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6 09:18: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籍贯为浙江温州，然无经商潜质，只有读书心性。2010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和法学学术史，倡导跨学科研究风格。
发表有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有专著《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司法、政治与社会：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当代台港卷）》等多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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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Teemu Ruskol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期组稿
章永乐：《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支振锋：《法治转型与国家能力》
侯猛：《法律职业与国家建设》
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论古衡今的大学者。本文主要根据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的实用性、文化性、传统性对其图书馆学理念进行了深入阐述。经过饮冰室藏书的文化积淀，梁启超的图书馆学理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超前性，他不但开天辟地地提出“文献学”这一词语，更是积极倡导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促使目录学获得突破性发展，并构建了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G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1-0135-03
梁启超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祖籍广东新会，别号饮冰室主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世人对梁启超的印象一般都停留于戊戌变化这一层面。殊不知梁启超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还是一个通古论今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我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界占有重要地位。他撰写的论著至今为止还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实用价值，在学术研究界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这足以说明梁启超在我国近代学术界的卓越地位。可是对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以及图书馆学理论世人却知之甚少，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特点鲜明、与众不同，并助其形成创新型图书理念，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大力发展。
1饮冰室藏书的特点
1.1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我国近代藏书承袭宋朝之风，喜好精装，而对常用文献或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颇不重视。而梁启超则因好学而好书，与一般藏书家专于鉴赏古本不同，抛却陈风陋习，对那些注重外在包装，却忽视内容实用价值的藏书方式极为鄙视【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与世俗藏书迥然不同，不刻意追求刻印精美的古籍，而是注重收藏文本的实用性。因此，饮冰室藏书虽达十余万卷，大多皆是清咸同光宣及民国初期的通行本，甚少有明朝的精品刻板，宋元本则未有入藏。文献内容皆是与近代社会发展形势以及科技有着密切关系。此外，饮冰室藏书还收集了大量的实用外文书籍，以日文书居多，且多为具有实效性的改革创新之作。可见，其藏书目的既没有崇尚注重外在包装的精品书籍，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集中外实用之书，和传统的藏书目的有着天壤之别，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藏书原则以及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1.2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治学”藏书文化特色
梁启超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与其饮冰室藏书资源的丰富、种类的齐全有着很大关系。而这种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对梁启超撰写论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当梁启超才思涌泉想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项研究时，饮冰室藏书的资源皆能满足其写作需要，令其在论著撰写中左右逢源、自由驰骋，撰写速度之快令人甚为惊叹。譬如梁启超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充分利用饮冰室藏书的丰富资源，仅用十天时间即定稿成书，撰写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深究其因，饮冰室藏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梁启超一生在学术研究界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诸子百家、佛学、清代学术研究四个领域，因此在饮冰室藏书中上述文献较多，这不但反映了梁启超对饮冰室藏书的充分运用，而且也突出体现了饮冰室藏书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
1.3藏书中旧藏珍本、获赠之书颇多
我国历代藏书家喜好收集前人旧藏，而饮冰室藏书也充分继承了这一特点。譬如梁启超甚为崇拜力主新式学风的晚清学者陈沣，并自称为其弟子，在教学期间力荐学生阅读陈沣的论著《东塾读书记》。而收藏在饮冰室中的著作《梦溪笔谈》也是陈沣的旧藏，对此书籍梁启超视其为珍宝【2】；再如饮冰室收藏的《绝妙好词笺》（宋朝周密辑）也是陈沣早年之旧藏，而梁氏得之深感幸运；还有藏书中的《路史》（宋朝罗泌辑）也乃清朝汉学家惠栋之旧藏，且该书中每册都印有惠栋的姓名，并整书界被圈点，其中有手批条注一百六十条，校补注释十三条。得此珍本梁氏彻夜难眠。饮冰室藏书不但旧藏居多，而且赠书颇丰。梁氏曾在讲学期间曾听得欧阳竟无有关佛学的讲座，深有心得，并就佛学问题向竟翁请教，深得欧阳竟无好感，随之竟翁乃赠梁氏颇多佛学珍本，被藏之于饮冰室。譬如饮冰室中的《解深密经疏》、《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品》皆是欧阳竟无所赠。
黄琦琨：梁启超饮冰室藏书及其图书馆学理念研究综述
2梁启超的图书学理念
梁启超通过独具特色的饮冰室藏书，不但丰富了学识，而且还令其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图书学理念，具体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2.1对文献学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梁启超的图书学理念是以精准、实效、齐全作为根基，其重点是为学术研究者撰写论文提供文献资料参考，最终形成完整齐备的中国图书馆学。梁启超通过苦心经营饮冰室藏书令其在写作论著时妙笔生花，思想深邃，此外更对其创新型图书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长期的藏书实践中，梁启超开天辟地地提出“文献学”这一词语【3】。文献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而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献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即使从孔夫子整理四书五经开始，迄今为止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却只有梁启超于一九二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开创性地使用了“文献学”这一词语。三载之后，梁启超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再次提到“文献学”一词，并进一步指出广义的史学就是“文献学”。