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16:25: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毕业论文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个重要指标，是对医学院校培养目标和教学质量的评价。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的手段，通过参加毕业论文完整的综合训练，对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及严肃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学生毕业后开展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1紧张的毕业实习、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各种各样的考试等冲击，造成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投入明显不足。毕业论文是本科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就业对国家和个人也同样重要，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后，其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而毕业论文怡好安排在用人单位招聘高峰期。对于医学生而言，一方面，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实习任务较重，时间紧；另一方面，大部分学生都认同找到好工作比写好论文更为重要，因此，在为了能及时完成临床工作和谋求一份好工作的前提之下，毕业生不得不拖延和怠慢毕业论文。原因之二，目前用人单位在聘用医学检验专业的毕业生时，多注重临床实验室操作技能，一些英语、计算机的等级证书以及学生个体的综合社交素质等诸方面，而对于毕业论文的状况和质量一般都无人问津，这就促使在校大学生花费较多的精力在追求各种单位所要求的技能资格上。同时，考研、考公务员等各类考试也将分散学生的大量精力。
1.2学生毕业论文的基本技能训练不到位
医学院尽管开设了文献检索、文献综述、医学统计学等毕业论文的相关课程，制订了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和撰写格式，但由于学生缺乏感性认识及相关配套的训练，在正式做毕业论文时仍然有不少学生不会文献检索、数据的统计处理、制作图表等基本技能，不知毕业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如何构思毕业论文，语言表达不够专业化和学术化，逻辑性不强，文字不通顺，所提供的论据不能证明论点，甚至前后矛盾，书写格式不规范，对文献的引用、标点符号的使用、图表绘制的说明等都不符合医学科研论文的要求。有些学生英文摘要不是通过逐字逐句翻译，而是通过计算机软件翻译。
1.3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主观上不少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毕业论文的目的、意义和要求认识不清，对毕业论文的写作存在极大的盲目性。一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对毕业以及工作无明显影响，用处不大，因此，对毕业论文的撰写应付了事。
教师资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由于指导教师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及论文指导经验参差不齐，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由于有其他教学、科研任务，精力的有限性自然导致教师指导毕业论文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教师对毕业论文缺乏指导经验，影响了整体的指导水平。
1.5毕业论文经费投入不足经费问题是目前困扰医学检验
专业毕业论文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一定的经费才能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才能完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毕业论文。由于目前医学院投入的毕业论文经费有限，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所需的试剂费用基本上只能由实习基地承担，而实习基地的许多带教教师没有科研经费，试剂费用最终只有实习科室承担，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的进度和质量。
2.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与措施
2.1健全完善毕业论文管理的规章制度根据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实践过程，对指导教师、学生的职责以及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包括文献资料查阅、选题、论文格式、收集、数据处理、成绩评定等作出具体规定，对毕业论文的选题审批、开题、中期检查、评阅和答辩等环节的管理和监控提出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并行之成文，使毕业论文的管理有章可循。通过毕业论文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制订、完善和执行，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2．2强化医学科研论文基本技能训练在实习前加强医学科研论文基本技能训练，将知识传授与科研探索结合起来，以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根据检验专业特点，开设更多与科研相关的课程，其中包括教授学生文献检索的技巧及对数据处理的方法（如医学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统计软件的使用）等，培养学生英文文献检索、翻译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讲座，主要内容包括：论文开展的基本步骤和内容、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文的撰写格式和要求等，为做好毕业课题、文献查询、撰写综述及毕业论文打下良好基础。
