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4 23:41: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银行高管履职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2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事实上，尽管经过了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未走上一条规范、标准的道路。决策、执行、监督不能有效分开，“三会一层”徒有其形而无其实。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股权分散催生内部人控制
首先，根据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单个自然人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5‰，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农商行脱胎于信用合作社，股东的来源主要是自己的员工和客户。这两点决定了农商行的股权必将非常分散。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股东很少会真正形成合力，参与到法人治理的过程中来。由于严重的股权分散和信息不对称，股东们更愿意选择“搭便车”，客观上形成农商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董事会决策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一，从银行的特点来看，由于银行与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专业性极强，一方面，非专业的董事往往很难具备足够的水准，要完全看懂银行的报告和报表尚且费力，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则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经营层出于对“外行指挥内行”的天生反感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董事会报告的信息往往能少则少，避重就轻，董事很难全面了解银行的真实状况。
其二，从董事会的构成来看，除去高管担任的执行董事，农商行董事会的股权董事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贷款客户，独立董事往往是地方上的退休领导，本身与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从董事会的组成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来看，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并非是银行的常驻机构，其履职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和开展调研检查活动。非执行董事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事务，仅靠一年开会的几份材料和走马观花的几次活动，无法及时了解和监督农商行的运营情况。
其四，从董事会的表决模式来看，尽管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民主平等，实际上忽略了股份持有的差异，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的事实。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参考上市银行的设置，我国农商行董事会中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通常为1：1：1。由于《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即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董事的持股数量多少与董事会决议是否通过毫无关联。极端情况是，即使股权董事持股达到100%，只要在人数上未超过半数，仍将失败。二是董事极有可能合谋损害小股东利益。只要利益一致，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完全可以撇开独立董事，强行通过决议。由于担任执行董事的农商行高管信息充分且利益高度一致，因此通常都能够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占得先机。
（三）缺乏对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
首先，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想要客观地评价高管层的履职情况就十分困难：
其一，从经营的对象看，一般企业经营的通常都是某类商品或是服务，而银行经营的对象却十分抽象，是风险。银行正是把储户无风险的存款，转化为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来获得收益。然而，风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光靠股东、董事，根本无法客观评估一家银行的风险状况；
其二，从经营目的看， 普通企业通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或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银行则更加注重利润和风险的平衡-即实现所谓的稳健发展，而风险和收益本身就是对立的存在，如何评价高管层的经营是否“稳健”就显得十分困难。
其三，由于银行的高管和董事、监事、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说，如果股东偏好高收益，那么高管可以选择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贷款，在风险暴露前及时抽身；如果股东偏好低风险，那么高管往往会选择投资低风险的票据、同业和中间业务，尽可能避免任何有可能产生风险的业务，而这种隐蔽的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更难发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农商行本身股东水平不高，内部人控制严重，想要靠内部来推动实现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几乎是不可能了。
（四）有效监督缺失
对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监督无非是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来源于管理机构的监督。主要是来自于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的监督。二是来源于银行内部的监督。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的监督。三是市场层面的监督。这主要是来源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投资人等）的监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三个层面的监督都很难到位。
首先，管理机构对农商行法人治理的监督难以深入。名义上，省联社是农商行的上级管理部门。而实际中，农商行作为股份制的独立法人，股东大会才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省联社对其管理缺乏法律支持，难以名正言顺。银监部门可以进行监管，然而法人治理很难用定量的指标去衡量，效果好坏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体现，很难监管到位。
其次，内部监督实际上很难落实。农商行股东十分分散且普遍素质不高，缺乏法人治理的专业知识，对法人治理监督的积极性很低。独立董事在薪酬上又并不“独立”，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独立性。监事会的外部监事基本上由银行内部协商并最终决定，薪酬实质上也是由管理层发放；职工监事基本都是银行的管理人员；股东监事通常与银行有着利益关系，就更不可能去较真了。
再说市场层面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其倒闭和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利益相关人通常并不担心投资的安全性问题，监督的积极性就不高。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的前提是及时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由于政策要求并不严格，农商行的信息披露一般每年只有一次。仅仅靠着一份年报，是无法监督银行的复杂的经营的。
二、加强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股东地位和积极性
一是通过出台和修订有关政策和办法，放宽农商行的入股条件，适度提高自然人和法人的持股上限，形成相对集中和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提高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求农商行提高增资扩股门槛，更加注重股东的法人背景，引进富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提升治理的效率和经营的透明度。三是在董事会中适度增加独立董事、股权董事的比例，提高监事会中股东监事持股比例，在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监事之间形成制衡。
（二）加强机制建设，发挥三会一层的不同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分别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的权限和职责，构建“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制衡的治理文化。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每年须制定工作计划，年终须对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说明，并向股东大会报告。银行要为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提供足够支持，成立董、监事会办公室并配置专业人员，确保其能独立深入开展各类调研、监督、检查活动。
（三）加强监督管理，强化信息披露
目前，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仍然是促进银行加强法人治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银监会一是可以通过规定监管员列席农商行股东大会、董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并将相关会议的议案、决议、出席及发表意见情况和会议记录纳入到监管体系，对农商行的法人治理进行指导和监督；二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立法的方式，明确农商行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监察审计、财务状况、合规管理、高管薪酬的披露要素及方式，为董事会、监事会履职和银监监管提供充分依据；三是对农商行董、监事会的运作情况进行常规监管，对其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重点关注，以确保其深入履职，不走过场。
（四）构建职业董、监事市场，提升独立度
造成当前农商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监事的水平不高，独立性不够。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起职业的董、监事市场。通过设置水平较高的专业门槛（参考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确保董、监事的专业水准；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组成联合招聘组，在公开市场上选拔优秀人才。如此其一可以避免委托人因时间和能力限制，无法充分履职职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效地保证董事、监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独立性；其三，对职业董、监事的任职期限进行强制规定（如六年），出于维护自身职业声誉的考虑，其也必将努力勤勉履职。
（五）对高管层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要董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实施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考评制度；二是监事会要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履职档案，对高管的履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监督，按年度进行评价，并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要落实高管层薪酬的延期支付制度，使风险和报酬在时空上匹配；四是根据农商行自身特点，摸索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给高管层套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武青.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监督水平[J].中国金融，2007（22）.
[2]肖沙莉.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浅析[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4（6）.
农信社公司治理是指通过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简称“三会一层”）治理主体之间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并建立起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近年来通过统一法人改革，农信社建立了以“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但从实际运作来看，农信社公司治理似乎更像是一件披在旧的管理模式之上的“华丽外衣”。
治理结构不够完善。一般来说，股东是农信社资产的所有者，由其组成的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基础环节。但现阶段农信社所有者缺位，形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最大缺陷。据调查，大部分股东入股是为了获得利润分红及融资上的便利，基本不关注年终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事项。从监管部门列席农信社股东大会的情况来看，部分股东缺乏起码的金融常识，参与管理意识不强，关心农信社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的能力不够，导致股东大会难以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此外，理事会无独立理事，理事会与高管层之间关系过于紧密，履职边界不够明确，责任不清，理事会独立决策与监督作用不明显。
治理机制有待加强。一是股东权利行使不够充分。理事长、监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等重大事项依然由行业管理部门决定，再由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选举表决，履行形式上的法律程序。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缺乏理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的履职评价体系，每届或年度未对理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进行履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予以奖惩更无从谈起，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三是监事会监督机制未有效建立。农信社监事会监督职能与内部稽核相混淆，日常工作停留在组织专项检查和处理违规行为上，缺乏对理事会、理事长和高管层的监督和评价。四是理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性和独立性，导致理事会决策科学性和有效性不高，监事会监督能力不强。
缺乏外部制约机制。一是外部竞争不够充分，经营者来自市场的约束较小。受农业弱质性影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一般不愿意介入“三农”领域，农村金融竞争始终处于不够充分的状态。近几年随着村镇银行设立和邮储银行机构下沉，情况略有改观，但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低的乡镇，农信社“一行独大”的局面未根本改变。二是股权流动性差，无法利用外部股权的变动或控制对经营者进行有效制约。三是高级管理人员由行业管理部门任命，产生机制的开放性不够，外部优秀经营管理人才不能对现有高管人员构成压力。
完善公司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农信社习惯于按照省联社、人民银行、银监部门的任务要求、政策或风险偏好作为其经营管理目标，“三会一层”公司治理主体的职能被弱化，缺乏完善公司治理的内生动力。
无论从有利于农信社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还是从保护存款人利益、提高监管有效性的立场考量，农信社完善公司治理均势在必行——“华丽外衣”固然美丽，内外兼修方是良策。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股东素质。引进真正懂金融，愿参与，认同服务“三农”战略，追求长期投资价值，关心农信社长远发展的企业或个人入股。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股东培训学习，加强与股东的沟通，不断提高股东参与管理的水平。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切实提高经营管理透明度，自觉接受股东监督，着力培养股东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逐步将农信社发展及高管人员任命等重大事项真正交由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保证股东大会最高权力机构作用的发挥。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制衡关系。明确“三会一层”的职责分工和议事规则，清晰界定“三会一层”的职责边界，做到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相互制衡，以有效制衡和确保效率为原则，重点明确股东大会与理事会、理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理事长与主任、监事会与理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责权划分，形成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的有效制衡及配合，提高决策、执行和监督效率。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理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履职评价体系，明确其各自尽职标准。建立理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尽职和诚信档案，加强履职过程评价。监事会应在理事会对理事评价的基础上，定期对理事做出履职评价，并向股东大会报告。理事会应定期对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履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薪酬挂钩。
时至2017年，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已实施16载。独立性是独董的灵魂。专业知识与经验以及独立于股东与管理者的身份，使独董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服务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长远发展。独立性所a生的良好治理效果，是以勤勉尽责为前提的。如果独董不具有应有的勤勉，将自己独立于任职公司的治理之外而成为不闻不问的“花瓶”董事，独董机制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尽管独董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由于“兼职”性质，对其履职过程勤勉性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虽然能够对是否亲自出席董事会、缺席现场董事会次数、董事会上是否投反对票等关键点考察独董的勤勉履职状况，但大多数行为是无法考察和判断的。例如，是否主动掌握任职公司行业特色及行业监管方面的知识、是否在参会前认真阅读董事会会议资料、是否就决策中的重大事项事前与有关人员沟通等。对独董而言，勤勉是凭良心，而不是靠监管。作为勤勉尽责的独董，必须同时服务于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效益性，缺一不可：必须在把好合规关的基础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于公司的效益性。
如何把握合规性更加重要
什么是独董的合规性职责？保证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或专业、行业标准，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独董在公司运行的合规性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少。他们对年报、关联交易、担保等交易和事项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合规性把握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独董基于合规性的尽责履职主要原因有：合规方面的监管规定明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上市公司风险意识总体上讲比较强，愿意利用独董的知识与经验共同把好合规关；独董本人自身的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在董事会这一群体中，独董与其他董事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与其他董事一道，共同把好合规关、最大限度降低违规风险。
