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03:21: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命科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模式
教师的科研课题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设计性和综合性，如何让学生既完成有关实验教学内容，又参与到教师的课题中，值得研究与探索。我校实验动物学教研室承担了生物技术专业、医学实验技术专业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多门课程中均有不同的动物实验内容。因此，我们减少了基础生物学、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实验动物学等课程的实验教学课时，专门开设了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期望通过这门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动物实验原理、技术和方法，并切实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技能，使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课程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巩固。但仅凭有限的课时，无法全部掌握纷繁复杂的动物实验技术。因此，在学生掌握有关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通过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掌握常规动物实验方法，学会观察和分析，然后结合教师的有关科研工作，将一个科研项目划分为几个小的开放性实验模块，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科研兴趣，选择适合自己情况的科研内容，并以此组成几个科研兴趣小组，让参与的学生在这类实验中得到切实的锻炼，也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1.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模式的内容。以裸鼠皮下抑制肿瘤模型的建立及相关药物分子的活性评价课题为例，该模型的制备过程中所涉及的实验操作众多，能够较完全、系统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使本科生能够接触不同层面的知识。根据实验内容的需要以及本科生课内学时有限性的特点，将该课题项目分解为不同的课题小组，例如：细胞培养课题小组；肿瘤移植动物模型小组；药物抑制肿瘤生长的评价组等，然后每个学生根据所学知识以及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实验内容并组建“课外科研兴趣小组”。确定实验内容后，学生自己查询文献并写出详细的实验方案，通过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商讨，进一步完善实验设计方案。确定实验方案之后，在指导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开展实验，同学之间、组与组之间相互交流协作，共同完成。实验过程中学生及时做好实验记录，例如细胞的生长状况、动物的精神状态等，测量细胞生长抑制率，绘制肿瘤生长曲线等主要的结论性数据指标，动物组织标本的获取和处理等。在所得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所得的实验数据，得出科学合理的实验结论，撰写了规范的实验报告。在撰写实验报告的基础上，有意识的传授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知识与规范。这一实验项目是老师的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不占用课内学时，不额外增加教学经费，既全面提升了学生的动物实验技能，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2.综合性开放性实验体现出的育人优势。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是通过更加新颖、灵活的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内容，使实验教学从单纯的理论验证和单元性的基本操作训练，提高到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实验技能的有机结合上来。与验证性实验只是简单的照搬步骤的重复不同，综合性实验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的实验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自学创新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首先，该实验模式迫使学生变被动的围绕实验内容的生搬硬套为主动的探索性学习。传统的试验模式中，同学们大多不作预习，“习惯”于按既定的实验步骤做下来，得出教材上所给出的结论即完成任务，因此多数学生对现有的一些实验兴趣不高，对待实验课也是应付了事，积极性不高。动物实验过程中需要多位学生相互协作，实际上不少同学都是在旁边观看，不愿自己动手，更谈不上主动思考。本次所设立的开放性实验内容，教师只给出实验的主题———裸鼠皮下抑制肿瘤模型的建立及相关药物分子的活性评价，并将整个实验分为3个兴趣小组，在学生分组后，其他一切全都放手给他们去做。为了做好实验，展示自己的能力，学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学们主动地带着问题去查资料、找文献，思考实验中的某些细节，并且能够积极地与教师进行沟通，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实验模式的改变引导学生更注重知识的活学活用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克服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片面化、孤立化的缺点。综合性实验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在此次实验的实施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思考不同设计方案的优缺点，以及不同方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等。另外，通过本实验的实施，将以前教材上所学到的抽象的知识更加直观的展现到学生面前，例如，对于细胞的形态、生长特点以及细胞的传代和冻存、实验动物的饲养、观察、抓取、给药方式直至动物模型的建立以及动物的解剖、组织标本处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和动手操作，同学们不仅掌握了“肿瘤细胞体外培养”、“肿瘤细胞的实验动物移植瘤模型”等相关内容，同时复习了基础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有关课程的内容；还了解了药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燃起了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再者，源于科研项目的综合性实验，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初步的科研能力。生命科学实验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必须认真做好每一步实验过程，否则任何一步小的错误不仅影响了自己小组的实验内容，也会耽误其他小组的试验进度，甚至会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同时，通过规范撰写实验报告，锻炼了缜密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写作能力，培养了学生深入分析和讨论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结论的分析，使学生懂得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而学会如何正确看待理论与实际，如何正确对待书本与实践。
二、展望
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直接体现。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的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教学法，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把自交给学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学意识和自学能力，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减少了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和对经验的盲从；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新知识。综合性实验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巩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科研能力和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符合21世纪整个生物医学教育变革的要求。
作者：李景源邵义祥单位：南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参考文献与团队地址认知词两种分析方法进行多学科期刊论文的学科划分。首先，利用论文参考文献来源期刊所属学科确定单篇论文学科划分;其次，利用地址认知词划分未能依据参考文献方法确定的论文以及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本文选择JCR分类体系为桥梁，一方面利用SCI/SSCI期刊全简称对应表进行参考文献分析，明确参考文献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从而实现论文的JCR学科划分;另一方面选择JCR分类对生命科学学科进行界定。这样，JCR分类体系将SCIENCE期刊论文与生命科学之间联系起来。
