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04:20:50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学；中华国学；艺术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工作特点，难以担当大量文物的后期案头书斋实验室研究工作。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早已注意到文物的文献作用。金克木先生编制《文物与文献的对应目录》将典籍文字与传统文物相对应，冲破文字的屏障。艺术学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已有的文字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沈从文先生早年就认识到传统的“以书注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长文，提出文史研究“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的观点。沈从文先生建议当时的高教部和文化部考虑全国每一所大学或师范学院，要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的种种问题。遗憾的是沈从文1954年10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建议，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建立文物馆、博物馆的大学据笔者所知仅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大学，许多重点大学都没有文物馆与博物馆，这是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显著差距。
[关键词]艺术教育 诗教、乐教 艺术精神 传统 经典
古今时域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各类文学艺术的提纲统领者可谓艺术之精神，它成为贯串各类文艺的主旋律。对这类文艺主旋律――艺术精神的把握，也正是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
大学艺术教育的范畴较广，其含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科领域。通常认为艺术教育内容应指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和绘画、建筑、雕塑、织造这类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却忽视文学这类含有更广泛更深层含意的艺术教育。表面上，音乐、美术类艺术教育似乎多呈现于技术层面的教育特性，事实上，艺术教育并非仅是一种技术的培训，也是一种美育和德育范畴的人文素质教育。音乐、美术教育本身也含有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培养等美育教育目标。文学既同样具有这类美育教育目标，也具有德育教育的义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教育的同时，也必须有对技术层面的教育培养。没有对文体技术层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准确而恰当地对文本的深层艺术精神的领略。而且，最高的艺术创造，必须通过精神与技巧的修养而始能达到。从这一点来讲，文学艺术教育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便具有某种共通性：一是都具有美育德育的双重目标：二是都具有技术与艺术层面相结合的双层面功效：三是都具有一种相通共融的艺术精神。但这种“艺术精神”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观照，文学艺术较其它艺术更为显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的语言能够在技术层面上直接传达哲学的意味(艺术精神)，而且文学(诗歌)艺术既有其他艺术所具有的空灵性，也有其他艺术所不具有的言说性，又加之能有语言余留的空间作为思维联想的系带，以把握藏在语言文字后面的真精神，这恰如“轮扁斫轮”的喻意。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作为当代大学艺术教育的主阵地，必须重视和深掘文学教育的内涵。作为艺术教育重要内容的文学，历来论美论道多标举古典，其古典传统诗学兼有其艺术性和哲学性，但文学艺术教育的内涵也并非仅此而已，其文学艺术和古典诗学中超越于技术层面。由技而进乎道的理论，是对艺术哲理的深刻揭示。孔子所谓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也是对艺术欣赏和艺术精神把握中自证、自觉过程等深刻的哲理分析。从文学发展的时域和文学自身演进的规律看，论美论道的精品也不乏其代。所以，在大学艺术教育行为中，我们必须贯通古典与当今、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流行的关系，真正把握其艺术精神之所在。
艺术教育，既要从时域上通观古今，也要从流派和对艺术精神的把握中去体认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艺术流派和艺术精神会随着人类对文学、艺术、科技，乃至自然的认知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差别。所以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艺术精神的不断超越，经典与流行也必定贯注着各自时代的文艺精神。“流行”的艺术应是当下文化体系中的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但经典可能是曾经的大众的流行的文艺形式或文本，也可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成为“阳春白雪”式的“雅”文化艺术代表。往往这类经典具有超越时代时尚，其优越性为大众所公认，故《尔雅・释言》谓：“典，经也。”而“经”也涵盖典范的意义，故刘勰《文心雕龙》称：“经正而后纬成。”显然这些经典之作应有引领时尚的意味，而且应是作为大众的通常的典范，正因为经典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艺术教育的途径在当下完全可以复原其流行的品质，即还原经典的文化内涵和经典的流行性和时尚性，又将其融入时代的精神特质，为当代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此亦有助于艺术精神的把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艺术来看。诗教、乐教的艺术理论地位颠扑不破。正如前文所说，艺术既有技术层面的内涵，也更应升华到哲学或精神层面的品质。古代社会礼乐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歌，而“歌的主要内容可能即是诗。诗在当时是与乐不分的。”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从而《诗》、《书》、《礼》、《乐》成为公认的古代儒家教典。所以诗教、乐教也成为艺术教育所不可缺失的内容。尽管后来艺术的分类派别逐渐齐全，有文学、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但古典的诗教、乐教理论可以说已经涵盖万象，成为后来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理论源泉。文学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从艺术表现的特性上看，可以说既具有表演艺术的特性。也具有造型艺术的特性，如对情节、抒情、叙事方式精心安排、语言的铺陈夸张、典型人物事件的塑造和描写。无不体现出其综合的艺术特性。从中国古代较早的诗教、乐教文艺理论中也可窥出其综合的艺术理论特质，可以说从中是绝对可以找到后来音乐、美术、建筑、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理论来源的。
传统诗学理论一开始就将生活、艺术与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艺术是“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的，因而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也便存在其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便是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精神。在大学艺术教育任务中，除开诗、词、歌、赋、画具体作品的鉴赏形式外，对艺术精神的把握理应成为艺术教育的本质和重心所归。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艺术教育皆应追求艺术精神的崇尚，这种艺术精神的反映，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活动，从而达到美育、德育的体认、融合和实践。对艺术精神追求的绝佳效果便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艺术的境界，即心灵受文本的启迪和触发，其心智得以完美的融入和升华。要达到这种艺术的境界，美育和德育的目标皆可同时实现，故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往往是可融和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来解释曾点在当时所呈现的艺术的人生境界。而且孔子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这种艺术境界深致喟叹，实际正是感动于这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不是纯然的艺术境界，而是包涵政治社会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成为将美(艺术)善(道德)结合的艺术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也成为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大学艺术教育的任务，最重要的也应是对这种本质内核的揭示，对古今艺术作品中对艺术的人生境界的宣扬和对艺术精神的追求，并从而实现大学美育和德育的双重教育目标。
在古代的诗教、乐教理论中，便曾积极的主张美善结合。《论语》上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可见，“美”“善”的统一，是孔子由对音乐的体验而得出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和要求。“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 属于道德的范畴。艺术作品本身要求达到“美”“善”统一，而在古典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的人生境界也同样要求达到“美善合一”。在古代诗教、乐教的文艺理论中，实际是通过对文艺创作者的“美善合一”的要求。来达到对文艺作品受众的“美善合一”的影响。从而艺术作品归源其社会性。成为艺术教育的范本，艺术教育也就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和人格修为培养的目的。如传统儒家和儒家经典中以音乐(诗歌)为中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对古今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而言，其功用都较为明显，而且这类理论在整个古代文艺理论中也是特别突出和明显，如：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
“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同上)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同上)
这种理论主张对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结果。此结果是一种“融情于我”、“融我于物”的心灵震动和感触。当今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实质也便是这样一种积极、乐观、振奋和正影响的艺术精神释解效果。对艺术精神的充分而精当的释解，可以合理建构和达到艺术教育的最佳效果，故徐复观称：“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艺术追溯到艺术精神的冲动上去。”
当然，只有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对艺术作品“物我两忘”的感知，才可能达到真正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最佳效果。然而“物我两忘”感知实效的难于产生。也是众多艺术教育媒介流于形式和肤浅化亟待摆脱的困境之一。
