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1 04:18: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英文名称：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主管单位：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5-2577
国内刊号：11-3320/G2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学科方向设置较细，细化学科方向的课程体系较完善
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个别学科方向设置较细。如本科阶段设有医疗新闻学。医疗新闻学包括编辑（医学）；特写写作（医学）；适用于卫生专家的排版设计；适用于卫生专家的出版法和伦理；适用于卫生专家的专业写作；新闻的语境；医疗保健工作政治学等课程模块③。再如，硕士研究生阶段设有传播政策。该专业所包括的必修课程模块有传播政策的政治分析（必修）和学位论文专业指导；第一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技术和传播政策；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学习技能；第二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全球化和媒介；政治传播；媒介受众；性别，暴力和政治；政治传播等④。
点评 ：学科细化与学科的深入发展息息相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算久。因此，中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总的来说存在学科方向设置线条粗疏的问题。当然，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和学界研究的细化，一些细化学科正逐步被列入教学方案。譬如奥运报道、健康传播等。但是，由于这些教学方向完整体系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这些被细化出来的学科方向往往跟其他早已成型的学科方向难以有明显的界线，难以突出细化学科方向个性化的东西。不过可以期待的是，不管是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来看，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应该并且会朝学科细化的方向发展，横向学科细化以媒体类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为维度；纵向的学科细化以传播内容所属领域或学科领域（如体育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健康传播、传播政策等）为维度。
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
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此点可由针对新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略见一斑。
另外，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以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学硕士课程《新闻理论》为例，该学习模块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新闻业与互联网、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
点评：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现今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借鉴于苏联。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90年代之前），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 “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⑥。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别较为明显
英国大学本科学制3年，硕士研究生学制1年。本科生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而是一般要经历提交申请、面试、录取等程序。一般可以同时申请6所学校。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所提供的本科生教育包括媒介学和医疗新闻学。所提供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包括传播学、传播政策、针对国际学生的新闻学研究、媒介管理，摄影新闻学、公共关系等。
本科生阶段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甚至更重实践）。学生一般每学期要修两门理论课，两门实践课。前者包括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全球化、媒介消费、传播法方面的课程。后者包括印刷、在线和广播新闻、电视制作、广播制作或公共关系等。学生入校后，即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某方面的实践。譬如对电视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实践课上学会摄影、编辑视频、制作演播室节目和制作纪录片等所需的技能。本科阶段的理论课在讲授时“多结合案例，与实践紧密相联，并不注重深入系统地介绍理论”⑦。多以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的形式组织课堂。
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深化学生的理论积累和培养其做研究的能力。实践课的重要性下降。理论课多以专题形式组织，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如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理论这门课涉及大众传播与现代化、发展传播学、意识形态与霸权、传播与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等专题。课堂组织形式除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外，还包括一对一与导师面谈。在与导师面谈时间内，学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老师深入探讨，老师会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点评：国内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本科阶段教育与硕士研究生阶段教育之间并未泾渭分明。一些在本科阶段学过的内容还会出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途径也许是更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教育的定位，拉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距离。譬如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要教好本科生“怎样做”，可能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硬件设备。硬件设备不仅体现在量上――量不足就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充足的熟能生巧的机会；而且还体现在质上――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用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来训练21世纪的学生只能事倍功半。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并不意味着只培养“匠人”，而是说，这是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使命。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亦即侧重于引导学生学会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描述现实、解释现实、预测与控制现实。
博士研究生教育程序控制严格
博士研究生学制3年。拿到学位之前，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提交研究计划――面试――注册――身份转换――提交论文――论文答辩。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但要提交研究计划。如果学校认为有导师可以指导申请者将来的研究，就会组织面试，以了解其对该研究论题的把握程度及未来的研究潜力。申请者面试通过就会被录取。正式入学后就要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首先要大量阅读与研究论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学图书馆间资源共享，许多政府或社会网站上的信息完全公开，因此可供学生利用的信息资源特别丰富）。一年级第二学期初要经历注册程序，学生要准备书面材料，老师以面谈形式检查学生此前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年级末要经历身份转换程序，一般需提交字数约为毕业论文1/3的报告，如果顺利通过专家小组的面试，身份就可由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 转为PHD候选人(PHD Candidate)，如果未通过，就不能转换身份，只能修改后重新经历身份转换程序。身份转为PHD候选人后，就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接着是提交毕业论文及论文答辩⑧。由于目标清晰可见，博士研究生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以理论突破为目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研究论题。由于导师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能确保学生的研究论题尽可能落在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范围内，所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充分地得到导师的指导意见。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一步步地完成始定的研究论题，可谓三年磨一剑。
