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1 12:08:58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一，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并非投入国内生产使用。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问题，也就是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外汇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难度。此外，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还可能因外币汇率贬值而遭受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应保持在适度水平上。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如下图所示。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等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2、物资储备与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反映了我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评估对外依赖对国内经济安全的影响。
对我国而言，进口产品的结构呈现出资源性产品品种数量不断增大，进口总量不断加大的趋势，这都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此外，我国对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依赖也已经凸现。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态势和产业发展形态上分析，伴随外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战略物资、关键产品和重要技术的进口比重还将不断上升，进口依存度的不断加大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难以缓解。我们必须防止当世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由于过度依赖进口，尤其是对某些重要战略资源产品的过高依赖会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难以预测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说明了建立国家物资储备能够保证的国家经济安全。
除此，发生危机时国家物资储备能够起到显著的社会效用，具体表现在：
1．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比如，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地区发生5.7级地震，给江西九江、瑞昌及湖北部分地区造成房屋倒塌和受损、人员伤亡。根据民政部指示，某省备灾中心迅速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国家物资储备局利用某地的救灾储备定点库第一时间做好了应急出库的准备，在第一时间满足了救灾需求。
2．在供应短缺情况下，对供求关系和价格的调整作用。比如，2006年在国家糖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国家物资储备局通过公开拍卖白糖的国家物资储备缓解了供应压力。这都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3、国际经验
(一)美国
美国建立了涵盖64类商品的国家储备体系，其中包括48种稀有金属。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直接动因是1973年中东战争及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1975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与储备法》，并经福特总统签字生效。该法决定美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并授权政府建立10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并满足IEA成员国至少90天石油进口量的储备要求。《能源政策与储备法》赋予总统动用或释放(销售)战略石油储备的权限，并规定只有在发生严重能源供应中断时才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的购买和释放全部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与商业储备的变动关系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石油储备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同期商业储备则呈下降趋势。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战略石油储备水平虽然从1983年的3亿桶升至目前的6.7亿桶，但商业储备却从3.6亿桶左右降至目前的不到3亿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战略石油储备水平的提高，使商业储备的下降成为可能，也降低了石油行业的商业储备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了石油行业从事投资的实力和市场投机的空间。所以政府增加石油储备，对国家来说可预防能源危机，而对石油行业来说在总体上也是有利的。并且战略石油储备动用的数量和时机，也成为影响油价和石油行业利益、制约油市商业投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日本
由于绝大部分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施储备制度。例如，日本储备的物资不仅有石油、天然气、煤炭、铀、粮食、钢铁、众多稀有金属等，而且还有木材、大豆、动物饲料等。其中石油储备作为日本战略储备的重中之重，是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并制订了《石油储备法》等，通过立法来强制国家和企业储备石油。该法规定，政府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90天的石油，民间企业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70天的石油。
由上面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物资储备的特点如下：
一是物资储备的范围较大。不仅包括重要的原料，如石油、天然
气等，还要包括重要的工业矿物资源，如稀有金属等，具有涵盖所有国计民生商品的储备机制；
二是物资储备的数量较大。如美日等国具有较高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够在发生世界能源危机中断供应时维持较长时间的国内供应；
三是注重物资储备对经济的调控机制。西方国家还将大量的物资储备作为经济的稳定器，在供应短缺或中断时能够平抑市场价格，减少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较为主动灵活的物资储备机制；
四是实行国家物资储备的法制化。美日将重要的物资储备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立法，保证了物资储备的强制性。
4、结语
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这都导致了对世界商品资源的依赖。而另一面，我国外汇储备今年快速发展，已面临着保持适度外汇规模的压力，因此通过利用外汇储备来支付并建立完备的物资储备体系，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就显得尤为必要。
“十一五”规划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十一五”期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加大对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力度。比如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除继续从中东进口石油外，提高从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进口石油的份额。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物资储备的发展。具体来说，对物资储备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扩大储备品种。在我国建立广泛的国家储备系统，将更为广泛的大宗产品列入国家储备，一方面可以使得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减轻，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2．为储备立法。规范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行为，从法律上维护国家利益，如国家物资储备局于2004年4月着手起草《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条例》等。
3．发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实施能源多元化供应战略等。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维护权、经济发展权、经济安全权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 国际经济 组织、 跨国公司 的挑战。国家必须从经济安全、化解外资风险、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维护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给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正视其面临的挑战，采取措施维护经济主权，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体现为切入点，探讨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一、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主权这个新概念得到广泛 传播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重视。在传统的 政治 安全以外，经济主权的提出表明国际关系的重点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国家经济安全显得日益重要。
经济主权出现以来，对于其体现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国家经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提法，即经济主权是指“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观点，即经济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 和处置权在内，并可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二是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它是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三是从国家处置内外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主权主要体现的是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_4 j。四是从保护 民族 经济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谈经济主权问题，认为“国家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完整权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自主 管理 权。比如，如何调适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际巨型 投资 之间的诸种关系等，都需要相关 法律 规范的确立、健全、完整和切实践行”。
以上人们对经济主权的认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济主权的表现及其内涵，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主权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更为完善的提法应是，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 历史 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体现在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笔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思考，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多领域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主权方面，尤其是发展
三、 经济 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维护