此外，对艺术流派渊源发展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和体认，也要求我们必须认知和借鉴“古典”，有足够的艺术素养。“物我两忘”的艺术感知实效之难与对此实效的不断追求似乎是一种窘难。显然。这种窘难只有靠艺术(乃至科技)自身才能解决，艺术授人以“物”(知识、思想、精神等)，而人又反以“物”观照艺术。所以艺术在传承中同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受众一样重要，往往呈现出循环复杂的关系。这种传承链关系，使艺术在艺术教育中又理所当然被分离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认知形式层面的素质阅读，二是作为精神感悟层面的艺术精神境界享受。只有在第一层面的素质无限累积和丰富的时候，才能无限近地接近或达到第二个层面。
对艺术感悟的自觉、自证过程，自然也离不开艺术创造主体或艺术感悟主体的素质积聚和涵养。文化、艺术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系统，既具共时性亦具历时性，无疑更需要我们阅读传统和古典、现代和流行。“古典诗学”传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显然又是可见而有效的。更应倡之于首位。有学者便认为要化解当今大学教育惫机非“古典诗学”莫属，西方教育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其教育开端是诗歌而不是哲学。我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以诗、艺为主，其中诗是教育基础。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孔子先作《诗》，故《诗》统群经。读诗可以培养人的心性，提升眼界，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幸福与更深切的不幸。显然，这种被受众阅读的幸福和不幸，即是艺术精神或对人性人文关怀的浮现，也便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品质的折射或反映。甚至有学者说“学习古典诗学是一种生命行为，其当下性可近可远……”便透过艺术精神，将艺术、诗学与政治接上了关系。
不过，在处理古典与当代、传统与流行的关系中，必须明确：首先，传统并不局限于古代，它尽管有地域的差别，但并不完全受时间的限制，“传统是在世代相传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道德等各方面的东西，不仅是古代，还有近现代”。中外就有各自体系的文化传统，这种表面所呈现的地域性差别，实际主要是因受了各自文化体系、社会形态和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所形成的，因为承载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人又是以各自较大或较小的地域结成“显”层结构上的联盟的，而真正的文化体系、传统、意识形态等，却是其“隐”层结构上的真正联盟的关键所在。在对经典与流行、古典与当代的把握中，从大学艺术教育的宗旨出发，也不应排斥外来优秀文化传统。而力争融汇中西，取长补短，因为人文、艺术、科学之类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应仅仅停留于认知，而更应是发展。
其次，受西方实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些追求实利性的学科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冲击，较早的苏格拉底就认为，哲学败坏教育。有学者便承此认为一味追求现代化，主张实利性学科，便是教育之败坏，恐怕这只是揭示的表象。传统与现代是可以融通的，现代中也有精品艺术，现代除开实利性追求外，也涵有人性化人文情怀内涵，其艺术精神绝非实利性所涵盖。此外，一些讲求现代性的实利性学科，从本质上来看，也是出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而讲求实利，只不过将实利性主张和追求大文化。而掩盖了人性关怀的艺术精神或艺术哲学内涵。并且实利性学科也有其自身学科特点的哲理内涵，哲理是能使人的精神新生的原理或概念。既然具有哲理内涵，就理应是一种精神的诉求。
[关键词]徽派艺术；篆刻；美学思想
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印章，即古玺印；秦汉时期印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宋时期印章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书画收藏印、斋馆印、别号印、词句印等相继产生。元代玩赏金石篆刻之风渐兴，且印章与书法、绘画紧密结合，印谱、印论等相继出现。明清时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其中徽派篆刻艺术因其美学思想与特点非常鲜明而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徽派篆刻艺术尚未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美学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对明清徽派篆刻的艺术思想、美学主张、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等进行论述，以期为繁荣当代中国篆刻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崇古、求变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思想基础
崇古与求变的思想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创作的思想基础，这从明代的何震、清初的程邃等人的印学理论与艺术作品中，可见一斑。明代的何震既是徽派篆刻艺术的开宗人物，也是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力求古趣，用涩刀刻石仿汉，注重借鉴秦汉印的艺术传统，从而以其深厚的文字、训诂学问和精湛的书写技法，拓展、丰富了篆刻艺术。理论上，他明确指出：“学篆须博古，鼎彝、碉戈、带钩、权律，其款中字，神气敦朴，可想六书未变之笔，知此作篆书，始有意趣”。实践上，其篆刻艺术作品以挺劲清健、猛利爽快的冲刀法表现了刀与石独特的意趣，古意盎然，酣畅淋漓，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如作品“笑谈间气吐霓虹”（见图1），取法秦汉印的宽博、雄强，并继承宋元印的圆融和畅的特点，形成了端正简朴，气势恢宏，“刀笔相因”的新面貌。不仅格调高古，遒劲苍润，刀法锋芒毕露，猛利厚重，而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突出地表现了其精湛的篆刻技艺。因此，清代书画、印学家李流芳在题《菌阁藏印》中说：“印文不传以摹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何震以崇古、求变作为篆刻艺术的基本思想要求，强化了篆刻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他以猛利、遒劲、端庄、古朴、典雅的艺术创作风格，实践了“刀笔相因”的篆刻艺术主张，创立了“去繁缛求简洁，去板滞求空灵，去芜杂求纯正的清新面目”，为后来的徽派篆刻学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清初徽州地区涌现了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一批优秀的篆刻艺术家。譬如生于歙县的程邃，其诗、书、画、印艺术均有很大成就、很高建树。其白文印师法汉印，厚重凝练；朱文印以大篆入印，欹正错落，作品于刀法生动中饶有韵致，将清隽、雄强熔于一炉。虽然其篆刻艺术取法何震，但却能在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加以创新，自成一格。譬如他能参酌古文籀体，“力变文（彭）、何（震）旧习”，博采众长。尤其以严谨的章法、奇古的笔意、厚实的刀功，形成了凝重遒劲、古秀苍逸、浑厚含蓄的风格，充满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其篆刻艺术不仅在明清徽派篆刻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徽派篆刻艺术力追秦汉的美学境界。巴慰祖刻印师承秦汉，严谨稳重，温厚典雅。胡长庚、汪肇隆两人治印，则以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功底，将青铜器铭文引入印文，与巴慰祖一脉相承，婉约清丽，底蕴厚重。由于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都是徽州人，又都直接和间接地以何震为宗师，其篆刻艺术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地域性，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他们的篆刻艺术影响深远，其篆刻艺术实践与理论鲜明地体现了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求变的美学思想与特征。
明清时期以何震、程邃为代表的徽派篆刻艺术家，强调超越宋元、直追秦汉，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崇古、求变、“刀笔相因”的美学思想。他们“以文字训诂学问，力矫时俗印章篆文的舛误不经”，将篆与刻紧密结合，以刀，实践着“笔法、刀法，往往相因”的审美主张，再现了秦汉印中的镂、铸、凿、琢之美，古雅朴厚，气韵流畅，开创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新潮流。
二、以艺载道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文化品格
何震在《续学古编》中说篆刻艺术“拨蜡为款，凸出；镂字为识，凹进。故印之阴阳文为款识体”，明确指出了篆刻艺术要具有阴阳和谐之美。林乾良在《中国印》中也说篆刻艺术的“线条美，如从阴阳来论，也不外两途：从体势论，直线属阳，曲线属阴；从外观论，毛糙属阳，光洁属阴。阴阳两美，各有其妙。”因此，在篆刻艺术章法中，朱文为阳，白文为阴，阴阳分布，相依相生，方成佳作。可见，篆刻艺术鲜明地体现出了“阴阳之道”的美学思想。以“艺”进“道”，“艺”、“道”相通，成为篆刻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徽派篆刻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注重“篆法”、“书法”、“章法”的印外求印的艺术修养，突破了前代工匠治印重“刻”的技术窠臼。譬如何震率先提出了“法由法出，不由我出”，“笔画之外，得微妙法”，既强调了主客观的高度统一，也注重了学养品格的价值取向。其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了刀法、书法、章法的和谐相融，内容与风格的完美统一。这在他的“云中白鹤”等篆刻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云中白鹤”（见图2）在镌刻中为了寄予情感，赋予线条以遒劲猛利的动势，在刀笔的驰骋间，锋芒毕露而不失典雅的韵致；章法表现虚实相生，优雅自在，体现了他对大自然之“道”的感受，营造出舞鹤游天的自由境界。也因此李流芳评其为“新安何长卿，始集诸家之长而自为一家，其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徽派篆刻家依据对自然之“道”的理解、提炼，通过篆刻艺术将“艺”与“道”和谐统一起来，“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虽从迹入，性自神解”，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以“艺”进“道”，“艺”、“道”相通的审美品格，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始终秉承着“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等文化精神，以印信的品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依此自勉自比，借物言志。特别是随着徽派文人篆刻家群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与篆刻审美认识的不断深化，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既重视儒学传统与教化功能，又高度重视篆刻艺术的主体精神与抒情达意的审美趣味。譬如进人清朝以后，随着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徽派文人篆刻艺术家的崛起，徽派篆刻艺术的文化品格与审美价值越来越清晰，从崇古到出新，无不彰显出了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崇尚自然、关爱生命的审美特质。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篆刻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努力把情与理、心与物、道与器、文与质等融合在一起，主张篆刻艺术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相结合，在篆刻艺术创作实践中追求生命价值，实现人生的审美理想，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升华到“道合乾坤”的境界，开启了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
三、文质统一是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人文精神
