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5 08:20: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建筑风水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风水意识对徽州古建筑的影响
中国古代风水说被历代君王和平民所推崇，风水学又称为“玄学”，其实是一门综合性的理论。古代人们在选址和营造建筑时非常注重风水，有些时候成为建筑规划和设计的指导性依据。在徽州大到设州治府邑、通商大镇，小至街头路角、营宅造园、门向灶台、墓葬坟冢，无处不留下风水意识的痕迹。现今保留下来的地方志和族谱对此均有记载，迄今仍有诸多风水的遗存和故事。程朱理学的倡导者朱熹所推崇的一套风水论，被徽州人奉为经典。他认为，风水的灵魂是地气，地气充实，则风水佳。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以“太极图”为框架，论述了儒家一系列重要学说。理学注重礼义，尤重丧礼。出于礼制目的而倡导的丧礼，客观上促进了风水的盛行和发展。朱熹与夫人刘氏合葬于建阳九顿峰下的龙归后塘，相传是朱子生前与蔡元定所卜。徽州号称“程朱阙里”，“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朱熹在徽州的影响不容置疑，徽州人自然相信风水论，形成了风水习俗。在现代人看来，如果可以排除神秘的风水术迷信成分，用科学的眼光辩证地对待风水，从美化建筑环境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考量和研究，那么追求所谓的“风水宝地”也是可行的，是人们所向往的。受传统人文思想和风水意识的影响，一种古建筑风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会受当地人文思想、社会经济、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还与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分不开。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风水术”便成了解决建筑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有效途径。因此，“风水术”对徽州古建筑的布局和结构影响很大，使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基本特征。
二、徽州建筑与自然环境的经营布局
徽州建筑善于利用适当空间营造园林，这是徽州建筑的布局原则，其选址依山傍水，因地制宜，自然生长；村落的大小分合，房舍位置的前后错落等都因环境的各种自然条件而变化，是人工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乡土特征。外部环境是建筑或建筑群存在的前提，外部环境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工改造的。营造好外部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建筑（群）与自然相互协作关系，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点。徽州建筑的迷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建筑选址的慎重。徽州地处山区，可用于建筑和生活的平地极其珍贵，故造就了徽州人“因地制宜”“遵循自然”的营造理念。徽州人对于土地的珍惜尤为突出，建造房屋尽量不占用平地，因为平地是农业耕种的最佳用地，所以徽州人对房屋的朝向及周边环境的选择尤为慎重。再加上徽州人重风水的理念，故徽州村落看似不经意点缀在自然环境中，却在许多至今还保留的建筑群中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和谐。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黟县“西递村”以及黟县的“南屏村”为代表。二是营造宜人的小气候和人文环境。徽州村居祖先在营造小气候方面非常擅长，他们根据村落的独特方位和山区气候条件，将村落布局为扁平形状，充分利用天井的通风、降温优点在房屋周边营造水系保持空气湿润温和，提升舒适性。徽州人们十分珍惜和利用房外的空间，往往在住宅前面、旁边建花园，造果园、菜园，除了能够美化居住环境，还有利于节省土地。他们利用有利的空间建鱼池、栽盆景等，使居住之处处处可以利用，处处可以见景。营造优美环境在徽州随处可见，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为典型代表。三是善于营造良好的水环境。水作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生活资源，其重要性可以和空气相提并论，居住区的水资源的好与坏，利用水资源的妥与否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质量。徽州水资源较为丰富，但可利用的水资源却时常考验当地人的智慧，而徽州人对于水的利用却是得心应手。首先，徽州人会利用天然的水系。例如，在选址建村的时候，水系是首要条件；其次，徽州人会利用天然水系结合人工开发，让水可以零距离地和人们接触。水可以饮用、灌溉、防火甚至可以制造景观。对水的利用在徽州随处可见好的范例，其中黟县“宏村”的水系利用可谓让现代人都叹为观止。
三、徽州建筑的外部形态特征
徽州建筑多朝向东南，以利于纳阳采光，但无固定模式，主要根据具体环境灵活变通，以天井、马头墙、斗拱、三雕等部件构成有机统一的外部造型。徽州马头墙高低错落，起伏跌宕，有“五岳朝天”之称，墙顶线条流畅，手法简练，形式多样，韵律感很强，与周边环境、天际线等和谐相融。粉墙黛瓦，黑白素雅，是徽州建筑的主色调，大面积的白色粉墙可以充分反射阳光，底层无窗，楼上小窗以增强安全感，宽街窄巷，明暗对比，有良好的光影效果，坚实而装饰华美的对外门楼，又是身份和文化的象征。
四、徽州建筑的内部结构特征
徽州建筑主体平面布局多为对称式，其顺序排列大致可从庭院开始，出于风水的考虑，庭院的门一般不会和大门成一条直线。进入室内左右有偏房，一般是储存功能为主，也可能是二楼楼梯的入口所在。然后就是房屋的中心—天井，天井功能众多，通风、采光是其最主要的功能。由于徽州建筑大多窗户很少且很小，所以内天井可以创造一个室内明亮的庭院，成为室内居家的中心位置。天井中布置盆景、片石假山、太平池（缸），为居室增加了景致、生机与美感。天井过后是明堂，明堂是徽州建筑最庄重的地方，是一家议事、会客、展示的空间，一般会设八仙桌、太师椅、案几等家具。天井左右是回廊，与前厅明堂构成合院，是徽州建筑内部结构特有的形式。明堂左右两旁是厢房，主要功能是主人居住空间。明堂两边向后就是内室。主要是家庭人员起居场所，里面会设厨房和餐厅，一般客人是不会进入内室的，内室一般是女主人活动的场所。如果由多个天井相连则可组成多进建筑群，充分体现空间处理的智慧。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判徽州古建筑的风水意识和人文思想，我们或许会认为有着当时年代的局限性，但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和辩证的思想来看待徽州古建筑，不可否认徽州古建筑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结合的典范，为中国古建筑积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者：金颖平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芋头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距县城9km。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寨182户，该建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群因山就势，结构造型具有典型的侗族风格。建筑沿山谷层层布局，很自然地与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山脊型”与“山谷型”民居模式。芋头村独特的村落空间布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侗族传统聚落的研究有高度的价值。
一、芋头村寨历史背景
芋头村最早是杨姓的祖先由江西太和县迁出，经过“衡州”至“靖州飞山”后，顺渠水及其支流双江河“沿江而上”，其中经过了江口、黄柏、琵琶，最后辗转至芋头界，并在此定居。村寨中主要姓氏是杨姓，还有后来从附近的塘豹、古伦等地迁入的龙姓、粟姓，另外还有几户袁姓和熊姓居民。
二、芋头村寨选址及发展过程
为什么该村寨取名为“芋头村”？其名源于它最初建寨选址是在形若山芋头的“芋头界”。村落的生长过程是从芋头界沿山坡向谷地慢慢发展，形成由高而低层层依山盘旋而下的村落形态。现今的村寨是由三个组团构成的，牙上寨、中寨以及下寨。由于芋头村位于山地峡谷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耕地，故建寨首先选择芋头界顶，同时，由于山脊所对的方向是东面，利于接受阳光。随着人口的增长，村民逐渐往半山和山坳聚居，而后，发展到山脚芋头溪边，芋头溪成为村落在谷地发展的轴线。沿着芋头溪，又先后形成了溪北和溪南两个定居点，即中寨，距离寨门最近的下寨则最后才形成。
三、芋头村寨风水观
侗族村寨选址强调“风水”的理念，因此造就了侗族村寨良好的景观空间格局，形成独特的景观空间结构特征。侗寨就整体布局而言，它的村落环境与自然生态是吻合的，村内村外的环境空间也是优美的。在侗族人看来，延绵起伏的山脉可称为“龙脉”，山脉遇溪流、平坝而止之处可称为“龙头”，“龙头”面朝环绕的溪河和开阔的平坝，背靠起伏跌宕、来势凶猛的“龙脉”，村寨建在这样的“龙头”上，侗家人将此称为“座龙嘴”。再在后山蓄古树青竹形成风水林，以镇凶邪；在溪河上建造风雨桥，以锁财源。在这样风水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地理空间模式被侗族人认为是村寨的“风水宝地”。芋头村寨是典型的多鼓楼内聚向心式布局，村寨布局形态呈带状依山体展开，牙上寨、中寨依山而建，下寨沿山脚让出中部的空间以纳气流，保证村寨空间的气韵流动。三面风水林环抱，形成沿“龙脉”分布的组团状的聚居空间和复合型村落空间形态。
四、芋头村落空间构成
芋头村寨通过形式不同，富有情趣的多层次空间，在内聚向心的结构秩序目标下，依据一定的方向性，构成了既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的空间环境，它们由聚落边界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组成。
（一）边界景观空间要素
侗族村寨的边界明确了村寨的空间范围，寨门、风雨桥等要素起到边界的界定作用，是村寨内外空间的沟通与过渡。
1.寨门。寨门是侗族边界构成要素中的重要节点，它设置在村寨主要出入的道口上，最初具有防御及通风报信功能，现已进一步扩展到在意念上加强聚落群体的地域识别性和民族凝聚力。芋头村的寨门位于山体转弯处，每经蜿蜒的山路，到达寨门后，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2.风雨桥。侗族风雨桥建造在村寨中村头寨尾的出水口处，也有少数的风雨桥建在穿越村寨内部的水面上。风雨桥既有方便交通、利于休憩交往的使用功能，又是村寨地域常见的界定要素。芋头的风雨桥造型朴素，与绿树、青山、碧水共同映衬村寨，构成良好的景观节点。
（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研究
以边界作为起点，侗族村寨主要由大量的民居组团空间、自由布局的水空间、位于秩序焦点的鼓楼中心空间以及穿插联系的道路空间等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内部空间。
1.鼓楼。侗寨的活动室以鼓楼为中心展开，鼓楼是侗文化圈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是集多种功能与一体的公共场所。芋头村共有4个鼓楼，每一个鼓楼的结构、造型均不同，随着村落的变迁分布于各寨之中，鼓楼的位置，对于侗族聚落的空间构成，有一定的代表性。
1.1龙氏鼓楼：位于芋头界顶，是进入芋头界顶组团的必经建筑，有“寨门”的含义，同时，它以平实简朴的形态，成为兼凉亭、集会的场所，与旁边的古井、土地庙共同构成亲和、聚气的村寨公共空间之一。
1.2牙上鼓楼：在芋头界的半山坳口，以高脚的干栏式建筑为特点，鼓楼外侧悬空而建，成为绝佳观景点的景观中心，使村寨空间因此有很好的灵动感。
