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1 06:21: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从轻处罚申请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一条为了规范食品流通许可行为，加强《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食品流通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批准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等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在流通环节从事食品经营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取得餐饮服务许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
第四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食品流通许可的实施机关，具体工作由负责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机构承担。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许可管辖分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
第五条食品流通许可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食品经营者应当在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后，向有登记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工商登记。未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从事食品经营。
法律、法规对食品摊贩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条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食品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需要重新办理许可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情形的，应当责令立即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理；不再符合食品流通许可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食品流通许可。
第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流通许可证》审核发放和监督检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许可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二章申请与受理
第九条申请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第十条申请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
（二）《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
（四）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
（五）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备、工具清单；
（六）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的文件；
（七）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委托他人提出许可申请的，委托人应当提交委托书以及委托人或者指定代表的身份证明。
已经具有合法主体资格的经营者在经营范围中申请增加食品经营项目的，还需提交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不需提交《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新设食品经营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的投资人为许可申请人；已经具有主体资格的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为许可申请人；企业分支机构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为许可申请人；个人新设申请或者个体工商户申请食品流通许可，业主为许可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字盖章。
第十一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所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二条企业的分支机构从事食品经营，各分支机构应当分别申领《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十三条许可机关收到申请时，应当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许可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时，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属于五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了全部补正材料的，许可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许可机关受理许可申请之后至作出许可决定之前，申请人书面要求撤回食品流通许可申请的，应当同意其撤回要求；撤回许可申请的，许可机关终止办理。
第十四条许可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审查与批准
第十五条食品流通许可事项包括经营场所、负责人、许可范围等内容。
食品流通许可事项中的许可范围，包括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经营项目按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两种类别核定；经营方式按照批发、零售、批发兼零售三种类别核定。
第十六条许可机关应当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四项以及本办法的要求。必要时，可以按照法定的权限与程序，对其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材料审核和现场核查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
进行现场核查，许可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效证件，申请人和食品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现场核查应当填写《食品流通许可现场核查表》。
第十七条对申请人提交的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予以受理的，许可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许可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许可通知书》，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作出准予变更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变更许可通知书》，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换发《食品流通许可证》；作出准予注销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注销许可通知书》，缴销《食品流通许可证》。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予以公开。
许可机关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驳回申请通知书》，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九条许可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四章许可的变更及注销
第二十条食品经营者改变许可事项，应当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食品流通许可。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改变许可事项。
第二十一条食品经营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食品流通许可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流通变更许可申请书》；
（二）《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
（三）与变更食品流通许可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食品流通许可的有效期为3年。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食品流通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换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办理许可证延续的，换发后的《食品流通许可证》编号不变，但发证年份按照实际情况填写，有效期重新计算。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已作出的食品流通许可：
（一）许可机关工作人员，，给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二）许可机关工作人员超越法定权限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三）许可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四）依法可以撤销食品流通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经营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食品流通许可，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食品流通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食品经营者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经营者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取得合法主体资格或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流通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食品流通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流通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依法应当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食品经营者申请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流通注销许可申请书》；
（二）《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
（三）与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相关的证明文件。
许可机关受理注销申请后，经审核依法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食品经营者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在报刊上公开声明作废，并持相关证明向原许可机关申请补办。经批准后，由原许可机关在二十日内补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五章许可证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食品流通许可证》分为正本、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副本式样，以及《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食品流通变更许可申请书》、《食品流通注销许可申请书》等式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食品流通许可证》及相关申请文书的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载明：名称、经营场所、许可范围、主体类型、负责人、许可证编号、有效期限、发证机关及发证日期。
第二十九条《食品流通许可证》编号由两个字母+十六位数字组成，即：字母SP+六位行政区划代码+两位发证年份+一位主体性质+六位顺序号码+一位计算机校验码。
《食品流通许可证》具体编号规则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食品经营者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后，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食品经营者是否具有《食品流通许可证》；
（二）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经营要求的，经营者是否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经营者是否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需要重新办理许可手续的，经营者是否依法办理；