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主权提出的挑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维护国家主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首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概念出现于 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经济安全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一般认为“所谓经济安全，指的是在与 政治 安全、军事安全相区别的经济领域 里，各国为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 、各个部门的平衡等 目标所确立的保障和过程，涉及 金融 安全、贸易安全、 投资 安全，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本国经济开放的速度和范围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无从谈起，维护经济安全就成为维护经济主权的重要任务。各国不仅在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中，重视把经济安全战略纳入统一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之中而且都对经济安全保持了高度的戒备和警惕。越来越多的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动态 环境 之中，政府调控难度加大，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深，不注意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动荡就会使国家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各国都注意采取措施防范经济风险，维护经济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应注意防范外国资本投机，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化解外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际资本流动量增大，各国都坚持对外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一国的经济速度是数量型、粗放型增长，结果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流入量，宏观经济决策力下降，使本国经济形成虚假泡沫，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爆发在东南亚的 金融危机 ，就与外资的流动有关，这个惨重的经验教训，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引进外资时，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措施防止对外贤的依赖，尽量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再次，注意进行国际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单靠自己一国的努力难以实现。经济安全往往和政治军事安全相互交织，日益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的综合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这就需要通过全世界不同发展程度、不同 社会 性质的国家共同合作，达成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性，积极参与 国际经济 机制的重建和改革，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不断提高维护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能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日益重要，成为各主权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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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论文下载。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 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5，20，21
［3］ 何贻纶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3
［4］ Jeffry AF，David，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5］ 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6］ 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J］国际政治研究，2000，（1）
［7］ March，JG，Olsen，JP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M］New York：Free Press，19895
［8］ 王缉思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9］ Россия，вперёд! Стать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wwwkremlinru/news/5413
［10］ БН库济克，МЛ季塔连科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
［11］ 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p20
［1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0
［1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1
［9］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9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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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47-02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青年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培养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除了组织学生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外，借助于具有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素材的历史学科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会有一举多得之功效。笔者，对此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讨。
一、历史教育中培养国家安全意识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政通人和，一派繁荣景象。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青年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麻痹，缺少忧患意识。因此，青年学生要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睿眼。
1.在和平年代看到的不和平景象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二十一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 叫嚣压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等分裂势力，增加中国维护国家与领土完整的成本，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掩藏着波涛汹涌。
2.花样百出的新的国家安全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凸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扰乱中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迟滞中国的发展步伐。控制中国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与咽喉航道，扼制中国发展的生命线等等。所有这些，虽然不像全面战争那样立即带来国家生死存亡问题，但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态势与前景。这种矛盾还会随时转化为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 。可见国家安全不是无忧无患，而是凶险交织，既有急流冲击，也有暗潮隐涌。
3.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历史学科教授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蕴涵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素材。以史为鉴，资治育人是历史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也是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在历史教育中。指导学生分析历史上处理国家安全方面史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对当今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有较清晰的思路及对策。章太炎说：“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可见，要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国家安全意识就不能忽视历史教育。我们要通过历史教育使学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历史教育中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的途径
国家安全的内容是广泛的。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被看作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被赋予了越来越广泛的内容，除了传统关注的、领土、政治及军事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并呈扩大化趋势，尤其是经济安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历史教育中，我既重视对学生传统的国家安全方面教育和培养，更重视“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1.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理解为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即独立、领土安全、政治稳定等。政治安全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保持稳定，不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国防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不受外来军事威胁或侵犯。在这方面历史学科有丰富的教育素材。
历史的教训太深刻！翻开中国近代史第一页，1840年鸦片战争，就让人触目惊心。大英帝国仅凭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领土丧失，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更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
我在执教《鸦片战争》一节时，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系列思考讨论题：鸦片战争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朝，曾出现太平盛世――康乾盛世，似乎歌舞升平、一派祥和，可以高枕无忧。却蒙受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接受《南京条约》的奇耻大辱，这是为什么？其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当今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政通人和，一派繁荣景象。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我们是否高枕无忧？你觉得我们面临哪些独立、领土安全方面的隐患？我们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安全？你如何为维护独立和领土安全作贡献？
学生经过课前准备，课上合作探究，得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说。
如有一小组提出，西方列强欺凌宰割旧中国靠的是什么？就是坚船利炮，而当时清王朝武器装备落后，军备废弛。今天，虽然中国的国防日益强大，但在高尖端武器发展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很远。当今战争胜负决于战场，但决定胜负的环节却隐藏于平时的竞争之中，直接表现是武器装备的研发速度和质量。这些，取决于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创新能力。所以，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当务之急，在研制高尖端武器方面要有重大突破。我们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但不是害怕战争，我们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打退一切来犯之敌，捍卫祖国的和领土完整。我们有志青年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科教创新能力，献身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政治安全教育的最好素材，就是剧变。教授这部分内容时，我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些思考讨论题：剧变的实质是什么？原因有哪些？为什么说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中应吸取什么教训？我们如何维护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的稳定？
通过组织学生合作探究、讨论，学生形成了许多共识，如西方国家“和平演变” 战略是有预谋有步骤的，是别有用心，我们千万不要受西方民主的忽悠，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我们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和执政党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综合国力，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剧变的覆辙。