文与质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命题。在篆刻艺术中，“文”是指篆刻艺术的形式美，“质”是篆刻艺术的一种审美意境的追求，如神韵、境界、格调等超然物外的审美内涵、精神等。“文”与“质”的和谐统一对徽派篆刻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学术思想上体现着“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明代沈野在《印谈》中说：“印章兴废，绝类与诗”，“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人室者”。又说：“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观古人印章，不只有诗而已，抑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口不能言”。他以诗的创作规律来谈篆刻艺术创作，强调学养品格，以诗入印，以禅论印，把篆刻作为“抒情寓意”的手段，这种开宗明义的深刻见解，也是对徽派篆刻艺术“言有尽，意无穷”、“文”与“质”统一思想的最好诠释。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学基础。首先，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文化修养广博，在治印中考虑较多的是以艺载道、文与质统一的自由情思，把篆刻艺术作为抒感的载体。譬如明代徽州篆刻艺术家朱简在《印经》中写道：“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其次，何震作为徽派开宗人物，提出了学篆、识篆的要求，“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对徽派篆刻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内容上多以词句入印，抒怀，彰显了文与质统一的审美意蕴。
考察中国古代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术课程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选择魏晋、宋元文人为主要考察对象，认为古代文人普遍学习的内容是书法和绘画（文人画）。其中，书法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作用与意义尤其突出。书法的主要学习方法有师父的言传身教、临师经典以及以笔会的形式讨论、交流。
关键词：
文人；书法；文人画；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专业发展的美术教育；二是作为素养提升的美术教育。文章对古代文人美术教育的考察，仅限定在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范畴。首先，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笔者追随这样的观点：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有将之还原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观点，探究古代文人的美术教育，第一步必须了解古代文人所说的“美术”指的是什么，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了解古代文人对不同美术种类的态度和学习情况。
一、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
对于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方法上也有多种选择，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古代文人对哪些事物给予了较高的审美评价；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创作者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等。德国学者雷德侯是一位态度严谨的中国美术研究者，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更为审慎，他的文章让中国学者读起来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这位德国学者通过考察中国18世纪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代皇家、贵族的艺术收藏，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将中国古人的审美活动与其他功利活动相区别，解读“中国古人以什么为艺术”这一命题。雷德侯回答这一命题的角度与考察方式恰恰是笔者所需要的，笔者非常庆幸能及时看到他的相关论述。在对《古今图书集成》各部类进行梳理之后，雷德侯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内没有相应于现代艺术的概念。今日所称的中国艺术，在当时或列于价值较低的‘考工’‘神异’类，或划归地位较高的‘字学’‘艺术’类。书法居于最高的地位，是因为其与文献的联系，而绘画有着紧随其次的地位，是因为其与书法的联系：两种媒介最接近于艺术的现代定义。制造业的成品只有具备‘文献’价值，才能获得进入更高级别的资格，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即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在考证了与美术现代定义相近的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文人画）的地位后，雷德侯又对中国古代帝王、贵族的艺术收藏进行了考察。这一工作帮助他进一步求证，书法与绘画（文人画）不仅与文献相关，而且在类书典籍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收藏始于4世纪，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作品，而绘画作品直到清代被人们收藏的主要是“具有长篇题跋的宗教画、水墨画、名家之作——简而言之，有文学意味的画作”，很明显，历史上作为艺术品收藏的绘画作品基本上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人画。青铜器在这里再次被提及，排在绘画之后。不过，青铜器被纳入收藏品的时间是宋代，与前者相隔久远，而且明显与文人修身养性联系不够紧密，因而这里不作议论。书法和文人画是受古代文人推崇的两种美术形式，其中书法尤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算不得新鲜，但雷德侯教授的严谨论证使之更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二、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
这一部分要考察的内容是，古代文人以为的艺术——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主要选择了中国古代的三个时期：魏晋、唐、宋元。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时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还是在中国传统美术发展的历程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魏晋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名士群体，穿越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而光芒不减。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魏晋之风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在那时建构的文人心态、核心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意趣，经历千年而不曾更改。中国美术在魏晋时期也呈现出多彩的面貌，独立的美术作品、专业画家、专门的画论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人们收藏也是在这个时期。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盛世。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唐代之后，五代宋元艺术格外繁荣。文人画在宋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文同、苏轼、黄公望、倪瓒等一大批文人画家。文章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美术教育，希望通过论述更好地明晰美术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相信这有助于开发出更优秀的课程，从而在学校美术课堂上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者：曾瑜 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参考文献：
一、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着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 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
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形神论,从哲学和美学高度提出系统的形神关系说的是庄子,庄子哲学的中心是把“自然之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同时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庄子把抽象的形而上的“道”看得高于一切。“道”是无形的,“物”是有形的。“道”和“物”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神和形的关系。庄子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形体是生是死、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与自然俱化的境界。美在神不在形,也即是美在道不在物、美在自然不在人为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庄子看来,凡是具体的、有形的艺术都不是最美的艺术,而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在无形的抽象的神上。音乐一形诸具体的声音,就不是最美的了,最美的音乐艺术要从“无声”中去体会。对文学来说,最好的作品是超乎言意之表的,如果执着于言意,就不是最美的作品了。那么,艺术上的形似和神似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可以说,形似是指对艺术创作对象的外形或表象的真实描写,而神似是指对艺术创作对象的内在本质特征的真实描写。所以,艺术上只讲形似,不讲神似,就不能典型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钟嵘所说的“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可以说是对“形似”在文学上具体表现的概括。我国古代讲的“神似”,包括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透彻了解。对于艺术传神的特点,做了比较科学深刻分析的是苏轼和王夫之。他们指出了要传神必须描写出客观事物内在的“理”来。这个“理”不是抽象的概念的“理”,而是指人情物理之“理”,即是说的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在古代文艺领域最早提出完整的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的是东晋着名的画家顾恺之。他总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创作原则则是“以形写神”。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认识到传神是不能离开具体的形似的描写,而形似描写的目的则不是为了形似,而是为了传神。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对文艺创作中如何使形神结合,更好地反映现实真实,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并不是任意的写形都能传神的。那么,怎样写形,如何传神,这是掌握好“以形写神”原则的关键。必须善于抓住事物的“形”中那些能够鲜明突出地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现象,通过对它的生动描写,来形象地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中对“以形写神”,“得其意思所在”的艺术经验也有十分生动的总结。传神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评价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我国古代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评点中,都十分重视通过对小说中人物的描写的分析,以具体生动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善于抓住有代表性的“形似”特征,是创造传神的人物形象,深入解释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手段。“以形写神”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其实质就是要求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并通过这种特殊的个性特征来反映人物的本质。
