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03:49: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文选取包含有城市地理内容的高中地理教材。主要有：英国教材《聚落与人口》（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和《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关键地理学1》（Key Geography for GCSE book 1）；日本教材《地理B》；中国大陆4个版本（人教版、中图版、湘教版、鲁教版）的高中地理教材必修2与选修4《城乡规划》。
二、分析比较的框架
为了便于对教材中选取的城市地理知识进行分析比较，根据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大主题，每一主题又包含一些具体知识点，如表1所示。拟从这六大方面对所选取国家的高中地理教材中的城市地理内容进行分析比较。
[主 题＼&所包含的知识点＼&城市内部
空间结构＼&城镇形态、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功能分区、城市地域结构模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等＼&城市化＼&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与特点、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等＼&中心地理论及其运用＼&城镇体系、城市等级、城市的影响范围、聚落区位的选择、聚落的功能、聚落的分类、城乡联系等＼&城乡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城乡规划的原则与方法、城乡产业布局、城乡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城乡建设、特色景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等＼&城市问题＼&城市环境问题、交通问题、社会问题、内城问题、城市蔓延等＼&城乡景观＼&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等＼&][表1][教材中城市地理内容分析的主题]
三、高中地理教材中城市地理知识选取的比较
通过对中国大陆、英国及日本高中地理教材中城市地理知识的分析，可得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中心地理论及其运用、城市问题、城乡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是这三个国家教材中均选取的城市地理主题，如表2所示。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方面：在所分析的教材中，都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讲述，尤其是英国用大量篇幅，分专章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进行详述，中国大陆也对其给予较多重视。然而，在该主题内部还是存在知识点选取的差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英国高中地理课程中受到较多重视。中国大陆对城市形态讲述较详细，英国、日本仅在讲述乡村聚落时，简单提到乡村聚落因位置选取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形态。共同点是都对城市土地利用或功能分区以及城市结构模型给予重视。不同点是英国、日本经济发达国家讲述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尤其是英国对其进行详细讲述，而发展中国家较详细讲述的则是城市或乡村形态。
“城市化”方面：中国大陆、日本、英国都对城市或乡村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详细讲述，并都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国际比较。不同的是中国大陆详细讲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比较，英国、日本对城市化进程的国际比较讲述都很简略，并且日本讲述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在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方面，中国大陆、英国、日本讲述都较详细，不同的是英国、日本讲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此外，中国大陆还讲述了城市化的过程与特点。通过比较，中国大陆对该主题讲述详细，其所选知识之多和讲述详细程度都是英国和日本教材所不能比拟的。而英国、日本教材中城市化方面的知识已不占重要地位，且所讲内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城市问题”方面：所选国家都对其进行了讲述。其中，英国、日本都详细讲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二者都以某两个典型城市为案例，并用较大篇幅对其加以叙述。此外，还专门讲述了城市的居住或生活问题，并涉及到内城衰落问题。可看出城市问题是高中地理课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心地理论及其运用”方面：中国大陆、英国、日本的教材都涉及城市功能方面的知识，并对城镇等级进行讲述。其中，中国大陆、英国侧重讲述不同等级（或规模）城镇提供的服务功能是有差异的，日本侧重讲述不同等级的城镇通过政治或经济等机能相互关联形成城镇系统。城镇体系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的教材中进行了较详细的讲述，日本更侧重讲述世界规模的都市系统。而城市区位的选择是英国高中地理教材中的重要知识点。此外，中国大陆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讲述，日本讲述了城市或乡村的分类。可看出城镇体系与中心地理论在英国的教材中很少涉及。
“城乡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大陆对其进行了详细讲述。英国在城市规划中提到公众参与，虽说教材没有明确讲述规划的具体操作方法，但在其它一些内容中却隐含有如何布置某种事物的方法与原则，如“快餐：区位”一节，实际上即城乡规划中项目选址方面的内容。日本提到了建设宜人的居住环境，如对市中心的再建设、节约资源、循坏利用等，倡导建设生态城市理念，注重给学生灌输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此外，中国大陆和英国都讲述了城市特色景观与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内容。
“城乡景观”方面：中国大陆对该主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讲述，涉及到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日本介绍了特殊环境中具有典型特色的民居。
四、高中地理教材中城市地理知识选取差异的原因分析
1.社会发展因素
这里主要讨论城市的发展情况。英国和日本城市化的高峰已经过去，我国大陆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所以我国大陆高中重视选取城市化方面的知识，而英国和日本对其讲述很简略，且英国、日本都是以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的城市化为讲述对象。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导致原有城市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促使城市数目增多。为实现城镇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城镇进行合理规划。为促进一定区域内不同等级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需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中国大陆高中重视讲述城乡规划和城镇体系方面的知识，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国家，大都经历过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阶段，所以高中地理课程中选取了内城区衰落和内城更新方面的知识。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所以各国的城市发展都在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大都市圈或大都市带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日本东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和世界特大城市之一，拥有较强的中枢管理功能，并有东京大都市圈之称号，这可能是日本高中地理课程选取城市中枢管理功能、世界规模的都市系统、大都市圈的成长等方面知识的原因之一。可看出高中地理课程中城市地理知识的选取是与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发展的现状或趋势相匹配的。
2.学科发展因素
主流城市地理学仍由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占主导。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社会问题以及新领域与新方法的研究是目前西方国家城市地理研究的最主要领域。其中，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社会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地理一直研究的热点。而城市化、城市职能的研究已经不是重点。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成为西方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地理已经从对经济的关注扩大到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许学强、周素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在研究领域方面，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化以及城镇体系与城市带一直是研究的重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体系、数字城市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有的学者对生态城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中西方城市地理研究进展的共同点是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有着同样的浓厚兴趣，新领域、新方法的研究同样受到重视。区域城镇体系研究热度都在下降，只不过西方这种趋势来得更早，我国这20年来是先上升后下降。不同点是，我国城市化过程正处于加速时期，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已过，研究兴趣已开始变淡。我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才刚刚开始，有些领域亟待加强和发展。
3.学生发展因素
关键词：LRH模型 粘着力 摩擦力 聚集经济 城市空间结构 低收入住房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在经济、社会等各种作用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城市空间结构物质要素与土地使用秩序的关系、城市企业选择、居住选址以及城市土地市场等，这些要素共同的博弈的结果形成多样的城市空间结构。
就业和居住以及连接两者的交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就业的空间分布直接反映了企业在城市中的选址，居住的分布表现为城市的住房分布，而城市的交通体系则取决于居住与就业之间的通勤量。
一般情况下，在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中，越靠近市中心，企业的竞租能力愈强，居住的竞租能力越弱，而越远离市中心，情况则相反。正如上图反映的单中心城市结构中就业和居住分布的累积函数。
低收入住房政策的实质是政府采用补贴的方式提高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中的竞租能力，是福利经济的一种具体体现。我国现在的低收入住房政策主要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住房补贴等形式。
1 LRH模型[1]
Lucas和Rossi-Hansberg与2002年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题为《城市内部结构》（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ities）的论文，首次以LRH模型解释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
1.1 LRH模型的基本思路
1）城市由圈层组成；2）假设企业和家庭可以在城市中自由选址；3）企业可以从聚集中获得外部经济，这种外部经济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4）家庭的角色则以劳动力供给的方式进入模型。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1）劳动力总供给= 劳动力总需求；2）均衡状态下，劳动力不能通过移动获得更高的收入。
1.2 企业和居民竟租函数
为了研究居住空间的分布，企业选址的基本原则——利润最大化，：
地租= 利润= 收入– 成本= 商品数量×价格- 劳动力成本– 原材料成本
商品数量= g1 (技术，劳动力，资本) [生产函数]
技术= g2 (集聚经济) [周边企业越密集，技术水平越高]
企业竞租函数：R_firm (d) = f1 (集聚经济，工资成本)
而居民选址的原则为效用最大化，居民的收入用于住房（土地）消费和其他商品消费：
工资收入= 地租×土地消费量+ 其他商品价格× 其他商品数量+ 通勤成本
效用= g3 (土地消费量，其他商品数量)
居民竟租函数为：R_Household (d) = f2 (工资收入，通勤成本)
图表 3 城市空间结构形成机制（来源：笔者自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由企业和居民竟租能力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其中集聚经济决定了企业在城市中的分布，粘着力反映了集聚经济的程度，粘着力愈强，企业越集中；通勤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在城市中的分布，摩擦力的大小反映了通勤成本的大小，摩擦力越大，居民越向市中心集聚，反之则越向城市郊区分散。
2 基于LRH模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粘着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分布，即就业的分布，粘着力越大，就业越集中，城市越趋向单中心的极化，随着粘着力的变小，城市可能越取向多中心直至分散的结构；摩擦力的大小决定了居民的通勤成本，影响着居住的区位选择，摩擦力越大，通勤成本越高，居民就越趋向于就业地居住，城市的功能就越复合，而随着摩擦力的减小，居民的交通成本降低，居民就会越选择在环境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实现居住与就业的分离，城市越趋向于圈层式的结构。所以在不同的粘着力和摩擦力的组合情形下，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我们根据不同大小的粘着力和摩擦力大小的组合设想了一下9种情景：
3 基于LRH模型的低收入住房政策经济学原理分析及其适用范围。
由于低收入住房是以政府为主体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补偿行为，政府的低收入住房政策是基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经济效益方面，政府期望以最廉价的土地建设更多的低收入住房，从而尽量减少由于建设低收入住房而造成的地租收益的损失；而在社会效益方面，政府解决了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后，他们就会有更便利的条件去实现就业，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也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图表 5 基于LRH模型的低收入住房政策原理（来源：笔者自绘）
城市的空间结构反映了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分布特征，也就决定了城市定地块的地租；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决定了城市的交通类型，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在基础设施特别是在交通设施上的投入和低收入家庭在城市内部城市内部的交通成本。
我国的低收入住房政策基本上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住房补贴几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自身的经济学原理、历史背景以及适用范围。
（1）较小摩擦力下地租曲线 （2）中度摩擦力下的地租曲线 （3）高度摩擦力下的地租曲线
图表 6 不同摩擦力下的城市地租曲线（来源：Lucas, R. E. and E. Rossi-Hansberg.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ities. Econometrica, 2002, 70:4: 1445-1476.）
3.1 经济适用房