2.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经济安全是指“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外部或内部威胁侵害”。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责任在政府，维护的效果则主要看政府的能力，维护的具体内容包括金融市场的安全、国内产业的安全等，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安全只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广大民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校同样也可以有所作为，承担起对中学生进行国家经济安全知识和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的责任。
我在执教“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内容时，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些思考讨论题：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什么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机遇，同时有面临哪些挑战？
还通过提供一些事实案例，要求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下，我们如何防范国家经济安全风险？
通过课前准备，学生分组合作探究，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如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要防范西方势力的经济入侵和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风险，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运行。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推动我国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切实提高我国由中国制造大国转变到中国创造大国上来，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上提高我国科技、经济的竞争力。
3.在国家文化科技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文化科技安全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一样，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已日渐突出地摆到我们面前。“冷战”时代美国总统杜勒斯就明确地指出：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 ，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此等言论不得不引起我们警觉。如果对文化安全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从战略高度树立文化安全观，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文化安全防范，那么本域文化的失守势必危害国家的生存发展。
历史教材中，有好多文化科技的课目，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及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等。在教授这一系列教学内容时，我都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文化科技安全，并分析目前我国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诸多隐忧。一是全球化背景使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破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变成“村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伴随着经济交往而相互渗透、影响和融合，国家对外来文化的进入难以选择、难以排斥，这使得西方敌对势力推进文化渗透具有极为便利的条件。二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越来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他们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等手段，争夺他国思想文化阵地；通过电子游戏、影视作品、卡通漫画对他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戏说、丑化，损害其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消解民族凝聚力；凭借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向他国大规模输入影视剧、图书等文化产品，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输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对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通过分析和合作探究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文化安全环境是严峻的，必须从战略层面大力构筑抵御文化侵蚀的安全防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据主动。为捍卫国家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三、结语
有智者说“太平景象最能带来的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而保持适当的疑虑却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忧患意识，即人们应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清醒与理性警觉。它来源于自觉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表现为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和卧薪尝胆的奋发精神，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的主体思维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忽视历史的民族是肤浅的，不懂历史的军队是无力的”。忧患意识建立在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是国人生发危机感的底蕴。倘若对历史文化知之不多，对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及本国近代史的了解肤浅，甚至连本民族的屈辱史都不甚了了，那么，忧患意识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显然，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必须强化，教育内容要与国家兴衰史紧密结合，以鲜活、生动的史实启迪人们了解过去，反思现实，思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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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 区域安全 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应对当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领导人与时俱进、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发展、区域安全合作等领域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的长期综合战略，具有对外统领性质和深远历史意义”①。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关注大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给中国乃至中国周边带来的挑战，关注个别国家的动荡使中国的区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是贯彻“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选择；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对区域安全的挑战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全球性风险挑战，主要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另一方面是地区性风险挑战，主要是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因此，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确保“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进行与圆满成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新动向和新思路。我们必须全面、立体地针对当前局势，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风险评估，提前做好预警机制，形成区域安全合作战略，积极应对合作与竞争中面临的问题。
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新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们全面认识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提供了最新视角。我们面临最为复杂的外部条件，也要充分发挥“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促进本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只有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能动性，优化沟通渠道，保持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无阻，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回暖与复苏的领跑者，亚洲的全球战略地位逐渐上升，而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方方面面争夺各国的主导权，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亚洲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各国非常希望能有区域合作的机会，而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区域安全合作的舞台上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它必然能够推动泛亚地区的发展合作、维护区域稳定，即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助推器”，也是实现我国和亚太地区人民福祉的又一良方。“一带一路”战略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新时期历史的选择，这一选择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新视角，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放入与时俱进的全球化大潮中，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更加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自经济全球化以来，区域安全合作问题成为人民意志关注的焦点。多元化的合作关系使得我国不得不在新形势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审视当前我国区域安全合作面临的问题，并且提出有力的应对策略。“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的复合性的研究领域，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比较习惯从单一的视野进行单向研究。”②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其实质上是次区域合作的形式和表现。“一带一路”战略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合作战略，事实上它涵盖了经济、政治、人文、资源等多项元素，它促成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这不仅仅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整体实力，也有利于促进合作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一带一路”战略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拓宽了发展的新空间与新思路，同时优化了国际合作的大环境，提升了我国促进区域安全与合作的能力。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国际合作的能力和优势，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加强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服务的互联互通，与周边以及沿线国家实现有效、积极的协调与沟通，将文化交流作为各国沟通的桥梁，更能进一步互通有无，增强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它是古丝绸之路文化的续篇；是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的新起点；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依托；它必将促进亚欧国家的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是发展战略的创新成果，也是传统丝绸之路文化精华的完美继承；打破东部海陆的壁垒，为发展与交流提供广阔平台；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加了有力砝码；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区域竞争与合作，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打击“”，维护地区安宁与和平。对安全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区域安全问题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与契机。