1．1参考文献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分析方法指利用论文参考文献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确定单篇论文学科。Glanzel针对多学科期刊论文的学科划分，提出Item－by－Item主题分类模式的重复应用，直至确定多学科论文学科属性。该方法将以期刊分类为基础的学科划分细化到单篇论文，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针对NATURE、SCIENCE期刊的实证研究显示明确划分学科的论文比例分别为70．2%、72%。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部分论文缺少参考文献，Glanzel统计的1993年数据中大约3%的SCI论文缺少参考文献数据;第二，论文二级参考文献数据量大、操作困难，且多学科期刊自引率和互引率较高，方法的重复应用效果不理想。参考文献学科属性的确定依据其来源期刊的学科属性，获取汤森路透SCI/SSCI期刊全简称对应表，该表涵盖期刊全称、简称、所属JCR分类及影响因子等相应数据。利用此表可将SCIENCE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的期刊简称对应全称和相应JCR分类，从而实现论文的参考文献分析。每篇论文的学科划分不唯一、不排他，本文划入生命科学的论文同时可归为其他学科。为了尽量减少遗漏，本文将SCIENCE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生命科学论文比例超过10%(笔者硕士论文题目为《基于SCIENCE论文的生命科学学科主题演化研究》，利用共词聚类分析方法探究生命科学学科核心主题及主题演化趋势。本文所划定的生命科学论文数目即为硕士论文数据源。本文从减少遗漏的角度出发，确定了10%这一临界值，假使不为硕士论文服务，本文临界值会适当上调。)的论文划入到生命科学学科。
1．2地址认知词分析方法
Debruin基于“同一学科科学家形成相关性的认知活动、论文反映其相同的认知兴趣”，这样一个假设，提出了以“地址认知词”确定论文学科属性的方法。认知词为表明科研学科、难题、研究方法或者目标的词，可以由此来确定单篇论文的学科属性。该方法将整体地址字段拆分，去除与学科划分无关的国家、组织、邮编、模糊意义词，只留下可以反映出单篇论文学科划分的词汇，即认知词，如Med、Biol等。表1呈现了SCIENCE期刊论文地址字段的数据结构。利用逗号分隔将地址字段分解为四级:一级字段为机构名称;二级字段通常为大学和研究所的院系、分支机构，地址认知词主要出现于这一字段;三四级字段通常为城市名称、邮编、国家名称。表1中前三篇论文可由二级字段中认知词明确判断学科属性，后两篇论文缺少认知词，在其一级机构名称中也未包含明确的认知词，地址认知词分析方法无法判断该类论文学科属性。Debruin同时提出该方法的一个局限，“所选学科论文中可能不包含一致的地址认知词(notcontainthecorrespondingcognitivewordsintheiraddresses)，可作为辅助手段结合其他方法进行多学科期刊论文的学科划分”。虽然这个局限在多学科期刊论文学科划分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但该方法有效的挖掘了地址字段对划分多学科论文学科属性的潜力。于是，本文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确立了“参考文献分析为主，地址认知词分析为辅”的多学科期刊论文学科划分思路。
注意综合性生物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面向21世纪的生物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学科间相互渗透与协调发展。事实上,这种渗透与发展趋势在20世纪就已出现,现代生物学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化学就没有现代酶学,没有X射线衍射及计算机技术就不可能了解蛋白质的三维立体结构,也就没有现代分子生物学。如果说过去的生物科技得益于引进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得到长足的进步,那么,21世纪的生物科技研究就更离不开这些相关科学技术了。生物科技的这一发展趋势,要求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人员应具备相当的数理化等基础知识、宽厚的生物学知识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生物科技工作者中具备上述条件者为数不多,相当部分人已知识老化,专业狭窄,与目前生物科技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种状况是制约我国生物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全球来看,生物科技的蓬勃发展正吸引着大量的优秀人才。近年来,在国外每年学习和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数迅速增加。以美国为例,在近两年统计的48万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生命科学占到51%。大量高素质的青年科学家流向生物科技领域,是美国生物科技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我国这种趋势尚不明显。为什么呢?一方面在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机制尚未适应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人才培养计划滞后于生物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国内生物技术开发研究起步较晚,生物技术产业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导致相当部分的生物科技人才流向国外。因此,我国生物科技人才的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不足的。对此,生物科技管理工作者应有清醒的认识。针对上述缺欠与不足,我们认为应采取三个措施:(1)打破学科间的界限,积极吸引物理学、化学、数学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生物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知识互补,相互协调,联合攻关;(2)根据目前生物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及时有效地对传统生物科技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大力培养素质优良、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生物科技人才;(3)在国内大力发展生物科技产业,有效地吸引和使用优秀人才。
大力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强化与企业的联合
从生物科技的发展来看,生物科技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来源于基础研究领域中的突破。而在基础研究领域,重大的发现和突破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的观念发展过程。因此,在生物科技项目的确立等方面应该尊重生物科技工作者的想法和建议,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性。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科技管理上,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计划和预测。这种作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甚至扼杀了创新性的思维与工作。按照上述思路,在生物科技领域自主性研究应大力提倡。然而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科研经费的不足。长期以来,能够有充分的经费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一直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愿望。如何增加科技投入,为自主研究创造条件,是摆在科技管理者面前的一项新任务。目前科研基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省的自然科学基金。由于基金的申请要求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加之申请者很多,竞争也很激烈,因此课题争取难已经成为广大科技人员最为头疼的事。在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努力地从各个生产应用部门争取科研经费是个好办法。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与上海新黄浦集团合作成立的上海生元基因开发有限公司(侧重在人类基因的克隆和测序)和上海新黄浦复旦基因有限公司(侧重功能基因的寻找和基因的功能开发)是一个例子。他们通过与企业的联合,不但解决了国家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又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对知识的渴望将越来越强烈。管理部门应抓住这一良机,使全社会都意识到科技的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促使企业设立各类研究基金,使科学研究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与国际接轨,努力提高论文的质量和增加论文的数量
