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9 10:02: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现代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消费具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仪式。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一、《壹周立波秀》节目简介
《壹周立波秀》由东方卫视与凤凰卫视共同制作。节目于虎年春节大年初一到初六（2月14日到19日）和5月2日至7日的每晚23点在东方卫视进行了首轮播出，并在凤凰卫视、广西、广东、吉林等卫视进行了二轮播出。
《壹周立波秀》在2010年春节期间首轮播出即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据央视・索福瑞全国26城市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收视率为0.94%，23点时段最高收视率冲至7.62%，位居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名。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高达6.63%。 同样雄踞上海地区收视第一名。《壹周立波秀》的节目构成，主要由周立波的单人脱口秀表演及嘉宾现场访谈两部分组成。
单人脱口秀部分是以周立波特有的海派清口形式对2009年和2010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海派清口实质上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演说，是一种“智慧性的表演形式”，是周立波所独创的。海派清口主要以幽默盘点时事为主，而非传统滑稽的说学做唱，更不是炒冷饭，它更讲究的是知识结构和语言修养。 在“词说2009”以及“词说2010”版块中，周立波以戏谑调侃的方式梳理了重庆打黑、房市楼市、奥巴马访华、年夜饭、春晚、送礼以及今年发生的凤姐、犀利哥等社会、网络热门事件。由于海派清口本身属于曲艺表演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节目中周立波也融入了如演唱、肢体语言等元素。在歌曲改编环节，周立波旧曲新唱，把最近的热门事件串成歌词，将老歌“翻新”。“立波梦话”环节则是对一些热门事件、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杂糅进内容之中，对观众普遍关心或不满的事情进行虚构式调侃。这些调侃的预言往往与观众的心理倾向保持一致，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评论十分辛辣。例如“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调查报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协会表示，中国的奢侈品普及程度令人震撼，公共汽车上四处可见身穿阿玛尼，肩背LV，手戴劳力士的老百姓，就连顶级豪华车也屡见不鲜。刚刚上市的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幻影，全球一共才10辆，在中国就有13辆。“新闻播报”的严肃方式与无厘头的“新闻”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些新闻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其深刻的寓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不禁仔细回味。同时，轻松的表现方式也引起了习惯于听“官话”、“套话”的观众的强烈共鸣，“大实话”与观众的心理想法契合，让观众产生了解气、解恨、解闷的。
在访谈“话题秀”部分，每期节目邀请一位国内行业领军人物参与笑侃，例如：演艺界李宇春、姚晨，地产界王石，文化界韩寒，体育界姚明，经济学界的郎咸平以及商界名人张朝阳等。访谈的话题也十分广泛，包括嘉宾个人情感、世博、教育改革、经济楼市股市理财、两会等。
二、《壹周立波秀》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1．时事热点的娱乐化演绎
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新闻报道的大趋势。《壹周立波秀》对于时事热点的评点也是基于一种娱乐化的基调来进行的。在叙事形态上，严肃叙事在《壹周立波秀》中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叙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周立波在节目中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选择的都是极具娱乐价值的侧面，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并加以调侃，反映社会现实。社会新闻的娱乐功能是使受众在阅读时“或会心的一笑，或遗憾的叹息，实现排遣心中压力，放松紧张神经，获得身心轻松的目的。” 《壹周立波秀》把剧场化的娱乐方式引入了电视节目之中，注重在娱乐化解读的同时与观众展开互动。如中国政府公务用车采购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北京错时上下班问题等，在调侃的同时表达了对于事件的个人看法和希望。“在后现代文化看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折中地玩弄风格、模仿和外表之中被变成玩笑、参照符号或者应用。” 这种娱乐化的演绎，给观众创造了轻松地接受环境，满足了观众信息与娱乐的双重诉求。
2．拼贴碎片的杂烩盛宴
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在该节目中，周立波将一个个社会“碎片”串联起来，构成了节目主体。这些碎片看似毫无关联，但是通过周立波对这些零散事件的“解构”，这些碎片被拼贴成为意义深刻的全新主体。通过对于社会热点的调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周立波以特殊的娱乐方式解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都被周立波进行了“透析”，迫使原有的能指与所指断裂开，从一种反常的视点重新进行逻辑建构，打破了固有的逻辑的连贯，从而产生了全新的意义。“解构“并不是“破坏”或“毁灭”，而是类似于“分析”和“批判”。“在解构者看来,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或者文学的话语,任何被看作固定的和确定的意义都是虚幻的。意义是流动的和易变的”。周立波在节目中解构了时空关系、生死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如周立波对于“造谣”这一现象的解读，从社会上的造谣现象入手，进而联系到社会上关于自己不是中国人的误读，紧接着又转锋联系到了标题党、媒体暴力等，看似的几个不相联系事件被重新联系在一起，最后得出了当今造谣现状诱因的总体结论。独立事件被重联，产生了全新的社会意义。这种娱乐化的拼贴使得整个节目显示出了很强的活力。
3．奇特叙事方式的探索
《壹周立波秀》的叙事方式不同于其他脱口秀节目。
首先，小型叙事占主导。以往的脱口秀节目都习惯于采取一位嘉宾说完全场的宏大叙事手法，节目整体性较强。但在《壹周立波秀》之中，强调突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话题，每一个故事都在总的关联下相对完整地独立。这样的快节奏转变使观众保持了持久的新鲜感，同时极大丰富了节目的信息含量。
其次，主持人因素被着重突出，并经常进行“自我解构”，将自己作为元素融入热点事件中。在娱乐叙事的大前提下，周立波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自我反讽。“以一种非理性的、散漫的、随意的、无厘头的态度对待事物，自贬与嘲弄，戏谑与反讽成为作品的主调” 节目中，周立波将自己融入热门事件，如与“凤姐”的结婚照、自己写微博被骂等，并运用极具嘲讽意味的言语，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再逐步剖析这个事件。这样“现身说法”的做法引起了观众对于事件更加直观的理解，草根化的表达方式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初步了解了市文化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市政协“发展现代服务业”于今年五、六月份就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听取情况通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本地文化企业及赴 市学习考察等多种形式。
一、市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加快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近年来。市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逐年提高，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文化产业规模初具
省级文化产业基地4个，市现拥有安美文化艺术中心、国家
2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市文化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三个层次看。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分量明显突出。据普查，市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增加值之比为60.59.030.5直接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外围层）各行业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30.99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近七成，为69.5%比上年增长26%提供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活动的相关文化服务”业（文化产业的相关层）增长明显较快，各行业实现增加值13.64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5%比上年增长38%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一批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核心层文化产业，全省文化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引领优势明显。
3文化企业实力增强
4文化事业持续发展
5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市文化体制改革相继推出一系列举措：一是成立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近年来。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现了政企、政事分开，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得到切实转变；二是完成了宣传文化系统5家经营性事业单位的事转企”改革和四家电影放映单位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启动了文博图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专业艺术院团目前正按照“出人、出戏、出效益”思路积极推进改革。这些举措进一步激发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形成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快速崛起的良好局面。