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世界发展的主题，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很多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立足国际新形势，审视中国具体国情，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新常态下的区域安全合作战略，不是单纯地追求竞争中的胜负，而是求同存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将会促进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它不仅仅关乎中国国家的发展命运，更关乎世界人民的福祉。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只有谋求合作、维护和平，才能以合作促安全，以安全谋发展，以发展来实现广大人民的最终利益。“一带一路”战略为区域安全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发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研究有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机遇与挑战因素分析
区域安全合作的机遇。首先，亚欧国家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同时表达出了踊跃参与的热情。“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综合战略，惠及包括中国在内的65国，44亿人口，它必将促进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的繁荣，推动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发展。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首的亚太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呈现向亚太倾斜的趋势，美国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正是为了应对亚太崛起，“从传统的大西洋国家转变为太平洋国家，美国还制定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③。泛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增加发展的活力，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顺应了现阶段中国乃至亚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打造一个覆盖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贯穿欧亚大陆，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经济体，并以此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与经济合作，为实现中国梦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④。
其次，东盟、阿拉伯国家以及沿线的许多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亚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承数千年，亚洲一词，虽说是西方化的概念，然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的。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西方对亚洲的了解需要深入、客观，才会促进欧美与亚洲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合作战略是指以诚相待、文化互通、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其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⑤中国有很好的历史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的窗口门户作用以及比较优势，促进东、中、西部的良好互动与协作，大陆各地区与港澳台的区域性开发项目。
再次国内相关省份纷纷制定实施规划方案，希望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一带一路”战略是当前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发展战略，它既传承了“古丝绸之路”精髓，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区域安全合作便是该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关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政策实施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导向与根本，经济发展与合作是实现共赢的主线，科技、人文交流是互利合作的必要支撑，最终使经济发展更加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政治稳定更加具有持续性。“一带一路”战略饱含中国智慧、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我国更加深刻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与改革的大潮中去，中国将秉承“稳固周边、布局全球”的战略，在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上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区域安全合作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大国的战略判断及其政策立场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影响。”⑥第一，美国积极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凸显。第二，“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寻求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战略之一。第三，日本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和搅局南海围堵中国，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已经达成“四点共识”，但是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第四，国内省市争打丝绸之路牌引发无序竞争、同质化竞争和恶性竞争。第五，领土问题和岛屿问题纷争矛盾尚未停歇，大国地缘政治之间的博弈依然存在。第六，个别国家的政局较为动荡，社会稳定性较差，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隐患。第七，有组织跨国犯罪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对“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形成威胁。“亚洲乃至周边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无不伴随战争、恐怖主义活动、暴力事件的阴影。尽管人们享受着风险环境中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但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习惯在风险中发展，而是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趋利避害，惩恶扬善，为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⑦第八，地区主义、国家、社会、民族和宗教层面的矛盾众多，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突出。第九，“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把握和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一定难度。第十，区域安全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落实平台和信息沟通渠道。
潜在风险因素分析。一是地缘结构与文化差异错综复杂，短时间内不能实现交流的畅通无阻；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与保障机制不够健全，贫富差距拉大激化更多社会矛盾；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值得重视；四是成员过多且不分主次，可能会导致对安全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和决策困难；五是议题较多使安全问题更复杂，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六是应当统筹好“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与地区现有合作机制的关系，认真进行实地考量和评估；七是社会媒体、舆论有待规范化，社会舆论的约束机制和法律保障并未很好实现；八是地区民意基础薄弱，有待加强。
“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合作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理念意识层面。第一，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自从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东盟安全机制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东盟安全机制呈现出大国平衡性和制约中国的针对性等特点。”⑧第二，国际文化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安全，加强区域内的人文交流，发挥文化在维系地区安全合作中的粘合剂作用。国家话语权目前仍然是“西强中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话语已经渗透到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各个行业，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文化融合过程中都会明显感觉到西方话语权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中国必须增强自身软实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加强中国国际文化的传播能力，捍卫自己的文化权益，捍卫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第三，培养各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引导各国、各地区采取积极措施，为维护地区合作安全提供保障，尤其保障国民的海外安全问题。国民安全问题是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重要表现，对于海外国民的关注，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安全保障工作，更是衡量中国综合国力的标尺之一，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义不容辞地保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充分兑现“以人为本”的承诺。第四，区域内各国各地区要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关系和交流，避免由于政治动荡造成的政策“朝令夕改”现象，摒弃“冷战思维”、地区主义和集团主义。第五，经济成效的良好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安全与否，因此要重视合作中对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与此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企业的区域安全合作，“首先是要防风险，一两个项目可能就事关生死存亡，一定要小心”⑥。第六，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精神，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建立“求同存异”的文化观对于合作安全同样十分重要。第七，扎实舆情引导工作，消除不利舆论因素，善于引导国内外舆论，营造社会稳定、和谐的氛围，使舆论向有利于安全工作的方向发展。第八，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理念、过程、内容、原则等内容的宣传，打消外界的误解和担忧。
