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9 00:28:33
1.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很多，有的学者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笔者认为人均GDP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同时包含的内容也最为全面，用来衡量经济增长较为合理.从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河南经济发展显著增加.
1.2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从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的一致性出发，本文选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仍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2年.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河南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河南产业结构的第一产业比重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第二产业表现出先下降后平稳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则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河南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大体上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1.3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分析1）城镇化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河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率的稳步提高，河南省的从业人员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乡村从业者的变动趋势与全社会从业者的变动趋势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是因为河南还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主导地位，乡村从业者的变动对于全社会从业者的变动具有决定作用.随着河南城镇化的发展，为城镇和农村从业者总量的增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城镇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河南省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河南省的劳动力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正是河南省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合理的表现.
1.4城镇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分析随着河南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河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见表6）.其中在任一时期，河南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均显著地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另外，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从总体趋势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2城镇化在促进河南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1制约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2.1.1城镇化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城建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城建需求资金有增无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远不能满足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我省城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招拍挂、银行贷款、政府新增财力和基础设施出让、转让，部分大中型城建项目能争取到国债资金、世行贷款和亚行贷款.但是城建项目建设市场化运作水平不高，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不够大，现行的融资模式对财政的依存度过高，投资方式单一.城建资金需求的旺盛与投融资平台不发育、筹资渠道不畅的矛盾日趋尖锐，资金问题仍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加快理顺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现代金融水平的地方城建投融资平台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2.1.2制度障碍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分离的就业制度、不能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向城市倾斜的财政金融政策等等阻碍了我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社会资源短缺，尤其是按照常住人口定义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而户口不在城市的农民，其在孩子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无法获得同城镇市民同等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不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2.1.3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人口质量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对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劳动力的数量多少，更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高低.目前河南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加上农民思想观念陈旧，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低，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必将越来越窄.同时，由于不能随时掌握市场信息，主动去寻找信息，不能及时了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使得劳动就业不能与信息变化同步，失去很多就业机会.
2.2加快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2.2.1建立城镇化多元投入并行的资金机制城镇基础设施能力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求矛盾仍是当前主要矛盾，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城镇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一是公共财政体制应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倾斜式投入，二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城镇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全面开放，吸引社会资本全面参与城市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和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激活内需.加大招商力度，创新招商方式.开展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建立环境资源化、资源货币化的有效良性循环机制［10］.三是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中小城市要借激发内需金融创新的契机，迅速组建成立中小城镇发展银行，为中小城镇建设进行面对面的服务；中小城镇需要把优质资产和项目捆绑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愿景，吸引金融机构更大的支持，实现双赢.
2.2.2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一是建立新型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固定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序转化为城镇居民，并且拥有和城镇居民完全相同的权益，使进城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二是深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促使进城务工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政策，同时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关键词】泰州市；苏陈镇；镇域经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单位。作为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区是介于市与乡之间的较低层级的城镇居民点。它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加强镇域经济理论研究,推进镇域经济科学发展,对统筹城乡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以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打造好镇域经济的重要意义
作为县域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镇域经济概念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从行政区的角度看,镇域经济是指镇级行政区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它受到行政区划边界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从经济区的角度看,镇域经济是以镇为中心形成的开放经济系统,是镇域范围内各种要素和产业有机构成的经济综合体。镇域的边界通常以镇的吸引或影响范围来界定。在这种情况下,镇域的边界将是模糊的、变化的。
镇域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壮大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县域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看,省域经济强往往强在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强则往往强在镇域经济。同时,作为镇域经济的核心,小城镇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它架起了融通城乡的桥梁,起到承上启下的“二传手”作用,促进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的相互影响和互动融合。因此,发展和壮大镇域经济,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泰州市苏陈镇的发展现状
苏陈镇是历史古镇，东与省级姜堰经济开发区连为一体，西与泰州海陵区接壤，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全镇总面积44.9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18万亩，辖行政村16个，1个居委会，238个村民小组，10987户，总人口4.15万。境内水陆交通便捷，新老通扬运河、328国道、宁启铁路穿境而过，泰州火车站位于镇北。通过近几年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苏陈镇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相对较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先进镇街相比，不少方面仍然相对滞后。面对当前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赶超目标就难以实现，跨越发展就是纸上谈兵。
3.打造崭新苏陈镇的基本路径与对策建议
3.1打造崭新苏陈镇的基本路径
如何打造崭新的苏陈镇？就是要推动其实现镇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观。走科学发展之路,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走全面发展之路、协调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谓镇域经济科学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实现镇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形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特色鲜明的镇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总的来讲,实现镇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应该走特色化、品牌化、专业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发展道路。
3.2打造崭新苏陈镇的对策建议
围绕上述基本路径展开思考，打造崭新的苏陈镇其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开放创新水平，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镇情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亿元，同比增长17.4%；财政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3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730元，同比增长16%。
3.2.1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围绕“保增长、促发展”，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全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一要做优做强工业经济。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突出培大育强，加大扶持力度，倾力培植一批发展前景好、税收增长快、竞争能力强的企业。二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经济。围绕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主动接受火车站街区和城东市场群的辐射，大力培育市场物流、服务外包和科技信息等新兴服务业态。围绕泰州大桥北接线纵贯苏陈南北的机遇，合理规划好产业布局，力争在大型专业市场引进上有所突破，确保实现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亿元。加大对房地产项目的协调服务力度，着力推进欧亚、恒隆房地产建设，今年开发面积不少于10万平方米。三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郊型高效农业、生态观光农业发展。快速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继续加大招商力度，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效农业示范区。全年新增“三大合作组织”12个，新增投入500万元的高效规模农业项目6个，新增高效规模农业面积4000亩。
3.2.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镇村统筹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也是统筹镇村发展的重要载体。必须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充分发挥镇区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一要重点拉开集镇框架。尽快完成迎春路东延、晨光大道“两路”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搬迁，争取早日开工建设，拉开集镇框架，改善镇区交通环境。同时将道路两侧的开发建设作为重点，发挥道路经济的拉动作用。二要逐步完善镇域功能。进一步完善垃圾中转站功能，协调垃圾中转站早日投入使用。加快新农贸市场建设，下半年搬迁到位后，着手彻底整治西大街。结合集镇实际，争取群众支持，启动西支河整治，确保整治效果。对大冯农贸市场进行改造，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影响
一、 新型城镇化基本理论
1.新型城镇化定义。新型城市化的定义：新型城镇化内涵比较丰富，全面，不仅是从单一的层面来分析把握，而应从其共性及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准则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这是新的城市化特点的一般意义；此外，新型城镇化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不同形式的情况下，这是新的城镇个性内涵。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是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的，促进企业发展。
2.新型城镇化内容。在对新型城镇化的定义及本质揭示上，提炼出新型城镇化内容如下：
在人口转移的方面上可以分析出未来情况，劳动力迁移与流动人口的规模将扩大。反映在城市化进程的新类型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在于农民向市民的一些外部条件，为农民创造的全面发展；农民向市民的关键是农民是否可以有一个稳定的非农就业收入，收入是否能承担城镇生活成本。
（1）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集聚的过程的经济集聚新型城镇化。集聚要素，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方面的资本，都需要不断地集聚于城市；集聚生产，通过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各个方面的集聚；三是交换集聚，城市为人们交换行为提供市场方面的体系、便利交通及信息方面条件；集聚消费，也就是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交换集聚的结果。
（2）在当前一个时期行业的变化时期内，城市产业或将绿色的高度专业化，集团化，全球化，变换，两个方向发生变化。因此，提高特色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和品牌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主要任务。
