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22:37: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耕技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广西火桐，濒危植物，群落特征
广西火桐（Erythropsis kwangsiensis）为梧桐科火桐属（Erythropsis）植物，分布区域狭窄，仅分布于广西中部至南部的石灰岩地区。其树干挺拔通直，材质轻、韧，易加工不开裂，为优良的工艺用材；花色金黄艳丽，花期长，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亦是珍贵的园林观赏树种。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广西火桐野外种群和个体数量稀少，已处于濒危状态，在1999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1]。目前，国内对广西火桐的研究甚少，仅对其资源分布状况和育苗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2-3]，有关其群落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应用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广西火桐群落的种类组成、区系特点、群落结构及种群动态等进行研究，揭示其群落学特征，以期为濒危植物广西火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区域及其自然条件
调查区域为广西来宾市、靖西县等广西火桐野生资源数量相对较集中的地区生物论文，地理位置约106°27′～109°10′E，23°00′～23°57′N。该区域地处南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根据广西气象局（1961～1970年）的气候资料，来宾市年平均气温为20.7℃，极端高温38.7℃，极端低温-3.3℃，年平均降水量1377.2㎜；靖西县年平均气温为19.1℃，极端高温37.8℃，极端低温-4.1℃，年平均降水量1546.3㎜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广西火桐分布于海拔800 m以下的山沟、山谷、山坡中下部及农耕地旁，土壤为石灰岩发育而成的石灰土，土层较薄，有机质中等。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由于广西火桐成片分布少，通过调查目前仅发现3个数量较多的种群，因此根据实际分布情况，设置3个典型样地，样地环境资料见表1。各样地面积20m×20m，每个样地划分为16个5m×5m的小样方，记录样地内所有高3m以上乔木树种的种名、高度、胸径、冠幅、枝下高等。样地内按对角线分别设4个5m×5m的灌木样方和2m×2m的草本样方，记录每种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名、多度、高度、盖度等[4]。
表1调查样地环境资料
编号
样地
取样面 积(㎡)
海拨(m)
坡向
坡度
覆盖度
Q1
来宾北五乡回龙村
400
263
W
5°
90
Q2
靖西化垌乡维新村
400
784
WN
20°
95
Q3
靖西湖润镇新灵村
400
464
EN
关键词:中原地区;食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
自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基本形成,不同朝代涵盖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中原地区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周边的山西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域。2011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指出,中原经济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1]。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区域,与广义的中原地区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2]。“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基本生活行为,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及一些门户信息网站上[3],但围绕饮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的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较少。因此,笔者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主题构成和类型构成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数据平台、专题数据库收录的相关信息资源等。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包括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河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山东省食文化研究会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这些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具有信息更新及时、信息量大等特点。商业数据平台主要包括“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CNKI中国知网”等,用户在这些数据平台以“文化+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相关文献。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一些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开发的相关数据库,如郑州轻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民俗文化专题数字图书数据库”、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粮油食品专题特色数据库”等。
但文红简介：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长期从事文化地理学、农村地理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自然基金、贵州省自然基金等研究项目20余项。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社区伙伴、世界山区联盟等国际组织的项目专家或咨询顾问。（作者供图）
贵州省文物局启动的“百村计划”，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与“美丽中国·多彩贵州”建设紧密结合，从“五位一体”的高度，推动传统乡村生态文明迈向现代乡村生态文明，实现传统村落的“跨越”发展。它的意义在于：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智慧，构建“和谐贵州”。贵州传统村落文化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规范村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文化制度，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尊从自然的文化精神。黔东南苗族每年在插秧之际举行“开秧门”：清早到育秧田烧香化纸、祈祷、献供品、酹酒祭拜土地，再采三兜或五兜秧苗，用单数的茅草将秧苗捆扎好，秧根轻轻地沾上从家里带来的油和盐，插在稻田的中央，之后围绕这几蔸秧苗开始插秧。这种仪式是将土地“亲人”化，表达人对土地（自然）的深厚情感，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的行为方式，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村落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至上、掠夺自然等等相比，怀有感恩（敬畏）自然的村落文化精神，在村落自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可能关注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和谐贵州”模式。
提升乡村传统经济价值，实现小康“贵州梦”。自明代建省600年来，“人无三分银”就成为贵州的代名词，累积性的“贫困”成为贵州挥之不去的“梦魇”。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贵州在传统农业发展中获得的物质积累较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叠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农村贫困普遍发生。“百村计划”的实施，赋予乡村新的功能，农业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等等保护模式的实施，使农产品、村落建筑、梯田景观、传统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等都可能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品质认证、价格制定、城乡互动、政府扶持，村落传统自给型经济将转变为现代生态（绿色）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贵州梦”。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之际，“百村计划”警醒我们，村落传统生态智慧必须与新的生态技术结合，在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发展新的绿色生态技术体系，实现绿色生态发展。乡村的文化智慧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应尽量避免外来者主导的村落文化资源“开发”，转由村落集体共同决定文化变迁，赋予村落文化新的功能，寻找新的生计模式，让文化、经济和生态共同铸造未来“美丽中国·多彩贵州”生态文明新时代。（责任编辑/喻 丹）
论文摘 要：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尤以希腊为例）是两种不同文明滋生下的社会体制，同时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中国“家国”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异展开剖析，分析“家国”与“城邦”两种不同文化的构建成因，力图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异会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国”和“城邦”人员聚集模式，了解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学习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和谐与共识。
引言
中国的“家国”与希腊的“城邦”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导致了“家国”、“城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要想了解这两种社会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也就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内涵。影响“家国”与“城邦”文化构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血缘意识、生活习惯、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发展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