（三）食品流通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经营者是否依法变更许可或者重新申请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四）有无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食品流通许可证》的行为；
（五）聘用的从业人员有无身体健康证明材料；
（六）在食品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有无确保食品质量和控制污染的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食品经营者建立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
对食品经营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和食品经营者签字确认后归档。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时，应当按照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的有关规定，审查《食品流通许可证》是否被撤销、吊销或者有效期限届满。对《食品流通许可证》被撤销、吊销或者有效期限届满的，登记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第三十三条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流通许可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
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经营管理工作。
食品经营者聘用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许可，擅自改变许可事项的；
（二）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食品流通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申请或者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
（四）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主动消除、减轻危害后果，或者有其他法定情形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食品经营者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被依法注销、撤销、吊销食品流通许可，或者《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应当在注销、撤销、吊销许可或者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
第三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建立食品流通许可档案。
第四百九十五条 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除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等的未成年罪犯,具备就学、就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其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并附送必要的材料。
第二十一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四百九十六条 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
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辩护人、诉讼人、当事人亲友等参与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第四百九十七条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与被告人和解。近亲属有多人的,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经处于同一继承顺序的所有近亲属同意。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八条 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法定人、近亲属依照前两款规定代为和解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应当由被告人本人履行。
第四百九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主持制作的和解协议书,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予以确认,无需重新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不具有自愿性、合法性的,应当认定无效。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主持制作新的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条 审判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庭外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听取其意见。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零一条 和解协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真诚悔罪;
(二)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涉及赔偿损失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方式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请求或者同意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签名,但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和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法院附卷备查。
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损失内容,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第五百零二条 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
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零三条 双方当事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零四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双方愿意和解,但被告人不能即时履行全部赔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附带民事调解书。
第五百零五条 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五百零六条 达成和解协议的,裁判文书应当作出叙述,并援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
第二十二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五百零七条 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后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第五百零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犯罪案件”: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
(三)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第五百零九条 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第五百一十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三)是否附有通缉令或者死亡证明;
(四)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五)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六)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及其要求等情况;
(七)是否写明申请没收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五百一十一条 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完毕,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二)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三)属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尚未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即将届满,涉案财产有被隐匿、转移或者毁损、灭失危险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第五百一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发出公告,公告期为六个月。公告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缉在逃或者死亡等基本情况;
(三)申请没收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期限、方式;
(五)应当公告的其他情况。
公告应当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刊登,并在人民法院公告栏张贴、;必要时,可以在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申请没收的不动产所在地张贴、。
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联系方式的,应当采取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直接告知其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
第五百一十三条 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供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满后申请参加诉讼,能够合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五百一十四条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进行审理。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没有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五百一十五条 开庭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由利害关系人、诉讼人发表意见;
(二)法庭应当依次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并已经通缉一年不能到案,或者是否已经死亡,以及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否依法应当追缴进行调查;调查时,先由检察员出示有关证据,后由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出示有关证据,并进行质证;
(三)法庭辩论阶段,先由检察员发言,后由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人发言,并进行辩论。
利害关系人接到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转为不开庭审理,但还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除外。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公正与效率；多元化。
一、刑事简易程序。
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定义，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为“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不经检察官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1]（p504）《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简易程序（Summary Jurisdiction）系指由一个法官或治安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问被告人的审判。”[2]（p1084）上述两大权威的法律词典都将简易程序界定为一种审判程序的简化。
