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21:28: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收益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7-0061-03
近年来，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愈来愈严重，这不仅不利于优良学风氛围的形成，而且也不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进行了博弈研究，运用博弈均衡理论，把研究生和学校管理部门作为博弈局中人，分析合作博弈各方的利益函数，建立博弈模型，以此协调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提出了研究生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培养的相应策略。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概述
学风是指学生或学生集体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和作风，是一种氛围，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于研究生而言，研究生学风是指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以及精神风貌。研究生在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学术界所认可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准则，然而当下，一些研究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自我学习以及自我约束的能力不足，心浮气躁，加上学校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健全，研究生对学术道德规范持消极的态度、对学术道德规范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而且也会对未来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是指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博弈论开始于冯・诺依曼（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合作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的出版[2]。博弈论首先假定人是理性的（Rational），这里所讲的理性的人是指在进行具体策略选择的时候，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的，博弈论所要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具体策略的选择，简单说来，就是每个博弈方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从自身的利益和目的出发，同时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选择最佳策略计划来采取行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博弈方、博弈的规则、策略、收益、结果是描述一个博弈活动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的要素[3]。
（二）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
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科研成果水平是衡量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当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在读期间学位论文质量及科研成果进行具体要求时，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就开始了博弈。研究生由于自身内部和外部原因，可能采取一些不诚信的方法，以最低成本达到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科研成果的相关要求，以顺利获得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规定引导研究生的行为，鼓励研究生通过自己努力学习达到学校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针对该问题本文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把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看成是一次完全信息下的混合策略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现在，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问题为例，假设面对学位论文时，研究生按照某一概率可以随机选择诚信或者不诚信这两种纯策略，学校管理部门也同样按照某一概率可以随机选择检测或者不检测这两种纯策略，假设个人收益没有增减的情况为0，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成本设为C1，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设为A，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发表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设为C2，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设为L，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设为F，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设为H，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设为p，研究生选择诚信的概率设为（1-p），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设为q，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设为（1-q），那么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得失矩阵如表1。
通过对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得失矩阵的分析可以求出，研究生的期望收益函数E1是：
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是：
对于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混合策略 （q，1-q），研究生希望使得期望收益函数E1最大化，因而对上述公式（1）进行求偏导，即E1对p求偏导，然后令所求得的偏导等于0可以求到：
可得
同理，对于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的混合策略（p，1-p），学校管理部门希望使得期望收益函数E2最大化，因而对上述公式（2）进行求偏导，即E2对q求偏导，然后令所求得的偏导等于0可以求到：
可得
由上述求得的值可以知道，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p，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C2成正比，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F、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H之和成反比；学校管理部门选择进行检测的概率q与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A和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的成本C1之差成正比，与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A及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L之和成反比。其中A与L具有一致性，就是说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对学校管理部门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因此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也应该越大，即A或L越大，q 越小。
因此，本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即研究生以 的概率选择不诚信策略，学校管理部门以 的概率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在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p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即q=1的时候，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p，1）为：
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即q=0的时候，学校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E2（p，0）为：
时，E2（p，1）=E2（p，0），学校管理部门将会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随机选择进行检测或者不检测，当0
研究生选择诚信策略，即p=0的时候，研究生的期望收益函数E1（0，q）为：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可以总结出：（1）由于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所消耗的成本越高，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概率将会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研究生的不诚信问题很难彻底解决；（2）在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不高，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将会增大；（3）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越大，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就会相应地降低，同时加大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处罚的力度，也可以增强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的治理，在惩罚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加大学校管理部门选择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概率也会使研究生更倾向于选择诚信行为；（4）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的成本很小，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研究生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后获得的额外收益很高的时候，研究生就会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学位论文，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就会变大。
三、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解决策略
（一）加强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的治理
研究生的策略选择受到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以及学校管理部门的惩罚力度大小的影响，如果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存在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完成论文的行为时，对其行为予以遮掩或并未进行惩罚，那么，学校管理部门检测出研究生不诚信时研究生所承担的后果L就会变得很小，相对而言额外收益A就会变大，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只有在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发现其不诚信行为后，加重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时所承担的后果，加大对其进行处罚的力度，才能够有效治理研究生的不诚信行为。
（二）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在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的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学校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后研究生改正后给学校管理部门所带来的收益不高，或者学校管理部门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出现研究生不诚信时的损失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学校管理部门选择不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那么研究生选择不诚信策略的概率将会增大，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影响学术科研环境，而且也不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研究生在评估学术不端现象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风险以及预期收益时，可能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对因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而造成研究生长远利益损害的情况持有一种不清楚、无所谓、不关心的态度[4]。因此，学校管理部门要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建立学术监督机构，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三）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
