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16:36: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艺术观念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数字化呈现、交互式过程和沉浸性体验是新媒体艺术的主要特性。以往常见的艺术呈现与表达是以“波”的传递作为介质而实现的，例如绘画、电影、雕塑、舞台等依靠视觉体验的艺术形式，多是透过可见光波在颜料、墨迹、银幕或视觉造型上的折射，最终在视网膜上成像以获得审美呈现。再如音乐等依靠听觉体验的艺术形式，源于乐器或声带发出的声波，作用于人的听觉系统而产生审美感受。所以，这些艺术形式都建构在对“波”的雕刻之上。而新媒体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其新颖的媒介性质。新媒体艺术很大程度上虽然也是视听的，并且在视听艺术的范畴内“波”仍旧是艺术表达与呈现的最基本介质，但却经过了对模拟信号的数字化采样、编码、处理、记录、传播与解码之后的呈现与体验，并经过了数字媒介的整合、过滤与雕琢等加工。这一媒介性质的中间过程产生了变化，应该说以“比特”为单位的数字电信号或以“基因”为载体的生物电信号都是新媒体艺术呈现与体验过程中所普遍经历的新中间状态。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以“延展生命”为题，实际上就已显露出新媒体艺术在生命形态上的新趋向。因此，有机艺术（或称为炭艺术、湿艺术）也是新媒体艺术的存在方式。
这里要指出，无论对“波”的中间处理方式如何变化，“波”仍旧是视听造型艺术的基质，“比特”是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而“基因”是构成信息有机艺术的内在源泉。“波”不会因为有数字“比特”的概念而失去在新媒体艺术中参与造型的机会，媒体艺术中的电讯号也不因为“基因”而失去参与信息传递和运算的功用。它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复杂的共生。此外，在我们固有的印象里，艺术始终是在一个空间和（或）时间内由专门的艺术家来创作，而在另一个时空内呈现给受众。这便造成舞台上下、银幕内外、画里画外，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明显的区分和距离感。身份的客体化无情地将大众与艺术的生成剥离开，转而塑造单向的接受者（受众）。新媒体艺术则不同，它倾向于打破这种传统的时空秩序。随着数字交互与感知技术的逐步普及，新媒体艺术越发体现出其快速传导、即时反馈的优势，继而趋向于沉浸式的心理体验。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接受者”，无须在另一时空中苦苦等待艺术创作的果实，而是艺术生成的“参与者”，甚至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创作与欣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在空间的体验上导致各种交互和虚拟，而在时间上致使艺术的生成在个性化体验与偶发性感触方面显著增强。过程性的沉浸式体验逐渐成为新媒体艺术在展览形态中的重要表达方式。除以上提及的数字性、过程性、交互性及沉浸性之外，新媒体艺术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这其中有一些特点是原有的艺术形态所不具备的。
比如跨越时空的即时性体验，是基于远距离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分隔两地的信息呈现在同一时间中，获得即时性呼应。2004年中国新媒体艺术家金江波创作的《友谊井•第三只眼》系列作品就借助网络实时影像传输技术连通了中国上海与挪威奥斯陆、中国成都与法国蒙特利埃，人们可以通过井中多媒体影像来互动交流，感受的传递就源于跨越空间的惊诧。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放大至人类艺术史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新媒体艺术的上述特性是艺术历史发展中的自然结果，某些要素于艺术审美的原初体验中早已存在，又因造型手段的发展而式微，却又随着新的媒介呈现方式的出现而复兴。例如新媒体艺术的“参与性”就绝非是新媒体所独有的艺术形式或属性。对艺术生成过程的“参与”可以追溯到艺术诞生的早期，原初的艺术创造即使不是大众的，也绝非如今天这般分工明确。没有证据显示原始艺术的创造是由专门的艺术家独立完成的。例如原始部落的舞蹈，本就是大众参与的愉悦性审美体验，辛苦了许久的人们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自发地舞之蹈之，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可见“参与”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接触艺术美的重要方式之一。与传统艺术相比较，新媒体艺术特征的概念范畴也多有延展。即新媒体不仅仅是在传播介质上的更新，它更透过网络、虚拟、互动等一系列参与形式，使艺术“创作与接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使精英文艺与大众文化间的距离感逐渐消退，从而更多地表现出艺术与生活的融合性趋向。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生活，曾经是对立的两极，而今它们已随市场、消费与日常文化的延展而逐渐趋向融合。简言之，新媒体艺术在造型呈现上亲近于数字虚拟，在艺术语汇上趋向于多媒融合，在行动上贴近于实时交互，而在价值追求上指向平等、参与和共享。这些都与长久以来现代主义艺术及其主体性主张所导致的两极化取向背道而驰。显而易见，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不仅是媒介手法的转换，更是艺术观念上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反拨。一场对主体性及其艺术观念的反思渐渐在当下新的艺术实践及艺术思潮中孕育而生。
二、主体性与艺术观念的反思
总的来说，我们对事物的思考是以现代主体性（subjectivity）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自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的方式逐步确立人类自我意识的主体性以来，已成为现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代性无疑同主体性捆绑在一起而对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态起到决定作用，即以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政治建立秩序、以艺术自律呈现审美———这正是构筑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性的延伸。现代性的三位一体取决于理智的客观性、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知识的客体化必然伴随着现代性树立起自我理解和自我指涉的权威地位。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的自由，这自由完全取决于“思考状态下的自我”———即主观理性与整体同一性在思维主体上的反映。思考的自主性对人类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它帮助人们摆脱康德所谓的“不成熟状态”［1］（P22）；摆脱蒙昧的束缚、破除中世纪神权强加在人身上的奴役与枷锁。主体性成为理性贯穿现代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然而自19世纪末以降，人们对主体性问题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普遍理解不断提出质疑。尼采认为，有行动的主体才会有行动发生。这实际上将“存在”问题与主体性并置起来。继而海德格尔将现代定义为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时期……是以人成为所有存在的中心和尺度为标志的”［2］（P28）。
