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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事变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4结语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逐年扩大，外贸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仍存在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偏弱、出口效益低下、国际市场环境有所恶化的问题。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外贸高速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完善外贸促进体系、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培植跨国企业和国际品牌等策略，才能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 外贸竞争力 外贸战略 贸易竞争力指数 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很好地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递增到21738亿美元，已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3位。30年来，我国外贸总额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18.7%，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8%上升到现在的8.9%。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拉动GDP增长2.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1%。目前我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 但我国还远远不是世界贸易强国。因为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价格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在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已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风险较大;从国际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来看，我国仍处低端，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称;在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一半，国民收益并不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我国所处的位置较为被动。因此，如何在持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快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实现贸易强国梦，是我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正当我国外贸高速发展之际，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出口竞争力下降，我国商品出口呈现减速发展趋势。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下降5%-6%。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比2007年回落5.7个百分点，外贸增速是“入世”7年来首次低于20%，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减速明显。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玩具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玩具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4388家，比2007年下降49%，全年共出口玩具86.3亿美元，同比增长1.8%，增速回落18.5个百分点。商务部对35家行业协会、10个沿海省市和400家重点出口企业的初步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下行的压力加大，出口增速可能较2008年大幅度回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比2007年回落4.5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速回落至7年来最低点。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我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实证分析 面对恶化的外部贸易环境，应详尽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以期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本文拟选取能较好衡量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条件来具体分析和评价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 (一)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是用来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可以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 示。当比重大于1时，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得以改善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反之，则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在恶化，竞争力也在衰退。 图1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5年为第一阶段，大部分年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但变化幅度不大，而且有反弹。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工业制成品首次超过50%。但在1985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再一次超过50%，而工业制成品则降为49.4%。1986-2005年为第二阶段，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从1986年起，我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一直超过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1990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25.6%，到2005年，则降至6.44%;同时，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上升，1990年，这一比重为74.4%，到2005年，达到93.4%。可见，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工业制成品在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 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比重的变化。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工产品，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相关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其他未分类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可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其他产品则可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由表1可知，1992年以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产品转变，产品具有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特点。1992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特点。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哪一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贸易竞争能力。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某类产品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以及净出口、净进口的相对规模。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则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力，该国为该类产品的净出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则为进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较弱，该国是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等于0，则为水平型分工，说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其进出口仅是国际间进行的产品品种交换。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80-1985年呈上升趋势，但从1986年开始下降，虽然1990年有所反弹，但1991年之后持续下滑，1995年开始为负值，这表明初级产品整体上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比较竞争劣势愈加明显;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表现为持续升势，但升势不明显，1980年该指数为负值，处于比较劣势状态，但1990年开始转为正值，且上升趋势不变，表明工业制成品总体上已摆脱了比较劣势，但在国际竞争中还只具有较弱的比较竞争优势;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980-2003年期间是负值，其中1985-1986年处于谷底，2011年后转为正值，表明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竞争劣势，但其国际竞争力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比率，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用RCAij表示j国在i类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 表2所示，从1995年开始，[SITC0-4]的RCA值都小于1，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在 初级产品的出口上已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包括皮革制品、纺织服装等制成品[SITC6]的RCA值均大于1，表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整体上均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SITC7]和未列明化学品及相关产品[SITC5]的RCA值绝大多数年份都小于1，表明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且[SITC5]呈逐年下降趋势，[SITC7]则逐渐递增，显示出最快的增长速率。 (四)贸易条件分析 贸易条件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与竞争力，一般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种。价格贸易条件是指以某年为基期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反映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有所增加，则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恶化。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商品的数量指数的乘积，反映一国在出口基础上总的进口能力的大小。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其中，1997-2005年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明显。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评价公式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由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所引起。出口数量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上升走势，但前者升幅大于后者，尤其是1999年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这种变化说明，多年来我国出口一直是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这表现为我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贸易利益增长并没有与贸易数量增长呈同比例关系，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仅仅依靠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也说明我国有必要加快外贸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步伐。 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外贸竞争力呈逐年增强态势，但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竞争力逐渐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贸易条件却在逐年恶化，贸易利益没有与贸易数量同比例增长。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流通和研发环节处于劣势，在资本、技术和品牌方面与贸易强国差距较大。 依据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升策略。 (一)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最大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而这源于我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充分利用好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提高劳动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然而，这种要素成本竞争受到“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竞争力随要素投入的增多而逐步减弱。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必须向高档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才有持续的更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高新技术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渗透，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加其附加值。我国可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加大引进力度，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壮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这样，我国就能在实现传统要素收益最大化，传统优势产业得到壮大的同时，生产要素结构得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二)完善外贸促进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现行的外贸促进政策在扩大外贸出口、提升外贸竞争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政策和措施已不太适应外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化、规范化、支持度方面有所欠缺，对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和措施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构建起稳定、规范和统一的外贸促进体系。为此，要加强外贸立法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外贸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增强管理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便利的运行环境和稳定有序的制度平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出口促进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划出专款作为出口促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建立国家研发资助基金、品牌发展基金、重点商品出口促进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基金等，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要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外贸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扩展使用范围和品种，降低出口企业的相关风险。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要增加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投入，发挥行业商会、驻外经贸机构、行业中介机构等组织的桥梁和服务作用，开展国际市场信息调研，加快信息反馈，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三)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我国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结构小而散，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致使生产和经营成本增高，研究开发投入少，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国有经济包揽过多，行业分布过宽，力量分散，严重制约了其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我国要利用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强经济开发区规划，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整合各类企业和产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集聚分散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整体优势，做大产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发挥企业集聚优势，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其国际竞争力自然就强。 (四)加强技术创新，创建知名品牌 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但整体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较低，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处于工业制成品生产末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而知识、技术和品牌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波特认为，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是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我国要提升外贸竞争力，就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为此，国家要加大研发投入，启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素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我国还应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从国际市场价值链看，30%的产品增加值来自生产环节，70%来自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我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创建国际知名品牌。