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5 06:01: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哪个城市的居民最能感受到幸福？”“是不是口袋里的钱越多，人们就越能感到幸福？”2006年元旦前后，幸福感、幸福指数、城市的幸福度排名等时髦的字眼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DDD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最新的国家标准清理结果显示，我国现有两万多项有效国家标准。这些仍处在“更新换代”过程之中的国家标准，好比一把把“技术尺子”，将百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向高处“标示”。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创造多元化的幸福
【关键词】 建设 幸福之都 幸福指数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上接第34 页)
[1] 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22 (6):21-24.
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排名最高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需要得分在75分及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的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根据主观感受的满意度测算，得分值为50分为“一般”， “满意”是75分。6月份刚完成全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主观感受的指数平均值为49.71，尚不及格。其中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海口、兰州、杭州、济南、银川、合肥、成都、重庆、西宁、长春。排在后五名的是昆明、太原、南昌、呼和浩特、武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分别排名全国20、23、25位，得分都在50以下。上述生活质量满意度测算，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2011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对城市竞争力的测评今年纳入了“幸福感”指标。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接下来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等地。北京在幸福指数一项上排名第9。而最幸福的是省会城市石家庄。上海的分值则与其发达程度相背离，并且排名一直在退步，从2001年的第20名滑落至2010年的第205名。调查中，人们最不满意的是城市交通状况。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表示满意的比率不到三成。
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政府的智囊，却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这样的幸福指数和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人们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怎样得出的，为何两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这仅是关注点的表面。从其深层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吗，可以测量吗？“幸福不是一连串生硬的数字，而应该是让人们亲身感受并且认同的事实”。回到社会层面，幸福与社会公平、福利保障、个人实现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种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成为越来越多政府议题的关注焦点。
对于这样一份貌似科学，实际忽悠成分很大的测算和排名，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之背书的。根据报告，有学者认为，北京等大城市主观满意度靠后，可能与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关系，像银川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靠前，可能与城市小，生活节奏舒缓有关。“（银川）骑着自行车10分钟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等有关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观满意度偏低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有关。“这也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为了显示这次蓝皮书测评的科学性，重点长卷的调查中涉及的指标则包括家庭和睦状况、人际关系状况、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灾害防范状况、居住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教育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状况、交通状况。有关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整体，这样切割出来的幸福，还是幸福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表示，新概念“幸福竞争力”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主观因素比较多的指标，而在研究中容易把主观性的指标“一刀切”。他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能用一种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衡量幸福感，而要通过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和排列，“这样更加科学一些”。对此，陈家泽认为，幸福与美学有极大的相似处，它是主观建之于客观，是因参照系数不同而各异的个体感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幸福=效用/欲望。在他们看来，幸福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在马斯洛需要层次和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自我决定理论：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所以，幸福感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感，它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能够把幸福感的竞争力排出来很了不起，但我觉得排的不一定准确。”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表示对其中的结果提出了不同看法。陈文玲称按照感觉，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城市应该是成都、无锡、杭州、惠州、日照、青岛、珠海，以及等地方，“结果和常识要有吻合，如果不吻合，那人家会对你的结论产生质疑。”身为石家庄人的陈文玲说，“老百姓对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活水平或者是经济发展、官员的满意度也好，每次回石家庄都能听到抱怨，还没有洋溢着幸福。”她同样认为临沂、承德、鹤壁等几个地方普遍感觉不是太幸福。
事实上，一杯咖啡，热乎乎的鲜肉蛋黄粽子，有时听黄黄的银杏叶发出的沙沙声，或仅仅是晒了会儿太阳发个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状态。幸福不是成就，与宏观、巨大无关，它也许一种能够拿捏住的掌控感。人们在“功成名就”的同质化成功标准的影响下，渐渐丧失了感知幸福的能力，集体无意识地追逐着某些抽象的幸福，却不顾自己是否真的快乐；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被眼前触手可得的小幸福吓得半死，生怕就此堕落，没了信仰没了斗志；还有一拨人沉溺于“伪中产”的“伪幸福”状态中，外表光鲜亮丽只是示人美好。幸福感是主观的，但终归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明程度来决定。有人说，我国前三十年构建物质世界，后三十年构建精神世界。中国正处在“富而求贵”的状态，开始从注重工作，逐渐过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质量、注重亲情，这也是幸福感被反复提及的深层原因。无论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监管机制的规范化，乃至市场化产业化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都应是对人们“小确幸”的呼声最好的回应。民众对于生活质量高低的感知，也正是通过看似微小点滴的幸福累积而成。当然，幸福从根本上说又是一种感知能力。台湾知名旅行作家叶怡兰说过，幸福不是目标而是实践。如果我们把幸福设定得很高，那也许就很遥远。找回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像屎壳郎搜集粪球一样去寻找自己的小确幸”，如果能够不断感觉到生活中的小确幸，那离真实的幸福也就相距不远了。
【关键词】交通出行模型 幸福度 回归模型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城市空间紧张，道路拥挤，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机动车保有量从200多万辆增加到1.63亿辆，增长了近70倍[1]。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及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人们对城市交通状况的不满，降低了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在此背景下，在探究出行行为和主观幸福感方面研究欧美国家起步早、数据更加全面，因此其研究理念、探测方法，及其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交通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英国2014～2015年纵向问卷调查报告，understand society，其问卷内容包含英国居民的特点、居民的满意度、时间偏好及其交通出行方式等问题[2]，建立回归模型探测交通出行行为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对国内的交通发展研究起重要借鉴之意。
二、文献综述
St-Louis运用回归模型对20851个样本研究，得出样本的满意度由高到低分别是行人，火车，自行车，轿车，地铁最后是公交车[2]。Ettema，D等以7点满意度量表，建立多次线性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其慢行交通工具相比汽车和公共交通更易获得主观幸福感[3]。Abou-Zeid等归纳选取旅程变量，通勤者自身特征及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通勤者社会比较三个层面的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找出通勤者交通出行与幸福度的关系[4]。
国内研究交通出行模型主要以时间和费用成本最优为目标，通过不同的模型方法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探测。潘驰等通过二元Logit模型对大连市主城200名通勤者出行行为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停车费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能够促进驾车者放弃小汽车改乘公共交通[7]。姚丽亚等采用分层Logit模型，对北京市出行者实证研究表明出高收入及其公费出行人倾向于使用私人交通，而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人群更倾向公共交通[8]。陈俊励等采用巢式Logit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交通出行者特征。殷焕焕等基于BinaryLogit模型得出性别和年龄两个因素对公交出行影响不大，而时间和费用是主要影响居民出行的因素。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不同地区因出行者特点和区域交通系统完备度的差异对于不同交通工具的满意度各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究相对于自行车或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模式和小汽车模式对不同满意度指标的影响，以此更好的促进集中资源提升出行者的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运用英国家庭普查2014/2015（BHPS）的调查问卷数据，其包含1814个问题[24]。问卷对4617个家庭进行包括社会经济特征、通勤特征、主观感受等问题的调研。根据本研究问题，选取了三个满意度相关问题分别探测个人主观幸福度。在样本选择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有效数据，避免无效数据过多引起结果的无意义，最终有效样本为748个。
对于不同出行者的满意度，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PSS 23.0 对交通出行和满意度数据用crosstabulate进行整合，其结果可得，自行车和步行分别对健康满意度指标和休闲时间满意度指标的满意度占比高于小汽车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同时所有指标的不满意程度占比较低。综合两方面考虑，可得自行车和步行能够更大程度促进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小汽车则在收入满意占比中表现优秀，而公共交通出行则在四方面满意度评价中占比最低。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出行模型与满意度指标相关性分析
我们运用皮尔森卡方测试（Pearson’s chi-square）来探测出行模型与各幸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两个变量不相关，则表明出行模型和此幸福指标没有明显关系，则假设不成立。
通常，相关性检查关键指标为Sig.，如果Sig.值小于0.05，那么系统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将被拒绝。皮尔卡森卡方相关性检验结果，可见出行工具选择变量与各个满意度变量显性相关。同时为构建回归模型的前提。
（二）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探测不同出行选择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把满意度分为‘满意’、‘无所谓’、‘不满意’，三类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而对于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通过构建相关自变量对层级因变量进行预测。
由上述可得，我们考虑各指标均为分类型指标，同时满意度问题具有层级性，所以选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学理论，显著性值Sig.（p
假设1检验，收入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1。结果表明（表1），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相比自行车或步行，每增加1个单位的公共交通出行，其收入满意度下降0.754（p=0.0120.05）。因此H1得到部分验证。
假设2模型，我们选取健康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2。结果表明（表2），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每增加1个单位量，其相应的健康满意度下降0.789（p=0.0220.05）。因此H2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3检验，结果表明（表3），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一个单位的小汽车量出行增加带来0.666的休闲时间满意度下降（p= 0.008
五、结论及经验借鉴
本研究对英国2014～2015个人出行模型选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小汽车出行者对于‘享受日常活动’和‘休闲时间满意度’的不满意感表现显著，其拥堵所引起的休闲时间的占用是这一不满的主要原因。
第二，公共交通出行对于‘享受日常活动’的负向影响显著。而相较于自行车或步行，公共交通选择的增加带来三方面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分别是‘健康满意度’（-0.789）、‘收入满意度’（-0.754）、‘休闲时间满意度’（-0.754）。
第三，对国内交通出行模型与幸福感的借鉴。虽然国内的小汽车出行总量占比并未高达72.7%，但其增速极快，随着日益增长的小汽车出行，交通问题日渐凸显，环境污染也因此加重，必将带来人民幸福感的下降。所以出台相应措施大力鼓励步行及自行车出行，从出行者角度促进更多的满足感，带给出行者更加幸福的生活进而改善小汽车出行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
参考文献
[1]潘驰，&赵胜川.（2012）.基于logit模型的大连市居民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交通信息与安全，30（3），25-28.