人取代了自然万物，而成为一般主体，即所有存在的基础。于是，人的自我意识、经验及其延续（再现性地）凌驾于自然万物的瞬息万变之上，成为真理的教条。现代性成为所有对象化和再现的基础，亦即笛卡尔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立为所有“再现”的绝对基础。这足以揭示现代性所潜藏的隐患。首先，这隐患来自再现（represent）对在场（present）①的剥蚀。存在最终被转变为再现在主体世界中的客体，真理被转变为主观的确定性。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人类主体性的再现。而再现的统治地位预示着整个现代性及其文化环境正日益陷入一个先验的、单向传导的、教条式的危局之中。先验的主体性已然过时，声讨之声此起彼伏。无疑，今天的新媒体艺术正实践着这样的对主体性的反思。这首先体现在：新媒体艺术试图摆脱传统再现性艺术，打破由艺术家向受众的单向思维传递模式，而建立在场性的艺术交往。再现性，注重表达主体性思维和创作者的权力意志（某种笃信灵魂的历史观）；而在场性，注重每一个个体的多元存在。从后现代性的角度看，现代性文艺容易铸就作者权威，将其推向高高在上的话语逻辑顶峰。于是，“审美现代性”变成脱离大众、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赏。笛卡尔对主体性的美好初衷已被现代性演绎为“我思故‘你’在”的悲剧，即以少数人（作者）的思维及其单向传递的再现来左右大众的存在。后现代性恰恰致力于填平高雅艺术与大众之间的沟壑。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上，一个由澳大利亚和美国联合创作的新媒体艺术品———《无声攻击》①，正好凸显出这种艺术观念的内在趋向。作品将远在澳洲实验室中的鼠脑细胞及其所含神经元阵列放大，通过网络与北京展览现场的机器阵列相连，参观者漫步在这个柱形阵列之中，其位置和移动会透过每根柱子上的传感器（带有机械滑动装置和圆珠笔）实时地反馈给鼠脑细胞，后者根据这些数据发出生物电指令并传回北京，阵列柱子上的机械装置依据这些指令上下滑动并旋转，过程中带动笔在每根柱子上留下一圈圈螺旋痕迹。这个作品相对于传统艺术观念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人不再作为绝对的思维主体对艺术呈现负责，取而代之的是动物神经元细胞的自主映射；其二，打破了再现式的结果性艺术，而提倡实时参与中的过程性体验的生成；其三，人与艺术品的关系由完全的创作者或欣赏者变为置身其中的客体参与者。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对现代性主体观念的反思。《无声攻击》利用观众在建筑般空间阵列（放大了的“神经元活动”）中的客体存在来激活培养皿中的生物细胞并获取反馈信息，最终实现交互性内心体验。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张尕在《延展生命》中写道，“生命不仅受灵魂和理性的支配，也受电脑运算法则和程序语句的驱动。生命的多样化是数字当代中新的主体基础，它摆脱了再现的傲慢。它是一种既不源自文化也不源自自然的生动显现，摆脱了拟人的模仿，摒弃了人类中心论的排他性”［3］。
这是为什么近来“有机艺术”在新媒体艺术中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与数字化编程操控为基础的“硅艺术”不同，以各种动植物细胞、基因、生物电、生物芯片为基质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找到了人类主体性思维以外的、原生于自然的灵感驱动力。这充分表明，不论是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化，还是从再现的结果到在场的参与，都意味着新媒体在艺术观念上具有反思“主体性”的趋向。其次，再现的背后意味着主体性意志的沉淀，以及随之而来———工具理性的崛起，这是现代性危机的另一个状况。“理性”泄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一方面彪炳着客观规律与客体存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地构筑在主体思维之上；这种双重身份使它既是征服的主体（Sub－ject），又可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subject）。现性既然能够驾驭客观事物，就无可避免地通向工具统治，并使人类导向功利主义，进而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不断被物化。工具理性将主体的欲望视为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形成工具统治的意志。这种意志不仅控制着物，也囚拘着人。现性日益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油然而生的傲慢强化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必然性。这使得现代性解蔽（摆脱蒙蔽）的过程受到阻碍，即海德格尔所说，在工具统治的意志下，人依仗自身的中心利益“向自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它提供可以提取的一切能源……由此自然成为一个采矿区”［4］（P14）。而被置于主体性地位之上的人却难以全面审视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责任。因此，想要真正祛除现代性的阴魂，就必须对主体性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联系。随着数字技术、生命科技的蓬勃发展，新的媒介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延展。新媒体艺术正逐步唤起某种“生态意识”②，这使得当下新媒体艺术观念将不仅是体现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更着重于新技术条件下对生命意涵的伦理思考。
三、“新媒体艺术观念”与中国
有关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研讨对于推动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面向新媒体艺术的本土化梳理，对新的艺术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观念上看，新媒体艺术本无国界。在艺术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下，它虽不乏本土化的特质与闪光点，但毕竟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不论是西方当代艺术还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及艺术观念，对中国的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在影响的基础上）不断认识、理解、吸收和创新的过程。而从上世纪后15年张培力、王功新等的早期视频作品到2011年的“延展生命”———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就恰恰体现了新媒体艺术观念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从目前西方艺术观念的某些倾向来讲，它朝着一个“观众解放”的趋向探索。2013年的巴黎艺术双年展中国项目就提出很多设想，例如：放弃“展览”与“艺术品”的概念，拒绝用艺术思考；艺术不应依靠艺术品而存在；鼓励将艺术日常化的行为，任何人可以以任何方式自愿来参加展览，打破“艺术品”由艺术家创造、最终摆进博物馆的固有概念。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不论北京还是巴黎，艺术观念在今天碰到了相似的困惑：一方面，艺术家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观众（或者叫接受者／参与者）；另一方面，我们的受众、我们希望邀请并参与到艺术过程中来的观众们，他们是否具备了这种冲动、愿望、意识或者能力，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由原来的“对艺术的客观审视”顺畅地转换成“主观的参与”呢？当新媒体艺术来到中国，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矛盾）就更加突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发达程度与西方是有落差的。当西方艺术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已经开始批判、反思电子媒体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惊羡并拥抱“新媒体”的阶段。