点评：国内博士研究生阶段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生所选定的研究论题与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出现错位，以致导师在指导学生做研究时不能那么游刃有余。此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导师，而在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并未能完全顺畅地运转。
留给学生主动寻求知识的时间与空间
英国高校教育每一学年包括两个学期，每学期正式上课时间为12周。2006年第一学期始自9月18日。第二学期始自1月15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只要求本科学生每一学期选4门课。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量要求不一，但也不算很多。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要求学生在一年内修完3门核心课程和5门选修课程。公共关系硕士教育要求学生在一年内学完4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
点评：英国高校教育的工作量是每年24周，比中国少了近1/3。不仅如此，而且由于理论课上小组讨论和与导师面谈会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因此用于讲授的时间就更少了（每门理论课每学期约讲授十多个小时，当然也有的课会多些）。“老师只是给学生拉出一个知识框架，学生可以利用大量课余时间自己去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13
必修课数量不多，选修课丰富
必修课程一般为核心课程，其在学生所修的全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每学期1-2门。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必修课只有3门。可供选择的选修课则包括13门。
点评：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中国不少高校的必修课所占比重较大。不过此点只能作为一个客观差异来看待，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灵活
学生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很多老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譬如对本科阶段新闻学方向的学生来讲，老师会根据论文和设计方案来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根据实际操作，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分析自己工作的日记等评定实践课的成绩，没有期末考试。
点评：老师到底以何种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种方式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都是有条件的。
学生反馈全面
威斯敏斯特的学生在学期末会拿到一份学生反馈问卷，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这份问卷设计得相对较为详细，不仅会涉及授课本身，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教材等。以2006年该校学生拿到的反馈问卷为例，整份问卷共分为9个部分，前6部分为客观题，后3部分为主观题。分别为组织；材料与设备；讲授（lecture）；小组讨论和实践/设计；评价；综合评价；你的观点；背景信息；附加问题。每一客观题均包含五六个六级量表。
点评：教学本来就是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传播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馈的情况。由于学生反馈意见的根据是自己接受教育的效果，而教学效果不光会受到课堂教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教学设备、试验室设备、图书馆资源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将这些内容包括在学生反馈问卷中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注释：
①
②
③wmin.ac.uk/mad/page-400
④wmin.ac.uk/mad/page-269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本刊讯 《锋绘》杂志社和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日前举行签约仪式，多方携手正式联办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旗下《锋绘》杂志。
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是独具办学特色的教学、科研实体，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近年来院教师的教研成绩显著，出版专著10多部，论文和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学生获国家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50多项，表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7年，开办有新闻学、广告学2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为学校重点扶持学科，2014年入选“湖北省战略新兴产业计划”，是全省高校唯一以新闻学入选该计划的学科。学院目前是该校重点建设的“特色学院”。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7项，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及厅级研究课题30余项，8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科研成果被政府与企业采纳。
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是华中地区最早的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专业设计院，坚持构建技术品牌、关注技术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先后圆满完成多项设计作品，获奖过百项。在风景园林设计、建筑工程、城市规划、工程咨询编制及评估、工程建设监理及园
林绿化施工等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和实力。
《锋绘》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武汉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文化艺术教育类综合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42-1820/J，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511。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来源期刊，龙源国际期刊网，读览天下网等全文收录期刊。《锋绘》杂志2015年全新改版，主要栏目有：文艺与设计论坛、文艺与设计教育、企业文化、文化产业管理、建筑艺术、建设园地等。
合作双方决定自2015年起借助《锋绘》杂志平台，进一步宣传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品牌和形象，推动教学科研和文化建设，同时由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杂志编辑出版和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优质稿件，共同打造优秀期刊，为促进学术科研和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签约仪式上，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让余敏、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院长陈义、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远坤、《锋绘》杂志执行主编董汉军分别致辞，他们感谢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广大读者、作者对 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和《锋绘》杂志的支持与关注。欢迎广大学者、作者、读者为锋绘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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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新机遇
