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23:04: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典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读书方法
在我看来，读书大致分两类，一类精读，一类泛读。我先谈谈精读。
从精读说起
经济学的学习只需要初级、中级、高级这么一路下来就行，根本不需要读原著。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和文科的学者聊天，明明我们的智商更高，但总觉得有点没有底气。那就是因为人家肚子里面有经典，有“牛逼人物”撑腰。
所以读经典的第一个作用是增加自己的胆气。《荷马史诗》你读过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读过没有，康德你读过没有，海德格尔你读过没有，你连这都没有读过还跟我讨论，切。
好比你见过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再看见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就不怯场了。我当然不如你，但我知道谁是真正的高手。
读经典的第二个意义是从思想的源头起步。教科书是别人咀嚼过的馒头。经典是思想的源头。
但经典难读就难读在这里。因为是原创性的思想，作者往往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写得很费劲。
而且经典大多有个特点，就是很容易跑题。大家都是这样，他们想的事情太多，说着这个事情，忽然会想起来那个，搞得我们跟得一头雾水。
那怎么读？
第一，要有历史背景。把自己尽量放在作者的shoes里。把自己想成李嘉图，假设根本就没有人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你的知识背景、历史背景、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大作家往往喜欢入世，你不了解他的时代背景，很难知道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所以在读经济学原著的时候，先看看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很有用。
第二，要慢慢读，很慢很慢地读。一节一节地读，尽可能把作者的思路理清楚。
尤其是读英文原著，必须不断地总结段落大意，否则你再读，又得从头再来。
第三，破除迷信。我们肯定不能完全理解经典作家的想法。希克斯能够完全凯恩斯？但是，没有希克斯，哪里有凯恩斯主义呢？所以大可不必灰心。
原著是座宝藏，你进去带个小书包，就装一小书包宝贝出来，带个大箱子，就装一大箱子回来，怕什么，反正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回。
第四，如果不是为了专业，读什么经典？
我的建议是，读啥都行。读《荷马史诗》可以，读《金圣叹评〈水浒传〉》也行。读数理逻辑可以，读通论也行。
关键就是必须要有慢慢读过经典的经历。读《资本论》也行啊。读完了，你可能会说，写的什么呀。胡说。我读康德就是越读越不服气（当然是我读得不对），但是你有过慢慢读经典的经历，再有什么大部头，都不会胆怯。读过《通论》，当然就能读《战争与和平》。一以贯之。
哪些领域的经典相对来说更重要？我说的是相对来说。
第一，经济学得再读原著，因为很多经济学里的东西被金融危机证明是错的，所以得折回去找了。利息理论、货币论、通论，都值得一读。
第二，科学哲学值得读一些，至少要读波普、拉卡托斯和库恩。如果再深入读，读分析哲学更好。
第三，哲学。做为中国人，最好得把《论语》、《老子》基本上背下来。反正它们逻辑性不强，好读、好背。但这是我们的血脉。《论语》我读了不下50次。
但到《庄子》和《孟子》，就不必那么认真了。《庄子》有点装疯，《孟子》有点迂。
西方哲学可走英国哲学一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什么的可稍微往后面放。
第四，历史。中外皆然。人是短视的，历史总是重复的。你看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相似。你读读二十四史，再看看今日之域内，亦然。
第五，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也就韵文可圈可点。诗经、唐诗、元曲皆美，个人对宋词的评价低一些。
但西方文学是个宝库。有人曾让我讲讲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中没有的东西，非常令人震撼的东西。
读经典如同登山。真的登到山顶，没有啥好看的风景，但重在攀登的过程。而且上去之后，下来好吹牛。
如何泛读
我读书速度很快。有人问我，怎么才能读那么快。这是个错误的问题。读书速度快慢并不重要。
但读书的态度很重要。很多人读书读不出来，关键是心态，都是我注六经，不是六经注我。
我们天生对写书的人很敬畏，所以总是仰视。我要教给你们的就是要俯视，至少是平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书写得都不完美，只适合泛读。
泛读的要旨是六经注我，即我想要什么就取什么。你敢不敢把一本500页的书只撕掉一页，因为只有这一页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敢不敢把一辆车子拆掉，只拿走车灯，因为你只需要车灯？需要有这样的胆量。一旦你转变了这个思路，看书自然就快了。
李敖说，如果想弄清楚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写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书。信夫。所以我为什么读书快、多，是因为我想写东西。
这一招我是从钱钟书那里悟出来的，钱老读书，讲究拆，什么经典不经典的，统统拆，然后往他的那个《管锥编》、《谈艺录》中放。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最重要的，即要带着强烈的目的去读。
好比读论文，你马上要知道，我想要他的文献综述呢，还是模型呢，还是数据呢？你读一本书，马上要想，我是要他的观点呢，里面的故事呢，还是里面的论据呢？大胆地拿。偷！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电影《硅谷传奇》中有一句名言，一流的艺术家偷窃，三流的艺术家模仿。模仿是说，别人画了幅蒙娜丽莎，我也照样画一幅。偷窃是说这个东西太好了，要是变成我的就好了。
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一直把自己视为职业读书选手。如同体育运动员每天训练，我们每天也必须看书。这是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人问阿西莫夫，你为什么能够写那么多的作品。他说，第一，你必须热爱写作；第二，你必须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作。
想要以学问为生，就要把自己当成职业读书选手。
最好能够养成自己的一套批注、索引、笔记的习惯。所以不动笔墨不读书。
我读书的时候，主要标注哪些是观点，哪些是潜在的题目，哪些是我想引用的故事和警句。观点画线，潜在的题目在旁边注上T，想引用的注上Q。
在书后面做自己的索引，比如我正在读的一本《福柯》。索引大致是：康德的三论，P**；柏拉图的故事，P**；伊翁和俄狄浦斯的比较，P**。方便自己回头查找。
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最好随手做些笔记，然后像中药铺子里一样，扔进不同的小格子。攒多了，你就发现写论文容易多了。
但一定要记住哪些是你的观点，哪些是引用的。
如果不是以学术为生，纯粹为了阅读的乐趣，该怎么读呢？
我觉得最好是一段时间读一个系列。好书难找，什么排行榜、名家荐书，不靠谱居多。书你喜欢不喜欢，冷暖自知。
那茫茫书海，哪里去找？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到了一本好书，就顺藤摸一串瓜。
什么书不要读
读书无雅俗之分，话本和奏本一样可读。
当年吴组缃到清华，别人怂恿他去问钱钟书，有什么英文的黄书，钱钟书顺手拿过纸笔，密密麻麻给他开列了几十本。真是牛人啊！
但有些书是不能读的。
一种是有强烈偏见的书，尤其是你自己可能认同的偏见的书。有人读书是为了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读书是为了强化自己已经有的想法。如果是后者，不如不读。
第二种是那种带着糖衣、比较腻、装的书。比如那个什么苦旅的。
