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0 04:04: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培养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及保护队伍
传承及保护农村民间文化艺术，关键是做到后继有人。民间文化传承人对实现文化价值传承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文化艺术因为多种因素渐渐失传，这实际上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必须全面发挥民间艺人在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及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培养并鼓励乡土民间艺术家，激发民间文化艺术活力，建立好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基础。具体来讲，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给予必要的扶持。通过培养农村的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名人，打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特别通过农村的民间艺人，用艺术表演效果去感染并影响农民，提升农民改变自我意识。同时，也需要造就并培育农民身边的多样文艺能人，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提升创办文化艺术的积极性。二是，全面挖掘文化艺术传承人的潜能，通过民间文艺队伍工作当成切入点。乡村文化广场是文化艺术传承人的主要活动场地，为彰显地方特点，要让文化艺术传承人主动担当民间文艺队伍组队、管理和培训方面的工作，比如成立秧歌队、小剧团等，同时，还需要对民间文化艺术传承民间队伍的质量进行全面评价，发挥好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组织领导作用。三是，发挥组织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倡导作用。积极鼓励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广泛参与到各类比赛中。通过展示地方特色文化，来激发广大群众的自我提高机能，并以此作为示范，进行积极推广，培育民间文化建设先进个人。此外，乡村歌曲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到净化民风的作用。通过编排一些广大村民喜闻乐见的表演节目，广泛宣传民间艺人在保护民俗方面的积极作用，让群众能感受到身边的优秀文化，以此来影响广大群众，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有序开展。
二、培养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自觉意识
文化在农村的走向与发展过程来看，文化产生的力量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开展生产与经济建设中的自觉运用与创造。但是，从农村文化艺术传承从创造到运用、发展来看，这是今后需要一直努力的方向。具体来讲，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指导农民去了解、热爱自己的文化，承担起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的使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并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是培养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开放意识。在全面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三是强化农民主体创新性意识培养。确立广大农民的自主性意识，能让农民在文化层面发挥其创新能力，通过不断开发农民创新意识，打造农民创新品格，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
三、总结
总之，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之路任重道远，既要坚持完善针对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与传承相关的法律，还需要做好培养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及保护队伍，最后培养农村民间文化艺术传承的自觉意识，提升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及保护水平。
作者：李世祥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大洋小学561022)
【内容提要】对民族教育是采取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方法，还是一刀切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办学经验，这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教育的关键性问题。我校从2004年起，完成了促进适龄儿童入学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普九”目标后，大胆改革，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引进课堂，开展“蜡染工艺美术课”和“双语”教学，率先在全区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聘请女生辅导员给当地布依族女孩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初步探索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综合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不一定照搬城市学校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今天，如果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仍然依照城市学校的模式，全国上下统一用一个标准、一套教材，显然违背了新一轮课改的精神。那么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又如何开展？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做法也许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我校建校于民国廿三年，历史悠久，早已远近闻名。因校舍为石木结构，年久失修，加上规模小，直至2001年3月，特申请使用了《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基建资金七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配套完备、功能齐全，于2003年9月投入使用的新型学校。
2004年，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后，学校根据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大胆改革。（一）除了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优秀民族民间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整理编写《布依族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把布依族优秀民间艺术文化引进课堂，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二）引导学生学习操作和品评欣赏民间文化艺术，让学生体验到求知的快乐，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校因此而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国家教育部、贵州省教育厅、省、市教科所（民族局）的领导和专家曾到校视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滋根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的友人曾到校访问，对大洋小学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二、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地区小学可以挖掘的一笔宝贵财富
各民族都有自己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都受到保护、受到重视。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文件），2006年贵州省“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写成提案，2013年12月，党的十三中全会提出的“保护传统文化”政策。近几年，各级政府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有了新的举措。而且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民族地区小学完全可以结合实际，把当地最灿烂的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让学生从小就学会弘扬和传承宝贵的优秀民间文化。
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颁布实施以来，大洋小学按照文件精神，率先把布依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每周每班安排两节民族文化课，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校担任民族文化艺术辅导员，传授技艺。2007年大洋小学被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学校。在这一背景下，教师们自主研究、采访、调查、搜集、寻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根源，触动教师的思维习惯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聘请专家、老师整理编写三至六年级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让学生学习、领会和感悟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自觉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
2008年秋，罗仕慧老师执教的“快乐的布依女孩”恰入其分地渗透了蜡染工艺服饰的教学，他能用自制的课件向学生展示了风格朴质、美观大方的布依蜡染服饰，孩子们画出了许多漂亮的身着布依族蜡染裙的布依少女，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如我们结合美术欣赏课《剪纸》，有机地融入了民族剪纸艺术，把勤劳、纯朴的布依人的民风民俗，都创作成为剪纸作品：身着布依蜡染服饰的布依族大嫂喂年猪，布依族汉子挑年货等，方寸之间，尽显布依韵味。
由罗仕凤老师执教的课题研究课《布依族传统蜡染裙的认识》将布依蜡染制作及服饰文化恰如其分地引进美术课堂，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节课代表大洋小学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课堂教学优质课录像评比中荣获省级壹等奖；同时，我校还编写了一份《布依织锦工艺流程》教学设计，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研究已深入课堂。我们还将布依民间文化艺术引进校本课程，伍德超老师执教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的分类》一课在全区校本课程验收活动中得到考核小组的高度评价。
2010年3月，大洋小学出色地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子课题实验研究。2011年3月，罗仕凤老师指导学生作品在参加“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荣获省级一等奖2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4件，同时她自己作品在参展中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并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5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舞蹈----《斗笠下的布依娃》荣获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黄果树选区一等奖。2012年6月，笔者撰写《美术课程与布依族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实验研究报告，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贵州教育学会主办的(2012)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2012年11月，笔者撰写《布依族蜡染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初探》，荣获贵州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次年2月，此文荣获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2012年11月----2013年5月，笔者主持课题组教师进行校本课题《美术课程与布依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的教学实验研究，在参加首届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3年7月，笔者撰写《地方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的尝试性思考》，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学会主办的(2013)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积极参与制作表演，学点蜡、蜡画及图案设计、脱蜡技巧、评选最佳布依蜡染制作设计师等。笔者认为：在开依文化进校本的进程中，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对校本课程不仅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走出教室走出校门的学习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民间故事，探访布依名人，查询民风民俗。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记述着，创作着，尽管还很肤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逐渐对布依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有意识的了解布依文化，谈论布依文化，并尝试着设计蜡染工艺……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我校教师“站起来了”、“动起来了”，积极收寻资料，寻访名人，进行乡土采风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也真正“回归生活了”，开始“主动发展”了，于是，校园文化氛围不再单单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收获了。