媒体是当前我国社会进行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社会的驱动下不断融合，传播者对信息的传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媒体形态，而是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形式各类信息，并针对社会上的不同受众群体选择合理的新闻播报形式，真正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范围的最大覆盖，促使媒体在新闻信息传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时代就可以称之为全媒体时代，媒体已经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地借助媒体终端获取和相关信息，信息传播时效、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拓展。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新闻传播教育为了保证所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必须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全媒体社会环境下，新闻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不再局限于社会时事新闻，还包含更为广泛的娱乐信息和人们的生活信息。同时，随着互联网移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信息传播的渠道逐渐拓展，传播主体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高职院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仅仅需要向社会培养大众新闻传播人才，还应该顺应当前时展潮流和全媒体社会人才需求特点，培养其他层面的信息传播人才，如社会化媒体和事业单位进行信息传播需求的人才、一线操作人员等，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新闻传播教育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在新时期获得相应的发展动力。
二、全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和创新
（一）对通识教育体系进行优化调整
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健全是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内在危机，在当前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只有积极推行通识教育改革，才能够对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合理的改革和创新，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在具体操作方面，高职院校可以借鉴复旦大学对新闻传播通识教育体系进行创新的成功经验，将通识教育设置成三个维度：借助共同核心课程积极向学生开展持续心智教育；按照人文社科的大类构建课程体系，为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创造条件；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方面重视一专多能，增强学生能力的复合性。高职院校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探索能够使其与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结构要求相适应，但是高职院校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不能简单地与通识教育课程等同，只关注学生单方面知识的增长，还应该重视学生心智的培养，保证学生的知识拓展和技能强化同步进行，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性。在教育实践中，高职院校可以结合本地区教育条件和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对教育体系中的人文、艺术、经济、科学、政治等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教学需求对这些教育体系进行整合和提炼，最终设置有针对性的单门教育课程，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施专业的指导。此外，在保证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教师还应该适当地提升选修课程在学生专业课学习中所占的比重，满足个性化人才培养需求，真正建立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促使课程体系的建设能够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相吻合，保证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够与社会对多类型、多规格人才的需求相适应。
（二）构建更为完善的实践课程体系
现阶段，高职院校要想保证自身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能够与全媒体时代社会人才需求相适应，还应该基于能力内敛人才培养需求构建更为完善的实践课程体系。能力内敛简单地说就是在教学实践中应该以社会各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核心开设实践教育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务能力。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社会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新闻传播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应该将对学生采写、编、评、摄录、制作和播报等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核心内容，并对社会上新闻传播岗位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加以分解，构建较为独立、专项的实践教育体系，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实践教育落到实处。在全媒体时代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引下，高职院校能够真正搭建起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递进型的课程教育群体，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高职院校还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和假期时间，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教学周等较为独立的教学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培养自身新闻传播实践能力，为学生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此外，基于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需求，高职院校还应该尝试对传统的毕业论文撰写教学加以改革，将传统的以理论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毕业论文改为以学生实践能力训练为主的毕业创作，让学生在整个高职阶段的学习都能够以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目标，促使实践教学体系真正发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
（三）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1 回答好三个问题
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创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等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科技的一个突出特征表现为跨产业、多领域的科技集成与融合身还不够，至少要回答清楚三个问题——“为什么立项研究？取得什么突出成果？将会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交代研究的背景或来龙去脉，帮助受众理解和消化有关内容；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点明具体的研究成果，并且是最重要的成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所有成果堆砌在一起；第三个问题就是阐述该成果的重大意义与应用价值以及对今后研究的影响。
以《农民日报》对“麻育秧膜”的报道[2]为例，开篇先声夺人，吸引读者注意，“这可不是一种简单的地膜，它叫麻育秧膜。只要把它垫在我们水稻育秧盘里，不但能保护秧苗，还能保证机插不散秧，特别方便”。然后围绕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为什么立项研究？“在传统的育秧环节中，一直存在着秧苗根系不牢、容易散秧、取秧运秧不便、漏插率高等问题。有时，农民们已经准备好了插秧机，可由于育秧盘不给力，散秧多，只能临时又改用人工插秧。这也成为了制约水稻机插技术应用的瓶颈问题”。取得什么突出成果？“利用麻等植物纤维研制出环保型麻地膜，同时进一步改变配方和工艺，研制出适宜育秧育草的麻纤维育苗基布”，“属于国内外首创”，“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将会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麻育秧膜的使用，不但能有效固定秧苗，利于机插秧早插早发高产；同时，育成的秧苗根系发达、白根多、整齐健壮，即使是下雨天也可机插，易取秧、运输和装秧，省工节本。更为重要的是，麻育秧膜的使用，保证了插秧机在插秧时易分秧，对秧苗的伤害更轻，漏插的秧苗更少，插秧后返青快，能显著提高水稻机插效率和质量”。看完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对“麻育秧膜”是何物就大致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
