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学术之家股权代码  102064
0
首页 精品范文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时间:2022-10-27 02:40: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第1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路径;驻马店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2014年驻马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4L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经济转型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13年驻马店市生产总值为1542.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数第二名,而影响驻马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2013年驻马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393.84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674.98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473.2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5.5:43.8:30.7,经济结构与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够合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着驻马店经济整体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实现我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既是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增长的长远之计。

一、研究现状

陈跃泉(2013)指出随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推进,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龚绍东(2013)认为后发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既要符合区域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又要契合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作为后发地区的中原经济区,工业发展面临着“赶”与“转”的双重任务,需要从产业、企业和空间的异质性视角,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区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演进方向,并走出一条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增值揭开,由空间分散形态向集中形态转变、由牺牲资源环境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升级新路径。

刘俊(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对于江苏省争创发展新优势、抢占未来制高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立足江苏自身发展条件的同时,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环节,选准切入路径。

张鹏(2010)在对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综合构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转型基础、转型过程和转型结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区域经济转型路径形成、强化和优化的内在演化机理。他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区域经济的发展被更多地强调要根据初始条件来选择适宜当地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动转型路径不断强化的内在倾向,通过与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断创造出适宜当地经济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有利条件,促使当地的经济转型路径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强化。区域转型路径自我强化在不断推动着经济转型整体演进的同时,也内生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区域内部的动态性调整,使区域转型路径不断得到优化。

周锋(2010)在运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政府经济职能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美、日、韩三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鉴广东、无锡等地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以此来阐明地方政府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才能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推进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他还阐明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并运用于南通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个案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三次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内部结构、存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并据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姜作培(2009)认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经济转型升级重点在于结构调整,这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唯有紧紧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条主线,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外贸出口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强有力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二、国内外主要经济转型提升的路径

1、美国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运行,但在不同时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1)在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压缩军工生产,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2)加大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特别加大对半导体、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3)90年代前期,美国又乘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改组;4)在制造业重焕活力的同时,美国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导致美国技术产业重心由高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获得了巨大成功;5)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2、韩国

“韩国路径”以生产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激增,韩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此时,韩国大举发展设计、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务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多数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韩国政府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不仅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直接进行财税、信贷补贴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给予更具创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2)重视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3)分类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发展。

3、日本

二战后,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本来已经完成了追赶欧美的历史任务,进入经济发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产业技术选择上的失误,使其出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上的空白,与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失之交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致使日本产业竞争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日本为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结构调整而采取的主要战略对策有:1)制定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2)以强势带弱势寻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突破;3)在制造业内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科技创新体制的组织变革,加强对基础研发经费投入,出台鼓励企业研发与创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台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口导向策略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美贸易顺差增大,新台币升值压力增加,导致1985年广场协议后新台币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在此期间,台湾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1978年,确立了以“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选定集成电路、通信产业、广电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及特殊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目标行业。1980年、1995年和2003年,台湾地区相继设立了新竹、台南、中部等三大科学园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转型之后,台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表明台湾以制造业内在的科技创新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路径基本上是成功的。

5、广东

广东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对生产业的扶持仍显不足,在现阶段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发展生产业有着天然的优势。生产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与制造业之间可以互相促进。针对这种情况,广东在推进转型升级时,应该对“韩国路径”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加大制造业“硬投入”的时候,也要注意服务业的“软产出”,加大对生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广东地方政府从决策到实践都始终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作用。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激励性和限制性产业政策,在宏观上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公共平台,帮助地方和企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6、无锡

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后,生态建设倒逼无锡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无锡地方政府调整管理思路,改变行政范式,突出重点环节,强化引导手段,把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作为无锡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业实行创新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坚持产业优化升级,致力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和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新跨越,在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抢得了先机,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无锡地方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其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无锡的物联网研发应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三、对驻马店经济转型升级的借鉴与启示

尽管各国或地区的产业政策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共性的规律,值得借鉴。

(一)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宜转型路径

只有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资源和经济方面优缺点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转型路径,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产业发展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应当在准确把握本地经济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之上,利用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寻找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经济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经济转型多是以制造业的转型提升为主导的,而驻马店本地工业不发达,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实现经济转型不现实,因此韩国以生产型服务业促进经济提升的模式更加适合。

(二)政府应对经济转型给予宏观调控

政府一般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应直接干预,而应采用间接干预手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市场发育还不成熟,经济结构转型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为取得合理调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减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要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整顿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各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各大企业也都有实力雄厚的研发机构。驻马店地区地方高校较少,黄淮学院作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优势,为本地经济发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推进本地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对此应大力支持,通过增加经费投入、给予优惠政策等方法促进地方高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跃泉.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_以浙江科技学院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3(6).

[2] 龚绍东.后发地区工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以中原经济区为例[J].区域经济评,2013(1).

[3] 刘俊.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J].宏观经济管理,2010(7).

[4] 张鹏.中国区域经济转型路径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兰州大学,2010.

[5] 周锋.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10.

[6] 陈丹丹.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成本_收益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北大学,2010.

第2篇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第3篇

关键词: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居民资产结构

一、 引言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产业结构正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变。要想实现这一经济目标,必然需要一个相适应且高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实体经济的顺利转型。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中,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银行固有的低风险偏好、对抵押品的较高要求、对公司财务的格式化审核等局限性使得银行向中小企业、高新技术新型产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意愿十分薄弱,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显得较为突出。而资本市场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者天生较高的风险偏好恰好能够满足处于萌芽期和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打造中国经济未来升级版的进程中,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渠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居民部门作为社会资金盈余的主要部门,其消费和投资决策将对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可见,一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性。因此,本文将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社会融资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的现状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具体深入的探讨,并在最后给出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将近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 650.2亿元,只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1.8%;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9 665.51亿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将近17%,38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82元,在世界各国中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到了2015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突破5万大关,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的水平。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充当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如图1显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10多年的适应调整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20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较低,并且长期稳定在7%左右,意味着我国基本告别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农业时代。此外,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农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而这与政府长期实行的惠农政策是分不开的。其次,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91年的61.1%逐渐下降到2015年的37.1%;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则从91年的32.2%稳步上扬到2015年的57.7%,并且在2013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标志着当下我国经济正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

后工业化时代,一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逐步由高速增长下降到中高速增长,而经济结构则逐渐由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转变。当前,我国经济的这一转型尚未顺利实现,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巨大风险。以钢铁、煤炭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以及以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供不应求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7%,相比2009年的81.12%,下降了将近14个百分点。而新兴经济的典型代表-网络购物的市场规模则由2009年的35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5 036亿元,6年间增长了将近144倍。传统与新兴产业供需现状的巨大反差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效率较为低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当下以及未来较长时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限制和削减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积极培育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主要途径。