对独董而言，如何把握合规性比把握合规性本身更重要。理论界和实务界流行一种看法，将独董投反对票理解为对合规尽责，而把长期未投弃权票、反对票的行为当成“花瓶”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我认为，作为独董，不能简单地通过行使否决权来达到合规的目的，而应该在董事会就有争议事项投票形成决议之前，通过与其他董事、管理层沟通、共同商量，找出具有合规性的解决办法。例如，本人曾任职独董的一家上市公司，其一家下属三级企业需获得一笔银行贷款，但银行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按持股比例计算，上市公司在该三级公司中的权益不到30%。在该方案上董事会之前，我们独董通过与其他董事、高管多次沟通，提出应该由下属二级公司与该三级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按出资比例担保，而上市公司本身不应该参与该笔贷款的担保，最后我们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让可，公司撤销了该项议案。
事实上，独董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最佳的履职方式。不能将独董是否投弃权票、反对票作为衡量是否勤勉尽责的标准，中国的协商制民主的文化决定着决议之前充分沟通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决议，是最佳的决策方式。
价值创造需重效益性履职
效益性指的是，独董确保董事会在决策中有效地使用企业资源以满足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给定的战略框架下，使得企业在中长期发展中作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决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有两点涉及对独董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方面的要求：独董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就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收益及风险预测等进行分析论证，并发表独立意见；独董应对授权、重大融资和资产重组及相关资产评估事项的合理性进行考虑并提出建议。
勤勉尽责要求独董同时为合规性和效益性而努力。合规性和效益性的区别表现为：独董在合规性职责方面不作为意味着跌破了履职底线，将会产生个人法律风险，而在效益性职责方面不作为通常只会对独董的声誉和能力产生损害；合规性职责的履行能够保证企业建立基本的制度和正常运作，只有在此基础上履行好效益性职责才能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有的独董认为对效益的追求是股东董事的责任，置身于企业经营外部、与企业无利益关系的独董必须关注的是企业在追效益过程中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本身。
上市公司聘请独董通常会考虑独董的知识结构，独董中通常有财会、法律、行业方面的专家。某一上市公司的独董群体中，既讲求分工，也讲求合作。独董的效益性方面的履职，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参与度和筹资决策参与度。尽管提交议案的同时管理层会提交内容详细的可行性报告，然而独董事前不仅需要详细研读方案和相关可行性报告，还需要重点关注可行性报告形成过程中基础数据的客观性。例如，对于项目投资方案，独董要更多地关注投资方案的行业前景、政策现状与趋势、方案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对投资回报测算中所采用的产能、销量、价格、市场占有率、贴现率等基础数据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必要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调研、与管理层沟通，避免因过于乐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投资损失。
上市公司需正确对待独董
勤勉履职、追求合规与效益双目标是独董应尽的义务。独董履职过程与作用发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独董履职过程关键点并非独董自身所能完全把握的。独董勤勉履职的程度，以及履职的最终效果，与任职公司对独董机制的认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状况，以及为独董提供履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人曾对独董参加董事会会议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同时做若干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在有的公司任职两届从未缺席现场董事会，而在另一家公司则每年都有缺席董事会的情况，原因是有的公司会就董事会的开会时间与独董充分沟通，从而保证全体独董均能参加会议，而有的公司未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下达会议通知，致使有的独董因时间冲突未能参加会议。
为了使独董勤勉履职能够产生合规性和效益性双重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端正认识。聘请独董不仅是从形式上满足外界监管要求，更重要的是运用独董的知识、经验优化公司决策，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价值。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了银行业的激烈竞争，而这其中各家银行不约而同选择了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寄望于人才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来提升内力，保持长盛不衰。一方面银行需要从千军中觅得良将，另一方面银行精英期盼从万马中脱颖而出。如何减少伯乐相马的搜寻成本，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用呢？制度使然，别无它法。西方有句谚语：好制度使鬼变成人，坏制度使人变成鬼。上个世纪九十年生的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日本大和银行的巨亏事件无时无刻都在警示我们要重视人才制度的建设。完善的用人制度可以发挥聚宝盆之功效，将人才洼地变成人才高地，提高银行竞争实力。基于此，本期《银行家》月度论坛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共同畅谈中国银行业人才制度建设，本次论坛由高广春主持。（按嘉宾发言顺序编排，其观点仅代表本人，与所在单位无关。）
伍旭川： 对中国银行业人才的思考
目前中国银行业如何定位人才？
首先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一般国际部门引进的人才都有特别的专长，而业务部门对人才提出的标准是业务要精、外语要好、国情要晓。最近几年的金融系统引进了大量人才，但是人才的流动性也很大。尤其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出的高额年薪等优越条件吸引了来自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政府机构的人才。人才的标准一定要定位清晰，包括从基层业务部门到中层管理部门再到高管人员，而且在工作中考核的标准要有所不同。
其次要健全人才挖掘的各种机制。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金融机构纷纷招兵买马，人才竞争空前激烈。有时一家银行招聘十几个员工，吸引两三万人报考。如何将最适合岗位的千里马选，这就涉及到选聘机制的制订和完善。目前各家银行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采取自己培养的模式，这增加了人才的可塑型，可以更好适应自己的银行文化与业务流程。另外银行内部的培训要充分重视。尤其是很多大银行都有自己的培训中心，甚至好几个，除了休闲娱乐之外，更要发挥充电之功效。做好培训的前提是要有一整套的培训计划，培训教材，培训师资力量，对口的课程。引进人才机制不可或缺。尤其最近几年华尔街风波，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破产增多，许多人员包括硕士、博士等面临国外竞争压力回到国内就业，这就要求我们的人事部门能够尽量多出一些伯乐，发现这些千里马。
最后就是人才的考核、激励、约束。合适的岗位、合适的工资一定要与优秀的人才匹配，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考核目标，个人目标，公司目标，团队目标，包括企业文化理念的建立都很重要。关于美联储的人才引进机制及国外的金融机构用人标准，可以和我们政策研究室及战略发展部进行更多的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王 飞：监管制度与外部环境
从监管部门和营造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将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通过推动商业银行健全现代企业体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银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的根本制度基础。当前，我国大型银行改制已经基本完成，各地中小银行蓬勃发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却还步履蹒跚，“形似神不似”，与现代企业的标准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监管部门持续通过窗口指导、董事高管谈话、列席会议等方式，发现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督促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今后，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督促银行厘清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和股东大会的职责边界，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指导银行做好董事履职评价工作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
二是通过市场准入“管高管”来推动银行业人才队伍建设。高管准入执行“三考”和“三承诺”。“三考”，即考试、考核和考察。通过考试看高管人员是否具备所需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通过考核个人职业经历、履职表现看其业务能力、职业操守和有无不良记录；通过考察面试看其综合素质和职业潜能。“三承诺”，即董事、高管人员在履职前要书面作出的三项承诺保证，承诺没有未清偿的个人债务，承诺诚信守规、履职尽责，承诺遵守监管规定并定期报告履职情况。监管部门正着手编写高管、董事任职资格考试试题题库，其中很注意人才梯队的问题，按层次区分难度和覆盖面，讲究循序渐进，各有所专，这对全行业都会起到很好的“指挥棒”作用。
三是通过解决当前存在的薪酬问题，合理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推进银行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薪酬管理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高管薪酬还是职工薪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存在较大差距；银行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引发使得内部矛盾加剧；薪酬结构不合理，基本薪酬占比过高，导致薪酬的激励作用不足；薪酬激励与风险挂钩不足，偏重短期激励，缺乏长期激励。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争议，也给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风险隐患。为此，监管部门加强了商业银行薪酬监管，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我国薪酬管理的基本现状、现有的政策法规要求以及顺应国际先进理念与趋势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成为第一个规范我国银行业薪酬机制的重要文件，将对银行的人才队伍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通过推动银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转变业务模式，推动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监管部门也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银行实施业务模式转型工作，其中人才建设就是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要改革选人用人机制，发挥人力资源效用，为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型奠定智力基础。逐步建立科学用人机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逐步打造优秀人才队伍。建立复合型的职业培训体系，持续提高员工的岗位技能，同时建立中高级后备人才库，实行动态管理，组建国际化后备人才团队，加快引进战略性紧缺人才。
五是通过加强外部监管，特别是对人的监管与处罚，加大责任约束，强化责任追究，从而影响银行的人才梯队建设。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银行人员，特别是高管的处罚力度有所加强，很多事项都开始与“帽子”、“位子”挂钩。例如，对于案件的防控，明确责任在总行和省分行，要做到人员该开除就开除，案件该移送就及时移送，且责任上追两级。这些势必会对银行的人事任免、考核、培训以及纪律、风险教育产生很强的外部约束。
总之，人才是银行生存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做好银行核心人才梯队建设意义深远，也符合我们的监管宗旨和导向，应继续花大气力抓实、做好！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张春子：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支点
核心人才梯队建设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及时，以下谈几点个人看法。
银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巨变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银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几年，中国的商业银行顺风顺水、高歌猛进，两三年总资产就翻一番，净利润更是几倍的增长。到今年一季度末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方面说明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地提升；另一方面也与良好的经营环境有很大关系。
但必须看到，银行业经营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减排压力增大、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危机肆虐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从国内来看，“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增大、通货膨胀上升等问题都使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这对银行是很大的挑战；二是监管标准大幅提升。中国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逆周期缓冲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时间和内容规定，这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未来经营发展是一个巨大鞭策和压力。
强化核心人才队伍建设是商业银行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选择
突破经营发展的困境，走向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是国内商业银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银行是一个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金融服务企业。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创新纬度越来越广，信息技术、法律、心理学等各方面知识运用越来越多，这不再是一项传统工作，更不是简单的“烟酒”交际操作就可以做到的，需要综合型人才来支撑。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好，利差比较高，只要能喝酒、懂交际就能完成很好的业绩，成本就是营销费和员工的身体健康。但现在资源越来越紧张，客户越来越挑剔，信贷闸门越收越紧，为明天银行的利润做准备，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一环。怎么打造一支核心人才队伍呢？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要更新人才管理的理念。传统人事管理主要管人，包括给你发工资、奖金，然后考核、评价，而从未来银行业竞争发展的视角来看，应该从人事管理向战略性人事管理转型，要综合考虑银行战略发展对人才的各方面需要，进行科学的超前性管理。
第二要差异化的管理。人才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人才对各方面能力需要是不一样的，比如高管层需要的主要是战略管理，对市场和监管政策的把控能力，形成理念和思想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中层管理人员来说，主要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够上传下达，按照上层的指令组织基层开展有效的工作，这是对中层干部或者中层管理人才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操作性的专业人才，比如说开展理财业务，要有广博的金融、法律、心理学、行为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对不同人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金融机构对人才管理要差异化。
第三要有长远的核心人才规划。作为一个银行来说，它要永续经营，甚至打造百年老店，这就需要围绕银行长远发展做出相应的人才规划。银行的人力管理部门要了解银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愿景，市场定位，业务经营策略。搞清楚到底需要什么人才？需要多少这样的人才？然后评估现有的这种人才储备能否达到这个要求？达不到应该怎么办？是自己培养还是招聘？怎么招聘？这些都是需要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第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要处理好内部人才和外部人才的关系，这非常重要。任何企业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外面的人是人才，而企业内部的人，由于天天见，对其长处熟视无睹。另外人才招聘以后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包括待遇、有效沟通、各方面管理和关心，这需要全面的思考。
第五是强化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强人才的业绩管理。比如使用EVA、标杆考核等方式；二要优化组织架构。不管体制机制怎么变，运行体制和操作流程的还是人，特别是一些核心人才，因此在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同时，在体制机制的变革上也要考虑员工特别是核心人才的期望。
（作者单位：中信银行研究规划部）
方 容：核心人才管理突破的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引入不良的人力资源要比一笔不良资产严重得多，核心人才的定义不能简单局限于学历、资历、经验的要求，它必须围绕银行战略来定义。每个银行都会基于对自身现状的客观认识、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对客户需求的把握，来制订差异化的银行战略，这种差异化就会决定不同的银行对自己核心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同时，银行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不同层级的理解，比如我们民生银行提出民营企业、小微客户和高端客户，这三个并列层级的战略，他们在某个角度上又相互联系，这就对核心人才的把握提出更大的挑战。
我认为核心人才的管理要实现大的突破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公司治理。
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董事会这个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战略的规划、风险的规划、业务的规划，但真正突出人力资源管理规划的并不多，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最高层面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之间的关系。此外，经营层一定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必要时可以建立超越人力资源部门之上的委员会机制，它能够在全行层面上形成一个共识，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一个部门的认识就能够落实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共识是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是更新理念。
这个理念不仅仅是针对公司战略的贯彻和执行，还包括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解，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分支机构班子、中层甚至基层员工的理念。他们既是人力资源的被管理者，也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管理者的责任，机构越庞大，人员越多，形成一致的认识和行动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三是体制上的突破。
首先是培养机制。如何从外部招募转换成一个核心人才的内部培养机制，这需要有长远的核心人才梯队建设规划。我们曾经去香港分行调研，其人才的市场化机制非常明显，每年约有20%的人在商业银行中流动，一个稳定的内部培养机制能够让我们在市场化条件成熟时，主动应对核心人才流失的问题。
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要重视全面激励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只是全面激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一家银行只依赖物质激励来留住其核心人才时，到一定阶段，边际效应是要逐渐递减的。核心人才往往关注的还有职业发展、充分的信任和授权、专业培训的机会、荣誉激励、企业文化等过个层面，针对核心人才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完善全面激励体系建设，是吸引和保留核心人才的重要手段。