[2]姚丽亚，孙立山，&关宏志.（2010）.基于分层logit模型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34（4），738-741.
心穷比物质穷更可怕
中国社科院刚刚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
在我们的周围，当问及：你有比别人穷的感觉吗?面对这样的发问，很多人都会说“不但有，而且无处不在。”
“感觉自己比别人穷”，确实符合当下社会中弥漫着的社会情绪。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尽管煤老板矿老板炒房团以及富得流油的垄断企业高管们在新闻里频频出现，但毕竟还是少数阶层，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这样的富人。但无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富人，还是有更多的人感觉着“自己比别人穷”。据说，即便是月入过万的白领，他们对未来的焦灼及不确定性也时刻警醒着他们“穷人”的身份。
这份调查还显示：“人们对贫穷的畏惧甚至远超过对情感背叛、友谊和尊严丧失。”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呈现出了现代人对物欲追逐的无止境。
心外寻心不可得
感觉“心穷”的人，没有能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偏偏要以外物或者他人作为衡量自己穷富的标尺。他们似乎在寻求一剂“心灵鸡汤”，却往往被更强烈地异化，终于沦为“房奴”、“车奴”、“孩奴”……人们习惯了以“物”的尺度作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那些本属于人的精神生活与感受几乎被弃之敞屣。这样寻求幸福和满足，终不可得。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更多的却是个人的问题。在这个社会，还有许多人没有被物所役，像最富有的比尔・盖茨，数百亿身家都可以全部舍弃：中国的首善陈光标，虽不是中国的首富，却是中国的首善。又像并不富裕的学人，如本刊采访过的冯大彪先生、翟德年先生、朱鸿祥教授等，都只能算是中等收入主人，但他们从不为名利所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乐在其中，成就亦在其中，生活的丰盛亦在其中。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物所累会变得目光短浅。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我们也应该拒绝平庸，在思想上追求更高的东西。只有从观念上约束，才能从行为上体现。不过度追求物质生活，力求做精神上的富翁。
变化中求宁静
记得在电视上听到主持人张越说的一席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生活变化的太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心情做一次整理，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安顿之所，所以经常感到很疲惫而无所适从。”
当然，我们每个人面对红尘滚滚的世界都有两个选择：是心随万物还是万物由心?如果心随万物，我们时时处处得跟着外部世界走，“心为物役”，神随情往，劳碌不休，永远处于被动和无奈中：后者是万物由心，不动随缘，随缘不动，不耿耿于怀，拿得起放得下，享受心灵那份出自本性的宁静。同样是过日子，甭管是钱多钱少，穷人还是大款，有人过的舒心，有人过的就不舒心……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要求是物质，高层次的满足是精神，因此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决定其生活质量的是心灵。老人们说“富不过三代”，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都是万法无常不能长久的意思，智慧则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内财”，既不会毁灭也不会丢失，有人想偷还偷不去。
小康即可不求大富，人要学会知足，这样才能关注更重要的事情，贪得无厌一味索求之辈纯粹做茧自缚，正像人说那样：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了。
佛家说“无生法忍”，我们只要坚定不移、想得通放得下，一定会烦恼日减智慧日增，身心清爽、安乐自在。处公园有块大牌坊，上书乾隆御笔“欢喜地”，说的就是这一境界，谁到了地方谁自己心里明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有束缚就失去自由，无论束缚是有形还是无形，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解脱一点就自由一点。作为普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幸福感也就多一点儿了。
《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的姓氏可能暗藏着疾病的某些相关信息，也许对今后研究个性化药物以及“对姓下药”能够提供线索。这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姓氏统计研究课题组最新的研究结果。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副研究员袁义达表示，在进行中国姓氏统计的时候，研究人员制作了姓氏分布图，在这过程中，他奇怪地发现，这些姓氏分布图与《中国人口主要死因地图集》中的疾病分布图有很多相似重叠的地方，似乎姓氏与常见疾病之间有某种关联。袁义达说，按常理来讲，是有这种可能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国人大都随父姓。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他的后代。由此推断，具有同一姓氏的人群也就具有了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点评：尽管专家也解释说这暂时还只是一种猜想，但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从猜想中得来的。姓氏与常见疾病之间如果真的存在尚未为人知的某种内在联系，那么我们在研究某些疾病的起因时便可以增加新的思考方向。所以，这个大胆的设想也许对医药领域研究个性化药物有所帮助。
过半城市人呼吸方式不正确
中华网报道：据美国健康学家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呼吸方式不正确。其典型表现为：呼吸太短促――往往在吸入的新鲜空气尚未深入肺叶下端时，便匆匆地呼出了。现在很多办公环境的通风条件都比较差，人员密度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工作状态，随着呼吸效率的减低，呼吸器官的功能也会衰退，全身组织器官随之产生退行性改变，易引发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大脑供血不足等多种疾病。短期内是办公室综合征，长期看来就是各种慢性疾病了。
点评：我们经常说大口呼吸，但专家给我们的正确呼吸方法是：处于坐姿时，呼气的时间应是吸气时间的两倍。多用鼻而不是用嘴来呼吸。看来，有些事情尽管我们习以为常了，但我们做的却是错的。
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首因
人民网报道：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是医疗费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也表明，目前在我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在2000元左右。
点评：“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前提。那么，让老百姓能看得起病也是当务之急了。这些道理其实是人人明白的，不过总有些人不愿承认罢了。
发现人脑预知危险第六感区域
北方网报道：动物能够通过察觉环境中发生的微妙变化，来感知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人类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预知危险的“第六感”呢？多年来，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观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日前经研究证实，人类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早期预警作用的特殊区域――这个区域可以监控外界环境线索，同时衡量环境变化可能会给人体带来的后果，并调节人们的行为以避免危险情况的发生。
点评：动物能感知地震和海啸的到来，人却无法感知，大概是人类进化到高级动物后，这种第六感不再继续开发使用的原因。人类的聪明都用在其他方面了。
吹：纳米衣服能够治百病
新华社报道：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市面上哄炒起一种“纳米”服装。在商家五花八门的宣传中，称穿着“纳米”衣服不但可以御寒保暖，而且还能治疗各种疾病。对此，科技界不少有识之士和工商界有关人士郑重提醒消费者：所谓把高科技材料通过纳米技术织进衣服里，纯粹是吹牛式的蛊惑，这类商家的说法已涉嫌虚假宣传。
点评：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衣服可以治疗颈椎病、糖尿病、失眠、胃溃疡、脂肪肝。女的有什么妇科炎症、胸部乳腺小叶增生之类的，男的有啥子前列腺炎，都可以得到治疗，那么有人说你是傻瓜我也不抬杠。
药换名价暴涨，医疗浑水何时休
《当代生活报》报道：在河北省南宫市人民医院这家县级市公立医院，国家明令降价的药品反倒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同是一种药，换个名称后，药价贵出几十倍，比如4角钱一支的注射用维C，改名“伟喜”后，就卖23元。
点评：药名一换，药价暴涨，这已经不是新闻。如果说来自南宫市人民医院的这一消息还有什么新闻意义的话，那么它恰好告诉我们，药名一改就涨价这池浑水，不仅制药企业在，而且医院也在――即使还没有被药企“新做”的老药，医院也抢先下手了。然而普通患者纵然了解了这个药“一药多名”，又如何弄得清更多药品有多少“马甲”？改名换姓的药品，巧取豪夺从百姓口袋里多掏了多少钞票，未见具体统计数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无一不是昧心钱。
心理学家称：朋友多寿命长
《新民晚报》报道：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熏拥有较多朋友的人?熏不仅他们的心理比那些朋友少的人健康?熏他们的寿命也比朋友少的人长。这一由澳大利亚佛林达大学康复与老年病学专业纪尔斯博士等四位科学家完成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最近发表在澳大利亚《流行病学和社区健康学报》上。这一研究还发现?熏对于老年人的长寿来说?熏拥有较多的朋友要比经常得到亲人或子女的关心更为重要。这一研究首次显示了朋友多少与老年人寿命延长的数量的相关性?熏引起老年病学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
点评：基于这一发现，老年人应该积极广交朋友?熏参与社会活动?熏经常与亲人团聚?熏保持身心健康?熏这样才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而因为年老自我封闭或别人代为封闭，都是老年人的大忌。
麦当劳薯条比预想“肥”
《北京晨报》报道：世界上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宣布，依照其2005年12月启用的新方法来测试，麦当劳所售炸薯条中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反式脂肪酸含量比此前公布的数据增加了三分之一。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植物性奶油、马铃薯片、沙拉酱、饼干以及炸薯条、炸鸡块等食物中。同饱和脂肪酸一样，反式脂肪酸也会增加人体胆固醇含量，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被认为是引发胆固醇问题和动脉阻塞的诱因之一。医学界也已证实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增加人们罹患冠心病的风险。
点评：麦当劳这类的快餐在老外那里叫“垃圾食品”，我们有些人却把它当成宝贝，这难道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之一吗？
十城市幸福度调查：杭州人最感幸福，京沪缺人情味
中新社报道：《二五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与公众见面，这份历经半年时间对中国十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研究分析而成的报告显示，生活在杭州的市民最感到幸福，而人们最想迁入的城市却是上海。调查显示，居民生活幸福度显然并不与城市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在中国十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穴月平均收入2847元?雪、北京?穴月平均收入2484元?雪和广州?穴月平均收入2556元?雪，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月平均收入2300元的杭州，以及月平均收入1500多元的成都则排在前两位，尽管后者的市民平均收入刚刚超过上海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
点评：在十大城市人情幸福度的排名中，还有一个指标是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成都、重庆和杭州，而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却正好名列人情幸福度排行榜的倒数第二、第三和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人们的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因此，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GDP增长是否迅速，而更应该关注广义的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受增长与否。另一些诸如生活节奏、便利程度、性生活等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软性”因素与幸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艾滋病防治条例》3月1日起施行
新华网报道：《艾滋病防治条例》已经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并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该《条例》分为“总则”、“宣传教育”、“预防与控制”、“治疗与救助”、“保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七章。
摘 要 本文利用文献调查等方法，对体育健身类App分类、功能以及特点进行阐述，并对其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发现其存在着功能单一、内容同质化、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以便加强管理，科学的提升服务，以此来推动我国体育健身类App的发展，从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 体育App 体育资源 “互联网+”
自从总理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后，这个理念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重要了起来。体育产业其实和“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手机App和体育是绝配，移动互联网时代体育生活越来越幸福。
一、体育健身类App潜在市场
今年年初的国家体育总局全国群体工作会议上透露，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为3.64亿，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有望增加到5亿左右。不仅是数量极为庞大，而且经常运动的人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为运动买单、为健康买单。不过，在中国要想群体锻炼，受制于寻找同伴、教练、场馆的难度和繁琐，很多健康运动的消费并没有真正释放出来。以场馆为例，如今我国真正可供大众使用的运动场馆，仅仅10万多点，人均真正能够使用面积只有0.2平米，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18平米。以往，很多人不愿意运动，并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一个人、很孤单、很枯燥”等情感层面的原因所束缚。体育运动类App，不仅能够在基础层面，从距离、时间、服务、价格四大维度，很好地帮锻炼者解决教练员、场馆的问题，而且，那些教练、陪练除了非常的资深、专业、体贴之外，大部分“颜值”还都非常高。
二、不同体育健身类App分析
放眼今天的生活，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使用手机这样的移动手持终端设备来进行工作和生活，纷繁复杂的手机App应用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体育类的App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呈现出一种爆棚式的增长，让人目不暇接。这么多的App，促进群众健身开展的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叫做运动监测类，这个既有可穿戴的运动设备，也有手机App，是为了记录个人日常运动的这种数据而产生的。这一类产品，核心就是基于LBS系统和运动后台算法的一个运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比如检测运动的nike+、咕咚App、益动GPS、微信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手环，智能运动鞋等等，它的核心都是个人的运动信息收集，然后通过这些收集的信息，添加社交功能，让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固定在一个线上的圈子或者是叫社区当中，再由线上的圈子，社团进行线下的整合的产品营销，还有就是体育赛事的活动推广。这其实就是大众健身领域的大数据的一个新形式。使得大家每天都相互“攀比”谁的步数多；从主观上感受到参与体育锻炼的乐趣，从而带动了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第二类是运动资源整合类，这一类的产品更像是外卖、订餐、团购、买电影票软件的体育版，是体育场馆和体育健身指导人员里的“大众点评”，将现实生活中的球场、教练、运动装备整个构建在一个平台上，为用户提供一个场地的支付，教练陪练还有装备购买等一些服务。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平台，解决运动场馆闲置的问题和教练资源匹配不均的这种矛盾，是体育场馆的福音。这一类的产品到现在也没有一家能够做的非常好，究其原因是因为产品不到位，现在国内的体育场馆实在是太少了，有地方打球、踢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北京为例，据调查，北京老百姓能踢球的正规足球场只有80多个，但是伦敦地区有公共足球场有3000多个，相差几十倍。