1.3芦笙鼓楼：用类似塔的形象矗立于中寨核心，9重檐，在结构和造型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是中寨村民的集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中心。
1.4田中鼓楼：正方形5重檐，位于芋头侗寨入口处的田中心，有着醒目而显著的空间界定作用。
2.水系串联的村落空间。侗族特别注重水空间的营造和利用。芋头溪贯穿侗寨，既是自然的泄洪通道，又是灌溉系统。在路旁梯级布置的十几处鱼塘巧妙地起到了减慢洪水流速和蓄水的作用。同时科学地利用了自然式洁污分流系统，将水统形成灵动的村落水空间。芋头水溪以其优美的形式创造出丰富的立体空间层次。水塘是侗寨水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芋头村大小水塘，穿插于密集的居住组团空间内，调节建筑空间的节奏。塘内养鱼，既调节了小气候，又方便了生活。散落于寨中的水塘使房屋保持了一定的间距，有助于采光通风，既可成为防火隔离带，又是消防水源。
3.道路形成的村落骨架。芋头侗寨道路程枝状分布，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空间节奏与层次，同时，它还是各空间内部与各空间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作为一个介入其他 空间的因素，调节了组合的疏密、强化了层次的分明。
侗族强调占用有力地形，营造适宜人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空间环境，试图努力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空间，无一不体现其“天人合一”的宇宙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夏斐.侗族传统村寨聚落中临水景观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9
关键词：风水，人居环境，天地人合一，生气，相地
中国的风水最早起源于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于汉晋，“风水”这个名称的由来，最早出现在晋代郭璞的《葬书》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自古就是我国先民相地营造村舍民宅的重要依据，无论是都邑﹑村镇﹑聚落﹑宫宅﹑苑囿﹑寺观﹑陵墓，以致道路﹑桥梁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及营造，几乎都受到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可以说，风水是古人在选择人居环境时，对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各种人居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在建筑营造中采用某些技术和避让种种禁忌的总概括。但由于风水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长期被蒙上迷信和愚昧的面纱，多年来一直被当成文化糟粕，被学术界所摒弃，因此风水理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成分也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炸” 、“环境污染” 、“资源枯竭”等等问题困扰着全世界，于是，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重视人和自然的有机关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注目。强调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的中国哲学思想，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哲理的风水理论，对于将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并且充满审美情趣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的深厚的人居环境经验，为我们今天构建生活舒适、工作便利、邻里和睦、身心健康、环境优美的和谐人居环境在指导原则和操作理论方面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天地人合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传统风水学的核心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在选择人居环境和建筑营造中，要遵循这个原则，在应用过程中要注重探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传统的风水理论尊重环境的自在性，反对按照人类意志改造自然。自然环境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做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享，逆之则否”。虽然有人要说，古人对于自然的近乎神化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技术的落后，但今天拥有发达技术的我辈，却因为伐林烧山、填湖种地、劈山修路等等随意改造自然甚至是逆自然之道而行的行为而饱受洪水、泥石流、气候恶劣等灾害的折磨，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来退耕还湖、封山育林。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滥用技术真的是创造幸福之道么？古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做法，用最小的代价塑造出理想的风水格局，这种整体论和自然人文主义思想给我们以启示，我们今天要追求的现代人居环境，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天地人和谐一致的环境，用山水美化城市，用建筑美化山水，借助自然景观保护山水的美，同时也衬托建筑物的美，通过建筑物，将人、地高度协和为一体，形成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良性循环。从时下流行的“城市山林”、“人性化建筑”、“回归自然”、“取法天然”等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正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
二、“生气”的重要性
中国的传统风水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形势宗和理气宗。形势宗主要注重空间形象上的天地人合一，着眼于龙、砂、水、穴、向的考察；理气宗则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注重人的命理与宇宙时空的关系。虽然这两者各有侧重，但其共同关注的惟有一物，那就是“气”，即“生气”。可以说，整部风水学讨论的都是如何营造“生气之地”，形势宗强调的是“地势生气”，理气宗强调的是“方位生气”，但“生气”是二者判定环境好坏的共同标准。“气”的涵义丰富，既抽象又具体，可以是真实的气流，也可以是各种地形地势、生态小气候及景观，后者从本体上被视为“气”的聚结或运动。“藏风聚气”是风水学里的重要观点，比如说指导人们如何植树，以培生气，告诉人们不能进行怎样的建筑和开采挖掘，以护形势，这种“培生气”和“护形势”无形中保护了自然山水，也保护了环境和生态。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生气”的风水观念强调的是生命的力量，适宜的人居环境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只有处理好人、建筑、自然等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即对“生气”的“迎、纳、聚、藏”等进行细腻处理，使“维持生命存在及决定其变化的‘生气’充盈其间”，才能使影响生物圈最为重要的“风”和“水”的循环运作得以整合，使周边环境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有机的生态整体。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自然山水，一草一木，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处于与自然最佳关系的中的聚落是生机盎然的，人们身处其中能体会到自然的生气与灵气，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获得益处，并达到一种与自然宇宙精神合一的高尚的诗意的栖居情怀。
三、传统“相地”之法的借鉴
“相地”即选址，风水理论作为古代聚落和建筑选址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蕴含着较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按照传统风水理论，人居环境的选址基本原则和格局是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最佳选择。人居环境的最佳建筑风水模式是：基址背后有主峰来龙山，也称靠背山，来龙山后面要有龙脉为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并与大山形势相连通；基址左右有略次于来龙山的低岭岗阜，俗称扶手，即左辅山，右弼山，青龙砂山，白虎砂山，青龙在左，白虎在右，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基址前要有月牙形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的前面又有远山近丘的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安详和谐。上述这种“负阴抱阳”的人居环境就是理想的建筑风水模式。我们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其神秘说法下的科学内涵：基址背后的山峦屏挡冬季北来的寒风；东西面低岭岗阜缓坡避免淹涝之灾和保持水土、绿化植被；南面有流水经过可以接纳夏季南来的凉风，又能解决生活饮水和灌溉问题，又利于舟楫之便,有了污水还可以排出；南面向阳，明堂开阔，具有充足的日照，这样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这些基本理论，古人还形成了关于龙、砂、水、穴、向等考察方法的具体的成系统的实际操作理论，其丰富博大包罗万象以致不能一一展开细说。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风水之中关于“相地”的理论，看上去很神秘，充满迷信的色彩，但实际上都是古人在大量的地理实践过程中对地形地貌的总结，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被不断的神秘化导致掩盖了其科学性，如我们加以仔细分析提炼，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对当今构建和谐人居环境的启示和可操作的措施。
不可否认，风水理论中有一定迷信的成分，但是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的积累，是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迷信的掩盖下包含着极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强调整体性和人文生态的理论，在现代人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在人们选择和建设适宜的人居环境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M].商务印书馆,2004.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4]沈实现.贾建强.李春梅. 风水说中的景观生态思想探析与应用[J].林业调查规划. 2005,30(5)
[5]王灵芝. 中国传统的生态环境观[J].华中建筑,2006,24(9).