要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就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品牌发展中优胜劣汰的作用，鼓励和扶持企业争创名牌，为自主品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可通过以下措施促进商品品牌建设:为品牌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政府应建立专款基金，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术革新，创建自主品牌;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对一批在竞争中已处明显优势的国产品牌倍加珍惜，通过各种传媒大力宣传;推动名牌企业走出国门;政府多方面为名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便利;加大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广知识产权法，防止恶意侵权行为，合理利用法律保护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五)培植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结构和竞争方式是构成一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说，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国家就要重视本国企业自身素质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而最能体现一国外贸竞争实力的就是外向型大企业集团或称跨国公司。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我国仅有10家，表明我国能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竞争的企业微乎其微。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批能跨国经营的工商企业集团，是我国成功跨向贸易强国的现实要求，也是提 高我国经济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利益所在。培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可通过股权分享、联合投资、合并重组等方法，逐步把我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整合为达到一定资本规模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要推进大企业、大集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并购重组。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遵照市场规律，打破地区和行业界限，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扩股融资、债务重组等金融方式实现战略性并购。另外组建大型银行财团，推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竞争力，融资
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逐步引发成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这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口贸易已经严重受挫。中国海关总署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中国出口额6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7％；进口额约60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1％，贸易顺差不足5。亿美元，远低于1月的近400亿美元，自去年11月以来，我国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贸易负增长。
1影响出口的原因
首先，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减少，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国外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成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恶化的主要原因，其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各国政府为了减缓经济衰退，保证产业安全，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商品进行阻碍，再次，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而人民币相对坚挺，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减弱，这给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最后，企业融资不顺，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亏损打击了银行的信心，银行收紧信贷标准，导致信贷短缺。特别是对于某些中小型的外贸企业。面对信贷融资的不顾，再加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纷纷承受不了压力，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
2外贸企业的应对措施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集合。我国外贸企业想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稳步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1优化管理、降低成本
我国外贸出口商品能受到世界市场的亲睐。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商品具有价格优势，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优势使得我国企业生产成本低廉，在出口时能以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外贸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就必须注意对企业进行优化管理，特别是节省企业开支，比如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流程、降低材料单耗、增加材料的利用程度，控制管理费用等来降低成本费用，使价格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2．2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我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很多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还不具有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准，这使得我国外贸企业丧失了部分赢利空间，如果外贸企业能够深入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把关、加速创新研发来提高技术水平，以形成品牌效应，那么企业不但能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我国的外贸企业必须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2．3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避险工具和方案，在经营管理方面，企业应该管理好海外应收账款，避免形成呆账坏账。面对汇率波动风险，在与国外企业进行账款结算支付时，应收进硬货币、支付软货币‘企业可以恰当运用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未来汇率和财务成本，通过保值方案规避风险，外贸企业在选择出口目标市场时，还可以采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方式，减少对其中一个市场的依赖，积极发展新兴市场，开拓出口新渠道，保证出口的顺利进行。可喜的是，在上海召开的第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参展商们普遍认为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商品颇为亲睐，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但去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是稳中有升，在低迷时期转战新兴市场不失为明智之举。3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是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外贸出口给人民带来了机遇，面临出口额的持续走低，对我国就业率产生了严峻影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存在，为了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我国政府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适度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来支持外贸企业。
3．1鼓励银行对外贸企业融资
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企业资金周转不顺必然导致产量下降、裁员求生存，这些问题更多的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政府应鼓励银行向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与此同时，推进贸易融资政策的出台，着重加强对中小型企业在出口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资金担保等方面的支持，更好的惠及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3．2加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在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提出我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我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可以为我国外贸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各国通过互相降低或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可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此外，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摩擦很多，政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对此起到缓和作用。
3．3采取政府补助、出口退税政策
当前形势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补助以弥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此外，出口退税也是一种有效的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手段，减少企业成本和负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当然，国际上会有反对我国采取出口退税的声音，认为这会对他国企业造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政府有权利进行政策的调整来保障经济稳定，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保证贸易稳定与良好的就业。
3．4稳定汇率
我国汇率自2005年就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的盯住美元，而是参考多种货币根据权重组成的货币篮子，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目前的形势下，外贸企业面对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对外贸企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国际金融 课程 教学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与巨额国际资金流动使国际金融从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逐渐成为既有成熟理论体系又有独特实际技能，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微观操作的独立学科。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国际金融活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以及国际金融技术使用与创新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国际金融方面的人才需求强烈。鉴于此，我院于1996年开始开设国际金融课程，尽管目前没有金融本科专业，但7个本科专业中，除会计专业外，其他专业均开设了国际金融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在课程组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将10多年建设，国际金融教学各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中，国际金融的内容涉及也非常广泛。对于我院7个本科专业而言，国际金融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都必须掌握，但由于学时有限和专业不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其他教学内容必须有所取舍和改革，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择合适内容充实到教学当中。对于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重点突出国际金融宏观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经济开放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国际储备理论等，从而揭示一国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的规律。对于其他5个专业，由于属于管理学科，应侧重讲授国际金融微观内容，如外汇管制、外汇风险管理、外汇市场交易、国际结算业务、衍生工具交易等相关内容等。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必要调整和删减，可以突出各专业的特点和要求。另外，应鼓励任课教师重视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将每节课的教学内容与最新的国际金融前沿理论和当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结合，丰富教学内容。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心环节。应彻底改革传统上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填鸭说教式的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知识的浓厚兴趣。通过课堂讨论，将基础理论寓于讨论之中，从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选择适当的讨论选题成为课堂讨论的关键。首先，讨论的选题需要充分运用国际金融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因为讨论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在理解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并运用基本理论观察和分析现实金融问题。其次，讨论的选题要紧扣现实，因为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日新月异，将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新趋势有机引入课堂，学生查找资料、获取信息很方便，并能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把书本学活。最后，选题要能分割为多个部分，以便于学生划分相应的专门学习小组，集中针对所分配的选题进行准备。这样既可以避免面面俱到、使讨论难以深入，又能最终达到全面参与讨论的良好效果。
案例教学是实践活动的真实模拟，一方面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问题，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案例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所选案例要具有代表性，案例千千万万，并非都有价值，所以精心筛选很有必要。另外，采用案例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以生动活泼的事例启发和教育学生，变教条为鲜活，因此，案例教学应保持其生动性。
模拟教学可以通过参加实地考察和模拟实验来实现。学生参加金融业务的实践，可以有效地解决书本上的疑惑，激发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可组织学生到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实地参观考察，了解金融机构的组织构成、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过程，建立直观的印象，在实践中体验学习的乐趣。也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教学综合模拟实验室，引进金融教学软件，在专业实验人员和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相关金融业务的模拟。或利用某些证券网站提供的在线模拟炒股、炒汇交易等免费资源，模拟各种真实的金融交易环境，提高学生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感性认识和领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适应社会的综合素质。
三、教学方式的改革
要掌握国际金融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变化状况，国际金融这门课程有必要实行双语教学。从我院的实际出发，也应逐步开展国际金融的双语教学实验。从国内双语教学来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采用外文教材，用汉语讲授；第二是中英文双语混合授课，平时作业和考试使用中文；第三是全外语授课，平时作业和考试全部或至少部分使用外文；第四是全外语教学，授课、做作业、考试全部使用外语。由于我院没有金融专业，金融相关课程比较少，在开展双语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我院的师资条件、听课对象的外语程度、课程要求等实际情况，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双语教学可以选用较简单的外文教材用汉语讲授，等条件成熟后，逐步过渡到全外语教学。
四、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学手段是推动教学方法改进的有效途径，应用先进的国际金融教学手段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教学的市场适应性。当前，我院基本上实现了多媒体网络教学，只是还未有效发挥其作用。应鼓励教师更好地使用多媒体网络教学，以充分发挥其教学容量大、方式灵活、信息快捷、模拟生动的优点。另外，将教案、习题、案例资料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陆学习，并利用网站论坛、博客等，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真正实现教学互动。
参考文献：
［1］蔡幸.论顺应本科教育的“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调整.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10.