二、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影响
1.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影响。（1）区域经济发展的载体。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效率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完善区域工业园区的建设，中国企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基于市场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可以提升传统产业的相关信息，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可以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产业化，拓宽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工业化的知识相结合，突出比较优势，产业集群的区域集群的形成，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推动区域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区域经济必须立足于新的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促进消费持续增长，新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投资的新城镇，新的城市化投资实际上是促进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第一产业的转型，第二产业，第三，在设置在该镇的人口，这可能在农村土地，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次，发展新城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现代文明的进一步深化，职工素质大大提高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促进区域中小企业的管理升级，从根本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2.对区域经济发展消极影响。（1）城镇基础设施功能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协调。城市经济实力薄弱，如县，乡镇工业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低于城市设施指标的平均水平，城市内部功能发展不前，反映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较低的文化，通信，投资。工业化的有效的城市发展水平缺乏，城市本身是没有吸引力。高估自我进化能力的城市，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处理能力的不懂管理，没有镇作为真正的企业生存的载体，工业化及城镇化关系失衡。
（2）缺乏龙头企业作先导。农民收入结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水平达不到吸引的充分就业水平，是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不足，特别是龙头企业发展。企业规模小，区域的吸引力，提供就业机会不多，只能在一个行业的农民意识到生存的需要，出现虚高城市化率。在该地区的企业不多，使特征。依托龙头企业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策略
1.加强政府的领导。政府要站在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发展基础上来指导新型城镇化发展，建立合理有效新型城镇化经济体系。积极发展核心城市，完善中等城市功能，推进小城镇发展，增强城镇的集聚、扩散和辐射能力，从而来推进整个经济发展。各类城镇要大力发展城需型产业，加强对城市经济对周边地区产业带动作用。
2.加快制度创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模型如：户籍，金融，科技体制不健全。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户籍制度的相应改革，促进合理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改革金融投资体系，改变单方面的国家支持，多方筹集资金，活跃农村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大量金融手段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实力和竞争力。
3.选择合适的区域支柱产业。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原因可以用“推拉”理论来解释，按照这种理论，农业的发展作为城镇化的基础，为城镇化提供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业的发展，农业产品的剩余，可以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生产资料；二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为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农村的“推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地理集中，工业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方面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提高区域产业层次及区域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区域产业整合、企业平均规模壮大、消费集中度提高以及区域经济要素方面的有效的流动，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4.提高区域人口素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强与教育和农村青年培训，提高自身素质，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许多青年成为能够平等和农业生产者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的对话。鼓励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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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县域”这个概念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了“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有重要的作用。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这里的经济一般是指国民经济，因此国民经济需要加快转变发展的方式、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那么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县域经济自然也要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减小对外依存程度，通过发掘内部力量，从而实现自身县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对我国经济转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内源型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
2.1内源型发展理论的内涵
内源型发展理论，也有学者称之为内生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最开始是用于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问题。对于内源型发展的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①VanderPloegandLong认为，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动员过程，它要求本地社会将各种利益集团集合起来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规划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达到发展本地技能和资格方面能力的目的。②Garofoli认为，内源性发展包括在本地层面进行创新的几种能力：如何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如何转变经济社会系统的能力、如何促进社会成员学习的能力，形成符合自身社会规则形式的能力。③日本学者宫本宪一和鹤见和子对内源性发展理论也有阐述：前者归纳了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要点，包括居民的学习、综合目标、产业开发和居民参与制度这几点；后者提出“内发的发展论”，指出“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自觉地寻求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形态以及养成人们自觉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学者和文件对内源型（或内生性）发展的含义解释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的方面，内源型发展是一种主要由地区内部来推动和利用地区自身优势和资源，尊重自身的价值和理念，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照搬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发展。
2.2内源型发展理论产生的原因
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发展社会学的主流理论陷入困境，寻求内源型发展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亨利•明茨伯格在《发展的反思》中提出：“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是不是已经到了内源性发展的时候了？”他认为，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内源型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却避免让发展中国家实行内源型发展，而是借口自由贸易、全球化等原因把发展中国家引入歧途。内源型发展理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实发展实践的反思，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城市的经济和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人口以及资本不断向这些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处于不发达地区的乡镇发展停滞，经济落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文化丧失，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地更为明显。农村的衰弱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引起社会贫富差距之间矛盾的根源，因此，在这以后，如何解决城乡之间的贫富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理论界也试图寻找新的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内源型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提出的。
3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在我国的实践及其存在问题
3.1以资源为基础的县域经济发展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指以当地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有机体。资源型县域是我国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的一个典型，长期以来，资源型县域经济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矿产开采和加工上，形成了具有较强辐射力的中心，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县域经济都能走这条道路，天然赋予的资源优势是发展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先决条件。发展资源型县域经济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资源开采和加工在一个城市产业结构中居于支柱性地位，资源型县域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依靠资源走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道路有其天然的制约因素，资源型县域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天然赋予的资源和国家或地方优惠的政策是其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很多有利因素逐渐消失，甚至转化为不利因素。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储量的日渐减少以及开发成本的不断上升，没有续接产业或者替代产业出现，导致企业倒闭、工人下岗，资源型产业也由兴盛逐渐转变成衰败，严重影响了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发展。
3.2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县域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特点是国有资产投入少、少有国家大项目的支撑、市场主体不足，所以在我国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的市场主体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民营经济不仅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富民的源泉，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践中能够看到很多发展民营经济的掠影。在学者们总结的众多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等模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苏南模式”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是通过大力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使县域经济得到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而“温州模式”则是通过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它代表了中国农民在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和公共设施不发达又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的情况下，通过自发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例证，体现了一条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主的经济逐步壮大的发展路径。“义乌模式”和“温州模式”类似，主要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来带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一般这样的县域在当地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并且能够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特色从而持续发展，形成原发性的专业市场，以上这些都是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的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的内源型发展模式的缺陷：政府扶持不到位，缺乏外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创新的推动，导致民营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缺乏活力，发展环境不够理想，影响了县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4县域经济内源型发展的一般路径
刘福刚在《县域经济要走内生性发展道路》的演讲中提出：县域经济内生性发展道路就是立足县情，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更加注重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优势，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注重空间布局和城乡统筹，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民生幸福，更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从上述论断中可以农民、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总结出县域经济实现内源型发展的一般路径：
4.1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创新农业发展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在县域经济中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劳动力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思想观念也比较传统和守旧，很难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缺少创新精神。要实现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在农民身上下工夫，转变他们的观念，在农村开展科技兴农的宣传，培养农民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高创业的成功，这会有效促进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保障。在提高农民各方面的素质、鼓励农民创业的同时，也需要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立足县域基本情况，遵循农业科技规律，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是提高农业效率、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是促进农业结构性战略调整的重要途径。走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建设，完善中介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在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软件的同时，硬件也要跟上，需要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提升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农民经济效益和农业生产效率。此外，解决好农村土地经营问题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土地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土地需求压力越来越大，土地作为县域经济的宝贵资源，需要合理规划使用，既要保证耕地面积不被侵占，又要充分发挥土地经营在县域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