随着刑事简易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定义。有的认为，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是指在一审程序中，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的一种比普通程序更为简便、迅速的审判程序。该程序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程序的简化。[3]（p241）这种观点侧重于阐述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种类，以及其简便、快捷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判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4]（p20）这一观点将简易程序确定为一种审判程序，并指出简化审判程序包括简化和省略两种形式。另有人指出，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层次性相对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是相对于完善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一般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和相对于现实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5]（p159-160）该观点不局限于审判程序的简化，而是着眼于整个刑事诉讼结构，呈现了一个动态、立体的简易程序。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内容，但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刑事普通程序而言的。要想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准确的界定，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刑事普通程序。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完整的刑事普通程序应当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及执行等程序，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普通程序就是指刑事审判普通程序。与此相对应，简易程序在广义上是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而在狭义上则特指各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对刑事一审程序的一些环节或步骤予以适当简化，从而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6]（p72）随着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研究不断深入，仅仅讨论审判程序的简化已经不能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求，因此，对刑事简易程序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缺陷分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的一元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一元结构的刑事简易程序。1996年，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联合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06年3月14日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增加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对于该程序能否视为另一种简易程序，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适当简化审理，不是创设一种新的程序，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框架内，针对被告人认罪这一事实，在审理方式上的适当灵活。因此，该程序并不是另外一种刑事简易程序。[7]（p103-104）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都只是对普通审判程序某些环节的简化，并未完全从普通程序中脱离出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仍然是一元的。[6]（p73）我国简易程序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不利于针对案件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造成无论案件性质轻重，都是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而在刑事案件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同样是轻微案件，其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其一律使用同样的程序审理，不符合案件分流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
1.未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建议权，即当事人有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的权利；二是程序否决权，即当司法机关提议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同意适用或拒绝适用的权利。三是程序变更权，即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如果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会对自己不利，有权要求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项权利，才能说拥有完整的程序选择权，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即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建议权，也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在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由人民法院决定。据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既有程序建议权，也有程序否决权。而被告人只有在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议后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即被告人只享有程序否决权，并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适用简易程序，也就是说，并不享有程序建议权。[8]（p292）在程序变更权方面，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并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这并不等同于被告人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可以自由地撤回自己的建议或同意。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立法在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方面也是有所缺失的。
2.被告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
在法治发达国家，律师的普遍参与已是刑事诉讼的常态，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文化和律师执业风险等因素，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而据有关资料显示，辩护律师参与刑事简易程序的比例比普通程序还要低得多。[8]（p29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仅限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案件轻微，不可能被判处死刑，且对被告人盲、聋、哑人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因而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无法适用强制辩护。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6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只需在开庭审理前将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即可。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即使聘请了律师，也可能缺乏辩护人的出庭辩护。
被告人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时其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再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不仅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很可能会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清楚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实际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6]（p73）3.公诉人可以不出庭导致的问题。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又进一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可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公诉人必须出庭外，其他案件公诉人都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多数情况下并不派员出庭，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
首先，它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动摇。“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
这是维持简易审判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证。”[9]（p432）公诉人不出庭支持公诉，控辩审三方的互相交涉变成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对抗，法官事实上不得不同时充当审判者和公诉人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从而失去了中立性，难以保证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做出裁判，其裁判结果难以保证公正性。其次，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法院的审判活动缺乏监督，容易导致审判的任意性，背离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4.程序利用收益权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有限性。
程序利用收益权是指被告人放弃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从而得到的某些从轻或者减轻的“好处”。程序利用收益权制度使得国家权力和被告利益之间得以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幅度，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予以明确规定，这样一方面导致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由于每个法官从轻处罚的幅度不同，量刑上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差距，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另一方面被告人、辩护人对自己选择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而获得量刑“折扣”的预期也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没有将自愿认罪与从轻处罚必然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再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可能判处缓刑”是刑事简易程序的排除条件，但由于缓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简易程序一般不适用于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因此，一些罪行不重且自愿认罪并选择简易程序的被告人不能相应地获得最轻刑罚。最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决定适用刑事简易程序时，很少书面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在判决书上，对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而得到从轻处罚的事项也没有做相关的记载。[8]（p294）三、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的构建。