二、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市文化产业发展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但总体还处于起步、探索、培育阶段，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8%以上的目标。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任重道远，一些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
1管理机构有待加强和理顺
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目前我市尚未成立专门的统抓统管的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致使一些政策和项目的落实乏力推进。
市政府机构改革，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经有关部门批准，市文化局作为全市文化块面的管理机关，单独设立了文化产业处，指导、协调全市文化产业工作，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财政经费，文化和广电合并后，取消了独立的文化产业处及相应的编制和财政经费，相关工作纳入局科技处（文化产业处）处室工作职能中，百分之九十是原广电局科技处工作职责，涉及到文化产业的职能大大削弱，和现在各级领导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及市场的迅猛发展势头极不相称。
2文化产业总量和比重偏低
3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不均衡
4文化产业和产品存在特色危机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三国名城、包公故里、科教基地、滨湖新城已成为“名片”同时，作为省会城市，还有着融汇 各地文化的优势地位。但是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整理挖掘和开发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业态尚未形成。现有的文化产品多处于粗放型经营，缺乏文化产品的宣传推广和后续的配套经营。大多数文化产品缺乏创意和创新，缺少能够体现 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的文化精品。
5配套扶持政策有待完善
政府支持和鼓励文化产业的决策受到文化企业的普遍认同和欢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合发〔〕22号）市政府《关于印发 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政策（试行）通知》合政〔〕89号）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5等，对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为止，尚未出台具体的专门的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文化产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没有建立，许多统计数字都是普查数据；政府扶持、政策倾斜、税收及土地优惠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文化市场、行业规范和投融资等体系还不健全；为文化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信息咨询、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还没形成完整、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平台，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的待遇尚待提高。
6文化产业精英人才缺乏
夺取文化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决胜因素。文化产业需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一是缺乏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人才是文化产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尤其需要既通晓文化产业内容、又具有自主创作能力的本土人才，既懂产品研发又懂艺术创作的实用专业人才，以及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高层次文化领军人才，而现有的人才储备远远不够；二是缺乏文化经营人才。文化经营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人物，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市的文化经营人才屈指可数。
三、发展我市文化产业的建议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说，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针对存在问题，就进一步促进我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文化产业的支柱地位
推动产业发展2设立专门机构。
一项系统工程。现有的工作机构已经适应不了产业发展的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协调不了各种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议成立 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市委或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宣传、文广、财政、规划、国土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可参照芜湖的经验，定期召开协调会和企业家座谈会，协调重点项目的推进落实，听取意见，改善投资及政策环境。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办公室，具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财政专项经费，具体实施和落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行使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日常协调推进和统一调控、监管职能。
扎实有力推进3修订完善规划。
缺乏权威性、持久性和可操作性，市的文化产业规划目前还停留在行业规划和部门规划层面。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建议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将文化产业真正放到支柱产业的战略地位，作为全市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现代化滨湖大城市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合理布局，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层次。同时，强化规划的贯彻力度，由市委、市政府来推动落实，用规委会、土委会的工作力度来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做大做强文化企业4培育龙头骨干。
既要有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文化产业要成为支柱产业。又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建议政府对我市各类文化企业有重点、有阶段、有针对的扶持。一是对特色鲜明、实力较强、成长性较好的文化企业如“樱艺缘”动漫、综艺、音谷”与中科院声学所合作）等科技含量高，有较长产业链，能够形成企业集群的好项目，通过出台土地、税收、规划、金融等相关优惠政策，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将其打造为上市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及股份制方式运作，形成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化企业；二是对一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体制不顺、竞争乏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必要的经营体制改革。例如三个专业演出团体，如果还在国字”号概念上兜圈是走不出困境的必须转变思想和机制，通过产权交易、共同投资、公司化运作等形式，挂大靠强，实施重组，实现新生，及至做活做强。
发挥项目带动作用5实施大项目战略。
发挥大项目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一是借助外力，强化项目带动。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特别要吸引具有雄厚资金、经营策略和营销人才优势的外来文化投资企业落户 有重点地打造象芜湖方特这样的产业航空母舰；二是确定重大项目，实施定向招商。结合老城区改造，将桐城路打造成文化戏曲休闲一条街；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文化底蕴的类似于“合钢”这样的老企业，其所闲置的部分厂房，可以作为 早期工业文明遗址保留下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文化产业开发，改造成为具有文化、艺术特色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等等。可采取政府先投入，做大做强后，再退出方式，如无锡尚德公司那样，政府投入的资金可以逐步退出。这部分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支持新的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的实施，既能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也能带动周边传统餐饮业、商业、旅游业的繁荣，形成文化搭台，多方唱戏，各方共赢局面。市应抓住 10年举办全国体育大会的契机，有力带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成立文化产业投资公司6设立专项基金。
使其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骨干文化企业的组建和发展。尽快组建文化产业投资公司，像城建投资公司那样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可多渠道筹措，一是帮助骨干企业尽快上市融资；二是大项目、大工程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三是可以广泛动员社会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四是可以通过财政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奖励、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加大对文化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各类风险投资机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成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以及风险担保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政府引导、资本运作、扶优扶强的模式，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投资结构，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1.1现代文化馆地域化特性
