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6 16:43: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科学纲领；硬核；保护带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各个领域探讨的加深和拓宽，出现了认识这个世界的很多新的视角和学科。而一个学科一个研究纲领不可能做到无所不包，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有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它是否能发展，怎么发展，就要弄清楚这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弄清楚它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面启发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即矛盾，发展的观点。研究方向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然我国当今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上。具体的问题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们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如何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进行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如何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总量的，结构的供需达到平衡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反面启发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后来者不应该做的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当教条使用，硬搬硬套，以及不应该漠视人的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的范式分析，正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坚持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好的用了二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要坚持的是唯物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点，以及始终重视劳动的价值，即以人为本的观点，来发展与现代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可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纲领完善推进的一个借鉴，但也只是一个借鉴，而不能本末倒置主客不分。
关键词独立审计目标实现机制选择
审计因契约而产生，因契约而发展。当所有的产权主体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缔结形成一种具有法人资格的契约关系网络——企业之后，为了减少企业各个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费用，维护企业契约网络的正常运行，审计应运而生。在这个由管理当局、企业的其他权益持有者和审计机构或人员形成的特殊契约关系中，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论文百事通一方面，它通过对占据企业信息资源重要地位的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反映企业管理当局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对反映会计信息的财务报告的审计，降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利用财务报告进行决策时可能存在的信息风险。因此，审计人员在履行公众赋予他职责的同时，便承担着实现公众期望其达到的理想境地或最终结果的审计目标的责任。这里的公众既包括了企业管理当局，又包括了其他利益相关者。
1审计目标的历史演变及我国现阶段的审计目标
审计的目标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对审计的客观需要，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演变。这一点从审计目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审计目标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古代至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资产负债表审计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左右的财务报表审计阶段。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降低信息风险为主要审计目标的阶段。
2006年新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财务报表审计目标和一般原则》第四条中对审计目标的规定是：“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是注册会计师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财务报表的下列方面发表审计意见：（一）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二）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独立审计的总目标仍然定位在对被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表示意见上。在我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所有者众多且日益分散，另一方面，经营管理者权力日益集中，而经济、法制等各方面并不健全，管理层舞弊行为频繁发生，社会公众对经营管理活动结果报告的真实性，财务报告是否按公认会计原则进行了公允性表达要求强烈。因此，我国现阶段对独立审计总目标的定位依然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表示意见。
2影响独立审计目标实现的因素
2.1内部因素
2.1.1审计人员的个人素质
审计人员的个人素质是影响审计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审计人员的个人素质既包括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意识，也包括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是有效实现审计目标的前提条件，业务素质是有效实现审计目标的保证。
2.1.2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固有局限性
由于审计技术和方法是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的，因此，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发展而言总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这就使得审计技术和方法不可能对经济活动中所有的问题予以完全的揭示与披露，也不可能全面评价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活动。随着企业舞弊动机的多样化，许多被审计单位在了解熟悉审计人员的工作程序之后，可能会轻易攻破这些审计技术和方法的不足，有意地将一些舞弊行为排除在受审范围之外。例如，美国安然公司就是利用重要性水平运用的局限，将无数个关联交易化整为零，使每项交易在资产负债表中显得不重要，从而巧妙避开了注册会计师的目光。可见，审计技术和方法固有的局限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计目标的实现。新晨
2.2外部因素
2.2.1财务报表的先天不足
财务报表是公司会计系统的产物，每个公司的会计系统都会受到环境和公司会计战略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财务报表中隐含了大量的假设、前提和估计，使得财务报表至多只能提供一个大致合理的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变动情况的描述。只要这一描述与公司的实际状况的差异不是重大的，就可以合理认定财务报表“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而社会公众则认为经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应该是没有任何差错的，已经将所有的欺诈、隐瞒和舞弊行为排除掉，由此便产生了公众期望与审计执业之间的差异。
论文摘要：企业会计是以价值运动为具体反映对象的技术活动，并以此作为镜象折现出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文章分析了传统会计反映对象的二维价值结构及其缺陷，并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商品的价值分析为基础，在会计中引入价值的劳动维度，试图构建“劳动=资产=权益”的三维价值结构，使会计活动能在更多层面上对主体的价值运动进行全面而充分的反映，完善和拓展会计的功能。
一、会计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
企业会计是用特定的方式对特定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客观反映的活动。社会经济生活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在生产出来之后和被消费之前，还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或交换，因此，社会经济生活泛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的和目的的需要”，这样，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就成为一个交叉循环的运动过程。而企业会计则是以企业为主体，对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进行客观反映的活动。
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客观反映的功能承担者并不囿于会计活动，如企业档案、统计等诸多活动都涉及到此项功能，那么会计与这些活动的区别在哪里呢?首先，会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时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与众不同。会计有着独特的技术方法体系，比如会计活动中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的方法、复式记账的方法、结算平衡的方法、成本计算的方法等，都是会计活动所特有的技术方法。其次，会计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反映的技术方法体系是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的，会计的现实功能首先是反映商品价值的运动变化。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会计就越是必要；会计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这里讲的观念总结是指反映(或核算)，而反映的对象“过程”是指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即价值的形成运动过程。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中指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金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美国学者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中指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价值的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可见，会计活动与商品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会计是以价值运动为具体反映对象的技术活动。企业会计准确而客观地反映企业价值运动，并以此作为镜象折现出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功能。
二、传统会计二维价值结构的缺陷
前已述及，价值及其运动是会计的反映对象。那么企业价值及价值运动应该如何反映呢?这就牵涉到价值的维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维”是几何学及空间理论的基本概念。构成空间的每一个因素(如长、宽、高)即一维，如直线是一维的，平面是二维的，普通空间是三维的。若将价值看成是一个几何结构，则可将价值结构按反映维度的多少分为一维价值结构、二维价值结构、三维价值结构或更多“维”的价值结构。由于价值维度可以理解为价值的属性差异，它们表达的其实都是“价值”这同一个事物，不会影响价值本身量的多少，因此，无论价值的维度有多少，其形成的价值结构都是一个各维度均衡的价值结构，这种均衡结构与一般的平面或空间结构有所区别。
传统会计的技术方法体系是以“资产”、“权益”作为企业价值的两个维度构建起来的，即资产是企业价值的载体，权益是价值的归属。若从微观经济的层面考察，这个二维价值结构实际上反映的是以企业家为主体的“权=责”关系。在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经营主(企业家)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和财产运用拥有实权，另一方面，他对企业全部财产和经营目标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权利和责任是对等均衡的关系。但我们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考察，传统企业会计对经济生活的反映，实际上是通过对“资产=权益”这样一个二维价值均衡结构的记录和描述来实现的，即表示在企业这个特定的社会范畴里，社会产品价值的多少和社会产品的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比例关系，而价值的来源问题在会计中被忽略了。因此，传统会计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即在反映的过程中看不到生产这一环节。可能有人认为，传统会计对企业资产的记录包括了生产、交换、消费等过程。对此，我们对传统会计中企业资产的运动作如下描述：首先，企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准备(内部价值与外部价值的等值交换)；其次，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价值的内部交换或消费)；最后，企业的产品实现销售(内部价值与外部价值的等值交换)。上述过程中完全看不到生产的影子，那么，缺失的生产这一环在哪里?企业的新增价值难道是企业在产品实现销售那“惊险的跳跃”瞬间产生的吗?