论文摘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是商业地理学的核心。文章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方面深入分析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回顾国内城市商业结构研究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处与发展方向。
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 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 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有条件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哗与繁杂。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已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一些工厂、商业企业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发展，尤其是占地面积较大的批发商业。某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商业销售额总量、销售额增长速度均有超过市区同类指标的趋势；商业数量、从业人员、营业额等比重在郊区有增加趋势，在市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市中心的商业区并没有衰落，这种情况有别于郊区化，我们称之为离心化。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城市商业离心化的程度及趋向、与国外对比、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大城市 交通和土地开发 TOD模式
Abstract: The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rban transport system and land use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planning level. The dominant mode of transport on urban land use patterns to guide the basis of the role of China's large cities, public transport as the dominant mode of transport choice in the analysis of car traffic,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city, and its corresponding TOD land development model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study of big city traffic and land use in order to seek sustainabl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cities,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 TOD mode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对于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互动关系及其具体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历来都是城市规划研究的重点。正确地研究和估量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将为我国具体的城市形态研究、交通系统建设和土地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交通主导模式对城市用地形态的引导作用分析
Westerman曾提出，城市结构是由占支配地位的土地使用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交通网络的分布与关系所确定的（Austroads，1998），城市形态就是这些要素的排列。
2.1小汽车公路交通――“分散型”城市用地形态的驱动
毋庸置疑，小汽车交通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它在促进城市空间形态发展中的有效作用。原有大城市内部空间的集聚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恶化问题，促使大城市建设的向外蔓延，其形成的郊区化分散趋势已势不可挡。在这一背景下，小汽车交通尤其是私用小汽车交通迅速发展，郊区的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空间逐步扩大。
2.2 公交主导方式――“簇状集聚型”城市用地形态的引导
公交主导交通方式尤其是轨道交通主导方式对于城市内部空间的集聚作用十分明显，因为其实施的前提就与大运量集中的客流相适应。严格来说，公交主导方式对大城市用地形态的引导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促成城市本体集聚而宏观大都市区多中心发展。
2.3 小汽车&公交综合主导――“区域分散－本体集聚”城镇体系形态的构筑
从2.1、2.2可知小汽车交通及公共交通针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同作用，其各自优势的发挥有助于整体城市空间结构以及用地布局的优化。同时，不充分考虑现状实际情况而片面极化的处理方式将无助于城市用地形态的合理演变。
根据二者的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小汽车公路交通在大城市区域层面的优势，即快速的对外交通的引导形式，疏解大城市内部同城市体系其他城市之间的城际交通压力。而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运输则更为适宜在大城市城区内部乃至大都市区框架内实施，其缓解大城市中心开发和交通压力的同时引导大城市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成形。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小汽车&公交综合主导的交通模式，可以构筑“区域分散－本体集聚”的大城市区域空间布局形态。
3.我国大城市可持续交通及用地开发模式研究
根据前文针对小汽车和公共交通主导方式和城市用地形态和布局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发展以公交尤其是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主导交通方式是我国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而城市用地开发模式则应以此交通主导方式为导向。
3.1公交主导――交通方式的必然选择
3.1.1多种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世界各国在快速城市化时期，采用了基于不同交通主导方式下的发展模式。我国学者潘海啸将其分为美国道路交通优先的发展模式、英国以干道来划分城市环境区的发展模式和“工宿平衡”理论指导下的新城建设模式，以及瑞典、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基于轨道交通公共交通优先的城镇发展模式三类〔潘海啸，2001〕。
对我们有更多借鉴意义的是第三类的基于轨道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开发模式。即要在小汽车大规模发展以前建立公共交通优先的机制，以及与大公交体系优先相适应的城镇体系。
我国大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优化的必然
我国大城市空间结构大都是高密度紧凑布局形态，历史原因形成的商业、居住和办公混杂以及旧城中心的密集开发等现象，应该说具备发展轨道交通的良好条件。由于市政动迁以及“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在缺乏科学开发建设指导的情况下，“摊大饼”式的扩散方式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已然证明这种以道路建设为导向的城市拓展模式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探求合理高效的城市形态、土地开发同城市主导交通体系之间的关系已刻不容缓，而快速公交主导方式正是适应我国大城市这一重要转折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客观物质条件的具备
公交主导交通模式，在我国而言，更具体的阐述应为以快速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以，相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必然是其实施的先决条件。
另外，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以及经济可行性的法定的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也是实现其合理化运营的前提准备；同时，客运量的实际需求也将作为重要的依据来衡量城市轨道交通实施的可行性。
3.2 TOD模式――可持续用地开发模式的构筑
TOD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是由Calthorpe提出的，被称为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其开发特征为：沿轨道交通线路或者公交网络的节点进行开发，每个节点都包含有高密度混合型的土地使用（就业、娱乐、商业、文化设施、服务等），同时混合的居住用地也布置在公交车站的步行距离范围内。我国大城市TOD模式内容：即中高密度的住宅，搭配合适的公共使用、工作机会、零售与服务性空间，重点集中于区域性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上的重要地点的多用途开发〔潘海啸等，2002〕。
3.2.1宏观层面――区域主导通建设和TOD开发
现阶段我国的城际交通方式仍以公路交通为主。因此，如何将以公路为主导方式的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同大城市轨道交通形成互动，则是当前大城市进行TOD模式开发的重要一环。
针对二者的联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1）近期应优先进行重要的市际交通走廊和联系主要货运枢纽的交通走廊的设，改善大城市地区与中心核的通达性。（2）通过土地使用规划、城镇布局等措施从根本上消除公路交通需求的动因，从而减少城镇发展对汽车道路交通的过度依赖，消除由此而来的各种对社会和环境的不利影响。（3）要对远期的建设必须进行边际效益的评价。（4）公路交通优越性主要体现在长途和中程交通,而不是都市区内部的交通，应注重公路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二者在城区的合理转换，避免高速公路与城市内核接入距离过近的问题。（5）组织编制区域综合规划，并建立权威性组织协调大城市周边整体区域的发展。（6）在大规模私人机动化到来之前，推行“全域公交”优先，优先考虑建立轨道和其它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机制，建立与公共交通相藕合的城镇发展模式，实现有控制的分散组团发展模式。
3.2.2微观层面――TOD模式下的用地和交通协同发展
（1）适应性的TOD用地布局形态
在城市微观的土地利用层面，针对以私人汽车为主导和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两种用地布局方式，我们可以总结出其截然不同的优化用地结构和形态。（见图1，图2）
TOD建设模式对微观城市用地布局空间结构的优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具体开发还应围绕以下原则展开：①在现有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支持的情况下的紧凑土地开发；②在现有的社区中沿公共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地区增建与再开发；③将商业、居住、工作、公园与市政配置于公交站点周围步行可及的距离之内；④保留自然的栖息地、河岸区域并开创品质高雅的开放空间；⑤提供密度由中心向外依次递减的、形式各样的住宅；⑥创造出邻里活动为焦点的广场和公共绿地。（潘海啸等，2002）
（2）TOD模式下的交通协同发展
在TOD开发模式下，促成其合理化用地形态形成的同时，也对相应的交通协同发展提出了要求，包括①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协同发展；②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线网的协同发展。
4.结语
探求可持续的我国大城市交通和土地开发主导模式，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复合体，影响其交通和土地开发的变量数不胜数。进一步研究二者的相关性并切实促成其整体的协同发展，是城市规划学科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Carey Curtis 著，王金秋 译，地方城市活动走廊：一种真正整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的有效方法，国外城市规划，2002[6]
[2] 蒋谦，国外公交导向开发研究的启示，城市规划，2002[8]
[3] 毛蒋兴、阎小培，我国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4]
[4] 潘海啸、张瑛，上海市轨道交通发展与公共交通运输导向开发区简介，城市规划汇刊，2002[4]
论文关键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活动主体
论文摘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是商业地理学的核心。文章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方面深入分析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回顾国内城市商业结构研究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处与发展方向。
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有条件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哗与繁杂。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已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一些工厂、商业企业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发展，尤其是占地面积较大的批发商业。某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商业销售额总量、销售额增长速度均有超过市区同类指标的趋势；商业数量、从业人员、营业额等比重在郊区有增加趋势，在市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市中心的商业区并没有衰落，这种情况有别于郊区化，我们称之为离心化。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城市商业离心化的程度及趋向、与国外对比、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明光市
明光市位于皖东江淮分水岭北侧，安徽省东部，东临盱眙，西迄凤阳，南枕江淮分水岭与来安、滁县、定远接壤，北跨淮河与五河，江苏泗洪县相连，地理位置优越。
一、城市空间发展现状分析
明光市具有一河两岸的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现状城市空间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三大组团结构，即老城区综合组团、城东新区组团和城北工业组团。城区对外联系便捷，铁路、公路、水运交通兼备，四通八达。从而也造成了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展要跨越的“门槛”较多。
二、城市空间发展演变历程
2.1城市的初创期（共和国成立前：明太祖赐名与农业经济下的嘉山县）
这段时期我国民经济只能依赖于地区之间的传统商品交流勉强支撑，且导致城镇发展陷于停滞。后，民族工业一度有所发展，但由于军阀混战、战争连年，明光的经济、特别是工商业和手工业日渐衰落，城镇发展的停滞局面长期未有改观。
发展动力：传统地方商业和农业带动建设，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发展相对停滞。
空间特征：临河岗地筑城，块聚发展。
2.2城市雏形期（“1949―1978”：封闭型计划经济与城镇功能转变）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地区的城镇体系关系松驰、空间分布稀落；中小城镇的经济趋于萎缩，功能衰弱现象较为明显，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但这一时期的人民政府加强城市建设，拆除城墙修道路，将街道改造拓宽，逐渐兴建了多层楼房，增加了现代化设施，最初城市的各个分散的聚落点已基本连成一片。
发展动力：地方商业和小型手工业带动建设，发展缓慢。
空间特征：商业和居住建筑集中在104国道两侧，并在池河路与韩山路交汇处形成商业中心。
2.3指状生成期（“1978―1993”：开放型多元经济与城市化空间扩展）
改革伊始，嘉山大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力发展轻工业等产业，使得嘉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足发展，嘉山县城的道路骨架基本形成，城市发展开始主要沿对外交通轴线按东、北三个方向发展。1992年，滁县地区撤销，设立滁州市（地级），嘉山县属滁州市管辖。
