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9 00:14: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美学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鲍姆嘉通在创建美学学科时，明确将其界定为“感性学”:“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②但他并没有对“感性”给予明确的概念界定，而“感性”一词的内涵比较宽泛，很难为其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不但为现代美学将研究对象内缩成作为“灿烂”感性的艺术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当下适度扩展美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可能。身体美学的提倡者舒斯特曼，在指出“鲍姆嘉通拒绝将身体的研究和完善包括在他的美学项目中”③的同时，依据审美的历史与现实而鲜明地将身体纳入美学研究领域。若就感性由艺术向外的拓展而言，受技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身体感性与虚拟感性。这两类感性形式在现实层面已经成为大众审美的重要对象:身体感性引发了空前的审美风尚，同时借助技术实现感官延伸而改变了先前的审美方式并拓展了审美范围;虚拟感性审美则成为当代审美发展的重要趋势。可以说，当代技术通过身体感性与虚拟感性，推动了感性审美的革新。
1．身体感性
马克思明确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是“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④，并在进一步解释中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⑤。这一论断既鲜明地打破了关于身体的宗教判断与伦理判断，又指出了身体的可感性以及身体感性的主动性和受动性。正是由于身体作为感性存在具有受动性，从而为诉诸技术手段改变身体审美和技术经由改变身体感性进而影响审美体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身体美的技术性发掘。基于对身体宗教学和伦理学认知的当代解构，身体审美已由身体自然之美、外在修饰之美，发展到了医学整形的人造美。人们利用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与处置权，通过医学整容整形技术来追求身体感性的再造:从双眼皮到面部改造，再到丰胸美臀，乃至改变性别，可谓达到了人工之极致。某种意义上，身体人造美充分满足了个体的“爱美之心”，但究其实质乃是高新技术对身体异化的结果。身体人造美，不仅打破了人的美的外在和内在相统一的原则，而且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身体感性审美的负价值:“由人体复制导致的审美差异性的消失，同样意味着审美多样性的匮乏;所谓人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实质上则是人按社会风尚和技术标准自我制作的反自由”⑥。
第二，身体的技术性延伸。麦克卢汉认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⑦他还指出:“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对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⑧换言之，无论机械技术还是高新技术，都是对人身体感官的延伸，而这必将带来人对周遭世界认知的变化。人的技术性延伸，针对审美而言: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审美的范围。网络、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达，促使“地球村”内的审美资源的传播更加便捷，审美领域已经打破了民族、文化、地域等的限制。以手机为例，随着多媒体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等的融入，已经将审美感知范围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拓展。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审美参与感官走向多元化。对此，韦尔施指出:“今天，技术的发展仍在继续，新的发明有多媒体、因特网、万维网和赛博空间。这里的特征同样是超速、轻盈、变幻性和虚拟性。而位居这一切之上的，是参与感的一种延伸。与视觉同步的是来了听觉和触觉，此一领域的专家们坚信不疑，嗅觉和味觉不过是暂时有所限制，而原则上是没有限制。”⑨事实亦是如此，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审美的视觉中心主义正在被打破而走向多感觉时期、身体时期。
第三，审美感知的现实钝化。如果说在创作层面，高新技术提升了审美对象的创造力、表现力与感染力，极大地满足了人的审美欲求，提升了审美质量，体现的是审美正价值;那么，在传播层面，高新技术在推动审美民主化、大众化的同时，由于美与艺术的泛化乃至过度泛滥，则造成了审美想象力不足、审美敏锐力下降、审美反思力匮乏等审美感知的钝化现象，从而体现出一种审美负价值。其原因在于两个层面:一是美与艺术的商品化、普泛化，使其与审美者本应保持的审美距离被消解;二是技术手段滥用致使美与艺术对象因复制、雷同等而缺乏新奇性，难以对审美者产生吸引力。对此，桑塔格曾明确指出:“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耳闻目睹的艺术作品的纯粹复制吧，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⑩
2．虚拟感性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发展，人类在现实感性之外构建创生了一种“新感性”，即“虚拟感158性”。所谓“虚拟”，“是因为在形式上虚拟构成了这一事物，它对于我们是一种感性的真实的存在”，但“虚拟的东西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它具有真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是人们能够感性地感受到的”瑏瑡。这种在现实中既是“真实中的虚假”又是“虚假中的真实”的感性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人与机器之间依托技术手段建构的一种感性形式:“‘E时代’是一个感性凸起的时代，将产生‘人—数字化—人—机’感性。这种新的感性不是在‘现实自然平台’上产生的感性，而是在‘人—机’的相互作用中，用数字化方式合成的新感性。”瑏瑢由于虚拟感性是在现实世界之中凭借技术手段所营造的一个虚拟世界，并且能够为人的感官所真实感知，对于审美而言，虚拟感性与现实感性的相互交织，直接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建构了一种连续性。这可以说是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营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富有诗意的审美世界，强化了人的感性生存方式的美的特质。这从人们对电脑、手机等数字技术平台所营造的虚拟世界的依赖甚至痴迷可以清晰看出。另外，虚拟感性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还对当代艺术创作形成了启示与激发。如《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便是以电影艺术的方式表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浑然一体，带给观众以别样的审美感受。概括来讲，当代技术引发了身体审美的再认识，创造了新颖的虚拟审美，这就带来了审美对象的深化与拓展。就身体审美而言，纵然现有美学理论在传统的“社会美”中涉及“人的美”，但身体感性审美始终是薄弱环节;就虚拟审美而言，作为一种新的审美形式，还难以纳入原有美学理论研究领域。同时，身体的技术性延伸和虚拟空间的生成，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进而影响了人对世界的诗性建构。显然，当代技术引发的感性及其审美变革，在美学基于艺术哲学定位所建构的美学理论中，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阐释。而感性审美的蓬勃发展，又迫切需要美学理论的强力介入与有效引导。
二、技术与艺术审美变革
技术与艺术具有天然的内在性关联，只是这种关联性因时代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在前技术时代，技艺不分;到技术时代，艺术追求自律性而技术则崇尚实用性，产生技艺对立;在当今的后技术时代，艺术所代表的精神领域与技术所代表的实用领域产生了交融，技艺重新走向融合。但无论技艺的关联呈现何种状态，艺术从未真正完全脱离技术而独立。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主要集中体现在创作与传播两个层面。由于传播技术手段革新慢，长时期内人们重点关注的是技术对创作的影响。但诚如本雅明所言，机械复制技术的产生改变了这一状况:“一九〇〇年前后，技术复制所达到的水准，不仅使它把流传下来的所有艺术作品都成了复制对象，使艺术作品的影响经受最深刻的变革，而且它还在艺术的创作方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瑏瑣与机械复制技术相比，当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对艺术创作与传播产生了更为深刻、更为深远的影响:技术在艺术中从“工具”到“媒介”的转化，促使技术走向了艺术，而艺术生存则转化为媒介化生存，由此艺术与技术达到了深度交融。
1．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双重革新
正是在技艺和解的过程中，当代技术对艺术的深度介入引发了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双重性变革。而技术作为“媒介”在艺术创作中的影响，则是集中表现在艺术效果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第一，当代技术对艺术效果的提升。除了文学、书法等少数艺术类别外，高新技术的融入与广泛使用极大地提升了艺术的效果。就表现力而言，高新技术为艺术创意的逼真性转化提供了可能。以3D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为例，《阿凡达》通过3D技术不仅提升了影像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听觉震撼力，而且在新的视听感知方式基础上形成了身临其境的审美场域，开启了影像审美的新篇章。就感染力而言，诉诸高新技术可以进一步推动艺术想象力的具象化，从而增强受众对艺术内容的理解与认同。如传统的舞台艺术、现代的实景演艺等，声、光、电等技术的运用，在舞台场景、音响效应、气氛营造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正是基于此，戏曲等传统艺术才正逐步与当代审美风尚相契合，甚至焕发出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就吸引力而言，高新技术赋予了艺术符号元素以较强的审美激发能力。如色彩元素，依托电脑精密计算与控制，可调制出区分度更精细、更富表现力的颜色，从而以更微妙的因素激发人的审美渴望，诱导审美活动的发生。
第二，当代技术对艺术形式的拓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催生了新颖的艺术形式。从艺术创作手段而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发展出了三维设计、虚拟设计、数字影像等艺术形式;从艺术传播平台而言，新媒体技术则是新媒体艺术产生的前提，一度为人们所追捧的“手机文学”若无手机平台根本无从谈起。而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必将还会改变已有传播方式，并催生新的艺术形式。对此，颜翔林强调:“未来的技术将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和速度发展，它也许会激发新的艺术形式，或者将多种艺术形式综合于一体，颠覆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概念，改变传统的艺术的审美风格和评价标准。”瑏瑤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把这些高新技术催生的审美对象称之为“艺术”，但其实际上是一种泛化了的“艺术”，并不在“美的艺术”之列，自然也就难以被接受并纳入原有美学理论之中。
第三，当代技术对艺术传播的革新。与机械复制技术相仿，当代技术在艺术存贮方式、复制手段、传播形式等方面的进步，也引发了艺术传播的根本性变革。这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高效性。传播速度极大提升，传播时间压缩。依托电子存储方式的电影、电视、音乐、文学电子文本等，依托网络、卫星通讯等技术已经达到了瞬间传播的速度;绘画、雕塑、文学作品(纸质)等依托现代高速交通工具，传播时间大大缩短;戏剧等舞台演出，则可依托直播方式而达到同步性。二是广泛性。传播空间范围打破了地域限制，甚至可以达到全面覆盖。即便是互联网、卫星通讯等无法覆盖的区域，依托现代交通依然能够实现艺术传播。三是便捷性。艺术品及其复制品存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通过光盘、虚拟存储空间、移动多媒体、移动网络等让艺术传播更加便捷，从而使艺术审美出现了随机性、即时性。其四是逼真性。高新技术对艺术品的复制精确度极高，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如3D打印技术便突破了部分复制传播珍贵艺术品的难题，2013年四川三星堆博物馆运用3D打印技术对文物的精确复制，浙江龙泉窑对精美青瓷艺术品的复制，即便是行业鉴定专家也要长时间才能区分真品与复制品。
2．艺术审美的拓展与转向
高新技术在艺术的效果、形式和传播方面所推动的现实变革，对艺术观念、艺术的作用与价值、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抽象层面产生了巨大冲击。艺术的双重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审美的革新。
第一，“美的艺术”观念被解构。关于艺术观念的时代变革，阿多诺曾说:“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所有关涉艺术的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均已成了问题。”瑏瑥之所以会引发什么是艺术、如何界定艺术等问题，一个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高新技术对艺术的介入，如同米勒所指出的，“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这种变化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生着，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瑏瑦。而艺术观念的模糊，客观上就造成了“艺术”标签的滥用，以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都难以区分。
