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10: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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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3年7月，原告李某与第三人吴某以夫妻经常打架、感情破裂为由，持离婚申请书、离婚协议书、结婚证向被告某镇人民政府提出离婚申请。镇政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系自愿申请离婚，且就子女、财产分割方面达成协议，符合《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遂于当日为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颁发了《离婚证》。同年12月21日，原告经精神疾病委员会技术鉴定组鉴定结论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精神病），遂以离婚时处于忧郁发作期，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请求法院撤销与第三人吴某的离婚登记。
审判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离婚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其中应当包括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审查，以确定离婚申请是否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本案被告没有对原告李某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作出离婚登记。被告为原告办理的离婚登记行为，缺乏事实根据，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2004年4月， 法院认定被告镇政府违反《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原告李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依法判决撤销了该离婚登记。
评 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是否应对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审查。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第十八条规定：“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其中第三项规定：“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据此，被告作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对离婚申请人的离婚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其中应当包括对原告民事行为能力的审查。被告办理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登记主要依据是其离婚申请书、离婚协议书、离婚财产分配协议书三份材料，因原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其签名不能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做出的准予离婚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被告办理离婚登记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申请人：北京市A公司第五工程部
住所地：略
法定代表人：李某
被申请人：王某，男，20XX年7月出生，汉族。
住所地：略
因王某诉B公司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贵院于20XX年1月12日下发(20XX)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将申请人银行存款30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XX)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原告王某和被告B公司都从来没有过业务往来，申请人不是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当事人。另外，经贵院通知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出庭的北京市A公司与申请人亦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产权各自独立、财务也各自独立核算(见申请人营业执照)。申请人作为上述案件的案外人，贵院(20XX)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将申请人的银行存款30万元予以冻结显属错误。现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特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XX)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
笔者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与行政不作为确实存在交叉，但并非同一概念。不履行法定职责更象是行政诉讼法或者说是行政审判实践中的一个概念，行政不作为更趋向行政法上的学术概念，以行政行为的形态、表现形式为标准而与行政作为相区分。
以行政主体有无履行行政法律、法规的实体义务为标推判断是否履行法定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既包括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不作为，也包括实体处理上的不作为。它所包含的实体处理上的不作为可以理解为行政主体对于符合条件的行政相对人申请的事项程序上作为而实体上未作为。可见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应大于行政不作为，包括不作为和否定性作为（如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负有特定义务的行政主体在程序上有所不为或在程序上作为而实体上未作为的行为。
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立案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人在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所承担的是初步证明责任，而不是严格的证明责任。
如王某对城管人员没收农用车的行为不服向市政府邮寄了申请行政复议的挂号信，十多天过去没有回音，王某去邮局查询，邮局出具了该挂号信已由市政府签收的证明。王某又等了两个多月，仍不见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王某便以该市政府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为由，到该市人民法院，并提供了邮局的挂号信底单和查询证明。在是否立案的问题上，有观点认为，该行政状虽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但人仅提供了其从邮局寄出的挂号信底单及邮局对该邮件的查询证明，虽然证明了被告某市人民政府已收到该邮件，但并不能证明人挂号信中寄出的材料就是行政复议申请书，不能证明某市人民政府未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因此，人的缺乏“事实根据”这一法定条件，此案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笔者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依法应当立案受理。因为被告所收邮件是否如人所称是向市政府申请复议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这应当是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的范畴，属于实质性审查，是在审判中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审查、决定是否立案时原则上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只要原告提出了初步的、曾经向被告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的相关证据材料完成了他的初步证明责任即可。
三，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定职责来源的审查
笔者认为，基于目前行政诉讼法中并未对此进行规定，我们可以根据法律解释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对“法定职责”的范围扩张解释为涵盖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承诺，甚至行政合同等内容的职责。众所周知，行政机关是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的，并且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因此，上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和命令为下级机关设定的义务，下级机关必须履行，如果下级行政机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请求司法救济，这既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从外部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对上级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贯彻执行情况，保障政令畅通。同时，由于行政主体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承诺以及其在行政合同中约定自愿承担的行政义务，在群众中具有非常高的公信力，如果行政主体说了不算，又不允许行政相对人启动诉讼程序，对行政主体的这种言而无信、有损政府形象的行为无法予以有效监督，会使政府形象一落干丈，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既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日后的行政管理。
