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类社会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化学人类社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关键词：有机化学实验；素质；能力；培养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273-02

有机化学实验是大学化学及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从宏观上看，在化学教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随着该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多种的交叉化学学科；从细节上看，学生对于这门课的综合掌握情况，影响着其自身综合技能和宽广知识基础的水平。进入21世纪，在有机实验课程教学过程、目的和任务中，不断要求加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学习这门科学的必备要求，可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该课程的任务往往还是在表观上围绕实验知识和实验技能方面进行开展，并没有深入体现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培养要求。近年我国教育加强了大学及研究生毕业论文和科研论文是否“作弊”的检查力度，并发现不少学术论文含“金量”低，同时还存在不少的论文抄袭和作假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也间接反应在实验教学中未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要求。围绕这一教学问题，本文通过有机化学实验课教学，探讨学生在掌握实验知识过程中如何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这一培养要求指导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一、实验教学中综合素质的培养

什么是学生在实验中的综合素质？本文观点认为学生实验道德水平和实验诚信修养构成了实验教学中的学生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框架”，它不约束学生知识水平和实验技能水平的提高，但却是约束学生道德行为的良好“枷锁”。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验道德水平，首先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另外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验诚信修养，要让学生客观的实事求的对待实验中的每个问题和结果。整体来看这两者相互交叉影响着学生未来实验（科研）工作的综合素质。

1.实验教学中学生实验道德水平的培养[1]。具有较高成就和水平的学者，其本身肯定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因此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验道德水准，首先要让学生具有良好的实验道德基本行为。具体来说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道德行为需要从实验细节入手，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工作习惯。例如：（1）进入实验室学生首先要观察实验室状态（包括药品和仪器放置位置、卫生状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复原实验室至初始状态。（2）实验中要求学生保持实验台面整洁，不允许坐在实验台面上，同时规定学生禁止满手拿着药品、仪器进行实验操作和不合理的走动，以防止发生安全事故。（3）实验前后清点玻璃仪器等，这些基本习惯的养成，有助于学生培养基本实验道德行为。

学生实验道德水平还需学生具备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化学生产活动必然带来环境问题，在这种问题背景下，发展低污染、低能耗、可循环和可持续的绿色化学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一要求的实现首先要培养具有“绿色环保”意识的化学人才，因此要求实验教学过程中灌输“绿色”意识给学生，例如：（1）设立可持续的实验教学环节，循环利用化学药品，我们正在探讨拟利用“安息香缩合反应的绿色非氰工艺”实验合成的安息香产品作为原料，开展题为“Cu（Ⅱ）氧化安息香合成二苯基乙二酮”实验，这种教学内容设计不仅实现了产品―原料的再利用，而且两个基础实验的产物都可以应用于有机合成研究，达到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教学内容。（2）有机实验教学中从源头上减少实验试剂使用“量”，这一简单举措直接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3）实验过程中杜绝因称量或量取试剂时麻痹大意所带来的不必要浪费而造成的污染。（4）节约实验过程中冷凝水的使用量，养成学生节约水资源的环保意识。

以上教学设计不仅从基本的实验道德行为方面培养学生的实验道德素质，而且从具体实验细节入手在教学中灌输“绿色、保护环境”的意识，全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也循序渐进的提高了学生实验道德水平。

2.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诚信修养[2]。诚信亦是道德范畴，简单说就是做事待人真诚老实，一诺千金；诚信的存在价值是督促人自我监督，做事情实事求是，不虚夸。这种高尚的道德已演变为现代社会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由此可见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现代教育中针对诚信意识培养教育的体现并不明显，因此我国学生的诚信水平亟待通过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实现进一步的提高。

有机化学实验是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如在实验教学中注重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促进了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实验事实中寻找发现规律，进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培养学生实验兴趣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实验教学方法中融入诚信教育，可提高学生的自我监督能力，防范作假抄袭，为日后培养高素质的综合人才打下基础。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呢？（1）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体会诚信，理解诚信，提高学生的责任心。这种教学要求迫使改变以往的机械督导实验和检查数据的教学模式，转而要求学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现自我监督，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从心理上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假。（2）在培养学生自我监督的诚信意识过程中，仍需要辅以惩罚措施。具体是学生在主观意识上违背了诚信，那么即使实验技能好，综合方面优秀，结果也会被全面否决掉，这样可让学生从心理上“恐惧”弄虚作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实验教学中综合能力的培养

科学实践及探索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有效动力，这就要求教学中贯穿综合能力的培养，以促进人类社会科学实践的发展。本文认为有机实验教学中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掌握实验技能；（2）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创新能力[3]。在传统的教学任务核心是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掌握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这两方面的教学培养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但与此同时，却忽略或未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与当下教学中要求培养创新性人才的目标相违背。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需要学生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的产生要求学生具有发现“原始问题”的能力，而这一教学概念在传统的教学中未被引起重视。历史证明，一些重要的发明和技术的革新，无不都是从发现原始问题进而演化发展的并成为伟大的发现，这就要求实验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的习惯，同时也要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问题，因此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并在培养实验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养成探索原始问题的习惯，最终达到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而只有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才会在以后实践中不断自发的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结语

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现代实验教学任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它符合新世纪教育背景下培养综合素质高兼具创新能力人才的目标，同时也在具体实验教学中促进了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方式的改变，明确了更深远的实验教学目标和任务。

参考文献：

[1]倪新蕾.设计性实验的创新能力培养与科学道德教育[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24（3）：57-58.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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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第3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医疗模式已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变为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相结合的模式。大医院人山人海，小药店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医药工业迅猛发展，药学专业人才倍受青睐，现在除了传统的医学院校培养药学人才外，许多理工科院校也相继开办了药学专业（如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等），而基础化学是药学相关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目前我国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课程仍按照传统的四大基础化学开课。随着化学基础课学时不断压缩，每门课程的学时非常有限，特别是理工科高校的药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对后续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的学习非常重要。所以，在少学时的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中教师更重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忽略了在教学中对学生绿色化学意识的教育和培养。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化学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将绿色化学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化学教育的全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从“粗放型”的传统化学转变为“本文由收集整理集约型”的“绿色化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针对这些情况，当前一些普通高校进行了相关研究与实践，以提高基础化学教学效果，但是，大多数高校主要是根据学时来选择安排教学内容，利用改进教学手段来增加教学内容，着眼于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教学效果虽有所提高，但是效果不甚明显，没有找到从根本上提高基础化学教学效果的方法。本化学教学团队提出了《基于“绿色化学”理念的理工科院校药学相关基础化学系列课程整合与优化的研究与实践》课题，依托重庆邮电大学中药学专业和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实践。

一 培养具有“绿色化学”理念的大学生是人类社会对高校化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绿色化学”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它用化学的技术和方法去减少或消灭那些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的产生和使用，有利于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牢固树立绿色意识，自觉成为未来的绿色人才。“绿色化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化学，是面向未来提出的化学新概念，同时也为化学教学提出了新课题。

因此，本化学教学团队在基础化学教别强调引入“绿色化学”理念，在绪论部分专门设有“建立绿色化学理念，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部分，强调绿色化学的必要性，并且基于“绿色化学”理念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将从源头上预防化学污染的新观点逐步深入学生心中。特别是实验教学中，化学教学团队根据专业特色与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在实验项目的设置上渗透绿色化学理念，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实验项目中大大减少了独立的基本操作单元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将大部分基本操作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安排在实验技术网络虚拟与仿真实验室中实施，同时大大增加实用性、综合性实验，将部分基本操作融入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中。实验原材料都是无毒或低毒的，删除了一些毒性高、污染大、效果差的合成实验。打造以“绿色化学”为特色的教学、科研实验平台，努力培养具有“绿色化学”理念的大学生。

二 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对四大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实践

1．教学内容的整合原则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将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两门课程整合，很好地解决了这两门课程中的内容重叠问题，同时使无机化学的教学内容得到了引申，使知识的系统化更加显著。本化学教学团队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将四大基础化学进行整合，即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四门课程进行整合，根据药学专业要求，立足理工科院校注重四大基础化学的关联，确保整个基础化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总课程名称设为基础化学，具体按照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三门课程进行排课。本化学教学团队一起讨论、确定教学内容和相应的学时数，并且备有一些选学内容供学时稍充分的学校选用，或者供学生自学，但是紧密把握“面向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知识”、“知识点之间的连贯”及“难易程度循序渐进”这三个基本原则，使学生有兴趣学，更轻松地学。

2．整合后教学内容的具体安排

针对大学第一学期，新生入学较晚，学习时间较短，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等实际情况，第一学期的普通化学先介绍药学与化学的关系，强调化学在药学专业中的作用，让学生首先从思想上重视它，同时介绍“绿色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突出绿色化学在医药工业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及必要性，站在整个基础化学角度强调绿色化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行建立“绿色化学”理念。具体内容是：先介绍简单且与中学化学衔接较多的气体和溶液，引入大学基础化学的教学；然后利用热化学反应方程式引入化学反应热、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引出判断化学反应自发性的吉布斯自由能判据；从吉布斯自由能变的符号判断反应方向和大小，表示反应限度，引入化学平衡，与中学化学紧密衔接，同时进一步衔接化学反应速率，使学生易于理解；有了平衡依据后，再分别介绍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滴定，氧化还原平衡与氧化还原滴定，配位平衡与配位滴定；作为含量测定的加深，再介绍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最后，联系中学化学知识简单介绍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且在每部分都要说明它在药学中的作用。第一学期的理论学时经教学团队统一讨论并经学校批准后定为64学时。

基于现代药物大多是有机物的现实，有机化学在药学相关专业非常重要，经教学团队统一讨论并经学校批准后有机化学理论课程定为96学时，安排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授课。并且根据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按照官能团分类介绍有机化学的内容，注重与中学有机化学衔接，强调具有某一类官能团的化合物其理化性质，每部分都要介绍一些有显著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和该类化合物的合成工艺，重点强调绿色合成工艺路线，以及该类化合物的构效关系。同时简单介绍一些波谱知识，如红外、质谱和核磁共振谱等，能够推导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为今后的中药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和药物合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有机化学实验重在一些综合性、实用性的绿色化学合成，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也践行了绿色化学理念。

经过一年半的大学学习后，在学生基本上都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的情况下，而且具备了较好的数学和化学基础之后，第四学期将深入介绍基础化学难点部分的物理化学，在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基础上，加深对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的学习，最后引入新知识相平衡，包括表面化学与胶体化学和药学前沿知识，以及化学知识及其技术在药学专业中的应用，要求讲原理时必须讲它的应用，重点是在药学方向的应用上。最后提纲挈领，建立整个基础化学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体系。这样就把基础化学知识点整合，避免了重复，同时按照知识的难易程度和前后关系安排教学内容，节约了学时、方便了学生理解、提高了教学效果，以适应少学时的理工科院校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教学。

三 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对四大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内容整合的初步效果

1．学生成绩明显提高

2007级学生因成绩差，有2名学生留级，有近10人未获学位，2008级有95%以上的学生获得学位，2012年重庆邮电大学推免试研究生学生中，生物信息学院5个专业6名同学获得，制药工程和中药学2个专业占了3名，而且有不少同学进入绿色化学与制药工程科研平台参与实验锻炼，参与发表sci收录科研论文4篇，参与中国发明专利的申报1项，1人次参与重庆市药物催化氢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申报，获得了一项重庆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第4篇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医师协会采取措施制止克隆人[N]．健康报，2001.8.14．

〔2〕人类克隆：你说行 我说不行[N]．北京青年报，2001.8.9．

〔3〕〔17〕Rudolf Jaenisch and Ian Wilmut. Don't Clone Human[J]．Science，2001（291）：2552．

〔4〕张学全．伦理学家与科学家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N]．解放日报，2002.4.15　在陈竺院士的言论中有一点儿疏忽，不是经历了277头克隆羊的失败，而是276次失败，因为产生出一例“多莉”。类似地，北京大学的李凌松教授指出，一头克隆羊的成功率是277:1，克隆人的成功率肯定不会达到1:1，就有可能出现“克隆人残次品”，那么谁该对这些“残次品”的未来负责？参见：邱闻．克隆人将诞生学界震惊 若是“残次品”谁来负责[N]，北京青年报，2002.4.8．