我读书的方式和习惯有三个特点，可以叫做三不主义：第一，不务正业，博览群书；第二，不走弯路，直奔大师；第三，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第一个特点是不务正业、博览群书。当然，博览群书是一个好听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我不受自己专业的限制，什么书都看。从上高中开始就是这样，上大学就更是这样，我上的是北大哲学系，其实我大量看的是文学书，上课的时候也经常偷偷看，那时候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西方文学也看。从我当时读书的比例来说，课内花的时间非常少，也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课外书，而课外书里面一大半都是文学书。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没有谁规定你必须干什么，我考上了哲学系，这完全是偶然的，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完整一点，没有必要受专业的限制。这一点到后来也没有变，离开学校以后，我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哲学工作，我们所对我仍然有这个评价，说周国平不务正业。当然我也搞哲学研究，这是我的专业，我也做，当然也是喜欢，和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特点是不走弯路、直奔大师。虽然我爱读书，什么书都看，但是无论文学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我都是瞄准了经典大师，以看他们的书为主。我真的感到，那些大师和一般仅仅比较聪明、有点才华的人的区别太大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像我@样毕业以后可以说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我都觉得很有限，既然这样，你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比较平庸的书上了，就应该直接去找大师。我读的书，大部分是死人写的，读活人的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这些已经死去的大师其实还活着，甚至比我们这些活人更有生命力。当然，经典里面有些书你不一定喜欢，但是你应该也一定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可以把经典作为主要的选择范围，从中找到适合你的好书。
有的人说经典著作很难读，怎么办？我的办法是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特点。我做一个课题，当然必须在相关的书籍上下功夫，认真地弄清楚它们的含义。可是，一般的阅读，作为个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即使读的是经典，也没有必要去死抠含义是什么。如果在读的过程中你对某些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读不懂，你可以跳过去，或者就似懂非懂地了解个大概。慢慢地，在这个不求甚解的阅读过程中，你是在受熏陶，你的人文素养是在提高，你理解经典的资源是在不断积累。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实际上在悄悄进行，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读那些书丝毫不困难了，读起来非常愉快，可以把它们当闲书一样读了。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为我所用的过程。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读书无非是为了吸取精神营养，让自己丰富起来。我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读的过程中，你在所读的书中发现了自己，原来你也有这种体验、这个思想，也有这个好东西，跟大师是一样的。原先你还不太清楚，没有仔细去想，大师促使你发现了这个东西，把你本来已经有、但自己还不清楚的东西给唤醒了，使它变得清晰了，然后你就可以让它更丰满，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你的精神成长的过程。所以，阅读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和愉悦。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
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台湾知名品牌书店12月26日公布年度畅销书榜，勇夺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的，是强调预防医学和养生之道的《真原医》，而阐述风暴与辛辣刺激情节的推理小说《格雷的五十道阴影》位居第二名，医师作家侯文咏的《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位居第三名。
该书店分析，2012年度整体榜单显示，经济萧条、景气低迷，民众无法改变外在的大环境，进而反求诸己，追求由内而外的有感阅读，借以探索生活本质与价值真义，达到身心平衡。
该书店表示，从畅销书榜也发现，大环境不佳，读者喜欢哲学思考的书籍，民众都很羡慕上一代的生活，向往单纯的互动、温暖的人际关系，以及面对困顿未来的生存之道，因此一些上一代人的智慧透过文字传达的作品，也获得不少读者共鸣，包括《有些事， 这些年我才懂： 小野的人生思考》《文茜的百年驿站》等。
还有，因为油电双涨，但是薪水冻涨，一些吃的健康节省、自己带便当的书籍也很受读者喜欢，如《深夜食堂》《在厨房玩：MASA的幸福点心时间》等书，读者在吃东西时享受小小的幸福时光，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也是2012年书籍销售的另外一种趋势。
台湾流行经典书系
台湾出版界曾推出不少大型经典出版计划，如时报文化出版社在上世纪八十代便策划出版了“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共推六十多册书种，涵盖经史子集，2012年起又陆续整理重出。
三民书局推出的以蓝绿色外皮包装的“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系列，是学生们最熟知的版本，至今已出版两百多册，含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志等类别，以原著加上译注及赏析为主要体例。
近年，较具规模的经典出版，则是2010年网络与书出版社推出的“经典3.0”套书，每册图书除了原著摘要、导读，还包含大量全彩图片、相关年表、景点等延伸信息，搭配插画。撰稿者除学者，也延揽不少文学名家如王安忆、蒋勋、张大春等，意在用创新包装吸引年轻族群，共出版25册。
“人与经典”由城邦出版集团执行长何飞鹏发起，预计在十年内推出30部经典著述，邀请到王德威、柯庆明两大学者担任总策划。学者陈芳明肯定这个计划的意义，他说：“文学是继承史，不是兴亡史。文学是累积出来的，汉文经过不断的变革，最后还是要回到传统中的诗情和创作技巧。”
台湾推出“好书卡”鼓励阅读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成功镇的成功商业水产职业学校，最近推出“好书卡”活动，学生藉由书香乐透摸彩，或投稿参赛，就有机会得到“好书卡”一张，可换取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以鼓励学生阅读。
成功商水图书馆主任蔡安泰表示，学校偶尔会收到来自外界的赠书，如九把刀的作品等，这些赠书除了纳入馆藏之外，有重复的书本就会堆在角落。学生只要投稿参加中学生网站的读书心得写作以及小论文比赛，或是借书彩券的书香乐透摸彩，都可以得到“好书卡”一张，来好书专柜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带回家。
2013台北书展聚焦比利时
比利时人文风气盛行，平均图书消费额名列欧洲第二。2013年第21届台北书展将以比利时为主题区，规划比利时经典漫画、建筑大师奥塔（Viotor Horta）、萨克斯风发明家萨克斯（Adophe Sax），与国宝级诗人雷姆（Maurice Careme）为主题的四大展览。
第21届台北书展将于2013年1月30日至2月4日在台北世贸中心举办，分主题馆、动漫馆及童书馆。不过，由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在2012年中宣布，旗下的尖端、东立、台湾角川等八家以日系漫画为主的出版社，将退出2013年书展动漫馆，另于2月14日至18日举办首届“台北动漫节”，因此，此届书展动漫馆新动向备受瞩目。
台湾银行与书店合作优惠促销
圣诞节及新年是每年年终两大节庆，银行无不瞄准这一消费商机，大推优惠活动，包括满额好礼赠送活动、海外旅游行程独家优惠价、海外刷卡2%反馈及分期0利率等优惠。
台湾中信银行表示，他们也与诚品生活商场及书店推出满额好礼三重送优惠活动，持中信卡（含签账金融卡）在诚品信义、敦南单日刷卡消费满5000元新台币送天然手工酱油一瓶，圣诞节当天至新年跨年当周到诚品生活指定商场消费累积满5000元新台币送俄罗斯经典茶一盒；同时2012年11月15日起至2013年2月15日止累积商场消费满1.2万元新台币，加赠诚品酒窖精选意大利红酒一瓶。
全球最大图书船“望道号”首次抵港
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关键词] 外国电影理论 电影研究 发展轨迹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16
电影诞生至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艺术和商业力量。与此同时，电影理论也与其他文艺理论类似，逐渐成为一种纯理论。
梳理电影理论发展的脉络，可以找到如下轨迹：
1、电影的研究者并非专业的电影理论家，他们对电影的研究只是将电影作为自身研究领域的一个案例。这种情况在电影发展的早期更加常见。
