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1 15:52: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学生幸福感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选题意义
幸福感指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是社会心理的综合指标,是反映社会心理状况的“晴雨表”。它是对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正面评价,对心理健康研究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的特殊阶段,面对这一阶段特有的多重矛盾,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和疏通,就会引发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是心理疾病。因此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培养途径,对指导大学生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冲突和矛盾,塑造健康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提升幸福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大力开展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深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保健,从而改善大学生生活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为切入点,调查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从主观幸福感的七个维度:自我满足、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生活满意、社会、人际关系对不同的组分别进行调查,使用SPSS16.0分析调查结果,得出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并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以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指导。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
以江苏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94份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5%。根据大学生性别不同分男性、女性进行调查,其中男性有150人,女性有244人;根据大学生年级不同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进行调查,其中大一学生126人,大二学生90人,大三学生120人,大四学生58人;同时根据大学生学科性质不同分文科、理科、工科和其他学科进行调查,在最终的样本中文科有117人,理科有69人,工科有182人,其他学科有26人。
2.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有两个,一是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该问卷采用5分量表制,其中“1”代表从来没有体验到幸福,“2”代表偶尔能够感受到幸福,“3”代表有时能够感受到幸福,“4”代表经常能够感受到幸福,“5”代表总能感受到幸福;二是对大学生幸福感的总体调查。以一道题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幸福吗?”来代表采用5级评分。1―5的数字意义与问卷相同。
3.调查方法
对调查主体中互不相同的各类分别采用等比例抽样方法,但由于当时在校的大四学生较少,因而最终样本中所调查到的大四学生也较少。通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江苏大学生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进行调查。
4.调查内容
以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为切入点,调查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从主观幸福感的七个维度:人际关系、社会(恋爱)、家庭满意、生活满意、自我满足、消极情绪、积极情绪,通过发放、填写问卷方式对不同的组分别进行调查。
5.问卷的编制
本次调查问卷按调查内容针对主观幸福感的七个维度分别设计有关问题,最后的主观幸福感是这八个方面的综合。在参考了国内外的有关问卷的基础上,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相关问题及江苏大学在校本科生的实际情况编制了一份含有25道题目的问卷。问卷由一系列陈述语句组成,要求被试读懂题目后,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地做出最符合自己切身状况的选择。
6.数据处理
得到可靠的样本数据后,根据研究目的,使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主观幸福感的七个维度对江苏大学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使用了SPSS 16.0软件。
三、研究结果
表.不同类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1.性别与主观幸福感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在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明显。但从不同影响维度上看,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同性别的学生表现有显著的差异,其他方面没有显著的区别。
在人际关系方面,男生得分低于女生。因为在与异往方面,女生具有先天的优势。女生会给人以更为平易近人的感觉,所以女生在与异往方面的满意度会高于男生。在与同往方面,一般认为男生比较豁达,女生更爱斤斤计较,这样说来,男生之间比女生之间更容易相处。但调查结果显示男生综合得分低于女生,这表明在人际交往方面,女生的满意度高于男生。这可能与男女生在抱负水平、评价标准和情感体验上有较大差异有关,相对而言,男生对自己的要求和抱负较女生要高一些,体验的幸福感与满意感相对要少一些。
2.年级与主观幸福感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不显著。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在对不同影响维度的看法上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对人际关系、社会、自我满足三个方面有较为显著的不同。
(1)在人际关系方面,一年级学生与四年级学生得分相差不大,他们的得分高于二、三年级学生得分,二年级学生与三年级学生得分相差不大。一年级学生进入了大学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每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对集体的融合充满兴趣,这也是人际关系拓展最快的阶段;四年级学生开始与社会接触,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分较高;相比而言,二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的人际圈子相对固定,通过人际交往所获得的满意度也就不会很高。
(2)在社会方面,在此,我们专指的是恋爱,二年级学生与四年级学生得分相对较高,三年级学生得分次之,一年级学生得分最低。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新鲜感仍很强,而且大多学生都是刚认识,对彼此之间了解不深,所以在恋爱方面得分就较低;与一年级学生相比,二年级学生的交际圈子相对固定,对周围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二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也相对较低,他们更拥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感情,因此得分也就较高;三年级学生站在了人生的又一十字路口,他们面临着就业、考研和出国的多重选择,再加上学习压力的增大,要考虑事情的增多,而且有很多情侣由于志向各异而分手,因此三年级学生在恋爱方面得分也相对较低;四年级学生尤其是下学期所要做的事情相对较少,而且大家的方向都基本确定,他们有相对三年级学生更多的时间,因此在社会方面得分就会较高。
(3)在自我满足方面,四年级学生得分最高,一年级学生与二年级学生得分相差不大,三年级学生得分最低。经过四年的学习与成长,四年级的学生变得成熟起来,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虽然面对着很大的就业压力,但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一年级的学生刚由高中进入大学校园成为天之骄子,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大学里较为宽松的管理让他们可以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且学习压力较小,因此他们的自我满意度也较高;二年级学生已经没有了对大学的新鲜感,而且学习的压力开始增大,加之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他们开始关注各种现实的问题,此时他们的自我满意度就不会很高;三年级学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正处在专业课程学习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是否准备考研的选择,有部分的同学仍然处在迷茫的阶段,因此对自己的评价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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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与主观幸福感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不显著。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在对不同影响维度的看法上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对自我满足方面有较为显著的不同。
在自我满足方面,文科学生得分最高,工科学生得分次之,理科学生得分最低。文科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轻,参与课外活动的时间也相对较多,再加上多数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为感性,感情更丰富,更能发现生活中的美,所以他们在自我满足方面得分较高;虽然工科学生较文科学生学习压力较大,但由于他们的专业就业方向相对稳定,因此对未来担忧较少,在自我满足方面得分也较高。理工科的学生学习负担较重,加上理科所固有的性质,大多数学生思考问题都很理性,所以他们在自我满足方面得分就很低。
四、总结
大学生智力水平较高,情感丰富,情绪易波动,价值观日趋成熟,作为青年的特殊群体,其思想观念代表着青年的主流和方向。幸福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能使大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幸福感强弱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因此大学生必须注重培养强的主观幸福感。
分析结果显示江苏大学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在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因此大学生应从自身方面培养主观幸福感,如在完善自我意识、善于调节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正确应对挫折四方面着重努力。另外,学校还要注意对相应年级自我满足方面的正确引导,特别关注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低的大学生,在思想上多给予帮助,改变其错误认知,防止心理失衡、幸福感滑坡,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几年后将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将会影响几年后社会主流工作者的幸福感,虽然幸福感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正确培养应引起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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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雯,郑日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1):61262.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关键词]大学生；自尊；人际关系；相关关系