目前《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技术会议索引》(ISTP)和《工程索引》(EI)检索系统已被国际上公认为评估科研水平的重要评价工具。由于SCI主要涉及基础研究,而生物科技大多属于这个范畴。因此,目前生物科技的综合水平一般可以采用SCI来评价。1996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编制了以期刊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期刊引用报告》(JCR),以此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论文被引用情况。所谓影响因子是指在一定时域内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JCR编制的SCI论文平均影响因子见图1。由图1可见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最高,分别为1.959和1.755。从期刊的分布来看,生物学和医学的SCI期刊数量在各自然科学期刊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两者之和占到所有期刊的49%,见图2。这种统计充分说明了生物科技是当今科学技术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然而,从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的11584篇SCI论文来看,其中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仅占5.8%和10.55%。这表明,目前我国生物科技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及其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我国生物科技人才培养不足和生物科技产业规模较小以外,我国现有的许多生物科技的研究还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及跟踪研究上,有创新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很少。由于科学论文的数与量(特别是SCI论文的数与量)综合反映了科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及水平高低。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另一方面还应该集中现有人才和财力,使有关生物科技的研究贴近当今国际研究的前沿,同时努力寻找和开拓新的生长点。由此努力提高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使我国生物科技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强化专利保护意识
生物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在农业、医药、化工、环保、能源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正因为如此,在加强生物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将国家有限的人力和财力用在能迅速加强国民经济的有关生物科技的研究方面是完全必要的。目前,鼓励广大科研人员主动投身国民经济主战场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专利保护是实现投资补偿和保证良性循环的有力武器,因此,许多国家都视专利为生物技术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超前意识,他们采取强占基本专利,先期收购专利等基本战略,唯恐错失良机。作者根据《中国专利年度索引》,按国际专利分类(IPC),对1990～1995年在我国申请并授权的涉及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酶学、变异或遗传工程的239项发明专利中的专利权人进行了统计,发现国内单位作为专利权人的仅有95项,约占这一领域发明专利的40%;而国外公司或个人作为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为144项,占这一领域发明专利的60%。在我国某些投资巨大的生物技术研究的产业化过程中,已经遇到因国外抢占专利而造成法律障碍与纠纷的事件。目前,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关以后,如不注重专利保护,此类事件将会大幅度上升。因此,研究专利工作如何介入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的工作模式与运行机制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在专利注册与保护方面,外国已有许多经验。例如英国的约翰-英尼斯植物研究中心设有专业公司负责本所基因科研成果的专利申请。研究人员只要提供必要的材料,其他专利事务均由该公司办理,该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专利商业化机构,其最终目的是发现基因专利的商业前景并推销专利,加速商品化的进程。借鉴于这些经验,我们在大力倡导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生物科技产品的同时,应该建立公职发明顾问制度,在较大规模的研究机构内部中建立相应的专利机构,改变过去专利机构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脱节的现象,使科研成果处于有效地专利保护之下。
明确研究目标,争取在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科技教育共同体的目标与结构
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合体。构建学校与社区科技教育共同体，就学校而言，可拓展教育实践的阵地，为学生多元发展提供机会，寻求更多优质资源，为提升师生素养、满足他们多方面的发展需求服务。对社区、科研单位而言，可以提升科研单位的形象，促进科研单位文化的生成和升华，提高科研单位的社会责任。此外，使用“社区”这一名词，也有着社会活动区域这一层的含义，让学校以一种接纳、开放的理念进行办学。
组建科技教育共同体，就是依托学校、社区的科技教育优质资源，与居民社区、科研单位、科普基地等结成大教育同盟，彼此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学生学习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作共同的努力与探索，为培养现代科技人才奠定基础。
二、科技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行动研究
1. 科技教育资源的整合。
科研单位资源：我校比邻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属下的微生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能源研究所、昆虫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土壤研究所、蔬菜研究所等。
社区科普资源：学校比邻的广州动物园、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警备区、广东省地震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十九路军陵园等。
人才资源：在学生家长中就有一批优秀人才，有各个科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非常支持和积极参与学校的科技教育工作。
学校资源：学校有一支能干，肯苦，善思考，会钻研的教师队伍。社区内这些优质科技教育资源，为学生的科技学习与实践提供了更多舞台。学校建成了以学校为主体的科技教育资源网络，建成了学校的科技教育资源库。
2. 科技教育共同体的日常化、系列化研究活动。
建立了以学校为主的科技教育共同体，并开展了系列活动：学校在各共同体成员单位中设立科技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观科研单位；聘请科技专业人士为学校校外科技辅导员，邀请他们定期到学校作科技知识讲座；学生参与社区多项共同体建设有赖于全体成员的智慧性策划、智慧性创造以及智慧性互动。学校科技教育日常化活动：学校科技教育在系统规划下，呈现日常化、系列化活动状态。
学生科技社团―科学松鼠会活动：由学校的科技老师作科普讲座，向孩子普及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唤起了同学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热情，进而将邀请家长志愿者一起参与，把科学坚果外层的硬壳剥掉，把味美的果肉献给大众。
科技节：是每年四月学校的系列活动节之一，也是学校学生活动的重要舞台。其中，“动手做”、“生活中的科学”、“我的奇思妙想”都是学生们所喜欢的，也是学生们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
科技夏令营：让学校的科技教育尽最大可能普及到每一位学生。科技夏令营活动。学校每年暑期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总吸引着众多学生参加。组织学生走进企业，参观生产，了解产品，学习企业文化；开办科技知识讲座，让学生大开眼界；航模制作，比一比谁的成绩更棒；参观科技馆所，使学生真正体验科技的力量与发展。
科普教育春秋游系列活动：把春秋游与科普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分别到南海海洋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能源研究所、昆虫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土壤所、蔬菜研究所等专业科研院所参观，由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有关海洋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地球化学、昆虫学和植物学的知识。通过聆听专家的讲座、观看科普短片、参观科普馆，让孩子们在科学的海洋里畅游，真正做到动手去操作，去感受科学的严谨与魅力。
3. 基于科技教育共同体开发科技校本课程。
[关键词] h指数；被引次数；幂律；不同学科