最后是管理机制。“人是最具有能动性的无形资源的载体。”我们需要在核心人才的选、用、育、留上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挖掘核心人才的潜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去为银行的战略服务，包括创新的意识、学习型组织构建等等，实现客户所看重的真正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石丽萍：我们构建人才队伍的经验
我行作为一家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银行，无论是业务经营、风险管控，还是企业文化建设，这几年发展都很快，品牌知名度也大幅提升，这与领导班子的带动、全体员工努力地工作、品牌的上升是分不开的。业绩在逐年上升的同时，员工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
市场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竞争，什么是人才？我觉得只要是适合本企业需要的就是人才，能促进银行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就是人才。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环境都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构建人才队伍，这是一个关键。我们的做法有三点：首先是实施校园招聘，这几年来招聘的都是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的毕业生；其次是实施社会招聘，从当地的国有银行引进；第三是自己培养人才。不论是招聘也好，还是引进来也好，都要进行培养教育。从培养的角度来说，我们分为许多层面，包括操作层面，业务层面、管理层面等。我们请北京理工大学等大专院校专家对全行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管理能力、业务营销、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系统的讲授。针对操作层面的人员我们开办夜校，并且要求各个分支机构确定了每周的业务习练日。在柜员招聘中，我们以派遣制的方式从当地的职业技术学院招聘一些形象好、服务优、综合素质高的一些柜员。在人才选拔中，我们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竞聘的原则，无论是哪个岗位，会计主管也好，中层干部也好，我们根据岗位需要确定选拔条件以后进行报名，审核，公开竞聘，笔试面试。请市外的院校出题，请相关部门来监督，请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关于薪酬激励，我们也是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聘请了专家做了薪酬改革方面的工作，并已开始试行。
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确立了以“创造幸福，携手成功”及“忠诚/智慧/团队/阳光/审慎”等企业使命与核心价值观。以创建幸福银行为目标，对外让储户感到幸福、让中小企业客户感觉到幸福；对内让股东及员工感到幸福，员工的幸福指数不断的提升，公正公平的环境促使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做好一个企业，不是为了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而应该是怎么样让这个企业能够基业常青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培养人才，给员工创造最大的平台，让他们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商业银行）
何义尊：核心人才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
人才是铸就事业腾飞的支柱。对于商业银行来讲，从开始的关系营销，靠客户经理维系客户关系，到现在的产品营销、服务营销，依旧是依靠人去研发产品、提供服务。北京银行在过去十五年的发展中一直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紧紧围绕全行战略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建设方针，实施国际化人才强行战略，建立起以“赛马”为核心、以“育马”为基础的开放竞争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着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环境，构建人才成长长效机制，打造德才兼备、忠诚敬业、团结协作、专业精湛的员工队伍，初步形成了一支国际化、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团队，成为业务持续发展、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力支撑。同时，我行品牌化、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也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现阶段银行发展速度迅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市场环境，构建一支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人才队伍是商业银行的立命之本。核心人才如何准确定义，如何有效筛选核心人才，有没有把最适合的人放到相应的岗位上，是每个商业银行都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
我个人认为，核心人才管理应从三个维度考虑，即战略化、体系化和全员化。
首先，核心人才管理要有一个战略性的高度。核心人才的管理要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发展相匹配，将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获得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与推动，才能更加更好地为业务发展服务。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战略性也表现在企业文化的宣导方面。作为一家区域化、国际化发展的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北京银行已在全国10大中心城市设立分行，在我国香港地区、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代表处。核心人才的管理要结合地方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实现企业文化的完美落地，真正成为业务发展的有力支撑。
其次，核心人才管理要有一个体系化的概念。从选、用、育、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以我行为例，根据业务运作模式与战略发展对各类人员专业化要求，为员工设置了多条职业发展通道，建立严格的任职资格管理体系，从员工入行开始，严格考核管理，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与薪酬激励机制挂钩，形成“能力导向、业绩核心”的职业发展体系。
最后，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核心人才的管理，这一定是全员化的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绝对不简简单单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各个层级的领导都需要有深入的理解和统一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核心人才的管理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北京银行）
田效勋：完善银行人才制度
银行仅仅是选准了人还不行，还要建立一套用人制度。人才制度的竞争甚至比人才的竞争还要根本，因为制度和环境好，自然就能留住人、吸引人。人才梯队建设也一样，作为银行高层，要着力建设一套确保人才辈出的制度和机制。人才梯队建设的目标是保证人才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形成一个人才池，各个层级都有相应的梯队。这就像鱼塘里养鱼，人才梯队实际上就是让这个鱼池子里的鱼很多，而且符合要求。养鱼首先就是寻找鱼苗，实际上就是我们初级人才好苗子的选拔，有潜力后备的选拔；其次是鱼苗放在鱼池以后不能任其自己成长，要喂好鱼，这就是人才培养。鱼喂大以后就要吃鱼，对于企业来讲就是我们要选拔出合适的人才使用。另外，还要确保养鱼人有积极性养鱼，这就是如何调动各用人部门单位重视人才开发的问题。
为什么关心核心人才呢？银行的资源是有限的，要把资源集中在影响战略的事情上。按照美国康耐尔大学斯奈尔教授的定义，核心人才是价值高、又稀缺的人才。所谓价值高，就是指和战略的关联度高。因此，重视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就是一种战略举措。
选拔核心人才苗子，不能光看业绩，更要侧重能力评估。自从2004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将评价中心技术用到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选拔上，跟踪了这么多年，觉得效果不错，是传统组织考察方法的有益补充。评价中心技术的核心是情景模拟技术，就是将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情境设计为考试题目，如文件筐、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等，对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候选人进行测评，考察其系统思维、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等潜能。
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个“721”原理。70%靠岗位锻炼，如重要任务安排、轮岗等；20%靠上级和导师的指导；10%靠系统化的培训课程。银行核心人才的成长是有一定规律性的，有些岗位需要多类别、多层次的实践锻炼才能成材，不是靠培训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要培养核心人才，就需要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要在组织层面进行系统设计，引导人才主动谋划自己的发展，并和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
如何鼓励用人部门培养人才梯队呢？除了从人才使用上进行要求之外，要把人才培养纳入绩效管理体系中来，从制度上确保用人单位重视这项工作。
关键词：董事会；治理结构；风险管理；经济资本；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04-05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股改上市，资本实力显著增强，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大幅提升。银行业要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扎扎实实地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从源头抓起，彻底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要发挥好董事会的主导作用，本文讨论了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战略定位，分析了董事会开展风险管理的基本条件，并进一步提出董事会风险管理的着力点。从根本上解决风险控制的源动力问题，使风险管理具备更好的战略性和长效性。
一、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战略定位
(一)公司治理是风险管理的基础
银行的战略目标是实现风险调整后收益的最大化，而有效的风险管理正是实现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基本途径。对银行而言，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两者相辅相成。公司治理是实现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效推进风险管理的制度保证；反过来，风险管理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与核心任务。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关系是“形”与“神”的关系。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从“形似”到“神似”，这既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创新的过程。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必须在动态的市场竞争中，敏锐地发现风险、把握风险、管理风险，并根据风险管理的要求，及时调整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完善公司治理，必须有足够的创新精神。无论欧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每种模式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美国安然等一系列大公司所出现的问题，反映出欧美公司治理的弱点；日本银行业前几年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其公司治理上的内在缺陷，所以在借鉴国外经验和教训时，要特别重视结合我国的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实现银行发展的战略目标。[1]
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银行的风险管理要取得实效，还必须从战略、体制和机制等三个基本途径入手，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从硬件到软件、从理念到操作的一整套风险管理的传导机制，而这一切追根溯源又都要以完善的公司治理为基础，如图1所示。
(二)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公司治理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治理主体组成。其中，股东大会由银行的投资人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在授权范围内对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决策进行具体实施；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履职状况进行监督评价，上述要素主体之间协调配合、相互作用，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董事会职能发挥得是否充分与得当。[2]一个公司的所有经营和管理活动都以决策为基础，如果董事会的决策不正确，犯了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错误，那管理层执行得再好也是南辕北辙，监事会监督得再严也无济于事。
(三)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起主导作用
董事会作为股东代表，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一旦银行的风险失控，董事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统计显示，1990-2006年间倒闭的459家美国银行中，90%的倒闭是由于董事的消极被动或决策失误所致。其中，倒闭的336家存贷款机构不同程度上存在董事、疏于谨慎的问题。在安然事件中，董事会对内部的财务欺诈视而不见，因而遭到法律诉讼和舆论谴责。2007年，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凯维埃尔违规操作导致近7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险些酿成第二个巴林银行。事后调查显示，该行董事会长期漠视内控体系的漏洞，应对此类事件承担主要责任。
2003年以来，美国内部控制专门研究委员会发展机构(COSO)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在各自的指导文件中都强调发挥董事会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性。[3]新资本协议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董事会推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模式和总体要求，提出了设立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由此构造多重风险防线体系，以确保经济资本的核心盾牌不被那些突发的不利事件击穿。与管理层相比，董事会在推进风险管理过程中应该表现出更突出的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特征。
(四)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主要职责
为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首先要界定董事会职责，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步骤，可以保证决策层参与风险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4]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健全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的要求，董事会作为银行决策层，它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职责应主要包括：定期审议并向股东大会提交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确定银行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审定风险管理战略和基本政策；批准重大决策、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要业务流程的判断标准和内控机制；针对银行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和内部管理状况，做出风险控制的重要决策；审议批准内外部审计部门提交的评估报告，并监督管理层落实整改；审定风险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职责方案；聘任首席风险官和首席审计官等关键岗位人选；对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和监督；督导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等。
二、董事会开展风险管理的基本条件
(一)提升董事会风险管理的理念和能力
首先，要提高董事会成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使每位董事都明确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和任务，提高其工作上的主动性和服从内部控制的自觉性。其次，对董事会成员进行系统的风险管理培训，使之熟悉风险管理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第三，通过优化董事会结构或董事会成员构成来达到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比如，引入风险管理专家作为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内部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也可以在管理层设立直属董事会的首席风险官(CRO)，将风险管理的任务和责任进一步分解，并由CRO监督CEO及其他管理者的风险管理情况，董事会则通过对CRO进行监督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
(二)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董事会风险管理流程
建立董事会的风险管理流程，是商业银行完善内控体系的基本要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董事会决策范围内重大事项的风险识别、评估、决策、应对和后评价等一条龙的管理程序，将其载入公司章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对高管层的风险管理状况进行程序化的督导；三是严格执行董事会集体决策制度，这已经被证明是董事会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外不少银行经营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制度。
(三)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指导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银行经营和管理也越来越复杂，董事会许多重大议案，特别是风险管理议案的技术含量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些议案如果直接提交到董事会，由于会上时间有限，很难进行深入讨论，因而降低了决策质量和效率。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的专业化建设还有待加强。从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中，很难发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详细信息，说明上市银行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认识还不够。董事会在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只有通过不断增强其专业化来实现。实现“专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设立专门委员会，通过专门委员会来协助董事会，甚至可以直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这种专业化制度将增强董事会监督银行运作的能力，并能提升董事会决策的质量。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可以由董事会下设的多个委员会共同承担。其中，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关于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控制情况，对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完整的评估，提出改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审计委员会侧重于事后监督评价，主要负责处理与财务报告及合规性有关的风险事项。与战略、市场、渠道、顾客、技术、供应链和其他运营事务有关的风险可由战略委员会和风险委员会共同负责。这三个委员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协作配合，战略委员会重点负责事前风险控制，风险管理委员会重点负责事中控制，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事后控制；再加上关联交易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协调配合，就可以在决策层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风险管理网络。