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关系，那么，在缺少了劳动维度的传统会计中，自然也就无法对生产做出客观反映了。于是传统会计存在一大缺陷，当期没有实现销售的商品，只反映其生产成本，不反映蕴涵在商品中的新增价值，价值的形成源于商品销售的瞬间。事实上，传统会计对价值运动的反映掩盖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关系，对社会经济生活是一种不全面、不客观的反映。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的劳动维度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本质是基于商品的价值分析，其主要内容是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式和价值本质。
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一开始就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那么，什么是商品?它的基本性质是什么?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而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能按一定比例交换，说明存在一个区别于使用价值的共同事物，即交换价值。那么，这个共同性质的交换价值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即价值。所以，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商品是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劳动产品，是价值的载体。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的论述都与价值有关，并揭示了劳动、商品与价值的密切联系，如图1所示。马克思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从一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从另一方面看它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在一定的具体形式下所进行的劳动，它形成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使之成为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使用价值即各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而正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形成了商品的价值。由于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因此价值量也就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虽然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但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在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抽象劳动则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四、“劳动=资产=权益”三维价值结构的构建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劳动应该是价值的第一维度。同时劳动创造商品，而商品是价值的载体，鉴于商品是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财富可以看成价值的第二维度。由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的两个基本维度。上述两个价值维度可以构成“劳动=财富”的二维价值结构，若将“劳动=财富”二维价值结构放在企业的背景下考察，并将财富概念转化为与企业相联系的“资产”概念，即形成“劳动=资产”的反映企业二维价值均衡结构的会计方程式。
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谓劳动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指人们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改造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要同自自然界发生关系，又要在人和人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生产力，后者表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现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在生产力的构成中，包括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最为重要和关键，它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它在生产中起着最根本的作用。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学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渗透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之中，引起劳动者自身和劳动成果的优化，从而推动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劳动价值论提出的“劳动=资产”二维价值结构实际上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即生产力因素中的主导因素——人的劳动能力创造劳动成果的水平。
在“劳动=资产”这个二维价值均衡结构的基础上再结合传统会计“资产=权益”的二维价值均衡结构，则可得到一个基于“劳动=资产=权益”三维价值均衡结构的会计方程式。会计若建立在这个新的三维价值均衡结构的基础上，则可以对社会经济生活现象进行更为全面和准确的反映。如图3所示，假设虚线形成的框架是企业会计工作的范围，即企业会计在虚框内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反映，显然，基于“劳动=资产=权益”三维价值均衡结构构建的会计比传统“资产：权益”二维价值均衡结构构建的会计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时更为客观全面。
以上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价值的分析人手，对劳动如何成为簿记的一个维度进行了理论探讨。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劳动作为簿记的一个维度在簿记实务中如何实现?能否对劳动进行恰当的分类，是劳动成为簿记一个维度并在实务中实现的前提。从簿记的基本职能来看，簿记应该有记录每一个维度的分类及数量的双重职能，且分类是簿记的基本职能。分类是根据簿记每一个维度内部的性质或特点而对维度内部分成不同的门类，簿记对每一个维度的分类记录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性质与特点的认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与事物的存在是同一直接的，认识事物的质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簿记活动中对每一个维度内部的分类记录越全面、合理，代表着人们对该维度的认识也越全面、科学。因此，劳动能否进行恰当的分类，是劳动成为簿记一个维度的现实前提。那么劳动应该如何在簿记中进行分类呢?劳动是指人类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活动，劳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分类。从劳动的形式上看，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分；从劳动的效果来看，有有效劳动、无效劳动和负效劳动之分；从劳动发挥作用的期间上看，有历史劳动和当前劳动之分；从劳动的主体范围来看，有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之分。劳动还可以根据划分劳动的不同人群等各种角度做其他的各种分类。那么，在对劳动的各种分类中，哪一种分类在簿记中最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关于劳动的各种分类在簿记活动中都能发挥一定的功能和作用，都能反映出劳动维度的特定信息，但必须以一种或几种分类为主，并根据簿记记账的需要结合运用，笔者在此提出一种基本的分类思路。
首先，将全部的社会劳动划分为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这种划分是根据会计主体的基本假设提出的。会计主体假设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处理的数据、所提供的信息，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要严格限定在每一个经营上或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地位的主体之内，会计信息系统所接受和所处理的数据以及所输出的信息，都不应该超出这些主体的界限。因此，对劳动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输出，也应该在主体的范围内界定，即簿记所反映的劳动，应该是特定主体范围内的内部劳动。当然，外部劳动如果以某种形式进入到主体内部，则也应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记录反映。其次，将特定主体的内部劳动划分为历史劳动和当期劳动。这种划分是根据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提出的。会计分期假设认为，一个主体的经营活动应当是无限期的，但又不能等到主体最终解散或清算时才来核算，这就在逻辑上要求为会计信息的提供必须规定期限，以便于分段核算和报告信息。因此，对劳动信息的核算和报告，也应该分段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簿记在某一段期间内所产生的全部内部劳动，就是该期间的当期劳动量；而簿记在某一段期间期末的时点上所反映的劳动总量，应该是历史劳动和当前劳动的总量。若当期有外部劳动进入簿记主体，则应视同历史劳动加以记录。第三，将主体特定期间的当前劳动划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这种划分主要考虑到具体劳动的差异性及其在劳动成果的创造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所谓简单劳动，是指那些事先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的训练和学习(或只需要经过初级或较短时问的训练和学习)，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从事的劳动；所谓复杂劳动，是指那些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学习(或需要经过高级和较长时间的训练和学习)才能从事的劳动。马克思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可见，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在同一时间内大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那么，企业是如何看待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呢?这可以从企业对从事不同复杂程度工作的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水平中得出结论，从深层次的角度分析，这是由生产过程背后掩藏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
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医保制度的伦理内涵浅探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必然成果，诚如xxx所说：“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是一对孪生体，不搞好社会保障，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由此可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医保改革也相应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
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制性的国家制度的制定，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制度和怎样推行这项制度，属于制度伦理的范畴。再一个是医疗保险机构和参保人员之间关系，则带有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属于契约伦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理伦和实践上的矛盾，因此提出来同大家一起来探讨。
第一：制度伦理
社会保障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制度，不论什么国家，什么制度性质，都有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此前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搞市场经济，医疗保险制度应运而生。
首先，从国家伦理来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压器。从制度确立来看，一方面反映了国家为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意愿。
其次，从个人伦理来看，医保制度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敬重生命、保障生命，乃是人之为人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197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我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所以，医保制度体现了一种最基本的也是至上的伦理原则，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可作庸俗化的理解的。
从上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制定者，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医保制度都体现出了社会道德伦理内涵，特别是在具体实施中，它体现出了互助共济，风险分担的社会关系，参保人员特别是重病患者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享受社会救助。所以，从制度上看，它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关怀，从社会关系上看，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风尚。
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往往是很难实现这种普遍的伦理意义的。
首先，医疗保险制度不是无偿的公共福利，不是“阳光普照”，单位不缴费，个人不缴费，就不能获得参保主体资格，相应地也就不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待遇。因此，这种医保制度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且愿意参保的企业和人群，而那些不愿参保的企业内的职工或低收入缴不起费用的人员，只能在“医保局”的大门外望之兴叹。
这个矛盾和现状反映了医保制度伦理实现的有限性，也即其表现出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除了上面提及的收入阶层不公平外，还有城乡不公平，地区不公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卫生系统的公平性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188位，倒数第4。这个排名给我们最强有力的启示应当是：加大医保改革力度，努力实现医保制度对社会全体人员的惠利。
任务艰巨，时间迫切。副部长xxx说：“不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不仅仅是量的扩大，而且也是质的提升；不仅仅是实现大数法则的内在要求，也是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包容性的内在要求，不仅仅是扩大基金支撑能力的业务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客观要求”。这段讲话不仅说明了医保改革的业务要求，而且也指出了医保改革要实现的制度的伦理目标。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第二：契约伦理