一与万
这是指古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一与万的关系,其核心是讲的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型概括问题。艺术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往往又是普遍的、代表性的,体现出一般的意义。古代的所谓“一”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万”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代表性。苏轼在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有“谁知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用“一点红”来写出“无边春”,充分体现出艺术的典型化特征。这种在生活中原本存在的现象,则看艺术家如何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众多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它。艺术典型化的源泉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时通过春草、园柳、鸣禽来体现春到人间、一片喜悦之景象的。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个别来反映一般,创造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概括性的优美艺术形象,来表明明媚的春光。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较为常见,通过“一”来概括“万”,“万”又借“一”而体现出来。“一”必须是具体、生动、形象,又具独特性;“万”反映出一般,具有概括性。汉代的《毛诗大序》正是运用这种人士来分析《诗经》的创作特点的,认为其中各篇诗歌,都不是诗人个人之言、个人之事、个人之情,而是体现了“一国之事”或“天下之事”的,亦即诗中所写虽是个别的言、事、情,然而却是有代表性的,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是一国或天下之言、之事之情的集中表现。在讲到诗歌产生时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人之心不是他个人之心,而是要“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世人之所以言,并非只是言个人之事,而是代表着“一国之事”的。艺术作品的典型概括意义的宽与狭,主要是看它的内容所反映现实意义之大小,而不是看所写的一风、一雅,代表“诸侯之国”的许多“风”诗,远比代表“天下之政”的“雅”诗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要大得多。这种典型意义的概括作用,是很有价值的,揭示出艺术作品的普遍概括意义愈广阔愈好。《毛诗大序》虽然表现了对艺术的典型概括作用有较深入的认识,但主要是从艺术的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文艺理论专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概括特征做了分析。首先是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和它所体现的思想意义的关系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问题。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形象性,因此,它必然是“小”的,是“一”;然而,艺术又包含有广阔的代表意义,故又是“大”的,是“万”。刘勰所强调和倡导的“以小寓大”,是难能可贵的。其次,指出艺术创作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景象中的个别的特征的描写,来展现整个现实生活景象,笔墨要简要,来画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图画,被称之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上来讲的。艺术描写现实须“以少总多”,善于抓住客观对象的典型特征,做出切中要害的真实描写,就可以把客观事物的形貌神态生动地再现出来。但刘勰的这种“以少总多”更多是停留在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描写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从作家的艺术构思过程,分析了艺术创造中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的特征。他提出“言之秀矣,万虑一交”的问题。“秀”指的是艺术形象;“言之秀矣”是指用语言构成艺术形象。“万虑一交”正是说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经过对无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现象的反复思虑,最后凝聚成为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的产生是艺术家从“万虑”中集中、概括、提炼而后所获得的,即“一交”的。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的千景万象熔铸到一个艺术形象中,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创造和提炼。艺术家往往是概括了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表现结果。总之,这三方面都是说明艺术作品都是典型概括的产物,都要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刘勰的这种文艺思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先进的,很有创造性的,给后代以很大启发,对深入探讨艺术的典型概括特征,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对“一”与“万”的关系论述,不仅是重视了艺术形象以“一”驭“万”的概括作用,而且特别重视“万”寓于“一”的个别特征。艺术创作必须要以新颖独特的“数言”去统“万形”,这样才能有迷人的艺术魅力。以为以“一”驭“万”,更侧重在“一”的特殊性的典型概括思想。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有突出的反映。金圣叹在其小说评点中,特别强调我国古典小说中善于刻划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特点。《水浒》中的潘金莲、武松、武大郎、王婆等,都是非常生动的人物,各自有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着淫妇、烈汉呆子等这些不同类型人物的共同本质特征。从“一”和“万”的关系上来说,要在肯定“一”中寓“万”的前提,着重强调“一”的个别性特点。
情与理
这一关系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影响甚大。情与理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的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指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特点。”这一结论相当深刻,是经过文艺史的实践所检验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艺术作品表现感情,也表现思想,就是说既有情,也有理。二是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的。我国文艺创作中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最早实在是个本质问题的探讨上的“言志”和“缘情”的两派斗争。如《论语?公冶长》中所涉及的“志”,是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处世态度。到了唐代的孔颖达就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以看出这时的观点已包括了文学是既表现思想,又表现感情,其“志”中既有情又有理的。直到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之一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中情理是不能偏废的。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情和理是构成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而且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并存的。所以说情发而理昭。理常常是寓于情中的,情又要以理为基础。其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清晰、明了。文艺创作中当然都要有“理”的,但理不能排斥情,而是应当通过抒情而寓理于其中。理不应当以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应从具体的形象中流露出来。
文与质
这一关系在古代文学理论中,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时还具有文华与质朴的含义。此概念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讲文质关系并不是指文学作品,而是指人的内在思想品质与外在的礼节学问之间的关系。对于孔子这种对人的修养的要求,后来被引申到文学创作领域中,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论语?颜渊》中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质必须以一定的文表现出来,而文又必须是反映了一定的质的。对文质关系的辩证认识,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识上,就是强调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形式又总是反映一定的内容的。这种文质观点,对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要求上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在我国古代对此问题上也曾有过争议,或重质轻文,或重文轻质。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文质观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文质并茂的理论,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对文质关系阐述的最好的最深刻的。文学创作只有以内容为主,形式才具有了具体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经正而后纬成,理定然后辞畅”的意思。刘勰对文质辩证关系的论述,既避免了形式主义重文轻质,又对片面化的重质轻文指出弊端,进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求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发明的一个有机整体,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
通与变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所说的通与变,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一问题处理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是否能健康发展。因此,解决好这样的关系问题,意义十分重大。文学作品的创造是一种精神产生,它必然是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去创造,绝不可以离开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只凭主观臆想去创造。我国古代在继承和革新关系上,文艺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对继承和创新的全面的辩证认识逐步深入,并且从理论上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我国古代把文艺创作中的继承和创新称