四，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的判决方式
（1）履行判决
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实质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决定了司法机关不应替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司法权不能干涉行政权，所以履行判决的只能是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而不能对其如何履行提出实体义务上的要求。
（2）确认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认判决应适用于行政主体确有行政相对人申请的作为义务，但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再判决被告履行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所以人民法院只能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如果相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因行政机关的不为行为受到侵犯，造成损害结果，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据确认判决提出行政赔偿，这也许才是确认判决的最大功用。
（3）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申请执行人黄刚。
被执行人肖国宁等。
异议人雷宪祖。
法院在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过程中，异议人以法院查封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及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不当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予以解除查封。
1999年9月30日，法院在审理原告黄刚诉被告肖国宁等合伙纠纷一案中，根据原告黄刚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对被告肖国宁所有的奥迪牌小轿车（牌号为桂L-60658）进行扣押。同年11月1日，被告肖国宁以工作、生活急需用车为由，由朋友雷宪祖以同时购买的奥迪牌小轿车（牌号为桂A-10048）做为抵押，请求法院将扣押措施改为活封，并“保证取回轿车后随时听从法院通知，决不将轿车转让、抵押、变卖、销毁”。鉴于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法院同意对桂L-60658小轿车采取活封。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被执行人肖国宁及桂L-60658小轿车均下落不明，已查封的肖国宁所有的房产尚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法院遂责令雷宪祖将桂A-10048小轿车开至法院听候处理，并对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进行了查封。
尚查明，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异议人雷宪祖主张已向陈静彪购买该车，但没有到登记机关办理过户手续。上述购车事实，异议人雷宪祖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车主陈静彪亦未出庭作证。
二、裁决：
法院认为，异议人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即表明异议人雷宪祖自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两种方式为肖国宁提供担保：一是以桂A-10048小轿车提供抵押担保，二是以个人名誉提供保证担保，担保内容就是担保肖国宁在申请书上注明的“保证取回轿车后随时听从法院通知，决不将轿车转让、抵押、变卖、销毁”。现被执行人肖国宁及桂L-60658小轿车均下落不明，雷宪祖就应向法院承担担保责任。但由于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雷宪祖未能在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陈静彪购买该车，法院根据本案法律事实认定雷宪祖以桂A-10048小轿车为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行为无效。故雷宪祖对本案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而保证责任的范围应限定在桂A-10048小轿车的评估价范围内。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对异议人雷宪祖的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进行查封，以追究保证责任的措施并无不当，法院不予解除查封。对桂A-10048小轿车，经法院审查，已确定不做为抵押物，则由异议人雷宪祖领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第1款、第69条第2项、第5项的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异议人雷宪祖提出的解除查封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的请求，本案继续执行。
三、评析：
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异议人雷宪祖替肖国宁向法院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有效，以及担保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和责任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反之合同无效。异议人雷宪祖购买桂A-10048的小轿车，没有到登记机关办理过户手续，又未经原车主陈静彪的证实，用该车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法院只能根据法律事实及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精神，确认异议人雷宪祖用该车替肖国宁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本案而言，无效合同是指异议人雷宪祖以桂A-10048的小轿车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而与法院形成的担保合同。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中，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过错。因异议人雷宪祖将车辆作抵押担保时，法院对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这一事实是明知的，所以通过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而单方追究雷宪祖的过错责任，无异于引火烧身。那么异议人雷宪祖对本案就不需承担责任了吗？显然不是，当时法院是在雷宪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才对肖国宁的车辆采取活封的，雷宪祖当然应对本案负责。所幸异议人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的同时，还签署了“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这足以说明雷宪祖当时在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时，还采取了保证担保的形式，故当抵押担保合同无效时，异议人雷宪祖就要承担次位的保证担保责任。进而这就促使法院将执行方向从桂A-10048小轿车转至雷宪祖的个人财产——住房。
那么异议人雷宪祖究竟要在什么范围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呢？总体上是应根据异议人雷宪祖当时愿意以车辆担保的意思表示，参照车辆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但因为存在车辆折旧、价格走低的问题，仍有两种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按桂A-10048小轿车现在的评估价确定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另一种意见是按做出保证时，桂A-10048小轿车的评估价确定保证担保责任范围。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当时雷宪祖首先做出的是愿意以车辆担保的意思表示，假使抵押合同有效，今天才处理车辆，必然要按现在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虽然本案抵押合同无效，但仍然是到现在才追究保证责任。所以按目前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更符合异议人雷宪祖当时的意愿。
申请人：陈朝阳，男，1975年4月16日生，汉族，住衡阳市华新开发区光辉路20号锡缘轩，电话：15874763333。
紧急请求事项