三、 我国当前的金融结构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积极发展和培育“新经济”环境下的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手段。但是,相比处于成熟发展阶段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初创或成长期,意味着这些产业在蕴含着巨大市场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并且初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中,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银行固有的低风险偏好、对抵押品的较高要求以及对于公司财务过于严苛的格式化审核使得其向新兴产业提供融资的能力和意愿均十分薄弱(Black & Moersch,1998;Boot & Thakor(2000))。再加上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仍为国有性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量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着银行业优质的金融资源,导致其产能过剩的现状迟迟得不到改变。长远来看,这非但不利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经济转型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而资本市场作为一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另一渠道,其灵活的制度安排,较高的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适合成为具有高风险高成长特性的新兴产业的融资来源。并且,作为风险管理和交换的场所,资本市场能够通过合理公平的金融契约设计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对于不同风险收益特征金融产品的需求,大大降低了投融资主体双方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资本市场还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淘汰产能过剩和落后的企业来重新整合经济资源,从而有利于真正高成长的行业和企业迅速发展和壮大,率先实行并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然而,表1显示,当前我国的社会融资体系仍然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若不考虑新增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表外业务,2005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例稳定在5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70%;而以企业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不到20%。虽然近些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整体上其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因此,面对我国当前社会融资体系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优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引导风险资本流向代表未来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战略新兴产业,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这一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四、 我国居民当前的资产结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一国的金融系统视为由全体投资者所作投资决策自然形成的系统,那么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对于不同资产的选择会对一国金融系统不同层次风险结构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2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两部门经济的资金流动状况。在这一简化经济中,只存在住户和企业两个部门。首先,社会资金以工资和股利的形式从企业部门流向住户部门,于是形成了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其次,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通过居民消费回流企业部门,二是通过金融体系为企业部门提供融资,而提供融资的方式也有两种,即要么通过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要么通过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以支持企业发展。最后,企业部门通过银行体系或资本市场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因此,从社会资金的流向来看,居民投资者是社会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因此其对于各类资产参与和配置的决策将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形成和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表2显示,2000年~2011年,在社会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结构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社会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虽然从67.5%缓慢下降到60.8%,但是在社会三大部门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是社会资本供给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居民投资者的资产选择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的构成及发展将带来重要影响。例如,若银行存款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的占比较高,则表明通过银行体系的潜在资金供给较为丰富,有助于降低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外源融资的成本,使得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融资需求上升,从而进一步推动银行体系的繁荣和发展;相反,如果股票债券等证券类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那么意味着企业较易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获得外部融资,因此企业可能会增加股票融资或债券融资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使得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因而,若想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比重,必须研究居民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据有关数据表明,通货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流量结构中的比例从1993年最高的22.4%下降到2013年的4.2%,中间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仍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对比存款以及证券类资产在居民资产流量结构中所占比例可以发现,除去2007年,存款占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流量总额比例一直远远高于证券类资产,且其平均比例达到71.7%,而证券类资产的这一数值只有10.4%。这表明在扣除实物消费部分后,居民部门倾向于将增加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配置于银行存款,而在股票债券等风险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较低,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民币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占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此外,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居民部门在证券类资产上的配置比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如何引导居民减少银行存款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增加股票等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仅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从而能够满足大部分仍然处于初创或成长期的新兴行业的融资需求,助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我国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居民资产结构现状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三者关系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由以低风险的传统产业为主向以高风险的新兴产业为主的转型过程中,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从而提高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例是提高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投融资效率,助力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而居民部门作为社会主要的资金供给部门,其资产选择行为将为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我国居民资金仍然以存款的形式大量沉淀在银行系统的背景下,研究如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从而提高风险金融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的占比,将不仅对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任务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Black S W, Moersch M.Financial 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J].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German and Anglo- American models,1998:157-174.

[2] Boot A W A, Thakor A V.Can relationship banking survive competi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0,55(2):679-713.

[3]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2014,(4):4-16.

[4]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4-15.

[5] 魏众.2000-2011年中国宏观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分析――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4,(11):8-14.

[6] 曹珂.中国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外部融资视角[D].天津: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7] 刘梅生.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项目号:14ZDA046)。

第4篇

去年,香港树仁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之研讨会中,本人曾以《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为题,提出论文,向与会诸位学者专家请教。该文重点是从中国历史演变中指出农本思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碍。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续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农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残存于中国社会及社会观念中的影响;亦即是国人急须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题目为“放下包袱”。包袱为何?农本思想在今天中国结构中,经济结构中及社会观念中的残留物是也。这些残留物仍然强固地困扰着、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及现代化本章将分节说明之。

第一节,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又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结构。它是农本思想的产物。在今天之前,已经非常严重地拖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不农经济的结构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方面者,例如农场面积小,劳力及资金有限,无法引进现代科技及企业经营方法,自给自足心态使农业偏重于粮食种植等。以上各点因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也讨论过,本文不赘,本文想特别提出的是:传统社会赋予小农经济结构的社会职能,害了它成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可能性。

从汉朝到清朝,甚至到现在,中国传统的农业家庭,不论贫、富,不论是地主、富农、佃户或今天中国各地农村中的家庭承包户,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职能。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合顺,长幼有序等观念,或论理要求,支配着或制约着家庭成员的行为或思想。扩大而至家族,族长要教导族中子弟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门风的事。当然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亦要落实。这一系列的社会职能,压在农业家庭的头上,与它能够成为一个纯经济主体的要求相违背。使农业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经济考量”来指导与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每一个农业家庭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农业社会,成为一个不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计算,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经济体系。

中国全国的劳动力,到今天仍然是以农业劳力占大部分。如果农业因为上述原因不能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管理,必将拖累了中国整个的经济体系,无法与世界各国竞争。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资源相对充裕。而且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下,只“勤”“俭”二字,已可解决问题。勤则多生产,俭则少消费;多生产、少消费,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进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经济要求与伦理要求双双达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计,而且进入分工社会,再进而全球一体化,每一个人,每一家庭,不但要与本国人争,甚至要与国际竞争。因此,小农经济格局必然要转型。

农业要企业化,农民要转变成为农业企业中的工人。他们要:

一、上班时间离开家庭;

二、具有农业专业技术与知识,而且要不停地进修与增值。

如此,农业家庭不再是一个经营主体,而成为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单位,像城市中的工、商业人士的家庭一样。农民(农业企业的工人)离家上班。到企业中,根据经济原则办事;回到家中,根据伦理原则做人。两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触。

第二节,社会观念

除小农经济结构必须改变以外,仍有许多社会观念必须清除。这些社会观念是:

(1)民以食为天之观念;

(2)非农不富,无粮不稳之观念;

(3)开门七件事的观念。等等。

以上这一系列的观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将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之中;

(2)将中国的农业局限于以粮为主的情形;

(3)令中国的农耕技术长期停留在粗陋状态。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孔惠锋,在他所编《谁来养活中国》一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盐之外,全与农业有关。”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重视农业。但用这一种说词来重视农业,到头来又回到专注粮食种植,重视柴、米、油、盐的生产与累积,是不合经济原则的。

其实在今天的分工社会,开门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钱”。有了钱,可以满足任何需要。没有钱,万事不能。农民生活如果太穷,种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说吃不起。

所以现在必须抛弃所有陈旧的社会观念,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总生产,让人民富裕起来。

