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1 21:50:37
(一)历史课程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边缘化
从高职高专院校角度来看，在专业职业化的趋势下，开办的专业与市场接轨，历史教育的课程很少，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实行2+1模式，二年学校学习，一年到企业实习，历史等人文素质教育弱化，在专业培养计划中很少设置历史课程，有些高职专科院校，在公选课中全凭教师和学生的兴趣而开设，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本科院校设置4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而专科院校则只开设“概论”“基础”两门。“概论”课的历史部分作为政治教育的载体，仅仅在“概论”课中涉及到，历史教育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边缘化，不足以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历史思维训练，导致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历史教育不够。
(二)历史专业的大学教师缺乏
高职高专院校一方面大学历史专业老师本来比较少;另一方面，高职高专院校与历史有关的专业非常少，少数历史专业老师大多数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岗位，有的从事行政工作，有的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从事专门历史教学的寥寥无几。由于历史专业的就业环境并不理想，优秀学生就读历史专业的更少，恶性循环，较少有优秀的人才致力于历史教学，所以高职专科院校的“两课”之一“概论”大多数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的教师担任，很多政治老师，或因自己所学专业限制，或因课时限制，不愿过多讲授历史，更多地是选择性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些历史片断，没有系统地梳理历史发展，没有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历史意识教育。
(三)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本身的历史基拙薄弱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本身的学习基础差，历史学习的自觉性不够，对中国历史不了解，笔者在一些班上课时，问及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学生的回答相当令人失望。
一方面，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实质上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历史观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质疑、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否定、对近代西方侵华战争的辩护和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非议、“告别革命”浪潮的兴起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颠覆性评价。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2015年国内十大思潮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历史虚无主义得分为9.06，排名第二位(2014年排名第七位)，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比如: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台在拍摄历史题材动画片《戚继光》前做了“戚继光是谁”的调查。回答“堵枪眼的”“炸碉堡的”“收复台湾的”，不乏其人。有些历史英雄人物竟遭到肆意调侃、抹黑、低毁与质疑。“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等言论在网络上不断被炒作，一些言论甚至荒诞离谱。这些历史人物遭任意歪曲，导致相当一部分高职高专的学生对历史采用“恶搞”的态度，对真实的历史更不了解，甚至虚构历史，很难有正确的历史观。让高职高专科院校学生对历史教育不感兴趣，导致历史素质更为欠缺。另一方面，受“历史教育无用论”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接收信息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稍纵即逝的信息，大学生的好奇心被丰富多彩的网络信息吸引着，反而对久远的历史信息很难提起兴趣。大学生热衷于在旅行中找到历史印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而这是零散的，娱乐性质的。从内容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物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受功利心态的驱使，大学生关注的是能马上带来物质回报的事物，比如:理财、证券、股市等。历史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历史教育关注的是人文、生命、真实，历史教育的功能是道德性、情感性，历史教育功能作用是隐性的，这导致大学生忽视了历史教育的作用，甚至认为历史教育无用，实践上表现为不去关注历史，很难建立系统的历史知识结构。
古典文献中的“大师”
追根溯源，纵^中国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是个历史非常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文化史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大师”即已被广泛记载，《诗经》《周易》《周礼》《春秋左传》《孟子》《荀子》等先秦文献都载有“大师”，即是明证。此后直到近代和现代，在我国数千年的文献典籍中，从来就不曾中断过对“大师”的记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也告诉我们，“大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不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也未必相同。经过对部分代表性古典文献中的“大师”进行初步的搜寻、梳理、归类、研究与解读，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至少可以有五种解释：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两种人。
其一，指大部队。在《周易 ・同人》中，即两次提到这种“大师”：“九五，同人，先号
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同人
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2]同义的“大师”，在《春秋左传》中也出现过，如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3]。
其二，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职之一，与太傅、太保一起并称为“三公 ”。这种意思的“大师”在《诗经》和《春秋左传》中都有。《诗 ・小雅》中有“尹氏大师，维周之氐” [4]；《春秋左传》则有“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 ‘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师”即“太师”。
其三，指古代一种乐官。在古文献中这种记载更加广泛，如《周礼》有言“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6]；《孟子》有语 “召大师曰： ‘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 ’”[7]；《荀子》则有“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 [8]。后来的《汉书》亦有这种意思的“大师”：“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9]唐代学者杨.在《荀子注》中说：“大”读“太”。
其四，对学者的尊称。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记述了这种“大师”。在《史记 ・儒林列传》中有文：“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10]这种意思的“大师”，直至清代，总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如清代文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就曾抱怨“大师”称谓之混乱：“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11]而胡适则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第一句话便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 ”[12]他在为“大师”的后继乏人表示担忧。
其五，原指佛的十尊号之一，后衍变成对僧人的尊称。《瑜伽师地论》卷八二有文：“解释次第者。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13]而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则有如是文字： “（姚）兴曾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 ’”[14]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庄季裕在《鸡肋编》中的记载：“而京师僧，讳‘和尚 ’，称曰 ‘大师’。”[15]可见称僧人为“大师”，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通过对上述古典文献和“大师”关系的大致梳理，不难发现，记载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之“大师”的古典文献更多的以先秦时期为主，而给“大师”赋予更多文化内含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大师”原本崇高而神圣
从古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语境，分别考察前述五种“大师”，可以获知：其一，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来就没有
产生过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 “大师”。其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这五种 “大师”，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彻底从当代语境中消失，有的则仍然活跃在当下。显然，第一种 “大师”，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指称，而是泛指，因而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可以忽略。第二种“大师”和第三种“大师”，都可读为“太师”，皆是古代社会的官职称谓，当然前者为行政官职，后者则是业务（乐）官职，但是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它们都已消失，没有传承。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 “大师”和第五种 “大师”，它们不仅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而且其内含与外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角度讲，通常意义上的“大师”，指的正是这两种人。换句话说，只有学者和僧人才配称之为 “大师”。
那么，当今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又是如何面对“大师”的呢？
谈到国内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大师”的，使我想起了二十一年前，在《中国文化报》做记者时，遇到的一个尴尬事件。 1995年，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 2545周年，当年北京要以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进行纪念。为了获得一张难得的参会券，我以《儒学与现代化》为题，全方位地立体地对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做了一次长篇学术访谈。该访谈文章，先是全文发表在当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首篇 [16]，之后被同年的《新华文摘》第八期全文转摘 [17]，再后来又被次年的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全文译成英文发表 [18]。顺利参会自不必说，而且还荣获如此的学术殊荣。我心里十分清楚，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杨向奎先生非凡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 [19]。然而，当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崇敬的心情再次拜访杨向奎先生，并情不自禁地称他为“大师”之时，杨先生不高兴了。他当时的一席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不喜欢这种称呼！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学富五车，却从没有称过‘大师’。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学者，人们只是称其为‘四大导师’之一，也没有称‘大师’。我怎么可以称‘大师’呢？ ”杨向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显然，杨向奎先生心中的“大师”，与梅贻琦校长所言“大师”，应该为同一级别的概念。巧合的是，当年在与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以及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等一大批大学者接触中，也都得到过类似杨向奎先生的观点与说法。