[DOI]10.13939/ki.zgsc.2016.01.172
1 大学生的自尊及影响因素分析
自尊作为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目前对于自尊的概念，心理学界仍未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看法。文章中引用林崇德[1]提出的自尊的定义，“自尊是自我意识中具有评价意义的成分，是与自尊需要相联系的、对自我的态度体验，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大学生的自尊研究现状及特点上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一是整体上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普遍偏高，国内学者李虹[2]等人的研究认为：大学生中高自尊学生占总数的大多数，而低自尊学生只占总数的小部分。二是大学生的自尊在不同年级存在差异，国内学者黄希庭[3]的研究认为，大学生自我价值感水平从大二快速上升，到大三升至顶点，而后在大四有所回落。三是大学生的自尊存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万正维[4]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学生的自尊水平最高，农村学生次之，乡镇学生最低。四是大学生的自尊存在性别差异，学者M.Bolognini[5]的研究表明，女青少年倾向于有着比男性青少年低的自尊。五是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在不同院校间存在差异，张小安、谢朝晖的研究表明，来自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自尊明显高于来自普通大学冷门专业的大学生。[6]
影响大学生自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我意识、家庭、学校、社会文化以及支持程度，大学生本人的人格特征，大学生的年龄等都在自尊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文新等在研究中提出：父母的教养方式与自尊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此外，大学生的自尊与抑郁、焦虑、内外向、应对方式、神经质呈显著相关。可见，个人的人格特质是影响自尊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
2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众多学者都对人际交往下过定义，本文引用学者李宏翰和赵崇莲的观点，认为大学生人际关系概念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周围与之有关的个体或群体的相处及交往的关系，而后者在国内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被广泛使用。[7]
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研究现状及特点上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①整体上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惑增长，目前国内学者骆佳梅[8]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中所受到的困惑日益增长；②不同专业人际关系存在差异，王燕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研究得出结论，理工科的学生人际关系好于文科生；[9]③经济状况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联系，国内学者田代亮[10]认为生活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困扰明显于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④是否独生子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国内学者张灵等人研究表明，在人际关系方面独生子女的均分高于非独生子女；[11]⑤性别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在人际关系方面男大学生明显好于女大学生；[11]⑥家庭来源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王燕[9]等认为城市生源大学生人际关系好于农村生源大学生；⑦不同年级与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刘天月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水平变化在不同年级存在差异，趋势表现为大一学生最高，大二学生最低。[12]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问题既受家庭环境影响，也涉及学校教育以及学生的自身认识能力和行为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如果有因素出现了偏差，就有可能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国内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受阻，主要是由于个体主观方面的表现如自卑、自负、猜疑、胆小、害羞、嫉妒等原因造成的。
3 大学生自尊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
作为心理学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内外学者也将关注点放在了自尊与人际关系的相关关系上，但是研究结果并未达到一致，国内学者张玲[13]研究表明个体自尊、集体自尊和人际关系困扰均达到显著负相关，并且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的交互作用对人际关系困扰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人际关系困扰对个人自尊、集体自尊及其交互作用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国外研究学者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14]对此的研究发现，高自尊的人的社会生活比低自尊的人要丰富，并且十分满意。Vohs和Heatherton[15]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高自尊个体，认为不需要其他人，那么人际关系则越差，低自尊个体，人际关系越好。
综合本文以上分析，国外学者对于自尊与人际关系相关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成果丰富。目前较突出之处在于，后人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研究结果，使研究的学术逻辑更严谨，但是不同时期的学者通过不同实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有不一致之处。而这一点国内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是普遍存在。许多笔者分析了其中原因，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尊与人际关系及其他变量之间的综合研究上，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展。笔者认为，现有国内对于二者之间的研究比较分散，理论和应用方面需系统化的研究，鉴于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结果仍存在不同之处，应将对自尊与人际关系相关研究的探讨居于重要位置，增强对该课题的关注。应结合国外研究的实验范式进行改进，以得到外部效度更有保证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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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有以下四个方面：（1）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2）适应环境，人际关系彼此谦让。（3）有幸福感。（4）在职业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4]。另外，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和麦特曼提出了心理健康的10个标准：有充分的安全感；充分了解自己，并能对自己的能力作恰当的估计；生活目标，理想的确定要切合实际；与现实环境保持接触；能保持个性的完整和谐；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度的情绪控制和表达；在不违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发展个性；在不违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适度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部分国内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认为心理健康应该包含以下几点：
保持对学习较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保持正确的自我意识，恰当的接纳自我；协调和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境；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乐于交往；保持完整统一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人格；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正确认识环境，并处理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2.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诱因
有研究表明心理问题的产生是与众多因素相关的。如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就大学生而言，其主要诱因有以下几点：
学习与生活的压力。大部分大学生都曾感到学习的压力，但长期处于高度学习紧张的状态下，极可能导致强迫、焦虑甚至是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目前，我校在校生中约15％是贫困生，其中4％—6％是特困生。调查表明，45%以上的贫困生认为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学习、生活压力，造成较大的心理困扰，而且不懂得如何缓解。
情感困惑和危机。情感问题能否正确认识与处理，已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众多个案表明，因恋爱所造成的情感危机，是诱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有人因此走向极端。
对独生子女教育不当造成的后遗症。独生子女群体已成为当前大学生的主体，长期以来对他们教育不当是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又一诱因。专家指出，任性、自私、不善交际、缺乏集体合作精神等不良习性，不但易使大学生诱发心理疾病，甚至使人产生暴力倾向和行为。
角色转换与适应障碍。该情况频频出现在大一新生中，这种不适应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便会产生失落、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有的学生还会因长期不适应而退学。