4.2依托工业园区，促进企业集群式发展，发展特色经济
明茨伯格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例举了内生发展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发展方式被现代的理论家认为是传统的，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很多大规模的家族企业，这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们国家的江浙一带很多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是家族制的企业。第二种是分流，即从一家企业分流出很多创造其他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成为彼此互助创办企业。还有一种方式是合作社，人们以社团的形式结合起来，把经济力量集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在现代的企业发展理论中，企业集群成为发展企业的主要方式之一。企业集群，又称产业区，是一些相关联系的企业在特定的地区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现象，既有本地自然资源因素又有社会历史根源，又受到本地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集群理论发展成为新产业区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地域内的中小企业网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网络内的中小企业彼此间发展了高效的竞争合作关系，可以形成既灵活又专业的生产协作组织，具有极强的内生发展动力。工业园区是企业集群发展的载体，目前国内在很多县级城市都设立了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可以发挥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势，节省运费和能源，同时利于企业减少中间费用，推动企业在管理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县域工业想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就需要依托工业园区，促进企业的集群式发展，发挥好企业在本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特色经济是从本地比较优势出发，根据本地在某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即经济中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比重，在某一产业或产品上建立经济增长极，形成主导产业，提高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过分依赖资源禀赋，要将其理解为动态的过程，同时，也要努力发展特色工商业。实践证明，特色经济发展好的县域，其中小工商业的发展也比较好，从我国发达县域的发展经验看，县域中小工商企业集群发展与县域特色经济的壮大有很大的关联性，在企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合作和适度竞争可以保持企业活力，也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市场中的交易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关键词：探索研究；新农村；城镇规划；规划理论；
随着新农村规划体系的形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加强了城镇化进程。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只有加快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的经济集聚能力，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也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和平县规划特色简介
1．1现状城镇特色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和平县辖17个镇,239个村(居)委会,总面积231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和平,是一个山好水好人好区位更好的宜居之城,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之城,更是一个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兴创业之城。今天的和平,生态和工业并驾齐驱,古色和亮丽交相辉映。今天的和平,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和平县地理位置独特,南邻珠三角、北靠江西省赣州地区,辐射内陆；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纵贯全县；生态环境优美,客家风情浓郁,红、古、绿三色交相辉映,王阳明文化积淀深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全县温泉资源丰富,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全县共有露天泉点40多处,泉眼达200多个,其中较大的温泉有11处,水温大都在45℃-95℃之间,含偏硅酸、氡等多种对人体有益成份,极具开发价值。
1．2规划基本思路
本次规划的基本思路由“背景研究――指导思想――技术措施――规划目标最终目的”五个方面贯穿而成。背景研究从“宏观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着手。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县域副中心城镇为目标、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以生态名镇为保障”三个方面，其中：以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采用“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采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挖掘并塑造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以生态名镇为保障，采用“尊重并利用”的方针，梳理城镇肌理与生态环境要素，打造生态名镇基本框架。
本次规划除了运用常规的规划技术措施外，重点突出旅游发展规划、名镇保护规划、城市设计思维三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发达、资源节约、生态持续、特色明显、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规划目标。最终达到“指导城镇经济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
2小城镇和新农村现行规划理论
2．1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理论框架
我国地域广阔，民俗差异、经济差别大，使小城镇规划的理论也注入了区域观点、动态观点和个性特色，加上小城镇形成的历史时段较短，使得规划工作开展相对较晚。目前的理论研究将小城镇规划体系划分为“2个阶段、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层次按照新的《镇规划标准》可分为发展规划、建设规划、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机制分析；小城镇在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分析；区域村镇体系规划；小城镇社会经济现状存在问题的解决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并进行城镇人口与用地规模论证，进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进行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结构形态与功能，确定各类用地的综合布局安排；制定容量控制规划或控制性规划图则；制定对外交通及城镇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综合协调城镇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热力、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和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城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游憩等社会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确定城镇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提出人防、消防、防洪等综合防灾目标及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小城镇镇区与规划区的各项建设和用地布局，确保居民“菜篮子工程”所需的蔬菜等副食的供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出历史文物保护与风景名胜利用措施，编制旅游规划；提出旧城改造措施、城镇远景规划与近期建设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时序等；提出创建城镇特色的规划措施；制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的措施、经营城镇的原则意见、城镇管治的原则设想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实施规划的步骤、方法、措施的建议。
2．2新农村规划的理论框架
新农村规划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在认识上和理论研究上都还没有形成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现有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新农村规划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从理论体系上大致可划分为村庄建设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2个层次。①村庄建设规划。依据乡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界限，统筹安排村民建房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村庄居民提供切合当地特点、与规划期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居环境。②村庄整治规划。依据村庄建设规划，确定村庄具体整治项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重点解决饮水、行路、用电、垃圾、污水等问题，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古树名木、古村落、古民宅等历史文化遗迹，带动村庄整体环境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的问题
3．1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目前小城镇规划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对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够深。针对小城镇特色、现存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创造特色、实施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以至于规划几年一修编，设计做出来了，问题却未解决，导致规划前后一个样，对小城镇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②跟上层规划缺少联系，又无法指导下层规划。一方面由于指导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一些规划单位的编制成果也较粗糙，使得小城镇在编制总体规划时无法把上层规划作为依据，造成做出的规划在区域内部缺少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使得大多数小城镇总体规划偏重于集镇建设规划，而对镇域镇村体系规划重视不够，无法指导村庄的规划建设，从而制约了各自然村落的发展。③总体规划缺乏弹性和特色。多数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时对影响小城镇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规划成果缺乏灵活性，规划设计在落实时成为城镇建设的机械地施工蓝图，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目前普遍存在“千镇一面”的现象，使得小城镇更无法找准位置，不仅丧失了已有的特色，而且规划后在产业上也没能形成新的特色，在区域内未形成影响力，无法带动村庄的发展。
3.2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可真正将新农村建设纳人国家计划应该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后。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我国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差异较大，到目前虽然对新农村规划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其现有规划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对新农村规划理论体系研究较少。很多地方对新农村从认识水平到规划技术上都存在一定误解，将新农村规划简单地认为是多建几栋房、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等，所以作出的规划图纸在实践中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扭转现有村庄的实际面貌。
②现有新农村规划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各具特色的农村的规划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各地差异较大，对新农村的理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想让各个地域的人都能接受新农村，至少在规划理论上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能拘泥于一种或几种常规模式。
③多数地方将新农村规划理论与小城镇规划理论混同起来。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规划建设，不仅浪费成本、实施难度较大，最后还会搞得不城不乡，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④多数新农村规划缺少与上层次规划的衔接。新农村规划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要充分分析村庄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和优势，跳出“新农村规划来做新农村规划”的思维，真正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真正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4协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发展
4.1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4.2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抒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制约城镇发展的教条主义。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人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3所示。
5结束语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发展 协调度 重庆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进程和水平，而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区域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历史基础的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亦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协调的发展状况，城市化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试图对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诊断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类型，明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纵观世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低度城市化，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尚未起步，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与此相对应，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低，这是一种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第二类，过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于许多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滞后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中国上世纪末至今即是如此；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化，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彼此推动、良性互动。四种类型粗略地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研究中，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设计了理论模型。他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把1977年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按2%的间距分成40个组，求出若干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了40个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和城镇化水平y，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见公式。
