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12:41: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村委会副主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6月4日，正值麦收时节，本刊记者一行人等赴备受社会关注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刘庄村，再次见到了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长河。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还是那么自信的笑容，唯一变化的是刘书记黑了瘦了。刘长河书记曾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先后担任过生产队会计、村委会会计、村委会副主任，2001年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所领导的刘庄村党支部多次被上级评为“红旗党支部”。在一村民的麦田里，刘书记谈起了今年刘庄村的夏收工作。
一、充分发挥好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作用，齐心协力切实服务好夏收工作。为了有效地组织、完成本村的夏收工作，该村成立了以刘书记为组长，村委会主任刘春停为副组长，部分党员和村委会委员为成员的夏收工作领导小组。据刘书记介绍，全村共种植小麦5700多亩，是全乡播种面积比较多的村庄之一。在全村小麦成熟前半个月，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四处联系收割机，并与农机手签定收割协议，确保麦收工作顺利开展。为做好夏收期间的天气预报工作，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派专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最新天气情况，每天通过广播喇叭向全体村民。村党支部、村委会还组织人员，在各交通要道、田间地头各支干道上平整路面，去除障碍物，方便收割机、农用运输车辆通行。
该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组织人员帮助困难户、在外务工未返乡家庭收麦，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该村村民赵学亮，大脑刚动过手术，其一儿一女正在上学，全家都指望其妻子一人忙活。该村党支部、村委会了解其情况后，迅速组织本村青壮年劳动力帮助赵学亮家收小麦，直到将麦子运到他家。该村党支部、村委会还多次组织人员帮助在外务工未返乡家庭收割小麦，鼓励群众联合互助，抢天抢时，圆满完成本村夏收工作。
二、充分做好夏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严格按照鄢陵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以疏为主，以禁促用，堵疏结合”的原则，采取得力措施，多渠道利用农作物秸秆，全面实现禁烧目标。(一)广泛宣传发动，进一步提高认识。利用广播、高音喇叭，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宣传禁烧秸秆的益处和有关禁烧的方针政策。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出示板报、印发资料、出动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烧的政策。该村还和本村每户家庭签定禁烧秸秆《目标责任书》、《承诺书》，发放秸秆综合利用《告知书》，使禁烧的各项规定家喻户晓，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途径人人皆懂。(二)实行严管重罚措施，加大处罚力度。重点抓第一把火，对燃烧第一把火的责任人，要按规定给予双倍罚款，切实做到本村无一处火苗(三)依靠科技，广开渠道，搞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相关科技人员，引导本村村民把秸秆机械还田、回收造纸、过腹还田、用作食用菌生产等，促进了秸秆的有效利用。
____曾就读于____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____年毕业后，响应县委、政府鼓励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参军的号召，放弃工作分配机会，应征入伍，在广东军区炮一师政治部宣传科服役，从事美术宣传和影像摄制工作，多次荣获嘉奖并被评为“优秀士兵”。2001年光荣退伍后，____打报告申请自谋职业，开办了____县第一家个体数码影像工作室。虽然收入颇丰，但每当夜深人静，他常常自省：人生的价值难道仅仅局限于做生意？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才可以兼顾实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回报国家、社会、学校乃至军队对自己多年的培养？经过一系列思索，他毅然决定投身急需人才资源注入的农村，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于是报名参加选拔，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围“一村一名大学生”，被分配到____乡____村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____深知农村工作要见成效，就必须为老百姓谋福利，切实调动他们谋发展的积极性。他结合相关政策，为村民申报茅草房改造和沼气池建设，动员他们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____村的参合率达到98%，超额完成任务。他暗下决心要通过一系列惠农项目的有效实施
让老百姓受益，不断坚定为民谋求发展的信念。
____非常珍惜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不断挑战，超越自我，力求完美，忘我工作。在不断遇到问题，全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乃至人生观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以满腔热忱投入乡村工作，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拘泥于做好一件事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是考虑能为政府解决什么，能为村民谋求什么。每办好一件具体的实事，就能为乡镇领导排忧，为农民群众解难，在领导认可和群众赞许的氛围中，他总能满足于别人需要，能为群众办事的成就感。
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面对微薄的每月600元生活补助，他从不抱怨，一心扑在工作中。有些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傻乎乎的，认为他的工作没盼头，不值得太认真太投入。然而，在那个岗位上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切实落实各级领导交给的任务，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屑别人的非议，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忘我地投入工作。
____年末至____年初，全县遭受了五十年不遇的雪凝灾害袭击，____乡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全乡上下团结一致，奋力抗击雪凝，狠抓恢复重建。____充分发掘自身在数码影像技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地捕捉到抗击雪凝及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感人瞬间，并取得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将之以《在冰封雪凝的日子里》命名，编辑成画册纪念并弘扬抗灾精神。画册全面祥实地反映了____乡受灾情况和恢复重建工作情况。把该画册作为宣传载体，得到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____乡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价值四百余万元的物资援助，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灾后恢复重建的进程，让全乡老百姓感受到了面对大灾时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因扎实为民办事的工作作风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在____年3月的村委换届选举中，他被推选为____村村委会副主任。继而被转聘为到村任职人员，工作待遇由原来的600元生活补贴上升到近2000元的参公工资。
____年1月，____乡____村____组被选定为毕节地区“生态文明家园”建设示范点，____被委任为“生态文明家园”项目建设专职人员，工作条件的提升让他有更大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更加不遗余力，以满腔热忱全身心专注地投入生态文明家园建设。
由于“生态文明家园”建设项目在毕节地区才刚刚起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签，他便通过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和网络下载，广泛收集新农村建设相关资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上级相关指导性文件出台前，便提早运作，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统计，挨家挨户建立农户信息档案，把村民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住房环境现状、土地利用现状、经济收入情况等资料全部祥实地记录在案，建立完善一户一档，为项目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治理制度