现代文化馆建筑与城市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交通生活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习俗、教育结构、人口规模、生活水平等因素是不同的。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城市区域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南北方的文化存在差异，其城市建设、文化馆室内设计风格也不同。
1.2现代文化馆室内空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文化馆室内设计中应用地域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2.1缺乏地域文化的创新理念
由于对相关的地域历史文脉理解不够，对文化风俗习惯理解不透彻，没有对地域文化精髓进行提炼，在整体对文化馆室内设计过程中，创作理念不明确，随意添加设计元素符号，风格混搭，地域性文化符号不突出。使得文化观设计缺乏地区风格特色，风格趋于雷同。
1.2.2地域性文化符号表现形式单一
文化符号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承载着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价值内涵。在文化馆设计过程中常常出现符号滥用、元素单一、图案风格雷同的现象，导致展馆设计风格大众化。不能发掘地域文化中精髓文化加以有效利用，造成部分文化馆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肤浅；缺乏对地域文化进行分析及细部处理。
1.2.3展览形式
不能再现地域文化部分文化馆的展览陈列设计上仍然采取实物陈列的摆放方式，没有具体的展览体系和方法，展品拥挤不堪，分类混乱，使得展览效果大打折扣。实物陈列需要按照一定的主题、层次感和艺术性来展现，合理的陈列设计才能使文化馆的文化艺术价值得以完美体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文化馆室内设计的建设与发展，大大降低了文化馆的地域文化艺术承载力，不能使参观者得到视觉和精神上的合理调剂。
2地域性在文化馆室内设计中的体现
2.1文化馆室内设计原则
2.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是地域设计的一大原则。地域文化在文化馆室内设计中占有主导地位。南方展馆建筑轻而薄透，北方展馆建筑浑厚凝重，地域文化是无法脱离自然环境的制约的。文化馆的设计需要自然与人文环境完美结合，这有利于展现不同地域的文化价值。
2.1.2以人为本，和谐共融
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的文化哲学思想，反映在设计上就是倡导人、建筑（室内）、自然三者和谐。根据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的构成、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理性分析寻找出地域性特征，融合风俗，达到以人为本，和谐共融。人性化设计最能突出地域文化的设计特点。
2.1.3文化继承与革新
如今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本土文化需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加以吸收。用现代手法诠释地域文化，打破封闭的地区概念，提倡将地域传统文化与文明技术的最新成果相结合，通过地域文脉与时代新材料、新工艺的结合,创造即"陈"又"新"的设计作品。
2.2文化馆室内设计方法
文化馆室内设计要想抓住地域文化的根本，必须注重地域性设计语言。在设计构思过程中要尊重历史文化，设计手法要古今结合，创造新时代下的展览文化价值。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手法来寻求设计切入点，都是为了高度展现文化馆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具体可以采用以下设计方法。
2.2.1主题表现
明确文化馆室内设计必须有其明确的主题来突出地域性。设计主题不是随意产生的，设计师要统筹兼顾，把握全局，对该城市地域文化要深刻理解。主题表现手法，要求设计者灵活借助于表现地域文化内涵的装饰、陈设、材料、色彩、造型等来表达一定的主题特色。设计师通过将对该地域的生活感受、文化感悟与该地域的历史价值等相融合，得到有地域文化内涵的、形象、有代表性的文化馆室内设计主题。
2.2.2符号表现
地域文化经过多次提炼、整合、变形后得到的符号可以作为室内装饰元素，这些元素能营造出和谐美观的传统地域文化氛围。不同的地域文化符号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其具体表现手段如下。简约抽象的手法：对传统形式的整体或局部，进行艺术加工和提炼，进一步抽象简化形象。在不失传统韵味条件下，结合新时代下的装饰技术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符号拼贴：对人们所了解熟悉的地域文化进行简化、抽象或变形，将图形简化为具有某些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在装饰设计中利用元素进行拼贴。如在安阳殷墟博物馆阅览室中，设计者运用现代装饰材料雕刻提炼出多种抽象的甲骨文符号，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时不失现代感。文化嫁接：对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的文化进行移植与嫁接，或借用外来文化的某些元素与本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嫁接融合，使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并将其运用于设计中。
3结语
关键词 《西游记》 《幻想西游记》 戏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戏仿（parody）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戏剧的一支，也是后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于戏仿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戏仿解释为“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著名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戏仿是对于原作品再编辑、再构成等跨语境下的综合模仿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戏仿作品在与原文本相似的形式结构下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对原文本进行反转或颠覆性的再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戏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以更加多元化的面孔出现。它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观并向其挑战；它可以通过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它也可以只是一次对于新创作的尝试；它甚至可以是单纯为了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搞笑。
古典小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古典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区别戏仿所产生的与原小说的不同之处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自然不会例外。
《西游记》自传入韩国之后，一直备受韩国各个阶层的喜爱，不仅对韩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韩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西游记》已经不单纯是一本古典小说，它更是与时代相结合，在不停的变形中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和变化。动漫可以认为是《西游记》与时代相结合的最佳体现。由于动漫这一形式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来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限制，可以通过反转、颠覆等手段进行再创作，所以成为了戏仿最佳的体现空间。韩国动漫中《幻想西游记》（）可是说是对于《西游记》进行戏仿的代表作。
《幻想西游记》是由韩国著名漫画家许英万的作品《Mr.孙》改编而成的动画片，1990年由kbs电视台开始播放，共有5季。它在故事主线上仍然延续了《西游记》原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去往西天的故事，但是除了主线和人物不变以外，背景和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和原著已经完全不同。这种带有时代感的戏仿的模式使得《幻想西游记》在韩国自播出以来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很多年轻人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才开始对《西游记》产生兴趣并开始去了解《西游记》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戏仿的案例，《幻想西游记》在拼贴这一技法上是非常成功的。拼贴（pastiche）是戏仿的方法之一，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换届。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①
在《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不再是英姿飒爽的美猴王，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材矮小，大大咧咧，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头上的金箍变成了头盔，身上的虎皮裙变成了带有（下转第30页）（上接第27页）超人S标志的紧身衣。尽管是一只猴子，但是非常讨厌被别人叫做“猴子”，在片中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多的则是非常有现代感的“Mr.孙”。动画片中虽然延续了原著里孙悟空活泼乐观的形象，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儿童性、娱乐性的色彩。唐僧在《西游记》原著中是一个善良仁慈、相貌白净的和尚，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懦弱，经常不能够明辨是非。而在《幻想西游记》中，唐僧变成了一个中年长者，不再骑着白龙马，而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善于躲避妖怪的攻击，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由于生性热爱和平，在少林寺中学习武术的时候，故意只学习防守而不学习攻击。猪八戒虽然仍然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猪头人身的形象，但是服饰与原著中有很大不同，不仅戴着墨镜，还有辆摩托车，手上的九齿钉耙也变成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炮。猪八戒对孙悟空说话时特有的口气“”也成为了播出期间最火的流行语，受到了韩国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沙悟净的形象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原著中对于沙悟净的描述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对攒露白藤，顶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这个原本带有些恐怖色彩的形象在《幻想西游记》中被完全颠覆了。沙悟净变成了一个穿着紫色斗篷，喜欢吃炸酱面，拿着小榔头作为武器的可爱的小妖精，他的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拉长，在第四季中手里的武器还变成了一瓶杀虫剂大小的喷雾器。这是一个有点听觉障碍的沙僧，因为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而闹出很多笑话。这样一个滑稽的，带有搞笑色彩的人物形象在韩语中不仅成为了没有耳性一类人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搞笑喜剧界的经典题材，沙僧的一系列荒谬的笑话不仅成为了当时热门的流行语，直到播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韩国娱乐节目当中还经常能够见到以此为素材的笑话。