正如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普通程序而言，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一元化刑事简易程序而言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只规定了一种，无论案件性质如何，都只能适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此即一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而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指一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与层次性，按照犯罪性质、罪行轻重、证据掌握程度的不同分别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简易程序，且不只是单纯的简化审判程序，而是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全盘考虑。目前，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正如人类文明的发展趋于多元化一样，刑事简易程序也不可能仅仅遵循一种模式，因此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不应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应该开放和多元。
（一）设立处理微罪案件的中国式处罚令程序。
1.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轻微简单的案件来说，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显得过于繁琐，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轻微刑事案件占到了我国刑事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0]（p132）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轻微案件从现行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中分流出来，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速决命令程序———中国式的处罚令程序来进行处理。
2.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可行性。
首先，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都在纷纷进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同。[11]（p277）而处罚令程序便是由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开始的。因此，量刑建议的试行无疑为设立和试行处罚令程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处罚令程序本身易于操作，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特殊的司法职业技能，我国现有的司法人员完全能够胜任其程序的实施。[11]（p277）最后，我国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制定颁布过《处刑命令暂行条例》，实施过类似处罚令程序的刑事诉讼程序。尽管我国现有国情和诉讼制度已和当时不同，但在构建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时，设置处罚令程序应该说在法律文化上不会有太大障碍。
3.中国式处罚令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处罚令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适用处罚令程序的案件范围上，我国的处罚令程序应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立案后不需要作过多侦查取证，最终量刑为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初犯，处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应对其宣告缓刑，并适用处罚令程序。[11]（p278）（2）处罚令程序的启动。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的基础上，向人民法院提交包括案件事实及所有证据和量刑建议在内的书面申请。对于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未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被告人、辩护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书面申请。
（3）处罚令程序的审理。
处罚令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检察院的处罚令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应在10日内参考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签发处罚令；[12]（p38）经审查认为不宜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将其转为适用其他诉讼程序。
（4）接收处罚令后的法律后果。
一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对处罚令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在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后，处罚令即生效，可依据处罚令对被告人执行相关刑罚。二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处罚令生效，可直接作为刑罚执行的依据。三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提出异议，则处罚令自动失效，人民法院应确定审判期日，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11]（p282）（二）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
1.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依据。
犯罪按照罪行的轻重可划分为微罪、轻重和重罪三种形式，虽然国际人权公约中明确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是，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来说，在被告人已经对被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公诉人失去了相对抗的对方，庭审对抗失去了前提，庭审成为既无对抗必要亦无对抗条件的场所，[13]（p84）此时已没有完全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必要，因此，在设立处罚令程序以处理微罪案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应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有别于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程序。
2.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思路及其理由。
就具体思路而言，笔者认为可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以此为基础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之所以作如此设想，理由如下：首先，现行简易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也就是说，现行简易程序也是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的，其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性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1]（p284）其次，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均是立足于庭审简化，而且就程序的具体规定而言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将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11]（p284）最后，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均存在一些弊端，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分流效果不明显，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适用范围虽有所宽泛，却突破了现有立法的框架，而且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无序与随意。[14]（p32）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既能克服两种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弊端，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法律依据的问题，又能保证清晰、统一的刑事诉讼程序框架。
3.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
延续现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并加以补充，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确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但对于被告人系聋、盲、哑人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外国人犯罪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程序审理的，无辩护人参加的，以及其他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审程序。[11]（p285）（2）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对于应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而人民检察院不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的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也可以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应简易审程序的请求。
（3）增设审前快速移送程序。
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认罪就应当立即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如果符合适用简易审程序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在征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同意后提起诉讼。适用审前快速移送程序，可有效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并提高诉讼效率。[11]（p288）（4）增设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书面建议时，应当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11]（p288）这样要求既能促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更加谨慎细致，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又能使被告人对检察院的意见有充分的了解，从而确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5）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审判组织。
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由一名法官组成独任庭进行审理；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11]（p296）（6）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庭前准备阶段。
①告知被告人权利、义务。
人民法院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一并将书面的权利义务通知书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并对其作必要的解释。[11]（p289）②庭前证据展示。
