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05:57:17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女性主义经济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季刊，每年4期，但期数并不固定。杂志比较固定的栏目有“原创论文”、“书评”、“信息公告”（会议、获奖、论文要求、研究计划公告），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栏目，如“对话”等。该杂志有印刷版与电子版。其主编为戴安娜・斯特拉斯曼，副主编共25位，其中美国17位，英国5位，加拿大1位，荷兰1位，印度1位，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其享有盛誉的编委会共41名成员，集合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包括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和其他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具体构成为：美国23位，挪威2位，意大利1位，西班牙1位，加纳1位，巴西1位，英国2位，阿根廷/墨西哥1位，澳大利亚1位，瑞典2位，加拿大2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位，荷兰1位，马来西亚1位，智利1位。其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在杂志的办刊方向、栏目设计、议题选择以及文章筛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杂志的学术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本国际性的权威学术杂志，所投稿件的语言可为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如果以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提交的论文被编辑部录用，还需提供一份论文的英文翻译稿。其所有文章都实行同行评审，论文录用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论文要在充分阅读、研究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完成；语言宜清晰简练，通俗易懂，必须适应杂志宽泛的国际读者群；论文要以创新的方式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其观点要对女性主义经济学有重要贡献。[1]《女性主义经济学》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以及主题方面的重要性曾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3]2005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最优秀的妇女研究期刊中排名第二位，依照汤普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175个经济学期刊中，它排名第二十位。其排名高于有着长久历史的著名经济学杂志，如《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世界发展》和《经济学杂志》，它也仅比美国的经济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低5位。[4]目前，这本杂志在世界五千多个图书馆和机构可以看到，有大约600个个人订户，且半数以上的读者和机构订户生活在美国之外。[5]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1]Feminist Economics.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545701.asp - 26k - 网页快照
[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3]Feminist Economic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省略/wiki/Feminist_economics - 46k - 网页快照
[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media.rice.edu/media/NewsBot.asp?MODE=VIEW&ID=9250& - 18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mulder, niels. 2001. inside southeast asia: religion, everyday life,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着《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 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一、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其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行解释，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的关注和解释，而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性理论。由于美国霸权在同一时期的兴衰变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也一直成为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问题的主要理论。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模式研究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三种研究传统特征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即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一是霸权稳定论，二是新重商主义。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而霸权的存在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因为霸权国愿意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是，由于霸权国需要承担提供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货币体系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物品，其付出每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收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加上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必将不断下降，导致霸权的衰落，而霸权丧失则将会让开放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为了维持现存较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需要通过减少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承担，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义务，甚至通过打压和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等方式来延缓霸权的衰落。新重商主义是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互动关系时秉承了现实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的一种。它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的传统，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对国家中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强调，所以往往被称为“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尤其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新重商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是作为霸权经济霸主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经济的客观实力和主观意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是长期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国际规则和机制正由于缺乏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支持而令其影响力不断走向式微。新重商主义主张，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美国也要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派别，分别是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各国之间形成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之间应该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国际经济领域共同获取绝对收益来增加共同利益基础，提升由于采取对抗和武力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以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国际制度论者研究了“霸权之后”如何维持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问题。基欧汉认为不能以现实主义认定的利益与权力来定义合作，霸权的存在虽然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出现，但是，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再说，在国际间创设一系列的国际机制之后，合作就未必需要霸权的存在也能达成。国际制度论者指出，虽然霸权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但原先对于霸权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其主要途径是霸权国未雨绸缪，创设有助于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延续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在霸权衰落的背景下努力地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让国际制度继续维持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它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依附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一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虽然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可以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而在短期内发展，但长远来看，它们持续依赖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以及在技术、资本和生产要素输入方面对中心地区的经常性依赖，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化，最终陷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窘境。在依附论者看来，以世界经济霸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它们在生产、技术、资本和市场等方面占据的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并在“中心一外围”机制的作用下在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不平衡格局。世界体系论则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有关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法，又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一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该理论认为，15世纪末 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后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三类地区的等级结构。世界体系论对于世界结构的变动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旧的霸权积累体制因技术扩散、产业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被模仿而导致衰落的信号;在世界结构交替时期，出现了霸权衰落和大国多极化竞争的格局。新的大国兴起，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大国总是在反霸权的斗争中兴起，霸权国家也总是竭力阻止新的大国的崛起。