从发展趋势看，董事会应该让上述专门委员会负起更大的责任，逐步从单纯的议事机构转变为董事会授权下的决策议事机构。这些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主动地提出议案，而不是被动地审核管理层提交的议案，进而提高在风险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四)建立科学的董事会业绩评价体系和方法
银行要将董事会业绩评估作为公司治理的持续驱动力，通过实施科学而全面的业绩评估，及时发现董事会履职能力和履职效果方面的薄弱环节。科学的业绩评估体系有助于决策层协调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关系，促进董事会更加积极地推进风险管理工作，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对董事会的风险管理业绩考核可从董事会整体和董事个人两个层面进行。对于银行重大经营失误，若系董事会集体决策所致，应向董事会全体问责；若因个别董事不称职或违背内控原则而导致重大失误，则应当像更换行长一样，通过临时股东大会及时对其进行更换。业绩考核的具体方式可以采取自我警醒与外部考评相结合的机制。但不论是哪个层面或哪种方式，评价时都要注意不仅要看到董事会当期的、显性的业绩，还要充分体现业绩背后对应的长期的、潜在的风险。[5]
与业绩评价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独立性。独立是董事会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缺乏独立性将使得风险监督和业绩评价失去意义。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既要独立于管理层，也要独立于控股股东；独立董事更要发挥其特有的职能，在整个任期内始终保持独立性；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特别是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委员会，要在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坚持专业化的判断和独立自主的决策。
(五)培育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但无论如何，它必须成为一种文化，融入到银行自身的“血液”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6]风险文化建设是董事会有效开展风险管理的前提条件。董事会应着眼于银行的长远发展，成为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投入足够精力，强化全行的风险意识，督导各部门、各业务条线、各分支机构树立全方位风险理念，使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的活灵魂。要通过广泛的风险教育，培养所有员工对风险的敏感度，将风险意识贯穿到所有人员的自觉行动中，将风险管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融入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
三、董事会推动风险管理的着力点
(一)制定风险战略，确立风险偏好和容忍度体系
风险偏好是银行对风险的基本态度，包括银行愿意承担何种风险，最多承担多少风险，以何种方式承担这些风险，是否准备承担新的风险，以及为了增加每一分盈利愿意多承担多少风险等等。风险偏好是战略性的，通常以定性描述为主。而风险容忍度是风险偏好的具体体现，是对风险偏好的进一步量化和细化。风险容忍度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所有风险类别，通常包括一整套关键的控制指标，如目标资本覆盖率、VaR置信度、最低资本充足率、最低准入标准、授信集中度等。风险容忍度是在风险偏好基础上确定的，它是全面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如图2。
董事会在确定风险战略和推动其实施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风险战略必须与银行总体战略目标相一致。风险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银行总体发展战略，为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服务。为此，其任务不仅仅在于管住风险，更在于通过对各种风险的管理促进银行的战略转型和价值创造。第二，风险战略需要根据银行所处的市场环境及自身发展阶段适当加以调整。风险战略应反映宏观形势、同业竞争形势的变化，与银行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自身能力特征相适应。第三，风险战略确定以后，董事会应指导管理层，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分解到各种类别的风险限额管理中去，并以此为依据将风险战略体现在银行的资本管理、业务拓展、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使全面风险管理在全行得以推进和实施。
在上述过程中，建立风险容忍度体系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应根据银行整体发展战略，确立统一风险偏好，责成首席风险官研究、提交风险容忍度体系方案。董事会要从战略和专业的双重角度，审核风险容忍度体系的全面性、科学性和严谨性，并负责将审定后的容忍度体系切实应用于风险管理工作，使之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
图2 风险战略、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
(二)完善风险治理架构，为全面风险管理提供体制保障
在风险战略确定之后，银行要通过公司治理架构，使风险战略由董事会传导到管理层，管理层再据此制定风险防范和内控措施，再传导到具体业务和经营层面，由此推动风险战略在全行贯彻落实。
1.风险治理的三道防线。从风险治理架构的横向看，董事会要构造多道防线组成的风险控制体系。该体系包括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前台业务部门，包括一线工作的营销人员、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风险经理等，他们组成风险过滤网的最前端，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力量；第二道防线是管理部门，包括信贷审批、贷后管理、预警监控、系统管理、政策研究、资产负债管理、法律合规等，这些综合管理部门形成了风险管理的中间力量；第三道防线是后台审计部门，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它直接隶属于董事会，实施垂直化管理。
董事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对口三道风险防线，其中战略委员会对应第一防线，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应第二道防线，审计委员会对口第三防线，如此可将决策层与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职能衔接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审计是风险管理的最后一道闸门，也是董事会有效开展风险管理的着力点。董事会要通过垂直化管理机制，加强审计条线的建设。一方面，通过加强评价考核、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条线的管理监督职能；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外部审计机构贯彻执行董事会的管理要求，充分发挥外部机构的财务监督职能。此外，通过强化审计功能，董事会还可以提高信息质量，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决策失误，进而增强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权威性、客观性和严肃性。
2.风险治理的上层架构。从风险治理架构的纵向看，上层架构主要由董事会、高管层和监事会组成。董事会层面，重点是强化其决策职能，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来制定风险战略，核准高管层提交的风险政策和管理程序，并对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活动进行监督。高管层负责实施董事会确定的各项战略、政策与制度，负责建立责权明确、报告线路清晰的组织结构，建立识别、计量和管理风险的程序，并实施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和高管层进行监督，保证银行的经营符合法律规定，减少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
3.风险治理的基层架构。风险治理的基层架构由各业务条线、各个分支机构组成。董事会的任务是在基层架构上建立起一个覆盖面广、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控制体系，使上层架构确定的目标、政策、制度能在基层架构得到传达和落实。第一，风险管理条线要建立包括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资产负债、合规风险等在内的管理部门。第二，向营销条线派驻风险管理团队或专员，使之对风险管理部门直接汇报。第三，在分支机构中设立风险管理部门与岗位，并接受总行风险管理条线和分支机构的双重领导，实施矩阵式管理。第四，设立独立的审计监督部门，负责检查、评价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健全性、有效性，审计部门直接向首席审计官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
4.选聘首席风险官和首席审计官。鉴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国商业银行应设专职的首席风险官和首席审计官，这是董事会有效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根据国外银行的经验，首席风险官和首席审计官在高管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其行政级别应不低于其他副行长。其中，首席风险官由行长提名，经董事会1/2票数通过后方可聘任。董事会选聘首席风险官，应当将其是否熟悉风险管理的技术方法及法律法规，是否诚信、敬业、守法，是否具备胜任能力作为判断标准。首席风险官直接向行长负责，但履行职责时应保持适当的独立性，应当定期向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银行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和风险管理状况。首席审计官由董事会或其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提名，经董事会2/3票数通过方可聘任。首席审计官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主持全行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工作，履职过程中必须保持充分的独立性。
(三)构建内控传导机制，增强风险管理的可执行性
在制定风险战略和完善风险治理架构的基础上，董事会还要通过建设一系列传导机制，解决风险治理的上层架构与基层架构之间的联接问题，使全面风险管理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有机衔接起来，保证风险管理的战略、政策、程序在全行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7]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重点要从经济资本管理、激励约束和预警纠偏三方面来加强传导机制建设。
1.基于风险战略，建立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经济资本管理近年来在国际银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它是银行内部优化资源配置、平衡风险与收益的核心机制。董事会所设定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要落实到具体的资本计量上，并将资本在不同行业、产品、地区和客户等维度上进行交叉配置，以此体现银行的风险偏好，引导全行按照整体战略进行业务拓展、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目前，对国内许多银行来讲，建设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的重点是从计算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入手，在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对业务数据进行积累和筛选的基础上，构建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计算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随着风险计量水平的提高，再逐步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计量，并进行相应的经济资本配置，最终使资本覆盖所有风险类别。简单讲，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的实施线路是：战略制定――风险计量――资本分配――业务发展和结构调整――评价考核――战略再调整。
2.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的导向作用。激励约束机制是银行所有机制中最具有导向效应的机制。无论是国家法律规定，还是银行本身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和措施，只有依靠一个正向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在银行内部进行有效传导并得到执行。一方面，银行在对各业务条线、分支机构进行绩效考核和激励时，要对风险因素和风险战略执行情况进行重点考核，并在薪酬激励中加以体现。其有效手段就是在经济资本计量的基础上，引入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考核，不仅要考核当期收益，更要将银行获得收益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纳入考核，引导全行有效执行风险管理的各项政策和程序。另一方面，要强化对风险责任的追究。无论是决策层、执行层还是监督层乃至操作层都必须履行相应岗位所需承担的风险管理和内控职责。要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监控路线，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监督功能，对各层级履行风险管理和内控状况进行监督评价。对于不能有效履行职责、违规违纪、对银行产生风险的行为要依法进行问责。
3.围绕风险容忍度建立预警纠偏机制。董事会应重视风险管理的过程控制，除了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以外，还要建立风险预警与纠偏机制，以便对各类潜在风险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反馈、及时应对，保证董事会战略决策的执行效果不打折扣。[8]风险容忍度既是银行风险偏好的具体体现，也是各条线风险限额执行情况的汇总反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作为董事会进行风险管理的战略工具和传递机制。管理层应定期向董事会报送风险容忍度的动态数据，分析评价总体风险状况和关键风险点。在必要时管理层要组织现场检查，核实数据背后的实际风险状况，根据容忍度执行数值，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排查。如果风险容忍度被突破或即将被突破，就表明风险管理出现了整体性问题，而不是局部问题。此时，管理层须立即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委员会要作出专业分析和明确指导，同时责成管理层采取行动，以控制风险态势的蔓延。围绕风险容忍度建立起上述预警纠偏机制，能够使董事会的风险管理由一种结果式的管理转变为过程性管理，使之不仅能够传达政策导向，还能风险动态进行敏锐的的预警和前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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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薪酬；公司治理；薪酬管制
一、衡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合理性的主要标准
一是薪酬激励模式合理。高管薪酬分为短期激励（工资和津贴）、中期激励（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和长期激励（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二是薪酬委员会完善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计划或方案，对董事和高管进行审查和绩效考评，其工作不能只流于形式，其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薪酬管制制度健全。对于所有的上市公司来说，健全的薪酬管制制度可以从国家层面上遏止高管薪酬不规范的现象，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及存在问题
1 高管薪酬激励总体状况
根据国泰安（CSMA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的统计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呈现逐年稳步增长趋势。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2001年国企高管收入的主要形式是月薪加奖金。2002年，我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超过100万元的达9人之多，国企高管年薪平均增长26.7%。金融危机发生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持续增长，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更是屡创新高。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高管薪酬止住飞速增长。但是，很多企业高管薪酬仍逆市上涨。2009年，即使在部分A股上市公司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仍然居高不下。
2 高管薪酬激励行业差异
我国目前的银行、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垄断色彩浓厚的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过高，增加过快，问题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细行业分组，2004年薪酬最高的是金融业。其他诸如电力、电信、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高管们的年薪，也大都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3 高管薪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
报酬不合理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固定报酬多，浮动报酬少。据统计，有近百家上市公司只有奖励措施，却没有惩罚机制。②短期报酬多，长期报酬少。国内高管的薪酬多以短期激励为主，大多是工资加奖金形式，这样导致了高管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③在职待遇多，离职福利少。我国企业高管在退休后缺乏养老退休保障，对公司的继任计划和退出机制造成困难，这也是导致国内高管“59岁现象”的一个原因。
4 薪酬委员会地位弱化
根据来自上海证交所和深证证交所的统计，沪深两市中分别有90%左右的上市公司业已设立了薪酬委员会。然而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沪市出具的报告中显示90%以上沪市上市公司已经建立薪酬委员会并且都能发挥其作用，深市出具的报告中则显示深市上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完善。在我国所有成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对公司的薪酬制度提出反对意见一似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制已经健全，政府管制也成了多余，但也可以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成立薪酬委员会只是顺应了国家政策，并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5 高管业绩考核指标单一
国有企业高管业绩考核指标主要以会计业绩指标为基础。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国有企业高管可以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提高当前自身薪酬水平。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任期一般较短，并且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也规定以三年为考核期。这会导致高管只注重短期经营业绩，不利于公司长期价值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发展趋势
金融危机对高管薪酬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企业高管薪酬的飞速增长得到了遏制。但是对于未来高管薪酬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其仍会持续增长，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大多数企业经营状况开始企稳回升，使得与绩效和股价挂钩的高管薪酬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第二，人才的持续市场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稀缺也是高管薪酬的上涨的主要因素。
三、优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以柔性为特征的薪酬与福利制度
