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0 06:34: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钱币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所谓的丝路最早以陆路为主，经新疆进入中亚各城邦国家，波斯（安息王朝、萨桑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印度（贵霜王朝）而至地中海沿岸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王朝）。
其后分为三条线路：
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北岸，经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堡尔（君士坦丁堡）。
中线：自喀什、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前往欧洲。
总之，丝绸之路的路线，大体上是由长安出发，经由陕、甘、宁、青、新疆省区，跨葱岭（帕米尔高原），经中亚部分的独联体（哈萨克、吉尔吉斯坦、俄罗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达地中海东岸，基本上是中亚、西亚地区，但近来研究发现其范围应扩大至南亚，包括印度部分地区。
丝绸之路的开通最晚可溯源至西汉，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沟通东西方外交与贸易的重要通道，而且在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建国初期至今，在新疆、甘肃、陕西及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古代货币，其中以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杜维善先生捐赠的丝路系列货币为其滥觞。
“物以稀为贵”，在丝路货币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金银币了。
宁夏李先生费时十多年收集了上百枚不同国别的金银币，应当说是洋洋大观。收集的这些钱币，均来自甘肃平凉、武威及宁夏固原、银川等地，共有金币14枚，银币百余枚。
观察这些金银币，有以下特点：
一、涉及古代中亚、西亚至东罗马国家的数量众多，几乎涵盖了丝路上的所有重要国家，其中包括贵霜的韦苏婆提三世（公元360-365年）金币、察哈台金币、印度西徐亚银币、波斯倭马金银币、阿拔斯穆斯塔克菲金币、帕提亚阿塔培努斯五世（公元209-229年）银币、福莱特斯四世银币以及东罗马拜占廷金币等。
二、历史跨度大，从公元前38年的帕提亚的福莱特斯四世银币到公元949年的阿拔斯穆斯塔克菲金币，跨度过千年左右。其间相当于我国西汉到北宋，正是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些丝路国家的货币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佐证。
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交流信息。这些丝路国家历史古老，几经沧桑，所留存下来的货币，其历史价值不容轻视。首先，这些货币大多数图文并茂，完整地记载和保留了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与民间生活的生动画面。如波斯、东罗马等国的君主头像，有的头带盔甲，有的梳冕垂面，栩栩如生。我想这些千年前风云人物的真实模样也只有从这些货币中寻找了。这也正是我国古代钱币所缺乏的。
另外这些钱币上有大量的宗教题材与军事题材的生动画面，如波斯拜火教的祭坛，弓弩手用弩机射击以及持刀剑武士等画面，对研究中亚宗教及军事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这些钱币上都有不同的文字，这些大都是古代文字，有的已成了无法破解的死文字。而对今日研究语言历史的变迁却正好成为第一手重要资料。
再从钱币制作技术上来看，这些钱币也很有研究价值，有的方法还值得今日继续探索。
这些钱币无论金、银、铜均为打制，即用手工或简单机械锤打而成。看似容易，仔细观察，却包含着很高的工艺技巧。这些钱的厚度均不过一二毫米，钱体很薄，但同时却能在正反两面制作出完全不同的文字与图案，无论文字或画面均呈浮雕形，凸起较高，相当精细，而两面的文图画面又光洁如画，毫无互相锤打留下的痕迹，不知采用何技术，能如此天衣无缝，令人称奇。
四、不乏珍品
这批钱币中，有不少珍品，根据有关资料和市场流通情况，价值很高，萨桑王朝如瓦伦二世王储纪念币，钱面图案为国王、王后与王子三人像，背为祭火坛，在美国旧金山丝路钱币交流会上标价很高。而其中萨桑王朝库斯老一世像银币、东罗马金币均曾被国家有关部门专家定为一级文物。而察哈台金币、贵霜银币（贵霜金币、铜币多，银币极少见），均为丝路钱币中的珍品，根据有关工具书标价，这批钱币中的金币珍品单枚市场价应在四万至五万元，银币珍品单枚价也应在四千至一万元之间。其中还有一些，因资料稀缺，暂时难以估价。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批丝路钱币具有双重的文物价值，它既是铸造国的钱币，又曾在我国长期流通；既是铸造国经济发展与文明的体现，又是我国历史上与西方及中、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促进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融合的角度看，它比其他历史文物更多一层特殊的价值。
附记：
【关键词】收藏爱好；历史学习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286-01
在担任初中历史教师的工作实践中，我发现，不少学生，特别是初一、初二学生，开始萌发收藏爱好。他们收藏的范围广而杂，邮票、汽车模型、连环画、IC卡、树叶标本、香烟盒子、文身画片、毛公仔、发夹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学生的这种收藏爱好很有传染性，某个学生喜欢收藏某种东西，往往会引发一群学生争相效仿。课间学后，学生们三五成群，欣赏、夸耀着各自带来的藏品。
收藏，占用了学生们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到学生的成绩。对因收藏而成绩下滑者，多数老师是予以批评教育；对成绩虽未下滑但痴迷于收藏者，则予以告诫。我也曾组织过剿灭收藏的“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入，我渐渐觉得，过去的做法虽然简单、有效，但未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爱好收藏并不是一件坏事，学生爱好收藏是一种兴趣，而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探究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能使人处于兴奋状态，进而促进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强化，化非智力因素为智力因素。一个学生爱好收藏，正是教育、引导他的大好机遇，而传统的“堵”的办法显然浪费、错失了这种机遇。
那么，如何才能引导学生爱好收藏迁移、上升到爱好历史学习呢？
学生的收藏爱好最初往往是盲目的、随意的，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喜欢，对于其中的历史渊源和意义并不会深究，看到别人收藏什么，自己就跟着收藏什么。如果不加以引导，多数学生不会将其爱好进行到底。
为此，老师有必要给学生讲明收藏的意义，介绍有关的知识。诸如：肯定学生的收藏是一种正当的爱好，在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之后，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收藏和探讨；收藏对保护文化遗产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收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收藏品市场上真赝混杂，要识别赝品，就要学习，只有知识水平提高了，才是一个好的收藏者；历史上的收藏家大多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知识渊博；国内外有不少人原先文化程度低，但因爱好收藏，进而研究，最后成了专家。通过这样的讲解，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老师可以在班级的第二课堂活动中成立收藏兴趣小组。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自然可以参加，学习成绩不好，但有进步又热爱收藏的学生也可以参加，这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老师和这些学生约法三章：学习进步，可以继续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学习退步，暂停参加活动；成绩优秀，可以在兴趣小组中担任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办法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有效果。如我有个学生过去成绩较差，、表现不好但爱好收集古钱币，在历史课上经常摆弄。为了能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他发奋图强，进步明显。参加钱币兴趣小组后，他收集了许多有关钱币的历史资料，如“中国历代钱币之最”等等，然后把相关知识介绍给同学们，并主持出了一期黑板报。
在此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活动。本着“小题目、大视角、深挖掘” 的思想，每个爱好收藏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兴趣选择适当的、相关的课题，采取文献研究式、调查研究式、假想研究式、比较研究式、思辨研究式等方法进行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要求学生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但学生往往不能透过事物的外在表象而抓住本质，也不能进行准确加工提炼，这时教师便要认真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帮助学生流畅地表达，协助学生疏通思想、理清思路、引导他们进行抽象和概括，从而形成概念，完成知识的内化。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关键词：十通 ；古代 ；政书；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人们通常将古代社会制度和法令称作“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以上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 政书本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一个门类。政书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则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本文专述“通古今”的“十通”。“十通”是指古代带有“通”字的十部政书。它们分别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部是最早的政书，被人们称作“三通”。另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这六部与“三通”合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合称为“十通”。下面分述“十通”的主要内容概况。
《通典》是唐代杜佑编撰的一部记述古代经济和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通典》的出现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较好地反映人类历史，唐以前的史学家曾创造了不少形式的著史体裁，如《春秋》、《左传》之类的编年体，《史记》、《汉书》之类的纪传体等。但是截至唐杜佑时，专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还未出现。而典志体史书的产生则是适应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发展。《通典》的体例是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即把断代体改为通史体。因此《通典》史实的历史时间，上起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为止。全书200卷，并以“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为依据，设立9门（大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通典》取材广泛，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通典》的体例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它对历代典章制度复述、注释、评论，较明确地反映了经济优先的观点，强调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决定作用。《通典》一书材料丰富，考核确当，保存了大量的可贵资料。在记载典章制度时，往往援引前人具有参考价值的议论，从而保留了不少资料。为了写此书，作者参考引征了200多种书籍。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由于《通典》书的引述，从而保存了许多资料。清人严可均纂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很多篇章和片断就是从《通典・礼典》中辑录的。