发展动力：实行以内涵改造为主，地方商业和小型手工业带动城市建设，发展加速。
空间特征：沿十字交通线轴向扩展。
2.4轴间填充期（“1994―2003”：市场经济发展）
1994年5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嘉山县更名明光市，属滁州市代管。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城乡联动效应，并带来了城市化空间的急剧扩张。
发展动力：南洛高速建设，93版总规实施，电力、机械、食品、纺织等工业体系的形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地方工业。
空间特征：城市向东、北侧延伸，铁路东侧形成居住、工业和仓储。城市用地功能混杂，城市限制在104国道南侧内发展。
2.5蔓延期抑或新一轮的指状生成期（“2004―2011”：全球化经济、知识经济与创新城市的兴起）
这一时期城市处于快速集聚发展阶段。近几年来，由于各发展轴间基本摆满，明光城市的扩展进入蔓延期。在城东开发明光经济开发区，城市内周围开发了大量居住小区，使得明光城市形态呈圈层状蔓延趋势。
发展动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城市区位优势提升、加速城镇化时期、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融入区域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要。
空间特征：一是围绕老城区集中紧凑布局，城市空间呈“外溢”式向四周扩展；二是依托新辟的城市主干道路网，城市空间呈“块状”与“线状”集中连片扩展，构成城市新区。
三、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
3.1城市空间扩张的正作用力
1、周边核心城市的扩散力
良好的区位条件使得明光市能迅速的得到周边核心城市的辐射，这使得明光市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中参与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地发展。交通流及其带来的资金流、物质流及信息流等将在产业发展、市场开拓等多方面推动明光市的发展，对明光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产生较大的影响。
2、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以及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城市主导经济流向将进一步向北倾斜，影响工业、仓储的布局，城市向北发展的引力增强，城市空间发展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3、城镇化的推进
城镇化的发展，对工业化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展将体现在城市用地的扩大上，而且还将体现在城市用地内部结构的调整上。
4、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明光市市委、市政府提出“135”追赶跨越目标，提升工业经济、努力改变明光市工业经济落后的被动局面是其核心内容。空间结构布局应当契合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落实，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2城市空间扩张的负作用力
1、自然地形的限制
明光市属于丘陵地区，且规划建设区内河湖分隔。这样的自然地形造成城市空间整体外延扩展受阻，且城市各区块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对于各项基础设施需求和要求都相对较高。
2、门槛规律的要求
明光市是典型的多门槛丘陵城市，要保证城市的长远发展，就必须把握先机，及早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及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将城市空间扩展所需的用地纳入规划控制范围，这样才能跨越门槛、实现跳跃式发展。
四、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选择
4.1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分析
1、紧凑圈层式
紧凑圈层式是城市空间扩展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发展起始阶段的一般模式。平原城市的城市扩张多属于均匀的同心圆式圈层扩张，城市形态比较稳定，受力比较均衡。
2、集约内涵式
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一般以外延发散式向外扩展为主，到了城市稳定发展阶段，城市多以集约内涵式发展为主。在城市边缘区多以外延发散式向外扩散，在城市核心区多以集约内涵式为主。
3、组团跨越式
城市发展由于水体、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制约，不能集中连片发展，常常在离母城一定距离的地域发展成数个城市组团；母城则逐步发展成为这些组团的中心城区，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4.2城市空间扩展策略的选择
综合以上对于明光市中心城区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论述，对比上述各种空间扩展模式，明光市中心城区整体空间结构宜选择多核跳跃式扩展模式，一方面，中心城区处于快速扩张阶段、而现状中心城区周边尚存的可建设土地将无法满足规划期末城市发展需求，从明光市中心城区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分析，明光市宜选择“一河两岸、有集中的分散发展”策略。另一方面，这种策略的选择也非常符合明光市的各项发展战略的要求。
五、城市空间扩展方向的选择
5.1空间扩展规律
从明光市现状建成区来看，城市三大组团的空间结构已经基本形成。以老城区为核心，采取集中紧凑型布局，“外溢”式向四周扩展，并同时依托城市干道网，扩展东部城市新区、北部城市工业区，城市形态呈“块状”与“线状”结合的集中连片发展。
5.2空间扩展方向的确定
城市迫切需要通过战略性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来实现空间的重组，拉开城市发展框架，疏通相应的瓶颈，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综合考虑发展中的限制应因素和引导性因素，南洛高速东北用地条件良好、与区域经济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综合分析地形地貌、城市经济布局及交通联系度等各个要素，确定中心城区发展方向及策略为：“东进、西跨、南优、北联”。
六、城市空间发展结构与形态
6.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以深化落实现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皖东地区的重要城市、滁州市副中心城市”的城市定位为目标，着眼明光市未来长远发展，着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大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提出“一核四区、轴向延伸、组团布局、生态融合”的城市空间总体发展战略。
6.2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综合明光城市的发展条件、发展方向，采用有集中的分散发展策略，形成“一河两岸、主副呼应、两轴一带、南北生态”的城市空间结构。各组团内道路自成体系，组团之间通过快速通道进行联系，同时对水体进行整治，加强组团内各片区环境的营造，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功能，最终形成“一廊、两轴、两区、六组团”的空间格局。
七、城市空间结构的支撑策略
7.1综合运输体系的构建
打造多条组团之间的联系通道，形成环形加网络状的组团联络体系。扩展东、北向空间，并增强各组团之间的联系，在主城区内部形成通畅便利的干线路网体系。网状道路交通系统将增强主城区内部交通联系的稳定性与便利性。
7.2生态绿地系统构建
建设明光市城市具有网状结构特征的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形成三个级别的生态绿地，即基质、廊道、斑块。
【关键词】深圳 城市空间结构 工业导向性 放射圈层式 演变机制
城市是由各种不同活动所形成的功能区组合而成，在城市的各种活动中，生产、商业和居住活动是其最主要的三大活动，而由这类活动所形成的功能区就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骨架。它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不断地改变着各自的结构形态和相互位置关系，并通过用地形态决定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和演化特征。
一、深圳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及特征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城乡二元、城乡融合到城乡一体化，工业导向性明显，城市扩展迅速，空间结构演替激烈。根据其特殊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可以分为3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和2000年至今，其工业空间、居住空间和商业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典型特征。
1.工业空间
深圳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导向型，1980年以前，深圳的工业发展还未起步，工业用地比例非常低；90年代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空间迅速扩张；2000年后，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产业结构趋向协调，城乡一体化格局明显（图1）。工业空间从起步阶段、发展最快阶段到全面发展阶段，特征明显，变化迅速。
（1）80年代初，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特区内的罗湖、蛇口片区，用地比例较低，规模小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工业空间呈散点状分布，大多在居住空间。
（2）90年代，发展最快，结构变化最快。城市工业迅速发展阶段，工业空间变化剧烈，工业分布由特区内向特区外全面扩张，工业斑块开始出现，标志着工业区模式的发展。工业空间主要沿着东西向的北环、深惠和南北向的广深拓展，特区内工业连片发展的趋势明显，蛇口、上步和罗湖等老工业区成团块状扩张，特区外的工业用地还未形成沿路带状，工业斑块规模较小。
（3）2000年以后，全面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形势出现，特区内部的工业逐渐减少，原有工业斑块缩小或消失，空间置换现象开始出现，工业空间向特区外地区蔓延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区外的工业空间沿路多方向拓展，并出现了轴间填充的情况，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工业用地逐步形成。特区外已有的工业斑块继续增大，规模效应明显，并包围居住空间继续蔓延和填充。
2.居住空间
深圳的居住空间发展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1980年以前，工业发展尚未起步，居住形式以农村居民点为主；80年代以后特区的居住随着工业厂房相邻而建；90年代工业空间迅速扩张带动了居住的郊区化；2000年后，居住空间呈团块状继续拓展，大面积的居住用地日益增多，密度加大。居住空间（图2）从散点式、斑块化到居住郊区化，比内地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演化速度快，阶段性特征明显。
（1）80年代初，速度较慢，分散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居住空间主要是以村落散点式分布，特区内的居住空间伴随着工业多分布在罗湖与蛇口地区，深南大道两侧有零星分布。
（2）90年代，扩张速度较快，大量飞地形成。伴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居住空间由特区内向特区外全面扩张，居住斑块开始出现并逐步扩大，标志着大量居住小区的建设和农民房的建设。居住空间主要沿着东西向的深南、深惠和南北向的广深拓展，深南大道两侧居住明显增多，体现了居住空间的区位优势。特区内工业区的成熟，使得居住空间进一步扩大，特区外居住大多被工业空间所包围，犬牙交错，居住配套不完善。
（3）2000年以后，全面发展阶段，速度最快。特区内部的居住斑块进一步扩大，小斑块合并，居住飞地增多，居住郊区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区外的居住空间多方向拓展，居住斑块继续增大，规模效应明显，形成了居住品质和特区相同的宝安中心区、龙岗中心城、坂田、龙华等大面积居住片区，布局上进一步整体化。
3.商业空间
特区成立之初，商业空间主要集中在罗湖的深南大道和京九铁路两侧，马路经济效益明显，商业规模较小。90年代后罗湖商圈日益成熟，特区内其他区商业网点增多，但缺乏大规模商业区，商业集聚效应不突出，特区外商业以散点形式出现，大多集中在各镇中心区，无规模效应，商业配套严重不足。2000年后，伴随着深圳组团跳跃式发展，特区内罗湖、福田、南山商圈规模效应突出，特区外宝安中心区、龙岗中心城等商圈发展日趋成熟，各镇中心原有的商业斑块逐渐扩大，但从空间分布和规模配比上仍然不足。
二、深圳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式
深圳城市空间结构以工业为先导，随后是住宅和商业设施的相继建设，由于城市化速度较快，其工业、居住和商业等内部空间演变的特征和阶段具有特殊性，但聚集型空间扩展仍是其主要的空间增长方式，城市空间结构从核心点集中发展到核心—结构的轴线扩展，最终形成了放射圈层式的结构模式。
80年代初是深圳以罗湖和蛇口为核心点的形成阶段，此时城市形态尚未成型，人口密度很低，城市功能单一，用地类型较少。伴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用地异质性增强，用地结构发生变化，以罗湖为核心向四周扩张，圈层式格局出现，内圈层的用地格局变化剧烈，整体以集中发展为主。90年代后，城市建设规模逐步扩大，一方面特区内福田、南山的建设兴起，预示着城市副中心的出现；另一方面，1993年，宝安县撤县建区，特区外沿广深、深惠路向外珠链式扩展到宝安和龙岗，使得特区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特区内和特区外两部分组成的“核心—”结构形成，功能圈层开始分化，内圈层形成了明显的居住和商业功能区，中圈层为居住、工业、教育、交通等用地的混合区域，外圈层的用地结构混合化，出现新增的工业和居住用地。2000年以后，深圳进入全面城市化阶段，工业外迁，居住郊区化、新区建设和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使得城市空间“西进东拓”，以特区为核心，对外公路为骨架，城镇呈梯度分布的城市放射状圈层结构逐渐形成（图3）。这一时期，不同圈层的增长速度与差异明显，其中外圈层的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中圈层，中圈层的增长速度已经相对趋缓，内圈层用地主要以城市更新为主，实现功能转化与置换。内圈层的居住、商业功能强化，南山的崛起使得之前位于中圈层的教育和高新产业纳入到内圈层的范围，突出了内圈层的空间异质性和功能多样化。随着高铁和地铁建设，中圈层的居住和交通功能增强，而工业进一步向外圈层转移。
总体来说，深圳城市空间最初是从散点状布局发展起来，再迅速蔓延或沿轴扩展，使城市因发展先后的不同而形成放射圈层式的结构模式，并具备以下特征：
（1）城市内部用地功能组合较多，不同圈层的功能组合有所不同，外圈层的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
（2）第三产业和旧居住区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工业中心则向地区转移。
（3）居住空间随工业逐渐由城市核心区向新区迁移。
三、演变机制剖析
1.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内在动力
深圳城市空间的扩展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体现，城市建设用地量和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相关性，如1994年到2000年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了168.29平方公里，龙岗、宝安两区在1995年到2000年用地增幅分别为45%和90%，这一阶段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发展迅速。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城市土地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也为旧村改造和新区开发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城市化直接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扩展与更新，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城市化水平较低，处于农村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内部斑块较多、分布零散。90年代以后，城市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经济活跃，促使产业向特区外转移，居住出现郊区化，跨入快速城市化阶段，用地面积增加迅速，中小斑块的不断扩大及斑块的新生比较明显，新增用地在原有用地周边快速扩展。2005年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深圳进入全面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减缓，用地斑块继续扩大，局部出现散布的小斑块，空间模式表现为填充式。