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最初是没有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体系的，而是在其生活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一种全社会共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这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而影响人类社会最初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环境。早期人类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够完成“适者生存”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什么历史谈什么文化；没有这些，人类就只能从生命的长河中淘汰，而无所谓今天如此繁荣的人类社会。因此，决定各个地区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农耕文化的发展，希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国的“家国”文化与自然环境及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于黄河流域，于是有黄河“母亲河”的美誉。黄淮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国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河流众多，除了两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以外，还有许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这些流域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耕种，为早期中国人进行农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可作为耕种的土地众多，能够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环境适宜，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古人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就可以使生活达到自给自足，所以人们安土重迁、牢牢依附于土地，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长久地保留下来，并成为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于是，“家国”的最初形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安土重迁，在一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个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缘成为很重要的纽带，人们的亲情意识也变得浓重。尤其是父系传承下的家族关系与血亲远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的嫡、长、别、庶的区分是特别明显的且严格的，他们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之不同。比如在遗产的分配上“分长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习俗上“长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儿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学者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2自然、血亲因素催生下的政治体制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自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统治，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氏族部落，而成为了一个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说某个人手里的一个政治统治体，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机构。统治者以“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后来历朝历代都沿用这一制度，使中国真正进入了“家国”的政治体制。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个写照。同时，“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家国”文化的初步构建完成。
1.3蓝色文明与海洋的磨砺
于中国的地缘形态不同，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正位于南欧的地中海。这里海岸线绵长曲折，海岛众多，陆海交错，港湾林立，既没有广阔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加之这里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这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这些星罗密布的陆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蓝色的海洋。为了谋求生存，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环境的限制，逼迫希腊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寻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无奈，却最终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灿烂。希腊周围的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位于北纬30°—50°之间，它有着独特的水文性质，海内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静。同时，它三面被大陆环绕，航行距离较短，加之周围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天然避风港，使得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希腊人民成功渡海成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着生存的财富，它还带有无尽的神秘与危险。这就意味着，希腊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须拥有拼搏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这就与中国人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这也是由于两者自然环境、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而向海洋讨生活就必须面对着未可知的危险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而大多数的老人和儿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这也导致了希腊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体系，因此每个人对于血亲的观念也不像中国那么浓厚。中国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晋商无论在外面挣到了多少金银，最终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扩充门面。这是一种文化根源下的“寻根心理”，同时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脉情感。而对于希腊人而言，能否活着到达海洋彼岸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因为人类更早的两种结合形式，即家庭和较大的血亲团体，无法满足其成员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们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通过海岛活动进行掠夺，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利用本土的特产进行海上贸易。大海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有无尽的潜在危险。因此，这种出海就绝对不可能是全家老少举家同行，就算是亲属结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散到各地，与其他同样来自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亲情、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家族宗法那样牢固。于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就取代了原来的氏族体制。这就为“城邦”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4海洋文明折射下的“城邦”体制与“商业文明”
“移民”在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起到很重要的因素的。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容纳人民，由于农业的限制，使得粮食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用来保证原有城市的稳定，于是，人口不断地向外移，在新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再随着人口增加再进行移民，再建造新的城市……于是，城邦制度就开始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更彻底的破坏。再加之城邦里的人们来自各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选出家族里最年长最威望的人来进行统治，至此，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统治方式来使得社会稳定。于是，民主制政治体制也随之而来。
由于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走向大海，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最初的海上活动其实是海盗行为，但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能够利用岛上的特产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于是，海上贸易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成为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信用”特别受到人们重视，大量契约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围绕着“契约”而言。而这些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欧洲人特别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信用问题。
二、“家国”与“城邦”体制下的文化内涵
2.1中国“家国”文明与儒家文化