另外，《幻想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西方民间故事中的巫婆等等都曾出现在师徒四人去往西天的路上。
依托于环渤海经济圈，构建新型文化产业园
近年来，我们的城市依托于海的魅力，建设了许多秦皇岛观海文化标志性建筑，打造京津唐及东北地区的休闲、度假、旅游乐园，这是秦皇岛市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错位发展的有利。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专家们应充分利用北戴河、黄金海岸等已经成熟的度假地，拓展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在宾客们享受旖旎自然风光的同时，能够品味到秦皇岛的文化魅力。在这个城市的规划之中，博物馆、音乐厅和美术馆的建设，已经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当我们用了大量的资金与精力筹建观海景观的时候，文化的缺失却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缺憾，因此，文化、旅游、度假、休闲缺一不可，有规划的建设与开发会使得秦皇岛成为中国北方享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生活的最好乐园。
继承与发扬奥运的运动契机，构建现代体育文化中心
2008年奥运足球分赛在秦皇岛市举办，这项世界瞩目的赛事将一个中型城市推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显著位置，大大提升秦皇岛形象和知名度。要充分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机会，宣扬秦皇岛的城市特色，鲜明地打出“秦皇岛的海是中国文化名海”这个品牌，利用紧靠蔚蓝大海的先进体育场馆、奥体公园和其他设施多办国内外赛事。政府要下决心努力打造体育名城，大力推动体育产业化改革，加强策划力度，使体育活动有声有色，重大赛事常年不断，使这座城市成为我国有海文化地域特色的体育赛事中心，以体育产业提高秦皇岛人气，增大人流，扩大城市知名度，增加地方收入。
开发文化旅游纪念品，丰富文化旅游内
作为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旅游事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应该学习著名旅游景点，引导人们在旅游之外去当地观赏具有浓郁地域特色文艺节目。秦皇岛市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化演出精品，如《海誓南戴河》、《海上升明月》等大型景观文艺精品，取得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但这些文艺演出活动，只是存在于一些景区中，没有带来应有的广泛文化效应，所以，市政府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新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让这些演出精品，不仅能够在旅游旺季，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带来美妙的感官享受，同时也要作为城市保留的文化精品演出节目，出现在文化演出市场的舞台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迈入文化城市之列。
利用丰富文化遗产和秀丽的景观培育现代影视基地
秦皇岛市文化遗产丰富，历史事件和典故很多，文化底蕴深厚，如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是最能打动现代影视从业人员的影视素材。近些年，《缉毒精英》、《深白》等一系列热播剧都是在美丽的秦皇岛取景拍摄的。依托于天时、地利、人和，动员社会力量集中搞大量的文艺和影视创作，同时利用我市有关景区的秀丽景观拍成电视剧或电影，既可以宣传我市的文化历史，又可以宣传旅游资源。这样，不仅提高了秦皇岛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文化产业收入。综上所述，秦皇岛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构建完善的情况下，她的发展必将是快速而发达的，但是文化产业结构的构建，一定要科学而合理，只有这样，才能持续长久地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文作者：张惠勇贾楠吕敏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空间美学；后现代；学科互涉；表征实践；体验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87-06
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空间转向经由列斐伏尔、福柯、索亚、巴什拉、布朗肖等理论家的推动，成为20世纪较为显著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表征。一方面，空间转向适应了后现代主义学科互涉的知识景观，并且沟通了文学审美、地理景观、城市建筑、室内装修、话语霸权、图像感官等不同领域，呈现出在后现代时期强大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空间转向与后现代时期的主体实践联系更为密切，成为主体意义彰显与价值对象化的载体，“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①。空间转向实现了“向外”的文化景观和“向内”的主体体验两个维度上的后现代思想文化范式变革，当以空间理论引入、反思美学理论时，不仅能够丰富美学话语，更能为美学阐释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带来崭新的视角，并且广泛地参与到文化表征实践中。后现代思潮早已打破了古典时期天人合一、境由心生的空间体悟，消解了过于高扬主体性特质的审美自律、空间征服与自然祛魅，而是转向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审美文化实践。空间转向和空间美学不仅丰富了美学资源，更是以其独特的“空间体验”“文化表征实践”等理论有效地阐释后现代审美文化现象，获得新的审美发现与美学启示。
一、空间转向与美学理论的融合建构
空间转向不仅仅是哲学领域的重要思潮与研究范式，更深刻影响到美学理论与文艺理论的进程。正类似于“现象学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转向”，空间转向也经历了从哲学到美学、再到审美经验的过程。如果说古典时期建构的是“美学――时间性”的样态，那么在后现代时期则是全球化、都市化和平面化的“美学――空间性”样态。“我们无法返回过去的美学活动，它们是在已经不属于我们的历史环境或者困境基础上精心构造出来的……与我们自身处境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模式将必然把空间问题作为其基本的构成线索。”②空间理论中的文化地理、城市设计、赛博空间、异质区隔等都给审美文化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而文学和美学的多元性、生存性、家园感与体验性等也契合了空间转向的“第三空间”阐释与“前学科”风貌，二者从而相生共赢地建构起主体心灵世界的无限空间。所以，美学理论与空间理论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生发出阐释美学的“空间理论”和引入空间性的“美学理论”，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具有后实践性质的“空间美学”。这一美学样态不仅仅着眼于空间体验对生命的诗性言说，更是将美学作为特殊的文化实践方式，实现了后现代文化表征的建构，以“主体间性”的视野拓展主体性的自由与“自律论”终结之后的敞亮。在当前学科互涉的语境中，文学和美学更需要以多样化、异质性的多元空间适应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价值取向。而空间美学的建构正是在“向内维度”的心灵体验、“向外维度”的文化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
首先，从“向内维度”的心灵体验而言，空间转向契合了古典美学层面天人合一、神与物游、放逐回归的情感体验模式，彰显出审美的主体性和自由感。进入后现代以来，面对地缘政治学、空间符号学、文学地理学等学科互涉和“播撒延异”的知识状况，空间美学一方面包容了不同学科的美学泛化走向，另一方面却深入到主体化心灵审美体验中，以期从碎片式的存在状态恢复完满的生存体验，重塑主体在后现代时期的自由景观。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真正从美学意义上确立了空间的诗性特质。在他看来，主体生存的外部空间直接影响到其精神体验和生存的状况，在主体的体验中生发出无限寂寥的梦想空间，进而通达诗意的“虚静”宇宙空间。由此，主体的存在价值和空间的本体价值得以产生。“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③美学空间仍然是人所建构的主体价值空间，主体性的力量和审美实践一以贯之。美学空间正是主体在与外在空间的依赖、胶着、克服、超越中，完成审美的体验和终极自由意蕴的追寻，实现精神家园的诗性回归。
其次，从“向外维度”的文化表征实践而言，空间转向在后现代时期打破了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稳定模式，空间的恒定结构也被改弦更张，成为“把一切旧的神圣的和异质的空间重新组合成几何的和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一个无限对等和延伸的空间”④。这个空间是充满了权力、话语、传媒、图像、都市和身体的流动性空间，广泛涉及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资源，可谓是空间性的“学科间性”。同时，消费社会和商业伦理也在重新划分着空间的领域，重塑人们对都市、生存和身体的心灵体验，传统意义上和谐、稳定、静谧的空间体验已经完全被超空间感的幻象与破碎的认知地图更改，经验化的混乱与差异重新彰显了物性的丰富与冷漠，正如大都市建筑的迷宫。后现代的异质空间和超空间加强了对不同学科的阐释力度，同时这也与主体“震惊化”“离散化”的审美体验密不可分。此种混杂的空间带给主体的已经不是与自然合一的崇高美学体验，而是在充斥着符号与迷宫的身体认同中，自由地选择适合自身的空间归属，感性化、虚拟化和平面化的多维超空间已经成为主体生存必然的选择。比如在新传媒语境中，赛博空间的建构和超空间的体验成为后现代崭新的图像与意义体验；在地理学和都市学的视野中，空间性的区隔、设计与划分也与权力、身体和文化表征等密切相联。空间性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显著景观，并广泛参与到主体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中。
空间美学的建构从双重维度契合了古典美学的传统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需要，确证了自身存在的合法化价值。空间美学不仅为后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更是以自由的主体性建构、多元的文化景观和介入社会的现实诉求给理论界提供了崭新的思维途径和阐释方法，以其强大的理论包容力为美学理论的研究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二、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