第二章 轻装上阵

如果照第一章所说,我们能够彻底地抛弃传统思想,则可以毫无疑问地走上现代化。趁着中国加入世贸的时机,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各先进国家一较长短。本人谨在此时刻,提出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节,理性看农业

在中国长远的历史中,自西汉末年,农本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对农业,口头上是爱护,实际上是害了农业。因为二千多年来一贯的政策是:将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中,于是必须使农业长期停留在“劳力密集”的情况。西汉之后,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及经营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农之调,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趋民归农”,这种名为爱之,其实害之的政策使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

放下农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态度看待农业。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态度,依国际市场的宏观供求规律调整农业政策。我们不要再坚持,将大多数的劳动力留在农业中,也不用再专注于粮食种植,也不要再抗拒粮食进口,也不要再刻意地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

一切以国际市场规律为准,以提高国民总生产,达到最高经济效益为政策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

上一章说明“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障碍,因此,彻底抛弃小农经济结构,才是经济转型、社会蜕变的首要关键。今后的农业经营,离开小农经济结构越远越好,越彻底越好,其原则如下:

第一,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抛弃专注粮食种植的方式后,种粮的面积相应缩减,各地区依其土壤所宜,宜粮者仍种粮,不宜种粮者因其所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第二,规模宜大不宜小。规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进学术研究的限度高,落实学术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农、工、商、科研、环保整体配套的连锁企业式经营则更好。

第三节,切忌小规模经营

今后的农业经营切忌小规模经营,不宜用“小锅小灶”式的经营。小规模经营除了不能引用较高的科研及较新管理方法外,也无法同时处理环保问题。但以上各点,仍然是集中在经济层面或经营层面;除此之外,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下列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第一,小农经济文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国农村在小农经济结构中,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小农经济文化,举其要者有:自给自足与糊口观念,重视家庭及传种接代,重男轻女观念,落叶归根观念,等等。小规模企业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结构距离太近,小农经济文化仍如恶鬼缠身,无法抛开。

第二,小规模经营引用科研及学术研究成果有限,对从业人员学历、素质、文化之要求较低,无法有效激励农村青年求学向上之心,亦无法吸引城市青年下乡。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今后的农民:

(1)要离开家庭到农场或农业企业上班。

(2)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

当然政府或企业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规模经营无法将中国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尽快地由农业释出,拖慢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

第四节,救治大西北

中国版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经济活动区,偏于东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抛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趋严重。在今天我们讨论经济转型进入新纪元的时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绝不可忽视。

第一,从历史上看大西北的抛荒经历

中国西北地区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汉建都长安,关中地区曾是中国最富庶之区。经过王莽之乱,关中地区遭战争破坏,再到东汉末年,黄巾、董卓之乱,关中地区残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虽鉴于地理形势之险要,仍以长安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产不及东南远甚,首都长安及西北地区所需粮食、物资,必须由东南运至。武则天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因为长安过于荒凉,都在东都洛阳居住。但唐朝政府自开国以后就大力开发关中地区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离唐朝开国(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关中地区又再农业丰收之区。自这一年起,东南地区的粮食不再运来接济长安。唐朝距离西汉九百多年,地力经九百年抛荒可以恢复,今天距离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抛荒后能否再恢复,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较少,但故事流传不断。则中国古人有愚公移山这精神与毅力,是可以断言的。

今天较古代优胜之处,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经营计划可行,本国资本、港台资本,或外国资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为!

第三,李广射虎的故事

西汉武帝时期,名将李广,号称飞将军。李广善射,且臂力过人。李广领兵出征匈奴时,夜晚巡营,见一老虎,拔箭射击队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现场去看,原来是一块石头。再射石不能入。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李广的臂力其实是可以射穿石头的。但当李广已经知道那是石头,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败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头。

如果我们在“救治大西北”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败心理,未曾进行已经认为不可能,就不会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国及世界的意义

西北地区占了中国版图的大半,自然条件不是太坏,如能救治复活,不但对中国多了大半个地区对世界总体来说,亦有重大意义。

第五节 农业劳力释出的两大方向

农业劳力必须释出,这是中国走上新世纪之前的最大课题。释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说的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所衍生出许多工作机会,例如工业加工厂、运销服务、金融服务,再因农民生活改善所产生的多项服务,农村、乡区教育等等,所产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动的劳力西移。

第5篇

中国经济报刊如何面对新形势、新媒体、新挑战,洁身自好,赢得和巩固话语权,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巨大作用,从而影响中国?

日前,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成立,印发了《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下一步,该中心如何打造高质量智库?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兼智库研究中心主任卫思宇。

《西部大开发》: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意义吗?

卫思宇: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决策咨询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又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他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就建设经济报刊智库研究中心进行了深入调研。近年来,报刊协会历任会长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经济转型,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课题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水平是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卫思宇: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不足,主要表现在有分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提交的课题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当前,要着眼解决经济报刊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提高报刊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我们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研究起草和修改完善,并征求多方意见,出台了《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该计划突出了改革、创新,突出了对经济报刊智库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导向作用。

《西部大开发》:您如何理解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卫思宇: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着经济、能源、环境、生态、战争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各类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以及预测分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

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建设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据美国最新推出的《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机构,且世界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个,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强大与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与经济报刊智库分不开。

《西部大开发》:经济报刊在建设中国特色智库方面有什么优势?

卫思宇:从世界范围看,经济报刊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考察国外著名的智库,可以发现经济报刊与智库关系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经济报刊内部可以形成多个智库。经济报刊智库多是在充分发挥基层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转化和推广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有影响力的报刊均有多个优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可以生成智库。

二是经济报刊智库的强势研究领域与优势领域互为倚重,长期积累。报刊优势是报刊智库的深厚根基和依托。

三是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报刊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良好条件:一是人力资源集中,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人才门类齐全,有利于解决综合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网络。

《西部大开发》:我国经济报刊已有少量的研究机构,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呢?

卫思宇:目前中国经济报刊研究机构虽然有,但高水平的智库还不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一流报刊智库有较大差距。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应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

中国经济报刊智库不仅仅要建言献策,还要为国家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决策基础、研究资料和宏观政策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引导舆论,特别是能够发出中国声音,这也是经济报刊的根本。

战略研究、建言献策、引导舆论和国际话语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和科学研究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报刊智库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组织,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报刊智库往往都是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出现的。经济报刊智库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实用性,决定了经济报刊新智库与传统研究机构的差异。

经济报刊智库产出的研究成果不是主要通过论文等形式显现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府采购的方式卖给政府或者企业,为政府、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在经济报刊智库建设中,如何评价智库水平,如何评价智库成果的优劣,不仅是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国家传媒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西部大开发》: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卫思宇: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实践。二是体现经济报刊自身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治理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要有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治国理政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人才是经济报刊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应立足中国经济报刊特点,以记者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打造经济报刊智库品牌。