2019年11月5日，石鼓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江红诉被告衡阳市雁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廖振钢、第三人吴友生、第三人蔡龙伟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追加申请人为被告，查封了申请人所有的位于人民路49号一层29.6㎡房产，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请求立即依法撤销（2019）石民一初字第53-7号、53-8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申请人所有的石鼓区人民路49号一层29.1平方米门面（房屋所有权证号：衡房权证石鼓区字第08053455）的违法查封。
事实及理由
一、裁定查封的房产系申请人合法取得，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
2019年2月，珠晖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杨政林与廖振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申请人与杨政林、廖振钢及衡阳市商业银行（抵押权人）协商并达成协议，由申请人代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廖振钢）偿还银行债务以解除抵押，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廖振钢）所有的石鼓区人民路49号一层门面311.445平方米即归申请人所有。[见珠晖区人民法院（2019）珠执第105-5号民事裁定书]。
根据达成的协议，申请人代位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廖振钢）偿还商业银行贷款以解除抵押，代位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廖振钢）补偿杨政林损失70万元，后执105-5裁定书在房地部门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号：衡房权证石鼓区字第08043306号，现变更为衡房权证石鼓区字第08053455、08053456、08053457号，税费均由申请人支付，）。
因此，申请人是在衡阳市人民政府和法院主持下经相关当事人同意且支付了全部对价后，取得人民路49号门面的，是善意第三人。
二、追加申请人为被告适应法律错误。追加申请人为被告的行为有恶意乱作为的嫌疑。
贵院适应《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追加申请人为被告，该条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法律规定只是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贵院却追加申请人为被告。请问原告向申请人主张权利的同时是否想过，自己有没有向申请人履行过义务？原告与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原告与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故申请人不是该案中适格的被告。
根据《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对已经履行了义务，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也不能追加申请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之规定，追加当事人人民法院应该尽审查义务，3月份该案中止审理的理由就是申请人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提供了所有权证复印件，石鼓区人民法院却明知道申请人在该案中为被告的主体并不适格，依然追加申请人为被告的行为有恶意乱作为的嫌疑。
三、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应立即驳回起诉。
申请人是依据珠晖区人民法院2019年2月24日作出的（2019）珠执第105-5号裁定书取得房屋所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款“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的规定，应该立即驳回起诉。
2019年12月23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衡中法督字第1号案件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江红对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珠执字第105号杨政林与廖振钢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民事裁定不服的复议。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复议决定结果里就会认定，难道还需要石鼓区法院在该判决里面重复判决一次吗？
四、裁定查封申请人房产适应法律错误，石鼓区人民法院对申请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已经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第94条第一项“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的规定，财产保全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的诉讼请求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原告诉讼只是单纯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确认合同无效不需要申请执行，不存在有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是指“诉讼请求的范围”，而不是财产保全申请书的请求，故裁定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已经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了民法“不告不理”的原则。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可以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这里法律的用语是“可以”。也就是说，法院是否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是需要经过司法审查的。故石鼓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是本案是确认之诉，裁定将申请人房产查封错误，就应该本着“错案必改必究”的司法基本理念予以撤销。
五、法律明确规定对第三人合法所有财产法院不得查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核准登记的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
原人民路49号房产是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而原告签订的《衡阳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相对人是衡阳市雁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石鼓区人民法院却张冠李戴查封了申请人购买衡阳市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房产。
申请人是按照珠晖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办理房屋产权的，且支付了贰佰多万元的对价。申请人付款及房产过户前后才几个月，石鼓区人民法院又作出裁定，查封申请人取得的房产，使申请人不能行使《物权法》所规定的权利人正当的权利。石鼓区人民法院此举既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公信力，也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案件，原告明知申请人负有高额高息债务，故意使用恶意诉讼的手段。恶意诉讼离不开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支持，法官自由裁量权也应该受法律原则的指导，并不是毫无阻碍，任自由裁量者为所欲为。申请人希望执法者能基本执法，不求公平公正，只求不要碗底朝天，不要刻意给社会制造很大的安全隐患，与中央xx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法制社会的决定”相违背。人民法院法官应尊重法律事实，依法办案，而不是依个人好恶，凭一些很牵强的“道理”来裁判。如果依照本案追加被告的办法，全中国十几亿人口，看不顺眼的我就将他列为被告起诉，急需贷款的我就申请财产保全将该抵押物查封。
人民法院必须认认真真地执行《宪法》、法律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办案原则，人民法官必须忠实于法律，在对案件的审理中，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依法维护每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此致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百万借款的前尘新梦
1997年，庞君与程冰结识。之后，庞君以做生意，缺资金为由，陆续向程冰借钱，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
2007年5月10日，两人最终确认借款250万元人民币。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庞君因向程冰借款人民币250万元，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套双拼别墅作为借款抵押担保。同日，两人至别墅所在区的房地产登记处办理了上海市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证明。