组织中的薪酬制度必须反映工作性质、价值、难易程度以及工作环境的变化，但同时薪酬的确定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组织的规模、盈利状况、地理位置、所处的行业、业务类型以及管理理念和文化等等。一个有效合适的薪酬制度必须要在权衡组织内外诸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与组织关联程度高的因素，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以实现组织战略目标为核心。
（二）建立规范运作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形成机制
应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建设，形成责任明确、权力相互制衡的企业决策与经营体制；改进和完善外部董事聘用机制，改变大股东或企业高管在外部董事聘用中的决定地位，提高外部董事的独立性；逐步建立起通过市场筛选合格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机制，通过经理人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对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进行相应惩罚，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适当的准入限制等。
【关键词】外资银行 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
近年来，外资银行纷纷在华设立机构，特别是法人机构，开拓业务，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虽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下滑等情况，但由于其长期、一致、较严谨的信贷文化和公司治理架构，信贷风险一直得到较好控制，较少出现不顾风险、追求规模的短期行为，研究其做法，主要有以下特点和方法。
一、外资银行相关信贷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
（一）公司治理架构清晰、职责相互牵制
外资银行中国子行都设有董事会，约6-12人，其中非执行董事一般占半数以上，独立董事1-2人。非执行董事一般为母行业务条线高管人员、行业知名专家或在业务上有往来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一般为经济金融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董事会是子行经营决策最高机构，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等审议银行相关经营战略、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通过下设的战略规划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内部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等进行相关领域的日常管理。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席一般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上有助于维持制衡机制，引入外界经验，从第三者角度为银行提供客观意见；独立董事会与高管层、外部审计师等保持沟通联系，就关联交易、内控建设、风险管理和合规等方面提出独立、公正的意见。
外资银行监事由母行委派，对母行负责，监事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对公司财务以及董事、行长等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并对外部审计、风险管理等发表意见。
（二）长期的合规文化、制度规范以及信贷审批部门的独立性
由于长期的市场经济，外资银行源自母行的长期信贷文化，即合规性、严谨、风险控制会影响并决定每个员工的意识和行为，从而有利于在信贷各环节的风险管理和合规性。外资银行还会通过全球统一并根据中国国情及时调整的信贷政策和程序，清晰明确地规范每个员工的工作职责和要求。
在信贷管理上，信贷申请、信贷审核严格分离。外资银行信贷审批是信贷官负责制，一般不设信贷审批委员会，以避免集体决策可能产生的职责不清。首席风险官有最高信贷审批权限。首席风险官依据权限再对各级审贷官进行相应授权，超过最高限额需上报集团信贷官。根据矩阵管理，首席风险官一般向行长及集团首席风险官双线汇报，但行长在信贷审批上没有审批权，只有最终否决权。
通过矩阵式管理、业务线垂直报告，从公司治理上保证了信贷审批人员的独立性，避免业务部门直至行长对审贷人员的干涉。如星展中国一笔贷款报告在分行业务部门和信贷审批人员讨论阶段，审批人认为风险较大，银行不宜介入，但分行行长坚持上报，审批人遂将案例上报业务部门的中国区主管，并说明不予支持的理由，中国区主管遂没有同意上报给中国区信贷部门。
个别外资银行设有审贷委员会，进行集体决策，审贷委员会为其最高审批机构。
（三）适当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
外资子行董事会由母行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对其进行考核。对于银行高管层成员，由中国董事会、中国区行长和集团相应业务线条的全球（或地区）主管共同考核。
外资银行薪酬激励机制一般基于银行长期利益，综合反映银行经营和风险政策，避免短期效益，即股东价值最大化、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考核指标主要是：1）经营目标上，用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利润指标，如经济利润、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等来衡量当期经营成果，当期业绩尽可能反映将来可能发生的损益，避免以长期风险为代价的短期行为；2）考核方面，通过多重指标体系考核，包括经营业绩、价值指标、客户员工满意度、合规性、内审情况等，避免单纯以经营利润为中心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导向。
如，有的银行对信贷销售人员的考核指标主要有：1）业务总额； 2）销售收入；3）风险监控，如经办贷款是否出现逾期；4）呆账损失；5）是否体现渣打银行5项价值观等。指标权重依据被考核人员的部门、级别、岗位、直线经理要求等有不同组合。其中业务指标权重占比较大。
对风险管理官的指标考核指标主要有：1）呆账损失；2）审批效率；3）审计评估；4）业务能力，如是否通过内部资质考核；5）是否体现5项价值观等。其中风险指标权重占比较大。
（四）内部审查监督约束
外资银行会进行多层次定期、不定期内部风险审查，包括集团内审部门审查，子行合规、内审部门检查，业务部门风险自查等，通过内部其他部门独立审查、自查等，确保银行整体业务运行健康合规、及时发现内控薄弱环节和风险所在，并快速予以解决。尤其内审部门的检查对被查部门影响极大。
如，有的银行内审评级对银行各部门、层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部门管理层如果在内部审计中未能通过审核的工作目标，或有重大违反政策法规现象，该责任人当年年中、年底评级就会降级，奖金减少甚至没有，并会影响到下一年度工资增长；对部门而言，若发现问题，审计部门会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计划并登记到行内风险系统中，直至完成整改；审计部门还会对未通过的部门在半年和规定期限后进行重新审计，以确认审计出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会直接报送中国区管理层和该部门上层领导，甚至到集团领导层面。
二、外资银行信贷业务主要流程
（一）贷前、贷中审查
外资银行一般通过如下程序进行信贷业务的开发与审批，在开展业务的同时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1.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战略和风险承受度，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决定目标市场，设定不同行业和客户风险接受程度和标准，这有利于提高寻找信贷客户及信贷审批的效率。目标市场会随着外部环境及业务发展变化及时调整。
2.客户经理按照目标市场初步筛选出符合信贷标准的客户，取得客户信息和相关资料，确定客户满足或高于目标市场标准。
3.通过集团统一客户风险评级模型评定借款人风险评级，估算借款人一年内不履行债务的概率；同时引入长期因素，如行业周期性、管理水平、企业战略、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政府政策及法规影响等得到调整后的信用评级。
4.通过风险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对客户进行收益分析。客户经理在综合考虑客户的重要性、市场上其他银行竞价、本行资金成本后，自主决定对客户的授信报价，并尽可能提高交叉销售和非授信收入，以达到风险资产收益率最大化。定期检查借款人风险资产收益率，并据此调整对客户授信策略。
5.根据借款人不同风险等级、授信额度、期限等，决定所需信贷审批官审批级别，并由信贷审批官对信贷申请进行审核决定。
6.中后台信贷风险监控部负责对客户额度的核准，在信贷审批官批准后，确认信贷申请审批是否完备，检查法律合同文本，在信贷管理系统中设立和释放相应信贷额度。
（二）贷后管理
在贷后管理方面，客户经理除监督贷后资金使用情况、定期访问客户、制作年度审查报告等外，还会提交存在潜在风险客户的预警报告，信贷审批部会根据报告，实施贷后预警管理，并每个月召开由相关客户经理、信贷审批部门等参加的早期预警会议，对列入预警名单的客户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重估客户计划、还款计划、协定补救行动，降低贷款额、增加抵押品、将账户调归特殊资产部门监控等。
信贷审批部还会基于实际的信贷业务经营数据，每季度编写信贷组合管理报告，该报告包含了银行信贷组合的总体信息，并细分各类型信息，如授信总额度及使用情况、贷款不同评级风险敞口、不同评级信贷余额、不同评级所占比重，平均信用评级；不同规模客户群（大、中、小型企业客户等）信贷情况、不同行业占比；风险加权资产、违约损失率（LGD）；担保、抵押品情况等，并每季度召开信贷组合风险管理会议，由主要业务部、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及其他相关高管层参加。此外，首席风险官还会与信贷审批部、业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定期举行其他风险监控相关会议，如董事会会议、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特殊资产管理会议（资产保全）等，从银行整体层面进行风险分析和经营策略的调整。
三、外资银行对主要风险、行业等的问题管理
外资银行一般会根据集团信贷指引及中国市场情况，每年修订《中国区域信贷指引》，明确当年信贷投放标准及风险容量和偏好，对行业提出指导性建议，如发展、维持、减少等；每季度统计贷款投向结构变化，对显著变化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或问题。
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外资银行一方面在上述公司治理架构下实施一贯稳健经营，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强化风险管理，如进一步细分市场，信贷资源向优质客户倾斜；调险偏好，提高抵、质押贷款比重，形成各类风险资产的合理搭配；完善内部业务流程，防范贷款欺诈发生等。
面对经济领域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外资银行主要应对措施如下：
（一）中小企业
1.专门成立中小企业部，并将中小企业进一步细分为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中型企业信贷业务模式偏向于批发银行模式；小型企业偏向于零售业务模式，即采取大集中模式开展业务和进行风险管理。
2.相对保守策略，并在中央支持中小企业宏观调控政策下，进一步调整策略：重新审视中小企业目标市场及行业准入标准和风险接受程度，按潜在风险程度适当调整授信尺度及抵押品要求；重点开展低风险授信产品，如供应链融资产品，为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提供配套融资；在稳固制造业客户群基础上，努力开发服务业客户；在加强风险监控前提下对优质客户继续提供甚至增加授信；提供适当的风险管理产品，协助客户对冲或减低外汇、利率及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分散风险，将单一借款人信用敞口调整并下降到可控水平。
（二）房地产行业
1.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内部政策审核房地产项目贷款，业务对象限定于资质优良、信誉良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并通过贷后监控确保信贷资金如实投入到项目中，项目完工后，及时回笼资金还贷；个人房贷业务严格按国家相关法规进行，当前重点是扶持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严格审核流程确保合规性，并风险可控。坚持总量限制，公司和个人类贷款总额要小于全部贷款的一定比例。
关键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
一、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完成，中国银行业基本实现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造对国有银行的规范经营、改进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外部监管机构加大了对合规风险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新的形势对合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问题的陆续曝光，使银行业深刻地认识到切实加强合规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合规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入手，提出了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设想，主要以完善公司治理、搭建合规风险管理架构、构建流程银行、完善制度体系、培育良好合规文化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构建有效的合规管理机制。
二、目前国有控股银行在合规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治理环境及内部体制建设不到位
2002年，我国中央银行颁发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文件，敦促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多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但其内涵和经营机制距离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第一，总行与分支行间垂直的监管和报告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均由国有商业银行转制而来，继续采用行长负责制，各级行的职能部门只对本级行长负责，内部机构流程再造后，垂直的监管和报告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内部机构协调尚不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内设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政管理色彩仍影响着日常管理，部门间畅通的沟通渠道还没有建立；合规部门的具体职能定位还不清晰，合规部门与审计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在职能上还存在着许多重叠和交叉，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内部体制在银行中还大量存在，进而无法有效地推进合规风险机制的完善。
2、“流程银行”尚未建立，制度的建立没有体现流程控制，可执行性差
（1）流程银行未建立体现在“部门银行”、“部门制度”现象突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自建立以来，均已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全面的规章制度，但是各项制度的建立大多是以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为依托“分权设置”的，导致了内控制度的部门性特征十分突出，且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部门职责更新完善的手段和方法都较滞后，职责的重叠和脱节并存，部门间沟通协调不到位。随着新兴业务的不断推出，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的情况下，制度边缘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一些操作环节因涉及多个部门，出现诸多管理不到位问题及风险隐患。
（2）制度缺乏流程控制。国内商业银行最初都是沿袭了过去行政机关的制度范式，制度的制定、传达没有结合银行运作实践予以细化，更缺乏及时地修订和系统化梳理，由此形成的制度没有做到具体化和体系化，制度可执行性较差。一方面，导致有效传承银行风险管理经验的机制缺失，银行长期运作中积累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付出昂贵“学费”得来的风险教训没能传承和转化为具有执行力的政策和程序。另一方面，在具体风险管理经验的积累和延续上没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而银行各层面具体的风险管理做法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且无法作为员工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的依据，导致激励和约束机制无法有效落实。这是国有银行简单、低层次风险案件不断被复制，不断重复发生的关键所在。
3、合规文化缺失，合规风险管理理念尚未确立
银行员工诚信与正直的道德行为观念不强，银行内部缺乏有效的自律和他律机制；银行上下级机构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文化，制约了银行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及其执行的效力；银行不同部门间沟通交流和协调配合不够，缺乏配合默契的合作文化；合规的激励约束机制扭曲，对做的好没有奖励，对做的不好的没有惩罚，“问责制”难以有效落实；受“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等不良文化的影响较深。
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
1、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合规风险管理
（1）强调合规从高银行高层做起，设定鼓励合规的基调。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制定和核准符合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合规政策，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银行倡导的合规文化；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合规责任；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框架；合规部门的地位和职责；全行上下用以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的主要程序等。合规政策应明确指出业务部门对于合规风险管理负直接责任，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合规风险管理负最终责任。
（2）要建立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确保合规部门切实履行自身的合规职责。要按照独立性、权威性、全面性原则组建合规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在总行、分行设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在支行及以下机构设立合规岗位；明确合规管理部门与稽核部门的职责边界：合规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合规风险的识别、监测和报告，稽核部门负责实施合规检查，合规部门设置应与稽核部门分离，其履职情况要接受稽核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业务部门应支持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实施合规风险监测与评估，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应推动业务部门防控合规风险。
（3）要科学设定清晰的合规风险报告线路。在国内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改造的过渡期，可先行采取以向上级合规风险管理部门条线报告为主，向所属机构负责人报告为辅的方式，在合规机制比较成熟时逐步过渡为条线式报告。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授权制度，国有银行一直是依据机构或部门功能授权，不同于外资银行则更强调对个人授权。二是岗位设置规则，国有银行岗位设置通常没有科学的岗位设置评价，岗位的职责、权限不明确，如采取分散化管理的组织结构，在各业务部门设立合规岗位，很难确立合规人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三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伞型组织架构，使得机构负责人权限过大，制衡不足，向上级条线合规部门直接汇报，能够增强合规工作的独立性。2、构建流程银行，制度建设应充分体现流程控制
（1）构建流程银行，按照横向设置流程，按照流程设置部门。“流程银行”即银行的经营组织结构和各种资源完全围绕业务流程而展开、完全服从于业务处理流程的需要，而流程完全围绕客户和市场需求设计。商业银行在组织架构再造时应将各部门按照前、中、后台严格分离设置：公司、零售银行部作为银行前台部门，风险管理、法律合规和运营部构成银行中、后台，人力资源、信息科技和财务会计是保障前、中、后台有效运作的支持保证部门。从导向上看，所有部门的职责定位，都是围绕产品和客户来运转。客户办理业务并没有直接面对某个部门的概念，而是通过特定的渠道进入流程，每一笔业务的完成都要经过独立的前、中、后台处理，每一个部门都是通过流程为客户服务的。其主要优势在于：一是完全实现前台营销拓展与中后台操作处理相分离，便于风险的流程控制。二是全新的业务流程设计，便于管理与运作。三是实现总行条线化管理模式，便于管理会计的核算。我国商业银行要向流程银行转变，必须吸收国际先进银行经验，充分利用当代IT信息技术成果，全面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经营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
（2）建立“制度的制度”。制度的制定过程也要体现流程控制，没有可操作性和流程控制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要改变目前规章制度的制定模式，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发动各业务条线共同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实现员工手册化、标准化作业；同时，进一步明确新制度的出台必须经过必要的测试、核证和会签过程，树立制度的权威，各行应将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部工程来抓。合规部门应主动参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为银行的流程再造以及业务管理垂直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提供必要的合规支撑；加强对业务流程和制度梳理和规章制度的后续评价工作，及时提出测评意见。