机制建设层面。一是实现沟通协调机制的立体化，搭建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夯实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二是建立最高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和非官方的反馈协调机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影响合作安全的因素进行交流，采取针对性措施。三是实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标准升级，组建新的经济共同体，充分发挥各国经济优势、地缘优势、文化优势等，完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四是构建跨地区安全合作框架，明确安全合作的原则、规范、决策程序等内容。五是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必须将国际反恐合作摆在重要位置，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六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阻断贩毒通道，遏制蔓延，把地区间的非传统合作摆在重要位置。七是引导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企业获取经济利润和在维护领域安全和地区安全的作用，实现在经济与安全合作上的成功对接，拓宽安全合作的外层空间。八是建立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关税、贸易等经济合作机制，避免经济摩擦或纠纷导致安全合作形势的恶化。九是积极与相关国家、地区寻求利益契合点，建立分歧管控机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将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⑥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学术前沿》，2015年5月上，第6页，第10页。
②姜维清：《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③④卢丽刚，魏美玉：“中国梦视阈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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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关键词：东亚安全 中国 东盟 美国
一、东亚地区的总体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地球村的预言已经实现，东亚地区整体发展呈现良性态势，和平与发展是该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流，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传统安全的威胁虽有减少的势头，但美国不断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再加之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家定位转向、东盟的重组，东亚安全秩序等各种变量因子日趋复杂，而且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诸如恐怖组织、贩毒等不断增多，东亚安全局势拥有一系列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趋势，东亚总体发展呈现出一种“和平但不够安全”的状态。
二、影响东亚安全的因素
（一） 影响东亚安全的内部因素
1、个体层面上东亚各力量间的战略利益之争。例如领土、海洋等争端问题，东亚各国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导致国家之间的边界和领土以及领海冲突不断发生。例如朝鲜、韩国关于黄海水域划分问题；中日争端问题；以及由来已久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之争等。这一系列的领土海洋争端与国家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国家之间的争端严重阻碍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和平发展。
2、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里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两大意识形态汇聚于此，社会制度交错复杂，政治体制不尽相同。近些年来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经济持续崛起，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不断拉大，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倾斜导致国家在政治地位上的严重不平等。
3、大国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中日之间存在发展、战略、安全以及历史认知上的巨大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致使东亚和平程度降低。历史上中日之间由于日本法西斯的侵华，两国民众之间有较强的抵制心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散步“中国”等种种不利于中国发展和东亚区域合作的言论。
（二） 影响东亚安全的外部因素
1、美国方面的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对东亚事务在管理层面不断加大力度，意在掌握东亚的主导权， 进而控制整个东亚地区。奥巴马上台之后不断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和舆论压力下，东亚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所谓的“两面下注战略”，一方面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加强经济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另一面又在暗地里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为中国的发展制造种种障碍，美国在东亚安全建立主导权的实质是为其单极霸权战略服务的。目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防止中国的崛起，并不断利用意识形态差异构建对中国发展的重重岛链。另一个是防止所谓的“邪恶轴心国”朝鲜的核扩散。美国的政策和战略严重阻碍了东亚和平的发展进程，把东亚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2、冷战的遗留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结束，均势在东亚遭到破坏，这一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但苏联和美国由于冷战需要而设立的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立刻宣布破产，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是美苏冷战不可调和的产物，两个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矛盾的冲突，局势异常紧张。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台湾政权的庇护，台湾目前仍处于孤立和分裂状态，使中国大陆错过了的最佳时机。冷战的残骸为东亚的安全蒙蔽了一层阴影。
三、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政策建议
1、加强东亚区域的真正的强有力的合作。近些年来，东亚合作的机制和制度建设进展迅猛，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10+1为基础、10+3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补充的基本架构，建成了东盟自贸区和以东盟为核心的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贸区。但东盟的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外部形势，需要有实质性的突破，目前的这些合作模式比较松散，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并不能从根本上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
2、进一步完善高层领导人会晤制度。东亚国家之间应摆脱意识形态差异鸿沟，“求同存异”，寻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定期召开领导人会晤，可以就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定期探讨交流意见，加强国家之间的深入了解，为更高层次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奠定基础。
3、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东亚各国之间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为国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东亚各国之间整体发展差异较大，应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开拓共同的东亚市场，共同应对外来的敌对势力。东亚各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在历史上都属于东亚封贡体系，有共同的儒家文化作为合作的基础，为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保障。
4、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建立一种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制度，以制度性力量保卫区域安全，这种安全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话层面的松散机制，需要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东亚存在着霸权、均势、合作安全三种安全机制，均势在当前维护东亚基本稳定中起着主要作用，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多，任何国家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传统的军事同盟均不能解决东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步扩大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东亚未来建立合作安全的机制是理性的选择。
5、拓展东盟地区论坛。扩大东盟安全议会的职能，并引入国际法体制，增加论坛的透明度，加强论坛机构的监督力度，虽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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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热点，截止2011年底，仅从中国知识资源库中就可以检索到5000多篇，但从政府审计角度研究经济安全成果仅有百篇。主要的观点综述如下：1．政府审计视角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在政府审计领域内，国家经济安全应侧重于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治理经济腐败、经济信息安全等内容［1］。还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是指在世界经济分工演进的趋势中，一国应当通过加强自身体制和机制的建设，使该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能够具备足够的应对外界因素变化和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1］。2．政府审计为什么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如蔡春等认为政府审计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5个方面维护国家经济安全［3］，张庆龙、谢志华从审计本质、政府监管和制度均衡3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据［4］。3．政府审计从哪些领域实现维护保障作用？有学者认为应该从4个方面入手：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民生安全，从而有重点的确定审计范围，防范相关风险。还有学者建议从9个方面入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5］。4．实现的方法：有学者指出，在强化财政审计、金融审计、国有企业审计、社保基金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维护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社会类经济安全与权利运行安全的同时，应着力推行资源环境审计、制度合理性审计、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以及信息安全审计等以维护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制度与政策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另外还有学者建议进行预警与监控系统的设计［6］24－50。刘成立等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以及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作用。然后，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理论基础，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论证建立审计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7］。5．其他：横纵向比较研究，比如对于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审计体系（包括审计制度）的介绍以及对于我国建设审计制度的启示等。审计制度的制定原则与改进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审计制度建设中应遵循契约平等原则，注重审计的独立性，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注重审计制度的合理性等［8，9］。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保障日益增长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主要问题是：（1）研究过多集中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对于政府审计为什么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主要着眼于政府审计的内在特性，缺少对于外部保障需求的讨论。（2）没有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政府审计制度建设，不能明确提供政府审计活动指南。（3）审计制度框架的系统研究不健全，审计制度的推出缺乏可持续性。