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师生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可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三、开展双语教学是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布依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适应，
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布依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布依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文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开起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贵州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有表音文字的民族，布依族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教学为主，黄果树大洋小学刚刚进校门的学生大多数不会使用汉语，过去使用汉语言教学，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学校在使用汉语教学的同时，根据学生多数不懂汉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开展布依族语言辅导教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学校教师伍德超等4名布依族教师成了“双语”教学骨干，其中一人参加了省级“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探索表明，开展“双语”教学的确是帮助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四、开设英语课是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多掌握一门语言将增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竞争能力。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使用语言，占全球语言工具中的显著位置。新一轮课改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开设英语课，因此开设英语课将是今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在一次对升人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布依
族少年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语言障碍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大多数对学好中学课程缺乏信心，成绩不理想，有些少年儿童产生厌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利用本校罗仕慧老师是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这一资源，率先于2004年开设英语课。学生毕业计人初中，由于在小学打有英语基础、英语成绩突出，受到中学老师的重视，学生普遍增强了对学习的自信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相应上升起来。我校毕业生伍明霞同学升人初中后，英语和数学成绩在中学全年级获得第一名。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开设英语课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得到上级的好评。
五、聘请女生辅导员是对民族地区小学女童的关爱
2013年9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聘请安顺市知名专家包友刚医生为女童讲解生理健康有关的知识。我校根据布依族女孩爱跟本民族年龄稍大、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交流的实际情况，聘请当地一位20多岁的女孩（高中毕业）经过卫生部门的一些培训后到校担任女生辅导员（伍秀），主要给学生上健康教育课和讲解生殖卫生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很好。
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投人低，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真正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因人、因材施教，无论办学体制，教育模式或是教学方法都一贯沿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难得进、留不住、学得难。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做法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学校不断创新的办学形式，必将焕发出民族教育的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7月7日）
[2]《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主编：朱慕菊）
关键词：学校发展；民间文化；“本真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20-003-2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对提高全民素质起到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我校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民间艺术教育与学生素质发展”的研究，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艺术教育”的传统特色。
新课改的核心理念就是“以生为本，一切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传承民间文化，实施本真教育”是我校近年来结合学校的发展现状和素质教育、新课改的要求提出来的。
一、基于“民间文化”的“本真教育”解读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本真教育”就是通过对民间文化的传承教育，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观念，改革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师生一起“浸润”在民间文化之中，让课堂教学回归“本真”，塑造“本真教师”，培养“本真儿童”。
1.让儿童走进民间游戏，在游戏中培养“本真儿童”
学校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培养“本真儿童”，就是让儿童“能跑会跳、能歌会舞、能剪会画、能说会写”。“能跑会跳”是指身体素质要达标，“能歌会舞”就是让在艺术方面有特长的孩子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艺，“能剪会画”就是通过民间艺术活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能说会写”就是训练学生口语交际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我们希望能通过民间文化中的儿童游戏项目，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钻研精神的火种。”民间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游戏是儿童的主要生活，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寻求快乐，在游戏中快乐的成长，享受的是一种没有功利的、真正快乐的本真的童年过程。让学生在课间玩游戏，在课堂上做游戏，通过“读书月”“午间休闲读书俱乐部”，读游戏、编游戏，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让他们“戏”中有所悟，“戏”中有所获，在游戏的情境中自由的表达。
2.让教师亲近民间文化，以文化塑造“本真教师”
塑造“本真教师”，就是让教师“有道德情操、有生活情趣、有书卷情怀”。教师不同于其他职业，教师就应该有教师特有的文人气质，“有道德情操、有生活情趣、有书卷情怀”是当前时代背景下老师们应当具备的一种素质。民间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型”的文化，是一种植根于民众之间的草根文化。所有人都会在不经意之中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让教师亲近民间文化，就是要让教师感受民间文化的那种草根性、本真性的文化内涵，让教师以本真的心态去面对课堂、面对儿童，用自己的本真去影响儿童本真的成长。
3.让师生步入“游戏课堂”，在快乐中追求“本真课堂”
吕凤子先生的“穷已成已，穷异成异”就是要我们充分认识自我和他人，在教与学中最大限度地开发师生的潜能。本真的课堂应该是师生快乐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关怀的课堂，应该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游戏课堂”就是快乐的课堂，让师生“在游戏中教学，在研究中生长”。游戏不仅仅是简单的玩，游戏也有规则，游戏中也有很多的智慧。轻松的课堂更能让学生快乐的经历学习生活，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激发思维碰撞的火花，畅谈发自内心的体会，充分展示自身的潜能。
二、“本真教育”实施的理念支撑
教育是文化的自我摸索，自我生产。传承民间文化不是简单的回归，是“以文化人”，要在民间文化的根上长出现代文化的枝，要让学生在民间特色文化的经历中回归本真，让学生回归本真生活，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美好的童年。民间文化不仅仅是民间项目，民间文化更是教育的一个抓手，是民间的教育观。我们要把教育从“官方”（学校的制度约束）走向“民间”（师生的自我管理），课堂教学观从“师本”（以教师为中心）走向“生本”（以学生为中心），从提高学生“技能”（学生的双基）走向培养学生“素养”（学生的内涵），从“填土”走向“植根”，从“说教”（灌输式教学）走向“影响”（教育影响），为儿童今后的成长积累丰厚的底蕴。
1.小学教育是给学生完整的本真童年。一个人的童年是否快乐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拥有快乐童年的儿童更有可能拥有幸福、快乐的一生。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玩耍、游戏。我们若关心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就应该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让他慢慢地成长，慢慢地学习，这样他的童年才是快乐的、完整的、幸福的。
2.教育即影响，就是文化的自我摸索和自我生产。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受别人影响的历史。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成长，人的气质不会无缘无故的形成，如果让一个人从出生就把他和人类隔绝，我们很难相信这个人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狼孩的产生就能充分说明教育对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力。
3.学生即学习生活，就是儿童民间的、自然的生活状态。由于儿童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应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把“民间文化”中的各项具体的民间项目进行有效的整合，就能为学生生长创造空间，为学生学习生活找到兴趣点，而教育就应从儿童的兴趣出发，从儿童的本真点出发。
4.儿童的生长要通过经历、体验、表达，是文化浸润和自我发现。让学生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独特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主体体验），在自己的生活中表达（个性表达），接受生活文化的浸润，在浸润中不断生长。