中国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到了汉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是与“家国”政治文化分不开的。“家国”文化就是统治者“家天下”的文化，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找到一个符合他利益的思想文化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儒家文化成为其不二人选。儒家文化中“忠孝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钱穆、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这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对于“家国”统治而言，忠孝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家族的长者（往往是男性）是出于统治地位的，他的儿孙必须要遵从孝道，这对于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维系社会伦理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人的思想纲领就是“以父为刚”、“以君为纲”，这种道德信仰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关系。使得“家国”的统治体制更加牢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在思想方面控制了百姓，同时也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后世的中国的中庸思想、长幼尊卑的礼法观念也得益于此。
2.2西方“城邦文明”与“人文主义”精神
由于城邦的根本在于“人”，因此希腊比中国更注重人的价值，能尊重人的价值。这就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区别。与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不同，因为他们的血缘家族体制被严重的破坏，更无所谓谁尊谁卑，也无所谓忠谁孝谁，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希腊人更注重的人的个性与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一点是他们文化思想的所在。同时，由于海洋的磨砺，大海的神秘与危险更加刺激了他们探索的精神，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斗志，使得海洋文明得以创造。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同，他们更多的主张个性的张扬与人生的拼搏，这是与他们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契约意识，更重视信誉。同时，契约意识也使得公民作为平等的个体在社会上实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利益，进一步促进的民主化进程。正是由于这些，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总之，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文化的根本区别是受其自然环境、血缘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一个文化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意义的。通过对家国与城邦的文化形成比较分析，使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更加明晰。在当今世界进程一体化的时代，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存异中寻找文化的共同之处，这是研究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来说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的人文主义、求实精神、以及民主体制。但是这种文化内涵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有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的文化与观念，不可能让中国人照搬照抄地模仿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更不可能生搬硬套的学习、应用。一切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以达到文化的交融与合作，这是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国人对外交往的过程也有着帮助，使得双方都能够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与文化观念，使国际交往更加顺利与融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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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颜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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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2002年。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
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
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
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一、研究方法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五、结论与讨论
本课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三节后两个标题内容。本节内容是：体会聚落差异源自环境差异，认识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了解聚落的发展表现，在变化中发现问题――传统聚落在消失，在探讨传统聚落价值中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
【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应该以体验领悟、分析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体验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发展，顺应学生心理发展趋势，深入浅出地突破学生学习的畏难心理，了解地理知识的现实和应用价值，在思想上获得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产生无限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创造力。为其合作学习、多元化学习、终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举例说明聚落与环境的关系。
（2）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析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理解聚落是环境的产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
（2）通过理解体会传统聚落的内涵与价值，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聚落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进一步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2）体会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和思想实践上的智慧高度，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3）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乐于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乐于合作与交流。
【教学重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保护传统聚落的意义。
【教学难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
【教学方法】
整个教学过程运用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问题引导法、交流合作法、自主学习法。
【教学过程】
一、推陈出新，创设情境
展示课件中不同聚落的图片，启发学生分析:分出乡村还是城市，人们从事什么样的劳动生产活动，师生互动得出聚落的本质差异在于劳动生产方式。
转承:劳动生产方式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所以必须立足于环境。因而，聚落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课件演示）
二、水到渠成，新知分布
1.聚落与环境
师：探究事物间的关系必须弄清两个方面:（1）弄清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影响。（2）理解相互适应表现。
师生共同分析归纳教材中影响聚落分布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设计意图：学生可以根据书上的图，还可以联系生活，活跃了思维并勇于探索发现和推断，使他们在参与中感受成功的喜悦，从而更加自信，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师：聚落是环境的产物。（学生认同后继续）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不仅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还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智慧和改造水平。
展示课件中东南亚热带雨林区的民居，西亚热带沙漠区的民居，学生讨论。
转承：民居建筑适应于环境，更适用于生活，它体现了环境更体现了人类的智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聚落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传统聚落记录人类智慧的发展进程，它是浓缩了的历史，而现代民居则体现了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并在飞速发展中。
2.聚落的发展与保护
师：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回望历史，农耕文明的发展，生态退化出现了；如辉煌的巴比伦古国就是在发展农耕中，生态恶化后过早陨落的；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污染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在发展与变革中，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权衡利弊，以保证进一步的发展。聚落的发展我们应如何面对呢？（课件演示）
学生快速阅读教材总结聚落发展表现及出现的变化。
设计意图：设置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给予肯定，引发学生对消失中的传统聚落的关注，先抑后扬，牵引着学生的心。
生：总结传统聚落的价值。