《通志》南宋史学家和著名目录学家郑樵编著的，是继杜佑《通典》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洋洋500多万字的典志体史书。《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表（谱）、志（略）俱全的通史。第二部分是。《通志》全书200卷，共分为5大类：分别是《帝纪》18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后妃传》2卷，记叙前汉至隋朝各代后妃事；《年谱》4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朝各代的重要史事；《略》52卷，记叙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演变，也包括文化发展的情况；《列传》124卷（包括世家、宗室传、列传和载记），记叙了西周至隋朝各代的重要人物，内容比较繁杂。《帝纪》、《后妃传》和《列传》的取材，多是抄录西汉至隋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年谱》是仿照《史记》诸表而著，都没有什么创新。《通志》全书的精华在“略”，“略”的性质和正史中的“志”相似。所谓“略”，就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在二十略中，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独创而成。他在其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具有较高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略》、《校雠略》和《金石略》。它们都是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也是当时目录学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反映了郑樵在目录学理论方面的特殊见解。《通志》是我国现存规模较大的一部纪传史通史，它对封建时代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
《文献通考》是元初历史文献学家马端临编著的一部历史著作。《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与杜佑的《通典》相似。《文献通考》分类详细，条理清晰，全书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臻完备。全书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公元1208年―1224年）年间，共分24个门类，348卷。分别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采正史、会要的编排而加以改易撰成，其余19门虽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而分门别类的精细合理，实又过之。“三通”之中的《文献通考》后来居上，自属必然之势。《文献通考》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三：第一是开创历史考证学的先河。第二是将“会通”观点运用到典章制度史的撰写过程中，并寻求“变通张弛之故”，开始触及到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续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由纪昀等人校订而成。它的编撰目的主要是为衔唐
代杜佑的《通典》。《续通典》记录了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近900年的有关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尤以明代的制度为详。《续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全书150卷，分类体例相似于《通典》，惟从《兵典》中析出《刑典》。计有《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14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十四则。《续通典》的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除各代正史外，还有《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集礼》、《明会典》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另外对古今名贤的有关议论，择其精要者收入。《续通典》有武英殿刊本，清末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有《十通》合刊本，《续通典》影印精装一册，这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本子。
《续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纪昀等人修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全书640卷，包括《本纪》70卷、《后妃传》10卷、《略》100卷、《列传》460卷。《续通志》记事与郑樵《通志》相衔接，编撰体例也与《通志》相似。纪传部分，始于唐初，终于元末，下接清修《明史》。《列传》的一些类目与“郑志”相较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删除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均抄录诸史，无所创造。诸略始于五代，终于明末，各目均同“郑志”。但《艺文略》增加“著者爵里”等项，《图谱略》细为分类，《金石略》于撰人、年代、地点并为“详载”，《昆虫草木略》补正“郑志”之失，有其所长。另外，对“郑志”所载唐制之缺，予以充实，也是其优点之一。《续通志》有乾隆武英殿本、光绪间浙江书局“九通”合刻本等。
《续文献通考》系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撰的一部典制文献。该书除原有的24考外，增“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六考，合为30考。此书起自宋理宗宝庆六年（公元1225年），终于明毅宗崇祯十七年。全书计250卷，汇集了宋、辽、金、元、明五代400多年的事迹与议论，其门类仍从马书，只是从《郊社考》中析出 “郊社”和“群祀”两考，从《宗庙考》中析出“宗庙”和“群庙”两考。全书对四库馆辑访遗文悉加采录，采用的诸考事迹均以正史为主，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则广取诸家论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材料相当丰富，是了解自宋至明各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考书，其价值在《续通典》和《续通志》之上。《续文献通考》作为清编“续三通”中的佳作，版本情况同于《清朝通典》，较好的本子是《续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二册。
《清朝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该书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至清高宗乾隆五十年近170年的典制沿革，是研究清开国至乾隆年间社会典章制度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清朝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其编撰主要是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中的材料删并编纂而成。它的体例与《续通典》完全相同，分为九典，计100卷；其中《食货典》17卷、《选举典》5卷、《职官典》18卷、《礼典》22卷、《乐典》5卷、《兵典》12卷、《刑典》10卷、《州郡典》7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四则，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的不同，略有更改。如《礼典》中的封禅，清统治者认为前朝弊法，清代未推行，所以一律删去。又如《兵典》专述八旗军事制度；《州郡典》分省排列，因清代疆域幅员辽阔，超过前朝，再按九州叙述，已不合适。《清朝通典》从实际出发更改部分细目，这是可取的。《清朝通典》现存的版本情况相同于《续通典》，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合刊本是目前学者常用的一种。
《清朝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编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清朝通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126卷，记事始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该书无《本纪》、《列传》和《年谱》，仅有二十略。诸略名目与《通志》、《续通志》完全一致。但细目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删减或增补。删减后的《都邑略》仅载清统治区域；《谥略》仅录“尊谥”，“赐谥”；《金石略》仅收钦定或奉敕之作。增补后的《天文略》述历数、仪象，比“郑志”更为全面；《地理略》备载各地河流，比“郑志”更为详细；《六书略》收载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梵音翻切配合十二谱；《昆虫草木略》多作考校，以上所述都优于“郑志”。总的说来，各略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很有帮助，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清朝通志》的版本情况完全同于《清朝通典》。最常用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文献通考》系乾隆十二年敕修《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总裁是清嵇璜、刘墉等，纂修是齐召南等人。乾隆三十二年，此书成稿后，乾隆又命清朝自为一编。全书记事起于清代开国的1616年，止于乾隆五十年，主要记述了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是一部叙述古代典章制度重要的工具书。《清朝文献通考》全书300卷，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完全相同，也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6考，只是卷首有凡例十六则，细目有所增删，这是根据清代的实际制度加以改变的。如增加的有《田赋考》的“八旗田制”、《钱币考》的“银色银值”和“回部普儿”、《户口考》的“八旗壮丁”、《土贡考》的“外藩”等。删减的有《市籴考》的“均输”、《选举考》的“童子科“等。以上内容对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很有帮助。《清朝文献通考》现存的版本，同于《续文献通考》，而目前最通行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系清代刘锦藻编撰。记事上起自与《清朝文献通考》相衔接的乾隆五十一年，下止于宣统三年。主要记述清代后七朝126年的典制沿革，是我们了解乾隆之后清代社会经济情况最主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该书400卷，30考。书中的26考与《续文献通考》相似，只是新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和“”4考，卷首有凡例十则。《外交考》记录了清代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来往，华工在海外受压迫的情况。《邮传考》和《实业考》记载了我国民族工业、航运、铁路、矿山等兴办的过程。《考》叙述了清末改良派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清朝续文献通考》目前较好的版本要算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此书影印精装4册，前有陆润庠的序，因另有一册索引，所以使用极为方便。