第二，艺术的审美价值被重构。高新技术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介入乃是一把双刃剑，在创新艺术形式和加速艺术传播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作用和价值的变革。因为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境遇中，高新技术的融入促使艺术创作转化成文化创意，艺术市场转化为文化产品市场。由此，艺术创作及审美的“无目的的目的性”，也被转化成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大多艺术家由独立创作转变为被受众所左右，艺术所承担的精神启蒙被演变为娱乐满足，娱乐成为当代艺术的关键词。同时，在文化产品市场的推动下，艺术进一步物化、泛化，人们因为审美距离、心理距离的消失不再敬畏艺术、膜拜艺术，而是将艺术品变成了装饰品、娱乐品。对此，费瑟斯通给予了经典概括:“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
第三，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被消解。诚如叶朗所言，审美与实用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走向了结盟:“历史发展到了高科技的今天，审美的因素又回到物质、实用的活动之中，审美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重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现实基础便是高新技术所推动的艺术泛化，艺术的神圣价值被消解，甚至在现成品艺术中艺术与技术产品相等同。可以说，艺术通过高新技术走向了生活，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就充分体现在日常生活与审美化的互动上。关于艺术与生活结盟走向文化的趋势，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艾尔雅维茨认为:“由于丧失了它在现代主义条件下获得的自主性，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为文化，而且能扭转这一进程的方式方法微乎其微，除非社会和历史环境在某些时候和在某些地点类似于已经过去的现代主义的状况。”瑏瑩由此，艺术审美走向了文化审美。艺术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受高新技术影响而产生深刻变革，自然引发了艺术相关审美实践的变革:艺术传播的便捷高效，使审美发生具有了一种随机性，即时审美成为后现代审美的重要特征;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实景演出艺术等新形式，让审美者介入审美对象、以“体”去验，这与传统艺术保持距离的静观审美不同;艺术受文化产业推动日趋商品化，进一步放大了审美的功利性;艺术因神圣价值被消解而成为娱乐对象，浅层的感官审美满足被凸显，等等。这些审美变革的理论阐释，显然超出了以“美的艺术”为主要审美内容所建构的美学理论的能力，这就自然要求建构新的理论话语。
三、审美变革的理论呈现
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明确指出:“今天的审美化不再仅仅是一种‘美的精神’，抑或娱乐的后现代缪斯，不再是浅显的经济策略，而是同样发端于最基本的技术变革，发端于生产诸过程的确凿事实。”瑐瑠显然，韦尔施认为技术变革乃是当今审美革新的根本性因素。由前述可知，审美的革新是由技术变革经对感性、艺术在现实层面丰富、深化与拓展审美领域来实现的。审美疆域的扩容，进而诱发与推动了审美活动在审美发生、审美态度、审美体验、审美价值等层面的深刻变革。简言之，从美学原理的维度来看，审美活动变革所诱发的理论革新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
1．审美时间与审美空间侧重点的转换高新技术对人的延伸、对虚拟世界的营造等，革新了人们对时空的感性认知，进而影响了人对世界的建构模式和生存感受。人的审美观念，因时空感知与世界建构的变化自然亦发生了变化。当代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发达，引发了人们对于运动速度的崇拜，空间转换所需时间在不断压缩，乃至“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人的现实审美对象自然由近身的世界扩展至“全球”。而数字、网络等技术平台，则形成了一个技术化的虚拟审美空间，为人开辟出一个具有诗性的虚拟世界。这就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为生活增加了审美维度。如果说在古典审美中，审美者注重在时间变化中形成对空间的审美感知;在现代审美中，审美者强调在空间变化中形成对时间的审美感知;那么，在后现代审美中，现实时空的压缩化，促使审美者愈发青睐对虚拟世界的审美感知。
2．审美静观的弱化与审美流观的强化审美静观，要求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隔断审美者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或者说是要达到“虚静”“坐忘”的状态，在孤立静止状态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它以康德为现代美学确立的审美无利害原则为基本前提。审美流观，则是强调审美者融入、参与到审美对象之中，以“体”去验，形成一种流动性观赏。它并不否认审美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如果说审美静观强调的是“游心”，那么，审美流观则是注重“游目”“游身”与“游物”，即审美者之视点、身体和审美对象变动不居。进而言之，审美静观强调的是瞬间性、抒情性;审美流观强调的则是过程性、叙事性，关注的是审美对象在审美时空中的有序展开。审美流观的内在特质，赋予了它在当代强调故事性、叙事性的影视艺术、舞台艺术等阐释中以极强的话语权与解释力。需要强调的是，审美流观并非当代审美的专属，中国古典审美中的“仰观俯察”便是视点的流动性欣赏，古典园林、叙事文学、绘画长卷等均能从审美流观的角度阐释。
3．精神审美的低落与感官审美的兴盛传统的审美注重审美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审美发生时，对主体的审美能力、客体的审美内涵以及审美契机都有一定的内在要求，追求对当下的超越。如果将传统审美称为精神审美的话，那么，当下的审美便可称为感官审美。它崇尚审美流观，要求主体对客体的有效介入;审美发生时，对主体审美能力没有过高要求，审美对象更是不再追求深刻、深度，而是走向肤浅化、平面化和娱乐化，审美发生更是呈现出瞬间性、即时性与随机性，追求当下的满足。这是一种即时审美，是以当代技术所提供的网络、电视、移动多媒体等平台为物质基础，以影视、动漫、现场演出等艺术形式为主要对象的审美。这类似于布迪厄所揭示的两种处于对立状态的审美方式:“认知鉴赏、距离化及对纯粹审美鉴赏力的严格培育，这种康德式的高级美学，和大众阶级对瞬间的、感官的、‘奇形怪状’的身体的喜好。”
4．审美意象的内缩与审美事象的凸显叶朗认为:“审美意象不是一种物理的实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瑐瑢审美意象是从古典艺术审美中发展形成的，主要在审美静观中获得，强调作品的情景交融性、精神性。审美事象则是在当代文化审美中凸显出来的，是审美对象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强调对象的过程性、感受性，主要在审美流观中获得，要求审美者亲身参与到审美对象之中，强调“身体”性的审美体验。审美意象主要用于抒情性的诗词、山水画等;审美事象则主要用于民俗审美、影视动漫艺术等。但审美事象与审美意象并非完全不可兼容，其实二者亦有相同的阐释对象，如风俗绘画、叙事诗;有相同的审美追求，都要求审美对象能够给人以精神享受等。由此可知，在电影、电视、动漫、舞台演出等艺术形式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当下，审美意象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阐释，而审美事象则应当受到充分重视，以期对注重体验的新媒体艺术等进行有效介入。
5．崇高之美的解构与媚世之美的建构技术发展通过对审美对象的革新，最终会影响到审美的类型。对此，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中“灵韵”“震惊”等的论述，已经作出了证明。而关于高新技术对审美类型的影响，霍尔斯特•吕特尔斯曾说:“以高科技手段支持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反审美或后审美文化’，一种‘视觉和听觉文化’，一种消费文化;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通通推入商品的洪流。”瑐瑣也即是说，高新技术与艺术生产的结盟，让富有自律性与独特个性的艺术创作演变成了模式化、批量化、他律性的文化创意生产，审美者与对象之间的审美距离被消解，失去了对艺术的崇拜、敬畏，最终导致对崇高的消解，而走向了媚世。媚世之美具有世俗性、娱乐性与即时性。但媚世并不仅仅是一味地取悦大众、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盲目追求娱乐化，也内在地要求创新、要求新奇、甚至附庸高雅，具有审美正价值内涵。审美对象与审美活动受技术影响发生的深刻变革，促使崇高、悲剧等审美形态走向消解，代之而起的则是媚世、堪鄙、新奇等新审美形态。
中国现代美学已有百年,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是,由于对和中国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长处、短处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其艺术也先进于我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用西方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和写实主义方法为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文学、戏剧、小说、绘画及其大团圆精神。这种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但50年代以后又出现照搬前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进入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苏联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学艺术分属于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的事实中推断出西方文学艺术也同样先进的结论。;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着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着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着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
:应届毕业生毕业论文
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
论文摘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美学从建国到现在正沿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道路前行。其间敲们的美学研究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影响，既表现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在立足关学的基础上，融汇东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自西方，20世纪初经日本传人中国。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是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直接引进下开始的，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从建国到现在，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
从建国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美的本质进行的。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中，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古典美学主要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美学，提倡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同的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的方法。我国许多美学家深受这种方法的影响。
同时美学在这次讨论中占据了异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中，大多数美学家们遵循了这一基本观点，从实践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中来探究美的本质，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美既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审美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产物。美学不仅为我们直接提供了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即辩证逻辑思维方法。中国一批美学家自觉地吸收和运用了的这一方法，经过长期努力创建了实践派美学。
从建国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吸取了美学、黑格尔美学等理性体系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体现了理论建构的阶段。
二