而梁启超的这一创新观点也被后代诸多学者认同，即“文献学”是探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依据，具体的工作即是校对勘正、解释文句；除去杂质、留取精华；除掉虚假、抓住事实等，为各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并非是一门具体的学科。梁氏的这一观点不但对文献学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推动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2.2积极倡导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通过饮冰室藏书的文化积淀，使梁启超在图书学理念上走在时代的前端。一九二五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大会上率先指出：本协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梁启超认为我国图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西方国家的文献书籍有着很大差异，具体表现在文献历史、文献性质上【4】。此外，我国的读者和西方国家的读者在文化涵养以及文化理念上也不同。对此他认为我国图书馆须用现代化的理念去整理，并在图书馆学中形成一个独立的新学科，梁启超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中国图书馆学”理念的学者。此后，他在《图书馆学季刊》中进一步指出：虽然图书馆学理论具有相通之处，可是我国图书却有着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图书馆学的构建必须在通用原则上结合具体国情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管理模式【5】。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梁启超试图构建具有民族文化意蕴的图书馆学校，让校馆融为一体，使学生既能学习图书馆学的理论，又能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识，最终让图书馆学校把中国式的图书馆学理念不断发扬光大。虽然他的这一设想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实现，但他的这一理念却被后人所继承并付诸实践，而梁启超在当时却能高瞻远瞩地预料到我国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足见其在图书馆学理念上的超前性。
2.3促使目录学获得突破性发展
梁启超经过在饮冰室藏书中多年的实践不断完善其图书馆学理念，并让目录学从附属工具性的地位中独立发展成一门完善的系统学科。梁启超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多翻译欧美科技方面的书籍；青少年要形成独立自主的创新观念，须多读欧美励志方面的书籍。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梁启超开始针对外来翻译书籍大力开展宣传、编目、评论介绍等各项工作【6】。其中主要的论著有《西学书目表》、《西学提要》、《读西书法》等。梁启超在继承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深入阐释了在论著撰写、学术研究中目录学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具体表现如下：(1)目录在深入了解古今中外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工具作用。梁启超认为世间文献资源犹如烟波浩渺之大海，个人受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无法悉数阅读。而浏览书目便可了解古今中外论著之梗概，达到通古论今之境界。(2)目录是论证文献丢失与否、勘察时代治学态度的重要工具。梁启超指出目录可以对某一古代文献的存亡情况据实考证，同时又能通过某类书在某个时代的多寡而辨别那一时代的治学态度。(3)目录能为读者访求书籍提供方便、并加快文献流通的速度。在梁启超的心中，任何珍稀书籍但凡通过目录皆能满足访求者的需要，而且还能促进文献资料的流通。(4)目录能从微观角度区分不同专业的书籍。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类别日益微观化，各类专业书籍也日益增多，无形中给人们查找专业性的参考资料增加了难度，但是目录的运用则能让人们迅速区分各类专业书籍，辨析流别，迅速定位至所需文献，可谓方便之极。
2.4构建了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梁启超在饮冰室藏书中的长期实践让其对图书文献资料的分类以及著录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古代到近代的图书目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认为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形式（根据经史子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集的分类）缺乏一定的严谨性 ，且认为这种书目分类方式过于泛化，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对此，他进一步指出文献资料的分类与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古代各种图书目录的分类情况从微观角度进行了仔细的探究，提出了创新式的书目
分类理论和方法。而这一新颖的分类理论在他翻译的欧美书籍以及日本书籍的分类上有着尤为明显的体现。一八九六年，梁启超撰写了《西学书目表》一书，在该书中他把当时那个年代翻译的欧美书籍写了一个总的图书目录，但这个书目和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完全不一样，他别出一格的把所有欧美书籍分为学术、政治、宗教三个大的类别，并从微观角度将其分为二十八个小类。这种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设置大小书目的分类方式是建立在各学科、各门类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符合图书分类发展的趋势，表现出较强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此外为了有效防止在书目的分类过程中出现分歧，梁启超经常给各类书目进行明确的定义，对多主题文献书籍的归类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分编方法与原则。凡是某一书籍能归为两类，他则按“因其所重”的原则对其分类；对某些多主题并行的书籍倘若按重点主题的原则无法归类的，他也确定了归类的方法，并阐述了理由。譬如对于《色相留真》一书，他就强调了该书只能归于工艺类别，不能归于光学类别，并阐释了分类的缘由。纵观梁启超“因其所重”的图书分类原则究其本质则是某一书籍倘若牵涉到两类学科，一般皆是按其内部的重点关系区分，至今为止这种图书分类观点还在当代图书分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梁启超却在那一年代能提出如此超前性的观念，实属不易。
3结语
总之，梁启超饮冰室藏书正是因为具有标新立异的个性化特色、较强的实用性、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蕴才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梁启超也正因在饮冰室藏书的文化底蕴中形成了超前的图书馆学理念，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吴雨.梁启超饮冰室藏书开拓性之探微[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
[2]金性尧.梁启超饮冰室藏书之探究[J].读书，2010（8）.
[3]彭树欣.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J].图书馆论坛，2010（6）.
[4]朱苏南.梁启超图书馆学理念发展的探索及其意义[J].铁道师院学报，2009（3）.
[5]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民国”十四年）.
关键词:史料;史料实证;初中教学
中学历史到底教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不仅是要教会学生基础知识，教会学生记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让学生知道史料就是历史的证据。学会提取整理史料中的信息，学会判断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培养论从史出的证据意识。下面笔者从四个维度对史料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价值进行探讨。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史料实证的必要性