学校管理部门可以为研究生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及时对外公示。除此之外，当前的评价体系是以数量、期刊级别为中心的，然而科研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不能保证每年都有预期的成果，特别是对于研究生来讲，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既要完成课程的学习，又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以及取得高质量成果，这就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压力，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诚信采取其他手段或是完成学位论文[5]。学校管理部门应该全面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从理论素养、课程学习、行为表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多维度、多形式、多途径地评价研究生，以更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表现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使得研究生能以更好的身心状态投身于学术科研中去。
通过运用博弈均衡理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博弈研究可知，在研究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学校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研究生进行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教育，提高其收益分析的能力；加重研究生选择不诚信行为时所承担的后果，加大对其进行处罚的力度，有效治理研究生的不诚信行为；要对研究生不诚信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建立学术监督机构，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完善研究生评价制度，从理论素养、课程学习、行为表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多维度、多形式、多途径地评价研究生，以更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表现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有利于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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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OT；APARCH-M；动态风险；杠杆效应
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产生大幅波动，让人们广泛意识到对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对金融市场极端情形下的损失风险的估计和预测是研究者和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VaR(Value at Risk)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定量工具，目前已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为全球金融市场、电力市场及石油市场广泛采用[1-2]。但是VaR只是市场处于正常变动下市场风险的有效测度，它不能处理金融市场处于极端价格变动的情形，如股市崩盘等，并且它自身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工具[3]。而ES(Expected Shortfall)是度量损失超过VaR的期望损失，能较好度量极端风险，并且它是一致性风险度量[3-4]，于是论文将ES作为VaR的一个补充。在传统的风险度量模型中一般考虑的是整个收益率的分布，常用正态分布、t分布、混合正态分布、Laplace分布等来描述。而极值理论(Extreme Value Theory)描述的是分布的尾部行为，故而近年来热衷于将极值用于风险度量研究中[2-7]。
目前，国内外对极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条件极值的风险度量和应用上[3-7]。条件极值模型主要是将极值理论中的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与波动模型结合。在国内，极值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余力[5]和陈守东[6]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态VaR比静态VaR度量更准确；但上述文献中都没考虑金融资产收益率波动的杠杆效应，即非对称性。林宇[7]则通过非对称波动模型与极值模型结合度量风险，测试结果较准确。但他们的研究都忽略了金融资产收益中包含了对风险的补偿，即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资产风险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反映出这种关系，Engle等1987年提出了GARCH-M模型[9]。陈泽中[9]将GARCH-M模型和EGARCH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且收益率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论文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序列的波动，并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的收益率与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将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与APARCH-M模型结合，提出了基于POT-APARCH-M的风险度量模型。
1.APARCH-M模型与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
1.1 APARCH-M模型
在针对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的建模中，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这正是我们目前研究比较多的GARCH模型。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重要扩展，然而GARCH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的特征，特别是其中的杠杆效应。于是Ding，Granger和Engle在1993提出了一个非对称的GARCH模型，即APARCH(asymmetric power ARCH)模型[11]。该模型是个归纳性较强的模型，它将多种ARCH模型和GARCH模型作为其特例，其中包括了TS-GARCH模型，GJR-GARCH模型，Log-GARCH模型，TARCH模型，NARCH模型等[10]。APARCH模型不仅包含了一般GARCH模型的特点，而且还可以捕捉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设是股票每日价格的对数收益率序列，满足严格平稳性，且服从APARCH(p,q)过程，则可以由下式表达：
(1)式为均值方程，其中为条件均值，为残差；(2)式中的为条件方差，为标准化残差，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独立同分布序列；(3)式为波动方程，其中参数，，，，，，反映冲击的杠杆效应。
由于金融资产风险的变化对收益的影响，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是资产的收益率会依赖于它的波动。为刻画这种现象，1987年，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了GARCH-M模型，其中“M”表示收益率的条件均值为GARCH[8]。此时，条件均值可以表示为：
上式中的和为常数，参数叫做风险溢价参数，为正值意味着收益率与它的波动正相关。
于是将(4)式代入到(1)式中，就可以得到APARCH-M模型，即
3.算例分析
3.1 模型参数估计及动态VaR和ES估计
论文选取深证综合指数从2003年12月10日到2011年1月20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729个数据。取2003年12月10日到2010年1月7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479个数据，用来估计模型的参数；2010年1月8日以后共250个数据用来后验测试。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股票软件。深证综指的日损失序列定义为，其中为时收盘价。论文所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都在Eviews5.0和R软件下进行的。
通过Eviews5.0软件计算得到损失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括号内为p值。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该损失序列尖峰厚尾，且不对称，呈现右偏情形；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损失序列是平稳的；Ljung-Box统计量Q(5)、Q(10)表明该序列有一定的自相关性，Q2(5)、Q2(10)表明损失序列的平方自相关，从而该损失序列具有很强的ARCH效应。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APARCH(1,1)-M-t模型对深证综指样本内损失序列建模，并用最大似然估计对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拟合后，对其残差进行ARCH检验，其检验统计量LM(6)的p值为0.99，从而可以判定残差没有异方差性。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均值几乎为0，方差也十分接近于1，基本可以看成是标准残差序列。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Q(5)=24.301(0)，从而可以认为其是独立序列。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的阈值，MEF(超额均值函数)确定如下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阈值在1.8左右，然后结合McNeil和Frey对比Hill方法、历史模拟法等方法，发现选择5%左右的极值数据使用GPD估计效果较好，于是阈值可以确定为1.806，接下来对超过阈值的部分进行GPD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上看出拟合效果相当好，并且作出其QQ分位图，如下图3所示。于是可以用GPD分布对极值建模，参数估计结果为，。
3.2 模型检验
为了考察风险度量模型的预测效果，常采用Kupiec的失败次数检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置信水平为P的条件下，在第t日估计出第t+1日的风险值和，对于第t+1日的实际损失，如果估计出的，那么就认为风险估计值在第t+1日是失败的，并计数一次。最后将失败次数比上考察的总次数得到失败率。对于ES的估计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失败率远大于，则认为是低估了风险，反之则是高估了风险。只有失败率接近，风险度量方法才被认为相对可靠。论文还将此模型检验结果与EGARCH-M-POT模型，APARCH-POT模型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从而可以看出此模型的优越性。
从上表2深证综指的后验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这三种模型预测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在97%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和POT-EGARCH-M模型预测效果是一样地优于基于POT-APARCH的，从而表明了考虑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对于金融市场风险的度量更加合理。在95%的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模型预测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失败率是最接近5%，从而表明考虑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的波动比EGARCH更合理。而通过计算ES的失败率结果在高置信水平下，ES的失败率都为零，从而表明ES相比VaR是更为保守的风险度量。
4.结论
论文建立了基于极值理论的POT-APARCH-M-t的动态风险度量模型，用来度量金融市场风险。在描述金融市场波动特征时，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结果表明它比EGARCH模型更优越。在金融市场中往往高的收益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收益与风险是负相关的，从而将APARCH模型与GARCH-M结合。经过深证综指风险度量结果表明损失与风险是负相关的，并且更准确地度量风险。而在度量空头风险时，通过检验表明，在高置信水平下，ES过于保守，从而可以看出收益率的右尾较薄。论文只是对收益率分布上尾极端风险进行了度量，当然还可以对下尾极端风险进行度量，论文在阈值选取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阈值准确的选择方法一直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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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IFRS9，IAS39，金融工具分类，公允价值损益
一、引言
始发于美国次级贷款的金融危机，不仅对全球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再次敲响了警钟：当金融工具潜藏的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坍塌的不仅是个别公司的金融资产，还会殃及到全球财务金融系统。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金融工具创新层出不穷，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金融论文，因此，如何加强金融工具的管理，不仅是当前应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需要，更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课题。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金融工具的创新影响着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条件，而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是建立在对其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对金融工具进行合理的确认与计量，才能进行有效的资产管理。