第三类是邀约类，在特定朋友圈，体育爱好者群，分运动项目做群，组队约球赛，如：足球、篮球等，大家都喜欢玩，爱好相同，周末随意约球赛，很方便，选择性很强，很好的定向社交类平台，有利于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例如，作为全球最大运动社交平台，咕咚用户数已经超过4000万，把社交元素整合至App，让运动更好玩、更有趣、更容易坚持，是咕咚稳居同类产品市占率榜首的法宝。无论线下赛还是线上赛，拥有“呼朋唤友”的参与感，分享晒风景的幸福感，感受奖牌带来的成就感，体验自然不一样。
但是，相比App不菲的造价，开通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成本就要低多了。很多地方的体育部门和体育场馆也在尝试利用微信公众号发送和场馆相关的信息，来宣传体育场馆、提升场馆利用率。北京五棵松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比较成功，这个公众号会不定期发送CBA等赛事和活动信息，读者可以通过文中的购买链接购票。
一家咨询公司近期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手机App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10个月，85%的用户会在1个月内将其下载的应用程序从手机中删除。而到了5个月后，这些应用程序的留存率仅有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微信公众号上，截至2014年底，已注册的腾讯微信公众号有800万个，且每天以平均1.5万个的速度在增长。
所以，体育部门、体育场馆和“互联网+”，并不是设计一款手机App或者开通一个微信公众号那么简单，还要有长久做下去的恒心，有好的团队，有好的推广营销方式，才能“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蔡俊杰.体育App：现状与发展趋势[D].沈阳：沈阳体育学院.2015.
关键词：农民工 新生代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6-5954（2011）04-068-03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与之对照，本文中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称为“上一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已经成为制定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迫切需求。
2010年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基础上，对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等10个省份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6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按从业时间定义的就业选择来看， 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的比例为各组最低，外出从业的比例较高，仅次于16~19岁年龄组，说明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
（二）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地区分布显示：从输出地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从输入地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
在较为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而上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同时，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更多政策上的关注。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从文化程度来看，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别是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15.4%）、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以及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30.4%）均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和在外生活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懂农业生产，“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
从外出从业的时间看，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从业时间已经达到9.9个月。上一代农民工在外出从业之外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29.5%，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仅为10%。换句话说，在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较大
表1显示，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44.4%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同时，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行业的比重较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行业时，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而且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
（三）新生代农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初次外出的年龄更小
新生代农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达到53.7%，高于上一代农民工6.9个百分点；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大中城市务工，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高于上一代农民工9.9个百分点。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0.6岁，而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3.7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八十年代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1.1岁，19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17.2岁，这意味着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的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
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人民币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及其比重分别为8218元和51.1%。
（五）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单位宿舍、上网和看电视成为主要业余活动
从居住情况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及“与人合租住房”的比例高达43.9%和21.3%，分别高出上一代农民工16.7个和5.3个百分点。这说明，自主住房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业余时间安排上，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46.9%和52.1%，说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电视媒体的影响。
（六）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
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并且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但受到居住条件的限制，超过40%比例的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工地工棚或生产经营场所。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合同签订率低、部分岗位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社会保障参保率低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在需要防护措施的工作岗位上，防护措施较为齐全的仅占35%。当遇到劳动纠纷时，新生代农民工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解决问题的比例为39.9%，高于通过“法律途径”（占25.1%）和“政府”（占19.8%）的比例。表2显示了主要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仍然很低。
（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
由于平时工作的强度比较大，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有较大的工作压力。相较于工作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收入水平感到“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占到41.3%和3.3%。调查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伴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
（三）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合计为22.8%；而“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自己是“外地人”甚至是“农民”的比例分别为87.9%和68.5%。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的比例（为23.4%），仅次于“城里的农民工”的比例（为23.6%）、高于“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同时，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高于“很不幸福”（为3.2%）和“不太幸福”（为7.7%）的比例。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对于未来的打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分别占到8.1%和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并且女性比例偏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为67.2%）、“住房问题”（为63.2%）、“社会保障不完善”（为24%）、“老人无法照料”（为20.1%）、“子女教育问题”（为16%）。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问题和新诉求，将对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政府应根据城市基本情况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最终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从制度上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在制度设计上，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交费、低水平、广覆盖、可接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帮助协调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使其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3。
关键词：公共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10708
一、问题提出
关于民生问题，福利经济学已构筑了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为政府矫正（或者减轻）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1]，但因为缺乏关于政策失灵的综合性理论，因此无法解释政策失灵的关键性因素。布罗姆利提出四种制度交易以反映社会群体不同偏好的制度安排，并将公共政策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联系起来，视公共经济政策选择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2]。他的观点将推动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基于他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长远规划形成较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理论参照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重点转移到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例如，汪伟和郭新强建立了一个考虑两类代表性家庭的两期消费决策模型，讨论了收入不平等、消费目标和中国储蓄率的相关关系[3]；严善平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青年涌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的社会现象，指出了城市内不同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根源，提出了一个制度性改善建议[4]；张学志和才国伟利用广东省成人调查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是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基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对幸福感提高存在一个“拐点”，尤其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作用就不再显著[5]。已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涉及到政府政策与收入的一些关联问题，但都未对现阶段正在实施的主要政府政策的绩效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评价，过于强调某一政策手段对于某一具体目标的影响效应，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夸大了这一手段的影响效果。本文将科学测量和横向比较与主要民生目标有紧密联系的政策工具向量集的边际影响方向和大小。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假设社会上仅存在两个利益集团i和j，那么社会福利函数表示为：
w=f（ui，uj）（1）
布罗姆利曾指出，公共政策中的难题是“如何决定相对的社会福利函数w的性质”。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关于集团i还是j的利益谁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集团i的利益相对于集团j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趋向于形成牺牲集团j的利益而使集团i获益的社会福利函数w1。假定集团i为收入水平低的人群，集团j为富人阶层，如果新的经济政策对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更加重视，相对社会福利函数会从w2转变到w1，那么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生活会得到改善。
图1不同的效用可能性边界
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问题，布罗姆利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判断制度变迁过程中潜在的收益是否能足够补偿源于这种变迁的其他损失。以利益集团i和j为例，下式反映了变迁的会计现值：
其中，v是制度变迁的会计现值，p是时间偏好的社会比率，bit-cit和bjt-cjt分别表示利益集团i和j的t期净收益，cj0是集团j为了执行经济政策不得不承担的必要投资成本。
如果政策执行效率高，则满足下列条件：