中国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解，则无复史之可言。”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也曾说：“史学即是史料学”，历史是基于史料证据和视角的解释，这足以证明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学生步入初中后，开始接触历史，在他们走进历史殿堂之初，培养这样的史料实证意识至关重要。其次，《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知识与能力的目标。学生应该了解历史多种呈现方式，包括文献材料、图片、图表、实物、遗址、遗迹、影像、口述以及历史文学作品等，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的历史情境想象。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高中历史学科课程标准(讨论稿)》中提出历史教学中必须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核心方法便是进行史料实证。再者，史料实证在现目前的中高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检测学生知识水平掌握程度的试题当中，材料分析题的比重也在逐步加大，将史料引入教学与考试已成为趋势。为适应中高考的需要，历史教学中也应该贯穿史料实证教学。
二、史料与史料实证的理解
要发挥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史料。史料是那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能帮助我们认识、解释、理解和重构历史发展过程的痕迹，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按照史料的价值不同，史料分为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当然原始史料的价值远远高于间接史料。在对史料进行甄别时尤其应当注意文学作品、影视剧、学者的论述，虽然可能包含历史信息，但他们不能作为史料使用。其次，史料实证是指运用可信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在此过程中教师必须教会学生处理史料的方式方法。学生应该学会对史料进行辨析，对史料作者意图进行认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从真实可信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方法，并据此得出自己的历史认识。
三、史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教材中的内容叙述就是历史知识，而选入教材的史料，即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仅仅被赋予例证的角色。因此，所有的教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教材进行的，教师“教教材”的授课方式将历史课堂变成了让学生被动接受现成历史结论的场所。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要求培养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养成探究式学习的习惯，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历史教学不能再是单纯地向学生传授现成的历史观点、历史结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它们，而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创新能力上。历史的不可再现性决定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基础地位。历史教学中，如何才能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历史教学真正是“透过史料”来认识历史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广泛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史料，不断充实课堂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去阅读一封几百年前写下的书信、观看色彩斑斓的历史图片、观察出土的陶瓶碎片等大量未经过加工的史料，都能使学生近距离触摸历史。这样做，要比单纯讲授教材知识点更容易吸引学生，更能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历史的求知欲望，更有利于学生更好理解教材内容，从而逐渐帮助学生正确树立“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意识。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对这部分史料的阅读、分析，使学生掌握处理史料的基本技能和探究历史知识的基本方法，获得探究新知识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料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已经不再局限于作为课文内容的例证而存在，而变成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一种“载体”和重要途径。例如在执教川教版八年级历史上册《》时，我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到的刊物《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卷第一号到1919年每一期的电子版，并且会进行筛选，选出对学生理解核心思想有帮助的目录以及其中的篇目。学生通过这些历史的文字史料，能够直观的从中感受到这些历史先辈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当然由于年龄和知识面的限制，大多数中学生可能对阅读一些简短文字史料、历史图片表现出兴趣，但很少有学生具备研读专业史料、处理史料的能力，更不能从阅读史料、历史论著中去总结出相应的历史规律。因此在新课程教学中，不仅需要教师能够灵活的运用各种类型的史料进行教学，更需要培养学生积极的研读史料，自主探究新知识的能力。我校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特开设有各类选修课程。在我的历史选修课程中，我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寻找、研读、处理史料的能力。我会合理安排一系列实践探究活动，布置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历史小论文、历史手抄报、历史课本剧、历史辩论赛等多种活动，让学生通过图书馆、上网、报刊杂志、实地考察、当事人的回忆等方式收集史料，寻找各种证据再现真实历史，形成“史由证来”的意识。当然，学生搜集整理史料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例如我曾经给初一的学生布置了两次辩论赛，主题为《评价秦始皇的功与过》与《评价武则天的功与过》；也让他们表演过自己感兴趣的历史剧《三顾茅庐》等。当然可能他们的结果显得稚嫩，但正是在他们寻找、研读史料，教师指导的过程中，做到“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并且教师在指导过程中注意教会学生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史料记录者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品尝到自主探究问题的乐趣，也可以从中感悟和掌握如何看待、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实现从单纯获取知识的目标向获取知识的过程与方法的更高目标的飞跃。
四、培养学生史料意识，逐步掌握史料分析方法
【关键词】哈罗德・英尼斯 时间偏向 空间偏向 传播思想
一、哈罗德・英尼斯生平及学术成就
哈罗德・英尼斯(Horold Innis,1894-1952),1894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乡村的一个浸礼教家庭。受宗教环境熏陶,个人主义和政教分离观念是童年英尼斯最早确立的信仰,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学术追求。
根据学术视野的不同,哈罗德・英尼斯的一生,先后可分为 “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和“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 两个不同阶段。“作为经济学家的英尼斯”其学术成就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的田野调查、超强的综合整理能力,使他成为当时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的大宗商品生产问题》、《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等。“作为传播学家的英尼斯”从1940年起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传播学史论研究,英尼斯把传播媒介放在社会历史运转工具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后来蔚为壮观的媒介环境学派。这一阶段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
二、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