2 结合当前社会热点和大众关心的话题
将科技成果与当前社会热点或大众关心的话题联系起来进行报道，可提升成果传播的效果。这也是新闻宣传工作所要求的“三贴近”原则的体现。很多农业科技成果表面上与社会热点或大众关心的话题并无关联，但实际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键是慧眼识“珠”，找出这种关联性，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成果进行报道。
以《农民日报》对“酵母源葡萄糖耐量因子（GTF）”的报道[3]为例，原题为“加工所‘GTF的结构解析与功能评价项目’荣获2012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般受众从题中看不懂“GTF”为何物，也看不出“GTF”与自己有何关系。但文中提到“‘GTF’可作为糖尿病的辅助治疗制剂和糖尿病人的保健食品”。因此，《农民日报》在报道时将获奖成果与大众普遍关注的糖尿病联系起来，取题为“中国农科院科研成果造福糖尿病患者”，并紧紧围绕该话题展开报道，引起了糖尿病患者的关注。
3 注重从学术论文和会议中挖掘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或进展的一种常见形式，尤其是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的高水平论文往往就是重大科研进展的展示。因此，学术论文本身就具有新闻性，其中包含着“为什么立项研究？取得什么突出成果？将会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等三个问题的答案，只要稍作通俗转换，就可编写出高质量的科技新闻稿。目前，国内对发表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及子刊等国际顶尖杂志上的论文进行新闻报道较为重视，对其他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新闻报道相对弱化。这里需要提及注意的是，由于国内与国外存在时差，对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要搞清楚对应国内的时间，提前准备好新闻稿，并与杂志出版时间同步发稿，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以《科技日报》对在《科学》杂志发表有关“H7N9流感病毒传播机制”论文的报道[4]为例，由于当年我国内地多地出现人感染H7N9病例，引起高度关注，其中该病毒能否在人际间传播是焦点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相关科研人员与《科技日报》等国内重要媒体记者密切沟通，在前一天精心准备新闻稿件，几乎与同时见报，并且刊登在头版报眼等重要版面位置，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学术会议是相关领域科技专家汇聚一起，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研讨的一个学术平台，不仅有科研进展的报告，而且有科技发展的建议，蕴藏着很多科技新闻，但报道时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捕捉受众关注的问题，提炼核心内容，突出其中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亮点。以《光明日报》对“第五届全国蔬菜规模化高效育苗技术经验交流会”的报道[5]为例，会议内容很丰富，既有技术交流与成果展示，又有产业分析与发展建议，《光明日报》报道时聚焦蔬菜育苗产业的制约因素，阐述了这一产业面临的三大问题，并提出我国蔬菜育苗技术亟待创新的重点，为行业受众尤其是科技人员提供了重要信息。
4 把握农业科技新闻报道的节点
农业科研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与不确定性，但作为农业科研项目又有明确的阶段性任务，因此要全过程跟踪科研项目的研究进程，并利用阶段性项目推进会、进展汇报会、国内外相关领域研讨会等机会不失时机地报道科研项目的重大进展。同时，在报道时要有所选择，可能细数成果不少，但不必一一点到，应突出其中一项重要进展，并说深说透，否则会给人“零零散散&rdqu o;和“平平淡淡”的感觉，印象不深。以《中国科学报》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预警与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实施一年来进展的报道[6]为例，该项目在2012年启动，2013年召开项目推进会，会上6个课题研究团队分别汇报了项目实施一年来的进展，合计大大小小的成果多达数十个。但《中国科学报》仅选择了其中一项相对成熟和重要的成果——“全国突发灾害数据库初步建成”作为主题展开报道，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
此外，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开展农业科技成果的报道，结合春耕、三夏、三秋等重要农时季节更有针对性，传播效果也会更好。以《新华社》对“水稻钵苗机插新技术”的报道[7]为例，该技术据称是水稻生产技术的一次更新换代，已在水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科研团队利用5月份东北水稻育秧季节，在黑龙江垦区组织召开水稻钵苗机插技术现场观摩会，邀请《新华社》等媒体观摩报道，介绍该技术的优势及应用前景，让人感到很接地气。
5 融科学性、通俗性与艺术性于一体
农业科技新闻首先姓“科”，科学性是第一位的，客观、准确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但现代农业科技日益复杂与深奥，若仅从专业的角度去报道，恐因专业术语与专业词汇的晦涩难懂而限制一般受众的理解，使得其报道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对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报道，在尊重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力求通俗易懂，变“专业化”为“科普化”，同时为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可适当应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赋予报道的艺术性，从而使科技新闻的报道更具影响力和传播力。
以《光明日报》对“水稻株高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研究进展的报道再次，在新闻主体中尽量少用专业术语与专业词汇，并且不同层次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尽可能简单化，避免因复杂的机理而造成“云里雾中”，给人理不清头绪，影响传播效果。
总之，通过以上5种不同的视角，可以对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进行及时、充分、有效地报道。当然，形式决定于内容，具体到某项成果，究竟采用哪几种视角进行报道，可根据成果内容的复杂性而定。
参考文献
[1]张军.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重点[J].农村经济，2011（8）：3-5.
[2]吴佩.麻育秧膜：让水稻机插育秧更高效[N].农民日报，2013-04-24.
[3]李紫陌.中国农科院科研成果造福糖尿病患者[N]. 农民日报，2013-04-17
[4]瞿剑.H7N9病毒或可人际传播[N].科技日报，2013-07-20.
[5]胡其峰.我国蔬菜育苗产业面临三大问题[N].光明日报，2013-04-10.
[6]黄明明.全国突发灾害数据库2015年初步建成[N].中国科学报，2013-03-07.
[关键词]内容 传播方式 转型
目前，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在传媒业掀起的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还带来了媒介生态的变化。面对网络媒体的挑战，尤其是移动互联和社交媒体的狂飙突进，传统媒体改革和创新就成了当前形势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今天，报纸面对的竞争对手不仅是其他传统媒体和报业集团，而且还要关注新媒体，注重全媒体的发展，这是新的媒体形态和媒介生态所决定的。
当前，媒体的新闻竞争主要体现在新闻的量、速和质三方面，而这三方面的提升需要发挥媒体各自的传播优势，还要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传媒市场出现的新态势和新闻竞争的特点，对于报纸这种媒介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报纸的传播视角必须更新理念，创新表现形式和手段。这其中，优质的内容产品仍是未曾变更的核心竞争力。只是，在全媒体融合时代与互联网思维方式下，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更具价值的内容给读者，而衡量这种价值的标准是否应该与以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媒体视角看传播关系的转型
传统报业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传播，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带来了新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及壮大，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改变。
互联网技术兼具的文字、声音和画面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特点，正在裂变出更多的花样，也衍生出更多的阅读方式和接受终端。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传统媒体必须主动面对新闻传播媒介从纸媒介向数字化的改变，从劳动密集逐渐转向技术密集，种种现象表明了媒介的生产力在发生着质的改变。生产力的改变，直接改变了传统媒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传播的重心转向了受众，尊重受众的意见和喜好成为决胜的关键，相互学习，这也正是媒介融合时代媒体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媒介融合本质上关涉传播关系的转型。传统媒体的传播关系，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点对面的传播，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但在互联网时代，媒介生产过程必须加入媒介消费者的参与才能扩大其传播力和影响力。