（3）要完善配套的责任追究及绩效评价制度体系。一要建立内部责任追究制度，借助具有威慑力的合规责任追究制度，惩处违规行为，落实合规责任，并及时纠正错误，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充分体现银行的合规价值取向。二是要建立举报监督机制。疏通并敞开员工举报违规、违法行为的渠道和途径，并建立健全有效的举报保护和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举报违规、违法行为，强化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有效监督。三是要打造制度的“高速公路”。加强制度与流程、系统的融合，强化全过程的硬控制，减少人为理解和执行的偏差。四是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合规管理评价制度，科学设置合规管理考核事项，对关系银行长期、稳健和安全的绩效指标赋予绝对优势权重，客观评价各部门、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管理人员合规风险管理的能力和内部风险状况，把合规评价结果与相关人员的奖惩挂钩，充分体现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价值观念。
3、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
（1）树立“合规人人有责”、“主动合规”的理念。只有让合规成为每一个银行员工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才能共同保证有关法律、规则和标准及其精神得到遵循和贯彻落实。同时要倡导主动发现和主动暴露合规风险隐患或问题，主动改进相应的业务政策、行为手册和操作程序，主动避免任何类似违规事件的发生和主动纠正已发生的违规事件。
（2）积极倡导“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合规风险管理本身并不能直接为银行增加利润，但却能通过系列的合规活动增加盈利空间和机会，避免业务活动受到限制。合规与银行的成本与风险控制、资本回报等经营的核心要素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合规能为银行创造价值。
中央银行治理包括中央银行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体现了中央银行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内部治理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的内部管理，包括决策机制、风险管理、财务资源及管理、分支机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在中央银行治理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
一、中央银行治理的概念
“治理”一词最早在经济领域的定义出现在198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显然，这里的“治理”是指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
之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从微观角度，对“治理”进行了定义。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治理”定义为，“公司的管理层及其董事会、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而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则将“治理”定义为“董事会实施的各种流程和架构的组合，用以告知、指导、管理和监督组织的活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上述定义中，“治理”都是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
在众多关于治理的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对“治理”一词进行了定义，认为“治理是个人、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他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该报告同时提出，“治理”有4个特征：首先，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甚至个人；其次，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三，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第四，治理中的制度安排，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本文倾向于采纳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治理”的定义，将中央银行治理定义为中央银行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包括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内部的关系等，以及这些关系的运行状况。
中央银行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体现为中央银行治理的3大支柱，其中，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具体因素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央银行的职能、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央银行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有义务向政府提供贷款等；中央银行与公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具体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对外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和财务信息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公众对中央银行问责的难易程度和效果等。中央银行的内部关系，体现为中央银行的内部管理，具体因素包括：各种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管理层的结构、财务资源的运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员工激励计划和分支机构的设置等。
三大支柱和内部管理共同构成了中央银行治理的框架。三大支柱确立了中央银行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而内部管理能够保证中央银行可以更好地运行，以适应这种地位。
二、内部审计在完善中央银行外部治理方面的作用
（一）在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由法律确定的，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因此内部审计难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日本在1985―1989年泡沫经济和1989―1992年泡沫经济中，由于日本银行的独立性较差，加剧了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后的衰退。然而，当时，日本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即使通过评估得出“日本银行独立性差，大藏省（财政部）严重干扰了日本银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的结论，也不可能改善这种治理状况。除非是泡沫破裂，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得到了教训，才会通过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博弈，逐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此，内部审计在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
但是内部审计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内审部门主要是通过对部分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业务进行审计，间接地发挥作用。目前，我国人民银行的内审部门，已经对经理国库、再贴现管理、金融稳定、金融监管等业务形成了常规的审计安排，通过这些审计，间接地促进了政府重视和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二）在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为增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做了必要准备。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审计就是典范之一。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审计两方面的内容，即对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审计和外汇储备管理的审计。德意志联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每3年一个周期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内容比较细，包括交易对手的选择、询价机制、更正修改撤销交易的流程、清算和记账的流程、交易相关信息系统的维护、各种压力测试等等。这些审计内容核心有两点，一是具体的交易操作是否合规、是否准确无误地执行了相关的货币政策，二是具体的交易是否干净，是否存在私下交易或者夹杂了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公开信息，才能让中央银行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心里有底。
其次，内部审计对中央银行会计财务管理情况的审计，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财务透明度。目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而国内公众对于政府公开费用支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内部审计通过对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进行审计，进一步保证了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真实公允、准确完整。
再次，一旦中央银行主动或被迫建立了信息公开机制，内部审计还可以对信息公开的情况进行审计。比如，信息披露是否及时，信息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对公众的反馈信息是否及时妥善应对。通过这种审计，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可信度。
人民银行的内审部门，也一直在为增强人民银行的透明度服务。比如，常规的分支行财务管理专项审计，以及离任审计和履职审计中的财务管理部分，实际都是在对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计，也是对财务收支的一部分内容进行审计。近几年新开展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审计，涉及的是人民银行重要的外汇储备资产。支农再贷款专项审计，是资产负债表审计的一次有益探索。这些都为未来人民银行公开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做了一定的准备。
（三）在完善中央银行问责制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本身就是内部问责制。内部审计作为内部问责机制，是中央银行问责制的组成部分。审计的基本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和明确责任，对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内部问责的过程。此外，内部审计中的反舞弊调查也是内部问责的一种形式。
其次，内部审计加强了中央银行应对公众问责的能力。公众和权力机关，对中央银行问责的内容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其他行政职能的履行情况，财务资源运用情况以及行长和其他高管层的经济责任。内部审计至少可以在货币政策的执行层面、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监管、货币发行、经理国库、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审计，通过纠正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减少外部问责的可能性。
具体到人民银行，内审司从2005年开始就对审计发现问题落实责任人，一般性的问题，要求责任人进行整改，特别重大的问题，移交给纪委处理。这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机制，正是内部问责制的具体表现。此外，经济责任审计，包括分支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履行职责审计，也是对领导干部履职期间进行问责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督促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对内部审计发现问题进行整改，有效减少了外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维护了人民银行的声誉。
三、内部审计在加强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方面的作用
（一）在中央银行内部控制方面的作用
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监督和信息沟通。
首先，内部审计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控制环境的要素包括：员工诚信度、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管理层分配权力以及组织和开发员工的方式；董事会给予的关注和指导。2012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公布了《评估职业道德环境活动》审计实务指南，其中提出，完善的职业道德环境是良好组织治理的坚实基础，内部审计应评估组织治理情况，同时为组织内推广恰当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提供建议。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几个方面的内部审计活动实现。一是评估组织内部的职业道德环境整体情况，以及各类道德标准的有效性；二是评估组织内部与职业道德相关的目标、流程和行为的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情况和效果；三是确认上述职业道德相关的内容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相关风险被有效管理和控制；四是为帮助组织建立一个健康和高效率的职业道德环境提供咨询服务；五是树立一个拥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典范，在组织内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其次，内部审计是监督的重要形式。监督是对中央银行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的过程。他既可以通过持续监控活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个别评价来实现。持续监控发生在经营过程中，包括日常管理和监控活动，以及员工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所采取的其他行动。个别评价的范围和频率主要取决于对风险的评估和持续监控程序的有效性。持续监控一般是由业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完成的，内部审计主要起到的是个别评价的作用。
除了在控制环境和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内部审计还可以参与风险评估，并在审计中始终关注控制活动，审计报告是信息与沟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总之，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在中央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有决策层面的，也有执行层面的，既有内部人为的，也有外部突发的。目前，中央银行风险并没有标准分类，往往需要借鉴国际上广受认可的风险管理框架，如巴塞尔协议和COSO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等。通常将中央银行的风险划分为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非财务风险包含了操作风险、政策风险、声誉风险等诸多方面。
面对诸多风险因素，各国中央银行在总体上的偏好是风险规避的，但在规避程度上有所不同。部分中央银行认为央行在原则上不应该承担风险，如英格兰银行；部分中央银行认为其应该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及风险控制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如加拿大银行。例如，反映在养老金管理上，英格兰银行实行资产负债完全匹配原则，而加拿大银行则适当承担短期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尽管各国中央银行在具体的风险规避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认为，要实现识别风险并有效管理的目标，必须将中央银行整体战略及高层目标与风险管理有效地联系起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一般认为，这个框架应该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业务部门的管理者，他们在既定的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偏好下，实施操作层面的控制措施，对本部门风险进行日常管理。第二道防线是风险管理相关部门，他们对风险管理效果提供有效保证。这些部门负责适用于整个组织的风险指标和内控制度的制定和监督，包括风险管理部门、合规性部门、法律和财务部门、IT安全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他们既负责制定风险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同时也负责对风险报告的监控。第三道防线是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情况的独立确认，并向最高管理者和董事会报告。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风险管理的总体职责是由高级管理层承担的，具体职责是由各部门承担的，内部审计只是起到监督作用。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认为，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必须承担的职责包括：检查关键风险管理情况、评价关键风险报告、评价风险管理流程、确认风险已经被正确评价、确认风险管理流程已经被实施。此外，可以选择承担的职责包括：协助识别和评价风险、培训管理人员风险应对知识、汇总风险报告等等。同时，内审协会也规定了内部审计不应该承担的职责，包括：制定风险偏好、制定风险管理流程、管理风险、确定风险应对措施、代替管理者决定风险应对措施、承担风险管理的职责。
除了在风险管理中承担第三道防线的作用，内审部门的计划还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的风险导向审计。国际清算银行2004年对23家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所有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内审项目计划时都会考虑风险的因素，其中，39%的中央银行采用的是模型量化风险的方式，61%采用的是主观判断风险的方式。
（三）在中央银行财务管理方面的作用
内部审计首先可以对中央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中央银行财务状况，包括为实现中央银行目标而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财务能力，它服务于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如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金融稳定，既包括中央银行的财务资源，如资本、资产、货币发行权等，也包括中央银行运用财务资源的能力，如偿付债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等。内部审计评价中央银行财务状况的工作，是建立在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进行审计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合理性，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带来的冲销成本，中央银行行使准财政职责（各类再贷款，金融危机中的救济措施）的成本，中央银行是否建立了减值准备计提机制等等。
在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内部审计还发挥着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初始的功能，就是减少因为操作失误带来的操作风险，或者是人为的道德风险，防止资金资产的损失。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和费用开支的合理性等等。
内部审计在提高资金资产的使用效率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绩效审计上，比如集中采购审计、基建审计和系统开发审计等等。但是对中央银行的绩效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银行财务独立性的制约。相比来看，有财务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绩效审计在节约资金上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没有财务独立性，又实行严格的预算制的中央银行，绩效审计的效果和作用都会减弱。例如，在预算制的情况下，内部审计发现办公用房的使用存在浪费现象，建议对办公区域重新规划，以节约空间。节约出来的房产就面临进一步的处置。如果闲置，会造成新的浪费，如果出租或者出售，收入要划转给财务权力部门，中央银行没有内在动因去改善绩效，因此，绩效审计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四）在中央银行决策机制方面的作用
