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9 14:03: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家庭教育示工作经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教育收益率；家庭因素；学校因素；隐藏能力
一、引言
自1960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以来，人力资本就成为经济增长、收入及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从微观来看，个人倾向于通过教育等手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个人收入，另外，家庭和学校等个人成长环境也对人力资本水平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入，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于教育收入关系及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①，并且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Corcoran（1976，1990）对家庭背景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指出：拥有社会经济特权父母的个人收入要高于正常个人，大部分研究由于忽略了隐藏能力②所带来的异质性问题而低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与Corcoran的理论相印证的研究有很多，例如1986年Heckman和Hotz对巴拿马的研究中发现了父母教育与子女收入的显著关系。另外，学校质量是教育收益率影响因素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大学质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正如Behrman and Birdsall于1983发表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教育收益率本身是对教育年限收益的分析，加上学校质量，学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就能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来。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个人收入和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研究，然而，由于数据收集等方面的困难，对于家庭背景及学校质量等方面的研究在近10年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开创性地进行了关于异质性教育回报率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李实、丁赛（2003）和邓峰（2013）进行了关于城镇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研究，张世伟（2008，2009）对于家庭教育背景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做了详尽研究，Hai Zhong（2011）关于中国高等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采用Mincer收入模型，其典型思路是，将一个人的收入看作其经验能力的结果。
可见，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指出隐藏能力所产生的个体异质性在收入决定中的重要性，将其忽略将导致收入回报率估计的偏差。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多数学者采用更高级的计量方法予以修正来得到更加准确的教育收益率，但对于隐藏能力的成因及影响并没有充分且具体的研究。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优化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和改革教育机制都是有益的。本文将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按照人生阶段划分为进入社会前因素（后文简称社会前因素）和进入社会后因素（简称社会后因素），并且认为，包括所有教育和家庭因素的前者决定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隐藏能力，而后者我们简化为仅用工作经验表示。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各社会前因素对于个人收入影响的验证和探索，以之表示个人隐藏能力的来源和影响。
二、计量模型及估计方法
自1974 年Mincer 首次提出运用收入方程来估计教育回报率以后，mincer收入模型成为劳动经济学及人力资本相关的文献中最普遍应用的模型，本文即采用这一模型，普遍应用的mincer收入模型为：
在经典的mincer收入模型中，隐藏能力是包含在误差项中的，这将导致采用OLS回归的经典mincer收入模型产生偏差。mincer之后的很多研究都考虑到了个体的隐藏能力所导致的异质性问题，对我国的相关研究也不例外，但之前由于数据的缺失，个人隐藏能力仍无法在估计式中得到体现。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此问题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回归比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要合适。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OLS的估计值和IV的估计值只是下偏与上偏的区别，而不能说IV估计一定比OLS估计更为准确，正如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此文中，李雪松和赫克曼展示了他们极具意义的工作，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边际政策效应（MTE）来更精确的估计教育的异质性回报。
由于CHIP2002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数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得到一系列能够较为全面的反应个人隐藏能力的数据，最终建立一个包含个人进入社会之前的各种因素的模型。鉴于此，本文所运用的估计方法仍然是OLS回归分析。于是我们的模型仍然是（3）式。只不过在变量X一项中，我们要表示的是代表隐藏能力的社会前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有一部分X是虚拟变量，而有一部分不是；当父母收入引入时，我们用其对数值作为变量，因为这样与个人收入对应，并且经济上更有意义。