即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直至 2000年前后，仍然有着这样的共识：“大师”是个非常崇高而神圣的称谓，高文凭与高学历未必能成“大师”，教授或研究员也未必能成“大师”，甚至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仍未必能成“大师”事实上，直至今天，在学术研究领域，能称或敢称“大师”的人仍然十分寥寥。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学海无涯”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作为外来宗教，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实现了华丽转身，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对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甚少，使我难以发表更多的看法。但是，六年前的一次机缘，使我与台湾佛光山以及星云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5月，“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在星云大师的大陆文化之旅中，具有“破冰”性的重大意义。因为此前星云大师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文化活动，都被严格限制在首都北京以外。为了配合这次重大文化活动，我有幸参与了《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特辑）》画册的策划与出版工作 [20]。六年来，对台湾佛光山是如何慎重看待“大师”的，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佛光山体系里，除了星云被称为“大师”之外，其他人统统都称为“法师”！而我自己从来没有听到星云自诩“大师”的[21]。巧合的是，本文前引佛教经典《瑜珈师地论》，其翻译者是唐代大名鼎鼎的玄奘。有意思的是，在该出版物的封面上，给玄奘标示的并非“大师”，而是“法师”。“一斑而窥全豹”，与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大师”在佛教界同样是崇高而神圣的。这种现象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界对 “佛法无边”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当“大师”等同于手艺人
显而易见，我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五种“大师”，都与手工艺人和手工艺行业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以古代手工艺或手工艺人等为主要记载对象的相关历史文献，除了偶尔记载几个手艺人的姓名外，同样难觅“大师”踪迹。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出点文化传承关系的话，恐怕只有《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第三种“大师”即“古代乐官之长 ”，多少与古代手工艺人挨上一点点边。因为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乐”与工艺美术同样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内容构成看，《周礼》实际上是一部以叙述先秦时期各种官职及其相应职责为主要内容的典籍。“大师”只不过是“春官”诸多官职中的一种，而与古代手工艺关系更加密切的《考工记》，却被列入到 “冬官”里[22]。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手工艺人总体上被排斥在“大师”之外，是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都知道，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化典籍等为主的文人文化，一种是
以工艺美术品等为主的民间文化 [23]。即是说，在人类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承过程中，作为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等四大主体职业体系之一的“工”――手工艺人，及其创造物或制造物，本来就占有不可小觑的半壁江山。 198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60卷本的《中国美术全集》，所收作品的一半多都出自古代手工艺人之手，即是明证 [2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千年来，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逐渐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以来，手工艺品与生俱来的民间性、乡土性、实用性等特征，致使其一直被主流文化视为“下里巴人 ”之作，备受歧视、贬损与排斥。因此，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笔下，“大师”不包括古代手工艺人，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讲，这种“大师”无疑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大内含缺陷和重大历史错误。古代文人士大夫之偏执、狭隘，乃至狂妄与自大，昭然若揭。
“大师”之内含与外延的突变，始于 20世纪 80年代。这与当时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有关。一是 1988年“中国工艺美术家大师” [25]的评选，二是差不多同时期公布的棋类“大师”和“特级大师”的称号 [26]。显然，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首次将手工艺人和棋手等纳入到“大师”范畴，是对上述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之缺陷和错误的一种重要弥补和强力纠正。这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做法，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大师”注入了新的内容，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公平，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创新之举。时代变迁与语言变迁之间有着相当深层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而事实上，近三十年来，在庞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群体里，确实也不乏“德艺双馨”而令世人尊敬、让历史铭记的，甚至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的“大师”比肩的“大师”。他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世代相传的精湛的传统工艺和技术，以手工制作为主，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并自成风格和流派的作品他们的“巧夺天工”，不仅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物质文化，而且还有效地传承了我国极具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从他们身上我们隐约看到了“古代乐官之长 ”的丝丝影子。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与学术界对“学海无涯”和佛教界对“佛法无边”的深深敬畏不同，我国工艺美术界似乎对“艺无止境”缺乏足够的理解与敬畏，“大师”的泛滥即是明证。近三十年来，中国工艺美术界在面对“大师”时，无论是评定者，还是被评定者，总体呈现的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文化缺失者”情状，而且越往后越肆无忌惮。在全国各类、各级之不规范的名目繁多的“大师”评定的作用下，已经造成真假难辨的“大师”“满天飞”。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灾难”，其一直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可也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经济学“木桶原理”还告诉我们，泛滥的“大师”必然导致“大师”文化含量的急剧下降。事实上，“大师”的泛滥，已经使“大师”从内含和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大师”所积攒的深刻文化与历史内含即将被稀释殆尽，“大师”曾经拥有的崇高而神圣即将消失。客观地讲，当下的“大师”已越来越与普普通通的手工艺人没有太大差别。“大师”即是手艺人。真是“此大师，非彼大师”啊！如果中国工艺美术界不能立即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大师”很可能会与“小姐”一样，当其极具优雅而高尚的内含被逐渐磨蚀之后，距离其成为众人皆不齿和不屑的负面用语已经为时不长了。届时，“大师”的掘墓人一定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自己。有所区别的是， “小姐”的变质是在完全非官方化过程中实现的，而“大师”的变质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官方助推因素。而这可能是当年的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大师”的蜕变告诫人们，任何决策都要有历史性和预见性。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大师”突变，以及“大师”乱相，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新闻界“连篇累牍”的报道与批评，即是一例。其实，对“大师”突变和乱相，更深层次的忧虑，还是来自工艺美术行业内部。因为这些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损毁，更是对一些真正具备“大师”气质的工艺美术人的玷污。中国工艺美术，绝不能因为一个不恰当的称谓，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行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本文的撰写其实是在完成这些有识之士的嘱托。
“会员”比“大师”称呼好
提出问题不易，解决问题更难。显然，从艺术文化学角度论述“大师”的前世与今生，并非本文的最终目的。试图从数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史角度出发，为当下混乱不堪、病入膏肓的“大师”，进行可能的诊断，进而找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治愈之道，才是本文撰写的真正目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都是我国当下覆盖面很广、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组织。在这些协会里，不乏振聋发聩的大家人物。然而，在这些组织内外，人们从来不曾称“大师”，只称 “会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的同事莫言先生，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中国工艺美术而论，它既是美术的，也是民间艺术的。因而，如果将其从业者纳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
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出于中国工艺美术家队伍之庞大与特殊，他们既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文艺家，也与美术家有所区别，
因而独立建构全国性的“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协会所有成员一律称 “会员”，或许是使其 “名正言顺”的切实可行之办法。
“名正言顺”，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其实，孔老夫子当时讲了一大段话，为论述之需，不妨照录于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27]可见， “名正言顺”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此时此刻，我只想借用另一位文化圣人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来呼吁“救救大师”！绝不能让“大师”重蹈 “小姐”的覆辙！
注释：
[1]在景德镇，的确流传着“大师”评选中的“明码标价”，省级大师需100万、国家级大师要1000万。数字可能有夸张，但是在中国工艺美术界，花钱买“大师”
的F象，却是客观事实。参见瓷器的官场生意[J].中国经济周刊.2013（7）.
[2][4]周易 ・尚书・诗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52.
[3][5]春秋左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45，78.
[6][22]周礼 ・礼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1.
[7][27]论语 ・孟子 ・孝经 ・尔雅[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51.
[8]荀子 ・王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6.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23.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24―3125.
[11]陈康祺.郎潜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9.
[1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1.
[13]玄奘法师译.瑜珈师地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240.
[1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02.
[15]庄季裕.鸡肋编[M].涵芬楼本.
[16]参见文史哲.1995（3）.
[17]参见新华文摘.1995（8）.
[18]Confucianism and Modernization――A Dialogue Between Yang Xiangkui and Hou Yangxia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6.NO.4.
