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传统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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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冠礼；日本成人礼仪式；建构现代成人礼仪式

［作者简介］郑琼琼，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理2008级研究生，德育原理方向；潘梅，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2008级研究生，高校德育方向

“成人礼”又叫成年礼、成丁礼、入世礼、成年仪式、加入仪式、入社式等，作为人一生中所需经历的重要仪式，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曾毫不例外地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过”[1]并通过“教导型、考验型和标志型”[2]等不同形式内容的“成人礼”仪式给予成人者隐形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成人礼”仪式作为个体成长历程中重要的仪式，是一生仅此一次的人生片段和人生体验，在个体受教育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成人礼”仪式德育活动从萌芽、发展、兴盛、中断，到如今日益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本文依托与“成人礼”仪式盛行的日本进行比较研究，探寻如何更充分地发挥我国学校“成人礼”仪式的隐性德育功能。

一、中日“成人礼”仪式的历史交融与发展

生命意义上的“成人”始于实际分娩时，但要完全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则是在“成人礼”仪式之后。“成人礼”仪式是个体达到性成熟或法定成年期时所举行的一种仪式，以此来确认个体成年，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赋予权力、责任和义务。回顾历史，中日两国“成人礼”仪式经历了相互借鉴、交融发展的发展历程。

（一）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汉化时期

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汉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初期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随之传入的“成人礼”仪式首先被日本贵族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日本最初的“成人礼”仪式――“元服”[3]。日本天武天皇11年（公元683年），模仿汉家冠礼诞生了结发加冠制度，规定成年时改“幼时的发型为成人发型,贵族加冠” 《续日本纪》中记载了圣武天皇加冠时的情景。

在古代日本，元服的主要内容一是为新成人束发之礼。这是受儒家孝道的影响。《孝经》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因此要束发加冠；二是贵宾加冠之礼。在汉族的冠礼中，亦是由家族中有名望的长者为新成人加冠，且冠者有“三加”（加缁布帽、皮弁、爵弁，分别象征冠者从此有了治人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和参加祭祀活动的资格）；三是改童名为成人名。“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仪礼・士冠礼》）在中国的取名中，主要是取别名；四是由女子陪宿,即所谓“添卧”，陪同的通常是贵族之女，之后纳为正妻。在中国，男子加冠后方可娶妻，女子及笄之后方可出嫁。由此可见，元服“成人礼”仪式的形式基本模仿儒家冠礼的程序，即围绕异服、结发、加冠、取名、婚嫁展开。这一时期的日本“成人礼”仪式正处于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阶段，处于汉化阶段。

（二）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民族化时期

随着“成人礼”仪式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受众的日益扩大，“成人礼”仪式也日益融入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习惯，而诞生了乌帽子礼。乌帽子礼（戴染成黑色的帽子）在中世纪武士之家颇为盛行。新成人被称作乌帽子。并需要邀请社会地位高的人作为新成人的乌帽子父母，并给新成人取一个乌帽子名。“从不戴帽子到戴帽子，认新父母、取新名字，这种类似于诞生的过程寓于着一个人的新生。”[4]乌帽子礼是贵族文化礼俗与农民习俗、外来成年礼俗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的连接点。到了中世纪末期，“中剃”日渐在商人、农民和一般庶民中流行起来。“中剃”即剃去头顶前部的头发，以此作为成年人的标记。与“中剃”相对应的一种祝贺礼仪，是穿兜档布。即是在13岁或15岁时，由外婆家最好是由姨妈送一块红色的棉布即兜挡布，以示祝贺。直到现在，穿兜裆布都被认为是日本习俗中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时期，日本“成人礼”仪式出现明显的“下移”现象，武士阶层、普通市民、农民、商人都开始举行“成人礼”仪式。“成人礼”仪式广泛的渗透到日本民众的生活中来，并依据自身的习俗出现了简化和改变。可见这一时期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日本味儿”明显增大。

（三）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的反哺时期

在战后的日本，“成人礼”仪式由个人事务、家族事务演变成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始于1948年的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一大节日。这纵然有宗族势力衰化、家族观念弱化、政府服务功能扩大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但从教育角度探寻，不难发现成人仪式被赋予的社会、国家和社会“旧成人”对新成人的德育意图。到了每年1月的第2个星期一，政府会为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在公会堂或区民会馆等处，为他们举办“成人礼”仪式和庆祝活动，而青年男女都要身穿节日盛装（和服）参加。

自1993年始于上海嘉定区的“成人礼”仪式以来，曾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在我国一度中断较长时间的“成人礼”仪式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此时，我国“成人礼”仪式不论是实然还是应然都不能完全回到冠礼的旧途上了。那么为何做？如何做？成人仪式发达的日本自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隆重庄严的集体式“成人礼”仪式氛围、殷切嘱托与高声宣誓的仪式流程、围绕责任与角色的德育意图，我国“成人礼”仪式在形式上极大程度地学习了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接受了它的反哺。同时，也不难发现我国现代“成人礼”仪式的社会重视程度、参与程度、活动的丰富性与教育性等诸方面还落后于日本。