Abstract: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isthecoreofthedemocratic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village’sgovernance.Bythestudyofthegeneralandexceptionalrelationshipsbetweenthevillager’srepresentativeand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thispaperarguesthat,theefficiencyof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bearsnotonlyontheinstitutionofsystem,butalsoontheparticularelementsofvillage,whicharejustformedbytheabilityoftherepresentative;Onlybytheinstitutionofsystem,whichprovideswithahigherprofitthanthecostfor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can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gainahealthfuldevelopmentandahighefficiency.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参见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今年8月，当人们走进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卡尔墩村时，一定会眼前一亮，原来的白墙上画满了一幅幅图画。图画展现的故事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意义深远、有的辛辣讽刺……
为了改造村容村貌，营造文明守礼的文化氛围，自治区团委住卡尔墩村工作组主动联系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绘画水平较高的美术专业学生，为村委会围墙设计、绘制民族团结、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尚学求知、卫生常识、富民惠民政策、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等主题鲜明、生动有趣的画作，力求在呈现先进文化、文明新风的基础上，在寓教于乐中播撒文明，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
为了从内容到形式上有所创新，同时突出本村特色，工作组动员村民，让他们也参与到设计策划中来，有些青年提出的绘画样本，体现本村特色，生动有趣，深受村民欢迎。卡尔墩村青年艾则孜・阿不力孜开心地说：“以前走进村委会，展现在眼前的是村委会的白墙和绿化带，现在新设计的文化墙，不仅美化了村委会院子，宣传道德新风尚，又以直观生动、贴近生活的方式普及文明礼仪、崇尚科学等知识，实在是太棒了。”
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自治区团委驻卡尔墩村工作组党支部书记、工作组组长曾冠军对工作组成员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要迅速转变身份，扑下身子服务群众。二是要加强组织观念，严守住村工作纪律。三是要发挥共青团优势，突出现代文化引领工作。
如何结合共青团工作和农村实际开展一些基层欢迎、群众受益的活动，真正把农村文化活跃起来？工作组想点子，出创意，努力引导群众把力量凝聚到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上来。
卡尔墩村维吾尔族小伙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听闻自治区团委住卡尔墩村工作组到来，和其朋友一起来工作组驻地卡尔墩村委会寻求帮助。
工作组对此十分重视，他们与肉孜买买提・阿布拉交谈，了解到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家庭比较困难，是村上的低保户，曾在内地卖过烧烤，有一定的烹饪基础，但因开销太大返乡，现在想找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针对肉孜买买提・阿布拉的情况，工作组组长曾冠军鼓励他参与烹饪技能培训班，学习技能，自主就业，并为其提供一个为期3个月的免费烹饪培训名额，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十分高兴，表示一定会认真学习技术，并对工作组表示感谢。
村民要网购，住村干部来帮忙
自从3月5日进住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阿克墩村以来，自治区质监局三民活动第三工作组的女干部范聪红就成了村里维吾尔族姑娘和小媳妇的好朋友，天天都有人来找她聊天、反映自家的烦心事，而范聪红也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她们，在潜移默化中将现代文化的种子传播到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心中。
3月23日上午，村里的姑娘和小媳妇们来到工作组住地，其中一位名叫阿娜尔汗的小媳妇看到范聪红正在用电脑整理文件，就凑到范聪红跟前问道：“我想通过互联网购买艾德莱斯绸的头巾和裙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看到姑娘们这么想了解网络世界，范聪红索性打开淘宝页面，教起她们网购来。一输入关键词，页面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美丽的艾德莱斯绸让姑娘们眼花缭乱。围着电脑，姑娘们兴致勃勃地挑选着商品。
工作组屋里的欢声笑语吸引了外面的人，很快又来了两个漂亮的小媳妇。吐尔汗因为脸上有斑，对祛斑的化妆品很感兴趣。考虑到化妆品的安全性，范聪红建议吐尔汗先别急着下单，先试用后再购买，她将自己带来的化妆品送给她试用。
而这天不巧的是，村里的姑娘和小媳妇来的时候，工作组的两名维吾尔族同事外出，范聪红和村里的维吾尔族姑娘和小媳妇都听不懂双方的语言。范聪红拿手机按了免提键，给远在15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的同事古丽打电话，请她当翻译，大家实现了良好的沟通。
3月24日下午，正在商议工作的自治区驻阿克墩工作组的队员们突然听到院外男人的打骂与妇女的大声哭喊声，大家赶紧跑出院外，只见对门的男主人买买提用手指着女主人阿娜尔汗大声谩骂，幸好工作组阿不都沙拉木和努尔兰及时制止与劝说，才避免他进一步殴打。范聪红赶紧扶起蹲在院外捂着伤口、不停哭喊的阿娜尔汗，把她搀扶到工作组房间，仔细查看，发现左眼有淤青，左上臂也是大片淤青，有明显的鞋印。经过消毒，上红花油后，还让她口服了云南白药。
待阿娜尔汗情绪平稳了，队员们才开始询问原由。原来，因夫妻二人在是否卖家中麦子红枣上意见不一。丈夫说卖，妻子说都卖了家里要用钱怎么办？丈夫为此非常恼火，感觉在家说话不算数。加之，上午丈夫出义工种树，临走时告诉妻子到新开工的阿克墩村彩砖厂干活，可回家来听妻子说彩砖厂人够了，不要人了，他误以为是妻子偷懒不干，于是拳打脚踢。
工作组当即请来村委会主任，讲明事情原委，给他讲法律，讲妇女对维护家庭在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请他再给买买提做工作，家庭暴力也是犯罪行为，不能殴打自己的妻子。村委会主任在夫妻两人间不断说合，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工作组的爱心图书室
今年3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二队的队部，由自治区国家税务局住村工作组捐建的图书室正式启用，这也是阿克苏地区住村工作组援建的首个图书室，藏书超过1000册，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原来没有图书室，为方便村民与林场职工借读，由实验林场提供了40平方米的图书室，共建标准化农家图书室一处。
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二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蒲敏说：“这次自治区国税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一些科技书，还有一些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书和非常重要的有关法律知识方面的书，为我们老百姓发家致富提供了很多帮助。”