为了构建最具有说服力的模型，同时为了获得最有解释力的变量，在多元回归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采取AIC信息准则③的逐步回归法。
当然，得到合适的回归模型之后，本文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我们还希望对各社会前因素的重要性做一个比较。在此，我们采用相对重要性分析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本文解释变量数量适中，我们采用优势分析来分析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前文已经提到，我们用于研究的数据来自CHIP1995和CHIP2002。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由国内外专家学者执行的一次大型调查项目，项目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大部分，我们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城镇居民部分。城镇项目采用问卷调查形式，涵盖了我国12个省份上万住户，包含了丰富的住户和个人信息，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地址，个人收入，收入来源及类型，工作类型，工作时间，受教育年限，受教育质量等。
由于CHIP的权威性和准确率，国内外已有一些文献利用CHIP1995及CHIP2002进行了教育回报率相关的研究（Haizheng Li，2003；Hai Zhong，2011）。但大部分相关研究只是利用了很少一部分个体数据，且未对隐含的个体数据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本文中，作者综合利用了CHIP1995和CHIP2002的数据，将研究相关的个体进行了系统的筛选归类，提取了许多隐含数据，并对两次调查所体现出的趋势做了分析。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CHIP1995数据回归结果
下面我们对CHIP95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1，回归（1）（3）是未加入社会前因素OLS估计，回归（2）（4）是加入可获得的社会前因素的OLS估计。
如表2所示，通过OLS回归分析，我们对CHIP1995的数据构建了传统的mincer收益模型及扩展之后的mincer收益模型，其中（1）（3）是未区分教育水平的教育收益率估计，而（2）（4）区分了教育水平。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对CHIP95mincer模型加入社会前因素之后的一些变化。
（二）CHIP2002数据回归结果
CHIP2002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1）（2）是传统的平均教育收益率回归和分教育水平的教育收益率回归，其余各组则是加入某些或全部的社会前因素的OLS回归。
表2中，回归（3）（4）加入了所有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而回归（5）（6）是为了比较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而设置，仅加入了学校因素或家庭因素，回归（7）（8）是为了比较两个显著的学校因素而设置，分别仅加入了中学表现和大学质量。
（三）模型的确定
由以上的多元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本文关注的各解释变量进行了多种组合和回归分析，各回归模型均是可以接受的回归模型，但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回归模型来解释各社会前因素对个人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在此，我们采取逐步回归法来确定模型，其中用到R语言环境下的“MASS”程序包。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得到一个包含教育收益率的关于个人收入对数项的回归方程，因此，被解释变量为个人收入对数项，而教育年限是必须要加入进模型的解释变量。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对CHIP1995的分析结果如表3。
对CHIP2002的分析结果如表4。
关于以上逐步回归结果，有几点需要说明：
最优模型仅仅指的是在当前条件之下，应用于当次调查数据最合适的收入和教育收益率预测模型；
对于我们最关心的教育收益率，两个模型其实并没有可比性，因为解释变量不同。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加入某些合适的社会前因素之后，教育收益率的降低非常明显，其数值相比现有文献预测值都要低。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小时工资还是回归方法，其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反而是能够代表隐藏能力的社会前因素能够带来非常可观的影响。
可以看到在CHIP2002最优模型中，性别变量已经消失，这说明性别对收入变化的解释力已几乎消失，这与上一节结论相互印证。
（四）相对重要性分析
我们分析过一些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相对影响，然而，我们还希望能够知道各社会前变量在整个回归模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最优模型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相对重要性分析，来得到各解释变量对预测被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采用R语言进行这一分析，其中用到“relaimpo”程序包。
对于CHIP1995最优模型的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由图1可以看到，通过优势分析，我们得到了各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其中纵轴的比重表示在所有可预测到的方差（15.93%）中，某一预测变量的贡献，具体数值表5所示。
由图1和表5我们可以得到CHIP1995最优模型解释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依次是：父母收入对数，工作年限，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平方，男性，父母职业地位较高。
由图2可以看到，通过优势分析，我们得到了CHIP2002各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其中纵轴的比重表示在所有可预测到的方差（23.88%）中，某一预测变量的贡献，具体数值如表6所示。
