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6 01:49:04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肖晓斐汤晓文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哲学是不是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目前在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
哲学是不是一种知识？应当说，哲学历来被公认为一个知识部门，即一门学科。但现在这也成了问题，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认为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等等。如果哲学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属于何种知识部门？有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玄学，或理学；有的不承认这种一般哲学，而认为哲学就是各种或某种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由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因而哲学家们的观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家们曾一度取得共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包括三门学科，即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是，近年来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时，人们也是观点各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有的主张是物质与意识或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与思维关系中的世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认识，或者是人类社会，或者是人。
这些不同看法在学科分类中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综合大学的理论学科多分为文理法，这反映了一种学科分类方法，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哲学被从文科中分了出来，文史也被规定为社会科学。但由于哲学的规模远不能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而事实上哲学活动往往同社会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又逐渐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一分为二的格局。这种格局虽然把哲学同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起，但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明确的，实际承认了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般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于其中的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等，则可以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几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即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科分类，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第一，在这种分类中没有世界观的地位，世界观是跨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第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可分为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文学可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其对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反过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其对象也都是人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人文科学呢？总之，如果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这将使本来比较明确的学科分类变得概念含糊、界限不清。
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有利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和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学派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为多数哲学家所认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科学的哲学，但这并未得到哲学界的公认。人们诘难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有的甚至一般地否定世界观，这是同现代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一致的。
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不仅肯定了哲学的科学性，而且肯定了它的世界观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有明确而合理的研究对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全面系统的原理，有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才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方法。这就澄清了理论界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模糊思想，为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就应该否定了，因为其他各派哲学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若干观点逐渐形成的。他们引以为据的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构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感到这个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在正是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机会。
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对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包括一切部门哲学，但是否应包含若干部门哲学？过去已经把认识论、历史观等部门哲学包括在哲学之中，现在是否有必要继续包括在哲学中？是否还应增加一些新的部门哲学，如价值论、实践论等？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问题，即根据目前科学发展的情况，有的部门哲学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的部门哲学应分离出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部门哲学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有增有减，但一般哲学即世界观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原则
中图分类号：C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5-0013-05
今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提出了总要求，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当今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都必须贯彻执行的行动纲领。本文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的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原则，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实际要求的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成果注重数量缺质量，人才有专家缺大师。长期以来，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复杂性，及考核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不科学性，导致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以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成果的数量来考核人才的畸形评价标准。不容否认，成果的数量是一个研究人员科学研究积累的一种体现，也是其高水平论文产生的前提基础。但一旦以量化指标作为考核评价标准，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话，就会导致大家为成果而成果，为论文而论文，其研究成果数量的巨大就不言而喻，而其质量自然也是可想而知。这不仅严重浪费了国家的巨大科研经费和宝贵的社会资源，还对现实生活、学术道德、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是学术话语权比较弱，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极不匹配。对比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比较弱，尚处于有理未必说得出、有据未必立得住、说了未必叫得响、传了未必传得开的尴尬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由于某些西方国家企图“分化”和“西化”中国的图谋，一些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仍不断涌入，并凭借其所谓的“理论话语的权威”，逐渐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得以坐巢，有的甚至流行开来，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
三是学科体系的不健全，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薄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框架基本上还是沿袭前苏联的模式，不仅体系陈旧，而且还成了禁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壁垒及学术创新的绳索，其层次也不分明、内容相互混淆，且未涵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一些学科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对时代和实践问题的回应不够，未能与时俱进。有的学科、专业设置趋同，基础学科、冷门学科的建设，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还比较薄弱，队伍力量不强等问题。
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迫在眉睫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这个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当前在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刻不容缓。
首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前，受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和网络全球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各种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及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西方思想和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受到冲击也是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理论不断被弱化、边缘化，坚守经典理论的压力的不断增大，有的在吸收外来文明中“迷失”了方向，还有的索性“举起了双手”，甚至直接投怀送抱，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普通民众则极可能在知之不全、悟之不透的状态下被纷繁芜杂的西方思想、思潮误导，甚至仿效、盲从。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不存在真空地带，这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努力解决群众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群众认识世界，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其次，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改革发展中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存在问题的全局性、宏观性和连带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遵循从前行之有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性方法之外，强调顶层设计是最重要的方法。做好顶层设计，除了注重调查研究、找准问题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有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体系作理论支撑。一句话，我国今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亟需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来提供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改革和发展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找出症结所在，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路、保驾和护航。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探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人及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重要功能，在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理论思维素质、人文素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方向、价值和方式方法引领作用，是国家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国家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对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规范，形成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特别需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所的重要功能。