师：全世界人民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已经把在乡村和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聚落中有价值的纪念地、建筑群和遗址，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了。
生：根据生活所见回答。
师：总结归纳：（1）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圈建保护。（3）异地迁建保护。
转承：有些极其珍贵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某国某地为保护自身特色和历史的珍宝，而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了，那就要把它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了。
生：根据课件中图片回答，了解37处世界文化遗产及其中有6处属于传统聚落类的文化遗产。
三、开阔视野，迁移拓展
师：放眼世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聚落还有很多，这里是？（课件演示）
生：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师：真棒哦！我们了解一下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那么这里？（课件演示）
生：中国的威尼斯――苏州。
师：我们来谈谈你们对苏州的印象。
生：水乡，园林，人间天堂，苏州工业园区。
师：苏州是我们中国首批的历史文化名城，小桥流水、民居老街、大小园林，真可谓是移步易景啊！
四、晒晒收成，展我风采
师：展示课件中关于苏州的组图。
生：根据课件所展示的图片分组讨论。
设计意图：通过对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与环境的适应，和对苏州发展的建议，让学生把本节所得的思想加以应用，实现内化。
五、归纳总结，收获累累
学生总结，教师点拨，强化重点难点。
论文摘要: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在资本利益需求和娱乐文化消费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和语境化的民族艺术至少在形式上进行了符合消费文化逻辑特征的现代置换。本文首先对民族艺术及其分类进行介绍,其次剖析了当前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提出符号化生产的概念,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民族艺术及其分类
1.1民族艺术的涵延
民族艺术主要指与生活生产关系较密切的,直接源于生产实践的,以可见形式保留下来的,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等。从广义上来说,民族艺术还包括了音乐、文学、曲艺、杂技等在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共有的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民族艺术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范围。
1.2 民族艺术的分类
民族艺术的分类往往由于对民族艺术的涵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简单的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从应用产生的环境,即民俗的角度,又可以分为礼仪、节令、生产等几个方面。在对民族艺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作为具体调研的依据,可以根据生活习俗,围绕生活生产活动进行简单的分类:
1.衣食住行:日常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工具、公共设施;
2.生产活动:畜牧、农耕、贸易;
3.庆典仪式:婚姻、丧葬祭祀、歌舞娱乐、节日;
4.社会关系:家法、氏族、游宴、结社、娱乐;
二、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分析
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都市消费文化。它集中产生于各大中心城市,通过大众传媒辐射到其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其突出鲜明的消费特性与欲望特性,给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村群众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精英们为理想高呼,为人文精神呐喊,面对那些琳琅满目的绚丽商品,面对人们逐渐显现的对欲望的追求,精英们深感忧虑,中国要往何处去?传统的价值坚守还有意义吗?”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广泛引导和投入的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从过去较为单一的、以物的占有和使用为目的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逐渐向更具社会性和象征性的、更注重消费过程的多元化消费发生转变。其中,文化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消费模式之一。文化消费的崛起带动了民族艺术产业的发展。
三、大众化消费背景下民族艺术的发展反思:符号化生产
作为兴起于大众化消费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艺术展演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观念改变和民族艺术审美范式转型的现实语境中得以彰显的。那些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区,应广泛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奇异的民族风情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品、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产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族艺术因其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而被纳入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如果把尚未经过市场化开发的传统民族艺术视为一种民族文化“原生符号”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商品的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就是对“原生符号”能指层面的形式征用和所指层面的意义改造,并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进行重新拼接、组合,以形成新的文化“再生符号”。
3.1“想象性审美”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符号化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各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许多民族地区,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因其形态独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而作为地方性资源优势,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普遍做法。从扩大宣传、提升形象、振兴地方经济的实用功利目的出发,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开发民族工艺品、展示民间歌舞艺术、挖掘特色民俗风情、复兴民族传统节庆、打造民族旅游市场等方面,当地政府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引导,并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强有力的扶持。
3.2 “快餐式表演”
由经营企业运作的符号化生产在当代消费社会,旅游作为一种最具文化消费特征的社会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其中,以体验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旅游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旅游经营企业不仅利用当地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其开发建设成为“民族文化旅游村”,而且组织村民歌舞表演队,帮助开发民族旅游工艺品,发动村民开办特色家庭旅馆,以充满异域民族风情的旅游服务内容来吸引游客。旅游市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衡量和取舍决定往往来自于投资回报及实际收益,因此,原本就存活于乡土民间,且集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身的民族艺术自然凭借其“投资小,见效快,低成本运作”的特点而成为经营企业开发打造的重点对象。例如,在以壮族歌舞展示和传统村寨风貌为特色的广西龙胜县金竹寨,每当有游客到来,村里的壮族青年歌舞队都会到寨门前敲锣打鼓迎接客人,唱迎客歌、敬酒歌,表演师公舞、扁担舞、板鞋舞、竹梆舞、竹竿舞等,其间还穿插有绣球传情一类的互动游戏活动。
3.3“原生态艺术”
由文化精英实践的符号化生产“原生态”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按照学术上的规范理解,源于自然科学的“原生态”指的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将“原生态”用于艺术上,即“原生态艺术”通常应当指“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较为封闭的民族聚居地)内流传的、较少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的、风格纯正且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艺术样式,它是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本民族世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然而,随着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已经被打破,外来的异质文化不断介入和渗透到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领域及精神文化空间,生长于这种生态环境中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早已随着原初的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不复存在,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更多是指一种运用民族民间的原生艺术元素来集中再现本真性民族文化,进而使之得到保护、传承及发展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态度。
总结
总之,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是一个关涉多种因素、多元力量的市场化、符号化编码过程。这其中无论采取何种编码方式,作为文化商品的民族艺术都被赋予了符号消费的时代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由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代民族艺术的生产逻辑与符号价值,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日常性需求和意识形态体验来对其进行消费,最终实现个体的精神满足。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柏定国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