60年代白南准在西方面对技术“异化”所进行的反思与80年代张培力在中国所尝试的新媒体艺术表达在精神内蕴上或许并不一致。但正是落差如此巨大的两个文化土壤，在今天却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西方，自行为艺术起，其观念就着力于摆脱“艺术品”作为某种权力的象征而进入博物馆的固化形式。然而时至今日，很多艺术仍旧以物化的方式依存于画廊、展厅和展品之上，再现性始终难以去除。物化使艺术具有了符号价值、交换价值以及使其最终成为商品的根基。带有社会批判色彩的西方左派艺术家们寄希望于博物馆的取消，以使物化的符号无处藏身，进而彻底铲除交换的、商品的以至于权力的根基。围绕这一观念，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各种策展制度屡屡提出新的主张和思路，不过每一次都摆脱不了物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展览空间。但无论如何，西方艺术观念的趋向中，主张作者的消匿、受众与作品之间平等交互关系的声音，的确与新媒体艺术的观念有着某种契合。若以此为参照，在中国，我们也感受到类似的状况。从早期流浪艺术家们的个体性反叛到被“招抚”并纳入到体制之中（如从圆明园画家村到798艺术区的全面商业化），继而丧失批判性和创作原动力，成为固化体制的一员，最终被新一轮策展活动和理论探索撇开或批判，陷入不断替代的循环往复之中。简言之，艺术观念在各自的舒展过程中总有着不同的文化诱因、社会背景、创作驱动力及呈现的结果，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所需面对的困境，在宏观上也总有相似之处。其次，作为一种基于高科技手段的新媒体艺术，它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地方性？其民族性又能否得以体现？这些问题还值得不断探讨。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所谓“中国新媒体艺术”就存在伪命题之嫌，而应该改为“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如果新媒体艺术的地方民族性真的存在，其本土化特色也大多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这其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西方文化扩张对中国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这个大背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本地因素包括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国家形态、特定时期的文化语境以及艺术家特殊的教育背景与实践环境。
高明潞在《现代性与抽象》中曾提出这样的质疑：西方的艺术发展及其叙事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在中国现代性开始出现之初，艺术即被看做是中国的整一的社会现代性的一部分……因此，它被认作是人的社会化生活的一种和谐方式，而非异化方式。”即在中国的背景中，“现代性和前卫的概念不是二元的，是时间、空间、价值三位一体的现代性……”，新的民族、国家“更多的是空间意识，而不是时间意识”［5］（P18－20）。这种“空间整一”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时间分治”是需要区别考虑的。正是这些特殊性造成了中国新媒体艺术与西方新媒体艺术之间的差异或距离，而这种差异与一个芬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和一个巴西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同的，后者的差异更多体现出同一文化语境中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是特定时空下的文化现象———对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的吸收与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对文化复兴的幻想之间的矛盾心态。如果说再现性艺术是主体性的艺术，那么新媒体艺术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艺术，前者所依赖之“作者—作品—受众”的三段式结构与后者探索中的“发起—呈现—参与”的交互式艺术体验截然不同。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由早期的视频艺术发展到现在的更具交互性特征的新媒体艺术创作，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再现性艺术向在场性艺术的转变。但由于各种因素（主要还是观念上）的限制，这种在场性是不彻底的，主要体现在“作品”意识仍然主导着艺术创作，加之展示场地的特定化（画廊、美术馆、艺术中心等）强化了展品的客体性，从而使参与者成为“被参与”的接受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娱乐至上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中国大众与新媒体艺术的“参与性”之间出现了兴味索然的断裂。这为本文开始的疑惑提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新媒体艺术从视频艺术延伸到交互艺术，后来又延展到生物艺术，如果说第一个延伸是由再现性艺术向在场性艺术的转变，也即作者与受众的关系的改变，但还是人际关系的改变，那么生物艺术的延展则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关系的转变，也是对主体意识（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这是就现代性的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而后一个转变较之前一个更具有挑战性。尤其在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在受惠于这一结果的同时，也会以人文精神（主体精神）去关照被破坏了的自然，以人的博爱去关照其他生命体。这种主体对他者的关照体现在艺术观念上就是“人”与“人的主体意识”始终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的中心，致使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界的观念和认识仍然在传统的再现性、表现性、主体性以及艺术的等级观念上徘徊不前。故此，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更多地停留在视觉、造型阶段，而鲜有超越。2011年的“延展生命”———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中，国内艺术家的作品入选者寥寥也正说明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或许，相当一部分中国艺术创作者还来不及与新媒体艺术参与性背后所折射的对再现性及主体性反思的观念擦出火花，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西方全球化所浸染的矛盾语境之中，这直接阻碍了人们对“发起—呈现—参与”过程中艺术生成与交互体验之间的贯通点的选取。