三、“本真教育”实施的具体措施
1.开设民间文化“课程集市”，开发校本民间文化课程体系
以儿童熟悉的民间艺术活动和游戏为纽带，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根据活动特点开展系列化的课外活动，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其活动内容、时间、程序和要求都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兴趣特长来通盘考虑和合理安排。教师可以在体育课中开展跳绳、踢毽、橡皮筋等儿童喜闻乐见的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让儿童以艺健体；在音乐教学方面，建立富有本地区特色的小丹剧团，开展舞龙、舞狮等活动，让儿童在民间艺术的熏陶下以艺陶德；在美术课堂中让学生学会剪纸、布贴，用自己的双手进行日记绘画，以艺寓美；在语文课中让学生民间故事演讲，在作文课上以儿童自己在民艺活动过程中的经历进行作文训练，以艺拓智。通过民间文化系列课程的开设，让学生能跑会跳、能歌会舞、能剪会画、能说会道。
2.开展“本真课堂”教学研究，回归课堂教学的本真
“应试教育”的问题在于它主要是为应了付考试而教和应付考试而学，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累、学生苦，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下，学生不敢自由地表达，也不可能有真情的流露。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认为：“游戏是儿童活动的特点，通过游戏，儿童的内心活动和内心生活变为独立、自主的外部表现，从而获得愉快、自由和满足，并保持内在与外在的平衡。儿童游戏往往伴随着语言的表达，这有利于儿童语言的发展。”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传承民间文化的重点是让民间文化“走向课堂”。因而，我们积极开展本真课堂校本教学研究，努力构建“游戏课堂”教学模式，让课堂教学回归本真。只有“本真”的课堂，才能培养本真的儿童，塑造本真的教师。教学即游戏，儿童在游戏的状态下，才能在本真的状态下表达，才敢说、会说，做到“我的语言我成长”“说什么话，写什么文、做什么人”。
3.打造本真的校园文化，践行“以爱萌真”的价值诉求
①开展师生读书活动，“以文养心”。读书滋养底气，思考增加灵气，挥笔自有生气。在学校师生中间广泛开展读书活动，以培养师生的心灵，增长师生的心智，唤起师生的心声。在教师中间开展“读书征文”“读书演讲”“读书心得”等活动，让教师通过读书，提升自己的品位，增强自身的底蕴，提高自己教书育人的能力。通过阅读，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通过阅读活动，培养读书的兴趣。如“诗文朗诵比赛”、“名人格言交流会”、“新书介绍”、“课外阅读摘录笔记评比”、“谈谈读后感”、“故事大王比赛”、“作家进校园”等。
②让师生都能尽量写作，“以写育人”。写作是个人体验很强的实践活动，“能说会写”是一名好教师通向优秀教师的必经之路。教师写文章，无论是论文、案例，还是散文、诗歌等，于己是一种倾吐，可以提升生活与生命的质量；对学生又是一种示范，一种影响，一种熏陶，一种无声无痕的教育。让学生在民间游戏、戏剧等活动引导下，创设轻松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要让学生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独特的主体体验中用自己独创的儿童语言，写出自己独特的心灵感受：做过什么，就写什么；看了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读了什么，就写什么，让儿童在“我的语言中成长”。
4.建立新型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师生共同生长
关键词：民间故事；伊藤清司；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我国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等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和探究，日本在地理上跟我们接近，制度文化等长期受到中国的影响，因此在这方面也是更为活跃，明治以来，就有日本学者从事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伊藤清司是近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的代表人物之一。伊藤清司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民俗、神话、民间故事等，曾任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长，伊藤清司教授不仅谙熟中国古籍，而且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并将中国民间文学与日本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伊藤清司教授学术视野广阔，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绝大部分精力。其研究多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故事，屡次来中国特别是云南省进行调查访问，并主张到中国少数民族中去寻找日本民间故事的源流。伊藤清司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等都颇有研究，并著有大量关于《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论文，本篇文章主要从伊藤清司教授对部分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浅谈收获。
伊藤清司的民间故事研究很大部分都是基于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从故事本身，更是将故事放入多学科联系的背景上进行比较，通过对同一类型故事的不同之处的比较，找到故事背后的所代表的意义。因此，通过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找到故事背后的社会信仰和追溯日本民间故事的历史发展，是伊藤清司民间故事研究较显著的特点。
以中日民间故事肖像夫人的故事为例，伊藤清司与中国同类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肖像夫人故事的谱系》中，可以看到，其分析故事文本和对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仅只是从故事情节发展和流变来分析推断，而是更深入的注重细节，在故事情节中找出问题，然后进行分析，首先日本肖像夫人的来历多是仙女、龙女或是富豪之女，而中国的仙女许婚故事也就是羽衣型故事如“百鸟衣”、“龙女和樵哥”等肖像夫人的来历也不外乎是这三种，并且故事发展情节有很大相同之处。其次，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不仅对掌权者得到美人画的经过进行分析，并且注意到，在丈夫去探妻之时，中国的故事中总会强调或妻子会事先约定好丈夫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相见，最典型的就是“百鸟衣”的故事，而日本故事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这点是中日两国故事的显著差异之一，也许正因为此，中国的这类故事都被称为“羽衣型故事”。我们所熟知的“大岁之客”型故事，反映了故事在流传发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大岁之客”型故事的内容是贫困而热情的人盛情留住、款待来访的衣衫褴褛的陌生客人，翌日清晨，陌生客人变成了黄金，或留下金银财宝，悄然离去。那个贫穷的不速之客是神的化身。在这些“大岁之客”型故事中，神的赏赐是财富、美貌、返老还童、家族兴旺等等，反之，神的处罚是破产、丑女、变猴子甚至是死亡等。其赏罚是世俗性的，同时又是极其严酷的。这一类型故事在日本和中国西南及南方地区分布很广，在中国的这类民间故事中，所留的宝物不仅仅是金子，也有金腰带、宝手巾等。伊藤清司在中日两国的这类故事比较研究中发现，尽管主题一致，结构上也明显类似，但仍有显著的不同点，强调的要素也有不同。其要点就是化成乞食者或老人的神来访的时间或出现的时间，日本的“大岁之客”型故事中来访的神多在岁墓或与此相当的节日出现，而在中国的此类民间故事当中，来访的神并没有特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岁之客”型故事中，很少把神的化身出现的时间看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多侧重于故事本身的分析及其社会信仰方面和故事的产生。而外来故事如果传入某国，经消化改编后，也会演变成特有的缘起故事，伊藤清司认为，与此类似的现象也有可能存在于“大岁之客”型的故事中，如果当初并不把神灵来访的时间作为这类故事的要素，那么把神灵降临的时间故意定在除夕或特定的节日，并加以强调，是在其流传之前或者流传的过程当中融入了日本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假如这类故事本来是外来文化的话，那么，只要它被社会所容纳、吸收，当然可以认为它对日本的传统社会具有适应性。①
伊藤清司不仅仅对民间故事研究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信仰，更是通过对民间故事的研究找到追溯故事根源，这点对于日本文化要素构成的研究都是具有极大价值意义的。
通过对伊藤清司的中日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伊藤清司在对中国的民间故事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在1990年伊藤清司发表了《人类的两次起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一文，他以大量的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为例，说明了人类“现代人类的出现曾是一个长期变迁的过程。”为何伊藤清司甚至于大部分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都集中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首先，伊藤清司强调当论述涉及到神话传播的体系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即：两个民族文化在性质上的类同；就资料的比较而言，重复率高的材料要比孤证更具有起初真实性和规律性，更可显示各种神话结构的传承的结构和各种复合因素间相吻合的精确度。②日本学者的研究，比较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关于民族信仰、民族起源的问题。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主要民族信仰来看，很多与日本民族有相似之处。彝族崇拜自然、动植物、祖先等，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特别重视祭祀天神、火神、虎和家族祖先，重视祭祀祖先这一点与日本的盂兰盆节有共同点。苗族信奉原始宗教，崇拜白然，鬼神和祖先。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这也与日本人信仰的“泛神论”有相同之处。从佤族传统的看，也是信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他们认为人类、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及风雨电等自然现象都是有灵魂的，并称之为“鬼神”。正是因为中日两国在从古代至今的历史中，有很深的文学文化交流，在文化信仰等许多方面有许多相同和相似，才不断引起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民间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兴趣。他特别注意到大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长期受到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却仍然保留着白己古老的信仰和独特的风俗习惯，并且残留着浓重的神话传承因素。根据上述的民间故事比较案例也可以发现，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较多的少数民族，对古来的民间文艺有较好的保存，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民间，由于风土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比较相似，在植物崇拜神话的母题情节及文化内涵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方面，因此，可以从民族文化及文学、人类学角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有关的植物崇拜神话及始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伊藤清司在《日本神话和中国神话》中，采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为素材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应该在中国大陆探究日本神话的源流。但是在当时在中国的古典籍中寻找能够参考的神话体系和神话素材很困难的，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素材较少，除了因为古典文献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江南地区的地方志普遍重行政轻民间，造成收集的民间文化资料较少。③但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华南西南的少数民族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口承的神话素材，而这些神话可以推测曾经在汉族地区流传过，所以利用这些素材来解明日本的神话和传承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注释：
①伊藤清司著，张正军译.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M].云南大学出版社.