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不断涌人，各种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方法也相应被大量引进。此时的美学理论出现了两个大的转向，一是“非理性主义”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他们共同的美学前提，也是他们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彻底摧毁和破除支配西方美学长达两千多年的本质主义中心论。
与此相应，我国的美学研究方向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在现代美学研究中，美学家往往以人这个审美主体为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特别强调把审美主体的非理性心理意识作为审美创作与审美欣赏的本质。美学研究的核心由客体转向主体，由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研究逐渐转向经验的、实证的、现象的、批评的研究，由美的定义转向审美经验。
美的观念的转折，必然与美学研究方法的转折相伴而行。与西方相似，我们的美学研究也“要舍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而采取‘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方法”。美学家纷纷转人价值论、心理学的方法和思路，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模糊性”，崇拜实证科学，把各种科学理论方法运用到审美领域，促使研究方法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对于美学的“科学化”做了一定的探讨。
这样，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变了。它的主题也将不再是脱离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去对美、审美、艺术作一种纯粹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是对其做出丰富、具体而有成效的实证科学的考察。与此同时，学科本质主义思维开始退居边缘，审美与非审美的界线被打破，学科体制开始解构，文艺学科界线消解，学科之间相互融会。这些都组成了解构思潮.构成了辩证思维的方法.是合理的。
如果没有今天的这种解构.没有与我国美学、文艺学实际和社会现实、存在相联系的美学研究，我们的美学研究只能跟西方走，而不能形成当下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学理论。因而当前美学研究的转向是有其合理性的。
论文关键词：中国美学；研究方法；德国古典美学；西方现代关学；马克恩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美学从建国到现在正沿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道路前行。其间敲们的美学研究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影响，既表现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在立足关学的基础上，融汇东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自西方，20世纪初经日本传人中国。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是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直接引进下开始的，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从建国到现在，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
从建国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美的本质进行的。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中，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古典美学主要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美学，提倡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同的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的方法。我国许多美学家深受这种方法的影响。
同时美学在这次讨论中占据了异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中，大多数美学家们遵循了这一基本观点，从实践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中来探究美的本质，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美既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审美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产物。美学不仅为我们直接提供了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即辩证逻辑思维方法。中国一批美学家自觉地吸收和运用了的这一方法，经过长期努力创建了实践派美学。
从建国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吸取了美学、黑格尔美学等理性体系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体现了理论建构的阶段。
二
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不断涌人，各种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方法也相应被大量引进。此时的美学理论出现了两个大的转向，一是“非理性主义”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他们共同的美学前提，也是他们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彻底摧毁和破除支配西方美学长达两千多年的本质主义中心论。
与此相应，我国的美学研究方向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在现代美学研究中，美学家往往以人这个审美主体为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特别强调把审美主体的非理性心理意识作为审美创作与审美欣赏的本质。美学研究的核心由客体转向主体，由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研究逐渐转向经验的、实证的、现象的、批评的研究，由美的定义转向审美经验。
美的观念的转折，必然与美学研究方法的转折相伴而行。与西方相似，我们的美学研究也“要舍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而采取‘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方法”。美学家纷纷转人价值论、心理学的方法和思路，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模糊性”，崇拜实证科学，把各种科学理论方法运用到审美领域，促使研究方法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对于美学的“科学化”做了一定的探讨。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中国属性；艺术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59-06
2011年艺术学由原来的一级学科升为门类，在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得以与文学门类“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升格为一级学科，并改名为“艺术学理论”，以避免与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但无论是学科的升级还是名称的改变都不能替代该学科完成自己的任务。概括地说，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是学科规范的建立；第二是艺术研究；第三是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其中，艺术研究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终极使命，该学科规范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均是围绕这一任务展开和为其服务的。然而，由于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开端的特殊性，它几乎从一开始就同时面临这三大任务。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基本学术规范的建立、该学科艺术研究的自觉展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三项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严格的说，是研究生培养在前。这就使得该学科陷于一种两难境地而难以自拔：一方面，由于研究生培养和艺术研究的需要，学科规范的建立迫在眉睫。因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数年当中，全国艺术学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几乎都是学科建设，至少是重要议题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众多的艺术学会议和讨论至今尚未就一些核心问题形成基本共识（本不应该如此），从而难免使人产生厌倦甚至是反感，以致使人觉得这是在本末倒置，弃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于不顾，大有“为学科而学科”之嫌。因此，将主要精力用于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观点在该领域逐渐形成并成为一种共识。
如此说来，我们能否在现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现状中稳步而有效地展开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工作呢？换言之，我们能否因为艺术研究的终极使命性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而放松、甚至是有意识地回避继续讨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问题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客观地说，基本成熟的学科规范不仅是其艺术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更是培养合格的艺术学理论人才的基本保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否则就很可能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最终得不偿失。实际上，我们不仅要对尚未形成基本共识的重要学科问题继续进行讨论，而且还应该从实践出发，对一些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学科问题进行再思考。因为，由于上述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开端的特殊性，那些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学科问题，在该学科的具体艺术研究、特别是研究生培养中，是否完全经得住实践的考验也是值得反思的。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人们对艺术学理论这门新兴学科在哪些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首当其冲就应该是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然而，就是这一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并基本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的定义，因为它的不完善性和不充分性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该学科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顺利有效进行。
一、艺术学理论，一个形象模糊的学科