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简易审程序前，应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在庭前证据展示中，控、辩双方必须出示各自所持有的全部证据。[11]（p289-290）庭前证据展示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据证据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现象，是实现各诉讼主体间信息对称，保障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③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证据展示完毕后，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及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并将其回答如实记录在案，以作为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依据之一。[11]（p290）④对适用简易审程序的审查决定。
对于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完毕后，应向独任庭或合议庭提交书面意见，由独任庭或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11]（p290）（三）建立有限的辩诉交易程序。
1.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必要性。
首先，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行辩诉交易可以缩短破案周期，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缩短法庭审判时间，在刑事案件数量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今天，辩诉交易以其所具有的简便性和快捷性，在迅速解决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辩诉交易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在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特别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赔偿，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受到的物质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能得到赔偿，并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因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难以实际获得赔偿。辩诉交易不仅可以让被害人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尽快获得赔偿，而且有利于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尽心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最后，辩诉交易有利于增强我国诉讼的民主性。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当事人双方均难以对简易程序的适用发挥影响力。辩诉交易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权，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民主性显然增强。
2.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可行性。
首先，辩诉交易的建立在我国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我国长期实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辩诉交易从本质上讲就是将这一刑事政策法定化，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辩诉交易的建立是以当事人诉讼地位对等，享有充分的处分权，法官处于中立状态为基础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加强了法官的中立性，从而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最后，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理念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正观念逐渐由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观转变，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能够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因此，辩诉交易的建立并非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人们观念转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15]（p256）3.辩诉交易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应该为证据确实但欠充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16]（p189-190）（2）辩诉交易的启动。
对于符合辩诉交易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均可向对方提出交易的意向，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开始就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不能够直接参与，但应享有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检察机关要告知被害人进行交易的法律后果，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17]（p123）（3）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指控并积极赔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检察官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降低或减少指控事项，承诺向法官建议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但不得彻底放弃指控或者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减轻刑罚的幅度也应限制在法定刑的三分之一以内。[17]（p123-124）（4）辩诉交易的法庭审查。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人向法院提交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通过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对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被告人的认罪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的明知、明智和自愿。[17]（p125）（5）辩诉交易的审查结果。
一是经审查协议合法，法官应按照协议内容作出判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被告人不能上诉，检察官不能抗诉，但被告人享有申诉权，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二是经审查协议不合法，法官应拒绝接受协议，辩诉交易程序自动终止。在之后的诉讼程序中，任何一方均不得以对方在协商过程中的“自认”作为证据进行抗辩。[17]（p125）
参考文献：
[1]Black's Law dictionary[M].Compang of ST.Paul,Min－nesota：published by West publishing Co.1996.
[2][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李双元，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4]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5]马贵翔。刑事诉讼结构的效率改造[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刘汉贵。构建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
[7]陈岚。海峡两岸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J].现代法学，2009，（5）。
[8]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刘娟。论中国刑事处罚令程序的构建[J].中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1）。
[11]左卫民，等。简易刑事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2]赵一静。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处罚令程序的引进[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6，（3）。
[13]高一飞。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体系的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0）。
[14]张立锋，杜荣霞。论普通程序简化审与简易程序合并的现实意义———兼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J].苏州大学学报，2008，（6）。
[15]杨正万。辩诉交易问题研究[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为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此规定作为新刑诉法修订的亮点之一,不仅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工作职责,同时明确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保障机制,对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该规定较为原则、笼统,笔者建议,实践中作如下细化:
一是在审查的启动上,检察机关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进行被动审查。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降低先前居高不下的羁押率,然而在目前检察机关特别是某些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在侦查羁押阶段进行全部审查还不太现实。在捕后侦查羁押阶段,侦查机关继续侦查,检察机关必须通过侦查机关和案件当事人了解羁押必要性变化信息,因此主动审查羁押必要性的案件宜限制在一定范围:(1)案情重大敏感、社会关注度高或者特殊主体(如70周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或在校生)犯罪;(2)案件有后续补充侦查空间,检察机关在作出逮捕决定的同时引导侦查取证的;(3)具有刑事和解空间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案件;(4)案件定性存在争议,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刑事政策等发生变化,导致不应继续羁押的;(5)审查逮捕阶段即发现犯罪嫌疑人患有疾病、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妇女等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因素,但在该阶段必须作出逮捕决定的。
同时,在审查的频次和间隔期限上,可以一个月定期开展一次。如果期限过短、频次多,则得出的结论和审查逮捕阶段无异,从而丧失了审查的意义,检察机关也无力承受。如果审查期限过长,又不利于对嫌疑人的保护。
诉讼环节发生变更,比如从侦查阶段到了阶段,检察机关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是否正确和适当进行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因此审查必须就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进行主动审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了将该条规定落到实处,办案机关应当在进入各自的诉讼阶段后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项诉讼权利及举证事项。同时为避免随意提请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应当提供其不具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相关事实材料,但这种提供不是举证责任,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请求权,使办案人员对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产生合理怀疑。
二是在审查的方式上,应当借鉴此次刑诉法修改逮捕程序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的色彩。为了全面准确查明羁押必要性事实,减少羁押的行政审批色彩,彰显程序正义,检察机关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也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必要时可以听取被害人意见,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请被动审查的案件,检察机关甚至可以考虑启动听证程序,围绕羁押的必要性,由有关各方充分表达意见,表明立场。由于侦查羁押阶段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必须考量侦查、审判工作需要,并且只有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对诉讼进展、犯罪嫌疑人人身及社会危险状况有充分了解,因此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充分听取侦查机关和人民法院意见。而在审查阶段,检察机关作为直接办案机关,可以在考虑审查需要的前提下直接变更强制措施,而不必征求侦查机关意见。