②王晓平.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
③陈志勤.近20年来日本民间文学研究概述――以有关中国的研究为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三期
参考文献：
[1] 伊藤清司著，张正军译.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伊藤清司学术论文自选集 [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2]伊藤清司.日中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J].日本研究，1986（4）.
[3] 斧原孝守.云南和日本的谷物起源神话 [J].思想战线，1998.（10）.
论文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整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
[2]李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3]刘心稳.民间文艺作品：呼唤立法保护[J].时代潮，2003，（3）.
多民族的多样文化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它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深为百姓所喜爱。广西省宜州市正是传说中刘三姐的家乡，日前，河池学院与宜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了 “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文艺报》、国家民委民族出版社、《民族文学》和广西区内外的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大文化”概念下的歌谣文化
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刘三姐”研究应该是一个“大文化”的综合定位。
刘三姐文化起源于华南珠江流域悠久古老的文明，是这一流域多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刘三姐文化的文学精神。
作为华南珠江流域多民族的共同的歌仙形象，刘三姐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民间的歌手至歌王，进而被幻化为歌神、歌仙，而这一过程既有根植于民众的歌谣文学的原因，又有神话传说的原因。而在各地流传的歌仙刘三姐故事，都极力渲染了她的山歌魅力，不仅可以用山歌来排忧解难，还表现了高超的生活智慧，并由此而提升为可以用山歌来为百姓禳灾祈雨，能以歌声代替劳作，从而刘三姐变成无所不能的歌仙。
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歌谣利于传唱，从而才成就了刘三姐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歌谣来自生活，同时又是生活的加工和提炼，广西山歌才具有押韵合辙、琅琅上口和短小精悍的特点。在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有的考证了山歌的早期形态即有比较成熟的格式；有的还考证了“僚三妹”、“嘹”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山歌术语的溯源含义，从而使“以歌传情”得到较一致的认同。
“歌圩文化”在刘三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不少与会者很赞同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专家钟敬文的论断，即“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华南先民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哺育了特有的诗性思维，特有的诗性思维创造了歌谣文化，歌谣文化催生了特有的歌圩文化，正是有了歌圩这一古代文明的集群形式，才使先民们有相互交流、倾诉和激励的平台。使得他们的智慧和歌才得以存在、发展和传承。
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有学者认为，作为刘三姐文化的底蕴应该是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对生活的热爱、追求和礼赞，一种根植于壮族民间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直接滋养我们的现实社会。基于这一共识，有的学者提出了“重写刘三姐的命题”。
对于刘三姐文化的传承，与会者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一是建议尽快搜集整理原生态的歌谣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活态文化，不深入民间就不可能完整地真实地保护、抢救和挖掘出这些宝藏，已经搜集整理到的宝贵资料要尽快出版，以便保存和传扬；二是建议加强对传承者的培养。有些学者建议编写成中小学教材，进入课堂，使民间文化上升到主流文化中去。三是建议为歌谣文化提供硬件建设。
论文摘要:“非遗”视野下展开的对民间音乐之传承与保护的探讨,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山东新泰大谭村“古事音乐”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民间音乐,引起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随着现代文明影响的逐渐深入,民间音乐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音乐品种濒临灭绝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对民间音乐进行普查并探讨其传承与保护的具体策略之意义重大,抢救与保护人类的民间音乐遗产,以维护民间文化生态平衡。
一 “古事音乐”概况
大谭村位于山东新泰市果都镇境内,由明朝永乐年间山西枣强县谭氏居民迁入此地聚居而成现在的村落。所谓“古事音乐”,即该地区群众对秧歌音乐的统称,称“秧歌队”为“古事队”。秧歌最初是一种纯粹的歌唱形式,后发展到独立的民间歌舞表演。音乐一般有小场演唱、打击乐和吹唢呐等部分组成。用到的乐器有锣、鼓、二胡、唢呐等。内容以歌颂太平、扬善惩恶、儿女情长为主。由于各地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区域文化内涵。
笔者曾就“古事音乐”的起源问题,探访过当地居民。据本村民间艺人谭西风(1929-,田野调查中主要采访对象)叙述得知,从其爷爷的爷爷就有传唱,曾为县令表演过。这些话虽不具有确定性,但可以说明当地“古事音乐”存在之久远。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现只能就所掌握的资料对“古事音乐”的产生作一推测,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可能:
其一,陕西甘泉县出土的宋金时期的浮雕砖刻距今已八百多年,本村村民为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枣强县迁入,所以推测当地“古事音乐”有可能是祖辈从山西老家带来的。
其二,新泰地区民俗音乐形式多样,方圆几十里有大洼独杆跷、谷里逛荡灯等,其他村的“古事队”也相当活跃,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主要以“边关调”为主,与大洼村的名字一样。史料记载大洼村的“古事音乐”至少产生于清光绪十三年,如果二者之间产生横向影响的话,那么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应至少在此年代出现。
其三,从其传承来看,据谭西风叙述,在解放前有谭志星、谭志风、谭志全、谭献昌、谭献信等人会唱“古事音乐”,不过他们只能唱出各个角色中的部分唱段。能够确定师承关系的是谭献信(谭西风之师爷)一支,谭献信出生于咸丰九年左右(具体时间不详),所以推测在这个时间里,“古事音乐”已经产生。
由以上推测可知,虽然“古事音乐”产生的具体时间尚不可考,但其渊源确已久远。
二 “古事音乐”发展现状及分析
“古事音乐”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据谭西风讲述得知,那时的人们都盼着看“古事”、玩“古事”,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三五段;如今虽也玩“古事”,但只剩下一种形式了,全是在走、舞,而根本没有唱段了。例如,大谭村“古事音乐”之《边关调》共分花船、女驴、男驴等角色传唱。男驴角色所唱《边关调》属该地民乐中较有特色的部分,共分24场,加上“走场过寨”可演唱一天一夜。遗憾的是,如今的“古事”中再也见不到如此丰富的传唱了,音乐部分也只有乐器演奏,演唱的越来越少。
“古事音乐”的发展堪忧,日益衰落,面临后继无人之状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民间音乐生态环境的改变。民间文化如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下繁衍、生产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果实。如果这一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文化将会凋零、失落,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随着高科技和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底层社会对物质的追求高于精神的享受,民间音乐的生态环境面临失衡的状态。
第二,传承方式的局限性。民间音乐大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借助“口传心授”的形式进行传承,很多东西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消失,这是民间音乐自身传承的局限性所致。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同样避免不了这样的局限。
“古事音乐”的发展濒临灭绝,为了丰富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们应大力提倡对诸如大谭村“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大谭村的“古事音乐”在民间音乐中看似不出众,但在音乐形态、精神内涵中则透露出一种内在美。她独具地方特色,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的审美总结,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应采取有利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首先,让民间音乐走进课堂,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民间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教育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将民间音乐纳入教学内容,在丰富学习生活的同时,为音乐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充分发挥民间自身力量,对优秀的民间艺人传承行为给予物质奖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完全依靠政府行为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民间自身的力量。既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民间,那么最好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就是还原于民间,充分依靠民间力量,通过民间艺人以及民间组织来进行传承。同时,政府应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措施来激励他们。
再次,健全保护机制,落实对民间音乐保护的政策法规,借鉴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要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开发、引导市场需求。
最后,注重宣传、营造氛围,提高人们对民间音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现在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多样,但是如果能借节日、庙会之际,将“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做大,也不失为一种应时之策。
以上仅是笔者通过对大谭村“古事音乐”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而总结出的保护对策,当然,对民间音乐保护的具体策略也并非笔者所能概全,这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在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新泰市文史资料,新泰市文史办公室。
民间文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之“物质性”的遗产即自然文化景观和文物包括建筑遗址等，注重的是知识、情感和技能、手艺及其“活体”传承。意在引导人类自身注重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智慧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因此，对其保护必须讲究“活”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和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人，是我们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贵州省档案界的同行们深谙此道，他们在保护抢救水书、山林契约档案时，把着眼点首先锁定在“人”上，随时注意突显“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职能与重要作用。
