些议题的轮番信息轰炸，选民不得不跟从传媒的“议程安排”进行思考，自我评判的能力降低了。使选民在体味感官享受的同时，下意识地把选票投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传媒的麻醉作用。在号称所谓民主表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将其竞选基金预算的一半用于电视广告，减少了与选民的直接接触。另外，虽然新闻机构常常为自己的客观性感到自豪，但事实上很难分清哪些是新闻，哪些是舆论。
三、网络技术的专制主义特性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199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Internet这一新型媒体被正式冠以第四媒体的称号。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民主给予了极高的厚望。但这仅仅是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专制主义特性。
1、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
在网络媒体产生之前，信息传播主要依赖纸张、印刷媒介，这种传播媒介尽管也可以由国家控制和管理，但是国家却无法彻底垄断印刷技术的使用，因为印刷技术的掌握比较简单，私人和社会团体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私自印制宣传品，一般称之为地下印刷品。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虽然宗教裁判所不断迫害异端学说，但是“日心说”仍然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民主的思想光芒仍然能够在黑暗的政治统治背景下启发出文艺复兴运动。
在广播电视媒介时代，短波收音技术可以打破无线电技术封锁，卫星电视接收技术可以使视频信息传到具有接收设备的用户中，而且由于无线电技术同样易于掌握，因而仍然可以建立私人和社会团体电台传递为统治阶级所不认可的声音。比如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广播电台对统治地区就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瓦解了的政治舆论阵地。
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所以网络技术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而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个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可以很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但国家可以通过封锁网站、过滤网络信息等方式，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舆论，私人和社会团体却难以在国家网络系统之外独立建立庞大的网络技术系统。
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个人和社会团体失去了在传统媒体下独立使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所拥有的只是在由国家控制的网络技术空间发表言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国家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制约的。
2、网上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
人们对网络民主比较重要的期待，就是希望网络技术可以实现全民投票，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选举资金的投入，有人将之称为“点击民主”。然而如上所述，由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其技术本身又具有开放性，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所以在进行网上民主投票时，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操纵，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政治统治者，网络技术的复杂性使这种操纵很难被选民察觉，相反，由于对高新技术的崇拜，甚至没有人会怀疑没有人性的技术也会欺骗选民。而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民众制约政府的原则也就难以实现了。
3、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
目前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世界上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占世界互联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的0.2%。
在互联网的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政府与网上政治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获取有关公民事务的信息方面大大落后于男性。在1996年大选中，多数竞选重要职务的候选人都利用网站来提供信息和进行游说，而结果是女性远不像男性那样经常查看网上的竞选资料，在使用Internet的男性中能够访问过一个竞选网站的约占30%，在女性中只占19%。在通过Internet与当选的官员进行交流方面差距也很大。如通过电子邮件与国会联系的数字中，女性占31%，男性占43%。另外，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差异，妇女儿童的权益未必能得到体现。
这种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文化传统相关，也与个人的兴趣习惯相关，这种情况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观，网络民主的对等性也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如果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竞选技术工具，势必会剥夺那些较少上网的公民的民利。