事实上，IASB一直致力于简化和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使之能够被广大会计工作者所理解，规范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促使金融工具准则的修改迅速提上日程。2008年以来，G20和FSB一再呼吁IASB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改进金融工具准则、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复杂性，以提高复杂金融产品市场和交易的透明度；2009年4月2日，G20伦敦峰会明确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2009年底之前在降低金融工具准则复杂性方面采取行动；2009年7月，IASB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其目标是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的原则金融论文，为财务报表使用者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提供相关和决策有用的信息。2009年11月12日，IASB颁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9《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以取代IAS 39中的相应部分，该准则最晚将于2013年开始执行。
二、IFRS 9关于金融工具分类的概述
IFRS 9将金融工具按计量属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期刊网。一般情况下（除非商业模式变化），不允许金融工具在公允价值计量和摊余成本计量之间进行重分类。
1．金融工具分类原则
在初始确认时，主体应当根据后续计量是以摊余成本还是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分类。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应当以摊余成本计量（除非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1）该金融工具只具有基本的贷款特征；（2）该金融工具以合同收益率为基础进行管理。不满足上述两项条件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在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中列示。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对权益工具的投资都必须以公允价值计量。
同时，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保留了公允价值选择权。在初始确认时，主体可以选择将应适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前提是，这种指定可以消除或显著减少计量和确认的不一致性，即以不同计量基础计量资产/负债或者确认利得/损失而产生的“会计错配”。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
根据现行IAS39的规定，如果对权益工具的投资没有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或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则可以成本计量。IFRS 9取消了这一规定金融论文，代之以允许报告主体在初始确认时进行选择。主体可选择将权益工具（为交易目的持有以外）的公允价值变动在后续计量中计入当期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一经选择，后续不得改变。如果选择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工具终止确认时，其已经列示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累计价值变动不转入当期损益，即没有“循环”规定，因此这些对权益工具的投资不需计提减值。
3．嵌入衍生工具会计处理的简化
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应作为一个整体，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如果嵌入衍生工具必须与主合同分离，主体应按相同分类原则对衍生工具进行处理。
三、IAS 39和IFRS9的比较分析
作为替代IAS 39的相应部分，IFRS 9不仅降低了现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复杂性，也避免了会计原则的内在不一致。
第一，IFRS 9在分类层次上做了简化处理，而该种简化实质上更应该说是一种回归期刊网。在IAS 39金融资产的四分类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完全公允价值”来计量的，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在损益表中体现，故对损益表的影响很大。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质上是以“变异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其以资产负债表为缓冲器来减少公允价值对损益波动的影响，这使得在计量日公允价值的变动会改变资产负债结构金融论文，但不影响损益表[1]。在IFRS9中，将这两类统一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即两者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不同的是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前者仍在当期损益中体现，而后者则在其他综合收益中体现，且在其终止确认时，已经列示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累计价值变动不得转入当期损益。
IAS 39中原先划分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在IFRS 9中统一归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但比较而言，IFRS 9中是否具备基本贷款特征和基于合同收益率管理的分类判定标准更具客观性。贷款的基本特征即是该金融工具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基于合同收益率管理则是主体的商业模式在持有或发行金融工具时产生合同现金流，因此，合同收益率依赖于管理层在实际中如何管理金融工具而不是管理层的持有目的[2]，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总之，相对于IAS 39复杂的分类，IFRS 9仅将金融工具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这不仅提高了准则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也使得会计实务工作更简便化，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更具理解性。
第二金融论文，公允价值损益的处理减少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在IAS 39中，不是为交易而持有的权益性投资往往列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计入所有者权益，待处置时再计入损益。因此，管理层在需要时可通过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方法来进行盈余管理；而IFRS 9中新增了FV-OCI模式，允许不是为交易而持有的权益投资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FV-OCI）。这使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发生时既不先在资本公积中列示，也不计入当期损益，从而减少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公允价值变动风险而带来的利润波动，使得财务报表数据能更忠实于企业实际经营成果。
第三，嵌入衍生工具的统一分类计量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在IAS 39中，主合同的非衍生工具和嵌入的衍生工具采用混合计量的方式，不仅增加了确认的复杂性，而且使得会计原则产生了内在的不一致。IFRS 9中将主合同的非衍生工具和嵌入的衍生工具采用同一种计量方式，避免了混合计量，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以可转换公司债券为例，作为典型的嵌入衍生工具金融论文，其同时具有债券、期权的投资性质，根据IAS 39的规定，应当将其拆分进行分别确认和计量；而根据IFRS 9的规定，由于可转债不具有贷款的基本特征，故可作为一个整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不需拆分处理，从而大大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
四、IFRS 9对我国金融工具准则实现趋同的挑战
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是金融工具准则中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IFRS 9的颁布是对金融工具准则的改进――它以计量属性为切入点，再次强调公允价值的重要性；而FV-OCI模式的引入降低了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也使得其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更符合实际经营状况期刊网。IFRS9不仅提升了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也进一步稳固与完善了会计信息系统。然而，其在分类标准上的过于简化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大大减少会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决策有用性造成多大的影响，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我国自实施新会计准则以来，不少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工具分类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从总体实施情况看来，主要呈现两大特点。其一，非金融企业所持金融工具品种单一，而金融企业所持金融工具种类较多[3]；其二，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占的份额远远高出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论文，且出于盈余管理的需要，当公司持有两类金融资产较多时，更倾向于将其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4]。IFRS9完全实施后，我国相应的会计准则也必将与之趋同。笔者相信,实现趋同后，我国企业通过进一步规范化金融工具的分类、合理化公允价值的取得，能更好地进行金融工具风险管理，而交易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能得到提高,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如何实现趋同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IFRS9中FV-OCI模式的运用，不仅对证券监管机构综合收益监管指标的引进指明了方向，更是对我国财务报告中“综合收益”概念的适时引入、上市公司综合收益表的编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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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9,3:26.
关键词：经济学，结婚，离婚
从经济学角度看，离婚与结婚本质都是一种经济均衡。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Becker首次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贝克尔认为，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
人们选择结婚或离婚，不仅取决于收入因素，还取决于生理、物质和心理等方面的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
婚姻所产生的生理收益主要是获得性满足。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研究表明，性是仅次于提供的生理。婚姻使长期化、稳定化，性生活安全化。特别在艾滋病威胁人类的今天，稳定健康的对谁都有好处。在性满足方面，婚姻使男女双方实现了消费与被消费的有机统一。
婚姻所产生的物质收益主要是：一是生产的分工效益。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男女，通过婚姻形式可以使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婚姻是一个互补双赢的方案。二是生产的规模效益。通过男女互补，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规模经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三是消费的规模效益。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方面，婚姻的这种规模效益表现得更为明显。住房和家具，一人生活用一套，两人一起生活也是用一套。四是孩子所产生的物质收益。孩子也可为家庭创造收入，来自孩子的收益主要是一种未来收益。
婚姻所产生的心理收益主要是给人以心理寄托和安全感。一是婚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躲避生产和生活风险的有效形式。婚姻是一种风险削减机制。婚后，夫妇之间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抵抗各种不利的人生变故。二是婚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情交流的平台。夫妻间良好的日常交流，可缓解社会造成的压力。三是孩子带来的精神快乐。孩子既能为大人带来直接的精神愉悦；同时，大人也得到了对生命延续的寄托感；四是美好婚姻所带给人的社会形象收益。
婚姻的成本也包括三个方面：生理成本、物质成本和心理成本。
生理成本主要是在性方面的付出。从婚姻的角度看，性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权利是一种收益，而义务则是一种成本。
物质方面的成本主要有：一是找对象时期的物质投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婚姻也是一种风险投资。为了减少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在婚姻关系确定前，人们总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对方的信息。这种了解过程就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二是在婚姻期间为维持婚姻所需要的物质投入。一个人在结婚后，为了维持婚姻的美满，仍需要对另一方不断进行一些物质方面的投入。三是由孩子带来的物质损失。孩子从出生到培养成人，这中间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当然，如果结婚双方倾向于“丁克”，则此项投入可不在考虑之列。