参考文献：
[1]彭斐章.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贸易形成的今天，民俗文化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越来越被广告商所青睐，不少成功的广告案例都系有鲜明的民俗情结。随着广告业的深入发展，在与广告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中，民俗文化自身也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并成为广告业中一种特殊的宣传手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与广告自古有缘，从广告诞生之日起，便与民俗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告联姻民俗，可以有效地影响顾客的文化性消费心理，提高广告的文化品位，强化广告宣传活动的市场销售效果和形象塑造效应。因此，民俗文化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并成为产品“本土制胜”的有效手段。
一、民俗文化是广告创意的一个切入点
今天，“创意”似乎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特别是在广告界，广告创意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广告大师伯恩巴克称：“广告创意是赋予广告生命和灵魂的活动。”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常常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一个好的广告创意就像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样，必须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用最鲜活的民族语言，透过人类共同的心理表层，打入根深蒂固的，深藏在人的潜意识背后的“民族记忆”，从而达到一种让人心领神会的效果。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俗文化积累丰厚，博大精深，它是广告创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长期以来，民俗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都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种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如：孝亲感情、家国意识、尚礼精神、趋吉心理、养生观念等。这种种模式是代代传承保留下来的一种普遍性精神，是由遗传的力量积淀而成的思维定势。广告依仗它们的影响，借用这种种模式作为广告创意的主题背景，势必有利于增加广告的文化内涵，增进广告与受众的文化沟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民俗文化是提升广告品位的一种手段
一直以来 ，广告的品位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要么是低俗化的倾向受到业界有识之士的大张挞伐，要么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让广告人不知所从。事实上，大多数广告的受众目标都是普通人，因此广告应当力求通俗。对于广告人来说，民俗文化的巧妙运用可以提升广告品位，在传达产品信息的同时给受众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升华。
中国的民俗文化底蕴丰厚，可供开发、利用的东西很多，是广告设计的重要资源。在广告设计中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和品牌个性，恰当地运用民俗文化，把传统的艺术形式，用现代的技术表现出来，使其既富有古朴神韵，又不拘于陈旧的格式；既追求设计的新意，又不忽略民俗文化风格的体现，从而有效地提升广告的艺术品味。
1.色彩的选用。在视觉传播中色彩具有第一性的作用，它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唤起人们的情感。成功的广告设计，都充分有效地应用色彩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和烘托、渲染广告的内容。色彩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往往可以真实地再现广告商品的本色、质感、量感和空间感，使人如临其境，如睹其物，从而增强产品的真实感，增强消费者对广告的信赖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里，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因素和居住条件的影响，人们形成了对红、绿等民俗色彩的特殊喜爱。例如长虹红太阳，格外“新”、“红”、“亮”的广告，其传播符号是：一串红辣椒、一串红鞭炮和一串红灯笼，宣传目的鲜明，效果突出。所以说民俗色彩恰当地渲染，可以更鲜明地形成产品的品牌情感，从而与消费者在视觉和情感上达成一致。 转贴于
2.字体的设计。字体本身是一种艺术形象，具有美和抒发感情的特性。在设计时不能仅满足文字的可辨性和可读性，还应充分调动文字的内涵来表达其艺术魅力。文字源于图画，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提及：“既是字，又是画。”汉字可以说是物象符号化、语义图案化的典范。在设计中适当运用象形文字，可以使该设计作品更加耐人寻味。在包装画面上，多运用象形文字，中国书法、印章及活版印刷字体，既能表现东方艺术的风格，又能强调画面意境和内在的思想感情。比如民间陶瓷的系列包装，其主要画面就是“土陶”两个书法大字，再加上一方朱印，整个包装内容十分充实，苍劲的字体，使人联想到该产品悠久的历史。
3.图形的选择。在当代的广告设计中，对传统图案和纹样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例如图腾、民族服饰、民间寓意吉祥的图案和纹样等。无论是将它们作为底纹，还是主体图案，或是边角装饰，都能给人带来古朴、清新的气息，并具有强烈的装饰感。著名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借用中国古钱币的形象为中国银行设计的行标及“中银与您脉脉相连”的广告，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此创意中有机地融入了民俗文化，将古老的铜钱演变成了中国银行的象征，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民俗文化是广告促销的一大法宝
广告“姓商不姓艺”，成功广告的首要标准是促销。世界著名的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得好：“我们的目的是销售，否则便不是做广告。”的确，就商业广告而言，它是经济范畴的投资行为，投入产出是它的根本属性。在当代社会，公众的文化性消费心态日趋成熟，在消费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品位和艺术格调。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一需求，现代广告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民俗文化，给产品穿上了文化的外衣，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促成销售。
在广告促销中，民俗节日是促销的最佳广告时机。广告者为了能使消费者广泛接受广告，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在广告时机的选择上，常利用中国的民俗节日掀起广告。中国的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在每年春节来临之际，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与春节相关的年俗，例如红彤彤的春联、喜艳艳的“福”字、热腾腾的团圆饭、乐融融的全家福等，也都随着春节欢悦的气氛铺洒开来。过春节时人人都希望回家，和家人一起共享欢乐和幸福的时刻，而金六福酒就是抓住了在过春节时中国人的思乡、恋亲、急于回家的心情，适时推出了“春节回家·金六福酒”的广告，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广告促销中，广告者不仅在春节这一民俗节日上大做文章，在过元宵节、中秋节和端午节等民俗节日时，商家的广告也一样会蜂拥而上，以至于在现在的节假日中有“假日经济”一说。
广告搭台，民俗唱戏，两者一唱一和，相得益彰。要创作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广告，离不开对广告受众民族文化心理的理解和把握。广告要被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一定要借助于人们内心深处蛰伏着的能够左右他们的文化因子，以打动受众。因此，广告应根植于民俗文化，从民俗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掘能够引起受众感情共鸣的思想内容，寻求能够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诉求形式。从广告发展看，要把中国广告水平推向新高度，造就中国独特的广告风格和气派，以自立于世界广告之林，惟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实现文化上的超越，而这方面我们又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我们的民俗文化根基深厚，风格独特，她为中国广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她也是中国广告迎接世界挑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李苗，王春泉.新广告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本;增译;省略;借译;中国文化传播
旅游文本包括景点介绍、广告标语、告示标牌、民俗风情画册、古迹楹联解说等内容,是一种对外宣传资料,其中景点介绍最具旅游文本特征,也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的魅力所在。旅游文本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外国游客介绍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让他们在看懂文本内容的同时了解相关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等信息。时巴中国特色文化传递给国外游客,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中国文化也是中文旅游文本翻译的目的之一。而译文质量直接影响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影响我国独特文化的传播。因此,翻译此类资料时必须采用相应策略,以提高译文质量,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与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旅游文本的翻译有其自身特点。旅游文本只是通过景点介绍来增加人们的旅游信息,吸引人们前来旅游观光。因此,译者拥有较大的自由度,翻译过程中不应拘泥于原文的表达形式机械处理,否则译文很难被读者理解。而应分析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目的,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有的学者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的原则。在中文旅游文本的英译过程中可以采用增补省略、借译等翻译策略。
一、增补法
增补法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例1:有机绿茶产自云南高山云雾之中,清明前精心采制。茶香宜人,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常年饮用,包您健康。
译文:e organic green tea growson the mountm Deak admistthe cloud and mist and is carefully coliccte and prepared before Qingming Day.The tea has a goodsmellwith a variety ofnutrients,which prove tO be efectiveto your heMth.So keep drinking all the year orund,andyouwilenjoygoodhealth.