较之之前媒介融合的整合资源的考虑，现在媒介融合更多的考虑是媒体影响力的扩大。因为，当前，媒介生产权并不单一掌握在专门的媒介传播机构手中，同时也存在于受众群体中。这就使得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媒体原有的组织化的新闻生产，逐渐被社会化的新闻生产所取代。多对多的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当今互联网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原有的“我报什么，你看什么”的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受众可以选择“我看什么，你报什么”，他们“用脚投票”决定了每一个媒体的影响力和波及面。
分享型传播是当今时兴也是最能影响受众的传播方式，这种也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从用户那里获取的大量、即时、大众视角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融入到产品的生产之中，这单独依靠报纸传统的报道方式远远不能达成其传播效果。
这就要求纸媒进行新闻报道时注重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资源的开发能力。在突出报纸特色的前提下，极大限度地扩展媒体的影响力，抢占稀有新闻资源，挖掘核心资源，开发亮点资源。微博、微信、网站各司其职，发挥业务特长，利用其受众黏性，给报纸提供可供挖掘的内容资源。其次，是资源的运用能力。盘活现有资源，利用报纸自身优势和特色，策划好新闻报道，策划活动方案。在注重新闻报道的同时，也着重培养策划活动的能力。提供媒体的品牌优势，提供用户的忠诚度和黏性。此外，逐步强化报纸的责任和功能，做深新闻，增强内容的思想性和感染力。以人才的“复合”应对媒介融合的挑战。
用更好的传播方式报道有价值的内容
新兴媒体对整个传统媒体的冲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绝非传播介质的变化那么简单，它对以往的传播格局、舆论的导向以及受众的审美方式乃至价值品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对于传播手段相对单一的纸媒来说，优质的内容产品仍是未曾变更的核心竞争力。只是，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更具价值的内容给读者，有价值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来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以近几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优秀作品为例，如2015年获得一等奖的《公共辩论 求真比求胜更重要》（人民日报）、《“呼格案再审”系列报道》（新华社）等，这些新闻作品的成功之处，都无一例外紧紧抓住了所报道的领域、对象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是虽算不上热点却足够引发社会思考的重要现象。任何媒体的发展，都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表达和品牌影响力。而这种对社会事件和现象的敏锐发现和有价值的表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孜孜以求成为影响受众的重要因素。
传统纸媒有很好的内容，这种优势要保持，也一定是核心的竞争力所在。不过，面对挑战，除了紧紧把握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选题策划外，更需要改变的是一以贯之的单项传播思路，在传播的方式和互动模式上下功夫，从而转化为平行互动的传播模式。比如，近几年人民日报的报道更突显立体化趋势，一个平常的采访除了文字以外，还会配有现场照片和采访视频。最终在报纸上会用二维码的方式追加在文章后边，以此来增加与读者在线上的互动与交流。一段时间坚持下来，收到很好的效果，既减轻了作为党报给人印象里“端着架子”的感觉，同时也增强了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当然，除了对新媒体运营方式、自身定位的探讨之外，作为内容的创造者――一线的采写的记者来说，需要提升和锻炼的方面还很多，如新闻价值的判断、相关领域知识的构建、思想认识的提高等。尤其是要形成自身独特的观点、视角和语言风格，这种个性化的表达将让同一件新闻事件的表述更具传播效力和影响力。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再多的眼泪也汇不成美丽的江湖》为例，这篇作品是工人日报社评论部开设的新栏目“我在我思”的首篇文章，这个专栏的定位是抛弃评论文章的严肃面孔，尽量体现作者的文字风格和个性，还要有一定的人文高度。这样，一则武汉近百个湖泊被填占的新闻就被作者妙笔生花般的以散文化的文字，理性与感性共存，传达出现代环保理念和人文关怀，做到了“动人以情”、“载道以文”。实际上，传统媒体的优秀作品中遵循着这样规律的作品还很多，这样一种对文字和思想的追求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磨练的，而这种能力的练就也是无论哪种传播介质的变更都不会被更替掉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人类对思想和美文的追求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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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几年纸媒那些被广泛点赞和称道的报道，多是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报纸视角、民众表达的新闻呈现方式，通过加快新闻报道的节奏，在“短、平、快”的格调下包容更多的内容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实现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最大化。
赞美之余，也不免有所思考，这些被媒体同仁认可的报道，能否在如今面对新媒体时代时依然出彩？
事实上，传统纸媒工作者还没有完全享受完“铅与火”到“光与电”带来的好处，“数与网”的冲击已经到来，不仅极大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也深刻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甚至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消费娱乐以及互动沟通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尽管有不少优秀作品，但限于传播渠道、阅读模式和信息二次“包装”不够等因素，尤其是在阅读介质已演变成手机屏幕的条件下，很多报纸的“版面语言”并未能真正传播到受众中，也没有在核心读者群中产生巨大影响。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核心读者群，已经或者正在接受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络接受碎片化资讯的“现实”。而报纸的所谓“版面”，即便是花费了编辑记者大量心血，其“内容”通过纸张这种形式进入我们的读者眼中也越发困难，更多的是通过网络尤其是手机屏幕这种介质与读者见面。
在这种背景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内容搬运工还是内容建设者？受限于人员、资金等等客观条件，很多传统报纸新媒体传播基本太停留在初始阶段，即把报纸刊登的新闻简单地“搬运”到网络或微博、微信上，传统与新兴媒体依旧是“两张皮”。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私人定制”服务，需要打造一个全面、丰富、即时的媒体大数据平台，真正成为内容的建设者。
（二）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化转场？基于阅读的主动权几乎完全掌握在读者手中，对于传统纸质媒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从受众需求、内容理念、组织结构、生产和发行体系的变革。尤其是微信、微博的裂变式和多中心式的传媒模式，使新闻资讯的传播出现了新的特征：即报纸新闻产品可以经过多次“深加工处理”，拆分或者整合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而完成一次和多次有影响力的传播。
【论文摘要】经过二十年的新闻改革，中国报业从过去的三级党报一统天下发展为以党报为核心的纵横交叉的网络结构。而地市级综合日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人们对地方性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报业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地域性新闻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同时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1、警惕地方报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几乎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节；过于娱乐化，或对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以及对虚假广告、不健康广告把关不严等，这些疏于筛选或过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陷入低俗情趣，异化了公众心智。