明斯特伯格是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将电影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标本，以心理作为出发点，从接受的最基础层面“认知”入手，沿着“心理”这一线索，由小到大，通过电影与戏剧的比较，揭示出电影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的可能性。
而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实际上是著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将他们的文学研究的见解运用到电影上来的附生物而已。文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寻使语言变为艺术品的东西，那么对于形式主义理论家而言，电影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寻使影像能够变为艺术品的东西。埃亨鲍姆从其他艺术中总结出能够使一种形式成为一门艺术的两个特性，即他所谓的“不可理喻”和“语言”，“不可理喻”性和“语言”二律背反。“不可理喻”性对应着内在冲动、个人化、主观化倾向；而语言（艺术的形式手段）的基本功能是“沟通”，必须要他人能够理解。所以在用一种他人能够理解的形式（约定俗成性）去传达个人化的意义，这正是任何艺术存在的矛盾，而电影也正因为这两个因素的存在，而可以成为一门艺术。当然，埃亨鲍姆论述的重心还是放在电影的具体构成上，他分析了电影的基本构成，即画面与画面组接，并且在与文学理论的类比中，划分出诸如“电影语句”、“电影复合句”这样的概念。
另一位跨领域研究却更加有名的研究者是爱因汉姆。同样是心理学家，爱因汉姆比明斯特伯格更关注电影的物理性。明斯特伯格也看到了电影在物理本性上的特点，比如深度感和运动感，但是爱因汉姆却是较为系统的考察了电影手段的各个基本元素与视觉实态的差别，说明正是这些差别使电影成为一门艺术。
2、在电影发展早期更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各种研究论文只是零散地看到了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
时至今日，电影不同于各种古典艺术的商业特性早已得到公认，而商业性的基础就是大众性。在早期的电影理论中，巴拉兹•贝拉是一位相当清醒的意识到电影的大众性的理论家。尽管他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说明电影艺术的群众性：群体大范围观看以及最重要的因素――身体语言。他坚定的相信这些特点使电影有可能成为全世界人民互相增进了解的手段，进而使各国人民有可能“由于某一共同的事业而团结起来”。
然而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的在早期研究论文中的零散出现更常见的是，早期研究者们通常将电影与戏剧和文学进行比较，从而试图指出电影具有完全独立的艺术特性，因而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包括前面提及的明斯特伯格等人在内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在研究文章中或多或少的把戏剧或者文学（更多的是戏剧）作为提炼电影的独特性的参照物。而法国先锋派电影思潮则是这方面的典型。法国先锋派电影思潮的种种实践虽然具有极强的实验性，然而正因为偏激，其电影理论文章却在“深刻的片面”中探寻出了电影可供利用的种种独特形式，比如“光”、“画面”、“画面节奏”……
3、经典时期的理论虽然比较零散，但是理论家们却一直在进行着系统化的努力。
前面提到的爱因汉姆是系统的分析了电影的物理特性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使电影与生活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因而可以成为一门艺术。
爱森斯坦和巴赞是系统化努力的两大代表人物，他们同时也成为经典时期的两大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电影理论的体系，并且影响深远。
作为经典时期影响深远的两大家，他们二人的理论体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学基点的支撑。
爱森斯坦旁征博引的试图证明电影应该“用富有最大简洁性的视觉叙事来表现抽象概念”，并且“意义”要从影像的“碰撞”中产生。而巴赞却先去追溯人类发明电影的心理机制，然后从他定义的“木乃伊情结”上展开说明电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从而顺理成章的推导出他所推崇的“深焦距”、“长镜头”的电影手段。
4、科学化的努力贯穿电影理论发展的始终。
众所周知，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虽然存在着一些模式，但是却无法做到精确量化。然而和文艺理论的发展类似，电影理论的发展也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出现科学化研究的趋势。这一特点不仅在经典时期出现，在当代仍然延续了下去。
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到当代的符号学、叙事学，甚至意识形态电影理论，研究者们都以一种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电影”这一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他们试图对电影作品及其构成做精确划分和模型分析，试图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电影。
对于电影这种人类的精神层面的现象，要用科学方法做出精确归类是徒劳的，但是科学化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毕竟电影是一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与其他古典艺术相比，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此外，有很多电影作品，尤其是类型电影，的确是存在一些可供分析的模式的。
5、在电影的艺术地位确立后，理论成为纯理论，哲学、社会学理论进入了电影理论。
这一点与文艺理论的发展也是类似的。当纯粹的可以直接指导创作实践的电影理论成熟之后，理论的发展就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这时，理论家们不得不借助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开辟电影研究的新的角度。所以，我们会看到符号学电影研究、女权主义电影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电影研究、后殖民主义电影研究。虽然早期的电影研究也借助了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但是早期的电影理论家是“兼职”的，他们本来是其他学科的学者，电影只是他们本学科研究中的附属物。而当代的各种综合性的电影研究却是“全职”的电影研究者有意的借用他学科的理论来拓展本学科的研究。
目前，电影理论发展的科学化倾向和综合化倾向仍然是当前电影理论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两种倾向不一定如经典时期的理论那样，能够直接的为实践指明方向，但是却往往能作为一种思潮影响电影创作。
参考文献
1、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山东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系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单中惠、徐小洲教授主编。选取了10本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由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译者团队，历时5年多精心打造。
本译丛是国内首套翻译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目的在于通过向教育界推介西方教育史经典著作，使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在教育理论素养上有所提高，在教育史学观念上有所感悟，在教育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启迪。
译丛的入选书目体现了三个特色：一是经典性。入选著作在西方教育史学界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具有形成智慧的教育价值。二是代表性。入选著作在西方教育史领域代表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三是独特性。入选著作体现不同的西方教育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国家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其中既有传统史学研究的成果，又有当代史学研究的成果。