论文关键词：传统节日；民族性；设计；文化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关于中国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璀璨的历史，形成了诸多光彩夺目的民族文化传统。它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一个产物，鲜明的印记了农业文化烙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社会规律和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它凝结着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伦理情感、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其影响力从古至今，无处不在。
所谓“节”，是针对一年中气候变化而言的。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将一年分为四时八节。后来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黄经)，把全年分为二十四个段落，统称为“二十四节气”。据《礼记·曲礼上》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由此观之，节日是一种固定的风俗，一旦形成就很难再取缔，它只能继承发展，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和补充，这就使节日风俗具有传承性的特征。
（二）关于设计文化
1、文化的定义范围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文化总是在连续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没有继承，文化就会断裂；没有创新，文化就会枯竭。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同当前国际经济潮流的发展趋势一样，设计也是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活动。
2、当设计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现在正流行着一种说法，“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的时代是设计文化时代也是文化设计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至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活习惯的不同表现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是不相同的，对色彩、造型、文字也会各有偏爱。而这些偏爱也会反应到传统产品的设计中。
有史以来，东西方文化就有过积极的交流，这种交流和对话，为地区之间的了解、交流做出了贡献。“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已真正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设计艺术正朝着“民族化”大流发展。例如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文化正大规模的影响着亚洲国家，由圣诞节衍生出的设计就是运用了西方节日文化内涵，这些西方节日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时，已不再是单纯地购买产品，而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一种文化熏陶。可见，设计艺术民族化，已成时代的潮流。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只有在世界史的宏观视野中，在各大文化的比较中，中国的特色才得以显示出来。
二、现状和问题
（一）关于传统节日放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行放假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传统文化特色仍显缺乏，这些年我国的法定节假日中只有春节一个传统节日。二是节假日安排过于集中。由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研究小组针对在法定假日调整方案进行了网上民意调查，由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出2个结论：1、有利于保护民族的文化身份、民族情感、民族的精神方式；2、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由此可见传统节日放假是顺应时展的一种趋势，是迎合本族人民对于复兴传统文化的迫切要求。
（二）设计，不能没有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和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半个世纪来，人类科学技术又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因为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就会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在城市规划方面我国卷起各种“狂潮”，短短不足20年的结果，尽管房子建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
（三）由反思回归论述的主题
因随着黄金周、洋节日的增多，我们的传统节日正逐渐被人们遗忘，由节日文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不能不得到正视。黄金周出游是批发式的旅游，对旅游景点压力很大，不少地方政府、旅游经营部门都竭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热衷于在风景名胜上建星级宾馆、桑拿等，导致了景点的“城市化”，法定假日调整势在必行，国家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淡薄也说明文化遗产的流失，而从传统节日中折射出的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才是设计创新的出发点。
设计的多元化发展如中国人的筷子与西方人的刀叉，设计师应秉着“something new， something different”的设计哲学从传统文化和思想根源中汲取设计思想，但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也不能忽视。设计文化的重点不只是强调文化的差异，而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设计师的根本责任与任务及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创造美的、健全的、平衡的与环境协调的适合人类生存，体现人类文明的和谐空间。由传统节日传递出的中国文化其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也正体现了这点。
三、结语
论文摘要: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是华夏文明本质的表现。上古时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古代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舜为主体形成的道德文化，主要表现在家庭人伦、为人行事、仁德政治诸方面，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在实施法治的同时加强德治，必须继承并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和。
舜名重华，亦称虞舜，是继唐尧之后的又一贤君，《史记》中赞述的“五帝”之一。根据国家“九五”期间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攻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当在此之前并紧密相邻。距今日之时，也就是四千一百年前后的上古时代。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人物。以舜为主体形成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源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舜文化的内涵
从远古时代的燧人氏、伏羲氏到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开创时期，产生了农耕文化。这是人们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类自身的另一种生产则经历了更长的蒙昧阶段，以致尽管有了农耕文化，却并不表明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对此，《吕氏春秋恃君览》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种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的简单而又紊乱，后来的正统史学家司马迁以至竟对此不屑提及。他的《史记》所载只是从五帝开始。因为，“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大致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东方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这种人类自身生产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至舜时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时，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尚书》记载，“德至舜明”。《史记》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所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世，是近年我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楚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既爱亲又尊贤，就是虞舜所做的榜样。这对于我们了解舜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舜的道德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家在德。舜尊重家庭，孝顺以悌，身体力行，德行于世。
据载，舜的出身低微。舜父瞽叟是个心地狭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义而嚣悍，生下的儿子名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后妻的儿子象，几次要杀害舜，都被舜逃脱。平时找其它小过失来处罚，舜都以顺从的态度对待父亲、后母和弟弟。舜长年累月笃诚小心，从不懈怠。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