〔5〕世界医学协会主席反对克隆人．sina.com.cn 2001.8.9．

〔6〕美国有人要克隆人[J]．国外科技动态，1998（2）：3-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1972．236．

〔8〕赫尔内克．原子时代的先驱者——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传记[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1．5．

〔9〕谈家桢．深入浅出谈克隆[J]．中学科技，1997（8）：21-23．

〔10〕潘治．“克隆之父”英国科学家威尔莫特反对克隆人[N]．新华日报，2002.9.28．

〔11〕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rDNA Debate．ndsu.nodak.edu/instruct/mcclean．

〔12〕毛磊. 克隆人研究应该走正道[N]．中华工商时报，2002.4.9．

〔13〕叶雨. 科学家要克隆人 美国内外吵翻天[N]．光明日报，1998.1.13．

〔14〕李虎军．今后谁还相信克隆人[N]．南方周末，2003.1.10．

〔15〕周国平．丰富的安静．gs.xinhuanet.com/eyuedu/2003-12/13/content_1337375.html．

〔16〕苏北．克隆人实验应有禁区[N]．解放军报，2002.4.24．

〔18〕Meredith Wadman．Bills threaten total US ban on human cloning[J]．Nature，2001（411）：4．

〔19〕余晓葵．克隆婴儿可能是骗局[N]．光明日报，2003.1.8．

〔20〕“克隆狂人”放狂言 “克隆人母亲”将怀孕．news.tom.com/1003/20040119-609210.html．

〔21〕杨向中．治疗性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相关胚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J]．世界科学，2004（2）：3-6．

〔22〕黄艾禾．我为什么反对克隆大熊猫——对潘文石教授的访谈[J]．三思评论，1999（5）：93-102．

第5篇

[关键词]期刊分层期刊评价历史社会学解析

[分类号]G250

1　分层的客观性与期刊分层

分层最初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借用了这一名词，创造了社会分层的概念，用来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也像地质构造一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层级。“社会分层”一词的起源不甚明了，约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索罗金、金斯伯格、盖格等开始使用。当代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层主要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级的过程与现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为口号来整合社会，然而“追溯历史或探寻宇宙，人们还未曾发现完全无等级的社会”。分层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属性具有客观实在性。与其他事物一样，分层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使社会要素在各个层面协同完成既定的社会功能，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功能主义)；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内在紧张和社会变革(冲突理论)。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来说，“分层能使人们把握社会系统的主要力线”。

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特定视角。期刊是人类交流科学知识的社会化系统，对于同一个专业领域的期刊，在主办机构、编辑队伍、审稿专家、作者群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直接导致了期刊办刊条件的差异，影响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不同使得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获得的认同度产生差异，认同度的差异直接导致期刊的地位差别。因此，期刊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期刊界的自然延伸，“期刊的级别是期刊的一种属性”。正如严建新所说，科学技术期刊在学术维度上的分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没有公认的分层标准，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对本专业不同期刊的学术水平也会有一个模糊的共识。

2　我国期刊分层的历时分析

我国常见的期刊分层模式主要有三种：①按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②按期刊是否获奖划分；③按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划分。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总览》)，这是我国期刊分层标准嬗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在此之后，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一种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按照是否获奖对期刊层级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官本位”传统，政治一直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社会生活的其他要素一直围绕着政治稳定的目的不断地优化重组，行政级别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我国对科技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虽然“这种分级不是以期刊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为划分依据，而是从期刊髓记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确定的。因此，不能说地方性期刊的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低于全国性期刊”。但是，“国家”、“地方”的行政分级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认同感，亢接为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对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判定提供了合法依据，进而导致了基于期刊行政级别对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一些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在申报、评定科研成果及晋升职称工作中，虽然国家并无规定，一些单位却按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刊物等级，并据此判断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而且颇具普遍性”。

虽然这种行政性的期刊分层方式不是最合理的，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期刊质量分级出现之前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国家级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资源，这为主办一种优秀的学术期刊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国家级的期刊主办单位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储备，汇集了大量的学术精英。他们用较高的学术鉴赏力对期刊稿源进行审核，从而为期刊学术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缺乏优秀稿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文稿的重要来源。这些独特的优势是地方性期刊所不能比拟的。

1991年6月，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颁布了《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期刊，按期主管部门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全国性期刊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各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管的期刊；地方性期刊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主管的期刊”。这一文件的颁布，成为以行政级别对期刊进行分层的合法依据，标志着以行政级别为标准的期刊评价方式发展到顶峰。

物极必反，在以行政级别进行期刊评价走向顶峰之时，一股孕育了十多年的潜流在默默涌动，正准备取而代之，走向期刊评价的前台。这股潜流就是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一件“舶来品”，其理论基础是布拉德福定律；也有学者认为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普赖斯的文献增长与老化定律(特别是研究峰值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

1973年，《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20世纪80年代，国内图书馆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选择和收集问题：一方面期刊的数量和价格均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无法为图书馆提供更多的经费来应对期刊数量和价格的增长。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文献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成为整个图书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核心期刊理论使图书馆界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曙光。图书馆人本着“学以致用”的目的纷纷投入到核心期刊的研究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核心期刊遴选指标和遴选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末，“核心期刊”由一个“舶来品”顺利实现了“本土化”着陆；核心期刊的概念也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渗透到图书情报界以外的学科领域，特别是科研管理界。

核心期刊的影响力之所以能成功地从图书情报界拓展到整个学术界，是自身特质与时代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经典文献计量学定律，主要根据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测量的数据而得到。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基于统计数据的核心期刊披上了“科学”的神圣外衣，这使它比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的科学性大大增强。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核心期刊作为科学计量的期刊分层方式，迎合了科研管理部门定量评价的管理需要。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一直存在着弱化行政对学术进行干预的要求，对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方式诟病已久。有学者指出这种评价方式“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影响众多期刊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影响评奖、评职的公正性”。因此，学术界强烈要求建立基于学术水平的评价机制。核心期刊理论所使用的文献

计量指标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弱化行政评价的要求，而且其中的引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研究人员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需要。在期刊编辑界，核心期刊的“动态性”打破了基于行政级别的静态期刊分层，引入了竞争机制，势必得到广大处于行政弱势地位的期刊编辑人员的支持。

虽然自核心期刊引入科研评价领域之后，也引起了期刊编辑界、学术界的不少非议，但是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当前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主流却是不争的事实。

3　现行期刊分层方式的局限性

从基于行政级别的分层模式到基于核心期刊的分层模式，期刊评价完成了静态分层到动态分层的转变，这无疑是我国期刊分层体制的一次巨大进步。而且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研究成果从行政评价转到学术评价。然而，核心期刊作为期刊分层和研究成果评价的工具，也受到学术界、期刊界的质疑和批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

3.1　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

我国的学术期刊大都集中在首都和省会城市，为了便于对期刊进行审批和管理，根据期刊的主办单位的级别向不同级别的出版管理机构进行申报批准，产生了“国家”、“地方”的期刊层级差异。这种分层方式本身不具有任何学术水平评价的成分，也并非为了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服务的，更毋庸扩张到由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而判定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因此，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如前说述，核心期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所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它的原始功能在于“获取高密度的情报源”，从而有利于专业图书馆建立基本馆藏，指导读者浏览专业期刊。虽然引文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并非纯粹的对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

无论是基于行政级别还是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它们的本质目的都不是为了评价期刊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而设立的。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均被科研管理部门借用，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手段和工具。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是导致学术界对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批判的根本原因。

3.2　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及其导致的结构紧张

基于行政级别和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后果――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尽管有些学者将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引申为“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三级结构，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分层格局。核心期刊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的分层局面更为明显，通过各种核心期刊表的确定，全国的学术期刊“以是否‘核心’被区分为两大壁垒”。在现行评价系统和研究人员投稿动机的共同作用下，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导致了期刊界的结构紧张。

现今，许多学术机构将核心期刊作为科研考核的一种标准。一家期刊是否被评为“核心期刊”，直接关系到期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份学术期刊未被评为核心期刊，则意味着刊登的论文无法得到评价系统的认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研究人员在投稿时会将非核心期刊作为自己的第二选择。优秀稿源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在现行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研究人员的个人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非核心期刊无法或很难竞争到一流的优秀稿源，选稿也成为一种吃核心期刊“剩饭”的过程。

在面临稿源困境的同时，非核心期刊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订购量的不断下滑。学术期刊的主要购买者是图书馆，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就是为图书馆订购期刊提供依据。一份学术期刊如果不是核心期刊，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众多的图书馆买家，结果导致发行收入的锐减。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来自于主办单位的拨款，但是核心期刊评定导致的非核心期刊发行量的下降，无疑剥夺了期刊争取更好的办刊条件的可能性。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宿伯杰说：“1993年，笔者所办的期刊的收稿量和订数分别比1991年陡降30％和3l％，至1996年，定数比1991年下降了52％。这与1992年《总览》的出版有立竿见影的因果关系。”一些学者也指出：“这种将学术期刊腰斩为二(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并将之与学人的利益挂钩的做法，实际上使得学术期刊界原本有序的自由竞争变得非常不公平，学术资源的分配和流向完全为所谓的核心期刊所左右”。最终在学术期刊界产生了核心期刊的“马太效应”和非核心期刊的“贫困恶性循环”，致使学术期刊被划分二元对立的“核心”与“非核心”两大阵营。

3.3　粗放式的分层结构无法胜任科研成果评价的使命

期刊编辑界、学术界除了从学理上“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认为核心期刊作为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工具是“无可奈何的功能误用”；还从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展开批驳。

基于行政级别期刊分层将“期刊只划分为国家级、省市级期刊”，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将“期刊级别只划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这种二元对立的粗放式期刊分层模式未能做到“拉开档次”，“不适宜在大范围内笼统采用，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音乐教育》平级的滑稽现象”。钱荣贵也指出：“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类‘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呢?显然也不是如此。”

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模式作为期刊评价和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较低，不能很好地胜任期刊评价与科研评价的职责、完成科研评价对学术研究进行有效导引的社会使命。

4　期刊分层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期刊分层是一种客观现象。朱克曼认为：“在科学界，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个人、团体、实验室、科研机构、大学、期刊杂志、研究领域和专业、理论、方法等等都依照威望高低划分了连续又界限明确的等级”。

“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准”，“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依据社会地位的差异，我们可以把握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由它制约的社会运行状态。期刊分层的标准是什么?现行的主流期刊分层方式――核心期刊理论，从文献密度和引文规律两大维度揭示了期刊的分层现象，它是否能够准确揭示期刊的结构特征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会产生载文和引文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更为合理地界定期刊分层、揭示期刊结构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对这一分层标准产生影响?期刊个体通过何种机制获取这些有利的影响要素，实现自身在层级结构中的流动?作为期刊分层的结果，被揭示的期刊结构能否作为期刊评价和论文评价的工具，从而使其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这些正是期刊分层研究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期刊分层，不是要现有的核心期刊理论；而是在现有的期刊评价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分层和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从学理上对学术期刊的层次结构

进行更为准确的揭示和阐释。从本质上说，期刊分层是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4.1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

期刊分层理论秉承核心期刊理论的基本逻辑前提――期刊界存在着等级差异的层次结构。对差异的承认与揭示，使核心期刊在期刊界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可能，“使得众多的学术期刊从过去那种缺乏外在评价、自我感觉良好，转向了以提高学术质量、吸引优质论文、优化学科选题、增强编辑责任为目标的追求”。期刊分层将继承发扬核心期刊的期刊评价功能，推动期刊界的有序竞争。

期刊分层继承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陆伯华认为：“核心期刊的功能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管理功能；另一是评价功能”。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叫代，作为学术界正式交流系统之一的期刊，其不可推卸的功能体现在“首先评价知识，其次传播知识”。一份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科学家的同行的评价和承认；其次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因此，期刊“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质量控制’，而不是速度”。可见，期刊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期刊分层通过对期刊结构的揭示，有利于比较论文之间的学术水平，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