教育史蕴藏着教育智慧，教育史经典名著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本译丛将有助于我国教育工作者开阔教育视野和拓宽教育思路，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
各分册介绍：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美]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著 许建美 译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与方法》一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家威廉・W・布里克曼（1913～1986）的代表作，1982年出版。第一版以《教育史研究指南》为书名，于194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在此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进展迅速，但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教育史研究指南》研究范围相似的著作。该书脱销后，从美国、欧洲、南非、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传来重印的要求。于是，布里克曼于1973年将内容拓展后的修订版命名为《教育史研究》，在宾夕法尼亚州诺伍德出版。1982年，他又出版了增加在《教育史》上发表的4篇论文的新版本，并更改为现名。
《希腊的学校》
（Schools of Hellas）
[英]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著 朱镜人 译
《希腊的学校》一书是英国青年学者肯尼思・J・弗里曼（1882～1906）的教育代表作，其副题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代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190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是弗里曼的学士学位论文，也是他为争取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候选人提交的论文。该书研究的是公元前600年至300年之间的古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
《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英]科班（Alan Balfour Cobban）著 周常明 王晓宇 译
《中世纪大学：发展和组织》一书是当代英国知名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大学的知名学者艾伦・鲍尔弗・科班的一本学术专著。1975年出版。该书重点考察大学的历史，诸如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文献、欧洲的学院运动以及中世纪学生权利等。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英]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著 赵卫平 赵花兰 译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1400～1600》和《维多里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哈里森・伍德沃德（1855～1929）在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研究领域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著作。前者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07年（1924年重印），后者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897年。
《教育学史》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法]孔佩雷（Gabriel Compayre）著 张瑜 王强 译
《教育学史》一书是法国教育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孔佩雷（1843～1913）的代表作，副题是“主要教育家及其理论；重要著作分析”。出版于1881年，原书名为《十六世纪以来法国教育理论批评史》两卷本，出版于1879年。1886年，《教育学史》一书由美国著名教育家、密执安大学教授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翻译成英文。
全书除“英文本译者序”和“前言”外，共22章。其特点是：第一，资料丰富且文献详实。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其中包括教育家的著作、教育法令、教育历史事例、教育实践情况等，甚至还有中国老子《道德经》、《犹太法典》以及佛陀与他的弟子的对话。第二，论述简明扼要且分析精辟中矢。该书尽管出版时间较早，但与它以后出版的西方教育史著作相比，它在分析力度和行文流畅上一点也不逊色。尤其是每一章最后面的“分析性总结”，不仅是言简意赅，而且是画龙点睛。第三，凸显法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以被看做是一本法国教育学史。第四，整体论述采取分节的方式。全书的论述共分667节，而且每个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非常清晰明了。
《西方教育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美]伯茨（R. F. Butts）著 王凤玉 译
《西方教育文化史》一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R・弗里曼・伯茨（1910～2010）的代表作，其副题为“它的社会和智力基础”。1947年出版。
《教育问题史》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美]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著 单中惠 王强 译
《教育问题史》一书是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巴克（1898～ ）的代表作。1947年出版，1966年再版。这是西方教育史学界第一本以问题为研究主线的教育史。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
（Doctrines of the Great Educators）
[英]拉斯克（Robert R. Rusk）、斯科特兰（James Scotland）著 朱镜人 单中惠译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一书是英国教育史学家、乔旦希尔教育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罗伯特・R・拉斯克（1879～1972）与英国教育家和地方戏剧家、阿伯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兰（1917～1983）合著的著作。该书1918年第一次出版，先后一共出过5版。在每一次再版时，作者对内容都作了重新修订，并根据自己认识的变化对人物作了增减。
《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美]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著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学校的变革》一书是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阿瑟・克雷明（1925～1990）的代表作。副题为“美国教育中的进步主义”。1961年出版。1964年，该书荣获“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他极少就自身而接受媒体的采访,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一直执着、敬业,全身心的投入科学与教育事业。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但这远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科学目标。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满怀信心地把一生科学创新思维的积累,继续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去做贡献,实现他对“科学人生”的感悟与理想。他就是一个情操高尚、淡泊名利的科学人,一个勤勤恳恳为祖国科教事业竭尽全力踏踏实实培养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导师,我国著名水文水资源学家、工程模糊数学家陈守煜教授。