二、中日“成人礼”仪式的特征比较

经历了既相互交缠又各自发展的演化历程后，中日“成人礼”仪式形成特色与共性相互交织的特征。梳理中日“成人礼”仪式的特征并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成人礼”仪式的德育实践提供可参考的范式，有极大的价值。

（一）一致性相对于变化性

在我国，除少数民族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成人礼”仪式外，汉族则从周代开始就采用冠礼作为“成人礼”仪式的主要形式。在延绵千年的朝代更迭、世迁的历史进程中，冠礼始终稳稳地占据我国“成人礼”仪式的主流。冠礼的具体程序也始终是围绕束发、三加冠等庄重的仪式进行，呈现出长达千年的一致性。

反观日本，其“成人礼”仪式则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这既源自于日本“成人礼”仪式的形成动因，即上层精英贵族对先进文化的学习。简言之，其本身是“舶来品”，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外来事物要深入扎根一地、一国，只有在本土化的历程中，接受来自本土文化的所带来的变异。从元服到乌帽子礼再到中剃，不只是形式的变化，更是日本社会文化“风向”的变化和日本民族文化的兴起。

（二）道统性相对于世俗性

我国“成人礼”仪式中，整个仪式的繁复而庄重，渗透着隆重的道统色彩。加冠属于“冠礼”仪式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重要的内容。冠礼被古人成为“礼”之始也。男子加冠要进行三次，因此，冠礼又称“三加之礼”；“三加弥尊，加有成也”（《礼记・冠义》）。“三加之礼”是形式，更是通过形式对“加冠者”即新成人的教育，如《礼记・郊特性》所讲“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就冠礼作为“成人礼”仪式的本质意义而言，它有标志成人、承认社会角色的基本特质。但在“尚德”、“尊道”的中国，其更重要的特质是让社会新成人遵守儒家为代表的“君父观”。《礼记・冠义》载，男子加冠后，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冠礼将“礼”与“君父”观念再一次的以个体必须接受的方式渗透于个体。

而日本的“成人礼”仪式则世俗性更为强烈。中剃、乌帽子礼，穿兜裆裤等虽受重视且隆重但都形式简单，并且有更具世俗性的考验性活动居于其后，这则更是冠礼所没有的。如在日本多山地区，新成人要被抱住双脚倒挂在悬崖边，以考验其胆量，这种游戏在日本一些地区至今仍然存在。日本“成人礼”仪式没有过多思想观念上的灌输需求，更多的是对个体成人的一种祝福、期望和考验。

（三）符号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无论是中国的加冠仪式，还是日本的乌帽子礼、中剃，都是通过社会新成人外在形式上的变化如服饰、发式、姓名的变化，而告知新成人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建构自己新的社会角色。对个体而言，“成人礼”仪式的意义在于构造一种“过渡”，为个体进入到新的地位提供一种符号性的标志物。这种标志物所承担的符号性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从无冠到加冠的过程是一种标志性的符号，从儿童到成人，从受保护者到保护者，也是一种心理上标志性的符号，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命历程开始。而这种新生命是社会所赋予的，是社会所需要的，是社会性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所“强加”的。

社会通过“成人礼”仪式“强加”给新成人作为成人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也“索取”着义务和责任。不论是我国的冠礼还是目前举行的成人仪式，不论是日本的乌帽子礼还是现代的日本“成人礼”仪式，都是通过仪式体现社会对一个成人的要求。它的社会性依然强烈，但是“成人礼”仪式在古时居于更为显著位置的作为“承认标志符号”的性质却淡化了。其对于公民法定成人资格的赋予也只是形式上的。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已取代“成人礼”仪式的权威符号功能。“成人礼”仪式的符号性不断弱化，已成为社会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与途径。

三、学校德育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成人礼”仪式

我国“成人礼”仪式在“复兴”之后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和德育实效，为我国学校德育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但不容忽视的是将“成人礼”仪式所要“施加”的社会性要求作为“成人礼”仪式的全部的倾向。在此影响下，使得我国的“成人礼”仪式教育出现理念的唯社会性、目标的“表礼化”、内容的随意性与拔高化、形式的模式化、主体的错位等弊端，忽视“成人礼”仪式对于新成人主体所具有的个体意义和新成人的主体地位，甚至不经过审慎的调查和研究随意确定活动的主题和内容，忽视“成人礼”仪式自身所具有的淡化“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把个体真正视作有着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主体”，让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观念的独特优势，盲目追求和过度利用“成人礼”仪式社会性特征，使得“成人礼”仪式教育步履维艰。为更好的利用“成人礼”仪式隐性的德育功能，克服“成人礼”仪式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就要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成人礼”仪式。