式（3）右面的第二项是集团j因为执行政策而引起的现值净收益。这里假定开始时刻集团j的利益经常被牺牲，所以这一项为负。利益集团i的现值净收益（式（3）左面部分）必须能够弥补集团j为执行政策而承担的初始成本和现值净损失。如果这一条件成立，我们可以判断，经济政策引起的制度变迁增加了社会的总体效率。
本文着重检验以城乡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为目的的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公共政策实施的表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技术上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下面方程：
公式（5）中因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将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非观测个体效应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内生性。此时采用ols、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者建议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
型的一致估计量[6-7-8]。
广义矩gmm主要可以分为系统gmm（system gmm）、一阶差分gmm（diff-gmm）等。差分gmm估计是通过一阶差分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利用了差分模型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差分扰动项正交的矩条件。先做一阶差分以消去个体效应μi，可得：
三、实证设计
（一）命题设计
下面在国内外关于主要政策与收入、收入差距等主要民生指标的关联性研究基础上，形成可参照的主要理论观点。
1.经济增长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居民没有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启发等研究发现，总体上，沿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内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慢；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沿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快[9]。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递增9.8%，人均收入年均递增9.2%，但是高增长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不应该以实现gdp高速增长为终极目标进行资源配置，需要降低生活成本，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据此提出命题1。
命题1：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社会问题。 2.城市产业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城市改革，但农村改革相对停滞，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扩大，村民和市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和福利。有学者指出，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没有保留自身的文明，还被现代都市发展引发的一些问题包围，例如农村的垃圾、卫生等环境和饮水问题[10]。周世军和周勤的研究还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使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提升了城市经济水平，但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比率由1986年的3.64∶1提高至2008年的14.08∶1，上升了2.87倍，其原因被归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政府或企业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等形式使得城镇居民享受到较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拉大了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11]。据此提出命题2。
命题2：偏重于城市发展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虽整体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
已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存在如下四点存量效应：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焦斌龙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即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表现在，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增加，而没有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12]。徐舒和朱南苗研究发现劳动者异质性潜在能力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高学历劳动者潜在能力价格相对于低学历劳动者上涨更快，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增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3]。李俊青和韩其恒基于二元经济的时代交叠模型的研究表明，改变我国现阶段教育市场的二元结构需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入手[14]。基于此提出命题3。
命题3：经济发展初期，教育政策特别是我国着重发展人力资本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因为忽视了低学历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和未能完善收入差距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4.市场化政策
贾康和孟艳认为我国居民财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结果。陈太明基于波动和增长的福利效应两个视角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继续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政策[15]。但邓伟和向东进基于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采取哪种途径，国有经济的存在都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造成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最终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6]。瞿晶和姚先国也坚持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个人所得税政策来调节这种收入差距[17]
。据此提出命题4。
命题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点，我国目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私有产权保护政策促进了产出增加、效率提高和居民整体收入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收入风险，需要国家政策调控。
5.对外开放政策
dixit认为如果我们不增加针对私人契约本来特征的任何制约且政府政策是灵活的，全球化会增加福利水平，原因很简单：如果全球化增加了保险的需求，私人契约安排和允许私人保险的政府政策将被采取。一旦我们允许市场和政府的最适反应，那么福利将会增加[18-19-20]。唐东波和王洁华基于1995—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认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有利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21]。但fajgelbaum等认为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常常会使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国家的较富裕家庭获益[22]。据此，如果基于我国仍是低收入国家的现实情况，他们支持贸易自由化会加大我国贫富差距的观点。包群等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23]。邵敏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动对其员工收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他还指出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结论有所不同，例如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动对员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资本、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应为正向，因此出口贸易对我国员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使出口产品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24]。基于以上分析，尚不能确定贸易开放对我国主要福利指标（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方向，故提出命题5。
命题5：我国偏向于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不一定明显增加收入，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危险。
6.政府财税政策
公共财政的收入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主，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税收总体上的态势良好，但结构上出现的问题导致了在财政政策中无法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无法发挥再分配、收入调节和社会稳定功能，需要继续优化税收结构[25]。这一说法也被学者彭海燕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她认为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非常有限，需要在公平视角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26]。王鑫和吴斌珍基于我国2004—2007年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认为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对消费有明显的刺激效果，此研究为政府通过减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提供了经验支持，但结果还显示出非东部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没有显著变化的客观事实[27]。个税调节效果甚微的结论被马骁等[28]的研究证实。故提出可命题6。
命题6：已实施的减税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收入，但总体效果甚微，尤其是低收入地区效果不明显，需要结合地区和对象特征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调整政策目标。 （二）数据选取与指标测量方法
为了考察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表征变量对民生指标的影响作用选取了主要民生指标和表示主要政策特征的指标。总样本涵盖了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省级数据主要取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方法
本文选取年鉴中易获取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城市收入水平（crev）和农村收入水平（nrev）的变量。收入水平指标均采用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作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cnre）的代表性指标。
2.解释变量名称及指标处理方法
增长政策指标（rgdp）：本文使用各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除以各地年底总人口数来测算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万元/人），它被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政策实施总体状态，其中，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是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对各地区现价国内生产产值平减得到。城市产业政策指标包括第二产业政策（ind1）和第三产业政策（ind2）两个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均为现价）体现各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状况。人力资本发展政策指标（hcap）是指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当地的年底总人口数的比值
。市场化政策指标（mark）是指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与个体年末从业人员数的加总）占整个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对外开放政策指标（open）是指进出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换算成实际人民币金额。占整个地区实际生产产值的比值。公共财政政策指标（fisc）是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现价）的比值。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方法
本文所有估计结果都是基于stata11.0运算而成，且表1中最终给出的ar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模型设置合理。首先我们对以对数城市收入水平（crev）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一步差分gmm估计，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为0，表明一步差分gmm估计模型所选工具变量不是很好的工具变量。当我们再对所建模型进行两步差分gmm估计时，回归结果汇报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iv类型工具变量检验p值均为1，这表明gmm估计所选工具变量有效。且ar（1）p值为0.000（<0.1），ar（2）p值为0.169（>0.1），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边际系数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选择是合理的。因篇幅有限，其他检验过程不再赘述。
（二）公共政策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1显示，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包括：经济增长（rgdp）、第二产业政策（ind1）、第三产业政策（ind2）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第三产业政策（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233个单位；其次是第二产业政策（ind1），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195个单位；随后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7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有较小的影响，这一政策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09个百分点。