心理方面的成本主要有：一是找对象时期的感情投入。在找对象时，有时一方不得不忍受另一方有意或无意的感情伤害。二是婚姻期间的心理成本。结婚后，双方的选择自由将会减少。钱钟书有个很好的比喻，婚姻是“围城”，站在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这“围城”就是一种对自由选择的限制。另外，一方将有可能时常遭受到另一方的心理伤害。如男人需忍受女人的唠叨，女人需忍受男人的粗鲁等等。三是由孩子带来的心理损失。孩子是婚姻的果实。孩子既能为大人带来快乐，也会招致许多烦恼。
在现实中，一个人是结婚，或者是离婚，取决于上述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当上述结婚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理性的人就会选择结婚；当总收益小于总成本时，就会选择不结婚。科技论文。从前曾普遍流传一句话:有钱没钱,找个老婆过年。这里反映的就是一个人娶老婆过年，不仅仅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还有其它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在里面，这里就取决于生理、物质、心理等方面的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而不仅仅取决于钱的有无和多少。科技论文。
对社会而言，离婚会产生双重作用，这里既会产生一些社会经济收益，也会产生一些社会经济成本。
离婚产生的社会经济收益主要有：一是可以催生一些服务产业。科技论文。如婚姻介绍所、婚姻咨询公司等业务量就会增加。二是对消费需求有一定刺激，如住房、家电、家具等方面的需求会有一些增加。三是对社会生产方式会产生一些反作用。婚姻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对互动的范畴。一方面，社会经济结构要求与其相适应的婚姻家庭结构。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则对家庭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婚姻家庭结构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产方式也有一定反作用。随着社会离婚人数的增加，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的生产行为也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围绕婚姻的服务产业比重就有可能增加等。四是离婚减少了一些社会成员的心理苦闷，从而增加了一些社会成员的精神收益。
离婚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许多成本，主要有：一是离婚会影响个人情绪，进而可影响工作效率。二是离婚过程需要时间，这对社会发展也是一种浪费。三是离婚对子女成长和发展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四是离婚会增加社会秩序的建设成本，如有可能引致伦理道德方面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往往需要社会支付一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本。五是离婚本身需要支付相当高的经济成本，如诉讼费等，这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资源损失。六是离婚虽然能减少一些人的心理苦闷，但也会增加另一些人的心理苦闷，这种苦闷就是一种精神损失。
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出现一个新说法：由于离婚率的上升，萌发并带动了“离婚经济”，如离婚调查、离婚咨询、离婚诉讼等。对此笔者认为，对“离婚经济”我们应正确看待，婚姻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离婚经济”的背后是社会经济问题。
对“离婚经济”我们应正确对待。一是要防止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实行科学的人口政策。这里既要保证人口性别比例在空间维度上的合理配比，也要保证人口性别比例在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比。二是要防止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三是要在制度创新上做好文章，要着力建立和谐、公平、人本、竞争的制度体系。四是社会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五是要进行文化观念创新，要提倡更加健康、文明、理性和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六是要尽可能健全完善婚姻市场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法制，坚决制止婚姻欺诈行为。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论文关键词：外包，人力资源，内容划分
一 引言
目前人力资源外包的研究已经非常的普遍和广泛，但是专注于人力资源外包内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少。人力资源外包内容的划分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源外包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企业要外包那些内容，外包什么，不应该外包什么？这需要一些针对性的划分方法。
二 人力资源外包内容划分的主要方法
（一）基于价值和独特性的划分方法
这种方法建立在两个标准上面：价值标准和独特性标准。所谓的价值标准是将企业的人力资源活动界定在高价值和低价值这一范围内，高价值是指对企业的战略目标具有较大的影响。低价值是指一般的事务性的操作，对组织的影响也比较小。独特性标准是按照人力资源活动在企业中的特殊性界定的。高独特性指的是非常特殊的活动，在市场上难以获得，低独特性指的是普通的日常活动。根据这两个标准将人力资源活动划分为4个象限如图---1：关于这四类的名称，李颀称为核心活动，传统性活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核外活动，特殊性活动（李颀，2009），顾海、雷婷称之为核心类活动，外围类活动，传统类活动，独特类活动（顾海、雷婷，2004）。
在第一象限中，这些活动属于高战略价值并具有高独特性，这样的活动对企业带来核心竞争力影响较大，所以企业不会外包出去，而是交由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处理。
在第二象限中，这些人力资源活动对企业的战略影响较大，但是可以通过外部的标准服务来解决，比如招聘活动。找到合适的人员能保证战略的有效实施，反之则对组织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市场上有很多专业的人才中介可以做到这些活动，因此这些活动适合外包期刊网。
在第三象限中，这些活动属于低价值，低独特性，既不会对组织的战略产生较大影响，市场上也很普遍，比如薪资发放人力资源管理论文，退休金管理等活动，最适宜外包
在第四象限中，这些活动不能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但是外部的资源也很难解决，比如说员工纠纷等事物。这些活动留有内部解决更有效率。
另外基于同样的原理Alan speaker则把独特性的分析细化，将其变为可交易性活动和关联性活动，但是得出的记过是基本相同的。如图----2：。
基于价值和独特性的划分方法只能在理念层次上给企业的外包内容划分一个直觉上的认识，它很难做到细分，也没有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影响。由于它是在人力资源外包的初期阶段提出的，由于当时的人力资源外包机构的数量，质量，和规模都比较有限，所以个别的时候不太适合今日的市场现况。
（二）基于专业化和收益/成本的划分方法
这种方法将外包活动是否能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及外包的收益/成本比值来进行考虑的（吕佳，2008）。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可增加熟练程度，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而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则认为当组织费用大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就可以将此项活动外包出去。基于这两个标准，将人力资源活动又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3：
在第一象限，进行外包技能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而且成本收益也比较高，是最为适合外包的。比如企业的培训活动
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则是只能获得提升专业化和较合理的收益/成本比值的一个方面。这主要取决与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定。在第二象限主要是由于目前的市场成熟度不高，外包市场竞争不激烈早成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企业可以等待市场成熟之后外包。而第四象限则是纯粹的业务关系。这个时候企业要注意考虑外包后外包商的道德风险。
在第三象限是外包之后既不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程度，收益和成本的比值也不高。这样的活动就不适合外包，比如企业的员工纠纷，家庭矛盾等等。
基于专业化和收益/成本的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外包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在简单的成本和收益方面也可以做出计算，能为企业的外包提供一定意识上的理性分析，具有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过度性质。它的不足就是太过于笼统，在细节实施方面还不足。一般只适用于大企业。它还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地域性和企业的特性对外包内容选择的影响。
（三）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
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人力资源外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李沐天，2007），企业的生命周期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如图---4
在创业期的时候，企业规模小，财力有限，人力资源部门处于初步阶段。人力资源部门的各岗位职责还不清楚，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薪酬制度，这一阶段企业最适合人力资源的规划，咨询外包。而其他的人力资源的管理任务相对较少，不适合外包期刊网。
企业在成长期的时候，人力资源逐步买入正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个时候企业继续大量的员工，因此适合招聘外包。在薪酬方面需要外包公司根据市场的调查，给出合理的薪酬依据，也可以全部外包。这个时候企业的培训也胡相应增多，适合外包。
企业在成熟期的阶段，各方面已基本完善，并形成了较浓厚的氛围。员工基本稳定，能力已基本定型，因此在招聘和培训方面已没有外包的必要。这个时候薪资、福利、待遇的计算和发放等成了一项事物性的工作，一般可以采取外包。
企业在衰退期的时候，企业要面临合理的裁员。如何合理的裁员，不留下后遗症，需要人力资源法律方面的专家来帮助解决。这个时候劳资关系式最适合外包。
基于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考虑到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开始将考虑的因素向活动外围伸展，在一定方面也体现了企业的规模与人力资源外包的需求的关系，但是还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性质及地理位置的关系，即没有考虑到外包的可行性。
（四） 基于地域和企业特性的人力资源外包内容划分方法
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众多，分布也不均匀，有的离城市比较近一些有的离城市比较远一些，而人力资源外包机构的发展还只限制于较为繁华的城市，在乡镇以下则很少有人力资源外包机构。而企业的特性比如生产性的企业和销售性的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外包的需求也是要分开对待的，针对这一点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我们也将其分为四个象限，如图---5，
在第一象限中是城市型的销售性的企业。这样的企业由于对人才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招聘外包方面做的比较谨慎。一般是将招聘广告外包给网站，经过内部的选择来实现的。在培训方面，大型的企业有自己的培训机构，但是有的时候也通过外包的方式对员工进行培训。在薪资方面，城市型的销售企业都是制度性的，保密的，一般都是外包的。
第二象限内是乡镇型的销售性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比较小，人数也相对较小，可以归纳为“微型企业”一类。这样的企业的员工素质一般比乡镇生产性的企业高，但是文化偏低。所以这样的企业培训的时候比较多，最适合将培训外包。而在招聘方面大部分是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获得人才的。在薪资方面由于人数少，计算简单，一般不适宜外包
第三象限是乡镇型的生产性企业。乡镇企业一般距离大城市比较远，而且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依靠农村充足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招聘上一般不用外包。在培训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缺少专业的人才，所以一般是通过外包的方式进行培训的期刊网。由于乡镇型的企业的员工比较稳定，而且经常有迟发的现象，所以在薪资方面主要是内部计算，内部发放而不外包的
在第四象限中是靠近城市的生产性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在城市规划的开发区内。由于生产性的企业需要大量的生产操作工人，而且由于工业的密集中高层的人员也容易跳槽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所以适合将招聘外包给专业的中介或猎头公司。在培训方面由于城市中的企业规模比较大，有计较成熟的传帮带制度，所以生产性的培训一般不用外包。在培训方面主要是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对第一批工人的培训。在薪资方面，一般都是采取内部计算工资，而发放是外报给银行的。
基于企业性质和地理位置的划分方法既考虑到了不同性质企业的外包需要，也考虑企业的地域性及与外包商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方法在实际中运用广泛，指导性比较大。但是没有将外包商加以区分，没有考虑到不同外包商的优点和缺点，长项与弱项，这是下步研究的方向。