2．3加强毕业论文重要性教育加强毕业论文重要性教育，端正学生学习态度，使学生明确完成毕业论文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理解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有利于良好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模式的建立，而且可以提高科研素质，为今后的临床和科研之路打下坚实基础，只有遵循严谨、求实的作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
2.4重视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与指导教师有重要关系，因此，指导教师要求为中级以上专业职称，由有较强科研能力、较高学术水平、具有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和高度责任意识的教师承担。同时加强指导教师梯队建设，大力引进优秀人才，补充师资的不足，注重对现有师资进行培训，让更多的年轻教师参与论文指导。对于首次指导、缺乏带教经验的青年教师可以采用联合指导的模式，即由中级以上职称的资深带教教师与青年教师联合指导实习生完成毕业论文，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通过联合带教本科毕业论文使青年教师提高了文献检索、科研论文撰写和科研思维能力。
2．5处理好就业与撰写毕业论文的关系，合理安排毕业论文撰写时间
2.5.1由于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实习计划中没有专门安排毕业论文设计、撰写时间，毕业论文都是在实习过程中完成。经过多年的带教实践，本科室在毕业实习计划中安排了4?6周为毕业论文设计、撰写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为毕业论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2.5.2进一步提高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毕业论文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是其他教学环节所不能取代的。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处理好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等的关系，合理安排各项工作，适当延长科研周期和撰写时间，做到主次分明，统筹安排。
3.结语
教育模式是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它规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明确人才培养的方式和途径,包括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和考核评价等[1]。因历史或体制等原因,世界各国的高等医学教育模式不尽相同。本文拟从毕业后第一学位(或证书)授予情况角度对国外的医学教育模式进行分类,分析其可资借鉴之处,并结合目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1国外医学教育模式分类与借鉴
高等医学教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学专业之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教育层次和形式有所变化,或强调学历,或注重资格,或突出学位,各不相同。以目前情况看,按毕业后的第一学位或证书的授予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1博士学位授予型
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院指南》(2000年及截至于2003年6月30日的补充资料)为依据统计,全球有近半数(49.36%)的国家和地区为医学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有的国家授予内科学博士或外科学博士学位)[2]。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此类型的代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医学教育是在4年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后进行的。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为已取得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医学院再攻读4年医学课程,毕业授予医学博士(MD)学位。它们的医学教育制度中有三个可值借鉴之处:设置入学考试。世界各国高校的入学制度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考试制度”,一种是“证书制度”。考试作为一种标准,被用于决定学生是否能升入高校,而证书制度是学生凭中学毕业证书或其他证书就有进入大学的资格[3]。美国的本科毕业生在申请进入医学院前必须通过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MedicalCollegeAdmissionTest,MCAT),加拿大的学生入医学院前也要通过文、理和面试三方面的考试[4]。医学院特设的入学考试,保证了医学生的水平和质量,也保证了医学教育的精英特性。在学期间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美国医师考试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UnitedStatesMedicalLicensingExamina-tion,USMLE)共分为三个阶段,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Ⅰ),在第四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二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Ⅱ),否则他们将不能进入临床实习(Clerkship),不能毕业,也不能成为住院医师。实际上,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使学生获得实习期间和日后行医所必须具备的合法资格,也是避免引发医疗争议和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加拿大的医学生在毕业时也要通过一次标准化考试,以标志其知识和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否则不能从事医疗工作。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生毕业后,需申请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成培训后,其身份还只是全科医师,若想成为专科医师则需再经过几年时间的专科培训以获得资格。这样一来,由全科医师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疾病诊治和专科疾病转诊,不仅提高了医疗保健系统的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