后来，庞君并未按约还款，当程冰准备诉讼时，却发现抵押物已被夷为平地，而抵押物的拆除与辉明公司有关。
2008年3月14日，程冰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庞君归还借款250万元，支付利息58.5万元、违约金20万元，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7月16日，法院判决庞君归还程冰250万元借款及支付部分利息、违约金，驳回了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看似简单的判决就这样被尘封了多年，却在2011年6月，因案外人的一纸抗诉申请书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开启。
别墅原主带出连环诉讼
向静安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书的是原审第二被告辉明公司的上级公司――辉明集团。辉明集团称，原审第一被告庞君原系辉明集团下属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年12月，辉明集团因资金困难，商业贷款又难以申请，当时的管理层就决定用公司所有的13套房屋产权以“出售”的名义过户给22名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员工，并以此获取银行按揭贷款供公司使用。
当时公司兵行险招，也是出于无奈，因此特别选择了一些值得信任的高级员工，庞君就是其中之一。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掌管了房地产权证、房款发票、契税申报及完税证等一系列原件，每月按揭还款均由公司承担。
公司还与员工约定，该房产不得用于个人抵押。如此多年，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2006年10月，辉明集团资金状况改善，便开始陆续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恢复到公司名下，为表示对员工的感谢，公司还给予了每人一次性的奖金。
但轮到庞君时，他却拒绝了。2007年1月，涉案房屋开始拆除。
辉明集团认为，庞君在获悉房屋被拆除后便与程冰恶意串通，虚构债务，并在明知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件在辉明集团手中的情况下，于2007年4月25日以房地产权证遗失为名申请补办。
随后两人以借款抵押为名，在系争房屋上设定了程冰的抵押权。等到确认涉案房屋已被拆平后，程冰与庞君向法院提出借款诉讼和抵押权灭失赔偿诉讼，妄图以此蒙蔽法院并借助法院判决从辉明集团处获取250万元的赔偿款。
静安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原审诉讼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紧跟着的还有一系列连环诉讼。
在2008年7月16日的判决生效之后，7月21日，程冰立即又向静安法院提出了新的诉讼。他以别墅被辉明集团拆除，致使其丧失了实现债权的保证为由，要求法院判令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其损失250万元。陷入被动的辉明集团，终于忍无可忍，于2009年7月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讼，要求法院确认辉明集团与庞君之间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无效。
之后的两轮诉讼还都经历了上诉程序。前诉对程冰要求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后诉判决认为，庞君与辉明集团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假，获取银行贷款是真，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确认合同无效。
看似大获全胜的辉明集团拿着法院的判决，到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涤除和房地产所有权的变更手续，却被告知，必须提供相关法院涤除涉案房屋抵押权和确认辉明集团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方可办理。
然而，之前的所有判决均未直接否定程冰对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效力，辉明集团对于涉案房屋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仍然无法恢复。
此时，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庞君到底有没有向程冰借过250万元呢？如果借贷关系不成立，那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抵押关系也就不成立，因为从权利不得脱离利而单独存在。静安检察院发现，该起抗诉案件已然成为解开所有诉讼纠纷的关键。
疑似“二百五”的债主
静安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的检察官通过约谈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调阅案卷、研究庭审笔录等，发现庞君和程冰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四大疑点。
疑点一：当事人对借款情形的陈述前后不一，其记忆不合逻辑。程冰在原审诉讼阶段，对借款的时间和单笔数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到了检察院申诉阶段，又出现了第三种表述。尤其对于首笔、末笔借款发生的大致时间，大额借款的情形，均称记不清了，不符合客观规律。
疑点二：若按其所述，借款发生过程则不合常理。庞君和程冰系一般朋友关系，在借款人无任何资信保证或实物抵押的情况下，仅出现单向、多笔的大额借出，却从未有款项还入，长达10年之久，有悖于日常经验法则。
疑点三：大额交付现金的做法不合交易习惯。250万元借款，每笔都上万，当事人不选择安全便捷的银行转账，却全部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
疑点四：缺乏交付凭证，仅凭借款合同不足以认定250万元借款的实际发生。
为防止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双方当事人抗辩主张无明显对抗，借款人自认收到大额资金，并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应审查交付的金额、时间、地点、次数、在场人员、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金状况等细节情况。而本案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凭证，仅有双方自认，以此认定250万元借款事实依据不足。
静安检察院审查认为，系争房屋虽登记于庞君名下，但实际权利人是辉明集团。庞君明知房产所有权实际不属于自己，并与辉明集团已有不得用于个人抵押约定，仍通过补办房产证将房屋用作其借款抵押担保，之后又通过二次诉讼要求辉明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显然，庞君不仅仅存在恶意将上述房屋抵押担保，而且存在虚构借款，以借助司法审判实现房屋抵押权，进而占有辉明集团财产的可能。在检察官的认真核对及对细节的一再追问下，程冰和庞君终于无言以对。
2011年12月，静安检察院提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抗诉，获支持。2012年3月，市二分院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年10月，市二中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
赔偿义务机关∶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王洪瑞,检察长。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以曾经被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关押380天为由,于1997年12月29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被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24800元,并且要求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与同案人王某某、元某某因切割从阳城县城通往东方红厂、三年多时间未使用的电话线路中的1.75公里电线(重1.15吨)一事,被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3月29日逮捕,1995年4月12日由阳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期间被羁押380天。杨培富等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阳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后,以认定三名被告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为由,于1995年4月6日判决宣告三名被告人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三名被告人有犯罪的共谋”为由提出抗诉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告人切割的电话线,因东方红厂搬迁后长期拖欠通话费,已经被邮电局作拆机处理,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危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且杨培富与王某某是在事先通过邮电局同意,并由同为本案被告人的邮电局职工元某某指认后,当时认为该线路的产权属于邮电局的情况下才实施切割行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因此也不构成盗窃罪。