三 总结和展望
结合以上几种划分方法，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首先人力资源外包内容划分的考虑范围在扩大。从较早的分析人力资源活动本身扩展到企业生命周期再延伸到企业的性质和地理位置。可见划分人力资源外包内容时所考虑因素更加更加全面，以后的研究方向可能会进一步的外延即要考虑外包商的差别能力分析，市场的成熟度与外包内容的关系等等。第二是目前的划分方法都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缺少定量分析的方法。如何用定量的方法来划分人力资源外包内容？这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另一个区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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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alofBusinessResearch,57(2004),232-240
论文关键词：博弈论，合作，间接互惠
一、合作概述
（一）合作的定义和作用
根据黄少安（2000）的定义，合作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一种人类基本的经济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自愿进行的协作性和互利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合作的性质可以总结为以下的四个方面：
1.自发性，各参与主体自发地参与合作，履行合作义务。
2.相关性，各参与主体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且受到其他人的行为的影响。
3.协调性，合作策略的决定和执行需要各方协调完成，而无法由其中的某个参与主体单方面实现。
4.互惠性，合作各方的福利均比不合作的情况下来得高博弈论，即对参与主体而言，合作的结果应是帕累托改进。
合作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具体而言，合作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合作行为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收益的创造。
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人类社会最大的优势就是由分工和合作所产生的收益创造机制，从而产生“合作剩余[1]”。
2. 合作行为可以在分配过程中实现效用的提高。
戈森（H.H. Gossen）认为经济交换可以使物品对其消费者的心理效用实现最大化。由于同一物品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交换就成为增加物品的心理效用总量的绝佳办法：每个人都可以用对自己效用较小的物品向他人换取对自己效用较大的物品，从而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合作现象
自然界中存在大量的合作现象，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相互提供帮助的行为。例如，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吸血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濒临饿死的同伴。寄居蟹和海葵的“共生”现象也是合作的典范：寄居蟹依靠海葵保护自己，海葵则可以附在寄居蟹的壳上“搭便车”以解决自身移动困难的问题。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合作行为着实令人赞叹不已论文的格式。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所说，“人类社会的合作的机制和水平在动物界是无与匹敌的”。合作不仅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合作行为，人类怎能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这个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世界中，合作对于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合作，我们将寸步难行。
二、博弈与合作
（一）单次博弈与合作
合作行动能够提高合作整体的福利水平。然而合作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就形成了合作双方的对抗诱因。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之下，许多合作行动都潜在地具有“囚徒困境”博弈的逻辑结构[2]。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虚拟的例子描述这个情景。
博弈方各有两种选择，合作或是不合作。选择合作的一方必须付出c的成本（为合作所花的时间、精力等），如果双方合作，那么他们每人可以得到b的收益[3]。当然更狡猾的做法是让对方选择合作而自己选择不合作（例如在集体狩猎时出工不出力，却可以分享别人的猎物），这样既可以“搭对方的便车”又避免了自己合作的成本。当然这个时候选择合作的人就成了冤大头了博弈论，因为他付出了成本c，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双方不同选择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表1：一个囚徒困境博弈的收益矩阵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b-c,b-c）
（-c,b）
不合作
摘要：论文以西部矿业为例，结合资源型企业特点，嵌入生态影响因素，重新构建与客观区位环境相适应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选取企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各项指标的优劣进行评价得出，论文构建的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关联度较高。以企业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发现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控制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绩效管控对策。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资源型企业 绩效评价 管理控制
根据全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青海属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两屏三带”生态地区，生态地位特殊。资源型企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具有明显异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征，但目前资源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论文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以西部矿业为例，嵌入环境因素来重新构建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企业综合考虑企业发展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自觉维护生态秩序，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资源型企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长效机制。
一、理论基础
（一）生态经济理论
传统经济学注重资源所能创造的价值而忽视了资源过度开发使用带来的外部经济性，对自然资源肆意消耗的成本费用由环境“买单”的后果是造成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企业自愿买单的结果就是污染治理支出，被动埋单的结果则是受到有关环保监管部门的处罚，最终导致企业经济利益流失的同时名誉受损。自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实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部署。生态文明时代下，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迫切。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可以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生态经济理论旨在协调生态、经济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主张坚持走生态发展的道路，明确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鼻祖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了一个日后成为经典的定义：“一个组织里的利益相关者是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可见Freeman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当代企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三重属性，因此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应当是包含企业三重属性的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这里广义利益相关者是包含了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后代利益相关者、社会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相关者等，而对于后代、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直接影响着他们以及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西部矿业为例
（一）资源型企业概念界定
资源是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分，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资源型企业是通过占有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或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投入，辅以后续加工，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自然条件，依靠资源的消耗实现成长，最终以盈利为目的，具有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盈利性经济实体。
（二）西部矿业简介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矿业）是青海省一家以矿产资源综合开发为主业的大型矿业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铜、铅、锌、铝、铁等基本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磷矿的采选、冶炼、贸易等业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公司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发展民族经济为己任的资源型大型矿业集团公司。
（三）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现有绩效评价体系没有考虑资源型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因素，不能有效激励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本文以西部矿业为例，根据企业独特环境特点及企业性质，嵌入环境因素，引入生态收益有关指标，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重新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考核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指标体系设计如表1所示。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在西部矿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本文选取青海省资源型上市公司――西部矿业为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通过计算各指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之间的关联度，进行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优劣的评价。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劣水平，即对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排序，分析各评价指标与理想指标的接近程度，评价指标与理想指标越接近，其关联度就越大。其中关联度最大的评价指标为最优。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在西部矿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1.数据选取。本文选取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的财务与非财务数据，财务信息来源于和讯网披露的年度报告，非财务信息主要依靠实地调研和阅读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取得（见下页表2）。
2.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见下页表3）。
3.计算绝对差值OX0（k）-Xi（k）O。结果见下页表4。
min minOX0（k）-Xi（k）O=min（0.0700，0.0300，0.3445，0.0400，14.8700，17.6400，0.0055，0.0375，0.4800，0.7500，0.3598，0.2856，6.2300，0.2356，0.4966，0.2441）=0.0055为两级最小差；
max maxOX0（k）-Xi（k）O=max（0.9300，0.9700，0.8900，0.9600，15.2361，18.2666，0.1235，0.2000，0.8111，1.1100，0.3774，0.7300，7.3614，0.8200，1.0004，0.9819）=18.2666为两级最大差。
4.计算关联系数。利用公式ξ0i（k）=[min minOX0（k）-Xi（k）O+ρ max maxOX0（k）-Xi（k）O]/ [OX0（k）-Xi（k）O+ρ max maxOX0（k）-Xi（k）O]，ρ取0.5，求得共计4×16个关联系数ξ0i（k）。
5.计算关联系数均值。
利用公式roi=（1/n）ξ0i（k）计算每个指标的关联系数均值，结果见表6。