三是在审查的标准上,可以参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同时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政策适用变化,案件证据固定及诉讼进展情况,犯罪嫌疑人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主体状况、监护帮教条件、以往遵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等情况,综合评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逃避侦查、、审判的可能性,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影响诉讼的可能性。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前提下,捕后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无羁押必要:(1)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导致没有犯罪事实、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刑事政策发生变化,导致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过失犯,犯罪后确有悔罪表现,或者具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已经羁押的期限与可能判处刑期基本相当;(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70周岁以上老年人,盲人、又聋又哑的人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逮捕时不具备监护、帮教条件但现在具备的;(5)在交通肇事、轻伤害、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中,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并履行完毕的;(6)犯罪嫌疑人有不适于羁押的疾病,或者正处于怀孕、哺乳期不适宜继续羁押的;(7)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四是在审查程序上,按照“承办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的审查逮捕程序,根据启动主体的不同进行具体细化:检察机关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回访发现的,应注重收集相关材料,及时审查后汇报研究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提出申请,包括监管机关提出建议的,均应附相关材料,连同申请书一并报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五日内审查完成,作出是否改变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建议。如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改变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标准要求的,应及时向申请人或提出建议方作出答复并说明理由。如经审查认为符合改变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标准要求的,应及时向案件所处诉讼环节的相关部门提出改变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建议,相关机关应当在收到建议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相关机关如不同意检察机关建议的,亦应在十日内通知检察机关,并附相关理由。对于侦查机关提出改变强制措施或者释放建议的,应制作《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建议书》,并附相关材料一并报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意见,如不同意的,应向侦查机关说明理由。
五是在审查结果上,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在捕后侦查羁押阶段和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在审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变更强制措施。在捕后侦查羁押阶段和审判阶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是直接的办案机关,只能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检察建议,而不能直接变更强制措施,除非原先作出的逮捕决定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错误逮捕,检察机关撤销逮捕决定。修改后的刑诉法第93条规定,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但该条文没有规定监督对象的具体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缺乏法律刚性保障,对此应当尽早出台司法解释对通知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通知以及拒不接受检察建议的法律后果等具体操作问题进行明确。
六是在审查结果异议的救济上,应当建立羁押必要性说理制度。为了提升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公信力,应当建立羁押必要性说理制度,无论是继续羁押还是解除羁押,都应当将理由和依据对当事方进行必要解释,以获取各方的信赖和尊重,特别是不能忽视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对此可以建立捕后变更强制措施“被害人告知”制度:对已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凡有直接被害人的,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一方面可以强化被害人对办案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执法监督,另一方面也让被害人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稳定被害人情绪,避免其上访,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少年司法；理念；完善
［中圈分类号］c91 3．5
［文献标识码］A
一、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
从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法起，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历史中世界各国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各自模式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以很难给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归纳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行为所进行的刑事诉讼及其教育改造方法的总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概念是指处理少年案件的侦查、、审判、惩罚与矫正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还包括少年福利案件、少年保护案件及少年侵权案件的处理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是指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教育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制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少年生理、心理特征为依据规定的，以少年犯罪为主的少年案件的审理、处置和矫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第五种观点认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是以预防少年犯再次犯罪为目的，根据少年生理、心理尚不成熟、容易被污染、自律能力差的特点，以保护为出发点，采取刑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以不同与成年人的独特的审理和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现代法制制度。
上述五种观点是学术观点中比较主要的观点。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是指从预防与保护少年为目的，以少年生理、心里特征为依据，在审理、处理与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区别与普通司法制度的特殊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少年司法制度从广义角度考虑比较适应目前国际上对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因为目前从我国某些地区的少年法庭受理的少年案件管辖范围来看，不仅有违法犯罪的案件，而且越来越重视对少年侵权案件管辖。
二、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是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它贯穿整个少年司法制度中。无论在侦查、、审理、处罚少年案件，还是在矫治犯罪少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或者在保护少年权益的案件里、或者在少年立法中都应遵循这些理念
(一)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少年司法制度产生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综观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就会发现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所以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日趋扩大，各国少年立法、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也随之而发展和逐渐完善。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于美国利诺斯州，可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的“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渊源于古代罗马法的国王亲权学说。该学说强调国家和政府应对全体的少年儿童承担起保护与教育的职责。所谓的“国王亲权”学说是指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特别是要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儿童。这是当时英国法庭大法官管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财产的未成年人的贵族聘请监护人，以便对少年贵族及其财产予以监护。在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部分地继承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王亲权”学说。在15世纪该学说逐渐演变成英国衡平法中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的法律理论。依据该理论，国家在家长虐待或遗弃孩子时，有权依据法律处罚家长，剥夺家长对孩子的照管权。在少年司法中就是依据这个理论建立少年监护制度，强化国家对少年儿童监护和保护职责。
美国在建立少年司法制度时继承了英国监护人制度的理念，基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理论，需要将监护权委托给父母及家庭进行护理与照管。从社会和国家利益考虑，少年儿童不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因此，家长只是依据国家委托履行自己义务。如果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权，国家有权收回监护权自行处理。这一理论的建立，从法律制度上确立未成年人的地位。
(二)儿童不能预谋犯罪
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对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审理、处置与矫治制度也是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儿童不可预谋犯罪”的理念。依据该学说，7岁以下的儿童不可能由预谋犯罪的意图。因此，在各国的刑法或少年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基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做出了特殊的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即使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负刑事责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中规定，少年实施与成年人同样的犯罪行为，但在审理上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审理方式，如圆桌会议或者商谈会议、讯问口气比较温和；在处置上也区别于成年人，如对少年的处罚要从轻、减轻。总之该理论精神在世界各国的少年立法之中均有所体现。