【论文摘要】随着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新闻传播中，新的媒介生态环境日益复杂，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理念和实践层面上遇到了多重考验，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的学术与实践探讨也引发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理念的思考。本文试图从中西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比较中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来分析新闻从业者在新媒介环境下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坚持和面临的困惑。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定义与分歧
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①，在美国政党报刊瓦解后，报业媒体越来越关注经济利益，以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的黄色新闻大战为代表，报刊越来越低俗化、商业化。与此同时，要求新闻公平客观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煽情主义与商业主义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博弈中逐步确立。慢慢的，客观报道的技巧变成了一种信念、标准、一种价值观，也成为一种程式②。上世纪90年代后，新闻专业主义已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理念，是新闻从业者在采写新闻报道、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向受众呈现出最贴近新闻事实的职业要求。该理念涉及到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③在坚持媒体及从业者独立自由的前提下要求其对新闻事件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服务公众利益，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中说：“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应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④
在新闻实践操作层面上，新闻专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理念与实践的分裂这一深层矛盾。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具有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新闻专业主义赋予新闻自由过于宽泛的界定，尤其是对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合理空间和必要界限、主体道德自律和外界必要制约等几组对立的命题都尚未有完善的理论加以科学界定。⑤因为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绝对的客观、中立报道，而现实操作层面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新闻从业者在力求客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甚至是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的固有的框架设置等都是影响客观报道的因素。无论是在政党控制下的报业还是适应商品社会产生的报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限制，新闻媒体不可能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二、新媒介环境下媒体传播特征及表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集互联网、电视、手机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媒体、互动性传播对传统的媒介生态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在新的媒介环境变迁下，媒体的信息传播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当今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单对多传播模式，形成了多对多，单对单的传播模式；由原来的点到面的传播发展为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在丰富了传播内容的同时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在全国两会报道中，受众见证了微博的力量，它以短小、迅速、及时、广泛、互动传播优势将受众、媒体、两会代表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社会媒体（social media）为传统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新闻线索，利于进行深度报道；新闻当事人、评论家等的观点评论也为传统媒体广泛引用，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但也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传播渠道及信息接收渠道的多样化使受众接触海量化的信息，海量信息的存在增加了信息真实性判断的不确定性，对媒体及从业者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海量的网络信息加剧了新闻真实性甄别的难度，这是对新闻记者专业素养的考验。在海量的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极易被“埋没”，而虚假信息也极易盛行，对信息真假的甄别加大了对新闻记者专业技能的要求。
三、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的现实困境及思考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要求媒介及从业者对公众服务并负责，坚持自律与他律，但新闻领域的自律与他律和独立自由本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客观性是指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客观化是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虚构。⑥因此，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客观报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报道并非片面地强调绝对的客观，因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反应事实的状态，而是反映现实的一个过程，我们能追求的只能是相对的客观。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困境，其标准不是绝对化的要求，而是从事实践的过程中力求达到的相对的标准。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我们了解到，整个大的社会结构是由相对独立自主的小社会构成的，每个小的社会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但又受其大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新闻界是一个小的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⑦新闻界受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受众方面、以及来自新闻界内部的制约，这些因素相互抗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闻人所需面对的复杂的媒介环境。来自政治的压力，对经济的过度依赖，受众的期待，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得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了一种理想，现实的困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该理念产生质疑。
政治领域对新闻界的控制体现在多方面，即便是在提倡独立自由媒介环境的西方国家，官方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影响媒体。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发言人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控制消息来源或者控制舆论引导。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该体制是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的调整。事业单位的性质使得政府可以统一媒体舆论导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是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它折射出了政治及资本对媒体的控制。
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以媒体是社会第四权力自居的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正在盛行。市场导向新闻学是指新闻机构的市场取向，建基于找出或者制造出一种消费者的渴求，而新闻传媒的任务是独一无二地满足传媒消费者的需要，新闻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⑧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各大媒体为占领市场份额，迎合受众的需求，新闻越来越低俗化、娱乐化、庸俗化。策划新闻事件大行其道，越来越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宗旨。资本的渗入还体现在广告的介入，广告是媒体尤其是报刊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无形中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越来越多的软广告见诸于媒体，足见资本对新闻界的控制。