首先是征集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拥有者和保管者身上。征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环节。由于年代久远，水书、山林契约的创造者们已基本不在人世，因此拥有者和保管者自然成了他们征集工作的重点。至2005年年底。荔波县档案馆已从民间征集到水书原件近万册：锦屏县档案馆从民间征集山林契约档案近2万余件。而每一本水书、每一件契约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由于资金匮乏，没有征集经费，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靠着对事业的赤诚、对工作的责任，乘乡间客车，甚至步行去开展征集工作。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女同志，要和男同志一样进山走访山民、农户。而且征集对象的思想工作也不好做。跑一趟、两趟不行，就跑三趟、四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档案人的辛勤工作终于化作农户、山民们向国家捐献祖传珍藏的自觉行动。
其次是整理破译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传承者身上。这些传承者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绝技的掌握者。这些人一般年事已高，垂垂老矣。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比如对水书，就是要抢救保护能够破译水书的“水书先生”。荔波县档案馆经费十分紧张，却请来了七位德高望重的“水书先生”进行整理分类。并培养年轻接班人。
再次是开发利用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者身上。随着山林契约档案的大量发现，随着水书人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这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对此，贵州的同行们以档案人特有的质朴、真诚接待了他们，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种种方便。锦屏县档案馆从2002年以来先后接待了10多批前来考察山林契约的专家教授。在合作过程中，贵州档案人有着清醒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指导，但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是各级干部群众包括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教授们，不得私自流转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二是已经进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属于国家所有，向国内外的单位或个人赠送、交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复制件，必须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三是合作编辑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编研成果的版权属于原拥有者、保管者和档案馆共同所有，而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撰写的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的著作权则可属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所有。
贵州的档案同行们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运用到每个工作环节中，运用到每个与之相关的人员中，唯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离开贵州以后，我们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锦屏县档案局同志们为征集山林契约，跋山涉水的情景；经常浮现出锦屏县档案局简陋的会议室里那嗡嗡作响、摇头晃脑、残破的落地风扇；经常浮现出在荔波县档案馆那狭小的展览室里，年过六旬、身穿背心的“水书先生”汗流浃背伏案工作的情景；经常浮现出荔波县档案局姚炳烈局长脚上那双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没有后跟的凉鞋……我们常想：谁来对这些忘我的文化遗产保护者们予以更多的“以人为本”的关照呢?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档案局226018)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基本原则、具体措施
2008北京奥运会要充分体现“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主题理念，在充分展现奥林匹克精神内涵的同时，关注人与自然及人类自身的和谐，而这恰与我国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以奥运开展为契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构建和谐的群众文化。和谐的群众文化氛围，有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社会的和谐，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强化社会群体的和谐理念，进而真正意义上促进社会的和谐。
所谓和谐的群众文化，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实现主旋律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有机统一。其特征除了基础性、广泛性外，最突出的特征应该是和谐性。它的内容要体现和谐的主题和题材，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它的形成因为要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群众的需要，而具有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门类和文艺风格。其功能除了娱乐、教化和审美外，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促进和谐。它和谐的主题和题材教育人们追求和谐、向往和谐、建设和谐，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门类和文艺风格，则满足着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群众的娱乐和艺术审美情趣的需要。显然，建设和谐的群众文化，能够以艺术的美感染人，熏陶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就建设和谐群众文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就建设和谐群众文化的原则而言，我认为有必要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这是实践党的宗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的群众文化建设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实现和保障群众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之一，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立足于服务群众，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和文艺风格为载体，在娱乐的氛围中，在满足群众审美要求的同时，实现文化的教化功能，促进和谐人文理念的养成，使人们追求和谐、向往和谐、进而积极参与建设和谐文化和和谐社会。
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括四个方面，即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处于社会价值观念的统摄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和主导，和谐群众文化建设就会走更多的弯路，甚至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
3、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建设和谐群众文化，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又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兼顾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实现主旋律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有机统一。既不能迷失了方向，又要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积极支持健康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文艺形式多样化，使群众文化真正意义地为群众服务。
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扎实实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建设和谐群众文化的重要保障。
1、加强领导，落实建设和谐群众文化的责任。建设和谐的群众文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强化认识，思想到位，行动到位，担负起发展群众文化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基层，保障广大群众的文化基本权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群众文化事业是公益性事业，发展群众文化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切实把发展群众文化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加大对和谐群众文化建设的投入。为和谐群众文化建设定基调、定方向，为和谐群众文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2、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客观地说，在一些地区，由于长期的投入不足，群众文化网络很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内的群众文化机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不高，严重制约了群众文化功能的发挥，影响了群众的文化权益。因此，要建设和谐的群众文化，必须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资源共享、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良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在构建中要统筹群众文化事业的服务机制、设施、机构和队伍建设。尤其要根据“覆盖全社会”的要求，重视抓好最基层群众文化机构的建设。
3、切实加强基层文化馆站建设。文化馆站是国办的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它在建设和谐的群众文化中，肩负着组织、辅导基层文化机构和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重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文化馆站建设的好坏事关群众文化发展的大局。因此，各个地区，在建设和谐群众文化、加快构建和谐社会中，文化馆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高度重视文化馆站建设，较大幅度地增加对文化馆站建设的投入，花大力气解决文化馆站目前面临的问题，让文化馆站迅速摆脱困境。在加强文化馆站的基本设施、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内容、基本活动方式建设的同时，要深化文化馆站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使其增强活力，更好地在群众文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4、规范、促进民间文化团体的发展。民间文化团体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团体活跃在群众中间，与群众接近，易于被群众接受，对于和谐群众文化建设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管理，给予艺术的指导，方向的指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它们更有效地服务于和谐文化的建设。