三、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不仅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明了方向，还指出了建构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姓马、信马、姓党”的原则。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姓马、信马、姓党”，这是建构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丝毫含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到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诞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所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立党立国之根本。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旗帜和理论基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才能透过纷繁芜杂的表面现象看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确保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离不开党的英明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政治保证。
其次，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要坚持不忘本来。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啊！”[3]老祖宗就是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保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不忘本来，并不是要排斥外来，而是要有世界的眼光，敢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的一切优秀研究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包容能力、更新能力和吸引力。此外，要认识到，提倡不忘本来，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而所谓面向未来，是指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前瞻性，应该动态地关注、考察研究对象的未来及其走向。
第三，要坚持“立足于中国、立足于实践、立足于时代”的原则。所谓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立足于中国，是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该以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价值标准。应该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相契合。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立足于实践，是指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国家建设和改革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出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全面深刻地总结这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从中生成具有中国创造的本土思想理论体系。“文章合为时而著”，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科学预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立足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体现时代特点，回答时代难题，阐释时代课题，满足时代要求。“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的这个呼唤，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出了时代的最强声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四，要坚持“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的原则。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折，不为消极心理所困。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应牢固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讲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创造，保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世界发展的大势拓展创新视野，立足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激发创新思维，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汲取创新养分，不断提出学术新观点，创造学术新思想，开辟理论新境界，永葆哲学社会科学的旺盛生命力”[5]。
当然，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项专业性强，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注意：一是树立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倡导科学方法、科学意识，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力戒“假、大、空”，坚决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相互影响的，需要我们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特有规律，对其不断进行融会贯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夯实基础学科、重点突出优势学科、创新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大力传承冷门学科，努力形成一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互相推进、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生动格局；三是要充分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和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攻关合力，做好各学科的教材编写工作，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学术前沿的、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并不断创新教材推广、使用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大众化。
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强化几点意识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关键是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自觉确立并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等，牢牢把握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主动权。
首先，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政治意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网络一体化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为了让人们从思想和情感上认同它、接受它，主动关注社会热点，经常掺杂许多现实利益因素，加上其新颖奇特的观点、华丽的学术外衣、丰富多彩的内容、煽情的话语表达，总能让人从中选择性地倾听到其能愉悦身心的信息。而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政治意识不强，或以所谓的“学术中立”、“信仰自由”、“去意识形态化”为由，毫无原则地主动回避、放弃宣传、教育的政治立场，这给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将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导向，确保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强化政治意识，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提高自身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理直气壮地讴歌真、善、美，对虚假和错误的思想、观点、言论及蛊惑人心的伪科学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
其次，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阵地意识。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与我争夺人心、争夺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过分吝惜自己的羽毛，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守、巩固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阵地，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行理性评价和有力回应，形成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主旋律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好声音。
第三，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2]。党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我党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根本原则，也是各级党组织应尽之责。各级党组织要增强责任意识，始终将哲学社会科学摆在单位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旗帜鲜明去抓、理直气壮地管，通过建章立制，明确责任，牢牢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话语的选择权、界定权和创设权等控制在自己手中。各级党政干部也要不断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出现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科学引领，准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除此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同样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开拓创新，将个人对时代、民族、社会、人民的责任担当，汇聚成建构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合力，在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中成就自我、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第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主动增强问题意识，主动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人民生产生活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民关注的问题，而且要研究分析，并为他们解疑释惑。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只是敷衍回避、简单否定，而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细致梳理与理性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地帮助人民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立足于中国实际，而且还需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努力做到总书记所要求的既体现继承性又体现民族性，既体现原创性又体现时代性，既体现系统性又体现专业性，才能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最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当强化创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并不断增强自己的创新意识。要善于博采众长，融通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做到融合创新。要坚持将基本原理和理论创新统一起来，将理论研究与时代发展统一起来，将成功经验的总结和现存问题的揭示统一起来，研究我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方法，做到建构的内容的创新、结构的创新、体系的创新及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另外，还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理论功底扎实，又精湛新媒体技能，肯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始终和党保持一条心的工作队伍。
作者：郑一明
参考文献：
[1]杨振武.把握好政治家办报的时代要求[N].人民日报，2016-03-21（7）.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论文摘要：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着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亟须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源泉，重点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等。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一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二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社科研究，努力创造社科精品。三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学科的重要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社科交流活动。四是继续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孙显蔚（1975—），女，辽宁朝阳人，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初创阶段，主要是厘定学科内容及研究方法；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起步阶段，着重于发展哲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可谓纵深阶段，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诸如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英文摘要】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philosophy can be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mid－80s to 90s is theinitiative stage.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discipline are established. theperiod between early to mid －90s is the starting stage.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studies of this philosophicaldiscipline are developed. the 3rd stage is the latter part of90s whe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in social life aredealt with and a system of academic concepts begins to takeshape.