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总审计师、住实验林场二队工作组组长关平说：“下来以后我们感觉到队里头的职工特需要一个图书文化室，通过这个文化阵地来宣传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我们也想把这个图书文化室办成我们工作队学习的一个阵地，尽管一年时间不算短，我们不能因为下来开展这个活动，把我们自身的税收业务给忘掉，因此我们下来带了三类书，一个是税收业务的书，一个是我们的这些文化、文学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团结、宗教法律和林果业方面的书。通过图书室的建设能提升我们职工的文化素养，同时也使我们工作队的业余时间精神更丰富。”
一口民心泉
对于皮山县库木勒村村民来说，8月12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由兵地共建的抗旱机井打通了。一大早，村民和十二师住库木勒村工作组的干部一起开闸放水，庆祝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井终于打通了，我代表全村的村民对工作组住村干部们表示感谢，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实惠工程。”该村党支部书记阿卜都米吉提・阿卜都依热木激动地对笔者说，大伙儿给这口井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民心泉。
据了解，库木勒村1370亩土地因为缺水有近700多亩出现旱情，闲置200多亩，村民本该种两茬农作物，现在只能种一茬。入夏以来，工作组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今年旱情严重，库木勒村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和绝收的危险。工作组协调筹集资金35万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施工，在兵地双方共同努力下，一眼114米深的抗旱机井打通了。抗旱机井的竣工，及时解决了村里农业用水的燃眉之急。
村民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家有13亩核桃地，往年他都要在地里套种小麦。看着今年干旱缺水，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准备放弃套种小麦。得知村里打了抗旱机井，他又播下了种子。
“如果没有这口井，全村将减产40%，我们只能去外地打工补贴家用。”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说，这口井打通的不仅是水，更是村民致富的信心。
十二师住村干部沙塔尔・阿布力孜说：“井打通了，村民们农业用水有了保障，从增加效益来说，今年秋季至明年春季，一个家庭可以增加收入2000元到3000元。”
据了解，自工作组入住库木勒村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兵地文化与技术交流，已累计帮扶300多户困难家庭，并申请11万元资金改善文化设施，一件件实事好事暖了民心，惠了民生，拉近了干群关系，增进了兵地友情。
江达铁日木村的“文化夜巴扎”
夜幕降临，随着点点星光渐渐增多，新疆且末县大地悄悄地融入一片温馨的夜色之中。秋风吹来，江达铁日木村路边的白杨树影摇曳多姿。
9月16日晚21时许，听着大喇叭里传出的麦西来甫音乐，村民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聊地来到村委会大院，有的还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日用百货、瓜果熟食、服装衣帽――他们都是来参加巴格艾日克乡江达铁日木村当晚“文化夜巴扎”的。
正在忙着摆摊的肉孜・艾肯木说：“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喊了，今晚的活动9：30开始，早点吃饭、早点过来，在这儿不仅能看到节目，自家的酸奶、瓜果、羊杂碎也卖得特别好。”
歌舞表演、乐器弹奏、诗歌朗诵、民族服饰展示……可别小看咱农民朋友，除了干农活，演起节目来也是有两下子的：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叫好声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
阿不都外力・阿依甫说：“以前晚饭后，村民们要么在房子里看电视聊天，要么就是打牌，喝酒，进清真寺，也没啥意思；现在有了这个文化巴扎，大家都喜欢到这来。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我家的几个外乡亲戚，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搞得好，名气也大，他们都是专门来看的。”
在活动中，且末县派住村工作组还穿插了平安建设的有奖问答活动，村民们都积极举手、踊跃发言。“请大家把合作医疗的钱都准备好，过一会按顺序交一下。”村委会副主任托乎提・吐地也瞅准时机，赶快给大家说了事。
村党支部书记吐地・芒力克说，有的农牧民群众还把自己家的农产品带来卖，没想到销售效果特好。“文化夜巴扎”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拓宽了农牧民销售农产品的渠道。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进入7月份以来，巴格艾日克乡党委在前期广泛调研基础上，在所辖的6个行政村推行“一村一周一活动”的“文化夜巴扎”；同时，搞一次活动，乡里给予200元的活动经费补贴，由村里买些小奖品和小零食，增强现场互动性。截至目前，全乡共举办了70余场“文化夜巴扎活动”。
“我们以‘文化夜巴扎’为载体，通过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增强各族群众的“四个认同”，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文化生活主阵地，打牢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思想感情基础。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文化的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巴格艾日克乡党委书记杨舸表示。
住村干部争做“好卡德”
村村都有“明白人”、“带头人”，几百个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周围产业发展，四大教育基地培育新农民、对各种农民合作组织进行打造和帮扶……在衡水，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三下乡”网络已然形成，并与这片土地一起共生了无限的活力。
冬日下午，汽车行驶在衡水市桃城区北苏闸村宽阔的村路间，几乎看不到几个人。马路边一栋栋民居排列有序，装满黄澄澄玉米的铁丝篓子规规矩矩地摆放在每家大门口的两边。这个村子给初来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整洁。甚至连村支部里，我们也只见到了约好等我们的安玉奚一个人。
安玉奚，48岁，是北苏闸村的村委会副主任。然而，我们赶来见他并不是因为他这个职务，而是缘于他另外一个身份――北苏闸村的“科技明白人”之一。安玉奚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被北苏闸400多户1500名村民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正是因为这个“显赫”的身份。
村村都有“明白人”
“科技明白人”，在衡水市“三扎根”工程里面，也叫“致富带头人”、“技术能手”。衡水市从1998年开始，在做好“送”文化、科技、卫生下乡的基础上，提出了送建结合、重在扎根的新思路，开始实施后来影响到全国的“三扎根”工程。所谓“三扎根”工程，就是在农村建立起一支不走的科技文化卫生队伍，将三下乡工作向“常下乡”、“广下乡”、“深下乡”方向引导，而不仅限于一次次或大或小的集中活动。而这支不断发展的队伍就成为了深深扎在广大乡村的庞大根系，吸收并传输着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本是北苏闸村一名普通村民的安玉奚，如今就是这庞大根系中的一个小小分支。
15年前，安玉奚还是刚刚30出头的小伙子，有着多年种菜传统的北苏闸村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发展温室种植。“一个棚扶持2000元的贴息贷款，”安玉奚清楚记得，他贷了2000元，又自筹了一些资金，建了两个大棚。
无疑，安玉奚赶上了好时候，随着国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三下乡”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像安玉奚这样的蔬菜种植户就成为了“三下乡”工作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县里经常给我们发些光盘、书籍什么的，每年组织我们去山东寿光等地参观，还会有专家来培训，指导我们蔬菜品种的改良、大棚结构的改造等等。”
安玉奚说，有了这些技术上的支撑，他们这些蔬菜种植户腰杆子硬气起来，“我们老百姓不怕吃苦受累，怕的就是忙乎一年到头了，也赚不来一个好光景儿。现在我们每个棚每年纯收入保守说也能达到三四万元。”
几年下来，安玉奚他们这批最先开始温室蔬菜种植的，都有了不错的收入，他们是受益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帮扶后来加入温室种植村民的“科技明白人”和“致富带头人”。1998年，北苏闸村在村子边上规划了一片地，集中进行了水电配套，大力发展温室种植，一下子，大棚的数量就由几十个发展到了现在的400多个。安玉奚比以往更加忙碌了，除了自己的6个棚外，他还要帮助指导其他的农户。按照“三扎根”工程中的思路和部署，每个“科技明白人”都有固定的帮扶联系户。