由图2和表6我们可以得到CHIP2002最优模型解释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依次是：父母收入对数，大学质量，教育年限，在中学表现，工作年限，工作年限平方，父母职业地位较高。
通过以上相对重要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
（1）对于“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所选取的最优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于收入对数项的解释力度，而收入对数项的本质意义是，当解释变量变化时，收入变化的幅度。可以说，当相对重要性越强的变量，对收入变化幅度的影响越大。若以收入决定论的视角来看，相对重要性越强的变量，在收入决定中占有越重要的地位。
（2）通过对CHIP1995和CHIP2002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父母收入对数项在模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它决定了模型很大一部分的解释力，它对居民解释收入变化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3）从CHIP1995到CHIP2002，工作年限的相对重要性明显下降，这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变迁所导致的结论，也有可能是加入大学质量和在中学表现的结果。为了分析这一变化，我们对用与图1相同解释变量的CHIP2002模型做一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如图3：
可以明显的看到，即使未加入不同的解释变量，工作年限的相对重要性也大幅度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的结论：从CHIP1995到CHIP2002，工作年限对于居民收入变化的解释力度大幅下降，相对而言，教育经历对于居民收入变化的解释力度则大幅上升。
（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父母收入对于子女收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经历在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父母收入，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工作年限对居民收入变化的解释力度在逐渐减小。
五、总结
第一，本文将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全面地加入到扩展的mincer模型中，以之表示社会前因素带给个体的隐藏能力，进而通过O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都对个体收入和教育收益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加入这些社会前因素后，估计出的教育收益率有着十分明显的下降，通过对CHIP2002数据做的工作，本文认为学校因素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稍大于家庭因素。
第二，通过逐步回归，本文确定了CHIP1995和CHIP2002的最优mincer扩展模型，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3%和2.8%。
第三，在最优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相对重要性分析显示：在决定收入的各解释变量中，父母收入对数是占有支配地位的解释变量，对已工作居民收入变化的解释力最大，这说明，经济实力的代际遗传性依然很强。
第四，关于家庭因素：最主要的代表数据是父母收入和父母职业地位，其中父母收入代表的是经济能力和经济权力，回归结果显示父母收入每上升10%，子女收入将上升超过3%，而本文认为父母职业地位较高会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进而对子女能力及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五，关于学校因素：影响教育收益率和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质量，其次是个体在中学期间的表现，两者差距不大，且对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而中学质量对于教育收益率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对于基础教育，要淡化重点中学和普通学校的区别对待。
第六，通过比较CHIP95和CHIP02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本文得到这7年间关于劳动市场和教育一些变化趋势：从数据来看，我国居民个人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收入差距拉大，从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收益率有较大提高，高质量的教育获得的回报显著增加，从最优模型和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来看，已工作居民年收入的性别差异显著降低，工作年限对于收入的解释力大幅降低，教育经历的重要性大幅上升，这都说明我国的劳动市场在向着规范化快速发展。
注释：
① Psacharopoulos 和Patrinos（2004）对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他们利用42 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发现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教育回报率约为10.9%，与高收入水平国家相比高出3.5%。其中亚洲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9.7%） 相接近，约为9.9%。
② 隐藏能力是指个体未被观测和度量的或未在数据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③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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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Zhong Hai， 2011：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hat is the role of college qualit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 ：260-275.