总之，建设和谐群众文化，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奥运年，以奥运人文理念在全国全民中广泛宣传为契机，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建设和谐群众文化大有可为，也是势所应为。
主要参考资料：
关键词：田野调查；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社会实践
在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除过正常的课堂教学、工作室的操作和图书馆的积累外，还需要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和民间，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民间文化和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在自然环境和民间艺术的陶冶下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情操。
近年来，美术院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每年定期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不是去拍几张照片，画几幅速写，而是要深入了解民风民情，所以要真正把田野调查和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结合起来，才能使调查名副其实，才能有利于中国民间美术课的教学。
1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
田野调查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围绕某一教学目的，深入到民间艺术起源地对民间美术素材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调查、收集和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包括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进而最后做出结论的完整过程，并通过这样的过程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在研究能力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全面素质。田野考察教学有助于验证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对本地区民间美术特征和文化寓意的理解。
2 定期带学生下乡社会实践
要真正切实地组织一次田野调查，必须对各个环节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首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制定了一个细致的工作计划，包括行程路线、车辆安排、人员的组合、日常的活动，还有学生的安全、气候、饮食等问题。另外让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搜集资料和信息，对所要调查的地区和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比如调查乾陵，首先要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帝王陵墓的形制和乾陵的特点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就会对所考察的对象产生认同感，带着问题和兴趣去认识它，而不是像旅游观光一样流于形式。
在调查过程中，教师或学生针对性地对调查对象进行讲解，这样会使学生亲身体会艺术的魅力，也会积累经验，学会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另外也可以请一些艺人讲述他们的创作过程，或者现场示范。从事民间工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了解和使用它们的人也越来越少。许多学生平时接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仅仅通过书籍或网络了解民间艺术，无法亲自感知这些艺术。如果了解了这些艺术的工序和创作，就会使他们真实的触摸民间艺术，把书本知识和本原艺术紧密结合起来，就会激发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浓厚兴趣。
在参观凤翔泥塑村的时候，学生在感叹民间工艺的精湛的同时，更多地把重点转向了对艺人的采访。通过采访，学生们了解了泥塑的制作工艺、艺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凤翔泥塑的社会影响，他们都感到受益匪浅。通过这种方法，深入到人们的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田野调查法使得调查者既可作为“参与者”，又可作为“观察者”；既作“局内人”，又作“局外人”，双重的身份及多维的观察角度使得调查者可以对调查对象及社会事实进行深度观察与体验，从而进行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解读与剖析。
最后，指导学生通过文字、录音、影像等方法进行记录。一方面是实习成果的记录，另外也是对濒临灭亡的民间艺术的整理。通过这种途径，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是课堂教学所不能达到的。考察结束后，要求学生对搜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最后写出调查报告。教师在取得学生的反馈信息后，再针对民间美术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反思和总结，这个过程是个循环不断、持续改进的过程，最终使民间美术课程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开发。
3 教师下乡搜集资料
教师既是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者，又是发展者、实践和创造者，自己要发挥作为知识群体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创造的历史作用。在教学之余，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对周边地区的民间美术以及风土人情进行深入的考察。可以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手段，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类，形成一个民间艺术的信息库。教师因为自身知识的积累，在考察的过程中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取得成果。近几年来，我利用大量时间，对陕西关中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民间美术、实物、图片、视频等资料。上课时，我把自己搜集的资料和积累的经验运用到教学中，尽可能把中国民间美术中最经典最华美最乡土、最本色的部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学生看――或图片或实物；并联系实际生活，引入与民间美术有关的多元艺术形式（如皮影戏等），在增加课程信息量的同时，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化和中国美术的兴趣。这些资料，一方面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我个人的科研论文创作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4 学生课余社会调查
每年寒暑假，学生都会有充足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学习，这是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有利时机。许多学生来自农村，或者日常生活经常会不经意接触民间文化和艺术，但是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它们。如果加以引导，就会使学生在节假休息之中，近距离的接触民间艺术、重新认识民间艺术，真正地把所学知识和民间社会生活相结合。因为已经有了民间美术的知识铺垫，学生会对田野调查和民间美术有一个新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会对日常所见的事物产生新的认同。在放假之前，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将中国民间美术知识和田野调查方法论结合起来，对自己家乡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艺术话题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由于缺少观察，缺少艺术观察的方法，生活中很多现象熟视无睹，无法生成课题，更没有有意识地去思考它，研究它。通过田野调查法的培养，使学生把观察、思考、分析、研究变成自觉行为，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假期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总结，展示学生的考察成果。学生们带来自己收集的民间工艺品，对它们的制作工序和社会功能，以及对家乡的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讲解。我在放寒假前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任务：调查家乡的民间手工艺，从中发掘其与民间传统民俗文化关系。开学后班上组织了一节汇报课，学生们不但带来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而且还带来了剪纸、门神、皮影、布艺等实物，调查报告也写得很扎实。在交流经验时，同学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因为对自己熟悉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实践，所以觉得很有意义，收获也很大，锻炼了自己，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对民间美术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这种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把自己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增长了美术知识，也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对民间美术的调查、研究、整理，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美术，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运用多种途径，将民间美术教学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对美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将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是美术史教学的一条可取之路。
参考文献：
[1] 赵农.民间艺术概论[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论文摘要: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陕北民歌的诸多传统性功能正在不断走向衰微。针对这一现象，应该高度重视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理论研究;并且应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强创新与传播，使陕北民歌重现它的生命力与独特文化魅力。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东西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陕北曾以丰富的民间音乐闻名全国，陕北民歌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是其他地区的民歌无法比拟的。陕北民歌形象而概括地描述了当地复杂多元的民俗活动和风貌，向世人展示出陕北民俗独特的文化魅力。
民俗借助语言来储存、传承、发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语言又通过对民俗的储存、传承得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他们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特定的民俗催生了特定的民歌，民歌又成为研究民俗的重要资料。学习、研究、欣赏民歌，只有把民歌与民俗结合起来，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对民歌的深层理解和感悟。陕北民歌的精要之处既在于描述陕北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更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间音乐中得以一脉相承并且保持长期不变的品种，总是和一定的礼俗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礼俗通常是人类生活中长期保持不变的社会活动，依附于礼俗活动音乐也就因此得以保存和传承;与礼俗活动关系较远的音乐品种，其生存和发展往往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中易变的活动，所以与之关系紧密的音乐也就经常处于变化之中。陕北民歌是和生成它们的陕北劳动方式、交通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所有这些发生剧烈变动时，它们的传承过程和传承方式也随之变化，陕北民歌的功能性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一、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某些功能的弱化与整体形式的日渐衰微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背景，陕北民歌亦然。它是陕北农耕社会生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陕北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陕北人虽然终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果腹，有时不得不撂下一家老小，到宁夏、内蒙一带去谋生，俗称“走西口”。尽管“西口”距离陕北并不遥远，但由于过去陕北地形复杂，交通十分落后，又生逢乱世，往往一别不知音讯，故人们望着要“走西口”的亲人或情人，伤心是难免的。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反映生离死别、盼望亲人早日归来的山曲与小调。