y=40.55l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x为该国或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上述方程拟合的曲线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客观过程，本文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4美元，城市化水平应为50.8%，而实际城市化水平为41.8%，理论和实际相差约9%，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许多城市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计算
我们对2003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关数据，表略。然后依据理论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水平值（本文称这类城市化水平值为理论城市化水平值）。理论城市化水平值与实际城市化水平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差值，此差值我们称为偏离差。
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得出200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市）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实际城镇化水平、偏离差，表略。由计算结果可知，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63美元，实际城镇化水平为23.2%，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2%，偏离差18.8，即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约19个百分点。其中，都市经济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为55.9%，实际城镇化水平57.7%，偏离差-1.8，实际城镇化水平稍高于理论城镇化水平；而渝西经济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1.2%，实际城镇化水平19.1%，偏离差22.0，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22个百分点；三峡库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33.1%，实际城镇化水平13.6%，偏离差19.4，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19个百分点。各县（区、市）中，都市经济区各区域实际城镇化水平大多超过理论城镇化水平，但与其它直辖市或特大城市比较，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仍十分明显，说明中心城市积聚功能还是比较弱；而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各县域除了万盛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与理论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外，实际城镇化水平都远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可见，渝西经济区、三峡库区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判识
本文采用偏离差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偏离差越小，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好，偏离差越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差。重庆各区（县市）其理论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高于理论城市化水平，它们地处重庆都市核心，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是自然的，其偏离差值较小，我们认为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但都市经济区的城市功能对整个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弱，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城市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因此只是低水平的协调。除都市经济区以外的7区23县4市的偏离差值在-2.7%—27.2%之间变动，偏离差基本均为正，即城镇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偏离差为18.0%，据此以9%作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警戒线，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见表1。依据这一标准对重庆及各县（区、市）协调水平类型进行判断，结果表略。从判断结果可知，重庆直辖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极不协调水平，三大区域中都市经济区为协调型，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都为极不协调型，其中大部分区县为极不协调型，铜梁、南川等为强不协调型。
制约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中心城市缺少且辐射集聚功能不强
目前重庆市拥有特大城市1个，现代化水平较低；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仅万州、涪陵、江津3个，带动辐射能力弱；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缺乏规模集聚效应。重庆大中城市过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以及各级城镇集聚辐射功能不强，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城市少、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弱，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大城市的缺失，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各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无法创造高的规模效应、高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 传统体制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加强，但是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表现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小城镇”观念，表现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城市倾斜，小城镇、乡镇企业则受到严格限制；公共资源分配的城市倾斜，如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主要着眼于城市，而投入农村的比例低；计划经济时期从体制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这一系列因素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且刚性化，严重制约乡村城镇化，因此要使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必须彻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农业产业化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及其流通领域，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区域内的农业资源优势，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农业产业化是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尤应如此。虽然重庆农业产业化自1995年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业专业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农业产业化整体滞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商品率低、市场化程度低、对地区产值贡献低、效益低，比如2001年重庆农业商品率仅50.7%，粮食商品率20%，三峡库区和渝西经济区许多县农业商品率在30%-45%左右。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少，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农业管理体制落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收购部门的本位主义严重、交通闭塞等等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论文摘要：河北省小城镇分布是在经济发展辐射理论指导下的分布，但并没有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河北省小城镇辐射、带动功能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基于辐射理论的河北省小城镇分布现状
小城镇环中心城市密集分布。受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全省49个小城镇大多分布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周围。小城镇沿交通大动脉的侧翼密集分布。京广铁路是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两侧的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全省小城镇密集分布在这一地区。秦、唐、沧三市沿渤海湾地区共聚集小城镇68个，占全省总数的8.0％，其中61个农村建制镇镇区平均人口3835.9人，低于全省平均25.2％。可见河北沿海优势还没有得到较好发挥，沿海开放潜力很大。
可见，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将促使河北省小城镇向交通干线发展和聚集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小城镇环中心城市密集分布的格局，会随着中心城市的不断扩张，其辐射和带动能力必将逐渐增大。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小城镇的辐射功能并没发挥出来，河北省小城镇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小城镇的经济集聚水平与辐射能力较低。
河北省小城镇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城镇人口规模小。2001年，河北省共有乡镇1974个，比山东省多411个，比江苏省多526个，比浙江省多597个。由于乡镇总数过多，造成镇域平均人口规模偏小。2001年河北省镇域平均人口为3.5万人，而同期的山东省为4.8万人，江苏省为7.3万人。
建制镇对乡村地区带动服务功能不强。2002年，河北省乡镇镇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11.1％，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0.7％，镇区从业人员仅占乡镇从业人员的11.3％，城镇化滞后于就业非农化达29.6个百分点。
镇区面积规模小。河北省小城镇存在着镇区面积较小的问题，根据农业普查资料得到河北省农村建制镇的镇区面积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集中在2～5平方公里内，同时2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镇数量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而5平方公里以上的小城镇数量只占很小的比例。
小城镇建设分散化严重。从宏观上看，河北省小城镇布局，基本上还处于数量型外延扩张的状况，一哄而上的现象普遍存在，忽视了发展潜力、区位条件等因素。从微观上看，小城镇内部分区不明确，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离散性特征。
河北省小城镇辐射与带动功能不足的原因
（一） 没能促成多个增长极的出现
小城镇人口规模小。一般来说当重点镇人口规模大于2万时，小城镇的集聚效应形成；超过5万人则可以对周边若干乡镇经济和社会起到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可见河北省很多城镇只有几千人，离形成集聚效应的2万人的规模人口还有很大的差距。
镇区面积规模小。河北省较小的镇区面积规模限制了小城镇经济的发展。没有形成乡镇企业集中的工业小区，建制镇对乡村地区带动服务功能不强。因而没有出现小城镇的集群化。
（二） 没有形成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之间及区域的协调发展
小城镇地方性不突出，没有形成与区域的良性互动。所谓小城镇的地方性，主要是指小城镇与周围腹地的密切联系性，它包括小城镇的地方经济体系、小城镇的社会网络、小城镇的地域文化和小城镇与区域及大城市的关系等方面。小城镇的地方性是小城镇的特色所在，也是小城镇的生命力所在。
河北省有相当数量的小城镇的地方经济体系建设没有引起重视，造成小城镇职能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缺乏各自的特色、盲目攀比、建设无序、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在建设方式上，相当数量的小城镇在建设上互相模仿，缺乏自身应有的个性与地方特色，小城镇的建设特色存在危机。
行政区域的分割，僵化的政府管理体制。在现行的体制下，小城镇作为独立的行政实体，无论其规模大小自成系统，每个乡镇均建有一套独立的市政设施和社会公用设施。传统的城镇组织机制往往将行政区划单元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运行系统，仅限于对本系统内要素的均衡配置及良性运作的探讨。而当前一些区域与城镇发展的事实表明，许多发展的现象和机理是远远超过行政区划所圈定的狭隘系统的，城镇区域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解决河北省小城镇辐射与带动功能不足的对策
（一）经济增长极的理论指导下促使一批小城镇成为强有力的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中心思想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总是首先在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上不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但这种增长极的形成一般需有历史、技术经济、资源优势等方面的条件。因此，在河北省小城镇应通过突出重点，扶优扶强，促使资源要素向中心镇集聚，并使其中的一部分综合实力强镇迅速成长为小城市，充分发挥强镇的“增长极”作用，推动小城镇发展由量的扩张阶段进入质的提高阶段。
优化小城镇规模结构并重点建设中心镇。中心镇处在中心城市与一般城镇之间的接点上，它能够通过自身的极化效应吸纳周边乡镇的优质资源集中配置，形成组团式小城镇集群的龙头，是优化小城镇规模结构的突破口。为此，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策略，突出中心镇建设，集中配置、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走集约化的小城镇重点发展新模式。
河北省小城镇数量大面积广，规模结构水平失衡，同时规模效益水平普遍偏低。应在合理的城镇密度基础上，优化小城镇空间格局。对区位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数量上逐步将目前的98个省级重点中心镇进行优化调整，真正集中人力、物力、 财力进行重点培育、重点建设、重点发展，提高中心镇的人口规模，使之成为县域发展的副中心，在带动与辐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风险和成本，实现城乡高层次的协调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小城镇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有三个基本要素：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打破封闭的发展体制，建立集群化发展的新理念。城镇在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的新时期，特大城市在不断发展和延伸，小城镇的集聚效应日益明显，开始向极化方向发展。鉴于现有的城镇行政体系的关系，可以从建立合理的区域宏观经济体系出发，跳出本行政区域范围，进一步理顺城镇关系，从更大的经济社会区域和城乡区域城镇体系的角度来调整与完善多层次、多核心的城镇发展格局。同时，注重区域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注重加强城镇内部的有机联系，注重基础设施的共享效应，提高发展质量，大力发展小城镇集群。
优化小城镇空间结构，协同发展区域。优化河北小城镇的空间结构，将特定区域内小城镇从空间上进行有机整合，最终形成城镇集群化发展的空间态势。在这个空间整体中，每个小城镇作为一个小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综合职能作用，同时又是整个大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某一方面的中心，发挥着独特的职能作用；各个层次的小城镇，连同它周围的乡村地区，构成了小城镇整体空间结构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由于河北省各地的区域发展差异，小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条件、进程也各异，应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谋划构建小城镇集群。
另外，随着区域中心城市的快速崛起，城市区域化步伐加速，小城镇正在逐步纳人城市区域化空间范畴。因此，小城镇已经成为了整个城市区域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实践证明，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单纯的小城镇战略向小城镇与城市群和小城镇与区域结合战略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德勇等.农村城镇化发展问题探索[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王志强.小城镇发展研究[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摘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镇发展的选择。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城镇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包括城镇的定位、发展方向、发展规模以及空间结构和布局等，因而也对城镇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简单论述了城镇规划建设及管理中的若干问题口。
关键词：城镇 城镇规划 管理方式
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是一项战略性、综合性很强的事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必须要构架城市联盟协调机构，建立健全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突出重点，加大投入，全力加快城镇建设步伐。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达成整体协调发展的格局
根据“可持续发展”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经济、改善生态环境三个方面开展城镇规划建设工作，用科学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有序推进的发展思路，努力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提高城镇集聚能力和建设水平，积极发展小城镇，形成以城带镇、以镇带村、整体协调发展的格局。