《西部大开发》: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卫思宇: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经济报刊特点,以记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经济报刊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是建设新型智库机构。这是智库建设的重点,我们将协同北京泛亚智库国际咨询中心,重点以革命老区、特困县基地建设研究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有影响的经济报刊新智库,带动经济报刊智库总体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专题数据库和经济转型实验室建设,推动报刊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结合经济报刊“走出去,走下去”计划的实施,通过建设一批区域问题研究机构,支持经济报刊智库积极参与和设立区域组织、参加与举办国际培训等,扩大中国经济报刊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后备力量、推动经济报刊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智库队伍。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首先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同时要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还要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基地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三是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是制约经济报刊智库发挥作用的瓶颈问题,推动智库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渠道和平台的问题。要通过鼓励对外开展合作研究、支持举办高层智库论坛等,加强中外经济报刊智库交流平台的建设;通过完善集中报送专家建议的工作机制,建立咨询报告数据库,跟踪汇总分析相关信息等,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同时要规范流程,严把成果政治关和质量关。

四是创新智库组织管理。建设新型报刊智库,关键是深化综合改革,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主要推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大力推动协同,强化报刊与政府、报刊与报刊、报刊与企业合作,建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改变封闭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改进科研评价,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三)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完善后期资助方式等;(四)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三个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西部大开发》:当前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卫思宇: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经济报刊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报刊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经济报刊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卫思宇: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基地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经济报刊智库成果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西部大开发》:如何使经济报刊智库推出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

卫思宇: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经济报刊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

提高经济报刊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经济报刊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行业研究,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三是大力推动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西部大开发》:人才培养是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经济报刊智库如何处理好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发挥人才培养优势,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卫思宇:人才培养是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根本任务。一是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二是注重加强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三是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西部大开发》:智库建设在推动经济报刊社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卫思宇:智库建设是经济报刊社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经济报刊社“走出去,走下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中国经济报刊智库研究中心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报刊社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报刊社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梦的代言者。

(本刊记者张永军采访整理)

链接

中国经济报刊社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中国经济报刊社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提出倡议,制定本计划。

一、服务国家决策,明确建设目标

1.明确经济报刊社智库的功能定位。经济报刊社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建言献策、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一是发挥中国经济报刊的优势,着重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围绕重大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三是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发挥自身优势,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传递中国梦正能量。五是发挥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

2.建立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智库组织。按照总体设计、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分类实施的原则,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打造中国经济报刊社智库品牌,带动经济报刊社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一是以记者为核心,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二是以智库建设为重点,培育建设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新型智库。三是以项目为抓手,提高应用研究项目实践质量。四是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拓展转化渠道,搭建高端平台。

二、聚焦国家急需,确定课题主攻方向

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报刊社优势和特色,统筹规划经济报刊社各类智库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炼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以下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

1.经济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三农问题、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创新与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

2.政治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发展人民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治理创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民族与宗教问题等重点领域研究。

3.文化建设。围绕提升国家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点领域研究。

4.社会建设。围绕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教育现代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口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研究。

5.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研究。

6.党的建设。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重点领域研究。

7.外交与国际问题。围绕维护国家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新兴国家崛起、海洋战略与海洋强国政策、反恐维和、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重点领域研究。

8.“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围绕“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深化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研究。

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

1.以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深化经济报刊社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总体布局,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认定和建设一批智库中心。

第6篇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7篇

论文内容提要 随着经营 环境 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浙商”发展面临着从个人偏好向组织公正转型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浙商”经营环境,描述了“浙商”组织公正建设对企业内部信任建立、人员 管理 效能提高、劳资关系和谐等的意义,认为组织公正建设是“浙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通过对组织公正内涵的分析,提出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为“浙商”组织公正的关键要素,讨论了组织公正研究对 社会 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

一、引言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均等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统计 数据,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约为0.45,社会底层20%的贫困 人口 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最富裕的20%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社会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①。在这种状况下,由于分配机制、财产分布、 教育 机会、福利报酬等不公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潜在社会风险。有关公民衡量社会合意性的公正问题研究②,对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其内部公平性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个体的社会不公正感往往与其在企业内部感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有关;维护社会公正的政策、措施也需要通过各类型组织的内部消化和贯彻执行,才能有效发挥其社会调节作用。因此,组织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组织公正建设有利于协调企业内部员工关系,维护低收入群体的权益,解决农民工工资等突出社会问题。只有组织公正才可能有社会公正,只有各类型组织的和谐发展才会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组织公正不仅是决定企业内部信任及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且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③。有些学者甚至把组织公正及与之相关的信任提高到影响和决定一个国家 经济 繁荣、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层面④。

“浙商”作为 中国经济 发展中的优秀群体,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一些制约进一步成长的瓶颈也横亘在浙商面前,表现比较突出的有高技能员工短缺、收入差距增大、劳资纠纷增多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要求下,新“浙商”除了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要能够引领社会主义 文化 建设,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浙商”企业如何做好组织公正建设,超越以往创业过程中的个人偏好,创建和谐的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对“浙商”的可持续发展和本土化组织公正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个人偏好到组织公正转型——“浙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被称之外“草根经济”的“浙商”企业,如果说敏锐的直觉帮助他们在以往 市场 机会多、环境相对稳定的创业条件下获得了成功,个体的“有限理性”和基于个人偏好的模式则可能会成为他们今后成长壮大的限制条件,因为他们将面临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动态环境;如果说“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原则在过去使他们获得了丰厚利润,那么,如今,浙商主体决策必须考虑“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统一,满足时代对企业社会责任、诚信经营、维护公正等主体价值 伦理 要求⑤。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浙商”必然会经历从个人偏好到组织公正的转型,从而突破发展瓶颈,有效改善生产关系,推动企业成长。

吕福新等(2004,2005)基于“浙商”系统研究提出的企业主体性范式为分析“浙商”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吕福新等认为“浙商”的兴衰成败根本取决于其主体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主体性表现为相关属性与自主属性的有机统一,主体相关属性与自主属性统一于孕育浙商成长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⑥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浙商”面临的经营环境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强。Knight等认为,由于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经营总是处于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一些难以回避的企业风险往往与企业家的判断紧密相关。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越大,企业家的自主属性越能体现,他们能够充分的展现其市场洞察、机会捕捉、资源整合、组织协调和不确定把握等企业家才能,在市场逐鹿中为企业带来创新创业剩余产权;同时,基于企业家个人偏好的“有限理性”问题也会突现,一方面表现在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组织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认知能力边界被达到⑧,企业家认知和行为能力适应动态环境变得困难,会越来越依赖直觉和“启发式”(heuristics)。基于“启发式”的行为方式在发挥个体敏锐直觉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陷阱。环境动态性、不确定性越大,个体理性的局限也暴露得越充分。另一方面,价值要素和企业家的价值判断对组织经营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对“浙商”的 道德 品质、诚信经营、社会责任等提出了多重要求,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利己主义”角度出发的个人偏好决策未必能满足上述要求,企业家只有更加关注诚信经营与企业内部组织公正建设,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