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及定义，我国众多学者都有过论述和基本观点，也是为数不多的形成基本共识的概念之一。根据学者们的描述，其基本含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艺术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二）艺术学理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三）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起源、功能，等等；（四）艺术学理论是跨学科研究。这几点既被当作是艺术学理论与美术学、音乐学等其他同级别艺术学科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同时也是艺术学理论关于艺术的研究和该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笔者认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定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从理论上来说，这几点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和第三点确实是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中的其他一级学科区别开来，但它们能否使该学科区别于其他相近或相关学科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这一定义在相当程度上同样适合于艺术美学，尤其是西方当代艺术哲学；第二，该定义使得我国这一当代学科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一般艺术学”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该学科的艺术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上的困境。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使人们感到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形象模糊不清，缺少该学科有别于其他相关及相近学科的质的规定性；而第三个问题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学位论文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机构或单位最重要的产出，它是该学科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第一个衡量标准，而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高低的首要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些论文的选题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范畴。具体地说，就是看它们是否是关于各门类艺术的宏观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跨学科艺术研究，等等。可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时，合格的论文选题实在是屈指可数。这样一来，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便出现一种两难现象：如果不以该学科的定义为依据，将无法与其他艺术学科相区别；若是以此为衡量标准，在实践中又实在难以操作。实际上，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国内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培养单位，目前一些学者更是期待通过研究生培养本身的研究来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但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师资、生源和该学科研究生培养本身所存在的众多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均存在着众多问题，严格地说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述关于该学科的基本定义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包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在内的研究生培养本身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中国属性
当然，提出上述关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性质、定位及定义存在问题，并不等于说它是错误的，而是在反思该定义是否准确、充分和完善。反思的起点应该回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建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初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实际上，该学科建设中的几位重要人物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或从不同角度地关注、强调这个问题。张道一先生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艺术学”时，就说到“我们应该有所超越，我们应该建立起现代的‘艺术学’，在探讨艺术的共性与个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国的特色”。两年之后，张先生又专门撰文论述建立“中国艺术学”的问题，并在文中明确了“中国艺术学”这一概念的含义。他说：“‘中国艺术学’在字面上可作以下解释：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我所指的‘中国艺术学’，三种解释都有，也都可用。”刘纲纪先生在其《略论艺术学》一文中指出，要在中国当代确立和发展艺术学，应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而易中天先生则将“中国艺术学”作为众多边缘学科之一纳入其庞大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之中，并明确指出“中国艺术学则是将中国艺术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近年来，直接以“中国艺术学”为讨论对象和内容的文章逐渐增多，如《关于“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想》（彭吉象）、《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陈池瑜）、《论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刘道广）、《探讨国际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学特色》（黄敦）……。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虽没有冠以“中国艺术学”的标题，但实质讨论的就是或部分涉及这个问题，如《现代艺术学建设刍议》（李心峰）、《前进中的艺术学》（易存国）、《难产的艺术学和艺术学的难产》（刘道广），等等。
然而，在我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样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无论是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其学科名称都没有像“中国哲学”或“中国语言文学”那样冠以限定词“中国”二字。而时至今日，该学科的中国特色似乎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尤其是在上述该学科的基本定义（即，（一）艺术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二）艺术学理论是对个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三）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起源、功能等等；（四）艺术学理论是跨学科研究中，几乎已经感受不到该学科的中国属性。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虽然该学科的主要学者们一开始就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其中张道一与易中天对这一问题认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而问题的关键是，后来该学科并没有就这些不同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讨论直至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其实，“中国”二字无论被置于艺术学理论的前面与否，它都应该是该学科定义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该学科的“中国属性”，那么，不仅会出现上述既与相关或相近学科无本质区别又无法与德国“一般艺术学”或“艺术科学”（knnstwissenschaft）拉开距离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导致国内的艺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陷入困境，出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三、解读“中国艺术学”
实际上，关于我国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中国属性问题，张道一先生在其《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他在文中说：“关于为什么要建立艺术学，我在《应该建立艺术学》一文中已经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在本文中为何又冠以‘中国’的名称呢？‘中国艺术学’在字面上可作以下的解释：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我所指的‘中国艺术学’，三种解释都有，也都可用。它既是中国的，中国人所做的，也是中国艺术的。”接着，张先生对“中国艺术学”的三重性一一加以说明。关于“中国的艺术学”，他的解释是：“所谓‘中国的艺术学’，并非是地域性的艺术学。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无国界，是指他研究的问题、结论和深度，如果真正找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把握住相对真理，对谁都有用。……因此，‘中国的艺术学’不但要建立起来，并且要进人世界之林”；关于“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他的解释是：“中国的艺术学应该是中国人研究的艺术学。虽然同是理论，甚至研究的同一个问题，中国人所表述的方法同西方人是不会一样的，甚至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异。”关于“中国艺术学”的第三重含义，即“中国艺术之学”，张先生的解释是：“研究美学，研究艺术学，要从研究中国艺术入手。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不仅是学理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使命。……我们所主张的下大气力研究……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艺术的整体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通过对于中国艺术的审视，总结和归纳出中国艺术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我们不仅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展现出中国特色，同时，也能够以其共性同西方艺术的共性相比较，甚至相综合，以建构成为更为完美的美学和艺术学”。
张道一先生关于“中国艺术学”的三重含义的解释，基本上概括了艺术学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属性，但如果将顺序作一些调整，即中国艺术之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的艺术学，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突出“中国艺术学”的实质。所谓“研究美学，研究艺术学，要从研究中国艺术入手”，实际上是对该学科在研究对象——艺术——所作的基本规定性。因此三者之中，“中国艺术之学”当为核心内容，它具体所指应该是艺术学理论要把中国（传统）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无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还是寻找艺术的一般规律，都是通过中国（传统）艺术进行的。对于所谓“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是要区别于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中国人在本民族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力争在核心概念和专业术语、艺术观念、研究方法及理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普世价值，是中国的艺术研究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至于“中国的艺术学”，不仅说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这一纯理论学科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于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一般艺术学”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体现了两者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如建立学科的初衷、目的、宗旨、研究基础、主要研究者、主要研究对象及范围、学科体系，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将张先生关于“中国艺术学”的观点及理论视为他对之前“艺术学”所作的一个重要补充。其实，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不管前面是否冠以“中国”二字，它都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艺术学所强调的是其学科的性质，即是中国在20世纪末为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艺术研究而建立的一门人文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艺术学就是艺术学，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一般艺术学”、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艺术学”一脉相承，几乎是同一个概念；狭义艺术学特指中国艺术学，即上述的中国艺术之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的艺术学。但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艺术学理论关于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艺术研究，同样也是建立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之基础上的。