1.2学士学位授予型
据统计,授予医学学士类学位的国家占总数的21.79%,其中以授予内科学学士学位或外科学学士学位的占绝大多数[2]。此类国家主要以英国、瑞典、新加坡等为代表。高中或大学预科毕业生进入医学院校学习5-6年,完成规定的课程和临床实习后,即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作为5或6年的本科医学教育,其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大体上与我国现行5年制的医学本科教育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尽管医学也属于普通本科教育形式,但由于有一整套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以及对医学院校每年的招生严格控制,因此在其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医学教育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精英教育水准;医学生毕业后,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与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比如,英国高校的招生对象为获得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人,但其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等专业由于名额有限,一般都采取筛选淘汰制招收大学新生[3]。瑞典高等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只为自然科学班级毕业且成绩达到4.8分以上的高中毕业生[5]。新加坡医学院每年招生不足300人,本科教育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入学后还要通过每年的年考,由于最后一年的学位考试要求很高,评分极为严格,因此通过率较低,而未通过全数考试就不能被授予学士学位[6]。从另一项措施来说,英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已建立起一套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强调标准的严格性、统一性,把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扩展到大众化高等教育中[7]。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据调查统计,英国的医学毕业生中,除10%改行或不能毕业外,大约有30%的人倾向于选择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师,30%选择成为全科医师(Gen-eralPractitioner,GP),其余30%不详[8]。全科医师的培训是从注册前住院医师(JHO)训练开始,由皇家全科医学学院来管理,为期3年。而专科医师的培养是由诸如皇家内科学院、皇家外科学院等各专科性皇家学院承担,从高中毕业进入医学院学习直到完成专科医师训练期共计需要12-14年时间,周期非常长[8]。瑞典医学院5年半的学习只是成为注册医师之前的训练过程,要想成为注册医师,要通过考试获得医师执照,还要做18个月的助理医师。之后,如果要选择从事专科工作,要继续接受4-6年的专科训练,方能成为专科医师[5]。在新加坡,其第一医学学位为内科学或外科学学士学位,学士学位是行医的必需资格。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可以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硕士学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之一。也就是说它将学位培养与专科医师培养适当地衔接,区分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培养途径[6]。实际上,上述几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国家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如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HealthServicesystem)、瑞典的全民医疗保险政策和新加坡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成效并有效降低国家财政在卫生保健领域的浪费,通过设置全科医师作为初级保健服务系统的“守门员”,使绝大多数居民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入性大大提高,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明智之举[9]。
1.3医师证书授予型
高等医学教育只注重资格、资历或实际能力的训练,而不将学位问题放在第一位,医学生毕业后,获得医师执业证书,或毕业后通过国家医学考试成为注册医师。这种类型的高等医学教育形式在全球约占18.59%[2],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德国大学的医学专业实行定额报名,高中毕业生要参加医学生入学考试(TMS)。医学院学制为6年,期间分为4个教学阶段,并参加4次全国统考。毕业后能否成为临床医师,不在乎是否获得学位,而必须通过两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考试,拿到结业证书;之后必须进行2年临床培训,获实习证明书者可申请开业许可证,成为正式合格医生[10]。对部分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而且答辩合格者,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1]。