该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于1995年6月1日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996年5月20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该线路是随时申请都可以启用的线路,应当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三被告人事先经过密谋盗割此线路,因此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为由,对此案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无论东方红厂的电话线路是否可以重新启用或者该厂是否准备申请重新启用,由于该线路被切割时,事实上是已经闲置三年未用的线路,因此都不能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检察机关所说的事先密谋,是指被告人事先见面一次。此次见面,是被告人想弄清该线路是否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元某某第二日到营业室查询线路使用情况,并当即告诉给王某某,王某某得知后立即去找人的举动。检察机关一直认为此次见面是密谋,经法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也没有补上密谋的证据。认定三人“明知”和“共谋”的证据不足,三人各自的行为又不能构成独立的犯罪,切割行为不涉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也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或者盗窃罪。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月2日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据此于1997年12月29日向阳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赔偿,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2月20日以杨培富切割电话线路的行为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为由,通知杨培富不予赔偿。杨培富不服,于同年3月4日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该院逾期未作答复。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杨培富因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三级审判机关审理后,均确认其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杨培富错误逮捕,杨培富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取得赔偿。赔偿义务机关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赔偿。三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对杨培富没有犯罪事实的确认,其中并无认为杨培富犯罪情节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内容。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引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偿,理由不能成立,该院对杨培富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应当撤销。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被错误逮捕的事实,发生于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延续至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号)第六条中对“上年度”所作的解释是: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自被逮捕之日起至取保候审之日止,共被羁押380天。按照1997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5.47元计算,应当赔偿9678.60元。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于法有据,应当支持。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1998年11月2日作出决定∶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检察院1998年2月20日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
二、阳城县人民检察院支付杨培富被实际关押380天的赔偿金9678.60元。
（一）经都江堰市政府批准，设立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协调、组织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市司法局监督管理本市法律援助工作。
（二）市级有关部门和工、青、妇、残等群众团体应积极协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可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下实施法律援助。
（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实施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的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法律援助的形式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刑事辩护和刑事；
民事、行政诉讼；
非诉讼法律事务；
公证证明；
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法律援助的程序
法律援助程序实行“四统一”原则，即统一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统一审查，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检查。凡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必须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审查，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3、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案件材料；
5、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提交权资格的证明。
（二）市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
开庭10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中心。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证明和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异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有关单位、个人予以接待、配合。
（四）对申请公证法律援助事项的条件审查，由法律援助中心与公证处共同决定。
（五）经审查，不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人。
（六）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按各律师事务所注册人数依次向律师事务所分派刑事法律援助任务。
一般民事案件，结合区域和各法律服务机构实际情况分派。
（七）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援助事项办结后，应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结案报告。
五、法律援助资金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政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建立经费保障制度，业务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并专款专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六、法律责任
（一）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都应按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心尽责，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不得疏于应履行的职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终止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建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的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法律援助中心批准，承办人员可以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员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费用。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
被告（上诉人）：苏文远，男，44岁，渔民。
被告（上诉人）：曾允兴，男，52岁，渔民。