关键词：金融中心；金融聚集；区位优势；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04-05
20世纪70年代，伴随金融国际化引发了学术界对金融中心研究的兴趣。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发现，金融中心的成因是理论研究的核心，可以归为三类：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和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一、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强调从金融机构出发对金融集聚现象的研究，揭示金融中心产生的原因。根据研究方法与学科背景的不同，主体析因型理论可分为：自然发展理论、政府引导理论、金融聚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地理区位理论。
1．自然发展理论。
自然发展理论也称“需求反应理论”，认为金融中心产生是顺应经济发展需要自发形成的，强调金融中心是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必然对金融服务需求相应增加，通过市场机制刺激金融供给扩大，于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逐步扩张，即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自然反应。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然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大致包括两方面：经济发展金融中心论和城市发展金融中心论。（1）经济发展金融中心论。经济结构主义学者克拉克（C．G．Clark）、库兹涅茨（S．S．Kuzenets）和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统计分析得出：在三次产业结构演化决定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第三产业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业在经济中据核心地位，相应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这种核心作用的主要载体。罗斯托（Walt W.Rostow，1960）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类似论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发展阶段、经济起飞前提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经济成长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就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希望能在一个国家、地区甚至全球范围举足轻重，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主导产业要趋向服务业，金融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2）城市发展金融中心论。Gras（1922）提出了都市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商业阶段、工业阶段、运输业阶段和金融业阶段。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因此，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业集中度的一个典型标志，相伴城市发展而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然发展理论强调金融中心的形成依附于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中心的产生是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非政府意志或政策的结果。自然发展理论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发展理论，对传统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2．政府引导理论。
政府引导理论也称“供给引导理论”。与自然发展理论不同，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产生可以先于经济增长，相应地，金融中心形成也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政府努力和扶植之下产生。即金融体系的扩张能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增加储蓄刺激消费，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理论强调：（1）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动员储蓄、分配投资的主动性；（2）金融体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先行性；（3）政府在推动金融体系的主导性。政府引导理论下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具备的条件不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是国家有意识建设的结果。一般认为，政府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承诺。即进行金融中心的整体规划工作，指明发展目标与方向；（2）政府立法。金融中心的建立实质上是一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的系统工程，金融改革多由政府撰写草案、直接立法；（3）政府推动。面对本国金融体系不完备和金融运作环境落后，政府可以两种方式为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动力：出台创新政策和优惠政策。前者鼓励开辟新的金融市场或金融业务；后者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进驻，形成比较优势；（4）政府监管。要求政府维护公平竞争，制裁违规操作，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市场稳定发展。二战后崛起于新兴工业国家的东京、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是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典范。
政府引导理论强调金融中心的发展动力来自政府力量，政策取向多奉行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政府引导理论打破了金融中心只能在经济实力雄厚国家产生的论断，提出了政府政策引导对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成功解释了20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区域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与发展。
3．金融聚集理论。
金融聚集理论是从金融聚集效益出发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阐释。与前两种理论不同的是，对金融中心产生采取“倒叙手法”，即由果推因，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为了获取金融聚集效益。弗农（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指出：“单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类似于增加单一法币的效用。每个地区在对外收付时，并不是分别于其他地区进行结算，而是与单一金融中心进行结算；如此,只需要n-1 个渠道,而非n(n-1)/2个。...法国将商品经销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众多的批判；随着运费的上涨,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货币支付来说,作为一国系统顶点的核心金融市场和作为各国金融中心顶点的单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性是毋须置疑的”，即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杨小凯(1991)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由此可见，金融中心作为一种产业集聚形式，有利于金融集聚效益的提高，这种金融集聚效益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集中交易能够提高效率；其二，近距离交流与沟通便利。
4．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基于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强调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是规模经济。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Marshall首次提出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前者有赖于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后者是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水平，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而获得。此处的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又称外部规模经济。韩国经济学家Pak（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指出，规模经济是大规模经济活动所体现的经济优势，企业规模扩大可以节约各方面的费用，使设备和劳动力配置合理提高生产效率。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也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进行了修正和重新解释，提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①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②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③金融机构合作得以开展，辅产业得以共享。此外，冯德连、葛文静（2004）对此也进行了阐述：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微观经济单位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经济效益，是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空间聚集的主要动因。并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四种外部经济：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
规模经济理论在金融中心形成原因方面的研究强调的是金融外部规模经济，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经济的优势，才使得金融中心得以建立并不断壮大，与金融集聚理论相同，也是一种“由果推因”的理论。
5．区位优势理论。
区位优势理论将地理因素纳入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之中，指出区位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依据，并构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1）促使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优势：①时区优势。金融中心的营业时间和其他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衔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连续运转的一个环节。随着金融交易全球化的进展，跨境、跨时区的金融交易大量增加，客观上要求金融中心必须处于适宜的时区；②地点优势。金融中心靠近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确保稳定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动需求；③交通优势。金融中心应具有优越的交通、通讯设施；④政策优势。中心所在地政府对金融业采取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便利。（2）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①地理上集聚的银行数量；②生产者服务（法律、会计、保险、不动产和管理咨询）的广泛可得性，及相关银行能够迅速运作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③先进的交通通讯系统；④外国银行对客户的接近可能；⑤存在新的国际客户；⑥政治稳定性和法规的可预见性、连续性、灵活性及与国际法规的可衔接性；⑦合适的时区；⑧较低的经营成本。
