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31 15:11: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投资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
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Daniels,P.W."ServiceIndustriesintheWorldEconomy",BlackWell,Oxford&
CambridgeUSA,1993.
[2]Deardorf,A."ComparativeAdvantageand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
inServices",inTradeandInvestmentinServices:Canada/USPerspectives,editedby
R.Stern,Toronto:OntarioEconomicCouncil,1985.
[3]Hoekman,B.andBrga,C.A.P."ProtectionandTradeinServices:ASurvey",Open
EconomicReview,vol.8(3),1997.
[4]Markuson,JamesR.andMelvin,JamesR.(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13(1983).
[5]Markuson,JamesR.andSvenson,LarsE.O.(1985),"TradeinGoodsandFactorwith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Vol.26,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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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pir,A.(1982),"TradeinServices:PolicyIssuesfortheEighties",ColumbiaJournalof
WorldBusiness,1982.
[8]Sapir,A.andLutz,E."TradeinServices:EconomicDeterminantsandDevelopment-RelatedIssues",WorldBankStaffWorkingPaperNo.480,1981.
[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贸易保护对策
所谓贸易投资一体化，从广义上讲，是指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高度融合、相互交叉与依赖、合为一体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从狭义上看，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调控资源，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围绕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价值链，表现出相互依存、互相推动、共生增长的一体化现象。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对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
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传统的贸易保护前提基本不复存在，导致传统的贸易保护思路过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战略性产业为借口实施保护愈发困难
高科技产业因其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被称为战略性产业。为了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利润转移，对战略性产业加以保护也就成为当代贸易保护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正变得愈发困难。原因在于：
(1)对发达国家而言，虽然其资本雄厚、科技发达，但目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往往涉及许多科学门类、需要高额的财力投入，单靠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往往难以完成。
(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就相对落后，有的高科技产业是一片空白，保护无从谈起，即使保护，也只会造成封闭和更加落后。
(3)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对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把握，政府决策的高效率等。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
2.以民族产业为界限实施保护已不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动，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发展迅速。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跨国并购此起彼伏，导致各国产业、企业的相互渗透更加深入，企业、产品的“国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国境内从事某种产品生产的，不含外资成分的“纯本国企业”越来越少，而且有外国独资企业、本国与外国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各种企业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很难再明确区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民族产品与外国产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对某一产业加以保护，受保护的很可能不是本国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
3.关税作为传统贸易手段的保护效果弱化
(1)从关税的名义保护率来看,它主要取决于对受保护产品所规定的关税率。关税率越高,保护程度越高；关税越低，保护程度越低。随着跨国公司推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条将各国纳入国际分工的不同环节，各国市场日益融合，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在此情况下，一国制定关税的自不仅受到贸易伙伴的制约，而且受到跨国公司的牵制。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关税水平不断降低，发达国家的平均工业品关税已降低到3.8%，发展中国家降到2.3%，中国2005年已从1992的43%降到9%。
(2)从关税的有效保护率来看，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程度不仅取决于对最终产品进口征收的名义关税率，而且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情况下，还取决于一整套的关税结构。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关税有效保护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跨国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贸易的发展暗度陈仓，借助投资在东道国建一条装配线就可以将中间品迅速转化成产品，从而规避东道国对最终产品的保护。
4.非关税保护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1)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实施非关税壁垒牵涉到的利益主体比较复杂。由于本国对某种产品进口的限制将可能招致外国对本国其他产品出口的报复，本国出口集团因而成为反对贸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东道国增设非关税壁垒时，一旦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他们往往会动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东道国各部门利益的不统一，削弱或避开非关税壁垒。
(2)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实施的非关税壁垒可能是一种自伤行为。投资的流向是双向的，一国不仅吸引外资，同时也对外投资。例如美国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一国在通过非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时候，保护了国内厂商的利益（包括在国内投资的外国厂商的利益），但同时又可能限制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因为其贸易壁垒限制的进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是本国厂商在国外投资生产的。
(3)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反倾销手段的采用困难重重。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因为在当地注册，取得国内生产商的资格，当其产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生产商”就很难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产量的生产上的支持，不能发起法倾销调查，只能由国内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竞争政策，保护就难以实施。
二、解决对策
1.贸易保护政策应由单纯注重商品流动转向兼顾商品和要素流动
贸易投资一体化下，要素流动性增强，一国的要素已不再成为其独有的“专利”，而可以被国外通过投资所利用，同样，一国发展经济、增进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国内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国外要素。国际贸易分工中比较优势地位下降，竞争优势地位上升。一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应由依靠贸易保护以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向鼓励要素流入以弥补比较劣势、创造竞争优势转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资本和技术的缺乏资本的积累需要过程，技术的研发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费用，通过引进可以迅速到位。
2.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综合使用是新时期贸易保护的有效措施