布迪厄认为：“众所周知，科学仍朝着取得完全自主化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把社会审判乔装成科学审判，为特有的社会越权现象披上了科学的理性外衣。”对于期刊――这个科学交流的特殊“场域”来说，核心期刊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权从基于行政级别的“社会审判”手中夺回，初步建立了学术期刊基于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的“科学审判”机制，增强了“科学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期刊分层坚持从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利益出发，坚守期刊评价权回归学术界这一基本立场。

4.2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拓展

期刊分层研究，不仅继承核心期刊理论的优秀传统，还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完善。

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文献离散与分布定律，核心期刊的判定主要依据文献计量学的指标。因此核心期刊的确认主要是对大量的期刊文献所呈现出的数理规律的宏观描述和显示；换言之，核心期刊的划分，是从文献出发的，无关社会，所以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社会因素的干扰，呈现出文献资源的某种原生态。以《总览》为例，它所使用的指标从1992年版的3个扩展到2008年版的9个，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核心期刊’的遴选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和选取期刊的：一是期刊的载文数量；二是期刊的载文质量”。这种评价模式的前提是将期刊视为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指标所反映的实质是期刊本体的特征，各种指标的取值成为期刊本体特征的量化反映。然而，这一评价模式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社会性因素对期刊学术水平的影响。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它始终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分层以及不平等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期刊的生态和发展。因此，学术期刊中必然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核心期刊理论成为主流期刊评价模式之前，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之所以能够盛行很长一段时间，正是因为它对影响期刊学术水平的社会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而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完全抛弃了这一优点。社会分层理论在核心期刊理论中的引入，能更真实地反映学术期刊的环境和生态。由此产生的期刊分层理论能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其更贴近真实的期刊生态。

传统的“一刀切”式的期刊评价方式，不仅导致了期刊两大阵营的紧张与对立；这种粗放式的二元结构也不利于期刊评价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思想界早已对二分法在认识论中的局限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当代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认识以“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期刊的评价，理应打破二分法的限制，树立多元层次观；从粗放式的期刊分层结构突破到精细型的多元结构，以便更为真实地反映期刊的结构特征。期刊的集团性结构的呈现，有利于完善期刊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完善评价机制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根据弗鲁姆的期理论，激励的效果受三个变量影响：努力――绩效的联系，绩效――奖赏的联系，和吸引力。现行的核心期刊理论，对于处于上层和底层的期刊均无法发挥期评价的激励功能，只能对处于结构中层的期刊产生激励效果，促进他们为进入核心期刊集团而做出努力。多元分层观的期刊分层理论，有助于期刊个体进行更为准确的自身定位；有利于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不同层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方式，全面发挥期刊评价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

第6篇

论文摘要：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不能用一种教学论思想实现多种培养目标。基于认识论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论基础是探究和创新，这是认识论基础上学术本位普通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这种教学论和高等职业教育应用与实践的教学论不一样。深入研究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论有利于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分类组织教学，并实施教学改革。

一、 基于认识论的普通高等教育哲学观

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关于高等教育为何存在与发展的哲学一直存在着政治论与认识论之争。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目的，认为人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像为满足好奇去做一件好奇的事情一样，是不受价值影响的；强调政治论哲学的人，认为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政治论与认识哲学之争，渗透到高等教育目的与功能的各个方面，如高等教育的存在是为高深知识自身的原因，还是为了社会的需要；高等学校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还是培养专才；科学研究是以纯基础理论为主，还是着重应用研究；社会服务是直接服务还是间接服务等等。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这两种哲学观一直主导着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要么二者分别起作用，要么表现为二者并存、冲突、融合；就是在不同的学校，甚至是在同一学校的不同的系里，这两种哲学观的体现也不尽相同，从而使西方大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办学特色。伴随着知识产业的兴起，高等教育被视作克服国家危机的工具和社会发展的“轴心组织”。这些都使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越来越发现大学或学院已成为它们所服务社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生为了“准备生活”而进入学院和大学，学院和大学同样也被塑造成为“为准备生活”的服务性机构。但大学所固有的文化特性一直是大学发展潜在起作用的机制，高深知识的继承与发现一直是大学生命不息、世代相传的动力源泉。纽曼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洪堡主张“由科学达至修养”，弗莱克斯纳重视大学“理智”的形成，他们都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的目的以及知识为目的的大学发展的。他们都主张大学应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反对大学过分功利化，大学应当“理智”地引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他们共同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及其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思想并不是主张大学不应当关注社会，绝对游离于社会，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如纽曼也十分关心自由教育的“有用性”，他认为“理性文化”既有自由的、非职业的特点，同时也是有用的，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可以胜任许多职业。而洪堡的大学理想以及柏林大学的实践本身就是为了克服国家和民族的危机，顺应了当时德国思想界提出的“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的理想。

现代大学中知识的整体性联系被割裂，知识的实用价值得以片面强化，而知识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失落。现代大学中，知识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系科划分过于狭窄，过分强调职业教育，人人只满足于个人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正如博耶在《美国的大学教育》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大学存在着人文教育与职业至上论之间矛盾。今天，大学生们为工作而忧虑，目光短浅地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以其注重技能的训练而支配着高等学校。”过分专业化造成人的“新的片面发展”，从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经济奴隶”或“经济动物”。因此，科技越发展，人们越感到精神的空虚、情感的压抑，甚至产生了空前的人伦和道德危机。

专业教育建立在专门化知识基础之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专门化、学科的分化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其谋生做好准备。专业教育目的与发展理智的自由教育目的有明显的不同，它主要体现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普通教育到自由教育都是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的，也就是以学术为本位；而专业教育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职业服务。实际上专业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本位的。这是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野的基础。

我们对于这两种教育哲学的基本认识是把高等教育的两种不同形式，即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简单的划分。普通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基于认识论的，是相对的理性主义；高等职业教育是基于政治论的，是相对的工具主义。它们的哲学基点是学术本位和职业本位。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在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今天，普通高等教育不可能以纯粹的认识论为基础，把大学变成研究所，它必须为社会、经济、国家服务。高等职业教育也不可能以纯粹的政治论为基础，把大学办成另外一种类型的工厂，也有积极探索未知的内涵。

基于认识论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和基于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职业教育由于其培养目标不一样，其教学论也是有区别的。和“应用与实践”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论基础不同，普通高等教育教学论的基础是探究与创新。

二、 探究与创新是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本质要求

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既取决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水平，又直接受学校性质、发展方向、办学目标、内部结构、办学条件等因素的约束，是各方面对大学培养人才的总的期望和要求的综合反映。不同类型的学校因所处地位、条件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美国政府在《科学技术1982年度报告》等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就质量而言，我国的教育制度必须培养出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世界上领先的大学——有能力培养最高质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学”，这是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战略保证。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出第一流的人才来发现、发展新原理、新技术、新知识、满足国家建设与国防安全的需要，开创国家未来。这就是美国基于认识论的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总目标。

众所周知，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核心。科学的教学论对于指导教学过程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学过程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认识过程，是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的认识过程，但同时在总体上又遵循人类的一般认识过程，即间接知识的来源为直接经验，学生学得的间接经验最终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为之服务。教学过程可用下列图式表示：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虚线前后的“实践”分别表示特定阶段的教学过程之外的实践基础和实践目的，实践部分则表明学生的认识过程是以掌握理论知识为主的认识过程。办法是以理论为主体来联系实际，而不是从实践出发来学习理论“从做中学”。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相结合的过程。传统教育的一个最大缺陷应在于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管理，而忽视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教学过程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能力的过程。一定的能力建立在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知识必须转化为能力与行为；知识与能力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我们不能从传统教学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极端滑到轻知识传授、重能力培养的另一个极端。教学过程是在掌握知识同时，发展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和形成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过程。这体现了培养学生做人与做事的统一性和教学过程的方向性。其一是专业方向性；其二是对于大学生创造性、独立性的要求更高；其三是将科学研究引进教学过程。

探究教学，是现代西方科学教育变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尤其是从20世纪到50年代末兴起以来，它持久不衰，影响深远，被人们誉为是现代科学教育革新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而受到广泛的推崇。探究教学不仅是当代科学教育的重要思想观和方法论，而且还是制定科学的教育标准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正是因为探究教学的这些影响，使得它在现代西方科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科学教育的变革发展历程中，“探究教学”（lnquiry teaching）的思想由来已久,其早可见于F·培根、赫尔巴特、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认著中，近可见于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教育主张中。把探究发现作为科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倡导运用在科学教学之中，则是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他在其著作《写给德国教师的教学法指南》（1835）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探讨发现的教学法原则。随后，英国化学家、科学教育家阿姆特朗（Armstrong）也在其教育论著《科学方法的教学》（1903）中提出了要把科学探究发现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教学中的主张，并全面研究了探究发现法的目的、原则、内容和具体实施的方法。他认为所谓探究发现的教学，就是仿照科学探究发现科学的模式来实施的科学教学，这样的教学用于培养学生探究发现自然的智慧能力与科学本领。

探究教学的兴起对当代科学教育的变革发展，尤其是培养观、教学观和课程观的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值得尝试的教学观。它有三个显著的作用：一是促进了科学教育观和培养目标的革新。探究教学的最突出特点是把教学的过程视作为“探究科学”过程。人们认为，这种“探究”既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的素养。因此，倡导把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探究素养作为科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成为科学教育革新的重要着眼点。这种探究的素养不仅包括会推理、会创造性思维、会做决策、会解决问题的探究能力，而且也包括对科学及其科学过程的了解，具有科学的认识观与历史观、掌握探究科学的种种技能和方法，以及探究的意识、态度、精神与习惯。二是树立了新的科学教学观和教学方法论。探究的教学观认为，科学的教学实质上是探求认识“科学真理”的过程。因此，鼓励和指导学生探究性的学习应是科学教育的中心任务。探究教学观的确立，促进了科学教学方法论的发展。倡导科学的教学不仅要坚持用探究的方法教、而且要教探究的方法，并鼓励教师成为探究教学规律的研究者。三是促进了探究性科学的兴起。其影响侧重在两大方面：一是促进了普通科学课程提高“探究性”，尤其是课程学习组织的设疑性与探讨性，并把坚持学习中的探究和探究中的学习作为提高课程探究性的重要措施。二是促进了专门化探究课程的发展；这种专门化的课程不仅注重把有实际意义的科学问题作为探究学习的课题，而且注重按照探究的特征和程序来编写知识体系、设计探究学习的活动。促进了科学课程对培养探究技能和探究理解力的重视。

探究教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科学教育课程的变革发展趋向，带来了科学课程发展的新特点：其一，从主要以培养认知能力为主的科学课程转向于以重视培养创新意识和探究建构能力的科学课程。其意图就是期望达到培养创新意识的探究素养的目的。其二，从主要以强化学术性探究的科学课程转向于注重科学、人文、社会相联系、重视实际应用价值教育的科学课程。通过参与实际的探究活动学会探究科学的方法，逐步树立起科学的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

创新能力是以扎实的基础理论、宽厚的专业知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为基础形成的，是探究教学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人类对原有认识局限的一种突破与进步，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新的认识或新的总结。创新不是异想天开，它是扎实的理论知识、宽厚的专业知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指导下的一种突破性的思想意识与能力。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例子。当袁隆平院士还是一名农业专科学校的教师时，就开始研究杂交水稻。袁隆平院士认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这一经典理论，没有经过普遍试验，缺乏实验依据。在这一信念支配下，经过多年的试验，终于筛选、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袁隆平院士以不迷信经典理论、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将研究成果推广到社会，为国内、外所承认，成为誉满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所以说，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基础。反过来，创新亦是在前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基础与实际经验之上产生的，从而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这就是高校学生学习与继承前人的知识、经验、技能仍然不可少的。前人的知识、经验、技能是后人创新的基础。

普通高等教育以认识论为基础，学术本位是其本质。培养的是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客观上要求其教学论必须以“探究和创新”为基础。“探究和创新”的基础是思考，探究离不开思考，创新必须在思考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探究与创新”的教学过程是“学中思、思中学”的过程。

三、 探究与创新教学论的实施方法

追求高深学问，以学术为主，必须要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究的基础上创新。高深学问不探究、不创新就会枯竭，失去高深学问的内涵。这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

“探究和创新”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论在指导教学工作时应注意如下问题：一是重新审视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从根本上建立起探究和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教学计划的制订，应按“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素质”的原则。强调教学计划能反映出“通识”教育，实现“通才”或“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同样意味着淡化专业教学，强化基础教学，强化综合性教学。二是新教材的编写内容力求反映当代该学科的最新进展、发展方向和前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学习激情及创新欲。三是根据不同的课程性质采取不同的教授方法。对基础课教学阶段以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继承前人知识、经验为主，其作用为今后深造、应用知识、创造知识及接受终身教育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对专业课教学宜采取以专业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的形式来开展探究教学，请学有专长的教授、专家、学者专题介绍某一专业或相邻几个专业的最新理论技术及前沿的学术研究动态，实际应用状况及发展中将面临的一些理论与实际问题。这阶段的学习，学生可以选择与自己毕业论文（设计）相关联的专业学术报告去深化、探究、培养与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讨论、理解，把握这门学科的要点，既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利于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激发起学生探究和创新的潜力。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3][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梁志.论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J].高等教育研究，1996,(5).