(三)突出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教育刑
随着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的科学化的深入发展，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兴起，主张对待犯罪人应排斥传统的报应主义，从预防犯罪人角度把报应论演变成为社会预防理论，强调对待犯罪人的刑罚处罚不再是报应而是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与感化，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人再犯。实证学派的兴起，使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学科角度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并在处罚少年犯方面提出各种矫治措施，如心理矫治、社会矫正。但是无任采取什么措施都重在教育、感化，从有利于少年犯回归社会考虑对其进行刑罚个别化处遇，以利于其再社会化教育。
上述三点是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主要基本理念，在对少年权益保护案件与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侦查、、审理、处罚与矫治全过程司法机构都以这些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三、少年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原则。少年司法是普通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社会和保护少年。因此，少年司法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要顾及社会保护、社会防卫，又要考虑到少年司法主体的特殊性，少年司法对少年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在少年司法中，将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融合到一起，这是少年司法的重要课题。少年司法是从普通司法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它即是普通司法组成一部分，又是独立的司法。因此，它具有
普通司法的一般维护社会、保障社会利益的功能，但是又有保护其特殊主体的功能。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本是统一任务，但由于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社会利益，社会要保护自己，展开自卫，这种犯罪行为必然会遭到社会打击，所以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又成为发展中少年司法一对矛盾。
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将双向保护原则确立下来。其基本精神是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双向保护还要求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法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达到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的统一。
(二)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是指割据犯罪的具体情况适用刑罚。该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要根据被告人个人的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对症下药，选用最适合罪犯特点的刑罚，以期达到最好的刑罚效果。少年由于其生理与心理发育的特殊性，对少年犯的量刑应慎重，一般应针对少年的身心特点，促成他们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每个少年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不尽相同，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考虑各客观因素，如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处遇方式，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三)最大利益原则(儿童优先原则)
联合国《儿童公约》第3条规定的“最大利益”词源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1959年在《儿童宣言》中将其确认为保护儿童的指导原则。根据公约第3条规定，最大利益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大利益原则应作为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二是如何把握这个准则，为各国的国内法适用该条规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最大利益标准的特点是纲领性、原则性和平衡性。最大利益标准在中国少年立法中具体体现是儿童优先原则。在中国儿童优先是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处理儿童的事务时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但是要真正做到最大利益就是要接受儿童也是一个主体的观念。承认儿童是权利主体，而且该主体利益比任何其他群体利益具有优先权。儿童优先原则与最大利益原则标准是有些区别的，尽管中国长期以来有尊老抚幼的传统，但也要尽快树立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与国际儿童公约中最大利益原则相一致。尽管少年司法制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上述三项原则在少年司法中处于重要地位，所以不仅在少年审判中，还是在保护少年权益方面以及在少年立法和执行刑罚方面都处于重要位子。因此，笔者以为这三项原则是最重要原则。
四、中、德、日少年司法制度比较与分析
从1984年上海长宁区少年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起，宣告了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侦查、、审判和处罚以及矫治少年犯罪刑事案件方面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同国际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套少年司法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因此借鉴与比较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先进的做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早在1908年在科隆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从国际范围看，德国是建立少年司法制度较早的和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日本是我国邻邦，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都比较悠久。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少年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各方面都需要学习与借鉴他国经验。吸取他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精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所以通过比较、分析与研究将国外那些对我国有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或有利于我国少年司法健康发展的精华部分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有必要。下面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三国进行比较分析：
(一)少年案件管辖范围
1．依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德国少年法院审理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指年满18岁以下的少年实施犯罪行为案件。少年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的违法案件，如根据普通法律规定，成年人应由普通刑事法庭管辖(《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3条第1款第3项)o《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5条的规定了对年满18岁以上21岁以下的青年，如其的智力、心理和身体的发育看起来还类似未成年人的青年人或根据其行为的方式、情节或动机，认为属于少年犯罪行为的由少年法院管辖，判处少年刑。德国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主要由其他法院管辖。如果是父母离婚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问题，过去是由监护法院管辖。现在德国成立了家庭法院，所以这类案件由家庭法院负责。
2．日本少年法对少年案件的法院管辖权无任在对人的管辖，还是地域的管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少年法》第3条规定，交付家庭裁判所的少年有三类：(1)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实施刑法所规定犯罪行为的少年；(2)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3)从品行或环境来看，被认为将来有可能犯罪或触犯法令的少年。这三类少年不仅有犯罪少年、触法少年，还有具有不良品行可能犯罪的少年。另外，日本少年法规定，家庭裁判所还审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涉及到成年人的少年案件。
3．在中国，少年法庭目前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关于少年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不是由少年法庭管辖。少年法庭审理案件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刑法第17条规定以及2000年1 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 13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 0条规定，少年法庭管辖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案件。
4．少年法庭受理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反映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象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实际是一种大司法概念，相反中国和德国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较狭窄，不管从人的管辖(从年龄上看)或者从地域的管辖(案件范围)基本上少年司法还未从传统的刑法的影子下走出来。笔者认为，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管辖的范围与德国和中国相比较为广泛。日本的家庭裁判所不仅关注犯罪少年，还负责对触法少年和有可能犯罪少年提前给予预防犯罪措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事件，从预防犯罪角度考虑提前采取保护措施。日本少年司法机关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的保护，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当然，德国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案件交给少年福利局处理，而不是由少年法庭来受理，其目的将这类案件在处理上有别于少年犯罪案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德国少年司法制度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狭义的审判制度。他们将少年权益保护制度，如监护人制度、儿童福利制度放到民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他法律制度中，或者制定单行法律来规范，例如，在公共场所少年保护法等。德国司法部门这样做，虽然与日本有所区别，但是同样达到对少年保护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吸取这两国中的适合中国国情部分完善我国少年
司法体系，真正目标是预防少年犯罪。
(二)少年司法组织机构与司法工作人员