2.宏观政策调控是外在动力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以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和政策调控为背景的，城市空间的扩展也必然要受此影响。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制度，到了1992年城镇建设用地基本纳入了新制度的轨道，这使得土地区位优势真正得到体现，从而促进了空间结构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1993年，宝安撤县建区，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伴随着“开发区”“房地产热”，城市空间全面扩展，工业区日益增多，城市建设用地量迅速增加。2004年到2005年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措施，诸如农村撤村委会，全部改为社区居委会；镇改街道办，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等，步入了全面城市化阶段，由于城市发展空间有限，加上产业转型与内部更新，城市建设用地量迅速回落，城市空间保持平稳发展。2007年后，为突破特区内用地发展瓶颈，建立光明新区、坪山新区、龙华新区和大鹏新区，以打造绿色城市为目标，遵循“差异化组团”的发展思路，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全面整合。
3.规划控制和引导是发展引力
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空间政策是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以保证城市建设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规划对城市开发的控制和引导都是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促进和对用地结构的优化。1996年的深圳总体规划中，以特区为中心，由北向西、中、东三个方向发展，形成辐射状的城市基本骨架。2010版总体规划中，考虑到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在东、中、西部发展轴的基础上，拓展了北部与南部发展轴带，形成城市新的生长轴。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出“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通过组团的融合，逐渐演化为城市核心区、西部滨海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滨海地区五个城市功能地区，突出了各区在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的优势。上述规划契合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城市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引导城市不断调整空间布局，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结语
特殊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深圳城市空间扩展迅速、工业导向性明显、空间异质性较强，其工业、居住和商业空间在经济发展、宏观政策、规划控制的演变机制作用下形成了放射圈层式结构模式。伴随着城市发展进入转型期，空间的重组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上述研究为下一步城市空间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也引发了可持续发展空间模式的再思考。
（注：本文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课题编号：801）
参考文献：
[1]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2]段进.城市空间发展论[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3]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年），1997.
[4]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2008.
[5]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组团规划，2005.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思维与方法不断应用，旅游系统的概念被提出并不断得到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旅游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提出了旅游系统O-D对(Origin-DestinationPairs)模型、旅游系统N-S对(Need-SupplyPairs)模型、旅游功能系统、旅游产销链系统、旅游经济系统、旅游地域系统等概念与理论模型。旅游业是一个与空间紧密相连的产业，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处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旅游系统形成、演化的过程以及系统结构与功能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推动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域系统的界定，有的简单，有的相对复杂，所包含的要素和层次繁简不一，这主要是源于各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即宏观上的旅游地域系统考虑了旅游客源地系统［1］，在分析系统要素、地域空间结构时将其作为一个子系统进行整体考虑，而微观上的旅游地域系统不考虑旅游客源地系统［2，3］，仅对旅游活动发生的地域实体空间系统进行研究。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反映了旅游地域系统是一定地域空间上旅游系统的表现形式，是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构成一定地域空间上的有机整体，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众多因素，既是一个要素综合体，又是一个地域综合体，具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它体现了系统结构与功能相互关系及其本质属性。在旅游业区域化发展日益显著的趋势下，如何加强各旅游地与周边地区合作联系，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地域系统，推动各旅游地共容式发展，减少旅游业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实现系统组合优化与整体效益最大化，成为当前区域旅游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此，众多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等方面对旅游地域系统演化展开了深入研究，具体涉及旅游流空间分布及其集聚扩散、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形态、系统演化模式及演化机制等内容。
2国内外旅游地域系统演化研究回顾
2.1对旅游流空间分布及集聚扩散的研究按照旅游者的市场需求，结合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掌握旅游流的流量和流向等扩散规律，对有效地组织合理的区域旅游开发空间结构和旅游线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由于旅游客流是参与旅游活动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国内外研究多以旅游客流为主，对旅游者的空间行为模式、旅游流空间分布及集散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学者们普遍认同旅游流与出行距离之间具有距离衰减规律特征，由泰勒(Taylor)、史密斯(Smith)和格雷戈里(Gregory)等提出的距离衰减模型已成为分析旅游客源市场等级的基本数理模型。2004年，安德烈亚斯(Andreas)避开传统的旅游需求原因分析，用戈曼—兰卡斯特特征框架(theGorman/Lancastercharacteristicsframework)理论全面揭示了旅游者选择目的地多样性的原因［5］，为旅游者行为研究和旅游流时空结构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但该研究并没有对旅游流的流向和能量特征做详细分析。国内学者则对旅游流空间分布及扩散模式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马耀峰等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做了详细探讨［6］。张红等研究了桂林境外游客的结构特征及在热点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模式［7］。保继刚等在研究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化特点时认为，国内客源市场在空间上逐步分散、吸引半径得以加大，呈波浪式和跳跃式增长模式［8］。涂建军对四川省入境旅游流的时空结构模式进行了研究［9］。宣国富等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以航空票价为经济距离指标，建立了基于航空廊道的旅游客流空间潜力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三亚市旅游者的空间行为特征［10］。杨新军等在分析国内游客在西安市及周边地区旅游景点的空间选择模式和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西安旅游圈的构建思路和发展建议［11］。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流的内聚和集散模式，如薛莹以江浙沪地区为例研究了旅游流的内聚特征，她将旅游流在区域内部的流动演化视为区域旅游系统的一种自组织机制，认为旅游流在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旅游通道之间的往复运动，会使区域旅游系统内部发生各种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引起整个系统由无序状态进入有序状态，再从有序结构变迁到新的无序结构，这种有序和无序间的变迁会周而复始的发生，这就是区域旅游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旅游中心城市得以逐步形成［12－14］。章锦河等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旅游流的空间等级扩散规律［15］。杨国良以四川省为例，分析了旅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后的扩散规律、机理以及旅游流扩散对流量规模结构、旅游景区(点)和旅游节点城市等关联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及发育所产生的影响，并针对不同的旅游细分流进行了深入研究［16］。林岚等对航空口岸选择变化所引起的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进行了研究［17］。刘宏盈等分别对以广东省、北京市为中转口岸地区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转移的规律、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基于旅游流扩散转移的视角，对我国三大旅游圈入境旅游流向云南和陕西的扩散变化和历程进行了研究，将入境旅游流扩散与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关系进行了耦合分析［18－22］，为旅游流空间扩散与旅游地域空间结构演化共同作用于旅游地域系统演化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研究经历了从结构性调查和定量方法阶段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历程，主要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距离衰减模型、引力模型、游憩活动空间和使用曲线等［23，24］;国内主要研究方法有市场域模型［25］、区位效用模型［26］和网络分析技术等，这些方法对探讨旅游流空间分布与扩散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总体上，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流的空间扩散尤其是扩散规律关注不够，且很少有研究分析旅游流空间扩散对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从而无法充分发挥旅游流移动规律对旅游资源开发、景区(点)和设施布局的指导作用。
2.2对旅游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
2.2.1不同视角的旅游地域空间结构研究由于对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要素的认识不同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异，不同学者对旅游地域系统的认识存在宏观与微观之分，相应地，系统地域空间结构构成也包括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种形式。在宏观层次上，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主要反映各要素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要素系统内部表现出空间作用和秩序层次，要素系统之间反映相互作用关系。如哈格特(Haggett)从宏观层次上把区域抽象为点，描述系统空间结构与秩序，认为系统节点具有层次结构、节点体系控制着整个系统;吴晋峰等基于此提出旅游系统的地域空间结构是以旅游目的地、客源地为结点、以交通线路为连接的占据一定地面、处于扩散过程中的网络［27］。微观层次上，主要是从旅游目的地地域内部要素空间相互关系与组织形式出发，对旅游地域系统进行研究。如冈恩(Gunn)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地带的概念，认为它由吸引物组团、服务社区、中转通道和区内连接四个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地域系统;戴学军等认为旅游目的地区域、城市、吸引物、区内路径、出入口通道和客源地市场等要素的空间相互关系和形成模式构成了城市型旅游系统地域空间组织模式［28］。可见，宏观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主要面向系统间的联系和作用，忽略了区域系统内部状况和作用关系，缺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空间关系的阐释，而微观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研究则仅限定在区域系统内部，缺乏对客源市场与系统内部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考虑，忽略了游客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单一的宏观或微观角度研究都不能全面反映旅游地域系统的实际情况。众多学者也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尝试着将宏观与微观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研究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28－30］，但大都局限于理论概念层面，在实证研究中仍以微观层面为主。