纵横岁月五十八载
演绎水文与水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不满而立之年的他已在水利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水库调洪”学术论文。70年代,知天命之年的他参加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主持的水能利用计算机应用研究,建立了水能水利计算数值解法新途径。1980年发表在水利学报上的后续论文《水库调洪数值解法及其程序》,与国际上同类成果相比,比其早发表了12年,这一成果如今已广泛地用于水库防洪调度生产实践,并取得重大的防洪效益。在1995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样记载:陈守煜一科研成果获防洪减灾效益4.7亿元。80年代,不惑之年的他从唯物辩证法哲学的高度和我国几千年来国学《易学》中的辩证思维出发,率先认识到水文水资源学科中现象及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1987年在我国西安、1990年在波兰华沙的学术会议上,他提出创建新的水文分支学科――模糊水文学,后拓展为模糊水文水资源学科,该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水资源与防洪系统多目标模糊优化(优选)理论与模型,模糊模式识别理论与模型,半结构决策理论与模型,模糊聚类、识别、决策、评价统一的理论与模型,模糊优选动态规划理论与模型等。他的这些理论、模型与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1998年由国家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组织的大连理工大学水资源与防洪研究所负责完成的我国72座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取得了重大防洪减灾效益。这些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2002年权威杂志“水科学进展”在《水文科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一文中评价:“水文现象的模糊性一般不易被人们所认识……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综合运用系统的成因分析,逐步形成了模糊水文水资源学这一新兴的分支,目前还在发展。”
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
推导出质量互变定理
20世纪90年代,花甲之年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相对隶属函数”的动态模糊集概念。1994、1998年的专著《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工程模糊集理论与应用》是突破传统静态模糊集概念与理论的经典之作。前者获1995年中国第九届图书奖,后者被权威信息文献《2009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一书统计排序为全国2008年水利工程高被引图书第3位。该文献同时列出全国2008年数学学科、水利工程学科高被引论文排序前20的作者名录,他均榜上有名。
21世纪伊始,古稀之年的他在工程模糊集理论基础上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第一次推导出数学定理――质量互变定理,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表达了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这一成果不仅对静态、经典模糊集概念的重要突破,更对数学思维辩证化与哲学规律数学化的重要突破,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2009年他发表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对沟通数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用意义。书中他用客观事物变化前后相对差异函数的乘积:
D(u)・D(C(u))
表示事物的渐变式质变、突变式质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量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动态平衡或质变临界点。他用最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了客观世界最复杂的哲学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他用数学美诠释了哲学美。数学美,美在简,哲学美,美在变。他的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将铭刻在科学历史上。
毕生科研教育
满园春色桃李
作为一名知名学者,耄耋之年的他可称桃李满天下,在学术上具有一丝不苟的风格和求实索源的创新精神。他思维敏捷,善于发现问题,坚持、维护科学的真理性,十分重视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品质教育,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了让博士生们能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他每周一至两次面对面的来指导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详细的数学推理,风趣的言谈,浅显易懂的比喻,使学生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学术风格上都能受到良好的熏陶。作为一名导师,他谦逊随和、深具长者之风,在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的同时,还时常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前沿的理论与科研成果。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以及求实创新的作风,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2009年9月,陈守煜教授在为他八十岁生日举办学术报告会而撰写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中,赋“科学人生”诗一首:
科技创新路无尽
学崖高峻破云天
人杰志壮勇攀顶
生命真谛蕴含中
莫道七十古来稀
而今八十不算奇
耕耘九十桃李满
常乐百岁又迎春
南开大学：心甘情愿做哲学的信徒
南开大学位于渤海之滨、白河之津，是总理的母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建校92年，南开大学在基础学科方面拥有无比雄厚的实力，有包括数学、汉语言文学、经济学在内的八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现在，让我们走进南开大学哲学培养基地，了解哲学这个看似“冷门”的学科是如何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的“信徒”的。
南开大学哲学基地班于1994年获批，四年内均实行“本科生全程导师制”。本科入学后学生享受奖学金比例达80%，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比例在30%以上，其中一些学生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哲学系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其他院系有着很大的不同。大一时，哲学系专为大一新生开设“知南开 知哲学”系列讲座，邀请本系教授讲述他们的哲学之路，使刚入校的新生受到大师的熏陶，从而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本科生全程导师制”也是哲学系的一项创举，一、二年级配备“班级学术导师”，每班两名导师，主要对学生在学术方面进行辅导，每周固定举办读书会，每学期带领大家阅读一本哲学名著，进行细致讲解与交流。三、四年级会根据学生本人的兴趣，配备“个人学术导师”，进行单独指导，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这样由浅入深的启发式教学，会使本来对哲学不甚感兴趣的学生也对哲学慢慢产生了好感。除了本系教师，哲学院也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内举办讲座，你几乎每周都可享用学术思想的盛宴。在哲学系的课堂之上，你经常可以见到同学们与老师共同探讨哲学问题，“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公平与正义是否矛盾”，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博弈争锋之间，恍惚回到了柏拉图的《会饮》篇。甚至连卧谈会的时间我们也不放过，曾经有历史系的学生评价：“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哲学基地班学生的讨论了！”是啊，思维的交锋，观点的交换，在南开大学哲学基地班，一场场头脑风暴，你都可以亲身参与并印证其魅力。