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
新葛兰西学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葛兰西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葛兰西被投入监狱，并于1937在狱中被折磨至死。葛兰西在狱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形态，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等观点。此后，西方一些学者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
葛兰西政治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直接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运用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不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都不能解释附属阶级在生产过程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他否认经济力量对实现阶级统治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第二，葛兰西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导权(Social Hegemony)的问题。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不仅要透过生产力的发展，更要透过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领导权，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必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直接参与者。他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就会求助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充当它的主要统治工具。在其他情况下，强制性权力的地位将退居幕后，只作为执行和威胁的一种环境，而不必直接诉诸于强制的手法。第三，葛兰西分析认为，在任何国家中，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但夺取国家领导权的形式不限于列宁强调的革命和暴力等积极形式，它应该还包括消极形式，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来实现。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集团获得政治领导权意味着这个集团能够成功地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该集团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甚至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义上取得领导权。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政治科学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启发了西方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并逐渐形成一种名为“新葛兰西学派”的新思潮。新葛兰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弗雷德·盖尔(FredGale)、斯蒂芬-基尔(Stephen Gill)、吉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尽管葛兰西本人很少提到国际层面的问题，但葛兰西认为，国际关系是追随国内关系的，并且认为任何存在于国内社会结构的创新，都可能通过技术、贸易和军事等领域运用于国际关系。新葛兰西学派的杰出代表罗伯特·考克斯认为，葛兰西关于国内社会结构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结论也可以推展和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实际上，新葛兰西学派不仅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而且也批判了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又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保留了理性丰义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洞察力。
首先，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有很大不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整体的历史结构由三种力量组合而成，分别是物质权力(Material Capabilities)、观念(Ideas)和制度(Institutions)。物质权力就是动员财富、技术和组织的能力。观念是指特定社会群体对于诸如行为习惯、规范、道义、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的共享。制度则是基于权力关系状况而创设，并且可以用来稳定特定秩序的安排。制度通常都扮演一种维持霸权统治的角色，但制度的维持不仅有赖于霸权的物质力量，更有赖于体系中的各个成员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意识层次达成共识。霸权地位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新葛兰西学派一开始的分析对象不是国家或国际关系本身，而是社会力量。例如，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力量的崛起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成型要求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基地，并因此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新葛兰西学派认为，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崩溃的关键。按照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论述，国内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以及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卷入而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并可能产生一个跨国的社会集团联合体。
第三，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分析。Hegemony一词通常被翻译为“霸权”，给人一种武力威压和蛮不讲理的意味;但在论及葛兰西的Cultural Hegemony的词义时，更应该被理解为“领导权”的意思。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争取到主要的社会集团的同意而实现在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其本义并无暴力和压制的意思。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层面相关的霸权国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对霸权国本身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拥护、认可和赞赏的状态。新葛兰西学派从无形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理解为何非霸权国家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领导这个议题，认为霸权 国家对非霸权国家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控制或是“洗脑”，让非霸权国家误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或其所作所为，并不单纯有利于霸权国本身，而是同时有利于其他国家。
第四，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关于国内层次的“霸权”(Hegemony)和“反霸”(Counter—he—gemony)互相转换的辨证观点，并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葛兰西认为，国内层次上所说的统治阶级对附属阶级所建立的“霸权”(或“领导权”)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国内附属阶级建立反霸力量的关键步骤是要在霸权统治下慢慢地产生阶级的觉悟(Consciousness)，并透过国内市民社会的政治结构(如媒体、学校、教堂等)对所有阶级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新的霸权的出现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阶层的利益。霸权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直到“反霸”的力量大到足以建立新的霸权并推翻旧有的霸权为止。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这种辩证的思想，他们比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更加重视变革的过程，并侧重分析了近代霸权变革的历史。例如，新葛兰西学派分析认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以其海权优势，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市场运作的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规则。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具有能力挑战英国霸权的国家，而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不断走向崩解，并导致20 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贸易被保护主义所取代，金本位制被抛弃，世界经济一度分裂成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若干强国为中心的经济货币集团，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从旧霸权消失到新霸权形成的“非霸权”时期。