[5]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6]杨广云.大学教学论体系的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1997,(5).

第7篇

关键词：多元化教育；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

一、我国目前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断努力地实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一体化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法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理论。建设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中国法学教育事业虽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严重缺乏法律人才这一局面。但是目前大多数的法律院校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均不能够完全很好地适应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未来，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来看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大量地增加。然而，目前我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一方面一些人仅仅有着单一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运用到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对于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严重缺失状态，应用复合型法律复合型人才表现在素质、能力、层次上，随着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等等的发展，对于专业型技术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而供给的高素质人才却供不应求。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更专业化，更多元化的人才有待于培养，也有待于投入到市场中去。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缘由与意义何在

（一）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久以来，我国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基本上沿袭的是前苏联所谓的“对口教育”，“专才教育”模式。[1]但这种传统的苏联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课程体系梯度设置的不合理性，专业课的设置过多，教学方法落后，学生实务的操作能力明显欠缺，培养目标的单一匮乏性，考试模式固定呆板，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新思维的开发与培养，严重缺乏创新性，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就已经兴起了以科技教育、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的一种探索性教育模式，后被人们称之为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2]新时期，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强烈需求这一社会现象，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实施正是为了应对社会出现的这一现象。目的在于要切实提高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也响应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旨在通过各高校对法学学生的切实有效，具有较高强度针对性地教育培养中，逐步造就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这类人才的高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与进步。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是法治社会下的必然要求

依法办事是社会主义法治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当中，只有严格地遵循法制规范，才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然而，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各种类型的新型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是法学教育与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多元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一方面精通法律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熟悉不同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从而将两者熟练的相结合并运用，最终解决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纠纷，这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最佳标准。[3]

三、国外多元化教育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模式范本。

（一）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按照适当比例做出安排

美国本科法学教育基本上大致涵盖了一名合格律师所应具备的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个方面。其中，以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自主的选择选修课来弥补自己认为的知识有所欠缺之处，从而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阅历和思维方式。

（二）着重培训法律实务应用技巧能力

英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分为“职业适合性阶段”和“基础法学阶段”。首先主要向学生开设基本法律的内容，使学生具备一名法律从业者的学术知识。进而法学院与律师学院或其它法律实践技能培训中心联合开设法律技术训练课程。另外开设课程专门提供一些更为传统的写作技巧，英国高校十分重视将理论学术基础知识与法律实务技巧应用相结合。

（三）建设双学士学位制

澳大利亚在进行法学本科的教育培训的同时也注重对其他相应学科的培训，学生在本科学习的时间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去选择两项不同的专业去学习，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即可获得法律和其他一个专业的双学士学位。

四、如何不断完善多元化教育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建设

（一）完善实践教学的改革，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有效地相结合，相互补充。

“必须课+选修课”，法学课程目前大致包括法理学、经济法学、法制史、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中的许多细微之处虽然也会涉猎到法学领域，但这些细微的领域却并没有被包含于现有的法学学科当中。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地把握每一个不同的细节知识，在面对各种新型的复杂问题的时候，才能得以很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生活中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作为一名应用复合型性法律人才，他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缜密的心思，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作为一名法律人应有的真正价值意义所在。

（二）切实实行“行业导师+实务导师”的双重培训方法。[4]

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中，高等院校应当将校内导师的教育和校外导师的引导相结合，方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在引进通过社会人士带动学习和帮助提高法律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初衷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水平，提高自己的业务效率。首先引入一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的法学界法官、公检机关的检察官以及优秀的律师，让这些人员深入校园，深入教学实践课堂，充实师资队伍，快速帮助法学专业的同学提高能力。其次，具有法律和实务经验的人才将大量地加入法学师资。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例如定期考核评教来督促和提高这些师资的实际教学能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出国进修等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最后，将专家带入课堂，专家致力于最前沿的法律研究，同时也有必要将优秀的法学观念带入到基础教学中去，在初期培养人才的时候就将观念注入新一代的法学学生的理念中，优秀的学者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国内，更应吸收和采纳更多优秀的外籍专家，明确专家的职责，实现专业化教学和实践化教学相结合，通过各种各样的多方位的培训来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为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增加亮点！

（三）鼓励倡导学生获取双学士学位

在主修法学专业课的同时，通过辅修第二学历，学生能够掌握两门不同的专业知识，从而达到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基本标准。在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后，将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能够更熟练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法律实务问题。积极鼓励同学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广泛的互相结合，综合运用，从而在不断形成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也注重了对自身逻辑思维的有效训练，广泛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快速的发展变化，真正成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

（四）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5]

为了强化学生法律技能和综合性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各高校在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设置模拟法庭、专业研讨课、法律诊所、课外研学、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校内实践教学相关的环节。同时，应当积极组织和鼓励同学们参与法院开庭审理、模拟法庭和辩论竞赛、法律援助、普法活动等丰富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切实努力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的紧密联系，进而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新机制。（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2]徐维祥.《创建一体化双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载《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7期.

[3]刘莉.《多科型大学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实训模式探究》，2013年.

第8篇

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末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人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究"天人之际"

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社会学对人的"生物性"的界定，和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人的"生理"、"生命"、"生物"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作为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医学，它们是把人的所谓"生物性"，也就是和其他生物可比较的生命的物质形态方面，单独划分出来，孤立地看，称之为"生物性"。并以此为对象，运用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进行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同时忽略了其他"非生物"方面--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的属性。比如，他们在解剖一个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的时候，只考虑其"生理"、"生物"的意义，而不考虑这个人究竟是一个农民还是军人还是知识分子，这些"社会"角色在医学、生物学上"没有意义"。这种"分析"、"分解"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一般西方自然科学通行的方式。但在社会学中，我们所说的人的"生物性"，并不是这种单划出来的一个孤立的、独特的范畴，不是一个和所谓"社会性"互相隔离的属性，相反，社会学中"人"的"生物性"，应当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概念，是和人的"社会性"融为一体的，二者是互相兼容、包容的。确切地说，这种社会学把"社会"本身，视为广义的"自然"(包括"生物")的一部分，"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是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的。社会和自然，不是两个"二分"(duality)的概念，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范畴，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而已。这种理念，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天"的概念。"天"不是像西方的"上帝"那样超越于人间万物之上的独自存在的东西，"天"和"人"是统一的，息息相关的，人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在"天"的基本原则之中，人不能彻底摆脱、超越这个"天"的，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时，天也随着人的行为而不断做出各种反应，故有所谓"天道酬勤"、"天怨人怒"之说。社会学中"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很像这种理念，我们首先把"人"置于"自然"这个大的背景中来看，"人"和"自然"是合一的，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社会"，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和"自然"合一的。我们今天用"合一"这个词，就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不能分开的。尽管人们通常在语言中、在概念上把它们分开处理，但这只不过是常规思维中为了认识和解释方便而采用的一种"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方式，而我们从学术角度，不把"自然"和"人类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视为统一的，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原则，也就是自然的原则；同样，自然的原则(如古人说的"天道")，也是人类社会的原则......这种观念，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摆正人和人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即中国传统上所谓"一而二，二而一"的意思。一可以分为二，而二还是包含在一之内。

我们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同样地，所谓"社会"、"人文"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造出来的一个第二环境，但"人文"只能建立在自然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人文"的活动，只是在很多方面利用自然，利用自然特性，顺着自然内在的规律，适应它的要求，为人所用，而不能真正改变这些规律和原则，也不可能和"自然"法则对抗，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基本规律。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今天中国社会学应该继承这种传统，从自然存在和演化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最基本的定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人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I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努力中，曾经在短时间内大量借鉴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这种借鉴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粗糙和不协调之处，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实践中，后来大量出现的豪迈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改造山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强烈的冲动，一反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互相依存、通融、欣赏的态度，把自然视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在社会学领域，则不太习惯于把人、社会、自然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来看待，而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完整的领域，忽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包容关系。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这种态度，具有某种"伦理"的含义，决定着我们"人"如何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我们"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格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把我们人和人之外的世界，视为一种对立的、分庭抗礼的、"零和"的关系?还是一种协调的、互相拥有的、连续的、顺应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回答，反映出人类不同文化、文明中世界观深刻的差异。

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是基于东亚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那么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强调协调、共处、"和为贵"的哲学基础，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立场。

二、精神世界

"人类社会"是广义的"自然"的一部分，但人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一部分。在很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视为已知的自然演化的最高的成就。当然，这仅仅是我们作为人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的感知方式和能力、我们自身的存在形式本身、我们在时空方面的有限性等等，就是我们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在这种局限性之内讨论所有的问题，至于在我的感知能力之外，这个宇宙(天)还有哪些存在形式和属性(比如人们想象的多维空间、能量化的生命等等以及想象之外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判断了。但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我们看到人是具有特殊性的、是明显不同于周围世界的。这就是我过去说过的，我们想象，假如有来自外层空间的其他的生物，他们到地球上，看到地球上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把"人"这种生物和地球上的其他东西分开。人的特殊性，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社会学并不仅仅研究人的特殊的一面，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一般相同的方面。在社会学眼中，认识"人"的特殊性，不是要局限于这种"特殊"，而是要更全面地认识人的属性。

"人"特殊性何在?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凭什么?这木身就是一个长期争论、没有共识的问题。像这类关于"人"的各种最基本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最基本假设，往往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和世界观的基石，构成一种文明的基础，因此也往往成为人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有时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思想流派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作为具有科学理性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学，通常认同于一种科学理性的解释:人是有生命的，在自然中首先属于"生物"，这就不同于"非生物"的世界,而在"生物"中，人最重要的特殊性，我认为，就是人有一种"精神世界"，这是其他生物可能没有的，至少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还没有确切发现。

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笼统地说成"人的一种意识能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远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这种探索，但这种探索，与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我们鼓励社会学者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把一定的精力投放到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中，这是我们社会学的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相对薄弱的方面。社会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当然不是像哲学、神学、精神病学等等学科的研究视角，而应该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目前，社会学界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基于什么方法论和方法研究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基本的规范，但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也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还原论式的解释方式，看似一种圆满的"解释"，实际上往往恰恰忽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忽视了"精神世界"--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存在物--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地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当然，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

三、文化与"不朽"

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自然地引出人的群体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关于人的文化性和历史性，我们经常讨论，但至今缺乏的是结合实际研究的具体的阐释。在"常人思维"中，"文化"和"历史"似乎纯粹是"社会"的东西，和"自然"、"生物"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社会学学术上，文化性和历史性，是与人的生物性密切相关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刚出生的一瞬间，是只有一般的"生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的，但就从此时此刻开始，就和妈妈在一起，从个体的人，变成了"群体"的人，开始交流和互动，加入了"人类社会"的生活，也就变成了"社会"的人，具备了社会性。所以我们说从一出生，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就包含了社会性和生物性。