区位优势理论开辟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对地理区位的研究，总结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地理依据，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分布做出了较好解释。
综上所述，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在揭示金融中心形成原因方面可以作以下概括：（1）分别以顺序与倒叙两种方法这里的顺序与倒叙分别指金融中心理论在研究方面存在的两种分析方法，既由因推果型和由果推因型。研究金融中心产生的原因，前者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政府引导对金融中心建设的决定作用，后者阐释了金融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是金融中心存在的微观基础；（2）研究视线较为开阔，通过地理因素纳入金融中心成长的分析，阐明了区位条件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
二、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市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离岸金融中心星罗棋布，成为该时期金融中心格局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从金融产品出发研究金融中心的发展，形成了金融中心理论的第二派别――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该派理论的代表是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
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认为，金融活动交易成本越低，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越强，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为了节约金融交易过程中的成本，金融业务倾向于向某一些地方集聚，促成了金融中心。瑞斯托・劳拉詹南（Risto Laulajainen，1998）指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项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金融中心进行。那么金融中心是如何增强金融产品的流动性的呢？一般认为，金融中心主要从两方面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增强金融产品的流动性：（1）金融中心作为集聚地，降低了评估成本。阿伦和斯特米洛(Allen &Santomero,1998)指出，由于资产评估的固定成本存在，导致了金融中介相对于个人的优势，使成本得到分解，比个人更容易分散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更能使分摊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由此进一步分析，金融中介的集聚将使上述资产评估成本的下降幅度继续加大，更多金融中介集聚会使得既定的成本分摊力度加大，投资者可以在众多金融中介机构之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家作为合作伙伴；（2）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中介的集聚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由于金融中心不仅是机构、人才和技术的集聚地，还是信息的集中地，在金融中心交易双方更加容易获取相关交易的业务信息，降低信息非对称性和信息搜索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由于该理论主张交易成本降低进而带来的金融产品流动性提高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相应地，一些不具备雄厚经济背景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金融中心，实施灵活的行政管理、宽松的法规及优惠的税收等区位软环境措施。
以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为代表的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是金融中心理论的一个分支，将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研究深入到更加微观的领域。通过金融流动性与交易成本关系的透视，揭示了金融中心产生的另一微观基础――降低交易成本的区位软环境。
三、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发展逐渐加快，信息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世界环境变化对金融中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除纽约、伦敦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外，区域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更迭频率加快，衰败金融中心的销声匿迹与雨后春笋般的新兴金融中心，构筑了这一时期的动态画面。为此，关于金融中心的研究也调转了画笔，部分学者将兴趣转移至外部环境的观察，形成了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具体包括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和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理论。
1．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
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是金融地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从信息角度解读金融中心在地理空间的位移。认为，金融中心在提供专业及高附加值的中介服务,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信息。金融中心不仅是信息的收集者和使用者,也是将低层信息升华为有机信息的中转站。信息与金融中心唇齿相依，前者主导着后者发展的步伐和方向,后者导将前者走向高层次。简言之,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业也可被喻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波特尔斯（Porteous，1995）强调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从“信息外在性”(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国际依附性”(International Attachment)、“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来解释，这些力量是金融中心地位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发展需经历两个阶段：①首先创出一个最方便到达,同时又能以最高利润去开发信息流的“信息腹地”；②着重对外界(其他信息腹地)的联系,条件在于该地区能否频繁有效地接收加工外来信息。此外，不对称信息与默示信息（意义含糊、不明确和难以理解、具有广阔文化和社会背景）被认为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信息的传递与获得具有歧视性和边际成本递增性，要想准确利用默示信息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接近信息源。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由于金融市场日趋投机,金融机构应该进驻信息腹地,凭借“地方”信息辨析市场。当金融机构为了冲破地理约束，大规模集中到信息源时，金融中心便水到渠成。对于信息流理论，Porteous(1999)还指出“信息外在性”和“路径依赖”能协助了解金融中心在区内主宰的因素，“不对称信息”和“信息腹地”理论能有效解释为什么传统的金融中心会被取代。
综上所述，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充分结合了信息经济的时代背景，强调信息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对金融中心地理位置的迁徙做出合理的解说。
2．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理论。
该理论从金融中心与金融创新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二战后金融创新与金融中心的伴生现象解剖发现，每一次成功的金融创新都会创造出新的交易与新市场，新市场又常常孕育新金融中心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开曼群岛将金融和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发展。为了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制定了极为优惠的税收制度：不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离岸金融业务免税，大部分国内商业活动可以免税或非常低的税金。开曼群岛的优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进入，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此外，通过类似案例研究发现：（1）金融创新是当时该地区政治、经济、金融因素共同酿造的结果，会给地区性金融市场带来竞争优势（尽管会随其他金融创新产生而消失），但这一过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在市场中的集聚，为该地发展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契机。为此，金融创新为金融中心创造了时机环境；（2）金融创新隐含着政府的作用，因此，金融创新理论下的金融中心是政府推动的产物。因此，金融创新理论某种意义上是政府引导金融中心理论的一种变形，对二战以后东京、新加坡、开曼群岛等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由此可见，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较之前两派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阐释是动态描述，不仅指出了金融中心产生的条件与时机，还揭示了金融中心催生更迭的主要原因，即金融中心的破土与没落和环境变迁息息相关。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开创了金融中心成因研究的新视角，使理论体系更为全面。
图1金融中心理论体系图四、总结与展望
纵览百年来金融中心理论的发展，构筑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显现出如下特点：（1）多视角、多学科和多样化研究。金融中心包括了传统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每一种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动因，为了使研究更加准确化，理论研究百家争鸣，随着世界金融发展的日益复杂化，这种研究将更加兴盛；（2）金融中心理论与时代变迁血肉相联。每个金融中心的萌生与消亡，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地理漂移都与经济金融背景的变化相互交织，反映了时代经济金融重心的潮起潮落；（3）研究角度日益微观化。早期的金融中心发展理论主要立足宏观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剖析，很少注重微观层面；后期的理论如金融聚集理论、信息流理论更加注重微观基础的研究。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金融机构集聚的过程，内在推动力往往是来自微观层面的需要。从宏观向微观的研究思路转换昭示了金融中心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
依据理论研究和当前世界金融的发展趋势，我们对金融中心问题的研究有两点展望：（1）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基于各类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已成为当前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趋势，全球性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或洲际金融中心）和国内金融中心并存的金融中心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经济实力对于建立有影响的区域金融中心乃至全球性金融中心只是杯水车薪，为此，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将成为下阶段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2）金融中心运作与金融安全将成为研究内容。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风险传递的速度与力度与日俱增，各个金融中心在推动金融便捷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充当金融风险传染的渠道。协调金融中心运作与维护金融安全，不仅对国家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金融中心的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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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2-0054-04