6.结果评价。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除A21（存货周转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两个指标与企业绩效的关联度小于0.5外，其余指标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均大于0.5，指标关联度大于0.5的比重为87.5%（14/16=0.875），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能有效地评价企业的绩效。
16项指标按其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A23>A31>A14>A34>A12>A11>A43>A41>B21>A13>A32>B11>A33>A42>A21。其中，指标A23（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高（0.9942），A31（现金比率）次之（0.9888），A14（销售生态收益率）排名第三（0.9645），指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低（0.3365）。
突破传统的企业绩效财务指标评价体系，本文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净资产生态收益率（A11）、总资产生态收益率（A12）、销售生态收益率（A14）、生态收益增长率（A42），2个非财务指标――排污成本率（B11）、环保投资率（B21）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度分别为0.9565、0.9597、0.9645、0.56661、09234、0.9487，均大于0.5，且除了生态收益增长率外，其余指标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度均高于0.9，因此，本文在传统的企业绩效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基础之上，根据西部矿业所处环境的特点，构建的6项绩效评价指标与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较高，这6项指标的引入对于提高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有很强的效果性。
由表7可以看出，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高的指标A23（总资产周转率）高于参考值，说明西部矿业在2015年度总资产管理能力提升。除反映企业资产管理能力的三项指标：A21（存货周转率）、A23（总资产周转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外，其余各项财务指标比率均小于参考值，西部矿业应在日后的经营管理中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治理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在绩效考评方面除了对财务指标进行考量外，也应注重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考量。
四、西部矿业绩效管控对策
本文在传统财务指标体系之上，嵌入环境影响因素，引入生态收益有关指标，重新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净资产生态收益率、总资产生态收益率、销售生态收益率、生态收益增长率）和2个非财务指标（排污成本率和环保投资率）在企业2015年度的比率均低于参考值，故针对西部矿业绩效管控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强化环保力度
环保投资力度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与企业绩效成果紧密相关，因此，对于容易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资源型企业而言，强有力的环保举措不仅能为周围环境的良好势态做贡献，而且也能为企业赢得正面的社会形象，这部分不可量化的收益作为一笔无形财富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
（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排污费是企业为污染排放量买单的结果，且污染控制能力与资源型企业绩效高度相关，因此，企业首先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等，全面履行环境保护职责，通过加强基础管理，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督管理，全面督进节能减排工作，深化隐患排查与治理，有效控制事故风险。其次，企业内部可以建立《环境保护奖惩制度》《环境保护责任制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来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和义务。再次，企业可广泛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员工参加环保设施管理知识培训、环境监测知识培训、总量控制排污监督管理及污染控制新技术培训等，以提高环保岗位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管理水平及环保意识。最后，应鼓励重度污染型企业持续推进污染治理工作，如企业可通过引进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建立重点污染防治工程、持续加大环境治理投入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排放。
（三）重视生态收益指标
在对资源型企业进行绩效评价的过程中，财务指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将财务指标中的传统会计收益指标替换为更为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生态收益指标，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资源型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分析资源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资源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利用生态收益指标及时揭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信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五、结语
本文以西部矿业为例，以生态经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通过嵌入环境影响因素，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客观区位环境相适应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以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分析后发现，论文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和2个非财务指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关联度较高。在分析企业2015年度财务比率时发现，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控制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故针对企业出现的情况提出相应的绩效管控对策。
论文在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在修缮传统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只引入了两个非财务指标，因此指标尚不够全面，存在局限性，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由于信息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论文以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样本数据量过小，以期在之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更多企业信息。且论文选择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衡量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劣，在方法选择上过于主观，需进一步考证方法的科学性。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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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联动效应，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在信息技术的革新和金融创新的共同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国际间资本管制的放松，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国股市间的联动效应金融论文，即不同国家或地区股票市场指数的共同运动趋势。中国股票市场近些年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QFII和QDII制度的实施，使中国股市与其他市场股票价格的联系更加紧密。香港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其成熟的股票市场体制吸引了大批内地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站。截至2009年2月底，在香港证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市值总额已经占到香港主板总市值的54.18%，成交量所占比重更是高达68.64%；同时150家H股公司中已有57家也在内地交易所发行A股，实现“A+H”双重上市。因此境外股市对内地市场的影响，可以通过同股同权的香港H股比价传递到内地股市。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最直接反映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美国股市，是最能影响全球股市运行的市场之一。本文选择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进行协整关系研究金融论文，以此来研究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系。
2、文献回顾
全球股票市场的联动效应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之间。Hilliard（1979）研究了十个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每日收盘价的同期相关性和滞后相关性。Eun和Shim（1989）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分析1980-1985年间九个成熟股票市场的日收益情况来研究股市波动的国际传导机制。Kasa（1992）第一次运用多元协整方法考察了世界五个主要股票市场，证实了五个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相关性站。Karolyi和Stulz（1996）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跨国股市收益相关性的基本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有增强的趋势，特别是在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股市的联动效应会更加明显，也即所谓的市场传染（King & Wadhwani，1990）。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学者就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市场以及全球股市间联动性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论文，新兴股票市场与成熟股票市场间不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如Masih等（1999）对1992-1997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泰国股市间长期相关性的研究。Leong和Felmingham（2003）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1990年1月8日~2000年7月6日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股市的日股指进行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与韩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以及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之间股票指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俞世典等（2001）根据1998-2000年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日经指数与上证指数，得出这四个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对中国股市影响甚微的结论。陈守东等（2003）应用协整分析，并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对沪、深两市指数和世界主要股市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指数的收益率序列具有相异的短期波动，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存在长期共同趋势。韩非、肖辉（2005）对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表明金融论文，两者的相关性很弱，中国股市收盘对美国股市的开盘有影响，但美国股市收盘对中国股市的开盘几乎没有影响站。
3、研究内容及方法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Cointegration）揭示了变量之间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跨国股市间长期共同趋势的研究。1980年，Sims在改进了联立方程组模型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研究多个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而此后Johansen将协整检验运用于VAR模型中，不仅丰富了协整理论，也建立了VAR模型的发展形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该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系统内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