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特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繁多，责任重大。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运用多种手段维护经济安全。这些手段包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竞争力；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合理安排外资，提高利用效率，加快和完善金融监管，防止因投资结构不合理和金融投机而造成的金融危机；在资源问题上，开源与节流并重，走资源消耗低的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等。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可以从政府审计发展的历史、政府审计存在的主要理论支持、政府审计的实践等层面进行进一步阐释：
（一）从政府审计发展历史看其具备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职能
我国的政府审计源远流长，或者说我国的审计实践就发端于政府审计，因为不管是以《周礼》为线索，认为审计始于西周，通过设“宰夫”之职，执行审计监督；还是以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会稽者，会计也”为依据，认为我国早在夏禹时代就产生了以会稽为标志的审计萌芽论断［6］24－50，这些观点指向的审计实践主要是政府审计活动。其后的秦汉时期建立的“上计”制度则用来审查监督财政收支有无错弊，并用以评价官吏的业绩；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设立了审计院颁布《审计法》，而南京国民政府于1920年设立了审计院后又改为隶属于监察院的审计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也都成立了审计组织颁布了审计法规以实施审计监督工作。在我国，可以说审计的发展历史就是政府审计的发展历史。比如，在唐朝律令的基础上，宋代又进一步规定“有隐漏重复，收支不实，应干系官吏科杖一百罪。”这表明，政府审计的工作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已覆盖了国家所有的支出领域。显然，宋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重视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10］30－37。这种监督主要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和使用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而这些对象正是构成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主要威胁的因素，因此可见政府审计就其发展历史而言，一直是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其作用对象对国家经济安全起到直接或是间接的重要作用。
（二）从政府审计存在的主要理论支持看其具备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职能
解释政府审计存在依据的主要包括关系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保险理论等。其中受托责任理论是目前审计界最广泛接受的理论。项俊波、文硕等认为，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在财产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多层次管理分权体制所形成的经济责任关系下，基于经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杨时展认为审计是由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的，也是由这种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姚世忠认为政府审计随着国家活动中经济责任关系的形成，为了促使经济权力的承担者更严格地履行经济责任而诞生的。依据传统的审计理论，政府审计的本质是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即经济监督论。其对象表现为对政府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这一传统政府审计本质说明了政府审计本身就是关注国家财经秩序，打击经济犯罪，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公众对责任人受托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受托责任关系越来越复杂，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将个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那么社会公众或是国家的需求也可以有类似的分类，在最初的阶段，感觉能满足基本要求即可，比如，将此阶段概括为审计监督显性合规性，也就是说需要符合已经明确颁布的法规，而在法律界，都认可“法律是最低要求的道德标准”，因此，可以将其看为最基本的要求。更高层次的要求是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应该是和社会安全、经济均衡发展等国家战略性目标一致的目标－效果式审计。因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基石和重要战略，因此其必然也应该成为政府审计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正如蔡春等学者认为的那样，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原始动因与目标的应有之意，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一步拓展的现实需要。
（三）从政府审计的实践看其具备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职能
前审计长李金华在其学术报告中曾提出了政府审计战略思考两大重点的新观点：“审计这双眼睛要看什么，一个是维护经济安全，一个是关注政府效率”。在面对公众解释审计职能时，又提到：“就是要通过审计维护国家财政国家财产的安全和有效。”应当说，近年来各级审计机关努力探索，逐渐在这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成效。目前，政府审计对于大多数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部门、单位、个人、项目、资金，都可以安排直接审计，以便发现“不安全”因素，纠正“危险”操作行为，处罚“事故”责任人，排除“安全隐患”，还可以从教育、监督和惩治等方面促其“安全作业”。政府审计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维护财政安全；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维护金融安全；通过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审计，维护国有资产安全；通过对党政领导干部及企业领导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维护权利运行安全，通过对经济活动起重要作用的经济信息进行审计，维护经济信息安全；通过对环境项目等进行审计，维护环境安全。比如，审计部门迅速介入的四川汶川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新农合资金、新农保资金以及节能减排等审计项目，均事关民生安全和国家安宁，作用毋容置疑且无可替代。通过结果公告、公开审计过程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将“危害国家安全”的审计案例或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充分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例如，2010年以来，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主要媒体对审计项目的跟踪采访报道，及时公开审计进展情况，都收到很好的效果。而这些只有政府审计能够做到。
（四）从政府审计的人员配置和组织构建看其具备维护经济安全职能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重大，而政府审计的人员配置和组织构建方面有独有的优势。1．政府审计机关的行政级别高。以我国的政府审计机构审计署为例，审计署是国务院28个组成部门之一，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审计长是审计署的行政首长，是国务院组成人员之一。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相较于其他保障手段，政府审计机关的行政级别高，不仅便于协调不同部门展开工作，而且便于审计结果的及时反映和有效落实。2．内设机构与经济安全的内容相对应。审计署具有13个内设机构：办公厅（经济责任审计司）、法规司、财政审计司、行政事业审计司、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金融审计司、企业审计司、社会保障审计司、外资运用审计司、境外审计司、国际合作司、人事教育司。还有25个派出审计局，这些部门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形成对应关系。比如金融审计司可以对应金融安全，财政审计司可以对应财政安全；社会保障审计司对应社会保障安全，有关于养老金的投资增值情况等问题要在它的监督下，老百姓的养老的钱袋子才能多一分安全保障。
（五）从政府审计的地理区域布局看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优势
驻各地审计特派办能够密切关注我国各地的经济情况，审计署有18个特派办，分别是京津冀特派员办事处、太原特派员办事处、沈阳特派员办事处、哈尔滨特派员办事处、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南京特派员办事处、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广州特派员办事处、郑州特派员办事处、济南特派员办事处、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兰州特派员办事处、昆明特派员办事处、成都特派员办事处、长沙特派员办事处、深圳特派员办事处、长春特派员办事处、重庆特派员办事处。其所在地均为各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交通枢纽。是审计署在各地的眼睛，这些眼睛能帮助审计署掌握地方经济安全的异动，这种组织设计是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六）政府审计人员的素质较好，有助于完成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我国政府审计实施人员主要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近年来都是通过面向全国公开招考的形式选拔录用人才。录用的大部分是审计、财经等相关专业的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硕士或是博士。国外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英国国家审计署每年都要招聘不同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他们首先要在署内接受入职教育，课程包括会计学、审计学、统计学、经济学、和法律等。美国审计署（GAO）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为员工提供培训以及其他职业发展活动，使得员工具备并保持相应的资格去执行审计、评估及其他GAO的工作。GAO持续职业教育（CPE）包括各种能够提高审计师的审计和鉴证业务熟练精通程度的培训专题。
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需求
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需求主要表现在为政府各级部门和相关利益方提供决策支持，并且由政府审计提供的信息具有较好的信誉和准公共产品特性。
（一）政府各级部门和相关利益方需要政府审计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政府要有效地行使监管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最重要的是调动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建立民主、科学的国家经济安全防御－发现－决策－实施机制，以及对应的信息获取和传递机制，公民与独立机构对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行为的监督机制，政府职能部门履行经济安全监管职能的责权对称机制，才能真正保证经济安全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防范其中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审计是政府经济监督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变化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引起政府审计的变革。政府审计在这个过程中，要逐步从监督型，向监督－服务型发展，也就是说在巩固监督职能的基础上，为政府各级部分和相关利益方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主要是提供一种决策支持。比如，2012年，审计署组织的对各个城市债务平台的审计，详细地掌握了各个城市融资、负债情况，对于2012年的政府把握未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政府审计提供的信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和较好的声誉