交际困难造成心理压力。“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何事？”“宿舍里面不吭气，互联网上诉衷肠。”这些顺口溜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交际现状。现代大学生的交际困难主要表现为不会独立生活，不懂如何与人沟通，缺乏交往的技巧。有的同学有自闭倾向，不愿与人交往；有的同学为交际而交际，随波逐流。
家庭及外界环境的不利影响。比如不当的教育方式、单亲家庭及学校环境的负面影响、消费上的浪费攀比、对贫困生的歧视、学习节奏过于紧张等。
教育部调查显示，因各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而休学、退学的大学生已经占休学、退学总人数的50%左右，我校也存在此种情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但与大学生自身缺乏心理健康常识有关，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急速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大学新生的心理问题
大学新生最易受“心理断乳期”困扰。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心理学家近期在上海、北京、广州完成的大规模心理症状自评查测结果显示，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成人正常水平，着重体现在人际关系敏感、强迫症、焦虑、恐惧等症状。研究人员还发现，来自外地的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比内地生差。调查报告认为，大学新生离开自己所在地区或学校，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求学，地域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使他们极易处于心理应急状态，存在的心理适应问题相对较多，反应出来的心理和情绪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心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3.1自我意识的模糊与困惑。我校在新生心理状况调查中发现，23％的学生对如何发挥自己的优点和克服缺点感到迷茫，有一部分进入大学后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事事不如人，产生自卑心理；有些学生认识自己不足，但又不知道如何突破自我。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指出，在大学阶段，新生的个体自我意识逐步增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并没有形成关于自己的稳固形象，看问题往往片面主观，加上心理的易损性，一旦遇上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往往灰心丧气，怯懦自卑。调查还发现45％的新生特别关注周围人给予的评价，以致对自我评价发生动摇。
3.2环境改变与心理适应障碍。调查中有42％的学生反映，由于环境的改变，自己出现了矛盾、困惑心理。其中一部分学生表现出对现实的失落感。中学教师总是把大学描绘成一个“人间天堂”，学生也将考大学作为唯一和最终的目标来激励自己。但跨入大学校园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部分学生还发觉身处高手如云的新集体内，昔日那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失落感由然而生；另有一部分学生表现出对专业学习的困惑。与中学相比，大学学习更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和探索性。有些学生感觉突然从中学的严格管教中“松绑”，但又不知如何安排学习，以致心中忧郁、焦虑；还有一部分学生表现出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进入大学后，由原来依赖父母的小家庭过渡到相对自立的大学集体生活，心理上产生一种孤独、空洞感。
3.3人际交往困难。调查中35%的学生有人际交往方面的心理困惑，有些学生表现为人际敏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经常发生摩擦、冲突和情感损伤，引起孤独感、压抑和焦虑；有些学生缺乏人际交往技巧，譬如语言表达能力较差，所以害怕与人沟通，把自己的内心情感世界封闭起来。这些学生经常处于要求交往而又害怕交往的矛盾之中，很容易导致孤独、抑郁或自卑。还有些学生因为性格上的不合群，在新同学中不被理解而遭排斥，其中一部分人便独来独往，不与他人接触，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受冷落或性格孤僻、粗暴等心理倾向。
4.大学生心理教育对策
4.1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离不开良好的教育环境，离不开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和教育。学校应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为新生营造一个乐观、积极向上、尊重、友善、宽容、朝气蓬勃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这对于一个新生的心理健康有着很大帮助。新生入学后，可以通过报告、座谈会等活动，向学生讲述大学与中学的不同之处，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高心理预测力。带领学生尽快熟悉校园生活，组织有意义的集体活动，促进同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思想出现波动的同学，对症下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给予集体的温暖。
4.2开展多种形式的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做好心理咨询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学生掌握咨询的途径和方式。如果新生了解了心理咨询的作用，他们可以主动去心理咨询，在辅导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可以较快地缓解心理压力。建立新生心理档案，进行跟踪调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并开设心理选修课，举办心理讲座、心理沙龙，出版心理健康读物等。
4.3拓宽思路、发挥横向渠道的育人功能。
过去的教育渠道主要是由学校到学院再到班级。由于学分制的推广和公寓制的实行以及不及格率的产生，大学生的班集体观念淡化，责任心不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加强新生的心理，必须拓宽思路，开辟新的渠道，充分发挥中立渠道、平行渠道、科研渠道等横向渠道的育人功能，使新生能够多参与有益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中，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通过“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学习，让新生了解大学集体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的特点，以及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原因和对策，引导他们尽快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角色转换，培养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4.4加强学生的自我保健教育
调查称毕业生最满意专业是哲学
理学最不受待见
“学什么轻松点？”“哪个学科好就业？”相信这是每一个高中生在填报志愿时，都要头疼的问题。近日，苏州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对该校各专业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颇令人意外。在专业满意度问题上，向来给人以“抽象高深”印象的哲学，逆袭成为毕业生满意度最高的学科，67.5%的哲学专业毕业生对自己的专业很满意，更有47.5%的学生对专业“非常满意”。工学、经济学分别以52%、50%的满意度位列二、三名。理学、体育类、历史学专业则“不幸”成为不满意度最高的三类专业。
——《现代快报》
娱乐王室的消费效应
当年查尔斯王子结婚时，英国的直播吸引了全球7亿观众，给当时处于经济衰退最严重阶段的英国打了一针强心剂。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礼给英国增加了至少20亿英镑的效益。据美国时代杂志估算，英国小王子的诞生将给英国带来4亿美元的收益。
时尚界早已熟知皇室成员的明星效应，“凯特效应”早已是时尚界的宠儿。不过，小王子应会快速取代母亲成为新宠。这对目前尚未恢复元气的英国经济来说，绝对算得上“重大利好消息”。在经济阴霾之中，无意间产生的幸福感也许会给平凡的生活增加些激情。
——《人民日报》海外版
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日前，中国校友会网的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大多数高考状元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
高分考生出国深造，一些学生放弃中国高考出国留学，越来越高涨的留学热已成为近些年来普遍也值得深思的现象。这需要我们的高校深刻反思：如果不从整体实力上努力提升，不从教学理念、育人手段上真正加以完善，不逐渐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用脚投票”。
——《人民日报》
明星为什么拿“生命”炒作
现在各路女星为了搏版面真是拼了，就算对明星炒作已经见怪不怪，网友还是忍不住调侃“向用生命在宣传的星星们致敬”。以前，明星焦虑的是如何保护隐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为如何让隐私换取最大化利益绞尽脑汁。微博、微信时代，话题和热点不停更迭中，明星缺乏安全感和失去分寸的慌张内心已经掩饰不住了。
娱乐产能过剩的时代，一部作品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捧红、供养一个明星了，没有话题，最好的结果也是戏红人不红。更为残酷的是，微博时代，话题又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和消亡，在有限的亮相时间段里，不拼命的注定是炮灰。
——《北京青年报》
把高校“点招”当做腐败来打
2013年，教育部严令禁止高校“点招”，但禁令之下，“点招”不但没有禁行，反而潜行得更加隐蔽，收费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某高校的“点招”收费高达100万元，已经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而自主招生则成为高校“点招”的新通道。
所谓“点招”，是指高校对一些分数达到最低控制线但又达不到学校投档线的考生点名录取。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点招”却是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有权者打一个电话、递一张条子就能让高校点名录取某个考生，一些有钱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元就能让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很显然，“点招”是对高考公平的羞辱，是对世道人心的伤害。
——《新京报》
观察
大学毕业可不可以去养猪卖肉
一边是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一边是追逐成功的财富梦想，在两难之中，许多大学毕业生，一出校门即加入了创业者的行列。
几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一事曾引起社会关注，现在，又有北京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壹号土猪”品牌，吸纳了500多名大学毕业生。而纵观近几年来的大学生创业，很多项目的“层次”都不高，除了卖肉养猪，还有当农民的、摆摊的、送外卖的等等。
有人认为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有人认为这宣告了应试教育的破产——高分数、高学历，并非指向让人羡慕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如此就业，是高等教育的悲哀，还是开辟了更多发展路径？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是浪费青春？