这时候，尧帝在位七十载，年事已高，需要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便向诸侯、四岳征求意见。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荐了舜。于是尧帝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察他怎样治家;又派九个儿子与之相处，观察他怎样处世。在舜的薰陶下，尧的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亲人谨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但是，瞽叟还是想杀害舜，要舜到仓廪上去涂合缝隙，却乘机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廪，舜利用两个斗笠护住身子，跳下来逃脱不死。后来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时特别开了个隐蔽的小孔道，可以从旁边出来。当舜深入井中，瞽叟与象合力倾倒泥土把井填实，以为舜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商量着分舜的财产。象打算将尧给舜的两女儿和一把琴留给自己，将牛羊和仓廪分给父母。没有想到，舜竟然从秘密孔道逃了出来。舜恪守笃亲尽孝、宽厚仁慈的行为准则，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和欺负过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不计嫌怨，宽容忍让，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尧九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人类文明史上，舜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族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使家庭组织得以稳定和延续。
舜笃诚孝悌，以德报怨，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这也是后来唐尧将帝位禅让于他的重要原因。舜将家庭道德加以规范，从而使得家庭成为构筑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大而化之，整个社会生活、法律政治，同样要求有类似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理想社会。舜以后的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其实质都是一种“家天下”模式的拓展。“朕为天子”，家即是国，国就是家，“三纲五常”，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舜的家庭道德中溯本求源。
(二)为人在德。舜修身为本，待人诚实，乐于助人，踏实做人。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其意是说，舜从田野之中产生出来，这是上天要将重大任务落在他头上，有意先要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空匮他的躯体，困扰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可以激励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出身卑微的舜，种过田，狩过猎，打过渔，挖过井，制作过陶器，还会造墙，修粮仓。舜在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之后，坚持用人格的完善来熏陶人，带动人。先秦至汉代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舜的为人方面的记载:“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以上记述，说的是舜耕于历山，与人谦让相处，宽厚仁慈，将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天旱了，为他人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从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他从事商品生产而能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会的，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为引导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邻里都敬佩他、服从他。在舜的影响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迈进。
舜代尧为帝以后，仍然坚持以德为人的标准。他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见闻言路，命令十二个州牧的首长“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史记·五帝本纪》)，将德行作为评论帝王的标准，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谗佞的人;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要求上下左右不要当面恭维说好话，私下里却去讲坏话，应当诚恳相待，不做两面人。舜一直坚持以德来完善自身的人格，树立为人行事的榜样。
(三)治政在德。舜实施善举，推行五教，擢贤任能，用人惟绩，心怀天下。
舜“摄行天子之政”时，开始设立十二州，以不变的刑法告示人民，用放逐来宽恕五刑的罪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将这“四恶之害”放逐之后，即处置了他们的罪行，又改变了各地的风俗，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同时，舜进一步任用了高辛氏八个好儿子的后代，被称之为“八元”的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融洽，社会祥和。统一刑法，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政举。为了教化人民，舜还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
舜为天子后，举用贤达之人，赏罚分明。经过四岳的推荐，选拔任用禹为司空，主要负责治河道，“平水土”。禹“兴人徒以博士，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山川，变水患为水利，社会终于获得了稳定的农耕生产条件。舜还对于尧时举用却未有分职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而用，分职善任，并且对他们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该降级的降级，该升迁的升迁，初步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吏制。舜用人唯德唯才，选定带领民众治水的禹为自己的继位人。舜心怀天下，勤政爱民。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他二月去东方巡视，真可谓走遍大江南北，风尘仆仆。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他就连死都死在考察巡视工作的路途上，葬于“苍梧之野”的永州九嶷山。舜为民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光辉楷模。 转贴于
舜持家、为人、治政均以道德为大本，为东方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成为渊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舜文化的寻根价值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它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今天，我们高擎“以德治国”的旗帜，深入了解和弘扬舜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我们将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社会发展渐进的脉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兼容并蓄地吸纳各种文化信息，让东方文化有机地融入全球文明的交流。
丰厚的道德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要国情。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厚重的文化积淀是整合华夏文明的主导，也是延续和拓展中华民族的功臣。考诸先秦以往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道、法诸家，都效法尧舜之道，从舜文化中吸取营养，只不过各自“取舍不同”。孔孟“言必称尧舜”。孔子把舜帝其人其事上升到了理论，形成儒家文化。《孟子》一书提及舜的地方达五十多处，已将舜当作儒家推行“仁爱”、“仁政”的理想人物。墨家推举尧舜的“尚贤”、“节用”。庄子既赞扬舜能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正众生”;也揶揄舜以仁乱性(自然的本性)，“去必而从于心”。韩非子也是既称颂舜依法办事，又否定舜的仁义之举。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的理论最适合宗法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它必然会最终上升为宗法社会的正统文化。这一历史的选择完成于汉代。汉武帝除了矜持武功，还做了修整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基础工作。一个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专治《易》、《尚书》、《诗》、《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用圣贤言，治圣贤事，使儒家学说复兴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正宗。在前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历史变迁有着怎样的风风雨雨，国土疆域如何扩大或缩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甚至出现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承尧舜的传统文化，始终以其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文化的传承带动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把握的重要国情。今天弘扬舜文化，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情感，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地区现住舜裔310万人，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于1983年10月成立，此会是全球最大华人社团之一，以阐扬舜帝孝道和敬亲精神为宗旨。近年来，海外华人侨胞回大陆寻根祭祖热潮高涨。2000年9月9日，湖南永州数十万人民与海外来宾同聚九嶷山下，公祭舜帝，充分表现了舜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自古以来，舜文化的广泛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其“家天下”服务而披附于舜文化之身以各种外衣，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地君亲师”，或者将这些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还有专门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等。对此，鲁迅用他那尖刻的笔，将封建礼教归结为“吃人”，在“五四”中作了总的清算。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虞舜开创的道德文化的主导下，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精神。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历来都是陶治人们情操的国粹，激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区域批发商；精细化管理；渠道价值；可持续发展