在村子的边上，我们看到了一大片新建的第五代大棚，才明白为什么村子里那么安静，原来人们都在这里忙乎着。谁见到安玉奚都会打招呼，有的会拽住他问点比如农药的浓度配比等小问题。看得出来，他在村里子确实是很受欢迎的人。
在衡水，通过“三扎根”工程在全市的蓬勃开展，每个村不仅有了像安玉奚这样的“科技明白人”，还有“法律明白人”、“农村文化人”。1998年以来，衡水市与国内150多所大中专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对衡水市的农民骨干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并邀请专家对农民骨干进行手把手的传教。如今，在衡水，已经培养出了活跃在各个村庄的50多万名农民骨干，他们就是“三下乡”工作庞大根系中那些最深最末端的部分，虽然细微，却与这片土地共生了无限的活力。
示范基地的作用
衡水的“三扎根”工程就像一个繁杂而有序的网络，50多万农村骨干是活跃在全市4994个乡村里一条条流动的线，他们头脑灵活，勇于尝试和创新，深深扎根于生养他们的土地，吸收并传播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全市486个示范基地则是镶嵌在这个网络中的一颗颗火种，它们以强大的科技和系统的管理为支撑，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同时点亮了周围的十里八乡。
我们用了一上午时间参观的衡水市桃城区邓庄农业示范园区，建于1998年6月，占地500亩。衡水市三下乡办公室副主任张秋根给我们介绍，这个园区建设采用的是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由邓庄乡政府投资，乡里的一个副乡长是这个园区的总经理；日常生产由农民投资；还有部分是企业投资，比如2001年京华集团投资500万元，建成了一栋占地5000平方米的全智能连栋温室；其余则来源于多渠道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
园区统一租用农民的土地，在搞好温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后，再分包给农民经营。杨世勇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刚刚31岁的小伙子，是邓家庄乡张泡村的农民，5年前，开始在园区里承包大棚，一个大棚一年交2000元的承包费，第一年就收入上万。年轻人胆子大，尝到了甜头的杨世勇抓住机会，一口气承包了11个大棚，成为了园区里承包大棚最多的农民。
园区采用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对农户实行“六统一分”的服务模式，即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经营。用杨世勇的话说，在园区里干，心里特别踏实，什么都有人管，从品种选择到销售，都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在技术指导方面，有固定坐班的3个技术员，都是中国农大和河北农大科班出身，随叫随到，免费指导。另外，园区经常举行技术培训，根据不同的季节设置不同的培训主题。还有《邓庄蔬菜》小报每天发到园区农户的手中。如此强大的技术支持不单让杨世勇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几年下来，他也被培养成为了当地很有名的“土专家”。
其实，在这里承包大棚的农民，现在都成为了这样的“土专家”，在他们的带动下，很多出去打工的都回来种菜了。就拿杨世勇来说，他一个人就带动了他所在的张泡村，还有相邻的东卫、西卫村三个村子一百多个大棚的建设。“土专家”一点都不“土”，交谈过程中，杨世勇随口说的什么“立体栽培”啊、“等离子处理”啊等等，显得非常专业。
园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示范园区有以下几大功能：一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基地；二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应用基地；三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示范基地；四是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五是对外开放和深化农村改革的样板基地。
在一个示范棚里，毕业于河北农大的技术员梁焕琴指着手边的樱桃西红柿架子让我们看，标着“未处理”字样的那垅西红柿秧苗明显比标有“处理”的矮许多，颜色也看起来没有那么丰盈。原来，这是评比试验，“未处理”那垅的种子是没有经过等离子处理的。等离子处理是一项新技术，目前已经经过验证，正在园区内进行推广。下一步，将更多地推广给周围乡村的农户。
梁焕琴告诉我们，像这样的示范棚在园区里一共有11个。她们3个技术员除了帮助园区和周围农户解决种菜过程中的问题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这些示范棚里，新技术的评比、新品种的引进、试验，哪种肥料好、是否对土壤有无板结现象等等。几年来，园区共先后引进了美国、以色列、荷兰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蔬菜、花卉、林木品种200多个进行试验、示范，其中樱桃西红柿、美引长茄、五彩椒等40多个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引进推广了生物防治、膜下滴灌、补光灯等38项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
在园区的综合楼里，除了蔬菜检测中心、图书阅览室、技术人才培训室等，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办公室，叫蔬菜门诊。原来，这是园区专门为解决周围菜农生产种植中的技术问题而设置的，8个技术人员轮流坐诊或实地出诊，还定期邀请国家蔬菜研究中心、北京农林科学院、河北农大的专家前来会诊。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开通了“2165177”门诊热线。在“病历本”上，我们看到，来“就诊”的除了本地菜农，还有临近地市的菜农，每个咨询都被技术人员详实记录，并电话回访。
十几年来，邓庄农业示范园区带动了全区及周边市县蔬菜的发展，仅桃城区内就带动2万多农户，蔬菜面积扩大到2万多亩，新增日光温室4000多个，邓庄乡樱桃西红柿日光温室达2000多个，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特种西红柿生产基地。带动了周边菜农收入的提高，温室每亩年效益平均3万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超过l亿元。而且，园区也实现了自身发展，园区蔬菜注册了“恒星”牌商标，“恒星”牌系列无公害蔬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名优农产品称号，产品销往日本、俄罗斯和国内15个城市。
除了蔬菜，邓庄农业示范园区还有肉奶牛和速生林这两大主导产业，未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设施的进一步改善、服务范围的逐步扩大，园区将建成集生产、加工、销售、科研、试验、示范、推广、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示范园区，更好地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在衡水，像邓庄这样的“三下乡”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大大小小共有486个。星星之火尚且可以燎原，可以想象，486个示范基地的火种散落在衡水大地上，正在发挥着多么巨大的能量。
新农民工程
在衡水的“三扎根”工程中，除了科技扎根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网络外，文化扎根、卫生扎根也都有各自明确的制度和特色，短短几年的努力，“一支不走的文化、卫生、科技队伍”开始活跃于广阔的原野乡村，
2005年，等14部委在衡水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周年工作座谈会，衡水的“三扎根”工程以其思路新颖、机制健全、成效突出的鲜明特点得到了一致好评，衡水经验也开始被全国学习。
2006年，省委下发了《专业技术人员“进万村兴百业”活动的实施意见》，有着“三下乡”“三扎根”工作中专业技术人员进村、驻村服务等众多经验的衡水，发挥优势，创新实施了“包点共建、兴业富民”活动，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既要常下乡，更要集中精力，包点支持，服务共建。结合村庄生产特点和种植习惯，全力打造“一村一品”。
从农村实际看，只有提高农民素质、打造新型农民，才是“兴业富民”的根本所在，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和核心。于是，2007年4月份，衡水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组织实施“新农民工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衡发［2007］8号），提出在全市大力实施“新农民工程”。随着“新农民工程”在衡水大地蓬勃开展，衡水的“三下乡”“三扎根”工作被推向了深入。