被告：北海市海城区新城渔业管理委员会（下称渔管会）。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因承包被告渔管会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应允由渔管会出面以苏、曾二人名义向原告下属营业所申请贷款，为此，渔管会于1993年12月18日向营业所提出借款申请，并在借款申请书中签署同意担保和加盖渔管会印章。该申请经原告审批。20日，营业所与苏、曾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1993年12月20日起营业所向苏、曾提供流动资金22.5万元，用于渔船维修，还款期限至1994年7月15日，利率按月10.98‰计；渔管会以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作价80万元为该贷款抵押担保。苏、曾在合同上签名盖章，营业所则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和经办人私章。北海市当时未设立船舶抵押登记机构，双方未办理船舶抵押登记。合同签订后，营业所于同日即向苏、曾发放了贷款22.5万元，并划入该营业所内苏、曾帐户。嗣后，苏、曾向渔管会交承包款24495.84元，渔管会将其与前款共249495.84元一并转帐偿还其所欠北海市地角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本息。之后，渔管会以苏、曾名义向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6月20日至1996年5月10日分13次归还贷款本金共计3.9万元及利息49851.79元。
被告到期未还清贷款，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12月20日、1995年8月25日和1996年3月15日向三被告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苏、曾分别在该通知书回执上签收，渔管会也在回执保证人栏目中签收。1997年3月10日，营业所再次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要求被告于1997年4月1日前归还所欠本息；7月20日，渔管会负责人何能芬代苏、曾签收了催款单。此前，渔管会于7月14日将“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以26万元变卖，扣除各项费用18544.25元后，于当月24日将剩余的24.15万元按比例归还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其中，归还营业所5.79万元（本金13845元，利息44055元），原告职员赵伟在渔管会的还款协议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计至1997年7月24日，苏、曾尚欠营业所本金172155元及其后的利息。对此，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起诉，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
渔管会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未经工商登记的特殊经济组织，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并兼有所辖区域渔业管理的职能，是北海市渔业管理的特有组织。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苏文远、曾允兴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作为金融机构之支行，原告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其营业所虽不具独立主体资格，但具有相对独立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能力，且借款合同业经原告审批同意，因而其贷款行为合法有效。依据合同，原告将其贷款划入被告苏、曾二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表明苏、曾确实收到了该笔贷款。二被告将其贷款及承包款交由被告渔管会向案外人还贷，只表明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故对原告还本付息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
作为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之渔业管理组织——渔管会，承诺以其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此乃真实意思表示，其担保行为合法有效。虽该担保因当地未成立船舶登记机构而未经登记，但不影响其抵押担保的效力。作为担保人，在苏、曾二被告未能到期还本付息时，渔管会则依约负有连带清偿之责；其未经原告允准，擅自变卖抵押渔船，实属严重违约，该行为不能免除其应负的责任。
对于本案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第2款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原告于1997年3月10日向被告苏、曾发出催收贷款通知，渔管会于7月20日以苏、曾名义签收该通知的行为应认定时效中断。渔管会于7月24日将部分卖船款偿还本案借款的行为，再次引起该时效中断。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向法院起诉，未超过2年期限，故被告关于诉讼超过时效期限的辩解不成立。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贷款本金172155元及其利息（自1997年7月25日至2000年4月25日，利率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被告渔管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其二人与渔管会是承包渔船经营关系，渔管会告知所承包的两艘渔船是向信用社贷款建造的，要用渔船抵押贷款归还欠款，要我俩在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字，我俩因不懂法而签了字，但未实际使用借款，且以后偿还借款也非我俩所为，故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我俩不承担民事责任。
广西区高级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苏文远、曾允兴与营业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被告渔管会在借款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同意用两艘渔船作抵押，其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抵押关系成立、有效。营业所依约将22.5万元转入上诉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而上诉人仅归还52845元本息，是为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被告渔管会擅自处分已抵押的两艘渔船，构成违约，并造成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故其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诉人尽管未实际使用借款，但其对借款的真实目的及用途是明知的，未受到渔管会的欺骗。上诉人愿意用借款偿还渔管会拖欠的银行贷款，是其对借款行使处分权，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诉人与渔管会的承包关系与本案无涉，应另案处理。故上诉人主张借款人应为渔管会，其属违心签订合同，且未实际使用借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完整版全文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经营行政许可行为，加强食品经营监督管理，维护正常的食品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许可证管理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等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经营许可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食品经营许可实行一地一证原则，即食品经营者在一个经营场所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取得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第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按照主体业态、食品经营项目及其风险高低实施分类许可。
第六条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以下简称市局)负责监督指导全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县局)、市局直属分局(以下简称直属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辖区内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局应当加快信息化建设，在市局的网站上公布经营许可事项，方便申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经营许可申请，提高办事效率。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八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
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申请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项目应当符合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申办单位食堂，以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社会团体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等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