社会中的人，尽管都是已经具有社会性、生物性的双重人。个体生命的开始时，在母胎里成熟过程中和妈妈还是二而为一的，直到分娩，才告一段落，一分为二，结束母子在生物性上难分难解的状态，分别获得社会性的两个人。但各自的生物性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基本、最明显的，就是生老病死，这种生物性的因素，你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所以我们说人有"社会性"，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生物性"了，社会性和生物性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相兼容、互相结合的，这就是"人"和"自然"(天)的同一性的一个方面。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人是要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群体可以超越了个体的局限。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生同时死;不同的人的生与死，是有时间差的，生不同时，死不同刻，而不同时间生死的人；不同代际的人，有共处的时间，在共处的这段时间里，每个人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现、发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传递，可以变成别人的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一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逝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她)的生命结束而消失，它们会传递给别人，传递给继续活着的人，别人再传递给别人，可以传给很多人，这样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分散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同时，由于各种信息载体(石刻、竹简、书本、磁带、光盘等)的存在，人们可以把知识记录下来，储存起来，几十年，几百年，留给后来人，这样，即使一个社会真的消失了，一个文化中断了，但后来其他社会的、其他文明的活着的人还可以从那些很久以前死去的人学习各种知识--人和人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进行交流和学习，分享知识和经验。

文化传承中，有很多这种跨越时间空间继承的例子。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说"西方文化来自古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尽管古希腊罗马本来就属于欧洲，但他们的很多文化成就，并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生物性的后人直接传到近代欧洲的，而是通过阿拉伯人"转手"的，因为在中世纪，欧洲本身的很多古典文化的东西中断了，而这些东西保存在阿拉伯人那里，后来"文艺复兴"，欧洲人不是从自己的前辈手里，而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又"取回"了很多古希腊罗马人创造的知识。又比如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本来已经消失很多个世纪，仅有少数考古学家能阅读其文字，但19世纪末，犹太人要重新建国的时候，这些学者通过首先教自己家里人说，再跟朋友圈子说，越来越扩大，经过几十年，居然把这种已经"死去"的语言恢复过来，到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被定为"国语"。中国历史上这类例子也很多，中国春秋战国的很多东西，被秦始皇毁坏了很多，汉朝时通过仅存的一些儒生和残存的旧竹简，把儒家的东西恢复过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历史上中原战乱时期，中原文化的很多东西，传播到其他地区，比如江南、朝鲜、日本等，保存下来，而它们在中原反而消失了，后来中原人又从这些地方把这些古代的文化成果学回来。中国人也为其他文明保存过很多重要的历史知识。比如印度是一个不太注重编年史的文明，今天国际上研究印度历史，很多要从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玄奘当时的游记中获得资料。目前中国周边的国家的历史，也有许多因记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而得到保存。

社会和文化可以使人"不朽"。像唐朝的诗人李白，他作为一个人，他的生物性决定了他必然会逝去，但他的诗作，连同他的诗词的风格，都保存在各种文献中。李白这个人，是一个具有有限生命的"人"，而他的诗和诗的风格，则是"文化"，"人"是会消失的，但"文化"保留下来了，社会长存，文化不死，创造文化的人也就"不朽"了。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能保留，还能传递，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统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李白的诗作，经过几百年、一千年后，还能重新影响、塑造出别的诗人，他们可能接近李白，可能超过李白......。文化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人"接通"了，可以共享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文化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生死和时空的障碍，能够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文化的传递，必然是一种历史过程，所有文化都必须是积累的，没有积累，没有超越生死、时空的这种积累，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生活在其中，接受这些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更进一步说，文化的传承，也同样包含了"社会"的传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随文化传承的;社会结构，同样是伴随文化传承下来的，一个社会基本的结构，夫妻、父母、社区结构，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先人传下来的，是晚辈向长辈、后人向前人学来的。学习、继承中不断有修正和创新，但只有在继承中才可能有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比如，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也不是从美国建国时突然开始的，而是从欧洲移植过去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结构，实际上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主导建立的，他们不管什么身份--是反叛者也好、流亡者也好、淘金者也好、梦想家也好--其基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知识技能等，还是在欧洲社会结构中造就的。他们在最早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也只能基于欧洲的社会文化传统，他们可能属于当时欧洲的"非主流"，反对当时欧洲的主流，但它们的"非主流"，仍然是"欧洲"的非主流，是一种文明中不同的分支，所以它们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和变体。同样，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是和过去的社会有密切相关的。建国时期几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都是从此前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迸去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也是中国文明演进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建国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跟过去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积累过程是不间断的、永恒的、全方位的。

四、"只能意会"

在社会学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的领域，有待我们去进行探索。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中各种"交流"的部分，始终是社会学没有说清楚的领域。比如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人们之间的很多意念，不能用逻辑和语言说清楚，总是表现为一种"言外之意"，这些"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典型的表现，就是知心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同一个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就自然理解、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同样，在亲情之间，特别是在母亲和不懂事的小孩之间，也集中体现这种"不言而喻"，很多小孩子太小，有许多感受不会用语言表达，但妈妈凭感觉就明白这种"意会"，就是人和人交往的一种重要的状态，实际上常常是决定性的状态，它自然应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关注点。

在群体中，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在社会各种圈子中，人们不仅总是运用这些"意在言外"的规则进行交流、调控和协商，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着这种"不言而喻"的默契的规则。实际上，只要是有两个人以上人的地方，相处有一段时间后，就会不断地生成这种默契，同时也不断地修正、更新这种"意会"的内涵，它成为人类的一种不自觉的、但又连续不断乐此不疲的工作，几乎任何群体在任何一个场景下，都会造成一些临时的或持久性的"意会"的规则:几个住在一起的同学，很快就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圈子的共同语言，这是不用故意去设计、安排的;同事之间在一个会议上，就可能形成临时的"意会圈子"，散会了就不再存在了;两个人一次不长的谈话，实际上也是在动态的互动中一边"试错"一边制造一种默契的过程......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界实际上一直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但多年来并没有集中力量探索，也就难有突破性的成就，很多东西还是一种描述性的解释。在这种"意会"的人际交往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反过来说，如果不突破这一点，社会学不管是作为一种应用性的专业，还是一种人文修养的学科，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憾。

这种对人际关系中"意会"的研究，并不是沙龙里、书斋里、象牙塔里的话题，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论层次的探索，它本身就涉及现实中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在我国过去二十多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一方面，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区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高速、良性发展，实际上很多方面已经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说初步实现了中国人儿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的梦想。可是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上述发达地区，有些区域，社会的深层结构还完全停滞在20、30年前的水平，没有实现社会的基本层面的变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社会学界，不仅只是简单地从制度层面、意识形态方面、资金技术方面、地理位置方面来研究，而且仅关注其社会性的一面。比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比如制度、法律、规章、官方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同处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下，很多表面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一样的，但这些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发展的效果却很不相同。通过深度的"参与观察"的研究就会发现，这里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部分，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这部分东西，实际上常常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要真正有效地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比如西部开发、东北国企改造等，就必须解决这种"意会"领域的问题，否则，仅仅在那些公开说明的、表面的"体制"、"法律"、"规章"上作文章，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

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人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在地方社会中，越是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者关注。在研究不同的地区发展的差异时，这种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正是我们揭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钥匙。

文化的"意会"方面的实际意义，不仅限于区域发展研究，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引进外资、企业改造、基层组织、民族关系、都市文化、社区建设等，都涉及这方面的知识。我国当前大量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积累，已经为这方面的探索准备了相当的条件，社会学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在理论和应用上获得了些真正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意会"的研究，其实就是把社会学中最基础、最一般的概念--"社会关系"--的研究向深一层推进。学术上，其实并不是说总要一味去搞那些新奇的、超前的概念，很多非常平常、非"常常见的概念，恰恰需要不断深入探讨，也往往是我们新的学术思想的最好的切入点和生长点。"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最常用的概念，已经被无数人大量论述和阐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人们熟知的基础性的概念，仍然有无限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五、"讲不清楚的我"

如果要不断深化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除了"意会"之外，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从社会关系的"两端"--人--的角度来探讨。当然，我们不必再重复社会学已有的成果，不必一般地从旁观者的视角探讨"人"这个概念，而是要从"主体"(subjective)的、第一人称的角度理解"人"，也就是研究"我"这个概念。

从"我"的角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我"，实际上都分为好几个"我"，生物的"我"、社会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隐藏的"我"、说不清楚的"我"......但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分析意义上的不同层次的"我"，而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方面的"我"。从理论上说，最普通、一般的"我"的感受应该是生物的"我"，但这是人们自己几乎不可能感知到的一个"我"，因为只有刚出生的时候的我，是纯粹"生物"的，但那时候，人根本不能感知自己，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个"生物的我"。一般来说，人在某些极端情境下，丧失了后天文化赋予的各种感觉，回归到接近最基本的生命本能状态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接近纯粹生物的"我"的状态，比如在极度恐惧中凭本能逃生、极端痛苦已经丧失其他感觉、极度兴奋忘乎所以等等，但在社会文化中长大的人，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也很难完全摆脱"文化"背景，很难成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的"我"。另一种接近的情况，就是丧失正常的意识，只有生命本能反应，像睡觉的时候，喝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即使睡着的时候，梦里也有文化，那是梦中之"我"，和醒时的"我"不同而已;喝醉的"我"也不是纯生物的，喝醉的时候，也是有一种独特文化的，不过和平时不同而已。另外在这些特殊的情形下，不管怎样，问题是我们自己几乎无法正常"感受"自己。

在诸多"我"中，有些"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公开说清楚的，但这部分"我"很有限，每个人都有很大一部分"我"，只在心里，讲不出来，这部分"我"实际上是"公众"之外的"我"。这部分"讲不出来的我"，常常是自己也不知道的，自己日常的生活、工作、举止言谈、社会交往等等，受这个"我"支配，但自己也不清楚，这就涉及到上面说到的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意会"，这种"意会"的主体，有时其实就是这个"讲不出来的我"。比如，我们读古诗词，感到美妙的意境，仿佛跨越千百年的历史，和古人共享那种悠然的感受，这种感受，往往是"难以言传"的，而对于一个具有这种诗词文化修养的人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种"意境"究竟是"谁"在感受呢?似乎不是平时吃饭睡觉的那个"我"，不是求职简历上那个能够一条条写清楚讲明白的那个书面中的"我"，也不是平时同事中、朋友中、街坊邻居中那个包括具体长相、性格、技能、爱好的"张三李四"的我。在"意在言外"的交流中，不是这些具体的、可描述的"我"在活动，而是一个不那么清晰的"我"在主导。因为那些可以描述出来的我，都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定义的，当我们无法确切定义一种"不言而喻"的微妙"关系"的时候，也很难清晰明确地定义这个"意会"的主体--"我"。有趣的是，这个不断体会着各种"意在言外"感觉的隐含的"我"，也是一种只能"意会"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意会"别人，却不一定总能够"意会"我们自己，常常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些"不言而喻"的东西的，一些都是随着习惯自然而然做的，很难说清楚，别人说出来，自己还经常不承认。

应该说明，这个"讲不出来的我"，并不是"不想讲出的我"，这两个"我"不是一回事。有时我们自己反思(reflex)自己的时候，要面对一种"我"，这是自己看自己的"我"，是自己知道的"我"，它和"讲不出来的我"有相近之处，在社会公众看来，好像是一样的，都是在你内心里隐藏的东西，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完全不一样。反思的"我"，是自己能说清楚的，能看得见的，只是故意隐藏在心里，不公开说出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我"，比"讲不清楚的我"要简单得多，它是一种明确的知识，是可以界定、描述和解释的。当然，这种不愿意讲出来的我，有时也通过"意会"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谁在表达呢?这个表达的主体呢?又是我们谈的这个"只能意会"的"我"。

决定人的行为的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我。那种"讲不出来的我"，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实际上很多人是能够通过"直觉"感觉到的，这种"直觉"，现在好像还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也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否定，但有些类似直觉的东西，又不能完全否认，像诗里边往往就是这一类感受，就是通过一种"意会"的方式，表达了"意会"的那个"我"。古今中外的很多诗人，有时候就好像是直接把这类感受表达出来。你读诗，实际上是在读诗人，你永远感觉这些诗是言末尽意，意在言外，这就是在感受诗人的那个"讲不出来的我"。而其他很多艺术--绘画、音乐等--也常常反映人的这部分"我"。