四、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深度和广度
在明确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中国属性之后，该学科的艺术研究所面临的是整个中国（古代）艺术，所以进一步的规定势在必行。这一规定不仅要不违背已有关于该学科定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还要使它们更具可操作性。此外，它还必须扩大原有的研究范围。就该学科定义中“艺术学理论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整体和宏观的研究”和“艺术学理论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定义、起源、功能等等”这两点来说，它主要强调的是哲学层面的艺术研究，属于艺术的深度研究，即所谓原理层面的研究。
但就我国艺术研究的现状而言，不仅是缺乏宏观的整体研究，即缺乏艺术的深度研究，而且各门类艺术研究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例如，美术研究与音乐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音乐研究与舞蹈研究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上。即便是同一门类艺术不同类别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视觉艺术为例。绘画和雕塑研究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成果，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以“寥寥无几”一词来形容了。然而，且不说雕塑在中国文化史中的独特而重要地位，在中国艺术史上，从时间上来说绘画要远远落后于雕塑，整个史前、先秦都是雕塑的天下。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的薄弱，梁思成先生早在1930年就指出：“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皇帝，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当然，关于雕塑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已有一定的认识，但若与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研究相比，其距离还是相当之大的。类似雕塑这样的情况，在我国艺术研究领域可谓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近乎空白。总之，中国古代丰富多样的艺术实践及其丰厚的产物与关于它们的研究是不成正比的。因此，自觉地加强薄弱领域的艺术研究和填补空白理应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该学科在我国在上个世纪末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理由，也应该是该学科区别于艺术学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
艺术学理论在中国艺术研究中不仅要着眼于深度和广度，而且还要强调自觉地考虑艺术研究的角度。所谓“角度”即研究艺术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研究方法或途径，大致相当于艺术学理论一贯所强调的艺术的种种跨学科研究。当然，跨学科研究、或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并非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专利”，其他艺术学科同样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角度去研究艺术，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来说，方法上的自觉，或对方法的强调是它与其他艺术学科的一个重要区别。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不能本末倒置，为方法而方法；第二，不可机械地搬用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中切忌机械搬用西方的方法；第三，具体方法可根据实践作适当的修改；第四，西方的研究方法有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很可能只是一种思路、启迪和视角，而具体的方法本身也许是不适用的。例如，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的关于艺术形式风格分析的“五对范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继承和吃透中国传统的艺术研究成就及独特的方法，是当下艺术学理论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除此之外，艺术学理论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还有不可回避几个重要基础，它们是：（一）作为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二）我国台湾的艺术史学研究；（三）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换言之，以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作为整体与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必须在上述基础之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否则，走弯路、做重复劳动和“炒冷饭”的现象将是难以避免的。
五、艺术学理论与艺术文化学
目前就艺术研究的途径和方法而言，艺术学理论在研究中国传统艺术中主要使用的方法不外乎这样几种：（一）考据学方法或文献研究法；（二）形式分析法；（三）社会学方法；（四）比较学方法；（五）跨学科研究。考据学从学理意义而言是一套严密的文献解读方法，涉及诸如文字学、文体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广泛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经典研究方法。其余基本上都属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其中社会学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用文化学研究来替代。笔者认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强调研究角度，承认和接受各种研究方法和途径兼容并包，并在这一基础上自觉地选择文化学方法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
我们不但可以将艺术的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考据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形式分析法直接理解为不同的研究视角，甚至还可以将整个艺术研究划分为两大类别：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艺术的内部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艺术观之上的，即艺术是自律的，所以对于艺术的研究是在一种封闭体系中进行的，尽量排除艺术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就艺术而谈艺术，强调艺术本身的独立自主性。在西方，这样一种对艺术的普遍认识应该始于艺术自觉时期的文艺复兴，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的纯形式分析法的运用中走向极致。所谓艺术的外部研究实际上就是艺术的文化研究，即所谓艺术文化学。在西方它是针对纯形式分析的片面性而出现的一种艺术研究方法或视角。相对于艺术内部研究所主张的艺术自律性，艺术文化学提出“艺术总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以及“艺术是一种文化的意义载体”。具体地说，艺术处在同其他文化因素（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科技）的包围之中，并不断地同它们形成双向运动的复杂联系。这里必然会涉及作为文化的艺术（他律）与作为艺术的文化（自律）的张力关系。一方面，社会的其他文化因素以各种方式，通过多种文化机制深刻地影响艺术，这种影响体现在艺术观、艺术功能、主题、体裁、风格和技巧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独特领域，有它自身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特性。正是通过这一特性的折射，反映出赤、橙、黄、绿的丰富文化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纯形式分析法所强调的是，艺术是一个不受外部因素干扰的独立自足的领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艺术文化学却并不否定形式分析法，而是针对它的片面性所作的一种补充研究，即指出艺术的“他律性”，强调从外部研究艺术，以弥补传统艺术“内部研究”之弊端和不足。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文化学就像阿多诺所认为的，对于艺术理应作两方面的反思：“一方面是作为自为存在的艺术，一方面是它与社会的联系”。换言之，真正的艺术文化学虽然强调艺术的“外部研究”，但并不否定和排斥艺术的“内部研究”，因为艺术的“内部研究”不仅尊重和重视艺术本身的种种规律而且还使艺术文化学最终成为研究艺术自身的学问和学科。这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就艺术学理论而言，它所提倡的也应该是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学研究方法。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王国维 元杂剧 戏曲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7-0090-01
王国维作为中国戏曲史及戏曲理论的开创者，对戏曲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做了极为详实的梳理，使后世学者的戏曲史及理论研究均需依附于王国维所提出的论点展开，其中以《宋元戏曲史》为集大成，建立起一门独立戏曲的学科，并真正将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宋元戏曲史·古剧之结构》的最后，王国维在分析了唐代歌舞剧滑稽剧以及宋金各个剧种后，总结出“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的论断。由此可见元杂剧在王国维戏曲理论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纵观，王国维对于元杂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元杂剧与真戏曲之承启关系
王国维认为元杂剧较前代戏曲之进步，在形式上：“其视大曲为自由，而较诸宫调为雄肆”；材质上：独元杂剧“于科白中叙事，而于曲文全为代言”，“此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以二者作为元杂剧较之前进步的标志。另外，曲文“代言体”借以辅助集言语、动作、歌唱的舞台表演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表现足以让“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表演步入成熟的舞台艺术轨道，使剧中人物与观众直接交流，从而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自此，形成了以元杂剧为标志的具有独立而完整的舞台表演形态的中国戏曲。
不过，王国维指出，“元剧虽有特色，而非尽出于创造”，与前代戏曲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就其所用曲而言，出于前代大曲、唐宋词、诸宫调或前代旧曲中，“为前此所有者几半”；“诸曲配置之法，亦非尽由创造”，“元剧之构造，实多取诸旧有之形式也”；且“就其材质言之，其取诸古剧者不少”。[1]可见，元杂剧较前代戏曲的进步为脱离前代的发展积淀，是在前代基础上的拓展创新，可谓起到了中国戏曲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
二、从中西文学美学角度探析元杂剧成就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专章论述元杂剧的文章，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从“自由使用新言语”的“新言语”中，“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总结出“自然”说、悲剧说、意境说三大范畴，用文学美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戏曲理论。
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这里的“自然”是指“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作者不过多考虑思想的粗鄙、文字的拙劣等客观因素，仅将胸中之所想以最自然最直接的形式流露出来，是对个人心境与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脱离以往本色、巧夺天工等的意义，丰富了“自然”的内涵。
而元杂剧文章之妙，则“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这是承接上文，对元剧文章“自然”理论的升华。“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并且“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这段话与王国维另一部文学巨著《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的论述如出一辙，可见，王国维是从诗词的审美角度来肯定元杂剧的美学价值，将元杂剧推向“一代之文学”的历史地位，对后来中国戏曲曲文的研究开辟了一定研究空间。
三、由上观王国维对元杂剧的研究倾向