2007年以来，衡水着力打造培育新农民的四大教育基地：一是“新农村新农民”示范村辐射基地。全市重点扶持建设了650个县级以上“新农村新农民”示范村，重点完善了“村民中心”、农民夜校、培训学校、广播室、图书室等基层农民教育阵地。二是“新农民培训基地”。整合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基地、县职教中心、乡镇成人学校、民营职业学校、乡镇企业等教育资源，建设了有较大规模的“新农民培训基地”475个。三是科技推广示范基地。积极利用和充分发挥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科技园区、农村专业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建设完善了农业科技推广基地503个，并通过公司企业+农户、行业协会+农户、农民专业组织+农户、科技园区+农户、基地+农户、专业技术人员+农户等模式，走基地带骨干、骨干带农户、农户带农民的路子，使农民教育、农民培训工作通过更加有效的组织，实现了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四是农村信息传播基地。启动了“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电视台开办了“三农大课堂”、“乡村大视野”等专题栏目，通过电视进行信息传播。
从2007年10月开始，衡水市从市县直部门集中抽调近万名机关干部，深入农村，累计开展各类宣传、培训活动2万余次，发放各类科技资料300万份，直接培训农民群众逾百万人次，重点推广了适宜衡水实际的小麦玉米“两晚”、节水抗旱和咸淡混浇技术、果品增效、测土配方施肥、奶牛养殖、斯格猪推广等六大农业实用技术，大力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促进了一村一品、兴业富民目标的实现，为农民增收打下了厚实基础。
可以说，“新农民工程”正在切实有效地改变着千千万万户农民。全市农村崇尚科学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讲和谐团结的多了，闹矛盾纠纷的少了；学科技、学文化的多了，游手好闲、赌博斗殴的少了；劳动致富的多了，违法经营的少了。更多的农民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生产生活，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和“文明的果实”。
初秋时节，贵州高原，浓浓的新农村气息扑面而至：风格独特的风情民居、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族草根歌舞、百里新农村画廊、崇尚向往精神文明生活的新时代农民等等，一幅幅乡村美景让人激动不已。为了反映当下我省广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做法、新经验，本刊记者深入我省各地农村采风。请看本刊记者以独特的视角展述的这组报道。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助推了“乡风文明”，而且培育了山区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
镜头之一：
团龙村：喜见农家新生活
青山、秀水、薄雾，幽静的山谷中一弯清泉牵引着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一方宛如人间仙境的土地，地处梵净山麓的团龙村。这是铜仁地区印江县永义乡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民族文化村落。因保有过赶年、傩堂戏、闹花灯、女儿会、摆手舞等多姿多彩的土家民俗民间艺术，故团龙村有着“天然土家民俗博物馆”的美誉。
沿袭了土家古风的村落择水而居，水之畔，一栋栋土家吊脚楼挂着的大红灯笼透出喜气、祥和，一座座土家风雨桥静静伫立，一架架水车咿呀转动……
临水的凉亭，成了村里老人、孩子、妇女以及劳作归来的农家汉子们的乐活天地：或话家常、或谈恋爱、或看书报、或唱山歌…--几多农家故事、几多土家风情都在这里呈现。
“会唱山歌歌对歌，会织绫罗梭对梭；梭梭织得胡椒眼，句句唱的有情歌……”热情大方的村委会妇女主任戴芳秀的一曲山歌，把土家人的欢乐气息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
沿着平坦的青石板旅游步道，我们挨户走访，只见家家户户庭院整洁，许多村民家中电冰箱、电话机、彩电……一应俱全。乡味悠扬，这里农家的富足在游人看来又是别样的情趣。
村远程教育室里，电视机、放映机、投影仪、电脑，设备齐全。一番谈话后，我们得知“远程教育”让村民尝到了甜头。据永义乡党委副书记唐雷介绍，团龙村还是中国科协一联合国儿基会非正规教育项目“校外青少年学习活动中心”的一个培训基地。
得天地之眷顾，团龙村依托明清时期就闻名遐迩的“团龙贡茶”优质基地资源优势和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相继成立了村级旅游协会和茶业协会。
在散发着腊肉香味、稻谷清香的土家民居里，戴芳秀们心中勾勒的图景在静静舒展，延续：几十个村民正在忙碌，不久以后，这里又将建成一个个农家乐、乡村旅馆……
这图景深深感染着戴芳秀们，每天她们都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雕花的窗格、木制的栏杆都擦得亮光光的。“城里人讲卫生，别让人家嫌弃了。”对此，戴芳秀们显然有朴素的自觉与认识。
“我们为团龙村制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规划，正全力将团龙打造为一个集旅游商品开发、民俗体验、餐饮娱乐、自然风景与人文资源有效结合的民族文化旅游村寨。寻找构建于精神文明框架之下、涵盖多种层面的乡村发展工程，并使其成为团龙发展的动力和资本。‘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族风情’已成为团龙村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印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俊宏欣喜地说。
乡村旅游，浇灌着团龙村人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镜头之二：
橙满园村：新风新貌新歌谣
到过毕节市清水铺镇橙满园村的人都说，橙满园村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小村寨。这魅力从何而来?
中秋未到，橙满园村的橙子、柑橘早已挂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一派丰收的喜悦。走在果园郁郁葱葱的小道上，映入眼帘的除了满山遍野的果树，还有掩映在绿树丛中那些青瓦白墙的漂亮农舍和满脸喜悦的农户。
橙满园村地处赤水河上游的河谷地带。20多年前，这里叫南关村，是一个生态脆弱、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的贫困村。
2004年，依靠走发展水果产业之路，逐步形成以柑橘为主，桃、李、梨同步发展的林果支柱产业的南关村进入毕节市50个经济强村行列，南关村从此更名为“橙满园村”。
如今，橙满园村全村粮地全部变成了果园，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一棵柑橘树就能收100多公斤，价值300多元。”村支书张安福一脸笑容地说。2007年11月28日，橙满园村举办了“中国·毕节试验区·赤水河首届橙满园橙子暨乡村生态旅游节”，以绿色、生态、甜美、和谐为主题的旅游节吸引了八方宾客。果香景美的橙满园开始走出毕节，走出贵州闻名遐迩。目前，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3700元。
在一个院落里，办起了“农家乐”的村民老朱正给游客讲着村里的新鲜事。他说：
“今年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是来考察的，有的来观光的……”
如何引导村里人健康、文明地生活，成为村两委的新课题。
于是，橙满园村以评选文明户、计划生育户、科技文化户和社会治安户为切入点，让缕缕文明新风吹进了农家小院。
村支书张安福是该村出了名的“明白人”。他有文化，懂政策。乡亲们十分敬重他，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家坐坐。张安福常常到农家书屋查阅科技书、文化书，回家自己琢磨，然后通过拉家常，讲给大家听，既宣扬新风尚，又深受群众欢迎。
如今，橙满园村每个院落都有几个“明白人”。他们成为村民讲文明、树新风的榜样。
“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做饭不用柴，电视电话响起来，房前屋后花果香，四季花开庭满院。”这是村民们对如今的橙满园村衣、食、住、行大变样自编的顺口溜。
眼下，村里人把身边的人和事编进了歌里，村民尽情地唱着、听着、和着……
记者点评：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描写乡村自然景色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团龙村、橙满园村等我省农村的真实写照。
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生活，已使得众多城里人趋之若鹜。团龙、橙满园之所以让人向往，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于别处的元素与资源，各自挖掘出自己的特色，找准了发展的方向和模式，勇敢地放弃了日显老态的生存方式，从而集聚起发展的力量和可能，才创造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当然，这一切更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
贫穷而沉寂的大山，需要播洒致富的种子，更需要栽植文明的花朵。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开启致富之门的钥匙，更是催生文明之花的甘露
镜头之一：
西江：千户苗寨沐浴文化阳光