关键词：风水宝地、事死如生、等级、清昭陵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建筑文化由于其内涵和形式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独特的语言体系。我国传统建筑作为哲学的物质载体，通过蕴藏在其中的高超木结构技术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映射出的美学精神、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终极理解，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和深邃的哲学境界。本文以清昭陵为例，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陵墓建筑中的体现。
所谓陵寝指中国帝王的陵墓陵宫,是属于墓葬文化的一个建筑门类,中国封建文化发达,帝王乃“真龙天子”,权倾天下,故陵寝建筑的繁荣,也是世所罕见的。陵墓的建造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一、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
“风水宝地”，确实有着较高的物质环境和自然景观质量，大都符合我国自然大气候，并依据当地的具体小气候和地形而选定，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
归属于中国山脉水系的大概，以及纳阳御寒的气候实利功能，风水学家概括出了一个“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这个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建筑基址背后有座山“来龙”，其北有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阜“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京）昭陵位于盛京城北约十华里，在满语中叫“额尔登额蒙安”。因在盛京城北，,俗称“北陵”。昭陵始建于清祟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完工。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盛京通志》称昭陵“风水”曰“福陵发源于长白，昭陵自城东北叠嵘层峦至此，宽平洪敞，辽水右回，浑河左绕，有包罗万象控驭八荒之势。”亦称：昭陵是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福、昭二陵“同干分支,二陵为一体”。并据此推断。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天柱山的“后龙”。太宗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昭陵龙脉起自父陵后龙不仅合乎“风水”条件要求,而且也与辈份相合。又有三台山作为后靠。
二、事死如生的空间布局
事死如生，是中国传统陵墓营建的原则，所以皇陵的建设亦突出皇权的至上。建筑中轴线的观念与古代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相谐的。屈原以建筑学实际也是原始宇宙说的眼光,对天地宇宙的方位、体量深表关切：“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架其衍儿何？”这两句是说：整个大地平面既然呈南北狭长之形。,屈原诗歌中所反映的这种南北长于东西的宇宙大地平面观亦即建筑平面观，对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平面安排深有影响，那便是对建筑群体平面安排的南北狭长及由此产生的纵深之美的执意追求，是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轴线”文化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走过甬道，周边的气氛浓郁起来，来到灵前，有开阔的广场，进入陵寝空间是在一个凸字形月台上，有一个石坊作为前导，标定空间，石坊前的坡道抬升台面，走过石坊，第二层台面提高了大红门的陵园主门的地位。石坊与大红门通过颜色（一青一红）、虚实、体量的对比和地势的提高，描绘出陵园起始阶段的路径。
进入大红门后，可分为三个空间层次：第一阶段：从大红门到隆恩门，第二阶段：从隆恩门到隆恩殿，第三阶段：从隆恩殿到宝城。第一阶段是神道空间序列，又石望柱统领，甬道两侧有六队石象生显梯形排列，利用透视学原理越远对兽间距越近，增加视觉景深，延长神道的深邃感。有偿的神道塑造的气氛，在威慑人的灵魂，两侧石雕似仪式化的象征，实现了死对生的压制性对话。继续前行，是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内有圣德碑，上刻有皇太极一生的文治武功，向生者宣扬着死者的功业。神功圣德碑亭位于甬道的正中，却不可以穿越，而是绕行，所以建筑内部只有陈列空间，无交通空间。绕过碑亭，在肃穆的方城城墙之上有高大的隆恩门楼。两侧四座配殿和碑亭、华表、门楼一起限定出一个方形空间。空间从之前的狭长，转换成面式的方形空间，突出隆恩门的雄伟，人的心灵重压抑转向震撼。隆恩门楼的高耸起了提神的作用。
穿过隆恩门，是第二个阶段――方城空间。幽深的门洞，是为了突显方城内空间的开朗。方城内主体建筑――隆恩殿位于方城北部，与两个配殿形成方城后部空间的围合感，宽大的方形广场将视线推向远处，通过配殿的收敛，是视点集中在隆恩殿上。与第一阶段相比，开敞、恢弘的空间显示了皇家的气魄，隆恩殿张扬着帝王生前的威仪。转到明楼前，空间突然局促起来，殿后与明楼之间的空间很局促，而这里又挤放了石五供使这里更加拥挤。走过整个昭陵，最好奇，最不解的地方便在于此，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甬道实际上停止在了隆恩殿月台之前，而不是方城末端的明楼，也就是说，设计者引导生者进入的空间终点就是隆恩殿。隆恩殿后空间即为第三阶段――隆恩殿到宝城，这个局促的空间是一段生与死的过渡，是生者对彼岸的沉思。石五供是生者对死者的供祭，而明楼则是要诉说对生死的界定，继续前行迎面是封闭的影壁墙。在方城和宝城之间形成月牙形的院落空间，是生者路线的回旋，这里的回旋，提出了生对死的迷惑。这个第三阶段的空间不仅是前两个空间的首位，还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是无尽的回想。
三、等级制度不甚完备的单体建筑
儒家的王道思想强调每个人通过“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德行的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境界，而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里，统治阶级真正推崇得比较细致的是“礼”。因此，“礼”的思想与“礼”的制度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等级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主要表现为以维护伦理为目的，而建构起一系列“分尊卑”、“辨贵贱”的建筑等级秩序模式。表现在建筑中，无论是房屋的开间数还是对屋顶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构件的使用上，均有严格的贵贱等级之分，不能随意逾越，在关内明清各陵都毫无例外地恪守了这一思想。
清昭陵作为清初关外的建筑群，其单体建筑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建构起严格、明确的建筑礼制，等级极不规范，做法混乱，随意性较大，这与中原宫室建筑的诸多规定是极为不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关外宫式建筑的特点。在房屋开间数上，有奇数也有偶数，隆恩殿与东西配殿等却均是五开间。再看对屋顶的使用上，建筑的主次关系没有与屋顶形式的尊卑进行严格地匹配，隆恩殿虽是整个陵寝的最核心建筑，但仅是单檐歇山顶，较明楼和神功圣德碑亭的重檐歇山顶等级还要低。这些现象都说明早期满族人虽然吸收了汉文化，但对于其建筑等级制度文化的周密考虑和形式上的体现却未了解到其精髓所在。
中国建筑设计很早就吸收了传统哲学思想，它对传统建筑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建筑体系显得更为悠久，也更深刻。中国古代建筑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如何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上的运用，是值得每一位建筑师思考的问题，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思想，对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白晨曦.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
[2] 毛兵.空间的生命对白――沈阳故宫与昭陵分析[J].建筑师，2008（3）
关键词:艺术美学;审美共通性;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绘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05文献标识码:A
审美共通性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同属视觉艺术及空间艺术的绘画与建筑,二者在发展历程与生活应用都有着高度的依存与审美共通性;建筑与绘画二者除可彼此应用与做为创作发想之外,建筑的空间与形式长久以来亦逐渐成为绘画的媒材。梁思成将中国园林(包括园林建筑)视为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园林是介乎古典型建筑和浪漫型的绘画之间的一种特殊艺术。①建筑在做为人类休憩避难的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美感的具体实践,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建筑风格的变迁就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而这种作为形体单位的线,则是图画、雕刻等这种美的事物都必具有的要件。②王振复在《建筑美学笔记》中探讨建筑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中国建筑的“园理”与画理相通;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则探析中国园林如画的美学思想。建筑作为一种与人类文化共存并落实于生活应用的艺术,实际上反映出各种生活层面的美感,也作为不同艺术审美的融合。正如《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所说:“中国建筑是技术兼艺术的灿烂之华,……中国建筑一定程度上具有音乐的旋律、绘画的美意、诗文的气质与雕塑的境界;……在中国建筑的时空存在与发展中,这些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渗融其间,展开了一场场持久而甜蜜的‘对话’”③。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绘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1、重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审美
中国的建筑在长久的农耕社会型态与特有的汉语言文化哲学之孕育下,映像出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与高雅理性而深邃的文化哲思,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等四项特点,④并具有自然美、曲线美、均衡美、象征美、阴阳美等五种具体呈现⑤。如以儒、道、释等哲学理念将之聚敛浓缩于建筑艺术的审美理念上,则以“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三种精神体现于世。
(1)“致中和”的文化审美体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首先呈示于其有机整体观中,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和谐美,也是孔、孟认为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最好的自处方式,制导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⑥
传统建筑选址向来以“立于中”为先。卜辞有“立中,允入风”之说,因此国族社稷需位中土,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大人赋记载:“世有大人兮,在乎中洲。”“中州,中国也”;选址之外,城池规划、家宅民舍,也需“辨方正位”而“择其中”。至于城市与庭院布局则重视中轴线之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⑦梁思成认为:“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⑧。可见“致中和”之精神不止成为天子以至黎民在建筑上必须谨守的默契,也是契合于华夏民族礼乐文化均衡、和谐的共通审美心理。
(2)“重礼教”的人伦教化呈现
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百姓的具体内容。举凡食、衣、住、行,抑或婚、丧、喜、庆,都不可以须臾离开礼,《礼记•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荀子•乐论》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若崩,则国族恐将灭亡,故而言行必有礼法,屋宅建制也必须依循礼制系统。
汉高祖令叔孙通制订汉礼制度,废除秦社稷,设立汉社稷;⑨魏晋至隋唐时代进行频繁的修礼活动,至唐时完备了都城礼制建筑系统,并将郊祀等祭祀制度,形成国家大祀的定制。⑩任何朝代的礼制建筑非但受到君主的极度重视,也是民宅建筑的依据。宗庙、宫殿、陵寝等规划,除谨守其严格的伦理与阶层规矩外,台闽常见的三合院民宅建筑,则以供奉神主牌位的“祖厅”正厅为中心,两边等次而下乃为祖父母房、父母房,儿女房位居边陲,与最低下的厨房、仓库为邻;同样谨守伦常规范。至于庙宇、民宅之脊饰、壁堵或窗棂,常可见到的“赵子龙长板坡救主”、“彩衣娱亲”、“精忠报国”等壁画或装饰,是将忠孝节义的思想,透过建筑以达到教育子孙与思想启发的最佳境教方式。儒家重视人伦之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故而合乎礼教规矩与强化儒家人伦教化,乃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审美,亦使中国之建筑处处呈现和谐、平稳、冷静而兼蓄秩序与肃穆的景象。
(3)“敬天地”的轮回意识延展
《老子》诗蒸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中国人对于“天”,并非仅是“敬”与“畏”的关系,更是“亲”与“爱”的落实体现。天地育载万物,国族社稷之兴盛衰亡,则端视天子言行是否顺乎天道。行礼如宜,则天命永祚;逆天道而行,则天地将起异象,“天命”也将另择善德并取而代之。如《尚书》盘庚所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因而社稷寻址需依循四时以定方位,庙堂规制必循伦常以订礼制,庙宅陵冢形有所别以分阴阳,梁柱檐阶取材自然以尊天地。所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郊特性》)“天神在上”,人便应安居立命,以仰天之德,礼敬天地,顺自然之法,周而复始,方得享永世不灭之资源。
2、尚文人精神的传统绘画审美
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反省,是东汉末年及至魏晋时代的事情。而中国绘画艺术性的兴起,徐复观在分析后认为是因为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兴起、老庄思想及玄学风气抬头,以及人伦鉴识之风大盛三者为主要原因。B11因此中国的传统绘画审美也与之紧紧相扣,发展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美学特征和绘画传统。