纵观王国维的文学美学论著，会发现其在称赞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真戏曲”等论述之余也不乏对元杂剧的贬斥言论。在1907年所写《文学小言》第十四则中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物。”[3]对元杂剧思想深刻性的否定，主要是受西方戏剧审美原则的影响，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文学艺术……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4]在叔本华看来，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即意志，意志只能带给人痛苦。王国维受叔本华思想影响颇深，所以以他人之长与自身之短相较，得出以上的结论实属情理之中。因此，王国维把握住了中国戏曲重曲辞重音律的特点，同时也是把握住了元杂剧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戏曲的特质。
综上，王国维以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基与传统的治学方法，融入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元杂剧的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卓越成就，将全新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深入了对元杂剧的认识，并有力提高了之前“鄙夷不复道”的元曲地位。在与西方戏剧的比较下，认识到元杂剧思想深度的一定缺憾，却又有力把握住其音乐性与文学性这一中国古典戏曲特色，为以后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方向指引。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陈寅格.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陈寅格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论文关键词：西方 现代美学 艺术独立 分析
论文摘要：西方现代美学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艺术独立理论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主线之一，是现代美学的主要标记之一。本文作者从西方现代美学的演变和特征入手，就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独立问题进行简单阐述，并分析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对我国美学的影响。
0 引言
西方现代美学的历史使命，首先就是破除艺术从属论，确立艺术的独立地位。现代美学以克罗齐和洛特曼对黑格尔的艺术从属论的批驳为主要标志，建立艺术独立理论，将美学与哲学统一为一体。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都以艺术独立理论为发展主线。艺术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与哲学、宗教等的关系如何，这是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美学理论最终都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1]。
1 西方现代美学演变历史
西方古典美学中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是艺术从属论的代表。柏拉图从哲学角度评判诗与艺术没有真理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与艺术反映了事物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更具有哲学性。这两种争论一直贯穿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而黑格尔提出哲学最终将取代艺术，而把艺术从属论发展到了颠峰。克罗齐“度的理论”的出现，推翻了黑格尔的以艺术从属论为内核的艺术消亡论，确立起艺术的独立地位，最终使得西方古典美学演变至现代美学。现代美学又突出两个路线：一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是艺术的独立性。这两种思路如果不及时从艺术美学角度及时沟通和思路转换。必然对峙存在，从而失去克罗齐艺术独立理论的实践意义。洛特曼借鉴生物学理论，将现代美学的两个思路创造性的进行转换，提出“美就是信息”。洛特曼既不是以社会为中心来看文艺，也没有将文艺隔离于社会之外，而是把艺术当作大千世界中独立存在的生命之一，以艺术为中心来看社会，认为文艺这个活生物体的生命，就体现在她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必不可少的审美信息。洛特曼的理论彻底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问题，由生物链引出文化链，肯定了文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最终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2 西方现代美学的特征
西方现代美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绽放。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创作流派等让人应接不暇。但将表层现象深入剖析，可以发现这些现象的某些共同特点。西方现代美学具有的特征有：①现代美学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与传统时期的和谐美学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理性和个人主观性成了现代艺术的一个思想根基；②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表现形态呈现出与传统的文艺作品完全不同的形态，它反英雄化，主张个人感受，具有平面零散、非理性、非视觉形象性的特点；③从西方现代美学的总体上看，其呈现出一种主观的、内在的、非理性的、非功利性的、动态性的特点。这三个特点是是现代人走向更加动荡、节奏更快的生活的一种反映，是科技挤压、传统挤压下人们的一种挣扎和反抗，更是追求民主、自由、多元、宽容精神的反映，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真实表现。 转贴于
3 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的关系
从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美学的研究就离不开艺术，随着西方美学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艺术的中心化和独立化。美学发展史也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人类的认识过程，遵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感性的艺术在美学中的地位得以循序渐进的提高。越来越中心化、具体化和独立化。这个趋势同艺术本身的特点有关，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审美活动，而艺术又是审美活动的集中和独特形式，所以，在艺术中，人们能够更好的把握美学要研究的内容，美学用艺术来呈现，艺术需要美学来作载体。两者不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独立体。
4 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独立
自从洛特曼提出“美就是信息”，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种生物信息在社会活中的表现体现了美的存在。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西方现代美学都不会偏离艺术独立这一主线。洛特曼认为，一部作品无法分成内容和形式两个部分，作品中的任何因素都负载着信息内容，作品中的任何信息都出自信息载体。他把思想内容与作品结构的关系，比作生命与活体组织复杂的生物机制之间的关系。生命是活生物体的主要特征，不可想像会存在于其物质结构之外。他甚至直接了当地断言，思想不会包含在引语中，哪怕是精心选择的引语，而是由整个艺术结构表达出来。同克罗齐一样，洛特曼对浪漫主义多有批评，尽管浪漫主义大都具有精心雕琢的复杂结构，但那种结构无论多么复杂，都超不出读者可以事先预知的固定模式。他更倾心于现实主义，即他所说的属于“对立美学”范围内的作品。因为其艺术信息在接受作品之前，读者是无法预知的。对于现代美学中的艺术独立的两个分支，洛特曼将各自的优点和缺陷看得非常清楚，并不失时机的将生物学理论引入其中，“为美就是信息”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从而在实践的意义上彻底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将文艺当作大千世界中独立存在的生命之一，完美地将两大分支结合起来，使得艺术独立性成为西方现代美学发展的主线之一。
5 西方现代美学的艺术独立性研究对我国美学的发展影响
了解西方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艺术独立理论这一主线，对于我国的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西方现代美学的“文化”转向，是以对艺术独立的彻底解决为前提的[2]。我国当代美学对艺术独立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达到西方现代美学的高度。这就要求在发展我国美学的同时，要不断吸取西方美学的成熟经验，少走弯路，尽快与西方美学接轨。同时，在其它学科的发展中，也要注易举一反三，将西方美学的艺术独立的解决方法应用于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突破基础发展的瓶颈，尽快缩短中西学科差距，为实现中西学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打下良好的基础。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坏事，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的体现，一种艺术的体现，这种学习更能体现艺术独立的特点，用西方现代美学中的艺术独立理论改变我国各项学科落后状态，我们才能在时间上缩短差距，弥补不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一、为何要走向生态批评理论构建？
国外生态批评家对生态批评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问题展开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但目前来看，所有的探索都遇到了很大障碍，有的还陷入了困境。有人主张离开对自然的认知和审美，转向与环境有关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正义、毒物污染及其相关的发展模式或策略等，还把这种“社会转向”命名为生态批评的第三波，试图以此来引领全球生态批评的发展；但这一维度的研究却渐渐远离了生态研究的初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探讨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渐渐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混为一谈，生态批评思想与视角的独特性逐渐丧失。有人主张更多地关注生态女性主义；但此类研究很多已经把重点从人与自然关系转移到两性关系，用生态研究服务于性别研究，目的是拓展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性别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学研究。有人主张致力于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特别是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整合；但应者寥寥，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罕有人能做到跨越文理，同时精通至少一门科学学科和一门人文学科，从而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是科学与文学批评的本质诉求、特殊品性并不相同，能否做到兼顾和互利互激实在可疑，从19世纪自然主义批评到20世纪的熵批评都有很多失败的教训。生态批评究竟应当趋向何方，这是一个争议不断、困难重重但又亟待解决的国际学界前沿大问题。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从成立之初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了探索：一是厘清并确立生态批评的基本术语、核心思想、研究要点、任务目标，出版了《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等专著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二是试图梳理勾勒世界主要语种、主要文化和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脉络，为生态批评尽可能划出全覆盖的研究地图，并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丰富广泛的思想素材，出版了《欧美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英国生态文学》《俄罗斯生态文学》《德语生态文学》等专著；三是尽可能深入地展开对生态文学家、生态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试图发掘具体的生态文学作家作品对生态批评可能具有的独创性启发，出版了《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等专著，完成了数十篇学位论文，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然而，研究团队的上述努力全部陷入了困境！生态批评总体理论框架难以系统建构，更不用说建立基础思想的体系；国别和语种生态文学梳理由于团队学者专业和外语语种的局限，难以进一步拓展，更做不到全覆盖；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对象虽然数量可观，但研究的切入点和所得到的论点呈现出重复和狭窄的态势，还出现了用现有的生态批评理论或观念去套文本的倾向。放眼国内生态批评界，尽管热热闹闹、数量井喷，但观点重复单调、理论套文本的现象十分普遍，更严重的是，很多学人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才算是生态批评，简单地以为只要写了自然（或写了环境）、写了人与自然关系就是生态的，很多人将生态批评不同派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不同观点、生态批评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批评的不同观点杂糅混用。生态批评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甚至可以说困境危机的时刻！在此关键甚至是存亡时刻，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不得不继续追问：生态批评往何处去？我们团队的研究往何处去才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种种瓶颈桎梏之下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实现新的突破？