走进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只见依山而建的苗家吊脚楼鳞次栉比、连绵成片，翠竹垂柳点缀其间，相映成趣。山水美，村邑美，人更美，这是西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推开唐兴发“家庭博物馆”的木门，只见一间十平米大小的房间里， 分门别类的挂着漂亮的苗族服饰，摆放着银饰、鞋子，墙角处陈列着纺织机及部分农具。据唐兴发的儿媳侯兴芳介绍，这些文物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最早的有一百多年，最少的也在几十年以上。
据西江村党支部书记杨跃连介绍，家庭博物馆的建立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了解西江、认识苗族文化”的平台，同时也提高了村民对苗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如今，整个西江村已建立家庭博物馆24家，其中一级家庭博物馆6家。
西江景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朝军告诉我们，为保护西江苗寨建筑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西江村正在尝试建立村民“参与式”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文物的机制，即每年从西江景区的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保护自家吊脚楼突出的农户进行奖励。
56岁的杨显民是西江村的电影放映员，从业已有30多年。据他介绍，每次放电影都会放映两部影片，但两部影片中必须要包括一部科教片，涉及教育、卫生、法律、消防等方面。“我们这里放映的影片都有标准的苗语配音，因此每次放映都能吸引很多村民。”杨显民抚摸着数字电影设备高兴地对我们说，“明天赶场，我要拿到打谷场去放映，让更多村民足不出寨就能看上电影。”
在西江村“农家书屋”，我们看到四排书架上各类书籍琳琅满目。
村民们普遍反映，有了农家书屋，村民看书报的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
西江变美了、变舒适了，也变得有文化韵味了。外出打工几年后归来的村民小杨不禁向我们感叹。
镜头之二：
屯堡：一个村庄的文化新图谱
屯堡，是由一栋栋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组成的，整个村子俨然一座石头城堡。石墙的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
走进屯堡，青灰的石板路洁净如新，或许只有不大平整的路面才能昭示每一块石板沧桑的历史。远处传来扫帚摩擦石板的声音，不急不缓，一位村民在例行他每日的工作。“你看，街道很干净吧。我们实行循环打扫，我扫完这一轮，一会就有人打扫第二轮。”村民不无自豪地说，“干净的街道游客看着舒服，自己生活着更舒服。”
“提升内在的精神文明，我们需要有个载体，‘整脏冶乱’就是我们的+载体，‘脸面’上干净了，人才能有个好的精气神。”平坝县天龙村村委会主任何忠金说，几年过去，天龙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早已从‘面子’转向内里。
“个人意识培养”是天龙村干部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为此，我们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然后村民代表再带动其他村民，培训着重于礼仪、语言、文化知识等。”天龙村委会副主任郑斌说。采取如此“一带多”的方式，如今天龙村已经有70％的村民进行过系统的文明培训。此外，村精神文明活动中心还定期举办屯堡文化节、篮球赛、山歌比赛等，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娱生活。
“自从有了精神文明活动中心，村民们根据兴趣爱好，踊跃参加由村里出资创办的各种协会，比如兰花协会、象棋协会等，他们觉得这些活动比赌博好。”何忠金说。
走在天龙屯堡里，不论是商铺柜台后的老板，还是忙于农务的村民，那一张张和善的笑脸，诠释着村民素质在不断提升。
村民陈先勇所开的“农家乐”，常有外国游客入住。村里组织的旅游职业技能培训给陈先勇带来的不仅是旅游管理方面的知识，还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有时间就到村里的农家书屋借书。书上找不到的就去远程文化教育站，现在家里有电脑就方便多了。”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书是生活保健和小说一类。”何忠金说，“村民对书屋的要求在不断增长，我们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将这个书屋建成一个图书馆。”
屯堡的过去是文化记忆，她的今天是文化图谱，她的未来要述说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凝聚力。
记者点评：
过去的一个个恬静的小村，如今被现代化的气息冲破了宁静。现在，不少农村群众都知道精神文明“环保”的分量了，他们以一种朴素的观念和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精神文明“环保”认识与理念，以一种极细微、极简单的行动修正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一切做得是那么的自然。这委实是一种朴素的远见。
眼下，不管是在西江还是在屯堡，地方各级组织投资建设了一些文化娱乐场所，让当地农民休闲娱乐有地方可去。同时，在这些村庄里活跃着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的业余文化团体，虽然缺乏系统的组织性、影响力，但原本植根于本土的优良文化却始终在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服务，一定程度上帮助着富裕起来的农民“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应该说，在这方面，西江、屯堡两地夯实农村文化阵地的经验值得提倡。
以各种活动为载体，唤醒沉睡的大山，复苏沉寂的田野，开阔农民的视野，让山里人真正领会到什么叫“欢乐”，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
镜头之一：
音寨：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8月25日，记者来到贵定县盘江镇音寨。一路体验着乡村之美，在秋日的阳光下，颗粒饱满的谷穗泛着金光。房前屋后，鱼塘、甬道、凉亭、荷花池相映成趣。四周群山林木葱郁，富有黔南民居特色的农房，点缀在翠竹鲜花中，好一幅浓妆淡抹的诗景画图。
在音寨采访，当地人们脸上始终露出自豪的表情。
音寨兼具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两者的特殊身份，是一个有着600年布依文化历史的乡村。自2005年贵定县主办的首届音寨“金海雪山”旅游文化节开幕，每年的花节如期举行，音寨名声逐年响亮。
在村口，矗立着10多栋整齐划一的青砖小楼房，这是村民修建的乡村旅舍。在乡村旅游增收示范户“潘长江乡村旅馆”，王老伯说：“有时一个月，我家收入就有一万三四!”办节以来，全村发展了120户农家乐，16户乡村旅舍，都收获颇丰。
音寨“金海雪山”品牌的名气大起来了。而今，音寨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品牌给他们带来的无穷甘甜。
在建设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农村过程中，音寨既讲究环境美，更追求心灵美。且不说环境整洁优美，“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青年文明户”、“和谐家庭户”、“科技示范户”、“卫生光荣户”比比皆
是，各类评比活动催生了文明乡风，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提高农民幸福指数，村支两委积极组建农民文化表演宣传队伍，深入挖掘本土民间艺术，着力培养一批农村文艺骨干。农民群众自编自演、自弹自唱，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开展了惠农政策、法律知识、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运动场地修进了村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农****动会成了农民的节日。
近几年来，音寨村一直致力于让农民致富先“富脑”，建起了村文明学校、乡村书吧、读书活动之家、家庭图书角等读书阵地。添置了图书万余册，书香飘逸农户人家，“乡村书吧”走出了新农民。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的游客车辆，把村里的停车场挤得满满的。
如今的音寨村，已成为城里人们向往的地方。
镜头之二：
金关村：“文化之花”越开越艳
8月23日，我们走进贵阳市云岩区金关村。眼前，一栋栋小楼造型别具一格，装修富丽堂皇，时尚家电应有尽有；全村大约有30％的人家购置了私车。
在村办公大楼三楼，有一幕情景令人难忘。
电梯从十楼降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走进电梯后无意中发现，一位大概八九岁的小男孩，左手一直按着电梯的“开门标志”，直到我们一一站好。
电梯徐徐降到一楼。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身穿黑色长裙，也一直按着电梯的“开门标志”，直到我们——走出电梯。
我们不由地想：这一大一小，不正是金关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浓缩?