[19]关于杨向奎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请参阅杨向奎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
〈自然哲学〉续编》等专著，和李尚英编《杨向奎学述》，以及杨向奎先生大量发表在《禹贡》《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杂志的学术论文。
[20]参见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特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1]关于星云与台湾佛光山以及世界佛教、中国佛教文化等的关系，请参阅《星云大师传》以及《星云八十年》等相关出版物。
[23]民间文化，当然不仅仅指工艺美术品，它还包括民间文艺等许多内容。然而，比较而言，在保存和传承上，工艺美术品比其他民间文艺等更便利和突出。
[24]参见中国美术全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此外，参见拙文技进乎道与中国工艺美术[J].陶瓷研究 ・中华陶艺.2016（10）。
[25]景德镇陶瓷大学周国桢教授，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88年和1993年的评委。根据他的回忆，1979年评选了33人，景德镇有王锡良入选。但1979年叫“中国工
艺美术家”。在1988年的评选会上，当时分管此事的轻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认为“家”不够响亮，有人提议用“大师”，结果被会议采纳。从此，“大师”在中国工艺美术
界畅通无阻。当时还追封了1979年评选的33人为“大师”。
[26]据了解，国内棋手评“大师”和“特级大师”荣誉称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目前，仅中国象棋，获得“大师”称号的不到300人、获得“特级大师”称号
的不到50人。与运动员等级评定相比，“大师”相当于“运动健将”，“特级大师”相当于“国际级运动健将”。总体来讲，棋界封“大师”和“特级大师”非常严
关键字：讨论式教学法 中学历史 应用
讨论式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随着新课标的普及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多中学历史教师的了解及青睐。讨论式教学法主要通过讨论的过程来让学生对教材中的知识进行初步的了解并且将自己的重难点进行划分。在教师进行教学的时候能够针对自己在知识上的缺漏进行问题的解答，效率较高。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中学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就很难对学生的重难点和疑问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学生也就不能够高效的学习历史知识。因此为了让我国中学生能够有效率的掌握历史知识，就需要对讨论式教学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讨论。
一，讨论式教学法的概念以及意义
（一）讨论式教学法的概念
讨论式教学法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在讨论式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教师的精心准备以及指导，通过预先的组织以及相关的设计来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对于教材内容进行相关的讨论，并且教师可以针对教材中的知识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通过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后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及见解，从而在讨论的过程中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知识的创新精神加以培养。在讨论式教学法的过程中，主要包括了教师设计问题、教师提供资料、教师启发学生思路、学生进行讨论、学生得出结论这几个步骤。
（二）讨论式教学法对于学生的意义
讨论式教学法对于学生的意义十分重要。在传统的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是采取讲授的形式来进行，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会觉得历史知识极为枯燥，并且在课堂上也会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失去兴趣，从而进一步对历史这一门课程失去兴趣。对于学生而言，这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通过使用讨论式教学法，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会对历史知识十分感兴趣，这是因为教师需要学生自己的见解，而学生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正好能够将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进行相应的表达，不仅让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在记忆历史事件的效率，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在使用讨论式教学法进行中学历史的教学后，就能够让学生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的方法，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让学生的智能得到提高，对于学生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十分有帮助。
二，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使用讨论式教学的方法
（一）教师的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的好坏对于中学历史教学讨论式教学的实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教师在进行课前准备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结合教材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教材中的一些知识重难点为学生设置出合适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教师对教材内容特别熟悉，将各种知识点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同时也要求教师要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在教师对教材内容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后，就可以设置出一系列的疑问，并且来为学生引导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如在学习我国近代史中的洋务运动过程中，教师可以额外的找一些中国近代史书籍来阅读，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以及国际背景。并且教师需要对我国现代史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了解，在课堂上能够对学生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到我国近代史的内容。
（二）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为了让讨论式教学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在进行讨论问题设置的过程中教师也要着重注意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在这一点上，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心理情况有着大致的了解，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有着初步的印象。通过对学生的兴趣的把握，教师就能够在进行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极大的将学生的兴趣进行激发，从而让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并且也能够让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提高，这对学生在进行中学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十分有帮助。但是在进行问题提出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问题要与教材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讨论的过程中也需要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讨论，切忌讨论的话题偏离教材内容，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例如在学习世界史中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教师可以联系到一些世界名画，例如《西斯廷圣母》等来让学生进行观看，并且让学生描述圣母与中世纪圣母的不同。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像，尤其是拉斐尔的圣母像十分端庄美丽，因此就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三）让学生进行分层讨论分享成果
学生学习能力以及知识掌握情况的参差不足一直是影响讨论式教学法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让讨论式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更好的得到应用，就需要教师通过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理解能力的不同来将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学生能够更好地互相学习。例如每一小组中必须有对知识理解能力强的与对知识理解能力较弱的学生，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指导与学习，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也能够将自身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解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提高，这对于日后学生的学习生活都是十分有帮助的。另外需要让学生在讨论后将自己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分享，同时也需要让其他学生对这些结果进行提问与讨论，在学生提问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对于历史知识也就掌握的更加牢固。
三，结语
对于学生而言，中学历史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进行中学历史的学习过程中使用合适的方法进行教学对学生而言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讨论式教学方法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式教学方法，学生能够将自己对于历史知识掌握的能力进行提高，同时也能够将自己的智能进行提高，让自己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1] 曹树佳.讨论式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5.
我将从回顾教育史的黄金时代开启对教育史危机的探讨。在教育史学科的繁荣期，每一位教师都会选择一门或几门教育史课程进行学习，但必须指出的是，风行于20世纪前半叶教师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史课程，无论是课程的讲授，还是教材的编写，都称不上理想。彼时，教育史课程的讲授是由一些没有历史感，或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缺乏认识的、所谓多面手教师来承担。所使用的教材也大都如埃尔伍德P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的《教育史》一书那样，撰写体例遵循着从古希腊教育到美国公立学校运动，及至进步教育运动的兴起这般直线式的教育进步史观；教材内容介绍的是缓慢的、直线进步的学校发展、现代进步教育、拥护学校教育且击垮了一切抵制学校教育发展的、有雄心壮志的教师等。
善于思考的教师们常常抱怨这类教育史课程的无聊及无用。对于那些即将走向三尺讲台、面对顽皮孩子的师范生来说，思考16世纪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分裂对学校的影响这类问题，看起来很是无用；而在历史学者看来，通过诸如呈现反对学校教育必然失败等内容来无限度地强调教育的直线式进步，是对历史的亵渎。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有重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领导了重新展望教育史研究的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的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也很快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在贝林、克雷明及他们的战友眼中，当时的教育史研究及教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其一，教育史研究所反映的历史苍白无力。当时的教育史观把过去的教育视为现代教育的黑暗前奏，并且认为随着学校日益完善、广泛和高效，学校教育将一直不停歇地进步发展下去。他们称这种历史观为辉格史观（whig history）。其二，教育史学科同教育学院、教师教育等大学机构里尊严最低的领域结合得过于紧密。为了解决这些困境，贝林、克雷明等人希望重建教育史学，使其成为一门具有真正学术性的新学科；同时，他们希望教育史尽可能远离教师教育领域，在其他地方找回教育史研究者作为历史学家的尊严。
我对上面的第一点持赞同态度。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经风行，或者至少在教育学院选课率很高的、陈旧的教育史课程，绝大部分都不理想。辉格史观是恶劣的历史观，是由那些没有历史专业背景的人撰写的历史，他们把历史讲述成缓慢的、直线式进步的。贝林、克雷明等人努力把教育史研究从外行手中夺回来，引导教育史研究踏上严肃的学术之途；同时，他们拓展了教育史研究领域，多角度地研究文化的传播，尤其在当时文化居于巨大变动的特殊时代，此方面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与此同时，为了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教育史学者对教育学院中的其他同事流露出怠慢和轻视。毫无疑问，作为克雷明的学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对从实践角度思考教师教育的学者也曾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当然现在想来特别不好意思）。当贝林等人把研究重心从学校教育转向文化传播，教育史研究焦点也相应地从学校教育及学校改革中转移了出来，而那个时期正是需要把学校教育及改革作为教育史研究重点的时期。
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性别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大学是男性特权的最后堡垒，大学里的性别歧视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当然，现在的高等教育并不是消灭了性别歧视问题，而是当年被接纳和认可的性别歧视的种种外在表现在今天已不再被认可。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性别歧视在大学不同部门表现不一。女性在大学教育学院谋取教职的数量越来越多，虽然没超过教育学院教职总数的65%。不过，到195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终身教职已经有36%为女性。1982年，教育史学会原主席帕特里夏格雷姆（Patricia Graham）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主任，这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系主任。实际上这并非个例。在全美各大学的教育学院中，女性越来越多地谋取到了领导位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教育学院之外的其他院系一样，历史系仍然是男性特权的堡垒，女性教职非常稀有。1987年，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她是第二位获得这个职位的女性。第一位女性谋取这个职位的时间是在1943年，因为当时所有男性都忙于战争。当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试图从教育学院转到历史系时，这一行动暗含的性别歧视如社会地位差异般清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史学者对教师教育态度日益冷漠，一系列关于教师教育前景的报告相继发布。这些报告建议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大量减少教育类课程数量，以确保未来教师融广博的教育知识、一定深度的学科专业背景及较强的教育实践技能于一身。纽约国家委员会卡耐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s National Commission）随后发布了另一份关于教学和美国未来的报告。这份报告为教师教育项目制定了新标准，使得上述建议落到实处。