第九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按照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分类提出。
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
第十条 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其他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含裱花蛋糕、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其他类食品制售等。
列入其他类食品销售和其他类食品制售的具体品种应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执行，并明确标注。
具有热、冷、生、固态、液态等多种情形，难以明确归类的食品，可以按照食品安全风险等级最高的情形进行归类。
第十一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向申请人所在地区县局或直属分局提交下列材料(具体详见附件1)：
(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四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对申请人提出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的，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
第十五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六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对经营场所涉及食品安全的布局流程、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的可不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联合或者委派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应当由符合要求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到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核查。
第十八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为5年。
第二十一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认为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听证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二十二条 食品经营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听证期限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查期限之内。
第四章 许可证管理
第二十三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分为正本、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市局统一负责本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印制、发放等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者名称、社会信用代码(个体经营者为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所、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许可证编号、有效期、日常监督管理机构、日常监督管理人员、投诉举报电话、发证机关、签发人、发证日期和二维码(具体填写方式见附件2)。
在经营场所外设置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的，还应当在副本中载明仓库具体地址。
第二十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由JY(经营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第二十六条 日常监督管理人员为负责对食品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日常监督管理人员发生变化的，在许可证副本附页上进行标注。
第二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保管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第五章 变更、延续、补办及注销
第二十八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证副本附页上进行标注。
第二十九条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四)与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条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按照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办理。
第三十一条 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四)经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五)与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二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对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第三十三条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
第三十四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请，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补办申请书。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区县局、直属分局网站或者其他区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材料符合要求的，应当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
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第三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食品经营者申请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三)与注销食品经营许可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
(一)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经营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第三十九条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延续、补办与注销的有关程序参照本办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经营者的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市局应当建立食品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查询。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将食品经营许可颁发、许可事项检查、日常监督检查、许可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记入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四十二条 区县局、直属分局负责所管辖食品经营者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按照规定的频次对所管辖的食品经营者实施全覆盖检查，必要时，应当依法对相关食品仓储、物流企业进行检查。
第四十三条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履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职责，应当自觉接受食品经营者和社会监督。
接到有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经营许可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举报，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四十四条 市局应当建立许可档案管理制度，区县局、直属分局将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的有关材料、发证情况及时归档。
第四十五条 市局应当组织对本市的食品经营许可工作进行督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单位食堂，指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二)中央厨房，指具有独立场所及设施设备的食品经营者，集中加工制作食品成品或半成品，并配送给具备相应制售条件的食品经营者，供其再加工后提供给消费者。