第五，新葛兰西学派提出了制度性权力的观点，并对国际制度在维持霸权的功效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罗伯特·考克斯曾经比较了英国治下的霸权和美国治下霸权两者的差异，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多国际制度来协助其推行霸权统治，并监督各国的政策，而不用像当初英国那样需要屡屡使用霸权国的武力来对外干涉。新葛兰西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雷德·盖尔认为，美国以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能力，工具性地建构了霸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透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而得以促进并获得正当性，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都是有助于美国霸权实现的国际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新葛兰西学派结合前述有关“反霸”的思想，也认为国际制度领域不同理念的摩擦，可能为新霸权带来契机。
三、美国霸权危机与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
新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从葛兰西讨论国内层次的“霸权”(领导权)理念中发展起了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考克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含义的理解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支配性国家同其他没那么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克斯认为，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将“霸权”同 “权力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愿意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关于某种秩序性质的价值观念和理解的结构”。考克斯认为，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凭借相对其他国家而拥有的支配地位是不足以创造霸权的;霸权应该建立在同意和舆论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一个霸权秩序的形成是由于霸权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延伸到国际领域，他们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
新葛兰西学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及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问题，尤其是解释和理解战后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危机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可以运用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获取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需要确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同时要确保美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霸权地位。1947年开始的美苏冷战让美国有机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因为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认为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对它们构成威胁，而鉴于当时西欧和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遏制这种威胁只能靠美国的领导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霸权地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促进资本主义贸易和经济发展，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创设了一套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它包括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美国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等方式支持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并逐渐将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主导设计了全球性的集体联盟组织——联合国。不同于一战结束后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内创设了一个“大国警察机制”——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在冷战爆发后又组建了诸如美洲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澳新同盟、美日同盟等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的联盟组织，来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这些国际制度，美国俨然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和军事保护。作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则支持战后初期美国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在各自国内成为默认美国霸权的代理人。通过这一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美国可以借机遏制社会主义集团，而且在资本主义集团内部培育了一种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一致，同时让美国能够在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担当西方霸主的角色。美国在实力基础上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其国际霸权的地位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加强了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的持续性，还可以赢得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国民的意识支持，确立美国在知识和道德层面的领导地位。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和后果。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占据的相对份额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遇的惨败及苏联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发起的战略攻势削弱了美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作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下降的产物，美国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由于美国连年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元的贬值而难以维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在美国的西方盟国中决定将美元储备转换为黄金，并引起其他西方国家央行的效仿，从而因为美国无力以自己国库中的黄金兑换别国手中持有的美元，而直接导致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其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由于美元多次贬值，美国的西方盟国从1975年起不再履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本币同美元同定汇率的义务，从而导致战后长期维持的固定汇率机制的终结。美国停兑黄金和无力维持固定汇率关系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崩塌，而且也意味着美国无力通过对国际经济的管理来保护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
不过，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危机及之后发生的石油和美元挂钩制度一定程度上迟缓了美元霸权 跌落的步伐。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将油价在短期内提高了三倍，引发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欧洲的打击要比对美国的打击大得多。这在事实上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能力。此外，石油危机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美国在1975年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由于沙特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这样，美元与石油挂钩就成为世界共识，但凡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延续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从事石油交易的任何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美国货币的需求。当其他国家将闲置的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券)时，它们还同时为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石油美元成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维持霸权地位的新的支柱，而美国却不用借助其他国家必要的同意了。这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从原先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制度及各国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同意态度，转变成美国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来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但与此同时，这一霸权根基的转变缺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意。一旦其他区域强国诉诸于加强本地货币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结算地位，并因此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美国同其他区域强国的关系必将趋于紧张。