2000年后，随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及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推行，教育史课程遭遇持续攻击，甚至可以说被完全漠视了。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教育改革者热衷于测量结果，而学习教育史的效果无法进行恰当的量化。因此，很难估算教师成就中学习教育史的贡献，或者了解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的教师是否学过教育史课程的关联度。实际上，教育史的学习有助于未来的教师深度理解教育领域里关涉价值的教育措施。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孕育出了新一代的教育改革者，他们希望把所有专业人员的培养限定在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养成上。因此，2001年，国家教师质量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NCTQ） 的凯特沃什（Kate Walsh）对替代性教师教育模式提出批评。她认为，很多替代性教师教育项目课程的设置与新教师的职业需要毫无关联。她援引的关键例子是：有些项目的课程计划的确包括实训课程（比如教室管理技巧知识、课程计划发展），而更多的课程计划中大部分课程同新教师的工作所需关联不大。她特别指出，有一个项目把一门她觉得完全不相关的课也纳入进去这门课的名称是美国的学校教育。
教育史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试图迈入历史学科的冲动；被教师教育摒弃在外的尴尬；课程设置变化及被新锐改革者视为非基础课程而导致的边缘化。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不得不问：教育史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我将从思考教育学院和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入手，探讨教育史学科的未来，因为它们与教育史前景息息相关。教育史学者的职业命运随着教育学院和大学的命运一起沉浮，因为这儿是我们职业生命赖以成长的栖息地。而且，事实上，我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教育史学科对教育学院和大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现有历史文化课程内容设置不健全
乡土历史又称地方史，包括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在内的国内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几乎均设置有《中国历史与文化》等类似的历史文化课程，内容涉及宗教、建筑、艺术、音乐、文学等板块。但是，大多数教材都是从宏观层面来讲述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内容过于宽泛繁杂，十分缺乏乡土历史的微观教育。而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导游服务方向与旅游规划方向，是为地方服务，并和地方文化结合十分紧密的专业方向。因此，各地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高校应结合本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有针对性的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这样有助于弥补现阶段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不够健全的缺憾，有助于让他们深刻的了解本地的乡土历史文化，更好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
（二）学生乡土历史文化知识储备不充分
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所受中等教育的背景大多由普高和少量职高组成，且文理兼收。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的高考应试教育影响，理科生和职高生在高中阶段，缺乏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涉猎，更不用谈及乡土历史文化知识。因此，课题申报者通过多年的一线教学和调查统计认为：对于和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而言，有必要补充基础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而完善其知识结构。
（三）现有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与行业实践脱节
设置文化类课程的作用，不仅在于从源头上提升学生内在素质，同时也要和行业实践相结合。现有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因为乡土历史文化部分内容的缺失和教学方法的陈旧，以致和行业严重脱节。例如，乡土历史文化几乎是各省市导游资格考试的内容之一，从拓展学生就业途径来看，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有助于立志做导游的学生顺利通过导游资格考试和提升其内在素质，但是，由于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的缺位，以致于学生都要通过上各类补习班来获得相关知识，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针对性的开设该门课程，学生就业后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二次培训过程。笔者前期已对部分在校导游服务方向的学生，及毕业后仍从事导游服务工作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做了相关数据分析和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这门课程对于在校生的学习和毕业生的就业都很有帮助。
（四）现有历史文化课程教学模式单一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历史文化类课程多以课堂“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为主，较少引入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等方法，因而多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这也使得教学内容多停留于枯燥的文字上，无法满足现代高校教学的新变化，更谈不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我们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实践环节，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如，笔者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课程教学中，率先改革性的增设了“大足石刻”、“三峡文化”等教学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收效甚好。
二、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原则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1.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框架的搭建或以该地区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为纲，或以地方历史文化的不同板块为纲，也可以该地区所辖范围内的更微观地域为纲。总之，要根据教学需要，清晰地梳理出该区域的地方特色。
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理论性课程能够更好地为实践性课程提供指导[1]，不仅要更多的引入案例教学，使空泛的理论知识能够“落地”，增加学生的认同感，同时，要积极引入景区实地教学、行业精英专题讲座等新的教学方法，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有业内人士的现身说法和学生的切身经历，才能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验性与科学性原则
国内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没有成熟的教学模式可供借鉴，教材和专业的教师队伍也相对匮乏。因而，开设这门课程的难度很大，只有从事历史文化教学工作的一线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在教学内容选择、教材的编撰、教学方法和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多做尝试，根据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馈，不断加以调整，以期实现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三）多元化原则
1.不同的专业方向要实现多元化教学，根据各个专业方向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突出各专业的特色和重点。
2.在课程性质上实现多元化，根据不同专业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设置为专业选修和专业必修两种类型的课程。例如，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导游和策划方向可将该门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其他方向可设置为专业选修课。该课程需打破理论与实践断档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元化。
（四）市场导向性原则
旅游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我们要以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为首要目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办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2]只有根据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旅游行业对于人才能力的新需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实用性人才，才能实现地方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
三、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名称及内容――以重庆为例
为更好地探讨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问题，本文在下列论述中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地区为例。
（一）课程名称
根据重庆地区的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将课程名称暂定为《巴渝历史文化概论》或《重庆地方文化》。课程体系主要依据重庆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设置。
（二）课程性质
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多设置有旅游策划、导游服务等专业方向。在进行课程性质的设置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联系紧密程度，分别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如，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方向主要为地方旅游业服务，它们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因而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而其他专业方向相对于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而言，则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不那么密切，故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
（三）课程内容设计
1.理论课程内容设计
首先，可以按时间脉络厘清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让学生形成初步的认知，搭建一个宏观的知识网络；其次，选取重庆地区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景点（景区）进行分章节详细讲解，使学生感受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发学生主动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最后，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法和课堂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进一步提升其主动和创新学习能力。
2.实践课程内容设计
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加深学生对于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因而，实践课程内容设计可针对理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章节开展，选择贴近现实、易于操作，有利于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实践项目。例如，以“游客眼中的大足石刻历史文化价值”为题，以分组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先设计好调查问卷，然后深入景区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完成期末课程设计。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还可以锻炼其社交能力。毕竟大学教育更多的是主张学生更多、更好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丰富人生阅历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而不是死读课本知识。
（四）教学时间安排
根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性质，设定不同的教学时间。一是，旅游策划和导游服务方向是专业必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3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54课时。其中，理论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42课时，即1-14周均为理论课程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12课时，即15―18周均为实践课程教学，这段时间用来完成分组专题讨论、期末课程设计等实践性作业。二是，其他方向为专业选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2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36课时。36课时均为理论课程教学时间，期末以课程论文或者试卷考评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方法
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式”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项目教学法、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分组专题讨论等教学手段和方法，实现枯燥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开拓学生视野，还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有别于以课堂归纳、分析等为主的传统教学手段，着重强调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教学思维，从项目选题、相关信息收集、方案设计、修改、实施和评估方案全由学生独立动手完成，教师只起着答疑解惑、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以项目为中心、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3]。例如，关于巴渝历史的大体演变过程，以及“重庆”一词的由来可由学生首先查阅相关资料，老师再着重补充教学，该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老师唱‘独角戏’”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学习和创新学习的能力。