表1还显示出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通过了10%水平检验，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微弱下降0.01个百分点。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不仅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经济意义上也不显著。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不相关，统计上没有通过10%水平检验，并且系数回归值也非常小，因此本文样本数据结果无法证明市场化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公共政策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仅包括两个，即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mark），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231个百分点；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有不小的经济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2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负相关。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别大幅度减少0.321和0.432个单位；其次是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下降0.188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在统计意义上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在经济意义上呈微弱的负向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别小幅度下降0.066和0.019个百分点。
（四）公共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有
显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其中，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扩大0.514和0.487个单位；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0.299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比较微弱的经济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扩大0.057和0.020个百分点。
表3还显示出两个政策变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它们是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0.073个百分点；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样本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缩小0.031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新时期我国面临的民生问题，本文以布罗姆利的社会福利模型作为理论参照系，重点研究已实施的公共政策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先基于已有研究总结了它们之间关联性的基本观点，遴选出民生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政策变量，然后基于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影响不同民生目标的主要政策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政策。基于经济增长指标基本与收入水平呈正方向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以提高人均gdp为目的的增长政策与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民生目标并不矛盾，随着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开始呈现单边上行的趋势，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缩小态势。但我们也注意到，收入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比例变化，这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长。
第二，城市产业政策。检验的结果基本符合命题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地区城市产业的扩张，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明显获得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经济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一个地区资源向城市产业倾斜，那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出现相对于城市下降的风险。由此推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均衡发展三大产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农民收入，应该在继续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激励农民采取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加收入。
第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它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检验结果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政策过于偏向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不仅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更忽视了农村主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通过发展教育促进整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改善农村实际生活水平[29]。
第四，市场经济政策。模型结果虽不能证明市场化政策与城市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但基本显示出它与农村收入水平的正向关系，它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积极的市场化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应该继续推行市场化建设，以农村为例，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僵化，急需改革，以便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第五，对外开放政策。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压低劳动者工资成本造成了城乡居民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偏低的劳动报酬，尤其是压低农村产品收购价格而片面的出口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公共财政政策。结果显示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如果考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民生政策目标，降低全社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费负担将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
总之，我们认为地方政府gdp应与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民生发展战略。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实施产业均衡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质量和人口素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减少社会税收和政府各项费用，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最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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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姻质量；婚姻满意；积极的夫妻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012-06
一、 婚姻质量和相关研究
成功婚姻一直是婚姻和家庭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多通过婚姻的稳定性和婚姻的幸福感来测量和分析。婚姻的稳定性是配偶的结婚时间及其看待其婚姻关系能够持续多久的程度；婚姻的幸福感是情感关系中配偶的主观感受，多是有关婚姻满意度或婚姻质量的研究。社会学对婚姻满意度或婚姻质量研究积累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
婚姻质量多通过婚姻满意度来分析，它是指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觉和评估。西方社会学者对影响婚姻质量的定量研究可分为综合模型和控制模型两种。综合模型是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控制模型通过控制某些变量，如家庭生命周期、婚龄、子女数、女性就业、社会角色、家务分工、夫妇同质性等因素，看哪些因素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例如，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婚姻满意度是随着孩子的出生和孩子成长离家呈倒u形曲线；控制教育、结婚年龄及个体因素后，婚龄与满意度呈负相关。[1][2]
有关影响婚姻质量的理论解释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夫妻互动理论，这一理论继承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婚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情境定义非常重要。[3]只有配偶将对方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定义为积极的，并认定自己是被爱的，才会有令人满意的婚姻。这是配偶间界定的关系，不能通过简单的指标加以衡量；二是本质主义的理论，认为令人满意的婚姻是性生活的质量，具有想象力和愉悦的性生活，彼此即使意识到双方存在差异，但依然有安全感和“我们”的意识；三是交换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双方交换的频率使彼此都满意。交换是复杂多样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性关系的等等，但核心的概念是对交换频率的满意；四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夫妻相爱并能够一起为子女和彼此提供身体和情感的照顾，由此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状况将会对婚姻质量有影响。
从诸多西方研究婚姻满意度的文章里可以发现，宗教、经济状况、夫妻调适、性生活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4][5]而研究对象主要是跨族群的群体、特殊行业的群体等，对中国的研究也多从整体上进行分析。此外，有台湾学者通过对家庭关系、居住格局、资源分配的研究发现，在依旧重视家庭整体利益和孝道的台湾地区，代际关系对已婚子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从夫居模式的影响更明显。[6]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有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婚姻质量，如从生命周期视角，运用心理学上动态目标的理论寻找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沟通类型、贡献分配都会影响婚姻质量；这其中不同年龄群的夫妇对于婚姻满意所达到的子目标如个人发展、伴侣发展等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7]
我国社会学界同样重视婚姻质量或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从定量研究看，有学者从物质生活满意度、躯体愉悦满意度、夫妻调适满意度、人格及行为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婚姻状况进行分析。[8]一项利用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6）的数据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权力基础（教育差、年收入差）、权利过程（互诉烦恼等）、权利结果（家务差、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婚姻满意度有影响。配偶向被访者诉说烦恼和对钱的不同意见频率都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权利基础中教育差对婚姻满意度虽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较小；夫妻年收入差以及权利结果对婚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9]
鉴于本文是对北京市婚姻质量的研究，重点集中对北京市婚姻质量研究的回顾。1983年，卢淑华运用北京市婚姻调查资料，对婚姻质量进行研究，指出，无论是感觉“美满”的婚姻，
或是“一般状况”的婚姻， 平时人们最烦恼的都是三件大事：“收入少、住房挤和教育子女”；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影响人们美满婚姻的建立，并推论金钱与物质都不是人们衡量婚姻美满的标准，确立了以夫妻感情好是美满婚姻的主要标志。[10]1988—1989年，潘绥铭通过对北京市婚姻家庭调查的977份问卷资料的分析发现，第一，客观条件，如年龄、学历、健康、收入和住房对夫妻满意度几乎无作用；第二，婚姻基础，如择偶的方式等对婚姻的满意度作用不大；第三，子女的作用比夫妻协调还大；第四，性关系和谐的作用特别大。[11] 卢淑华在对北京、西安等地抽样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发现，婚姻满意度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而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家务劳动、经济活动支配权、配偶的理解和夫妻有事商量。[12]尽管还有其它因素未被囊括，但其方程解释力达70%，是拟合较好的模型。刘娟则从夫妻感情交流、家务分工和家庭决策权三个方面来研究北京市的夫妻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城区大部分家庭中的婚姻、夫妻关系处于满意状态；夫妻关系更趋向于平等并且夫妻间的沟通对家庭很重要；但是在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感情沟通以及在家务分工、家庭决策权方面，妻子的满意度都低于丈夫的满意度。[13]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对北京市婚姻质量或婚姻满意的研究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共同的发现是物质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夫妻的情感沟通或性生活的状况会影响婚姻质量。那么，随着人们生活诸多方面的市场化，特别是住房的商品化，人们的婚姻质量和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会发生改变吗？我们的研究假设是：（1）夫妻间的积极互动是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性生活亦是夫妻互动的重要内容，即夫妻积极的互动包括性生活和谐、情感的沟通和共同的日常生活，具有积极互动的夫妻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加大，婚姻质量会较高。（2）在考察夫妻积极互动的变量后，控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来验证假设（1）看哪些因素还影响或不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
二、 调查资料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主题是北京市居民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使用的资料是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对北京市城区进行的“北京市区婚姻家庭问卷调查”的数据特征等变量来验证假设本次调查由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组织进行，得到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资金支持。佟新主持课题，参加人有：周旅军、马冬玲、陈慧萍、姜艳、戴地等。。问卷主要从个人状况、婚姻与夫妻关系、子女养育、养老状况和家务劳动五大方面进行设计。问卷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城区家庭户内18～70周岁有过婚姻经历的家庭成员。抽样方法是使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方法分阶段（区、街道、居委会）选取样本单元，最终户则是采取系统抽样方式获得。由于抽样所依据的统计资料为2008年人口信息，因此执行方案按城八区的行政格局制定（调查时，北京市已经做了行政改革，将崇文归于东城区），总样本量定为2500份，选中的城区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样本分布于24个居委会。按关键变量进行初步清理后，调查数据中有效问卷共计2268份，即有效回答率为91%。