一、加强教育演练，提升师生自救自护能力
1.扎实开展安全教育主题（专题）活动。组织开展第二十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第八个福建省学校安全教育周、安全生产月、综治宣传周、5.12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宣传日、12.2交通安全日及特种设备、水上交通安全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重视抓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体验式生命教育和平安暑期、寒假专项作业等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和社会实践基地等阵地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积极协调公安、交通、消防、地震、气象等有关部门支持，在各类校外教育实践场所布置、开设一系列安全宣传教育功能室及专题讲座；加强与广播电视、手机媒体、公交电视、户外传媒合作，大力宣传普及综治安全法制和基本常识，及时报道综治安全工作特色亮点和成绩经验。利用“两微”平台、手机短信、校讯通等信息技术，加强学生安全家庭教育和社会宣传，营造保障学生安全的家庭和社会良好氛围，提升全社会综治安全意识。
2.全面落实安全教育课程。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做到安全教育课程、课时、教师、教材、教研和考核“六落实”，确保各学校每学年安全教育课程不少于12课时，并列入正式课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和放寒暑假前一周必须安排一节安全教育课。组织学生使用好《公共安全教育读本》。建立考核评价体系，落实教师安全教育职责，提高教师安全教育水平。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研内容之中，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师资培训，加强课程资源和教学教研课题研究，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安全教育教学新模式，强化学校安全隐患台帐网络管理平台建设。组织督查调研，总结、交流和推广教育教学成果，举办优质特色课程观摩评比活动，提高公共安全教育课程的实施水平。
3.加强应急逃生疏散演练。按照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全面落实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将安全演练纳入学校常规管理，中小学校每月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做到教职员工、学生全覆盖。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联系，有效组织防地震、防火灾、防踩踏、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故、防校园伤害等系列演练活动，提高师生避险、逃生技能和自护自救能力。
二、深化“两项创建”，构建安全文化
4.全面深化“两项创建”工作。进一步健全创建工作机制，创新创建载体，丰富创建内涵，强化创建措施，巩固创建成果，增强创建实效，提升创建动力和活力；不断完善创建考评激励机制，把“两项创建”实效作为精神文明、党建先进评选和绩效考评的前提条件，纳入学校综治安全工作重点和目标责任制考评重要内容，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形成精品特色，确保完成2015年辖区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及“平安校园”等级创建评审达标率不低于65%的任务目标。
5.构建校园安全文化。开展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制定建设办法与标准，培育2—3所校园安全文化创建示范校。坚持学校安全文化建设与平安校园创建紧密结合，重点夯实校园安全物质文化、构建校园安全制度文化、培养学生安全行为文化、凝聚校园安全精神文化。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震减灾等安全示范学校建设活动。
三、推进管理创新，提升能力水平
6.加强安全防控机制建设。严格执行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和公安部、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标准GB/T29315-201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等文件规定，不断加大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投入，将“三防”建设纳入学校标准化建设。努力构建新型校园安防体系，加强重点要害部位视频监控、消控、报警等技防设施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和“人机互动”。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及保障制度，完善事故预警、应急救援、善后处置预案，推动落实安全管理日志制度。完善校园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主动协调配合综治、公安等部门开展“护校安园”行动，加强校园及周边地区巡逻防控和治安排查。健全完善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和学生人身意外伤害险制度。
7.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台帐制度、报备制度和挂牌督办制度，做到隐患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推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和管理信息化。及时总结推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经验，县教育局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各学校必须每月进行1次校园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行动。
8.提升安全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应用水平。借助“福建省安全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创新安全教育方式，探索新媒体信息化条件下学校安全教育教学新模式。开展平台应用操作培训，开设在线安全教育课程，组织线上安全教育活动，布置平安寒暑假作业，实现安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推动互动式安全体验教室（馆）、体验中心建设，进一步增强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9.强化队伍建设与岗位培训。重点加强县、校两级特别是民办学校安全管理（保卫）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保卫）人员，以适应工作需要。制定培训计划，落实培训经费，有计划地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安全管理人员、学校负责人、安保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参加省、市、县、学校四级岗位安全培训，做到持证上岗。将安全教育及管理内容纳入开展校长、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师训干训的必修课程。指导推动各校利用教育网络教研平台，开展校（园）长、安全管理（保卫）干部和特殊岗位人员岗位安全远程教育培训。