法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分学校理论学习6年和临床住院医生实践2-5年,没有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层次之分。6年理论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根据成绩按比例分流为两个培养方向,未通过者转入2年的全科住院医生临床训练,通过者(1995年通过率为50%)继续攻读专科医学文凭,需要4-5年。“专科医学文凭”为法国临床医学的最高学历[10,12]。可见,德国、法国的医学生主要以获得证书或文凭的形式毕业,虽然也设医学博士学位,但这并非是从事医师职业所必需的。德国、法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设置的入学考试。德国的医学生入学考试,采用定额形式,其竞争十分激烈,这样能保证生源的质量,也确立了高等医学教育继续保持精英性的品质地位。多次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在德国,医学生在校6年的理论学习期间,每个学习阶段都要通过国家统考,毕业后还要通过国家医师考试,才能获得资格进入临床训练[10]。法国医学院的学生在6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也要参加国家统一考试[13]。在校期间参加国家设立的医学考试,从而获得一定的行医资格,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的必需过程,这可以让实习医师合法地接触病人而不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性质。法国医学生毕业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按比例分流成培养全科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两个渠道[13],有趣的是,博士学位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恰恰相反,特别注重技能训练的专科医学文凭,才是医学教育的最高身份证明。另外,其按比例的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分流方式,是国家确保有足够卫生人力资源在基层服务的重要手段。#p#分页标题#e#
2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分析
2.1基本情况
相对而言,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其过程比较复杂,但结果十分简单。学位类型。目前我国的医学学位为三级:学士、硕士和博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分为注重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的科研学术型和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的专业技能型两种。学习年限。主要有3年制医学专科教育(毕业时不授予学位)、5年制(部分学校是6年制)医学本科教育(毕业时授予医学学士学位)、7年制本硕连读医学教育(前5年为医学本科教育,完成者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两年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毕业授予医学硕士学位)和8年制本博连读医学教育(毕业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纯粹的研究生教育(硕士或博士)学习年限为2-4年。获得学位的途径。在我国,高中毕业生根据高考成绩和填报的志愿可能就读三年制高职专科,也可能就读五年制本科、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大专文凭的学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学习2-3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获得者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也可以继续深造,通过考取上一级学位的医学研究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实际上,学位的攻读也可以是不连续的,例如,专科毕业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硕士学位,本科毕业生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博士学位。另外,在我国,并不严格限制非医学专业人员报考医学研究生,有些在职人员也可通过申请在职学习获得相应的医学学位。临床实习资格问题。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中,临床医学的专科生和本科生最后一学年进入临床实习,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学生最后三个学年均在临床实习,此外,大部分临床专业的研究生也至少有1年时间在临床工作。这些学生在进入医院之前均缺乏必要的合法身份,因为他们一般在毕业第一年后方有资格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在读期间没有设立国家统一考试,使临床实习生从事诊疗活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毕业后的身份。在我国,不论医学学位的有无,无论学习年限长短,也无论学习方式如何,任何一个医学毕业生,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这就是我国医学教育制度唯一最简单的地方。
2.2存在的问题