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完全领悟到一个新型的、参与式的“召唤结构”的关键和要领，不论是艺术发起者还是艺术过程的参与者，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发起者早已摆出邀人参与的架势，但参与度是否具有适宜的召唤效果，是否能够长久地维持体验的、提供不竭的审美原动力，进而这样的度可有具体的标准存在？这恐怕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探索和验证的。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关键词：美术教师 教学理念 科研能力 和谐关系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由此可见，端正科研态度，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桐先生（1923年1月—2011年7月）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桑先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开创了我国最早运用自由无调性技法创作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桑先生先后撰写了《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上、下册）①、《和声学专题六讲》②、《和声学教程》③、《半音化的历史]进》④四部专著。专著构成桑桐学术思想的主体内容，既对和声理论作系统的概括，又对和声实践作全面的介绍；既对现代和声技法进行深入探讨，又对专题和声史学予以详细阐述。同时，桑先生广泛涉猎各个领域音乐作品的理论研究，在学术刊物上20多篇，文章包括调式、调性、多调性、无调性、自由无调性等多种技法研究，其中，以和声技法研究见长，学术论文成为桑桐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和声学专家，桑先生的和声理论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桑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专著及学术论文为对象，分别从五个方面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综合述评。
一、执著前行的和声理论
和声理论与和声教学、和声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桑桐先生一直致力于和声理论研究。《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上、下册）与《和声学教程》是桑先生和声理论思想的集中反映。此外，桑先生通过对音乐作品创作技法的解读，以学术论文形式探讨和声理论，此类研究成果成为其和声专著中理论体系的延伸。
桑先生的《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上、下册）不但对传统和声理论作了系统的叙述，而且对“固定旋律的和声变奏写作”与“旋律华彩的变奏写作”及和声写作的宏观布局等内容予以详细介绍而凸显其学术地位。桑先生的《和声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该教程分为上篇：“传统和声”和下篇：“现代和声”两部分。其中，“传统和声”部分主要来自于《和声的理论与运用》内容的删减，并增加了“汉族调式”、“中古调式”、“复合调式”和声理论。“现代和声”是“教程”中的特色内容，分别从各类调式音阶、和声材料、和声进行等方面对20世纪和声技法予以详细论述，在我国和声学教材中具有补白意义。从整体上看，“教程”具有条例清晰、逻辑严密、知识面广、信息量大、习题丰富等特点，是我国和声学领域一部毋庸置疑的集大成之作。不论从“教程”各个章节中基本和声观点的表述、谱例的诠释，还是从整体内容的构思与排序等方面，均可发现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之深远。
以学术论文为平台，进行和声理论研究，是桑桐先生的学术风格之一。如桑先生的《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探讨》（《音乐艺术》1980年第1期），以五声旋律为基础，尤其突出中国五声调式旋律，论述了其和声手法、和声内涵与和声结构，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索新的和声思维方式与手段，大大地丰富了调性和声理论。桑先生的《多调性处理方法》（《音乐艺术》1982年第1期）一文，以20世纪作曲家作品为例，对多调性的定义、表现形态、处理手法等技法进行论述。在《欣德米特的调性观念》（《音乐艺术》2004年第3—4期）一文，桑先生对欣氏的调性观作了总体评价，既对欣氏以根音进行扩展调性的观念给予积极肯定，又对其根音进行确定调性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夜景〉中的无调性手法及其他》（《音乐艺术》1991年第3期）一文，桑先生对无调性、调性模糊或无明确调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详细的论述，并以《夜景》为例，介绍了这一无调性作品的和声技法，对无调性音乐作品中调性因素的表现形式予以阐述。此类论文对现代和声理论的扩充有增砖添瓦之功。
此外，桑先生对西方和声学教材中“莫扎特五度”的观点十分关注，为此分析了大量包括莫扎特在内的相关作曲家的乐谱，认为多数作曲家处理德意志增六和弦进行到属和弦时，通常使用不同的方式“尽量避免发生直接的平行五度”，论文《从“莫扎特五度”说起》（《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表达了桑先生对这一和声语汇的看法，文章对读者在和声实践中，重新审视和声论著中的“莫扎特五度”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与《和声学教程》是桑桐先生和声理论的核心，桑先生以深邃的目光、非凡的笔墨、大师的风范集调性和声与现代和声于一体，为读者系统学习和声理论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树立了明确的航标。撰写学术论文，表达学术观点，是桑先生探讨和声理论的另一重要方式，此类论文对其和声论著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理论补充，对推动和声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入木三分的和声分析
作为理论家，桑桐先生的部分学术论文对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和声技法进行分析，包括调性呈现方式、调式形态、和弦结构、和声功能、和声音响等内容。桑先生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入木三分的效果，对音乐作品的和声语言以由表及里，层层拨开的方式予以解读，彰显其重要的学术风格。
巴托克的钢琴练习曲以其丰富的20世纪作曲技法而倍受理论家们的关注。桑先生在《巴托克〈小宇宙〉中双调式、复合调式与双调性乐曲分析》（《音乐艺术》1993年第3期；1994年第1期）一文，称《小宇宙》为“现代作曲手法的袖珍百科全书”，对其中双调式、双调性及复合调式的形态与技法特征作深入研究。在《巴托克〈小宇宙〉中的和声形态》（《音乐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桑先生评价《小宇宙》“是20世纪和声手法与和声形态的宝库”。文章分别对其中传统的三度结构与非三度（如四五度、四度、二度音群或音块、附加音）结构和弦、复合和弦、“双重三音”三和弦以及各类音程与和弦平行进行的和声形态进行分析，从非功能性的和声进行与形形的主和弦形态的角度，对《小宇宙》的和声技法作了深入探索。
属七和弦是调性和声材料中的资深成员。桑先生在《瓦格纳〈特里斯坦〉中属七和弦的作用》（《音乐艺术》1999年第3—4期）一文，通过对《特里斯坦》中属七和弦在作品的不同结构部位、不同故事情景中的分析，分别将其归纳为：“辐射作用”、“吸聚作用”、“基衬作用”、“等变作用”四种形态，并指出瓦格纳在《特里斯坦》中将属七和弦一般功能之外的“疑问性”、“游移性”功能发挥到极致，使之在调性音乐中具有特殊的表现意义。
关键词： 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 毕业论文 指导方法