对"讲不出来"的"我"的研究，也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对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意会"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面临的又一个挑战。艺术、文学、电影等，只是利用和表达这部分存在，不是从学理上研究和探索。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社会学作为一种以逻辑因果和系统分析见长的学科，是有条件也有责任对这方面进行探讨的。不管是从工具性的应用角度来说，还是从人文教育的角度来说，社会学在这方面应该实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人类知识探索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各种"我"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我"，那就是"被忽略掉的我"和"被否定掉的我"。古人常常说"忘我"，"去私"，这是一种把"我"这个东西否定掉的倾向，这究竟是什么含义?这里的"我"、"私"究竟指什么?是自己的生命?欲望?自我意识?物质财富?去除"我"，那么还剩下什么?如果"我"被否定，什么是这种行动的"主体"呢?......今天的人基于今天的这一套概念，会提出一系列的发问。"忽略我"、"否定我"事实上也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它反映出中国人文价值中隐含一种深层的张力，但这种境界，不是虚构的道德说教的寓言故事中的题材，而是历史上史不绝书的很多真人真事的反映。从古至今，确实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这种境界，也有很多"高人"自我修炼达到这个高度，当然还有很多"奇人"因为投身或痴迷于某种事物，进入这种状态。不管怎么说，在古典价值体系中，"忘我"和"去私"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只有个人修养到极高的阶段才能达到。事实上，这种价值观，不仅仅是古代的事情，其实，就在不远的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把这种价值推到一种难以置信的极端的程度，"私"这个字成了最大的邪恶，"自我"这个词都变成了"准贬义词"，整个社会完全笼罩在一种彻底极端的"忘我"、"去私"的话语中......这是刚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不久的事情，我们都亲身经历的，这种20世纪发生的极端"去私"的强烈冲动，反映出中国文化中这种"否定了的我"的巨大力量。这种被人为否定的我，和"讲不清的我"、"不讲出来的我"一样，同样是我们社会学可以深人研究的课题。

六、将"心"比"心"

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对于"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既不是西方的"主观"、"客观"二分的体系，也不完全如中根千枝先生所概括的日本文化的"纵向"特征;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探索中，对于"我"的关注，自然地就继续向"内"的方向深入，也就引出比"我"更接近"内"的概念--"心"这个范畴。

古人可能是由于缺乏生理知识，错把"心脏"当成了人们思想的器官，所以总是把本来描写"心脏"的这个"心"字，和人的思想、意愿等联系起来，并以这个"心"字为核心，构建了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但古人这种生理学知识上的错误，并不妨碍这个思想体系的重大文化价值，因为不管人类是不是真的用"心脏"来思考，这个"心"的概念，已经被抽象化，脱离了一个具体内脏器官的含义(今天你可以说它就是指"人脑")，而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次上。它己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概念，而不再是一个生理学名词。

在古典人文思想中，"心"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一个核心概念，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它的内涵十分广泛，包括思想、意识、态度、情感、意愿、信念等等，但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就是它常常倾向和暗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就是说当人们谈到"心"的时候，总是自然产生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好像一种"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陈述习惯中，"将心比心"的说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方面的一种特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论之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

"心"的概念，以其独特的思考维度，也成为阐释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比如"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用"心"来陈述人际关系，着眼点不在这些"关系"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上，而是在于当事者的"态度"，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的态度，是"态度"决定"关系":是诚恳还是奸诈?是开朗还是诡秘?是坦荡还是猥琐?是认真还是敷衍?......这种以"态度"为重点的人际关系理念，不是抽象思辨推导的结果，而是千百年社会实践的总结，是自有其内在的宝贵价值的，很值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加以关注和研究。同时，这种理念还有深刻的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支持着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的。

"心"的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含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的含义。抽象的、认识论上的"心"的概念，基于自己生命最重要器官"心脏"，它同时也自然地代表着"做人"、"为人"方面最生死攸关的、最需要珍重的东西。当你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已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应该是"诚"、"正"、"仁"、"爱"、"恕"等，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这种"内"、"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真诚、共存、协调、和睦、温和、宽厚、利他、建设性等等，是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的关系。"心"的主观性和它的道德性，包含着对认知主体的--"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erisation或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的"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探讨古人谈了几千年的这个"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并不能简单地翻译成"思想"、"智力"等现代通行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陆象山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究竟是在说什么?它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什么启示?中国社会学现在还没有特别讲这个"心"，但是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不讲这个"心"是肯定不行的。"心"作为古人认识"自我"和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基础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日常口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它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代代相传，构成亿万人民的思想观念基础，又反过来在不断构建和塑造着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心"这个概念，不仅仅为中国文化所独有。就我们现在所知，世界上其他文明中，也有把"心脏"当作人类思想意识中心的观念，也因此以"心"为"中心"发展出一种抽象的"心"的概念体系，并把它放在"人"和"社会"的一个很核心的位置。比如在西方文化申，"心"这个概念本来也是源于对人生理器官"心脏"的指称，但其引申含义，已经超过原来生理上的"心脏"这个含义，至今在很多西方日常语言中，"心"(Heart，Herz，等)仍然是指一个人的"真诚的意愿"、"真实的自我"、"重要的记，辽"等，它一直是描述"自我"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词语，这个"心"的本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和中国"心"的概念有很大的相似。

七、方法论与古代文明

像其他各学科一样，社会学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方法论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当前主流社会学基本上沿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当然，广义的科学，是包括所有系统知识体系的，但目前社会学方法论中的"科学"，主要是指借鉴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假设检验和统计等基本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作为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成熟，未来也将长期作为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某些新的论题和领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方法论和方法的再探索。在运用社会学来研究"我"、"心"这类概念的时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如何奏效?这就要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也可能需要借鉴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而在引人新研究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莱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人文明、非洲文明等等，都包含着人类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尽管这些文明今天在外在形式上不一定都那么"强盛"，但文化和智慧的价值，是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军事实力为标准衡量的。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我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容纳百川的文化长河，我们对外界的吸收，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方向的成果。比如，在研究"精神"、"我"、"心"等问题的时候，很多宗教文化中的对于虔诚、内省、忏悔、默想(meditation)等概念的探讨就很值得关注。像佛教中大量的关于心、性、戒、定、智慧的探索，历时两千年，后来成为中国"理学"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发展出禅宗等中国本土流派，很多东西是相当成熟和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社会学新领域的开拓，可能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古代诸子百家、儒家道家的东西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知识之一，不能忽视，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理学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学者的思辨的结果，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它的所有概念，所有内在的逻辑，实际上都是紧扣社会现实中中国人与人关系的要义--地位、名分、权利等等，它是中国古代现实政治、社会文化运作的经验总结和指导方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是直接决定着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就是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

理学的东西，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心智，具有很大的价值，很有认真整理和分析的必要，但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的思路，和今天社会学思想方法、思路、范畴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实际就是所谓"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来源。这种"翻译"，就迫使你真正用心，彻底理解;你不吃透它们的含义，你是翻译不出来的;同时，翻译也是创造新概念的过程，通过研究这些传统文化的概念，我们有可能融会古今，结合今天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一些基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的范畴和概念，中国社会学一直没有特别刻意地去探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制约。这些概念，不太容易运用现代主流的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某种意义上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算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目前的实证主义思路，不太容易真正进入这些领域，进去了，也可能深入不下去，有很多根本性的障碍。比如科学方法的前提，就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东西，是要有经验性(empirical)的基础，要有一种客观性的立场，首先是要能够把研究对象"客观化"，这些要求，在对"心"等概念的研究中，往往很难。句话说，今天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无法和古人进行跨越时间和历史的"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meansofcommunication)。

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也不排除吸收借鉴一些其他的方法和思路。就拿理学中所隐含的方法论来说，就可能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某些充实和帮助。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今天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大多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这一套认识方法，已经变成一套理念，变成一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确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古代中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套东西如何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和人口(实际上差不多一直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杂的政治经济实体)长期的统一和稳定?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官僚系统，都是由这一套认识论和思维方式"武装头脑"的，它确实以相对很少很节约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复杂的社会治理。因为它的很多东西，是顺着人的自然感觉走的，是顺应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文化习俗中生长出来、提炼出来、又提升到"圣贤"的高度，所以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上通下达、一贯到底，它有一种和中国社会现实天生的"气脉相通"的东西。

传统中的这些方法论因素，也许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学的诸多"前沿"之一，进行一些探索。一方面，我们做到真正"领悟"古人"格物致知、诚心正义"的认知方法，明白它的真谛，另一方面，吸收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潮流，不拘泥于是否时髦、流行，而是注重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吸收。比如，在西方社会学田野调查中就出现了基于神学中"解释"(Hermeneutic)、马克斯·韦伯的"理解"("verstehen)"现象学"(phenomenology)等学术传统而发展出来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方法论思潮，就是一种侧重调查者和被调查这两方面主体意识的调查方法的探索，与一般科学实证的方法论有所区别，这方面的内容，在一些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田野笔记中，早已经有所体现。这些东西，似乎与我们的"将心比心"、"心心相印"的理念有某些相通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第9篇

1． 什么是儒学？

什么是儒学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元学问题，如果从逻辑的标准来看，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由儒学本身（历史、价值、标准、方法等）来回答的，但问题是，可以作为儒学的元学的只有哲学或宗教学，但是它们仍然回答不了什么是儒学这样的问题，因为儒学自身就具有哲学或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性质，这正是为什么把儒学简单地划定为宗教或哲学总是引来更复杂的爭论的原因，只要你这样做出一个定义，你就面临着对你所做出的定义和对你做出定义的标准的双重质疑，比如，你将儒学定义为宗教，你就面临着什么是宗教的定义问题，这样每一个定义都由被定义缠绕，以至纷爭无定，这正是为什么无法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和方法对儒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做出今人满意回答的根本原因。

只有把儒学看成是它自己的元学，我们才有可能阐释儒学。儒学在学术性质上是阐释性的，即社会性地去解释历史，历史性地去理解社会和人，孔子述而不作的史学方法就是儒学冶史的规臬。又如“十翼” 对易经古经的阐释就是一个光煇范例，没有古经，不会有十翼，但没有十翼，也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周易，正是在对自己的阐释中周易成为了自己的元学。儒学阐释历史、社会和人，也成就了自己，因此今天儒学怎样阐释自身，就成为了现代儒学的主旨，这实际上是今天儒学自身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对自身的阐释，儒学才能实现自己的现代价值，但是儒学对自身的阐释不等同于对它自己的即有内容或历史的重新发掘和组织，而是要对自身的现代存在做出阐释性的表达，儒学不会也不能在学术的意义上直接阐释自己，这是儒学的本质，它是因之而不死，也将因之而生，它只能在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存在性阐释中成为自己，这才真正是现代儒学的精神。现代社会已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传统意义的儒学已成为了历史，儒学不会在历史的骨灰中复活，传遍统社会的死亡并不等于儒学的死亡，相反，儒学的中国灵魂将因此而获得重生，我们能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寻觅到它的幽灵，在当代学术思想中捕获它的投影，现代儒学只有在对现代社会的阐释中才能阐释自己，成为自己。

一个最适用的例子就是社会学［1］，社会学是西方学术科学在自己的性质和方法上最难胜任的一门学科，这并不是说，西方传统的学术无法为这门学科提供可用的观点和方法，而是说，社会学的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是社会学仅仅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自身难以胜任的，人类、社会、和文化（广义）是同一个存在的三个侧面，但无论是人类学或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都无法成为对这种存在的全而说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大体能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在它们之内或之下的诸多的具有一定的具体性的社会科学内容，如古人类学或宗教社会学等等，但没有一门广义的文化学或文明学，因为文化或文明的具体对象即是它们的自身，就是说它们只是自己的元学，这在西方传统的学术框架内是无法处理的，因此它们只能以这种元学的成份渗入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科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因此它们只能在自身的意义上称为文化或文明。但是社会学的元学性质却被它的诸多己经发展了的具体学科内容掩饰盖了，这样社会学就是一门无论是它的对象还是它自己的框架和方法都十分不确定的学科，但无疑它是非常基础性的社会科学，一方面，社会学是西方学术科学的必然产物，它的成果和渗透性是有目共睹的，它已成为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它又难于从其它社会科学划分也自己，确定自己，它即不知道它自的最终目标，什么是社会？更不会期望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最终目标，社会向何去？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把社会学划分为静力学与动力学，静力学部份已成为了今天社会学和与社会学有关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各科，但社会动力学似乎仍然没有成为一门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斯。韦伯(Weber， Max 1864-1920)是一位有爭议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在社会动力学的研究学者，他企图说明人类社会的进程性质，他把现代西方文明理解为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他将焦点锁定在精神文化上，这样就把社会的存在方式与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或者说把社会的进程定位在人的精神文化层次上，并企图寻找其中的动力性因素和它们的影响，这样也就把社会学在自身的整体性和动力性上统一起来，这种视野的广泛性和他的焦点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但却使他的研究站在西方传统学术观点和方法的边缘上，使他的研究在方法和性质上表现了古方传统学术思想的一种转向，或者至少反映出西方传统学术方法处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问题的向阐释学的一种转向趋势，他的学说的不确定状态正是这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学本身的内在性质的反映，提供了我们一个从文化和学术上借鉴考察儒学的现代化的机会。