[中图分类号] G3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4-75-4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library information， mathematics， material science， basic medicine， finance，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was analyzed， the diversity existed in their Power Law relationship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discipline， its theoretical or applicable tendency.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citation counts was also linked to the academic scale.
Keywords：H index；citation count；power law；different disciplines
1 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对作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面一直为科学界，尤其是科技管理界所关注，例如科技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对学科的贡献可以采用传统的发表文献的数量、文献的被引次数等指标，以及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衡量。
作者的h指数作为评价作者科研成果的一项新颖的指标，是对科学家个人科研成就的评估，是反映作者科研工作的累积指标，它建立了发文和引文的关系，衡量了学者的数量和影响[1-3]，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邱均平教授等人利用h指数来评价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学者的个人绩效，同时考察了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经过比较分析发现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具有强烈的相关性[4]；指出了作者的h指数与论文被引次数c之间具有形如h=cb的幂律关系[5]；另外还有将h指数引入到大学评价中，比如计算了我国部分重点大学的h指数，结果表明大学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c之间确实具有一定的拟合关系[6]；相关的研究还包括，例如以国内39位经济学领域中的高被引学者在1994-2008年间的被引用情况作为依据，分别对每位学者的h指数进行计算，并且探究了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等[7]，本文是希望对不同学科或者是不同研究领域中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进行考察，目的是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学科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是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被引总次数之间的关系随学科变化情况的经验认识，希望得到关于两者拟合关系的初步的规律性结论；二是作为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之间关系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希望对作者的h指数最大值与作者被引次数最大值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影响进行经验考察。
2 数据的获取与拟合
2.1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选取了图书情报学作为研究对象，在CNKI数据库中所分类的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统计了截止到目前发表文献量以及被引次数较多的前50位学者（按发表文献量排序），并在CNKI的引文数据库中得到这些作者的h指数，进一步建立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给出了两者的拟合关系，并给出了相应拟合关系的判定系数，其中横轴为作者的被引总次数，纵轴为该作者的h指数。对于其他学科例如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以及人文社科中的其他学科的情况，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2.2 数据处理
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注意到高被引次数的论文中有作者重名的情况，由此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的不确切，为了减少数据不准确所引起的偏差，在生成散点图以及趋势图时，作者重名情况未包含在内。
2.3 数据拟合
表1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分别考察CNKI所划分的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以及农业科技的情况，考虑到数据量的问题，仅选用这些分支学科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领域作为考察对象，分别为数学、材料科学、基础医学、畜牧与动物医学。其中数学是最传统的基础科学；材料科学是工程科技中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研究相对活跃，且引文量相对较高的分支学科；基础医学是医学门类的基础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基本理论，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而畜牧业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畜牧与动物科学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诚然，这些学科客观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选取这些学科作为考察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选定对象后，对其中的作者总被引次数与其h指数的关系进行拟合，结果如表1，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2011年5月。
由以上研究不难发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确实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关系用幂函数进行拟合时具有较高的判定系数，由此从直观上可以有形如h=acb的近似，另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学科中a和b的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领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了人文社科中除图书情报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支学科，从而进一步验证上述的幂函数关系，分别选取了金融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这三个学科作为代表来进行考察。金融和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发展较为迅速，发文量和引文量都达到较高水平，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学科，其h指数和作者被引之间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金融学中y=0.246x0.599（R2=0.833），心理学y=0.443x0.532（R2=0.814）。
选取政治学的原因是注意到该领域的学科边界相对比较明确，从而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进行考察，事实上，与边界相对模糊的学科相比，这种学科界限的明确性也使得该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论文绝对数量以及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都会相对有所下降，因而在统计结果中，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有可能暂时无法明确体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一般性规律，实际结果表明，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表现为弱的幂函数相关性，其中判定系数仅为0.567，结果如图2所示。
所以，这是否能够说明，考虑到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学科边界等因素，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已有研究中所得到的幂函数关系，甚至能够反过来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对学科的性质及发展状况进行表征。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拟合关系的确有学科影响因素
3.1.1 拟合系数a与b对学科因素的敏感程度不相一致。数据拟合结果表明，在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c之间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幂律关系，并且幂指数b大于0小于1，这表明论文总被引次数C的增量对于h指数的增长具有效应递减的规律，但是针对不同的学科又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能够注意到大部分学科幂指数b在0.5左右，而系数a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初步估计对于不同的学科，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的这种幂律关系应当能够反映不同学科的属性，假定用A表示学科因子，那么应当有h=acb=a（A）cb，其中a是A的函数，这样从直观上，不同学科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的关系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或者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科归一化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比较，相关的研究包括，尝试创建期刊h指数的归一化换算公式，试图将不同领域的期刊的h指数进行归一运算，以实现不同学科间h指数的比较[8]。