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截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各指数的日收盘数据金融论文，通过对指数序列处理后得到收益率序列，结合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三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被视为次贷危机的肇始。因此本文将指数序列分为两个时间段：2005年4月8日-2007年3月30日为第一阶段，2007年4月2日-2009年3月15日为第二阶段，对不同时间段进行三地股市协整关系的具体研究。
二、股市间长期协整关系研究
1、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的沪深300指数（HS300）、恒生指数（HSI）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证券市场网站（biz.cn.yahoo.com/stock.html）。三地股市的交易时间和所在时区不同，我国内地市场交易时间为9:30~15:00，香港股市交易开始时间比内地晚半个小时，结束于16:00金融论文，两个市场的交易时间基本重合；而美国纽约股市交易时间是在美国东部时间的9:30~16:00，即中国当天晚上22:30到第二天凌晨5:00，故美国股市的开放时间在北京时间深夜，美国股市闭市四个半小时后我国内地股市开市，两者没有重叠的交易时间站。在同一天内，我国内地股市首先开放，其次是香港股市，美国股市在香港股市闭市后六个半小时开放。
由于三地股市有不同的节假日，因此将三者不重合的交易日的股票指数去掉后共得到900个原始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金融论文，将这些原始数据取对数转化为对数指数序列，分别记为：lnHS300、lnHSI、lnSP500，其收益率序列定义为对数指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即：rt=lnPt- ln Pt-1，其中Pt代表各股票指数的日收盘价。
2、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三地股指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检验三个对数指数序列的非平稳性，采用ADF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不平稳，而将其转化成一阶差分形式后的收益率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金融论文，因此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为I(1)过程。
表1 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检验结果
lnHS300
(0,0,4)
0.790041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不平稳
(c,0,4)
-1.048756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4)
-0.006735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300
(0,0,3)
-13.32430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平稳
(c,0,3)
-13.35034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3)
-13.43464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I
(0,0,10)
0.655774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不平稳
(c,0,10)
-0.58928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10)
-0.008722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HSI
(0,0,9)
-9.815097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平稳
(c,0,9)
-9.80094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9)
-9.950599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SP500
(0,0,16)
-0.340660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不平稳
(c,0,16)
0.133100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6)
0.308199
-3.978266
-3.419686
-3.132458
lnSP500
(0,0,15)
-5.344227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平稳
(c,0,15)
-5.322417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5)
-5.570883
-3.978266
论文关键词：事件研究法现金股利收益超常
论文摘要：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A股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样本分成股利增加、股利减少、股利不变和首次发放股利四组。研究发现，相对于股利不变样本组，股利增加样本公司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而股利减小样本公司获得了显著为负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同时还发现，首次发放股利公司实现了最大的超常收益。研究结论支持了现金股利信号传递假设。
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财务金融学中的重要研究论题，在股利分配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传统理论认为公司价值等于公司未来净现金流入现值之和，公司支付的红利(包括现金股利和其他股利)越多，公司的价值越大而Miller&Modiglia(1961)(以下简称MM)在其经典文献中率先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引入股利政策研究，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得出，公司股利政策与其市场价值无关。我国股市作为特征鲜明的新兴资本市场，股市的股利政策是否向投资者传递了某种信息，股利公告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目前的研究集中在2001年以前的资本市场，且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市场反应的差异，研究普遍认为股票股利能增加公司价值，而现金股利则不能增加公司价值。那么，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如何，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文献回顾及分析
对于股利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Bhattacharya(1979)率先在股利研究中建立了股利显示信号模型，此后各种竞争性信号传递模型纷纷涌现。Miller&Rock(1985)以及John&Williams(1985)等，分别提出了研究公司红利分配政策的基础模型。这些模型都假定管理者拥有外部投资者更多的有关企业价值的私有信息，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程度，但在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信号传递方式及其成本上还有不同定义。这些模型成为以后红利实证研究的基础。Asquith&Mullins(1983)在控制了其他同时公告的信息下，检验了美国市场首次发放股利的市场反应，发现首次发放股利产生了正的超常回报。Benartzi，Michaely&Thal(1997)验证了美国市场上红利增加和减少事件，发现股票价格的超常收益率介于-2．53％和+0．81％之间，再次验证了红利公告效应。我国学者对股利政策市场反应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现金股利没有信号效应。回顾我国股利政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研究文献大多采用事件研究法。正如何涛等(2002)所认为的，在这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事件的“清洁性”。对于事件日的选取，大多学者都选择了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何涛(2002)在控制了盈余信息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选择了股利预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并得到了“纯”现金股利信息不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结论。为避开事件日的同时公告，乔俞等(2001)选择了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研究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还是未知的，市场对股价的反应包含了公司盈余信息和其他同时公告的信息，而不纯粹是对股利政策的反应。本文拟采用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来考察公司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studyMethodology)作为研究方法，采用累计超常收益法(CAR)来计算市场对现金股利事件的反应程度。由于难以在事前确认市场对现金股利真正有反应的期间，本文将股利决案公告日前后各10天(-10，+10)作为市场有可能发生超常收益的窗口期间。对于正常收益率的估算，本文用事件日前40天到前11天的股票价格数据，分别采用均值调整模型和市场调整模型来估算。最后用个股日收益率减去个股日正常收益率计算出可能发生超常收益期间内的个股日超常收益率。本文采用以上t检验进行假设检验，采用SPSS11．5对个股正常收益率的估计、假设的t检验进行计算，采用EXCEL2003计算个股日超常收益率。
(二)样本选择本文选择2002-2004年期问深圳市场和上海市场所有上市公司(不包括B股市场)，发放“纯”现金股利的事件为研究样本。选择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采用以下标准筛选现金股利数据：选取CSMAR数据库中股利决案公告日介于2002年1月1日到2004年12月31日期间所有现金股利(不含配股、送股和混合股利)个股，排除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与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之间不少于50个交易日(目的是尽可能排除上次公告对股价波动的影响)，且分配决案公告日与除息日相隔至少7天(令交易日)的个股；在CSMAR数据库中与事件日相隔(一40，+10)期间有连续交易数据(法定节假日放假除外)；股利决案公告日的当天同一公司不能有其他事件公告；为考察股利决案公告当天的股价波动，要求股利决案公告日当天有交易数据。为了验证公司股利是否向市场传递某种信息以及市场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本文将所有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再对每个子样本中数据采取±3叮界限限制，以剔除个别极端数据，一共得到696个有效样本。本文以股利不变样本公司为参照组，考察其余三组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以检验现金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三)研究假设如果假设公司股利确实具有某种信息含量，那么在股利公告日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事件窗口期间)投资者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体现在股价的波动上。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缺乏分析师对预期股利的预测数据，加上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上市公司缺乏稳定的股利政策，难以利用时间序列来预测预期股利，因此本文假设股利的支付符合随机游走模型(即naive模型)，即假定上年支付的现金股利就是本年的期望值(如果上年未发放现金股利且该公司并非首次发放现金股利，则本年的期望值为0)。
(四)研究模型考察基于均值调整模型和市场调整模型，计算得到的公告日当天个股日超常收益率(AR0)和(-1，0)，(一1，+1)，(一2，+2)，(一5，+5)和(-10，+10)五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CAR‘)的总体分布状况，非参数单样本K-S检验结果如(表所示。从(表1)中看到，市场模型计算得到的股利公告日异常收益率和五个事件窗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CAR‘)都符合正态分布；
而由均值调整模型计算得到的日异常收益率和5个事件窗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大部分偏离正态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陈汉文等(2002)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说明在计算个股的正常收益率时选择不同的模型对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以下的假设检验将采用市场模型。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股利增加时市场反应对股利增加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254支股利增加股票公告日的当天，公司股票价格平均超常收益率最高的达到4．25％，出现正超常收益率的公司数量最多，占全部子样本的59．4％。本文进一步以股利不变子样本为参照组，将股利增加组和参照组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知，在股利增加公告日的当天，与股利保持不变的参照组相比，股利增加样本公司的股东平均可以实现1．12％的超常收益，且在1％水平统计上显著，同时在事件窗口(-1，0)、(一1，+1)、(一2，+2)和(一5，+5)期间，有1．098％，1．19％，0．86％和0．88％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且在统计上都显著，这就表明股利公告确实向市场传递了某种信息，股利增加公告受到了市场关注。同时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这种市场反应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与(1997)研究的结论相似，即股利的增加引起股价上涨。