最后，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霸权同欧洲及亚洲的区域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力量下降的同时，欧洲和亚洲正以区域主义的发展战略而实现崛起，并因为这种崛起而导致当地的统治精英希冀能够同美国维持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为其盟国提供所谓“安全保护”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其盟国的统治精英追求独立和平等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并由此导致在欧洲和亚洲都建立了一些没有将美国包含在内的新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将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支配性地位。例如，欧洲联盟建立和发展欧元区的努力正使得欧元日益成为美元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而其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努力必将削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控制。作为一种反击挑战美国和美元地位的方式，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继续控制欧洲及打压欧元崛起的举动。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许多国家也对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意图开始心存戒心。尤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性合作(如加强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来摆脱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压制。更有甚者，西方跨国公司在危机期间忙于低价购买亚洲国家资产，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也开出苛刻条件。在新葛兰西学派学者考克斯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鼓励了亚洲内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抵御未来危机及美国金融支配权的努力。人们可以预料，通过创设亚洲区域的各类国际制度，未来的亚洲将发展起更深的金融和经济独立性。
美国霸权的根基可以建立在其他国家同意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在失去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支持意愿的新形势下，美国没有多少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其霸权为强制性权力并且阻止或延缓其实力的进一步下降，要么承认美国霸权的丧失并且为“非霸权”的世界做好准备。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大打反恐战的作为说明，在争取得到其他国家同意或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认可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来担当其维系霸权的途径。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遭受其盟国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的。回到新葛兰西学派对霸权问题的观点，霸权被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在此秩序内，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普遍地接受或默认各类国际制度的运作过程，而这些国际制度的运作要以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存在作为支撑。显然，在单边主义和反恐战大盛其道的布什政府时代，美国并不愿意费力地寻求某种全球共识，反而是在追求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布什政府时代的美国无力说服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美国在扮演着知识和道义领袖的角色，反而被看作是一个专注于追求自我私利的、地位不断跌落中的霸权国家。
四、霸权兴衰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学理意义
本文通过扼要介绍新葛兰西学派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的理念，利用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观点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二战后不久，美国就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借助对苏联发起冷战对抗之机，精心建构了能够确保美国霸权获得其他盟国同意的各类国际制度，并在知识和道义层次上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权地位。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物质力量相对下降、欧洲及亚洲区域强国崛起、欧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推进、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泛起等趋势的影响下，美国霸权正从原先注重制度和理念的建设转向越来越依赖于对美国自身私利的成功猎取。从新葛兰西学派的角度分析，美国霸权根基的转换源于下降中的美国相对经济权力，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区域强权经济的崛起促使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强制的手法来延续其霸权地位。
相对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并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新葛兰西学派弥补了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缺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分析，其中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于霸权建立的重要性，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则往往单独强调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国内政治或者国际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分析，但过于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将物质权力、理念和制度三种力量整合在一个历史结构中，既突显了其整体的世界观，也使得该学派在分析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更具有动态解释的特点。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是从国内社会集团关系入手，进而将国内层次中出现的“文化领导权”、“反霸”、“社会集团”、“制度性权力”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层面的分析，相信社会形成、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三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现象。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国内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分析方法，将国内和国际两个看似独立、实则相通的层次联系了起来，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将国内特性抽象化、简约化的缺点。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 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 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 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 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 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 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 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 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参考文献：
[1] 贾绍凤.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与地缘关系理论的变革[J].人文地理，1999，14（1）：37-41.
[2] 卢光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J].世界经济研究，2004（3）：14-17.
[3] 黄仁伟.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J].现代国际关系，2010（庆典特刊）：18-25.
[4] 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种分析框架[J].国际政治研究，2008（2）：21-39.
[5] 赵可金.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5）：102-115.
[6] 庞效民.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及其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1997，16（2）：40-46.
[7] Krishna， P.J.Bhagwati. Nessarily welfare-enchansing customs un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ant[J].Japan and World Economy，1997.
[8] 刘妙龙，孔爱莉，张伟. 地缘政治历史、现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J].地理研究，1994，13（3）：69-75.
[9] 陈才.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J].世界地理研究，2001，10（3）：2-7.
[10]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6-140.
[11] Gerl Smith，Elisabeth Malkin. 辛斌，译.正在繁荣起来的美墨边境[J].商业周刊，1998（1）：35-38.
[12] Edward.N.Luttwak.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Logic of Conflict，Grammar of Commerce[J]. The National Interest，1990（20）：17-23.
[13] Edward.N.Luttwak.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M].New York：Silmon and Schuster，1993：35-65.
[14] Henry R Nau.Why We Fight Over Foreign Policy？[J].Policy Review，2007（142）：30.
[15] Matthew Sparke.Geopolitical Fears，Geoeconomic Hopes，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7（2）： 339-340.