入学门槛太低造成医师培养质量的鱼龙混杂。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许多医学院校将临床医学等精英性质的专业,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大。如此一来,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只要参加高考,达到相应层次的录取分数线,都有可能成为医学生。此外,入学门槛低还体现在专升本考试中,专业戒的跳转并无限制;医学研究生的报考也不受其原先专业的限制,甚至也可以通过同等学力的方式跨越学位。培养层次过杂形成医学教育的唯学位错误倾向。我国目前医学专业的学习年限长短差异过大。毫无疑问,短学制由于时间有限,理科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等素质类课程偏少,即使是医学基础课程也是“短平快”,因此其发展后劲有限,即使通过专升本或考研,也无法根本性地改变起点学历的水平。另一方面,从专科到专升本再到本科、研究生,为了追求学历和学位,许多医学生不断地应付入学考试、不停地重复学习相同的医学课程,也造成学生时间和精力、学校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临床实习合法性缺乏引发医疗纠纷事件增加。我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未安排任何涉及医疗合法性的国家统一考试,亦即在临床实习前并未获得作为实习医师的基本资格。实习生因为缺乏合法身份,连了解患者的病情都属于侵犯患者隐私权,更不用提实际的医疗操作了。毕业后从业岗位相同导致社会不公现象加剧。应该说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培养要求有较大差别,掌握知识的偏重不同,而我国医师培养的出口单一,没有明确的岗位分流。这将带来多个方面的不公平性问题:①无论学习年限、受教育层次的差别,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②所有专科医师都只愿意留在高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得不到也留不住专科医师,实际上也不需要专科医师,导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平衡;③决策者主观上希望大专层次的医学毕业生去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但卫生保健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农村居民没有理由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医疗服务。
几年前，肉芽肿性乳腺炎的发病率与乳腺癌的比例是1:25，人群中出现25个乳腺癌患者才会有一例肉芽肿性乳腺炎。但是，近年来它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乳腺炎专家杜玉堂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病比普通的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乳腺结核等要多得多。”他估计，几年后它与乳腺癌的发病率比例会上升至1:2，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
肉芽肿性乳腺炎与普通乳腺炎不同，它是无菌性的，由自身免疫系统对自己的身体过敏而致，而且它造成的结果也和普通乳腺炎不同，患肉芽肿性乳腺炎的像一个多层多通道的地道。故针对它的治疗不能用治普通乳腺炎的方法，像引流、穿刺、激素治疗等等都不行。目前研究成功的西医治疗方法，只有通过手术去除病灶。
我国首席乳腺疾病专家、北京协和医院乳腺首席教授黄汉源对前来看病的邹颖说，“你想治这个病，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不要乱跑了。”黄汉源说的他，就是杜玉堂。这两个医生，一位79岁，一位71岁。其他医生常常把肉芽肿性乳腺炎误诊为其他乳腺疾病，从而也导致误治。
治疗的医生少、误诊误治多，这就是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治疗现状，也是许多新病种的医治之难。
肉芽肿是新病种吗
医学专家介绍，肉芽肿性乳腺炎这个名称实际包括乳腺结核在内的多种肉芽肿性疾病，但以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LM）最常见，有的医院穿刺或病理报告也常这样写，可以认同就是GLM。小孩3-5岁的经产妇，突发肿块，有人微胀，有人剧痛，继之红肿破溃，数月难愈，早期与乳癌难辨，晚期与扩张症难分。
但问题是，自1972年发现该病至今已是三十年，病史并不算短。可为什么现在医生对肉芽肿性乳腺炎仍然认识不够？即使不是癌症，不危及生命，但它发病率高，关乎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有这么大的社会需求，医生为什么不去研究它？
杜玉堂解释说，“一是认识不够，它毕竟是一个新病种；二是医生不重视，他认为不是癌就没关系，死不了，就不像对癌那么重视，在思想上轻视这种病；再者，它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个病复发率高，没医生愿意去治。”
事实上，我国提出“病种”的概念近三十年，作为一种“普通人的对病的种类的认识”，已被卫生部、各级行政机关和医院普遍接受，指代每种病例所患疾病的第一诊断确定的疾病名称。
那么，一个发现三十年的病还能算新病种吗？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卫生法学科领头人张赞宁介绍说，我国现代汉语及医学词典对此并无明确解释，各人各地理解均有不同。“据我考证，目前对新病种的理解是混乱的，没有统一解释。”
张赞宁将其归纳成三种：第一种是新发现的。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非典（SARS）从2003年到现在已有8年，但它相对其他甲乙型传染病而言，也许在30年-50年后也仍可被称为新病种，艾滋病也是这样。“但我个人认为，新病种一般应以10年为限较好。”
第二种是原来未被列入，现在被列入了的病种。如手足口病，是个老病种，过去不认为是传染病，但最近卫生部将其列入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在传染病这一领域，手足口病就是新病种。还有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将原来丙类传染病中的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血吸虫病调整为乙类传染病，将原来乙类传染病中的黑热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调整为丙类传染病。那么在乙类传染病中，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血吸虫病就是作为新病种加入的。
第三种则是新认识的病种。有些疾病比较古老，但未被人们所认识，现在被医界认识了，有的还被重新命名。如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这种病过去就有，但人们对它没有认识，将其统称为“乳腺炎”，并作一般的乳腺炎治疗。近30年人们对它才有所认识，将它从“乳腺炎”中分出来，所以它就是新病种。
即便是认可张赞宁的三种观点，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新病种都能像非典一样得到社会与医学界乃至政府的高度重视。类似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的新病种，面临着医院不愿意收、医生不愿意治、新培养的医学生不懂得治三个方面的难题。