周雪光(2003)等从组织 社会学 角度提出:要想摆脱上述困局,企业家必须突破基于个人偏好的决策和管理模式,而应充分地发挥组织制度安排的作用,完成从个人偏好向组织公正的转型。组织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的注意力及资源分配、决定了企业利益分配和决策的程序和规则,也决定了组织内部信息加工、解释机制和人际互动过程,这些安排在不确定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它可以帮助企业家、企业在无法预测一切的情况下提高组织可预测性和运作效率B12;与组织制度安排相关的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建设,可以很好的推动企业内部心理契约构建、组织公民行为塑造、和谐劳资关系营造,从而弥补和修正企业契约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B13。

第8篇

一、杨墟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概况

杨墟镇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目前正在打造集名贵花卉苗木、农业科技示范、休闲旅游观光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包括几大扳块:

1、邓志平园林。是一个占地面积达1.8万亩,投资1亿元的园林绿化基地,已栽种猴樟、桂花树、罗汉松等300余个品种,与江西农大合作的猴樟科研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栽种猴樟6000亩,2013成功申报省级龙头企业。

2、江西百峰岭林业生态综合开发公司。此公司已投资3.9亿元,面积3000亩,园内栽种了桂花树、紫薇树、樱花树等一批名贵花木,长势旺盛,业已成林。

3、绿叶现代农业基地。投资2.1亿元,已建成403个大棚和2个连体大棚,园内成功栽种了腾本豆、芦笋、高安线椒等一批纯绿色有机农产品,早已红红火火上市出售,远销湖南、广东、深圳等地。

4、农业合作社。有双杏绿色蔬菜、双杏园林两个合作社,可联系2000余农民。

5、特色农业。有投资400万元的塘头养牛场,下塘、雷丰蛋鸡养殖场,仙游村的万头生态养猪示范区等。

另外,基地内还有园艺厂、板栗园。

二、杨墟镇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成功经验

1、倚托地域,合理规划。

杨墟镇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商贾云集之埠”,占尽山、水、路的优势。

全镇山林达9万多亩,且山势平缓,适于建设现代化农业园的需要。

杨墟镇的水系发达、水源丰富。一是有两条河流穿镇而过,从北向南有辽河绵绵欢流,灌溉四野;从西到东有锦河奔腾涌浪,滋养两岸。二是全镇有大小水库达190座之多,其中中型水库1座、小二型水库16座、山塘水库173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水库解除了农田种植的后顾之忧。

再来看看路,320国道纵贯全镇,昌栗高速、沪昆高铁穿境而过,还有两条省道(华杨路和杨太路)蛰卧境内。

杨墟镇倚托优越的地域地理环境,围绕“商贸物流枢纽,创业休闲杨圩”的发展目标,合理规划,做好三大产业(建材、汽运、花卉苗木)、四篇文章(强攻工业、做美集镇、优化农业、创新管理),其中花卉苗木、优化农业就是现代化农业园的元素,占相当重要的份量。

2、流转土地,创造条件。

土地成功流转,是杨墟镇创建现代化农业园的关健因素。据调查,杨墟镇共有20个村, 9588户,耕地达54122亩,其中水田46968亩,旱地7154亩,荒地及林地9万余亩。从2010年开始进行100亩以上集中连片土地流转,截至目前,全镇耕地土地流转率达到70%,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科技推广、机械作业,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优越条件。

3、做精品类,突出重点。

农业是一个大课题,农业项目纷繁众多,选对选准,才可做精做强。对此,杨墟镇有着清醒明智、高人一筹的选择决策。据调查,杨墟镇在打造农业项目上做到八个字:“做精农业,突出重点”。体现在,做好“苗、菜、果、禽”四篇文章,即重点做优做精已有的万亩花卉苗木基地,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万亩果业基地,畜禽清洁有机养殖四大基地。如今这“四篇文章”成果突出,业绩斐然。

4、联合发展,善接链条。

杨墟镇非常注重连接链条,联合发展。一是利用较好的农业资源和商贸物流优势拓展产业。二是以博登科技、亿智精密、多美针织、新科荣模具等本镇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发展。三是借助邻镇和本市的生态旅游搭上链条发展。比如杨墟镇附近有上游湖、华林山生态游,这为杨墟镇搭建一个生态旅游站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四是借助文化底蕴打造观光休闲胜景。

5、本土精英,立业带富。

杨墟镇一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的传统排内习惯,大力鼓励支持本土精英创业立业、带民致富,收效良好。比如,邓志平园林、各类本土养殖场等都是由当地杰出的精英开发创办,身边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为引领一方百姓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建设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园的对策与思考。

以杨墟镇为启示,笔者就建设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园谈几点初浅建议。

1、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正大力推进农业经营机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等等,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各级政府责无旁贷。各个乡镇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是最好的选择。

杨墟镇就做到了紧抓机遇,全镇的愿景是创建休闲生态名镇,全力打造现代农业园。

2、乡土特色,创新开发。

一是乡土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比如杨墟镇支持鼓励本乡本地人才精英创业兴企致富。二是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每个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乡土特色资源,即土特产。比如,高安的富硒食品大有文章可作,打养生品牌可以充分大胆开发利用,打进国际国内市场也未可知。三是特色文化的引领。中国是一个文明文化古国,许多地方都有着自已深厚独有的文化底蕴,对于生态旅游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现成资源。比如韵律家周德清故里就在杨墟镇。杨墟镇倚锦江而建的百峰岭林业生态观光园就包含了周德清故里这个元素。

3、融合渗透,缔结同盟。

独树不成林,孤峰不像山。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园需要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缔结同盟,共同发展。比如高安的富硒农业就可以聚集全市的力量共同开发,每个乡都有独特的富硒特产,建山有、田南有老酒、相城有花生、太阳有粉丝、龙潭稻米、高安大观楼腐竹等,把这些特产柔合起来,组成一个集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做强做大。再比如,旅游产业,也可以全市、全省、甚至全国全球联合成片成链发展。

4、龙头引领,塑点造片。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园同样需要有龙头园区引领带头发展,打造一个点带动一个片。比如,高安可以充分发挥杨墟镇示范园区的作用,拉动带动其它乡镇的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还可以联合几个乡形成一个片,聚合资源打造一个点,群策群力做成一个特色园;另外,高安还有比较出名的昌西文化生态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生态园可以带动整个高安生态农业的提升和发展。

5、工业带动,扶持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并非只是授之以鱼,关健是授之以渔。一是支柱产业拉动。高安有三大支柱产业,即建筑陶瓷、汽车运输、led光电产业,可以借用这三大产业的人气资源和财气资源发展农业。二是传统食品加工骨干企业扶持。比如,高安有维尔宝、金穗丰糖业、瑞酒、大观楼腐竹集团等传统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都可以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扶持。三是瞄准特色大力招商推动。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引进生态农业项目。比如,2013年高安市成功引进了浙江海亮集团,共投资20亿,致力于发展富硒食品产业,这是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极大地推动高安现代化农业科技园的发展。

关于建设乡镇现代农业科技园的调查报告

----以杨墟镇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启示

姜才凤

江西省 高安市委党校 330800

调查目的:

“经济转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词之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说,“要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主要任务,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基本途径,发展服务业是重要的战略支撑”。

在改革进入深暗水区的历史发展时期,第一个迈进改革大门的农村在改革浪潮的冲刷下被远远甩后面,“三农”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巨大障碍。农业农村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关健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稳生产、强基础、促转型、增活力、抓统筹,走出了一条具有外向型、效益型、安全型、产业型鲜明特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农业强国目标。

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创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是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提升的一个新探索与尝试。一可以为建设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可行性提供材料分析;二可以为建设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提供决策思考。

调查对像:

建设现代农业,必须加快推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产业链延伸、科技兴农、农产品质量提升、信息化建设等改革。强化粮食基础、项目支撑、政策落实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措施保障,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强国、农业强县的飞越。因此这次调查就选择了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是调查了杨墟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另外还走访了一些农业发展有亮点、有创新的乡镇。比如建山、田南、八景、新街、蓝坊、祥符、独城、等等乡镇,对高安市昌西文化产业园也进行了现场参观。

调查内容:本次对乡镇农业发展现状、存在的困难、发展的目标方向、目前取得的成绩与做法等等进行了考察。同时还对乡镇的社会治安、民生工程、农业基础设施、工业发展状况等等进行了了解。杨墟镇是建设乡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打造、规划下,杨墟镇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已具规模、发展势头喜人,可谓现代农业精彩纷呈。目前杨墟镇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正在打造集名贵花卉苗木、农业科技示范、休闲旅游观光三位一体的现代园林基地。

这次调研主要走访了杨墟镇园区几大扳块:

一是邓志平园林。是一个占地面积达1.8万亩,投资1亿元的园林绿化基地,已栽种猴樟、桂花树、罗汉松等300余个品种,与江西农大合作的猴樟科研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栽种猴樟6000亩,2013成功申报省级龙头企业;

二是江西百峰岭林业生态综合开公司。此公司已初具规模,投资3.9亿元,面积3000亩,园内栽种了桂花树、紫薇树、樱花树等一批名贵花木,长势旺盛,业已成林;

三是绿叶现代农业基地。投资2.1亿元,已建成403个大棚和2个连体大棚,园内成功栽种了腾本豆、芦笋、高安线椒等一批纯绿色有机农产品,早已红红火火上市出售,远销湖南、广东、深圳等地。

四是农业合作社。有双杏绿色蔬菜、双杏园林两个合作社,可联系2000余农户,及大地方便了农民。

五是特色农业。有投资400万元的塘头养牛场,下塘、雷丰蛋鸡养殖场,仙游村的万头蛋鸡场等,目前特色农业如火如荼,发展强劲。

另外,基地内还有园艺厂、板栗园也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欣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走访中发现,杨墟镇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投资2000万元治理苏溪河主体河道,同时政府追加投入的600万元的配套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

2、完成曾家桥灌区主干渠硬化工程;

3、完成了4000亩的坡耕地改造项目;

4、建成投资120万元的杨圩中心小学师生食堂,已投入使用;

5、建成投资140万元的杨圩初中宿舍,已投入使用;

6、投资320万元的杨圩中学学生餐厅已动工;

7、投资50万元为杨圩卫生院购买全市一流的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组织医生为全镇65岁以上老人、高血压、糠尿病等患者5000余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8、养殖污染治理紧抓不放,已拆除100多家养猪场;

9、国家粮食直补、新农合、新农保、低保扶助等惠家项目均按国家政策贯彻执行。这些民生工程的推进,为生态农业示范园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墟镇的社会稳定工作成效显著。全镇连续三年无重大治安及刑事案件发生,无一赴京、省、地上访案件发生,及时排查处理了一些矛盾纠纷隐患,就连医患纠纷案也通过包案领导小组通过法律政策上的耐心细致解释、情感的疏导、生活上的关心,成功化解了。目前全镇安乐祥和、和谐稳定。这为生态农业示范园的建设提供优越的社会治安环境。

对其它乡镇的特色农业进行了了解考察。主要了解了建山的、田南的老酒、相城的花生、太阳的粉丝、龙潭的稻米、高安大观楼腐竹等,另外,还走访了昌西产业园的生态园,这里的生态园建设对我们建设乡镇生态农业园区有着不可多得的引领作用,值得学习、取经。

调查方法:通过实地下乡走访、访谈、提问、笔记速记进行调查。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调查结果:从调查中发现,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是再次实现农村改革新突破、打造新型农村经济实体、改变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改变一朝解决温饱三十年迈不过贫穷线发展停滞现状、实现农民致富奔小康全新改革方式。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时不我待。合理定位、科学规划、找准路子、找到突破口才能实现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建设乡镇生态农业园区是探索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方式方法之一,并且可以拉动本镇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良性互相促进发展效应。另外,通过这个调查,以可得出建设乡镇生态农业示区是可行的,也是值得推广的。

调查结果分析:

第一、建设乡镇生态农业园区可实现农村经济走出困境良性发展。

比如,杨墟镇,2013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33亿元,财政收入671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769元。

和以往相比这是一个飞跃。目前全镇开拓创新,团结一致,经济走出转型困境,社会各项事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建设乡镇生态农业园区可以拉动各项事业同时发展,产生良性互相促进发展效应。

目前杨墟镇在建设乡镇生态农业园区带动下,各项事业正欣欣向荣朝前发展。比如,全镇紧紧围绕“建好高安市示范镇(包括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示范镇”)来开展镇村工作。不断加大各项事业的投入,成效显著。具体有:投资150万元的闻家、桥背、山前三条街的下水道、路面、人行道板、绿化改造工程已完成;投资120万元的杨宜公路路口闻家段的道路拓宽、黑化、绿化、亮化工程已完成;投资105万元的320国道两侧绿化工程已完成,并新建了沿线花坛;汉塘路口、村前路口、大江村、老农贸市场绿化工程已完成;投资150万元的路灯改造工程已完成;已投入50万元购置大型洒水车、垃圾清运车,新招15名环卫工人和13名城管队员;房屋立面徽派改造正在进行,计划投资1800万元,已完成240万元投资,已改造房屋60幢;投资近100万元的弱电下地工程正在施工;投资300万元黑化汉塘路口、山前路口、320国道集镇缓冲带已动工兴建。。。。。。

第三、建设乡镇生态农业示区是可行的,也是值得推广的。建设乡镇生态农业示区对策与建议有五个方面。

1、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2、乡土特色,创新开发。

3、融合渗透,缔结同盟。

4、龙头引领,塑点造片。

第9篇

区域关怀的核心,是区域之间的公平待遇。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式的家庭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区域经济学家和其他发展研究者应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注重对各种类型区域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发展条件的差异,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有明显反映。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它环境需求。在全国统一格局下,应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要求。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而论,一般来说,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区域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粗放,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需求大,对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而已经进人发达阶段的区域,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对资源的消耗降低,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开始逐渐减少。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如对发达地区有利,便对欠发达地区不利;若照顾欠发达地区,则对整个社会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的威胁。因此,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区别对待。当然,从全国宏观调控角度,也可为了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但必须配以公平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以使为保护资源环境作出贡献的区域得到较好的回报。