2．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

韦伯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西方文化的样板，但他不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历史过程或结构，而是企图去把握西方社会的精神主旨，寻找它的进程动力性，他的前提是，现代资本主义由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引导和支撑，“如若'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结构所有元素的总和——作为文化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阐释学抽象，在这个基础上，韦伯企图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渊源，他在精神和道德的实践理性方向上去探索，如果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文明化就是理性化，这样就在文化的视野上把社会统一起来，而不是还原到物质生产关系上去，他实际上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去寻找社会的发展动力，理性化就是文明化进程，他把基督教新教精神归结为西方的理性化历史中主要的精神因素：“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只需重读一下在本文开头引述的富兰克林的那段话，就不难看出，在本开头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要素与我们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已没有宗教的基础，因为在富兰克林的时期，宗教基础已经腐朽死亡了。”但对理性化在新教中的表现或关系，他的说明不是强逻辑性的，他也没有最终逻辑地说明理性化的具体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因此也就没有真正地定义理性化是什么——他即没有进入哲学领域，虽然韦伯主要地把西方理性化理解为科学文化的进步，但他也没有进入科学哲学领域，他也没有关于在多种文化的相对价值方面的比较研究中直接得到明确的定义性答案——他也没有进入纯粹性的文化研究，他只是在广泛和具体的文化现象的多元分析和比较中——从逻辑思想、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政治、艺术、特别是宗教等等方面，说明了西方的理性化与非理性的以及与非西方文化的种种区别，在这种广泛的研究中，他建立起了一种基于调查性的理解方法，一种在西方传统学术基础上的阐释学方法——尽管他本人没有明确这一点，成为了公认的社会学大师。

在韦伯的学说中，非理性的欲望（资本主义性质）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新教的禁欲就是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的道德实践，这种理性化不会直接从普遍性的欲望中产生的，而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理性化进程，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韦伯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中努力地说明，这种理性是以一种普遍性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实现的，他没有一个确定的术语表达它，但我们仍可以领会，那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形式化或程序的组织方式和过程，特别是对这种程式的服从的精神因素，韦伯所强调的正是后者，这也正是韦伯的功力所在——他扣住了这个精神动力因素。韦伯不是直接在生产和科学的层面上考察这种理性化过程，而是敏锐地察到资本主义精神与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的一致性，特别是它由宗教精神所表现的社会影响的动力性，因此他努力地将功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于新教的“天职”（Calling职业、神召）教义一致化，“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并没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或建立逻辑联系，这或许违背了他的书名的暗示，它们之间也没有被表达成令人信服的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这种困难他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的，社会的理性化是历史的，却没有在历史中连续的理性，因此找不到逻辑上的关系，他意识到了想以传统的学术方法处理理性化问题的困难——虽然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因此韦伯只能以一种基于调查性的态度上的理解而不是逻辑地推导出他的结论：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人们只是适用它，因此谁要是不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资本主义，就必然破产。这是一种韦伯所表现的特别的社会学方法，它处于西方传统的归纳－演绎学术方法与现代阐释方法的中间地带上。韦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新教伦理与对立的基督教传统文化之间的过渡，传统的宗教观念认为，物质利益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能获得，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教义把资本主义获利的精神斥为卑鄙无耻，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性似乎是无法过渡的，韦伯认为，新教认识到，信仰是唯一的确实性，有效的信仰也就必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正是通过实在的善行，他的行为才是以他一种为上帝的荣耀的工作，上帝使个人的行为表达为上帝的意志即被拯救的确定性，这个信念不象在天主教中那样存在于个人偶然善行的逐渐积累，而是使人摆脱不自觉状态进入到对自己行为的伦理后果的自觉。韦伯的这种论断并不是出自逻辑或历史的必然，而是他对宗教精神理性化的理解，他理解到了这个进程的社会意义和较果，韦伯承认，人不是一个可以绝对清晰地界定的个体，因此不能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人的道德生活通常屈服于相互冲突的动机，因此人的行为也总是矛盾的，这正是韦伯不能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直接建立逻辑关系的根本原因，韦伯只是笼统概括地说：“禁欲主义的自我约束通过工作导向救赎的可能性”。这样，新教的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功利动力之间就只有一种“功利”上的同构，如果不是在文化的背景上，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同构是无法呈现出来的。由这些可以看出，韦伯虽然在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之间发掘出了某种关系，但他却不能用西方传统的学术方法处理这种关系，由此招致的对他的研究工作的爭议是必然的。韦伯的努力恰好说明西方理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不能证明理性化自身，更尖锐地说，西方的传统理性在社会学中以对自己社会本质的无法证明导向了阐释学，当然韦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韦伯在他的研究中也分析了中国文化和儒学的局限性，但正是由于他自己的观点方法的局限性，他看不到中国文化中的真正的理性和理性精神，他的一些结论虽然不泛真知灼见，但片断零散，更无法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理解，韦伯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形成西方意义的理性化，所以也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但这个结论正是他由他自己的社会学结论的一个逻辑推论，恰好违背了他本人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也正说明了西方理学方法难以克服的自身盲点。当然韦伯把社会的进步看成为理性化过程，的确是一种大文化视野，理性化就是文化或文明自身的本质性进步，这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存在性本质，但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比较本身不能按照西方学术的观点和方法论证，否则，它的结果必然是否定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中西文化的比较只能是阐释地进行，它的结论就是中西文化是互补的。如果说韦伯揭示了现代西方的文明是一种理性的存在，那么相比较之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存在的理性，这是由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对于儒学来说，这是由儒学自身的元学性质所决定的。

3．客观性与现实性

马克斯。韦伯所注目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一般所说科学精神在精神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正是他所强调的理性化一语的真正意义，由于韦伯没有直接从科学精神入手，而是进入了纯粹精神即宗教精神领域，所以他没有把握住理性的直接本质之一——客观性，这也是他没有使西方传统学术满意的一个原因，但这不是他的过借。

对于科学来说，客理性是由物质性体现的，但是科学中的物质与哲学概念的物质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往往用别另一个字眼来取代它——“实体”或更一般点——“实在”，这是科学上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简单地说，实在就是科学的对象，这对于经典物理学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但是现论物理学家却发现他们今天己无法在科学中确定实在，这在科学哲学中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更大的麻烦，科学哲学家甚至无法定义科学本身［2］。所有这一切表明，科学或理性的本身不能由自身来定义，它们不是它们自己的元学，这是科学和西方理性一个最深刻的本质，相比较之下，儒学就是一种即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的学说，它是这样一种依靠阐释方法而证明自己的对象又同时证明自己的学问，它以现实性取代客现性，现实就是儒学的实在，现实性就是中国思想的精神本质，——现实性也就是历史的现实性，——在现实和现实性中，中国思想成为中国精神，它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不论历史变迁，朝代更替，民族兴衰，或者是教说冲突，强烈的现实精神总是自觉成为人的史命，成为社会理性，成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成为现实社会的中国人的脊梁——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了。儒学阐释了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也阐释了自己，正是这种自身的元学性质，便它能逃脱无穷递归定义的灭顶之灾，而这种自身的元学性质却正是西方传统学术自身无法修补的先天缺陷，因此寻找这种元学性质就成为代科学的诺亚方舟，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翻译家戈革在《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中写了一个译序，说明了他对玻尔思想方法的感受，他说，玻尔对他的哲学思想 “互补原理”的论述中，向来是高度“非公理化的”，从来不先列下什么“定义”、“假设”之类，他只是娓娓而谈，谈到最后就告诉你，这就是“互补性”。他从来不肯把自己的和别人的思想纳入一个死硬的“构架”中，他以致谈论了一辈子“互补性”却从未给出“互补性”的明确的、普遍的成文定义，很可能玻尔却认为，用“公理化”的方式去理解“互补性”，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正是典型的中国阐释学方法，孔子一生论仁，但从未直接说出什么仁。但仁的思想、学说和社会影响恰恰千年不绝，它证明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也证明了自己。玻尔所说的“互补性”或“互补关系”是指“不可能用任何方式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无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种非西方理性意义的存在，它与中国哲学思想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当玻尔看到了中国的太极图时，就认同了它，把它作为他的互补性原理的象征［3］。当代西方科学家重视中国思想不是个别现象，现代科学和理性认识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梯前，它已经从对对象的认识转向了对自己的认识，科学的主旨未变，却更深刻，因为西方文化引以自傲的普世性已开始包含自身，借用惠勒的话：人已经从一个世界的观察者变成为参与者，——这就是从西方传统理性向现代阐释理性的转变。实际上，从中国传统理性看来，人从来就是世界的参与者，世界是人的世界，社会是人的社会，“天人合一”正是这种思想的精粹表达。但西方理性的这种自觉是经过遥远的道路才开始达到的，今天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关于科学自身性质的论爭，无论它以什么样的精致形式出现，它们的背后都是同一个幽灵，因此真正的解决只能是让科学成为自己的元科学，实际上，现代科学哲学已从自然哲学意义中分化出了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哲学，前者是指科学的内容的普遍性总结，后者是关于科学自身的存在性问题，前者是西方传统理性意义的，后者则是现代阐释意义的，即从亚里士多德的形面上学转向中国意义的形而上学，科学在现代前沿的意义上就是自己的阐释，这不同于对科学的对象、内容或价值的陈述，而是成为科学理论的自身，爱因斯坦(A. Einstein)在1926向海森伯（W.Heisenberg）说过：“理论就是要解决什么是可以被观察到的。”［4］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物理学的对象将由建设中的物理理论确定，这是在现代物理理论中的体现的一种最精粹的阐释学的思想。这种态度已能够表明，西方传统理性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在现代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如诸多社会科学和基础科学，特别是现代前沿物理学中已看到了正在向我们大步迈进的不可抗拒的时代身影。

4．中国思想与形而上学

《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形而上学”一词与传统用法中的玄学、理学大体相通，现在则通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或人文学科，“形而下学”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近代中国学人将西文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在学术上精细的理解和分析一直纷爭无定论。

“上”“下”当然不会有爭论，“形”上“形下”之分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大体无异，但是何谓“形”，却无深究，“形”即不是道，也不是“器”，而是两者的中间，但也不是一条明确可用的分界线，没有这个“形”，当然无从论上下了，但是我们先人却没有直接说出“形”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把“形”作动词便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意思是说，可见则为象，具形则成器，“在天成象（天象可见），在地成形（形，名词，同器），”因此“形”的深层意义就是“成”或“化”：即“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中诸动词的用法，但“形”的这种意义与“易”有区别，“形”不是指事物的自身变易，而是人对事物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它的主体就是人的理性，因此“形而是学”无论是作为思想、观点、方法或者是学术，其中的“形”的本义都是中国理性的体现，“形”就是广义的阐释，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精粹最深遂的学术理性，“形而上学”一词也就是中国理性在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上最贴切的表达，这是近代中国学人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后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活化。在这种理解上，“形而上学”即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活动，就是说中国的学术思想（即中国思想在学术方面）是以阐释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工作的，“形而上学”熔铸了思想、观点、方法和结论于一身，是中国的学术典范，这是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实事求是的理性，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它区别于西方理性的从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中国的形而上学是自身阐释的，它同时是自身的元学，所以它是自足的，无矛盾自我完成的，所以它也不会有“哥德尔不完全定律（Go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的灭顶之灾，它自身不是一个定律，某个理论，甚至不是一种即成的思想则范，而是人的理性自身，所以你也不能用科学证伪之类理论来捕获它，因为你无法去证伪理性，你无法证伪你自己！“我思故我在”就是不可怀疑的，但笛卡儿和笛卡儿之后，西方理性只有这种灵光乍泄、绝响无回的一瞬，当然中国思想自身是不能形式化的幽灵，所以说，儒学站在科学的肩膀上，就是因为儒学是中国思想的具体化即学术化和社会化，它的阐释精神和阐释学方法形成了它的自身，在现代化潮流中它也将通过科学的自身元学化贯彻到科学中去。