今年作为“最难就业年”，大学生该如何就业的话题，成为舆论焦点。
一位网民认为，应试教育的核心是唯分数论，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功利化倾向，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个性特长和自立意识被忽略：“没有一技之长和专业领域内的不可替代性，大学生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背景下，只好与普通百姓‘抢饭碗’。”
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壹号土猪”员工徐标献说：“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我们来说，总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却发现自己的能力颇为匮乏。不知道想要什么，不知道过去的坚持有多大价值，迷茫或许是我们的集体代名词。”
专家指出，将学生培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成才理念，一味地希望做“人上人”，将过高的目标悬在空中，往往会陷入焦虑和迷惘。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认为，一些人出于应试教育逻辑和功利主义需求，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卖猪肉，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教育是培养人的，应当允许人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国外名校出来的人也有卖报纸、送牛奶的，不是说高分进名校就一定要高精尖就业。”
同时，专家也指出，大学毕业生卖猪肉说明，大学时代所学专业与就业需求并不一致。如何培养学生走向社会的竞争力，怎样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拥有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这值得高等教育认真反思和研究。
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上海交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钱静峰说：“应用型学科可以强调学以致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一类的学科，应该注重广阔视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生对自我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摘编自《新华视点》）
鲜语录
“比赛终于结束了。最开心的不是得到了什么牌子什么名次。而是和你并肩站在了最后的领奖台上，—起接受了来自不同国家孩子们的祝福”。
——一对高中“学霸情侣”，双双获得今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第45届国际化学奥赛金奖，分别保送至清华北大。“学霸情侣”女主角雅礼中学的孙维维在自己的人人网主页上写下这句话。
“或许以后的某一天我会想起这140多天的农民工生活。但我记起的一定不是那4万元工钱。而是那甩掉的24斤肥肉。”
——白领涂建放弃年薪15万的工作，去工地当农民工，希望能通过工地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找到自我。体验结束后，他说这段经历代表着告别过去那个颓废、浮躁的自己。
关键词：早期儒家；生死观；生死教育；作用
近年来国内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频繁发生，随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我国高校的生死教育问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生死教育应成为高校教育的一部分。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高校的生死教育国内外发展状况迥异，国外比较发达，国内相对薄弱，国内仅有一些医学专业开展死亡教育课程，还未曾普及。在目前的环境下可以从传统儒家的生死观入手，在高校生死教育过程中儒家的生死观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促进进取心的形成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死亡价值取向，就一般人而言逐利是人生的目标，早期儒家有着更高层次的死亡价值取向。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孔子的眼里死亡要以道德品质、国家利益为取向，为了成就“仁”德，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值得。这种愿为实现道德品质而死的观点亦为后儒所接受，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孟子看来，为取得“义”，舍弃生命也值得。荀子也认识到君子会为“义”死，他说：“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畏患而不避义死”是说君子虽畏惧祸乱但不会回避为义而死的壮举。荀子的这种“不避义死”的思想与孔子“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说一脉相承。早期儒家这种死亡价值观对后世影响深远，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及自身追求的道德品质的实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时至今日这种观念在民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促进进取心的行成。目前自杀已经成为国内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学业、感情、就业等方面压力大等。可以说多数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他们对为何而死、是否“死得其所”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将自己的生死与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正确结合起来。有些大学生仅仅因为情感、学业上的挫折就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令人惋惜。在高校开展生死教育的过程中借鉴早期儒家的生死观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使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认识到为了国家、集体的利益或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牺牲性命才值得，通过正确的教育引导，尽量减少大学生自杀的可能性。
二、端正生死态度，珍惜生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面对生死，人们总会有个态度，一般来说“贵生恶死”是人们对生死的基本态度。早期儒家认识到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生灵，《孝经・圣治》说：“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可见天地之间唯有人的生命是最尊贵的。荀子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又指出人的生命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人拥有道德品质。同时早期儒家认识到生与死是一个自然过程，死亡无可避免，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生”的方面。《论语・先进》上记载子路与孔子这样一段对话：“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邢疏曰：“鬼神及死事难明又语之无益，故不答也。”由邢疏可知，“死”之事难以明了，论之无益，故孔子很少谈论死亡问题。早期儒家认为死及死后世界不可认知，应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生”的层面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诚如子贡说的那样：“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当代大学生应该正确对待生死，要认识到生死是自然规律，要珍爱生命，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同时大学生也应该谨慎对待死亡，认识到死亡不可避免，不必太过在意，克服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心理，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一思想可以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树立对生死的正确认识。
三、提升身体素质，有利于身心健康
早期儒学十分注重对生命的保养，提及一些切实可行的养生之术。孔子认识到若使生命延续下去需要对血气加以节制，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虽然认识到养生需要对血气加以节制，但孔子对养血气的具体方法并未深入探讨，郭店儒简则在此基础上将儒家的养生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唐虞之道》说：“节乎脂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1]（P.157）本句是说根据体内血气运行的实际情况，保养生命（通过模仿动物的各种动作或类似舞蹈的动作导引体内的血气，使其通畅不壅塞）达到本应长寿的状况，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避免夭亡的危险，保养生命而不至于受到伤害。[2]荀子亦提及养气，他说：“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彭祖长寿的原因在于他善于导引血气。荀子认识到养气的方式有二：导引血气及以礼治血气。仅就延长寿命而言，导引血气的效果要优于以礼治气。荀子认为“治气养心之术”[3]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以“礼”治血气。总之，随着儒学的发展，儒者们更侧重心理及社会道德层面上的养生，郭店儒简中还被推崇的“导引血气”说在孟子、荀子那里则不被重视甚被忽略，而养心说则被发扬光大，成为儒家养生说的一大特色。孟子指出：“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识到人心喜爱以礼义为代表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对人心而言如同肉对口腹一样应该愉快地接受，这体现出孟子以道德品质养心的思想倾向。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荀子主张通过守“诚”之道来养心。至于守“诚”的具体方式，荀子认为应该用“仁”与“义”，他指出只要能够诚心坚守仁爱，仁爱一定会显现于外，使人改过迁善；诚心坚守义，事情就会有条理且容易，能够改变人的恶行。