1.系统协调
系统协调是城镇体系规划的首要任务。在规划中，必须重点强调城镇与区域发展的协调，资源、基础设施与城镇发展的协调。
2.科学整合
空间的整合。就全国范围而言，城镇特别是沿海城镇的发展战略，应充分利用各地区位条件，立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强化闽台合作的中转和通道作用。一方面要合理发展核心城市，另一方面要改善提高小城镇，大力扶持中心城镇发展，优先发展中心城镇。小城镇整合。对小城镇加强科学整合，并加快中心城镇的发展，对中心城镇重点扶持，优先发展，将小城镇按照地域或交通特征分类指导。
3.整体提升
整体提升是城镇体系规划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与国际经济接轨、与国内外广泛联系的全方位、多功能的开放格局，构筑布局合理、功能协调、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城镇网络也成了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二、目前城镇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
1.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市场观念狭窄
我国大多数城镇的职能构成还停留在为周围农村提品交换、物资集散的初级阶段。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占主导地位，农村经济型城镇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作为城镇集聚所需求的二、三产业仍处在次要地位，产业结构还在一、二、三或者一、三、二的阶段。城镇的市场发育处于低层次的阶段，长期得不到改善。多限于与上一级和下级的市场之间的交换，而未在更大的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与空间，没有形成跳跃式的发展。对市场动向与体系外部的机遇把握上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市场结构单一，彼此不能协同发展，反而进人恶性循环之中，导致风险加剧。加上地域文化习俗和陈旧观念的制约，“靠山吃山，靠地种地”的小富即安的价值观在潜意识中断绝了穷则思变的创新思想，安于现状的行为准则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2.城镇规划工作滞后于城镇发展，规划思路和作用有待完善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出现，对城市和区域的空间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城市体系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城镇（市）体系结构被打破，世界城市体系的不断形成和发育，促使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体系变得更加开放。一些地方在编制城镇体系规划过程中，没有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对城镇体系规划的重要影响，忽视区域城镇发展的特点和真正应解决的问题，不顾区域城镇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就区域论区域，片面追求区域城镇体系的完整，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更大范围的区域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忽视了城镇体系规划的本质和规划编制的意义。另外，从全国情况看，不论是独立的省域规划，还是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所作的市域和县域的规划，真正能指导城镇发展，发挥作用的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规划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方式需要转变和调整。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城市快速发展以及地方自扩大，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管理是当前城镇体系规划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对区域规划重视不够，规划的宏观和长远效益未被充分认识，也严重制约了规划发挥作用。
3.城镇规划的难度大大增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镇规划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因为城镇、区域之间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竞争更加激烈，人口、资本、技术等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不确定因素增多，城镇的发展规模（用地和人口）在区域中的地位很难确定，城镇规划的难度大大增加。加上外来人口大量涌人，流动性增强，有的地方外来人口数量要超过本地人口数量，甚至出现了移民城镇，城镇人口预测难度增大。城镇住宅除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民的需求还要满足大量外来投资者、外地人士生活、工作、商务活动的要求。以往根据城镇人口未来发展来确定城镇用地规模的传统城镇规划方式受到挑战。
三、城镇规划管理的对策
1.构架城市联盟协调机构，做好保障措施
城镇体系规划就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促使城镇协调有序地发展。从而避免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行政壁垒、生态恶化、重复建设等问题。从区域整体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共存共保、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不同行政区划之间在产业结构分工、基础设施共享、生态环境保护、城镇空间延续等方面的衔接和协调。针对实施机制、政策、措施研究与制定普遍不被重视，缺乏规划实施必须的后续手段，对新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在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各城镇之间边缘空间布局等区域性共同的问题上应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2.建立健全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规划的重要作用
为切实发挥城镇体系规划的作用，在努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必须加强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管理。城镇体系规划在体现宏观规划的政策性、指导性和战略性的同时，要加强规划文本的规定性和条款性，提高规划执行的力度。要把城镇体系规划转化为政府宏观管理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有关政策和措施，真正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规划必须纳入市场运作的轨道，在实践中接受各方面利益主体的评判，定期对规划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及时进行相应调整。
3.突出重点，加大投人，全力加快城镇建设步伐
关键词：“零赋税”时代；乡镇体制；分区设计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切实解决这个难题，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一号文件”作出了在5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于2007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继唐德宗元年“两税法”，明朝后期“一条鞭法”以及清朝雍正元年“摊丁入亩”之后关于税制第四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凸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破解“三农”问题一剂良方。但改革同时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是大多数乡镇政府财政空壳难以支撑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二是大多数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偏低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三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难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四是乡镇政权组织体制不完善难以有效发挥整体效能。目前乡镇体制整体设计已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
许多研究农村问题专家、学者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提出了以下四种改革思路和方案。
1.精简论。即维持现行乡镇政府体制不变，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建立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乡镇机构。［1，2］提出的措施：一是撤销规模小的乡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二是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因地制宜，不搞上下对口，应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进行，对一些作用发挥小，可有可无的机构予以合并，设置一些老百姓最需要的机构部门；三是加强政府职能转换，弱化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自治论。要彻底改变目前乡镇财政现状，缓解债务危机要从长计议，应建立与村自治对等的自治体制。［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这一级仍然保留，但在权力来源上形成至下而上的机制，自治乡镇政府与自治村的区别只是居民点的不同，由于权力产生的机制发生变化，将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政府因债务财政危机而重新向农民征收不合理税费的情况，乱收费问题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3.撤销论。即撤销乡镇建制，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公所）。持这种观点学者认为当前乡镇财政危机和职能危机已使乡镇政府生存的合法性面临质疑，乡镇财政已不是一级政府财政，乡镇财政内容也不完备，乡镇政府体制条块严重分割和职能的极度缺乏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最基本条件。更有学者鲜明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80%工作量没有了［4］，乡镇政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撤销乡镇后，可以彻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机构臃肿，新的机构完全满足市场经济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5］
4. 分区论。即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状况乡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乡镇体制改革。［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按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乡镇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工商业比较发达，并在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二类是工商业有一定基础，但农业仍是乡镇经济中最主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三类是农业为主导产业或基本上是纯农业的乡镇；四类是少数民族的乡镇。第一类乡镇可以考虑撤销改设城市街道办事处。第二、三类乡镇可考虑维持现行乡镇体制不变，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第四类乡镇可考虑结合地方自治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改革模式。
二、对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以上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当前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1.对于“精简论”而言，它为我们描绘了乡镇改革的美好蓝图，但理论的设计有待实践检验。近几年来，湖北、四川等一些省份先后实施了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乡镇体制改革，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走出机构简单撤并的老套，改革后的乡镇仍然具有改革前乡镇行政的鲜明特征——行政越权越位，表现为乡镇干部继续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包办和政府指令在农村的强制执行。乡镇独立的法人主体权力的膨胀性促使其经常运用行政资源对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或“搭车收费”，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基于财政和其它行政压力导致政府乱作为，阻碍了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
2.对于“自治论”而言，从长远来看实行乡镇自治是一个大趋势，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又一次伟大的实践，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从理论上看，实行乡镇自治第一次真正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产生的新的机制，但笔者看来，实行乡镇自治时机不够成熟，目前村民自治仅停留在民主选举阶段，这种草根民主以一种非常微弱的方式生长着，民主意识十分缺乏，若强行推行乡镇自治，以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一厢情愿来构建一个比村民自治更高层次的民主，恐怕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发展应有其规律，其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当然，它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归根结蒂是市场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这一点在当前农村不具备。
3.对于撤销论而言，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建立乡镇公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村情、域情的特点，不能一刀切。知名学者贺雪峰也认为，对乡镇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我国地域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没有系统考虑政治体制、民族习惯和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提出撤销乡镇改设乡镇公所这个方案在具体实施上必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有待于修正完善。
4.对于分区论来言，笔者以为其改革思路比较切合我国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际可行性。但它只是初步提出了改革路径和方向，缺少理论论证和数据支撑，尤其是没有很好论证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区域要撤销乡镇改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在经济不发达区域要保留乡镇建制，精简机构，“扩乡精县”。总之，理论虽有创新，但说服力不足。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分区论”较好地结合了我国乡镇地域、经济状况、农民组织化程度、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考虑政治体制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分区论”理论的论证较为缺乏，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理论论证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内学者紧紧围绕现行乡镇政府是否撤销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始终没有提出影响撤销或者不撤销乡镇政府的主要影响因素。大量实践表明，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乡镇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村民自治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全面发展，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农民增收致富和良好内生机制的形成。从图1可以看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自身都负有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目的，它们的作用在总体目标实现这个方面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村民自治能力越强，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越能从乡村社会的内生机制中予以解决，乡镇政府的负担由此极大减轻，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彻底，政府体制改革越顺利。反之，在缺乏内生机制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代替内生机制功能的角色，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困难，体制改革越不容易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乡镇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因素。然而，不同区域的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各有不同，因此笔者拟将乡镇划分为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前者指工商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类乡镇通常指县驻地乡镇及部分城乡结合部乡镇。后者是指农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为了比较这两个区域村委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笔者设计了村民自治能力指标体系（见表1），抽样选取四川省宜宾市4乡镇20余村进行考察，收集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统计法量化结果，统计发现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与辖区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显着相关，宜宾市区、县城所在的乡镇其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偏远地区的乡镇（计算略）。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至少就四川宜宾市的乡镇而言)，乡村内生机制较完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乡村内生机制缺乏，这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乡镇体制变革的程度和性质。因此在发达区域乡镇，经济发展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较好，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高，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良，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很低，村民自治能力较低，农村社会不稳定。该类地区不仅不能撤消乡镇，而且还要精乡（镇）强乡（镇）。