(一)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
一般认为,英尼斯是“泛媒介论”者。他认为,凡是能够负载信息的物质都是媒介,媒介的含义应该非常广泛。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英尼斯所认为的媒介,还包括石头、教堂、图书馆、莎草纸等几十种之多,甚至把货币、高楼大厦也纳入其中。他的著述中还隐含着一种思维,即把口语、字母表、诗歌、戏剧、法律、哲学、数字、广告等也看作一种媒介,因为它们能够反映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化和社会思潮。
英尼斯认为媒介性质决定内容特征。媒介性质不同,其传递的内容和对使用者的要求也存在差异,新的传播媒介不仅能产生新的内容形式,也能改变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新媒介出现伊始,会使用己有媒介的内容,但当新媒介的长处和短处被使用者熟悉了解后,就会发展出相应的新的表达方式。①
此外,英尼斯强调,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征,有其长处和短处。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多种媒介并存,它们共存时既能弥补彼此性质上的差异,也能抵消彼此的功能。社会上主导媒介和非主导媒介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而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认识不同媒介的价值,在媒介的使用上保持平衡。
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新文明的诞生――以媒介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志。英尼斯以媒介为考察文明兴衰的工具,将漫长的历史划分为9个部分: A、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B、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C、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D、中国纸笔时期;E、印刷术初期;F、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G、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H、电影时期;I、广播时期。同时,他还有一个简化的版本:“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分期方式,英尼斯论述重点都是历史上各帝国和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他的研究通过分析主导媒介性质及主导媒介对文明的影响,旨在探寻人类文明兴衰的内部机制。
(二)传播偏向论
英尼斯从媒介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的理论: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其偏向性。举例来说,羊皮纸、石块等重型的材料是“偏向时间的媒介”,由于这类媒介与具体物质紧密相连,因此它倾向相对稳定的政治集权。相反, 诸如莎草纸则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它更易于促进世俗关系朝政治分权方向发展。
从文化角度来讲, 时间文化是信仰的、来世的、礼仪的和道德的文化;空间文化则是世俗的、科学的、物质的和不受约束的文化。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它与等级体制和集权化宗教形式有关。空间则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意味着帝国的兴起、扩张,它与现实的世俗政治权力有关。显然,在任何文化中,这两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一显一隐发挥作用,若一味地偏向时间或空间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然而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扩张,西方文明违背对时间的延续问题,一味地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异国人民。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是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关键。显而易见,英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偏向论”来提醒西方人在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时, 务必采取更加谦逊的态度来正视自身文明的偏向及特征,并努力克服。
(三)知识垄断
英尼斯把“垄断”这样的经济学术语应用于文化传播领域,深入研究了传播媒介之于知识的控制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知识垄断与商品垄断类似,意味着人类知识及话语权的独揽。与金融寡头类似,知识寡头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由此形成被某一部分人所独有的政治威权和文化权威。
英尼斯强调,形成知识垄断的两个条件是:一是主要媒介的占有,二是媒介使用技能的掌握。他说,“一种书写的复杂系统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所有物,并且倾向于支持特殊阶级。”媒介是权利的工具,传播是思想的扩张。回顾西方近代史,口语社会的口头传播,成就了具有超群记忆的人。文字的出现,使识文断字的读书阶层成为文化精英。印刷文明又使神权式微,人权彰显。这种知识垄断的形成依赖于传播媒介的以下潜质:不同的媒介对使用者的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对稀缺、不能广泛传播的媒介或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等技巧的媒介很可能被拥有权力和资金的上流阶层所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英尼斯指出:现代社会知识垄断并没有消失,而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上的媒介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仍然需要掌握专业的技巧才能使用。虽然人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增多,但是缺乏控制媒介和反馈信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对传播的控制日益加强,知识垄断的机制已经根深蒂固。 ②
(四)西方文明危机
英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导致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英尼斯赞美古希腊文明早期的口语传播“最终使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而中晚期“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进而提出西方“文明危机说”。他表示,西方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正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全局性、本质性的结构性的失衡与危机。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共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时间偏向的文明和空间偏向的文明的平衡。
英尼斯认为,现代媒介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反馈的能力,大量受众在现代传播机器面前失去了参与讨论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的出现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施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僵化。这种奴役、掠夺、摧残和僵化,不仅是构成各种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与传播技术发展相对的,是当代西方文明偏向空间,忽略时间的趋势。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③
在对西方文明的危机表示悲观的同时,英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通过政治、遏制技术社会的扩张主义倾向、在现代技术之外创造民主讨论与参与的途径,才能控制技术的偏向;只有通过发展道德力量去与物质科技的力量相抗衡,才能阻止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消亡。
三、英尼斯传播思想评析