此英译文本对原文本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处理不当。首先,对重要节气“清明”只进行音译显然欠妥,严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清明”的真正含义;第二,了解中国茶文化者都知道,生长在“高山云雾之中”是茶叶质量好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该词语的英译与汉语“字当句对”,但对英语读者恐怕难以起到与对汉语读者相似的“劝说效力”,因为onthemountainpeak不能充分传达源语所蕴藏的“言外之力”。中文读者一看到“产自高山云雾之中”就会想到“茶叶质量肯定很好”,而英文读者看到growsonthemountainpeakadmistthecloudandmist则很难有这样的联想,这会直接削弱茶叶对外推销的力度与外宣效果。为此,需要进行增补,在以上译文后加上whichendowsitwithuniquequalitynadhealthpreservationelements。另外,对“清明”这一传统中国节日也可以作出解释,在音译“Qingming Dya”后加上“which is a Chinese festival,usually on hte fifth fo Aeirl”,从而向外国游客更好地介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也让他们了解到采茶的最佳时间。
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等信息的文本就更有必要采用增补解释法,便于外国游客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例2: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旁证了建筑长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除了钱币,还有众多建筑者的躯体。
译文:hTe legend thatthecollapse ofhte GeratWallwas cause({bythe cry ofa womna named Meng Jiang-nv,whose husband died in the construciton fo the Great W all,is an evidence showing htta the price of building thiswonder ofhte wodd Was notonly money,butalso the livseofcons~a'uctors.
这是一段介绍长城的旅游文本。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却未必知晓。译者如果不对此作出解释,外国游客就难以理解原文意义。补充了whose husband died in tll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W al1.外国游客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孟姜女要哭以及为什么长城的倒塌是孟姜女的哭泣造成的,使游客获得“盂姜女哭长城”的历史故事知识,从而吸引他们继续游览长城。在对旅游文本中的文化特色词汇进行增补解释时,要注意文化解释的重点。比如,对“粽子”这一文化词汇如果只是解释为a pyramid-shapeddumplingmadeofglutinousirce wrappedinbambooleavesorrede leaves,外国游客虽然了解了什么是粽子,但没了解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更不会深入了解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赛龙舟吃粽子的风俗习惯。而这些恰好应该是译文要向外国游客介绍的中国特色文化。
二、省略法
省略法指的是省略原文中累赘或不重要的信息。一般用于以下两种情况:首先是名人名言、诗词歌赋等。名人名言、诗词歌赋本是中国特色文化的一部分,汉语旅游文本中经常出现。但是如果对理解译文没有多大帮助,照译出来反而使译文拖泥带水,而删减并不影响译文的主要信息和功能,就可以用省略法突出主要信息,使译文更为简洁,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其次是华丽的辞藻和虚化朦胧的表达。这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很多汉语旅游文本惯用的表达手段,往往只是为了渲染气氛或顺应行文习惯的需要,本身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在英语中,这些介绍往往让人觉得拖沓冗长,抓不到重点。因此翻译时可以省略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词”,保持译文简洁明了。
例3: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日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严冬则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着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译文:Laoshna Scen icAreaisthickly covered wihttrees of many species,which add credit for its scenery.Among them over 300 ale considered rare and percious,half of which ale plants under top-level protection.Themostf~tnlous species include gingko an d cypress.
原文用许多夸张性词语形容崂山的景色,如“林木苍翠”、“繁花似锦”、“玉树琼花”。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三、借译法
借译法就是借用英语文化中人们比较熟悉的人物事件来解释翻译中国文化有的内容。可以让西方游客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印象,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例如总理有一次在接待外宾时说到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便告诉翻译把它解释为西方的罗米欧和朱丽叶,这样客人便很好地理解了中国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纽马克在A TextbookofTranslait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借译法能使译人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借ChineseCleopatra译“西施”,借Chinsee Cupid译“月老、红娘”,借ChineseRobinHood译“济公”。
当代赏石洛阳是国内起步较早的地方，洛阳的日月石曾经是奇石市场的宠儿。洛阳的黄河石、梅花石、荷花玉以及近年热度较高的黄蜡玉，都在全国的奇石大市场中频繁流动。洛阳的石头大量流向全国，多年来价格却并没有随石界对其广泛认知度而上涨。洛阳奇石的价格洼地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然而在洛阳，石事热度却不减。多次石展的成功举办、洛阳奇石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洛阳石友间奇石交易的频繁、洛阳与周边县市的积极互动、展会上洛阳石友大手笔铲摊清江石……，洛阳的石是热的，有自己的节奏。
黄河：河道砂石厂和支流均可捡拾奇石，沿河两岸县、区、市各自都有自己的奇石协会。其中济源市奇石协会在会长张建军的带领下，人数众多，规模档次最高，曾多次组团来洛阳调研交流、购石，赏玩收藏以洛阳黄河石为主，经常参加全国性石展，书写论文，畅谈石文化。
伊河：伊河之源栾川县，为伊河上游，山水形胜天下，是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后花园，是亚洲钼都，也是旅游胜地，更是美石高产区，有丰富的石种。最早成立了栾川县奇石协会，现任会长吴学文、中国洛栾黄蜡玉研究协会会长张斌于2012年6月，曾组织以《中国洛阳栾川黄蜡玉横空出世》为题的《特别策划》，在国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华奇石》杂志上集中展示。社会效应、经济效益双丰收，猛然将本县奇石事业推进到历史新高度。县办公室主任、原栾川县奇石协会长王延生说：栾川“中国观赏石之乡”的成功挂牌，得力于2012年8月份《中华奇石》杂志的有力宣传，及广大石友和县政府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当然，这其中也有王延生主任个人无私奉献的原因。
伊河中段的嵩县奇石协会发展最猛，形势良好。张红光领先组织建设了较大的奇石市场――嵩北奇石基地，石美价廉，名扬省内外。
紧邻洛阳之南的伊川县，古称“伊阙”，为伊河龙门石窟段的上段。交通便利，石产丰富，是石友采石圣地。去年，新成立了伊川县奇石协会，在师少辉会长的带领下，会员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并经常组织团队外出考察学习、观摩，举办研讨交流会。伊川县奇石协会是目前洛阳周边县区协会成立最晚，人数规模最大，热情最高，最有号召力，最出色的团队之一。
汝河：石种丰富，所产的梅花玉自古名闻天下。汝阳县奇石协会在王会长的带领下，团结奋进、无私奉献，所有会长和副会长捐款一到二万元支持协会工作，服务于石农会员，两次组织上《中华奇石》杂志《特别策划》，给上书会员每人以经济补助，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成功首创奇石拍卖会，由王文B副会长主拍几十次，是洛阳县区奇石交易最火爆的市场之一。
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和新成立的洛阳市赏石协会华夏分会，位于洛龙区洛宜路，目前此路已成为洛阳市奇石花卉交易中心，其中有十余年历史的洛阳市花卉市场和新建三四年的洛阳市晶海花卉市场两大市场。东边为新建成三年的大型中原奇石书画城，商户入驻三百余家。西边洛阳市华夏奇石城，建成时间为2005年，商户百余家，两大奇石市场位于洛阳大桥与牡丹大桥中间地位，紧邻洛阳国花园，与洛阳市中段西工区隔洛河相望。地域优势和交通便利是洛阳市民节假日赏玩购物的鼎盛之地，是每年3月10日全国性石展必同时举办的两大市场，是集雕座、整理配套最完善的奇石集散地。
洛阳龙门古玩城位于洛阳市中心、洛阳桥东南角上，与洛河堤相邻。仿唐式古典建筑群，商业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是目前河南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经营环境最好、设备设施配套服务最优、最完善的仿唐式建筑市场。室外空地六千多平方米，属洛龙区主管，紧临洛龙大道，对面是“洛阳国花园”正大门，集古玩、奇石、杂项、珠宝、玉器、翡翠、陶瓷、书画、根艺、古旧家具、邮票钱币等为一体，是“荣宝斋”入住经营的重要场所，是洛阳市文化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古玩城设立有奇石、玉器、根艺交流鉴赏中心，古玩艺术品交流鉴赏中心，三彩及国花瓷艺术品展示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心，拍卖行，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古玩商会以及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室外展销活动、管理办公室等配套服务机构。
为了深度挖掘洛阳历史名城优势资源，打造洛阳赏石新亮点。最近，洛阳龙门古玩城已与“洛阳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成为友好单位，拟举办首届“中国洛阳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大型博览会”，拟五百家客商商铺的招商容量。会展之前，将做大量宣传工作，组织邀请全国有实力的财团、协会、企业家、奇石收藏家参加交流选购，为奇石古玩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诗话洛阳石
洛阳奇石，有专家称有五十余种，若细分数量远远超出此数，若谈盛兴之石，质地首推黄蜡玉、梅花玉、河洛玉、荷花玉、伊源玉，若以变化特色论有黄河日月石、人物石、风景石、伊河梅花玉和荷花玉、荷花石，各色梅花石（红、黄、绿、墨、白）同时风行市场，后续不绝。
“河洛地，产奇石，质彩丰富，琼姿身不凡。宇宙精灵探索中，人和自然，感生命局限。玄妙乎，奇趣也，紧扣心弦，美艺留人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石拥有，此生也没憾。”一首《苏幕遮・话奇石》，代表了洛阳人的玩石之爱。
《西江月・太阳石》：“进赏河洛石馆，满壁美图谁书。万紫千红竞缤纷，江海花草异树。午过人众难散，点点评评。红日配得好景色，顿言万金幸福。”
这位“80初”的年轻人，在24岁时就以优异的业绩成为上海寿险业最年轻的美国百万圆桌（MDRT）会员，并在此后连续六年成为美国百万圆桌协会内阁会员，还成为了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最年轻的首席讲师并两次荣获中国保险集团杰出员工，在2011年，俞晔更荣获了上海市保险行业劳动模范。