3.1.2 幂函数相关性的强弱与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与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关。例如数学，基础医学，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论文的绝对数量都相对较多，幂律关系表现得比较明显，两者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相对较高，判定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867，0.860，以及0.833，而对于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科，研究人员与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且影响力相对也相对较弱的情形，幂函数相关性就表现得相对较弱，由此是否意味着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萌芽、发展、成熟等时段的作者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3.1.3 拟合系数a与学科的理论或是应用性的侧重程度有关。需要注意，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还与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的倾向程度有关。或者说，在假定两者之间服从幂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则至少应当有A=A（t），其中t表示学科侧重理论性或是应用性的程度，从而t不同，反映为系数a也会有所差异，从直观上可以有这样的原因，例如论文的理论或应用的性质也会从时间上对h指数的增长速率有所影响，比如一般理论性质的文章可能会具有较长时间的引用期，文献的衰老速度较慢，而通常的工程技术类论文则偏重于实验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从而往往被引用的是该领域中前沿的技术知识，文献的老化速率则相对较快，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文献被引次数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此学科的理论或应用的倾向会对幂函数的系数，也即拟合函数的系数等产生影响，或者说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次数的关系能够对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性倾向给予一定的反映。
3.2 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的最值关系的学科影响
3.2.1 学科变量的选取。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随学科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还可以借助中间变量（相对于上述对两变量的直接拟合）来进行考察学科影响因素，例如研究人员的数量，该数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应学科的学术规模以及活跃程度，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在不同学科中的h指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由此，笔者整理了上述不同学科的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作者被引总次数的最大值，以及各个学科的博导人数，用该人数大致反映该学科的研究人员的数量，并以研究人数作为横轴，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作为纵轴，给出两者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其中由于作者被引总次数最大值与h指数的最大值相比往往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所以采取将前者除以100以便进行比较，而且除以常数也不会改变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与h指数的比较。另外，在图3-1中，学科从左至右依次为政治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材料科学、金融学、基础医学以及数学。
3.2.2 两变量的最大值随学科变化的趋势不相一致
从图3中能够看出，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也能够注意到两者随研究人数的变化趋势从直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人数较低的区域，例如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数仅为75，该领域的h指数的最大值为34，在所列学科中处于较高的区域，而最大被引次数/100却只有19.62，处于较低的范围，不严格地，被引次数较低，h指数却较高说明了该领域的引用集中性，或者说这说明了该领域具有的小学科特性，在研究人数较多的区域，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均处于较高的区域，由此，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同也正是研究人数的不同或者是学科差异的反映。需要指出，严格地探讨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及扩大数据范围以检验由这种直观考察所得结论的适用性。
4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在不同的学科中大都存在着形如h=acb的关系，其中0
a与b不大于1说明了作者总被引次数c对于作者h指数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在不同的学科中，h指数与作者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拟合系数的差异，特别是a值的不同，这应当与学科的发展阶段、理论及应用的倾向有关。
另外，作为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关系的补充，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也进行了考察，其中变化趋势的不一致能够体现学科因素的影响，与学术规模偏低的学科相比，在规模偏高的学科中，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可能会具有更强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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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开放获取 开放存储 作者付费模式 商业出版模式 学会出版模式
1 引 言
以电子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空前，深度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正在见证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所述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科技革命带来思考模式的根本变化[1]。
万维网的出现和发展，使信息传递与交流更加快速简便，形成信息全球整合的格局；它的创立者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说：“已有的学术交流和期刊出版体系受到了挑战”，“对于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互联网革命将产生更为深远和突破性（disruptive）的影响”[2]。
回顾过去的20年，学术传播模式出现了许多变化。 1991年出现了新型电子期刊预印本文献库arXiv，形成学术圈内论文“自我公布存档（self-archiving）”的新型传播模式，迄今不断扩展壮大[3]；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上文献检索已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并广泛应用；到2006年，70%的学术期刊（包括纸质-电子期刊）已能网上获取[3]。随着万维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新模式[4] ，特别是互动性强的学术性社交网站。 电子期刊的推广使得学术期刊有可能通过网上免费获取，同时也因为营利性学术期刊价格高昂，出现了读者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5]；另一方面，商业出版机构也积极推行期刊数字化，建立了电子期刊的“网上站点特许使用（site license）”，以代替纸质期刊的订阅收藏模式[6]。
然而，上述这些只是“渐进式（incremental）”的变化，并不是人们预期的：新技术手段将带来生产经营模式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7]。20年来，学术期刊商业性出版体系运作稳定，许多大型出版集团兼并扩充，所出版的期刊在学术界仍占重要地位；特别是每当图书馆与大出版商谈判期刊使用合约期间，更出现气意见纷纭的局面[8]。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学术期刊商业出版机构迄今尚未解体(disrupted)？。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9]。