一
法兰西 18世纪盛行的洛可可艺术既浪费大量财力，又不能从意识上适应法国大革命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尽管有夏尔丹、格瑞兹的作品 “具有一定的说教因素，以对抗洛可可艺术，但不能达到从心理上扶植为革命的勇气”。[1]作为革命的催化剂，人们只能另觅新径，他们直接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找到了适合共和主义实现的典范英雄题材。出于一个偶然发现：古罗马历史名城庞贝和赫尔库朗涅姆被有计划地发掘之后，所发现的艺术珍品令欧洲思想界和艺术界震惊，古代艺术的崇高与洛可可可艺术形成鲜明对比。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对此进行了阐述，并达到恢复古代艺术的目的，此作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古代艺术的狂热崇拜。这便成为新古典主义产生的直接诱因。
然而，追溯古典主义审美及其艺术表现，却要回顾古典文化环境。在地中海的爱琴海地区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基克拉底斯群岛和克里特岛三个组成部分，便成为古代希腊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爱琴美术，乃至古希腊美术的“圣地”。普遍认为罗马作为古典主义美术的发祥地，是继希腊之后而兴起的。据考古发现证实，爱琴美术由建筑、雕刻、陶器，以及壁画等内容组成，其中，克里特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米诺斯文化（公元前 3000年―公元前 1200年），米诺斯宫是其文化的代表，也是爱琴文明的象征之一，它所采用的建筑材料是石料和木材，用大量的立柱支撑构成框架结构，柱子上粗下细，整个建筑给人“无计划设计、自然扩张的影响”。[2]尤其古希腊美术，从根本上形成了古典审美的理性雏形，“希腊人根据数的规律，严格地解释比例、大小、结构和节奏等概念，并运用这些概念创造了建筑及雕刻艺术。在他们的美学观念看来，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是相互协调的，根据共同的尺度成比例的。即我们所说的‘关系’，希腊人则称为‘标准’，意为法则。 ”[3]总之，古希腊美术以自然主义方式，来反映事物存在的理性，这便构成它最重要审美特征。另外，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几乎是好战的，不论是各个城邦之间的战争，还是共同对外战争，尤其崇尚参战者，即战士的强壮体魄，从公元前 7世纪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强化了人体美的运动，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人体为美的标准，为造型艺术的写实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希腊艺术是世界上盛行于原始时代最为直观的自然主义造型艺术之一，它理性地利用自然中存在的规律来“复制”审美形象，一方面是具有揭示宇宙秩序的造物行为表现，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一种自然的、属于人性的理想主义原则。罗马人继承古希腊人的衣钵，将造型艺术发展另一个新高度，其中，罗马造型艺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以人物来显示主题思想，进而将人物肖像塑造得更加完美。例如，有关君士坦丁大帝肖像的塑造，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创作者将君士坦丁大帝塑造成一个超人的形象，即至高无上的精神的化身。
二
古典主义艺术之所以创造了“高贵的俭朴和宁静的雄伟”的艺术，就在于它遵循理性与自然发展的规律。倘若理解古典主义美学的灵魂，需要深刻剖析属于古典时期的美学思想。从哲学、美学史上看，希腊古典美学建立的基础是源于理性的。因为这些哲学美学思想实践的基础是在自然造物环境中，所以，它们直观地反映了自然的规律。进一步讲，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属于奴隶制时代的文化环境，造物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属于物质外部形态的改变，所以，人们更直接地面对自然界的各种发展与变化的现象。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及其关系阐释了自然现象的演变规律，认为“数的原则统治者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而赫拉克利特又从希腊人朴素的组成自然界现象的地水风火四大元素中进行分析，并认为火是最基本的;另外，赫拉克利特还确定：“自然趋向差异对立，协调是从差异对立而不是从类似的东西产生的”。德谟克利特则以“原子论”的看法阐释了自然现象的存在，他认为，“物体的表面分泌出细微的液粒，通过空气影响人的感官，才使人得到物体的‘意象’ ”。这种从对物体的感觉出发来认识事物的哲学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方法论。因此，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德谟克利特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打下了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作为希腊哲学美学起源时期，最易观的是苏格拉底哲学，他认为，“衡量美的标准，是效用，有用则美，有害则丑。 ”[4]这种近似于后来兴起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是将美和效用联系起来，确立了美的功能，即艺术审美的社会功能。总之，希腊哲学从起始之时就站在了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并对之进行观照，这充分表明古希腊的美学突出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这并非说古希腊哲学家不观照社会现象，尤其德谟克利特在对社会现象诸如音乐、诗、绘画等的观照中进行理性分析，并著有专著《节奏与和谐》、《论音乐》、《论诗的美》、《论绘画》等。不用质疑古希腊哲学美学是以理性的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他们直接面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观照，并以理性的审美法则看待自然与社会的变化，进而得出初步规则，为后人改造自然与自身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三
古典主义是人们在进行文化创造、利用，以及分享中对自身所具有的动物性和人性双重性，并结合自然发展规律进行认识中所形成的最普遍、最一般性意识之一，并将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人们遵守乃至时常回忆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对古典主义的认识、审视、评判以及利用，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之现实文化反映，尤其在绘画艺术上的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绘画艺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认知度，甚至对很多人而言达到狂热的程度，它为宣传革命思想以实现革命抱负的人们找到了最适合的归宿。换句话说，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是法国大革命需要的产物，其实质表明法国古典主义绘画是借用古典主义文化因素为法国大革命服务的。
早在 18世纪人们就一直对古代艺术十分钟情，人们赞赏、分析、摹仿，甚至直接复制，但是，这均未达到一种发展与创造的新高度。随后，在法国大革命浪潮接踵而至中，新古典主义绘画产生了，它以宣称革命的英雄主义为核心思想，赞扬与歌颂革命的视死如归精神。例如，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画家达维特（ 1748―1825年），创作了《阿拉斯三兄弟的宣誓》，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是个人情感需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选择，正是当时法国大革命需要的英雄主义精神，即社会变革已经是客观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马拉之死》的创作中，用新古典主义表现了革命者马拉被刺身亡的事件，尽管吉伦特党人派遣间谍杀死了革命激进主义者的领袖之一，雅各宾党之喉舌《人民之声报》主编马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洪流的流向。展开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实践图卷，我们能清晰看到它取材于历史，或者与当时间隔并不久远的政治事件来作为表现主题，并竭尽之渲染，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取材方式;在造型因素上新古典主义画家采用当时已经成熟的学院派严谨的造型理念与十分考究的构图理论，在画面中尽最大努力体现主题，并突出英雄形象的庄严;新古典主义还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绘画所重视的光影效应，用此法将主题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典主义被发展与利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继达维特之后，新古典主义得到继续发展，安格尔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安格尔 1801年，以巨制“历史画”《阿伽门农的使者来到阿克流斯的营帐》获得罗马深造大奖。直到 1840年因创作《土耳其宫女和奴婢》等作品一举成名。尔后，在国内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从此在画坛奠定牢固的地位。安格尔是一位坚守古典主义法则的绘画艺术大师，他崇尚自然，推崇理性，就个人作品的风格与特色而言，作品色彩柔和，技艺精湛，尤其鲜明的是线描表现凸显，具有极强的个性风格。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古典主义精神成为从事造型艺术学习者永恒的信条，甚至，可以说，它被后世继承、发展与利用，成为人们进行文化创造永不变更的行为规范。作为绘画艺术主流，古典主义的适用期在法国虽然结束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它却永恒地发生着作用。就在当年法国浪漫主义盛行的时候，也不乏学院派仍然坚持古典主义的理性，以及教学上所主张的扎实的基本功。另外，古典主义取材自然与注重写生，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立足点，仍然为许多画派继承。随后，在造型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进入现代大工业社会以来，现代主义绘画大兴其实，仍然蕴含着某些理性主义因素，现代主义造型艺术的大师们所固守的机器美学的底线仍然是古典主义的精神实质，即现实的科学的精神。
四
古典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审美意义，就在于它是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而且，无论是表现内容与具体形式，还是审美原则与创造主体等，均与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古典主义精神内核就是一种义无反顾地遵循自然与对诺理性，并以此为立足点进行创造。由于艺术创造具有感性的特征，人们在艺术创造时常常会超越理性的界限，文化审美自然而然进行传统的回归，回归到这样的基石上，重新审视文化创造的方法论，并企图找到一种新理性主义的法则。
注释：
[1]维基百科
[2]宋玉成.外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7.208.
[3]宋玉成.外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7.33.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32.
参考文献：
1.福斯卡等著.欧洲绘画史――从拜占廷到毕加索[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2.[英]威廉 ・荷加斯著，杨成寅译，佟景韩校.美的分析[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3.中央美院外美史教研组.外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汪晓曙.绘画语言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5.