(一)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开拓意义
1、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独特的研究视角。英尼斯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它后来成了媒介环境学派大家惯用的方法和一大理论特色。美国传播学者凯里这样评价:“在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的时候,英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探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④
2、英尼斯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命题,构成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主题,对后来的研究深有启发。英尼斯提出了集中化和非集中化问题,成为此后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媒介偏向论”指导产生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他还提出:“在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向另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动荡。”这一思想也给后来者以丰富的灵感。麦克卢汉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冲突的准确预测,梅罗维茨提出的印刷场景和电子场景相遇时地域感的消失,都映照出它的影子。
(二)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缺陷
首先,传播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英尼斯过分强调传播对社会的重要性,与社会互动论的辩证视角存在很大差异。
其次,实践证明,传播技术作为传播中介,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有效传播,中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沟通上的障碍。现代传播技术在征服空间与时间上确实比以往的传播方式更为先进,但很难说它一定比面对面的传统传播方式更有效。⑤相反,在社会现实中传媒通常影响人际沟通的顺畅,尤其在网媒出现之后。
最后,传播技术的使用者或使用情境会因人而异地左右传播技术的运用,英尼斯传播思想中并没有包含这种动态的思维。事实证明,媒介使用不当引发的问题会是灾难性的――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对媒介的运用不可谓不成功,但它带来的却是社会的退化,而不是人民所期待的充分民主。
在传播技术领域,英尼斯和他的“门徒”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一般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派”或“多伦多学派”,他们的思想早己越过美加边界,对现代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尼斯的传播思想提醒我们,在享受传播技术带来的超越时空的便利时,要充分认识到平衡使用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传播技术的重要意义;针对现在“比邻似天涯”的人际冷漠,重视口语传播、面对面交往的价值;注重媒
介形态本身极其周围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这对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唐克军,《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③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史学理论研究》,2005(2)
④【美】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12页
⑤胡翼青,《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6(8)
我们前面提到，真性霍乱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传到过中国，但却未能生根、蔓延。不过这一次显然没有这般幸运。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传后，这一冷面杀手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肆虐。包括江南在内中国也概莫能外。根据已有的研究，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 。而中国的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2] 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不过就我们搜集的有关清代江南的资料看，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但似乎更为密集。除嘉道之际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统三年（1911）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记录，涉及范围较广或比较严重的就达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至八年（1882）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七年（1991）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其中有三大特别严重的流行：咸同之际（1861—1864）、光绪中期（1885—1895）和光绪二十八年[3] 。而且进入民国后，这一流行趋势亦为停止，根据苏州市区的比较确切的统计，民国期间，苏州市共爆发有明确疫病名称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为霍乱，另有两次包括霍乱[4] 。
这些无疑表明，霍乱不仅在此后的江南频繁流行，而且还在众多的传染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出现，首先应该跟江南稠密的人口有关。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公里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7倍[5] 。而人口密度，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定的限度内，乃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6] 。其次也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有关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我们知道，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霍乱弧菌在水中极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的3—5倍[7] 。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有利于霍乱等病菌的传播。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出身广东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这里厕所之简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8]
对此，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9] 的说法中也能看出一二。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10] 。人的粪便一直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11] 。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12] 。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13] 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而且，在河中洗涮马桶，也是江南普遍的行为。根据笔者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还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14] 这样，一方面是粪便等污染物不时流入河中，另一方面，人们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15] 。霍乱等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派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这些被污染的水源同时由是江南人的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一旦出现，便在江南迅速反复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16] 。