为研究婚姻质量的状况，我们除去了未婚、离婚和丧偶者及缺失值（比例极低），已婚人数共计1908人。其中女性比例约为67%，男性约为33%。被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为：最小年龄为22岁，最大年龄为70岁。以10岁年龄差为一组，男女分年龄组存在差异。男性20～29岁占037%，30～39岁为477%，40～49岁为666%；50～59岁7706%，59岁以上1027%。女性20～29岁占121%，30～39岁为770%，40～49岁为1153%；50～59岁2406%，59岁以上2238%。从被访者就业情况来看，目前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或劳动的男性比例为717%，女性工作的占555%。入户调查带来调查对象性别比例和年龄比有些失调，这意味着在推论上一定要慎重。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对婚姻现状评价中的主观自评变量，即“您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感到满意吗？”我们将婚姻生活主观自评变量“非常满意（125%）、满意（469%）、还行（362%）、不满意（20%）、非常不满意（03%）”合并成二分类次序变量，头两类合并为“满意”（1），后三类合并为“不满意”（0）。鉴于“还行”是一种勉强和凑合的状态，我们将其归于“不太满意”之列。由此夫妻婚姻满意
的比例为6072%（1133人），不满意的比例为3928%（733人）。分性别的婚姻满意状况无显著性差异。通过筛选所有纳入分析框架的自变量，将有缺失值的删掉，最终纳入分析的变量共计1097个，占有效样本的57%。
通过对问卷的变量进行再赋值等工作，得出新的自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我们定义的积极的夫妻互动包括：（1）分歧次数，从不、偶尔、频繁分歧（频繁）；（2）一起外出活动频繁（较少）；（3）性生活满意（否）；（4）对方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否）。
控制变量包括：（1）个人：性别（女）、收入、年龄、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水平（否）、自评经济状况（困难）、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从不或很少内心孤独状况（总是）。（2）家庭：住房所有权（家人所有）、最后一个孩子年龄（20岁以下）、家庭常住人口、有无用过保姆（否）。
三、夫妻积极互动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一） 夫妻积极互动有高质量的婚姻
每个社会个体都在扮演着某种角色，而扮演者通过呈现的那些符号行为来表明自己。所谓夫妻间的互动或者沟通，即双方之间信息和感觉的交换过程，即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互动过程。所选变量有反映夫妻间正向沟通，也有负向沟通的情况，以及个体对于情感和生理上的满意状况。即夫妻间分歧的频繁状况是从不、偶尔dquar（频繁）、性生活满意状况dslife（否）、配偶是否了解内心感受dfeel（否），其中括号内为参照组。
从模型一，我们发现夫妻积极的互动能够带来更高的婚姻质量（详见表2模型1）。
1配偶能够理解内心感受有利于夫妻间的情感交流，相比于那些认为配偶无法了解自己感受的，能得到配偶理解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096倍。
2夫妻经常一起外出活动增加了机会沟通和交流。经常一起外出活动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高于夫妇一起外出活动较少的113倍。
3夫妻意见分歧的状况对婚姻质量有影响。的确，分歧较少的夫妇对婚姻更满意，夫妻间从没有意见分歧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经常有分歧的高出109倍，而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分歧频繁的夫妇高出607倍。这可能意味着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妻是有较好沟通的夫妻。科塞的“安全阀”机制强调冲突的功用；分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夫妇双方增加沟通，有助于情感关系健康发展。[14]
4 性生活满意的夫妻其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性生活不满意的夫妻192倍。
上述四个方面的夫妻互动都对婚姻质量有影响，积极的互动会带来更好的婚姻质量。四类互动方式中，依次的影响顺序为：夫妻偶尔有分歧、性生活的满意状况、经常一起外出和配偶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
（二）个人特性对婚姻质量亦有一定影响
控制个人特征，如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以上水平dedu（否）、收入自评状况dincom（不好）、身体状况dbody（不好）、是否经常有孤独感dlone（从不、偶尔，参照组为总是）后，统计发现：
1 在控制个体特征后，夫妻积极互动带来的对婚姻满意的作用略微减小，但积极的夫妻互动作为核心变量依旧显著，只是回归系数略为减小。
2 在控制个体特征后，“配偶是否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的回归系数略有增加。
3性别、是否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是否感觉孤独对人们的婚姻满意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4自评身体健康的个体对婚姻满意状况有显著影响。自评身体健康的人比自评不健康的人对婚姻满意的高出131倍。即人们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会作用于婚姻质量。
5 收入状况对夫妻的婚姻满意状况有一定影响。由于收入与收入自评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最终选择了使用主观指标，即自认为收入处于富裕、一般、困难的状态。自评收入状况富裕的人相比于困难的人来说，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高出112倍。自评状况一般的相比于困难的人来说，无显著影响。
（三）家庭因素对夫妻婚姻满意状况影响不大
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这些变量包括：住房所有权dhome（参照组是家人所有，另两组为租用或单位等所有）、最后一个孩子年龄kdage（20岁以下）、家庭常住人口a6、是否使用保姆dnurse（否）放入模型。研究发现：（1）衡量夫妻积极互动的核心自变量依旧非常显著，各回归系数都略微减小，即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有小幅下降。（
2）控制家庭层面的变量后，配偶理解自己内心感受的人相比于那些配偶不理解自己内心感受的人，和夫妻性生活满意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稍有增加。（3）家庭住房的所有权、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婚姻满意状况没有显著影响。（4）家庭是否使用保姆对婚姻满意状况的影响有显著性。用保姆的夫妻比不用的夫妻更容易对婚姻满意，其婚姻满意的可能性增加了127倍。可能是保姆分担了家务劳动，减轻了夫妻双方的劳动负担，增加了人们的婚姻满意状况。
（四）详见模型四
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做出第四个模型（见表2）发现：（1）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后，夫妻互动的核心自变量依然很显著，其中夫妻意见分歧、一起外出活动和性生活满意的回归系数略微减小，但是“配偶理解自己的内心”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略有增加。（2） 是否受过大学教育水平、家庭常住人口数、住房所有权、自评的家庭收入状况等对夫妻感受婚姻满意的状况皆无显著性影响。（3）性别因素变得有一些显著，男性比女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043倍；年龄对婚姻满意的回归系数在控制后呈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4）身体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略有增加，身体健康的个体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5）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是否为20岁以上的影响有显著性。这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最后一个孩子的成长和离家会影响婚姻满意度，即倒u型曲线。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相比于孩子没离开家的要增加118倍。（6）家庭中是否使用保姆对婚姻满意的影响显著性略有影响，但显著性降低，即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后，保姆分担家务对婚姻满意的影响可能性有所减小。
四、结论和理论讨论
通过利用北京市城区婚姻家庭调查数据，对婚姻满意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分析发现：（1）北京市已婚人口且有配偶的人群中，有61%的人对婚姻满意，占了近三分之二，有36%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是“还行”的一般状态，只有3%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总体婚姻质量较高。（2）通过对因变量婚姻是否满意的二分logit分析，基本证实了研究假设，夫妻间积极互动是影响婚姻满意状况的核心因素，这些积极互动因素包括：夫妇经常一起外出活动的、偶尔有意见分歧、配偶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心和性生活满意的。（3）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这一组夫妻积极互动的变量与夫妻对婚姻满意的状况有显著性关系；而且，配偶理解内心感受的回归系数一直在增加。这说明，在影响婚姻质量的夫妻互动关系中夫妻间能够成为“知心人”是重中之重的因素。（4）人们自评的身体健康与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有显著关系，即使控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身体健康状况依然有显著性。这对未来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可以进一步假设人们自我感知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人们对生活状况的评价间有强相关，身心之间相互作用。（5）在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家里雇了保姆”对婚姻满意有显著关系。（6）控制个人因素后，个人收入自评富裕的人与婚姻满意之间略有显著关系。（7）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性别与婚姻满意状况间显示出弱显著关系，男性比女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略大。（8）控制家庭因素后，“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会对夫妻的婚姻满意状况产生影响。（9）值得关注的是：人们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个人的孤独感、住房所有权、家庭常住人口对人们婚姻满意的评价没有显著关系；控制家庭因素后，收入等物质性因素亦无显著关系。而控制个体和家庭因素后，个人的年龄对婚姻满意状况的负向作用显著，也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小。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着人们观念的现代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因素不再是物质性因素，而是情感性因素和性关系的因素，特别是积极的互动关系成为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这些积极性的互动关系包括：积极的意见沟通（夫妻间偶尔有意见分歧时的交流）、相互陪伴（经常一起外出活动）、有满意的性生活和知心（理解对方的内心感受），其中夫妻间的相知和默契是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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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在宁波、重庆或成都等二类城市，记者所接触的社会新鲜人们，无不流露出一种“幸福感”，对未来的买房、结婚等程序化事件表示很有信心，“现在我们经常下班后去泡泡吧，隔三差五地小范围聚会吃饭喝酒，也许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年，我们会找个老婆买套房子结婚吧，这都是不远之内可以实现的事。”尽管在这些城市本次调查并未上榜，但一个新鲜出炉的大学生在当地其起薪也很容易就达到2000元。
城市不同，起薪存在几百元的差异，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如此巨大的生活反差，生活成本问题很可能会越来越影响到大学毕业生对就业地点的选择。
毕业生上海就业起薪最高
在对大学生毕业起薪的这份调查中，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总体水平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毕业生的起薪最高，本科生平均达到2600元，复旦等名校毕业生起薪多数为五六千元；深圳的本科生起薪为2500元，位居第二；北京2300元、广州2100元，分列第三、四名。上海的周边地区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对毕业生的需求也较大，所以这些地区薪资增长看好；而长三角地区起薪也有小幅增加。
调查同时也反映，并非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但一般说来是本硕毕业生薪酬最好。在更注重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现代企业中，本科、硕士毕业生的薪酬情况最好，这两个学历的毕业生起薪点今年出现小幅上升。大中专生、高职生、博士的起薪并不乐观。此外，具有MBA学历的就业者对薪酬的期望值普遍在8000－10000元。
据统计，起薪较高毕业生专业分为三类：一是热门专业，如电子、通讯、汽车等；二是专业针对性强的，如新闻、医药等专业；三是不分专业，但综合能力强，进入大企业的毕业生，一般起薪都在4000－5000元之间。此外，印刷专业的毕业生属于机械类灰领，收入稳定。媒体的薪酬变化较少，属于增长平稳行业。
各城市生活成本大不同
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市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的两省一市浙江、江苏、上海向来是各地大学毕业生求职、创业的理想之地，其主要城市的生活费用构成情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2004年底，在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杭州、宁波、温州、南京、上海市生存成本比较分析中，将这五城市进行了“大比拼”。
生活物资比较：上海快餐价是南京温州2倍
价格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城市生活成本高低的主要指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来人员选择自己立锥之地的重要因素。浙江省统计局经对38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在吃、住、行、居、学、医、玩七方面，上海有15项指标居五城市之首，部分项目的价格遥遥领先，温州市紧随其后。
以各地2004年7月上旬的价格为例，在大米、牛奶及快餐等9种食品中，上海市的快餐价格最高，以8元/份的价格遥遥领先，是南京市和温州市的2倍，猪肉价格也以每公斤18．6元位居第一。温州市的大米、鸡蛋、牛奶等7种食品的价格均居五城市之首。五城市食品类价格综合指数依次为：上海市120．6，温州市111．3，宁波市101．1，杭州市为100，南京市最低为91．5。
在居家生活费用方面，价格从高到底排名依次为上海、温州、杭州、宁波和南京。其中，电价、保姆费、固定电话月租费、物业管理费上海收费最高。尤其物业管理费，上海市是其它城市2至5倍以上，保姆费也是南京市的2倍。
在五城市中，中国电信的ADSL宽带上网包月费以南京市的150元／月为最高，几乎是杭州市78元／月的2倍。游泳作为休闲和锻炼合二为一的项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南京市的游泳月卡价格达450元，是宁波市的2倍多，上海市、杭州市、温州市居中，宁波市为最低价。
上海人最富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从五城市恩格尔系数来看，上海最低，与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一道到达富裕程度，南京市恩格尔系数则为40．4％，处在小康与富裕之间。
通过7个主要居家项目价格比较，若以杭州市价格为100，综合计算的居家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海市最高为122.9，其次分别为温州市110.4、杭州市100.0、宁波市99.9、南京市95.4。各项分类收费标准高低不一。上海市收费最高的有：电价、保姆费、固定电话月租费、物业管理费。尤其物业管理费，上海市是其它城市2至5倍以上，保姆费也是南京市的2倍。杭州市液化石油气价格最高。温州市收费最高的有：自来水价格、管道液化气价格、固定电话月租费。
交通费用：上海遥遥领先
上海市的交通费用相对于其他城市也显得高不可攀。上海市的交通费用相对于其他城市显得高不可攀。首先是高昂的牌照费让上海人的交通费用远远超出其它城市。上海市和温州市实行的车牌竞拍制度使得汽车牌照价格节节攀升，上海市以45000元的价格高高在上，温州市以15000元的上牌费位居第二；在取消牌照费的城市中，杭州市、宁波市基本上只收取上牌成本费。
其次是出租车费上海市仍居首位。在五城市中，若按5公里行程计算，出租车费从高到低的排列为：上海市14元、杭州市12元、南京市11.8元、温州市11.5元和宁波市9.8元。其三是停车费，上海市同样当仁不让，每次10元，是杭州市4元/次的2.5倍，南京市为6元/次，位居第二，宁波市和温州市皆为5元/次。其它几项交通费比较接近。作为普通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公交车的票价，温州市最高，普通车和空调车分别为1.5元和2元，南京市最低，分别为0.7元和1.4元，杭州市、宁波市和上海市居中。