一、精细化管理是区域批发商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势头已经减缓，企业潜在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长期滞后的薄弱的管理基础．已难以支撑企业的继续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发展已进入高原期。已触到了管理瓶颈。论文百事通区域批发商在经过早期的暴利时代获得资本原始积累后，同样进入了高原期。与制造商相比，区域批发商由于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经营更不规范等，出现的问题则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加固管理基础，由原来的聚焦营销转向聚焦管理，由原来的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才能使批发商企业顺利渡过高原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选择精细化管理作为批发商企业现阶段的突破口，而不选择其他更先进、更前沿的管理方法：如人本管理、扁平化管理等，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原因：
（1）我国长期“农耕文化”的影响。粗放的“农耕文化”使我国企业的员工形成了粗放做事的习惯。长期的个体单干，缺乏集体合作训练，使员工不善于合作；重人情、重关系的传统，极易产生徇私情等不正之风；组织公德缺乏，使个人责任、组织利益被轻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隐性规则泛滥，使企业执行力大打折扣；不注重精确计量、小而全、大而全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模式，使员工擅长综合思维、模糊思维，不利于在执行时做精做细。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我国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需要管理者细心引导、严格管教，这就需要精细化管理。批发企业的员工大多数来自农村，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大，因此，更需要首先以精细化管理制度加以约束。
（2）批发企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适合采用精细化管理。我国的大多数批发企业，特别是区域批发商刚刚初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许多企业连市场细分、市场定位都搞不清楚。一些比较先进的批发商，也刚刚开始实施客户管理方法，管理上仍不规范。在现阶段盲目套用欧美先进的管理理论，超越企业发展的阶段性，势必造成“”式的结果。因此，批发企业在现阶段应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打好管理基础，为实施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3）“微利时代”要求实施精细化管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产品的利润在下降，整个经济进入微利时代。同时，专业化使得市场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间产品和服务日趋同质化，这种竞争形势，要求企业必须要为消费者想的更周到、更细致，才有可能从竞争中胜出。企业只有注意细节，在每一个细节上做足功夫，建立“细节优势”，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批发商原来就处于整个供应链的劣势竞争地位，要保持生存的活力并获得竞争优势，只有依赖于精细化管理的有效实施。
二、精细化管理是提升渠道价值的根本途径
（1）精细化管理能提升批发企业的控制力。制造商的“渠道控制力量取决于很多因素，品牌的力量，制造商的渠道成员的了解程度，业务关系的维护，有效的区域和渠道规划以及了解经销商所能接受的利润最低线。”批发商对渠道的控制力则更多地取决于批发商对区域市场文化的理解程度、区域消费模式的把握、消费趋势的敏感力等意识层面和批发商对区域市场的渠道规划、维护方法、文化灌输、渠道培训、拜访频率及批发商与二批商、零售商之间的利益博弈等方面。精细化管理从精细化市场调研入手，进行精细化渠道规划、精细化控制、精细化核算和精细化分析，直接从终端取得第一手资料，随时发现各个环节的问题，及时解决。这既使批发商能准确定位，制定适应本区域市场特点的企业战略，又使得企业对营销平台成员的服务有针对性，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柔性和服务的快捷性，从根本上提升了批发企业的控制力。
（2）精细化管理能提升批发企业的创造力。“企业创造力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和每一项工作中创造性地发现问题，明确问题，阐述问题，组织问题和输出问题解决方案从而实现改进与创新的能力的集合(总称)。它是由企业的技术创造力、管理创造力、经营创造力、文化创造力及市场创造力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的、隐性的能力系统。”企业创造力不是由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体的创造力构成的，而是由企业全体员工的创造力共同构成的。我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已经到了需要突破瓶颈的时候，不仅需要创新，更需要创造力。创新是改变现实的能力，创造力则是改变对现实认知的能力，要想创新，首先必须具备创造力。实施精细化管理，通过对企业内部和渠道平台的细节观察和深入分析，使员工和企业管理者都能透过市场的蛛丝马迹发现市场及其环境的变化，及时对这些变化进行思考，这些就是企业管理者、员工和渠道成员在市场上的学习过程。通过这种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以往对本行业的认知，对行业现状的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企业的管理提出新的见解。企业的整体创造力因此得以提升。
（3）精细化管理能提升批发企业的营销力。批发企业的营销力不是批发商自己的推销能力，它更多的由整个营销平台的整体能力构成：包括了批发企业管理者、员工和二批商、零售商对批发企业文化的认同度、对市场操作方法论的认知和理解深度、对各种管理工具和营销手段的掌握程度及整个平台与区域消费者的客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变量。实施精细化管理，通过整个营销平台成员对市场状况的共同精细分析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认知，可以使全体成员对区域消费文化、核心企业文化、客情关系等产生共鸣，由此对区域市场的营销方法产生共同认识，提高其自觉贯彻落实企业战略方针和各种营销措施的积极性，使企业战略方针得到有效的实施，提升企业整体营销力。
由此可知，批发商只有实施精细化管理，切实提升其控制力、创造力和营销力，才能有效提升其渠道价值，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以观念变革为先导实施精细化管理
（1）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以观念变革为先导。实施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修炼，是自我化育的过程。精细化首先是一种意识，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化。精细化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精益求精，永无止境。企业推行精细化管理，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向全体员工灌输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必要性、可实现性，利用各种形式向员工广泛灌输“精细管理”的深刻内涵，全面把握和领会“精细管理”的灵魂和精髓。从思想根源上培养员工追求精细化的思维方式。知晓、明白、认同、喜爱和理解精细化管理。形成没有“小”(精细化管理)就没有“大”(企业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最终将精细化理念植根于员工的脑海，化育于员工心中，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有效推动精细化管理的实施。
（2）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形成文化认同。批发商营销平台培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对区域渠道网络资源的控制力。而要提高网络资源的控制力，首先就必须使渠道成员认同批发商的企业文化。也可以说，批发商的企业文化是营销平台建设和批发商与其他渠道成员合作的基础理念。因此，精细化管理理念不仅要在本企业内部进行灌输、引导，而且必须将这种理念和批发商的企业文化结合在一起，向渠道成员进行灌输、引导，使他们也能将精细化理念根植于心中，为今后的合作奠定基础。
（3）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突出流程建设，完善制度建设。精细化管理是对企业原有流程的革命性颠覆，需要对批发企业及其营销平台成员企业进行业务流程重组。重组后的业务流程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和客户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的，必须打破传统流程管理中存在的职能制管理客观分割整体流程的格局，用制度明确规定采用面向流程的统一的横向管理方式。切实建立完善责任明晰化、工作标准化、管理统一化、运行透明化、流程闭环化的企业制度，以提高企业的执行到位率和协作效率，提高营销平台企业的整体工作效率，从而保证精细化管理目标的实现。
（4）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突出责任管理，强化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精细化管理要求对流程中的每一执行环节都制定明确的执行标准，包括执行岗位、执行人、工作时限要求及责任规范四个方面。只有将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落实到人，才能确保流程运行顺畅，保证批发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5）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突出绩效考核，严格奖惩，做到事事有考核。精细化管理要求在细节上执行到位，要求实现整体绩效提升，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核体系作为保证。其绩效考核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对内考核和对外评价。对内考核是针对批发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主要考核其执行制度执行情况、学习进步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对外服务落实状况等；对外评价是针对营销平台合作企业的。实施精细化管理要达到提升渠道网络整体营销力的目标，离不开合作企业的共同努力。对合作企业的评价是对其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评估，用以对渠道平台成员进行取舍。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全面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才能确保事事落实到位、人人严于律己，保证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渠道网络价值。
总之，对处在初级阶段的批发商而言，选择采用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营销网络管理水平，实现其突破管理瓶颈、提升平台价值得目标，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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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晖.精细化管理的涵义及其操作［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7,(4).