（二）专题知识讲座
在课堂教学之余，定期邀请从事相关研究或工作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给学生举办专题知识讲座。同学们从中既能获得比较纯粹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了解更多实用的职场信息。这样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促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目的。
（三）景区实地教学
景区实地教学法，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领悟和学习知识的方法。比如，在经过一定的课堂知识学习之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带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的磁器口景区进行实地教学，结合景区实物给学生讲解距今1000余年的文化知识，实现枯燥的课堂教学向生动的现场教学的转变。
（四）分组专题讨论
老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有意义的知识点组织全班同学分组讨论，让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师最后做出引导性点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而且还能加强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信息的“多向流通”。
关键词：《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育读本》；课程专题；教学方式；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0-0212-03
一、课程内容的开发研究
教育中的辅助工具就是教材，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课程的精髓。教材中包含了学生的培养目标、学生文化素质的要求、中职教育的衔接等内容，教材的选择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们的价值观取向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
（一）教材的选取依据
本教材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政策的发展伴随着很多的现实因素，而教材的选择却相对于比较稳定。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度切入，在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之下进行教材的编写，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等都要明确。此外，对于教材的选择还需要进行理论层次的分析，好的教材对塑造学生的性格有很大帮助，教材的学习和分析需要符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转型，充分将社会主义理念上升到高水平层次。在此背景之下进行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将教材紧紧围绕社会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能够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散，将学生的价值观念真正得到体现。
（二）教材的内容特点
教材就是教学的材料，是教师和学生参考的首选，教材的价值观取向直接影响到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教材的内容需要通过多层审视之后才可供学习和使用。教材的每个单元内容首先要符合一定标准要求，同时还需要将时下的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等联系在一起，将国家文化精髓展示和融合，时代精神渗透和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造思维，激发学生对科研的热爱和向往。
1.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内在平衡有利于避免教学陷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窠臼。工具性强调本身是一种工具，其中核心是培养人的工具理性。人文性指出不只是工具，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和追求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如果“工具性”指向学生“学什么、怎么学”，那么“人文性”则在揭示学生“为什么学，学成什么样”。其中“学什么”的逻辑前提是“为什么学”，“学成什么样”是“学什么、怎么学”的结果。可见，工具性与人文性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要求学科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素养；学科必须遵循自身特点和学生特点；学科必须容纳学生的生活经验，并力图实现学科与学生形成互动。
2.实践性与创造性相统一。教与学是师生双方思维沟通与碰撞的实践性活动。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对课本既有知识点的消化吸收，其着力点应重在师生双方激活彼此智慧的火花。所谓教学相长其内涵尽在于此。实践中，教师的权威性通常扼杀了这一点，“一言堂”和“唯命是从”成为课堂的基调。师生间的不平等地位在客观上主导了学生的知识习得性，同时也给其戴上了一副精神枷锁。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外壳存在，不应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学科的创造性恰恰在于防止这一点发生。因此，创造性地学习应成为教学实践的基石，通过师生间的互动实现实践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三）教材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教材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教材的实用性要求教材的学习具有广泛性，内容的难易程度和模块设计都有规律，需要对德育课程的教学有充分的认可。因此，教材的实用性需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对学生思维进行发散性训练，同时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模块设计，将教材的价值最大化。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内容逻辑顺序和难度梯度进行合理设计，学生在思维能力理解范围之下进行适当的延展更好。
二、探索教学研究新方式，提高德育教学的实效性
提倡适宜的教学方式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教对学生思维导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探究新的学习思维方式，提高教育和德育的熏陶、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新的学习方式需要适应过程，需要教师做好对教学内容充分理解的准备。在新的形势下，国家提倡培养高素质人才，因此对学生创新理念的培养就需要结合课程内容进行共同的把握。
（一）理论教学环境
如今，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等辅助方式，通过制作与授课内容相符合的幻灯片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具有鲜明直接的效果，能够清晰地展示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此基础之上也能够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清晰明了地认识，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习效率有很大的提升。良好的教学环境、课堂气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都会潜移默化的将学生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而使教学效果充分得到体现。此外，课程课件还可以借助视频、图表等教学辅助手段，以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动态画面中更好地体会和掌握教材中很多抽象难理解的理论知识。
（二）实践教学环节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育读本》课程的实践教学环境是学生实现自我兴趣和才能展示的场所，室内的实践教学环境应能够服务于学生的直观理解，便于组织综合性实践教学活动。比如，可以设置实践课，如去参观博物馆和十二木卡姆中心。在实践教学中将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实际化，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拓展。《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育读本》的实质就是让中职学生能够认识、理解新疆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历史潮流进行创新，使自身肩负的使命发扬光大。实践教学环节既能够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更好的把握，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属于课程的真谛。
1.着眼于促进人的内在发展。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新理念，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的看重和追寻；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和呼唤。现在有些青年人道德缺失，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素质不高。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加强德育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德育观念。道德制观念教育不仅是德育知识的学习或是做到遵守道德，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着社会主义道德治国家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高校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道德制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道德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必须把德育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长久性的工作来抓，保证德育教育的长期性。
2.网络多媒体教学方式。如今高校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培训已然成为主流趋势。学生能够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将培训内容制成软件或网页资料进行自学，并且可以在线接受教师指导。网络包含的内容无限广泛，将网络技术的教学方式进行不断的延展，学生通过网络学习，更加有利于对抽象理论知识的掌握。网络多媒体的闪光点就在于可以时时学习，自我控制学习速度，同时在网络中促进交流，替代了传统的教师授课答疑解惑的固定模式。如今，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建立了学术交流群，将课程相关的信息和新闻分享在群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将自己学到的、看到的，或者是不懂的问题在群中进行提问，促进大家的交流，思维与思维之间的交换就会产生更多的新灵感。
（三）大数据背景之下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给人们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背景之下的信息技术要求教师必须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从大数据中找寻更多的奥秘。大数据虽然带给人们的挑战固然是颇多的，但对于信息技术的学习与德育教育的融合，不仅是学习知识技能，更是学习做人的过程。教师不仅要充当学生知识技能的导师，还需要对学生的人生规划进行指引，在大数据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学生需要具备相应的挑战能力才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
三、课程教法匹配之下的师资队伍建设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育读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德育教师要对新疆历史的传承和文化历史演变做到深入细致地了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数教师并没有身临其境，大部分教师都是照本宣科，没有把课本和新疆的实际结合起来。因此，教师需要根据课程的内容进行教法设计，找到适宜的教学方式将课程的精髓、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教授给学生。
（一）师资力量的条件和壮大
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业务精湛、高效精干的高水平德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支知识、学历、专业、职称、年龄结构合理优化的教学梯队，提高学术创新水平、强化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一支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师资力量的雄厚和发展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新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国家的和谐师需要通过阅读更多的书籍进行知识的扩充，不能仅限于教材的内容。师资力量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础，学术发展，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有相当高的要求。因此，要不断挖掘有潜力的教师，对于教师的授课效果实行加分制，并对表现优良的教师进行经济鼓励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师资力量的发展和更新。
（二）师资能力的培养和德育的熏陶
继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对教师后续的衔接具有重要作用。后续教育可以促进已有的教育基础，对现有的专业知识的掌握具有一定的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会更加深入。本着创新理念和负责的态度，教师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知识的补充和教师专业技能的提高对于教师结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继续教育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教育的无止境和人们学习的无止境要求人们必须时刻去学习，局限于自身基本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提高。外界的环境因素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既要进行一定的集体组织模式（集体备课），又要进行自觉意识之下的参与培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培训的有效性，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德育不仅需要自己有德育，还要用自己的德育去感化、教育学生。教师要时刻对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不受腐朽思潮的影响，明确自己的价值观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教师若没有正能量的传播，对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充分使用情感方式进行熏陶，将教育的温度进行保持，而不是将热度冷却尽散。要暖人心，善其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学生推向更前沿的领域。
（三）师资队伍的考核效应