不同时期的陕北民歌，其社会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别，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着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由于生产劳动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传统民歌所固有的那种劳动性、排忧性和诉苦性自然会随着而丧失。至于革命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宣传性、歌颂性和记事性，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功能，这种特殊的功能也必然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再发挥作用。由此看来，陕北民歌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其日常功能也在不断演变，现在已逐渐萎缩为比较单一的娱乐性功能了。而且仅此一种功能也受到了电影、电视和流行歌曲等众多现代娱乐形式的强大冲击，而显得愈来愈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审美形式特征。
就劳动发生说来看，一些产生陕北民歌的劳动方式现在或已消失或已退化(如赶脚、渡船、打夯、推磨、打场等)。就仪式发生说来看，出行、跳火、请神等仪式在当今社会已基本不复存在;保锁、过关、上梁、婚礼、丧礼等仪式虽还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地区存在着，但其仪式形式也已逐渐趋于现代化和简单化，因而很少有人在这样的仪式上唱民歌了。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之歌也就自然而然原有的生存土壤。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风俗的不便再随意吼起来了。至于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真实故事和真实事件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一种历史的陈迹。
如今，陕北民歌作为陕北人生活中的特有的娱乐方式和通用语的功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消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逐渐替代，整个社会环境的更迭引起了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入侵，古老的陕北民歌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人们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唱流行歌曲，这就使许多人不再那么醉心于他们曾经借以排忧解难的陕北民歌。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而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关联。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时，就不能独立地关注这一文学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应该对文学活动的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进行整体的观照。陕北民歌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它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以上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艺术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社会与人文的烙印。陕北民歌是陕北农耕经济社会的民间文化产品，是农业生活的产物，农业文明与民歌是一种依附的关系。物质的发展与快节奏的生活使民歌失去了改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创作的彰显以及媒体的炒作，陕北民歌的乡土性、集体性和口头性已大大削弱。现在演唱的陕北民歌基本上都是过去的民歌，内容离时代越来越远。传统民歌中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以此为表现内容的陕北民歌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发展的生命活力了。
陕北民歌功能的弱化大大削弱其继续发展的动力，人因功能弱化而衰老，因功能弱化而枯萎，一种艺术形式也会因功能弱化而衰落。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客观规律。精致化是艺术发展的趋势，但艺术的生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陕北民歌的日渐衰微，更引起我们对之加以发展与珍惜的及时性与迫切性。无怪乎冯骥才先生大声疾呼:“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和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能够让自己的文化损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吗?能够叫后人完全不知道这些伟大的文明创造吗?”因此，及时全面地抢救、利用、保护陕北民歌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二、陕北民歌的功能性显示出顽强生命力和丰富的灵活性
虽然，民间音乐在传承过程中受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但是，其传承方式又有着极强的稳固性和灵活性。前面讲过，特定的民俗催生了特定的民歌，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生活史与心灵史的生动记录，与陕北人民生活相关的事物几乎都可以从民歌中找到。
有着古老传统和深厚积淀的陕北民歌是不会这么容易彻底消亡的，面对现代化的剧烈冲击，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可能开始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会找到应变之策，以另外一种变体的模式继续传承下去。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酒文化是当代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民歌与酒文化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酒与陕北民歌的密切关系自古有之，但绝无现在如此突出。当前，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更为迅捷，陕北乡民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脱贫致富的人群正在迅速扩大，经济的发展也为酒文化及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存背景。
第二，陕北地区形成的以民歌手为主要成员的流动团体，成为当代陕北民歌新兴的表演者、传播者和创作者。不少年轻的农民将这当成了谋生手段。不少歌手纷纷走向北京、西安、深圳等大城市的歌舞厅，还有不少走进了艺术院校。
第三，陕北民歌在当代民俗的演变过程中会放弃一些有形的东西，但陕北民歌的特色、风格未变，精髓未失。确实，随着陕北乡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剧，陕北以前所特有的生存环境、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反映在陕北民歌中那种孤愤激昂的悲情美。“‘出走’与‘逃离’为精神主题以及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都在逐渐消失。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陕北民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未变，集体创作的创作形式未变，即兴创作、演唱的创作方式未变，陕北黄土地的传承环境未变，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产生的歌、词、声、腔，反映的是当代乡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也是人们真实情感的流露。
三、对陕北民歌发展方向的思考
以上陕北民歌功能性在当代民俗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符合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转贴于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陕北民歌的发展也离不开当代社会的民俗状况。它不以一种单一的形式进行传承，而是以多线条、多思维、多层面的形式，尽力适应和激发民众的审美感受，使主观和客观、审美对象和审美情感趋于统一，从而引起社会的认可并得以传承。我们也应看到在当前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对陕北民歌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音乐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挖掘整理，加强理论研究，改造与创新，开发利用，进一步繁荣我国音乐文化事业，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1 搜集与整理，加强理论研究陕北民歌就像黄土地遍地生长的野草一样散落在陕北大地的沟沟洼洼、村村寨寨。要对陕北民歌进行全方位的一无遗漏的搜集整理。对着名歌唱家及其传人要逐一搜集其作品，建立民歌档案，同时要采用摄影、摄像、录音、录制光盘等现代化的手段将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原始民歌原汁原味保存下来。首先，我们应该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这样两部陕北民歌集。一部是《陕北民歌集成》，另一部是《陕北民歌精选》。运用现代化的电子载体永久保存，“集成”要在数量上求多求全，要注重其资料价值和保存价值;其次，“精选”要在质量上求新求精，重点要选编那些广泛流传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并具有深远艺术生命力的优秀民歌，要注重其审美价值和普及价值。
在艺术发展的进程中，理论与创作永远是一驾马车上两只并行不悖的轮子，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二者只能同步同向而行，而不是反之。创作是实践、是基础，理论是指导、是升华。理论研究并不是创作的附属物，理论研究是对创作的开掘、开拓与提升，开掘其潜在的精神内蕴和艺术文化价值;开拓其创作的方法与思路;提升其艺术的品位与艺术品格。
2 结合民俗风情，改造与创新陕北民歌产生于远古时代，发展于近现代，繁荣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民歌发展的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陕北民歌是完全可以在改造与创新中求生存与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全国新民歌运动的掀起，陕北民歌也曾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振兴期。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据陕北民歌创作的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和《黄土高坡》以及中国西部摇滚歌曲的兴起与兴盛等，都曾一度唱红全国。这一系列的革新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陕北民歌的繁荣与发展。