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是每个艺术设计类毕业生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这四年来设计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对于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论文与设计往往使他们绞尽脑汁，烦恼不已。那么，艺术设计系的教师如何指引他们交上满意的答卷，为四年的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我结合实践教学经验作出探索，旨在找出适合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的论文指导方法。
一、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毕业论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总结出了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类的毕业生在论文方面存在着以下种种问题。
1.有一小部分学生重设计而轻论文。
这与许多学生头脑中存在着重设计轻论文的观念有关，平时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认为论文无关紧要，只要设计能过就行了，有的甚至认为自己是设计师，不屑于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构思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认为艺术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的学生不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初稿，对指导老师的修改意见不予以理会，从而使毕业论文的质量不高。
2.大部分学生文化底子弱、写作功底差。
大部分艺术设计类毕业生对于论文有心无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高考中属于艺术类考生，总体文化考分普遍偏低，而入学后，大部分时间都侧重专业技能学习，对《艺术概论》、《中外设计史》等专业文化课程普遍学习热情不高。这样的学习态度导致毕业论文写作理论功底较差。如有一学生论文题为《浅谈中外卡通发展史》的论文，首先这个选题就有假、大、空的潜在问题，中外卡通发展史本身已经是一门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一些真实性的记录，而不是谈出来的，这是假。而大呢，中外，包括中国和国外，而国外包括各个大陆上的国家，卡通包括卡通人物、场景、剧本等，题目选题范围太大，自然就难以写得详细，从而产生了空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写作基本功底差，语言表达不清晰，结果论文颠三倒四、牛头不对马嘴，连自己都看不明白。对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不能从几个方面分清条理来论述，也分不清主次。如谈“古代龙凤纹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重点应在“运用”上做文章，但学生却用大半篇幅来解释什么是“龙凤纹”、“龙凤纹的由来和历史”，等等，而对龙凤纹究竟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运用”却聊聊数字，草草结束，还没说到重点就没有下文了。
二、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论文指导探索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探索，总结出以下几点。
1.端正学生的写作态度，提高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这一点对艺术设计类毕业生来说尤其重要。应该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无所谓这一错误认识，让他们了解到毕业论文质量如何会影响整个毕业设计过程。
2.加强写作训练。
可以结合专业课学习，进行针对性的小论文，重点在于寻找相关资料和建立个人论点，对论文字数和规范性要求不高，但应符合论文的基本格式。以包装设计课程为例，学生独立确定主题、选择材料、制作1―2套包装成品；以论文形式完成相应的课程报告。具体报告可能包括“设计背景、设计构想、设计形式、材料应用、后期问题、市场定位等”。通过应用和分析促进学生对设计基本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够用更理性和研究性的方式对待设计，对于学生独立参加各种比赛、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相当有益。另外，文献检索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查找学术资料非常重要，因而在二三年级阶段有必要开设文献检索课程。
3.实行理论与实践现结合的模式。
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让论文内容更充实，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毕业生综合能力和毕业设计的质量，应当实行理论结合实践的操作模式，即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的同时，还要完成与设计紧密结合、息息相关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这种模式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大篇幅是对自己设计的一个阐述，相当于一个完整版的设计说明。这个设计说明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其他格式及具体要求与普通本科论文要求相同。这种模式通过对作品的创作过程、构思和材料等方面进行阐述，形成论文，由于都是自身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说明详尽、到位，能够很好地阐释设计思想，不仅可以弥补毕业论文无话可说，毕业设计说不出口的缺陷，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抄袭现象，提高毕业生论文与设计质量。
4.加强指导环节。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老师的指导十分重要，只有在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及时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在写作时才能避免走弯路。如：选题时要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要大小合适，便于操作；修改文章时主要从调整结构、充实内容、修改文字等方面进行。
总之，民办综合性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有其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作为艺术设计系的教师，我们应当因材施教，针对其特殊性制订特殊的指导方法。毕业论文与创作的指导不是一成不变、完全一致的，每个高校需要不断地改革、尝试、总结，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操作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王苏凤，王兴亮.综合性大学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思想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0.
［2］田蓉辉.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08）.