在建立健全中央银行的决策机制方面，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发挥咨询作用，促进中央银行科学决策。二是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对分支机构的决策机制进行审计，推动决策的透明化和民主化。
首先，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对中央银行的全业务审计，往往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央银行其他业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了解，内部审计部门的年度汇总报告有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政策或者采取相应的行动，有效推动了中央银行总行层面的决策科学化。此外，由于内审部门在组织架构中的级别一般高于其他业务部门，对其他业务部门进行审计可以发现业务主管部门在管理层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有利于在总行决策层面调整优化相关的管理制度。
其次，对于有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来说，对分支机构的内部审计必然包括对分支机构决策机制的审计，也就是依据既定的决策机制对分支机构的决策程序进行审计。对于采用行长负责制的中央银行或者业务领域，主要是一个报告线的问题，也就是说，重大决策事项是否报经行长批准，至于行长的决策过程，因为个人掌握的信息不可能完全，即使信息是完全的，不同的人因为偏好不同，也会做出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对于行长负责制的决策体制，只能够对报告线的完整性进行审计。而对于委员会负责制的中央银行或者业务领域，审计的主要内容是重大决策事项是否经过审议和表决，会议的程序是否规范，是否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等等。因为委员会会议一般会留有会议记录，因此可以对决策的程序进行比较细致的审计。
（五）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建设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是对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的有效手段之一，监督分支机构充分行使中央银行派出机构在传导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和收集金融数据等方面的职能，并对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问责，维护中央银行的声誉。
其次，内部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有一部分审计发现的问题，是有客观原因的，审计报告可以如实反映问题背后的原因。此外，各个分支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分支机构层面不能解决，内部审计可以通过汇总和分析，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这实际上也是在反映分支机构的诉求。
关键词:本土化;中小型韩资银行;金融;研究
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5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1家分行。同时,近5年来外资银行总资产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随着在华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力争通过尽快实现人才、金融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而获得在华发展的先机。按照发展战略及业务重点的不同,外资银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花旗、汇丰等大型国际型银行为代表的业务全面推进型;二是以荷兰银行为代表的专业化服务重点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依托母国总行的目标业务型。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发展轨迹,韩资银行因母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天然地域联系,实施紧跟母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母国企业的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给韩资银行带来差异化服务的发展优势,同时又造成银行的发展受制于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本土化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韩资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及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烟台的2家韩资银行(分别简称h银行、q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层次剖析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一、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及经营现状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进入全面开放时期。随后,银监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贯穿了以外资银行法人为导向的监管理念。自此,外资银行开始实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册法人。本地注册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构与经营理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时期和法人成立后时期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本土化路径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笔者所调查的烟台市2家韩资银行为例,在2007年和2009年,两家银行分别转制为本地注册法人银行,成功翻牌并开办了人民币业务,迈出了本土化的关键一步。在华法人成立前,韩资银行没有统一的管理行,经营管理以韩国母行为主,采取业务跟进式的发展方式,主要经营战略为服务本国企业。这一时期,韩资银行缺乏统一、明确的本土化战略,业务范围局限于外币业务,绝大多数客户为韩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外籍员工占比较高,银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与程度均不强。法人银行成立以后,韩资银行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统一、明确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如h银行(中国)确定以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经验及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在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大力拓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q银行(中国)确定结合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优势,努力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业务范围实现本土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对业务、资金等实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模式;不断开发本土化产品,非韩资客户占比逐步提高(见表1)。
明确、统一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也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贷款余额89.12亿元,较年初增加23.57%;各项存款70.18亿元,较年初增加15.09%。q银行总资产为56.53亿元,较年初增加13%;各项存款23.04亿元,较年初增加108%(见表2)。
二、本土化问题与瓶颈
从两家韩资分行的运营特点看,转制为法人分行后,其人员配置上出现华人管理中层,业务方面国内客户逐年上升,这说明两家韩资银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场。但总体看,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缓慢,本土化瓶颈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突破,相关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显现。
(一)市场融入度低、运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从总量上看,两家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有10亿左右,平均负债规模9亿左右,整体市场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户群体较为狭窄,授信集中度高。两家分行的信贷投放均集中于烟台、威海地区韩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布在电子、机械、服装、造船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外贸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税及劳动力成本的较小调整,
就会带来经营业绩较大波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欧美外资法人行普遍与中资银行在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资产管理、转受让、资金结算、银团贷款、拆借市场等,但两家韩资银行仅在拆借市场与中资银行有过简单合作,且金额较小,业务合作参与度低。
(二)管理体制难以达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存在不足,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由董事会对其考核,同时外部监事与母行间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汇报路径;h银行存在未经董事会决议,高级管理层审批修订银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形不像、神难似”。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架构并保证顺畅运转,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家外资银行的组织架构均不是按照要求设置,而是根据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置,比如q银行只有三个内设部门,h银行也是类似设置,以审贷会为例,2名业务主管+1名风险主管+1名行长的运行模式很难保证审批的独立性和公允性,诸如合规、会计、技术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三)流动性满足本土监管指标压力大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的存贷比为126.99%,q银行(中国)存贷比为145.89%,距75%的监管要求差距较大。同时,为达到存贷比监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负债业务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限制资产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使得资产业务发展也一度停滞。二是韩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存放和单位存款,同业拆入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较小,对于批发性资金依赖性高,核心负债依存度低,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弱。三是日常资金管理目标以满足即期资金需求及流动性监管指标为主,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期限错配情况较为突出,7天以内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五)人力资源本土化瓶颈难以突破
一是高管层本土化问题未突破。目前,两家行的高管人员均由韩籍人士担任,与成熟外资行高管人员由本土金融资深人士或母国中国通担任相比,现任韩籍高管对中国社会生活认知少,文化熟悉度较低,制约了银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员工对银行认同感不强。两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新进员工也多以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跳槽跳板为主,对银行文化认同度不高,人员流转快。以h银行烟台分行某4人编制的部门为例,从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对母行派遣人员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员的选择、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决定,本地行权限不足。同时,外籍派遣人员流动性较强,稳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营发展的连续性。四是受银行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制约,两家外资行难以吸引到本地的优秀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问题深层原因分析
(一)发展战略制约本土化发展
目前韩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可归结为目标业务型,即银行紧跟本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本国企业。这一战略在银行介入中国市场初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受制于本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远高于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韩资银行改制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规模扩张,如不及时更新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市场,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异国化特质就会不断固化,出现客户资源“天花板”现象,更严重的是东道国企业被排除于银行服务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韩资银行受其发展战略所困,本土客户拓展困难,客户本土化停滞不前。
(二)企业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韩资银行企业文化仍沿袭母行文化,未能结合东道国文化特质,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业文化。如韩资银行倡导员工自主自律的企业文化,倚重员工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因此内部岗位设置中不兼容岗位制衡及授权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也不适于目前国内经营管理环境,因此产生大量操作风险问题。对q银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未建立资金业务及交易系统授
权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个别分支机构存在不具备交易资质人员使用他人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社会影响力及认知度不够
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机构,受依赖心理制约,社会和企业对本土银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民认知度对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与资金实力雄厚、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欧美外资银行相比,公众对韩资银行的认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发生了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使得大众对韩资企业的警惕心理进一步提高。据半岛网报道:52%以上的大众和企业不愿同韩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90%以上的大众和企业表示不会把钱存在韩资银行,社会氛围的排斥,不利于韩资银行进一步扩大本土市场。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文化融合,树立外资银行服务品牌
外资银行在实施全球化标准服务的同时应着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寻找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目标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提供的银行产品雷同的情况下,在营销行为、合作习惯、谈判风格、后续管理等软文化和软技能上突出客户管理特色,取得竞争优势,形成独特的外资银行文化及服务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发展基石
如何将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顾当地实际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韩资银行能够做强做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应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评价,建立外部监事与母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按照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内设部门,厘清职责分工,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组织基础;三是要按照监管要求完善诸如审贷会等各项制度,使制度能够和业务发展情况实现无缝对接;四是要实现管理的语言与文化融合,减少信息中间漏损,杜绝管理、执行两层皮。
(三)注重队伍建设,为本土化植入原动力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前提,对韩资银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国基因,吸收中国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竞争力。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级管理人才,在决策和经营导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积极推行“本土吸纳、国际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资源策略,利用母行经营管理优势,给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培养出一支既了解国内当地市场、又懂得国际惯例的员工队伍;三是要注重对不同来源的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培训和文化熏陶,避免员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弱化文化冲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业与当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员工队伍。
(四)创新产品服务,加强本土化载体建设
韩资银行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就应逐步摆脱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品牌体系,特别是发挥小企业金融服务优势,从业务导向及客户导向两大体系构筑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大力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本土化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强协作监管,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首先,督促境内法人行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增强资本实力,为业务扩张和风险缓释奠定基础。其次,加强全面风险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动性监控手段和工具,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改善期限错配情况;完善内部控制,建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有效识别、检查、控制操作风险;建立经济资本管理长效机制,将资本监管要求与自身管理目标结合,促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韩山华.法人导向下的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2]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2007.