(三)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指根据服务对象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品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食品经营者。
(四)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五)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称重销售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
(六)热食类食品，指食品原料经粗加工、切配并经过蒸、煮、烹、煎、炒、烤、炸等烹饪工艺制作，在一定热度状态下食用的即食食品，含火锅和烧烤等烹饪方式加工而成的食品等。
(七)冷食类食品，指一般无需再加热，在常温或者低温状态下即可食用的食品，含熟食卤味、生食瓜果蔬菜、腌菜等。
(八)生食类食品，一般特指生食水产品。
(九)糕点类食品，指以粮、糖、油、蛋、奶等为主要原料经焙烤等工艺现场加工而成的食品，含裱花蛋糕等。
(十)自制饮品，指经营者现场制作的各种饮料，含自制酒及冰淇淋等。
(十一)其他类食品，指区域性销售食品、民族特色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
本办法所称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按照分类管理原则确定的可以在商场、超市等食品销售场所销售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第四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在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取得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和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期间需变更或到期延续的按照本办法办理。
第四十八条 《北京市食品流通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食品现场制售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北京市保健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与本办法抵触的同时废止。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 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 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 群众出版社
2008年4月12日,吴梅从领导办公室出来,喜悦的神情溢于言表。刚才领导找她谈话,决定提拔她当经理。
就在此时,一个电话不期而至:“这里是北京市朝阳法院,您的丈夫谭伟平离婚,请您过来取一下书吧。”
“明枪”离婚,“暗箭”换房
丈夫离婚?是不是弄错了!直到放下电话,吴梅都没缓过神来。
开庭那天,当法官问原告离婚理由时,谭伟平气愤地说,被告有婚外情。还拿出一个录音笔,要求当庭播放。
吴梅又气愤又尴尬。原来,谭伟平认为老婆既漂亮又能干,总担心她给自己戴绿帽子。于是,那天下班后,吴梅被上司死乞白赖地拉去唱歌的对话,都被谭伟平录了下来。
吴梅哭着说:“上司骚扰我,我能怎么办?我保证,我绝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
当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部分时,谭伟平的表述更是让吴梅大吃一惊。原告认为,家里除了一万元存款外,没什么好分的。可是,家里明明还有两套总价值300万的房子。
法官让吴梅出示房产证,吴梅无奈地说:“房产证都在他手里。”
这时谭伟平拿出一摞材料说:“两处房早没了,一套卖给别人,共卖得53万元,卖的钱我炒股亏了,余下的给孩子交学费了;另一处是我父亲买的,现在我要离婚,房子当然得还给父亲。本来想通过赠与方式还的,可房产赠与收费要比二手房交易收费高一些,所以我们签了一个交易合同,过户给我父亲了。”
吴梅听到这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气愤地说:“你竟然想出这种损招。”
抽丝剥茧,法不容情
吴梅当即要求休庭,提出要亲自调查。法官同意给吴梅一个月的举证期。
吴梅请教律师后,决定马上提起两个诉讼:一是要求确认谭伟平和案外人刘强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二是谭伟平和他父亲谭超松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律师为吴梅申请立了两个索回房屋的案子,同时,吴梅向离婚案的法官提出了中止审理的申请书。
不久,吴梅向谭伟平和刘强索回房屋的案子开庭。法庭上,吴梅认为,丈夫卖给刘强的房产是在夫妻俩结婚后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谭伟平出卖这套房产时没有经过吴梅的同意,该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谭伟平没有到庭,被告二刘强答辩称:购买这套房屋时,谭伟平没有说明这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产权证上也没写共有,他在签订购房合同过程中已经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善意第三人。
原告律师向法庭提供了两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房产交易价格提出质疑:“合同写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5560元,可事实上,那套房子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9000元左右。房子不是以合理价格买卖,绝对有问题,我认为谭伟平跟刘强恶意串通虚构交易。”
“我这里还有一份合同,是我跟谭伟平和中介公司签的合同。这份合同才是我们真实买卖的合同。”刘强解释说,“原告拿出的那份合同是给建委备案的合同。那份合同为了减少税费,所以按政府交易指导价写的。中介收劳务费不可能按那份低价的合同走,所以我们跟他们签的合同才是真实交易价格。我是以每平方米9300元的价格买的,一共付了89.28万元,钱都打在谭伟平的账上了。”
最后法院采信了刘强的答辩意见,判决驳回吴梅的诉讼请求。
【法律点】
为什么吴梅针对刘强提起的索回房产案会败诉呢?
律师解释: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擅自处分共有的重大财产,是一种无权处分。但法官之所以判决吴梅败诉,是因为认定了刘强属于善意第三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是在配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变卖财产,只要受让的第三人是善意的、以合理价格取得的、并且已经转让所有权的,那么这项交易就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吴梅无权要求刘强返回房产,只能请求让谭伟平赔偿损失。
吴梅实在是伤心透了,但律师鼓励她要继续应对第二场房产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梅提出这套房产是她婚后与谭伟平共同购买的第一套房产。
谭伟平并不买账,他向法庭提交了收条和银行转账凭证,说:“法官,这房子是我替我父亲代购的,而且买房的钱是父亲出的。”
公公谭超松也辩称:“这是我和老伴的养老钱,是为了增值才买房的。因为儿子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所以就以儿子的名义买的这套房。他们只是暂时住着,现在儿媳妇想分割我这套房子,我当然不同意。”
在经历了三次庭审后,法官判决谭超松与谭伟平的房屋交易合同无效,二被告需在判决生效后把房产过户回来。
【法律点】
为何吴梅诉丈夫父子的诉讼能赢?
律师解释:物权法上有一个公示公信原则,也就是说,房产登记在谁名下,法律上就推定房产的所有权归谁,而不问谁出资。因此,只要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他人就有权占有、处分该房产。
如果公公是借用儿子的名义让他代购房产,那么需要签代购合同,并得到儿子、儿媳的认可,才能构成一种债的关系,返还房产也才有效。否则,法律上只能视为公婆赠送钱让他们夫妻买房。
一年后,两个案子结束,离婚诉讼恢复审理。法官在听取双方意见后分析:原告提供的录音,虽然形式合法有效,但仅凭该录音无法证明吴梅有婚外情,法庭不予以采信。
最后法庭认定:原告谭伟平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吴梅在婚姻中不存在过错。因此第一套房屋,按照房产真实交易价格分割,吴梅分得50%;第二套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给男方40%的折价款。存款1万元两人平均分割。孩子归吴梅抚养,谭伟平每个月给1000元抚养费。
律师手记
王芳
全国律协民委婚姻家庭法论坛副主任,全国妇联婚姻家庭研究会委员,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老师,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法务部主任。
吴梅在事业上虽然成功,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失败的。她与丈夫朝夕相处,竟然不知道夫妻俩心的距离已如此遥远。而谭伟平精心策划离婚分家,要让妻子“净身出户”,法律不会成为他谋算利益的工具,到最后还是白算计一场。
在处理过不少类似案件后,我想告诉大家,日常生活中该怎样防范夫妻一方私自转卖家中房产:
1.买房要和配偶一起去,购房合同中买方写上双方的姓名,这样将来办下来的产权证上夫妻俩都是产权人。
2.如果当初买房只写了一个人名字,也可以事后和配偶一起去建委房产交易管理部门补充房产产权人登记。
3.如果还没来得及补充房产登记就出现婚变了,可以去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物权异议登记,这相当于冻结房屋产权。但是异议申请人需在物权异议登记后15日内启动离婚诉讼或确权诉讼,过期不启动诉讼,则异议登记将会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