【关 键 词】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social philosophy/developmental philosophy/modern china/social reform
【 正 文 】 社会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也相应地是一个过程。从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其关注的不同的中心问题和不同的理论方法。现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和评析。 一、初创阶段：学科内容的厘定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一段时间，社会生活有了明显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提供理论上的说明。这一时期就哲学本身来说并未作好理论上的准备，仍基本沿用原有的思维框架，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社会哲学的研究还较为空泛。 1.围绕对社会哲学涵义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顾名思义即是关于社会的哲学解释和概括。而社会往往在三种概念范式中被理解和运用。其一是“自然—社会”关系范式；其二是“人类—社会”关系范式；其三是“文化—社会”关系范式。社会在这里分别被划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不同层次。以此为根据，社会哲学相应地也被划分为广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和狭义社会哲学。广义社会哲学包括人类哲学和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则由文化哲学（文艺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等）及狭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等）所组成。广义社会哲学还包括研究人类社会纵向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哲学（亦可称普通社会哲学）。普通社会哲学是研究属于人类、文化及社会之中带有共同性的普遍现象（如社会活动、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的哲学理论，它旨在探究社会的一般本质、结构、功能、性状、过程、变迁、发展及其规律，力图对社会的整体图景和未来趋势作形而上学的沉思。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的哲学。论者认为，社会历史不仅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即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生活活动、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等的社会生活方面。这一方面，关系到人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制、规律。关于这一方面的哲学概括，就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社会史以及其他有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联结的桥梁和中介。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2.围绕对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研究社会最一般的本质、结构、过程、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哲学理论。它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用哲学的方式揭示、描述社会，总结概括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经验。论者认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机体，它具有双重的功能和任务：一是对社会机体进行横向的解剖，研究其静态结构，揭示其本质；二是对社会机体进行纵向的分析，研究其动态结构，揭示其规律和发展方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结构来看，社会哲学是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指导，以具体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它是联结辩证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科学的中介、桥梁。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以社会有机体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哲学。从根本上说，社会哲学的对象就是社会存在。这里的社会存在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它的实体是劳动，其存在形式是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中，社会存在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更重要的是本体论范畴。因为对社会哲学来说，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一切问题离开了对社会存在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3.关于对社会哲学研究内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哲学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类能动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因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问题的哲学方面，是社会哲学的中心和基本内容。它包括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社会机体的结构、职能和机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机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由各种要素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上组成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研究社会结构各层次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探讨社会职能及其作用机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也是社会哲学的基本内容。三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方面。社会哲学不仅要研究单个的、具体的社会的社会生活，而且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特别要研究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方面。同时当代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提到哲学高度认识的问题，如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机制，世界文化交流的机制等。又如涉及整个人类生活的和平、人口、城市化、粮食、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对社会作总体性研究的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总体应包括社会本质论、社会结构论、社会过程论、社会规律论和社会自由论。只有通过对这些部分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完成社会哲学的任务，形成科学的社会观和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社会本质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包括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方式，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本质。社会结构论的主要任务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基本层次，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网络系统。社会过程论的主要任务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包括社会发展的动因、动力、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以及社会过程的运动轨迹。社会规律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包括社会规律的特点和作用机制，社会规律的系统结构，以及发现社会规律的基本途径。社会自由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总的趋势，揭示人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本质，把握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本条件和途径。 4.对社会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应当把哲学方法与研究社会总体的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经验，因而必须以哲学的分析、抽象和概括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以抽象的思维方式认识社会、思考历史。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也要吸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有真实而全面的材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升华为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方法与社会学、历史学方法的统一。论者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系统方法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研究，再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建立社会哲学范畴体系，达到对社会哲学的全面把握。 由上可见，这一阶段社会哲学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沿用旧有的哲学框架和范式。这时候的社会哲学研究总的说来是比较空洞的，很少在深层次上触及到真正的社会问题，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社会哲学自己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规范。但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大意义也是不容抹煞的。首先，它表明哲学活动已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生活，转向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哲学转向，是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其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哲学维度得以发挥，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重新得到重视。再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二、起步阶段：发展哲学的思考 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人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怎样把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做到社会发展的稳定、高效，还需进一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还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的总体性、复杂性，需要有解释力的说明。此时，也是国际上社会发展理论的大转变时期，二战后各国普遍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但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同一个时期，市场化、现代化、社会改革同时进行，社会整体必然发生急剧而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同时涉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亟需一种整体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要求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所以，这一时期，就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发展问题，是以国外社会发展理论为学术资源，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哲学。 1.围绕发展哲学的涵义，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确立的发展观应是一种整体的发展观，它必须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和终极目标，以此来选择和确立社会的整个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探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它从全球背景上阐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远景；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专门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探究这些国家落后的原因，发展的环境条件，以及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既指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各学科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性的研究，并给予各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以方法论的指导；也指在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总结概括那些从本国情况出发，尤其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中揭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变迁一般规律的学说，以为社会决策者构拟发展规划和战略，为实施改革方案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 第四种观点把社会发展理论看作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层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二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人自身的现代化。 2.关于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反映20世纪发展现实的发展哲学应围绕“生存—实践—发展”三个主要范畴展开。（1 ）生存范畴作为发展哲学的起始范畴，是由20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决定的。（2）20 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发展障碍都是由人类现实活动造成的，这就要求发展哲学探讨20世纪实践活动的本质特点，研究20世纪实践的合理性、实践的自我控制、实践的优化问题，研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的自我提高和完善问题。