据金关村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像这种现象在该村并不少见。
近年来，金关村两委不仅大手笔夯实经济基础，使之从以往人均纯收入不足250元的蔬菜专业村一跃成为多项主要经济指标都令人惊艳的贵州第一村，而且将“化妆的彩笔”描向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金关发展的“软实力”。
“自2004年以来，村先后投入200多万元，建成了党团员活动中心、图书室、老年活动室、文化活动室、体育健身场等，配备了棋、牌、球类等文化体育设施，形成了村、组、户文体网络。”村党总支副书记谢福州一边走一边介绍，“一系列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比较充实的条件。”
多年来，金关村积极组织村民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挖掘、培养本土文艺人才建立起了一支立足基层、服务基层、乐于奉献的文艺宣传队伍，开展评选“星级文明示范户”、“文明家庭”等活动，并利用在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知识竞赛、文艺晚会、拔河、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宣传文明新风，传播先进文化。
“在过去，大家兴趣狭窄，打牌几乎成了我们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自从组建了腰鼓队、青年文艺队等社团组织，大家兴趣爱好广泛了，不良风气、丑恶现象也少了。”提起这几年金关的变化，正在路边看报的刘大叔也深有感慨。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今，金关村的腰包鼓了起来，精神文明之花也开始在村民的心头绽放。
记者点评：
“衣食足，礼仪张；义争先，利相让；知八荣，明八耻……”如今，文明乡风在乡村田野荡漾，处处呈现出民风正、邻里和、文体兴、村容美、村规明的和谐画面。
这里的农民真幸福。在音寨、金关，我们感觉到，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也开始追求一种文明而时尚的生活方式。农村在变，农民在变，他们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口袋”富了，更重要的是“脑袋”也富。当地农民积极参与、丰富自己生活的活动绝非偶然。这是我省各地农村多年来通过不断完善农村文体设施的必然结果。
文化如水，在不断的渗透与吸取中，我省农村文化呈现出红红火火的势头，农民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在变，文明的生活方式、繁荣的文化活动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在一点一点的走进村庄、走进农户、走进农民的心田，滋养着他们的精神。
几度春来感物华，文明之花开农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很多传统村落曾引以为豪的地貌、特色民居和生活方式，被渐渐湮没。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南方古村镇发展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梁洪生，用25年时间跑遍江西所有市县，不无痛惜地说：“南昌的安义古村落群，是江西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个发现得比较早、原本应该保护较好的点，却因为经费不足，村里很多木屋已经腐烂。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传统村落保护，难在哪儿？难在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建筑，更涉及文化、民俗、生产、生活等;难在你必须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保护。然而，你没钱。
“缺钱！没有钱，很多古建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倒下去。许多古村落、古建筑，也许你去年去还在，今年去就没了。”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如此回答。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为过去开发少、发展慢，所以存留的古村落较多，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没钱。
国家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给予300万元的补助。但这笔钱在一栋房屋动辄上百万元的维修费面前，远远不够。
更让人担心的是，缺乏资金引发“建设性破坏”。“本来是明清的砖，结果一换就没了。有些房子木柱被白蚁蛀了，老百姓没钱买木头，只能弄个水泥柱。”一位经常调研古村落的住建系统人士颇为痛心。
“第一任务是抢救，刻不容缓。”江西省住建厅副厅长曾绍平呼吁。一些受访的专家、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濒临倒塌的古建筑、古构筑，要整合资源，以有限的资金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整合？如何跑赢时间？如何做更多的事？
活下去
古村做减法，村外做加法
素颜古韵原生态
山野阡陌间，炊烟缕缕，茶香袅袅。粉墙、黛瓦、马头墙，一幢幢徽派农家院落，与绿树清溪点缀辉映。“梦里老家”婺源，宛如一幅素雅的山水画。
“婺源，村村如画，步步是景。”土生土长的江西婺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炬星颇有文化自信，“全县境内现存古建筑4000余栋，是名副其实的明清古建筑群博物馆。”
古建家底雄厚，保护不能滞后，婺源致力于以原生态的方式保持原住民的生活。
“要古意盎然，科学规划、注重保护传承是关键，我们把全县3000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徽派建筑大观园’来建设和管理。”婺源县委书记周遐光说。
――对明清徽派古建筑，修旧如旧;
――对新建房舍，“改徽改古”，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有的街巷肌理和建筑风貌;
――对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因地制宜地规划自建新区，以满足村民改善住房的需求。
为此，婺源县2013年拿出1亿元财政资金。
规划部门组织建筑设计专家，按照徽派建筑风格设计出几种方案供村民选择。
“老百姓如果想建新房，必须按照设计图来盖。”婺源县城乡规划局副局长汪季伟说，“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化相符，只是在内部对卫生间等设施加以现代化改造，以保证徽派建筑整体风格上的统一和历史风格、文化特色的延续。”
同样是为了保持原貌，离婺源不远的安徽泾县查济古村，采取的则是将传统村落与商业开发分开规划的方式。
入村处，两排崭新的徽派小楼夹道而立。石板街两边的楼房多为商店、饭店和客栈。沿溪而上，直到看见一处石板桥，才是查济老村所在。溪水两边，是伫立了数百年的传统民居。
尹建生是泾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查济是他最爱拍照的地方。在他眼里，查济这些年没有因为发展旅游而“改变自我”。
旅游配套都在村外，入村基本没有商业。查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查从俭说，查济有明代建筑80余处、清代建筑109处，不任意搭建，不随意翻新，破落的地方原样修复。“保留原生态，是我们查济人最大的愿望。”
对参观者而言，古村落越原始越有味，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希望生活得更舒服、更现代化一点。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查济“古村只做减法，村外可做加法”，在村外划定范围，设立新区，建设与古村落相协调的新房，既解决群众需求，也满足旅游配套。
随着社会发展，古村落的人居环境已不能满足现代人对居住条件的需求，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不可缺少。“切忌大拆大建和盲目整治，应充分利用古村落原有地形、建筑风貌，营造古村落风情，彰显农村田园风光。”梁洪生说。
活起来
不做摇钱树，要留传家宝
风物依旧人开怀
山雨甫过，肇兴河水急了起来。对歌的声音从寨子里飘散出来，伴着流水淙淙，若有似无。
肇兴侗寨所在的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民族自治州。得益于民族村寨保护政策，这里的古建筑群和民族文化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