高级职称的评定以及带来的经济收益不断鞭策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本着一定的竞争性，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水准。教师资格证的考核只能单纯初步检测是否具备一名合格教师的条件，但并不能成为一种持久的选择和评价标准，对教师自身能力的提高需要不断地进行深入和研究。所以，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式去探索，如对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待遇、奖励制度的完善，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教为取得职称而努力，还能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提高。另外，教师需要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待今日大数据的发展，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和分析存在的问题，这就必然需要使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大数据就自然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媒介。借助大数据时代中的数据魅力，不断的将自身的知识能力进行提升，自身技能不断完善。
四、结语
在新形势下必须践行和加强教师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全方位提升教师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素质，并且净化教师人员的工作及周围环境，保证教师人员遵守其职业道德，这依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是提高教师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根本，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体系是改善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多方面共同作用激励下，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教师环境，保证教师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社会效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根据中职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出发，分析教材《新疆历史与民族宗理论政策教育读本》中的教材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师资力量的训练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得出，无论是通过哪种教育方式，都需要顺应时代潮流，以国家发展为主，对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需要充分认可和借鉴反思，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充分支持，为国家、社会、新疆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对于本文的研究，笔者主要通过阅读文献和相关资料，从互联网中搜索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借鉴，从中找寻闪光点。此外，遇到相关专业性问题进行探讨和深究时，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对于主题应用了解的不够深入，并且对于专业方面的知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努力。就目前存在的教学问题来看，创新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学内容的把握和扩展还需要充分借鉴专家的优秀成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提升职业素养的内化和外化，爱国爱疆、坚持“五个认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五观”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依然是重要的核心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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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职历史 情商教育 渗透方法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古尔曼认为：“情商是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功100%=IQ20%+EQ80%，即人的一生，20%由智商决定，80%由情商主宰。在“成功”的天平上，情商的砝码大大超过智商的分量。到底什么是情商呢？情商（EQ）又称情绪智力，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它主要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美国对733位拥有数百万美元的富翁所做的调查显示，对他们的成功起作用的前几位因素均为“诚实地对待所有的人”、“严格地遵守纪律”和“与人友好相处”等被称为情商的因素。因此，在关心学生智商教育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情商教育。历史学科特有的跨越古今、横亘中外的资料占有和启人心智、情感丰富的人文学科性质，为情商教育走进历史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中职阶段，是学生情商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和趋于稳定的关键时期，学生的可塑性很强。教师必须抓住这一时期，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情商的培养，下面我就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注重情商培育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通过让学生围绕学习目标，展开自主学习，培养中职学生的情商。
教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师生心理相互影响的过程。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目的是树立正确学习动机的最有效方法。如学习中国历史，可以了解祖国的过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树立崇高理想，激发爱国之情，立定报国之志，增长建国之才等。学习世界历史，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吸取和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就，扩大和深化思想教育；可以培养分析、概括、归纳和历史思维能力。这些是大目标，还有小目标，即每一节课的学习目的。如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应掌握哪些基本的历史知识？理解哪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在思想政治、道德情操方面受到哪些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是历史教学取得成效的前提。这样既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引导作用，又能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的形成和心理发展。“教是为了不教”。有了自主构建能力，离开了教师，学生仍然爱学、会学、会思考、会创造、会关心、会自我教育。
二、通过学习历史人物高贵的品质培养中职学生的情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历史教材中蕴藏着许多情商教育素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名人身上得出他们高贵的品质，以感染学生。如介绍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忍辱负重地写就史学巨篇《史记》；李时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27个春秋完成《本草纲目》；曹雪芹在贫困中创作文学巨著《红楼梦》。这些史实的讲授帮助学生形成笑对挫折、胸怀坦荡的意志品格。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鸦片战争中抗击沙俄，收复新疆，“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宗棠；甲午中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邓世昌；失败后，甘洒热血，“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辛亥革命时期，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等人的事迹，有利于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勇于献身的求知态度；还可借助马克思、列宁、、邓小平等历史伟人的历史史实，渲染伟人们的“完美人格”，为学生的心灵发展树立人格楷模。如马克思“为头脑牺牲整个身体”的勤奋治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在革命岁月，付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可是他始终具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广阔胸襟。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过人才能和惊人忍耐力等。挖掘和利用教材的心理因素，列举现实生活中的榜样模范，不是课堂教学“离题万里”，而是为学生的心灵成长提供一道“文化大餐”，它能激励和引导学生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
三、通过学习历史事件培养中职学生的情商。
“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燃的火把”（古希腊普鲁塔戈语）。拿什么去点燃火把？教师要善于利用历史事件，通过情境展示法、自我体验法等方法，创设必要的教学情境，以情生情，以理激情，借景生情。历史中很多事件都有动人的故事，是人类情商的精彩表现，都是情商教育的好素材。笔者教学时曾经有学生对邓世昌、谭嗣同是否该牺牲发生了争议，借这个契机，并以此作为一个“启情点”，为学生搭建一个探讨人生价值的平台。引导学生动手查资料，在课堂上开展讨论，他们史论结合、旁征博引，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通过这种教学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正确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挖掘隐含在历史事件里的情商因素，把显而易见的情商因素进一步强化，使学生在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得到良好的情商熏陶。
四、组织学生看影视、图片展、参观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方法培养中职学生的情商。
让学生体验历史，特别注意其心理体验与感受的权利、情感震撼、内心选择、精神升华和外人无法干预特殊性，充分尊重学生亲自体验感受的权利，正视学生这种心理与情感体验的差异性，适时、适度地发挥教师示范、熏陶、引导、提示、升华与启发折作用，尽量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独立地感受人类历史文化中的精神力量，不断塑造具有个性的、崇高的、独立的精神家园。为此教师要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登上讲台，放下架子，放开胆子，通过模拟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使其身临其境，尽情地表现，置于历史中，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自然而然地产生情感体验。如我们在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史实时，可以将学生带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现场教学。面对众多被害者的骸骨，面对令人发指的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历史的惨景就会再现于学生的眼前，使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情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图片展览和观看电影《血战台儿庄》，提高学生的认知活动和水平，从而培养良好的爱国主义情操。
“情商是开启心智的钥匙，激发潜能的要诀”是人生获得成功的力量源泉。育才先需育人，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重视情商教育，使学生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不断提高，个性得以张扬，学会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成功的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教育心理学.
一、思想品质，职业道德
思想上好学上进，要求进步，忠于教育事业。坚决拥护党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社会公德，正直温和，爱岗敬业；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各项学习与教育，认真达成继续教育目标，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始终不忘提升自身的素质修养和教育技能；愉快接受学校工作安排，不挑肥拣瘦，不怨天尤人，起早带晚，辛勤耕耘，执著追求，一心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热心参与公益事业和集体活动，尊重他人，心怀学校，尽己绵薄，为校争荣；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重师德师风建设，弘扬正气，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具有较强的敬业、务实和奉献精神。
二、教育教学能力
1、历史教学工作
历史在初中并非主课，但它在传承文明、启迪人生中却有着突出的效用。为此，作为任课教师，我重学：向书本学，经常阅读有关历史教学的书籍杂志，做好摘录；向他人学，广泛听课，择其善者而从之；从实践学，经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觉有不善者及时改之。其次重新，教学上积极贯彻新课改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以生为先，钻研新教材，挖掘新思路，利用新手段，充分运用自己善于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将丰富的课材，广泛的知识充实入日常教学，能合理运用游戏、知识竞答、小组对抗赛等形式活跃课堂，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与激情，在快乐的氛围中传授知识、迁移知识、内化知识。再次是重德，“学史做人”，历史教育是历史史实的传授，更是人文道德的传授，在讲述丰富的历史知识，使学生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的同时，我还十分注意发掘历史学科的德育因素，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公民道德教育。任职五年来，教学效果受到领导和同仁的肯定，完成过一届毕业班教学，学生的结业成绩令人满意，合格率有明显提高。我积极参加教学交流，多次代表学科组对校内校外开课，获得好评，并多次获奖。在20*年西片赛课中战胜大桥、光华等对手，出线入围参加市级课件比赛，并荣获市级二等奖。结合自身教学还撰写了《让学生在“感知”中学习历史》、《浅谈历史活动课》、《论诗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随风润物——论中学历史教学与学生人格建构》等多篇教学论文。
2、班主任工作
20*年至20*年共担任过三年班主任。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前沿阵地，也是学生学习与生活的主要舞台。作为班级的管理者，学生的指导者，我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理念投入工作，不仅关心学生的文化学习进步，更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导学生怎样做人。积极整合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注意自身师德师严的树立，扎扎实实开展班级工作，紧抓日常行为规范，严格班级常规管理，树立“讲正气、讲学习”的良好班风。重视班委建设，以点带面，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实行值日班长制，让每一个学生了解并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面对全体，重理论教育，防微杜渐，充分发挥自身历史专业“以史为鉴”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辨是非、明荣辱的能力；面对个体，重心理疏导，发掘闪光点，指出不足处，引导学生从善弃“恶”。能以一个母亲的心态对待每一个学生，同时能从为人父母的角度感念每一位学生家长的立场和期盼，时时与学生家长进行联系交流，或在家校联系本上笔谈，或通过电话、家访等形式交谈面谈，相通有无，互换信息，发挥好家庭--学校教育的沿袭性、一致性、互补性。率领班级积极参加校级集体项目，并多次获奖，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期间撰写了《德育需要齐抓共管》、《初中时期家庭矛盾的成因与解决之道》等教育论文。20*年圆满完成了实习班主任的指导工作。20*年获校优秀中队辅导员称号。