（3）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双重效应， 实践活动的主观目的并不能保证实践的合理性，这就要求发展哲学在反思实践活动时，必须研究诸如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的目标和尺度、发展进程等问题，以促进对既成实践的超越，促进现实实践的优化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较之其他学科所致力的研究目标，更应该注意研究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层面，对发展的深度、广度和规模，甚至发展的负作用问题都要进行一种全方位的人文思考，从而阐明一种关注人类命运和未来的“伦理的真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必须澄清发展的文化内涵，赋予发展理论以20世纪特有的文化内涵。 （2）注意研究技术革命和发展的关系，必须使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弘扬科学中的人文精神。（3）注意探索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国际化、普遍化与发展的民族性的关系。（4 ）注意协调和优化人同自然的关系。（5）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个性完善的统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时空界限上说，主要是研究20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以来特定的社会发展即现代化问题。它在空间上是从中国现代化出发向世界性问题辐射的，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道路和模式、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发展前景等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对象是社会发展问题。从历时态角度看，发展哲学是断代史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它要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既包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没有、正在和将要进入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对象要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发展哲学的对象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是各门具体发展学说的理论概括，是从整体上来研究发展问题。具体说来发展哲学的内容包括不平等与贫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动力结构、社会协调、社会预测、社会发展模式与改革方略、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等。 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作出如下评价：第一，从社会基本结构发展的变化来考虑，开始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笼统地谈论。第二，对于发展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基本上是借用了国外一些现成的发展理论的观念框架。第三，没有把发展哲学同具体科学区分开来，变成一种实证研究，缺乏哲学的提升。此时的研究尽管有某些不足，但中国哲学理应研究发展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建设提供思路、方案与方法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建构发展哲学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哲学发展的有益尝试。 三、纵深阶段：学科观念的澄明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哲学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包括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这是社会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哲学学科观念的模糊混乱状态，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社会哲学研究也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制，诸多博士、硕士点将其作为研究方向，尤其是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发表了上百篇社会哲学论文，并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社会哲学研究”丛书。这时期的主要进展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社会哲学涵义的阐述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的关系，纠正了把历史与社会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论者认为，历史哲学的维度是一种纵向研究的维度，它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一种横向研究的维度，是直接关注现实生活的维度，它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的维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维度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哲学的维度却被我们忽视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两个维度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从学理上讲，社会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基础。如果抛开了社会哲学的维度，就会退回到马克思一再批判的旧的历史哲学的老路上去。在我国社会哲学兴起的早期，学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把社会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必多此一举再搞什么社会哲学，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范畴原理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叫做社会哲学。另一种偏向是把社会哲学混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混同于社会学，多限于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两种偏向都在于没有把握到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把握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思考社会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两个哲学维度的观念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中最为核心的观念。 2.在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方面，找到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切入点。论者认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实践所限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既给理论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又为富有成效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资源。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既要求从哲学层面上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以实现对于这种巨变的观念引导，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直接的鲜活素材。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最适宜的切入点就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能够最为清楚地把握住社会哲学的维度，它既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研究，又获得了一种透视人类社会生活总体的最好的视角。考察社会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由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 3.在研究方法上要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直接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维度，它选定当前正在进行的现实的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那么，这种研究就必定是、必须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的。以问题为中心，从方法论上讲，就是反对从概念、原理出发，反对体系先行，就是要坚决摒弃一切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更新社会观念，因为旧的社会观念不足以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因而要重建社会观念，建立起能够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新的社会观念。 4.在社会哲学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观念。主要有：（1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的观念。这就是把从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把握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基本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这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社会转型学说。这一转型理论成为我们把握社会转型的基本观念框架。（2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类型的代价的观念。这就是把社会转型的代价划分为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两类，能够较好地用来对转型过程进行代价分析，例如对于代价的本质和意义、代价和风险以及代价的补偿、风险的减弱和避免等重要问题都能作出较好的分析。（3）关于文化的层面性结构的观念。 这就是把文化划分为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两个层面，能较为确切地分析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分化的状况。（4）关于复调文化的观念。 这一观念能较好地说明理想性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存在状态，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5）关于市场经济导致诸道德价值疏离化的观念，有助于说明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角色化的现象。（6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三重关系的观念，能较清晰地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观念虽然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在对于现实生活的分析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对于推进社会观念的更新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5.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论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发挥：（1）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变。社会哲学作为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它的直接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提高人们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自觉性。（2 ）社会哲学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为了说明这种意义，首先需要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重建。社会科学作为经验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约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的。这几年，社会科学家们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本土化”就是重建。没有社会科学的重建，不完成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重建”不是枝枝节节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涉及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修正，这在实质上便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了。显然，如果没有社会哲学的帮助，社会科学的重建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3 ）对于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现实实践的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是社会哲学的直接的实践兴趣所在。但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它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把握必定要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上，必定要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本质的把握这一层面的观照下去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一旦以人类社会生活为对象，它就具有了指向第一哲学的意义。开展社会哲学的研究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抓住了理论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步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理论，社会哲学已发展成为一种显学。这种发展状况也说明社会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社会转型的后发性，所处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所处的独特的研究视角，都为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余地和可能性空间。总之，社会哲学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了理论生长点的领域，是一个孕育着新理论、新学说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的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哲学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王玉波.社会哲学设想［j］.哲学动态，1987，（1）： 24—26. ［2］ 景天魁.