(1)重传神
所谓“传神”,即系将此对象所蕴藏之神,通过其形象而把他表现(传)出来。B12“神”指的是精神,亦即老子《道德经》中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以及《庄子•天下篇》“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合而言之的精神。《淮南子•原道训》中载道:“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世说新语•巧艺》中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B13。是故,后来无论“穷玄妙于意表”的宗炳,作《叙画》的王微,或影响中国画坛深远的《古画品录》作者谢赫,都侧重“传神”一事。宋人邓椿也在其《画继》中提及:“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透过画作以传递绘者与受绘者之精神、本质与特性,是传统绘画最终的本义。
(2)崇气韵
精神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之物,精神一旦落之于笔墨上,即化格为“气韵”。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有云:“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而所谓“气韵”,徐复观认为应将“气”与“韵”当作两个概念来处理,也就是嵇康所谓的“神气宴如”、养生论的“神气以纯白独着”;此乃由作者的品格、气概中透过“心斋”与“坐忘”的努力后形成的“神气”B14。“韵”是由上述的“气”所分解出来的,是一种音乐的律动,落实在画纸上,主要就是线条的本身,藉由线条,而将神形的“态度风致”在绘画上表现出来,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此即历代用以评定画作优劣的标准。
(3)尚雅逸
所谓“逸”,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从《论语•微子》中考证其原意,将古之所谓“逸民”分成“发中权”之“ 高逸”与“身中清”之“清逸”二者;认为此与魏晋时的“清”、“远”、“旷”、“达”相通。魏晋时代士大夫以人伦鉴识区分画品之雅俗,《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加定“逸品”,重视不拘常法,以自然为上的画作;至[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品”置于“神品”之前:“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而“逸格”也得到北宋文人画家的推崇。故而“人到无求品自高”即成为追求画品格调高逸之不二法门。此须由绘者之思想人格着手,所谓“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B15因为太多红尘杂事,将使得作品显得“俗气”,无法入流。[清]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B16,邹一桂更以艳巧俗媚为忌,[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道“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足见“尚雅逸”,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绘画之审美共通
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空间结构、线性变化及曲面构成等,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B17。尤其传统园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讲究虚实、透漏、因借与景移,园林建筑的布局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颇有章法。以有限的建筑园林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颇近于画理。”B18传统绘画讲究皴法、线描及墨色使用,以线条的粗细与曲直构成形状(shape),以墨色浓淡与色彩塑造质感;传统建筑则以线条与空间拟塑风格,以材质和规模形成量感。在长久的交融互用之中,建立出如下的审美共通性:
1、和谐与秩序
“和谐”与“秩序”为儒家的基础与特色,亦为传统画作与建筑的审美标准。王维《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则载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李成《山水诀》也强调:“凡画山水,先立宾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所谓画有宾主,“主”与“宾”的关系确立,是绘画中维持“秩序”确保“和谐”的重要关键;[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千仞高峰之比例占据整体画面之泰半,溪流与人物则陪衬在下方角落。[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选择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比例,区分帝王与随侍之关系,使主宾分明而和谐有序。作为古代建筑典册之《考工记》则记载:“王城居首,为全国血缘宗法政治中心。诸侯城列作第二级……。”“三级城邑,尊卑有序,大小有制。”同样在确立“主”、“宾”的次序;以祀奉至圣先师的孔庙为例,无论于建筑之定制、高度与规划上,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与庙中其他建物相比,则明显是王维所谓之“主峰”。
绘画与建筑虽不同于简册将圣儒教化之言语以文字条列,仍以不同形式展现其教化功能。上述阎立本之“历代帝王图卷”绘列各朝帝王,依各帝王之品德、功绩决定于该图卷中侍从人数之多寡、行路或乘轿、仪态雍容或抑郁;此与杭州岳武穆庙前秦桧夫妇跪像、武则天坟前的无字碑,同有奖善惩恶之妙趣。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五代的“宫乐图”则与北京紫禁城以中庸致和为名的“中和殿”、福建南靖“和贵楼”、“怀远楼”等土楼之命名、台北“三峡祖师庙”罗列的“卧薪尝胆”、“田单复国”等铜雕壁画,以及桃园“范姜老屋群”的建筑彩画B19,同样隐含劝勉后人自强不息与守分向上的教化之功。
2、题名与定性
文人在画作上以文字题名落款与详加批注的习惯,最晚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南朝梁]萧绎的“贡职图”都有题名。而宋代画院考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都曾是画院考试的题目B20。这些题名将创作者的意念,较纯粹的图像更清楚且具体的呈现,在线条与墨色的传达外,以诗句与文字的述写,将作者之人生价值与哲学思想透过画作详实的传递。建筑之“题名”一如画作,前述的“中和殿”、“和贵楼”以建物之名传递拥有者之意;清代末期常受法、荷、西等列强侵犯的台湾,钦钗大臣沈葆桢为巩固海防,于台南安平仿法国之堡垒形式建造一防御性碉堡,在其城额上题名“亿载金城”四字,以求该城池千年亿载不朽,使防卫固若金汤、易守难攻B21;还有苏州“拙政园”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B22、广州“陈氏书院”大厅格扇上“道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令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B23的对联,都是借由“题名”,使建物呈现主人之风骨、寓意及人格特质的最佳写照。
传统画作的“性”主要来自于作品的题材、技法,而“格”则取决于创作者的品格修养。画作“性格”是赏析画作的重要依据。以工笔精绘而设色金碧艳丽者,鸟兽翎毛可见微毫,庙宇栋梁斗拱错落,画作呈现华贵而工整的气息,董其昌将之归为“北宗”,[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其代表;而被归为“南宗”的另一派画法,善用渲染与淡墨,“流素而成云,借地以为雪”,重视人物神韵与山水灵气,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是其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属性与风格虽不分为南北二宗,却因其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直观而显性的建筑技术,有风格迥异的“徽式建筑”、“闽式建筑”、“藏式建筑”、“岭南建筑”等,或是各具其使用机能的“庙宇建筑”、“民居建筑”、“军事建筑”等,当然也有因营建法制而区分的“汉代建筑”、“唐代建筑”、“明清时期建筑”等不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文化展现的建筑审美。
3、隐喻与象征
传统画作与建筑的“性格”既来自于人的品格,其直观形象与显性特征,则以隐喻与象征的符号提供找寻其隐性意涵与内在精神哲理的线索。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类此相互关系与延伸意涵归结成一套系统,以直观接收的“能指”(signifier),与间接受引导的“所指”(signified),以及转译间接呈现的“意指作用”(signifitation),来说明符号如何演绎出的思想与其后续延伸的神话。B24
古代中国文人因身处封建体制与礼教文化的威权,早学会运用这种间接呈现的手法,将意念隐藏于若有似无的朦胧中,以求明哲保身。[清]郑燮的“甘谷菊泉图”的,隐喻自己孤高超俗、不与尘世同流,于浊世中仍有廉洁自持与不移的气节,因此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B25除“花中四君子”之外,传统画作中常出现的松、竹、梅,则代表坚毅而高风亮节的“岁寒三友”;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清泉象征君子之德、白石象征择善固执;而山水画中常出现的一叶扁舟,往往是隐喻着文人“一朝不得志,明日散发弄轻舟”的潇洒与自我藉慰的处世哲学与艺术精神。
这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建筑审美上。在《周易》中,“九”为帝王至尊之数,为阳爻之天数;“六”为阳爻之地数。天九地六,为天地运旋之时运。所以建辟雍为太学,实际是将崇拜天地自然的观念渗透在教化、开蒙达智之中。B26杜耒《寒夜》“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文人于其宅第中,以具象征意义的植栽自我惕励与期许。这种象征符号也许布置于园艺景致,也许形塑于居宅栏杆、窗棂、门堵壁画上。古代知府衙门厅堂里彩绘的青天、太阳、海浪与白鹤壁画或浮雕,就是为官仕人清廉自持、为民青天的自我惕励。中国客家传统民居更是以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和象征意义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印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建,正面是红色的砂岩石垒砌的巨大浮雕石壁,中开大门,入门后为一条44级、上有玻璃光棚的笔直蹬道,正对陵墓,这种入口空间序列是古代陵墓神道的象征。”B27这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对传统建筑象征文化的继承。
4、气韵与意境
传统绘画审美具有“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特征,而传统建筑也将一系列文化讯息与素质蕴涵于其建筑“语汇”之中。梁思成与林徽音说:“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B28这种具有“诗意”与“画意”的“建筑意”,蕴含民族文化的深意,来自于民族的哲学、历史、伦理、美学等多种文化的综合,B29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韵致与艺术精神的“气韵”。王世仁也认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B30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B31序列推移的整体精神,除了阐释伦理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理性的人文探求。它可以是数字化的屋舍间架递减,也可以是燕尾脊角度的蜷起曲线与庑殿飞檐之如鸟翼昂起,说明中国人对秩序、婉转、圆融和向往天人合一等神韵品格的追求。
王振复先生以为“建筑文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无庸置疑的。”,他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象征性方式归纳为“数的象征”、“形的象征”、“音的象征”、“色的象征”等四种。B32在这四种象征性方式中,窗户、石板、藻井、塔层的数目变化,与[明]龚贤《画诀》:“四树一丛添叶式,此四树一丛,三树相近,一树稍远。”及奚冈《树木山石画法册》:“聚则宜累累,散则为星星。”以聚、散、疏、密分布表现韵律的绘画技巧相符。苏州的寒山寺以“夜半钟声”揉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鱼火对愁眠”的意境,闻名于古今。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饶富韵律的龙柱造型,充满文人风格的覆盆式石雕柱珠,以及纯朴素雅的飞檐翘起,在香烟袅绕与斜阳西照的光影映照下,与其雅致的山门也拟塑出相同于董其昌“高逸图”那烟岚飘渺、宁静致远的幽雅意境。
5、布局与五行风水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的“经营位置”,即传统建筑所谓之布局,相似于西方绘画理论所说的“构图”(composition)。其中不同之细微处,在于以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中,传统绘画之经营与建筑之布局追求与天地相和,阴阳相生,于其甚者更要求符于五行风水之理。[宋]郭熙认为作画之时,凡经营下笔,必合乎天地B33。[明]董其昌则认为,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其次须明虚实。B34树石布塞,需密相间。虚实相生,乃得画理B35。[清]唐岱《绘事发微》则载道:“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莫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石涛的《画语录》则以“一画”为核心,融合周易、道家学说和禅宗之说B36。
历朝的都城规划与宅第布局,同样遵循周易及阴阳五行之理念,善用左阴右阳,采“九”为阳数至极之法。《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至于宫殿型制,则遵循儒家规矩“前朝后寝”之制,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B37。东汉末年道教盛行之后,阴阳五行风水之说更深深影响其营建法制。《旧唐书》载武则天建立明堂的诏书:“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外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以八卦之形为台基,重视阴阳的顺序。而后之紫禁城,南京的明孝陵,其宫殿布局、尺寸与用色,都可察见五行五色与阴阳与风水之特征潜藏其间。以空间布局著名的苏州“留园”,西北为太祖山、祖山,是风水术中“干”位所在。为求“龙脉”流贯,因此于中部掘水池为“龙潭”,而东南“巽”位为“风”,在此设建筑,以求“风生水起”“龙气盈贯”。此“龙脉”相应于水墨画,则为画中山势之起伏,[清]王概比喻为人之气脉B38;王原祁则以为“龙脉”为画中气势,与开合起伏互为体用,若强扭龙脉则生病矣。B39
因此历史学者姜波认为:“北周五郊坛的高广和距城之远近,都合乎五行之数,使五行观念与五郊坛的对应关系更加整齐。……西汉晚期确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祭祀方面的指导地位……”何晓昕则说:“中国风水术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与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B40