“全州共有27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在全国前三批2555个传统村落中占10.8%。”黔东南州住建局局长吴春说。然而，骄人的数字掩不住背后不乏尴尬的现实：大量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落景观保存相对完整是基于当地的欠发达，大多村寨处于自然保护状态。
有关机构的数据显示，我国大量的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有的老建筑被废弃了，许多传统文化习俗面临衰落和断裂之虞。
“针对这种局面，贵州选取部分交通条件较为便利、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民族手工艺品、特色食品等，探索一条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贵州省住建厅副厅长杨跃光表示。
2014年1月，肇兴侗寨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点，开始售票迎客。“没想到唱大歌还能赚钱。”64岁的陆海英是村里的老歌师，如今有了新任务――将原本用于娱乐的侗歌、侗戏搬上舞台，展示给游客。
“自家织的布，染料用的是山上的植物，纯天然，很受欢迎。5丈就可以换500块钱。”陆勤美一家就是肇兴开发的受益者，日子不是宽裕了一点半点。
如今，寨子里像陆勤美这样开店的群众有100多户，主要从事旅馆、土特产、饭店经营，以及歌舞表演等。肇兴景区管委会主任石斐介绍，2014年以来，游客接待量已达1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6000万元。
古村落，作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正成为许多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传统村落也因为有了收益，而有能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福建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长苏友缛衔：“通过旅游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激发村民对古建筑、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增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有利于村落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促进村落保护。”
和肇兴一样，查济从事旅游经营的村民达到千余人，带动了当地40%的农户就业。查从俭坦言：“靠旅游增加的收入，与老房子的维修费相比，仍然杯水车薪。”
目前，很多地方修复一幢老宅子平均耗资百万元左右，一年的日常维护费用也要几万元。重压之下，古村如何展新姿？
“婺源鼓励投资商以租赁的形式保护古建筑，在租赁期内投资商按古建筑保护要求，负责修缮、维护。古建筑业主从中既可得到租金，又省去了高额的维护费用。”婺源县网宣办主任郑清源说。
如今在婺源，一些旅游业主集中承租了大量古建筑，对它们实施修缮维护，作为旅游产业来经营，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婺源花园村“九思堂”，梁木腐朽，门窗油漆脱落，尽显沧桑。2009年，屋主江文昌另建起新房，全家搬迁。2010年下半年，婺源尚逸轩度假公司总经理吴志轩和两个伙伴与江文昌签订了租期40年的协议，对九思堂进行修缮。
修旧如旧，融入文化元素，大到家具，小到地图、钥匙扣，都体现出婺源和徽商文化特色。九思堂徽商文化度假古宅一开张，就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为了做到对古村落资源合理利用，适度开发，有效保护，婺源鼓励‘以开发带动保护，以保护促进开发’，村集体和村民在开发中增加收入，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周遐光说。
活得好
古建是躯干，文化是灵魂
活态传承乡愁在
毗邻昭陵博物馆的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始建于北宋时期，主打“关中风情牌”。2007年，袁家村“荟萃”本村和附近村庄存留的“老传统”，成为关中民俗文化的聚集地。
“永泰和”布坊、“五福堂”面坊、“德瑞恒”油坊……一条长约千米的青石街上，各种手工作坊令人目不暇接。
“活着的关中文化”是袁家村的主打特色，而这里最独特、也最吸引人的是“体验”：在布坊，你可以亲自动手，尝试一下纺线、织布的乐趣;在辣子坊，可以自己烧一勺热油亲手做一碗油泼辣子，夹一个袖珍的饼子，一口吃掉;在油坊，可以看到菜籽油从油坨中被挤出……
“我们提供的是鲜活的文化体验，而不是冰冷的仿制建筑。这里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让关中手艺得以原汁原味地传承。”村委会主任郭俊武说，袁家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将关中民俗文化从散落的各处归集到一起，使濒危民俗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乡村社会的生活空间，传统村落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囿于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不仅要保护外在“筋骨肉”，更要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
福建省福安市有一个廉村，行走在寓意“方正刚直”的青石古道上，不时能看到各种古老牌匾、对联、照墙等历史遗物，整个村庄散发着浓郁的廉政历史文化气息。
“唐肃宗为嘉许薛令之廉洁清正，而敕封他的故乡为‘廉村’、水为‘廉溪’、山为‘廉岭’。”村里的“义务讲解员”、老支书陈木成如数家珍。
陈木成说，他们带游客游览，会详细地解说历史和文化，这些祠堂、老屋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课本。
“传统村落保护，不仅要保护物质形态的古建筑，也要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古建筑是古村的躯干，非物质文化才是古村的灵魂。从文化的内在价值着手，可以听见文化的声音。”福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增华介绍，每年有3万多党员干部在廉村接受廉政文化教育，廉村前不久入选福建省廉政教育基地，以后来参观的人会更多。
“附丽在古村落上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庞大载体，也是许多从福建走出去的华侨华人、闽籍台湾同胞的原乡。”福建省住建厅副厅长王胜熙认为，古村落保护不仅在于物质层面，更在于文化和精神层面。
究竟如何让传统村落真正“活”下去？在安徽泾县文广新局局长朱代胜看来，村民才是古村落的精魂所在。查济的保护，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住原住民，从而推动传统村落的持续发展。
如何留？查济的办法是强化保障，带动群众致富。“帮助村民缴纳合作医疗参保费，给予居民房屋翻漏定补和维护的差额奖补。”查从俭说，县有关部门还对村民开展旅游知识和技能培训。
“如果村民都不知道自己身边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谁还会真心去保护呢？”在千年古村福建屏南T头村，今年67岁的张书岩说。
张书岩是地地道道的T头人，退休前任屏南县旅游局局长。为了抢救村里的古文物，唤起人们的记忆，老张退休后在村里租借了11座明清风格的古民居，筹建起一座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耕读文化博物馆”。
茶壶、油灯、榨油坊、斗笠、蓑衣、年糕印模、种子竹筒……农耕时代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博物馆内几乎都能找到。
这些都是老张挨家挨户收集来的，有些年头已经很久了，可以追溯到明清。“很多年轻人对老祖宗的这些物件基本没有印象。说实在的，馆里展示的这些物品，绝大部分并不珍贵，但都是村里的生活点滴。许多东西要是再晚几年去收，就见不到了。”
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是想为自己和后代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唤醒村民的保护意识，让大家都能自觉地参与保护。”老张说。
记得住乡愁，道出了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
目前，全国多数地区的古村落保护均“自上而下”，往往缺乏村落的视角、村民的视角，忽视了村民这一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体。费尽心力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文化，不只是给旁观者、过客准备的，更应是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准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