三、工作实绩
20*年公开课《昌盛的秦汉文化——领先世界的科学成就》获校级“优秀公开课”和“多媒体课件设计优胜奖”。
20*年公开课《甲午战争》获校级公开课优胜奖。
20*年公开课《红军不怕远征难》获校级优秀公开课和“多媒体课件设计优胜奖”。
《论诗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获“崇宁杯”新课改教育教学论文评比二等奖，送审合格。
《随风润物——论中学历史教学与学生人格建构》获“崇宁杯”新课改教育教学论文评比三等奖。送审合格。
20*年获校级“优秀中队辅导员”。
论文摘要：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都与其社会历史、民族文化、风俗、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等社会要素有着极为复杂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中国职教的梳理，采用“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我国职教管理体制的不足，以期对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梳理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民族危亡逐渐加深之时，洋务派的杰出代表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建创办了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随后清政府又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培养技术人才的学堂，公元1902-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壬寅—癸卯学制”，规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当时称之为实业教育。这样我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才被正式列入学制。
1917年，黄炎培等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推广职业教育”“为个人谋生之准备”等职业教育思想。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增强了职业教育，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兼顾了升学和就业。这个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式确定。
1951年国民经济恢复期以后，国家把职业技术教育纳入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之中。1956-1966年期间，职业教育学校无论是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蓬勃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wWW.133229.COm1985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挖掘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此后职业教育飞速发展。1996年5月正式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此进人了依法治教的新阶段。
二、中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
1.在办学主体上，我国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办学，但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决策权在中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分级管理以政府统筹为主，学校积极参与，学校很少有独立办学的权力。而像一些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不直接管理地方具体的职业教育事务，而是由地方自己管理，政府在国家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地方的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建议，运用立法和拨款相结合的方式来干预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宏观上的调控，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所需的经费，调动了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积极性。
2.在管理权力上，中国是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职业教育的管理权在政府，由政府统筹管理全国的职业教育，在中央设立教育部成人与职业教育司来管理职业教育的具体事务，下面积极配合中央贯彻执行，学校没有很多自主办学的权力，因此，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3.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上，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由政府推动，按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本着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极为有限。
三、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内在制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说，就是因为存在内在规则，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形态，通过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各个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自己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都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来管理，在职业教育产生的清代也不例外，洋务派创建船政学堂，也是沿袭了这种中央管理的方式，职业教育的管理权在中央，地方只是起执行的作用，没有权利来进行自己的决策，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后，也是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地方没有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提出发展计划，地方认真执行，没有独立办学的权利，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不一样，这样难免造成职业教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造成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落后。
总之，以上是笔者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分析，通过分析期望对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帮助，从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一对经济数学师资队伍现状的调查
本文所研究的地方性本科院校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多是近年由地方性师范专科学校升级而成的综合性院校，笔者本次抽样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湖南科技学院、邵阳学院等四校(以下简称“四校”)进行了调研。文中时段数据为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1日，时点数据截取2010年12月1日。
(一)年龄结构
经汇总基本数据，四校均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总计31人，但年龄结构不尽合理。31人中以青年教师为主，40岁以下青年教师26人，占83．8%，其中30岁以下教师14人，占45．1%，30～40岁教师12人，占38．7%，40～55岁4人，占12．9%，40～55岁成熟教师不足，55岁以上1人，占3．2%。
(二)学历情况
四校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学历结构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具有本科学历教师仍占一定比例。硕士研究生共19人，占61．2%;具有博士学历教师2人，占6．4%;本科学历教师9人，占29．0%;另外还有在职就读研究生4人。
(三)职称情况
四校职称结构不尽合理，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明显不足。31人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5人，占16．1%，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1人，仅占3．2%，数量明显不足。近年，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主要来源是高校应届毕业生，教师职称结构以中级和初级为主，43．4%的任课教师具有中级职称，具有初级职称的教师占34．7%。
(四)双师素质情况
本文所指的双师素质指具备高校教师资格，且有两年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实际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四校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双师素质有待加强，具有双师素质教师8人，占25．8%。目前，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自数学系理论数学专任教师，22人，其中具备双师资格的仅3人，占13．6%;二是来自经济管理系专业课任课教师，9人，其中具备双师资格的为5人，占55．5%(表1)。
(五)参加培训情况
教师实践能力培训不足。从四校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参加培训情况看，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理论、学历培训、其他各类短期培训及业务培训，分别占全部培训人次的31．1%、23．3%、20．5%、25．1%。
二经济数学师资队伍形成的原因分析
经济数学师资队伍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其现实原因。
(一)历史原因
经管类专业办学历史不长，地方性本科院校由师范专科学校升级而成，经济管理类专业均为近年新设，四校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在同类型学校中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具体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成熟业务骨干教师不足。年龄结构不尽合理，未形成合理梯队(40岁以下任课教师占83．8%);职称结构不合理(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占16．1%，其中正高级职称仅3．2%，中级职称教师占43．4%，初级职称占34．7%);双师素质不强，且培训不足(具有双师素质的占25．8%);教师实践能力培训不足。二是骨干教师队伍薄弱。职称结构偏低，正高级职称人员太少;教研、科研成果不足，对经济数学的教学教改问题研究少，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与管理问题的科研甚少;社会行业实践、教学实践经历不足，很多教师将经济与数学完全脱离，将经济数学课上成了数学理论课，学生兴趣不大，效果不佳;教学工作量偏高。三是教师来源渠道单一，双师素质不强，初级职称教师过多。担任经济数学教学的教师教师中具有双师素质教师比例仅为25．8%;学术氛围较闭塞，经济数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少，近乎为零。
(二)现实原因
现实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师生对于经济数学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尚未到位，没有形成共识。笔者口头采访了12位经济管理系的教师，有7位认为经济数学就是数学课，在校学习时就觉得枯燥乏味令人头痛，甚至有人不愿谈起;笔者随机采访了21位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有16位学生认为，老师教什么他们就学什么，没有思考过，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有3位学生认为学好经济数学是为了考研，因为经济数学是国家统考课程，有2位学生认为，学好经济数学是自身兴趣。二是师资队伍分类管理不够。院系领导文山会海式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较多，对经济数学的教学思考缺乏深入，大多认为学生没意见、能够维持就行，反正经济数学跟专业办学的关系不大，思想上将经济数学等同于数学，管理上表现为粗放管理，谁愿意上此类课就上。三是骨干教师队伍培养、管理不足。
三经济数学师资队伍建设的策略与措施
地方性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要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加强学科、专业带头人的培养，改善师资队伍职称结构，重视“双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注重动态管理。
(一)提高认识，尽快达成对经济数学教学重要性的共识经济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通过对经济数学课程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获得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其后续的进一步学习、掌握更深层次的经济数学计算方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并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内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在培养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数学的应用范围，与此同时，人才需求市场也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富有数学素质的专门人才的渴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企业越来越关注从业人员的数学素质，以便能有效地、定量化地解决开放性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1］。经济应用数学的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众多有志有识之士共同努力［2］。对于经济数学重要性的认识，关键在院系领导和任课教师，而学生站的角度没有教师高，多数是被动学习，当然，能否变被动为主动、变漠视为重视，有赖于师生的共同努力。
(二)加强双师型队伍的培训工作
近年来，学校专任教师的主要来源集中于高校应届毕业生，他们只经过基本的岗前培训，缺乏相应专业实践、及对行业领域的了解，这就形成了在一段时间内，教学内容结合相关行业具体实际较少，尤其针对技术更新较快的行业领域，这些问题尤其突出。在经济数学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要学会“数学地思维”，学会应用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3］。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和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应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应是“经济数学”课教学目标的核心。如果它不能体现时代特征和要求，不能更多更好地反映数学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不能对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无疑偏离了教学目标［4］。因此，应注意结合专业建设与发展实际，加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培训工作。多渠道培养年轻教师，各校应增加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并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可以考虑聘请综合性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和企业高管进行学术交流，使学术空气处于开放状态，开阔师生视野，使经济数学真正具有经济“味道”，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三)建立一支动态管理、综合素质高的师资队伍