1．德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少年福利局、检察院、少年法院和少年监狱组织机构。德国各州、地区的警察局都分别设置了专职承办少年案件，负责侦查的警察人员。在检察院也有专门负责进行侦查警察移送少年案件检察人员。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少年法院组织有3种：(1)少年法庭。设1名少年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少年案件；(2)少年刑事合议庭，有1名少年专职法官，2名陪审员，其中1名为女性；(3)少年刑事法庭。有3名专职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其中1名法官任审判长，主要审理严重的刑事案件。该法庭设在地区法院，具有上诉审法院的职能。另外，德国还设少年法官助理，由社会工作者承担，其的主要任务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教育和社会方面意见。德国对少年法官和少年检察官的聘任也是有特殊的要求。德国少年福利局是一个保护、帮助失足少年的福利机构。它是一个处理少年福利事物的执法机构，有权参与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在诉讼中，该组织工作人员承担少年法官诉讼助理，为法庭提供少年犯罪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背景资料，最后向法官提出对犯罪少年的处理意见。
2．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检察厅、家庭裁判所、少年鉴别所、少年监狱以及自愿者参与更生保护组织。在日本警察署设有专门少年案件的承办人，专门处理少年诉讼案件。检察厅对警察移送的少年案件进行侦查。日本家庭裁判所是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机构，设有3个庭，即少年庭、家庭庭和交通庭。在少年庭工作的人员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工作者，具有与地方普通裁判所的法官同等资格。少年鉴别所是依据少年法设立的，由医生、生理、心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该机构主要帮助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负责进行调查执行保护处分，同时也接受一般家庭、学校的委托进行鉴定，以便及早发现和教育问题少年，预防其犯罪。日本少年院是收容由家庭裁判所做出保护处分少年的矫正机构。少年监狱是判处少年刑的少年刑罚执行场所。
3．中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公安、检察院、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管教所、社会帮教机构。在中国目前除法院有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庭外，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还未有专门人承担少年案件，即没有少年警察和少年检察官。虽然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未做到真正落实。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侦查。检察院负责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查。目前，全国少年刑事案件基本在少年法庭审理。大多数法院有专门少年法官。
目前中国少年审判法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类：一是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即由专人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三是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即审理少年违法案件，还受理侵害少年合法权益的民事、经济纠纷、行政案件。
根据监狱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对年满18周岁，余刑不超过2年的青年犯仍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7条规定，对年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
从德、日和中国三国少年司法机构设施及其人员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与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不仅专业性很强，各部门之间关系协调，而且工作人员素质很好。尤其是日本少年司法机构设置比较合理。中国少年司法机构还处在发展之中。面对少年法庭要不要发展成为综合审判庭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知道思想是要对少年实行全面司法保护，以提下国家对少年的特殊保护的宪法原则。这样做，既能教育挽救犯罪少年，有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综合少年审判庭的建立与发展，要慎重，因为少年审判制度是刑事性的，是为预防、审理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扩大管辖范围要注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建立综合型审判庭不符合中国审判制度，缺乏主客观条件。因此，要建立专门少年司法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专业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培训。虽然我国从事少年司法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迫切需要加强，但是这些工作人员热心自己事业、责任性强。
(三)少年审判程序与处罚
1．德国少年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一般先向警察报告，也可向检察官或法官报告。然后警察受理，并通知当地少年福利局，有少年法官助理开始对少年犯罪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向检察官报告。如果需要可以请有关方面专家对少年身心进行检查。检察官接到报告和调查后，可视情况做出提讼、撤除案件等处理的决定。德国检察官处理案件权限比较大。在下述情节下，可撤消少年案件：(1)已采取其他管教措施；(2)少年法庭同意少年先接受其他指令，如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交付一定数额罚款给慈善机构以此来弥补自己造成损失。少年法庭在接到检察官提讼申请书时，如果不同意，可将案件退回给检察官，也可采取非诉讼程序处理案件。少年案件如果提讼，审理气氛也是很温和。法庭审理是不公开进行。
德国对少年处置措施是多元化，有非惩罚措施，目的在于改变少年的生活作风和生活环境。如指令、监管和教养。惩罚性措施包括警告、惩戒、拘留。少年刑是最严厉措施。对犯罪少年可判定期刑和不定期刑。少年刑期一般6个月到5年以内，最高刑期不超过10年。法官也可宣告缓刑，考验期由法官视情况而定，一般2年至3年。在考验期内法官可下达有关指令，并将少年置于缓刑官的监督之下。如果少年在缓刑期间表现好，刑期不再执行。根据少年法院法97条规定，如果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已无可非议，且已具备正派品行，少年法官可依据少年监护人或其他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取消刑事污点。
2．日本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是以健康地培养少年为宗旨。在审理过程中，关注少年成长社会、家庭和学校背景调查；审理气氛是在温和不公开中进行。对少年处置措施有：(1)保护处分，即交付少年鉴别所保护观察；解送教养院或少年院或委托其他机构教养；(2)福利措施，即移送儿童商谈所。日本法律规定，对未满1 6岁的少年禁止刑罚。依据少年法规定可对少年判不定期刑，刑期最高为3年；如果刑期最高是5年以上，可缩短到5年，但最高刑不超过10年。少年犯在专门少年监狱执行。
3．中国对少年犯罪的案件有警察负责立案与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和提起公诉。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审理。在审理中，法院为少年被告指定辩护人，以便确保少年被告辩护权利，审理不公开进行；审理气氛温和关注法律教育。在审理中和审理后都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如审理认为未成年人有罪，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处刑罚，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扩大缓刑适用。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免予处罚的未成年犯，少年法庭协助公安机关和其他机构制定帮教措施。
对少年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执行。近年来，未成年人管教所对监狱执行进行改革。刑事执行社会化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加强监狱与社会沟通，在执行中根据少年生理、心理的特征进
行各种矫正措施。
比较德、日、中三国对少年犯罪行为审理程序和处置，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在少年法庭审理程序和处置方面比较灵活适合少年心理、生理的特征。处置的方法更注重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与感化。对未成年犯的矫治，重点是预防再犯的可能性。矫治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国少年法庭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改革，在审理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发生变化，如坚持审理中法律教育、少年法庭审理气氛温和、进行圆桌会议等。在对少年犯处罚上也进行不少尝试，如扩大缓刑、社区服务令、暂不等。在对少年犯的矫治方面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情况改革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使少年更加处于整体社会的关爱之下健康成长。中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分不开。尽管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起步晚，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和建立。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快少年司法方面立法
通过对外国少年司法制度考察使我们感到，我国少年司法方面立法显得滞后。由于立法问题，在实践中出现司法超越立法非常规做法，如暂不、社区矫正，目前这些措施在我国还未有法律依据，影响实施的实际效果。所以要加强对实体法的修改，要制定适合少年的实体法。另外，通过近几年少年司法改革实践，有些成功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并进一步地发展。再有，我们在少年立法上不仅要有相应的全国性的法律，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法律。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制定必要的单行专门法规，如少年法院法或少年刑罚执行法。
(二)建立与完善少年司法配套体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刑罚执行机构要建立或完善相应少年司法机构，形成配套的少年司法体制。此外，要加强警察、检察官、少年法官的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有条件的少年机构，应制定人员轮流培训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司法人员知识结构更新，如德国就有这样的培训制度。
(三)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对犯罪少年处罚上从轻，重在教育与矫治，这是世界各国对犯罪少年的处理的原则。对少年犯的处遇区别于成年人，不仅表现在使用刑罚时要从轻减轻，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处罚具体措施上与成年人有区别，所以应当在少年刑罚的种类上采取多元化的教育矫治措施，尤其是更多的规定保护措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用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我们应加强对刑罚结构改革，特别是少年刑罚改革，多使用非监禁刑，把监禁刑作为最后刑罚手段，扩大缓刑、假释比例适用范围，真正达到预防犯罪目的。
(四)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许多改革迫切需要司法理论指导，因此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研究比较能够了解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以及司法实践，这对当前所进行的改革直接有指导意义。因此，要经常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一些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题目、疑难题目，同时加强与国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边学边改，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少年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