［5］陈镜宇,钱敏.加强渠道控制力［J］.商业时代,2005,(29).
关键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
中图分类号：TV5文献标识码：A
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具备的特点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村的大型实施，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灌溉耕地和人畜饮水方面的问题，还具有其相应的特点。其一是工程所需投资较少，况且国家根据惠农政策也会给予大量的经济补助；其二是工程的施工规模较小，大多是5级别以下的建筑类型，所以难度与危险系数偏低，而连带的工程施工设备与技术就没有很先进。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也使工程缺少一定的质量监控措施，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可能甚至有些低于国家标准的也投入了使用中。[1]
二、工程施工中的问题
（一）工程施工之前要有良好的规划
对工程施工之前的充分准备工作要寓于绝对的重视，才能更全面的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工作，也会直接影响工程的进度与质量。物资方面，准备物资工作要充分、迅速，要保持施工过程中施工材料的齐全，才能正常进行施工。组织方面，进行施工前要检查和了解好操作的基本流程，建立对应的组织以及管理结构，要合理的安排施工人员，让工程各项任务顺利进行。现场方面，充分完整的布置好一切，并掌握好控制网。技术方面，对施工图纸的了解一定要到熟练的程度，坚决杜绝一切出现在施工现场的不该发生的错误。总体来说，工程施工的质量保证与高效率离不开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二）施工材料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施工项目的必要物资，施工材料的好坏决定工程的质量，所以应该尽量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采用优良的施工材料。这时采购人员的把关极其重要，一定要将质量放在首位，按照货比三家的原则选择优质材料，尽力保证所选购的材料最满足建设的一切要求。 [2]
（三）对施工质量的监管
保证良好的质量是工程的命脉，所以加强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督管理，以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合理进行、并达到高质量要求的核心过程。但目前很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因此，要想做好施工质量监管工作，首先应该提高对质量监管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随后要展开施工监管作用，保证工程朝向高效率发展。由监管人员结合施工特点总结的施工质量问题是应注意的因素，一定要绝对重视，并合理分配监管人员。
三、工程管理中的问题
（一）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
1.管理权限不明确
大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欲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针对工程的维护及安全进行负责。所以许多施工器械在工程建设以后无人管理，即使未到使用年限也已经老化、报废或者是出现漏水、停机、上锈等等不良情况，这就是没有一个全面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也是由于农村对水利工程的认识不够，认为与己没有多少关联，也不会为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因此村民的积极性偏低，几乎不参与农田水利工程相应的管理机构决策，而管理或组织机构的领导及其组员大部分都不是民主选举而是自愿或是组织安排，这就导致了工程施工监管的权利被大大的削弱了。
2.监管效率不高
因为没有了健全的水利工程管理组织，所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监管职能发挥不到位，运行管理的方式也很单一，导致工程管理的效率不高，更不能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作，甚至有些规模小的水库、小型灌溉区、堤坝以及机电井口和少数防洪工程都变成了无人管理地区，施工机构也对此表示忽视的态度，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职能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就生成了一种修建后不管理的失败局面，严重影响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正常有效运作。
（二）施工管理应做到的内容
1.首先就应大力的宣传《水利法》，以便做好水利工程中的安全管理，带动村民自觉维护并建设管理水利工程，提高广大村民保护农田水利的意识，绝对不允许出现人为的破坏，尽量保证工程质量一次性过关。[3]
2.其次要加大经费管理的力度，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资费管理中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维护标准。衡量好具体的情况再向受益的个人和单位征收相应费用。对于工程管理中的义务工作还是可大力的推行，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无论从受益单位还是个人来的义工，从而节省用于水利工程维护、保养的费用。
3.还要加强业内资料的妥善管理，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一些相应的管理标准、相关的制度法规等业内资料都是必须齐全的，也要对其进行合理妥善的管理，例如一些水利相关设计的图纸、文件、工程实施结果报表、竣工情况报告表等等，都需要对其建立档案库。
四、做好工程施工与管理的措施
（一）做好工程规划及设计方案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之前，要将详细的施工方案与规划体系完全编制出来，比如施工方法、前期准备、劳动力、施工器材等，而完善各部门的分工合作、各负各责也很重要，在做图纸设计时，设计人员应该做好实地考察工作，根据实际的地质情况以及环境等其他因素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工程，但是要重点注意工程进行时的经济问题，在能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节省资金的补助，另外要在工程竣工后确保对周围的环境无干扰，然后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算出准确数据。
（二）保证施工材料的质量
对于施工原材料的选择，应采取筛选的方法，从多家建材企业中进行挑选，尽量找到符合标准的、高质量低价格的原材料，坚决不能选购低质量的材料，入库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过程，主管人员要认真负责的对待每一批原材料，全方面检验合格后才可入库，还应做好基本的防潮防腐工作，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质量问题以影响整个工程进度。
（三）提升施工队伍的水平
为了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应该选用高水平高素质的施工队伍进行施工，尽管小型工程在施工方面较简单，但是基础问题不容小视，必须保证每个施工者的水平。即使选定高水平的施工队伍后，也建议在施工前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集中的培训，以便对其专业水平的稳固与技术的提升，也可及时的揪出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员，让施工团队整体的水平都在一个高水准的位置，保证工程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财政厅农业处课题组.我省小型农田水利“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机制实践与探索[A].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与探索：全国财政支农优秀论文选（2008）[C].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