（民国时，无锡）城区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污水塘、臭水沟较为多见。病媒昆虫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一些烈性传染病经常大流行[17] 。
此外，随着十八世纪以来的人口的急剧膨胀，嘉道以后，江南环境不断恶化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仅就地形地貌来说，清代江南似乎没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从总体环境来说，清代可能是历代中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2、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由过度开垦而造成对环境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这些研究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18] 。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0] 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至于说这种变化与霍乱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
与目前对棚民垦植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显然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作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 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次黄，（中缺）
吴 陈
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口口口口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口口相承，滋生时口口虎丘口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口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嗟！亘千百余选佛名胜之场．一旦渐成湮（中缺七字）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获准（中缺）作口飞不寒心。雍正二年，曾有异籍冀创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口口口口，伏乞俯电舆情，即赐饬县查案[21] 。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默然失色，昔日之情流，变成满是“青红黑紫”散发使人窒息臭气的污水沟。这是典型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除苏州外，在晚清的上海，由于建造了大量的近代机器工业，无疑更为严重，比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上海城边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2] ，黑雪的出现，显然是当时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为主要的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23] ，而且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24] ，故垃圾不能及时外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谈到，清代苏州的粪便是由壅业商人的粪船运出城外，其它城市也应大体相同。通过粪船外运，一般很难避免污染环境。比如，在一份有关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这些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25] 而对其它生活垃圾，往往扫地出门后便不再理会，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26]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气候炎热，势必会造成秽气熏蒸，蚊蝇丛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区，“矮巷旧屋愈形洼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27] 。由于这双重的污染，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不容小视。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之故。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信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28] 。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29] 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咸丰时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0] 由于大量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使水质遭受污染，“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1] 。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2] 而且，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有所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3] 。
显然，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显然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主要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于此亦可充分说明，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等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
六 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4] 。这一世界性的霍乱流行发生后，在欧洲，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35]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霍乱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不过此前的霍乱多为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故在嘉道之际南亚真霍乱传入之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此次大疫之后，在真性霍乱反复流行的刺激下，不仅相关的论述在大量的医籍中涌现，而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著。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36] ，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37] 。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1860年）[38] 、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年）[39] 、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40] 、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41]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2] 、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43]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44] 等。这些的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是症也，每于夏秋之间，甚则流人似疫，合境皆然，而莫甚于去年，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疫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钱仁之名论若干，……”[45] 钱塘的连文冲之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鸠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46]