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体组织内部严格的操作流程及受众的阅读期待构成了影响新闻采写客观中立的隐形因素。新闻产品的正常生产得益于媒介组织内部严密的采写、编辑、发行流程，媒体机构内部的等级体系划分使得新闻记者各司其职。记者不可能采写不在视线范围以内的事件，也不会采写超越自己领域的事件，这是媒体组织内部对新闻从业者的束缚。另外，在争夺眼球效益的竞争中，为应对同类媒体的竞争，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已发生改变，最大限度的迎合受众使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这与新闻从业者应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从业者在面对大的社会环境时，也只能适应性地妥协，这便是新闻专业主义很难走出的困境。
对于新闻人应坚持的专业主义的困惑与探讨伴随着它的产生而存在，它有其产生的社会地域文化背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需结合我国不同的环境背景而加以本土化。需在考虑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下考虑不同媒体的定位、不同受众的需求，而非绝对的新闻专业主义教条化。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客观中立并非绝对的客观中立，绝对的客观是做不到的，新闻人应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尽最大努力还原客观事实，做到相对的客观，这是秉持专业主义的新闻人应具备的品质。■
参考文献
①塔奇曼 着，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做新闻》[M].华夏出版社，P7
②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93
③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71）
④⑥J·赫伯特·阿特休尔 着，黄煜、裘志康 译：《权利的媒介》[M].华夏出版社，P282、148
⑤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98
关键词：网络新闻 舆论作用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186
1 传统新闻传播的媒介和局限性
传统的新闻传播依靠一些出版物，版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画面单调、乏味，是较程式化的文本报道。新闻报道受到排斥既有客观因素，也有记者的思想和自身素质以及材料新意的匮乏等主观因素。从客观的角度看，电视新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的组织者对电视的基本知识没有了解，也不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利益，是否要报告电视新闻报道也不看新闻内容本身的价值，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装饰与陈设。因此无论是重要的新闻或一般的新闻，是主题新闻或是行业新闻，电视台都要派出记者进行现场报道。二是太多强调 “重要” 的新闻核心内容，电视台和电视新闻报道受新闻的自身规律限制，使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篇幅过于冗长的，重点新闻被淹没，而无用的部分不断单调的重复。
2 网络新闻常常报道社会生活中遇见的种种问题
生活中，大家的人文关怀源于新闻报导。例如，在经济条件差的一些偏远地区，义务教育的基础设施缺乏，在某些山区，学生每天步行几个小时山路上学，学校不能提供午餐，不少学生只能饿着肚子上课。在山区和农村生活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我们无法看到，只能够通过新闻媒体来获得相关信息。网络新闻媒体传播这些我们未知的信息，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不通过互联网新闻报道，我们怎么能知道数千里之外的这些消息呢，又如何给提供他们更及时更好的帮助？我们可以把家里小孩不穿的衣服和过去读过的一些书籍捐给远在山区的孩子们；教师可以自愿给他们提供更为专业的教育，有能力的人还可以给他们捐款，所得善款用在校园新的基础建设上，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教学课堂；还可以为他们建造食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学校吃午饭，下午有更多的精力学习文化知识。这样的新闻媒体报导体现了我们的人文精神。网络新闻媒体让我们对山区儿童的生活现状增加关注，用全社会的力量使得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通过网络新闻媒体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保护意识，儿童将会从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3 网络新闻对于思教教育的作用
网络新闻舆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新闻舆论集宣传、教育、娱乐为一体，使用多种形式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新闻媒体具有开放性和娱乐性，能够符合各类人群的思想，使得他们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并能够很快成为新闻媒体的接受者。随着如今新闻媒体的不断普及，网络新闻舆论的动员和刺激对于人们的思想政治具有很好的引导和教育作用。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网络新闻舆论进行信息的传播，能够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新闻舆论来传播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够很好地达到教学效果，同时使其加深了对各类人群的影响，使得思想教育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
4 网络新闻舆论对于人文关怀的促进
网络新闻媒体在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关注上，也体现了重要作用。许多农民工为了解决生活的重担而奔赴到繁华的城市。这些农民工因快速转型而逐步发展为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结构。这些弱势群体的问题在社会利益分配的多样化面前很快就出现了。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注要提高。在改进各种条件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人文关怀是物质和精神关怀的有机结合。生存和安全上也体现了我们社会的人文关怀，关注生活质量和对正当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们理性的生活，合理地追求物质利益。在当今社会上个别不正当的拜金主义面前，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的精神需求。
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基础上满足物质需要，实现平等和自由，培养人们具有奋斗和进取的人生态度，承担社会基本的道德责任，拥有健康的思想和崇高理想。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得到关注，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文关怀不仅仅要有人文的关注，而且必须对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周围环境也有足够的重视，使我们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融入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反映要全面、准确和客观，不能只专注于他们的表面现状，也需要媒体传达信息，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发展，农民工为整个城市的繁荣和整洁作出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通过积极的新闻报道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们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得到我们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整个社会一同发展进步。
5 结束语
网络新闻最大的特点就是及时性和内容丰富性，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的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多，网络途径才是新闻传媒发展的流行方向。在网络新闻舆论的影响下，人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够突出对于人文关怀的影响，人们在关注新闻的同时能够进行和新闻有关的舆论互动，这也是网络新闻的一个重要特点。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网络新闻在新闻舆论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曾维康.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光荣与梦想、问题与挑战[J].新闻爱好者，2009，（5）.