贸易投资一体化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对东道国选择投资还是出口，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国际折衷理论认为，当跨国公司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可以利用的东道国区位优势时，往往他们选择投资；当缺少可供利用的区位优势时，往往选择商品出口；当之具备所有权优势时，选择技术转让。很显然，第一种方式最有利于弥补相对落后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缺口。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引进国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帮助东道国发展新的产业（如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壮大已有产业的生产规模，提高东道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要素开展加工贸易，可以解决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资本输出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减少其对东道国直接的商品出口，从而减少东道国进口竞争的压力，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据还在于，跨国公司出于全球经营战略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对某种产品会根据成本效益的比较，选择向东道国出口产品，而非直接投资。在此情况下，出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就需要进口国运用贸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进口，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障碍，迫使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3.对本国比较弱势产业的保护要更新观念，采取新的标准
当代的贸易保护毫无疑问不能再漫无边际，而只能是遵守国际规则条件下的适度、动态保护。保护对象只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具有显著的产业间联系的主导部门，如中国的汽车、金融、保险等部门；关税水平只能是与已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对WTO成员国而言，还要遵守通过双边、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关税约束；而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要符合国际规范。另外，适应关税水平的不断下调，为了提高关税的实际保护率，逐步升级的关税结构虽然效果相对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选择。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防范收汇风险的作用,同时具有融资条件宽松、手续简便易行的特点，日益成为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模式的首选。随着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建立和专业化发展，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贸易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出口保险的发展速度来看，根据中国信用出口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信保在2002年的承保额仅为275亿美元。而2009年，中国信用保险及担保的承保金额达到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58%。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保额806亿美元，增长2053%;投资和租赁保险保额543亿美元;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保额8413亿元，新增担保金额9亿元。2009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达到987亿美元，是过去七年(2002-2008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总额的69%。到了2010年中国信保累计实现保险及担保业务保额为19643亿美元。
从保险产品的种类来看，最初主要承保短期出口信用险、中长期出口信用险，而后扩大为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投资保险、信用保险贸易融资业务、资信评估服务、账款追收服务、担保业务等。
从出口保险的渗透率来看，2002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渗透率(即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额占同期全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仅为22%，而截止到2009年，我国出口保险的盖渗透率已达到179%，较2002年增长了813倍，并且渗透率179%也已超过了近几年国际平均渗透率15%左右的水平。
二、当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监督机制不完善
出口信用保险并不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也不受针对商业保险的一般保险法的限制。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都有专门的法律作指导，如美国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法》、英国的《出口担保和投资法》、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保险法》等。各国政府通过单独制定法律或法规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性质和宗旨、地位和作用、经营目标、财务核算等进行规范。在中国，不但在中国人保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与保障，而且新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迄今仍然没有相应的专门法可依。现行的《保险法》只是一部商业保险法，其中第156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4年7月实施的《对外贸易法》也仅仅是在第53条中对出口信用保险作了简单的一般性规定，即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及其他促进对外贸易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因此，出口信用保险立法的滞后，导致了难以有效保障和规范中国信用保险的业务运作，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出口信用保险预算问题
(1)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均费率基本上在08%~1%之间，对东欧、南美、非洲等风险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平均费率高达2%。如此高的信用险费率使得大部分外贸企业望而却步。尤其是不少外贸公司认为，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业务，是国家出钱办保险，本来就应该坚持盈亏基本持平的经营原则。我国现行一年期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平均为1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费率在1%以下。再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规定的一旦出现保险责任事故，保险公司只负责赔偿承保额的80%~90%左右，外贸公司得自己承担10%~20%左右这一实际。在当前整个世界市场都处于买方市场、外贸出口只有微利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费用实在太高。
(2)风险基金不足导致承保能力有限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国际贸易论文2000字。
1 比较优势
(1)继续发挥外生性比较优势的作用。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尖锐，未来政策重心在于充分就业，并注意开发小容量的细分市场。发挥外生性比较优势的作用，需要完善市场机制，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低层次产品的饱和，意味着应当重新进行市场定位，把重点放在现有比较优势的特定产业上，在发展新的投资项目时，以各个产业区段的技术结构为主;在改变现有的资本分布格局时，对缺乏比较优势的项目引入资本，以弥补因资本价格高昂而带来的自生能力低下的问题。 利用加工贸易，提高附加值，有意识地培养长期竞争优势。
(2)将内生性比较优势置于主导地位。随着外生性比较优势重要性的不断下降，内生性比较优势在贸易格局中越来越重要。内生性比较优势是人为创造的比较优势，其核心是通过政府和企业投资进行知识、技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下，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既可发挥垂直分工中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又可获得水平分工中的技术外溢和管理经验等好处，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速度，实现动态比较利益。
2 竞争经济
(1)产业集聚。这是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指经营同一种产业的一群公司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这种空间产业组织形式，主要从四个方面获取比较优势：①整体的外部经济效益;②内部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③内部竞争带来的学习与创新效应;④产业群的品牌与广告效应。
(2)结构调整。竞争优势来源于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我国今后进行致力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适应型调整。也就是说，充分发挥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明确进行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即重点发展已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行业，着力培育具有潜在竞争力的行业，积极放弃在可预见的未来难有竞争力的行业。由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增加创新投入，强化人力资本积累，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利用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实现产业的跨越式进步。以产业升级带动部分产业和企业的退出，以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3 政府管理