契约，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契约制度早在我国先秦时代已有，政治活动中，各诸侯国订立的盟约，就是一种政治契约。商业活动中，各种地契，借贷契，卖身契等均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契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范围很小，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契约的作用也逐渐发挥出来，经济生活逐步契约化，并引起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契约化。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契约经济。契约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
就医保法则所界定的参保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来看，其实际内容也即是医保机构和参保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从理伦层面上讲，它是一组承诺，是就医疗活动中缴费与享受，权利与义务的双方的一种约定。契约一旦形成，双方就应履行契约所包含的法的规定性，这种信守就是契约的伦理精神。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医保在诸多方面没能体现这种伦理，并因此成为制约医保改革的路障。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
契约双方的合作关系决定契约者必须遵守双方共同的约定，也即欲使契约生效，双方必须协作。但我们在医保实践中，看到了许多不合作行为。
例如医务人员在为病人开方治疗中，开出大量非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之外药品，增加参保人员的负担（医药费）损害参保人员利益，败坏了医保声誉，严重影响了参保职工与医保机构的关系。
又如医务人员（定点药店）与参保人员“合作”，改头换面以药换生活用品，或非参保人员冒名使用参保人员的证历挂号就诊住院，造成基金流失等。以上两例都是违背契约伦理的复杂形态，这种不协作行为，其破坏性切不可轻视，它直接影响医保基金的安全健康运行。
结语
对社会保障（包括医保）作伦理学的思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是我们的目的，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是医保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身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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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互联,网络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场革命,使得人类开始进入网络社会。时到今日,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用的工具,成为人们必须依赖并生活于其中的“新的环境”、“新的社会”。人类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和一切社会活动越来越强烈地依赖信息资源和信息网络系统。然而,信息资源共享与信息安全天生是一对矛盾。信息共享的普遍性与信息遭受攻击的广泛性是一体两面的,特别是以承载和输送信息为天职的信息网络因其固有的无主管性、跨国界性、不设防性和缺少法律约束等特点,它在为人们带来利益、价值和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暗藏着极大的危险性甚至毁灭性。这就引发了信息社会最敏感、最具挑战性的核心问题———信息安全问题,而且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安全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成为信息时代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大的头号安全问题。
一、信息安全的含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信息的重要性常常与军事机密联系在一起,信息安全其实就是保守军事秘密。然而,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信息的内涵不断丰富,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出现了数据化、规约化、系统化、社会化和综合化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信息安全由于建立在保护专用机房内的主机及其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是面向单机、面向数据的,其实质是对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获性的保护。80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走出专用机房,进入办公室和家庭,开始了微机和局域网时代。这时的信息安全既要依靠技术措施保护,也要依靠管理规则规范。因此,这时的信息安全是面向网络管理、面向规约的。90年代以后,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此时,通过网络,每个用户都可以连接、使用和控制世界上每一个上网计算机。因此,网络时代信息安全内容更多,更为强调面向连接、面向用户。信息安全的内容已由保密性、完整性、可获性和规则性等数据安全与规约安全概念,扩展到鉴别、授权、访问控制、抗否认性和可服务性以及基于内容的个人隐私、知识产权等的系统保护。而这些安全问题又要依靠密码、数字签名、身份认证、防火墙、安全审计、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安全机制加以解决。其中,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和可靠性是信息安全的特征,密码技术和管理是信息安全的核心,安全标准和系统评估构成信息安全的基础。
从信息网络系统看,现代信息安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运行系统的安全,包括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如对信息网络系统的组织管理、监督检查,规章制度的建立、落实与完善,管理人员的责任心、预见性、警惕性等;法律、政策的保护,如用户是否有合法权利,政策是否允许等;物理控制安全,如机房加锁、线路安全、环境适宜等;硬件运行安全;操作系统安全,如数据文件是否保护等;灾害、故障恢复;死锁的避免和解除;防止电磁信息泄漏等。二是系统信息的安全,包括用户口令鉴别;用户存取权限控制;数据存取权限,方式控制;审计跟踪;数据加密,等等。整体上讲,现代的信息安全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与公共、国家信息安全的总和,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目标的复合系统。
随着信息网络系统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人与计算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社会与计算机和网络组成了一个巨系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网络社会,人类对信息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不仅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依赖于网络,而且个人、企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安全(包括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也建立于计算机中,信息安全的内涵因此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概言之,网络社会的信息安全不仅涉及到个人权益、企业生存、金融风险防范、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甚至关系到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和人类安全。
二、信息安全的意义和作用
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中,信息安全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切安全的重中之重和先中之先,是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是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是信息社会健康成长的阳光,是国家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空气,是21世纪各国努力争夺的制高点。
信息安全是网络时代国家生存和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首先,信息安全是21世纪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民族振兴的首要条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信息时代,网络为王,发展至上。国家安全已不单纯是军事安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这就是说,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越来越不可分割,而经济安全却越来越依赖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依靠信息资源的安全。因此,保证信息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保证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可用性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如果不能保障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就不可能获得信息化的效率和效益,在国际“信息战”威胁和国内外高技术犯罪的干扰破坏下,社会的经济生活就难以健康有序地进行,国家的安全就无法保证,国家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不仅是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
其次,信息安全是21世纪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尽管人类刚刚步入信息时代,但是严重的现实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它们普遍遭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霸权的威胁!众所周知,当代世界已经出现了三类国家:一类是信息霸权国家,它们以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作为手段,极力推行信息霸权主义,大搞电信霸权、软件技术霸权、信息利润霸权和网络霸权等;二是信息主权国家,它们有独立的信息主导权、独立的信息利润及防范信息霸权的手段;三是信息殖民地国家,它们被动地接受别国的信息、受到霸权国家的信息支配和剥削、没有防范信息霸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在国家间以及地域上的发展极不平衡,信息强国对于信息弱国已经形成了战略上的“信息优势”,居于信息劣势的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乃至民族文化传统,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和威胁,互联网成为超级大国谋求跨世纪战略优势的新的工具。“信息疆域”不是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来划分,而是以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信息疆域”的大小、“信息边界”的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衰存亡。很显然,在信息时代,一个缺乏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的国家,是无法开拓自己的“信息疆域”的,也是无法保卫自己的“信息边疆”的,这样的国家既无力构筑自己牢固的“精神防线”,更无力抢占并拥有经济生活和军事领域的“制信息权”,它在信息社会中将是难以生存的。
2.信息安全是信息社会健康发展和信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信息社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民族还是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它既是行使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也是整个信息社会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既是个人素质、企业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主权和社会健康的重要标志,它对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对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的有序管理、政权的安全巩固、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作用。在日益成为国家经济运行支柱的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如果没有信息安全,国家的经济体制与秩序安全,金融与货币安全,产业与市场安全,战略物资与能源安全,对外贸易与投资安全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使诸如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保持社会各阶层的和睦共处,建立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发展机制,控制犯罪、贫穷、腐败等消极现象,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等社会和个人安全的要求,在未来社会中将难以实现。同样地,如果没有信息安全,作为信息社会之基础的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基础结构和信息经济也将失控、紊乱、瘫痪甚至自毁。因此,从个人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的战略高度来看,信息安全既是人们畅游信息社会的“通行证”,搏击“第三次浪潮”的“护航舰”,也是信息革命成功的关键,是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守护神”。
论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仅仅从课本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解释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因此，应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劳动价值论。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一、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只能在坚持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牛条珠刀险，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这是传统理论的思维。那么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按传统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企业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厦.，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论文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积极的自由；中国新闻实践