（二）不同区域改革思路
1.对于发达区域乡镇改设乡镇公所，总体上可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一是从职能上看：改设后的乡镇公所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市场引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二是从公共品供给来看，要彻底改革以往不合时宜的供给机制，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产权明晰的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的新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新模式。三是从机构变革来看，机构设置应体现公共服务性和运转高效性，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剥离“七站八所”的职能，组成中介服务站所并推向市场；另外要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乡镇公所设三个办公室。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各司其责；最后要做好人员分流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合理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真正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分流。
2.对于不发达区域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总体上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一是在机构设置上，乡镇财政编制实行总量控制，领导职数要精简，不搞分设，提倡兼职。将现有的机构科学合理设置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发展办公室等三个内设机构和一个财政所，取消乡镇自行设置的机构。县延伸派驻乡镇机构的七站八所，实行区域设置，不搞乡乡设立（派出所、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除外）。要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夯实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二是在政府运作上，切实改变过去全能政府的做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提供，群众消费的市场化手段，努力实现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相结合，真正走出“事业单位转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路子，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效率，从而加快建设落后地区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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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党国英. 探索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之路［J］.中国改革，2001(7)：57-58.
［4］ 陈盛伟,史建民.撤销乡镇政府诸观点述评［J］.理论前沿，2006（11）：46-48.
略高度1,逐步走入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然而由于更多的焦点关注到提高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上,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1城乡矛盾
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逐步拉大的。农村地区在收入水平、设施水平和福利保障等许多方面都与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二元矛盾并未得到改善。
1.2资源与环境问题
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承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降低了环保门槛,许多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大量土地闲置,土地资源浪费2。此外,中国的城市扩张还面临着资源紧张的压力。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有114个城市严重缺水。而能源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许多城市的发展。
2.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
城市规划学科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早期,城镇化进程缓慢,城市规划学科也处于萌芽阶段,理论体系很不完善。工业革命之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迅速扩展,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导致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大量城市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而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规划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种理论趋势。前者以霍华德、沙里宁、赖特等为代表,认为城市的各种问题的产生是城市中心过分拥挤造成的,主张分散的城市结构,与大自然亲近,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后者以柯布西耶为代表,对现代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充满信心和渴望,体现了理主义的思想。针对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城市规划思考。在这之后,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走向多元化,关注点深入城市的经济、地理、社会、文化与空间等多个方面,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规划的好坏成为城市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3.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城市规划应对
3.1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测算的重要依据。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和城镇化策略的制定,应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建设,走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科学地制定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要正确处理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的关系,近期规划目标作为实施目标,远期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目标要有弹性。
3.2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城镇化的研究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而应从宏观层面,从区域规划角度入手,统筹区域内的城镇结构体系。要综合评价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和开发建设条件,建立合理的等级体系和职能分工,统筹安排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引导、调控和保障区域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城镇建设,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3.3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城镇规模和容量。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思路,城市发展规模的预测不能仅仅考虑人口规模的无限增长,而应首先立足对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研究分析。将城镇化发展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中,综合考虑区域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重要因素,按照区域环境承载力确定城镇化的发展规模、速度及其布局,保持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3.4统筹协调的城乡关系
对城乡产业发展、城镇空间布局、公共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保障等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为农村 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条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切实增加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容纳能力,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与农地产权剥离,为农民进城及失地农民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 3.5健康强大的城市产业结构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应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3.6公平公正的城市服务设施
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社会公平。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公平公正的配置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资源,合理引导城市人口的集聚和疏散。同时,通过合理的规划,提供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优化居住空间布局,妥善处理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同时,通过改善住房、绿地、公共空间、社区服务等人居环境,提高城镇生活的品质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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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财政的来源绝大多数是县域内工业企业，尤其是支柱性企业。从本质上讲，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大力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大规模地转人工业部门就业，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按费孝通教授20世纪80年代总结“苏南模式”时的提法叫“无工不富”。根据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所处的阶段，工业化仍然是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1．调整好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好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运输业，鼓励和引导城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重组和合作。积极促进城乡产业的有机整合，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和配套关系。
2．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的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各种利益联合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经营规模和经验指标上达到一定规模，并经全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认定的企业，是县域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二、以特色农业为基础
发展县域经济要将发展特色农业放在重要位置，这既是增加农民收人的需要又是保障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总体上看，陕西省乃至中国大部分县域经济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准确地说还是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特色农业特别是经济农业的发展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确定重点产业和产品。由于各县之间经济发展基础、优势资源条件不同，因此，发展特色农业一定要从县情、乡情、村情特点出发，确定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产品。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协会式服务，转变运作模式，依托项目抓发展，按照“政府引大引强、农民靠大靠强、结构调优调强”的运作思路，用大项目带动大产业。要转变增长方式，培育特色农业的品牌，用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提升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集群并不仅仅只是生产单一产品的单一产业，成功的集群包括位于同一地点的许多关联产业、供应商和机构。各个县市要以自身有特色的产业，特别是特色农业为基础，使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的产生。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
三、以民营经济为主体
县域经济一个突出特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应按照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体的思路，大力推进国有或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走民营化之路，使企业获得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形成创新的联动效应。陕西省与全国省际之间的情况不同的是，越不发达的县区，非公有制经济占当地国民经济的比重越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手，理清思路，明确定位，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经济来抓。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再讨论活动和组织干部、企业主到浙江温州、义乌等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观学习，借鉴“温州模式”和“义乌经验”，彻底地统一思想认识。
2．扩大招商引资。各个县市要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重点，狠抓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是拉动民营经济发展和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树立“干部抓项目，群众跑市场”的工作理念，积极招商引资，扩大对外开放，为陕西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以城镇化为支撑
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和交汇点，因而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50％，到2050年，全国累计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5．5亿。陕西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1城镇化建设必须致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不仅有利于工业本身利用要素聚集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可以带动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业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
2．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陕西省是著名的旅游大省，各个县域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县级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及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到非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的机会。