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接受的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提出了判断是否为公共物品或是私人物品的两个标准：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私人物品；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公共物品。根据公共物品的概念，政府审计应当属于公共物品。因为政府审计相关信息一旦被提供，便有众多的受益者，很难将其中的任何人排除在该消费之外，同时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即增加一名消费者的政府审计边际成本为零。进一步来看，政府审计有时具有特定的目标，有时还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并非所有公众都能拥有这一物品。比如有时审计报告不公开或者只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限定了消费政府审计这一公共物品的身份资格，这就使政府审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所以说政府审计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是一种不存在消费的竞争性而存在消费的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
[关键词]外资并购；经济安全；策略
[作者简介]马宏晖，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何霄，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116－03
一、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
在新一轮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中，外资并购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安全，由此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
1、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热潮不断高涨，引起国内各界的担心和顾虑。频频发生的外资收购中国龙头企业的事件不断刺激国人的神经，也激起了公众对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比如有德国FAG兼并宁夏西北轴承、德国舍弗勒集团(Schaeffler)并购洛轴、摩根斯坦利收购中国电池、柯达并购乐凯、凯雷公司收购徐工机械等等。而2005年，中海油失手优尼科、海尔饮恨美泰克等一系列中国公司海外收购计划受阻，国内舆论也一度颇感挫折与不平。
2、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步融入WTO以及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跨国并购一方面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急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先进的管理方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内企业自身积累不足，而跨国公司并购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解决由于投资不旺而引起的增长乏力问题。与此同时，跨国并购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模式，活跃了国内市场。但外资并购在给我国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如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全球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律，将我国企业的功能锁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或者成为全球分工链上分割的一环；跨国公司在华的强劲并购，可能削弱和摧毁我国财富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外资通过并购增强其利润获取能力，通过利润的汇出，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鉴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可能形成我国的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利用已有或可能的市场优势地位，取得垄断地位，进行限制竞争活动，严重危害我国正常的竞争秩序，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3、安全问题的提出。经济安全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即在彼此矛盾的目标中取得平衡。一国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或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归属于经济安全范畴，因为不是所有的负面影响都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压制及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造成的国内经济安全问题。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也有一些新的相关政策出台。例如，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是我国外资并购法规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完善。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对经济安全概念的界定，企业和政府面对外资并购能够和应该采取的措施与对策。
二、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
1、跨国并购：全球竞争的新热点
(1)跨国并购的兴起与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一直是世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据联合国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跨国并购交易额占世界直接投资交易额的90.01％。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跨越国界的发展。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动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即目标公司价值低估；获取财务协同效应；适应国际环境变迁；获取市场势力；获得规模经济性；传递或获取厂商优势；获取速度经济性。
(2)跨国并购的形式与效应。根据外资并购的目的或动因，可分为以下几种：1)主要为谋取利润和资本增值的并购；2)以垄断市场为目的，并购东道国著名品牌，以消灭竞争对手，以保持自己在相关产业中的国际龙头地位；3)以控制东道国战略资源为目的的跨国并购；4)以进入东道国市场，分享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利益为目的；5)以利用东道国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为目的，快速扩大其生产规模，占据国内外市场。
(3)跨国并购引发的经济冲突与安全
1)垄断市场。外资在我国并购常常以行业排头兵企业为目标，并在并购过程中极力谋取企业的控制权，最终实现高额利润回报；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面压迫、整体蚕食、分步到位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占据和压制我国的市场。2)压制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首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国只是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的生产活动并不能接触到高新技术；另外，很多外资在并购国内企业时，要求原企业放弃研发部分的控制权，从而削弱和磨灭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3)与发展政策相冲突。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进入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盈利的产业和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地区，这样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可能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从而加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
2、经济安全辨析
(1)安全观的由来与发展。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是指国家拥有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自主和文化上的自成一体。从宏观来看，国家安全是一个体系，包含国家政治安全(或国家军事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国际背景的变异，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匹配是复杂的，存在着不同强弱程度的组合，国家安全的程度也因此不同。
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上升，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各国间竞争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加深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经济竞争的加剧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致使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经济安全风险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和权衡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相互关系，最终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提升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2)对经济安全的不同解读。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实力不一、面临的威胁也各异，所以不同国家对经济安全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国别性特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国家，其经济安全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理解就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由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属于“进攻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则属于“防守型”。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经济运行特点及文化特点等的不同，其国家经济安全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到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具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集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于一体。因此，中国经济安全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攻型”，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或“依附型”，而是立足国情、强调独立自主的“稳健而积极”的国家经济安全。
(3)重新认识经济安全问题。为了对问题的把握更准确，选择的研究视角更恰当，就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特点，这是整个经济安全研究的基础。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不是一个确定的内容，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安全的界定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安全的标准也有差异。对我国目前来讲，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首先，国内产业的协调、均衡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由于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加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其次，其他方面的经济安全隐患。包括：1)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2)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可能形成的垄断，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威胁。