一、密尔自由主义基本观点及时代语境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观是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强调了思想自由和个体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题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对于思想讨论的自由，他围绕真理和真理的利益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保证；其次，这种自由是我们确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讨论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变得完全、全面的条件。此外，密尔在书中还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在把人的行为划分为涉己和涉他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的准则。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每个思想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密尔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古代社会以纵向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等级次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正被现代社会水平方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复存在。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密尔认为，当时世界上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延伸。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有序性使得个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个人独立性开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贸易中变得重要起来。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权利，直接决定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新社会运转的有效程度。因此，密尔深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地提出一个界定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的准则。
由此，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个人自由，把以往仅限于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政治自由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多数的暴虐”和“习俗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和谴责。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自传人中国的那天起，就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与文化背景进行着本土化改造。“立人”与“立国”，“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命题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始终构成一对张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也随着形势的变迁，跌宕起伏地拉锯在现代报人的内心。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主题是“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课题交织在一起，故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外，还有“面对强权的主权”，而显然后者的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未能成为时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种种原因，将“社会”译成了“政府”，将“个人”译成了“人民”，严重背离了密尔《论自由》的主题。而他的误译则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密尔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也变成了“政府”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密尔的“限制社会暴虐”主题，则变成了“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问题，㈣致使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一直缺乏正确理解的传统。
随后，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自由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们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抛弃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实践。
二、密尔的自由观对当代有启迪意义的两个方面
当前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深人进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当前我国市民社会日渐成熟，个人权利、民主、自由成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当下的语境，认真解读这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新闻实践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其中，密尔的积极自由思想和他对于自由讨论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
1．关于密尔的积极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理念认识层面，大多数人只看到密尔要求社会对个人实行最小干预这一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密尔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容易形成认识误区，应该厘清。
(1)自由是和社会联系的，不是纯粹个人的，因此赞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对“霸道的自由媒体”。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修正和补充。按照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最终通约成的简单的快乐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乐，如何将这样的快乐与共同体的福利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密尔通过修正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困境。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仅仅从量上考察快乐的做法是荒谬的。人是具有高级官能的，不同快乐之间是不能通约的。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感性肉体的，人有人的快乐。密尔承认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纯真的私人间相互关爱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真诚关心的感情。”而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就源于此，人类获得一切高贵快乐的动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价值彰显出来。因为个人最终的价值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的增长又源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进步的前提是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拥有了自由，才会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中达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乐，并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社会幸福以个人幸福为基，个人幸福又以个人自由为基。密尔把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自由以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密尔从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他进一步指出，当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时，国族无需对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扩大个人的自由机会，增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密尔的新闻思想其实已经包含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对今天的新闻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错误地夸大了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对立，也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推进自由的积极作用。有种偏激的说法就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只有跟政府对着干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表现。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效应。就业、医疗、房价等多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衍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导致政府的信誉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不加分析地“大声疾呼”。然而应该看到，当理性思维受到情感的过度影响时，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不是新闻媒体的一己私利，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简单地视为言论自由。媒介不应拒绝政府合法、适度的干涉，在商业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尤其必须加强自律，谨守职业道德。媒体权力如果恶性膨胀，势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媒介人员应该认识到新闻自由是和整个社会进步和共同体福祉相联系的，只有在推动社会真正进步的过程中，言论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个人积极行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鼓励张扬个性，反对“自由而沉默的大众”。
密尔不仅强调自由与权利，同样也强调责任与义务。“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患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政治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教育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论坛，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
城市品牌是指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或经济技术等要素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并具有典型意义的特质。例如，提到杭州，人们会想到“西湖”，提到苏州，人们必然会想到“苏州园林”。那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西湖”和“苏州园林”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杭州和苏州这两座城市的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品牌意识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品牌产品到品牌企业，无处不体现着“品牌的力量”。同样，作为城市的品牌，它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特殊识别效应，是城市竞争优势的体现。在强调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城市的品牌和形象无疑是它最大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能够提高城市品位，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激发市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增强社会公众的凝聚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城市品牌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城市经营者与管理者应强化品牌意识，充分挖掘城市自身资源，并结合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积极有效的塑造出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各类重大社会活动或重要建设项目来宣传和展示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品牌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既是过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对于提升城市魅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行政中心的城市角色
在古代历史文献中，“行政”一词意为“行其政令”、“行其政事”。在现代社会，行政中心通常指政府对社会行使统治和管理职能的场所，是整个城市政治生活的核心。
行政中心往往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共建筑，它不仅要满足一定的物质功能需求，同时，它也肩负着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行政中心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居于城市的重要位置，是城市空间形态的核心。因此，无论从实际的行政管理职能还是其建筑形象的角度，行政中心的重要性对于城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2.1“城市名片”
行政中心由于其功能的特殊性，通常会成为城市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它不仅反映了行政部门的公众形象，也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形象及凝聚力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重要“媒介”，在其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展现城市的区域文化和精神特征。
2.2公众参与性
当代行政中心通常是集行政、文化、市民活动等功能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它应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强调公众的参与性，使政府与公众能够“和谐互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中心建设中，经常存在着一种趋势，那就是盲目追求空间的气派与尺度的震撼，而忽视了真正的公众参与性。这样，不仅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无形之中弱化了政府机关的“亲和力”，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潍坊市寒亭区行政中心项目概况
3.1潍坊城市文化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历史上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清乾隆年间便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风筝、木版年画的产地和集散地。
“世界风筝之都”潍坊市是国际上知名的风筝城市。在23年连续举办国际风筝会的过程中，潍坊先后被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和拥有67个成员国的国际风筝联合会(IKU)总部所在地。近年来，潍坊市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了“风筝之都”这一城市品牌对于潍坊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提升潍坊作为世界风筝文化传播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潍坊市建设了一系列的风筝博物馆和风筝文化公园，同时，在市区重要景观道路的设计上也充分体现了风筝文化这一城市主题。