哲学基地班除了正常招生之外，还有特别的“哲学夏令营”自主招生。不限文理，不限地区，学院将在夏令营活动中选出20%的优秀营员，给予新一年度的南开大学自主招生考试资格并免面试。而在考试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营员，将享受高考降分录取政策，最多可降40分。
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南开大学哲学基地班做学问的同学正是如此，我们思考，我们快乐。
中山大学：尊德问学，扣醒灵魂的智慧
依傍着宁静的珠江水，冬日的康乐园依旧草木青葱。参天的古树和斑驳的红墙，向每一个人低诉着华南第一学府的悠悠历史，见证和陪伴着这悠悠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红墙未老，我已成熟，那个2008年的金秋只身站在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哲学系报到处的孩子，转眼已临近毕业。回首在中大哲学系的四年，如同电影一般，定格了许多许多的画面，每一幅画面，都如同甘霖，浇筑在心上，滋养智慧，叩醒着灵魂。
中大哲学基地班创立年份较早，在2009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三。目前61名在职教师中，有教授29人，副教授17人，包括教育部特聘教授3人，广东省特聘教授2人，中大特聘教授5人，中央理论工程首席专家4人，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人及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资历教师多名。
或许很多人如同当初的我一样，以为哲学就如同象牙塔顶，又或者以为就是那一摞枯燥的政治课本。直到我来到哲学系，聆听学术大师的激扬指点，融入周遭同学的热烈探讨后才发现，在哲学系“尊德问学”的优良学风和“以学术为生命，以宽容为原则”的优秀传统之下，开启你智慧声音的远不同于高中课本的条条框框，不同于我以为的艰深晦涩。
哲学导论课，翟振明教授通过对《骇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哲学研究，用身临其境的方式告诉我们：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自己的无知。徐长福教授的哲学，以完全放手的指导方式，鼓励我们学习做学术，学习说真话；接触经典与解释的研究，陈少明教授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们，泱泱经典文化中透出的多元解释，而不再停留于曾经同一的刻板印象。
除了课堂的教学，还有李明辉、倪梁康、刘小枫等教授的专题演讲，有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学校的院长、主任的讲座报告，还有客座教授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杜维明（哈佛大学）等学者的先后莅临，都让我们感受着思维火花的碰撞。
一.引入《内经》的原因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影响力最大、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医学巨著，《内经》建立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养生”等学说，从整体观上论述医学，创立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不仅是中医学发展的奠基之作，更是中医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之作。正因如此，《内经》的翻译工作也是开展最早、译本最多的，目前海内外各种译文已有11本之多，围绕这些译本展开的对比研究、理论分析之著作、学术论文可谓不计其数，《内经》俨然已成为专家学者挖掘无穷知识财富的宝藏。因而，对于中医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内经》不仅可以全面深刻了解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渊源，更能促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及翻译实践的开展，对于学生切实提高译介能力意义重大。
二.引入《内经》的必要性
《内经》不仅是论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具有独特科学内涵的医学经典巨著和医学“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1]。它不仅是研究中医学理论渊源最重要的文献，而且由于它较详尽地记述和运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论及古代的天文、气象、物候，所以也是中国哲学、天文学等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书籍[2]。因而，在“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内经》的学习有了双重含义，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作为中医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翻译一直以来都是译者们不懈努力的重要领域，《内经》更是如此。目前，有关《内经》翻译研究也从翻译理论（如严复之“信、达、雅”、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法、彼特.纽马克翻译理论等）拓展至翻译原则、方法等策略研究，从英译史到英译版本对比研究，从整体研究到细致研究（如虚词、反义词、文化负载词、四字格等），从内容研究到译者主体性等等，《内经》翻译研究已经涉及到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因而，学习《内经》对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医翻译理论及动态，熟悉并逐步掌握各种翻译技巧非常必要。
另外，在功利性学习风气的不良影响下，现在的学生普遍目光短浅，目的性强，一切不能短时间产生效益的学习活动都是不能打动学生的。因而，想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从而感悟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这显然不太现实，那么通过《内经》相关翻译理论及方法技巧等学生们普遍感兴趣的教学活动来继发学生主动学习中医典籍，这不失为双赢。
三.引入《内经》的可行性
《内经》研究至今，各种白话、注释以及图解本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因而，虽然《内经》内容晦涩玄妙，语言古奥难懂，但对于已经有了中医基础知识的学生来讲，通过借鉴白话本辅助教师讲解，学习《内经》并非难事。
另外，目前各大院校的中医英语教程老化，教科书内容空洞，教学材料相对贫乏，教师需要主动增加大量课外内容来充实教学活动，这也给《内经》的引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诸多译本和大量翻译理论及实践类文章及刊物，教师不仅能极大的丰富课堂教学，还能通过讲授活动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
中医英语教学引入《内经》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习掌握医学知识和翻译技能，反过来又能促进中医典籍更为准确、有效的翻译，推动中医药翻译事业的发展，从而帮助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 创新教育；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经典；素质教育；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2?0014?02
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往往没有能力用英语较为准确地表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 culture aphasia）。这也是目前许多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遇到的价值困惑。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创新教育要转变外语教育教学的观念，在英语文化传递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做到“中西合璧”。