在俞晔看来，成功无捷径，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摸索与积累。他的成功来自于坚忍不拔的毅力，来自于孜孜不倦的奋斗，更来自于他对人生外圆内方境界的感悟。
从高材生到保险精英
大学时成绩优秀的俞晔，2002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即被杭州的一家私企相中，许以“行政副总”的职位，当时的年薪已高达10万并配房配车。但半年后，俞晔离开了那家公司回到上海，成为了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一名普通的保险人。离开的理由很简单，“我已经很难从那里学到东西。”俞晔表示，选择保险的理由正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巨大的机遇”。
不过，令俞晔始料不及的是，在成为保险人最初的几个月里，曾令人羡慕的“复旦大学高材生”的光环，一度成为展业的包袱。很多人听说他名校毕业，在惊讶的同时也投来怀疑的目光：“你会不会很快就改行？”“是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来卖保险的？”由于人寿保险是一个长期的契约，如果人很快转行，客户得到的服务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那段时间的俞晔，拜访签约率很低，但他仍然不放弃任何机会，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一周中没有一天休息是常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忘记自己是复旦毕业的，忘记曾经有过体面、收入不菲的工作，白手起家”。
熬过头三个月的寒冬，俞晔的展业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他拜访过的准客户中，一旦谁有了保险需求，首先会想起这位名校出身且谈吐斯文的小伙子；在一些社交场合，客户们也常常把他推荐给其他朋友。“可能没有一种商品能够比人寿保险更具爱心。”俞晔认为，人寿保险对他的意义已然不是一份事业，于是，他以近乎传播福音的虔诚态度去传递寿险之爱。
俞晔回忆说，他曾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一位自称王小姐的女士告诉俞晔，她从俞晔的个人主页知道了他，想约他设计一份保险并约好当天下午6点在徐家汇见面，但俞晔在寒风中从5点45分一直等到7点多还不见王小姐出现，打她的手机也是关机。还好，7点多时，王小姐发来一个短信，说她今天有事不能赴约了，希望改约在第二天见面。第二天见面之后，王小姐一个劲地向俞晔道歉。她后来向他透露，她对保险人很不信任，所以决定要挑选一名守信用的专业人为她服务，那天她是有意要考验一下俞晔。俞晔的真诚守候，改变了王小姐的态度。
从EMBA学霸到金融经理人
为进一步拓展自身的能力和人脉，俞晔报读了复旦大学的EMBA。大学时杰出的学习能力和在保险业养成的坚持能力，使得他成为了18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部获得“A”的“学霸”。“我在复旦大学EMBA第一天开学典礼时就定下目标要拿下全部的‘A’，有很多同学一开始也很厉害，但是2年半的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过程中有太多放弃的理由，几乎没有人能坚持到底。”
在EMBA的学习中，俞晔遇到了融资租赁P2B（Peer to Business）平台普资华企（）的董事长，他慧眼识才一眼看中了俞晔，力邀其加盟普资华企并出任CEO。虽然保险和融资租赁均属于金融大范畴，但从销售精英到领军人物CEO，俞晔还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不过，“学霸”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很快就胜任了新的角色。2013年11月，普资华企成功引入了融信租赁这样一家拟上市的公司成为平台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该公司总资产规模近30亿，主营业务涉及多个行业，此次与普资华企的战略合作，带来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资金支持，还将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及成功的运营模式融入平台。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普资华企团队将会重新规划企业格局，完全打破传统P2P网络平台的运作模式，创新引入融资租赁行业项目，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客户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项目公示的平台企业。”俞晔表示，“配合全面升级的风控体系，产品的安全性与收益性得到了更好的平衡，为广大投资者营造出更为安全的投资环境。可以相信，普资华企必将成为投资者的首选之一。”
外圆内方的“铜钱文化”
在问及俞晔多年职业生涯的心得时，俞晔强调，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自己信奉的是“铜钱文化”。“中国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钱币，但是最终都统一到了‘外圆内方’的铜钱。这里面有深刻的哲理，‘外圆内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俞晔认为，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这时候可以称作“外方内方”。在与社会慢慢的磨合中，有些人始终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能适应，于是开始丧失信心，怨天尤人，这就是“外方内圆”；也有些人开始变得油滑，给人一种老油条的感觉，不管做事还是做人，都让人难以产生信任感，这种就是“外圆内圆”。真正的沟通高手，始终可以做到“外圆内方”，表面柔和，而内心原则分明，充满激情和进取心，这才是沟通的最高境界。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 东南地域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 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 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 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 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恶果。 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 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 《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 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关键词]标志设计 流程 教学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标志作为企业或集团宣传自身形象，推销其产品或服务的重要视觉语言，正日益受到企业和广告设计工作者的广泛重视。为了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广告设计人才，标志设计无疑是广告设计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标志设计的难度较大，需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组织教学。陈汉民教授在其文章中写到：“设计艺术是制约艺术，是有条件的艺术设计，作为‘方寸艺术’的标志，更是‘解’难的艺术设计……”。
首先，它应该是一个新颖、独特的图形。其次，它的形象必须高度简洁，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便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另外，作为代表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的信息符号，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此外，标志形象还应该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由于标志设计要受到这些方面的制约，使得学生初学设计时感到压力很大，常常发出“标志设计好难！”的感叹。的确，这对于设计的理论知识不太深厚，实践经验又比较少的学生来说，要想设计一个比较好的标志，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眼力训练――提升对标志图形的审美鉴赏能力
标志设计教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于标志的审美鉴赏能力，为后面的设计训练从理论上打好基础。为了提高学生对于标志设计的审美鉴赏能力，在理论知识讲解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实践。在以往的教学中虽然也讲一些标志设计的理论知识且列举一些案例进行分析，这些固然能使学生增加一些对于标志设计的认识，但这种纯粹的课堂讲授，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所以教学效果不是很好。要想真正做到将这些理论知识内化为学生对于标志图形的一种认识能力，首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到市场去搜集一些企业或产品的标志以及这些企业或产品的相关信息，用于案例分析。其次，在每一阶段理论讲解中穿插一些动手的练习，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动手动脑，增加体验，加深印象。还可以充分利用搜集的标志及相关资料，以论文的形式，让学生选择自己认为最好和最差的标志，进行分析评价。通过这种方式，整合学生前面所学的知识，从创意构思、表现风格、构成形式及形式美等方面全面地对标志图形进行分析鉴赏。
二、变形游戏――培养对标志图形的表现能力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标志设计中形式上的如何表现的问题。形式美的处理非常重要。实践证明，图形越简洁，形式美把握的难度就越大，虽然学生对于形式美的认识有一些基础，但标志图形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更严，所以也需要进行专门的训练。
1.如何将一个图形再展开，再深化，从而获得更多的设计方案。“从视觉设计的角度看，任何物体都有重构的可能性，有些在实际生活中不合乎情理，但可变成视觉上合理的画面，可以起到独特的艺术和视觉效果。”所以要培养学生任用创造性思维，对图形进行多种形式的变形、重构以及同构的能力。
2.如何将图形处理得既表情达意，又高度简洁。
3.如何在简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图形的形式美处理。训练课题可以采取这种形式：让学生在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下，做单个形象元素的变形练习，如利用中、英文字母，采取外形变化、局部变化、正负形变化、影子图形、元素置换等手段变形，也可以和其它图形（人、动物、植物等）进行同构，这样一个常见的中英文字母可以产生无数个新图形。接着挑选少量图形进行深入的形式处理。要求学生在前一过程中，思维广泛，思路开阔，在后一过程中，在图形的独特性、简洁性和美观性等方面进行反复的磨合。
三、发散思维――揭开创意构思的神秘面纱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标志设计中的创意构思问题，也就是内容上的“表现什么”。初学者中，有的对创意充满了神秘感，认为它高不可及，难以捉摸，只能赖于灵感的降临；有的思路狭窄，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有的干脆生硬地模仿其它的标志图形……其实创意的产生并不神秘。标志图形是代表一定企业和产品的，那么标志图形要表现的自然是于企业和产品相关联的信息。例如“可口可乐”的标志通过英文字母的变形，表现的是商品的名称及商品的液态特征；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志，采用中国古钱币的图形，并和“中”字进行同构，体现了“中国”的概念以及“银行”的企业经营特色。所以，构思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标志图形要表现什么”，那么只需在企业或产品的相关信息中选取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信息，如企业的名称、经营特征、产品名称或产品特征等，再用最能体现这些信息的图形进行各种艺术手段的处理，使之逐步达到独特性、简洁性及形式美的高度统一，这样创意自然就产生了。
但是作为标志设计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懂得如何找到创意，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任用创造性思维设计出更多的创意。目前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于设计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有时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一个主题，必须设计出多个方案，或对方案进行反复的修改，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必需具备思维的创造性和变通性。