[16] 卡尔罗·让，保罗·萨翁纳.地缘经济学：统治经济空间[M].莫斯科：Ad Marginem出版社，1997：21-60.
[17] Э.Г.科切托夫.世界跨文明和谐与地缘经济学范式[J].李新，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5）：3-10.
[18] 爱德华·勒特韦克.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61-162.
[19] 李继东.论地缘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从地缘经济学视角对冷战后时代的审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2）：65-70.
[20] Lester C.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M]. NewYork： Morrow，1992： 235-246.
[21] 周骁男，陈才.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6（2）：76-80.
An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ein of Geo-Economics Abroad
LI Zheng1，2， CHEN Cai2， XIONG Li-ran1
（1.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一
重视从文化的维度认识、 分析 、评判种种美学、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理论 的特色之一，这 自然 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 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题内之义。经典作家具有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 现代 文化异化倾向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创造的解放全人类文化的展望，对西方帝国殖民化东方国家，对东方民族文化宰制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存在，存在被剥削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压迫阶级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正是英国文化 研究 的阶级分析法。随后，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巴赫金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 科学 的大众的新文化，乃至新时期“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目标、先进文化的创造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等 问题 ，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建设的有益资源。
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于 时代 情势，一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二是机械地以 经济 为决定因素，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看，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的东西。从高处说，文化建设决定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从低处说，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谋求国家民族 政治 、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文化和文明的共存与竞争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主题。当前，文化转向成为各门学科的热门话题。科学 哲学 的文化转向把人文精神引入科学研究中，心 理学 的文化转向考察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翻译的文化转向突出翻译的文化政治维度，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视点转向都市文化。当代视觉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对传统 艺术 趣味的冲击，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改变，表明我们的文学艺术格局面临巨大的转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时代提出的命题。
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一是面对现实问题。文艺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文艺的形态已经深入文化的各个部门，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二是发掘传统。传统文化的当代演化是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贡献，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三是对马克思经典的重新阐释。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我们以前注重斗争哲学没有注意的东西，因此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共容共存，而不是斗争、分裂。四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精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研究以及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都是可资借鉴的。五是理论创造。应该根据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我们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也应该是从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出发。
二
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强化当代 中国 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的文化价值意识，以期进一步增强当前美学、文论主流话语系统之价值阐释和价值批判层面的现实性与有效性，是当下社会语境和学科发展内在逻辑演进所提出的双重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成为当前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主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在全球化中的主体性也成为了主要问题。我们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一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二是吸收他者的文化资源，三是输出自己的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文艺学美学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即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美的诗意人生的维护，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非美化的批判，对诗意栖居的维护。如近年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就是对此的关注，同时还有对新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当前，文化的非理性现象固然有解构新传统伪崇高的积极意义，但是盲目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心理的荒芜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一是文化批判，这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扬的；二是人类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途径是政治斗争；三是经济和文化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文化批判，以前我们发挥的是第二方面。今天，
三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 研究 、文化批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先行性的贡献，为我们拓展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 理论 成果和 方法 论，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 中国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而言，这是一笔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从早期的卢卡契、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晚近的伊格尔顿、杰姆逊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他们对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与精 英文 化的关系，文化 工业 ，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第三世界文化等 问题 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独树一帜，虽然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建树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面对经典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注经，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不是从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出发，而是到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章句，然后从其中抽绎出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是这种构造方法造成了理论的因袭性和惰性。与中国注经式做学问方法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变化了的 社会 现实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他思想流派 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生长动力上，是以社会问题而不是经典视阈为根本。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赋予经典以生命力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思想传统。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大的缺陷，以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的物质力量的批判；二是诉诸解放，是对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三是正义性理想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因此，只要不平等和差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就存在，这正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亲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也是批判性的人文思潮，民族、种族、性别等是其批判视角，全球化、劳动分工、资本市场、文化霸权、文化反抗等是其问题背景，对平等和乌托邦的诉求是其理论所指。因此，后殖民理论家在多种场合借用马克思理论为切入点。但是，后殖民思想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宜性、策略性的思想来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 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通过政治手段对 经济 压迫和剥削的解放。与马克思不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福科的文化政治学，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政权斗争，而是关注广义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引用只是理论策略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是因为其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层面，而所有的后 现代 思潮都是在语言圈里打转，放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革命和理想的实现，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表层革命是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后殖民理论的缺点也在这里。全球化的秘密在于经济而非文化，文化的革命必须依赖于经济和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四