电子期刊发展早期，就有学者提出“颠覆性(subversive)”建议：号召专业学者采用简单的新型电子期刊模式来“颠覆”传统期刊模式[10]；随后又有百万学者签名、拒绝向传统期刊投稿的“抵制(boycott)”运动[11]。近年来，“开放存取(OA)”运动推动者日益强调“强制措施(mandate)”，从行政命令上升到游说国会立法[12]。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提倡“对抗争议”、促进科研成果有效公众获取(public access)的政府部门征求意见的圆桌会议[13]。
9年来，OA运动推行学术期刊的“金色”和“绿色”模式[5]，在实践中争议不断[14]。2010年，作为“开放存取运动”最早的电子文献库arXiv，开始向读者收费[15]，不得不采取某种“收费获取(toll access)”模式。另一方面，现今大型传统出版机构旗下的学术期刊，除了基本的“收费获取”模式以外，还添加了“开放”与“收费”混合的所谓“混杂获取(hybrid access)”模式[16]，最近又纷纷出版“轻度同行评议(light peer-review)”的“开放获取”期刊[17]。
有关OA的情绪化争议[18]，近年来在欧洲已有所缓和[19]，并且着重于OA模式实践结果的调查研究，例如欧盟支持的SOAP(开放获取出版研究)计划[16]。有关期刊付费方式的争议，将随着期刊模式适应科技发展提出的要求而逐渐淡化。
上述发达国家OA运动的各种宣传内容，包括推行“OA期刊”、“自我存储”、“强制执行”等等，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期刊发展的讨论话题和某种程度的仿效对象。
1995年电子期刊开始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大量收藏[3]，发展到现今绝大部分学术期刊已能网上获取[13]。当前需要面对学术论文日益增多、电子期刊网络化更加深入发展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例如，文献更有效的“仓储(repository)”问题[13]；特别是如何确立学术论文交流的标准“仓储记录文本VoR(version of record)”、更完善的文献“相互参照检索(cross-reference)”系统以及如何建立期刊“半永久性获取(perpetual access)”全球网络等。
本文通过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初步探讨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转变过程中，OA运动产生的背景和引起的各种争议，并指出社会因素对于学术期刊发展模式的影响。
2 图书馆、学者与出版界之间的互动
2.1 在十字路口
2.1.1 “期刊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期刊的价格急剧增长（见图1a）[20]，远远超过物价指数和图书馆经费的增加；学术期刊的馆藏数量，难以跟上世界学术期刊总量增长的趋势（图1b）。特别是商业出版机构的STM（科学技术医学类）期刊的价格，更是数倍于其他期刊[21]；图书馆在挣扎中维持所需订购的学术期刊，占用了图书馆物料经费的其他份额（见图2）[20]，也表现在单本著作的购置量减少。
按照美国ARL的统计资料[22]，1985-1999年间期刊经费增加270%，而期刊采购量减少6%；部分的单本著作经费挪用于采购期刊，使得单本著作采购量减少26%。在这15年间，期刊每年平均增长9.0%，而单本著作年增长3.9%。
为了应对“期刊经费危机”，ARL于1989年指定完成了两份咨询报告[21]。其中一份报告指出：1973-1987年间，四个最大的出版商的期刊每页平均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逐年递增2.6%-6.7%，以此估算出1987年期刊的利润率高达成本的40%以上；报告中建议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创办不受出版商控制的期刊，对期刊订购合约作竞争性出价[21]。另一份报告比较激进，在列举了图书馆经费危机的重要数据后，号召由学者自行出版期刊以取代出版商；加强宣传，由现有学会、大学等非营利机构来出版研究成果，替代传统的商业出版期刊[20]。
1996年，在一次ARL的会议上，有人提出由100家成员图书馆各提供1万美元，用这100万美元便可创办10个新的电子期刊，与现有昂贵的商业出版STM类期刊相竞争。在此期间ARL向各有关方面积极宣传游说，包括大学的管理层、图书馆、学会、大学出版社等有关人员。随后于1997年创立了“学术出版与学术界资源联盟(SPARC)”[21]。
当时SPARC的使命是起“催化剂”作用，促进学术期刊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成员图书馆年度期刊采购计划，支持一些高质量的平价期刊。并且认为，最有效的策略是提供资金筹建学术界自办的高质量平价期刊，针对出版商的高价期刊做一对一的竞争。当时创立了11部新的平价期刊[23]；例如，SPARC支持创办的Organic Letters（有机快报），是针对出版界已成名的期刊Tetrahedron Letters（四面体快报），定价为后者的1/4；到2002年，影响因子超过了后者[21]。
SPARC还支持了非营利机构创建电子期刊集成文库，特别是BioOne（生物学综合文库）的建立[24]。BioOne诞生的基础，是美国生物科学协会(AIBS)的69个学会出版的70余种期刊，其中有许多是学科的领头期刊。在SPARC、美国泛西部图书馆联盟和堪萨斯大学的支持下，创立了整合型生物学期刊文献库BioOne；后者通过互联网提供平价的、高水平的、超链接的论文全文信息库[25]。随后继续稳步发展，到2007年收录整合的期刊扩充为两部分：文献库BioOne 1包括87种涵盖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的“必要收藏”期刊，其中84%的期刊列入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论文排行；文献库BioOne 2 包括61种较新期刊，其中许多是国际性的[26]。
SPARC创办初期颇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支持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发展、对抗商业出版机构的高价期刊，是很好的经验。
2.1.2 颠覆性建议 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兴起，大量电子期刊出现在网上，图书馆界期望新兴的电子期刊模式能够疏解期刊危机。当时ARL出版了《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at the cross road关键时刻的抉择)》的报告[10]。这是1994年互联网上一份电子邮件形式进行讨论的记录，主题是一位认知学教授哈纳德(Stevan Harnad)提出的“出版电子期刊的颠覆性(subversive)建议”；他以当时异军突起的电子期刊预印本文库arXiv作为范本，号召学者将自己的原创性预印本，通过简单的互联网服务器“自我公布存档(self-archiving)”，使全球学者能够在网上自由获取进行学术交流，成为开放存取模式的先例。
哈纳德认为[10]，这种“学术圈内部(esoteric)”的非营利期刊，免去了传统期刊的编辑发行程序而显著降低成本；“纸质期刊出版者将在学术群体的合作下进行自身改组，并按照电子期刊的低廉价格（每页成本估计小于纸质期刊成本的25%）”，否则只能“眼看学术群体繁衍出新一代的纯电子期刊”。新型期刊的经费“来自预付津贴（作者每页付费、学会会费、大学出版经费、政府的出版津贴）”，而不是来自读者。
讨论中，美国化学学会的代表介绍了学会期刊的首印成本（即纯电子期刊成本）占总成本的84.3%；也就是说，以数字化信息系统为基础编辑出版的纸质期刊首印成本，与相应的电子期刊相差不大。期刊成本构成中最大项目是计算机数字化资源处理系统的相关费用(43.4%)，其中并未包括美国化学学会许诺的期刊半永久性储存所需的费用[27]。
这表明了：上述简单的“学术圈内部(esoteric)”的期刊成本构成，与规模化的传统期刊截然不同；同时，传统的大型期刊正在向电子期刊过渡，并且充分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来改进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
1991年草根建立的arXiv，到1995年已发展成每天流量60 000次的开放存取文献库，并且拥有35 000个用户、涉及70个国家，同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支助[3]。1996年arXiv创办者发表的论文“学术地球村中的胜者与负者”[28]，代表了当时提倡电子期刊模式取代传统期刊模式的思潮。
2.2 欧登堡漫长的影子下
2.2.1 不同学科的预印本交流 然而，在高能物理学界卓有成效的arXiv模式[3]，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学科领域。表1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使用arXiv模式情况的调查结果[29]；有的学科不采用这种交流模式，主要原
因是该学科的期刊不接受发表过预印本的稿件。学者克林(Rob Kling)认为，推广电子期刊应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于信息交流技术的影响(social 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30]；他指出各门学科有着不同特点，并且学术论文必须可信(trust)，要有经过同行评议的公信力。“高能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乐于迅速广泛交流他们的工作报告预印本，而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主要阅读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30]。
1999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华默斯(Harold Varmus)曾打算推广arXiv模式到生物医学界，建立全国性开放获取的生物医学电子文献库E-Biomed。然而，经过一年的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最后采取一种折衷方式：该电子期刊文献库收录同行评议和编辑出版的期刊与论文，允许所收录的传统期刊在出版后延迟若干时间在网上公开，并且不包括自存档预印本，改名为PubMed Central（公共医学文献中心），形成美国NIH支持的、网上开放获取的生命科学全文文献库[31]。学者克林从“社会因素影响(social shaping)”的角度，分析了上述讨论过程中科学家、教授、图书馆员、大学管理层、基金人、政府官员、出版商、大学和学会出版者等各自的行为和互动情况[31]，进一步阐明同行评议和学术可信对于生命科学论文期刊的重要作用。