论文关键词：艺术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改革
艺术教育的推进一直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人文环境的生态演绎不断地进行变革与发展的，在欧美国家近百年的艺术教育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艺术教育总是不断地随着时代需求，从不同的认知层面与发展取向上作出变革的回应。在当今多元文化及全球性的后现代艺术生态中，艺术教育更是要肩负起培养符合社会文化环境需求的全方位人才。
20世纪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与人文等各层面上都经历了较过去几个世纪还要多的发展、变化与进步，这些人文的、科技的积累酝酿、涵养了人文艺术基础，为新世纪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很丰富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文化艺术也从单一国界迅速演绎为多国界多文化及多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共融。面对这多元的文化艺术现状，当代艺术与人文教育的责任日益增加。现在很多国家艺术教育已经着手从课程设置与课程多元的角度，注入多元文化意识与素养的陶治。那么国内艺术课程该怎么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艺术院校共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变革，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作为21世纪的艺术教育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注重创意性、开拓性与前瞻性认识培养。
我国的艺术教育系统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其中美术艺术教育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保持前苏派传统教育模式，是以绘画、雕塑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为艺术教育注入了很多新元素，这时美术艺术教育改变了过去大一统的绘画教育模式，逐渐分离成为绘画类与设计类两大阵营并逐渐扩展外延，演变出诸多超出美术范畴的艺术形式，诸如：多媒体、动画、影像等艺术形式。随着当代科技与当代艺术的日趋交融，艺术观念的不断更新，艺术表现形式更是越来越多元化，这又促使绘画与设计再次走向一种新的融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除了具有传统的表现形式外，其多元化形态更是囊括了众多新的表现形式。诸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声光电艺术、数字艺术，等等。这使得当今的美术艺术学科已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细分。模糊的专业界线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正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发展大趋势。
而艺术与社会的交融程度也要求高校艺术教育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关注当代，关注社会，关注更多的艺术现象与艺术表现形式，充分了解艺术前景的广阔性，以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做到与世界同步，避免成为新世纪艺术世界的“井底蛙”。
要改革好艺术院校美术艺术的专业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开拓视野，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随着不同类型、性质的艺术活动的层出不穷，艺术创作的形式、手段的灵活多样，当代艺术本身的多元化，使美术艺术冲出了过去单一的架上绘画、雕塑方式而极具包容性。它可与不同的艺术观点共存并产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如：装置方式、行为方式、观念摄影等。它在不排除架上绘画和雕塑方式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新的媒材，如数字媒介，光、电等，而不单我们常见的纸、笔、墨、颜料来丰富艺术表达方式。它提示我们，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美术艺术与其他领域的交融会促使艺术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扩展，美术艺术学科的内容正在广泛增多。
第二，运用新形式、新媒材开发创造性思维。在现今的高校专业美术艺术教育中，基础课以素描、色彩(水彩、水粉)为主，学生接触到的不外乎各种纸张、炭笔、炭条、炭精棒，水彩、水粉颜料、油画颜料、调色油等常见材料。现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段超越了传统的点、线、面、色彩等美术元素，体现出对材料无所不及的运用。而且，在对艺术工具的选择之中，诞生及成熟于20世纪的各种新科技如摄影、影像，以及新兴的电子虚拟技术，都以艺术的名义聚集到一块，与传统媒材交互融渗，构成了当代艺术新的视觉形态。阿恩海姆说过：“用任何媒介塑造形象都需要创造性与想象力，每换一种新的媒介，就会产生新的创造。”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每一次材料的更新都会带来艺术的观看方式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艺术重视新材料的探索与研究，尤其是与传统艺术媒材结合的综合实验，对技能的要求不一定很高，鼓励人们主动、积极地寻找表达自己的媒材，轻松愉快地参与到艺术活动中去，正如20世纪德国艺术大师博依斯所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第三，通过艺术认识社会。当代艺术立足于迅速变化的生活和公众之中，赋予作品当下性观念的同时，尽量使作品的含义浅显易懂，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通过选择有效的语言表达形式揭示困扰人的精神自由的种种现实问题。高校美术艺术教育可以通过对材料运用、对观念表达的启发，引导教育，促使学生关注社会，关注当代。
第四，有利于学生更好理解艺术及寻找自身发展定位。当代艺术强调观念，所反对的正是传统的观念，但对现当代艺术的学习，并非对传统艺术的否定。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是相互借鉴、融合渗透的。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避免缺乏审美，避免苍白肤浅，避免在艺术全球化的大潮流里盲目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口味，借用现当代艺术的语言思考本土问题。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一、21世纪以来的研究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时至今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的范式与民族学学科在国内发展的势态紧密联系，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建立民族艺术本体研究中的分析观念及文化立场，将学术界所共识的艺术形态的辨识方式，放置到本族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透过艺术行为“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这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新的开始，无论民族音乐学界或民族舞蹈学界都期待着具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体验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如何描绘出异文化的文化图景和意义系统，需要当代学术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其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创生出新的学术论域和学术话语，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实践中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当今世界及国家的文化政策发展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及传承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关于“原住民文化是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基础和开端”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的制度与民间伦理共同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云南民族传统乐舞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本土文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如何实践，需要政府、学界同仁们的积极思考。