一、引言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对一国的发展乃至经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主线，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灵敏地反映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各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都十分重视。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邓宁(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的综合作用。这一理论现已成为指导当代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基础理论。Helpman、Krugman(1985)和Markusen、Venables(1998)等人发现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内，金融部门FDI理论与金融服务贸易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Li等的研究表明，FDI对创造和生产金融服务发挥重要作用，FDI与金融服务贸易保持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P.Moshifian(2004)将金融服务贸易分为四大类：服务生产者与服务消费者都不移动的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生产者移动的金融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者移动的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都移动的金融服务贸易。第一种方式主要表现为跨境交易，而第二种方式主要表现为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他通过研究发现跨境金融交易和金融部门FDI已经成为金融服务贸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国内学者针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单独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服务业FDI的研究。吴彬(1997)认为我国跨国经营服务业的战略方向依次是：贸易业、金融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餐饮业及医疗保健服务业。余江(2000)指出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服务业开放的启示，认为我国在大力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进行适当的保护。胡小娟、李波(2001)认为利用FDI要符合我国产业的发展目标。俞梅珍(2003)分析了服务业FDI迅速增长的原因及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启示。戴枫(2005)利用我国20年来历年服务业增加值与该行业FDI的资料，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得出FDI是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因素之一的结论，并分析了FDI对具体服务行业的选择变化。
二、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及利用FDI的现状
自从入世以来，伴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金融服务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也实现了稳步增长。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2806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37.4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6％，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华23个城市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比人世前增加了43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共181家，法人机构14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845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左右。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尽管不高，但业务发展非常迅速。2005年，我国外资银行总资产达6353亿元，到2006年增长了29％，达到了8194亿元。2006年，中国已有中外合资保险机构41家，相比人世前也取得了一定增长。2005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额为80.54亿美元，2006这一数值增长到了104.17亿美元，增长了29.3％，但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却扩大了35.5％，达到了90289.61万美元。
近年来，流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FDI规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5年，FDI的合同金额达55144万美元。而2006年流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FDI又有新的增长，合同金额高达75972万美元。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金融业实际利用FDI为29369万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33.68％。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金融服务业实际吸引的FDI正逐步增长，但是并不稳定，起伏波动较大，与其他发展较早的服务行业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FDI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确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FDI，但这些FDI会对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本文将采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影响加以分析。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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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关键词】 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 大连； 可行性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蓬勃发展，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日益明显。一个地区要想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汇集资源，利用金融中心的集聚力、辐射力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中心热”日益升温，特别是自2009年8月《大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09—2030）》出台，提出建立东北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远期目标以来，大连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城市，面临着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大连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不但已经具备一定基础，还拥有相对优越的金融发展环境：首先，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完善，金融总部实力明显增强。大连已初步构筑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以及金融中介种类齐全、功能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其次，金融业发展态势良好。大商所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期货和油脂期货市场，综合实力位列全球第十。再次，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逐渐加大。大连市作为加入WTO后首批金融对外开放城市，在“十一五”期间，大连共引入美国花旗等内外资金融机构72家，金融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一直以来，大连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在国务院综合开发研究院首次“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大连位列环渤海及东北地区第一，被评定为核心区域金融中心。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通过评估当前大连构建“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行性，并分析大连与发达区域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据此提出发展路径与相关建议，为大连构建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
针对金融中心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金融中心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的分析；二是对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关于金融中心形成机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金融中心选址理论。该理论最早来源于Park（1982）将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研究，研究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银行家们在国际运营中受益于规模经济的自然反映”。而Risto Laulajainen（1998）认为，纽约、东京和伦敦等主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中心链条间的时差。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并不少见，如从“不对称信息”和“信息腹地”理论的角度研究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赵晓斌，2000）；剖析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加速金融中心的形成（李扬，2002；潘英丽，2003）。冯德连（2004）认为，除上述理论外，还可用金融产品流动理论来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并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轮式模型”。总体而言，区位因素仅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金融中心形成还必须结合所在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发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与分析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Mc Gahey Richard（1990）指出，区位成本和区位优势、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决定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Thomas Gehrig（1998）的研究表明金融活动展开的根据是证券业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并提出影响金融中心产生和发展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信息溢出效应、市场的流动性；离心因素是指市场进入成本、政治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不利因素。张幼文（2003）则以世界各地案例来分析海外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因素与损害因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参考与借鉴。