杨家埠木版年画起源于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的木版年画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著名的三大民间年画之一，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三足鼎立，是中国民间著名画市之一。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文化热”的兴起，杨家埠木板年画也重新受到市场的青睐，并逐步成为潍坊市的核心文化之一。
3.2基地概况
潍坊市寒亭区行政中心建设用地位于富亭街以北，东邻幸福路，西靠友谊路，北面为城市居住区。整个基地地势平坦，南北进深300m，东西长约615m。建筑主体由行政办公、市民服务、会议及后勤服务四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46000m2，其中地上43000m2，地下约3000m2。
4规划构思
4.1设计理念
考虑到寒亭区行政中心对于潍坊市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方案在设计过程中力求充分体现潍坊市的风筝文化和杨家埠木版年画特征，塑造出全新的“世界风筝之都”的城市形象。
同时，本方案也希望通过城市特色广场和主题公园的建设，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城市公共生活中来，这样既能体现出当代行政中心的开放性与亲和力，也能为城市区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2总体布局
本方案在总体布局上以抽象的“风筝”为空间形态设计意向，既创造了丰富的室外空间环境，也充分体现了潍坊的城市文化特征。
一个中心——为了体现出行政中心的重要性，本方案将建筑主体置于基地中央，并采用严整的对称式形态，凸显了其在城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南面的行政广场为市民集会、举行重大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两条轴线——东西、南北两条景观轴线形成了对整个地块的领域控制。南北景观轴既是办公人员进入行政中心的“桥梁”，也再现了行政办公建筑强烈的“礼制”秩序。
五个区域——本方案结合东西向的景观轴线，在其两端分别设置了风筝文化广场和年画文化广场。考虑到整个场地建设的土方平衡，在两个主题广场北面分别堆土形成了两个自然生态绿地。这样既体现了城市文化主题，也强调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性。
4.3交通组织
本方案在交通组织上采取人车分流的基本原则。行人通过中心行政广场和大台阶到达建筑主体，机动车则由广场东、西两侧的道路到达行政中心主入口和北面后勤广场。这种方式有效避免了人、车流线的交叉干扰，使整个行政中心区域交通流畅便捷。同时，主体建筑周边的交通环道也保证了主楼各方向的可达性和相对独立性。
4.4景观环境
本方案在景观环境设计上力求最大程度的体现市民的参与性与开放性。东西向的景观轴线以水面为主，并在水面两侧设计了木质的亲水平台，在水面中央也考虑设置了一系列以风筝为主题的雕塑群。
几个广场区域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广场同时结合绿化、树木、大型广场灯的设计，形成了丰富而又典雅的外观。另外，本方案结合杨家埠木版年画特征，在众多主题广场的不同区域，还专门设置了硬质铺地浮雕，这样既创造了丰富室外空间效果，也体现了潍坊市的历史文化精神。
5建筑单体
5.1平面布局
寒亭区行政中心建筑主体为12层，两侧辅楼为3层。市民中心置于东侧辅楼，这样既可以为市民办理各类证件提供便捷的服务，也能避免大量公众人流对主体行政办公空间的影响。考虑到今后使用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西侧的会议中心设计了不同规模的会议空间，并可根据具体使用要求，进行不同方式的重新组合。
后勤服务中心由公共餐厅和领导接待包间两部分组成，在设计中将其置于主楼北面，并通过玻璃连廊与主体建筑在不同楼层进行有机的联系，使办公人员能够便捷的到达各自就餐区域。
主要办公人员经由大台阶到达二层的入口门厅后，可以通过各自独立的电梯厅到达不同楼层，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影响。
5.2内部空间
本方案在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办公场所应具有的舒适性与高效性特征，整个功能空间围绕内部绿化中庭展开，并每隔一层设置了“绿化空中天桥”，这样既可以大大丰富共享中庭的空间效果，也为办公人员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交流场所。
5.3建筑形态
寒亭区行政中心在建筑形象上简洁、大气，四组建筑，主次分明，高低错落，力求做到既能包容中国传统文化，又能体现行政办公建筑的稳重与庄严。在立面比例关系上，采取传统的三段式格局，底部两层基座为厚重、坚实的花岗岩，同时结合造型设计了阵列的“版画浮雕墙”，也从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潍坊的版画文化。
建筑主体以竖向线条为主，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行政办公建筑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特征，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
6结语
一个城市的行政中心由于其功能的特殊性和较大的体量常常对该城市的规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讲，行政中心建筑不仅代表了政府的公众形象，而且也是城市对外展示其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如何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城市文化，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应成为行政中心建筑方案设计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马翔.中小城市行政中心的评判与反思.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2.
论文摘要：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到第三卷中逻辑缜密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生产平衡的思想，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习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各部门保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就将在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协调比例均衡和社会三大产业关系的指导意义。
一﹑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而这些未考察的内容，正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研究的。
总之，在前面资本积累理论中考察的是个别资本，生产过程，这里考察的是社会资本，资本运动的全部过程；前面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里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简单再生产。社会资本亦称社会总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个体和总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马克思说：“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二）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再生产为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但是，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起点不是自给自足形态下和计划经济形态下的以多种必须的生产要素以实体形式的直接集中，而首先以资本积累特别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
《资本论》对货币资本的作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作用有二：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商品生产为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启动力，也是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动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流动资本上。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用货币先去购买。第二，适应着生产资本的一定规模，必须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与它并存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存在，以便在商品售出之前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这是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货币作用的分析，进而对货币资本重要性的阐述，实际上揭示了市场经济形态下货币资本积累是再生产的起点这个一般规律。因此，鉴于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形式，故而也必须是一种货币经济。资本首先表现为货币形式，没有货币资本就没有生产的前提。资本积累不但是再生产起点，而且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一方面货币资本的数量必须满足购买所需数量的多种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再生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在生产出的商品出售完成之前，还要有足够数量的货币资本为保证生产连续性和正常周转而必须的购买和支付。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基础以及实现条件
1.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是指社会各个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即社会的总商品资本。第一，从社会总产品出发进行研究，既可以考察资本运动中的生产消费，又可以考察个人消费；既可以考察资本流通，又可以考察一般的商品流通。第二，从商品资本出发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因为在商品资本的运动形式中，既要说明商品资本的每一组成部分是如何销售出去实现其价值的，同时又要说明生产要素的各个组成部分从什么地方购买到。
从形式上看，社会总产品有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在物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价值形式上表现为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消耗的资本价值如何补偿；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如何替换。
2﹑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点：
（1）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宏观经济即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两者的统一，单个资本即微观经济只是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成交换。”
（2）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实现核心问题在于实现两个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这个理论点归根到底就是要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生产要按照比例进行。
（3）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的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的生产部门。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理论的前提。只要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使用值物质形式的制约和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即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和实物形态都要求在交换时得到补偿和替换。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系统阐述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货币作用
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是先完成货币资本积累，然后运用这些资本去购买相应的经济资源，使之变成生产要素，进而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资金问题仍然是全国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部门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
另外，完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必须运用于购买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这才会使货币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同时，又要合理安排货币资本的结构，否则就是对货币资本积累的浪费。2008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发生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一些经济问题有所凸显，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居民消费价格受灾害等影响上涨较快等。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针对这一状况，央行2008年以来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2个百分点，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和信贷结构优化：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3月末余额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上年年末低1.3个百分点。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万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积累、消费的比例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了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的分析，在社会再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因此必须按照比例协调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过分地强调积累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然而过分强调消费，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缺乏。2008年度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来，过热的投资需求就有所缓解，居民的存款有所上升。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下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6万亿元，同比多增6617亿元，金融机构存款稳步增长。所以，应当给积累和消费一个合理的比例，使经济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国家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运用宏观的财政政策实现对经济比例的协调，即国家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例如，纠正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的经济状况时政府可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当积累率过高而消费不足时， 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支出。政府可为个人、企业或下级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 以调节社会分配。而当消费率过高而积累不足时，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政府投资和加强税收征管来予以调整。而各类消费比例的安排要做到合理， 确保在生产规模扩大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去的经济发展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致使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基金较大， 而在文教、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投入不足， 有大部分社会成员无法负担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十七大强调经济发展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 国家在安排财政资金时， 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同时， 制定合理的税制， 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提倡培养中产阶级。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经济结构调整