2.2.2 开放存取运动 1999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Santa Fe召开的会议上[32]，提出以元数据(metadata)为基础的文献编目与存取操作软件，便于分散的“自存档”文献库之间进行文献互操作，实现文献搜索的“无缝(seamless)”链接，形成所谓“典藏(repository)”或文献库；例如arXiv类型的“专业典藏(subject-based repository) ”和大学文献的机构典藏（institute repository）。
2001年12月，在慈善基金机构OSI（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支持下，开放存取国际研讨会召开，起草和发表了“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并且进一步推广元数据存取软件，规定了通用的“BOAI-元数据收割协议(OAI-PMH)”[5]。这时，电子期刊的推广与科学知识共享的道德信念汇合，形成宣传学术期刊“开放存取(OA)”的运动；呼吁向所有网络使用者免费公开更多科学资源，鼓励科学家以OA方式出版论文，于2003年发表了“柏林宣言”[33]。2000年华默斯离开NIH后，与合作者筹建开放获取的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杂志；次年，他号召科学家“抵制”向传统期刊投稿，为筹建“开放获取”期刊而开展广泛签名运动。当时有三百万学者签名誓言抵制，然而6个月签名到期后无人付诸行动而一切照旧[11]；因为这关系到学者们的工作评价和研究资助体系，学者最终还是抱保守态度。随后，在OSI和其他基金组织资助下，华默斯和他的合作者于2003年开始建立OA模式的PLoS期刊系列，其宗旨是最终取代传统的“付费获取”期刊[34]。2003年，欧洲分子生物学协会(EMBO)召开了主题为“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的会议，对期刊模式是“革命(revolution)还是进化(evolution)”再次进行讨论[35]。
2.2.3 商业出版机构的成长 怎样会演变成这种局面，还要回溯到学术期刊的起始。加拿大一位史学与文学教授古东(Jean-Claude Guédon)所写的《欧登堡漫长的影子下》[36]在当时广为流传，他指出了学术期刊对于创新科学知识的“社会登记(social registration)作用”，以及“核心”期刊和“科学引文索引”产生的意外影响――使学术期刊的出版事业从绅士俱乐部变为利润丰厚的大产业。
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官欧登堡(Henry Oldenburg)创办了《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用来记录和传播自然科学中的创新知识。欧登堡的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学术期刊的模式，“使得知识创新权利要求(claims)的确立过程”变得“清晰”和“透明”，避免了在此以前科学家采用晦涩的拉丁文字谜(anagram)，来宣布自己对某项新知识的首创[36]。
该期刊创立了一种同行评议的集体抉择体系，对合格的原创性论文授予正式刊载出版的荣誉，通过期刊发行广泛传播，确保该知识创新申明的有效性[36]。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学者通过种种努力获得的创新知识公之于众，以换取一种荣誉性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37]，后者可转化为工作职位以及各种有形酬劳，包括赞助。
于是，按照传统期刊模式，完整的学术论文不同于论文预印本(pre-print)：它需要通过同行评议、对论文进行筛选和质量控制、确认所可信(trust)，然后归档；与此同时，作者论文的原创性贡献获得有效认可(validity)，从而提高了作者的学术声誉。
学者作为论文作者，力图把在威望最高的期刊，形成古东所说的“品牌快速效应(quick-branding)”，以捷径方式取得附加声誉。同时，学者又作为期刊读者，力图广泛阅读最代表性的期刊，尽可能详细了解知识进展的前沿，特别是仔细审核学者自己与他人研究工作之间的界线。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研究人员和学术论文、期刊的数量指数式急剧增长。图书馆以有限经费最大程度满足读者需要，编选了包括各门学科的“核心期刊”，作为重点馆藏对象。60年代初出现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使“影响因子”直接关联到期刊的声誉评价，明确了各图书馆必要购置的各学科“核心期刊”的范围。基于“SCI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因其精英(elite)标签，获得附加的期刊声誉。
早先学术论文的出版，都是由学会等非营利机构主持；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会等出版机构已日益不能满足大量论文出版的需要[38]。在此以前出版学术期刊不带来利润，并不引起出版商注意。古东指出[36]：随着一组“核心期刊”的出现――这是各图书馆必要购置的，学术期刊这个过去没有经济利益的领域，突然变成一个“非弹性”的市场，可以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70年代起，出版商开始大量介入学术期刊的出版；表2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期刊商业出版份额的增长情况[39]。到2000年，科学技术医学类期刊的营业额为78亿美元，其中商业出版机构占68%，非营利出版机构占32% [40]。出版商并购扩大，增强竞争实力而进一步排挤较小的出版机构，并且更有能力创办新期刊，适应新学科分支的要求。于是，期刊出版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出版机构。根据ISI数据库中7 710种STM期刊的统计结果(1998年)，最大的5个出版商出版的期刊数占总额的37%；出版期刊数大于总额1%的16个出版机构，出版了全部期刊的48%，而出版量小于总额1%的出版机构有2 032个[41]。最近一份期刊价格的报告中（2011年）指出：ISI数据库中将近一半的期刊为 Elsevier、Springer、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和Sage 五大出版商所提供[8]。
2.3 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
2.3.1 OA期刊所占份额 随着OA运动宣导者的积极推动，OA期刊成为当今不可忽视的期刊模式。芬兰学者对1 837种期刊（2008年）中出现的OA论文进行统计：由出版者网站上自由获取的论文（包括“纯OA”和“混杂型OA”论文），其数量占论文总量的8.5%；另一种通过搜索引擎能够自由获取的论文手稿本（包括机构典藏和专业典藏论文），其数量占论文总量的11.9%[42]。
仅由“典藏”机构通过搜索引擎得到的论文（所谓“绿色通道”论文），包括未经同行评议的论文和已的手稿。如果不考虑这部分论文，上述的8.5%份额，与几种常用期刊指南所载OA论文资料的统计结果相近（2009年OA论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5.9%到7.7%）[43]。不仅是数量问题，期刊的规模化程度对出版效率和期刊质量有显著影响。根据学者统计（2010年）：90%以上的OA出版机构只出版1本期刊；50%以上的OA论文刊载于这种仅出一本的OA期刊上[44]。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学术出版市场的研究报告(2005年)指出：在科技医学类期刊22个不同学科中选出2 707种“顶级(top-tier)”期刊，其中895种由学会、大学等非营利性机构出版（占33%），价格为营利性出版期刊的1/3，并且质量高于营利性期刊[45]。这些都是传统模式的期刊，也是引用率最高、学者阅读最多的。最近的报告指出（2010年），只有11%的OA论文能够载入“ISI期刊引用报告(ISI-JCR)”[15]。主要期刊集中于少数大型传统出版机构的形势未变。图3中表明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转变过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期刊经费的增长情况[46]。由于主要电子期刊采取“大宗捆绑交易(the big deal)”方式向图书馆提供使用权，单本期刊的价格统计已无实际意义；“捆绑”供应使得单本期刊和每页论文读取费用下降[47]。在此期间，期刊的订购（或付费使用）经费仍保持相同的高增长率（见图3）；随着电子期刊的普遍采用，期刊经费占用图书馆其他经费的现象减轻，单本著作采购量从逐年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然而，图书馆经费的增长始终难以跟上需要，图书期刊经费短缺仍然存在；有人说：当年令人困扰的“期刊危机(serial crisis)”并未化解，目前依然存在“价格承受危机(affordable crisis)”[17]。“欧洲学术出版与研究环境(PEER)”项目的一份学术行为研究报告(2009年)中着重指出：“目前还没有事实表明图书馆因为OA资料的出现而删去原有付费订阅的期刊”[48]。
2.3.2 作者问卷调查 英国CIBER（信息行为与研究评价中心）的学者，从ISI数据库中随机选取5 000多名不同国家期刊作者，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如下（2005年）[49]：作者选择期刊投稿，主要依据期刊的信誉和阅读量，并且与期刊价格无关；作者并不看重自己论文的版权问题（见图4）。
无论是期刊作者或读者，都对付费缺乏兴趣，并且认为目前图书馆对期刊经费支付太多，应该由政府部门、社会基金、产业机构等支付期刊费用（见图5）。 只有40%的学者所根据的研究工作，有外界资助或研究合约。另一方面，有32.3%的学者资助很少（没有资助的论文多于50%），这关系到期刊“作者付费”模式的推广。
学者认为OA期刊能够增加期刊获取机会，但是对OA期刊的质量持审慎态度（见图6）。当时的调查显示：30.3%的学者对OA运动有些了解；但是只有9.7%的学者对于机构典藏有些了解，并且38%的学者表示不会把论文存入机构典藏。OA运动热心支持者约有8%，特点是年龄较轻，或者与地缘有关（亚、非、东欧）。