五、以制度创新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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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表明，经济创新力对陕西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影响较小，说明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至今仍然是主要依靠资源而不是创新来推动。因此，制度创新就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是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县级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是诱致性制度创新与中央强制性制度创新相转化的中介。县级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1明确产权制度。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存在，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必须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陕西省县域现存的产权制度安排要“保持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存在”，在所有制结构上，使县域民营经济所占比重大，尤其是个体、私营比重要大。
2．创新投融资制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对内开放”，放松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的限制；重组与发展县域金融体系，缓解间接融资瓶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调整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应把其基本职能调整定位为支持农业、农村开发和发展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推广商业票据等融资品种，纵深拓展融资渠道。
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域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该系统的运行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陕西省的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区域文化相对落后、县域创新能力弱、市场化程度较低等导致的。针对陕西省县域经济目前的现状，我们提出了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导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战略，以期促进陕西省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非所有国家均能实现有效优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其中既有发展较好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也有“贫民窟”式的城镇化发展国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还有短短几十年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韩国和日本。目前中国处于30%～70%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30余年来的城镇化进程遗留了区域失衡、城乡差异、资源浪费等问题，新型城镇化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区域协调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大部分区域协调问题均不可避免地涉及空间格局问题。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6.1%，然而全国各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却并不一致。总体看，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与全国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独特之处。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长三角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25%，长江中游城市群为45.44%，成渝城市圈为37.20%，黔中城市圈为33.00%，滇中城市圈为31.5%，若以户籍人口为计算标准，以上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均未超过35%。可以看出，受各城市群发育程度和发展阶段制约，以城市群来划分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而需要差异化的城镇化政策。
从已有的成果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空间分布与演化和城镇体系建设两个方面。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带，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重视，陆大道首先提出了T字型开发战略，以长江经济带为轴线推进国土空间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此后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被提出。基于以上背景，较早的关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多基于开发的角度，胡宪昌首次提到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想法[1]。较早的对L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探讨同样受到此视角的影响，黄学才等阐述了三峡库区移民对三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2]。朱英明和姚士谋等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过程，认为长江经济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近期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化转移道路并重， 中长期以城镇化转移为主”，具有阶段性和地域性等特征[3-5]。2014年起，长江经济带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区域，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加。肖金成等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提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总体任务，包括发展核心城市，培育新的增长极、合理规划城市群和经济区、建设创新型城市等[6]。方创琳等则从城镇化空间布局的角度提出“水轴串城”、“陆轴连城”和“产业链城”的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的城镇体系布局[7]。进一步地，官华平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维护平等的社会福利安排和劳动力转移结合产业转移等[8]。以上研究沿袭了90年代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视角，多侧重于从空间开发的视角研究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宏观战略问题。还有部分研究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索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水平及空间演化等问题，如陈修颖用ESDA的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9]。张超等通过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变动特征进行了分析[10]。还有实证研究围绕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如李小帆等、刘欢等、罗腾飞等、张宇等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11-15]，罗腾飞等对城镇化效率的研究等[16]。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实证研究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做出研究，但形成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对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空间差异格局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尽管朱英明等在1999年做出过直接相关的研究，但依然缺少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相关刻画，同时，十年间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且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范围也已改变，由原来的7省2市变为9省2市，因而需要进一步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支撑相应宏观政策的制定。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1.1.1 研究的基本单位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为长江经济带，范围涉及9省2市共计11个省级行政单元，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圈5大城市群（圈）。其中东部区域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中部区域包括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全部城市，西部区域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地区的全部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全部城市，成渝城市群包含了四川、重庆和贵州的全部城市，黔中城市圈为贵州省全部城市，滇中城市圈为云南省所有城市。现以此为基本单位，分析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格局。本文选取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分析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差异格局，在分析城市规模体系格局时，采用的数据时2003年和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城区人口数量，作为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替代。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1.1.2指标的选取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关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历来都存在争议。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数量是度量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标准。目前使用最多的是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城镇化率。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农业人口在“市化”或“镇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户籍制度的束缚。“户口”给了在城市工作的“原住民”和“后来居民”一个身份标签，由于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城市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能够享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造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市民”和“非市民”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因此有学者使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我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
两个衡量指标各有优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能更加准确地描述人口在城市的集聚状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描述城乡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方面更胜一筹。本文在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衡量上分别采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以及城镇人口规模3个指标表示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水平。
1.2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了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部分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采用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中的Moran’s I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采用Moran 散点图和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分析局部空间相关和集聚情况。
2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整体空间特征
2.1 城镇人口规模特征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应的城市的等级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按照1000万以上、500到1000万、300到500万、100到300万、50到100万、20到50万和20万以下共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7个等级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进行了层级划分。
从划分的结果看，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分布基本合理，但是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的分布相对较少；从城市人口规模层级的分布来看，主要表现为超大城市人口占比较大，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Ⅱ型小城市人口分布相对较少。整体看，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较少，城市金字塔的“腰部”和“底部”过窄，从而形成了“葫芦”状的结构。在人口的蛹读鞫上则表现为超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和中等城市及Ⅱ型小城市的快速萎缩，形成一种“两极化”的变化趋势。
3.2 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
至2010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值已经达到了44.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均值为25.64%。以上两个数据的差异说明了一个事实：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人口迁移的过程，不仅是人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由农村转到城市，同时还是农业人口在城市之间的迁移。在城市的分布上，长江经济带既包括了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也包括了诸如景洪这样的边陲小城，人口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势必会塑造长江经济带新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因而有必要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差异展开分析。
通过GIS可视化技术把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直观地表现出来，并寻找和探究其中的规律。图1和图2为2000年和2010年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展示了这两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地势”和“圈层”分布特征。如果把长江经济带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则对于城镇化水平东部〉中部〉西部。同时，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
从2010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节点的比较看，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升，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四川西部，云南东部和北部变化不大。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上可以发现人口向区域内部首位城市和大城市迁移的集聚趋势。2010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同2000年相比变化却并不显著。除上海、杭州、合肥、南昌、武汉、长沙、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省会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外，其余城市略有提升，但变化并不明显，这也表明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实际上能够真正享有城镇化成果的人口增加并不明显。但是依然可以从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中发现东部和中部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渐超过了西部。