养心在完善人的道德生命的同时亦会促进身体健康。早期儒学认识到有德之人本应长寿，《论语・雍也》载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虽然认识到有德之人会长寿，但其中的原因未能言明，对此邢说：“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邢指出有仁德的人本性安静，能节制自身不正常的欲望因此能够长寿。董仲舒又云：“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董仲舒指出具有仁德之人会内心清净、平和，不贪婪，以此养生则多会长寿。早期儒学主张以道德品质养心，养心在使内心产生道德品质的同时亦能节制人的欲望进而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大学生们的体质却在下降。有报道指出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缓慢下降。据《中国大学生健康与生活行为调查报告研究》的专题报告显示，65.68%的中国大学生“感到运动不足”，7.57%的大学生不吃早餐，15.44%的大学生不懂得饮食要荤素搭配。又据学者针对国内高校大学生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多数大学生有身体和精神疲劳感、运动不足感和生活压力感……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吃早餐、不喝牛奶，有挑食习惯；大学生吸烟率和饮酒率均低于前人的研究结果。”[3]相较于身体层面的健康，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值得关注。大学阶段正是人的心理成熟期，由于学习、情感、就业等压力日益突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加值得关注。甚至有人因为心理压力大而自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生命健康教育势在必行。通过进行早期儒家养生观念的教育，可以使得大学生身体层面的养生（例如通过各种体育锻炼）与心里层面的养心（例如通过各种恰当的心理引导）结合起来，在提高体质的同时积极促进心理健康，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四、掌握自己的命运，正视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命运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对人的生死穷达有着重要影响。鉴于此，孔子指出君子应该知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如何才能“知命”孔子却未曾提及。命运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常人无法掌控。人虽不能掌控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命运面前无所事事，相反却能不断完善内在的道德品质，体认“人道”，正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孟子提出“正命”与“立命”说，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认为生死由命运决定，这种客观力量人不能左右，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是“知命”。人应当“尽其修身之道而死亡”即在道德实践中死去，这正是由“知命”而达“知行”，可称之为“正命”。孟子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人在命运面前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的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待际遇的来临，这才是正确对待命运的方式。死于岩墙之下或桎梏之刑则未能“尽道而死”，不是正确对待命运的方式。荀子也曾提及“知命”与“知行”问题，他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知荀子认识到知命的人不会怨天，无论身处何种际遇都不应放弃修身（对道德品质的践行），修身过程中即便不能“遇命”也不应埋怨。荀子的“知命者不怨天”与郭店儒简的由“知命”而达“知行”以及孟子的“正命”、“立命”说是一致的。对命运的深刻认知使得早期儒学对人生有着更加准确的把握，如果际遇未到也不会怨天尤人，身处困境亦能安贫乐道；一旦际遇来临，则会把握机会从而飞黄腾达。
大学生要认识到命运具有必然性，非人力所能改变。命运又具有偶然性，在命运面前，人虽无能为力，但不能听之任之，要把握命运，认识命运，做命运的主人，诚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知识改变命运”，靠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过程中去造就属于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自己的生命增加一笔浓厚的色彩。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儒家的生死观在当代高校的生死教育过程中仍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早期儒家的生死观可以帮助当今的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死观念，克服他们的人生中的生死烦恼，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培养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薪酬福利不再是唯一
随着90后进入职场，“闪跳族”越来越多，辞职理由更是千奇百怪：“伙食不行，不想待了”、“家人生病，请假太麻烦”、“感觉主管对我太好，不怎么习惯”、“没发展空间”、“工资太低了”……这些从调查问卷上搜集到的离职理由，让人力资源工作者（以下简称“HR”）们有些抓狂。除此之外，渴望换个工作环境、岗位压力大、深造学习、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职位等，也是频繁出现的离职理由。事实上，让HR更加纳闷的并不单单是这些理由，而是现在很多90后在职场中“不走寻常路”的态度。大到跨国公司，小到私营企业，管理者不得不开始思考，90后都在想些什么？90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雇主？
如何成为员工心目中的最佳雇主，这是很多企业在思考的问题――良好的雇主形象、广阔的晋升空间、或许还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就算你的企业都已经做到了这些，员工也并不一定会向老板竖起大拇指。对90后来说，想要成为他们眼中的最佳，并不能只用“薪资”来说话。
曾有一家企业部门总监抱怨，他们部门招聘了十来个90后，结果不到3个月，就只剩下1个人了。现在只能靠老员工拼命加班在支撑。企业老板不禁感慨，连年终奖都拴不住90后了。那么，企业该用什么拴住90后呢？智联招聘曾在《中国年度最佳雇主（2012）》的调查中发现，虽然“优厚的薪酬福利”指数高达22.75%，无可非议地成为求职者心中最佳雇主的首选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的求职者都会被公司的福利光环吸引，随着90后进入职场，求职者眼中的拜金光环正在慢慢消退，求职者对“培训发展”、“组织管理”、“雇主形象”的需求悄然跃升，如今的求职者，特别是90后，更在乎自身的发展和企业的前景。
“金饭碗”的诱惑
调查显示，90后毕业生打算去外企工作的比例变化不大，而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明显下降。而近四成90后表示希望去国企工作。为何个性张扬、频频跳槽的90后，却对“稳定安逸”的国企情有独钟？这或许源于现实的压力和新生代求职者的焦虑情绪。作为新一代的求职者，90后青睐“金饭碗”，不仅仅体现在企业性质上，更反映出了其对职业、对生活的本质
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职场价值取向的“另一种回归”。
随着90后求职者的持续涌入，好工作的标准已从“追求物质成功”，逐步转向“工作是否幸福、生活是否快乐、能否相互尊重”等多元化发展。因此，企业的用人策略亦要与时俱进。要想留得住人才，先要了解人才。
如今，90后求职者的求职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在最佳雇主的特征中，90后求职者选择最佳雇主标准的前5项依次是：“完善的福利待遇”、“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谐的内部人际关系”、“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以及“提升个人核心能力的机会”。和他们的前辈80后、80前相比，更加重视“完善的福利待遇”；而在“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稳定的雇佣关系”上，90后的观念明显与众不同，他们已经不再只看重高薪酬，为了追求自己所看重的幸福感、平衡感和企业能为其提供的“内在价值”，他们可以随时换一份工作，这也给90后的“闪辞”、“裸辞”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解读。
最佳雇主从何做起
企业不仅要面对90后求职者的挑剔，还要应对来自“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职场转入卖方市场”、“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生源逐年下降”、“中国雇员创业热情全球第一”等多方面的压力，如何找到并留住人才，转“危”为“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和个性张扬的性格相比，90后的求职心态却倾向于求稳、务实。他们对福利、企业前景、人际和谐等方面的重视均能体现出其求稳的心态。他们渴望理想但不缺乏理智，不像上一代求职者那样狂热。他们对“成功”有了新的定义，不在乎高薪而是期望获得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感。要想成为90后心目中的最佳雇主，或许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重视员工福利的多样性。从调查中可以看出，90后求职者对“福利”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重要性远高于“薪酬”。最佳雇主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在“福利”的平均得分远低于“薪酬”平均得分，可见其对福利重视程度还跟不上职场的变化。而在经济增长放缓和CPI指数高位运行的压力下，福利待遇对于求职者更具“杀伤力”，或许可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磁场。
其次，重视员工培训和企业文化。通过调查，培训再次成为企业“短板”，即便是获得百强提名的雇主也难以幸免，位于最佳雇主各项指标最末。而90后求职者非常重视个人能力的提升，培训恰恰是重要一环。所以企业应尽快转变用人思维，不可视求职者为单纯的劳动力，要重视员工各方面素质的提升。要知道，个性鲜明和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员工，反过来会助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拓宽经营领域、扩大市场规模。
一、中小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原因分析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没有把健康问题放在第一位。就目前整个社会教育环境，决定了学校和家庭更注重中小学生的成绩，体质健康往往被忽视，尤其是各年龄段临近毕业班的学生，学业负担重，学习挤占了体育课和体育活动的时间，导致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体育锻炼。同时，学校体育教学时间安排少、内容不够丰富、体育器材比较单一，以及安全事故考虑，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诸如跑圈等枯燥的体育活动，使得学生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容易产生厌烦情绪和逆反心理，挫伤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二是大部分中小学生闲暇时、双休日或节假日，热衷于把有限的一点空闲时间用来玩手机、看电视、玩游戏或上网聊天等，缺乏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没有养成每天锻炼的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不认真做课间操，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仍然呆在教室里，甚至对篮球、足球、乒乓球、跳绳等传统体育项目毫无兴趣，根本没有自己喜好的体育运动。
三是现在许多家长都过度地给予学习成绩的压力，认为孩子学习好就行，相互攀比心理尤为严重，并不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除了正常的课业外，往往还给孩子报各种家教、补习班、特长班等课外学习任务，导致孩子们经常挑灯夜战，严重威胁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发展。
四是社会上真正适合中小学生运动锻炼的场馆和设施匮乏，许多学生所住的小区缺少体育活动场所，免费为中小学生开放的体育场馆更是少之又少，替而代之更多的是商场、超市中的电子游戏娱乐，像户外拓展、室内特色运行场馆收费较高，空气质量较差，严重阻碍了中小学生培育体育爱好的积极性。
二、加快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事业发展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小学体质健康管理制度，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强化学校体育，保证健康教育，落实减负措施，提升治理能力，保障学生健康成长，不断提升广大学生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为健康中国打牢坚实根基。建议市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各学校的年终绩效考核，结合学生年龄阶段，以多种方式对学生身体素质、健康知识进行测评，将体育纳入。