培养用“发散性思维”进行构思，可以产生丰富的创意，这种发散思维表现在标志设计中，即围绕着企业或产品的相关信息，可从多种角度入手，每个角度再分别运用不同的表现风格、构成形式及重组或同构等变形手段来创意新图形，也就是说，企业或产品的信息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围绕它展开联想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运用发散性思维，最后可以获得无数个设计方案。本阶段学生训练的课题，可以在收集的资料中选择一个熟悉的企业或商品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由于本阶段主要是侧重于对学生思维方面的训练，所以对图形的简洁性和美观性不作过高的要求。
四、实战演习――眼、脑、手整合行动
本阶段主要通过实战演练，让学生在第一阶段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将第二阶段的“怎么表现”和第三阶段的“表现什么”在一个课题的设计中进行有效的磨合，同时也让学生熟悉标志设计从创意构思到表现制作的整个工艺流程，包括网格图、黑白稿、反白稿、彩色稿及创意说明等其它方面的制作。所以也可以说是对学生眼――审美眼光、脑――创意构思及手――表现制作三方面的整合训练。训练的课题，可以让学生利用第一阶段对于标志的评析，将自己认为最差的标志进行重新设计并制作完成，这样不仅与前面的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也避免了在寻找设计主题和资料等方面再花费宝贵的教学时间。
设计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本文只是根据所教课程的具体特征，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种教学尝试，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以及与各位同行，企业界人士和从事标志设计的工作者进行交流和探讨，使标志设计教学更具科学性，生动性，灵活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传统图形；符号；图形语言；融合；现代设计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其中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艺术的结晶，它一直在各个领域默默的陪伴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发展，现代设计如何能够真正体会其民族精神含义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挖掘传统资源和寻找文化传承的脉络，是传统元素运用的发展的趋势，它可以使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未来发展空间。因此，如何借鉴，怎样"融合"是我们现代设计师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在"国际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设计一度出现追崇西方设计、而漠视中国的设计风格的现象,在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借鉴和运用上，用简单的复制或生硬的拼凑的方法来完成图形组合，而忽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涵的诠释，这样的融合是对现代艺术的误解，会阻碍现代设计的发展。
在如何对待传统、应用传统等问题上，日本的做法是实践着把现代和传统同步并行的方法，互补互存，并以复活传统的手段推陈出新。也就是将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艺术用现代设计的感觉和手法去粗取精，在保留本民族特征的基础上以新的面貌使传统重获新生。
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主办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由此"中国风"刮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在视觉设计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案例，使人们从新认识传统，设计师们越来越多地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设计来源。中国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民族个性的图形语言开始在今天的国际设计潮流中逐渐显现出它的魅力。实际上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中国的艺术设计必然要走与国际接轨的路线，在交流中融合和发展。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造形特征
纵观历史，从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图形进行语言交流，并在彩陶上用图案来装饰自己生活，到明清时期“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形的发展，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图形表现形式的更加多彩和丰富。
1、传统图形的形态要素
“图形”在每个时期的形态各异，让我们感受到在丰富多彩的图形中所表现出的特有精神气质，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衍变，那勃勃的生机仍然令我们为之赞叹。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彩陶上精美的鱼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以及汉代漆器上隽秀的凤纹，无不传递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例如传统图形中最有代表性的“龙”的形象，就是在设计历史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从世界的神话史或者设计史去寻找，都没有哪种图腾、神兽的形态像中国的龙那样，具有如此之多的属性，从形态上看“龙有九似”，蛇身、鹿角、狮鼻、虎须、鱼鳞、鹰爪……聚九种动物特征于一身，这足以看出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等级的神兽，其强大的图形整合能力和精神特质，中国龙作为图腾或臆造的神，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是其它图形都无法超越的。
2、传统图形的形式要素
纵观中国设计的历史和世界平面设计史我们会发现，远古时期的图形、符号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类的平面设计、图形艺术，不变的主题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形象寓意，而它们的图形特征，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而且还跟当时的本土文化、工艺与技巧紧密相连，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在图形形式的衍变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图形形式"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图形元素”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审美观念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元素”不断的丰富与拓展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从2008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视觉表现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张艺谋对传统元素独具匠心的现代化的演绎，其艺术表现形式的视觉效果震撼世界。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的运用，只有利用现代科技，现代化的设计工具对传统元素进行新的创意，才是未来艺术设计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传统图形的语言魅力
1、具有寓意的传统图形语言
中国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图形美感，而是图形深层蕴藏着的吉祥寓意，这些寓意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的崇拜，而衍生出的具有吉祥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企盼的表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吉祥图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牡丹象征着富贵、桃子象征长寿，石榴预示多子，鸳鸯象征成双等寓意，这些图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万事如意等美好愿望。其中最有特色的图形寓意是“吉祥”所谓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再也没有那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吉祥如意的了。“吉祥”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深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处。中国人借用传统文化把人们美好的祝愿画成优美的形象、吉祥的图案，并用这些元素去装饰生活、馈赠亲友、慰藉精神和满足心里需求。
2、传统图形语言的符号特征
在人类之初，人们就开始用图形符号来进行语言沟通了，因为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便于理解。现代的视觉设计也是以自己独特的图形语意来传达设计主题的，因为，视觉设计本身就是力求以符号化的形式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通过精练的图形语言符号传递一种设计的意境。所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图形的寓意特性，更准确的运用图形语言来进行设计创意，可深化设计的文化内涵，使设计和受众之间建立起思想上的沟通和视觉上的默契。
在传统图形形式上的转化也就是保留图形符号原来的意义内涵，同时通过形象结构的简化获得现代精神的表现。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设计的中国银行的形象标志设计中，就用中国的“中”字与传统造型“古钱币”进行了形式简单的符号组合设计，“中字代表以中国资本的联营集团；古钱象征银行的服务特点；圆角的方孔是现代化电脑的联想，上下连串的直线则象征联营服务。”----靳埭强 。标识在保留了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创造出强烈的现代感，其视觉识别理念和识别效果早已被现代人认同。
三、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在现代艺术领域风格多样的艺术门类中，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运用表现得是多种多样。如在环境设计中具有中式风格的现代设计体现；在众多的具有"现代感"的服装、手饰设计中也出现了大量传统纹饰；传统相声的表演形式与现代演出风格的融合，备受人们关注和喜欢，事实上这些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有了很浓的“中国味”。这是走向世界所具备的中国特质，是中国设计的身份标志，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视觉形象。
1、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新
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新，这也正是设计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味地照搬和模仿，就势必为时代所淘汰。