(1)自由贸易政策。世界贸易总的走向是向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WTO的背景下，政府制定合理有序的自由化时间表，执行贸易激励政策。按照WTO规范赋予企业更广泛的外贸经营权，实施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对各类企业进出口贸易的放开经营，让国内具有竞争实力的生产和流通企业早日进入国际市场，也方便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面对因进口限制和出口支持大幅度降低产生的外部压力，政府应当强化对交通信息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社会投资，这是我国企业与产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外部条件。
(2)贸易保护政策。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准确地说是总体保护程度由高到低的演进过程，WTO也有相关规定。李斯特和凯恩斯的继承者们论证了：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保护理论更加贴近现实。在对等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即部分主权约束和让渡，来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我国的适度保护政策就是向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靠拢，依据客观比较优势调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WTO的有关协议为准则，强化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分配环节，充分利用例外条款，协调自由化步伐与经济发展速度，培养企业的自我扶植能力。
诚然，原有政策的调整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竞争规则的公平，对于落后国家必定是竞争结果的不公平， 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WTO也在原则上承认此点。因而，我们必须迎接挑战主动调整战略，政策定位于自由化过程中的合理保护，积极地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国际贸易》杂志（中文版月刊）是中国人民共国商务部主管、中国商务出版社主办的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的对外贸易专业刊物。面向对外经济贸易主管和决策人员、业务人员、理论研究工作者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 展示封面文章、政策体制、中国贸易、贸易关系、国际商务、世界经济、金融、投资、市场、公司、海关商检、地方贸易、台港澳研究、贸易书库、资料等栏目，并经常为国内外企业组织专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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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 协整分析；Granger非因果检验
1.老挝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现状
1.1 对外贸易现状
据老挝工贸部统计，2012年，老挝对外贸易总金额达42.63亿美元，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16.96亿美元，下降16.3%；进口25.67亿美元，增长7.8%。纵观全年，老挝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情况：
（一）进出口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近年来，老挝对外贸易总体保持增长态势，2012财年老挝对外贸易同比基本持平，略有下降。
（二）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2012财年，老挝对外贸易逆差8.71亿美元，贸易逆差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项目带动的车辆、工业用商品及粮食等进口增加。
（三）主要出口商品。矿产品出口8.13亿美元，电力出口2.54亿美元，农产品出口1.77亿美元，矿石出口1.69亿美元，工业产品出口1.61亿美元等。
（四）主要进口商品。各类车辆（包括飞机、摩托车）及零配件进口5.54亿美元，燃油燃气进口4.70亿美元，建材进口3.91亿美元，工业用品进口3.61亿美元，电器进口1.92亿美元，粮食进口1.41亿美元，电子器材进口1.20亿美元等。
1.2 外商投资现状
2013年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为了2015年准备加入东盟经济共同体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老挝改变了很多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因为老挝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和预计在2013年至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8%。1989年至2012年根据规划和投资部提供的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国家是越南，有429项目，价值49，13亿美元，第二是泰国有742项目，价值40，82亿美元。
2.老挝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非因果检验方法来探讨老挝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关系。所谓“协整关系”，指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值呈现非平稳，但他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呈现的平稳性。同时，本文进一步用Granger非因果检验方法来检测各相关变量之间在数据方面的波动性，从实证角度来论证老挝国际进出口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论文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关系。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流量（y）、老挝年进口额（x1）、老挝年出口额（x2）以及净进口额（x3）进行分析。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为2001——2010年的时间序列，来源于老挝工贸部和国家数据统计局，所设计模型的样本容量为10个。
2.2实证分析
论文关键词: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因素
1．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减弱以及近一两年来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影晌，我省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明显减缓，2009年1-8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369.6亿美元，下降13.6%其中，出口240.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129.4亿美元，下降17.3%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山东省的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结构也在逐步的优化，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和产品附加值都在不断增加，用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来表示产品的附加值n，即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山东半岛制造业集群的建立与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也不断增强。用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来表示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以及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从2005年到2007年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由21%上升到29%。
但是目前山东加工贸易还只是处在量的发展阶段，结构升级的速度并不快，且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由图2看出，山东与江苏等先进省市相比，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步伐明显趋于缓慢。
2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2.1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检验以上这些因素对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计量模型:
y=a+(3c1+3,x2+32x3+(33x4+(34x5+)ic6
其中，Y表示山东的加工贸易结构，为被解释变量,x1代表外直接投资，x2代表劳动力资源享赋，x3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水平，x4代表的是对外开放度，x5代表的是产业结构水平，x6代表的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是随机扰动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对加工贸易结构的影响。
2.2变量及数据说明
(1)加工贸易结构，由于加工贸易结构的数据难以找到，而大部分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为制成品，此处我们以历年山东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代替衡量。
(2)产业结构，这里以历年山东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3)外商直接投资，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山东GDP的比重表示。
(4)国内的技术水平。选取的技术水平指标是根据“索洛余值法”计算而得，并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
(5)贸易开放度。关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有多种指标，一般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即一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于中国论文下载(6)劳动投入常用劳动力人数替代。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假定劳动力总量等于就业人员数。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表示。
2.3计量结果分析