哲学基础及文化表征实践空间性和空间美学的建构经历了不同时期主体从哲学层面的理解与反思。在古典时期，空间性质的美学话语是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体察，空间是物体存在的三维量化场所和数据，或者是被动的、需要主体以“生气灌输”或者“物我同情”的方式进行体察与认知的对象化存在。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现代性进程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了氤氲在古典时期的自然静谧，人类对空间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已今非昔比，“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所以古典时期认识论基础上的空间美学观点必然式微，这也正是“生存――实践论”哲学基础出现的必然性。无论是本体论维度的超验空间、认识论维度的科学空间还是经验论层面的心灵感知空间，都缺乏主体能动实践性的参与，成为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超验存在，不适应后现代社会的现实与思想基础。而马克思自下而上的“生存――实践论”哲学不仅给空间性注入了强大的理论活力，直接启发了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等人的思想，促使了后现代空间转向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人类主体的劳动实践改造了自然空间的原始状态，并且在实践成果中反观自身的存在价值，而这一过程同时也生产着自身“人化的空间”，从而具有了来源于自然却又与自然相迥异的“家园”空间，“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⑥。而空间美学的实践性经由蒂里希、索亚、巴什拉等理论家的论述，更加侧重“精神实践”的维度，并试图建构后现代美学“体验”视域中的文化实践，体验也就构成了精神实践的主要内涵。“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⑦
对于空间的感知和体验决定了主体的生存状况和意义的彰显，并且此种“审美”维度上的体验也可以直接有效地介入和分析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性价值问题。所以，空间美学体验的实践方式不仅仅为文学和美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资源，更以个体充满生命感的感受与经验介入到不同的空间领域中，进而实现对生存空间、文学空间和多元文化空间的审美解读。以“体验”作为精神实践原则就以人为核心并肯定了其理想、信念、感性、情感的力量，并进而实现其意志、能力和道德。由此，审美活动彰显了作为个体人类的、不可重复的神秘世界，“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⑧。这样，就恢复了审美实践和美学理论“感性学”的原有之意，打破了西方古典美学“逻辑――归纳”方法论，矫正了先验宏大理性构架对个体审美的伤害，从而进一步恢复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应有之义。
作为美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立足两个视角，一是对个别性审美活动的把握，二是实现美学作为哲学分支应有的学科综合。因为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个体“凝神静观”的无功利情感活动，需要对自然、对艺术品进行审美体验。空间美学作为一种更高层面的理论建构，必须在初次审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再次的理论综合。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精神实践为重新恢复感性体验的美学原则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活力，不仅纠正了“自上而下”的形而上体验、实现“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原则并确立感性的首要地位，而且在空间的维度中将审美化为存在、将艺术化为人生，在后现代时期保持着崭新的活力。
建立在“生存――体验论”哲学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体精神体验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改弦易辙，更是从精神实践和符号建构的维度完成了对美学现实性的关照，从而为阐释后现代多元文化景观带来可能。“文化表征”正是文化研究中对美学符号的阐释和意义澄明的过程，“精神实践”是本体和原因，而“文化表征”则是符号与呈现。其实，“表征”与“再现”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汇，“再现”是立足于古典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本体性美学概念；而进入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经历结构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西方以及语言论转向，“再现”作为文学和艺术的基本原则显然已经不适合后现代的实际状况，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和实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表征”的概念：“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⑨“表征”正是通过主体精神上的能动过程，对不同的文化产品和审美活动赋予意义。因为在后现代时期已经产生了众说纷纭、学科互涉、文化研究和审美泛化，所以必须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符号中发现意义可以被传达和有效阐释的领域，并且能够有机地建构主体的后现代生存体验。“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的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⑩对于后现代的文化表征而言，它打破了前现代时期反映论和再现论的僵化模式，更加侧重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基础上的“意向论”和“建构论”，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不仅仅生产了现实的产品，更是以自身精神力量的“投射”完成了“属人”的文化意义。
后现代空间上的区隔与体验更为丰富，实体空间与赛博空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城市设计与地理区位更加赋予了人的表意、象征、隐喻和霸权，所以更加需要文化表征实践介入空间性的研究，这也是空间美学的现实意义。比如后现代的“家园”流动感更强，与自然和土地的分离程度也更大，所以文化表征空间的建构就得以个体在“体验”的维度上实现精神上的家园归属。童年的记忆、仿真的影像和熟悉的场景都有可能成为重构家园情结的文化符号。再如电子媒介的赛博空间，本身即为与现实空间完全割裂的计算机“二进制”虚拟场景，但是现实主体以“代入”的方式完成了另外一个身份的主体转换，尽情在网上江湖中逍遥纵横，这依然是文化表征实践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完全建构在后现代主体心灵体验基础上的“异度空间”。可以看出，空间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通过文化表征实践焕发了强大的理论活力和适用性价值，能够有效地分析、阐释和指导后现代文化景观，显示出独具特色的话语空间。
三、空间美学后现代文化表征实践的显性特质
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哲学基础适应了后现代众语说杂的文化景观，增强了空间美学的实践性与普世性价值。一方面，“生存――体验论”的美学样态打破了传统时期和现代时期对空间形而上学的绝对认知，消解了主体性膨胀之后对空间的统摄，而是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主体与空间之间的流动性、建构性关系；另一方面，空间美学以其对空间特有的感性话语、情感体察赋予了更多的后现代文化景观以美感的色彩，拓展了美学阐释现实和自身发展的新维度。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超空间、空间压缩、空间政治和空间霸权的出现，也使得空间美学需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美学意识形态的眼光重塑后现代话语。这样，空间美学便广泛参与到文化表征实践和建构符号意义的进程之中。总体看来，空间美学在后现代文化表征实践中呈现出“三个融合”的特质。
一是“自然空间性”与“都市实践性”的融合。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往往被看做是被动僵化的客观存在，“（传统）空间同样被当做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它通过指定的常识意义上的日常含义而被‘自然化’了。它在某些方面比时间更为复杂――它具有作为关键属性的方向、地域、形状、范型和体验，以及距离――我们象征性地把它们当做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可以测量并因此能被确定下来”；而后现代时期的都市兴起、建筑装修、街道场所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突破了自然空间恒定的精神体验模式，成为主体充分发挥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场所，进而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内涵。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和场所主义都是空间美学在当今大都市的现实介入。在空间美学看来，当今的大都市建构实现了美学上现实的“同一性”和体验维度的“差异性”。现代性工业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大都市的建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地域承载，集中化的商业摩天大楼、按区域划分的不同功能区、高架立体的交通道路、高度密集的商业广场以及同质化的迪斯尼乐园、影院和饭店，这些都构成了“千城一面”的独特景观。但在同质化的物质建构中，人们对于流动空间和地域空间的追求却更加强烈，这正是以空间美学体验来完成对家园和内心归属的向往。即使是在后现代破碎、震惊的体验中，“时空压缩的这一思考方式，也使我们回到地方的问题和地方的意义，在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各异的时空变化语境里，我们如何思考‘地方’？诚如我们的时代有人说，“本土社群”似乎是分崩离析了，你可以在国外发现跟家里一样的店铺，一样的音乐，或者就在路边哪家餐馆，享用你钟爱的异域假日佳肴，当每个人都有了这样那样的此类经验，我们又怎样思考‘本土性’”？个体对空间的怀旧式和审美化体验构架了都市另类的特色风貌，这恰恰是主体性彰显的结果。
现代大都市的兴起首先体现了主体实践化了的“场所主义”，将“空间（space）”转化为“场所（place）”并强调人对空间建筑的能动性作用，随后又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完成主体的美学体验和意义彰显，最终形成了个体建构空间、又在空间中流荡体验的“流动空间”。比如都市中的闲逛者，他们也许并没有消费或者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以审美愉悦的心态寻找城市中的心灵认同符号，这样，他们在人类自我建造的空间中“消费”，同时也建构着自我心灵上的“空间”，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在都市空间的游移、变换、体验和疏离中，完成了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话语反叛。本雅明透过19世纪巴黎的都市空间，敏锐地发现个体“差异”空间对都市“总体”空间的张力关系，并形成了与同质化空间相抗衡的异质性审美空间。这一潮流在20世纪也得以继续深入，比如美国的格林尼治村群体以及西方随之而来的都市“内爆”与郊区化现象，这些都是空间文化实践在后现代继续深化的结果。