三、结论
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注重白描、散点透视、虚实相映,以有限之景寓无限之情,追求“象外之象”,以拟造气韵生动的“境”;中国园林则讲究虚实、透漏、因借和景移,其植栽与庭院的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这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以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家轮回与五行风水为文化底蕴,发展出具有“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的建筑审美,也酝酿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绘画审美,无异是中国艺术精神现象的凝聚。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精神与生命的写照,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追求,所有艺术犹如万流同归一宗,具有相隔却相通、神似而体异的审美共通性。尤其是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具有“和谐与教化”、“题名与定性”、“隐喻与象征”、“气韵与意境”、“布局与五行风水”、“心灵自在与自我抒发”、“对和的禁忌”等面象的审美共通性。这些审美共通性体现艺术品欣赏与审美之规律与经验,从而为扩充与深化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感受,实现审美超越,提供多样化的条件与契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引自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下册,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9页。
③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参见张士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水美学思想》,新浪博客网。
⑥ 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⑦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⑧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⑨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5页。
⑩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36页。
B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46-157页。
B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B14参见曾炎辉《“气论”在宋朝山水画中的影响》,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3-69页。
B15方咸亨《中国画论类编》,《邵村论画》,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B16参见朱晓红《沈宗骞――中国书画画语图解》,《芥舟学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B17参见叶育男《形体的自由化――东方书法与美学在数位构筑中的初探》,台北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9页。
B18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B19倪晶玮《范姜老屋建筑彩画中之文化意涵》,《建筑学报》(台北),2009年第68期,第236-239页。
B20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B21李乾朗《台湾建筑史》,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B22此联置于拙政园西山之“雪香云蔚亭”,为[明]文征明所题。原文出自[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诗“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影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之其中二句。
B23此联置于陈氏书院(陈家祠)首进大厅格扇,上下联之大意为:“追寻着太邱祖的道路,将贤德之士集于一堂以切磋学问,昌盛后世;与德芳百世的广雅书院为邻,以优良的学风培育我百粤的子弟,举拔人才,提振文风。”文在缅怀先祖,尊崇广雅书院的文风,并勉励后代子孙勤奋向学。
B24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9-187页。
B25参见全景博物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名画博物馆》(第四卷),第450页。
B26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B27参见李倩《中国传统建筑象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B28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B29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B30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B31《十三经注疏》卷11《礼记注疏•中》,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3-1135页。
B32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0页。
B33郭熙《美术丛书》第九集《林泉高致集》。
B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B35蒋和《学画杂论》,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B36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页。
B37转载自罗哲文、王振《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B38[清]王概《芥子园画传》该段原文:“所谓嶂,盖山之颅骨是也。此处起伏为一山之主,而气脉联络,并为通幅之一树一石,皆奉为主。又有君相存焉。……山有高有下,高则血脉在下,肩骨开张,基脚厚壮,峦岫环绕,映代步绝,此高山也。”
B39[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该段原文:“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之所矜式。然愚意以为不三体用二字,学者中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之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
B40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Aesthetical Intersection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Drawings
TANG Xiao-xiang1,WANG Yong-zhi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所属民族、地域的不同各种文化发展又各有差异，其中以汉族的文化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里我就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典型居住文化“四合院”的发展历史为主，来说明民族文化对于环境设施的影响。
中国民居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造，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征。以汉族为例，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四合院。
我国最早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出现于西周时期。其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用法极为灵活，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
自四合院问世以来，因其外封内敞的空间正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所以在各地普及开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其自身不论是从建筑外观还是到室内地格局分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深厚美学意蕴。其中以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等地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
从发源地陕西到荆楚的汉阳长沙；从巴蜀到燕赵故地，四合院的院落式住宅，几乎成为各地住宅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因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如：东北四合院的常用单扇门，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传统的双扇门、堂屋背后设“倒闸”作为贮物间。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北京的胡同一般是东西走向的，主要以走人为主。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学中做北朝南的说法 ，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同。它的主要用途是来宾客或家中辈分较小的人用来居住。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在北方还常常用来饲养牲畜，也有用来做厨房的，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
有些地方，为了使院落更加美丽大方，还专门点缀一番——在院落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修建一个“影壁”。在正对大门的这一面，一般都会有一些植物图案或者大幅的书法字样醒目地放置影壁正面，上书“福”、“禄”、“寿”等象征吉祥的字样，以达到装饰的目的。也有一部分影壁，上面绘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等，给四合院内制造了一种轻松写意的文化气氛。如果是在农村则多采用“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字样或图画。这种影壁，设在大门之内的迎门处。四合院院内，有用石板铺的，也有砖铺地的和鹅卵石铺地的。无论是怎样铺，院内总要留出几块地方做种树，栽花之用，以作为庭院的点缀装饰，这也正是四合院结构的一大特点 。
四合院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各个房间的的坐向决定了它们在宅中的地位。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带的长辈们居住。 北房一般习惯建三间，其中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 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重大节日时设供祭祖的地方，每到此时总会在堂屋摆案起香，而另外两侧多做卧室。在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下，东侧为尊，是正室居住的地方，西侧为卑，则由偏房居住。 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后罩房——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这种后罩房的格局在古代的封建家庭中是常见的，但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发展到现在，后罩房这种分割已经被取代。
以北京的四合院来说，自从元朝正式建都于北京，元朝统治者开始了对都城的大规模规划和改造，可以说北京的四合院就从那时起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这里所谓的街通就是老北京常见的胡同。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四合院在当时的规模和基本形态。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不断完善且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一般的四合院都有二进院落，大型的有三四进院落和花院，这种大型院落一般是有些身份的人才可以住，一般的人大多是二进院落。二进院落一般是在东西厢房之间建一道隔墙，有内外宅之分。内外宅之间一般建豪华的垂花门，垂花门内有影壁，只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旧时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道门就是指的此门。大型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为后罩房。
在四合院的建造和居住当中，对于风水是极为讲究的，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其中还包含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迷信色彩。除去风水学说对四合院的影响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甚至主偏房的布局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美好事物、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置于门管、门头上的吉词祥语，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作品，即是主人性格，抱负的表现，又使得整个庭院充满了文化气息。
四合院作为一种早期的住宅，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它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是民族文化与建筑艺术结合的最好考证。
参考文献如下：
[1]庄裕光.古建春秋.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王其钧 中国古建筑语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
[3]萧默编著 《建筑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