近年来在我国学界迅速兴起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西方形形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在价值取向方面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存在着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以及主流价值话语相互脱节的现象。在充分肯定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之一面的前提下，还应该看到其在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混乱，以及对主流学术话语所产生的冲击作用。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正是既适应了在当下语境中学科建设发展之内在要求，又可以起到规范、整合当下中国的基本是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价值资源支持下的运转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作用，而后者反过来又可以大力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发展。
“零落成尘碾作泥，只有香如故”。半个多世纪在弹指之间悄然逝去，周诚教授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他不知疲倦地耕耘着。
言传身教为楷模
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周诚教授曾为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开设过《农业基本部门》、《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美国农业经济学》（英文教材）等课程。他首先提出农业经济学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协调与农业生产力的组织”的观点。他是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诚教授对学生的期望是：“年轻学子们应当集中精力学好本专业，但是不要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知识范围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特别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包括基本经济理论、基本工具性学科，都应作为基本功”。“严师出高徒”，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方面，而且从“斟字酌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抓起。他最近还应邀为农经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次《如何克服写作当中的语病》的报告，受到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欢迎。
长期以来，他对学生强调“文以载道”，督促他们注重写作方面的修养，除了注重专业问题外，还从语法、逻辑、修辞的角度严格要求。他的许多学生感慨：“跟周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文字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周老师在修改作业时还和同学们互相探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周老以其谦和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得了学生们的景仰和爱戴。
周诚教授言传身教，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知识，还经常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社会人要有德性。”而且，他自己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如今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在家工作8小时。年近八旬的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近两年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概念的正确使用、普通经济学学科建设、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的文章十几篇。
独辟蹊径勤钻研
作为新中国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诚教授就对农业企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与系统的探索，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并于1958年撰写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一书。
上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农业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农产品的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论述，特别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这一主张后被有关部门采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的基本原则与讲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三原则即：“最优效果优先、充分投资，总经济效果最高，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察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在70年代，周诚教授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探索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论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增产增收”的有关规律及实现增产增收的基本途径。其代表作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译丛》上。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周诚教授重点研究农业规模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等论文。1981年，周诚教授撰写了《农业扩大再生产》（教材）和《按客观规律办农业》。1982年至1983年他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那里举办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讲座，并参加了全美农业经济学家年会；回国后撰写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等文章，介绍和分析美国的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他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一书。同期，他还以副主编身份参加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的编写。
上世纪90年代初，周老主动发函与台湾知名学者苏志超、林英彦进行联系，促成了台湾土地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陆之行，开创了两岸土地经济学界交流的先河。
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周老独创的土地经济学“三大板块”理论架构的全面体现，目前这一构架正日益受到土地经济学界的重视。该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示了作者独到、深刻的见解，在土地经济学科建设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一专多能”兴趣广
周诚教授不仅是农业经济、土地经济的专家，对于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也有所涉猎。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试论喜剧》一文，引发了热烈讨论。80年代中期，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富有哲理性的杂文《方便论》，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剖析与建议》、《关于公平问题的探索》等文章。
周诚教授对于写作中语言的运用很重视。他从各种报刊杂志上信手拈来病句，加以点评，写成了《语病举例浅析》一文在媒体上发表。前不久，他对著名美国学者T.W.舒尔茨所著、被翻译为《穷人经济学》一书的“穷人”这一中文词（英文为“being poor”）提出了质疑。周老遍查最新中外词典而无果，最终通过分析从网上下载的大量例句，判断其确切中译应为《贫困经济学》。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8-0078-01中国图书分类号：F091.348；F01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
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學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
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 “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 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 垄断、 公共产品、 规模经济、 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
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1974 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 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 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 “理性—个人主义 —均衡” 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 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世纪80年
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著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
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
四、问题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西学”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生吞活剥”和“滥用数学”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盲目崇拜”与“拿来主义”，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包医百病，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机械照搬。尽管“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包括丰富的内容，要经过长期的基础教育培训才能被理解和掌握，才能被运用，但是，很多学者和学生却机械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不加任何修正地分析中国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数学，什么经济学问题都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滥用数学、数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学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上还处于“照猫画虎”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吸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本土学者和学生中间，也包括一些“海归派”。尤其是“本”、“硕”、“博”连读的年轻“海归派”，他们对中国经济缺乏切身的理解，回国后应该进行必要的转换，但是，有些人却直接把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嵌入式”移植过来，习惯用标准的“美国范式”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二是在经济学界“西学”“主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并行的“双轨制”，教育方针和目标不明确，以及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等问题。［15］让人深省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非美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却把美国经济学模式视为理想的模式。
三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被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存在如何协调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经济学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之间的矛盾。随之，还会派生一系列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被淡化和边缘化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继续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等等。对此，可谓观点纷争，众说纷纭。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1. 西方主流化。认为经济学是理性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国籍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遵循这一先进成果，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2.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自然，在经济学界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和主导。
3.