社会哲学研究设想讨论纪要［j］.哲学动态，1989，（4）：1—3. ［3］ 欧阳斌，杨焕章.简论社会哲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5）：1—9. ［4］ 刘歌德.对当前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哲学思考的可喜成果：当代中国社会哲学评价［j］.现代哲学，1991，（2）：59—60. ［5］ 孟宪忠，丛大川.发展哲学论纲［j］.哲学动态，1991，（8）：17—19. ［6］ 程家明.发展哲学与哲学发展［j］.江汉论坛，1991， （7）：31—35. ［7］ 何中华.从哲学层面上确立新发展观［j］.哲学动态，1991，（11）：9—11. ［8］ 邹广文.发展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j］. 天津社会科学，1991，（6）：4—8. ［9］ 李鹏程.我对“发展哲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j］.哲学动态，1994，（5）：24—26. ［10］ 赵凯荣.当代社会发展与比较发展哲学［j］.学术月刊，1994，（9）：26—33. ［11］ 景天魁.“社会发展”概念的思维框架［j］.哲学动态，1991，（10）：13—16. ［12］ 涂可国.发展社会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方向［j］.东岳论丛，1995，（3）：51—56. ［13］ 社会哲学：哲学改革的一条新思路——访陈晏清教授［j］.哲学动态，1995，（4）：1—3. ［14］ 王守昌.略论社会哲学［n］.人民日报，1995—03—15（5）. ［15］ 关于社会哲学的对话——访《社会哲学导论》课题负责人王锐生［j］.哲学动态，1996，（1）：2—4. ［16］ 陈晏清.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 湘潭大学学报，1998，（4）：3—8. ［17］ 陈晏清.阎孟伟.社会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j］.南开学报，1996，（6）：14—20. ［18］ 陈晏清，王南shí＠①，李淑梅，阎孟伟，杨桂华. 社会哲学的观念——关于社会哲学的对话［j］.哲学动态，1998，（9 ）：5—8. ［19］ 陈晏清，王南shí＠①.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n］.中国教育报，1998—08—12（3）. ［20］ 杨岚. 探讨社会哲学学科建设问题——首届社会哲学研讨会纪要［j］.理论与现代化，1998，（10）：31—33. ［21］ 李淑梅. 哲学应贴近现实社会生活——社会哲学研讨会综述［j］.哲学研究，1998，（7）：74—75. ［22］ 高清海，徐长福. 从学科与学说的关系看社会哲学——评陈晏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j］.哲学研究，1998，（12）：25—28. ［23］ 王锐生，陈荷清等.社会哲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 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5］ 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26］ 李淑梅.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27］ 王南shí＠①.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28］ 杨桂华.社会控制论导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右加是
摘要:科学是讲求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近代科学的产生主要不在于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在于继承了希腊的精神，一种乐观、乐于开拓的精神。虽然古希腊的实验理性，逻辑理性和数学理性的解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推动作用，但是却并非必须。而希腊民族的乐于进取的精神才是近代科学产生土壤。哲学和实践相结合使这精神得到了极大发挥，于是文艺复兴不久的欧洲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对于科技哲学而言，它的进程发展是有自己道路的，它的轨迹并不是复制与古希腊文明，而是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科技哲学 古希腊哲学 结合
1 古希腊哲学
1.1 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于哲学，我们都知道它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而对于古希腊哲学，我们具有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古希腊哲学（Graeco philosophy）公元前6～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1.2 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地位: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古希腊哲学。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对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腊化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是它的幼年时期。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根据自己的直观，以人类正常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这对后现代的科技哲学的影响至深。
2 科技哲学
2.1 科技哲学的概念:科技哲学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简称。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社会，我们从事的大量的活动，很多都是可学的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科学，与此同时，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夜如影随形。
2.2 科技哲学的范围:科学技术哲学以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科学观、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和思维方法、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策、管理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和影响等等，均为其研究的范围。科技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覆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很长，中国古代和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就开始研究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对科学影响日益明显的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科技哲学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界的本性，研究科学技术思维、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
3 科技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间关系
3.1 “根”与“芽”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会讲求一个源。至于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我想正是一种“芽”与“根”的关系。首先得承认科技哲学产生于古希腊哲学。不论怎么讲，没有古希腊哲学这个“温床”，近代科技哲学是不会那么轻易的破土而出的。
记得最近看的《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发表的刘华杰同志的《席先生，我不能同意您》一文，讨论古希腊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为中外许多学者所关心、并且关系着一系列问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伴随物就有：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后，又是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传统决定着现实的命运呢，还是相反？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刘华杰和席先生争论的焦点和归宿。席先生认为：“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而刘华杰则把近代科学的产生归结为文化问题，即古希腊文化中有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种子”。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我赞同刘华杰先生的观点。一直以来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会伴随着旧事物的灭亡。根据这个观点，既然科技哲学产生了，那么灭亡的旧事物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旧事物可不可以就是古希腊哲学呢？是可以这么的认为的，文化本身讲求的一种传承，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就是这种“芽”与“根”的关系。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者基因论，把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基因论移植到文化问题上，可称之为“传统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或传统决定论也是文化学上的“血统论”。我想近代科技哲学也可以认为符合这种生物规律。
3.2 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条件：范岱年先生的观点涉及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变革的一般关系问题。现实不可能不继承传统，犹如近代科技哲学不能不继承古希腊哲学一样，就像是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促成了伽利略力学的诞生，而伽利略又促成了牛顿的力学的诞生。
文化因素：深邃的文化底蕴是近代科技哲学产生不可或缺的因素。
政治经济因素：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
4 小结
近代科技哲学的产生少不了古希腊哲学的铺垫，但决定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不单是古希腊哲学的发达程度，而是那些具有古典哲学的基础又有乐观开拓精神的人。文明进程和精神进程的统一乃是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土壤。这显然和当时欧洲继承了希腊文化，所以古希腊哲学是产生近代科技哲学的一个条件。这里要说明的它不是完全的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它需要古希腊哲学的铺垫，所以不是充分条件。
近代科技哲学思潮的发展，是离不开一种潜意识哲学思潮的推动的，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观点仍然是近代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是饮水思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吴国盛编译,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1．国际标准化概念
研究方法国际化或者标准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工具操作性，研究过程的客观、量化、实证和严谨性，以客观描述为主，少有主观臆断和模糊性思维判断。标准化实质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统一的研究标准、手段和评价尺度。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其科学评价的前提标准。标准化的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科学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国曾有过很多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作为科学研究的文献索引，加以引证。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伪科学和学术垃圾以及学术浮躁，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性功能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Arbuckle，J.(1997).AMOSuser’sguide.Version3.6.SmallWatersCorporation，Chicago，IL.
［2］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N］北京：光明日报，2001-5-8（4）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序言部分
［4］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N］北京：光明日报，2005-5-23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6］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45 〕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40〕童第周：生物科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2〕张作人：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自然辩证法杂志， 1995年第3期。
〔3〕吴汝康：国外生物学研究的两种唯心主义倾向，光明日报， 1978.7.19。
〔4〕袁明：自然科学和阶级斗争，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1期。
〔5〕黄国桢：现代科学对生命本质的揭示， 郑州工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
〔6〕胡文耕：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7〕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8〕汪德耀：细胞分裂问题的辩证法，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
〔9〕同〔6〕。
〔10〕胡文耕：遗传物质认识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4 期，1980年第2期。
〔11〕吴乃虎：基因研究的发展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4期。
〔12〕朱长超：大脑中的辩证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5 年第3期。
〔13〕傅世侠：一个值得注意的脑—意识理论的新观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6期。
〔14〕晓新：脑区定位与整合生理特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8年，第4期。
〔15〕胡恩厚：半脑人向裂脑人的挑战，光明日报，1985.9.16。
〔16〕钱俊生：全国生态哲学研讨观点综述，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2年第3期。
〔17〕叶峻：论生物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6年第3 期。
〔18〕李难：孟德尔学说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哲学研究，1985年第3期。
〔19〕吴晓江：摩尔根创立基因论的方法论模式，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5期。
〔20〕张春美：略论德弗里斯重新发现分离定律的方法论特点，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5期。