2.2.2基于区域发展理论的旅游地域空间结构研究(1)国外旅游地域空间结构研究国外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应用区位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等提出了多种描述旅游空间结构的数学模型与地分析方法［29，31］。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美洲学者率先对旅游地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希尔斯(Hills)、布里敦(Britton)等学者构建了旅游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32，33］。韦佛(Weaver)则对加勒比海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了客观存在核心—边缘关系的主岛屿与从属岛屿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发展对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影响［34］。皮尔斯(Pearce)对带状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把旅游核心区域分为一级与二级两个等级，并把沿一级与二级旅游核心而环绕形成的边缘区域由内及外依次分为一级到四级等四个旅游带［35］。旅游地域系统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地理空间载体，遵循区域发展的“点—轴”扩散规律［36］。如贾德(Judd)对城市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认识到并进一步证实了城市旅游景点及旅游设施基本上呈线状及簇状形态分布［37］。皮尔斯对沿太阳海岸的旅游带状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沿海岸线旅游度假胜地呈“梳”状分布是典型的空间结构形态之一［35］。这些研究注重旅游空间分布状态分析，对优化旅游区空间结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但对旅游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2)国内旅游地域空间结构研究随着20世纪70年代系统思维在旅游研究中的深入发展，区位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系统”等区域发展理论在我国广泛应用于分析旅游系统地域空间结构，并指导旅游开发与空间规划实践。国内学者主要对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点—轴”空间结构、环城游憩带、城市旅游圈等进行了研究。张河清等认为，任何一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都是先从条件优越的地区开始，然后逐渐渗透到条件较差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出现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局面［38］。尹贻梅分析了沈阳和大连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型“双核”结构，并对两市形成旅游“双核”结构的基础及耦合机理进行了研究［39］。吴必虎、苏平等分别以上海、北京为例，对影响环城游憩带形成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40，41］。石培基等提出了“点—轴”渐进扩散开发是优化西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实现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42］。汪德根等以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为例，构建了1个中心、2个增长极、5个发展节点、2条扩展轴的旅游空间发展结构模式［43］。卞显红等系统阐述了旅游“点—轴”渐进扩散理论的要点，并对区域旅游“点—轴”开发模式、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点—轴系统”进行了分析［44］。李刚等以“点—轴系统”理论为基础，对辽宁省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确立了“点”、“轴”、“面”结合的“板块旅游”空间结构体系［45］。由于旅游核心多依托经济中心城市而形成，城市旅游圈逐渐成为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典型形态之一，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马勇等分析了武汉大旅游圈的构成要素、职能特点及其构建途径，提出了武汉城市旅游圈层空间规划布局模式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具体拓展方案［46］。冯学钢等对上海如何拓展长江三角洲旅游圈进行了研究［47］。邓爱民对我国大城市旅游圈层次划分制定了分级指标，提出了构建我国城市旅游圈的构想，并对我国大城市旅游圈发展的总特征进行了总结［48］。阚如良运用旅游圈理论、统筹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大三峡旅游圈空间结构，提出渝鄂湘黔川五省市共建无障碍大三峡旅游圈的建议［49］。王祖正等将空间拓扑理论用于旅游地域系统研究，认为其结构可分为星型结构、单线型结构、树型结构、环型结构和网状结构，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陕西省旅游系统地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50］。这些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结构成为我国城市旅游圈及旅游业空间布局规划的重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区域尺度形成不同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从而造成其空间组织结构特征差异。张亚林认为，我国旅游地域系统有四个层次:全国为一个完整的综合性旅游地域系统，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基于第一层次划分的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中原、西北、青藏和东北旅游地域系统;第三层次是以现行行政区为准，在九个二级系统中构建三级旅游地域系统;第四层是在以省(区)为地域范围的三级系统中，以旅游中心地为依托，并考虑地域不连续原则，划分构建四级旅游地域系统［2］，即以城市为空间节点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是我国区域旅游的普遍空间规律［51］。黎华群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对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一级大都市旅游圈和三个亚级旅游系统共同构成了该区以快速交通体系为依托、以中心旅游城市为节点的旅游城市网络体系［52］。黄泰等分析了旅游地域系统同区域城市体系在要素、结构及功能上的多层耦合关系，归纳出一定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地域旅游城市网络等级模式［53］。由上述分析可知，从研究对象看，基于城市的旅游地域研究相对较多，研究尺度从城市内部旅游空间结构、城市旅游边缘区到以城市为节点的旅游系统地域空间结构，在空间实体上表现为环城游憩带、旅游圈或区域旅游地域系统，研究内容多围绕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地域系统如何构建、优化其空间结构而展开，研究方法主要以借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为主。这些研究对区域旅游联动发展以及区域旅游地域系统空间优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3对旅游地域系统演化模式的研究旅游地域系统演化是一个时空交替过程，它既包括时间上的过程发展，同时又表现出空间关系的变化，形成旅游地域系统的某种时间模式、空间模式或时空模式［54］。时间模式是指旅游地域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其状态和特征所表现出的时序关系。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旅游地域系统时间模式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反映了旅游地域系统存在其发展演化的规律。其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在研究欧洲旅游发展时提出的［55］。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是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一个旅游地的发展变化过程一般要经历六个阶段:探索、起步、发展、稳固、停滞、衰落或复兴，经历过复兴以后的旅游地，又重新开始前面某几个阶段的演变”［56］。国内外学者基于此理论对旅游地时间演化模式［57－61］及其影响因素［62－64］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深层次论证和对旅游地域系统变化原因的分析，而一直引起众多学者争议。杨春宇等则以系统科学为指导，以旅游地最根本矛盾———供求关系为线索构建系统演化模型［65］。沈苏彦则通过借鉴科尔(Cole)的旅游地发展模型推导出旅游地发展符合罗杰斯特(Logistic)增长模型，并且根据Logistic增长模型的特性分析了旅游地发展演化的四种模式，即衰退型、典型S型、振荡型和混沌型［66］。关于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的演进模式，我国旅游地理学者主要尝试运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加以解释。汪德根、马晓龙将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与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演变相结合，提出处于开发、成长、成熟阶段的城市旅游地分别呈现单节点凝聚模式、放射状分布模式和“点—轴—面”板块旅游空间结构模式，从而分析了系统由“点轴”到“点、线、面”相结合的“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67，68］。刘锋运用“点—轴”理论分析了孤立的数个旅游地逐步发展成为一定空间网络结构的过程［69］。马勇等则认为，旅游“点—轴”渐进扩散的结构将形成旅游“点—旅游轴—旅游集聚区(旅游圈)”的空间结构，最终发展到旅游网状形态［70］。刘俊在分析区域旅游地系统空间构成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心地系统、旅游域系统和旅游通道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依次经历极核型、点轴型和网络型，最终达到成熟阶段［71］。旅游地域系统的发展模式还要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涂人猛认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不高的地区，旅游地域系统宜形成单旅游中心—腹地体系的蛛网式空间结构，在经济发展较发达、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高地区，旅游地域系统宜形成等级—腹地型发展模式，即中心旅游地—次级旅游地—旅游腹地通道网脊式空间结构，最终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全面发展［3］。可见，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模式随着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有所不同。
2.4对旅游地域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演化机制是影响旅游地域系统形成演化的各种力量或因素的构成以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原理，这种方式和原理在区域旅游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区域旅游分工格局、实现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和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国外学者迈奥斯克(Miossec)和戈曼森(Gormsen)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研究旅游目的地演变过程，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29］。国内学者卞显红认为，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背景、旅游需求、旅游交通、政府决策等对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分布形态，对该区旅游发展极、旅游空间集聚区及旅游发展带等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44］。除了旅游资源及其空间结构以外，旅游城镇及其载体功能也是影响旅游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72］。旅游地域系统的演化是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决定的，其内部旅游地间的空间互补增强效应和旅游地间交通联系的便利性、通达性是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结构的形成演化依赖于系统内部各旅游地的竞争与合作，即通过共生效应、互补效应和整体效应使系统整体实现从旅游点的增多和规模扩大，旅游通道的构设，最后向整个旅游腹地扩展的空间结构［3］。具体来讲，在旅游地域系统内部，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旅游资源环境要素的地域差异等促进了不同旅游地之间的互补;旅游交通、旅游信息发展水平决定了旅游地域系统的通达性，从而影响着不同层次旅游地间相互链接的紧密程度。正是这种发生于旅游地域系统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空间作用关系，促进了旅游地域系统节点型、点轴型与网络式空间结构的形成。关于空间竞合作用于旅游地域系统形成演化的研究，国内学者王滔等认为，城市之间旅游线路的组织和接待上的相互配合构成了区域旅游网中城市之间的互补增强效应，各城市所提供的同类型旅游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构成了区域旅游网中城市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空间竞合不断推动旅游地域系统向前发展［73］。陶伟等提出了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即基于竞争前提下的有机合作，其实质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并最终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区域旅游发展格局［74］。尹贻梅主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将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进行“竞争性合作”，并构建了旅游空间竞争合作模型［75］。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以合作为主，促进对称性兼容和一体化互惠共生，实现旅游个体或组织经济效益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和范围的扩张，是重塑旅游区域关系的关键［76］。此外，由于旅游地域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自组织的基本属性和耗散结构特点，徐小波等从自组织角度提出旅游地域空间结构演化是人为因素参与区域旅游自组织发展的一种形式，并构建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组织过程及其机理模型，认为人为因素与旅游区自组织持续生成的“有序”共同影响着旅游区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77］。徐菁等应用位序规模分布理论对长三角地区区域旅游系统自组织演变过程进行分析［78］。冯卫红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以系统熵变理论为指导，通过比较不同时刻人类活动无序度熵变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熵变差值，对生态旅游地域系统在时间断面上的演变方向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判断，为分析旅游地域系统功能状况提供了理论依据［79］。陈睿等则以旅游地域系统的自组织性为依据，基于游客的微观需求决策机制，反演旅游地域系统的宏观组织秩序，提出了系统自组织动力机制［80］。徐红罡尝试从系统动力学的观点，解释旅游地复杂系统内部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运用生态—经济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生态旅游结构模型，探讨了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行为关系［81］。赵黎明等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进行了旅游城市系统仿真分析［82］。王云才侧重于旅游经济子系统运行动力学过程与机制问题的探讨，尝试性地建立了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83］。杨春宇则基于系统自组织进化基本范式，对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管理模式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84］。陆林等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千岛湖旅游地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制，认为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系统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是其演化动力，并通过基于外部环境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控制的系统他组织与基于供给与需求、人地关系、区域协调以及利益主体平衡四类非线性作用的系统自组织而实现［85］。总体来看，国外学者虽然建立了一些旅游系统模型，但大多数为概念模型，方法上以描述性和阐释性分析居多，主要从宏观理论层面解析了旅游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子系统，而对旅游地域系统形成演化的动力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多是从地域结构的影响因素着手、从竞争与合作过程中的空间极化和扩散效应入手分析系统形成机制，而对系统演化各驱动因子作用方式及作用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国内针对空间布局的研究大多从中微观层次以单一的设施类型为主，而从区域宏观层面对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空间模式的研究不多。张丛针对莱州市商业设施提出城市级核心式、中等设施散点式、小型设施街道线性模式，社区级多采用一字型的布局形式[9]。李震岳提出了基于城市道路、公交系统、步行系统的点状布局模式、片状布局模式，网络状布局模式和组团式布局模式[10]。王红卫总结得到商业设施独立式点状模式、线性沿街模式、面状周边式、立体综合布置的四种布局模式[11]。总的来说，国内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涉及各种类型、层次和内容，但是针对设施空间布局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仅从微观角度考虑单一设施的布局模式，而缺乏从系统体系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此外部分研究过于理论化，操作指导性较弱，因此有必要从宏观层面、针对整个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操作便捷、布局合理的空间配置模式。