另外，宁波人交通、通信费支出比重最高。其交通、通信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的13．4％，位居五城市之首，而上海市因水、电、燃料价格水平在五城市中占首位，故其所占比重也高达11．6％。
居住成本：上海房价最高，南京买房最累
居住成本方面，上海市不仅房价位居第一，城市中心地段的普通商品房的价格高达12000元／平方米左右，而且外来人口的支撑使得房租也高高在上，中心地段两室一厅的房屋租赁价格在3000元／月以上。相比之下，市中心房价突破10000元／平方米的杭州的租金就明显低于上海了，相同房子的租金只是上海市的一半，以15000元／月以上的价格位居第二。
城市中心地段的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以上海市最高，在12000元/平方米左右，杭州市位居第二，价格也突破了10000元/平方米，宁波市和南京市皆徘徊在9000元/平方米左右，温州市最低，为8000元/平方米。
杭、甬、温房屋租赁价格明显低于上海市。以外来人口支撑的房屋租赁市场仍以上海市人气最旺，租赁价格最高，中心地段两室一厅的房屋租赁价格在3000元/月以上，相对于上海市的高房价高租金的现象，杭州市则显得便宜许多，几乎相同的房子的租金只是上海市的一半，以1500元/月以上的价格位居第二，宁波市在1200元/月以上，温州市和南京市在1000元/月以上。
温州人住得最宽敞。2003年五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平均达到14．9平方米，其中温州市最高，为18平方米，其次为宁波市、杭州市和南京市，分别为16．8平方米、15．6平方米和15．6平方米，最低的上海市为13．7平方米。温州市和宁波市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明显高出其他城市，一方面由于两市居民比较热衷于房产投资以及改善居住质量，另一方面由于相对省会城市其房价较低。
南京人居住消费成本最高。作为五城市中人均消费支出最低城市，南京人的居住消费比重却高达12．1％，居五城之首。而浙江的温州市、杭州市、宁波市居住支出比重分别为9．0％、9．9％和10．1％，明显低于南京市和上海市。
教育费用：浙江高过上海南京
教育费是大多数家庭必须开支的一项费用。这里选择了公办小学、初中的杂费，普通高中和民办初中的学杂费进行比较。可见，浙江省三城市的教育费价格高于其他二城市。
在公办学校中，由于小学、初中属于义务制普及教育，学杂费基本上由政府包揽，收费标准较低，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皆为100元/学期和130元/学期，高于上海市和南京市；普通高中属于学历教育，收费标准相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各地差距较大，宁波市和温州市最高，达1000元/学期，比杭州市的600元/学期高66.7%，上海市和南京市居中。杭州市和宁波市的民办初中学杂费以4000元/学期起步，最高可达9000元/学期和8000元/学期，收费标准在五城市中遥遥领先，南京市以1800―7000元/学期的收费标准紧随其后，上海市的最高限价为5500元/学期，而个私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市在民办教育上要略逊一筹，全市仅有一所民办初中，包括吃住费用在内的所有收费为6300元/学期。
医疗价格：上海近乎宁波两倍
在医疗费用方面，我们选择了挂号费、注射费、检查费、住院费、化验费等5个项目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比较，发现上海市的医疗服务价格最高。
从五城市比较看，挂号费以上海市的2.5元/次为最高；注射费以南京市的0.6元/次为最高，浙江省三市较低；检查费以南京市的30元/次为最高，其他四城市皆为20元/次；住院费以上海市30元/天为最高，宁波市的13元/天为最低；化验费以温州市的36元/次为最高，南京市的10元/次为最低。综合计算的医疗服务费价格指数以上海市的167.7为最高，温州市以140.1位居第二，其他依次为南京市127.7，杭州市100，宁波市95.6。
杭州人医疗保健费支出比重最高。2003年五城市平均医疗保健费支出为635．7元，平均比重为6．3％，其中杭州市比重高达8．2％居首位，其次为南京市7．5％，上海市、宁波市、温州市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分别5．5％、5．3％和5．1％。可见，杭城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较高、医疗保健购买量较多，同时居民健康投资意识超前、城市医疗价格水平较高。
娱乐活动：南京宽带包月近杭州2倍
在娱乐休闲活动方面，我们选择了有线电视费、上网信息费、游泳票、电影票和卡拉OK费5个项目的价格进行比较。发现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娱乐活动价格高于浙江省三市。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上网聊天、游戏成为很多人青睐的娱乐活动，在五城市中，中国电信的ADSL宽带上网包月费以南京市的150元/月为最高，几乎是杭州市78元/月的2倍，上海市位居第二，温州市和宁波市排列第三和第四。电影、卡拉OK两项活动的价格皆以上海市为最高；在量贩式KTV歌厅的小包厢中，上海市以108元/小时的价格位居榜首，其他依次为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游泳作为休闲和锻炼合二为一的项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南京市的游泳月卡价格达450元，是宁波市的2倍多，上海市、杭州市、温州市居中，宁波市为最低价。
生活成本影响学生择业
“在上海工作快10年了，却还供不起一套房，而我在小城市工作的同学，5年就能有一个自己的安乐窝了！”这样的抱怨在很多大学的网站上都出现过。出现这种现象的缘由来自于城市间不断拉开的“生活成本”差距，特别是大中小城市之间的房价落差。
JERRY是上海某高校2006届非上海籍本科毕业生。现在正在实习的高峰期，为着工作考虑，JERRY在挑选实习单位上着实头大了一阵。“现在这家是民企，老板和我谈过了，每月3500元包干，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这些都是这3500元自己的钱拿出来缴。这样算下来，我每月就只有3000元的收入了；也许还不到，因为扣税什么的也不少。”
JERRY按照前面师兄师姐的生活消费支出，给自己做了一个预算：每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700―900元（与别人合租两室），交通费100―200元（地铁及公交，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元左右，餐费600元（不含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等），其他还有人情往来、添衣加物、娱乐等无法确定的支出，每月最基本消费也要在1800元左右。“我这3000元不到的收入，到最后也只有1000元左右的存留了。现在上海市区不怎么样的房子也要一万元每平方米以上，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一年的存款才够得上买一平方米的房子。如果要结婚，买个80平方米的房子，那不是得等到我都七老八十的啦？”
尽管抱怨众多，但是在网上调查的大学毕业生最想去的工作城市中，上海、北京等城市却常常位居前列。毕业招聘会上，大城市的台前人头涌动，而小城市的桌前就冷冷清清。在复旦大学采访时，一位应届毕业生很明确地告诉记者，“除了上海，其他城市一概不考虑。”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代初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蚁族”和“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现象”[1]，导致许多农村地区再度兴起“读书无用论”，农村高中生弃考现象日益普遍。高考弃考现象是一种放弃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而“读书能否改变命运”本质上是“教育能否促进社会底层向上流动”，那么，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否意味着“教育不能促进农村学生向上流动”？准确评价、判断这一命题，需要对大学毕业生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比较分析，这对于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内不乏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农民工就业的研究，也有关于二者的对比研究，但是对大学生与青年农民工就业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与父辈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年龄在16-30岁之间、户籍为农村、进城务工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大学毕业生年龄相仿，因此青年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的可比性更强。比较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有利于更准确地探讨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就业及社会流动的影响，检验高等教育在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能否改变农村学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拟对二者的就业进行比较研究，并为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提供建议。
二、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比较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是反映劳动者就业状况的两个最主要的指标，因为这两个指标不仅直接影响就业者的收入，而且容易量化，具有客观性。从就业率的角度来看，按照统计时间节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通常分为初次就业率（统计时间截点为7月1日，即大学生毕业离校时间）和总体就业率（统计时间截点为12月底，即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一般而言，由于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的择业期，所以，我们认为，大学生的总体就业率高于初次就业率，并且更能准确反映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状况。表1显示，2007-2013年间，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68.0%-72.5%，平均值为70.93%；大学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85.5%-91.4%，平均值为88.81%，远远高于初次就业率。由于鲜见专门针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数据，我们退而求其次地以农民工就业率数据作为替代。有数据表明，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都实现了就业，劳动参与率高达90%。在经济活动人口中，农民工就业率在98%以上，失业率不到2%。[2]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率超过97%。[3]据此可以估算，青年农民工就业率高于90%。以上数据表明，尽管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0%左右，远远低于青年农民工就业率，但大学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略低于青年农民工就业率，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
从工资水平的角度看，工资是雇主或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在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它是衡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指标。表1显示，2007-2013年间，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月工作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07年的1798元增加到2013年的3250元，平均值为2480元。201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指出：2010年青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约为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4]由于缺乏其他年份的权威性青年农民工收入数据，以全国城镇职工收入57.4%的比例来估算其他年份的青年农民工收入。估算结果显示，2007-2013年间，青年农民工的月收入从1182元增长到2462元，平均值为1793元。这表明，青年农民工月收入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这与社会对农民工需求的不断增加、“民工荒”在全国各地蔓延密切相关。随着青年农民工工资逐年不断上升，以至于出现“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现象。尽管如此，2007-2013年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仍然高于青年农民工，二者差距平均值为716元。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略低于青年农民工，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仍然高于青年农民工。由于就业状况不仅包括就业率和工资水平，还包括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因此，只有进行全面比较，才能准确揭示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差别。
三、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工作时间比较
工作时间长短既影响劳动者个体工作和生活的和谐度，又影响劳动者个体的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进而影响劳动者个体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因此也是衡量工作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5]《劳动法》规定，1995年起，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但是，许多数据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明显偏长。例如，有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劳动强度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6]另有资料显示：约60%的青年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近五成青年农民工日工作9-10小时，五分之一的青年农民工日工作时间在11小时以上。[7]由表2可知，2006年、2008年青年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多达56小时、57小时，分别超出法定工时12小时、13小时。另外，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与青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有密切联系。在服务业中就业的青年农民工人数较多，这一行业提供的大部分是轻体力的工作，但通常劳动时间较长且不固定，“几班倒”、拖延下班时间、剥夺休息时间的现象屡见不鲜。建筑业中的青年农民工劳动时间不固定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他们雨雪天无事可做，遇上抢工期又必须加班加点，工作时间常常缺乏规律。由于缺乏直接的关于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工作时间对比性的调查数据，以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工作时间区别来替代。表3显示，2003年至2011年间，城镇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时间就越短。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者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短3-5小时，二者差距明显。这间接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时间少于青年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工作时间少于青年农民工，与二者所在的行业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就业人员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业有：教育（67.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66.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5.6%），金融业（64.4%）；就业人员周工作时间大于或等于48小时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业有：住宿和餐饮业（49.4%），批发和零售业（47.5%），建筑业（46.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5.3%）。
青年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公共服务业，这几个行业是周工作时间超过48个小时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业，即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而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的行业（教育，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主要需要知识和技术技能型劳动力，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总之，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比大学毕业生更长，并且工作时间不固定，被迫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四、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工作环境比较