二是加大对社会公共体育场所以及中小学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提高体育场馆的使用率和利用率，合理降低收费标准，要在居民区或者一定范围内配套建设体育场所；本市各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应免费或优惠向周边学校和青少年开发，真正发挥公共体育设施的作用，切实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三是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充实体育师资力量，强化体育教师的培训和深造学习，增加在校学生体育课、课外锻炼，增加各类体育运行项目器材，进一步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引导和鼓励中小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切实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
四是持续加大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校内食堂要实现“明厨亮灶”，增加直饮水和热水配套设施，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充足饮水，严厉打击学校和学校周边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中小学生食品安全。
五是深入开展中小学近视防控行动，严禁学生将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统一保管，严格控制电子教学时限，每日要按时督促学生认真做眼保健操，在保护视力的同时，还要养成护眼爱眼的好习惯。
六是加强中小学医务室、卫生室等医疗基础保障，建立学校与就近医疗机构的迅速对接机制，加强防治知识宣传和防控工作，切实减少中小学流行性感冒、结核病等传染病例发生，定期对在校学生开展健康体检活动，及时将有身体健康隐患的学生转至医疗机构检查和救治。
七是进一步加强健康知识教育，在原有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基础上，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式，要把预防近视、食品安全、强身健体等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帮助学生提高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格畈小区是位于杭州城东郊九堡镇的一个“农改居”住宅区,这里毗邻江干工业园,虽然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人,却由于便利的交通和相对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在园区打工的1万多名农民工在此租住。
小区内800多幢农民房整齐划一,但位于北苑四排28号的这幢两层农民房却让附近的工友感到格外亲切。每当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选择走进这幢楼房。在这里,他们可以上网,可以看书读报,也可以与工友和志愿者聊聊生活中的困难和郁闷。
这个由江西籍农民工徐文财于2006年发起的农民工自助组织“草根之家”,如今已有会员600多人。它不仅为附近的工友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也为租住地农民工管理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
自己组织,自己参与
1994年,徐文财初中毕业后到杭州一家服装厂打工。他深深体会到了在外务工的艰辛,“当时服装厂的用工环境比较恶劣,上班时间经常超过12个小时,有时也会出现老板欠薪逃跑的情况。”
他从媒体上得知人们管农民工叫“草根”时,心灵深处产生了触痛,而不断见诸报端的农民工因为企业日夜加班加点生产导致“过劳死”的悲剧,以及他本人的一次讨薪无果反遭报复的经历,让他深切地感觉到: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不应当沦为弱势群体!
当时社会对农民工的看法虽有改变,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持同情和怜悯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群体,这让徐文财感到很不自在。“似乎农民工总是低人一等。有时候得到社会上一点物质的帮助,却带来心灵上的更大创伤”。
“打工者要改变自身的状况,就要自己参与进来。”徐文财告诉记者,创办“草根之家”的初衷,不仅是希望把工友团结起来,改变自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情况,而且也要让全社会看到,农民工群体也是健康的,“我们只想把打工者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城市居民。”
他于2006年向杭州市民政局申请注册成立社团,但苦于没有业务主管单位,未能如愿。不得已之下,只有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网页制作,创办了为农民工提供维权、学习、就业等服务的“草根之家”网站。
“你做的事,我也想做,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做。”网站一开通,就引起了很多有着类似经历的农民工朋友的共鸣,许多网友纷纷留言。金华、永康等地的不少农民工还专程赶到杭州,希望能和徐文财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湖南籍打工者刘明就是众多志同道合者中的一个。他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在广东打工,自己也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工友俱乐部,但当他看到徐文财的“草根之家”网站时,还是毅然辞去了工作,加入到“草根之家”中来。“‘草根之家’的理念是‘自助互助,自强不息’,强调的是我们农民工自己应该怎么样,而不是社会上一些居高临下的论调,认为‘农民工他们需要怎么怎么样’。正是这种理念吸引了我。”刘明说。
在网上聚集了大量人气之后,2007年至2008年间,“草根之家”也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如2007年他们策划的“草根文化艺术节”在浙江胜利剧院成功举办;如去工厂、小公园放映露天电影,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但这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委屈,遭受了许多误解:许多工厂的保安不理解,以维护治安为由阻拦他们的放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意识到需要拥有一个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平台和场地,一个脱离网络虚拟世界的实实在在的“阵地”。
2008年11月,徐文财等5位工友租下了格畈小区的这幢农民房,“草根之家”终于从网络延伸到了现实。
自助互助的爱心平台
走进位于九堡镇格畈小区的“草根之家”,记者看到,这里其实并不宽敞,不过还是设立了“棋艺区”、“读书看报区”、“电子阅览区”。
正对着大门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小纸条,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笔收到的捐助。记者了解到,目前“草根之家”的经费来源为自筹资金和社会捐助。“光房租一年就要2万元。”徐文财和其他4名组织者每人每月出500元,中心的书籍、电脑、投影仪等都是爱心人士和大学生志愿者捐赠的。“杭州一家民工医院每月捐助2000元,杭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在‘草根之家’成立时也捐了4600多元。”徐文财说,“还有一个在金华打工的湖南籍工友,现在已经是企业的管理层,他每年承担房租的1/5,一年总会过来二三次。”
“草根之家”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和价值观,其宗旨是丰富工友的文化生活,提高工友的素质,改善工友的生存现状。核心理念是自助互助,自强不息。
“草根之家”组织方式采取会员制,外地打工者可以通过网络实名注册,本地打工者则凭身份证登记注册。目前,“草根之家”会员已经有600多人,还有60多人的固定志愿者服务队伍。2009年4月,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草根》。
20多岁的小姑娘钱燕是志愿者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过来投稿。她告诉记者,她来杭州打工已经3年了。自2009年加入到“草根之家”以来,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胆子小,现在胆子变大了”。“以前我住单位提供的员工宿舍,下班之后只有在房间里与工友聊聊天。现在,我可以到这里来上上网,看看报纸,还能参加‘草根之家’组织的一些电脑知识等技能培训,收获很大。”现在,她是“草根之家”“姐妹组”的组长,从受益者成为服务者。
2009年,一名会员的工友――在杭州打工的安徽籍农民工黄根邻患上了尿毒症,急需换肾,可23岁的他根本无法负担起10多万元的医疗费。“草根之家”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为他募集善款。大冬天,他们到银泰百货门口义演,到街上义卖报纸,终于为小黄筹集到了医疗费。
格畈社区党委副书记潘珍芬说,“草根之家”作为一个新杭州人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他们通过自助互助,倡导社会公益,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生存生活环境的改善,提升农民工朋友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农民工更好地融入都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对社区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草根之家”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曾赴这里进行调研的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说,农民工在城市大多孤立无援,遇到困难时只能找老乡,因此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乡会等组织。“‘草根之家’扭转了此前农民工组织存在的帮会意识,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组织,国家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这样的组织作为基本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刘香波教授还专门找到了徐文财,了解到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后,安排其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培训,还派了志愿者过来帮忙。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草根之家”经媒体报道之后,吸引了许多在杭高校大学生的注意,许多人纷纷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志愿者服务中心,要求前来帮忙。在记者采访的短短半天时间里,就有两拨大学生来到“草根之家”。“我们还曾协助中国计量学院的学生,做了《幸福在哪里――当前在杭农民工的幸福感》大型调查走访活动。这个调查报告后来还被中央媒体采用了呢。”徐文财说。
“草根之家”被纳入工会组织
2010年6月17日晚,杭州市九堡镇下着小雨,格畈社区篮球场内外却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杭州人,大家身披雨衣期待着。19时许,“草根之家”发起人之一刘明从杭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英手中接过了“九堡镇格畈社区工会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的牌匾,这标志着杭州市首家由工会组织的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正式成立。
从“草根之家”到“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一个由农民工自创的公益机构终于“名花有主”,被纳入到了工会组织。不过,许多工友在高兴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这会不会影响“草根之家”的独立性?