5.[法]艾黎 ・福尔著，张译乾、张延风译.世界艺术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中国古琴音乐文化始于先秦，其中包括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古琴只作为一种宗教祭祀伴奏乐器出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被赋予了更多人文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这让它所表现出的音乐特性更加丰富。
一、儒家与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分析
作为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春秋战国无论在艺术造诣、文学思想还是审美观念方面都是中国历史的巅峰，所以古琴艺术也深受其感染，在文化思想表征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大家当属儒家与道家，他们在古琴的乐教思想传播方面最为积极，所提出的理论成就也最高。
1.儒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乐教思想是儒家音乐文化思想的核心，它对于古琴早期的音乐文化体系形成产生了极大作用。儒家曾经提出过“心平德合、知行合一”的乐教思想，可见儒家乐教思想是建立在人文道德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强调音乐必须要体现“仁”、“德”本质，认为音乐之于人心是存在教化作用的。
儒家古琴乐教思想以道德为首，这在荀子的《乐论》中就有所体现“君子以钟鼓导志，以琴瑟乐心。”在这里，荀子的《乐论》是继承了孔子儒家的乐教道德思想的，他也为古琴赋予了乐教的重要使命。他认为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它必然的优越性，它能仪节人礼、教化人心、导正人情、定人心志，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古琴所承担的乐教文化使命是相当重大的，它所体现的“德”正是统治阶级的主观修养，“礼”则代表了统治阶级配合自我角色而实施的客观行为，古琴音乐艺术则为这二者服务。因此在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它就是服务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艺术形式。
2.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道家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所流传古曲也甚多。道家强调古琴艺术的琴学文化和琴道内凝性，这种“琴道”与儒家的“琴学”是互补的，但道家对于古琴的理解偏向于音乐本身，因此道家就有“大音希声”、“至乐无声”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大音希声”体现了道家对世俗音乐与传统乐教的反省态度。庄子认为，世俗音乐之于“五音”令人不聪、令人耳聋、乱人心志，它严肃指出人如果陷入对世俗音乐的追求，必然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大音”不同于“五音”，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它拥有“道”之特性，强调对人主观修养的培养，能够透过人的“无为”来看到人心境的提升，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至高境界。老子认为“以道为本体的无声音乐，才是最完美的音乐。”由此可见，与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不同，道家更强调音乐本身，强调音乐之于美学特性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这一点，后世三国魏国王弼在他的《老子指略》中就有“停止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这一句就充分体现了“大音希声”的高尚境界，它指代一种人心有为的音乐实践过程，是道心无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也感染了后世文人，陶渊明就在其宦海失意后自然将老子的思想灌输于当时的古琴音乐艺术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道歪政邪的不满与愤慨。而且它常常以古琴来聊以慰藉，可见古琴在道家音乐文化思想中更强调音乐本身，它希望传达的乐教思想更加生活化，随意性更强。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大音无希”更强调了一种无为自然、朴素虚静之美，这种美是永恒的、绝对的音乐艺术美，在美中也体现着老庄思想的“道”，二者结合就是一种“至乐无声”的音乐精神，它强调在不改变事物规律的基础上与“道”相和谐。这种基于道家的乐教文化思想也在在后来被传入魏晋，对传统儒家哲学思想进行了改良，它主张人们利用已有条件或亲自创造条件来改变现有事物规律，这样才能让万物与“道”相和谐，这其中就包括古琴音乐艺术本身[1]。
二、儒家与道家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古琴都是我国古代文人教化思想传播、追求审美观念、体现人文价值境界的精神寄托，形成了古代人文独特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在每一个朝代改变着古琴的艺术风格表现。
1.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儒家乐教文化思想赋予了古琴“中和”的审美观要求，儒家认为它们能够实现自我生命的提升，最终达到渐浸默化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于古琴艺术独特的文化审美观念。
所谓“中和”就是“中正和平”，它是我国古代雅乐的重要审美观标准。在《左传》中，“和”就被视为是建立在事物相辅相成的思维之上的审美标准。古琴艺术以“声”的变化来主导人们心志、心理情绪，进而达到提升人德行生命的目的。在儒家思想看来，“和声”与“和心”是相互统一的，而且它们都归属于“政道平和”，即“和政”[2]。
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的独特特色，这也迎合了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中的“雅乐审美观”。因此，“中和”就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凭借。也正是古琴的存在为后世建立了琴乐审美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如果从辨析的角度来讲，古人的音乐审美观还相对单调，因为这些说法多建立于当时文人对古琴的直观印象上，其中夹杂更多象征性表意因素。但无论如何，它也是古代文人对于古琴雅乐表现的主观思维，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古琴音乐艺术的理解[3]。
另一方面，“口传心授”所呈现的是我国古代古琴教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它根据琴曲节奏、指法进行句句斟酌，以便于学习者默识于心，再加之古代文人对琴曲意境的升华演绎与想象，其?刃亩怨徘僖帐醪呕嵊兴?感悟，外现于古琴的弹奏形式及技巧表现方面。所以说“移情”也是古琴琴乐实践中的重要表现手法，它也是基于乐教教化前提下所形成的人心渐浸默化功能，这种对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体现更值得现代人借鉴[4]。
2.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物我两忘”是道家琴乐境界的最高审美意识体现。道家讲求“物我”思想，他们更沉浸于对古琴音乐艺术的鉴赏，将其融入到自我生活当中、大自然风景当中，形成一种逍遥神游的“物我两忘”状态。在这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文人就深受道家该思想影响，他们对于古琴音乐的审美价值观表现更为开放，他们借琴诗自乐，聊以忘忧，拥有一种与音乐共同融入大自然的“澡雪精神”，这也是道家思想之于古琴音乐艺术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体现了古琴的“游心自然”之美，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古琴艺术审美价值观，为后世各个朝代的古琴艺术风格流派建立奠定了本质基础。相比于儒家相对严肃的“乐教文化思想”，道家的“琴媒抒情”思想就相对更加自由、洒脱，希望人们能够将心灵与自然和谐融合，真正实现“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这也被后世许多文人所热衷和推崇[5]。
内蒙古民族音乐界虽然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内容、口号方略以及“中华乐派是否能涵盖“草原乐派”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但对于提倡“音乐文化民族自觉”、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草原乐派”的提议多是赞同，并在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上，经常掀起自发性的热烈讨论。
笔者深受“新世纪中华乐派”倡导者的强烈民族音乐自觉意识和“登高一呼”之使命感的感染，在广泛征求老中青几代民族音乐人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提纲式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笔者欣赏“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蓝图及其“四大支柱”方略，赞同“走出西方”的理念。
二、就地域范围而言，“草原乐派”应该有泛指蒙古高原和专指内蒙古草原之分。本文所提及的“草原乐派”是专指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草原乐派，是对应于中华民族这一范畴而言的音乐文化概念。它既是56个民族之“中华乐派”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华文化”的统一共性；又是自成体系的客观整体，具有“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放眼未来，与内蒙古“草原乐派”相对应的中华乐派少数民族分支中还将会有“中华·西域绿洲乐派”、“中华·雪域高原乐派”和“中华·延边长白乐派”等。