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转变
2.1价值观转变
在“政府绩效”和“经济至上”的强话语权下，以往公共服务设施被严重轻视和忽略，公众利益受到威胁和侵害。伴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对以“经济效益”和“物质空间”为核心的城市建设方式进行反思，提倡“以人为本”“、服务均等”“、公平和谐”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胡畔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存在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关系[12]，公共服务设施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考虑设施的物质空间，同时结合人们的行为需求特征，考虑人口分布、产业分布、交通分布等因素，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需要，真正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内在价值的统一（图1）。
2.2技术观转变
公共服务设施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以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存在均质化的现象，配置数量随人口规模而定，空间布局较为僵硬，设施利用率较低[13]。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从人本主义出发，考虑人的行为活动，同时注重公平与效率、保证设施布局的空间均等化、设施资源的机会可获取性，改变以往单一的、僵硬的、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发展思路[14]，采用更为灵活的、均衡的、公平的、高效的发展模式，实现设施配置模式从均匀计划配置到分层分异供给，从单一功能区划到综合模块开发的方法转变（图2）。
3空间配置模式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和谐发展的理想模式，它具有时空动态概念，基于此构建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模式将因空间层次、发展阶段、功能单元、服务人群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特征，具有服务对象多元化、配置规模多级化、服务水平动态化、供给种类多样化、空间结构复合化等特点。
3.1基于等级层次的空间组织
目前，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大多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因此在空间层次上表现为按照行政管辖层次进行空间配置，一般分为城市级、片区级、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和居住组团级，有的为了管理方便形成了市级—区级——街区级三级体系[15]，这样公共服务设施就内嵌于城市内部并与城市内部空间等级序列相匹配。新型城镇化在认同这种等级分层配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考虑各层次之间的衔接，采用更为灵活的分级方式，同时考虑人口规模及用地功能形态[16]，根据人口分布密度对空间进行划分，各个空间单元根据实际功能可调整配置指标，保证设施配置的弹性。此外在空间单元划分时考虑到人们之间的活动联系，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按照社区的原则进行划分，保证最小单元内居民具有相同的价值认可感[17]（图3）。
3.2基于功能类型的空间组织
根据空间单元的主导功能及行为主体将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型，宏观上可以分为城镇地区、乡村地区、边缘过渡区；中观层面可以分为新区、中心区、老城区；微观层面可以分为居住空间、产业空间、交通空间、游憩空间[18]，本文只对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研究。根据不同的空间类型选择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模式，其中新区处于快速发展区，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可采用初期邻里单元为主的分散化布局模式、逐步过渡到中期社区级为主的集中化模式及成熟期的以新城为主的网络化发展模式[19]（图4）；中心区（图5）属于成熟发展区，人群特征复杂，需要采用多层级的蜘蛛网空间模式，以满足各种人群的需要；老城区处于衰退区，以提升城市活力为主要任务[20]，针对老城分散均质的空间单元实行集中式的填补优化模式。针对微观层面的居住空间、产业空间、交通空间、游憩空间采用多功能复合集中布置模式，即根据各功能空间的组合情况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
3.3基于行为特征的空间组织
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与人的行为特征具有紧密的联系，人流的流向和汇集点影响着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结构，人流集中的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规模等级较高；反之较小。交通条件同样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结构产生作用，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地区，人流自然汇集，设施等级相应较高，反之亦然。此外开敞空间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载体，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有着明显的引导作用。因此在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空间布局时，要充分考虑人口密度分布、交通便利性、开敞空间可达性等因素，构建符合人们行为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模式。总的来说这种新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结构遵循人口空间的等级层次关系，与城乡空间体系相匹配[21]，其中高等级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大多表现为块状、廊道分布，规模较大、服务半径较大；中等级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大多以散点状、块状、轴线相结合分布，规模一般、服务半径一般；低等级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大多以散点状分布，规模较小、服务半径较小；在这一主导思路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空间类型、行为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多元复合的网络化形态（图6）。
4实证研究
4.1对象选择
本文选取渭南市主城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其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考虑，首先渭南市地处西部地区，受大西安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为关中-天水城镇群的副中心城市，渭南市发展面临城乡发展不同步、城乡公共设施服务不均等、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研究聚焦渭南市公共服务设施具有代表性；其次渭南市主城区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渡阶段，主城区现辖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心区、功能已衰退的老城区以及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简称高新）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主城区边缘地带仍保持原有乡村风貌，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混合共存，空间类型复杂多样，涉及乡村到城镇的转变，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属于典型的城乡动态空间单元（图7），因此渭南市主城区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最佳创新区和实践区。研究于2013年7月采用沿路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中心区、经开区和开发区分布进行为期5天调查，其中发放问卷1500份（中心区900份，高新区和经开区各300份），回收1500份，实际可用问卷1200份（图8）。
4.2问题剖析
（1）部分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不足，公共设施类型发展不平衡。从总量控制上来说，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规模符合国家标准，但是从单向规模来看，行政设施和商业设施所占比例过大，而体育设施（0.17m2/人）和文化设施（0.08m2/人）严重低于国家标准（人均0.5~0.7m2/0.8~1.1m2），出现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严重不足的现象。（2）不均衡散点布局形态明显，空间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现状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基本呈不均衡散点状布局，整体上设施空间分布密度呈现圈层结构，中心区的分布密度较大，依次减小。部分设施的空间识别性和可达性较差，服务半径过小，还存留很多的服务空白地带。（3）居民整体满意度较高，社区资源可获取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分析得到居民对渭南市行政、商业设施的满意度较高，达到89%以上；而文化、体育设施的满意度较低尤其是社区级设施，满意度仅达到23.7%（图9）。
4.3综合评价
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尽量评价，在坚持全面性、层次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平，分目标层为公共服务设施对城市定位及未来发展目标的支撑水平、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规模，职能定位的匹配水平、公共服务设施本体的供给水平、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取性水平；对公共服务设施本体的供给水平的分析主要从设施的完备性、便利性、规模合理性、环境和安全性四方面进行[22]；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取性水平主要从可获性和满意度两方面进行评价。之后借助GIS软件的多因子分析方法及频率分布直方图对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评价（“好”≥80；70≤“较好”<80；60≤“一般”<70；40≤“较差”<60；“差”<40），最终得到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评价图（图10）。可以看出目前中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较好，高新区次之，经开区最差，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经开区和高新区尚处于城镇化发展初期，公共服务设施还处于低服务水平阶段。
4.4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模式构建
（1）基于等级层次分析。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考虑适宜的人口规模、分布位置与地理边界、基本趋同的价值观、达到较为完备的日常生活公共设施配置门槛等因素，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充分重视居民生活圈，构建渭南市主城区市级、区级、居住片区级、社区级四级空间体系，依托空间等级层次，合理组织公共服务设施等级体系（图11）。其中区级分为高新区、经开区和中心区；居住片区级分为环北、盈田、城南、站南、老城、高新片区、经开片区；社区级分为57个，其中高新区和经开区各7个、中心区43个。（2）基于功能类型分析。渭南主城区包括中心区、高新区和经开区，中心区是城镇化较高的地区，而高新区和经开区现处于城郊化阶段，根据功能类型可具体分为居住空间、科研空间、产业空间，不同的功能单元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求不同，此外根据功能空间组合，采用“产-城独立模式”及“产-城融合模式”集中布置公共服务设施，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最终形成基于功能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图12）。（3）基于行为特征分析。借助GIS软件对渭南市主城区人口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中心区人口沿前进路、仓程路、西岳路、东风大街、胜利大街集聚；经开区和高新区则呈现为点状集聚。同时借助Depthmap软件对渭南市主城区道路系统进行整合度分析，发现崇业路、新区东路、中心区乐天大街（中段）、金水路（北段）、老城区夜月路、胜利大街（东段）、纬二路（中段）的整合度较高，交通便捷性较好。此外借助GIS软件对开敞空间进行缓冲区分析，得到开敞空间的辐射范围叠加图，看到经开区开敞空间的辐射范围呈独立点状形态，无交叉区域，而高新区和中心区开敞空间辐射范围相互覆盖，基本上保持在500~700m之间。按照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以及居民行为特征，公共服务设施会优先布置在人口越密集的地区、交通整合度越高的地区以及开敞空间辐射范围交叉地区，得到基于行为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图13）。渭南市主城区属于城乡动态空间单元，构建新型城镇化导向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需要综合考虑渭南市主城区现状空间等级层次、各类功能类型空间分布、行为特征空间导向等因素，分析得到基于等级层次、功能类型、行为特征的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最终通过对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空间布局的叠加分析，得到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结构（图14）。
5结语
关键词:创意产业集聚区;城市更新;南京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along wi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Chinese cities and further acceleration of city renewal process,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s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in various large cities of China,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impetuses for shaping the geographical scene of post-industrial cities. With Nanjing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 as the example and through collecting and comparing the spatial materials of Nanjing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obing into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Nanjing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 and city renewal as well as it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renewal of the city of Nanjing.