〔21〕郑经纬：从沃森—克里克dna结构模型的成功， 看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科技工作者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22〕汪云九：试论“数学模型”在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通报，1978年第8期。
〔23〕顾凡及：生物学中的数学模型，百科知识，1982年第12期。
〔24〕叶永在：生物全息律与辩证法，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
〔25〕肖效武：全息生物学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6〕叶永在、卢继传：评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4期。
〔27〕钱学森：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28〕董国安：论生物学的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2 年第10期。
〔29〕王全志：还原方法与还原论，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30〕张秉伦：“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31〕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社科版），1981 年第1期。
〔32〕朱长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33〕郭华庆：恩格斯对人类起源理论的奠基性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9期。
〔34〕许志远：劳动创造了“智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35〕张培炎：人类起源的哲学论争及其实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4期。
〔36〕黄友谋：社会生物学有待重新评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
〔37〕朱长超：应当冷静地对待社会生物学，自然辩证法报，1983.7.25。
〔38〕张青棋：社会生物学理论模式述评，学术界，1992年第1期。
〔39〕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41〕方宗熙：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2〕张作人：生物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43〕陈世骧：进化论的若干基本概念，百科知识，1982年第4期。
〔44〕丁达夫：论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45〕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6〕胡文耕：信息、脑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关键词：立体式大社科；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3008106
立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状况，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出发，以集合效应、整体性、最优化、互动性、全过程动态管理等观点，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思路、方法手段、运行过程、保障措施等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努力构建一个“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促进各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功能的充分发挥，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涵义
社会科学管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立体式”是从时空的视角上赋予社会科学管理的形象化表述，也就是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着力整合资源、统筹各方、提速增值。在体制上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宣传部门抓总、社科联管理、社科单位配合、基层组织和研究者、管理者落实的格局；在资源上积极调动、吸收、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政策、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在过程上注重目的、过程和效果的统一；在机制上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建立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最佳运行机制，并且始终保持一种良性运行状态；在成效上体现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局部性和全局性的统一，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用性。“立体式”具有在体制上“整合”、在资源上“互补”、在过程上“控制”、在机制上“最优”、在成效上“最佳”等特点。
“大社科”是对社会科学管理范畴上理解上的拓展，即广大研究者特别是管理者以更高远、广阔、开放的视角，提高认识、壮大力量、拓宽领域、丰富内容。在顶层设计上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上进行规划、部署；在内容形式上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宣传、普及、转化、管理等；在研究力量上应联合高校、党校、社科院、军事院校和政府实际部门的工作者以及民办研究机构等“多路大军”；在阵地载体上要形成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重点基地、重点实验室、学会社团、报刊出版社等阵地齐全、载体多样的工作战线；在功能作用上使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功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面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各领域。“大社科”应具有地位准确、内容广泛、力量众多、阵地齐全、功能发挥优良等特点。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就是一项以“立体式”为认识视野、以“大社科”为具体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管理系统工程，它是在“大社科”基础上的“立体式”视野和在“立体式”视野下的“大社科”内容的有机统一。它的对象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运行机制和体制。它内蕴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既有量的扩张，又有质的提升；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讲目标，又讲过程；既注重内容，又兼顾形式；既体现效率，又兼顾公平。它除具有“大社科”和“立体式”的特点外，更表现出“系统性”、“动态性”、“务实性”、“科学性”、“成效性”等特点。
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既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动实践，也是巩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实际举措，还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客观要求，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使命所在。
二、构建“4+1”“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框架
把握“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内部要素结构，是促进社会科学管理的必要前提，基于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以集合效应、整体性、最优化、互动性、全过程动态管理等观点研究和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笔者提出“4+1”形式的构建，即由目标子系统、结构子系统、支撑子系统、基础子系统这4个子系统及1个配套系统组成。
（一）“立体式大社科”的目标子系统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目标子系统是指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这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宗旨和根本，所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方向”问题。
1.哲学社会科学出精品
在培育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精品上，要优化选题、申请、评审、立项、开题、中期、结项、成果转化等环节，实施分类管理、目标管理、量化管理、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切实把好立项质量关，提高结项率、优秀率和成果转化率。在打造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精品上，要打造一批在国内、省级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协会和学会，打造一批在国内、地区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学术讲座、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和学术竞赛活动，打造一批在学术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等，还要打造一批名牌出版社、名牌理论报刊或理论栏目。在推出哲学社会科学评奖精品上，通过完善评奖指标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推出哲学社会科学评奖精品。在打造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精品上，要“五管齐下”，即办好讲座、编好读物、做好课题、搞好活动、建好阵地。在造就哲学社会科学阵地精品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基地、名媒大刊、名馆大库等建设。
2.哲学社会科学出人才
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1]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在层次上，要形成哲学社会科学高、中、初级人才协调发展的局面。在学位上，要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硕士、学士结构比例。在年龄上，要保证哲学社会科学老中青梯次组成的年龄结构合理，推动人才的持续发展，同时继续充分发挥离退休专家的作用。在职称上，要打破哲学社会科学身份、所有制、地域、岗位、资历限制，扩大职称评价范围，推进专业技术职称评价社会化。在类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人才、应用人才和宣传人才，以及基础学科人才、特色学科人才和跨学科人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哲学社会科学出效益
十报告强调“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2]，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挥这些作用，产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直接经济效益上，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技术、管理等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整体推进人文环境改善，推动经济内涵式发展。在间接经济效益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于相关产业有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特别是成果以咨政文件、内参等形式直接送党和政府行政部门，一旦采用，便可应用于政府决策，对经济发展产生效应。在溢出社会效益上，哲学社会科学能滋养人们的精神家园，发挥育人功能，特别是通过人文意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
（二）“立体式大社科”的结构子系统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结构子系统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规划、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会、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这是“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所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状况”问题。
1.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奖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规划工作实质上是在较高层次、较大范围，对国家级、省部级等项目研究工作实施的统筹协调和组织管理。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工作则是指由哲学社会科学评奖管理部门，根据既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组织有关同行知名专家对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成果（形式上分为论文、著作、研究报告三种类型，研究对象上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和综合研究等类型）进行评审，并对优秀成果给予奖励的过程。要发挥成果评奖的导向功能和激励作用，进一步调动研究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
通过明确主题、规范活动和发挥作用以繁荣学术活动，主题上更好地体现承担社会责任，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热点难点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上采取主办、承办、协办、联办等方式，积极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组织针对重大、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国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并使之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作用上依托参与面广、研究范围大、成果显著、影响深远的学术活动，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智库作用。通过加强协作、强化管理和重点扶持健全学术组织，推动各哲学社会科学单位之间、理论工作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健全社科社团和民办研究机构的引导和管理，注重合理布局、壮大队伍、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利用政策和资金，支持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学科、普及基地的建设。此外，通过发挥特色、扩大影响、加强普及培育学术品牌。
3.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普及