四、网络技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般指强大的核心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对周围其它地区带来支配性影响，以及对其影响所及地区的思想乃至现实发生的改变。网络技术帝国主义可以表述为：掌握网络核心技术和强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强势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络技术政治垄断。网络技术帝国主义是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特征的极端表现形式，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上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互联网的基础设备一半以上设在美国。全球共有顶级域名服务器13台，其中10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控制的两台，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美国在网络上的垄断是全面的，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浏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制造或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I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世界上最大的接入系统供应商——思科、世界上最大的ISP——美国在线，而全球主要的网络安全公司也在美国。
美国通过控制上述互联网技术层面而形成的互联网“高位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美国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进行有利于它的加工、处理，然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到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美国国内的互联网，通过海底光缆和通信卫星与世界相连。美国互联网使用的高速线路，每秒钟的通信能力达10G字节，相当于每秒传送2300卷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可以称之为是典型的网络帝国主义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网络“低位劣势”国家，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互联网上美国政治文化的“灌输”。否则就只能彻底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
一、杂技的起源与民俗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杂技最初萌芽于人类的劳动生活、游戏、战争和宗教祭祀活动，除再现现实场面外，初民的梦境、神话等形而上学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了杂技重要的表现素材，东汉人文颖在注释《汉书》时有：“秦名此技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这种在秦汉出现的“角抵”应该说是杂技的起源，也是杂技与民俗发生最早联系的依据，“角抵戏”是表现黄帝战苗族祖先蚩尤的上古神话，传说蚩尤头生双角，《史记，乐书》载：“蚩尤氏头有角，与皇帝斗，以角抵人……”“蚩尤有角，牛首人身。”在角抵戏中，头戴牛角的表演者分别作为象征符号代表统帅着两个部落的黄帝和蚩尤，他们或角力相对，或拉弓射箭，体现了蚩尤氏部落时期以及后世以牛为图腾的宗教崇拜的民俗文化现象，这种图腾式的杂技包含着技、舞、乐、歌、剧、诗、画等技艺，整台剧实际象征着人类热烈庄严的敬天娱神的民俗活动。如此看来，杂技与民俗在秦汉时期杂技起源时并开始了它们富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浑融。
在汉代画像砖石上有不少技艺并重的百戏表演形象，如剑舞、七盘舞，郑州新通桥汉墓出土的汉砖中描画着《七盘舞》画面，画面左一人跽坐，右手执排箫，左手举起摇鼗：右-人跽坐前置-鞞鼓，手执柑击之：中部一女子腰细如束作长袖舞衣。地上置五个盘子，舞者在盘子之上或盘子之间，跳跃徘徊，翩翩起舞。鲍鲤《诗数》云：“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谣。”汉代的乐舞杂技是秦时期的角抵戏的进一步发展，剑舞则是巫人武技的驱鬼图形得发展，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祭祀民俗文化。《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酋长）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眉，帅百隶而时难，以宗室驱疫。”乐舞活动中最带技艺性的“驱傩”，其内容与杂技紧紧相连，后很多技艺都被杂技艺术所借鉴，尽管越到后来，娱乐成分越多，表演的技艺越丰富，但它最初的民俗驱疫性却不容置疑。
除表现的巫术活动外，也反应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技足以歌八阙。”反映了远古的先民对人丁兴旺，草木葱茂，五谷丰收，禽畜繁旺的景象的向往。是一种庆祝丰收、期望丰收的民俗活动。