西方主流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科学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改造，把其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解决中国问题。
4． 综合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古今中外各学派之长，构建中国的经济学。本文认为，“西方主流化”和“马克思主义化”都是“外来化”，历史证明其是行不通的，后两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以下原则。
1.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性，仅靠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难以解释其全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的特殊性，很多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所以，中国经济学不能复制美国模式或者任何其他模式，必须对其进行理论创新，走本土化和中国化之路。
2.自经济学问世开始，就存在各种观点的交锋，这些纷争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更体现为学者在阶级、阶层和国家利益面前立场的分歧。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学没有阶级性，但是一定是具有民族性的。任何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都会俯首称臣，沦为婢女。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方面宣扬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为英国搞了很多政府保护的特例。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宣传自由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隐性和公开的贸易保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害他国利益。所以，不存在“超民族”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导向。
3.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一直依靠“进口”而生存，改革开放之前从苏联舶来，改革开放之后从美国舶来，事实证明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不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必须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国际的高度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西学和模仿仍然是未来不可缺少的环节，关键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进行创新。经济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每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能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些“智者”在历史事件中能够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假说和方法。而“智者”的出现离不开教育培养。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教育创新是基础、核心。教育创新不是从大学开始，而要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不能回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代光. 剖析新自由主义及其实施的后果［j］. 当代经济研究，2004，（2）.
［2］何新.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3］朱安东. 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危机根源［j］. 人民论坛，2009，（3）.
［4］周宇. 次贷危机之争：新自由主义的功与过［j］. 探索与争鸣，2009，（1）.
［5］姚洋. 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思考［j］. 经济研究，2008，（4）.
［6］吴易风. 简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j］. 思想教育理论导刊，2004， （5）.
［7］刘元春.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困境及其发展［j］. 经济学家，2001， （6）.
［8］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j］. 每月评论，1999，（4）.
［10］吴敬琏.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j］. 经济研究，2004，（2）.
［11］张五常. 经济解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吴易风. “张五常热” 解析［j］. 当代思潮，2003，（5）.
［13］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新自由主义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
［14］李子奈，齐良书. 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2010，（2）.