医院的“保守治疗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医疗市场化政策，要求医院要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管理。直到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题目，医改的方向才慢慢扭转。
“尽管我们已经不再主张医疗市场化，但在医疗市场化政策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的医院管理制度并没有改变，且其危害正在持续和放大。” 山东省聊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孔繁军说。
张赞宁提出我国的医疗收费体制上存在重器械、重仪器、重药品，轻知识、轻技术、轻劳动的“三轻三重”现象。一个病人到了医院诊疗，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往往收得很低，而药品费、器械费、仪器使用费却很贵。
这种弊病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拿不出医院应该得到的利益，导致医院向患者要，而这种机制使得医患关系越来越糟糕，但政府短时间内确实又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难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直言。
另外，由于当前医患关系的紧张态势，医院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疾病，通常采取“防卫性”治疗措施（如保守治疗，遵循所谓的医学常规），不愿做带有一定风险性的手术，以避免自身陷入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中去。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夏民认为这也是医院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患者都曾被医生建议过进行“单纯性切除手术”，因为对于疾病来讲，那是最直接、最少风险的治疗方法，而且列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但如果使用新技术或药品来治疗，就会因该技术或药品不在医保目录中而无法报销。杜玉堂则认为，治疗浆乳、 肉芽肿等乳腺疾病，是应当保留的，即使切除了腺体也要保留乳晕，“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后想鼓起来很容易。我们要强调的是为浆乳或肉芽肿牺牲整个是不值得的，我不赞成做‘单纯切除术’，我知道全国各地有人在做，但我呼吁刀下留乳。”
利益预期较少导致的医生缺乏
医院毕竟只是接受病患的载体，最直接诊病的还是医生。
杜玉堂认为，即使医生确诊病人患了肉芽肿性乳腺炎，也不愿意治这样的病。做手术时，划开表皮之前，里面的病灶如何没办法预测的，只能手术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所以手术常常需要三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五六个小时。而且手术后病情容易复发，因为只要有一点病灶未清除干净这个病就会再发。复发的病人找回医院，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所以，医生、医院都不愿意接收肉芽肿性乳腺炎病人。
杜玉堂将他的手术过程形容为“如履薄冰”。但是这样的手术，据杜玉堂医生说，他每做一次收入是一千元。
“在当前形式化的科研考核和以资历为主要标准的职称晋升制度下，医师的科别选择就有了包括个人发展在内的长远利益和经济效益为主的眼前利益的综合考量的理由，”孔繁军说。
医生的职称包括初级职称（医士、医师/住院医师）、中级职称（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医师）、正高级职称（主任医师）。一位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学生的职称之路是这样的：完成五年的医学本科之后到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申报执业医师，在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考试之后，第二年可获得执业医师证书，成为医师；继而，参加并通过全国英语考试和计算机考试，申报医师资格，评审通过后获得主治医师职称；五年后，发表三篇省级论文，参加两项科技进步奖活动，再通过计算机考试和英语考试，可申报副主任医师职称，也就是高级职称。
“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的压力，科研造假和论文抄袭替代了严谨的学术研习，因此，对新病种的忽略或漠视也就是自然的了，”孔繁军说。而从眼前利益来看，“医疗美容、眼科、脑科、肿瘤科、皮肤科、性病、辅助生殖等科别利益水平高，专科医师就更愿意关注，但像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一些需要下大力气研究而利益预期较小的，便很少有人涉足。”
缺乏症的另一面是医生的先天不足
尽管利益导向出现了失衡，但倘若更多的医生能够在正式进入行业之前，就选择一些新病种作为学习、研究方向，显然也不会在医治新病种方面出现医生匮乏的现象。可是，我国医生培养制度却存在着先天不足。
以杜玉堂为例，作为一名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专家，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病。
2002年，杜玉堂第一次看到这种病，而且发现医生们总治不好它，作为一个治疗乳腺疾病已经25年的医生，他好奇了，开始泡图书馆、做笔记、画手术图，把全国关于这个病的病历、论文字字句句研究了个遍。一研究就是五年。
闭关不出诊、篇篇论文仔细琢磨、做统计病历表……这样的专注和探索在医学界已经很少。
缺少了专注和研究精神，医生们就很难认识到这种发病率不断攀升的病。孔繁军认为，医生的培训多是以师承方式进行，缺少必要的理论学习和研讨。“由此造成培训后的医师在其后的自主从医过程中，经验型的模仿治疗多，研究型的创新治疗少，”那么，“新病种出现认识不足、误诊误治也就不出奇了，”孔繁军说。
不足症一：基础教育缺位
记者翻阅了一些医学院的教材，发现很多教科书的版本还停留在10年前，甚至30年前，而医学是“一个医生如果5年不学习，将有30％的知识淘汰”的学科；医学院的教学受传统观念影响，采用灌输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只会生搬课本里的条条框框。
正是这样的医学教育体制使得医生认识不到肉芽肿性乳腺炎与其他普通乳腺炎的区别，误诊误治，即使治不好病人，也没有进一步研究。