即使仅仅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不难部分看出传统医学对疫病刺激的能动方应。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进一步对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的认识和治疗发展过程作一探索。
上文曾谈到，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即便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是使不少人留下了不少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比如我们前面引述的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郑光祖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47] 。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作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48] 。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辩证》一书[49] ，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知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九、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日中须须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50] 。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作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51] ，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看，这一荣誉似乎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52] 。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并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作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53] 。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吊脚痧为寒。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惨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54] 。
同治元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特别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55] 。
这里王显然已准确地认识了当时所流行瘟疫的性质，而且还以自己深厚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40余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已初步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我们知道，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吴有性的“戾气说”的基础上的，故对空气传播以外的疫病传染途径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认识。虽然，人们很早就对污泥秽水抱有本能的排斥，但却几乎没有人将疫病的传染与水质的污染、蚊蝇的叮咬等直接加以联系[56] 。但自真霍乱传入后，这样的认识便开始出现了，比如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7] 。
该书首刊于道光八年（1828年），嘉道之际的大疫刚刚过去。汪为安徽旌阳人，不过道光元年他似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霍乱（他称之为脚麻瘟）的流行[58] ，因此，他所谓的昔年入夏之疫很有可能指的这场瘟疫。若如此，则显然是霍乱流行促发他观察到了苍蝇能传播瘟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此后不久，王士雄根据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59] 并针对这种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一、 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60] 。
二、
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认识的提出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但它所起的激发和推动作用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这些论述，显然不是为了给霍乱表功，而是希望藉此表明，无论是对新疫病的认知和治疗的探索，还是对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江南地区的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卫生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转贴于 七 结语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益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乃是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为疫病国际化进程序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自的炮声打响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对江南民众来说，除了西方的影响外，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战乱。然而比起这些，霍乱这一冷面杀手显然是捷足先登了。由于这一疫病明显属于“舶来品”，因此，如果从一些通行的历史理念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新的罪证，或者西方对中国影响日趋加深的又一例证。这些认识尽管都不无道理，但似乎都是以西方为基点而展开的。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便很容易发现，这场大疫的出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与对外交往频繁和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似乎是不可避免又十分自然的事。通过以上围绕这一事件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当时的江南社会，既不封闭，也非停滞：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渐趋昌盛，人口日渐加增，由滥垦山林、早期工业化[61] 以及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造成的社会环境破坏正趋加剧，传统的医学和社会人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新的疫病做出不无成效的能动反应，如此等等。由此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真性霍乱主要由于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而流播四海，最终又因现代医疗技术的改进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同传染病恣肆相互竞逐的典型案例中，中华文明尽管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显然是无庸讳言的不争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固然是必要而深具意义的，但如果这种比较和思考不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各自社会变迁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那又将会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注释