关键词：董责险；转嫁风险；董监高
责任保险制度的目的旨在分担被保险人难以避免的风险，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即使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依然有承担责任的风险。董责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最基本的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转移风险，降低企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风险。
一、董责险概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由公司或者公司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出资购买，当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由于疏忽或不当行为（不包括恶意违法行为）被追究个人赔偿责任时，将由保险公司负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费用的保险。董责险是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董监高职业风险的功能，通过向保险人支付保费为代价，转嫁因董监高错误或过失的不当行为而引发的风险。［2］董责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欧美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大为流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相关制度不成熟，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面临诉讼的风险低，董责险的作用相对来说较小，因此投保率一直很低。随着新《证券法》的出台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投资者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董监高面临的诉讼风险日益增高，某咖啡、某药业等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的发生等，董责险在我国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二、董责险在中国的发展
董责险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2001年，2001年8月16日在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指导意见》同时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但投保对象仅限于独立董事。2002年1月7日，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2002年1月23日，平安保险和美国丘博保险集团推出我国第一份董责险，被保险人是万科董事长王石。作为一项舶来品，董责险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虽然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但投保率一直不高。在前几年，董责险几次引发资本市场关注，还是源于几次大的造假事件。例如，2020年4月份R企业财务造假事件，其投保的总限额高达2500万美元的董责险随之受到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关注；去年11月12日，K企业造假案一审判决出炉，董责险再次受到关注。记者从业内拿到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的比例在10%左右，总共还不足400家。随着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大幅提高了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同时完善了证券违法的民事赔偿责任，再加上同年4月份某咖啡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上市公司的投保意愿。据统计，2020年单年新增投保公司达到170家，投保数量显著增加。2021年1月以来，多家A股上市公司陆续拟为公司高管投保董责险的议案公告，截至11月19日，新增投保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16家，投保率约为15%。［5］对于近两年来董责险投保率的提升，有学者表示，这主要是因为新《证券法》的实施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变化，特别是新《证券法》确立的中国特色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极大提高了A股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面临诉讼的风险，而过去之所以董责险的投保率不高，是因为公司及其董监高面临的诉讼风险低。2021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国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责令K企业因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原董事长、总经理及五名直接责任人员、Z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承担5～20%不等的连带赔偿责任，其中5名独立董事合计被判承担民事赔偿连带责任高达3．69亿元。不过，K企业的上述独立董事赔偿额仅是理论上测算的上限赔偿额，具体最终的赔偿金额是多少还未确定。消息一出，业界震惊，董责险再次受到人们关注。K企业案件作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第一案，是迄今为止法院审理的原告人数最多、赔偿金额最高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示范意义重大，不仅让幕后操纵上市公司的作恶者付出了沉重代价，也使独立董事群体突然意识到投保保险的必要性。有学者预测，到今年年底，A股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的比例可能会接近20%，相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三、董责险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分析
董责险诞生于20世纪中叶，董责险作为重要的风险对冲和损失补偿工具，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中被广泛应用，据统计显示美国购买董责险的公司比例高达96%左右，而金融类、科技类等高风险行业上市公司的投保率更是达到100%，加拿大的投保率超过80%，在我国香港地区董责险的购买比例也达到60%左右。尽管自2020年新《证券法》实施以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的比例有显著提升，但整体来看仍然很低，超过80%的公司不愿购买董责险，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1］
（一）中国市场不适应欧美化的董责险条款
目前我国市场上通行的董责险条款主要是借鉴于欧美，其保单结构和条款措辞比较符合欧美市场法律环境，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复杂的董责险条款很难理解，保险人解释也很费劲，仅有极少数国内保险公司开发了符合我国A股市场的董责险条款，更多的保险公司是直接照搬外国董责险条款，不仅导致“水土不服”，许多模糊的表达更是加大了被保险人索赔的难度，降低了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的积极性。虽然我国从2002年起就引入了董责险，但是直到2011年才出现第一例索赔案例。［7］
（二）董监高忽视了过错推定责任
过去，董监高往往认为自己只要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就不会有问题，但我国信息披露违法追责采取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即除非董监高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从过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可以看出，只要在相关财务报告中签字，不知情、未参与、不属于自身专业范围、难以发现造假行为等均不能成为免责事由。
（三）缺乏相关法律制度支持
2006年我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董责险才正式成为责任保险的一种，直到2018年我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通知》，才授权我国保险机构建立必要的董责险制度。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早在多年前就以法律形式将董责险确立下来，而我国关于董责险的相关规定仅见于一些政策性文件，《公司法》《保险法》等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尚未对董责险作出明确规定。此外，董责险主要是对董监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因违反勤勉义务所导致的风险损失进行赔偿，但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董事高管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诉讼发生时难以获得较高层级法律的支持。
（四）董监高实际面临的诉讼风险低
促使公司购买董责险的动机主要是转嫁风险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但我国自2002年引入董责险以来，少有索赔案例发生，董责险并未起到转嫁风险、分担损失的作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不够健全，法律环境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比较落后，再加上投资者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足，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很少向法院提讼。我国企业的董监高面临的诉讼风险较低，董责险所具有的转嫁风险的作用不能得到凸显，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董责险购买率一直偏低的一个原因。［6］
（五）董责险的保障范围有限，上市公司认为索赔概率较低
根据某保险公司的董责险条款内容：“被保险人在以其身份执行职务的过程中，由于单独或共同的过错行为导致第三者遭受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个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且被保险个人不能从被保险公司获得赔偿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过错行为”是指被保险人个人在以其被保险个人身份执行职务过程中的失职、过失、错误、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应作为不作为以及其他过错行为。但是，在实践中，上市公司董事、高管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大多是因为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不属于董责险的承保范围，这就导致董责险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这也是董责险在我国投保率为什么一直很低的重要原因之一。［8］
四、董责险在中国的发展建议
（一）健全公司信息披露机制
我国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过于集中的特点，由于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一些中小投资者很难获得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完整信息，这不仅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而且也不利于外部监管机构对公司监管，而公司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获取利益的同时也间接避免了诉讼风险，因此大大降低了这些公司对董责险的需求。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不仅可以降低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发挥董责险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保障中小股东权益方面的作用，而且对于抑制董责险可能引发的董监高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二）制定符合中国市场的董责险条款
我国董责险的条款大多从欧美国家移植而来，由于中西方文化和市场差异，一些条款并不适合我国的市场环境，不能满足我国公司对于董责险的需求，比如破产有效条款规定：“董责险保障的被保险人破产，不影响董责险保单的效力。”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并没有规定关于董监高的破产制度。董责险条款的设计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极大地降低了董责险的市场需求。［4］因此，保险公司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保险条款，使董责险发挥出其所具有的转嫁风险的作用，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投保董责险。
（三）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断完善董责险的相关法律制度，在《公司法》《保险法》等较高层级的法律中对董责险明确加以规定，为董责险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与此同时，还要完善与董责险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在《公司法》中明确董监高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董监高负有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但是没有规定违反相关义务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没有问责，一切规定都是空谈，仅靠个人的道德自觉难以有效约束董监高的个人行为。另外，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使得因董监高的不当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股东能够获得相应救济，从而提高股东维权的积极性，进而间接刺激董责险的现实需求。
（四）扩大董责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当前的董责险只适用于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截至目前还没有非上市公司承保案例。但是，我国非上市公司以及非营利性组织的董监高所面临的责任风险在不断增加，而这些非上市机构面临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长期存在且没有任何保险保障。［3］因此，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我国应当扩大董责险的适用范围。保险公司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多种方式扩大董责险的适用范围，比如保险公司在为公司董监高提供保障的同时，可以增加一些为投保公司提供保障的内容，让投保公司能够从中受惠，以此激发公司投保董责险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还可以设计一些附加条款，让投保人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这样既可以满足公司的投保需求，也能推动我国董责险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崔玉昊．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D］．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21．
［2］赵玉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股价崩盘风险［D］．浙江：浙江工商大学，2021．
［3］申留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风险承担与真实盈余管理［D］．郑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
［4］李鲁林．D&O责任保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21．
［5］涂扬．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1．
［6］史春玲，孙耀东．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21（6）：37-52．
［7］于亚洁．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避税：促进还是抑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41（7）：39-58．
今年春节期间，长期在外打工的他回老家过年，在电视上看到了在瓮安创办微型企业可以享受扶持政策这一消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工商局进一步了解，打算结合自己的打工经历和家乡的环境优势，建一个带观光旅游的养殖场，没想到这一试就如愿了。按照县里出台的补助标准，他的养殖场还可以得到近5万元的补助。
像周明刚一样受到这种政策扶持的微企，从年初到8月31日为止，贵州全省已设立登记19677户，注册资本（投资金额）239，016万元。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微企正驶入发展快车道。
“3个15万元”
激活经济 “微”细胞
“微型企业”在今年的两会上广受关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几次提及微型企业，提出从财政、货币、产业结构等多方面支持微型企业发展。
为解决微企发展中的问题，年初的《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向全省传递了加大扶持小微企业力度的信号。今年2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采取“3个15万元”的扶持政策，大力发展微企。从今年起，全省各级政府每年预计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0亿元，扶持微企2万户，新增就业人员10万人以上。
所谓“3个15万元”，即投资者出资达到10万元后，政府给予5万元补助、15万元的税收奖励、15万元额度的银行贷款支持。扶持范围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让更多大中专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有机会创业，同时孵化一批具有稳定成长前景的微型企业。
“3个15万元”扶持政策将结合贵州实际，重点扶持从事加工制造、科技创新、创意设计、软件开发、民族手工艺加工和特色食品生产等行业的微企。
贵州省工商局微型企业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说，拥有贵州省户籍（含集体户口）的居民第一次创办企业都可以申请这一政策扶持，但国家禁止经商办企业的人员除外。补助资金原则上要求创业者用于购置设备、场地租赁、交加盟费等。
为落实“3个15万元”的扶持微企措施，省政府成立了扶持微企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省经信委等10个职能部门联合下发了《贵州省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办法》，对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行“投资者出一点”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补一点、税收奖一点、金融机构贷一点、职能部门帮一点”的“1+4”模式方式扶持微企发展。
好政策搅活一池春水，微企发展在黔贵大地风生水起。随着扶持微企发展政策的出台，全社会对微企关注度上升，广大群众对申办微企热情高涨。“3个15万元”优惠政策和各项服务措施迅速传遍千家万户，激发了广大创业人员申办微企的热情。在全省各地，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待业青年踊跃咨询创办事项，递交申请，参加创业培训，竞相创办微企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素有“西南药城”之称的施秉县，目前正值中药材收购旺季，拿到首批财政补助资金的牛大场镇28户中药材种植购销微企每户有了5万元的财政补助资金，获得补助的微企纷纷表示，这笔扶持资金将会及时的解决中药材收购资金短缺等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是一场“及时雨”。
家在水城县米箩乡草果村的青年焦忠义的创业意向是在家乡种植乌天麻，他说已经到毕节去参观考察过，家乡草果村适合种植。“有政府的扶持，一定能成功。”
商业银行为微企解困止渴
微企要获得银行的支持并不容易，由于生产规模小，营业收入少，缺少抵押资产、担保机构和信用仍是眼下银行的担忧所在。
针对这种情况，2012的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城市商业银行60%以上的新增贷款用于支持小微型企业，确保金融机构对小微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省平均贷款增速。
为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题，省政府金融办、贵州银监局大力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进和加强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制定了《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
贵州省银监局深化辖区内银行业“六项机制”建设，实施小企业金融服务差异化监管，在省政府支持下建立了由贵州银监局牵头、由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贵州省促进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督促辖内银行业机构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
贵州银监局非现场一处副处长张舒袖说：“我们确保对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同期水平。这两项都是硬指标。目前对小企业金融服务实行差异化监管，考评结果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年度监管评级挂钩。
目前，贵州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出诸如存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收费权质押、动产质押、票据金融证券等新型贷款抵（质）押方式。同时，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信用担保服务，提高小微企业信用及担保贷款规模。
从亲昵“精英”到倚重“草根”，各商业银行在关注大项目、大企业的同时，发力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有效推动小微企业经营转型和产业升级。
今年以来，贵州各大银行皆结合自身实际，竭力扶持微企发展。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小微企业信贷资金需求，针对农产品加工小企业、个体经营户、微型企业推出“诚季贷”、“同心结”、“商宝通”等小微企业贷款系列金融产品；省农村信用联社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载体，在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中创出新模式；而中信银行贵州分行亦在积极满足省内重点产业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从年初到8月31日为止，全省共有4820户微型企业获得财政补助资金25066.8万元；全省已贷款支持微型企业发展9130.8万元。
“既管出生、又保发展”
贵州省工商联开展微企“保生存谋发展”调研指出，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企业盈利微薄，企业在基本薪酬外支出的员工关联成本也在显著提高，造成员工不满意薪资离职或现有薪资水平招不到符合岗位需求的工人。而因对小微企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规划引导和约束，一些企业虽已建办多年，但至今没有确立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和餐饮服务项目一哄而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导致了资金的严重浪费，也致使一些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境。
此外，在原材料成本上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企业经营面临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副产品流通企业，生产收购季节集中，所需流动资金量大，往往因为不能及时融到所需资金，致使大量生产原料和产品订单流失。而在生产经营方面，多数小微企业普遍属于家族式管理，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加之技术创新人才缺乏、技改资金投入不足、信息渠道不畅等原因，普遍存在创新能力差、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针对上述情况，在3月29日召开的贵州省微型企业发展动员大会上，副省长、省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谢庆生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着力构建微企创业培训体系、后续帮扶体系、服务支撑体系和融资体系，不仅要注重提高微企“出生率”，还要提高微企“存活率”以及扶持企业健康成长的“成长率”。
值得一提的是，省委决定将扶持微企发展与当前开展的“四帮四促”活动结合起来，作为全省上下深入开展“四帮四促”活动的重要抓手，省直部门每年都要在挂帮地选择一定数量的微企进行定点帮扶，提高其“存活率”和“成长率”，培育成长为微企发展壮大的“示范户”，帮扶内容为“送”政策、“理”思路、“解”难题、“帮”党建和“帮”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