Key words: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city renewal;Nanjing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8-19(5)
作者简介:汪毅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研究生
徐南京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朱喜钢南京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1研究综述
自2001年英国政府正式将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以来,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推崇创新、推崇个人创造能力的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源短缺、环境约束、传统产业缺乏竞争力等问题日益突出,创意产业不再是作为一种理念而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Florida(2002)认为人类社会已经由服务经济时代进入了创意经济时代,虽然与国外城市相比,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国内一些大城市在创意产业对于城市经济以及城市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已经达成了共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纷纷将创意产业视为城市发展的战略产业,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数量也逐年增长,并成为塑造后工业化城市地理景观的重要动力之一。
国外学术界真正深入研究创意产业及其相关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 关于创意产业定义的研究:Scott(2001)、Pratt(1997)从部门途径角度;Howkins(2003)从专利授权角度;Caves(2004)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对创意产业进行了界定。② 关于创意城市和创意阶层的研究:Hospers、Landry和Florida等对创意城市的类型、构成要素以及创意城市的形成和评价等方面加以研究;在创意阶层的研究方面以Richard Florida的“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最具代表性。③ 关于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研究:Crewe(1996)、Power and Hallencreutz(2002)、Power and Scott(2004)等人对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空间组织特征进行了理论化的研究,其中最重要并且反复被证实的空间特征就是空间集中。研究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Keith Bassett(2002)、John Montgomery(2003)、Adam Brown(2000)等,更是从实证的角度针对具体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了研究。
相对于国外的“创意产业――创意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创意阶层”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而言,我国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创意产业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如段进(2008)、柯焕章(2008);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基础,如阮仪三(2005)、陈秉钊(2008);废旧工业建筑对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意义,如伍江(2008)。总体而言,虽然在我国诸多城市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创意产业集聚区也不断涌现,但是城市规划界对于创意产业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尤其是在创意产业与城市功能的关系、创意产业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以及创意产业集聚区等方面都缺少深入的研究(石楠,2008)。
2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
2.1南京城市更新的过程及存在的问题
南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出现阶段性特征。1983年11月,南京市政府提出了“城市建设要实行改造老城区和开发新城区相结合,以改造老城区为主”的方针,集中在老城进行大量住宅建设。80年代上半期首先是在老城区未开发的少量土地上进行住宅建设,80年代后期的住宅建设则主要是对旧城进行更新改造,用最少的资金解决更多人的居住问题,采用的开发方式是“拆一建多”,建筑形式为多层板式。90年代南京城市更新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以道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企业改革的深入,老城区“退二进三”速度的加快,工业用地大部分都转化为住宅用地和其他第三产业用地,城市用地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面对经过多年城市更新后城市特色逐渐消失、城市文脉被切断等方面的问题,南京城市更新的重点转向为对城市物质环境、历史文脉、文化氛围的更新和塑造,这一阶段城市更新的主要目标是,使走向衰落的部分城市中心地区转变为具有现代城市功能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区域。
在南京近30年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首先,土地功能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南京城市更新过程中,被更新的主要是旧居住、工业以及少量公共设施用地,更新后主要作为居住和商业办公用地,其中用于住宅开发和三产经营的土地占73%以上,而其中住宅开发又占90%。居住用地比例过大还使得城市人口过密、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和交通拥堵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其次,历史文化保护不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认识不足,对传统历史风貌造成了建设性破坏,而且由于名城保护与开发利用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考虑,历史文化资源大多处于点状保护与开发的状态,难以形成完善的古都历史文化氛围。最后,城市更新模式的单一化带来城市文脉切断,城市记忆缺失等问题。尤其表现在老城区工业用地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对于这类用地的改造大多采取推倒重建的更新模式,大量产业遗产遭到破坏,而且城市工业文明的记忆被抹杀,城市的文脉也被切断。毫无疑问,南京的城市更新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也日益完善,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方式破坏了南京极具历史意义的城市结构、城市意向和特色城市景观,忽视了城市环境的文化价值。
2.2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
南京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和城市更新、老厂区的改造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内城区城市功能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南京内城区“退二进三”进程进一步加快,大量的传统产业空间面临着更新和重建的压力,而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又需要适合自身产业特征的新型产业空间,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产业遗产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便应运而生。这种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开发模式,一方面为城市传统产业空间赋予了新的功能,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同时,对周边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土地的升值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另一方面,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使城市产业遗产可以保存下来,延续了城市的文脉,解决了政府高成本保护历史建筑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涌现为城市更新理念、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截至2008年底,南京市正式批准设立了35家创意产业集聚区(图1、表1),这些产业集聚区大多位于绕城公路以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老厂房置换后建成的产业园和产业楼宇,享受郊外园区同等优惠;老厂房改造后,土地性质不变,厂房性质不变;老厂房改造成创意产业园区、环保工业园区,政府每年奖励50万元(1万平方米以上奖励80万元)。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利用老厂区更新改造而成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全市范围内不断涌现。其中鼓楼区、玄武区由于高校密布,智力资源密集,共有14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占全市总数近1/3。而下关区、秦淮区由于是传统的老工业区,大量的老工业厂房为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硬件基础和发展空间。截至2008年底两区建设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为8个,且都是依靠传统产业空间的更新改造建设而成。
3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特征及对城市更新的意义
3.1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创意产业空间的集聚特征能促使城市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从而改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表现在对其周边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快速改善、土地价格的升值、原有城市空间功能的转变和提升以及大量服务性场所的集聚等方面。由于创意产业需要频繁的思想碰撞和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因此,在其工作地点周围催生了大量为创意阶层交流提供便利的场所。这些场所的产生不仅提高了区域的品质,也为当地文化氛围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创意产业集聚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还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多元混合和大量混合空间的出现。土地利用的多元化不仅带来了用地类型的多样化,而且还有利于创意阶层之间便利的交流和创意机构之间的融合。作为新兴的产业类型,创意产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具有多元化、个性化和交叉性等特点。然而,按照建设部公布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找不到与“创意产业”相匹配的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为准确反映创意文化产业的属性,南京市规划局的《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计算机辅助制图规范及成果归档数据标准(NJGBBC 03-2005)》,将创意文化产业用地界定为混合功能空间。根据创意产业商务与办公的属性特征,以创意文化产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功能空间规划为商办混合用地,以商务办公功能为主,可兼容一定比例的单身公寓;根据创意产业亦工亦居的属性特征,布置以居住为主要功能、兼容商业的住宅混合用地。同时,为保证混合用地符合创意产业发展需求,可针对不同性质的混合空间提出具体的产业类型要求,确保不作为创意产业之外功能使用。
3.2城市传统产业空间置换
南京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其产业结构的调整留下了大量的产业类历史空间。随着南京创意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类历史空间吸引了大量创意企业在此集聚。传统产业空间通常位于城市优越区位,滨临河流码头或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有着良好的交通可达性,同时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也比其他区域优越。同时传统产业空间位于城市旧区,保留了传统居住环境和文化氛围。传统产业空间不同于普通办公和生活空间的内部建筑格局――大规模、连片的厂房和集中的仓库满足了创意产业作为展示空间、进行频繁交流沟通的需要。产业建筑结构坚固、空间高畅、富有工业美感。这些优势与良好的建筑质量共同决定了传统产业空间巨大的利用潜力。另外,产业类历史空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也成为激发创意阶层创意的灵感和源泉。相对低廉的租金更进一步提升了对中小型创意企业的吸引力。
图2反应了1981年南京工业用地与现今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对应关系,通过空间叠合分析和实地调研,南京重点推进的35个都市产业园,有60%是利用旧厂房改造而成。产业类历史空间不仅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凭借其特有的优势满足了创意产业的特殊需求,而且为创意的萌发营造出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吸引更多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集聚的文化磁场。创意产业的介入使得传统产业空间焕发了生机,也为城市更新模式、工业遗产的积极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更具意义的是,还引发了对传统产业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为传统产业文化的延续和发扬提供了新的契机。
3.3城市历史环境重生
城市历史环境不同于普通的城市空间,它是城市经长期发展积淀而生的城市环境,它包括以单体形式存在的历史建筑以及历史文化区,它是地域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在空间上的投影,对于城市和社会文化的认同以及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城市历史环境正走向衰落。空间景观质量较差,空间利用率低,空间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城市历史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创意产业的介入为城市历史环境保护性更新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延伸了城市历史环境功能的同时,也延续了城市的整体记忆,成为联系城市发展的空间纽带。
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呈现出明显的沿历史环境风貌区发展的模式,这些区域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浓郁文化氛围,满足了创意阶层文化休闲的需求,带给其更多的创意灵感,这些区域优越的自然基础条件和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吸引更多创意企业集聚的文化磁场,区域品牌和场所精神也能够迅速形成。根据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历史环境风貌区的划定,位于城市历史风貌区范围内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占到了65%(图3)。创意产业在历史环境的植入实现了城市历史环境再生和空间价值的提升,而且避免了城市文脉的中断,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将城市记忆融入了城市整体发展之中。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就是历史环境重新焕发生机与创意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
4结语
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模式,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城市传统产业空间置换、城市历史环境重生等方面对城市更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只是城市更新模式的一种选择,城市更新究竟需要采取何种模式是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反过来,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也有着自身的规律,不同性质的创意企业和创意阶层有着不同的需求,其区位选择、园区功能的确定以及园区的内部空间结构都必须针对实际问题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南京市文化局,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07年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度报告[R].南京:南京市文化局,2007.
[2]南京市文化局,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08年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度报告[R].南京:南京市文化局,2008.
[3]Scott Allen J.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M].London:Basic Books,2000.
[4]Florida Richard.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M].New York:Basic Books,2002.
[5]Keith Bassett,Ron Griffiths.Ian smith Cultural cluster and the city:the example of natural history film-making in Bristol[J].Geforum,2002(33):165-177.
[6]Joho.Montgomery,Cultural Quarters as Mechanisms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art1: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Quarters[J].Planning Practice Research,2003,18(4):293-306.