2012年2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以“中国龙”设计作品为主题的"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上，以“中国龙”概念为主题的参展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用全新的视觉效果对中国龙文化进行了阐释及传承。用现代的理念，把中国的龙文化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和现代设计前沿相对接，这是一个把传统设计观念向现代设计理念迈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传统设计基础上的创新过程。
以往对龙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龙形、龙纹、龙字的概念上，其表现形式也大多以传统表现手法为主，这些看似保留传统文化特征的表现方式，不但约束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图腾"龙"的深入解读，也束缚了我们龙文化设计思维与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融合。
“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的设计理念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全新思路，而全新的设计理念应该具备的是创新精神，改变旧的传统概念，使中国设计走向未来与国际接轨。
2、“融入与再造”与时代接轨
将传统图形运用于现代视觉设计，不应该是表面的视觉装饰，或者简单的加工拼凑，要将传统图形所深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表现在现代设计中，必须将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视觉符号。
对传统图形的现代设计，还要对传统图形的形式和形态上进行重新分解再造，提取特征元素并且用贴近现代人的图形语言重新转换组合，这样才能做到“兼容并蓄、古为今用”。因此，设计者要充分认知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将传统图形完全置于现代视觉设计语境中，同时，它需要我们要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现代设计表现能力。
3、添加新元素与世界相融
中国传统图形其图形表现.除了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外，它同时带给人们更多的精神享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变化很大，不可能再完全重复以往的传统，所以传统图形的发展要不断添加新的时代元素，把以前过于繁复的设计简化并且将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与现代的人文生活相融，人们更容易接受。
“新元素”的添加，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尝试，有的简单、有的深奥、都力图向先进的设计思维和理念上的拓展。由此，图形不仅仅是简单的视觉符号，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视觉上的精彩纷呈。
那么如何添加呢？纵观图形设计的发展历史，从早期图形的形成、到发展成熟，其在设计思想、表现手法和图形语言上不断的变化、添加和完善，它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是很清晰的。现代设计对“新元素”的添加要有更新的创新观念，不断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思维转换，用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代替传统意识和表达方式，使中国现代设计与世界相融。
结语：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设计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也在不断丰富和多样。面对着信息化快速的发展和人们对新视觉艺术元素的需求，视觉设计领域将面临着新的考验。但是可以看到，这种需求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观念思维方式的导入，也为我们对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在国家十二五计划，发展文化产业精神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艺术设计的服务对象也将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局面，信息化的普及和人们因生存条件、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会激励人们的想象和创新欲望。只要我们把握图形艺术的时展脉搏，对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设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用创新的理念去发掘祖国传统艺术宝库，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变革中，推动传统图形艺术的前进，不断推陈出新，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兼容着传统和现代多重元素的中国图形艺术就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艺术设计史》 作者：夏燕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年8月
《传统图形语言》 作者：李爱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喀斯特生态脆弱环节；环境友好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044-05
The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ing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Avoiding Weak Segments of Ecosystem
WU Zheng-biao
(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 China)Abstract：Probing into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Julian H. Steward put forward Cultural Ecology， which is the process and methods of idiographic ethnologic culture adapting to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Robert M. Netting oppugned this proposition， considering two ethnic groups cannot have the same ecological action even though they live in the sam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wo views， this paper points out culture adapts to not on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society. Therefor， according to cultural adaptation to society ， it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ing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in the areas where minorities live in by avoiding weak segments of Karst ecosystem.
Key words：Cultural Ecology；weak segments of Karst ecosystem；the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一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化人类学家就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做过系统的研究。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这一命题。[1]文化生态学指的是具体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和适应方式。斯图尔德认为，一个民族周围的生态环境对其文化的形成通常具有直接的模塑作用，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相应地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与之相适应。此后，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如韦达(A・P・Vayda)、拉帕波特(R・A・Rappap)、麦凯(B・J・Mccay)、贝内特(J・W・Bennett)、唐纳德・L・哈迪斯蒂(Donald L・Hardesty)等人对斯图尔德开创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延伸，并在其它民族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是，斯图尔德的这一理论仍有其局限性，并遭到了来自内亭(Netting，R・)等人的质疑。内亭认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过程的不同，两个民族即使处在同一生态环境中也会具有不同的生态行为。[2]凭借内亭的质疑，可以看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适应，不仅有生物性适应的一面，而且还应有社会性适应的一面。为此，需要引入“社会性适应”(Social
adaption)这一概念，才能解释文化对生态环境适应的复杂性。[3]而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入手，探讨避开喀斯特生态脆弱环节，在民族地区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才具可能性。由此，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生态行为进行探讨，并以此揭示他们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态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性适应机制、作用和后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恶化，无论是文化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致力于救治生态灾变、维护生态安全的研究，提出了“脆弱生态系统”这一命题。这些学者认为，地球表面客观存在着若干脆弱生态系统，此类生态系统具有敏感性、过渡性、不稳定性和易损性，人类稍为过度利用，此类生态系统就会诱发生态灾变。按照这种观点，处于亚热带的喀斯特山区生态，就属于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过度耕牧后，就会诱发为大面积石漠化。为此主张将各族居民外迁来确保当地的生态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近年来，随着格尔滋(Geertz，C)创立了解释人类学，并引入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4]中国的学者则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此类代表性的研究有，尹绍亭教授的云南滇西“刀耕火种”研究；崔延虎教授的新疆塔里木河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裴盛基教授的基诺族传统植物学研究；许建初教授的藤本植物及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轮歇农业系统的应用研究；麻国庆教授的内蒙古大草原生态研究等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发掘利用所在地区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和技能就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维护生态安全。这些研究都很有创意，对当今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上述的研究仍有诸多的缺陷：为何处于脆弱生态系统中的民族，其地方性知识不会冲击生态脆弱环节？