经典是古代圣哲们思想与人生原则的文本载体，是人的心性明哲不可缺少的教益资源，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中华文化经典涵盖儒、道、佛三大思想学说，这些学说是我们文化思考的基础和源泉，以客观精神本体的特有形态存在，其开放性仍继续向后继者们提出问题并等待后世人们依据该文原理做出新时代精神需求的学习与诠释。在英语人才培养中，强调中国文化经典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文化经典学习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进程是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要在延续民族传统的同时培育一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要求且超越民族狭隘视界的未来精神，体现教育的本质――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文化主体意识，尊重并维护古往今来所积累的中华文化资源。
就目前而言，可以说英语仍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工具。在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人敏锐地发现其中隐含着交流的“逆差”，“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1]（56）文化“逆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止于文化领域，更会辐射到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中国特色的英语教育只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在充分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重视本土文化知识的语言输出，才能真正达到利用英语能力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当下，典籍外译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儒学需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诠释儒家的经典。假如不能用英文或古代汉语以外的现代语来传达儒家的信息，那么就表明它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基督教的圣经，不仅用希伯来文，还可用韩文、英文、中文传道。佛教的经典也可以用多种语言表达。那么儒家经典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汉语传达呢？虽然使用英文绝对会导致很多核心价值丧失原汁原味，但是却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被开发出来[2]（197）。“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3]（42）
英语教学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超越，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以此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开设典籍英译课程和推行典籍文本校园化是学习经典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全球化利益，并培养中国大学生的经典文化意识，将经典的观念文化通过受教过程而转化成为人与为学的思想理念，为人文理性培养带来深远的教益。美国学者南乐山（Robert Neville）就深感儒学经典、儒家的礼仪实践及儒家自我的观念对当代美国教育的相关性，推荐四书和《荀子》及宋明儒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的著作和语录的选集作为美国大学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典籍翻译的课程设置应让本科生从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文本英译阅读，加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成为能够传达中国声音的精英。从世界范围来看，重视经典教育，加强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的训练是当前许多国家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经典学习的作用
（一）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更高、更新的要求，更符合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应该走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整合，而就大学生而言，人文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正处于重要的人格发展期和社会关系建立期，需要人文教育来帮助他们完善人格，发展个性，为他们立身、处世、做人提供基本准则。人文精神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核心，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文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今天所进行的大学英语素质教育改革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智慧之光，尤其是典籍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恰能满足其需要。西方通识教育理论里，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就认为经典名著应当成为学校教育中的永恒学科[4]（65）。典籍英译教学不是把这些典籍作为纯粹的客观知识来传授，而是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英语教育的现状出发，着眼于文化重建和新型教育人才的素质，尤其是精神境界的培养，把英语作为文化载体，传承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今天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大学英语创新教育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最佳途径就是以研读中西文化经典为突破口，在人文精神陶冶中锻炼思维，启迪智慧，最终形成能力。与文化经典的直接交流，可以使学生受到人文意境的感染和创造性思路的启示。通过典籍英译研究性学习，将读、思、写三者结合，在研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最终培养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大学英语教师要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让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师生能力发展的场所，人性养育的殿堂，培养学习者的社会责任感。
（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先生学术反思的结晶，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5]（190）。费先生曾说：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文化自觉论”虽然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归根结底还是落脚在文化传承主体身上。大学英语中的典籍外译学习恰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通过典籍英译教学的实施，将民族文化的财富内化，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学生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当代大学生如果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自信，在面临强大的外来文化时，一方面陷入一种文化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则产生缺少批判的“简单拿来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文化失根”的情况下陷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
参考文献：
[1] 陆振慧.从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51-55.