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Tvlor）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既无论哪个种族，由于人类在心里和精神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同样的心理或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演进过程，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从杂技艺术中看到人类从蒙昧、野蛮、文明三个进化阶段的一些遗迹，反之，也可以为杂技艺术的技巧、内容等作出更为丰富、系统的解释，因此，存在于杂技艺术的任何一个技能、情节都能够从原古社会中找到它的根源或最本源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杂技的民俗性从杂技的起源并发生、发展着，涉及神话、梦境到现实的领域，无论后来杂技技艺如何变化，民俗文化是杂技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民俗文化在现代杂技艺术中的体现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举凡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节、活动的记录与形成，包括民俗口传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语、绕口令、民间歌谣、史诗、习俗等等，丰富的民俗文化学为杂技艺术的创造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民间故事类在杂技中的体现
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的，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具体来将它有幻想故事、动物故事、世俗故事、民间寓言、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等等。以上所举的角抵戏就属于表现神话故事范畴。在当代，重庆杂技艺术团编排的杂技剧《花木兰》就是杂技与历史故事相结合的表现。剧中，采用的“绸吊”“空竹”等杂技动作，表现了花木兰从戎前充满梦幻和遐想的邻家女儿的故事，采用了“武术”的硬性杂技动作表现了花木兰性格、形象的转变，采用了“舞大刀”、“爬杆”、“叠罗汉”等表现了花木兰在战场的砺炼……几组杂技动作将她在从戎中的成长过程，以及形象、个性很自然地凸显出来，将花木兰热烈中有几分含蓄、温润，在刚烈中带着几分柔情的人物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人民诉说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使作品应杂技本体的体现而显得巧妙张扬。还有用《倒立》的元素演绎的《霸王别姬》，用《爬杆》的元素演绎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转碟》的元素演绎的《梁祝》，都注入了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感。
2.民俗图腾在杂技中的表现
图腾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里，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依依山水情》是近年来贵州杂技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台杂技剧，整台晚会共演出了火山舞、树舞、芭蕾独舞等22个节目。其中，舞台背景运用了贵州龙、牛等贵州图腾元素，通过2亿年前的贵州龙形象和代表东方文明进化的生命之神，在幽默、诙谐的表演中，极大地拓展了杂技的艺术空间，凸显出杂技“新、奇、美”的艺术魅力，把神秘、空灵、秀美的贵州风光呈现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民俗美的灵魂，并极其精妙的意向性和民族象征性。火、树也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元素，彝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祭祀火塘神的习俗，火崇拜是乌蒙山区彝族独特的民俗，它渗透到彝族人民的节日、民间宗教、婚恋、人生的方方面面。
3.民俗运动类在杂技中的表现，
我国传统的民俗运动有很多，其中包括武术、抖空竹、翻绳等等，这种动态的民俗文化在杂技中的运用更为具象，天创公司推出《功夫传奇》故事发生在山上一座古老的寺院内，一个小和尚从懵懂无知的童年，通过练武、习禅，最终走入大智大勇、大彻大悟的人生境界。是一部以中国功夫（历史久远的传统武术）为主，融入杂技艺术形式的舞台剧，展现了小和尚纯一曲折、艰辛的成长历程。剧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我国武功的超凡技能，腾跃扑跌、卧钉板、承重锤、舞锐矛、顶举赤身武僧等，各种真正的硬功，巧妙地穿插在剧情中，充分显示了武僧们威震四海、无敌天下的英雄气概和无往而不胜的大无畏精神。虎拳、豹拳、蛇拳、鸭拳、猴棍、鹰拳、蝎子拳、蛤蟆拳、单鞭、双鞭、双钩、月牙铲等多门中华武学，突破了杂技艺术固有的模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既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又表现了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
4.民间逗趣活动在杂技艺术中的表现。
民间逗趣活动也是民俗风俗的一种，主要指人们在闲暇之余互相取乐的民俗活动。比如斗牛、对决等。杂技艺术充分挖掘了逗趣活动的趣味性、可看性，将民间逗趣活动融入了杂技艺术中。1988年龙军、龙兵的《双钻桶》在摩纳哥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上，获得了世界级的金奖——金K奖，这个节目就是融入了民间逗趣活动的典型案例，舞台上的龙军、龙兵的表演活泼天真，充满稚童情趣的艺术风采，两兄弟为一个长桶争执起来，互相碰了头。弟弟抢到了桶，哥哥生气得跳起来，以“二平坐”的方式坐到弟弟身上，兄弟俩都想独自坐在桶上，就用臀部使力把对方挤下去，结果哥哥占了上风，弟弟就以“坐翻卡脖顶、小翻截顶”使劲把哥哥往桶里塞：后兄弟和解了，开始尽情玩耍。一会儿，哥哥和弟弟同时从桶的两头钻进桶里，桶的这一头是哥哥的头和双脚，桶的另一头则是弟弟的头和双脚，兄弟俩的腰部、臀部都在桶里，弟弟调皮地一使劲，哥哥便被翘到了半空，哥哥落地后一使劲，也把弟弟翘到了半空：之后，弟弟想独占这个桶，便使劲把哥哥从桶里挤出了桶外，哥哥不服气，又硬挤进桶里来，就在这激烈的争夺中，长桶分裂为两个同样的小桶。之后，在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双层控”后，兄弟俩各套在一个桶里，从走路转为跳舞，正当观众在愉快的欢笑时，弟弟突然把哥哥挤翻下桌子，然后，弟弟以“翻下”、“飞腾”、“站脚”的技巧从桌上跳到桌下哥哥的脚上，融合民俗逗趣活动表演的《双钻桶》打破了单调、枯燥纯技巧表演，赋予了《钻桶》类杂技技术新的艺术感染力，唐莹在《杂技艺术是形象的魅力》中说，《双钻桶》将传统与时代的审美要求相结合而另辟蹊径，以全新的风格，闯出一条新路，“利用当地人表演实现写好的有很强的民俗情节的虚构故事脚本”的这种杂技剧反映了当地民俗活动。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