对于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从竞争力评价角度和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行性这两个视角展开。在基于竞争力评价角度建立金融中心指标体系的研究方面，国外研究主要进行金融中心竞争力排名分析，Reed（1981）利用成簇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量化指标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对76个金融中心竞争力进行分析和排名（Abraham等，1994）。Choi（1986）等利用非线性加权最小方差等回归分析方法，对全球14个金融中心中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的办事处的数量进行排名。到目前为止，最具权威的竞争力排名是由英国的Z/Yen调查公司统计的伦敦金融城政府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全球多个金融中心城市做竞争力分析排名。国内研究更多侧重于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饶余庆（1997）提出了包括金融机构数量、本地银行资产状况、外汇市场、衍生品市场和股票市场五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水平。干杏娣（2002）、蒋海玲等（2009）均根据不同分类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上研究均以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主，仅限于定性建立指标体系，对指标的量化并不成熟。
关键词：战略规划 教材建设 多元化考核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多种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业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活动越来越市场化，金融交易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学是从应用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在金融理论的研究在产生之初着重于宏观的抽象理论描述，直到20世纪50年代逐渐注重金融理论与市场需求的结合，同时金融学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促进了金融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比如，资产定价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金融衍生品定价理论等。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金融学本身的微观化研究方向对金融学的教学改革指出了方向，也对金融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学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对现行的金融学教学进行评价，对未来的金融学教学进行战略规划。金融学教学要符合市场需求，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金融人才。这要求金融学教学培养出的学生既要熟悉本国宏观金融体制与规律和精通微观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在教学中，不仅要掌握金融学的知识，还要熟悉与金融相关的学科知识，比如，财务管理学、应用数学、信息管理学、计算机学等。
金融学教学的改革需要以金融业和金融学自身的发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学教学的战略规划。金融学教学的战略规划既要注重课程设计、教材建设等，也要注重实验室、多媒体等硬件建设，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加强金融学教学的长远发展。
在金融学教学战略规划中，首先要注重层次性。在现代经济中，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性，不仅对高端人才有需求，而且在低中人才市场中也存在大量需求。这是与我们金融发展阶段相适应。所以，在金融教学战略规划中，要学校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和办学特学培养不同层次的金融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培养计划，高校根据自身的实力的升降制定培养目标。
一、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是金融学教学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
（一）增加金融学微观方面的内容
在金融学教学中，注重对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在微观金融学方面比较不受重视。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金融运行的绩效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在金融学课程设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宏观理论方面忽视对微观层面的教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微观层面的金融学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我们要转变教学理念，及时把金融学的微观内容加入到教学之中。在金融学课程设计时，加大微观理论的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相结合，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宏观理论的地位。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合理调节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二）强调课程内容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合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更需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经济发展中真正培养出人才。所以金融学课程设计要增加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比如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包括已有的国际金融、外汇业务、对外结算等课程。此外，在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如国际经济法、国际惯例、主要国家的金融法律、国际性金融贸易组织及其运作等；国际交流方面，如主要国家金融业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国际交往礼仪、国际谈判学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金融学的教学内容，扩大金融学教学的国际视野。
（三）实现金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这就需要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数理知识，否则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难进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除与数学关系较为紧密外，金融业务的信息化也是金融发展的趋势，这要求金融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计算机技术。因此，课程设计时就要注意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金融理论的转化成为市场所需的技术，促进金融的发展。
二、教学手段的现代
教学现代化，尤其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学校教学的常规手段。在金融教学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体等方式创新教学手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脱离原始的“黑板粉笔”教学，利用计算机制作课件，而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掘金融学教学的潜力。比如，建立金融实验室。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设备及相关的软件配套设施，比如银行软件、证券软件等进行实践教学。金融实验室可以真实地模拟现实市场环境，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股票、期货交易环境。金融实验室学生还可以通过互动式操作逐步熟悉现实保险公司的实际工作流程。这些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金融业务技能。在现代化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和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鼓励学生在利用网络资源，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此外，金融教学还应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多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提高金融学微观理论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可以通过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开展合作等实现。也可以开展金融模拟投资竞赛和金融热点问题辩论赛、组织专家讲座、创办自己的金融学术报刊。
三、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教学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现行的金融学教材偏重与理论，对实践的部分重视不够。这不仅不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会降低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设中要注重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教材建设上要注意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成果，将其及时地补充进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教材建设应与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相结合
教材建设要与师资建设同步，这样才能保证教材建设能够确实起到作用，发挥出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在师资力量建设中，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尤其是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师的业务水平给予全面了解，从而制定有针对性对方案来提高教师水平。除此之外，学校还应针对教材就教师的不足之处及时发现，对教师进行培训、业务交流等来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便能够与教材同步。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根据学校的规划，也要根据教材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发展。
此外，教师队伍建设紧跟时展，金融学理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师具备较新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合理的理论结构，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在教师培养上，要切实制定教师培养计划，通过进修、培训、参与课题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通过科学的考核奖惩办法优化教师队伍。对教师的培养不仅是要从制度上安排，促进他们自身的提高，学校也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为他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二）教材建设需与提升网络教学环境相适应