徐文财坦言,刚开始时也有顾虑,“但转念一想,我们的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工友服务。而且,有了工会这个坚强后盾,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徐文财告诉记者,将“草根之家”纳入工会组织,这为“草根之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他说,有了社区工会的指导和支持,志愿者活动的舞台更大了,也更有信心了。今后,服务站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感情沟通,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学生培养；机制创新；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029-03
自1978年，天津、无锡等地开始试办为地方经济服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地的地方经济输送了大量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形势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机制，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本文基于各系“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的调研报告”及“学校课堂教学现状调查研究报告”以及各专业对相关企业调研的资料和数据，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对我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素质教育、过程管理等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
一、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要高职教育改革发展
（一）高职教育的发展
我国的高职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即1978年，天津、无锡等中心城市开始试办为地方服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自此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初创、发展和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近10来，高职发展的重点已经从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提升上，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高等院校（包括高职高专）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04）16号），正式建立起了五年一轮的高职高专院校评估制度。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同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出台，文件针对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措施[1]。这些政策和举措对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提升了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地位和作用。
（二）高职教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产业人才需求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教育源于地方经济，也服务于地方经济，各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人才的需求直接影响到高职教育的发展。现在浙江企业招工中遇到的人才梯队问题是：两头大，中间小。大学生多、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多；熟练技工少。结果是：对雇员而言，大学生的工资比熟练技工的工资低，为了增加自己的“技术含量”，一些大学生还专门去职业学校或技工学院“回炉”再造；对雇主而言，产品质量常常难以保证；新产品上线周期长；这表明：熟练技工培养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加强熟练技工培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熟练技工需要长期实践锻炼，需要大量设备和资源的支持，这对学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高职教育重视实践实训，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能把学到的技能用于工作实践中，但是学校教育不是短期培训，学生如果只是学到专业技能，而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学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同时学生的敬业爱岗精神、学生的奉献精神、学生的合作态度和合作能力等，都直接影响到学生自身的发展和学校的声誉。这些也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高职院校学生培养中的难题
高职教育虽然说在我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中已经占有半边天的地位，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用，家长和学生普遍认为只有学习不够好才会去选择高职学校，很少有学生把高职学校作为首选，所以在历年的高考招生中，进入高职学校学习的学生都是高考招生中的最后一批，高职学校成了考生无可奈何的选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性不高。现在就以我校为例谈谈学生培养中的难题。
我校是1999年开始创办的，也和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相似，经历了创业阶段和自身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我校的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践专家访谈，名家名师理论指导，对人才培养模式、师资培养、教学方式、课程教材、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进行了摸索和实践，形成了“对接产业（行业）、工学结合、提升质量、促进职业教育链深度融入产业链，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路，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程，整个教学工作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不足和值得提升的地方。学校高职研究所为了更好地了解教学现状，专门做了一项“课堂教学现象调研报告”，很多系（分院）也对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一）课堂教学现象分析
为全面了解目前我校课堂教学的现状，以及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校高职研究所对学生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抽取了期中四个部分的调查结果（见下图）。[2]
1.学生课堂学习投入情况：学生到课率较高，但是隐形缺课（玩手机、打嗑睡、看小说、聊天）率较高，而且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非常不足。教师认为学生存在缺勤与隐性逃课问题的首要原因是“学生自控能力差”（68.1%）；其次是“学生基础差”（31.4%）；再次是“自身教学水平有待提高”（17.3%）；最后是“课程内容不合适”（14.3%）。而学生认为导致缺勤与隐性逃课的首要原因是“老师上课枯燥乏味”（45.2%）；其次是“课程内容不感兴趣”（42.5%）；再次是“自身基础太差，听不懂”（14.3%）；最后是“课堂缺乏师生交流与互动”。
2.课外学习投入情况：学生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介于“2～4小时”和“4～6小时”之间，学生请教问题次数介于“少于2次”和“3～6次”之间，“图书馆使用情况”说明学生只是偶尔去一下图书馆和阅览室，从学生阅读课外书籍的种类来看，以文学类和娱乐体育杂志为主（52.1%和40.4%），阅读专业类书籍的为（27.5%）。完整的学习过程至少应该包括思考、记忆、表达、传递以及行动。从以上4个指标的统计结果表明，我校学生用于专业学习的课外投入明显不足，课堂学习行为和内容没有在课外进行拓展、延伸、反思、评估与行动，所以学习效果不甚理想。
3.教风学风建设：学习是学生享受教师的服务，因此要关注满意素质。此项指标主要从“学风评价”、“授课效果评价”、“课程符合期望程度”、“课程收获程度”四个方面进行观察。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是影响学风的主要原因，教学手段不够丰富、教学内容没有针对性、对学生的学习关注不够、考试方式与内容单一等直接影响了学风，同时学生也认为自身要求不高也是影响学校学风的一个主要原因。
4.教师素质及表现总体评价：学生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实务操作相对满意，我们也发现，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在教学态度、教学组织、作业反馈和教书育人等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毕业生跟踪调查数据分析
最近几年我校各专业对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对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同时调研了相关企业的岗位设置情况以及这些岗位对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1.专业核心课程：总体来说，毕业生对专业核心课程的评价较高，认为专业核心课程整体设置较为合理，但也认为应该加强实习和实践环节，特别是改进专业技能相关实训。[3]
2.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为78%，和同类学校的全国骨干校持平。（基本工作能力是指理解与交流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管理能力、应用分析能力、动手能力）。而在对各专业毕业生最重要的前三项基本工作能力及满足度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各专业不尽相同，但积极学习、服务他人、积极聆听等方面学生的反应都不是很理想。[3]
3.价值观的提升：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大学生活帮助自己在“人生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追求上进”方面得到明显提高，而较少提高的两方面分别为“人文美学”、“健康卫生”方面。
4.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不同专业的企业除了相关的专业能力要求外，都对学生的素质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主要为：
具有与本专业相适应的良好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
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团队协作、交际能力、演讲表达、职业规划能力；
能拥有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道德；[4]
具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
三、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创新高职学生培养机制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其中一个类别，培养的是服务于生产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和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技术型人才。而我们面对的学生的特点是不喜欢抽象的学习、自控能力差、喜欢动手、自尊心强，还有部分学生是被父母亲逼着来学习的，有相当强的自卑感。从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出发，我们提出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且在以下方面做了尝试和设想。
（一）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