（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结合的仪式理念

只注重活动的社会性目的而忽视了对参与活动个体的关注与理解，这样的德育活动注定是失败的。作为人生中仅有的一次的重要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片段，“成人礼”仪式对每一个新成人个体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和时刻，给予新成人的教育是深刻而铭记的，这也是“成人礼”仪式之所以成为人们所关注与重视的德育活动的重要原因。在仪式中的确是应该体现社会的诉求与愿景，但是在“成人礼”仪式中，既要重视其社会性的同时，需兼顾其个体性的一面。因为没有了社会性，“成人礼”仪式就不是一个德育活动甚至不是一个教育活动。没有了个体性的一面，这个“成人礼”仪式就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德育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教育活动。

在日本石川县七尾市[5]的“成人礼”仪式中，主办方既寻求了“传承”这一传承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主题，又是通过新成人所喜爱的歌舞表演的形式来呈现。对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结合，使得该“成人礼”仪式成为当年日本评选出的“最佳“成人礼”仪式”。因此，我们学校德育在筹划“成人礼”仪式时，应铭记“成人礼”仪式是社会的“成人礼”仪式，但更是学生的或者说是新成人的“成人礼”仪式，对于即将以成人姿态走进社会的新成人，人们希望他们身上能集中体现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财富。但让人不理想的是，在我国“成人礼”仪式上，总是会看到大段大段的“嘱托与寄语”，殊不知空洞的寄语对新成人而言毫无作用可言。

（二）多层次仪式目标与特色仪式内容的结合

“成人礼”仪式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可挖掘的德育时空和德育形式，它的德育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点，更不能仅仅局限于“表礼化”的规则的养成教育。受功利主义德育倾向的影响，我国“成人礼”仪式在举行时存在只关注公民教育中的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部分，忽视了公民教育的精神和思想素养方面的培养，这是值得反思的大问题。“成人礼”仪式的德育目标应该是多层次目标的交融与渗透。作为基础的“角色教育目标”、“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目标”与“生命教育目标”都应该在“成人礼”仪式中得以体现，只是每一个“成人礼”仪式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中日两国的“成人礼”仪式中均包括换装、祈祷、宴饮及一系列象征性活动。这些外在的服饰和礼仪的变化，强调的就是新成人的角色转换。而“成人礼”仪式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具有各自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仪式，到如今更需要通过每个人一生仅有一次的仪式，进一步加深民族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日本“成人礼”仪式中占据重要的部分，和服、歌舞、民族乐曲的演练与传授，无处不有本民族文化的存在。正是对生命的尊重与体悟，个体才能自重、自爱、自强和自主，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才能更好的体会角色的转换和升华对民族的感情。

“成人礼”仪式的德育目标，最终转化成为新成人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则需要借助特色的仪式内容。七尾市在举办“成人礼”仪式时，就注意到既要有地方特色又渗透仪式目标在内，如“成人礼”仪式中安排了颇具特色的七尾曼达拉表演。并由执行委员中的男士表演“20岁的太鼓”[6]，舞台背景上放映七尾传统节日的画面，这种对本地区、本民族特色文化进行细致了解和研究之后组织的“成人礼”仪式必将是富有浓郁特色的成功的“成人礼”仪式。

（三）实现新成人主体下的多元化仪式呈现模式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是我国的一大宝库。但是我国从古代的冠礼到现代学校“成人礼”仪式或成人仪式，基本都是同一流程与形式。诚然这是由于受封建时代思想桎梏的困扰。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部分地区的“成人礼”仪式都只是在上海等地区“成人礼”仪式基础上加加减减，甚至是照搬照抄，这样的“成人礼”仪式不能起到因地制宜地发掘民族与地方特色，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成人礼”仪式简单化、形式化，损坏了“成人礼”仪式的德育功能，使新成人忽视甚至的厌恶这种仪式。

在新世纪新挑战之下，“成人礼”仪式应该因地制宜多元化的发展，使之符合本地区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而不能局限于大一统的模式。如江南水乡与塞北草原，黄土中原与丘陵地带，不同地域的“成人礼”仪式，可以在学校德育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使每一个年满18岁的青年学生能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家乡人、中国人的所拥有的财富和所肩负的责任。

对形式多元化的追求要与新成人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成人礼”仪式的纷繁复杂与多变，如果不能以新成人为主体而设计和推进的话，那么这样的仪式只是一个美丽的“万花筒”， 背离了活动的初衷，无法取得德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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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蒋栋元，黄友明. “成人礼”仪式仪考查及主题意义[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004，（2）.50-53.

［2］ 吴晓蓉．仪式中的教育[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49-52.

［3］ 江新兴．从“成人式”看日本人的传统成人意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2）: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