(二)股利减少时市场反应由于公司本年发放的股利在上一年股利的基础上有所减少，如果股利具有信息含量，股利减少公告应该是“坏”消息，市场将对此做出负面反应。笔者对股利减少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194支股利减少股票公告日的当天，公司股票价格平均超常收益率最高的为1．24％，最低的为-3，375％，出现负超常收益率的公司数量占全部子样本的58．2．％。进一步非参数检验发现，股利公告日超常收益率以及五个事件窗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同样符合正态分布，以股利不变子样本为参照组，将股利增加组和参照组进行两独立样本1’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发现，股利公告当日，股利减少公司股东获得的平均超常收益率少于股利不变公司的平均超常收益率，两者之差为1．21％，且统计上显著。同时，在事件窗口(-1，0)、(-1，+1)、(-2，+2)和(-5，+5)期间，分别有-1．26％，-1．16％，一0．92％和-0．79％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且在统计上都显著。这一研究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股利信号传递假设，即市场将公司缩减股利视为“坏”消息，相对于股利不变公司而言，减小股利将摧毁股东价值。
(三)首次发放股利时市场反应分析首次发放股利的子样本，发现公告日最高超常收益率高达5,07％，在四组样本中最高，出现正超常收益的公司数占子样本的62．5％，也是四组样本中最高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参照组相比，首次发放股利公司在公告日超常收益率均值达到3．13％，窗口(-1，0)、(一1，1)和(-2，+2)期间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分别达到3．1％、2．85％和1．59％，且统计上都显著，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分析以上结果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首次发放股利由于缺乏预期股利的比较，市场对于该类公司的未预期股
利难以评估，再加上这类样本公司大多是新上市的公司，市场对其发展前景看好，因此，市场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溢价。为检验实证结果，笔者们同时对个股正常收益率采用均值调整模型计算，并对均值调整模型得到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和累计超常收益率按照以上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与上述采用市场模型时的基本一致。
论文关键词：风险规避，风险中性，供应商，零售商，供应链
在供应链的管理与协调中，既要考虑整个供应链的资源配置，实现供应链效益的最大化，又要考虑使各成员企业获得自己满意的收益。如何在保证供应链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使其所获收益在成员企业之间得到合理分配，成为保证供应链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问题
（一） 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对策中,各局中人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即某些局中人拥有另外一些局中人所不拥有的信息。供应链中的企业之间也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这些成员企业都以最终用户的满意为目标,协同组织生产,但是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都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为了在供应链的谈判中获得优势,通常会保留某些私有信息,如原料或产品的成本、产品质量、营销费用的情况等，这就会产生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1] 供应链企业间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因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也必然导致委托-问题的产生。
（二） 供应链企业收益分配
企业通过供应链战略合作实现双赢以后,就存在着一个成员企业利益分配的问题,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供应链管理成功的关键。一个供应链能否协调运作,取决于供应链中所有企业是否能够从供应链中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利益。为此,在供应链联盟中设计一个合理的、令各方满意的利润分配机制变得尤为重要。
当前对供应链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一般假定成员均为风险中性。然而在供应链实践中,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合作企业的收益具有风险性,这就使供应链成员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并不都是中性的，很多时候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所以在研究供应链利益分配的时候考虑成员企业不同的风险偏好是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供应链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实现供应链各成员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供应链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本文主要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研究当供应链成员企业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合理设计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使之即达到供应链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使供应链的利益在供应链企业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
二．供应链收益分配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好的说明在成员企业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供应商，供应链成员不同的风险偏好是如何影响供应链收入的，本文利用委托-理论的相关方法建立的这个数学模型，由于所有的经济数学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的。而且考虑到委托--理论只涉及到委托方和方，而且由于要考虑到每个成员不同的风险偏好，考虑到计算量比较大，为了方便计算，该数学模型主要做以下的假设。
（一） 假设条件
1． 假设由1个供应商和1个零售商组成的二层供应链中零售商销售的产品A具有随机市场需求，产品A的供应商S作为市场的主导者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激励零售商产生协作愿望，零售商R作为市场的追随者，只有选择接受契约或者离开。
2．在供应链的合作过程中，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努力和销售结果支付给零售商相应的报酬。根据其业绩提供合约报酬=[4]。n为零售商得到固定收入，为供应商决定零售商的提成比例, 供应商决定零售商的固定收入n与提成比例β，零售商决定其工作的努力程度a 。
3． 零售商的销售结果为，每个零售商的销售结果除了与其努力相关外，还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变化、恐怖袭击等)，而且对双方来说，随机变量的值服从先验分布 。表示市场随机因素对零售商产出的影响系数。则零售商的销售结果[①] 。其中k为单位努力程度的产出系数。
4．零售商的努力成本C与努力程度a（0≤a≤100%）有关，并且C′(a)>0,C'（a）>0。即C(x）是a的严格增函数，并且随着零售商努力程度a的增加，其努力程度增加更快。该函数可以写成C(a)=[②] ,其中c为常数。
（二） 供应链企业的不同风险偏好
人们通过大量的研究，通常将供应链企业对于风险的态度分为三类:风险爱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
在现实中,一般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有着独立的企业,他们总是在考虑着尽量减少自己的投入成本以期获得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常常是风险中性或风险规避的,因而本文不考虑参与人风险爱好这一特殊情况。[8]所以本论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如表1 所示的常见情况上论文格式。在二层供应链中，考虑参与企业的风险态度组合下表所示：
表1 供应链企业的风险态度组合表
供 零 售 商
应 商
零售商风险偏好
风险中性
风险规避
供应商风险
态度
风险中性
√
√
风险规避
论文关键词：
股票价格指数是表示多种股票平均价格水平及其变动的指标。用股票价格指标来衡量整个股票市场或者特定行业、特定范围的总体价格变化，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股票行情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投资者对该股票市场整体情况判断的一个重要参照。本文选取上证指数从2002 年7月1日至2008年7月8日之间的日收盘价为研究对象，这一区间排除了2002年6月24日前后由于国有股减持造成的股指大幅波动现象。由于第一家被批准的QFII 建仓A 股市场的首日是2003 年7 月9 日, 因此我们将这一天作为我国正式向QFII 的开放日。定义上证指数的日收益率为，其中为上证指数第t日的日收盘指数。纵观5年来QFII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表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3年7月到2005年第三季度，QFII介入我国市场的步伐一直比较缓慢；第二阶段，从2005年第四季度到2007年12月，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和政策面的放宽，QFII积极看好我国股改行情，开始加速建仓和重仓我国A股市场。数据显示, 2005 年第四季度相比第三季度的持股数增加了74.29%, 所持股份流通总市值也提高了54%；第三阶段，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7月，QFII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增加至300亿美元。为此, 需要在所研究的样本区间内分三个阶段：2003年7月至2005 年第三季度、2005年第4季度到2007年12月和2007年12月到2008年7月。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终端，包含1113个数据。
一、上证指数日收益走势分析与模型选择
全样本期上证综合指数每个工作日的收益走势图见图1，从图1可看出，QFII进入后我国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的收益波动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益波动率略低于第一阶段。但第三阶段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益波动率较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
图1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图
对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 其变化规律由模型来描述, 其中是的条件均值，是随机误差项，服从分布。的条件均值方程由ARMA 模型所描述,而条件方差方程由GARCH 族模型来拟合, 这里仅考虑GARCH 和EGARCH 模型。
本文采用GARCH(1,1)模型来估计上述两个阶段以及全样本期间的波动性变化情况。
GARCH(1,1)模型为：
（1）
~（2） （3）
其中， >0，和均0。
由于GARCH模型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同等程度（即绝对值相等）的正冲击和负冲击所引起的波动（条件方差）是相同的，即条件方差对正、负冲击的反应是对称的。但是，Black(1976)注意到正面信息（如实际收益率大于预期收益率）和负面信息（如实际收益率低于预期收益率）对于股价波动性的影响明显不同，即存在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当杠杆效应存在时，股价的波动性会因负面信息的出现而增加，并随正面信息的出现而减少。Christic(1982)对于这种现象提出的经济解释是，负面信息的冲击不仅增加了持有股票的风险，而且减少了相对于债务的股东权益比率，增加了公司的杠杆比率从而提高了持有股票的风险，因此可能导致股价波动性的增大；而正面信息的冲击增加波动风险的同时减少了公司的杠杆比率。很显然，GARCH模型是无法刻画这种非对称效果的，而Nelson(1991)提出的EGARCH模型则可以较好地模型这种非对称性。
（4）
（5）
~ （6）
（7）
其中，衡量波动的持续性 ，意味着前期正的股价变动会导致当期进一步的正股价变动，负的股价变动与下一步负的股价变动相关。是一个代表证券市场向QFII开放的虚拟变量, 在2003 年7 月9 日以前取0, 以后都取1。代表引入QFII的第二阶段虚拟变量，在2005年第三季度以前取0，以后都取1。 代表引入QFII的第三阶段虚拟变量，在2007年12月前取0，以后取1。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基本统计量
将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按年和全样本期、QFII进入前、QFII进入后分别计算基本统计量情况。结果见表1。
表1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基本统计量分析
均值
标准误差
偏度
峰度
Jarque-Bera
Q(36)
ADF
2002
-0.035
0.669453
1.060321
7.524519
1065.3
76.9
-36.9
2003
0.018
0.493537
0.856939
2.704522
320.5
40.6
-29.6
2004
-0.030
0.569492
0.445716
0.465189
225.9
59.6
-32.8
2005
-0.016
0.594084
1.050424
4.641095
456.3
63.7
-31.6
2006
0.025
0.5169
0.9865
3.6235
532.6
89.6
-36.9
2007
0.039
0.5236
0.5693
5.8632
460.3
62.5
-30.5
2008
-0.023
0.6942
1.0126
8.6123
986.3
85.3
-33.4
QFII进入前
-0.035
0.669453
1.060321
7.524519
106.3
76.9
-36.9
QFII进入后
0.002
0.5653
0.82024
4.3183
496.98
66.783
-32.4
全样本期
-0.003
0.5801
0.8545
4.7679
503.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