[1]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迄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伍是其中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2] 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第3—4页。
[3] 详细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55—57、209—221页。
[4] 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5] 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6]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10—112页。
[7]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8]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
[9] 《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
[10]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1]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
[12] 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1324页。
[14]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5] 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并参阅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
[16] 《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17] 《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无锡市卫生局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1987年，第3页。
[18] 可参阅：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349—386页（原载Late Imperial China No.1，1994，pp1—50）；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植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11—215页；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59—69页；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第50—61页。
[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0]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第6a页。
[21] 苏州博物馆等遍：《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22]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第224页。
[23] 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
[24]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
[25]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6]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页。
[27]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页。
[28]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第12a—12b页。
[29] 傅树勤 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31] 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2] 参阅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 398—399页。
[33] 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下，第948页。
[34] 马伯英曾提出“灾难激发机制”一词，其涵义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历代医家目睹惨状不能不怦然心动，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以笔者的意见，就医学发展而言，灾难一词范围似嫌过宽，或许以“疫病激发机制”为名更为恰当。
[35] 参阅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7—321页。
[36]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7]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38]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9]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40] 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册，《内科类》。
[41]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2]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3]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第207页。
[44]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5] 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46]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序》，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714页。
[47] 《霍乱论》卷上，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2426—2433页。
[48] 曹炳章：《随息居霍乱论·提要》，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43页。
[49] 该著笔者未见，有关情况转见于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3，《转筋霍乱》， 第151页。该著成书年代不详，不过从王士雄《霍乱论》并未提及这一情况看，应晚于《霍乱论》而早于《冷庐医话》，《冷庐医话》完成于咸丰八年（1858年），故该著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年到咸丰八年间。
[50] 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三，《转筋霍乱》， 第151页。
[51] 比如马伯英，见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99页。
[52] 章太炎：《霍乱论一章》，见徐衡之、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附录《章太炎先生论医集》，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下册，第1236—1237页。
[53]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页。
[54]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1962页。
[5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6页。
[56] 参阅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57]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逐蝇驱疫法》，道光八年刊本，第15b页。
[58] 他在该书中写道：“麻脚瘟，其症脚忽麻木，肚疼痛，吐泻交作，朝发夕死。道光元年，金陵患此者甚众，用此多有生者。”（《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三物备用》，第7a页。）
[59]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