10.强化信息报送和档案管理。切实履行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职责，严格执行省教育厅有关学校安全事故报告规定，杜绝迟报、瞒报、不实报现象的发生。建立安全工作记事和分析制度，加强安全数据档案管理，做好相关数据统计、报送、分析、建档工作，规范档案材料的收集、分类、整理、成册、入柜管理。
11.加强理论研讨与优秀成果推广。充分发挥“县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的职能作用，组织开展学校安全管理与安全教育实践教学研究及成果推广，总结交流安全教育及管理经验。适时开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福建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执行情况和公共安全教育进学校进课堂等专题调研和经验推广交流活动。
12.加快推进综治安全信息化建设。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构建纵向贯通、横向集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学校综治安全信息（网络）系统，推进省市县校综治安全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管理和深度应用，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地方和学校建立集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校车管理、安全管理、网格化服务及公共应急指挥等多位一体的校园安全云服务管理平台。主动适应大数据、新媒体时代要求，强化网络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信息综合运用，加强安全教育信息平台、“学校安全”网站（页）建设，及时通过网站（页）信息资讯、解读政策法规、传播安全知识。
四、突出工作重点，构建长效机制
13.有效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警示教育，建立每日提醒警示制度，即学校门口显目位置设置游泳和交通安全提示牌，利用每天5分钟安全警示教育，开展防溺水、防交通事故警示教育。持续开展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安全教育优质课征集评选活动，充分利用当地新闻媒体，通过家访、《告家长一封信》、手机短信等形式，向学生及家长学生游泳和交通安全提示，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责任意识。推动建立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分析研判制度和联防联控机制，主动提请当地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及镇（乡、街道）、村（居）和社区，广泛深入地开展重点水域、路段安全管理及排查巡查，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减速带、隔离带、防护栏等设施，努力降低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发生率。
14.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根据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安监局联合下发的《县校车及学生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推进集中接送学生车辆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的深入开展，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健全集中接送学生车辆和非法营运车辆交通安全举报监督制度，严查接送学生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并补充、修缮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标志、标线和防护设施。提请地方政府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农村寄宿制学生周末班车开通运营工作，进一步规范规模较大学校校园内交通安全及师生接送车辆安全管理。
15.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清剿火患”行动，强化“四个能力”建设。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条件、隐患排查整改和日常管理制度措施，强化消防安全“标准化”、“户籍化”管理和火灾风险评估。明确学生宿舍、实验室、图书室、食堂餐厅等重点部位、重点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设立单位消防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岗位人员，加强防火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开展消防安全优质课征集评选活动。全面提升学校建筑消防设施完好率，提高火灾高危和消防重点单位的人防、物防、技防水平。
16.强化饮食卫生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规范卫生操作规程。健全完善食堂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定点采购、索证、登记与食品留样、记录等管理制度，定期检查食堂及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状况，加强人员培训，有效治理校园餐桌污染，强化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食品安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校园周边无证经营饮食摊点卫生安全整治。严防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17.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校园周边综治防范措施，认真贯彻落实闽教安〔2014〕21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学校及周边综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作用，健全完善部门协同的齐抓共管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交通秩序、文化娱乐场所、食品市场、网络诈骗和“护校安园”、“清剿火患”、“六打六治”打非治违等专项整治行动，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坚持前端管理、源头防范，实现预知预警、预防预控，主动提请当地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深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挂牌督办、联动推进、督导检查机制，强化校园周边易肇事肇祸、有潜在暴力倾向等重点人员的排查、救治、帮扶、管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加强有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矫治、管理，建立心理预警、疏导机制，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开展管制刀具、器械收缴行动，有效预防和控制侵害学生及学生打架斗殴等涉校涉生暴力案件的发生。