论文关键词：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博弈—读亨利·保尔森《峭壁边缘》
美国是一个信奉以马歇尔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自上个世纪2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理论催生了罗斯福新政。自此，基于微观经济学加上宏观经济学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矛盾的主体”。
强硬的国家干预
在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推出了大面积的经济干预政策。事实上，在美国开国之初，拥护政府主导的汉密尔顿和吹捧个人自由的杰斐逊就已经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到底应该是什么而争论得不可开交。
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陷入困境的、有“第二美联储”之称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当时许多媒体纷纷报道称，“这是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规模和意义都最为重大的一次救市行动，也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为庞大的政府干预经济措施，标志着次贷危机开始步入高潮。”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峭壁边缘》中写道：像他（指美国总统布什，作者注）一样，我也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定信徒，我来到华盛顿当然不是为了把政府的钱注入私营部门。但房利美和房地美本身就是国会特许的严重依赖于隐形政府支持的企业。8月份经济学论文，我和伯南克（美联储主席，作者注）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大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管这两家公司。
然而，时隔不到两周，9月16日晚，美联储在拒绝雷曼兄弟，刚刚任其破产的次日，美国政府以类似接管“两房”的手法变相地接管了资产过万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保险巨擘美国国际集团（AIG）。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援助金额已由当初的850亿美元上升至了1800亿美元。
2009年6月1日，美国最大的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提出了重组计划。重组之后，通用汽车60%的股份将由美国联邦政府持有，12.5%的股份则由加拿大政府持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会)将持有17.5%的股份，无担保债权人持有10%的股份。美国政府的拯救行动由金融领域扩展到了实业领域。
其实，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的举措也面临着巨大压力。事实上，两房在成立初期本来就是国有企业，在后来随着美国住房抵押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演变为私人持股的上市公司。将两房国有化意味着美国政府走上了回头路。而这个行为跟美国政府倡导的基本经济理念“自由市场”相悖。
美国政府之所以做如此选择，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保尔森在《峭壁边缘》中写道：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太过庞大，与整个金融系统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联系，任何一个的破产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灾难。这种混乱将会直接对居民的财富产生不利影响：从家庭预算到房屋的价值，再到子女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都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失败将会影响美国人获得房贷、车贷、其他消费信贷以及商业融资的能力；它们的失败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这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无法承担的一个后果。
“以雷曼祭旗”的意义
在雷曼兄弟倒下前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先后出手拯救多家金融机构，其中包括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向保险业巨头AIG抛出850亿美元“救命钱”（后来上升至1800亿），以及“操办”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联姻。
然而，在雷曼兄弟股价暴跌、难以找到买家之际，美国财长保尔森一直坚持不动用政府一分钱来拯救雷曼兄弟。雷曼前CEO富德说，“直到我被埋进坟墓之前，我都会想个不停”经济学论文，“为什么我们是唯一一个”政府不肯救助的金融企业。
自2007年2月次贷问题显现出来到12月Countrywide面临倒闭为止，次贷危机其实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发表论文。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领导者，美联储在这10个月里做了大量政策储备和风险预估工作。因此，救助Countrywide的行动可以认为是美联储储备政策的第一次应用，那时的美联储认为形势还不算太糟。毕竟让一个金融企业倒闭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允许。这也是从美联储的角度分析并默认隐形合约合法性的依据。
随后，2008年3月救助贝尔斯登时，美联储想问题的出发点与救助Countrywide时如出一辙：都是为了避免金融企业倒闭造成社会恐慌。唯一不同的是，相较于拯救Countrywide时的政策，美联储这一次明显收紧了隐形合约。
然而到了2008年9月，形势突然恶化。一方面，“两房”、AIG等超大型企业相继出现问题，美联储的援助责任瞬间数倍增大，但是实际上美联储根本无法照顾周全。另一方面，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隐形救助协议激发了道德风险。像雷曼即便已经在CDO上亏损巨大，但根据2008年度二季报它依然在加大做多CDO的仓位。如此有恃无恐的行为背后就是在赌美联储无论如何也会出手援助。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雷曼兄弟绝不是最后一家需要救助的金融机构。如果再出手，很有可能把美国政府财政也“拉”下水。如果要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挽救已经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市场化之路。伯南克认为，雷曼兄弟破产或许在客观上更有利于华尔街秩序的尽快恢复，于是改变了先前拯救濒临破产投行的思路。
之所以挑中雷曼首先因为它规模很大，具备足够的震撼力；同时又没有庞大到AIG的程度，美联储当时判断雷曼即便倒闭也不至引发金融系统崩溃。更重要的是，雷曼是一筐苹果中烂得最厉害的那个，在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诸多机构中间，雷曼是风险资产投资比例最高的一家，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因此扔起来也就相对不那么痛心了。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雷曼的倒闭是美国甚至人类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全世界在重估美国经济的时候也将重估华尔街精神、美国精神的真实价值。从未受到过怀疑的美国式发展模式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质疑经济学论文，这才是雷曼倒闭事件最意味深远的影响。它对未来的意义远大于对现实的意义。
当雷曼倒下去的时候，华尔街的信用其实也随之倒下了。美国政府匆忙中以国家信用接管了业已破碎的华尔街信用，短期来看，效果应该不错。但是长期来看，一直以来充当美国信用挡箭牌的华尔街垮了，从此美国信用将直接袒露在世界的面前，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这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历史上的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