对此，王岳提倡“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也称做问题式学习）的教学方式。它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疑难问题情景”中，通过老师与学生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使学生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关键是培养出具有实证精神和质疑、批判精神的“人”，而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
即假设医学院能够在学习期间，就对一些新病种，进行针对性教学，显然会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科别选择。
另外，王岳认为在医学教育中要凸显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发达国家，医学教育首先确立为职业教育，即在完成大学高等教育后针对有志于医疗服务的毕业生进行的重在培养职业能力的教育。学生报考医学院时往往有非常明确、成熟的人生理想，他们选择读医学院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为患者排忧解难，共同面临生死的考验。这种职业精神使医生在其执业的过程中立足患者的利益，努力研究如何为患者治疗。
事实上，从杜玉堂进入肉芽肿性乳腺炎这个领域的过程看，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在这一阶段并没有专业的选择性意识，使得对于类似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新型、更为精专的疾病没有针对性学习。 “我国的医学教育仅仅针对高中生，其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受到父母的较大影响乃至干预，”王岳对《方圆》记者说。
不足症之二：医学实践的倾向性不够
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经过实习才能毕业。而成为一名执业医生的前提也是必需通过实践技能考试。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个考试包括了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这足见对医生实践技能的重视。
但是在医生培养的过程中，这种重视却没有其他配套制度来保证。张赞宁告诉记者，医学院的实习时间安排过短，名义上有一年，实际上只有不到半年时间，因为这一年的实习还包括了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和毕业生找工作的时间，而实习成绩所占毕业生成绩的比重过轻，一般只作参考成绩考虑，几乎没有谁因为实习成绩差而毕不了业。
“在不少医疗损害案件中，就是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实证精神，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经验判断草率作出诊断。这很可能会导致患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酿成终生的痛苦。”王岳说。
对此，孔繁军总结道，要真正体现出医学专业的实践性特点，“是否可以用临床观察或病例调查等方式来替代毕业论文，实习教学与理论学习是否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等，都值得考虑。”
医学教育中的问题使医学院学生难有解决问题的研究精神，实践技能培训的种种缺陷又使他们缺乏动手能力，而这两方面是医生培养制度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
新病种的研究
是否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
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义务。但该义务并没有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反，从事医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学术团体，参加专业培训，接受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的权利规定。
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制度或者法规约束医生对像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的新病种进行研究。
孔繁军也并不赞同以防患性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医生。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或完善应然性的引导制度，即让医生明白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而不是过多地强调不能怎么做，即变防患性管理机制为鼓励和引导性管理机制。要鼓励医生形成“向善”的思维定式，而不是“向钱”。但他也明确，这不仅需要一部法律的修改，而更多的是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王岳看来，曾经医生讲究“悬壶济世”、“仁心仁术”，现在则是不考量疾病自身或患者利益只立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更有甚者医患双方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也发展出职业“医闹”。 医疗法律关系源于委托行为。而委托行为往往具有人身依附性，即委托人与被委托人间的委托行为是建立在对对方人格信任基础上的，如法谚所云：“无信任即无委托。”所以，在社会上，原本很难找到比医患关系更应稳固、信任对方的法律关系了。但是这些年的临床工作中，我们漠视、放纵医院、医生的种种逐利行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医患赖以和谐共存的信任基础彻底被毁坏了。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就认为没有必要上升到制度问题的层面，因为完全可以通过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指南来解决。“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指南是医生手术的标准，医生必须按这个方法来治，反之，没有指南，医生这么去做，病人可能会反过来告医生超出技术标准操作、违反诊疗规范。”孙东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