我们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不能是丧失自身特点或主体性的方向，生态批评不能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研究、自然研究、性别研究、跨学科研究合流。我们还认为，中国生态批评要走出困境，特别需要新一轮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方能有效地指导批评实践，改变观念混乱、论点重复、思维简单的现状。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是：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若想保持生态批评重镇的学术地位，要想冲出瓶颈进入新天地，只能在构建生态批评新理论的进路上开拓前行。令人欣喜的是，团队近几届博士生的研究恰恰在这一学术进路上取得了振奋人心的长足进步，从而使得团队的生态批评研究出现了走向新突破的可能，即走向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在未来几年里将主要致力于建构具有独创性的生态诗学体系、生态美学体系、生态比较文学体系和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体系，拿出一系列堪称团队第二代标志性成果的研究专著。
二、生态诗学是什么、何以可能、如何构建？
林阳生在发言中从逻辑、功能效用、本体论价值三个层面论述了“生态诗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并从思维层面、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的功能，此外还谈及生态诗学与自然状态、语言、政治的关系。在分析了贝特和鲁克尔特的相关论述之后，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诗学的生态文化功用：培养出能够感受世界多元性的、属于自然本身的、丰富而独立的个体。他说：“诗，不仅仅是回家的路，更是存在的家园本身；而生态诗学所做的，正是通过文学使得存在的本真形式向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敞开，提供一个完整世界本身的承诺。”
林阳生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深究兴趣。有学人质问：对于诗学这个难有定论的概念，如何从生态思想或批判的视角给予厘清或者绕过，厘清与绕过的理由何在，能否给生态诗学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不能，又怎样将其与传统诗学或浪漫主义诗学进行区分？林阳生在回应别强调了生态诗学的本体论价值，同时也坦承要想把生态诗学建构成系统性的理论话语，还有很多必须解答的难题。
我们认为，要充分证明生态诗学何以可能，绝不能仅仅或主要从其功能性这一个维度来论述，还必须证明它可以作为一种能够自立和自洽的理论。为此，需要绕过有关诗学定义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种种历史纷争，采用最普通和最为学人所认可的定义，即将其视为文学理论的同义词。在解决了诗学是什么的问题之后，便可以展开生态诗学最重要的任务：从生态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内外最有代表性和普遍认同性的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揭示并论证这些基本范畴在引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想观照之后所产生的新的内涵，进而参照最基本和最普通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生态诗学的理论框架。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研究生态诗学，完全可以像贝特、鲁克尔特那样侧重于对生态诗学功能的哲理性论述；但如果旨在建构生态诗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对其本体性作全面的研究，就必须从理论体系上对生态诗学展开全局性的论证，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最有效和争议最小的方式就是依托和参照现有典范的文学理论体系。
三、生态美学理论突破的进路、理论体系建构的原则何在？
廖淑瑶的研究目标是构建整体性生态美学体系。不过此次研讨中她只从审美客体、审美经验、审美价值三个层面谈了这种生态美学建构的要点，并没有全面阐述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她侧重论述的是：为什么只有从生态整体的角度才可能解决有关“自然全美”的论证难题？为此，她一一评析了包括卡尔松、罗尔斯顿、彭峰在内的中外美学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观点，既指出其中的合理性，又揭示其中的逻辑漏洞，在排除所有其他可能之后，她得出结论：唯有从生态整体的高度论证自然万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生态系统性审美价值，才有可能证实“自然全美”或“肯定美学”。廖淑瑶对“自然全美”论证的新路径是生态整体与自然个体关联的路径。她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自然是不是全美的这一审美感知和审美判断，转向从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对自然物都具有审美价值的论证，以及对每个自然个体的生态美的肯定。我们应当意识到，原生自然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重和欣赏的，因为每一个自然个体都在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和不可分为高低优劣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原生自然物都应当被看作是美的。廖淑瑶试图用一个难题的解决来说明生态美学建构的必需进路是生态整体思想，生态美学一定是整体性美学，生态美学之所以堪称“生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根据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构建的美学。
廖淑瑶的发言激起了包括哲学专业学人在内的不少听者的反响。有学人质疑：从“自然全美”转到“自然应当是全美的”之逻辑依据何在，仅凭每个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和功用就能证明它是美的吗，她所论述的生态美和生态美学与传统的美和美学有什么不同，美或者审美难道能够脱离审美者而存在吗？换言之，仅仅分析生态系统与自然物个体的关系而排除了审美对象与审美者的关系，能够论证自然全美乃至整个生态美学吗？廖淑瑶的回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自然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由此产生的审美价值，并以此将她所论述的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中的美和美感作了区隔。
我们认为，研究者还需要更明确地将生态美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美学的自然美区分开来，更明确地阐述生态美学对美的论述不是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关系切入，而是从自然物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切入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至上观，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生态整体使得自然存在的自然物有了存在的内在价值，包括内在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自在的，是可以不依赖于有没有人去认识它、有没有人审美观照它而独立存在的。由于在思想基础、基本范畴、基本术语含义等核心问题上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生态美学堪称具有颠覆性的新美学，而生态整体价值（而非人的价值）是其终极的判断与论述尺度。不过，即便是全然不同的美学体系，生态美学也需要对典范的美学体系作生态价值上的全面梳理，如此方能有根据地、有对应性地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
四、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的要点何在？
胡艳秋所探讨的是生态潜意识与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生态潜意识倡导一种主要致力于揭示文学文本所蕴含的生态潜意识的生态批评，她阐述了生态潜意识的定义、理论基础、文本表现及其复杂性，重点强调了生态潜意识分析的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性。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则从生态潜意识批评扩大到所有与生态相关的精神分析批评领域，试图建构起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新的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她论述了相关理论的源起和运用，厘清了几个重要概念，进而试图从批评模式、典型意象和主要任务等方面建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架构。
胡艳秋的发言同样激发了众人的学术好奇与学术兴趣。有学人质疑：既然有生态潜意识，那么有没有非生态或反生态的潜意识？如果有，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是否也要讨论文学中的非生态潜意识？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运用到文本批评实践中是否具有作家或作品指向性？胡艳秋在回应中指出，任何种类的批评都有其一定的适应范围，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精神分析批评的一个分支，当然也有其最合适与较合适的文本对象；但是，诚如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局限于评论女人写和写女人的文本，生态批评也并不局限评论直接描写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也有广阔的批评空间，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地、作品是否侧重于描写潜意识，只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文本的确有生态潜意识的蕴含，都有理由对其展开生态精神分析批评。
我们认为，建构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与建构生态美学、生态诗学不同，因为前者主要是一种批评流派和方法，而后二者则主要是一种理论体系。因此，胡艳秋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用生态思想作指导，重新梳理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性著述；在生态潜意识的内涵（包括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与生态潜意识的文本表现两个主要方面确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构建要点。前者要特别重视人的动物性的生态意义发掘，重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生态解读，重视自然之爱与自然之惧等潜意识的分析，重视对该结、赫拉克勒斯情结、荒野情结、处所情结的生态分析；后者要特别重视对原型、梦幻、口误笔误、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乌托邦想象等生态潜意识显现方式的批评分析。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建构要特别重视方法论和实用性。此外，应当明确肯定非生态潜意识和反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明确指出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既包括对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分析和弘扬，也包括对非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反思、分析、批判和警醒――正如生态批评不仅仅要弘扬生态思想文化，也要批判反生态思想文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杨晓辉博士是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外校成员，她也应邀返回团队为本次论坛作了一场有关日本生态文学前沿理论的报告。她重点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者对人与自然交感的心理机制的研究，这对团队今后进行更宽范围的生态心理分析批评建构（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的精神分析，还要延伸到分析人与自然交流的全部心理活动――包括感知、认识、情感、思维、想象、记忆等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美国生态文学家迪拉德、美国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等人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团队高度评价这一进路的探索，也将在未来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英文名称：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1-1610