18.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建立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及时调处、解决不稳定、不安全隐患及突出问题，依法处置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健全完善学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师生依法逐级反映诉求，及时排查、分析、研判教育系统存在的突出矛盾纠纷，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学校、班级综治安全信息员队伍建设。强化学生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防止网络诈骗和传销。加强问题学生和教职工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行为管控和台账管理，及时排查化解可能发生的师生矛盾纠纷。
五、强化督导检查，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19.加强阶段性督导检查。建立全县学校综治安全管理工作专项督导制度，探索建立安全巡查制度，健全完善督导检查、督查通报、落实整改、限期反馈和“回头看”等工作制度，提高督查效率效能。探索建立学校交叉检查机制，协调并配合有关部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交叉检查、专项督查、随机抽查和明查暗访等方式，重点加强防溺水、校舍安全、校车及学生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全、消防安全、实验室危化品安全、网络安全、校外集体活动安全等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通报情况，挂牌整治，实现督导检查与隐患整治、规范管理、督查通报、绩效管理有机结合。
六、落实岗位责任，构建履职考评体系
关键词：高校；资助；诚信；贫困生；对策
高校一直被人们视为做学问、搞研究的“净土”。然而近年来，高校中频繁出现“不诚信”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论文剽窃、代考、还贷逾期、就业随意违约等事件均造成了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至于考试作弊现象则早已在校园里司空见惯。
连续几年的高校扩招，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更多的优秀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但同时也让高校的贫困生人数大幅增加。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缓解了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费不足的压力，但同时也让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发展，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了学，不会因经济问题辍学，我国一直在探索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帮扶政策。在2007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奖、贷、助、补、免”五位一体的资助政策体系。资助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在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资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假贫困生、还贷违约等现象，使大学生诚信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诟病的焦点。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学生工作者，从事了将近六年的政治辅导员工作，工作在学生工作第一线，与学生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以此为契机，从高校资助工作的视角出发，以该项工作中存在的较突出的若干诚信问题，如贫困生认定、助学贷款申请及还贷环节等方面存在的不诚信现象为切入点，对高校诚信环境出现问题及如何打造优质诚信环境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能对实际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一、高校资助工作中常见的大学生的不诚信现象
1、申请过程中的不诚信现象
高校资助工作开展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主要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其对象应该是家庭贫困、无法支付学费或无法承担生活费的大学生。在我国目前的高校资助政策体系中，各类困难资助的启动程序都需要学生本人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与否，则是学生根据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自身需求做出的自主决定。但是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有的学生虽然家庭经济困难，承担学费和生活费存在一定困难，但由于其认识的偏颇，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害怕被打上“贫困生”的标签，在同学中抬不起头，并不去提出申请；另一方面，也有一小部分学生虽然并不贫困，但在各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却提出了困难申请。有困难不申请，或许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但如果因不申请资助而又无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以致影响学业和自己发展，那就得不偿失了；而那些虚假申请的同学，如果不对其情况不加以核实，及时纠正，一方面不利于此类学生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高校资助工作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2、困难认定过程中的不诚信现象
对于学生是否属于家庭经济困难，是否属于需要资助的对象，这样一个认定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虽然，当前信息技术不断更新、提高，但是整个社会的个人征信体系尚不健全，整个社会存在着不诚信的风气，高校对贫困学生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存在这样的客观因素，所以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出现不诚信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目前大部分高校对贫困生认定的主要依据是学生提供的加盖了家庭所在地的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公章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和《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依据，可能在学生档案中有若干补充或参考的信息，但是相关信息极其有限。这些情况无疑给贫困生认定工作增加了难度。