三、内蒙古草原乐派早已存在，并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如一代胡琴艺术大师色拉西和孙良分别在潮尔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蒙古四胡领域内独树一帜。色拉西在潮尔琴演奏艺术中创立的苍凉遒劲、深沉悲怆风格，与孙良在蒙古高音四胡演奏艺术中创立的刚健明朗、热情奔放的风格交相辉映，共同把蒙古族胡琴艺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蒙古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和以他们为核心的东蒙民间乐队，驰名中外，铸造了20世纪上半叶蒙古族传统器乐艺术的辉煌。他们的演奏技艺、编创的作品、几代弟子和学生，以及他们的音乐美学理念和所创立的科尔沁潮尔琴流派、蒙古高音四胡“孙氏流派”，曾在中华民族现代音乐史上异军突起、各领。以帕杰、毛依罕为代表的民间曲艺大师的“陶丽”（英雄史诗）与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艺术，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已享誉国际学界。蒙古族乌日汀哆（长调牧歌）艺术大师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扎木苏的歌唱艺术，于20世纪50—80年代，均曾因独特的歌唱技艺和草原神韵而轰动国内外乐坛。改革开放后，在马头琴、二胡、雅托噶（蒙古筝）、蒙古四胡、蒙古三弦、笛子等民族乐器艺术中，以齐·宝力高、刘长福、娜仁格日勒、胡力亚其、赵双虎、李镇等为代表的演奏家和教育家们，从演奏技法到作品创作，从教学传承到乐器改革，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同样在民族器乐领域中建设着草原乐派。
四、以色拉西为首的蒙古族“四大民间艺人”（色拉西、孙良、帕杰、毛依罕）以及赫勒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艺术大师巴拉贡、蒙古中音四胡艺术大师苏玛、现代马头琴艺术奠基人桑都仍、锡林郭勒－察哈尔乌日汀哆歌王哈扎布、呼伦贝尔－巴尔虎乌日汀哆歌后宝音德力格尔等草原音乐文化的卓越代表，应视为当代“草原乐派”第一代音乐表演艺术大师。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在新旧社会的的转型时期，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发展者，将蒙古族千百年的古老传统音乐文化，从草原民间带到城市舞台，从民间传承转入专业教学，成功地展现于中华乐坛和国际乐坛，并融入现代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之中。
五、“草原乐派”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1998年出版的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作者虽然没有对草原乐派做出十分清晰的理论界定，但已明确提出：“时至今日，内蒙古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蒙古族音乐家为主体，由多民族音乐家而构成的‘草原乐派’。”该著述中所列举的草原乐派成员中除了作曲家外，还有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歌唱、器乐、指挥等表演艺术家。这一观点恰好与当今“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方略中提出的“四大支柱”（理论、教育、表演、作曲）之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当代草原音乐文化建设的实践已证明了“草原乐派”不应该受西方传统“乐派”概念——专指作曲家群体及其创作——的局限，而应该参照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四大支柱方略内容，即视理论为先导，教育为基础，表演为展示手段，成果与作品为检测标准，从而使草原乐派得以更科学的历史梳理和现实构建。
六、现代草原乐派队伍早已形成，且硕果累累。
1．以乌日汀哆歌唱艺术大师宝音德力格尔摘取世界桂冠、哈扎布和扎木苏歌唱艺术被誉为“草原美声唱法”为标志，证明乌日汀哆歌唱艺术是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歌坛上独具特色，并可以与意大利美声相媲美的草原歌唱艺术。以拉苏荣、德德玛、木兰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蒙古族歌唱家，在继承前辈传统歌唱艺术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长短调相结合的蒙古族歌唱艺术之路，开创了当代草原歌唱艺术的新风。
2．作曲家美丽其格《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通福《草原晨曲》、《敖包相会》，阿拉腾奥勒《敬祝万寿无疆》、《美丽草原我的家》，腾格尔《蒙古人》、《天堂》，乌兰托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草原歌曲，不仅在内蒙古草原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作为草原文化符号，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享誉国际，受到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人们的喜爱。
3．辛沪光交响诗《嘎达梅林》拉开了草原乐派交响音乐创作的历史帷幕，堪称“草原交响音乐的奠基石”。1989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永儒布交响作品音乐会”，推出交响组曲《故乡》，交响诗《额尔古纳河之歌》，交响音画《戈壁驼铃》、《蜃潮》等交响音乐作品，为全国少数民族作曲家之首位。首都专家高度赞誉“是一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和浓郁蒙古族音乐色彩的、非常精彩的高水平音乐会”（陈佐湟），“永儒布的交响音乐已将蒙古族音乐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蒙古族交响音乐创作已进入高层次发展阶段”（中国音乐家协会贺信），“达到了国家级水准”（王西麟）。以莫尔吉胡、杜兆植、阿拉腾奥勒、李世相、恩克巴雅尔、乌兰托嘎、王瑞林、好必斯、段泽兴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草原作曲家分别在交响曲、协奏曲、交响管弦乐曲、大型交响合唱、清唱剧、艺术歌曲、民族管弦乐等不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4．娅伦格日勒指挥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与永儒布指挥的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合唱团的蒙古族无伴奏合唱，以及受其影响而建立或派生的北京“草原恋”合唱团、“新牧人”合唱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百灵”合唱团等，不仅成为我国合唱乐坛异军突起的劲旅，而且频繁走出国门，不断在国际乐坛摘金夺银。与此相应的莫尔吉胡、永儒布、辛沪光、阿拉腾奥勒、恩克巴雅尔等草原作曲家创作或改编的《圣主成吉思汗》、《四季》、《孤独的白驼羔》、《草原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八骏赞》、《陶爱格》等一大批融民族传统与现代技法于一炉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在国际和国内频频获奖，享誉国际合唱乐坛。
5．传统音乐开始全面复苏，蓄力待发
（1）阿拉坦其其格、扎格达苏荣、乌日采湖为代表的第三代乌日汀哆歌唱家连续在国际比赛中摘取桂冠，再次把乌日汀哆艺术魅力展现于世界舞台。
（2）断流数十年的陶丽（英雄史诗）、色拉西潮尔琴艺术、潮林哆（带有持续低音的潮尔合唱），以及在内蒙古草原上早已失传的浩林潮尔（呼麦）、冒顿潮尔（胡笳）、托布秀儿（马可·波罗曾描绘过的二弦乐器）等蒙古族传统（民间、宗教、宫廷）复音艺术，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复苏，蓄力待发，在国际乐坛和学界引起广泛影响和高度重视，其中乌日汀哆、呼麦与潮林哆均“申遗”成功，被我国或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以齐·宝力高为代表的马头琴艺术走出国门，将精湛的马头琴表演艺术展现在国际舞台；旅日青年演奏家李波在日本从事马头琴演奏和教学已18年，期间多次赴美洲、欧洲、大洋洲进行演出和文化交流，并出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已两年余；青年马头琴演奏家赛音吉雅在日本开办了马头琴国际艺术学校……
6．现代蒙古族音乐教育体制初步确立
20世纪50年代始，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艺术院校，聚集了色拉西、宝音德力格尔、昭那斯图等一批蒙古族传统音乐优秀传人，开创了蒙古族专业音乐教育先河，培养出以阿拉腾奥勒、德德玛、拉苏荣、白达瓦、李镇、腾格尔、娅伦格日勒等为代表的优秀民族音乐人才，以及希日莫、敖特根巴雅尔（潮尔、马头琴）、赵双虎（蒙古四胡）、胡力雅其（蒙古三弦）、娜仁格日勒（蒙古筝）、刘兴汉（蒙古笛）等现代蒙古族传统器乐教育奠基人，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内蒙古现代民族音乐教育的缔造者、领军人物莫尔吉胡。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办本科双语（蒙汉）音乐教学三十余年。截止到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一百三十余名，其中蒙汉兼通者二十余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18名，为草原乐派培养了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后备人才。
7．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基础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学理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雪的转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音乐学队伍民族自觉意识增长，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意识和水准大幅度提高，由此成为现代草原乐派的一支劲旅。其主要标志是在蒙古民族音乐学主要领域内有了经过历史考验的奠基之作和老中青结合的民族音乐学梯队。
（1）蒙古族音乐形态学奠基之作：吕宏久《蒙古族民歌调式调性初探》（1981）；蒙古族音乐史学奠基之作：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1998）；蒙古族音乐美学奠基之作：满都夫《蒙古族美学》（2000）；田野调查取得重大学术突破的典范之作：莫尔吉胡《追寻胡笳的踪迹》（2007）；学理型研究突破性新作：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博士论文，2007），《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博士后论文，2012年出版），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2012）等。
（2）老中青民族音乐学梯队已经形成。
第一代：以莫尔吉胡、王世一、达桑宝为代表；第二代：以乌兰杰、满都夫、吕宏久、赵星、白衫、柯沁夫等为代表；第三代：以白音吉尔嘎拉、阁日勒图、松布尔、胡格吉勒图、李世相、好必斯、邢野、李宝祥等为代表；第四代：以包·达尔罕、杨玉成为代表。
七、草原乐派的文化特征
1．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美学理念
守护游牧文明，坚持以“天人和谐”、“天地万物和谐同寿”为核心的绿色文明传统；遵循蒙古族传统美学理念，崇尚大自然和英雄题材；热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之创作手法；追求深沉博大、苍茫辽阔、雄浑激越、崇高壮美、“心灵歌唱”、“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等最高美学理想和境界。