教材建设立体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体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所谓教材立体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设中，包括核心教材、课程说明、课程大纲、学习指导、学习要点、重要概念、问题解答、活动建议、教学案例、教学图片、实验实训指导、在线课堂、复习题库、课程试卷、政策法规、参考文献、专业期刊、相关网站等在内的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课程立体化教材。通过教材的立体化建设有效利用网络教学的先进条件。
（三）教材要注重实践内容与实践课的一致性
金融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应用型人才，需要他们能够对金融市场做出敏锐判断，对市场业务能够熟练操作。所以在金融学教材的建设中，需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的实践内容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最佳手段，是纯粹的实践教学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更好的进行实践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实践课程的设计上要注重与纯粹的实践课的衔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时，在教材实践课的设计上要教材结构“模块化”，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用时可以将银行、证券、理财等内容进行模块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的知识模块，便于选择性组织教与学，使教材更加实用、适用，职业特点更加突出。
此外，在金融学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据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进行多元化实践教学的考核与评估，改变过去以笔试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对于课内实践，可以按照考查方式进行考核；对实践环节，比如商业银行业务实践、认识实习、专业实习之类，采取撰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写作、答辩等方式来考核。
四、结束语
在金融学教学战略规划中，以教材建设为核心，通过师资建设、教学手段现代化、考核方式多样化来整体提高金融学的教学水平，应对新形势下金融学教学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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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所谓金融，顾名思义就是跟资金有关系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综合。也可以认为就是资金融通的一切活动的综合。从它的定义就可以知道，凡是参与资金融通的过程，那些活动和事情就可以称为金融，价值的流通是金融的本质。金融产品种类非常多其中有证券、保险、信托和银行等，金融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也是非常广阔的，包含的种类主要有：财务、银行学、投资学、会记、保险学、证券学、信托学等等。
金融作为一种交易的活动，金融交易的本身并没有价值的创造，那人们就会想到既然没有创造价值，那为什么金融交易中就有赚钱的呢？依据陈志武先生的说法，金融交易是一种把未来的收入变为现在的方式方法，白话说就是今天花明天的钱。简单地说金融交易的频繁程度就是反映一个区域、地区甚至到国家经济能力繁荣的重要指标。金融的传统概念就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学科。然而现代的金融本质就是经营活动的资本化过程。在西方对金融的定义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字典》，指运营的资本市场，资产的定价与供给。其基本的内容包括风险和收益，效率的市场，套利与替代，公司金融和期权定价。除了纵深发展的学科内部外，创新发展的趋势与金融学领域的学科交叉非常明显，涌现出许多新兴边缘学科引人注目，比如演化金融学即是才兴起的介于金融学和生物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演化证券学则是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传统金融的概念是研究货币资金的流通的学科。而现代的金融本质就是经营活动的资本化过程。
二、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
金融是全部活动的总和，不能一一细数，比如，银行是提供资金流动的金融系统，它为资金盈余的一方提供存储的场所，为资金不足的一方提供贷款。比如，股市市场为公司提供了上市的机会，从而可以集资，正因为它提供了资金的融通，所以证券也是金融。比如，保险，它的职能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收取每个被保者的资金，然后在风险发生后给被保者提供风险基金，他也是资金融通的机构，那么保险也属于金融。目前我国金融学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而且基于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步伐，金融学将要发展的方向很多，因此，我们应该明确金融学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金融学，为我国金融学的完善做出努力。
（一）对金融的概念和定义模糊
世界经济在飞速发展的步伐下，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加重，西方金融实业界和金融学界却对其的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认为融资服务就是金融，而后者则是对金融作出了具体的划分，他们认为金融有其“中心点、和方法论”至于中心点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方法论则是给金融找到相应的替代物给其一个工具定价。在我国，对金融的定义也并不明朗，并且与西方的金融观点相比，更是有许多的创新。我国金融理论界学者把金融学和经济学划分为两个学科，经济学是一级学科，而金融学是二级学科。
（二）金融学科理论和建设较为落后
我国的经济自从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在突飞猛进的发展着，然而相比于西方国家成熟的金融行业而言，我国对金融学科的建设是比较落后的。
目前，我国的金融学建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对金融学科的设置不够完善，没有科学合理性，课程实际与实际情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很多学科设置甚至与我国当前的经济不匹配。由于我国金融学起步晚，金融学课程在国内的开展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大学教授金融学的老师也比较少，甚至对金融学的理解并不透彻，师资匮乏。西方的金融学日趋完善，在学术上，我国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崇洋媚外，设置很多金融学的论文都是照搬西方，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速度都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这都影响了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
当然，我国的金融学正处于一个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在所难免的，在困难和挑战中寻求发展的契机，这才是我们应首当面对的，正视我国金融业发展需要应对的挑战，为中国的金融学发展作出贡献。
我国目前在界定金融学的内涵上尚不明朗，这就导致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和理论比较落后，主要的差距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上：第一，对于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落后。在我国经济发展下，金融业的重要更加得到了体现，“微观金融”的不断研究前提就是直接融资的发展，还有在我国对金融学科的设置一直倾向间接融资领域。使得一些行为金融、金融工程学这些前沿领域没有得到广阔的研究。第 二，在金融学科的分布上，应该更加详细，很多国外的大学在经济系里设置有国际金融以及类似货币银行学的学科。但是国内的大学在分工经济学科时，很多的金融学科还在原有的经济学院下，分工不明确影响了我国金融的学术深层次研究和发展。第三，金融方面专业性老师的缺少，当前，我国高校的金融专业考试人数少，我国公司投资学和金融学在研究领域奇缺人才。再者，高校金融学科布局混乱，对于引进外来人才也增加了困难。第四，传统教育理念使高校对学生的培养上比较封闭。在我国教育行业本科生培养尚且还好，但是在对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就和国外走着很大差距。在国外的博士生，国外大学的工作重心是博士项目，在博士论文的指导上由导师组指导，但在我国却是单导师指导，这就培养不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第五，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下，金融类的教材明显和社会经济脱节。在我国很多上市金融教材里，许多都是由国外的金融专家所撰写的原版英文教材，这与我国的经济状态严重不符。我国目前缺少根据我国的金融状态所编写的高质量教材，第六，我国在金融行业的期刊中缺少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虽然我国的金融业期刊在近年来也努力的在规范化发展，然而我国还是缺少足够的Finance学刊。
三、我国金融学的发展前景
（一）打造中国金融学明确的定义
要想发展中国的金融学，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为我国金融学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首先，要去实践；要切身以我国的金融实践为基础，结合我国的金融理论基础、我国国情、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创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
（二）科学规划金融学的学科
我国的金融学学科众多，知识点繁杂，所以要归纳统一门类繁多的各个金融学科，势必要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金融学科体系。教师在参考和教学中、以及学生在学习方面都得到极大便利，对金融学理性科学的研究，将大大有利于对金融学人才的培养。
（三）理论联系实际，合理设置学科
设置我国的金融学科，应当把教材与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实际探查经济运作，使设置的学科与经济命脉息息相关，同学们在学习的同时也能时刻与当下经济联系在一起。可以适当的举出一些经济案例，更形象具体阐明金融学。也可以在一些金融行业实习，把握资金的运营，联系理论知识不断分析，使理论体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印证理论，采用数学中“反证法”的理论不断在理论与实践中循环。
（四）提高金融学教学质量
当下我国金融业的教学的师资力量薄弱，国内金融业的教学大多以博士为主，这就同时对教授老师的质量以及文化水平要求比较严格，我们应改变这一现状，强大我们的师资队伍，积极引进人才，吸引国外优秀人才进来，同时，注重培养我们国家的优秀金融人才。针对博士教导这方面，我们国家教导方式比较单一，借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多导师制度，增加博士生的研究角度，使他们探讨金融问题时能更有竞争力，促进我国金融行业发展。
（五）设置中国特色的金融教学
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色的国情和文化，文化的差异，导致每个国家的国情与国家的制度都不一样，法律法规也有很多的差异，就如同我们国家与西方在制度上的不同，我们走的具有中国特色、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金融学的发展上，我们也应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国外的金融学比较先进、也比较成熟、但是我们也不能照搬照套，这样只会造成与我国的金融文化产生冲突。我们应该设置出适合我国国情，对我国金融行业产生巨大帮助的金融教学，这样则不会造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局面。我们要使我们本土的金融文化茁壮成长，不断进步。
（六）对法和金融学研究的加强，对金融学科建设不断的完善，加强金融创新
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创法法和金融学，因此，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也将非常大，我们可以从两个领域进行探索，一个是研究金融运行在法律制度下的影响。研究在资源下人的行为，这是传统金融学的研究范畴，它没有思考在蕴含法律制约时人是怎么选择的。然而，在金融交易和现实经济当中，法律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的行为程度；二就是为司法和金融立法提供对金融学的观点见解，利用经济学效率、最优化、均衡等很多方法和概念来解答和分析法律制度，评判和描述法院和法律制度的效果和行为。