以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反馈论”、“评估论”，构建“统”、“传”、“控”、“动”、“实”的“五合一”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工作新格局。统筹相关单位并整合报社、广电集团、通信集团、网站、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学校、社区等诸多资源联合作战、形成合力；建立现代“大传播”体系，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使宣传工作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通过对各因素变化进行预测、规划和管控，使其保持平稳、健康、有序发展；注意互动性，构建多种互动、反馈优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宣传运行体系；在考评中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工作切实际、重实干、出实效。以“分层管理”和“四个转变”抓好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分层管理”上，由省级社科联、基层社科联（高校和区县社科联）和社科单位（含各社科社团、民办研究机构）分别组织管理范围内的普及工作，努力形成规模宏大、富有生机、社会化的大普及工作。在“四个转变”上，提供内容要变“抽象化”为“通俗化”，创新形式要变“简单化”为“多样化”，突出主体要变“精英化”为“大众化”，服务对象要变“整体化”为“分层化”。
4.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成果转化要在理论上有深度、普及上有广度、利用上有效度、宣传上有力度。具体说，成果转化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形成成果：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在选题上，了解决策层和实际部门的需要，找到成果与需求之间的结合点，提出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际效益的决策建议，提高咨政服务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在研究上，社科规划项目、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软科学课题要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力促进“理论型”成果向“应用型”成果转化。二是运用成果：领导批示、教育别人、观点采纳等。在组织上，成立相应机构，整合建言献策平台，提高成果的批示率、应用率。在出版上，要推出更多的理论精品，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策划编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丛书》、《人文社科学术精品丛书》。在衔接上，抓好产学研结合，促进研究单位、教学单位和生产单位密切合作，将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宣传成果：评奖、发表和推广等。
（三）“立体式大社科”的支撑子系统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支撑子系统是指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指标及其评估体系，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学科建设、阵地建设，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关键，所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抓手”问题。
1.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建设
优化人才观念是先导。通过树立人才资源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第一资源的观念，提升对人才培养工程的认识。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优化人才机制是关键。要完善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引进机制，坚持重要人才重点培养、优秀人才优先培养、紧缺人才加紧培养、年轻人才长期培养，以重大招标项目和公开招聘、柔性引进甚至短期聘用等各种办法引才、聚才、用才。优化人才环境是保障。通过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和激发活力优化人才成长成才环境。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科学性评价和合理化奖励。发挥人才作用是目的，要着力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多种作用。
2.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建设
在完善和发展基层单位上，以科研项目、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带动基层单位的发展，通过出台结合实际的总体部署、编制长远规划、选好负责人、落实经费等措施，扎实推进基层单位建设。在指导和支持团队建设上，打破学科界限，凸显交叉集成，发挥整体优势，集成多学科领域力量。通过创新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服务职能，努力建设具有学术权威性、会员凝聚力、社会公信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团队。在加强民办研究机构的管理和建设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突出“社会科学研究”和“本土研究”两大主题，发挥理论创新、服务决策、服务民生、社科宣传普及的作用，展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形象。此外，要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组织的科学性评价和合理化奖励。
3.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
在学科建设上，要统筹发展国家级重点学科、区域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首先，要通过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在对外交流上，与国内外优长学科所在高校、科研单位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内部整合上，开展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高校与科研单位合作，生成合力效应。其次，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学科体系建设。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重点扶持全局性、创新性、稀缺性、传承性、标志性的基础研究。再次，深化关注前沿动向的新兴理论研究，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基础学科之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最后，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评价和合理化奖励。
4.哲学社会科学的阵地建设
在基地建设上，加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级基地建设，使其研究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各类普及基地的申报和建设、管理，使其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报纸期刊建设上，加强学术刊物、工作会刊的建设，加强各基层单位学术期刊建设和管理，使刊物质量明显提升。在网站建设上，使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门户网站实现改版扩容增量，信息传播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基层单位网站建设大步迈进，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较好运用。在馆所建设上，建设社科大厦，推进博物馆、图书馆建设，建设文献中心、档案中心、社科实验室。此外，要建立健全阵地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对阵地的科学性评价和合理化奖励。
（四）“立体式大社科”的基础子系统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基础子系统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需要诸多涉及面广、上下统一的要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投入、哲学社会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制度、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它通过基础的夯实而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落实，所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动力”问题。
1.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
一方面，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增加哲学社会科学经费的投入。各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机构要积极探索运用市场手段筹集资金的途径，努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不断拓宽研究经费的来源渠道，体现研究自身的经济价值。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导，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与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筹措科研经费，形成多元化科研经费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除经费投入外，还要不断强化对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政策投入、精力投入、情感投入等。更加注重公平，逐步缩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
2.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
哲学社会科学要运用先进的理念、科技、手段、办法等，提升“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技术水平。一是要有强有力的规划技术作支撑。二是专业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涉及的专业技术门类众多，任何一项国家基金项目乃至省部级项目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作为支撑。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领域，全面提高整体专业技术水平。三是管理技术。“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建设的挑战还在于，在建设过程中强化管理水平，在管理中巩固建设成果。建设任务的管理，其关键是保证建设任务的进度；建设成果的管理，如网络数据库的管理，其关键是保证建设成果得到巩固，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界乃至广大民众能够分享其成果。
3.哲学社会科学的制度
探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建设，以激发并产出优秀成果和人才为目的，探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地方性立法；推进其规划、评奖、普及、学术活动、经费投入等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系。要以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突破口，推行项目管理，实施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完善各项政策的制定、管理流程、效益评估等方面管理机制。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工作手册、评奖工作手册等，出台学会、学术活动和民办研究机构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管理流程和成果评奖流程。同时，各基层单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
4.哲学社会科学的服务
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遵循规律、整合资源；增强措施、完善机制、社务公开；加强学习、强化责任、提高素质；充分发挥省级社科联“团结、引导、管理、服务”的职能。畅通党委政府与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与各哲学社会科学单位、研究者和管理者的联系渠道，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保障领导机关、管理部门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管理者之间的信息畅通，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服务网络。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注重科学管理，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把握决策需求、加强选题规划、发挥学者智慧，加快提升管理者自身的策划能力、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强化联合协作机制。
（五）“立体式大社科”的配套系统
“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配套系统是指有效运转所需要的配套支持，包括遵循哲学社会科学规律，整合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化哲学社会科学机制，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标，通过这样一整套支持系统及流程不断达成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标，所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效率”问题。
1.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律
在宏观层面，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有共性规律，更有其个性规律。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有目的的科学认识活动及其知识体系，具有复杂性、依赖性、主观性和难以验证性等特点。哲学社会科学要反映人类社会生存生活的实践规律，从这个层面上看，它要全面反映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现事物的规律，通过规律发现研究对象的优缺点，指导其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为人类的社会生活谋福利。在中观层面，哲学社会科学所涵盖的诸学科有其自身规律；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研究、管理和转化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自身成长成才的规律。在微观层面，具体工作中有一系列带规律性的工作制度、机制、流程等。
2.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首先，整合行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合作上，深化文化部、教育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同地区有关部门的互动合作。在兄弟省市合作上，推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项目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社科联联系上，要加强与科委、科协的协作，建立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两大科学界密切合作，共同研讨、应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强与各级党政部门的联系，整合社会各界的社科资源。其次，整合团队资源。通过组建和壮大团队，充分发挥强强联合、科研条件先进、资料设备齐全、各类学科人才齐全等优势，形成基础理论研究阵营、政策法规顾问阵营、应用对策研究阵营、资料收集阵营与社会调研阵营，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再次，整合信息资源。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信息库、成果信息库、上传下达通道和网络管理平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数据化。