估计方法则采取最小二乘法，用Eviews3.0做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RZ=0.9918，回归的结果是比较显著的，劳动真赋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l)山东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明显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飞地”特征，所以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在加工贸易结构升级身上，技术水平提高给山东加工贸易带来的利小于弊，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训专业人才，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润。
（2)产业结构与现实的贸易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在加工贸易中占优势的产业，出口产品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而国内的生产结构却是以重化工业为主，这种明显的错位现象将会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而逐渐消减。
3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对策
3.1努力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促进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传统加工贸易产业，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弓}导外资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3.2充分发挥要素票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们知道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资源优势，也是山东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山东加工贸易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无法实现突破，只是进行者简单的组合加工。所以我们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一资源优势的同时要实现其动态转变。动态比较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于是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美国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增高。于是美国希望以美元贬值形成弱势美元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2）日元升值的国内环境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日元已经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成功的实现了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内在压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场开放必然结果。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1]
由此来看，广场协议的出现有外来的压力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即G5集团）财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自开始实施，日元汇率开始一路上扬，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两年的时间下降了近50%。
2．人民币升值背景
（1）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原因。首先，中美汇率之争的根源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转嫁经济危机，缓解其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另外，日本就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同时也想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恢复本国经济。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
（2）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环境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外汇储备过量以及大量顺差所造成的。从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呈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这些都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我国政府在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形成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
有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日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有几分相似：两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经济危机引起的。可见，两国货币升值的幕后主导者都是美国，从国内环境上看，外贸顺差大也是中日货币升值的共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两国货币升值的国内环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对日元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应对货币升值的对策和措施比较
1．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对策
（1）加速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路径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国条款国后，日本开始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成为了日元国际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积极促进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2]
（2）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1984年，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投资总额已经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从投资结构上看，日本在产业和结构上呈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商业，“三业并举”的多方位、多层面投资的整体格局。从投资地区上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区。#p#分页标题#e#
（3）改善出口结构
在高科技成为推动当今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后，技术贸易成为高附加值的重要贸易形式。为了促进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科技立国”政策。技术含量已经成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传统的优势产业外，日本对生物工程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也进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是，日本出口的产品以其稳定的质量和节能环保、高科技等特点的竞争手段主导着国外需求市场。[3]
（4）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减缓增长的阶段，但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盈余却在递增，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亚洲国际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资与并购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日本海外输出的商品、资本、人员也变得更加强劲。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亿美元，在1986—1991年间，海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了4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人凭借着财力的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热，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业就收买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等众多领域。[5]
（2）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空洞化，但同时产业空洞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实现了国内产业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3）改变企业经营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日本企业传统管理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时间各企业开始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于是日本企业针对当时的状况找到了新的管理体制。主要变化有：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上，由协调一致到权责集中；在雇佣制度上：终身雇佣模式随着经济萧条的压力被改变。[6]
（4）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大幅度降低产品利润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功能、外形等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加强了非价格竞争以后，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不断进行革新，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由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尹延庆．日元升值对中国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陈虹．日元国际化之路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65-71.