前文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则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 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的， 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 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得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该协调好三大部类产业结构。
结构性问题也正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的消费品供给的连动扩大。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造成第一部类的内部失衡；而通过投资品供给巨大带动的相关消费品的供给扩大，又使得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表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比如近年来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投资，投机买房者的炒房行为和房地产商大兴商品房建设不仅刺激了住房需求非理性增长还使得房价由于哄抬而不断飙升，因此，随后中央出台的各项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政策以及银行金融体系对于房贷市场的压制政策，都是出于压缩热势，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
第二部类内的结构失衡还表现在消费品结构失衡上。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上是远高于高科技产业。虽然改革后这一现状有所扭转，但仍不容乐观。消费品结构失衡使消费品供给出现扭曲：一方面，传统产品如纺织品、普通家电等大量积压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品，多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等发展较弱。由此看来，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与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息息相关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应当注重在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 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改进传统重工业的增长方式、生产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的节能、节材、低污染，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在高技术产业中， 要加速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 加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加速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能力， 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在基础产业中，尤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总之，是要实现以信息产业为带动的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升级。
关键词： 政治教师 课堂角色 “点菜者” “菜单提供者”
1．前言
教师的角色是指处在教育系统中的教师表现出的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符合社会对教师期望的行为模式。正如演员要演好某一角色就必须首先进入这一角色，并按照这一角色行为为标准去行动一样。
传统的教师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把教师与学生置于一种等级性的关系中，教师发号施令、耳提面命，学生则俯首帖耳、恭敬从命。教师是点菜者，教师点什么菜，学生则吃什么菜。往往是教师按照课本的内容和方法教学，学生老老实实照葫芦画瓢，画地为牢，形成“我说你做”、“我怎么说，你怎么练”的教学模式。在唯师是从的教学环境里学生被训成听话的小绵羊，越学自信心越低，哪敢有什么奇思妙想，更不敢奢望发明和创造，长此以往，学生的创新意识就被扼杀了。
新课程标准提出四个基本理念，即坚持基本常识教育与顺应时展要求相统一，采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体现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注重政治方向的引导与学生成长阶段的特点相结合，重视高中学生在心理、智力、体能等方面的发展潜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各种生活关切的同时，力求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生活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充满民主气息的教育过程中提高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2.教师从“点菜者”转变为“菜单提供者”
2.1以人为本
新课程提出的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学生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目标。学生是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表现为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我们不但要注重学生的全体性、全面性、主动性，而且要注重每个学生的差异性、持续性，应把学生视为独立的人、发展中的人、有潜能的人，从而真正确立“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全发展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理念。给学生提供恰当的内容，并提供相应的学习条件，提高学习的兴趣，使其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
2.2教师请学生自己“点菜”
“落在猫瓜里的夜莺是唱不出歌来的”。限制过多，指导过细，学生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给予表现自我的自由，给学生以心灵的解放、放飞，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才能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发展需要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没有空间也就没有发展，旧课程下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因而很难有自己的独立追求。新课程下，教师成为“菜单提供者”，他像一个牧羊人，职责在于将羊领到肥沃的草原上，而不是水泥地中，至于学生吃什么、吃多少、怎样吃，决定于羊自己。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制定目标后，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
例如《思想政治经济生活》必修书本上第三课“多彩的消费”，在学习“做理智的消费者”这章节时，可以向学生提供“如何理智使用每个月父母给的生活费”、“如何合理使用压岁钱”、“今天我当家”等主题，让学生自己选择主题，设计理性的消费单，也可以让他们互相分析评论，谈谈理性消费的意义，从而推动消费观念的更新。
2.3教师为学生设计“菜单”
尽管学生拥有了“点菜”的权利，但是教师提供的“菜单”是否符合学生的口味呢？一般而言，我们总是认为，对高中学生来说，学习方法、应试技巧等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计算机、英语等也是时下热门，应该是学生最迫切需要的。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江苏省锡山市高级中学的调查，学生的第一需求是学会交往，第二需求是具有承受挫折的心理品质，第三需求才是学会学习。所以教师设计的“菜单”必须是学生喜欢的才行，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精选。
在“正确对待金钱”的综合探究里，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菜单”，向学生提供探究的路径，例如：古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悦，让你付上一世的不幸”；“拿破仑集荣耀、权力、财富于一身，却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等名言或事例，培养学生剖析各种观点的思维辨析能力，分组研究、讨论、辩论不同的观点，在分析、比较、感悟的基础上，认同正确的金钱观。
2.4教师向学生提供差别性“菜单”
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他们的个性各不相同，学习方法千差万别，如果教师仍用“一刀切、齐步走”的方法将学生规定在某个统一层面上进行教学，就会造成优等生“吃不饱”、中等生“提不高”、后进生“吃不了”的局面。“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特长、爱好与兴趣、需要与追求，因而也就需要有一种差别性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这个章节里，教师可以提供不同的“菜单”让学生自由选择，例如：统计家庭消费的类型，作调查写报告，写写小论文《做理性的消费者》、《我的金钱观》等，出一期有关正确对待金钱或消费的简报，等等，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新课程的形态中教师是学生学习菜单的提供者，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因此，教师必须了解和研究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注意差异性，并为其设计或提供个性化菜单，尽可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
3.在提供“菜单”活动中教师要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
课程改革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的同时，力求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更多的是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尽可能引导学生多涉猎、广积累、多动脑、勤练习。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说：“学生有着强大的驱动力和创造力，教师的任务就是管理和引导他们，把他们的驱动力和创造力用于值得从事的活动中。因此，教师应当为他们的自身活动创造环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民主和谐的师生互动的学习环境。
3.1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心理学家指出：只有在自由和谐的气氛中，学生才能进入愉快的没有心理压力的状态，激发求知的内在动力。课前教师要结合内容营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板书、课件图形新颖，富有艺术性，能使学生耳目一新，以愉悦的心情迎接新一课。实践证明，在教学过程中，比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更重要的，往往是教师营造的民主宽松的富有创造性的课堂氛围，为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做到声形并茂、风趣幽默，形成富有生活情趣的健康人文交流的“争辩”，形成师生相互交流、探索、其乐融融的新型“师生场”，课堂应是师生心灵对话的舞台，向在场的每一颗心灵敞开温情的怀抱，平等、民主、安全、愉悦是她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人会受到无情的打击，更没有人会受到“法庭”式的审判。在没有尊卑的氛围中，学生的意见哪怕是错误或离奇、无理，甚至“钻牛角尖”，也都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教师放下架子，淡化自己的权威意识，让学生尽情发挥、探究。这样学生的身心就能自由地表现，自主意识就能增强，学生的潜能就能充分发挥出来。
3.2发挥“筑渠引水”导向作用
学生好比是水，将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人，就像把水从甲地运送到乙地。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水桶把水从甲地挑到乙地，这样的教师确实很负责任，但效果不好，他是把学生当成负担背在身上，而学生作为水桶中的水没有丝毫活力，是死水。一种是通过水渠将水引到目的地。这种方法中教师的任务是筑渠，利用学生自身的向前趋势，引导学生向前进，只要学生前进的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任其发挥。水渠中的水充满活力，是活水。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了教师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筑渠，而不是挑水。新课程标准将每一个学习领域目标细分为若干水平目标，并对如何达到某一水平目标提出了若干活动建议，而不是规定。我们可在深刻把握教学目标和学生内在需求的基础上选取选修内容和教学方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操纵者，而是与学生“平等交流、心心相印”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教师的作用不能混同于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个供学生利用的资料库，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觉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的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简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引导者由“教”向“导”转移，表现在：（1）引导：帮助学生确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教学目标不仅要授人以鱼，而且要授人以渔，为学生的主动学习提供便利之门。要注意因人而异、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发展，学习水平得到提高。把点菜的权利交给学生，为他们的个性发展留下一个空间。（2）指导：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多种学习方法。（3）诱导：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辅导：为学生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很快地找到相关信息，并利用这种信息完成学习任务。（5）教导：教师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朋友和榜样，教导学生养成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健康的心理等符合时代需要的各种优秀品质，具备区分良莠的能力。
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与21世纪同行，就要紧跟时代步伐，在课堂中转变角色，从“点菜者”到“菜单提供者”，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生活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使学生在充满民主气息的教育过程中提高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全日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
［2］浙江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组编.浙江省师资通识培训.2002.12.