[2]张耀灿，刘伟.论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J].江汉论坛，2006，（5）.
[3]毛克平.构建和谐校园的基本内涵和途径[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5年年会暨“政府行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论文集[C].2005.
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新闻业在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后,开始重视社会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接着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促使新闻文本的制作模式发生变化,产生了“互动新闻”或是“参与式新闻”,公民记者也随之诞生和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力量,公民记者通过网络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媒体、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决策,甚至在一些主流媒体失语的领域日益成为主流。
公民记者是网络数字时代的产物,他们借助新的传播技术和工具,因而具有传统媒体记者所没有的优势。例如摄像手机、DV、网络电话和视频等新闻采集工具,以及新兴网络技术带来的新的传播渠道,如博客、BBS、RSS聚合新闻等。事实上,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就是利用博客、BBS等网络平台第一时间进行信息的。重庆钉子户维权案、厦门市民反PX游行、贵州瓮安骚乱、央视大火等重大新闻,都是他利用网络博客报道的。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2009年的甲型流感等事件中,这些非职业记者通过文字、图片和影音资料传播灾情、疫情,作出的报道深入各个角落,提供了很多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
然而,伦敦爆炸案的一名当事人Justin后来却在自己的博客中表达了对当时那些围观拍摄者的愤怒,这提醒了我们,要对当前的“公民记者现象”进行理性的反思,全面看待一些所谓的公民记者的行为。他在博客中写道:“这些旁观的人都试图进入地铁站内进行拍摄,他们即使不能进去救人,也不应该堵在疏散通道口外。……当我意识到所有这些用手机拍照的人都是想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时,我想是否应该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告诉人们这个故事,而不是只是这些血腥残忍的画面。这些拍照的人是真的想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还是只是令人们感受了这场惊骇而已……裸的诉诸人们对于血腥暴力的冲动,曾是非主流的小报和新闻机构的做法,现在我们可爱的同胞,也在随时准备着相机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可怕的瞬间……”他的话让我们联想起过去香港的娱乐记者,他们以跟踪明星隐私,“看图作文”闻名,不断爆出娱乐圈的猛料,表面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大多是牵强附会的小说,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狗仔”。
相比传统媒介记者的专业性和报道的正规性而言,公民记者来源广泛,多数是非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学教育,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并且技能不高,对客观、公正、真实等新闻准则和基本价值观方面的认识也不深。无论是报道理念、选题角度,还是采访方式、制作手法,都显得稚嫩和业余,这决定了公民新闻报道在传播形态中具有非正式、非正规的特点。由于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很短,又很重视现场新闻素材的获取,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报道,专业记者到达现场后几乎很难再捕捉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而无所不在的公民只要当时人在场,并且配备基本的摄录器材,就可以承担起一个公民记者的角色。他们不必秉承新闻职业道德,获取新闻素材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责任感不强。例如在某些交通事故中,专业记者知道首先要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保护现场,其次才是满足自己的采访需求,而非职业的公民记者就可能顾不了这些。再比如就像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拍摄者那样,他们看到有乘客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第一反应不是去伸出援手挽救生命,而是只顾去拍那些瞬间的血腥画面,以期投往各大媒体网站索取报酬或是贴在自己的博客中赚取点击率。很多情况下,这种所谓的公民记者并不能完全承担起专业记者的责任,而更像津津乐道于明星隐私,追腥逐臭的狗仔。可见,公民记者虽然有助于推动新闻报道的革新和发展,却也会因滥用而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公民记者这个称呼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依照对职业记者的要求,对公民记者进行职业精神的教育和新闻伦理道德的规范就显得更加困难。“公民”作为“记者”的定语,公民记者只是记者范畴里面一个特殊的群体,抑或公众去做一些类似记者的工作,因而有了“公民记者”这一称谓。如果做一个公民记者也要求做专业化报道,那么很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的博客都算不上公民新闻,前面对公民记者的定义也失去了意义;如果公民记者的身份本质上还是普通公众,那么他们只需遵从一般的社会道德,并不需要担负起“公共利益”的责任。这一问题仍争议颇多,但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所言――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解释新闻的时代,但传统新闻学的基本信条,如真实、公正和准确将继续构成新闻的核心和基本要素。公众仍然需要有经验的新闻专业人士帮助他们在垃圾信息堆积如山的网络世界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②
注释:
①《手机照片成伦敦破案主线》,新华网,news3.省略/mobile/2005-07/13/content_3212316.htm
②李希光:《清华将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清华新闻网,news.tsinghua.省略/new/news.php?id=2420
参考文献:
1.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张羽、赵俊峰:《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5月,第37卷,第3期。
3.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国际新闻界》,2006(1)。
4.陈养凯:《公民新闻的理念与实践――以网络BBS和BLOG为中心》,2008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吴飒:《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记者研究》,2007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