都市作为人类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产物，一方面具有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实践属性，但另一方面都市空间美学也对空间的“定位”和“他者”的寻求中，找到各种异质性因素共存的张力关系，并深切关照主体的生存体验和情感归属。“漫游的方式成为此种基本关系的支持者。漫游的团体更需要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支持，因为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固定的团体更易于改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常以暂时的特殊力量来掩饰个体之间的差别，这常常胜过客观上更永久的力量。”
二是“空间生产性”与“空间话语论”的融合。后现代性的空间转向与空间美学不仅仅是个人差异性与群体同质性之间的张力，更是成为国界、政治、话语、资源、民族等权力的生发场域，也是民族国家开展对抗的契机。后现代性完成了政治、文化多元化和民族国家重组的进程，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随时通过对文化空间、传媒空间、社会空间和软实力空间的侵占与渗透，通过类似于福柯的“权力话语”对本国普通民众和民族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等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成为权力争斗的场域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路径。但与此同时，空间美学的生发同样也可以在空间中对统治意识形态进行反抗，以个体私化的空间和对空间的直观体验能力消解政治的霸权。鲍曼曾经把社会实践空间进行“三分法”归类：“如果说认知空间是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分配在智力上被建构的，美学空间是通过由好奇引导的关注和对经验强度的探索在情感上进行划分的，那么道德空间的‘建构’就是通过感觉到的/假定的责任的不平均分配来实现的。”认知空间和道德空间在后现代时期都被压抑和离散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规约着认知空间，成为话语霸权；而道德空间在多元异质的后现代时期也呈现出言说的无力感，个体对于宏大叙事的规约早已厌倦，所以，只有美学空间适应了自由、多元、瞬间、感官和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体验，在主体间性的审美文化中，保持着个体性的一抹亮色。
詹姆逊同样从理论出发，倡导在文化层面生成全球性的“认知图绘”美学，其实也正是空间美学的另一种有机表达方式。认知图绘来自于个体心灵对地理现实空间的理解与再现，并且成为一种反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美学”，“以物质和文学的眼光勾勒出一种潜隐而又阴敛的人文地理学，这种人文地理学必须成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抵抗的对象，也成为这样一种揭开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的手段：大量吸取当代诸种重构过程的工具性养分”，后现代多元、流动和边缘化的空间产生的新的空间逻辑、赛博空间、身份空间、交往空间等都是与认知空间和道德空间相迥异的个体化“图绘”模式。由此，空间美学成为一种符号反抗的话语体系，可以在同样的空间建构中以个体性、民族性和差异性实现对空间压抑的反叛，比如带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可以以审美渗透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实现对同质性空间的反叛。空间美学以其强大的审美话语替代了认知空间与道德空间，以文化表征实践的方式实现了对空间压抑的反抗，呈现出生产实践论与话语权力论的统一。
三是“生活空间性”与“身体在场性”的融合。后现代时期主体的日常生活极大丰富，改变了被动依靠自然空间的单一劳动实践模式，而是在丰富的生活场域中体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在表征实践中发现自身“身体性”的感官经验。这样，也就把形而上的超验空间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的日常生活性，美学空间也得以深入到主体生存的方方面面，从空间的维度完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诉求。“这些地点（空间）是我们居住和劳动的地方，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其中的房屋、街道、工厂、办公室、学校、公园、影院等等，对于这些地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地方感――对这些地方如何运作的基本理解以及对于这些地点挑剔的情感，像喜欢、不喜欢、爱、恨、接受、拒绝等等”，后现代的众多空间领域正是以主体的生活范围以及生活体验所建构起来的。在前现代时期，因为交通的不便和漫长的旅程，人们对于时空的体验更多带有“膜拜”性质的崇高感，而后现代时期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大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间隔，高科技大众传媒早已替代了传统的空间意识。所以在“瞬间”的冲击中，人们更能感觉到的便是以自身生活为核心的空间体验，更加注重以身体性为核心的、活生生的空间意义建构。“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型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后历史带来了历史与‘膨胀的现在’的一种新关系。”比如在居住空间周围公园的休闲，在家庭中的电视和网络，在附近卖场中的品牌消费与文化体验，等等，都是以“身体”和“生活”为核心的空间文化建构。
伴随着新传媒、电子信息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更加注重在空间中的身体体验，甚至只能在虚幻的图像和网络空间中找到存在的价值，这是身体空间发展的极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而后现代的处境恰恰是在图像、感官和视觉的“内爆”之中。比如电影所营造的空间正是一种视觉虚幻性的体验空间，人们在影院的现实空间中感受到的是图像带给人的情感意义；网络赛博空间更是一种虚拟空间，超文本、超链接、超自然、主体角色代入等均完成了身体感官的需要。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发泄无意识的不满，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网上江湖中快意恩仇、侠肝义胆。“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这也正是空间的文化表征实践所造成的“完美的罪行”。
所以，后现代以“身体”和“生活”为核心的空间美学呈现出“超空间”的审美表征。在这样一种符号所营造的空间中，一方面人们沉浸在唾手可得的空间模拟与仿真之中，感受平面化空间所带来的感官愉悦；另一方面超空间的多元性也使人们深深陷入虚拟的空间迷失之中，进而失去了对方向感和历史性的体验，沦落在后现代的无边空间之中，“你浸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体人便融入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但无论怎样，空间美学完成了对后现代主体身体性与生活性的文化表征实践，并且从空间维度敏锐地发现了主体存在的问题。这也正是后现代审美文化的特征，它正如一把双刃剑，在自由体验和主体彰显的同时是身体的迷失与沦落，而空间美学以强大的理论包容性有效地阐释了这一文化现象，并将继续在历史中完成美学的话语言说。
空间美学的建构正是伴随着后现代转向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理论话语与学科范畴。正是因为哲学领域的空间性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型，空间美学也要以“生存――体验论”来确立自身的实践性品格，从而完成对各类空间的阐释与主体生存问题的关注。面对后现代的图像霸权、民族认同、网络空间、都市设计等问题，空间美学以文化表征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对其符号意义的建构，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抹上了一道亮色，延展了美学自身的话语场域。空间美学既能够反叛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彰显后现代主体的自由体验，也不可避免地使主体陷入平面化和虚拟化的超空间之中，但后现代文化的特质和魅力正在于其流动性和多元性。空间美学建构着历史的同时，也终向历史敞开并被历史检验，相信空间美学最终会为后现代的主体生存找到一条永恒的精神回归之路。
朱晋：南通唐闸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其工厂和配套设施保存较好，南通市政府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产业转型的角度考虑，把唐闸这一片工业遗存改成文化创意产业园。这次展览，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机缘，因为南通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发祥地，特别是轻纺工业发祥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正在积极寻求怎样赋予它新的活力和生命，促进南通传统产业的转型。
我们这次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及相关机构共同举办了第七届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和其他一些创意设计展等，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南通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我们要发挥其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积极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按照国务院批准的长三角地区发展规划，南通未来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也是长三角北翼的经济中心，与此相适应，南通的文化竞争力也要大大增强。市政府考虑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来赋予其新的生命，并不断优化资源的配置，可以使南通文化的竞争力得到不断提升。
记者：您对于提升南通文化竞争力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或者是有哪些展望？
朱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满足老百姓基本需求，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公共服务的新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需求是多元的、广泛的，我们不仅要满足本地老百姓的需求，同时要面向长三角、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就更需要我们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在本地发展，也要积极走出去。