关键词:价值观;经济人;理论逻辑;历史阶段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4―0027―07
关于经济分析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本来也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弗里德曼在1976年发表的《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谈到,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他说:“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来说,它并不研究目标好坏问题｡”[1]所以,在目前通用的正统经济学教材中,其开篇描述都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假设,那便是合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理性人”也称“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点上,使人想当然的以为经济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如此｡
的确,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是既定的,它们确实可以看作是在经济学体系之外的外生变量和前提条件,在此条件下进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解决经济学上的具体的理论问题;即便是在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或转型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中总有不变,因此,把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作为外生的既定的前提条件来考察经济生活本身,仍然具有其固有的必要性｡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需要保持其一定的纯粹性和一定的抽象性,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感,需要排除与经济无关的一切其他因素才能使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更好地把握现实和解释现实｡“最好的假设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具有尽可能大的解释与预见能力的假设｡”[2] 然而,就在经济学独立与自身内部分化造就其辉煌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学的话语霸权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使经济学脱离了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支撑而独立和凌驾于它们之上,似乎经济学能理解一切,解释一切｡正如贡纳尔・缪尔达尔所指出的,专业的经济学家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东西,专家们只在圈内写作和相互交谈,大大地削弱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其晚年被数理经济学日益凸显的狭隘性所困扰,不满于数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理论,改弦易辙,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经济,就需要理解经济事件发生过程中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和政治内容;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整体运行的要害问题只能置身于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①
任何经济理论都处于经济学这一学科发展的一定的历史位置上,其理论抽象都离不开与之相对的､作为其思想源泉的现实｡我们回望经济学的全部历史,经济学已历经多次“变脸”,各学派对经济学的人性构成有着互不相同的假设｡所以我们再来看作为经济分析范畴的“经济人”与价值观的关系,即作为理论抽象的“经济人”范畴是否包含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来予以回答,而应当从现实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的逻辑发展中予以考察｡
一､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观:从斯密到穆勒
关于“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进行理性分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轴心｡
在欧洲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之前,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运动已将个人主义渗透于西方文化｡这种价值观自然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而斯密时代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迅速上升期,资本家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追求利润､相互竞争方面是非常主动的,并且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所以,从现实抽象到理论逻辑上,即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时,就是“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3] 所以,在斯密看来,“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他这样做“是恰当和正确的”｡[4]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经济人”自然就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不仅是生产者,以及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而且消费者和消费领域都进入了“经济人”的理论漩涡之中｡使得每一个人都从传统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从宗教对人的身心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转变为人对物的追逐和对物的依赖,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备条件｡所以说,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拥护者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由此抽象出以自利心为最佳行为动机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经济人”假设｡而此时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观,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价值观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造成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到了约翰・穆勒那里,他已经非常明确清楚地标示了“经济人”的含义｡穆勒所描述的“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同时,穆勒关于“经济人”能自觉地对达到最大满足这一目标的不同手段以比较效率为基础来作出判断的说法,暗含了“理性”的假设,即“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5]｡所以穆勒眼中的“经济人”更具“理性”价值观了｡当然,无论是斯密还是穆勒,在肯定自利心对富国裕民目标的实现能够发挥更有效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将自利心与利他心截然对立起来｡但是,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是构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核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们追随的“看不见的手”催生了新的苦难一族:产业工人｡财富未能使他们受益,事实恰恰相反｡而且,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似乎反复无常,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高失业率危机｡所以穆勒之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差不多走到了它尽头｡新古典经济学就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础｡
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观:从门格尔到马歇尔
从斯密到穆勒,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从1871年自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起更名为“经济学原理”(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和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也作了类似的改变)｡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创新不仅仅是给这门学科改了名,它还意味着观念的根本改变｡这个变化的核心是一个新的经济价值或事物的价值的概念｡这个新概念就是边际效用,即多占有或使用的商品给人带来的愉悦｡
边际学派的理论明显包含有对经济行为与政策的价值判断,而这事实上已经由韦伯等领导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予以了详尽的论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出自新教,“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6] 尽管人们反对简单地宗教决定论,但韦伯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持久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今天各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在解释经济行为中存有价值判断的原因时,门格尔说:“由于人的知识缺陷,人在判断应该满足的需要的重要程度时可能会与实际相反｡甚至那些理性地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那些为了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基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努力去认识各种需要的重要程度的个人也肯定会犯错误的｡”①所以,杰文斯等人分析“效用”时,都十分自然地提到了影响人们判断决策的“尊严”､“荣誉”､“责任”､“自豪感”､“成就感”甚至“道德感”等价值观的追求｡显然,“效用”的“最大化”,既不排斥人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也没有与“极大化原则”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范式相悖,甚至可以实证性地容纳“利他”行为的存在｡而当时的历史已出现了新的问题,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面临着各种道德冲突｡作为世俗的经济学来讲,从根本上又是有道德缺陷的｡所以到了边际学派这里的“经济人”就由利益最大化变成了效用最大化,使“经济人”内涵的价值观得到丰富｡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马歇尔综合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又相对最了解自身利益所在的“经济人”在马歇尔那里就变成了“社会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7] 马歇尔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一分子”的个人来研究,这样的个人同样是利己的,但同时他有“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而不是追求最大利益投资的“经济机器”｡正是对“欲望”等“情感”的追求和满足,使人们产生出经济活动的动力,也就是说,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力量源泉｡由此看来,马歇尔所描述的人是受各种欲望和努力驱使的人｡
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在马歇尔的手中,从被“看不见的手”指引着逐利的简单而专一的人,变成了在情感和憧憬的影响下追求最大效用的人｡这样,马歇尔的“社会人”比较斯密的“经济人”增加了某些品格,即人类的情感因素｡这也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发展状况,19世纪3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英国国力增强,财富增加,社会上出现了追求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确立一个符合日益富裕､消费第一的经济学｡同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就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造成了严重冲击｡所以,在此背景下,马歇尔就承担起解决经济学和已进入工业社会的各种道德冲突的任务｡在他的学说中,通过消费寻求满足的功利人形象成了核心概念,即经济人对享乐的追求是在他自己寻求愉快最大化的过程中､小心平衡其活动和支出的精打细算中得到补偿｡这也就是马歇尔眼中的已赋予道德价值观的“经济人”｡随着英国工业的没落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后期的马歇尔改变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主张建立垄断联合,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说,马歇尔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的确是对当时社会时代背景的有效反映,是当时社会经济实践在思维层面上的凝结和升华,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结合｡
三､演进理论中的价值观:从凡勃伦到哈耶克