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实践，注意到最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并非一切构成部分都具有脆弱性，仅仅是个别脆弱环节显示脆弱性，当地各民族只要不触动这些脆弱环节，相关地区的生态安全和资源高效利用就可得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一个生态背景中往往会并存着几个民族，那么在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时，如何认定哪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对生态治理更为有用呢？我们知道，各民族为何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这是该民族文化通过社会性和生物性双重适应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可以在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中得到体现。因此，只要找出辨析各民族生计中社会性适应与生态性适应的相关理论，就能发掘、利用和诱导组合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民族地区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此，以位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为例去展开研究，在前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息在同一环境中各民族及其支系的生态行为差异成因进行分析，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角度分辨出哪个民族或支系的生态知识更有利于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为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利用提供筛选的操作依据，从而使内亭假设中的社会历史过程获得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诠释。
二
长期以来，大多数生态人类学家坚信传统文化具有适应所处环境的禀赋，但在田野调查中，却常发现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有冲击所处生态环境脆弱环节的生态行为，如何正确地选择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一直是生态人类学中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从内亭提出的社会历史过程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这一研究设想出发，引入“社会性适应”这一概念，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个案，从对比分析中归纳总结社会性适应的机制和原理，那么社会性适应对生态适应的干扰就可望得到合理的说明。于是，也就找到了凭借历史过程的不同而成功地筛选出具有生态建设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可能，从而使上述理论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喀斯特山区的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习见的农牧经营方式在翻土时冲击了其脆弱环节，就会导致大面积的石漠化灾变。如果通过我们研究的成果可以提供一套不借助于工程设施，低成本救治石漠化灾变的方案。凭借这套方案，我国广大的喀斯特山区可望建成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带。此项成果还具有向全世界类似地区推广的潜力。
我国西南片区喀斯特山区面积超过17万平方公里 ，这一地区生息着苗、壮、瑶等多个民族。由于社会历史过程不同，各民族在民族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生计方式与生态行为也互有区别，但若资源利用不当就会诱发为石漠化灾变。事实上，研究和发掘利用地方性生态知识、从事生态建设获得健全的理论支持，从而使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生态灾变救治成为可能。
众所周知，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一起已经成为被称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三大环境灾害。石漠化作为荒漠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空间中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的“土地癌症”。在位于中国西南喀斯特中心地带的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的面积高达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 全省水土流失的面积约7.32万平方公里，占41.6%；其中严重的石漠化面积高达3.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39%。此外，贵州潜在的石漠化土地还有967平方公里，石漠率达40%以上的县就有40个。调查和研究各民族现有的生计方式与生态行为，结合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资料，筛选出既有生态维护、又能高效产出的资源利用办法作为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然后通过文化诱导再适应去验证发展模式的可靠性。本研究如能获得成功，可望从中筛选出最有利于石漠化山区生态灾变救治的地方性知识，凭借这些有用的民族传统知识，中国境内17万km2的石漠化以至于世界上更多的石漠化生态灾变可望得到根治。
三
民族文化的适应具有双重的内涵，其一是对所处自然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适应；其二是对所处社会环境的适应，特别是族际环境的适应。前者拟称为生物性适应，后者可称为社会性适应。在文化的运行中，两种适应并存，互为补充，相互推进，共同规约着该民族的生态行为。因而，各民族的生态行为不会完全取决于所处的生态环境，还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牵制，致使同一个生态区域内的各民族(包括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支系)其生态行为互有区别，其中也可能包含有害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因素。只有分别纵观相关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弄清他们的社会性适应内涵，才能找到筛选地方性知识的办法，使筛选出来的地方性知识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态建设。
在中国西南的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脆弱性来源于地质和地理结构的本底特征，未经人力扰动前，这里也可以支持生命力旺盛的亚热带季风丛林稳定延续。如果对生态系统的利用不触动其本底特征的脆弱环节，即使高效密集的资源利用也不会酿成生态灾变，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也不会就此暴露。相反地，如果触动了当地地质地理的脆弱环节，那么即使是轻度有限的利用，也会酿成生态灾变，造成大面积的土地石漠化。目前当地的严重灾变皆因后者而起。
探究卡斯特石漠化生态灾变形成的历史，无论是在贵州省，还是在广西、湖南和云南等省区，其酿成灾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变化所使然。如在贵州省南部的麻山地区，13世纪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央王朝和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由于长期处于生界，相关历史文献对这一区域的记载十分稀少，而这一地区的苗、瑶等民族长期实行的是斯威顿耕作方式，[5]这种不触动卡斯特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生计行为从历史文献典籍所记载的民俗文化遗迹中仍可得到说明。如在田汝成的《炎缴纪闻》中称：“其在金筑(司)者，有克孟、牯羊二种。择悬崖凿窍而居，不设礻因笫，构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车免犁，钱A发土，芏不耘。男女丽笙而偶，(生子)免乳而归其聘财。亲死不哭，笑舞浩唱，谓之“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比屋号泣曰：‘鸟犹岁至，亲不复矣。’”[6]
文中所说的“克孟、牯羊”系当时金筑司下属的基层建制名称。当时称为“克孟支”和“牯羊支”。“支”的建制规模约为今天的一个乡。“克孟支”位于今紫云县板当、克卜、克混一带。“牯羊支”位于今长顺县中南部。值得注意的是。“克孟”一词出自该亚支系苗族的自称。“牯羊”这是当地苗语中“山谷”一词的反切音译。“克孟牯羊”一名在苗语中的含意是“山谷中的苗族”或“深山中的苗族”。从这一称谓方式看，这个称呼显然出自金筑安抚司的转译。但田汝成将“克孟、牯羊”视为两种苗族，是他会错了意而导致的误解。从此以后“克孟牯羊”这个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中期，成为汉文典籍中对该亚支系苗族的专称之一。
在上述的记载中，如下一些记载需作解释今天的读者才能把握。“择悬崖凿窍而居”，这是对该亚支系苗族长期延袭崖居习俗的最早记载。时至今日，该亚支系苗族尚有部分居民栖息于山洞，至于麻山地区在古代曾居住过的山洞其遗迹尚可调查座实。在当地苗语中，对供活人居住的山崖称为“红崖”，供死者停放的山崖称为“白崖”。“不设礻因笫”意思是说当时的麻山亚支系苗族睡觉之处没有床铺设施，也不用被褥，藉草而眠。“耕不车免犁，(以)钱A发土”，意思是说当时的麻山亚支系苗族还没有使用牛耕，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古代汉族使用耒耜的农具耕种土地，田汝成将这种工具称为“钱A”，是因为这种工具下部翻土的部分形制与古代钱币相似，而在当地苗语中的称呼意译出来则称为“翻锹”。时至今日，当地汉语仍把这种工具称为“翻锹”。“芏不耘”此句涉及到当地苗族特有的耕作方式，按文直译，此句的含义是“中耕时仅拔掉多余的弱苗实施间苗而不用锄翻土中耕”。上述三句是对该支系苗族普遍实行刀耕火种的生动写照。目前这一耕作办法在麻山地区苗族中尚有存余，被称为“砍小米”，意为砍掉地表的灌木丛待其晒干后焚烧，火灭灰冷后立即撒小米种。目前，在刀耕火种地种植小米仍是木引地区苗族一项重要的粮食来源。田汝成原文中未提到“火焚”一节，可能是田汝成未亲自见过这一耕作的关键环节而导致的漏记。
由此可见，当地苗族早期的这种土地开垦种植方式并未触动到卡斯特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导致麻山地区卡斯特石漠化的原因是从清朝后期开始，当地人为了适应政府农桑政策及纳粮纳税的需要，大范围地扩展开垦的土地，再加上政治腐败、军阀连年混战，征战各方为使对方无藏身之地而焚烧森林，大面积的石漠化由此而形成。
长期以来，前人探讨生态维护往往与降低资源消费为基本手段，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又主张超额利用生态资源，两种观点相互抵牾。但如果我们通过改变资源利用的方式建构各民族稳定的文化制衡格局，避开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安全相互得兼，以社会性适应为分析手段去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借助传统文化的最低成本在脆弱生态系统中求得发展的新思路。
总之，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涉及到生态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内容，各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互有区别，因而在交流与对话中有较大的难度，而且还会互相干扰。为此，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终端验证法，即将相关学科共同认定的生态脆弱环节为验证依据，在田野资料和文本资料搜集的终端才实施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评估，以当地各族普遍存在的地方性知识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冲击生态脆弱环节为筛选标准，以此避免学科之间的相互干扰。
参考文献：
[1]Julian H.Steward.1955：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University l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2]Robert ting.1986：Cultural Ecology(second edition)[M].Waveland Press，Inc.
[3]杨庭硕，吕永锋.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王宣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