3.优化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
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过程也是优化有关机制的过程。优化目标管理机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要实现其研究和发展的目标，围绕其最终目标科学地设定建设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为了工作的可操作性，应以定量为主，从而对总体目标进行分解，然后落实到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构中，对每一个层面的建设目标提出量化标准和具体要求，并定期检查考评。优化组织协调机制，社科联的工作重点在“联”字，也就是组织和协调作用。优化评价监督机制，需要优化评价的办法和程序，发挥党内外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的作用。此外，要优化奖惩激励机制、创新发展机制等其他机制。
4.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随时代而与时俱进的发展，因此，目标的强化就显得尤为必要，是整个“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配套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在“4+1”“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中，“目标”是首要条件；“结构”、“支撑”、“基础”等与“配套系统”一起构成“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发展过程，即发展路径，也是实现“目标”的基本内容或手段；“支撑”中的“评估”、“运行保障”中的“评价”属于反馈层面的内容。因此，“4+1”“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决策—执行—反馈”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目标不断强化的运行过程。
三、“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运行保障
在“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运行保障上，需要积极探索和有效运用规律，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做好完善工作相关保障。
（一）积极探索和有效运用规律
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规律。探索、研究、把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律，并按这些规律办事，才能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方向正确、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效果良好。另一方面，要有效运用规律，在运用规律中创新实践。在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自觉把这些规律创新运用于各项实践之中，不断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并在创新实践中总结经验。“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具有开放、包容等固有特征，要善于把在推进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加以归纳、提炼和总结，用以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二）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的运行，最为关键的是使哲学社会科学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覆盖选题、申报与评审立项、开题、中期检查与过程督导、结题与成果运用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成果评奖制度，涵盖申报、资格审查、公示、专家遴选、成果评审（包括初评、外评、会评和终评等）、颁奖等整个过程。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制度，涉及讲座（讲坛、讲堂）运行、文库建设、基地管理、普及活动、队伍建设等。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学会学术制度，把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民办研究机构等均纳入制度管理范畴，同时推进学术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常态制度、建立健全事关宏旨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及时跟进制度。
（三）完善工作保障
首先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立体式大社科”工作，在连接各平台，汇聚智力、财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过程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重要议程；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定期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布置任务，尊重和依靠专家学者，充分吸收其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研究者与管理者的联系与沟通，激发研究者和管理者的活力。其次要科学评价，督促落实。进一步完善各系统各方面的评估指标体系和实施办法，落实考核监督、奖惩激励。再次要深化研究，加大宣传，不断扩大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关键词： 技术哲学兴起发展趋势
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学流派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学科。技术哲学在当代迅速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范围掀起的反战、反核、反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与技术、人与技术、人与生存环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现代化，要求发展技术。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又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评价和技术选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必然会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
一、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
对技术进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已有技术思想的萌芽，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技艺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认为技艺中有四种东西，即质料、形式、动力、目的，从而自然界也有这四种原因。古代由于条件所限，人们把技术理解成就是技巧、技艺，比较肤浅。
随着欧洲近代产业革命的完成，技术对工业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便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的专门研究开始增多，相继出版了一批技术发明史、工艺学方面的专著。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卡普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是人类自身器官结构和功能变换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卡普被认为是系统的技术哲学奠基者，其《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对技术的本质、结构、发展规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的目的和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技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二、当代技术哲学的兴起
技术哲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本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哲学有了新的发展并形成了西欧、英美、苏联学派，他们都为技术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30年代，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以当时正在盛行的胡塞尔现象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社会机能，形成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弗莱堡学派。概括起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大致有四种倾向：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法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历史发展及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技术伦理学的讨论。
在英国和美国，技术哲学产生于对技术所进行的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探讨。在美国，未来工业社会的管理问题激起人们对技术的哲学问题的广泛兴趣。讨论的问题包括技术哲学与价值、技术评价、技术发展的政治问题。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关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国际性专题讨论会，对技术的概念、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结构、技术设计方法论和技术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苏联从本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所提出的现代技术革命的特征是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的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论。这是苏联对技术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其重点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基本范畴、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在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然物-技术物-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条是自然发展-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后者则是把技术放到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去考察。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论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样，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迅速崛起，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流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
三、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
技术愈发展，体系愈复杂，哲学就愈应当把技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哲学家如果轻视对技术规律性的研究，拒绝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哲学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与迅猛发展的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尚未建立，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于文化规范的概念正遭到猛烈的冲击。面对新形势和新课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下列观点：首先、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 其次、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订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再次、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能把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它的后果。最后、整个技术哲学，因为它是人文化的，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为了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进一步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对技术发展道路的研究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技术的发展道路问题，目前多数欧、美、日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模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他们认为，技术发展的道路决不是单一化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现代西方式的技术发展道路之外寻找到很多更好的"替换技术"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使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问题。这个结合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实践问题。鉴于这种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的技术-社会文化研究，对这些国家摸索一条成功的技术发展道路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
[2]周昌忠：《科学思维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中山秀太郎(日)：《技术史入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4]星野芳郎(日)：《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5]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
三、结语
科技社会学给科技哲学带来的经验主要是研究方法上，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升华，得到新的研究思路。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下，科技社会学越来越向科学哲学靠拢，所以说，科学技术哲学汲取科学社会学的养分，能够使得科学科技哲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文化,易显飞.“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是新时代的呼唤——陈文化教授学术访谈录[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12
[2]李婕.科技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博弈论分析[J].科学中国人,2014,(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