具体表现为：有的学生虽不贫困，但通过找关系、走后门便可轻易取得一纸证明，虽名不副实，可以轻易过关。而在高校，对于核实相关证明的真实性，也存在实际困难。一般而言《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和《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这类表格在高校给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一并投递，大一新生在开学报到当天就将相关的困难证明交至学校，学校经过一定的材料梳理，确立本校的困难生库，为了不耽误相关的国家和学校的助学金及时发放到位，这个梳理过程在时间上是比较仓促的，而学生所在学院、学校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核实学生真实的经济情况，更不可能去实地考察，难免会有学生钻空子，不该拿资助的同学拿到了困难补助，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不好影响，也让资助工作陷入被动。
3、对资助费用使用过程中的不诚信现象
基于资助政策的初衷，资助费用使用的两个基本方向是缴纳学费和生活费支出。实际上，笔者在工作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没有如此使用，有的拿到资助的学生拿到数额不菲的资助后热衷于炫富、摆阔，花钱大手大脚，吃饭经常出入馆子，衣服穿上了名牌；有的学生虽获得资助但仍不及时缴纳学费，到毕业时还拖欠学校学费；有的学生并没有因获得资助而心存感恩，发愤图强，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有的学生因自己所获资助等次低而心存不满，怨天忧人。这些现象也使资助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成为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表现。
二、高校资助工作中大学生诚信问题的成因分析
1、社会环境影响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也一直是国人尊崇的美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都处在解构和重建过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正在瓦解，而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还未真正形成。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政府、社会到单位、个体，朝令夕改、欺上瞒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失信行为见怪不怪，诚信不再、社会失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遍现象，诚信危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痼疾。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今的大学生耳濡目染，从思想到行为都深受其害，老实诚信吃亏、作弊造假受益的现实让他们也都失去了对诚信和美好道德行为的坚守，而去通过非诚信的行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非贫困生想方设法骗取贫困生的身份，并不惜与真正的贫困生争利，去获取各类贫困资助。
2、诚信教育缺失
以应试教育为价值取向的我国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以分数为衡量标准，都是以结果论英雄。在这样的教育主导思想的指引下，教育实践中，更多地关注知识的传授，较少关注学生内心素质和修养的培养，高分低能，学习成绩好、道德素质低等现象比比皆是。在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个教育阶段，还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虽都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引导，但无论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手段都缺乏科学性、针对性，道德说教痕迹明显，缺乏时代气息和实践特点，往往不能被学生接受。社会、家庭、学校和教育者自身的不诚信行为。又让受教育者拿来对比，这种言行不一的客观事实则让受教育者形成深刻的逆反心理，使得诚信教育的效果化为乌有。
3、资助工作缺陷
审视资助工作中的诚信问题，很多问题的出现，除了学生自身诚信意识缺失外，资助工作各方面的缺陷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资助工作理念方面。目前，我国“奖、贷、助、补、免”的资助体系中，奖、补、免三种资助都属于无偿性的资助，受助者只有权力而无责任和义务，这种无偿性的资助无疑成了我国学生资助政策的主流。而在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其发达完备的资助体系中有偿性资助、权利义务对等的资助则是其资助政策的主流。我国的这种无偿性资助，让受资助者所需做的工作仅仅是提出申请，而无需承担其他的责任和义务，让一部分学生抱着“不申请白不申请、不得白不得”的思想成了一名伪贫困生。
其次，评定程序方面。我国的资助工作。普遍实行生源地证明、学生申请、学校评定的基本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对贫困生的鉴别、审定都由学校来完成，具体则是由辅导员完成。由于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辅导员对每一名申请者逐一家访显然不现实，只能转而依靠学生本人提交的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而实际上这个表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都深受质疑。
最后，资助监督不到位。学生资助工作重评定和资助，轻资助的使用管理和助后监督。繁重的资助工作任务让资助工作者身心俱疲，对于评定后资助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资助政策的本意，他们没有精力去关注，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机制。部分受资助者拿到数额不菲的资助款后，恣意挥霍、出手阔绰的现象也让其他同学失去心理平衡，导致了资助工作中不诚信现象的恶性循环。
三、高校资助工作中提升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对策
在高校资助工作中，大学生的诚信问题的形成既有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诚信缺失大环境的影响，也与我国长期应试教育导致的道德教育缺失有关，当然大学生自身存在的诚信意识淡薄是造成资助工作中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层出的内在原因。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笔者认为要解决高校资助工作中大学生诚信问题可以从学校、社会、个人三方面入手，“三位一体”提高大学生诚信意识，将高校资助工作更能落到实处，突出其有效性。
1、大力加强校园诚信教育活动
（1）思想上：励志教育。
除了经济上的资助，还要关注贫困生的成长，尤其是思想上的关注。部分贫困生对自我的认识不够客观，这样往往会引发各种心理问题，部分贫困生存在心理困惑，极少数贫困生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在笔者的实际工作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都在乎被人视线，觉得别人轻视自己，缺乏自信、自卑等。这给贫困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及时开展贫困生心理健康辅导已是当务之急。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激发贫困生克服自卑心理，形成自强不息的思想观念，用自己的拼搏精神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2）情感上：感恩教育。