[3]王厚双，刘向丽．日元升值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绩效分析 [J]．东北亚论坛，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发资本输出狂潮导致泡沫经济出现[N]．第一财经日报，2005-08-04.
[5]周锐．本币升值压力下国内经济的调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
【论文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 生产成本 技术创新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贸易的自由化趋势，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发达国家越来越强的及时性贸易壁垒。本文通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贸易的影响，给出了来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的对策。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极力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经济，给我国出口设置高门槛，增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成本，严重削弱了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损害了我国贸易利益。对于出口型企业，它的固定成本中还包括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成本，要降低TBT增大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可以通过一些国际协定，比如美国欧盟相互认证协定，欧盟新方法指令中的产品标准。降低TBT就降低了出口的桥头堡成本，桥头堡成本降低，市场的开放度增大，对经济贸易会产生与降低边际成本同样的效果。
二、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技术创新
1．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概括。大部分关于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措施的文献中，都是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说的：政府方面，要强化国家有关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标准化机构的职能，建立规范的政府认证管理机构，对所有政府或非政府的认证、安全许可、质量许可和所有的合格评定机构与部门进行授权，明确他们各自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按照WTO的要求，建立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咨询机构。既对外传递我国制定、采用和实施的有关技术性措施的信息，接受合理的咨询，又与国外的咨询机构加强联系，建立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库，及时向国内企业预警信息。
企业方面，首先认清我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形势，只有全面、准确地了解WTO规则，才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要了解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文件，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合情、合理、合法。其次企业要认识到加强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因为建立一个好的质量管理体系不仅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要的，而且对新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是有益的，理解实施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工作，能有效去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可以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意义。
2．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本土技术研发，还受国外技术溢出的影响。随着各国经济之间联系日益紧密，通过技术溢出的外部效应促进本国技术创新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对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各种技术溢出途径获取外部技术资源，并对其消化、吸收、改进以带动本国技术创新，已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技术外溢的传递渠道主要有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务输出、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其中以国际贸易、FDI为最重要的两个技术传递渠道(Keller，2001)。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竞争效应和产业链的效应等途径发生的。
3．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作用。（1）技术创新是企业谋求发展的基础。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 Porter)在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时指出：就世界范围来看，工业化国家包括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大多数企业已经走出了资源推进型增长方式，发达国家企业则已经经历了投资推动增长方式，而进入了创新推动型增长阶段，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大多数企业则仍处在投资推动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就要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技术创新，只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如飞利浦公司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企业，纵观它一百年发展的历史，正是由于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使飞利浦公司长盛不衰，不断发展。所以，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利润还能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3）技术创新可以使企业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企业已经走出了投资推进型增长方式，并开始从投资推进型向创新推进型转变。而大规模的生产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是大多数企业所难以承受的，同时由此带来的高资产专用性使企业的刚性增加，难以适应快变的市场环境，所以企业的成长发展应着眼于核心能力的培育，立足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创新成为企业成长的根本依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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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三、启示
克鲁格曼在这些文章中显示出他将现实问题抽象并牢牢把握其中的关键的非凡能力。他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通过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和分析问题。这种严谨的数学推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此之外，在这四篇论文中克鲁格曼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思想，创新的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引入了新的研究模式。而这些论文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它们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并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数学推导和模型之外，经济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并在一些经典的论文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之中，我们也应该多加思考，努力形成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只有这样模型研究与经济思想齐头并进，才能真正达到比较透彻的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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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它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不仅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己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江苏是个经济大省,积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苏省累计实有外商投资企业38554户,投资总额为4159.30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203.1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45%、17.9%、16.9%。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好于全国其他省市和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在外资流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江苏外贸出口从1985年的15.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亿美元,增长了近150倍。显然二者发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出口贸易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多大?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找出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2.1FDI对江苏省进出口总量影响
外资企业1995年进出口金额为67.28亿美元,2008年为3035.6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总额达到3922.7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1749.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4%。数据显示,总体来说,总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
表1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江苏省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充
2.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所需变量及分析指标。
根据进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为以下具体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进口额(IM)、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选用1999年至2008年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3.0。