“形”是中国的“形面上学”的表达核心，宋代的理学家由没有把握住对“形”的本义的理解，因此在对“气”“象” “器”等概念的爭论中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在“形而上学”的这种真正的本义理解上，“形而上学”也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自为元学的真正哲学——元哲学，而不是永远无法逃脱被定义宿命的“哲学学”，由于“形而上学”一词还在不同的其它意义下使用，因此用“形而上学”代替“中国哲学”一词反而不方便了。也不能将本文中的用法简单引据用于其它情况中去，否则就是违背了“形而上学”，而这正是将西方学术方法套用于中国学术所产生的诸多混乱的原因。比如你不能简单地推论说中国哲学是非逻辑的，你当然可以逻辑地思考一个客观对象——这正是西方理学的精粹，但你无法把逻辑运用到逻辑本身——这正是现代逻辑和数现逻辑赖以生存但也无法逃脱的立身之地，逻辑学自身无明的麻烦是无法与中国哲学的透明性来相比较的。

5．本文结语

儒学是对历史、社会、自然、人的阐释，在这种阐释中，它也成为了自己，它不是去证明别人，也无须依赖别人的证明，这正是儒学的元学本质。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支持下和欢迎下，它将站在科学的肩膀上，以自己的阐释精神把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现实性融为一体，实现科学与人、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的统一，成为人类文化中最深刻的理性思潮。但是这决不是意味着可以将僵死的儒学内容和框架直接加到科学上去，这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正象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与纯粹知识形式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西方传统的学术框架中是无法理解的，“从一个儒学前提出发能推导出一个数学公式或物理定律吗？”与“数或科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都不能期望得到一种考试大纲式的答案，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真正的文化过程往往是你实际上看不到的，当你看到了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固化了，已经成为了历史，或许我们能够感悟到的只有理性思想和文化精神，因此我们可以问，什么站在儒学的肩膀上？那就是不死的中国灵魂－中国思想，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年代，历史的变迁象大地的板块和它下面的融浆，远比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变化更深刻，更具动力性，只要我们感悟到这一点，我们就是在阐释历史，成为历史。

［1］亚历克斯。英克尔，社会学是什么？陈观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10篇

[关键词]培黎工程技术学院；应用型人才；学院转型；教育模式；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110-02

培黎工程技术学院是兰州城市学院的一个二级学院，学院立足甘肃，面向全国，服务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学院设有工学、理学两个学科门类，学科间协调发展，强调理工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叉渗透，以培养具有现代工程技术能力和较高综合素质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升本以来，学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实践体系，努力办出特色，进行了教学改革、实验、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一、创新教育理念，革新办学思想，探索新颖的教育模式

对于一个升本不久的学院，要实现由师范向非师范、专科向本科、理科向工科的跨越式转变，必须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教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积极探索。①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培黎工程技术学院在创新教育理念、革新办学思想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办学效果得到了甘肃省本科合格评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在发展方向上，学院坚持由专科型学院向教学型学院的转变，由单纯人才培养向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并举的转变，由基础学科研究为主向基础学科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协调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策略上，学院不比一时，求长远；不比外在，求内涵；不比综合，求特色，踏踏实实地走和谐发展之路。在发展理念上，学院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本科教育为基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提升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强化特色的原则。学院确定了以学科为主线、以教学为中心、以特色求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办学方略。在指导思想上，学院巩固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果，深化各项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和办学能力，适度发展教育规模；学院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适应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二、优化专业结构，完善课程体系，革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工科学科群体

学院发挥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2005年将“计算物理学”建设成为校级重点学科，2010年积极申报“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工科校级重点学科，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建成院级重点学科。学院已在“计算物理学”、“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学科领域初步建成四个学术研究团队，基本确立了工科学科群的发展方向。②

学院在已有“物理学”、“电子信息工程”、“机电一体化”、“焊接工程”、“数控技术”、“汽车应用技术”、“油气储运技术”等九个专科专业的基础上，从2007年开始申报成功“物理学”本科专业，2008年成功申报“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2009年成功申报“焊接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交通运输”三个本科专业，使学院真正实现了从专科到本科专业的转变，也实现了从以理科为主到以工科为主的转变，专业结构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二） 实施人才战略，加强梯队建设

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兴院的原则，以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中心，以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针，加强教学名师培养与教学梯队建设，造就了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富有发展潜力和应用特色的新型师资队伍。③

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为：第一，创造良好人才氛围。学院领导站在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始终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思想舆论引导，使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的坚强基石，是学院特色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全院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人才引进与现有教师培养、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坚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思想，积极为各类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形成既可安居又能创业的工作环境，达到稳定队伍的目的。

第二，建立灵活用人机制。紧紧围绕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三个环节，赶抓机遇、打破常规、创新思维、大胆探索，创造性地实施“教师培育工程”、“教授流动站”、海外留学人员“回归工程”，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既可安居又能创业的“进退自如”灵活用人机制，开创师资队伍建设新途径，不拘一格用人才，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共享。

第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积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恪守教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培养学术精神，抵制学术失范，反对虚假浮躁、急功近利，不断提高教师思想修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强教师集体荣誉感、团队责任感，提倡合作精神，在合作研究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增强教师教育创新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第四，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依托“教师高学历工程”支持中青年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建立、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在抓好基础培训、学历补偿教育的同时，把培训工作转移到以提高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为重点的能力教育上来。重点抓好青年教师岗前培训、青年教师导师制、双语教学培训和中青年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工作，通过中青年在职教师参加业务进修、学术访问、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培训形式，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的学历、学员结构。从学科布局和专业结构发展需求出发，有计划地引进关键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接收硕士以上毕业生，通过加强精品课程建设，依托“名师培育工程”，提高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使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培养造就一批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群体。

（三） 教学方法形式多样，教学水平日益提高

首先，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教学活动。④在此环节中，教师采用讲授、讨论、习题课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讲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通过灵活运用启发式、问题式、讨论式、交互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学生介绍新现象，引入新知识、定理和规律，介绍学科史的生动事例，培养学生科学素质和探索精神。实践证明讨论课也是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能增强师生互动，一方面，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提出问题，活跃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另一方面，通过讨论发言可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从而发现学生在概念上的理解错误以便及时纠正。习题课则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总结、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并能使教师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部分内容首先提出自学要求，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指定的内容，同时要求写出自学部分的读书报告；部分难度在学生自学能力范围以内的章节则要求学生通过自学、查阅资料，写出教案，在课堂上用15分钟左右进行讲授，这种让学生互教的方式，可强化培养学生自学、表达、撰写教案等多项能力，实践证明，学生的学习效果是良好的。再次，全方位、多途径地提高学生素质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适应科学素质教育之需，学院采取开设《学科橱窗》、举办学科专业讲座、开设专业相关选修课、开放学院相关实验室、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及演示实验等多种方式，不仅扩大了学生知识面、开阔了视野，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科学素质和探索精神，大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

（四）学科教育与技能鉴定相互协作，“一书多证”培养模式成绩显著

学院明确提出，取得专业技能证书要为增强学生实践技能服务，以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为宗旨。由于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相互协作的工作原则，保证了“一书多证”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一书多证”在培黎工程技术学院成绩显著。自2005年以来，学院已有1000多名学生取得了维修电工、钳工、汽车修理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等资格证书，100多名学生取得了中级国家标准制图员资格证书。所有毕业生除毕业证书以外，都取得了两个以上的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为学生就业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一书多证”是学科教育与职业技能鉴定很好的协作，该培养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三、建立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

实践教学体系是整个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培黎工程技术学院为突出应用特色，加强实践教学，非常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学院各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认识实习、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专项技能训练、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安排，构建出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保证实践教学“不断线”，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⑤

（一）“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搞好实践教学的保证

教师工程能力是实践教学体系实现的前提条件，学院建立符合突出实践特色的师资继续教育和企业实践制度，鼓励从事工科教学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必要的工业训练，使之从“双门型”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变，选择并依托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教师工业培训基地，让青年教师轮流到企业接受一定时间的工程训练和实践锻炼。同时，吸引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加盟，充实扩大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为搞好实践教学提供保证。

（二）新颖的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搞好实践教学的重要途径

在学院仪器设备有限、实习条件相对欠缺的情况下，学院通过引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解决难题。在实验设计方面，学院摒弃传统简单验证型实验，大量增加综合设计性和工程开发型实验。在实验方法与手段方面，学院坚持“三个转变”的做法，即变实验辅导为实验引导、变静态实验内容为动态实验内容、变面向结果为面向过程实验。在实训方面，学院植入多媒体技术，开展CAI工程实践教学，对实践教学中的操作步骤、要领与技巧，以及实践中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结构性变化、形成过程等以动画形式直观地体现出来，这样将仿真引入实践教学，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后，突出了实践手段的先进性，从而达到了提高教学起点、授课信息量以及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在联合教育方面，学院通过与企业联合建立实习基地，或将学生送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通过“3+1”等教学模式，把单一的培养模式改变成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这样既加强了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又为学生广泛接触社会、积累工作经验、毕业后顺利就业提供了机会。

（三）实训基地建设是搞好实践教学的前提条件

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和职业技能鉴定实施的需要，三年来，学院共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用于校内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学院现建有物理、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机电工程和汽车工程等五个院级实验、实训教学中心，教学、实验及实习场地7000多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500多万元，仪器设备完好率95%以上，实验开出率100%，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基本具备了开放性和服务性的功能。另外，学院还设有CAXA培训中心和经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的甘肃省第21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这些都为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学院重视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工作，不断加强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经验技能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合作之路。目前，学院已与企业和学校建成10个生产实习基地和6个教学实践基地，从而保证了各专业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四、积极开展科技社团活动，提高应用人才综合素质

学院坚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培育为重点，积极开展科技社团建设活动。学院设有机械创新设计、产品造型设计、CAI设计、计算机绘图、电子设计、数学建模等专业社团，有计划地开展各专业技能操作竞赛等课外科技活动。学院还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实验、⑥自主设计、自主实习等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以扩大视野、启发科学思维。通过科技社团活动，既培养了学生工程设计思想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又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科技社团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大大增强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实践能力，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实践证明，学生科技社团组织在形成学生良好学风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学院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实践体系、努力办出特色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年来，学院出版专著、教材及教参19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97篇，其中核心刊物80多篇，SCI收录30多篇；承担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15项，其中省级自然科学基金5项；获国家级、省级及其地厅级各类奖励近30项，2009年，有两个项目获得科技厅鉴定，均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学院教学工作严格遵循“严教、严学、严抓、严育”的方针，教学成果得到了甘肃省本科质量评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风起云涌，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学院已进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担负着人才资源开发、知识创新、知识应用和高科技创业的重任，肩负着人才强省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学院将在甘肃省教育厅、兰州城市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认清形势，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应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加强产、学、研结合，重视与省内外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办学，努力把学院建成甘肃省和兰州市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和科技研究开发基地。

[注 释]

①别敦荣、郝进仕：《论我国高等教育地方化和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4～60页。

②胡寿根、殷革兰、杨旭辉：《区域性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定位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1期，第65～66页。

③王文燕、赵冲：《从学者到大师》，《现代大学教育》，2009年第2期，第11～14页。

④陈彩燕：《当代英国大学课程改革与启示》，《高教探索》，2010年第2期，第6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