[7]Adam Brown,Justin O’Connor,Sara Cohen.Local music policies within a global music industry:cultural quarters in Manchester and Sheffield[J] .Geoforum,2000(31):437-451.
[8]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Z].南京: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3.
[9]童昕,王缉慈.北京与上海创新性产业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2005,29(4):35-40.
关键词：Google Earth 地理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074
地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地理知识既直观又抽象。基于这个性质以及新地理课程标准的实施，地理教学对学生自身的空间想象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随着现代教育技术被引进课堂，Google Earth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软件，它强大的功能不仅能够在课堂上更好地辅助中学地理教学，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一、Google Earth功能简介
Google Earth是美国的Google公司推出的虚拟地球仪软件。它最出色的功能是将航空照片、卫星相片和GIS集合在一个三维模型上。我们可以利用这款软件通过实际操作观察地球的地形地貌和感兴趣的地表细节。此外，它还有许多强大的功能，比如图像数据浏览、提供图层数据信息、地图获取等。利用这些丰富的影像数据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地理，特别是抽象的宇宙和地球上的地形地貌知识，突破空间限制[1]浏览全球任意角落，还可以利用这些客观的影像资料刺激学生的感官将感性知识升华为理性知识。
二、Google Earth在教学中的优势
将Google Earth应用于中学地理教学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能有效辅助教学，同时能克服学生在空间抽象知识上的局限性。
（一）积极响应地理课程标准理念要求
从地理课程标准上来看，应用Google Earth辅助地理教学符合地理教学增强学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地理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的要求;能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动机，主动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相关问题，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珍爱地球，善待环境;符合倡导学生学习方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注重学生自身对地理问题的探索的理念;符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地理教学中的辅助作用，采取多样化教学方式，让学生更直观有效地学习知识、理解知识的要求[2]。
（二）激发兴趣，培养学生自身的地理空间概念
地理知识具有抽象性和空间性，特别是宇宙、山川河流地貌、城市交通布局等知识。如果单凭教师一味地讲述不仅不利于知识的传授，还会使学生丧失地理学习的积极性。在某些教学内容的讲述上，教师通过操作Google Earth在大屏幕上显示多样的影像数据，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刺激，不仅能缓和教学气氛，更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可以加强学生的记忆。
（三）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素材
在地理教学备课中，教学素材必不可少。教师要讲好一门课则必须备好课。而且，丰富多样的地理教学素材有利于课堂的开展。Google Earth拥有丰富的数据信息，拥有多样化的图层[3]，是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这些软件操作性强，可以根据需要操作，从而更好地表现地理事物的变化。
（四）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教师讲授软件具体操作方法，可以让学生学会多途径、多手段收集地理信息，并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技能对地理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将Google Earth软件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引导学生主动地去探求和发现地理空间的规律性，这样就有利于学生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
三、地理课堂中软件运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一）软件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范围
地理教学课程具有广泛性， Google Earth软件适用范围有限，主要适用于宇宙中地球知识、地形地貌知识、城市布局、交通线路分布等相关知识。与传统地图相比，电子地图有着实时性更新快等优点，但在地理学习过程中传统地图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仍应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合理选择软件和纸质地图。
（二）软件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环境限制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我国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发达与落后地区城市之间，城区与乡镇中间的教育差异仍然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根据我对广安市广安区城区3所重点中学和部分乡镇的3所普通中学走访调查对比得出：3所重点中学中现代教育设备安装较齐全，但是教师上课极少使用“3S”技术进行辅助教学，20%的地理教师不能熟练地操作地理中的GIS、Google Earth等软件。77%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不了解Google Earth软件功能和操作。在乡镇的3所中学中，现代教育设备不齐全，大部分只有一台电视机，42%的地理教师不能熟练地操作这些软件，85%的学生对这些软件的功能和操作了解较少。教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课堂教学甚少。通过此次走访调查得出虽然Google Earth在地理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由于城乡发展水平等影响，教育硬件设备的配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该应用推广受限。此外，受课时限制，教师大多不愿意花费大量的课时来操作软件。这些因素均影响了Google Earth技术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四、Google Earth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举例
Google Earth在地理教学中可用之处许多，我分别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等方面选取某个代表性内容来阐述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一）自然地理方面――地球运动知识
高中地理必修一《地球的运动》这一节主要知识点是地球运动的一般特点、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昼夜长短等。这节知识既是高一地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对学生空间理解能力要求极高，教师讲授起来比较吃力。大多数教师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地球仪和简笔画来讲，仍然让学生感觉难以理解。Google Earth上的地球模型更直观，其中包括经纬线、可变的倾斜角度，还可以直观向学生展示黄道面和赤道面以及黄赤交角知识，进而讲述黄赤交角与南北回归线的关系。总之，在自然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开展地理课堂。同时，教师应熟练软件的操作使教学更有序地进行。
（二）人文地理方面――城市空间结构
在高中地理必修二《城市的内部空间结
构》这一节中，主要介绍城市的地域形态和城市的功能分区以及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教师在讲授这节知识过程中可以在软件上通过定位找到自己所在的城市[4]。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图上直观看见城市中心位置，交通布局等。这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得出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经济、历史及行政等因素，让学生从身边实际出发更直观有效地学习知识，掌握运用知识，学会知识迁移。
（三）区域地理――北美洲概况
在高二区域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Google Earth中的大尺度遥感影像来进行分析，因为它能像纸质地图一样显示经纬度位置与海陆位置，还可以通过教师操作来展示北美洲地形地貌、河流、城市分布等情况，让学生坐在教室去北美洲旅游。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结合纸质地图和课本来进行教学，保证教学的顺序和重点，以帮助学生复习掌握。
Google Earth软件应用于中学地理教学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极高，不仅是操作软件的能力，还有学科知识能力和课堂掌控能力。每种新的教学方法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结来的，不能生搬硬套，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找出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亦汉，乔纪纲，李建程，吴锐佳.“3S”技术在现代地理教学中的创新性应用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1）：62-6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郭洁，银屏，范超群，苗迎春.Google Earth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教育改革，2012（1）：28.
[4]孙汉群.用Google Earth整合地理教学[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0（6）：47-50.
本文的通讯作者为刘守江。
作者简介：
李先静（1992- ），女，四川广安人，西华师范大学国土资源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理学科教学方向。
1.教材主干内容设置的比较
就大的知识框架而言，人教版和鲁教版在内容设计上大致是一致的，即都设计到了人文地理部分的人口、城市、产业活动、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这四部分内容，并探究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它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各部分内容的章节安排上，从下面的列表对比可以看出人教版和鲁教版在内容章节的安排上还是存在不小的差别的，具体表现在：
（1）在产业活动与地理环境这一主干知识上，人教版分两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主要介绍了农业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工业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鲁教版在人文地理这一主干知识上只单独列为了一章（即第三单元），农业生产活动和工业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分分别列为这一章中的两节内容。除此之外，鲁教版还把旅游业与地理环境以选学的形式列成一节。
（2）除了人文地理的人口、城市、产业活动、交通运输这四部分内容外，人教版还单独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即人地关系理论列为一章。可以说，这一知识内容是贯穿整个高中人文地理的一条思想主线，把它单独列为一章，既能对前面的主干知识进行地理的思想总结，又能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激起学生产生共鸣，使其真正地把一些正确的地理价值观落实到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同时也使得中学的地理教育能真正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它应有的效用。
（3）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方式有多种方式，鲁教版在对教材内容设计的时候对交通运输、通信和商业贸易都作了一定的设计与安排，而人教版则只对交通运输这一种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的主要方式进行了设计与安排。
（4）除了以上两点主要的差别以外，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相对较小的差别，如在产业活动这一部分，鲁教版把农业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和工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作为分立的两节内容融于一章之中来设计，同时将农业生产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工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单独在各自的节次中进行设计安排，并占用了一定的篇幅。而人教版则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单独列为两章内容，并且基本上都是按照“区位因素――农业/工业地域类型――典型地域类型” 这一主线来设计安排的。在这里，人教版并没有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教材中进行相应的设计与安排，更多地是将这一影响渗透于相应的案例分析之中了。再如，在对“区位”这一地理概念的安排上，鲁教版是在第二单元第二节介绍城市的区位选择之前对“区位”作了介绍，而人教版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介绍农业的区位因素时介绍了“农业区位”的概念。再比如，在工业生产活动部分，人教版选取了传统工业区和新工业区这两种类型对工业地域进行了典型分析，而鲁教版在教材设计中则没有相应的安排。除了以上的差别外，在具体的节次内容的设计与安排上还存在许多的差别，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2.教材主干内容设置的分析
对教材主干内容的设置与安排，就笔者的理解和体会而言，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1）重点突出，适当兼顾全面。
不避讳地说，目前的高中地理学习仍然是最终要向高考看齐的，当然在课时安排及其他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提升高中地理教育的人生意义是可以的，这又涉及到地理教学各目标之间实现的协调问题，在此就不作详细的阐释了。就人教版和鲁教版的主干内容设置来看，虽然在主干框架上大体相同，但是在主干知识框架下的具体节次内容的设置与安排上，人教版的内容设置更做到了抓住重点。比如，产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教版重点对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进行了设置安排，而且把这两类产业活动各分置成一章的内容来安排，重点突出在人教版表现的很明显。相比之下鲁教版则在这一点上稍显逊色，同样是产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先姑且置把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和工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各置一节内容安排在同一单元之中不说，对于农业地域类型和工业地域类型的选取与设置就没有抓住重点。在鲁教版中，农业地域类型部分介绍了热带迁移农业、水稻种植业和混合农业，而人教版则以混合农业为例加深对农业地域形成的理解，又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对分两节对季风水田农业、商品谷物农业、大牧场放牧业和乳畜业这四种重要的农业地域类型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以说是有重点、有细节。再如工业地域类型，鲁教版就没有突显出来，而只是以知识窗的形式进行了介绍，人教版则以传统工业和新兴工业为例，并对应选取典型的地区进行重点介绍。再如，在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这一主干内容的设置上，人教版只选取了交通运输这一最为重要的方式展开内容设计，而鲁教版这一部分的设置则稍显兼顾全面，这样设置的后果只能是影响重点知识内容的突显，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导向。人教版和鲁教版之所以出现以上的差别，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受教材编写上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教材编写体例的规范与约束，对于这一点笔者在此限于篇幅就不作具体的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