工作环境是指劳动者所处的工作场所的各种环境条件。工作环境对劳动者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是衡量就业质量的又一个重要指标。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工作环境往往差异很大，分析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异，可从行业和职业的角度进行比较。青年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32.4%）、批发零售业（21.9%）、建筑业（11.2%）和公共服务业（10.9%）。[9]制造业中的农民工作为一线工人从事生产加工、制造等工作，工作环境一般是工厂厂房和车间，很少有专门的员工休息室和茶水间，流水线式的工作任务量大，工作讲速度重效率，工作内容重复循环，单一乏味，工人与冰冷的设备、零件、器具打交道，活动范围有限，工作环境中人情淡薄，员工之间缺少人际交往和沟通，员工很难从工作中找到归属感。批发零售业一般以私人个体和家庭集体经营为主，工作岗位有搬运工、物流配送员、分拣员、普通销售员和货物管理员等。这一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靠体力劳动获得报酬，工作地点多为密闭阴暗的仓库或者配发货间，工作环境艰苦恶劣，大部分劳动关系不正规，缺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及对应的法律保障。建筑行业是“艰苦劳累”的代名词，从业者大都为男性，女性比例明显偏低。这种自发的分工主要是由建筑业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一行业一般是繁重的体力活和高强度高耐度的技能活。室外作业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避免不了风吹日晒，钢筋水泥的环境中尘土漫天，空气质量差，对体能和身体耐力要求高，又由于建筑行业的劳动者教育水平低，维权意识淡薄，流动性大，一般无法与用工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公共服务业中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较多。由于公共服务行业提供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这对从事此行业中的劳动者心理素质和工作态度要求比较高，他们的工作灵活性大，在以“顾客至上”为基本理念的服务业中，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顾客要求，劳动者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苦闷和恐惧，职业热情也会随之下降。
与青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不同，大学毕业生所在的行业大多具有专业技术性强的特点，工作环境也有着显著不同。根据《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0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工作最多的行业类是金融、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其次是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这些职业都是以专业技术工作为主。除了各类专业技术工作外，也有大学生从事各类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还有一些从事技术辅工作和较少的服务类工作。大学生主要靠提供脑力劳动和专业技能技术来获取劳动报酬，工作稳定，工作地点多为室内，环境较好，配备单独的工作格子区间或者办公室，工作时间八小时制居多，加班会有对应的补偿加班费，所在单位实行人性化管理，重视员工物质和精神需求，关注员工情感的动态，员工享有平等和受尊重的权利。从职业的角度看，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标签对应的是“白领”，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干净整洁，工作氛围舒适和谐，人与人之间能彼此信赖和尊重；而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标签接近于“蓝领”或者还不如“蓝领”，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同，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比较恶劣，不仅谈不上舒适优雅，而且可能对身体健康存在直接或潜在的危害。总之，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不同，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环境明显优越于青年农民工。
五、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职业发展前景比较
职业发展前景显著影响就业者的未来收益，因此，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就业者的职业发展前景在根本上决定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类型和所处的行业类型。一方面，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大机构的工作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机会。一般而言，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往往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业、小机构的工作岗位；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一般而言，那些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只有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例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求职者。在我国，次要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于农村和城市的传统部门。
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的条件下，青年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很难通过正规就业渠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基本上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就业于非正规部门，现实中他们多从事的是体力工作。有调查表明，外出务工期间有50%以上的农民工每年更换工作次数超过3次以上，甚至有3.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更换工作次数超过5次。[10]青年农民工不享有或享有很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而且由于他们往往从事简单的生产性或服务性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有研究显示，近四分之一的（25.4%）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工作，其中打零工、散工的比例达到17.7%。[11]由此可知，青年农民工工作改换频繁，就业极不稳定。工作缺乏稳定性显然不利于未来的收入增长，更谈不上良好的晋升机会，这是影响青年农民工业发展前景的一个原因。相对而言，大学毕业生因教育优势，符合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条件。也许毕业之时，他们暂时未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但是他们潜在的综合素质使得他们以后仍然有机会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晋升机会。这一点是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不可比的。调查数据表明（见表4），大学生在毕业三年后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2007-2010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的月收入分别为4388元、4445元、4755元、5301元，比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分别增长2279元、2555元、2625元、2822元，增长幅度都超过一倍左右，并且各届毕业生中均有大约10%的月收入超过1万元。同时，各届均有超过50%的大学生毕业三年内获得了职位晋升，平均晋升次数约1次。这充分表明，大学毕业生具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职业发展前景的区别，也与二者进入的行业不同密切相关。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悬殊，收入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不同行业的收入排名情况，可以反映不同类型的行业和工种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差异。总体来看，垄断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收入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性行业的收入低。据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就业人员年度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排名依次是金融业（99653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90915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76602元）。就业人员年度平均工资最低的四个行业依次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不同行业对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要求不同，总体上看，平均收入水平高的行业对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要求更高。例如，工作收入较高的几个行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需要的是知识和技术技能型劳动力，所以农村籍大学生比青年农民工具有竞争优势，而教育水平低的青年农民工往往与之无缘，只能进入其他收入较低的行业。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公共服务业，这五个行业对应的2013年度平均工资分别为46431元、34044元、50308元、42072元、38429元，这些行业从2007-2013年连续七年的收入都低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可见，青年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进入收入水平差距明显的行业，而不同类型的行业和职业预示着不同的工作发展机会和收入前景。
总之，大学毕业生凭借其学历优势，更有机会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收入较高的优势行业，因此职业发展前景明显优于青年农民工。
六、结论及对策
从就业率与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职业发展前景等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尽管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略低于青年农民工，但是大学毕业生收入高于青年农民工，并且有机会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和优势行业，职业发展前景更好，未来的收入增长幅度更快，有较多的晋升机会，而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环境相对恶劣，总体上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仍然显著优于青年农民工，表明当前尽管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但是高等教育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籍青年的身份，改变农村学生的命运。因此，为了有效促进农村学生向上流动，政府、高校和农民家庭应采取相应对策。第一，农村学生应着眼于长远收益，不要轻易放弃高等教育机会。教育经济学理论表明，高等教育给个体带来的收益具有长期性多样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年龄-收入曲线和工龄-收入曲线是衡量就业者职业生涯中收入变化的两个重要指标，因此，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龄-收入曲线能准确反映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的职业发展差别。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于相同年龄或工龄的职工，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水平就越高，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学历者的收入曲线均高于高中学历者。可见，从时间维度来看，高等教育学历者相对高中学历者教育回报更高。而且，从教育收益的类型来看，教育经济收益并不是教育收益的全部，事实上，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个体还具有多方面的非经济收益，例如丰富个人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获得消费性收益。教育的消费性收益是指在人的一生中由教育所带来的非货币回报，包括受教育期间的即期收益和完成教育之后的延期收益。大学生活期间的学习能够满足大学生了解自身、了解自然和社会的求知欲望，大学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欣赏能力等；大学毕业后，大学毕业生通过接受大学教育优化消费观念，增强理性消费，提高消费技能，丰富消费方式，能够从阅读、艺术欣赏、思考等活动中获得更大的精神享受。并且，受过高教育水平的人会搜集和学习健康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更加注意营养，能够自觉的减少不健康行为和增加有利于健康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健康水平。
以上非经济收益尽管不能以货币来衡量，但是同样能增加个人的效用，增强人生幸福感，而且这些收益伴随人的一生，价值之大，难以估量。总之，农民家庭（即使是贫困家庭）应着眼于高等教育的长远收益，尽力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选择普通大学或高等职业教育，而不应轻易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具体而言，社会媒体加大宣传高等教育的多方面价值，引导农民阶层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尤其是要重视大学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和初次就业率的区别，总体就业率才准确反映大学生就业的真实状况，过分强调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将夸大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和希望。所以，公布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意义不大，并且具有不小的负面作用，社会媒体应该更多地宣传大学生总体就业率。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应在高校收费方面对农村籍大学生予以照顾，以削弱高校收费对农村籍学生入学机会的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大针对贫困生的奖助学金的支持力度，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以减轻农村籍大学生及家庭的经济负担。
第二，改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提高高等教育收益率。从高校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应在教育教学及专业设置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籍大学生的特点及需求，多渠道增强其综合素质，提高其求职竞争力，同时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增强大学生人力资本，提高其就业质量；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包括就业指导、信息、人才测评、毕业教育、就业政策、就业形势等全程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在此过程中对农村籍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与求职渠道，切实提高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应为农村籍大学生营造公平合理的就业环境，如对大学生招聘环节进行规范，建立公平就业的竞争机制，消除暗箱操作的运作空间，以降低社会资本短缺对农村籍大学生就业的不利影响，保障大学毕业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