最近欧盟委员会资助的SOAP(开放存取出版研究)项目的统计结果（2011年），也得出相同结论[50]：对于38 358名学者的调查发现，89%的学者认为OA对他们的研究领域有益，但是只有8-10%的在OA期刊上。论文很少发表在OA期刊上的原因有：39%的学者提到缺乏作者付费资助，30%的学者谈到他们专业领域缺少信誉高的OA期刊。有评论认为这是OA期刊发展的“困境(quandary)”[51]。
3 问题讨论
3.1 马儿可以引到河边，但不能叫它饮水
3.1.1 “自存档”模式 2001年，开放社会研究所(OSI) 促进公众知识获取的“信息计划部门(Information Program)”，在布达佩斯主持召开了学术期刊开放存取(OA)会议；与会的各国学者热烈讨论并确定了OA的定义、策略和执行措施，由此得出学术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开放获取的两种途径：1) 在传统的TA(toll access付费获取) 期刊上，然后自我存储在开放获取的文献库（所谓“绿色”道路）；2) 在不向读者收费的新型OA期刊上（所谓“金色”道路）[5]。
早先提出自我存储“颠覆性”建议的哈纳德，是“绿色”道路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直接运用新型OA期刊替代传统TA期刊的“金色”道路过分漫长，而推行“绿色”道路可以加速这个转变过程；如果发表在传统TA期刊上的论文大部分能够存储在开放获取的文献库中，势必会减少TA期刊订阅数量，从而达到发展OA期刊和取代传统期刊的目的[52]。另一方面，例如OASPA（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协会）以“金色”模式为主，不讨论“绿色”模式，并且不排斥任何出版机构，只要所出版的期刊中有一本纯粹OA期刊，都能加入该协会[53]。
古东认为：“绿色”道路带有某种“狡黠”(subtle)和“迷惑性”。对于传统期刊，绿色模式既依靠和利用它，随后又离弃(forget)和企图取代它[54]。这种“自存档”是无组织的(anarchic)，造成文献存储分散、零乱和不完整，不成为独立期刊模式和文献主要获取来源。古东指出：“获取(access)”不等于“实际获取能力(accessability)”[54]，重要的是“获取”质量与实际效果。
3.1.2 “强制执行” 根据400多所美国大学有关机构典藏的调查资料（2007年），只有10.8%的学校建立了机构仓储（见图7）[55]。
机构典藏的建立和推广者、美国CNI(网络信息联盟)的主管认为：大学机构典藏的任务是管理和传播大学成员创建的数字化资料，包括组织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存取、传播和长久储存这些数字资料[56]。据统计（2007年），37%的机构典藏资料为教师的学术和教学资料，其中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资料仅占13%
（包括论文预印本和后印本、电子期刊、电子书籍），另外24%是所谓“灰色文献”（工作报告、会议文献、教学资料等）。此外，还包括41.5%的学生学位论文、13%的电子图片、4.5%的非学术资料和3.0%的历史资料[57]。
与1994年哈纳德提出“颠覆性”建议时不同，“绿色道路”是将传统期刊上已发表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利用DSpace等软件“自存档”于大学多学科数字化文献库，实现“无缝”交流。 康奈尔(Cornell)大学的图书馆成员，报告了他们机构典藏的实施情况[58]：2004-2006年间仅存入资料2 646件，在资料库193个DSpace元数据类别中，有些类别甚至是空的（占29%），或者存入资料很少。对其他7个大学文献库的调查也有类似结果。报告中提到：学者对于机构典藏缺少认识和缺乏动力，并且认为利用个人网站或者专业文献库更能突显学科的特点。于是有人指出，“马儿可以引到河边，但不能叫它饮水”[59]。然而哈纳德认为，康奈尔大学机构典藏实行效果不够理想，主要是没有实行“强制执行(mandate)”措施，并且强调机构典藏的主要任务就是“开放获取”[60]。
所谓“强制执行”，是用来巩固学者本身已有的、改进论文获取与引用的倾向，不是强迫他们去做所不愿做的事。惠康基金(Wellcome Trust) 对于所资助的研究结果，在时未执行仓储规定时，“试图说服(persuade)作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51]”。学者最关心的，是把自己在声誉高的期刊上，不会轻易尝试新的模式[61]。
3.2 陪审团尚在讨论
3.2.1 开放获取与影响因子 一般印象是：网上免费获取的论文阅读多些，下载多些，由此得出论文引用也会多些；一些实际的论文引用情况对比，支持了这种观点[62]。然而，康奈尔大学一位年青学者的工作，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他在相同期刊上随机选取OA论文，与付费获取的论文相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引用率差别并不显著[63]。该作者认为：自行选取OA论文时往往会选质量较高的，而造成引用率提高的假象；论文作者是期刊读者群中的精英部分，对传统订阅期刊没有获取障碍，与OA论文的获取无甚区别，论文引用程度相差不大。
对此，某期刊的编辑在《观点》栏中提到：“有关OA论文的引用效果，陪审团尚在讨论”；“我们迫切需要客观、量化的事实根据，来证明OA的效果确实像宣告的那样，而不是来自某种亚宗教信念”[64]。
上述随机选取OA论文的引用情况研究，被认为观察的时间段太短；然而继续观察说明：在的第12、18、24和36个月得到的引用情况，都未发现两者有显著差别[65]。
非OA宣传者较易接受上述结论；然而将此结论推广到所有学科，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66]。
3.2.2 不是“免费”获取 华默斯1999年在NIH创立的PubMed Central，是期刊上公开获取的文献库，没有涉及“颠覆”传统期刊模式[31]。2000年他离开NIH后，提出建立PLoS（公共科学图书馆）的构想，号召学者签署公开声明，要求出版商在期刊出版6个月后集中存储于网上公开的文献库，并且在6个月到期后对未执行的出版商进行抵制。这一签名运动未达到预想效果，但是引起政府等科研基金机构的注意和支持，终于在2003年开始出版OA期刊PLoS Biology（生物）[67]，次年又出版PLoS Medicine（医学）；其目标是针对最著名的顶级传统期刊Nature、Science、Cell、NEJM等展开竞赛[68]。
OA期刊需要适当的、可持续经营的(sustainable)经费收入方式，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机制。PLoS开始出版的宣传材料中，提到“开放(open)获取”不是“免费(free)获取”，详细介绍了OA期刊作者投稿需要交付费用[69]。
如果说传统期刊存在“读者获取”障碍(barrier)，那么OA期刊存在“作者投稿”障碍；质量越高的OA期刊，向作者收取的费用越多。在市场规则下，传统期刊的顾客是读者，要考虑期刊对读者是否有用；OA期刊的顾客是作者，要考虑期刊对作者是否有利。这势必会影响到OA期刊的质量，也是迄今OA期刊发展缓慢的原因。
作者支付OA期刊的“论文加工费”，通常由论文所依据的研究工作的资助者承担，然而有一部分作者论文对应的工作没有资助或资助很少[49][70]。另外，通过图书馆支付作者费用，则越多，图书馆费用负担越重；在没有OA投稿专项经费时，图书馆可能因经费紧张而取消对作者投稿OA期刊的支持[71]。
PLoS 创刊时论文加工费为1 500美元；有人质疑这不足以支撑最高水平期刊所需的费用:“PLoS将自己定调在期刊市场的精英顶端，仅出版最好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将要剔除90%的来稿和非常高的编辑出版费用”[68];“PLoS的收入估计要比实际需要低4-6倍”[68]。到2006年，期刊经费明显入不敷出，PLoS的“论文加工费”增加到 2 500美元；当年开始筹建“轻度”同行评议的PLoS One（综合），大量采纳学术界次级论文，来稿剔除率仅30%，而论文加工费为1 350美元，获取了显著收益，以贴补PLoS Biology和PLoS Medicine的亏损[72]。PLoS One目前成为出版论文数量最多的“巨型(Mega)”期刊”[73]。
PLoS出版者的论点是：“全球约有150万篇论文，它们经过分选，发表在大约25 000种期刊上”[73]。PLoS One则面向众多论文中的“长尾”部分，抓住这部分论文的作者（“顾客”）。目前各出版机构（包括传统出版商）纷纷出版这种“轻度”同行评议的OA期刊，这是利用OA模式的巨大“商机”[17]。
有记者对PLoS One出版的某些论文取舍不当和编辑草率之处提出询问，而未获得答复；该记者对此进行评论分析，并且联系到PLoS的创刊由来，指出它偏离了原先的主张，现在是“为OA不惜一切(OA at all costs)”[17]。
3.3 提高质量与降低价格
从历史过程来看，ARL当初成立SPARC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期刊价格增长过快引起图书馆经费短缺问题，当时针对出版商期刊的价格垄断采取应对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后来SPARC的活动重心转移到讨论期刊“网上获取(access)”问题，它的论坛成为OA运动代表性宣传阵地[74]，而期刊的“价格承受(affordable)”问题依然存在。“出版商为何迄今尚未解体”引起的热烈讨论，又一次唤起对于期刊“价格承受”问题的注意。
20年来期刊的“开放获取”经过热烈争论和初步实践，已经引起普遍关注。出版商乐于针对期刊获取问题进行讨论（他们提出学术圈内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期刊获取问题，一般公众和第三世界的期刊获取也有针对性解决措施[75]），这就分散了对出版商价格垄断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如果不顾及其他，将期刊是否“开放获取”放在首位，势必淡化出版商与非营利出版机构的差别[76]，其结果是最有实力与出版商相抗衡的学术出版群体得不到有力支持。
图书馆界的感受，则是20年来期刊经费的沉重负担始终存在。有一位资深的图书馆工作者（她是1989年ARL指定的“期刊经费危机”调查报告的作者[20]，曾以《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为书名热情洋溢地编辑1994年“颠覆性建议”的讨论记录[10]，并且撰文追踪了20世纪整个90年代电子期刊的逐年发展[77]），在论及当前的热烈争论时有些迷茫，像“多色冰激凌”那样多姿的期刊模式（包括不同情况以及混杂型），似乎各有长短之处[78]；然而图书馆员首要的考虑因素，不是某种信念，而是期刊的“质量”与“价格”[79]。这是图书馆员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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