关注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区域,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并针对其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如城市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好、人才密集的优势,在研究中,应关注其集聚经济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同时,还应考虑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以及其负面外部性问题;相反,农村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等优势,在促进农村地区这些优势发挥中,应该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如此,同样的城市地区,同样的农村地区,也可具有不同的优势特点,相关研究更应关注这些具体差异,以充分调动区域的发展积极性。

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尽管区域关怀不应该有区域歧视,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对落后地区关怀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还可研究如何通过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

关注特殊问题地区的发展。特殊问题地区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地区、农民工集聚地区、农民工流出区等。从区域关怀角度,应该针对这些地区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进行凝练,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事实上,有些特殊问题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这些区域实际上承担了应该由更多区域承担的负担。例如,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地区原有产业萎缩、职工下岗,并可能出现如矿区沉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区域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深层次的机理。如有些问题的形成便与受益者与实际成本支付者错位有关。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者应该通过更深层次挖掘,更全面角度分析,为更好地解决问题、改变区域状况服务。

李小建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基金重点项目7项,省部级及国际合作项目18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6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出版(含合作)著作20种,代表作品有《经济地理学》、《河南农村工业发展环境研究》等。主要学术贡献领域包括:开拓并建立中国的公司地理学,发展了人文地理的微观研究方向,系统进行人文地理空间网络研究,推动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化。

第10篇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city faces oil and gas resources exhaustion, and ecological deficit increase. It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that oil and gas resources type city actively construct low carbon ecological city. Taking oil and gas resource type city of Daq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introduc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Daqing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carbon ecological city construction in Daqing City, finally proposed the countermeasure to promote low carbon ecological city construction of Daqing. Now Daqing has turned into a "natural lakes city, green oil city, city of hot spring", multi-industry, such as the petroleum industry, petrochemical industry,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dairy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parallel develop.

关键词: 大庆;低碳生态城市;现状;对策

Key words: Daqing;low carbon ecological city;present situation;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6-0014-02

0 引言

我国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确立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在油气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大庆市作为典型的油气资源型城市,近年来在城市转型的同时,积极推进本市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1 大庆市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现状

1.1 经济结构现状 大庆区域内骨干支柱企业突出,有大庆石油管理局、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大庆炼化公司、轻烃分馏分公司(隶属油田公司化工分公司)等6家中直石油石化大企业,其中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是全国企业前五十强之首,连续六年稳居全国纳税排行榜第一名。2011年,大庆市生产总值达3740.3亿元,非油经济比重提高到52.8%,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大庆在全国地级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跃升到第11位,可持续发展能力居全国资源型城市前列。

“石油经济”和“非石油经济”在大庆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更加合理,经济种类日益丰富,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快速提高,大庆市已经由单纯的资源型城市初步发展为东北地区的新兴综合型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庆开始二次创业,全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大庆市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稳定石油经济、发展非石油产业经济,保持中直大企业和国企经济的良好发展,加快地方经济的飞速崛起,调整公有制经济中的不合理因素,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茁壮成长。大力发展装备制造、新能源、石油化工、高新电子、新型现代化农业等接续产业。

1.2 社会发展现状 五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紧紧围绕“满足基本民生、改善小康民生、建设现代民生”的工作主线,抓住大事保障民生,办好实事改善民生,破解难事维护民生,全市民生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大庆位列全国地级城市综合实力第21位、全国地级城市公共文明指数第19位,荣获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等称号[1]。大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房屋使用面积2006年为24.0平方米,2010年达到26.7平方米,5年间增长了11.25%,市民居住环境明显得到改善。此外,大庆市政府积极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充分就业。2011年政府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14423.1万元,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发放岗位补贴13901万元,为11510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7851.6万元,充分保障了市民的福利。市政府还积极开展培训带动就业,对大学生、残疾人等开展创业培训,帮扶自主创业7200人,带动就业30130人,截止2009年大庆市残疾人就业率达到78%,居全国前列。截止到2012年,五年来大庆市公办幼儿园发展到232所,学前三年和一年教育普及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1年,大庆市省级示范高中发展到13所,高考成绩从2001年至今连续12年保持全省领先。大庆市国家重点中职学校达到6所,省重点中职学校达到4所,驻庆高校在校生达到6.7万人,高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均处于全国地市级城市领先水平。

1.3 生态环境现状 近年来,大庆市全力推进以低碳、净气、治沙、复草、植树为主要内容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使得辖区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进。2005年,大庆市防沙治沙工程共种植树木10万亩,人工造林17.5万亩,森林覆盖率由上年的9.3%提高到了9.6%。主城区退耕还林3500亩,新建生态园34个,医疗垃圾全部实现集中处理,城市空气优良达356天,城市环保投资指数达到2.08%。到2005年,大庆市已投入29.12亿元巨资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建设城市绿地530公顷,大庆人在萨尔图筑起了一堵6万亩的“绿墙”,加上之前的20万亩树木,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18%。大庆市正在努力按照“低碳、生态、自然、现代、宜居”的城市发展定位,把大庆市建设成为城市组团布局、快速通道相连、绿色空间相隔、百湖辉映、独具特色的现代都市。

1.4 低碳环保建设现状 大庆市低碳发展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大庆私家车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已经放缓,公共汽车总数由2006年的1847辆增长到2010年2160辆,公共汽车使用量的增加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越来越显著。截至2005年,全市工业污水处理率达85%以上,油田含油污水处理率达98%,两项环保指标达到了世界水平。在污水处理方面,目前,大庆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55.28%,这在全省是最多的,建成和正在使用的城市集中污水处理厂有3座,大庆市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问题,但无论何时,低碳环保都将是大庆市必须长期坚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大庆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2.1 加快经济建设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大庆市是我国典型的油气资源型城市,资源必然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想要实现大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考虑到石油经济的稳产问题以及大庆产业机构的转型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积极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更多的投资者看到大庆市的未来发展前景[2]。加大对重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把培育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与培育名牌产品紧密结合起来,引导社会资源向名牌企业集聚,对符合上市条件的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优先安排上市前辅导,鼓励和支持品牌企业上市,加快其上市进程,迅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被并购企业富余人员安置、债务核定与处置、财税分配等问题要妥善解决;支持中小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相关企业实施联合、并购、重组,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和优势企业,提升产业集中度;此外,推进产学的紧密结合,引导高等院校面向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将地方对高校的支持与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结合起来,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推进产学研深层次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2 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最本质、科学发展观最本质、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要坚守一个理念,营造四个环境。要坚持把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发展全过程和建设管理各方面[3],努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兼顾昨天、今天、明天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多赢[4];要坚持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构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产业环境,大庆重点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教育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科技与产业的结合,加速产业转型,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与环境相协调的轨道上;要坚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要实施好水环境、大气环境整治,实施好国土整治、耕地保护和农业生态系统建设;要坚持保护城市的DNA,彰显城市特色,坚守人文环境,以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先人的理念,保护文物古迹及人文空间,保护好城市肌理和街巷体系,保护好城市建设风貌,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城市的人文环境,彰显城市的“书卷气”和人文气息;要坚持尊重满足人的需求,打造良好的宜居环境、社会环境,让老百姓生活得安逸、安稳、安心。