(2)FDI与进口出口量相关性实证分析。
FDI为当年江苏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FDIC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因为一般经验认为FDI当年的流入并不会立即引起出口增长,因为FDI企业建厂初期有筹备、引进设备然后再进行生产的过程,所以FDI对出口有一个滞后效应,又考虑到资本的累积效应,因此在对FDI对江苏出口总量影响的分析中运用FDI-2,FDIC两个变量,EX为当年江苏对海外的出口额,IM为江苏当年从海外的进口额。
根据表2所列数据,运用SPSS软件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额的相关性。
表2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进口额(IM)。
从输出结果表3中,每个变量都有三行数据:第一行为该变量与相应列上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第二行为相关系数检验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为参与计算的观察值个数。从表第二行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江苏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某种线性相关性,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前两年的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的相关性更强,简单相关系数达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性又超过了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50,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口的相关性超过了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27,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首先说明了江苏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江苏的进出口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看到FDIC,FDI-2与进出口的相关系数更大的现象,这说明了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时滞性的特点。之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当年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进口。
表3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系数
表4中所列数据为1999-2008年江苏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情况。我们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由于时滞性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相关性比较大,因而为了改进研究结果,除了选用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以外,还选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对象,以FDI-1来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的相关系数。其次以出口为例,选取FDI-1与EXM,EXP,EX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直接投资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制成品出口额,出口总额作回归分析,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制成品出口额(EXM),出口总额(EX)为被解释变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为解释变量。
表4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中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上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均呈现较大的相关性,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这反映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5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系数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个方程FDI-1的系数的T值都比较大,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检验的临界值,表明系数都很显著,可以用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初级产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总出口就提高0.674倍。这表明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改善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机器和设备。可见,相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工业制成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结构有显著的改善和优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总结与建议
3.1总结
由于长三角经济带造成的磁场效应,再加上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江苏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台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欧美发达国家在江苏的投资逐步扩大。
外资在江苏以制造业为切入口,向商业、证券、保险银行等服务业和多领域渗透的步伐明显加快。
FDI在江苏省三大区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长,是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也有长期的供给创造和溢出效应,但长期效应小于短期效应。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区域分布来逐步消除江苏省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2相关建议
(1)应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地区聚集效应。
首先,要重视投资的硬环境建设。江苏在投资硬环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昆山地区开发区先后投入30多亿元用于交通、通讯、供水、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资软环境上,应特别强调树立服务意识,实行“亲商”政策,始终使外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有利于FDI发展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后,苏中、苏北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苏中、苏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和实行,发展为FDI服务的配套产业,增强为FDI服务的意识。
(2)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引导外资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资的具体行业上,制造业投资比重仍然较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以及化学、纺织、机械、冶金等产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江苏省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往第一、三产业延伸。对于第二产业,关键是要注意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在引资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所鼓励,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门,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
(3)加强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
中国过去多年引进外资的教训之一就是以“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效,多数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占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对江苏内资企业来说难以通过这种利用外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而对于一些先进的技术,由于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内资企业要取得技术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强其自身的研发能力。进而,即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资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扩大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研发合作,加大内外资企业人员之间的流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指导,从而保证内资企业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终增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4)促进自主品牌成长。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竞争能力上。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延伸产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终产品和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实现“以质取胜”,创自己的品牌。政府应把保护知识产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创新的载体建设,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的全国专利技术产业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台有关地方措施,优化专利市场环境,采取各种方式,让专利的拥有者与需求对接,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实施。对外贸易要进一步推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扶持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重点扶持具有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以质取
胜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质量;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形成品牌优势,最终提高外贸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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