[2]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2）：40-43.
近年，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出土简帛的研究已日渐与国内同步。简帛的发现在中国，但简帛的研究已属于世界。综观海外学者的简帛研究，可有如下基本认识。
一、积极推进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确立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郭店楚墓竹简1993年出土，目前已全部发表，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整理、出版者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艾兰、韩禄伯等学者的积极促成。竹简发表当月即在美国举行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海内外学者看到了郭店竹简的重要学术价值。此后，每年都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得到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美国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一年之内相继推出两部郭店竹简的研究专著，《中国哲学》的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畅销世界并再版重印，这一系列活动已经确立了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海外的郭店楚墓竹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老子》与《太一生水》的研究。艾兰与魏克彬编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出版，从中可以看到韩禄伯、夏德安（美国）、瓦格纳（德国）、谭朴森与汪涛（英国）、戴卡琳（比利时）等对《老子》简文的细致研究。韩禄伯的郭店《老子》校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译注最重要的成果。鲍则岳（美国）新近发表了关于郭店《老子》文献学构成的重要分析。刘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本）等对《老子》的成书特征也作了探讨。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与《太一生水》所论相合。她还讨论了《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对于解读《老子》的意义。施舟入（荷兰）、贺碧来（法国）对于《太一生水》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亦有探讨。第二，郭店儒家文献的研究。艾兰早年专著《世袭与禅让》研究尧、舜传说，使她对《唐虞之道》学派的属性能有独到的认识。杜维明（美国）则强调郭店竹简对于先秦学派横向研究的意义，并积极关注其与子思、子游学派的关系。池田知久（日本）对《五行》所见不同学派的影响也有广泛研究。金安平（美国）比照《尚书》对《成之闻之》的缜密分析，罗凤鸣（美国）对郭店儒家典籍所见法学要素的探讨，叶山（加拿大）对于郭店楚墓竹简与子思学派关系的怀疑，顾史考（美国）对于儒家诸简分篇的意见，王安国（美国）对《缁衣》的研究，等等，都值得学界关注。第三，简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鲍则岳与罗浩（美国）对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有详细的讨论，谭朴森以郭店《老子》为例，设计了一套简帛材料文献学校勘的形式分析方法，皆于国内简帛学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得以充分展开，成为海外简帛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几十年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的热情，当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 美国白兰汀公司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均被收入丛书。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7种版本。 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有可与晚后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看之处，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想尔注本、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亦多卓见。池田知久、岛邦男（日本）等也多帛书《老子》研究成果。
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附抄的一组经典，通常被认为具有黄老思想倾向。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可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比。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家之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最为重要。
帛书《周易》已由夏含夷（美国）译成英文、多米妮·赫泽（德国）译成德文。后者的工作更为细致，并出版有研究专著。池田知久重点研究了帛书《周易》的《要》篇，近藤浩之（日本）则完成了全面扎实的资料工作，并在帛书《易传》“龙”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此外，日本学者并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春秋事语》作有研究，如工藤元男、吉本道雅等。布兰夫·乌米科（美国）也完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博士论文。
日本学者赤堀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村上嘉宝、大西克也的《五十二病方》研究，山田庆儿对医术与咒术的探讨，坂出祥伸对导引术的考证，等等，都是海外马王堆医书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这方面研究甚少，除夏德安《五十二病方》的著名论著之外，只有若干翻译与讨论房中术的作品。
马克（法国）关于帛书《刑德》的研究已是有口皆碑。他与夏德安、汪涛等对新近公布的马王堆帛书《式法》也有讨论。薮内清（日本）对《五星占》，安居香山（日本）及鲁惟一（英国）对《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皆属海外马王堆术数类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就马王堆、郭店以外的材料而言，曾译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安哲乐（美国），并与小亨利·罗斯曼（美国）结合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译注的《论语》，内容精益求精，是当代西方中国简帛研究的优秀代表之作。此外，葛瑞汉（英国）对银雀山汉简、傅敏怡（德国）对不同墓葬所出简帛的关系、马克与夏德安对睡虎地秦简与九店楚简日书、叶翰（德国）对尹湾汉简《神乌赋》、韩禄伯及柯鹤立（美国）对王家台秦简《归藏》、大庭脩（日本）对西北汉简与法制史的研究，等等，内容遍及古代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国简帛学已日益成为国际汉学的显学。当然，海外简帛研究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待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