没有继承就没有革新，对传统陕北民歌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革新传统陕北民歌，首先要研究传统陕北民歌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把握它招人喜爱、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其次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解并掌握新时期的社情民意及群众的思想观念，从中精选创作素材。在继承传统陕北民歌真实质朴、率直明快、感情浓烈、语言形象的艺术基础上，剔除其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糟粕，使之具有先进的思想内容、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体现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开发与利用，繁荣我国音乐事业艺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社会。对陕北民歌的保护与抢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陕北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瑰宝和民间文化资源在新的时期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就很有必要在对民歌的抢救与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陕北民歌、了解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他们才会自觉地利用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形式。因此在开发、传播陕北民歌这一民间艺术资源时，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歌演唱活动，每年定期举办陕北民歌大赛，组织陕北民歌业余演唱队，使陕北民歌进课堂、进厂矿、进田间、进千家万户。建立民歌博物馆打造民歌文化村等等。
其次，着手陕北民歌在外界影响的扩大化过程。在陕北本土对陕北民歌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展演式保存、媒体保存。组织一批作家创作一系列反映陕北民歌的文艺作品，将陕北民歌融入到歌剧、小品、舞蹈、小说、电影、电视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中，从而多角度、多渠道地将陕北民歌推向全国。艺术是独立的，同时也是融合的。在独立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陕北民歌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只有融合到现代艺术的大舞台大天地中，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论文关键词：云南文化；文化产业；视觉文化传播
自1996年云南省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目标以来，在促进文艺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培养文化人才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改革，云南省的文化知名度、影响力、竞争力和整体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目前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电子音像、文艺娱乐、网络、体育、会展和乡村特色文化等主导性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一、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传播技术迅速变革，视觉文化时代早已悄然而至，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电影、电视、招贴海报、商品包装、杂志插图、书籍封面等，已经身处视觉文化的包围之中。视觉文化是影像和形象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而与之密切联系的“视觉文化传播”是“指经由形象媒介，特别是影像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为自由的传播，而其他非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也可以借助图像、形象等视觉符号进行传播。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更为自由。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云南的文化产业可以借助视觉化传播的优势，加大产业发展，使云南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云南视觉文化传播的现状
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和神奇，自然资源瑰丽和多样，被誉为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摄影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目前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呈现较好的前景，文化云南的形象日益显现，正在实现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
首先民族歌舞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歌舞资源丰富。民族歌舞文化利用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向京城，走出国门，打造成为云南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巧妙地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质朴的艺术魅力结合起来，“并采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试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迥异的文化奇观”，不仅成为云南省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候i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通过优美多姿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立体恢宏的舞蹈场面、出神人化的灯光效果，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后相继出现了《七彩情》、《舞彩云》、《贝叶之光》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让观众在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的七彩云南的艺术景观中，深深感受到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云南以及云南民族艺术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其次，像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映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影视、演艺几大龙头企业，培养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并推出一批云南品牌的影视精品。以《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特有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精神风貌等，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宽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类型和表现领域。2005年9月，由中国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创作指导小组具体策划组织实施了“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该系列预计在云南的l0个地域拍摄10部电影，“云南影响”新电影旨在通过电影营销云南、输出云南，让“云南影响”影响世界。目前，云南省充分利用了云南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石林、大理、西双版纳、腾冲火山热海、红河元阳的梯田打造“天然大摄影棚”，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及景区，并创造了影视制作的相关条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是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各地地方文化节的开展。“视觉符号是事物和知觉之间的中介，是地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地方文化节是以区域文化特征为基础，紧紧围绕特色文化而开展。
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独龙族的“卡雀哇”、佤族的“新米节”等。有些地区结合自身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文化节，元阳梯田文化节、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文化节、晋宁古滇文化节、临沧茶文化节、扬武烟盒舞文化节等节日，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昆明国际旅游文化节更是扩大了云南的影响力。
最后，云南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石林、三江并流、茶马古道等等一批云南特有的文化品牌；大力扶持新闻出版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云南出版业打“特色”牌，使滇版图书不仅内容丰富、品种齐全，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先后出了一系列的精品书籍，并编辑出版了《文化云南》、《祥瑞云南》两本高质量的邮册；云南本土的各影视动画公司创作了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云南本土气息、有自己原创品牌的动漫产品，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本土动漫创作上的巨大潜力；通过文化交流和国外演出表演，有时还搭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使海内外的朋友领略到与众不同的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了在海外的影响。
云南省在以上项目中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丰富而神奇的滇文化，并引领人们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滇文化的无穷魅力，这就是云南文化的视觉化传播效应。
三、加强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在视觉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仍需调整思路，拓宽领域。
(一)借鉴原有经验整合云南文化资源，打造视觉传播平台。
云南省是一个“最美、最大的天然摄影棚”，《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大片相继来滇取景。通过影片众多的观众领略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迥异的古滇文化，同时对云南心驰神往。在此影响下，应利用视觉化传播扩大号召力；同时加大对云南本土电视节目进行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打造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电视栏目；对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音像电子等领域的优势，将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符合本土特色的视觉传播平台。
(二)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视觉媒介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种类也日渐多样化。图片、博客、播客、广告、动漫、创意概念、DV个人作品等都可以作为传播云南文化的渠道，并联合相关文化产业，形成双赢的文化产业链。以网络为例，网络有的视觉元素可以成为宣传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环境人文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感召力的传播方式；就动漫产业而言，动漫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以鲜明动感的形象，时尚的流行元素等吸引着人们。但目前云南省的动漫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提高动漫产品的水平，拉动衍生周边产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手机动漫、影视正处于蓬勃发展中，云南省文化借助这种新媒体可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