人物述评
陈文增出生于1954年，家乡在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北镇村(定窑遗址附近)。大学文化，高级工艺美术师，国际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津贴优秀专家，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兼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五大名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河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点特聘硕士导师。
陈文增从事定窑研究、恢复工作近30年，使失传千年的历史名窑再现人间。为了这项重大民族文化瑰宝的再现与振兴，他无数次栉风沐雨去古定窑遗址寻根问艺；无数次进京。到镇江、赴上海，凡是有定瓷遗迹的全司各大博物馆(院)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灰复定窑初期，只因定窑研制处于攻坚阶段父母先后去世而未能在父母跟前尽孝。几多坎坷，几多磨难，历经干百次试制、失败，再试制，再失败，终于形成今天艺术、仿古、日用三大系列、百余品种的定瓷生产规模。并课徒授艺，培养了大批定窑专业人才，为定窑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文增对定瓷刻划花艺术尤其钟情，发明了定窑刻花三把刀具(单线刀、双线刀，组线刀)，打破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说法，破译了古定瓷艺术密码；并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创造了“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刻花理论。他刻花从不打草稿，刀起刀落，一气呵成，一件刻花作品的完成最多不过两三分钟。清华美院教授张守智先生曾称赞说“是最过瘾的两分钟”。
研究中陈文增还了解到宋代定窑简洁明快的造型装饰与当时清丽高畅的文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把握其总体风范付诸于千百次的创作实践中；通过试制研究和古今比照，对定窑清白和米黄色的呈色形成给予烧成气氛(氧化焰和还原焰)的明确界定。
他还总结出：定窑决非单单的艺术，而且是文化积淀深厚，艺术价值超越的合璧之作，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将出现偏差。
近些年来，刻有“陈氏定窑”及“陈文增”铭款的产品除供给国内市场外，部分产品还出口日本、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1998年首创370000元／件当代定窑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1999年获“中国工艺美术世纪大展”金奖，“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被定为国宝，由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2000年论文《定瓷科技发展管窥》获“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2001年“瓷，诗，书三联艺术”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02年艺术魔壶获国家专利后再次获得日内瓦全球发明家协会金质奖章，并获得300万(人民币)的资值评估；2002年定窑白瓷刻花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定窑莲纹刻花盘口瓶作为国礼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收藏，莲纹刻花贵妃瓶为美国著名画家维利・帕克赫尔斯特女士收藏；2003年获“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展”大师作品荣誉奖：2004年获“中国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出版《定窑研究》45万字，并获中国第二届学术著作奖二等奖，填补了定窑无理论的历史空白。
2005影响力
2005年2月，陈文增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惟一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因成绩突出，8月底，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0月，又被河北农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0月28日，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2005年12月书法获中国电影百年全国书法大展佳作奖，200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艺术名人”荣誉称号。
组委会评语
三十年的定瓷研究，陈文增被新闻媒体称为“名窑文化复兴时期的中国定瓷之父”。陈文增这位铁骨铮铮的开拓者，为彻底完成一场彪炳子秋的定瓷文化复兴运动，注定要与定瓷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对话。
【关键词】英国 律师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指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历和其他任何社会现象。法律文化也包含支撑国家法律制度的价值观念,法律阶层人士所持的法律观念,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念,以及形成在法治体制的社会环境等内容。十八世纪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优势地位,社会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在法律文化方面的表现即是律师职业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和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强化。
英国律师制度的发展
“律师”一次来源于古罗马的“人”或“代言人”。随着罗马入侵英伦半岛,罗马的法律文化中的元素也被带到了英国。因为神权统治占据着早期的英国历史,所以最初英国的律师主要是教会律师。随着王权的加强和一系列专职法庭的兴建出现的普通律师,最终在爱德华一世时期(1272-1307)初步形成了一个职业群体。通常认为,12～13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司法审判人员的职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职业法官与职业律师的兴起。①12世纪中叶以后,亨利二世推动了英国的司法体制的改革,一是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二是创建了陪审团。可以说这两项制度的创立都与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密不可分,直接促成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应的法律文化。
在英国,律师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高级律师,也叫出庭律师,或称“巴律师”;另一个是初级律师,也叫事务律师,或称“沙律师”。高级律师主要依据律师专业知识或诉讼技巧为当事人辩护,而初级律师主要从事法律性的事务工作。此两者的划分也为后来英国律师文化的独特性埋下了铺垫。12世纪之后,随着中央司法体制的确立以及专门法庭的出现,普通法适用领域的知识性需求越来越强,陪审制的建立强化了法庭辩论的功能,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辩论技巧,当事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益需购买令状、熟悉诉讼程序,这些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于是,一个专门帮助他人诉讼的职业群体就应运而生了。
十八世纪英国律师的生活状况及其伴生的法律文化
英国在经历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即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民众的社会意识也逐步摆脱了野蛮和蒙昧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上到统治阶层,下到普通民众都有强烈的意愿来用法律的手段巩固政权,确保个人财产不受到侵犯。因此,对于区分英国民众和那些不幸国家的民众来说,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权利的基本捍卫者,理解普通法是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和国民意识的核心。②由此可见,十八世纪英国法律在英国政治生活环境中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十八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渗透到了整个英国政治体制的肌体之中。甚至在乡村,普通法深深地扎根在生产关系的每个基本细胞,而且顽强地与传统价值观联系在一起。③在有关研究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律文化的文献中,法律似乎应该与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本文试图从法律文化发展的构成主干――律师行业的生活状况探讨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
英国十八世纪的律师行业队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律师阶层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英国社会文化所衍生的产物。如前所述,为了适应王权统一管理,为了适应民众的需求,律师的职业化得以形成和完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普通法律师就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与民族国家和王权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发展,王权的增强,是以受命于国家内部有知识、懂治理的行政管理队伍的发展为推动力的。无论是从专业知识,还是从治理经验来说,律师无疑是治国者的最佳选择。④与此同时,律师参与治理政府以及中央政治治理工作,他们运用法律强化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并有意识的把普通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带进政府、社会。由此可见,统治阶层能够对律师行业寄以厚望,说明律师职业是晋升上层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因而律师群体在英国得到普遍的社会青睐。
律师行业群体属于接受高等教育阶层,有着自身独特的法律文化习惯。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主要有四个律师学院,或称为律师公会,即林肯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四大律师学院互不隶属,其成员包括正在各学院学习的学生以及已从各学院毕业的大律师,学院由君主或皇族担任名誉院长,院长由资深的大律师通过互选产生。在这四大律师学院学习的学生都要接受系统、正规的法律专业教育。律师学院形成的是一种学徒制的法律知识传递方法,这种古老的师傅带徒弟的训练方法在律师学院里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且对法律知识的传递发挥着重要作用。学院里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阅读”、“模拟法庭”以及持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辩论。同时,四大律师学院的主要职能是对其学院提供出庭律师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口头训练、会见技巧、谈判方法等一些侧重事务方面的训练,这与事务律师培训课程的要求是一致的。律师学院学习非常艰苦,教学也异常严格,每年的毕业人数都被严格控制。学生不仅要具有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同时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才能应对严格的训练。
参加四大律师学院学习的学生被社会称为精英群体。他们毕业之后就称为“巴律师”,具有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的资格。由于他们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在法律知识上扎实且富有经验,因而受到上层统治阶层的重视。相比之下,事务律师不具有出庭的资格,只是专门处理一些法律常规问题,不可以诉讼事务。为了使两者之间的差别明显,律师公会规定四大律师学院的学生,也就是将来的“巴律师”不得与事务律师来往,而且作为一项条例明确的写入了律师学院的要求之中。这也是至今在英国的法律传统文化中,大律师(即“巴律师”)受人推崇的原因。
十八世纪的英国律师学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制。这里的“封闭”并非指律师学院与社会脱节,其主要指律师公会为了保持其在英国法律中的精英地位,确保律师学院培养出的最优秀的学生掌控英国未来司法诉讼和司法文献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不受草根阶层的误导。⑤由此在法律文化中所折射出来的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普通法教育实际是精英阶层的教育,民众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踏入律师学院的大门,而寻找到走向上层社会的出路。不少中产阶级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律师学院学习,这些学生毕业后又为服务中产阶级的社会权益奔波。而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工商业发展迅猛,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服务对象和要求获得法律服务的群体是一致的。因而,社会群体推动普通法的发展,促进律师行业的兴盛,而没有与其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摩擦。
律师培养过程中强调良好的品德和团队精神。律师学院的学生在学习期间注重集体生活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仪式。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法律文化中独特的一面。学生们被要求参加各式各样的奢华舞会以及社交活动来培养学员之间的一种相互认同和团队精神,这为提高学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些活动中,法官和高级律师也会应邀出席,这些人也是从律师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整个活动中与学生们平等地属于活动成员。这样有高层人员参加的活动机会经常提醒学生们在法律社会中的地位,也通过观察和交往使得学生们养成良好的习惯。⑥通过此种方式,使得学生们对律师行业的精英文化意识进一步提升。
宗教在律师学院中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宗教在整个欧洲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英国普通民众也在宗教的洗礼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最初英国的法院体制、司法系统的建立就是在宗教的庇护下才形成规模的。随着16世纪路德宗教改革的兴起,英国的宗教也逐渐产生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强烈倾向,清教徒有了日益增长的势力。与此同时,宗教也是促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诱因。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清教徒也取得了宗教领域里的胜利,因此,借着宗教的惯性的影响,清教徒很快就渗透到了代表精英阶层的律师学院。在整个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阶段,律师学院至今仍保留着很多宗教仪式。众所周知,在法庭上,律师、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等出庭都需经向上帝宣誓后,方能进入下一个程序。
综上,十八世纪的英国律师职业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并结合英国传统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英国普通法法律文化形态。(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程汉大:“12-13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化”,《世界历史》,2000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