记者：请谈一谈这次展览在南通举办，给民族工业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朱晋：南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这次展览是为这二者寻求一个结合点，即利用我们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来促进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积极地探索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定位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要把它作为“工业文明活化石”，所谓“活化石”即赋予它新的生命；另一句话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积极地追求并成为“时尚创意新天地”，给更多的企业、艺术家，乃至实业家提供一个发展的新舞台。
记者：这次双年展是属于从传统产业到新型产业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做出了哪些努力？
朱晋：这次的转型升级之举仅仅是一个积极探索和良好开端，未来的路还非常远，应该说是任重道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要成功必须围绕产业做下去，这个发展过程中，有其发展规律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探索，同时要抓住面向市场发展机会，这对于南通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市政府通过对国有置业集团注入更多的资本金，赋予其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历史任务，并以此为抓手，以企业运作的模式来推动整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园区才完成一期工程建设，整个园区的建设和发展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记者：这次双年展，政府有没有对可以产生的品牌效应（文化价值上）进行预估？
朱晋：我原先从城市规划角度做过研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具备三个优势：一是价值发现优势，从整体思考一个区域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现实价值等方面；二是资源整合优势，通过科学规划，实现资源有机整合；三是载体建设优势，就像今天看到的这些老厂房重新包装和改建，使其焕发新生命，赋予传统东西现代元素，这些都是从规划角度可以发挥的优势。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探寻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产业内涵非常丰富，要立足南通的资源和优势，不断整合和梳理，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打造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对唐闸策划的是文化产业园，在此基础上需要引入一些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批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有效推动好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随着对我们资源的逐步了解，宣传推广力度的增加，我相信他们会看好南通，加强和我们的合作。我们也将提供优质的服务，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政府对这一点也很明确。
记者：现在有没有一些正在洽谈的文化产业的项目？
朱晋：我们对文化产业的策划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创意设计，二是创意会展，三是创意体验，四是创意工坊。我们规划今后要以创意设计为优，通过创意会展的形式来助推创意产业占领一个制高点，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寻求国内高端创意会展的组织机构，比如说接下来和中国工业美术协会，合作举办中国当代五项工业美术双年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本土资源，把南通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如非遗项目等，为其产业化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把产业链做得更长一些，把规模做得更大一些。
在西方的文化界思想界,“后现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潮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后现代艺术取代了现代艺术,使走入困境的西方艺术峰回路转。后现代艺术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回归性、折衷性、混沌性与多重性,相应地表现在不求纯粹、善待传统、非个人化、多重标准几个方面,如对当代艺术不局限于视觉形式,绘画超越平面限制,雕塑与风景、建筑相结合,对于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要很好地加以利用等。后现代艺术一改现代艺术的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世界艺术没有明显的界限,达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形成一定的全球语境。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人把北美关于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上升到哲学高度,在批判现代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自然、社会、人自身等多个层面对现代性哲学进行了解构与重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崛起,从根本上反映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复杂多样性。简单套用传统的哲学观念,已经难以对新问题和新事物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因此,倡导一种或多种能够解决现代性文明悖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中心议题。
所谓“后现代”就是对“现代化”进行反省的时代。从20世纪以来,由于新的艺术作品、样式和风格的出现,从而对传统的“艺术”的定义进行重新审视。对于“什么是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分界线在哪”,“谁有权赋予一件事物以‘艺术’之名”等等问题的争论,似乎找不到科学的答案。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个貌似科学的定义得出,艺术实践界就能创作出超越或者说打破这个定义的“类艺术品”。观念艺术、行为艺术以及波普艺术等等这些自命为艺术的现代艺术是否能够受到历史的肯定,因时间未到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娱乐文化、通俗文化也逐渐成为艺术生活实践的另类诠释词汇。艺术的理论研究似乎和实践进入了一个迷宫,看不到艺术的本真面目。多元文化背景下,音乐形式的进程似乎由古典、浪漫与现代进入与文化同步的后现代。音乐的后现代审美也以多元的审美特征成为音乐文化的特殊构成。
一、关于音乐美学研究的后现代属性
为了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我们不妨首先对于音乐美学的历史艺术理论以及它在过去的两百年内的发展情况作一番简洁的回顾。众所周知,美学产生于哲学,它涉及到对于“美”的判断与品位的原理;但是在艺术史上的艺术评论则倾向于涉及美德范畴。19世纪以来围绕美学的构成所引起的争论:一方面是康德(1724―1804)以及他的后来继承人诸如克莱夫,弗赖特等人所指出的美具有普遍性的“无私的”美学观点,依据他们的看法,“美”不但具有宇宙性,而且不受时代偶然性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新型的美学理论家则认为“美”因受到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因此实际的时空环境是决定“美”概念变化的条件。席勒、康德等人将古典主义音乐美学推向,十分关注音乐性格、道德和数学形式等范畴,推崇在哲学体系内对音乐进行思考。霍夫曼( 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让•保尔(Friedrich Richter Jean Paul 1763―1825)、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等人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他们的审美结论都是从音乐体会中来,源于“关照”而较少源于“概念”。汉斯立克试图将音乐美学引向理性哲学的一路,他说:“有才能的作曲家,不管他更多地出于本能或者有意识地,对任何音乐要素的性质是具有实际的知识的。但科学地解释各种音乐效果和印象时,却需要有关这些性质的理论知识,从丰富复杂的组合到最后的可辨认的要素。” 要做到这点,必须“给音乐以哲理的基础”。同“只有把音乐独有的属性归纳到一般美学范畴下,把这些一般的范畴又总结为一个最高的原则”,解释各个和弦、节奏、音程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影响才有可能。①
20世纪的现代艺术,已经将“美”的概念重新定义,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则试图描绘一个“消失”的智能预兆。他说“传统的古典的艺术史”主要都把“个人”放在万物的中心;而偏离这个中心的都是“他者”(others)和边缘的。德里达认为,他的宇宙没有固定的中心,也就没有任何艺术家所处的中心地位;人人都是中心,人人也都是他者;历史既然不再是大叙事,艺术史也就面临死亡了。于是汉斯•贝尔丁发表了《艺术历史的终结》(1984),福山雅治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类》等,都发展了德里达的理论。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为流行的历史观。现代主义的音乐家,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并是诠释的权威,而且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讲究作品的原创性;音乐作品要具有传统的美学的理想等。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不会对于自己的作品进行诠释,也不必争当什么权威;创作时可以不拘形式规范;也不强调什么音乐作品的原创性;这样艺术品可以涵盖古典的神话、寓言、幻象、符号图形以及所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等等的反应和批判等;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更具有自由性、随意性、偶然性、调侃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二、音乐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