2．总体思想特征
广袤无际、神奇无比的蒙古草原，天人万物共谐的理念，是草原乐派热情讴歌的永恒主题；根深叶茂、绚丽多姿的北方草原文化，是草原乐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不遗余力地热情讴歌草原大自然（视草原为母亲）的绿色情结；珍爱草原万物（以骏马为万物生命之代表）的生命情结；赞颂为保护草原土地、为草原苍生和民族利益而战（以神话史诗中的英雄格斯尔和江格尔，现实生活中的成吉思汗、渥巴锡汗、嘎达梅林等为代表）的英雄情结；尊重传统文化、崇尚圣洁（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情结；以及渴望和谐共处、广纳一体（以乌力格尔、漫瀚调、二人台艺术等蒙汉族交融文化以及汉语歌词的现代草原歌曲等为表象）的融合胸怀等，是草原音乐的总体思想特征。
3．美学特征
寓深刻于淳朴，蕴崇高于自然，着意反映草原时代精神、民俗风貌和人民内心世界，因而蕴意丰富深遂，格调苍茫雄浑，旋律优美深沉，形象鲜明挺拔，意境超然高远。
4．作曲技术特征
深深扎根于草原传统音乐文化沃土之上，坚持“旋律万岁”（莫尔吉胡语）、“旋律永远是音乐的灵魂”（永儒布语）的美学理念和技法宗旨。同时，兼收并蓄、广取博收，为我所用。在多声部创作中，植根于民间音乐传统，多喜用二度、七度碰撞，四、五度和音与和弦重叠，三和弦加和弦外音及其重叠，多种形式的调式交替与旋宫转调以及西方大小调与民族调式的巧妙结合、下属和声功能的连续开发拓展，全音阶、多调性的慎重运用等，创作出融蒙古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于一炉，具有鲜明草原风格和独特艺术神韵的现代蒙古族音乐。
八、结语
草原乐派“以他们的美学境界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人性、人情、人本的情怀及其本质力量，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发展的深厚底蕴和广阔前景”。（满都夫语）
在当今世界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古典与新潮并存的多元格局音乐文化中，草原乐派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既要站稳脚跟，坚持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广蓄博收。当前，特别要提升理论先导意识、强化力作创作意识和提高创作能力，铸造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表演队伍，建构突出草原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和成功模式。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 、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
一、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
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3]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4]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5]格林・丹尼尔.考古学简史[A].格林・丹尼尔著.安志敏译序.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书法艺术在古人的生活中，是用于把赏、品味作品的气韵，古人对书法的概念和理解与当今人们的认识理解不同，古人的生活节奏、社会发展、信息交流比较缓慢，书法作为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更是士大夫们赖以精神依托的载体；现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信息量大，书法已失去日常交流工具的作用，取而代之是电脑打字。现代人的生活中，艺术作品是富含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和美术表现形式有机统一的美工品。书法艺术自古以来就是神韵、品格的表现载体，书法艺术的根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如果不继承经典，不承传传统，那么，书法艺术仅仅是一个空壳而已。
一、书法艺术的人格象征意味
书法艺术的表象是书法家的人格、人品和心理、情绪。一个书法家的人格、人品、文化修养对作品的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作品的经典继承境界显示出来。如启功先生，出身于宫延贵族，自幼接受了高等文化教育，在宫延众多文艺瑰宝的熏陶下，其自身就具有浓厚的古典经典艺术气味，加上启功先生天资聪明，在传统文化积累丰厚，其笔端自然流露出高雅、静穆、雍容、淳朴的艺术气味和神韵。书法艺术在古代的艺术审美观中，有两方面的价值取向理论。一是自然物象理论，自然物象理论是形容、联想、描绘书法作品美的韵致和意境，如书法的结体，取势、留白、疾缓等矛盾通过艺术的处理与自然物象的有机结合。二是人格象征理论，从作品的闲雅，俊逸，妍美、雍容等表现出来的气质、神韵来阐述，概括书法家的人格、人品、文化修养，从而评论书法家的作品品位和艺术境界。这两大理论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魏晋朝代，一直延续至宋代。到了明代初期，书法作品从小品转变为中堂，从桌几小把玩件到进入厅堂，从艺术把赏过渡到观赏，自然物象理论逐渐与人格象征理论有机统一结合，成为一体。从而明、清以至近现代以来，书法的美学包含了自然物象与人格象征的方面的审美评定。如清代刘熙载提出了书既“肇于自然”，与“由人复天”的书法艺术理论，即是我们当今人所表述的“书如其人”，书法即是人格、人品和自然物象的有机结合体。书法家通过点画、结字、章法等使书法具有生命的活力和精神内涵，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表现，也不仅仅是自然物象美学的表达和升华，更是人的精神意境和心灵的映现。
二、古代书法作品的内涵与人格精神
首先，我们要熟知中国儒家文化和书法历史。书法史上“天下三大行书”经典：《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分别是古代三位著名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苏轼所作。王羲之受庄子的思想所影响，颜真卿受孔子思想和佛家思想所影响，苏轼侧是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结合的典范。王羲之的《兰亭序》给人以清、逸、闲、散的艺术趣味和精湛、娴熟的技法；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蕴含着中国儒家思想的凛然正气，体现出儒家入世的积极精神；苏轼的《黄的寒食帖》体现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展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气度和气节。书法作品在精神竟境层面，即是释放“儒”或“道”的气度和能量；书法作品内涵则是作者的依附在“儒”或“道”上的人格、人品、文化修养修炼的表现，书法是作者情感的笔墨结晶。我们要从中国儒、道、佛家文化的层面来了解书法艺术的历史渊源了解书法艺术的高层审美意义，非达到书法“道”的境界，我们则无以“读”懂古代经典书法作品。“书以载道”，书法决不是简单的书写，书法是具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品。“天下三大行书”的人格精神在哪里？王羲义、颜真卿、苏轼这三位书法大师都是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传世经典。
王羲之所在的晋代，是个艺术尚“韵”时代，汉至魏晋时期，文人崇尚书法风气十分盛行。东汉赵一的《非草书》中记载，世人“游手于斯，专用为务”，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书法盛行的社会情景，帝王士大夫皆以善书为荣。《兰亭序》不仅展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近乎完美的技法，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及当时社会的人文精神，表达了以神韵为主的艺术形式。颜真卿所处的唐代，是书法尚“法”时代。唐楷到了颜真卿、柳公权后，进入了顶峰。欧阳修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意思是说唐楷的法度森严，扼杀了书法的创造性，机械化的写法促使唐代书法没有可以与魏晋书法相媲美的书法作品。《祭侄文稿》更多的展现作者和当时文化的遵法守度、凛然正气的文人气节。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领导灵魂级人物，唐楷的“法”度严谨，导致了唐书失韵，苏轼是最早提出尚“意”书法的书法家，宋代的尚“意”书风一扫唐、五代尚法书风的呆板、停滞精神面貌。苏轼论书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强调书法家要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指出：“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他主张书法的文人气息，也就是尚“意”书风的如诗境般意境的深刻内涵。《黄州寒食帖》不单是经典法度的继承，更是宋代文人书法家高深的文化修养的展现，也是宋词在尚“意”书风中的淋漓尽致的流露。
三、现当代书法艺术中透露的人格精神
现代技术信息的进步和考古的不断发现，使得现代人们有机会一览历史经典书法，我们可以通过拓片、影印、修复、放大等科学手段高度复原古代经典作品。我们在摹习经典的过程中，由于时代的文化气息、氛围和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不同，我们的作品已经很难达到古人那种静穆、雍容、古朴的质感境界。当代经济进步，生活信息的繁杂，社会的多元化都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对古代经典的继承，都在影响着当代人和古人经典的对话。现当代书法艺术透露的人格精神是什么？是多元代的揉和体，也是儒、道、佛的综合体现。既有韵，也有法，同时也有意，更在美术方面有所掺和。近现代的书法大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重，书法内容有着很大的改变，书法艺术渐渐退去了那种古色古香的文人韵味，也淡化了儒、道、释相融合的人格精神，更多的是力争视觉冲击，强调视觉的审美形式。
四、结语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书法艺术作为文字的现实形式、文明传播的使者，它是我国传统的最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艺术。书法通过笔墨，把中国汉字变成了表现情感意蕴的符号，它以其无穷活力和不衰娇姿，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深沉内蕴。书法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民族意识、心理特性，成为阐释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有机系统。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是中华文化之精髓，在世界艺术殿堂占有重要的位置。
作者：杨中介 单位：广东茂名市书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