【关键词】：临安；开封；移民；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临安城的城市发展历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战乱不已，大量北方移民南移，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唐末五代以来，都城中心从长安开始向洛阳、开封东移，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中国古代都城也随之南迁，开封、临安成为都城。
（一）隋唐五代时的杭州城
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朝的陈，把钱塘郡改为杭州，次年在柳浦西凤凰山麓建筑州城。文帝开渠引渭水，杭州与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隋书·地理志》记载：“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杭州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城市。 隋的州治局促在江干一隅，面对江海、背负山丘，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由于杭州商业发达，江干一带土地狭窄，人满为患，因此，李泌领导修建六井，从此西湖成为杭州城的一部分。
唐代末年，全国动乱，各地纷纷割据独立。吴越王建都杭州，修筑海塘，以御洪灾，于此同时，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城垣建筑。他修筑了周围70里的罗城，罗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到江干一带，又沿西湖到宝石山，其东北面到今艮山门一带，形状像一个腰鼓，被称为“腰鼓城”。城垣扩大以后，城垣以内的街道、河渠、市场、房舍等都相应地进行了规划和修建，为南宋在这里建都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的杭州城和南宋时的临安城
北宋期间，杭州城市发展的主要体现在对西湖的疏浚。北宋末年，赵构仓皇南奔杭州，设置行宫，把杭州升为临安府。南宋初年，由于中原的动乱和朝廷的南迁，大批官民蜂拥南下，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南宋朝廷大兴土木，把大内建在凤凰山，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
由于北宋对西湖的大规模整治而得到改善，南宋，西湖成为盐桥运河、市河、浣沙河的水源。杭州的东郊垦殖成为一片菜园，供应城市以四时蔬菜。城市需要的炭，通过钱塘江，从上游森林资源丰富的金、严各府运来。这样就形成了南宋及以后长期存在的“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的特点。
二、南宋临安的移民文化
（一）北方新移民的迁入与文化影响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上层移民和军人移民迁入临安。随着移民的迁入，东北民族的文化开始传入中原。金朝是华北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女真、渤海、契丹等边疆民族文化和北方汉族文化相互渗透，传入中原[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J]. 历史研究，2006（5）35—50
]。
在北方移民中，除了有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文人学士和各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临安，促进了临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南方移民的迁入
金人攻陷了北宋都城开封，开封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南方逃亡。南宋对金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放弃中原，逃往东南。至绍兴八年，南宋政权稳定，定都临安。南宋政权被视为汉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旗帜，而汉族的官僚地主更视南宋政权为正统，所以“西北之民，感恩戴德，襁负而归，相属于路[吴涛﹒靖康之变与开封人口的南迁[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1）56—59]”,因此，宋室南迁就成为开封地区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又一原因。
三、基于历史发展的开封和临安城市规划的延续和变革
（一）临安和开封城市地位特征及定都优势
我国封建社会历朝首都的迁徙大致有一条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迁移轨迹：在北宋之前，主要建都于西安、洛阳。北宋后，主要建都于北京，而位于河南的开封明显有一种临时过渡性质。
开封一带地理环境内在矛盾相当突出，一方面，这里地当要害，四通八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兵家必争。另一方面，这里地势平坦，地形简单，无险可守，其先天不足十分明显。但自从五代后期，特别是建立北宋王朝后，开封骤然上升为宋朝国都，其原因概括有：1.从五代时期起，全国经济中心已开始转向东南，加之开封居于运河中心，具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交通优势。2.五代的梁、晋、汉、周都在开封定过都，为宋定都开封及成为全国大都市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3.赵匡胤陈桥兵变，开封是他的根据地，同时，赵匡胤驻节过汴州，对河淮的形势和汴州的地理民俗都比较熟悉。4.自唐代以后，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日渐衰落，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日益强大，于是中原王朝军事防御重点迅速从西北转移到东北。这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迅速南移，故而出现了一种将政治中心由西安、洛阳等偏西之向向东移动的要求[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北宋末年，中原失陷，宋高宗南逃，后定都临安，原因在于：1.漕运，因为宋朝的粮食生产情况，已经是“苏胡孰，天下足”，太湖平原成了全国最大的粮仓，粮食运到杭州可依靠江南运河，十分方便。2.杭州城的初具规模和西湖的繁华胜景。总之临安定都选址重视地利，讲求城市经济效果，使城市既有险可依，得交通便利，又根植于富足的农业资源。
(二)开封和临安城市天人观的传承
宋朝城市规划综合传统礼制和风水理念，对风水术的认同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礼制观念。开封城市规划综合了传统礼制和风水理念，其城市平面布局是不规则的矩形，有内、里、外三套城墙（及三套护城河），宫城居中，没完全袭用古制，它一改方城传统，使城市作同心圆发展，原有的规划中的集中市制和封闭坊市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寻求分散的市制和开放的坊制，由以礼治为主，经济为辅变为经济为主，礼治为辅的新规则秩序。另外，开封城的城市规划中明显的融入了“象天设都”的规划思想，赵匡胤企图用“象天设都”的模式营建皇宫，以恢复世人“天命皇权”的观念，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再次，堪舆学对东京城的布局也有所影响，据实测，东京外城是北偏西，由于偏角出现，故整个宋外城呈近菱形，遂有“卧牛城”之说[陈小明﹒中国城市规划中天人观的研究[D]优秀硕士论文，2007（6）]。
开封城和临安城在城市规划中都注重宗教建筑、陵墓等选址中的风水观念和宗教意识；城市布局追求生克致用，讲究相生相克。但与开封城相比，南宋临安更加由一个“风水城市”向“山水城市”转变，首先临安的城市布局规划特征由开封城时期的平原开阔，坐北朝南，向阳避阴发展为依山傍水，坐南朝北。
（三）开封和临安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变革
地域空间包括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临安城与开封城空间布局相比较有如下特点[李瑞﹒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要素分析_以唐宋都城为例[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7）24—27
]：首先，临安城仍分为内外城，内城位于全城南部靠东，是大内所在；外城形态由于城市发展和地形限制的矛盾，于是在不断扩展过程中呈现不规则的腰鼓形，有龙飞凤舞之称。其次，与开封不同的是临安城外的西湖沿岸形成集居住、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区，虽然位置在城外，实际上也属于城区的重要部分。
在都城行政管理体制上，隋唐的坊市制转换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巷）制，也可以看作是都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调整，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适应城区的吸纳力逐渐增大趋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对比临安和开封的空间建筑结构层次，他们较前代有许多共同的变化趋势，如其都城内南北轴线不断加强，其上分布的建筑具有既严格对称又迭起，创造了一种结构严谨的高度理性美。标志物因子如宫殿、礼仪建筑、宗教建筑等，位居都城的节点和地形高起之处，增强了对都城的空间控制力，使都城形态层次丰富且富于变幻。
（四） 临安城市功能区与开封城相比较
北宋的东京城的集中行政区明显缩小，商业区与居民区、行政区混杂。李长傅先生将东京城按城市职能大概可分为五区：1.行政区即皇城，为皇宫和中央机构所在地。2.商业区在里城东南部，外城东南部、东部和西部。3.住宅区包括里城外城的大部分，除商业中心地外，和商业区相互交错。4.码头区在城外运河沿岸，如州东的虹桥、陈州门，专运卸漕米。5.风景区在四郊和里城东北隅艮岳一带，前边多为官宦的花园和皇室的别宫，后边是皇帝的御园。
临安城分为内外城。内城是大内所在，外城除御街南段两侧集中了一些中央官署，各级官署与民居和商铺混杂的现象较东京更为严重。南宋临安城的功能分区为：1.政治中心依然在临安皇城内。 2.农业区在城市东郊，这里垦植了菜园，供应城市蔬菜。3.商业区在御街、荐桥街、后市街一带。4.码头区在城北一带的盐桥运河和市河，主要运输粮米。钱塘江对临安的运输也有重要意义，这里主要负责与其它地方的商业物品交易。另外临安西湖沿岸已形成集风景、民居、商业、娱乐等为一身的另一中心区及多功能楼群区，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
参考文献
（1）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2）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J]. 历史研究，2006（5）35—50
（3）吴涛﹒靖康之变与开封人口的南迁[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1）56—59
（4）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陈小明﹒中国城市规划中天人观的研究[D]优秀硕士论文，2007（6）
（6）李瑞﹒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要素分析_以唐宋都城为例[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7）24—27
关键词:徽州古村落；环境艺术；营建策略
一、引言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初至徽州时发出的感叹。的确，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位于徽州地区黟县的宏村、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地，还有歙县的棠樾、唐模、呈坎、渔梁、潜口等，这些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如落纸烟云般晕染在徽州这片灵秀的土地上，当我初踏徽州，就已被这浑然天成的美景深深吸引住，原来世上竟有如此妙手丹青的地方，浮生若梦、醉墨淋漓。
但是随着社会组织结构、文化模式、生活习俗的改变，特别是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变化，传统的徽州古村落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式，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找回青山绿水、宗庙祠堂；高墙深院、古井街巷，如何用发展的眼光改革和更新不适宜现代生活的物质结构，这就体现在研究有徽州地域特色的住区环境艺术必须采用扬弃的方法和态度。
二、徽州古村落特色研究
徽州古村落华美的建筑群落，如画的山水田园、淳朴的民居生活，凝结了千百年来的徽派文化，是中国民居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种住宅形式。从环境艺术的角度我们概括归纳了以下几个特点：
1.儒善质朴的徽派文化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①占卜择地、择地而居是徽派村落形成的原始方式。村落选址与建筑营造离不开人们对风水的信仰和认知。西递胡氏的先祖士良公就是因为路过西递，发现这里山形有“天马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并根据“东水西流，其主必富”的观点，选定为西递胡氏安身立命的生存之地。②有人说风水说与宗教巫术、迷信占卜一样属于唯心主义，但在我看来，徽州人是把审美估量和使用的考虑结合在了一起，并服从心里感觉和风水观的原则，虽然有一定的落后愚昧思想，但总的说来，是对大自然的崇拜与信仰，是在自然现象和生活需求中寻找了一个契合点，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徽州古村落风貌独特，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儒道互补的精神。从社会伦理角度可归纳为一个“儒”字，是功制性的“善”之美。门楼、牌坊、祠堂等都是儒文化的表象。而从其座落在山水田园间表现出来的隐逸之美，又可归结为“道”字。徽州人在建造家园中体现出了一种“道进乎艺”的境界，即超越了某种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娴熟地利用自然规律自由创造的艺术化境。③从古村落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人巧妙地运用自然规律，化自然美为生活美的精神。
徽商也是徽派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徽州人有了财力，多投资乡里，建祠堂、书院等，以振兴家族。徽商因其特殊的文化和经商模式，对村落建设产生的影响，成为了徽州古村落组成的主要因素。
2.远近皆宜的村落美景
在前往宏村的山路上，一片片田野绿地映入眼帘，远处的山坳里点缀着片片粉墙黛瓦。远距离的美将其换化成一缕青烟，氲氤在这水墨画长卷里。“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岁月流逝无声，或许当初的徽州人自己也没想到，他们构建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代代生养的温柔故乡，竟成了今天无数人寻寻觅觅的“世外桃源”与建筑标本。④走近村落，这山水长卷又凝固成了一曲乐谱。面前的村落随着地形起伏、错落有致，而满眼的建筑黑白相间、光影交错，更具有一种强烈的韵律感（图1）。
图1：宏村近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3.虚实相生的建筑艺术