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的横向比较上看，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均高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两者的差距要比2000年大，这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随时间变得更为凸显了。统计上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趋势。表2展示了2010年和2000年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并给出了比较他们均值的t检验值。可以发现对于长江经济带的五个城市群的均值检验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假设检验，且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要比西部的几个城市群大，说明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那些人口迁入多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极化了，并且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加，也就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些城市内部的不均衡性增加了。
4 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类型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间的差异，分别计算了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并按照东、中、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圈分解，计算每一区域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表明，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意味着各城市间的城镇化水平的差异缩小了。但从各分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来看，基于常住人口和基于户籍人口的统计标准结果不一致。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统计口径的差异分解显示，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组看，城市内部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东部减少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各分组之间的差异却显著增加，由24.63%增长到了39.71%。这表明东、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内部却有“俱乐部”趋同的趋势。按照城市群分组计算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得到了大幅的减小，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有略微的缩减，但是变化不明显。同时几个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大幅增加，由20.50%增长为37.11%，这也表明了城市化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有些区域得到了大幅增长，而有些区域却表现不佳。
用户籍人口城镇化计算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按照东、中、西部分组的结果看，东部地区城市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减少了，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增加了，而且西部增加的要比中部的大。同时，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变小了。按照城市群分组的计算结果看，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和黔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均减小了，滇中城市圈内部的差异略微增加。同时，各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增加了，由15.64%变为21.97%，表明几个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加。由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没有过多地考虑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因而更多是本地人口增长水平的折射。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泰尔指数结果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差异并不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实际上近年来能够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的流动人口并不多。
户籍人口差异和常住人口差异之间的差别同样验证了以上观点。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系数相比，考虑了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在各地区分组或者各城市群分组内部的差异更小，说明各区域内部人口流入水平相近，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开始趋同，但是在分组之间，也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或者各个城市群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显著增加，这暗示了流动人口向东部集聚的事实。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和各个城市群之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以及内部贡献特征同各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核心―经济结构中，龙头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同周边城市的关系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上。当前者大于后者时，表现为要素向省会集聚的趋势，造成城乡和区域不平衡，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会增加；当扩散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首位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周边溢出，从而城市间经济发展趋同，表现为城镇化水平差异的缩小。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受所处区位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影响，首位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城市是我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城市之一，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苏南模式”的城镇化模式也使得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得到了较好的配置，城镇化水平差异不大。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行，东部沿海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西部的成渝城市群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首位城市的集聚效应不同，导致了中西部城市非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协调性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不同。
5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与演化
5.1 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
榻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和扩散效应，分别计算全局Moran’s I 值和LISA值，并通过Moran散点图分析空间分布和演化趋势。表4显示了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及其内部各个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全局Moran’s I值。长江经济带整体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集聚现象，但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集聚趋势要远大于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表明人口明显集中向一些地区流动。同时，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全局Moran’s I 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向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明显。但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的全局Moran’s I 值没有通过检验。从人口流动数据来看，成渝城市群、滇中和黔中城市圈实为近年来的人口流出地区。如用城市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作为一个城市净流动人口的代表，2010年重庆市净流出人口430万，毕节市净流出180万，资阳市净流出136万，昭通市净流出61万，为劳务输出大市。2010年，上海市人口净流入800万，苏州市净流入400万，杭州市净流入182万，武汉市净流入140万，成了人口流入大市。尽管略显粗糙，但依然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西部城市的人口在向东部城市集聚，并且这种趋势随时间加强了。
接着采用Moran散点图来分析。Moran散点图根据空间单元属性值所处的不同象限把空间相关分为HH、LH、LL和HL四种类型，通常采用时空跃迁测度法来进一步刻画。时空跃迁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类型Ⅰ为空间单元属性值仅在横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LHt+1，LHt
HHt+1，LLt HLt+1，表示仅仅为省域自身的跃迁；类型Ⅱ为空间单元属性值仅在纵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HLt+1，LHt LLt+1，LLt LHt+1，HLt HHt+1，表示仅仅是相关空间临近单元的跃迁；类型Ⅲ为空间单元属性值同时在横纵轴上的变化，包括HHt LLt+1，LHt HLt+1，LLt HHt+1，HLt LHt+1，表示某空间单元和其邻居均发生跃迁；类型Ⅳ表示空间单元保持相同水平，包括HHt HHt+1，LHt LHt+1，HLt HLt+1，LLt LLt+1[17]。
从2000年和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Moran’s I散点的跃迁类型看（表5），大部分城市处于Ⅳ型跃迁，即城镇化空间关系没有太大的改变。其次，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看，部分中西部城市发生了I型跃迁和Ⅱ型跃迁，约占总数的6.92%。表明中部和西部常住人口城镇化集聚发生了变化，部分城市由流入型变成了流出型，部分城市由流出型变成了流入型。但户籍人口的I型跃迁城市主要为东部和中部城市，约占总数的5.38%。约8.46%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约11.54%的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发生了Ⅱ型跃迁，同样以中西部城市为主。约3.08%的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约2.31%发生Ⅲ型跃迁。从总体的跃迁结果来看，2010年中部和西部的城镇化集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为进一步明晰各个城市的空间演化特征，采用LISA集聚图的形式分析2003年～2012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类型。可以发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显示出了大致相同的趋势（图3、图4）：从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 2010年的集聚度比2000年显著。不同的是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集聚程度更为明显。可知城镇化的高水平集聚同区域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高水平城镇化集聚的地区。这同城镇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受到区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引领的。长江经济带东部沿海区域是我国最先开放和发展的区域，^域经济和现代化水平较之西部城市更为发达，因而也是城镇化高高集聚的区域。对于西部城市，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其城镇化高水平集聚区的产生：一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不足导致推动城镇化的力度不大，二是受地势影响，部分西部城市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集聚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开展。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的分析可知：从整体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有集聚的趋势，但是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和各个城市群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城镇化水平差异分布的空间格局，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有“俱乐部”趋同的趋势。从各个城市城镇化水平的跃迁和局部集聚效果来看，在长江经济带的东端形成了城镇化水平显著的“高高”类型集聚区，在西端形成了显著的“低低”类型集聚区。
5.2 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城镇化的集聚现象时，通常可以按照“物以类聚”的思路来寻找不同集聚类型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从而找出决定落后地区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条件。在理论分析中，可以发现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但考虑到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农民在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样能够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同时，根据现有研究，另一个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市场的活力得以进一步迸发。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受政策和区位影响，东部区域对外开放早于中西部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更完善的市场和更发达的经济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向该区域流动，因而会具有更高的城镇化水平。可见对外开放程度同样会对区域城镇化产生影响，在此使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是区域的工资水平和户籍歧视程度。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表明，区域工资差异是推动人口在区域之间迁移的重要因素。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中，较高的工资构成吸引人口向本区域流动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但是区域的竞争又使得那些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同样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推进他们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率。而户籍歧视的存在，则对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构成了制约，户籍歧视越重的区域，这种制约显得越明显。
6 结论与讨论
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要素流动与空间摩擦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空间效应的直接表象。新经济地理学把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指的是自然地貌、气候、文化因素等，第二自然指的是由于高工资或收入、知识外部性、劳动力池、技能提升、市场潜力等因素引致的集聚力，以及城市的交通拥堵，高房价、环境污染等引致的分散力。另外会对空间格局产生影响的还包括制度因素，如不同的区域政策差异，以及我国的户籍制度等[18]。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不同城市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导致了城市的职能和经济分工的不同，同时与现有港口的经济距离直接制约了地方的开放进程，并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集聚力和分散力造成了不同城市对人口的吸引，从而影响到人口发生流动，并通过因果循环累积进一步强化；最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从而造成在城市体系上大城市数量不足。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表现为以城市群为单位，在城镇化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和差异的格局。总的来看，位于东部的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城市分工的空间格局要优于位于中部的城市群，又优于位于西部的城市群，在带状经济体上形成了“三段五圈”的差异性城镇化水平的分布格局。以上格局的形成是“点―轴”理论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上的重要体现，在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进程中，先是形成了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的中心点，以长江经济带若干省份的中心城市和直辖市为代表，接着不同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形成沿长江干流的城市群网结构，同时不同中心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最后随着中心城市扩散力的进一步加强，终将形成区域一体化的城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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