四、金融学的分类和发展现状
我国金融学概念比较模糊，相对于西方金融学发展尚不成熟，因此，为了更好的让人们了解金融学，我将金融学分为下面几个学科内容：即指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金融学同数学、法学等学科相互结合形成的金融内容体系。
（一）微观金融学在我国的发展
首先我们谈谈微观金融学，它就是人们口中通常所说的Finance，在公司里划分时，它就包括公司的投资、金融资金以及证券市场这三个大的内容，在对微观金融学学科的设置上，一般的商业学院都有设立，微观金融学是我国同国外对金融学的理解上差距最大的部分，微观金融学我国目前的发展尚比较落后，同国外走着很大差距，因此，我国在对微观金融学的研究上应该加大步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积极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微观金融学迫在眉睫。
（二）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金融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微观金融学的延伸，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广泛，一种是金融市场、国际证券市场和公司金融等，这种理论性的东西一般在高校的经济学和金融学都有设立课程。另一种就是传统的对金融学的理解，它主要包括货币学的研究和国际金融，涉及到金融行业的稳定性、危机性的研究。在我国由于微观金融学理念的不清晰，人们在应对金融学的问题时，一般都是将其划分为宏观金融学里，原因就是微观金融学所要支持的市场理论及市场在我国尚未建立，基于微观金融学延伸后形成的宏观金融学，我国加强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对微观金融学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和其他学科领域纵横交集的金融学极其发展
金融学在和其它学科领域也都有所交集，在金融学的实践中，离不开物理学、数学、统计学、法学等，在于数学、统计学以及物理学等学科的实践中，金融学应用很广泛，在平时对股票以及证券的收益率和K线都需要用到物理和数学去分析，这种应用，加深了金融学的进步，这种由数学、物理以及工程学联系紧密的金融学，又称它为金融工程学。金融学的研究同样离不开法律的参与，通过金融学的分析对法学进行研究，在金融学法律这方面的经济学分析。这种形式的研究也被称为法和金融学，这种通过金融学立法对经济的研究具有很强创新意义，我国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空白，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我国目前正处在引进国外这一研究概念的道路，实践的研究还没开始，因此，我国应该切实对法和金融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进行实质性研究，为我国金融学发展助力。
［关键词］金融合作；文献综述；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6-0099-02
一、对国外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早在1955与1956年，经济学家格利和肖曾经发表《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与《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开启了金融发展学说的先河。其后，戈德斯密斯于1969年发表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该书对金融发展史和若干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但其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这显然有些缺憾。对于这点不足，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很好地弥补了这点。1973年，他们在重点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并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以及“麦金农—肖模型”，认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会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取消过多干预，则可使经济和金融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可见麦金农和肖二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实践证明，二者的理论有不少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金融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必须把握好尺度，循序渐进地进行。支大林和于尚艳(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多年轰轰烈烈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以及理论上对经典金融发展的发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德尔金融深化理论的深入思考。20世纪90年代后，在反思“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后，以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为首的经济学家发表了《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约束论”的思想，认为金融约束是在放开“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与金融渐进改革相适应的，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
二、对国内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经济学家更侧重于对发达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经济金融实践的国家的区域金融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国内学者的区域金融理论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张杰(1995)认为，在对“威廉姆森倒U假说”作比较分析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也存在“倒U”趋势，区域金融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其差异会先变大后趋同。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地看待区域金融差异问题，而非人为地抑制这一过程。很显然，张杰有反对“金融抑制”的思想。梁宇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来资本在不同区域流动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并建立资本流动模型，提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非协调的流动产生了区域经济的差距，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应加大资本缺失地区的资本投入，发展基础产业，减少区域差距。梁宇峰在分析差距形成的客观性以后，强调政府应该积极努力缩小差距，而非完全任其演变。周立和胡鞍钢(2002)利用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等指标，通过1978—199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差别，得出了中国区域金融的显著差异性，并存在差异的波动性，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差异程度显示出非规律性变化运动。汪兴隆(2002)认为，货币配置的区域化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化的重要因素，这需要在央行统一货币政策执行的前提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浮动化和灵活化，优化金融机构和体系，促进各区域的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并提出发展政策性金融的措施。汪兴隆找出了区域金融差异化的因素之一，货币配置的差异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的分析。
二是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李炜(2001)在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投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因素上，得出了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是资本的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大为有效，但不同区域的金融力量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是不一样的。李炜主要从资本这个微观量化的金融元素分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过多涉及从金融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发展，但其认为金融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差异性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周立和胡鞍钢(2002)以金融相关比率、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为模型元素，通过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差距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他们利用金融发展量化的手段解决宏观的经济问题，指出了经济发展的实质要求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但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惟一因素，郭金龙和王宏伟(2003)利用GDP和资本流动量作计量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的特点与差异，提出了对中西部应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发展中西部金融市场，吸收外部资本，从而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增长。二人还从宏观层面分析问题，提出对不同金融区域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的看法，这需要政府和央行总分支部门协商开展实施的差别性金融政策，并没有过多研究如何通过自身的金融改革解决问题。赵伟和马瑞永(2006)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金融指标进行分析，认为区域间的金融差异是区域金融增长的主要方面，而非区域内的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是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强调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的主要元素是区域间的差异，但没有能够完整地提出解决区域内金融差异问题的办法，区域内的金融差异同样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不可以忽略的。
戴中辉: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三、结语
诸多学者对区域金融问题进行了颇多的研究，区域金融理论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但仍有待改进，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的统一性。由于区域金融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并不久，学术界对于其研究内涵的认定还存在分歧，研究内涵的统一性是任何一门学科需要重视的，这需要在日后的经济实践中去完善。二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众多学者对区域金融理论的研究往往是把宏观金融学微观化的过程，任何武断和孤立地研究都是苍白的，只有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的科学方法才是合理的。三是研究选材的全面性。前面提到，国外的金融学家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区域金融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我们国内的学者对国外的区域金融问题的研究也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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