2.3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宏观的、历史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大庆市把生态美落实到实践中,应做到全市上下都要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统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相一致,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展大庆,使大庆天蓝地绿、山清水秀、民富市强。大庆市地广人稀,光、热、水充裕,自然环境优越。但是,我们仍要从自身环境条件出发,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努力实现城市建设与现实自然环境相协调、相统一[5]。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立足地域内国土特色,彰显历史脉络,强化文化符号,科学制定建设发展规划。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依法严格执行规划,循序渐进、顺势而为,合理开发、集约发展,能力不足的不急于求成,为城市长远发展留出空间。要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高质量推进城市街道、景观、绿地建设,高标准搞好管理运营、设施维护,确保城市建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4 加强低碳经济制度建设,建立低碳经济开发区 大庆市应建立低碳经济开发区,引导具有高技术水平,低能耗、低污染的企业团体入驻,低碳经济开发区的建立可以起到推动大庆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目的,大庆市要将油气资源型城市转变为低碳生态城市,这是必由之路。在全省范围内,也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全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路径[6]。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必须得到制度设计的辅助,才能走得更远。如加快低碳交易市场建设、完善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等。同时,还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提高公众生态意识,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珍惜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积极性[7]。

参考文献:

[1]刘亚平,浅谈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策略构建[J].中国科技财富,2010(6):278-279.

[2]袁少军,孙增峰.生态学原理在城市规划中运用的思考[J].2008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2008(6):7-11.

[3]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84-87.

[4]杨蔚清,张京祥.简论我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策略[J].江苏建材,2010(3):64-66.

[5]大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组.关于推进大庆石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研究报告[J].大庆社会科学,2007(1):10-18.

第11篇

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2

[2] 蔡.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

[3] 蔡.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6

[4]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2011;3

[5]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6]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4

[7]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5

[8] 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9] 黄润龙.“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探讨,2009;8

[10] 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0;6

[11] 李蕾、郑长德.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区域经济理论,2008;5

[12]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13] 穆光宗.话说“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8月23日

[14]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2008;3

[15] 王德文、蔡、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研究,2004;5

[16]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1

[17] 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3

[18]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2010;5

[19] 王学义、徐宏.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天府新论,2009;2

[20]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2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叶文振.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第12篇

【论文摘要】廉价货币、宽松的信贷标准、监管的缺位以及证券化机构对于按揭贷款的巨大需求,造就了美国次债市场的最初繁荣和最终毁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次债危机肯定会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就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及时警惕和反思次债危机的教训,并采取积极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应对危机负面影响的关键。

一、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起因、发展及后果

应该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产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最初10年里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4—2006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很大部分归功于次级房贷。2001—2004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袭击的双重打击使得美联储大幅降低短期利率,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同时,廉价货币、宽松的信贷标准、监管的缺位以及证券化机构对于按揭贷款的巨大需求,使得次级债市场迅速膨胀。次级债占整个按揭贷款的市场份额在2006年达到了20%,比2001年的规模翻了一番。在整个次级债市场中,低收入证明贷款的比重上升到46%。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上。

但是从2005年开始,形势发生了逆转,美联储连续加息,房价由上升转为下降,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的持续下跌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次贷违约率在2007年达到了15%。同时,评级公司下调了一千多只按揭贷款抵押债权的评级,导致市场出现恐慌,将许多最初贷款人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引发了连环危机。

二、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是目前世界经济界和金融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从其直接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众多收入不高的美国购房者,由于无力偿还贷款,他们将面临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局面;其次,今后会有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最后,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将受到重创。

危机发生后,不仅美国经济受到冲击,而且也波及到整个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次贷危机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外部均衡。就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危机克服过程也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及其外部环境,包括资本市场、汇率、通货膨胀、资源成本以及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等方面。因此,应从以下层面关注次贷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1、直接影响。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次级按揭贷款,但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的管制仍然比较严格,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并不大。据美国金融机构估计,这6家银行次级债亏损共约49亿元人民币。

2、间接影响。(1)出口萎缩导致增长放缓。由于次贷危机波及到了美国实体经济层面,造成美国信用紧缩,也因此导致美国国内的需求开始萎缩,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交易萎缩。如果把经第三国或香港转出口的货品计算在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美国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出口制造业领域投资规模的增长速度。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幅呈现出很明显的下滑趋势,第一季度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幅是20.4%,第二季度下降到15.6%,特别是2007年7月份次级危机爆发以来,第三季度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幅仅为12.4%。

(2)汇率变化影响国内就业。美国为了摆脱经济衰退,采用了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元的疲软和贬值。然而,这对中国改善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环境来说,无异于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人民币迫于压力而加快升值速度,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将受到过大削弱,届时中国企业就会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继而影响到就业。相反,如果人民币升值过程继续缓慢,中美贸易摩擦就会增多。

(3)成本上扬推动通货膨胀。目前,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美元疲软直接导致全球的初级商品价格继续上涨,而对中国这种对初级产品外贸依存度很大的国家,这种影响必然很大,促使实物性通胀的压力变大。如中国55%的铁矿石,包括钾以及50%以上的原油进口等,都依赖于国外。这样的大中等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中国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本推动型实物性通胀的压力。

(4)国际游资威胁金融稳定。一方面,为了缓解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的压力,在利率和汇率政策方面,中国央行倾向于把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美联储实施减息政策,对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形成了抑制,增加中国央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难度。另一方面,从目前来看,抑制通货膨胀的确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为了克服通货膨胀,中国的利率水平不断提高,中美之间的利差也出现了倒挂,进一步诱使国际游资加大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转贴于

三、我国应对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的策略

不管次贷危机最终会走多远,当前次贷危机带给中国经济“池鱼之殃”,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眼下更重要的是,我国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负面效应时,为把风险降至最低,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及时应对,主动解危,化弊为利。

1、警惕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特定市场产生冲击。当前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如果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对策,那么就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第一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第二是还款压力的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而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最终会汇集到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下降,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2、继续严格银行信贷政策和标准。重视房地产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特别应该关注的问题。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借款人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内出现价格普遍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长远看银行系统抵押贷款发放风险亦不可忽视,必须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审核制度。

3、宏观政策要适度,以保持经济金融稳定为首要目标。我国不但要面对美国降息的压力,而且要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都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抉择。从短期来看,宏观政策要适度,以保持经济金融稳定为首要目标,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关注就业,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4、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除了理性对待并治理通货膨胀外,从长期来看,在需求方面,要实行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同时注重内部需求,将原来出口的一些商品转型至国内,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国际市场变化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在供给方面,政府在加大民生建设方面投入的同时,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引导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产业创新或产业升级,迅速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样才能帮助企业比较好的吸收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克服通胀、增加就业、摆脱负面影响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