可以说,凡勃伦是第一位从非理性的方法论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人｡凡勃伦首先证明理性经济人对享乐最大化的追求严重损害了人的率真､尊贵和潜能,他这样批评道:“人这个享乐计算器是一个只想轻松愉快的快乐――痛苦计算器｡人就像一团渴望幸福的肉,外来刺激推动着他旋转摇摆,……左转一下､右摆一下,直到摆动的合力将他击倒,此时他也跟随着合力的方向向前趔趄着｡当冲击的力量消退,他安稳下来,又变成和从前一样的有自制力的一团肉｡”①凡勃伦相信,人不是放在路上,周围的力量就能使其饱和的一捆欲望,而是一个力图使嗜好和习惯在逐步展开的活动中实现并表现出来的统一体｡在凡勃伦看来,经济学是适合于成长和发展中的机体的“进化科学”,而不是关于物理均衡的静态科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强调消费者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个体来追求快乐最大化的,而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由此引出他的制度演进理论,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最大化偏离的影响,也使得他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先河｡在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中,将人性理论视为其制度演进的基础,当人们通过长期的锻炼和淘汰作用,发展出与生命活动相适应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并且形成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思想习惯｡反过来,某种思想习惯一旦形成,就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从而也就具有了某种制度的功能｡显然,这种制度的演化或变迁是没有预定的目标,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由此得知,凡勃伦的思维原点不是“经济人”,而是人的“本能”和人的“习惯”｡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并不是象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把个体设定为“经济人”来构建制度,构建社会,而是更符合达尔文式的进化论｡
在此之后,另一支演进学派的代表―奥地利学派,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分析方法,并且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加批评,试图建立一种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他们认为“经济人”并不具有着完全理性,而是具有着有限理性｡米塞斯､哈耶克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及演进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兰格等人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为经济学界所瞩目｡在这次争论中,双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米塞斯､哈耶克强调“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既然个人的理性有限,就应当允许每个人充分地利用各自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活动,虽然每个人都可能出错,但千百万人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和试错,就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最大的成功可能和机会,每个人的活动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有益于社会｡米塞斯指出:“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存在的现实性｡”[8]42 而哈耶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更具针对性,他考虑的是如何维续一个自由的社会,也就是如何扭转自由社会向全权社会的转变趋势｡为此目的,哈耶克致力于论证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繁荣与创造力乃立基于一套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之上｡这套社会秩序,经由人们共同遵循一般行为规则而追求各自的目标时,自发形成｡而这种一般行为规则又是经由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习俗等承传,并经群体竞争的进化选择而得以存续和传播｡在解答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上,哈耶克认为,“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承继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9] 而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在竞争中,那些具备新行为方式的群体可以更加兴旺发达,甚至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经由设计而建构出来的,而是通过那些在竞争过程中胜出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普遍盛行而逐渐形成的｡米塞斯也认为,“一种思想实验是从某一事件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因素,逻辑地发展出这一事件的某个结果的理论抽象｡它是演绎的产物,最终源自行为的基本范畴,偏好或选择行为……｡”[8]236
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否定了主流经济理论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来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努力,强调社会科学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的人类行为本身蕴含了人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很难用数量化的方法来加以概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论证,实际上构成了哈耶克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与奥斯卡・兰格等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问题争论的理论背景｡同时,这些理论也透露出他们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扩大,加上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恐惧｡所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等经济目标的思想成为主流｡而此时的哈耶克亲眼目睹战争对人类自由的破坏,认为战后人类自由仍有被多种集权主义剥夺的危险,在他看来计划经济忽视消费者,忽视劳动者物质利益,这与他对自由崇仰和对自由主义执著追求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以,哈耶克从思想上认识到为人类探索自由之路的愿望在纯经济学领域用数量均衡分析方法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便转向注重从哲学､伦理学以及法学的角度理解自由,并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中不遗余力地证明“自由”､“平等”和“竞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以说,哈耶克逻辑中的价值观的引导和群体竞争的优胜劣汰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他所处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四､新兴观点:从阿马蒂亚・森到诺斯
到了近当代,随着社会分工在广度与深度､横向与纵向上的推进,利益与利益群体的不断细分,价值观多元化的产生,不仅要求现实的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诚实､守信,弘扬德性,而且作为法人的经济组织――非自然人的集体性的“经济人”开始讲求诚信,倡导人性化管理与服务,导入各具特色的企业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所以,在这种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下,必须要在比过去更高阶段的现实基础上重建经济学,构建出由片面追求极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到更加赋予其价值观的范畴｡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方向上的一些显著变化正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这一变化｡如福利经济学更多地着眼于分配的公平､新制度经济学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的三大基石之一,等等｡
阿马蒂亚・森在他的福利理论当中,对那些将社会福利仅仅看作为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即社会福利依赖于个人效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单纯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存在着缺陷｡换言之,每个人获得的效用的测量值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及其所处的境况,但如果从道德和政治角度看这些目标,则可能与幸福无关｡他从人的权利或自由的角度阐述人的幸福,以此论证赋有许多超经济因素的新的发展观｡
同时,阿马蒂亚・森还指出,从历史上看,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源泉,“一个源泉涉及‘伦理学’,另一个源泉涉及可以称之为‘工程学’的内容｡”[10]66 二者各有其积极的合理之处,完全偏废其中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杰出经济学家的著述都以不同的比例包含着这两部分内容”｡[10]66 森严厉地批判了把“经济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于理性,然后又把实际行为认同于理的做法｡我们必须承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合乎理性的,并不违背理性,但由此而主张除最大化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行为必然是非理性的,则是完全荒谬的｡“如果自利在大量的决策中不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才是怪事;的确,如果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根本就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正常的经济交易就会崩溃”｡[10]69 但自利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绝不是驱动人类的唯一动机｡“自由市场的成功,根本就不能告诉我们,隐藏在这种经济中经济当事者行动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在日本的情形中,倒是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遵循义务､忠诚和善意而对自利行为的系统偏离在工业的成功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10]68 因此,阿马蒂亚・森坚持认为经济学需要对人类福祉和社会价值判断作出回答,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其他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11]
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中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中只考虑了要素相对价格变动这一原因,没有将行动者偏好(价值观)的变化考虑在内｡如果这样的话,难以解释一个社会在正式制度规则上激进的或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也很难理解人们对信念和理想的追求与献身精神,而这种带有献身意义的行为却大量存在｡为此,诺斯在人的利益动机之外,引入精神需要的动机,也就是强调人具有表达信念与价值观的需要｡这样一来,在诺斯的理论体系之中,人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动机,一为物欲动机,一为精神动机｡如何将这两种动机统一起来?诺斯试图在这两种动机之间建立转换关系｡在诺斯看来,一个人在追求财富与奉行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具体来说,当一个人表达自己的信念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时,他将减少甚至放弃对这种信念的追求;反之,他愿意将资源较多地投入在追求信念上｡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受价值观影响的程度,由表达价值观的成本来决定｡
诺斯在以利益动机解释利益导向的制度变迁,以精神需要动机解释制度变迁偏向价值导向的时候,认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同时兼有利益导向与价值导向这两种特征,需要将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统一起来｡他采用的统一办法就是,从他的精神底蕴理性主义出发,以价值观的表达成本来衡量制度变迁偏向于价值导向的程度｡[12]
五､结 语
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社会因素特别是价值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经济学家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究竟应如何处理其与价值观的关系,可以说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态度｡这里我们明确承认,把经济学界限于给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有其固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在一个宏大的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经济学的对象,我们就会看到,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并不只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不断生成和转化的,适应新兴经济形态的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迫切需要经济学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去予以阐述｡特别是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一条件下,经济学更要对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自己的评价,若非如此,经济学根本无从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在深度与广度､横向与纵向上的不断发展,经济生活的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人”这一理论范畴,是否把握了人们经济生活的本质的､普遍的､规律性的内容,只有回到现实中,运用这一范畴去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才能得到验证｡所以,“经济人”范畴的抽象就不能成为一个静止的､僵死的理论存在,而必须从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具体”的历史现象汲取养料,提炼出“经济人”范畴的新的内容与规定,以使“经济人”范畴的理论抽象与现实相一致,从而才能使所谓的理论始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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