作者：黄凌飞 柴雨青
话说：大道至简。“道不远人，远人非道”。简单就是统一，简单就是和谐，简单就是力量，简单就是高效。雕塑形式中单纯这一元素高度概括了复杂的雕塑形式。
20世纪西方雕塑艺术像其他艺术一样经历了一场迅速变化的动荡历程。传统的艺术观念、审美标准和技法以至材料都被不断改变。其结果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的艺术活动。不可否认，固守传统的艺术也还存在。但研究者如果只看到传统艺术的余脉而将新兴的艺术排斥在外，就不足取了。我们必须将新兴艺术的观念方法和材料纳入考察范围，找出它们的基本特征，因为正是这些新的艺术才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特征。艺术就是在这种新变之中发展演变的。实际上，只要把具体的形体与抽象的观念位置倒过来，即将抽象的形体与具体的观念建立起联系，那么，现代雕塑就出现了。
关键词：单纯；高效；西方雕塑；演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环境、居住环境的品位和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城市雕塑、室内装饰、环境雕塑等提高城市品位和和居住品位的艺术品需求量很大，装饰雕塑专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装饰雕塑专业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目前国内开设装饰雕塑专业的院校为数不多，人才缺口较大。雕塑和建筑艺术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城市的显眼处，一般都有几座标志性的雕塑，代表这个城市的主流文化。在空间模型制作方面，学雕塑的人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等大型机械加工厂等都离不开模型制作。
1.单纯化与复杂化二者关系
2.1.1论文研究对象
雕塑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高度概括的思想内容，作品基于完美之后的升华表现逐渐转变成我内心最渴望达到的境界，这也正是我自身对作品一直期盼的的发展方向，也是对当今社会和谐发展趋势的向往：“简约而不简单”“单纯而又富含哲理”，以此作品推崇个人思想理念。
孩子是天使化身，思想单纯却又丰富绚丽，采用儿童的形象完成我的研究课题再合适不过。作品外观形式是五个生动活泼的小孩以哈哈镜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形态各异，夸张的表现手法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加以颜色的运用更能活灵活现的体现出儿童皮肤的质感与特征。并列的五个小孩呈弧形让整个作品趋向平面化，而披风的加入让整个雕塑立体化，也正是雕塑的本质所在，呈现出全方位观看视角。
雕塑从各个方面反映着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和思想，更是一个凝聚人们视觉焦点的球体，在现代雕塑思想中，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的作品既不同于传统雕塑的写实主义雕塑，也不同于西方的抽象主义雕塑，而是通过稚拙古朴的艺术形成，达到了美术史上罕见的简洁而完美的程度，使西方现代雕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
1.2论文课题的主要意义
我认为雕塑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视觉的愉悦性、内容的深刻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体验的丰富性与持续性。艺术创作是有感而发的，也是理性的，没有触动、没有充分的酝酿，没有对雕塑本身规律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就失去具有创造力的可能，这种探索包含感知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相关事物，整理由此形成的感受。它服务于雕塑作品的情感主题同时又在作品中得到体现。它可以使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挥到极至并满足于人们的审美需求，使作者易于表达观者易于接受。
2. 雕塑由单纯至复杂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谈到艺术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绘画。殊不知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雕塑的创造都要早于绘画。原始雕塑是生命的直接体现，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的关注和探求。他们的每一件作品几乎都是为了满足繁衍生息、延续生命的需要而创作的，那些丰乳、肥臀、鼓腹的女性雕像，无不体现了原始人对生命的崇拜和渴望。这些原始雕塑和后来的西方雕塑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即从原始时代起，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雕塑就始终都早把人的形象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
2.1抽象雕塑的研究理解
20世纪现代雕塑的发展变化快，差异大。然而，画家们在传统的雕塑语言向现代雕塑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真正学雕塑出身的人却显得有点缩手缩脚。雕塑的变化是从形体的变异开始的。由于形体的变异在绘画中不需要过多的技术支持，所以，当画家们制作雕塑时，就很自然地把在绘画中已然存在的变异的形体带进了雕塑领域。在绘画中，马蒂斯已经抛弃了体积与光影的描写，以及细微的色彩关系的表达，而是经过提炼的抽象形、色、点、线的整体组合，以表现音乐的节奏感和抒情意味。因此，当他客串到雕塑领域时，也毫无顾忌地放弃了体积与光影效果，放弃了细腻的肌肉起伏的塑造，而只强调造型本身的形与线的视觉效果，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体的节奏与韵律。
3.1 现代雕塑的极简主义
作为现代主义的发展与总结，伴随着现代主义的开始，极简主义的艺术因素就包含在了前卫艺术当中。极简主义的特征就是尽量减少或简化艺术语言，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极简主义的探索有时在某个时代、某种流派、某个国家，显得很强烈和很突出。极简主义艺术是对极度物质化的社会审美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强调作品的真实存在，作品更纯粹、更单纯、更本体。
3.2现代雕塑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
现代雕塑更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色彩和发展，表达一种世界的味道，雕塑作品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着。人类对于艺术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潜力，艺术的氛围有着不同泯灭的思路，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一种想法，让更多的雕塑作品为城市的装饰做出应有的贡献。城市雕塑是雕塑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丰富和美化人们生活环境空间的同时又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体现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运用着雕塑形成着自己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以致力于精神的表达和环境的改造，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文化内容。
3.3雕塑的人性化及其感染力
本文期望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大量调研国内各个城市地区的园林雕塑设计，根据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园林雕塑设计的一些方法和对策，充分体现其现实意义。本课题主要运用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学理论等作为支撑，对人性化设计进行阐述，总结出园林雕塑人性化设计的原则，以及不同人群的、不同空间环境中园林雕塑人性化设计方法，阐述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下，园林雕塑的设计既要遵循生态学规律，更要从它的使用者―人的角度出发，从人的生理及心理特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出发，满足人的使用需求及审美需求，充分体现园林雕塑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提升整个城市园林环境的文化内涵。
上色前对作品进行试渲染，颜色尽量贴近肉色，作品最终要以写实的风格呈现在我们前。
参考文献
[ 1]陈望衡著.艺术创作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朱福临.关于中国当代雕塑现状的思考[J].艺海，2009，（1）：62-63.
[3].试论中国当代雕塑本土化发展的意义[D]：（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河
北师范大学，2009.