徽州建筑清新淡雅，不同的环境、光线给白色的墙体染上了自己的一笔，冷暖交错、斑驳陆离，这些素雅的墙面与黑色的屋面、檐口、马头墙组合在一起，疏密有致、垂直交错，水平构图中穿插了折线变化，使外观生动活泼。建筑内部精雕细琢，饰以精美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月梁上精致细腻的木雕让人叹为观止；柱础上富有寓意的石雕让人精神振奋；照壁上栩栩如生的砖雕飘逸俊俏、美不胜收。“四水归堂”是徽州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所谓“四水归堂”，即将住宅屋面雨水集于天井，意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聚财积善之意，但是它的合院布局受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强烈影响，虽然体现了传统美学的原则，但是总体上封闭，缺乏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筑高深莫测的结构，反应了对人和个性的忽视。
从深层次来说，古建筑在色调、材质上的选择，体现出的是道家美学思想。朱熹说过，“大抵圣人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老庄追求的平淡自然、顺应自然的美学思想，深深渗透在了徽州古村落建筑艺术之中。
4.淡妆浓抹的山水田园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里写道：“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傍槛流。”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家园图中，山水环绕房前屋后，村落有着背山朝阳的稳重与临水远眺的空旷。
水是生气的体现，水随山而行，徽州人服从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约定俗称的风水观，将他们的家园依山傍水，吸天地之精华，滋养生灵万物。唐模古村落就是一个典型。整个村落依水而建，水口古树小桥呼应，亭阁牌坊矗立，清澈的檀干溪贯穿全村。拾级而上到达檀干园，檀干园面积虽不大，但亭台楼阁皆备，古树成林。走进村中，一条水上街道玲珑精致，檀干溪流水淙淙，村民依岸而居，远山近水，幽情古趣，实乃罕见（图2）。这里环境优美，徽文化底蕴深厚，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古朴的人文景观相得益彰，难怪人称之“风雅山水田园，徽派古建长廊”。 徽州庭院最具代表性的为西递的西园。西园建于清道光年间，八字门楼为入口，三幢楼房一字排开，一个狭长的庭院将其连成一体。庭院中又以砖墙、门洞以及漏窗相隔，形成了感觉上的前园、中园和后园，加上庭院中所置的石几、假山与盆景，更是给人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的感觉（图3）。
图2：唐模水街（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3：西递西园（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恬静淳朴的民居生活
徽州古村落是一部人性民居的史书。村落的建造与民居的人性化，都与人密不可分，他们雄厚的实力与文化素养促进了徽州古村落艺术的感性特质及独特的造型语言。村落巧夺天工的美景，加上建筑特有的设计艺术，映射出了人性的需求，可谓“人为之美入天然”。智慧的徽州人早就了如此浑然天成的环境艺术，也是环境艺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亦贾亦儒的徽州人。
走进西递村的街巷里，经常遇到做点小生意的村民，他们卖三雕工艺品、文房四宝，或者茶叶等土特产。有人说西递、宏村变得很商业，我倒不这么认为，我碰见了几个做雕刻艺术的村民，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手工艺大师，他们对于雕刻艺术能跟我聊上小半天，比如木雕的工艺、花纹的寓意、档次的判断，等等，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看出，赚钱谋生那是其次，更多的是对千百年来徽州文化的肯定和骄傲。印象中有这么一副对联：“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主人把上联中的“辛”字，下面多加一横，暗指快乐要人们付出加倍的辛苦，而在下联中的“亏”字上多添了一横，寓意为了个人追求，需要多吃一点亏。这就是徽州人的人生态度：超脱名利、恬静淳朴、安详知足、心平气和。
三、传统民居与现代住区生活模式结合的策略
1.继承和创新传统民居的空间特点及风貌
在徽州这片极具地域特色的土地上，如何继承古村落优良的环境艺术特点，摒弃不适应现代生活模式的缺点呢？
首先在整体风貌上，应把握好住区的尺度和色彩，尽可能按照传统形式矗立建筑群外观，并且从整体上考虑城市与住宅的关系，现代与古典有机融合，建筑群与环境相协调。
其次在空间细部上，应继承传统民居空间特点及造型符号。比如天井，古建筑虽工整却不呆板、虽紧凑而不局促，天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天井适应徽州地区的气候，所以独立性住宅或排屋等适宜设计天井，实现建筑的自然通风，而且可以减少建筑面宽，增加进深，节约土地。在建筑装饰上，我们应对原型分析归纳，提炼出既有徽州特色又符合现代建筑结构功能的部分，将之简化、设计并作为一种创新的建筑语言运用到新住区中。比如马头墙，在现代住区中，马头墙慢慢发展成了纯粹的装饰符号，甚至被滥用到建筑中，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设计师们仔细推敲马头墙的比例尺度和组合方式，既要保留鲜明特色又要实现美观。
再次在材料和资源利用上，应做到合理使用当地资源，并提倡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徽州民居朴素、自然，以“三雕”为例，都是就地取材。在材料的运用上，以实用为目的，以美学为原则。如柱为防腐木石结合；门为防火多木、砖、与铁结合等。传统建筑中大量使用木材与砖瓦，特别是黏土砖，但从现今来看，这并不环保，为了保护林地，需要我们利用新的建材来体现传统风格。现代建筑中一些花格、栏杆等构件，用配筋细石混凝土代替木结构已经很常见，传统木挂落和花牙子，应用方钢管或者铁管制作，采用焊接或模压成型取得精细的成品。马头墙的博风瓦等有凹凸纹图案的构件宜采用GRC玻璃纤维水泥制作，减少黏土制作的烧制程序。⑤仿青砖仿石材料的出现，也使传统的木作和瓦做工程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材料、新技术的使用已为大势所趋。
2.结合徽州园林与江南园林的特色，创造宜人居住的景观空间
古徽州秀美山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将这山水史诗写入到当代社会的民居生活中，也是我们环境艺术工作者艰巨的任务。
徽州园林与江南园林既有区别，又有统一之处。徽州园林大气，江南园林精巧；徽州园林浑然天成，江南园林巧夺天工；徽州园林在无限的环境里吸天地之精华，江南园林在有限的空间里揽人文之情怀。两者在意境和文化底蕴上虽有不同，但是在造园手法、功能布置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把派别二字丢开，留下的尽是“苍松翠竹真佳客，明月清风是故人”。
徽州民居离不开山水，在现代住区园林设计中，尽可能将水系引入住区中，并合理堆坡，创造山水环境，辅以亭、廊、假山等，在断面上营造出高低错落的层次感，低能亲水，高能远眺，以达到借景的目的。在景观小品上，除了景观建筑，也可建一些景观构架，如景墙。《园冶》里说道：“凡是有眺望之处，都可以筑成这种墙漏砖墙，因为这种墙好像有避外隐内的意义。”徽州的粉墙黛瓦是一个典型符号，运用到景观设计中，整个园林就有了强烈的地域风格，实现了园内构造与园外大环境的和谐统一。
若是庭院设计，则可以寓情于景、小中见大。所以在现代庭院设计中，要尽可能利用宅院有限的面积，依照地形，运用山池、园艺、雕刻等手法，置山林于庭前，引流水于院后，创造出一个幽深宜人且妙趣横生的庭院景观。
3.以人为本，在现代城市中寻找传统民居的人性关怀
在现代城市中，不仅要保留古村落的环境艺术特点，更要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体现人文关怀。设计师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好深入设计，同时要提高设计的文化含量，充分考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反映出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和素养。
徽州古村落群山环抱、临水拂柳，真正做到了以水养人、以景养心。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应将古村落的风貌、建筑结构、以及园林审美观继承下来，让现代住区外观色彩、空间结构、功能分区、审美形式与自然环境保持一致，让一切实用性和审美观结合，让现代住区充满人性，让空间充满智慧，让自然服务于人，让现代的徽州成为人民的乐土、繁衍的老根、绝美的佳境，以及人性的空间。
四、结语
环境艺术以地域性为根，以时代性为本，它们相辅相成，为环境的发展从不同方面提供营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地域性环境艺术是最有生命力的，这是地域更新的徽州环境艺术的出路和未来。徽州这块风水宝地，不但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而且历史文化深厚，如果我们能用发展创新的眼光来整体对待这座古老的城市，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那么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新徽派住区。
参考文献
[1] 张海鹏，王廷元著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 1985年 P34.
[2] 武旭峰，余治维著 《西递、宏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 P9.
[3] .宋左著 从道家学说角度看徽州民居的审美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2006年 P32.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福建土楼；夯土营造技艺；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171-02
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建筑材料，早在石器时代的人们就掌握了基本的生土建筑的营造技术，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六千年前的半坡遗址中就有大量的以生土为材料的建筑。生土建筑由于材料来源较为便捷而且稳定性良好，直到现在仍然运用广泛。本文要讨论的福建土楼就是典型的夯土建筑，那个时候客家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居家南迁，并在当地就地取材建立起了自己的家，这就是福建土楼发展的基本历史成因。福建土楼的营造技艺在明清时期到了发展的巅峰，其主要的建筑特点是墙体称重量大、工期长，相对于水、竹、石头等建筑材料其土墙材料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一、福建土楼夯土营造技艺综述
一个地区建筑文化的形成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沉淀和自然地理环境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从建筑技艺上讲，传统的土楼构筑技术主要是靠夯土版筑，即通过夯杵等工具将黄土进行夯实并且干燥后来构筑墙体。福建土楼的土楼外墙使用的土配方非常的复杂考究，不仅是建筑材料，其营造技术还特别注意夯筑的工序，除非土质非常好或者天气好，否则夯筑的过程必须坚持一天只行墙一周的原则，等到夯好的土楼质量达标才能进行第二圈的夯筑，每一圈行墙之间的连接处要一定要保证密闭性，必须使用泥刀、竹片进行修正。
从文化意义上讲，土楼围屋建筑的向心性、对称性特点及聚族而居的特征，可谓是儒家文化和宗族精神的缩影。所以说，土楼营造技艺的建造与延续，不单单是出于生存、防御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与渴望。钱程、尹培如（2014）提出，夯土技术在新时展过程中创新的思维和方向。根据保护的不同等级的要求，在原始复原、改良维护、保护探索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刘托（2012）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我国文化遗产的存续受到猛烈冲击，包括营造技艺在内的一些依靠言传身教进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现代建筑思想和建造方式的巨大冲击而目益萎缩，已至濒临失传的境地，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
二、福建土楼营造技艺保护现状
（一）保护现状
据一些建筑土楼的老师傅介绍：土楼的选址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参照标准：一是要选择向阳避风，靠近水路地方，从而有利于生活、生产和出行。二是要按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传统风水文化，实际来看就是左侧有流水，右边有山坡，前方有开阔，后方坚实的外部环境，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地势不但能避开凛冽的北风，同时能获得最佳的光照、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以及开阔的视野。三是要根据山势的高低、坡度的缓急来选择楼址，使土楼与山体，山势相呼应，配比适当，和谐统一。
历史的经验证明，做好土楼的保护规划，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留住原住民。只有留住原住民，方能保护好土楼，保护好土楼的历史文化。此外，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土楼的文化研究、强化对土楼和土楼群周边的环境保护，确定土楼保护的有效技术措施，做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制定激发土楼原住民保护热情和资金投入的政策措施，编制土楼保护与新区建设的规划设计等。
（二）相关影响因素
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更引起国内外众多游客的兴趣，土楼的旅游观光热潮正在兴起。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着向公众进行展示的要求。因此，利用土楼开发旅游产业，也就成为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土楼保护的有效途径。
1.地理因素。福建属多雨、潮湿、温热地区且多白蚁，土木结构的建筑由于缺乏妥善维修保护，会出现老化、腐烂，如何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维护已迫在眉睫。土楼没有垂直的排水系统，只在一层地面有排水沟槽，卫生、洗澡和厕所的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原汁原味的土楼客栈因为这个问题而失去了接待游客的竞争力。
2.旅游业发展因素。土楼旅游虽然吸引游客，由于景区交通及服务等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众多旅游者来去匆匆，尚未能做到留住来客和招揽回头客，因此也就尚未能发挥土楼应有的作用。为此，在土楼的旅游产业开发中，为避免粗放型的无序发展和超容量开发，应根据土楼保护优先的原则，做好开发富有创意性土楼文化特色的旅游产业规划。
三、基于保护原则的福建土楼营造技术思考
（一）原始原貌恢复
我们上文探索了福建土楼详细的营造技艺，在核心保护区要完全地按照传统的方式对进行修旧如旧，严格地逐一进行标记。邀请当地善于传统建筑的工匠参与到文物保护当中，对土楼的修复尽量使用传统技艺。
（二）改良研究传统的工艺
要求对原有的土墙进行保护，对于风化现象较为严重的墙体要根据传统的方式进行修补。在缓冲地带的维护中没有必要严格的按照传统的营造技艺，可以对传统的营造技艺进行一定的改良，主要的目的是真实地还原建筑的风貌。主要的改良方向有以下几点：强化墙体的耐久性；适当使用现代机械，减少人力投入；适当增加土墙的渗水性避免脱落；在墙体外侧增加一定的色彩和质感变化，保持艺术性的前提下做到美观。
（三）保护性探索和研究