国内刊号：43-1358/G4
邮发代号：42-17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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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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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门课课程性质、教学课时、教师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门课程教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教学方式单调。一些教师只是单一地展示、讲解幻灯片，没有精心寻找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的切入点，只是抽象、概括式地对各朝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进行总结，面面俱到，“单向”式教学成了这门课程的常态。第二，课堂教学的贯通性不够。教师在讲授某一知识点时，由于受课时或知识能力所限，不能把前后、中西、学科之间联系起来，不能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第三，重理论而轻文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难度很大，讲起来费时费力，因此，一些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笼统地让学生课外阅读相关文论著作，而教师课堂教学时基本忽略文献，只是进行单一的理论总结，没有让学生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上述三大问题足以严重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效果，因此，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这三大主要问题，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谈谈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广大教师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一、《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和教学改革
笔者初从事这门课教学时，常常为找不到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思考的切入点而发愁。后来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以宏观视角为切入点解剖某一时期或某一文论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范畴、概念、术语，比较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所讲：“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笔者在讲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时，都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的关系，在中国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1]《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找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切入点。
2.紧紧扣住儒、道、佛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刻影响，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3.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为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利器。
4.前后贯通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非常庞杂，阅读理解的难度很大，而《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课时非常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些老师只挑选两、三位重要文学理论家进行重点教学，其余只花两三个课时进行简要介绍，有些老师则相反，以史代论，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让学生浅尝辄止。这两种课程安排都不利于学生学习，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师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用宏观意识帮助、引导学生搭建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用微观填补、夯实宏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树立微观意识，从细处着手，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所谓微观意识，就是教师高度重视古代文论文献，从字、词、句入手，引导学生通过对文献的细读，领悟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比较意识与教学改革
教师在教学中树立比较意识，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从多侧面、多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中国和西方文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创作规律、文学表现手法及范畴、概念、术语等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进行适时、适度、合理的比较。第一，关于文学本质，中国和西方都有“反映论”和“情感说”，二者的异同；第二，关于文学功能，中、西都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的异同；第三，关于文学创作规律，如“灵感”、“直觉”，中、西文论家都有很细致、很深刻的描述、论述，二者的异同；第四，关于文学表现手法，如中、西小说理论，都有人物形象论、情节论、结构论，二者的异同；第五，关于范畴、概念、术语，如中、西都有审美意象相关理论，二者的异同。在比较中西文论时，一定要结合中、西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如关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古希腊思想家主要从讨论悲剧功能开始的，而中国则主要从论述《诗经》的作用开始，主要因为观看戏剧演出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诗经》对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诸侯国家都很重视“诗”，外交使节往往通过“观诗”了解出使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
教师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论联系起来教学，那么不仅会增强课堂的学术氛围，而且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中国同时期文论家关于某一文学观念、范畴的比较
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等文论家都讨论过“境”这一重要范畴，笔者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找出这几人关于“境”的相关论述，重点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过比较学习，学生了解了意境范畴的演进史，进一步理解了现代意境范畴的本质内涵。
3.对中国不同时期相似文论的比较
上文已经提及，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强的承继性。何以让学生深刻理解这种承继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较分析。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有不少古代文论家继承发展了这一重要的文学创作动机理论，比较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影响更大。因此，讲到韩愈文学思想时，笔者从历史文化背景、内涵、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重点比较分析。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说，宋学家提出“文以载道”说，如果不进行比较，学生就很容易把这两种文学观念完全混淆。笔者首先重点分析了“明”与“载”的不同含义：“明”并没有把文学当成“道”的工具，而“载”则完全否定文学的独立性，宋学家只是把文学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韩愈所说“道”和宋学家所说“道”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韩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学家的“道”虽然以儒家之道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过比较，学生对中国古代这一重要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师教学中运用比较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不可随意，选择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比较；第二，课堂时机要选好，有时需要用比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需要通过比较画龙点睛，有时需要用比较进行总结，有时需要通过比较引发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第三，找准同和异的焦点问题，不可面面俱到；第四，点到为止，更多问题需要学生自己课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三、《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意识和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性指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树立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阐释古代文论的思想意识；二是教师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的意识。关于第一个方面，各种《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者都注意到了，教师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就能做到。关于第二方面，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图书资源查找资料。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学古代文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实践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等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如“实践观”，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的总结；“联系观”，上文也有论述，中国古代文论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发展观”，中国古代文论的承继性很强；“矛盾观”，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观念具有矛盾、辩证统一的特点，如“文”与“质”、“实”与“虚”、“阴”与“阳”、“和”与“同”、“近”与“远”等，正是这些充满辩证性的观念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论思想、范畴。
2.教师要合理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20世纪产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接受学文论、符号论美学等，这些新理论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如皎然《诗式》中有“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2]，可以用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理论分析“至难至险”、“奇句”，揭示这句话的深层次内涵。再如“意境”的审美特征，完全可以用“格式塔”、“移情”、“符号论”等现代美学理论进行阐释。
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