传统的教学逻辑采取理论在前、实践在后的模式，导致在学生没有感性认识的情况下，对理论知识难以理解，而高职学生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感觉课堂教学的枯燥，导致了很多课程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的现象。高职教育颠覆了传统的教学，高职教育的基本逻辑是要把学生导入工作体系，其规律是从工作过程系统化进入学科系统化，按照职业能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从初学者/新手生手熟手能手专家/高手这一规律设置课程，实施教学。针对这一规律，各高职院校积极进行专业调研，以工作能力要求为依据，确定教学内容；以工作项目和任务为载体，开发工学结合课程，以技术能力的逐步提高为主线，使知识和文化整合对应；在职业情境中通过“学会做事”落实工作标准，贯彻“把事做好”的教育标准，形成基于工作任务的课程内容。专业知识不仅包括知道是什么（know that），如何做（how that），为什么这样做（why that）三方面，也包括功能性、展示性、过程性、经济性、创造性、使用价值、社会接收性等八个维度。[5]要完成这样的知识学习，传统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是难以实现的，只有通过工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课程才能实现。所以学校投入大量的精力，邀请企业专家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同时，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校企双方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实训等进行了多方的合作。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中了解应该获得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教师对开发的课程认识不一，在教学过程中，对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归纳和演绎不能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点也引起了学校教学部门的重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重视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同时关注理论知识的教学。
（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
这几年里，学校对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毕业生对专业核心课程的评价也较高，基本工作能力的总体满足度为78%。但是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体系不仅仅是由业务素质教育构成的，还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素质教育等方面。[6]从上面几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企业和社会对高职毕业生的要求也不只局限于专业素质。
“两课”教学是国家规定必须开设的，有100多个课时，但从过去的课堂情况看，“两课”教学是学生隐形逃课率最高的课程，主要原因是课堂教学模式陈旧，师生互动少。专业核心课的课程开发也带动了“两课”的教学改革，教师采用调研、师生讨论、小组讨论、学生演示等方式进行教学，教学方式的改变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和就业指导》等课程的开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各方面素质。但是从学生反映的情况看，说教、理论教学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多欣赏类的课程由于教师自身水平的不足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少有学生获益，最后不得不从课程中取消，所以学校也下大力度提高公共课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实际经验，到企业一线工作岗位积累实践经验，访学获取更高理论水平，横向交流获得更多教学体会等等，同时开设网络通识课，使学生在网上听到名师授课，获得名师指点。
不仅仅专业知识可以从“做中学”，很多理念、思想、观念也是可以从实践中领悟到的，所以除了课堂教学外，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的组织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学生缺乏劳动锻炼，缺乏服务意识，所以开设一些没有学分但是必修的课程很有必要。比如劳动课，培养的是劳动精神和服务意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大一学生入校后，每个人负责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卫生，由高年级学生负责监督，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不能毕业，补考过程就是参加公益事业。同时，也可以布置学生任务，要求他们以小组为单位，针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不良现象，编写剧本，并以FLASH的形式播放出来。这种看似简单的课程，如果持之以恒，会对学生本人乃至整个学校的风气带来很大的变化，既可以改观校园环境，也能帮助学生增强责任感和幸福感。
（三）课堂组织形式和教师软实力
课堂教学是主要的、基本的教学模式，是学生受教育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学校课程改革的最终落脚点。课堂组织形式要结合教学内容、学生特点、教学资源和环境。高职的学生不善于理论学习，但喜欢动手，而且年轻人好强，所以在课堂上，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小组配合完成任务，以小组展示、集体评议、个人评议等方式完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性强，形成一个很有动感的教学场面。助理教师在这种教学组织中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助理教师在主讲教师讲解的时候进行演示，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同时，在学生动手完成任务时，进行辅导和提供咨询。来自企业和富有实践经验的助理教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在这种教学情境中，原来以“教”为中心的课堂设计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教师从“幕前”转入“幕后”，教师是课堂组织者、讲解者、辅导者、示范者、伙伴、赞助者，[7]同时负担着教育学生、引导学生的责任。一个学生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教学，也离不开教师的教育和帮助。从学生调查的情况看，教师是导致学生隐形逃课的主要原因，所以提高教师的软实力刻不容缓。
教师的软实力包括教师的思想和理论、教师的人格魅力、教师的情感体现等，它不同于专业能力、知识素养、学历职称等。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题是“如果同一门课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很有学问课教得也不错，但脾气很坏，对学生极其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甚至粗暴的地步，要求学生绝对服从，近似军事化的教学方式。另一个老师的课教得不是很出色，但人很好，学生很喜欢。你愿意选择哪个老师呢？”大部分学生的答案是“选择人好但课教得不是很好的老师”。一个学生的答案反映了很多人的想法：“如果不喜欢那个老师，他再有学问我都不愿意跟他学。如果我喜欢一个老师，就会喜欢这门课。是否喜欢一门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喜欢的课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去主动学习，老师的教课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通过平时聊天了解到我们很多学生不喜欢学习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初中或高中，有老师“伤了他们的心”。最近，也偶然看到了“汤普森夫人”的故事，她用自己的爱心挽救了一个孩子，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人才，我深深地为之感动。这些都说明教师软实力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有时候大大超过了教师的硬实力。所以学校在强调教师的专业水平、职称知识等方面的同时，更要提高被忽视的教师的软实力，提高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注重教师的人格魅力。因为最好的营养只有被吸收了才能发挥作用。
（四）评价方式和制度保障
把一个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是我们的目标，但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教师和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的表现。“汇涓流而成大海”，过程性评价的作用和功能远远大于终结性评价，档案袋评价法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档案袋评价法以学生为中心、师生共同评价、重视学习过程、因材施教，通过学生的点滴进步激励学生，有利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学习中的不足和进步，改变不良学习习惯，树立学习自信心，培养学习责任心。[8]这种评价方式特别适合现在的课堂组织形式，小组讨论，小组合作完成任务，学生之间互评，教师点评，学生演示或者展示成果等等，都可以充实、丰富档案袋的内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除了良好的评价机制之外，制度的保障非常重要，我们的学生自我克制力弱，更需要制度去约束。“教书育人”，就是在教会学生技能，帮助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学校都有很多的学生管理规定，但“如果制度制定出来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加糟糕”，[9]所以执行不力、执行不严，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懈怠。曾经一时，学生作弊现象非常严重，曾经有学生在年级的教学信息员QQ群中公开求代考，这种危险的信息也给学校、二级学院领导敲响了警钟，如何规范行为、如何帮助学生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除了前面介绍的素质教育课程和活动外，制度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结语
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职教性和地方性，和其他的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教育的课程结构和课程设置源于地方经济，所输出的人才也大多服务于地方经济。所以在课程设置、课堂组织形式、课程评价等方面都有它的特殊性，但高职教育不能偏离它的高教性，学校的培养机制不仅要使学生获得就业必备的能力和知识，更要提高学生技能、知识、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了解社会的需求，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和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机制，才能完成我们的培养目标，才能为社会输送更多高质量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吴岩，孙毅颖.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篇[CP/OL].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9，（6）.
[2]李众合.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构建浅析[CP/OL].人教网，2012，（4）.
[3]杨志红.职业教育教学设计[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4]吴素平.档案袋评价法：提高高职英语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7）.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