周边的环境协调区可以基于保护性原则进行适当的研究和改造，一般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不改变土质的原料，也就是说，在原材料不断的情况下对其加工的过程进行探索和创新，例如利用泥土装袋化、统一配料、标准施工等多种方法提高土质的加工过程，将传统的土材料的加工变成现代化的加工运作方式，并且严格控制泥土生产的温度、湿度等条件，运用统一装配的方法来建造生土建筑，极大地提高了土墙建筑的效率。第二种思路是保持其外形的情况下，对泥土生产的过程进行改良。这个形是保持其风貌的关键所在，由于周边的环境协调区的保护原则没有那么严格，因此在保证其原始风貌的前提下对内部的材料和结构进行大胆的创新。考虑到保护区是不允许出现于原始建筑风格相差很大的建筑的，而且为了旅游以及文物展示的需要，必须要在其原始的外观下对建筑的内部进行创新。
华侨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对福建省土楼建筑区中周边环境保护区新建建筑进行了研究，经过试验和调查发现这些可以量化生产的面砖能够在非常好地还原原始风貌的情况下保持建筑的坚固性和耐用性，而且其表面的土质纹理也非常的逼真，并且这种技术也在后来经过了加工和改良，这种探索的成果也逐渐转化成了实际的工程应用，将普通居民建筑或者店铺建筑的外部做成了非常好的土质感，并与保护区内部的土楼建筑形成视觉上的统一。
（四）传承的载体
有调查发现，目前拥有土楼营造技艺的能工巧匠屈指可数。土楼维修之以所工匠难寻，一是因为会修土楼的人少之又少；二是因为这个维修活危险系数大；三是因为报酬低。目前懂得土楼营造技艺，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人数少且年龄又大，最小的都已近60岁。老师傅曾带过的几十个年轻徒弟这几年也都转了行。如果个人无法承接工程，土楼营造技艺也就没了传承的载体。这些“祖先留下的珍贵财富”虽然历经百年风雨屹立不倒，但是如果没有日常维护保养，也易损易坏，这就需要培养一批能工巧匠去维护它、修缮它。所以，还需要政府或企业牵头，集中老匠人，成立项目部。只要有工程，土楼营造技艺也就有了传承的载体，那么，无论是师傅还是徒弟，参与土楼维修也就有了报酬，这才有可持续发展性。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中存在着各种障碍，通过建设实训基地、开展技能鉴定、培训和专业建设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古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方法，立法保护、书面传承将是更进一步的探索。
四、结语
2015的第十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保护成果 全民共享”，旨在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生的实践，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福建客家土楼建筑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如此，其营造技术也体现着当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土楼建筑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集合居住、方位、生产生活等各种需要为一体，其营造技艺的继承和发扬工作非常的重要。本文详细地分析了传统的福建土楼营造工艺，并且以保护性为原则分析了营造技术的传承和改良思考，对此类传统建筑的保护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土楼建筑与文化[J].中外建筑，2006，（6）.
[2] 李俊杰.永定土楼世遗地景观中客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 刘托.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整体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4）.
[4] 韩洁.谈建筑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环境价值认知――以“福建南靖土楼”为例[J].中外建筑，2008，（5）.
[5]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6] 卢丽华.永定客家土圆楼“和谐”美学特征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论文摘要：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建筑与文化关系密切，建筑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儒家礼教、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长春.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论文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1.1.2契合环境，彰显人性。传统聚落十分重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借助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以及建筑材料等与地方环境紧密衔接，求得和谐统一。如我国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小巧宜人、姿态轻盈，屋檐出挑深远，不仅适应了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也与南方人细腻、内敛的个性特征相得益彰，展示出聚落人性化的特点。
1.1.3效法自然，浑然天成。传统聚落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习俗，故而聚落多就地取材，巧用自然。如西南山区，盛产石材、木材等资源，故而城镇多以干阑式木结构和羌族石砌建筑群为主;闽西、闽南等地，由于采石用土较为方便，于是呈现出大批方形或圆形的土楼建筑群。由于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但均与自然环境紧密衔接，表现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大有“宛若天生、浑然天成”之感。
1.1.4路即轴线，尺度宜人。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城镇布局契合地形、地貌多采取曲轴线处理的手法，即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街道随地势随弯就弯，遇转则转，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轴线，城镇亦沿道路两侧展开布局;城镇规模也由于受地形、交通方式、生产活动、土地供给能力和农业耕作半径等因素制约，规模相对较小，故而聚落尺度宜人，空间环境亲切、舒适。
1.1.5独立、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聚落常选址于冬季风小且日照多，夏季有凉爽山谷风、河风，近水源之地，且多规划布置于河岸的凸起地段，这一地区不仅可避开河水的冲刷，还会因泥沙的不断沉积扩大聚落可耕、可居的场所面积;并通过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紧密衔接，形成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州宏村坐落于雷岗山、左右护山之间，既可挡北风之烈，左右山峰又互成椅角之势，形成极其安全的地理环境;通过水体的引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域—月沼，不仅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消防等用水需求，还极大改善了区域的小气候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工生态系统。
1.2景观特征
1.2.1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传统聚落由于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异，故而在聚落景观上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云南傣族的“芭蕉、竹楼、缅寺”，湘黔侗族的“鼓楼、风水桥”，四川临江聚落的“吊脚楼、坡屋顶”，西北高原的“窑洞”景观等。
1.2.2形胜取意的符号景观。传统聚落为祈求平安、保一方稳定，除十分重视聚落选址，还在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方面大做文章，形成特殊的空间格局。如芙蓉村为期望后代人才辈出，子孙发迹，以“七星八斗”立意构思，整个村落以七颗“星”加以控制，联系东、西、南、北4条道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住宅区，并通过流水系统将8个区域沟通串联，构成一幅大型的图案景观。
1.2.3秩序井然的形态景观。传统聚落由于规模小，等级低，加之受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更强调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受中国尊老爱幼传统习俗和尊卑贵贱等级思想的影响，村落通常以族中长老领地为基准，由内向外自然推进，形成若干个居住组团，且约定俗成村东为长房，村西为次房，由此形成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聚落组团，展示出一种奇特的形态景观。
1.2.4寓意深远的节点景观。古人十分讲究尊重地形、地物，强调在自然中寻求秩序，尤其体现出对特定自然物的崇拜，于重要节点处常保留特定物件或栽种特定植物，以此寄寓整个村落的兴衰祸福，故而受到极大的重视。“风水树”就是其中的一种，云南大理的白族就将大榕树视为生命与吉祥的象征，故而几乎每个村落都种有大榕树，且整个村落以大榕树为中心展开布局，构成整个村落的中心和地标，由此形成村落一大重要的节点景观。
1.2.5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受地形因素制约，聚落多随地形高低起伏，上上下下，人字山花墙面亦层层上叠，且暴露出大量建筑的侧立面，展示出数以百计的方格子，由此呈现出层层叠叠、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城镇外轮廓空间，黄白相间的方格子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效果，成就了城镇色彩斑斓的立面景观。
2传统聚落的思想文化探源
传统聚落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景观特征，除了体现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外，更多地折射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2.1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有机思想，强调把人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故而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由于枕山可挡冬季寒潮侵袭;面水利于生产、生活、灌溉、行船，又可迎纳夏日凉风，调节区域小气候;坐北朝南可获得充足的日照;良好的植被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利于调节小气候，丰富聚落景观，故而传统聚落多选择“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地理环境。除了对自然的尊崇，传统聚落还表现出对白然极大的适应能力，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聚落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制和空间格局，均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如四川沿江地区由于山势陡峭，故而城镇只得“吊脚为楼”以节省空间;加之气候炎热，城镇建筑多设天井，并采用出檐深远的坡屋顶，以此达到降温排水的目的。
2.2宗族意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遵循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族礼制，外化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各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体现在聚落空间组织、层次分布、房屋等级等方面，故而聚落多以宗祠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布局模式。不仅如此，宗祠建筑在建筑形制、建筑体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色彩等方面，也均与其他建筑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空间”和“引力场”，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聚落空间和聚落景观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3耕读文化“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至理名言。由于受自给自足生活观念的影响和儒家理学思想的长期教化，传统聚落多取法自然，尺度宜人，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形成青山绿水、古朴典雅的聚落空间，以此体现“耕者”坦诚、率真、淳厚的胸怀和“读者”崇尚淡泊、潇洒脱俗的个性特征。如楠溪江苍坡村就以“文房四宝”规划布局，其中笔街直指西面笔架山，村东西各开二池为砚池，砚池旁各置一条石，意为墨，方正的村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寄寓村民“兴文运、出人才”的美好愿望，充分体现出耕读文化对传统聚落规划布局、聚落景观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2.水理论传统聚落普遍选择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且多布局于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之所，是理想的趋吉避凶的生活场所。不仅如此，传统聚落还通过对周边地理形制、聚落形态的构建，形成特殊的象征性符号，以此寄寓趋吉避凶、光耀门嵋的愿望。上里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占镇背山面水，后面山势蜿蜒，山脉层层拔高，植被繁茂，若干河流在此汇聚，上里居于河流相交的夹角内，有“财源”汇聚宝地之意，周围18个馒头式的小山环护左右，又兼十八罗汉呵护上里古镇之寓意。又如安徽绩溪县的冯村，不仅村落四周地形环境安定祥和，颇具安全感，而且还将村口处几座护卫的山头命名为狮、蛇、龟、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5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杂居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体现在聚落空间、建筑单体上，即表现为异域建筑风格、建筑形制的相互借鉴和拼接，使得本土建筑风貌被频频打破，出现一幕幕奇特的异域景观。如四川本土的硬山式屋面，受移民文化影响，被植人了“外向、张扬”的峰火山墙，打破了原有“内敛、保守”的个性特征，为其增添了另一番韵味;又如原本兴盛于我国北方的廊坊街，经移民传人南方，与南方多雨炎热的气候特点相得益彰，故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城镇又一道独特的异域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