对把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音乐美学,把音乐本身作为存在物、对象研究。音乐作为语言长期以来被人们有!择地采用音响材料,运用有规律的结构方式和技术原则,创造性地表达音乐家(作曲家)特殊艺术意向,音乐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其对世界事物和人的认识,阐释着其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体验、理解、领会与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认识,并试图在音乐中描述他诸多的感受、体验、认识和判断,进而在音乐中得出他对世界事物的评价与认知。根据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在音乐美学的研究范畴中,除了音乐对象的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欣赏、本体与个体研究之外,音乐所代表的审美文化作为时下文化的具象形态成为了音乐美学研究的另一研究对象。“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已经使得当今的文化形态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种种特征,以至于有人认为,整体上可以用审美文化来概括当今的文化形态,意即当代的文化就是审美文化。”②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迈入了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新时期,市民社会和消费社会开始形成,中国文化形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重感性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世俗性倾向和平等对话为特征的审美文化新时代。在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下,艺术与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肯定世俗性需要和感性愉悦审美价值的,打破美与非美、艺术与非艺术、艺术状态与非艺术状态界限的思想运动。当代艺术和文化领域,随之发生了从政治理想化文化艺术形态向市民化世俗性文化转变,大众和世俗生活趣味得到了肯定和追捧。③在历史上,艺术常常划分为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两大类,传统的艺术史的研究一向关注于“高雅艺术”的研究。一直以来,古典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作品及音乐家被认为是音乐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古典歌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些被认为是“高雅艺术”即“美的艺术”,为艺术史家不断地阐释和解读,而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则被忽视了。但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插图、广告、摄影图片、各种装饰工艺品,以及电影、电视,甚至电脑制作的各种虚拟图像,和网络音乐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的艺术形式,音乐美学的研究者们已经不可能墨守于传统艺术小圈子,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是必然的结果。
关键词：现代文明下 郝哲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保护
一、郝哲族简介
据历史记载，“郝哲”最早是指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在那个时期，包括我国境内的赫哲族人、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都是赫哲人。而在19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与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暖挥条约》和《中俄》之后，赫哲族就专指我国境内的赫哲人，而该民族也成为中华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赫哲族人数虽然少，被称为我国“六少民族”，但是其民族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赫哲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语言、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赫哲族所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朝向一个淡化的方向发展。
（一）处于消逝边缘的赫哲语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的赫哲族人越来越看重汉语的重要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民族自身语言消逝的速度。通过走访发现，现在的赫哲族人有不超过10%的人会使用赫哲语，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超过50岁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赫哲语慢慢消逝的现状进行干预，在20年之后，赫哲语将会完全从历史中消失。
（二）即将失传的文化瑰宝—伊玛堪
文化是一个民族内涵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赫哲族人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说唱文学作品—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的精神所在，也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
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在其劳动之余或者重大节日时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形式，这种说唱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口头相传流传下来的，走访发现，现代的赫哲族人中能够熟练掌握这种文学形式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的赫哲族人对于伊玛堪的兴趣也在减弱，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种文化形式在赫哲族人当中失传是历史的必然。
（三）发生质变的萨满舞
萨满舞是赫哲族人传统的表现形式之一，赫哲人表演萨满舞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祛除鬼怪、治疗疾病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赫哲族人通过萨满这种表现形式来祛病、还愿、祈福，虽然这种表现形式带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却是这个民族精神存在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当人们不再相信萨满舞能够祛除鬼怪时，这个舞蹈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仅仅是在一些大型表演时候才出现，代表赫哲族人精神信仰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三、赫哲族人非物质文化失落的原因分析
（一）赫哲族人口基数少、传统文化保存力不从心
查阅资料发现，赫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人口总数不超过5000人，正是因为这个现实状况，使得赫哲族人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时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很多的赫哲族人已经开始慢慢的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想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更加的困难。
（二）现代文明的冲击慢慢淡化了赫哲族的民族文化
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现代文明程度在不断加大，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也在不断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现代元素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电影、网络等都已经进入到了赫哲族人的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使赫哲族人淡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
（三）抢救、保护工作不到位
像赫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消退是一个不可否是的事实，如何去抢救和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国的文化工作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在发生并不断在加剧，但是却并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展开相应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另外，相关部门针对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相应经费也非常少，无法保证相关工作的开展。
四、传承和保护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一）加快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编载
面对赫哲族传统文化日渐消失的现实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对于赫哲族文化的整理速度，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相关的族人，将一些口头存在的民族文化编载成文件以保存。另外，也要出版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各级博物馆也应用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记录下这门濒临灭绝的赫哲族文化,并在收集赫哲族历史文物、民俗文物等方面多做工作。
（二）高校开设赫哲族文化的课程内容，强化年强一代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传承意识
针对年轻一代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兴趣不高的情况，应该在相关的高校开设相应的赫哲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课程，提高年轻人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主动保护和传承意识。另外，,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业或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所, 大力培养赫哲 族文化保护、研究专门的人才, 成立 一支素 质较高 的保 护传 承工作专业队伍, 让更多的人走进赫哲族文化。
（三）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应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来加大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民族、认识这个民族的文化。另外，引入民族文化旅游项目，让更多的人能够切实的体会赫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提高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敏.对赫哲族历史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认识[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