【关键词】 高中美术 素质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1 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要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2 拓展科研能力
2.1 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2.2 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3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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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各单位领导和人才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扩大选才视野，坚持客观、民主、竞争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德看主流、才看素质选贤用能，知人善任，不断地为实施焦作职工医学院发展战略培养输送一大批合
【关键词】各单位领导和人才管理部门 应进一步转变观念 努力扩大选才视野 坚持客观、民主、竞争的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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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机制要深化对我院各种类型、各种层次人才的成才规律的认识，根据不同的人才开发对象、开发重点、培养方向，积极探索新的教育培训机制和方法，走以内培为主、外引为辅的路子。制订科学的培训规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对员工进行全方位、前瞻性、系统性培训，使培训活动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优化培训内容。既重视业务技能培训，又强化理论知识学习，既搞好学历教育，又搞好能力培养。同时，大力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完善培训开发体系。按照学院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职称、职业资格考核、鉴定和评聘制度；实行“培训———鉴定———使用———待遇”一体化的方针；全面实施“持证上岗”制度、职称考评认可资格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执业资格证书制度等。对专业教师人才要合理使用，承认他们的价值，将他们的培训效果与工作绩效作为晋升的依据。构筑终身学习体系，创建学习型学院。鼓励员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立足岗位，不断“充电”，自学成才，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学院发展战略目标之中，形成“树形象、创一流、比贡献”的学院风尚。（2）建立有效的励才留才机制要采取多种形式激励人才，推行实绩导向、贡献导向的激励政策，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增强学院对人才的凝聚力，做到以发展来吸引人，以事业来促进人，以工作来培养人，以待遇来激励人，以校园文化来塑造人。树立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的思想，使分配向关键岗位、关键人才倾斜，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拉开优秀人才与一般人员的收入差距，让人才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回报。建立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人才把个人价值取向与学院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学院努力培养人才、人才积极为学院作贡献的良性循怀。重视和满足人才的特殊需求，积极创造条件，实行特殊的人才福利政策，解决人才的实际问题。5.加强领导，推动人才培养培养人才，选贤用能，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最主要的管理职能之一。领导者集选人、用人职责于一身，人才培养效果、使用效能的好坏，与领导干部识才、用才的艺术直接相关。因此，应探索建立领导干部人才培养责任制，把对人才使用的好坏作为领导者业绩考核的依据之一，给予应有的激励和约束。各单位领导和人才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扩大选才视野，坚持客观、民主、竞争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德看主流、才看素质选贤用能，知人善任，不断地为实施焦作职工医学院发展战略培养输送一大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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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要求，语文课要加强文学教育。语文教学的文学教育要引导学生感受文学形象，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的表现力。那么，如何完成这一教学任务呢?我们认为：必须更新阅读观念，注重文本阅读——淡化分析性操作，强化朗读、涵泳；挣脱权威的束缚，让学生自己感悟；破除功利思想，弘扬人文精神。
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学作品融入了世态百相，凝聚了人间真情，囊括了大地沧桑，沉淀着历史的精华。文学教育在陶冶情操、塑造人格、传承文化、感悟人生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文学教育完全从属于语言文字教学和应试能力培养而变得苍白无力，“语文教学陷于‘支离破碎的分析’和‘题海战役’之中，功利化倾向使学生成为应试机器，文学教育呈现出简单化、机械化、弱化的趋势。Ⅲ”著名教育家认为：文学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能给予人以心灵的慰藉，拓展人的精神空间。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讲析与训练所能够达到的，文学作品的美是难以讲出来的，因为语言总是比心灵枯涩，即使能讲出来，也不如学生自己用心体昧出来的东西深刻。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我对作品阅读由如下几点启示以飨读者。
一、淡化分析性操作，强化朗读、涵泳
古人早就有“朗读”“涵泳”的习惯，蒙学教育、经学教育都相当重视学生的反复诵读，老师基本不作解释，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领悟经文中无法言传的神韵。“一遍一遍的诵读，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像钉子一样地锲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
然而，现在的阅读教学，大多注重内容与章法的分析，学生吟诵的时间太少，甚至只是“看看”书而已。程式化的繁琐分析，把作品肢解得支离破碎，损害了学生对作品整体的艺术感受，影响了学生知识与思想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以“读”代“讲”，发扬“朗读”“涵泳”的优电传统，对作品进行朗读。“吟诵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品赏作品的动人情节，领略人物的品格、风采，感受艺术作品的完美形象，领会文章深蕴的思想意义。通过朗读，文本的脉理、文本的情怀，不可抗拒地涌入读者的大脑，成为阅读者内在的东西。这是形式主义的课文分析所鞭长莫及的。
二、挣脱权威的束缚。让学生自己感悟
文学不应有标准答案，康德说过：“模糊的观念比清晰的观念更富有表现力。”这正是文学形象的魅力所在。目前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或暗示，或引导，希望学生的理解能与某一观点相吻合。而这一观点往往是《教参》上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刻板而乏味。教师必须尊重并认可学生解读课文的自主性，允许他们对课文有不同于教参或教师的见解。教师的启发和诱导应允许学生的思维和情感有一个极度张扬的空间，而不是设置僵化的框子来框定学生的思维。对于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让学生深入作品，坚持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分析，理解其中的感情，从而自然地受到真善美的熏陶，获得艺术的陶冶。
三、破除功利思想，弘扬人文精神
文学作品之于读者，无论是情感的熏陶、审美的体验或思想的启迪，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阅读不宜求短期效应。然而，目前的文学教育却表现得有些急功近利。在许多老师眼里，文学教材不过是传授知识、训练语言能力的“例子”，不过是考试范围内的内容而已。教师更多想到的是各种考试可能从哪个方面、哪一段出题，怎样才能使学生不丢分。诚然，明确的阅读目的，对集中注意力、唤起意志行动、增强记忆力都有好处，然而，它也造就了一种因外在需要而逼使的被动阅读，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阅读。在这种阅读中，教师对文章的分析讲解影响甚而取代了学生真实生动的阅读感受：完美的文体被忽视了，浑然的结构被肢解了，和谐的语境被破坏了：学生感受不到艺术的魅力和沉醉其中的乐趣。
阅读，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不适合有太大的外界压力，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我们应该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主动的生动活泼的真实的阅读”。“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主动阅读是快乐的，“读书做学问尤其不能讲功利主义。追求和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满足的过程，快乐就在这过程中。”只有沉浸于读书的乐趣中，才能由“闭目塞耳”到“耳聪目明”，才能走进欣赏作品的胜境。这时候阅读过程也就成为一种不知不觉被熏陶浸润的过程。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教学，应力求让学生占有文本，在教师指导下读得更投入一些，更有情趣一些，更自由一些。在感受语言艺术之美的同时，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以提高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1]臧博平.中学语文教学[J]，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第2001.期.
[2]张吉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J].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1年第4期0第8-9期，第6期，1998年第6期.
[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