三、外资在我国并购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1、外资在并购我国企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国内企业定价过低造成的资产流失，使一些国内著名品牌消失。(2)出让了市场但得不到技术，跨国公司对技术及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加强，相当一部分产业为外资所垄断，对产业造成控制和压制。另外，中国企业的人才流失及逆向技术扩散严重，我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产生依附。(3)外资并购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2、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1)在跨国公司并购中，存在由于我国政府激励体制的因素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偏好，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跨国公司与垄断行业合谋的可能。另外，地方政府卸包袱、创政绩的心态和产权定价市场不规范，造成我国企业被贱卖的情况。而对自身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认识不足，致使自主品牌消失。(2)产业结构落后且不合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未建立起来。(3)外资流人的产业领域可能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抵触。
3、重新认识外资并购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企业的自主性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外资并购中出现的所谓安全问题，重点不在于外资在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上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在于我国企业、政府和市场存在的体制缺陷。国家应适应外资并购行为模式的转变，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规范、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和市场交易平台，令企业能够在国内跨国并购市场上与外资实现平等竞争，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应对跨国并购安全问题的策略分析
1、企业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广为流行，并得到政界的共鸣。战略贸易理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其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对其经济安全所受威胁的反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日益感受到日本对其优势地位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威胁，这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日本的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向政府提出对策。“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同对日本的深入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战略贸易理论强调，天赋的自然资源已不再是竞争的主要要素，知识和技术才是比较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人工智能产业上处于优势地位，国家不仅能繁荣富强，而且还可以处于国际政治的领导地位。而美国正是围绕此理论推行相关的政策以保护国内经济的发展，消灭潜在的经济安全隐患。因此，企业自身要加强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作为成败的关键。
2、政府方面。许多跨国并购案都受到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或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社会公众压力，有的跨国并购案因此夭折。例如，美国国会以经济安全为由否决了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对美国6城市港口经营权的收购。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修正国内有关法律，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法国也以战略产业为由拒绝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收购达能公司，并列出几十家大公司为特殊保护企业，禁止外国企业并购。因此，我国政府也应该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terenzio 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
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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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佐军.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j],财富周刊,2004（4）
论文摘要：安全是法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目标。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与民法中关于经济安全理念的比较，以期对安全价值理念的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在法学界，大多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而安全价值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人们一般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但事实上，安全始终是法律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一、安全价值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一）安全价值的界定
“安全”由“安”和“全”两个语素构成，“安全”一般有三层意思，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安全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指人们的心态。所以，安全是一种状态，是指一种主、客观一致的状态。应看到在这两方面中客观方面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只有客观方面的安全是可以通过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是法律可以真正发挥其价值的。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安全是一切法的首要价值和基础价值，其他基本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安全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只有人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使法的其他价值得到实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全仅是被当作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法的安全价值有着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实现意义。
（二）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经济安全已成为现代国家追求的一种基本秩序与正义，并上升为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对经济安全含义的界定，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受损害的可能性。”第二，认为“剩余权与经济安全权是经济法的特有范畴。宏观经济法的核心是对人们共同需要的经济安全权作出规定。”第三，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因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
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安全的范围，本人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包括国家经济的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第二，经济安全的内容，主要是保障经济秩序与经济活动主体免受威胁、危险或危害的客观状态；第三，经济安全的范畴，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的、实质的经济安全，需要所有相关的部门法共同作用进行维护和保障。而在各部门法中，最能直接、有效的保障经济安全的应当是民法和经济法，二者在宏观和微观对不同的经济安全的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在经济安全方面处于核心地位。
二、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联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安全的主体需要的是对其利益全面的、多层次的、直接有效的维护和保障，仅通过单个的部门法是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和效果的。而且，经济安全的保障范围包括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所以需要与社会经济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作用。
在保障经济安全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民法和经济法，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体现为一种互补的关系。从调整范围上来说，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不同，因此民法主要是维护个体经济安全，而经济法通过其具体的法律规范为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实现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从调整手段来看，民法由于其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主要通过意思自治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仅靠市场的自发调整已经不能起到作用时，就需要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进行维护和保障。
三、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关于经济安全理念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两者的区别，才使两者的互补成为可能。 转贴于
（一）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原因上不同
由于民事主体的自利本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使得主体采取非理性、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而民法保障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通过民法维护各个体经济安全就变得尤为必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一个社会不仅存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而且在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使民法的调整显得苍白无力，使传统的部门法体系出现了调整的“缺位”。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的基本经济秩序，需要经济法进行调整。
（二）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内容上不同
郑玉波先生曾将民法的安全分为静态的安全和动态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的安全”。而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安全是国家整体经济秩序的经济安全，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意义上，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在消极意义上，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经济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维护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功能。
（三）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上不同
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性质不同而导致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设立的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实际上是为具体的私人个体服务的。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介入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社会本位，经济法保障的经济安全不仅涉及到私人个体，还涉及社会的整体安全。所以，经济法的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仅通过制度设计、当事人防范以及司法救济是不够的，还应通过国家的适度干预来实现其经济安全。
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空白点，只有民法和经济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经济安全和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2]薛克鹏．经济法定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