有些贫困生缺乏感恩的心，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一部分贫困生认为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是不幸的。同时，在部分贫困生中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通过感恩教育的深入，激起这些学生的奋斗意识，调整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心态。
（3）行动上：典型（榜样）教育与激励（奖励）教育。
在贫困生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在资助工作推进过程中，可以树立典型，开展典型教育，营造良好的资助氛围。也可以将特别突出的贫困生吸收进资助工作中，让他们言传身教。
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基本要求，是解决高校资助工作中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必然选择。既要将诚信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也要把诚信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工作特别是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在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上，要切实改变传统的道德说教，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学生社团，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加强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教育引导。当今的社会是高度融合的社会，高校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大学生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升该群体的诚信意识，离不开全社会诚信教育活动的开展和诚信意识的增强，如果我们的社会是诚信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家庭是诚信的家庭，那么水涨船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也必然会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2、加强资助工作制度建设
我们在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大学生内心诚信意识、着力消除大学生不诚信行为内因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资助工作制度建设，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最大可能地使不诚信者没有机会，并增加其失信行为的风险和成本，着力消除大学生不诚信行为的外因。
一是实行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证明责任追究制度。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是高校用以认定贫困生并予以资助的重要依据，但目前存在把关不严、开具随意的问题，基本上是“只要学生想开就能开”。国家应该将开具证明的行为纳入监督的范围，对于在这一过程中、不讲原则的行为按照滥用行政职权、渎职等进行责任追究，以提高证明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保证高校资助工作依据的客观真实性。
二是完善贫困生的评议认定程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让学生根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去判断申请学生是否贫困。但要注意评议代表的广泛性，要杜绝仅仅由学生干部或很少几个学生组成评议小组，应扩大评议的范围，以减少评定中拉关系等不良行为发生的几率。
三要建立资助监督机制。要建立资助监督机制，明确资助资金的使用方向、受资助学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支出，保证受资助的学生遵纪守法、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要建立完善资助的追回制度和失信学生的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现有违资助政策的现象，立即追回资助金。
四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要探索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事项进行记录，要把大学生的诚信记录纳入个人档案，逐渐使学生诚信档案和社会征信系统实现接轨，让失信的学生付出较大的代价，进而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总之，在高校资助工作中大学生的失信行为，既损害了真正的贫困生的切身利益，违背了我国资助政策的内在精神，也不利于大学生良好道德素质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和形成，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加强教育引导和制度建设，确保资助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确保大学生的顺利成长。
此外，贫困生认定工作是资助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贫困生认定务必细致到位。贫困生认定“三步走”如下：
（1）新生认定要把关。对于大一新生，由于刚入校，同学之间不熟悉，其贫困生认定首先由学生本人递交申请，并附上当地政府的贫困证明，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过程中，则要求更为严格，需要出具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如果有必要，笔者认为，在贫困生认定的过程中，对贫困证明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确保贫困证明的真实性、可靠性。各项材料齐全后，由班主任根据该生递交的申请，结合贫困证明及其档案对贫困生进行筛选，如果条件允许，甚至可以走访相关学生的家庭，最终作出确定。
（2）老生调整要谨慎。对于大二学生及以上学生，由于在校共同的生活经历，彼此了解生活消费及平时生活表现等情况，依据这些衡量要素，同学间的互评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出比较客观地判断，所以首先采用班级评估的办法，由贫困生提出申请，再由全班同学进行评审，确定人员，班主任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大三、大四贫困生调整的办法与此相同，这种做法较合理，也比较公开、公正、公平。在具体工作的落实上，要提高班主任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班主任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严把“班级关”。由于书面材料存在虚假性，实际情况与学生自己所述情况不同，所以给贫困生认定工作增加了难度，于是到大二时，在贫困生调整的过程中，运用班级公开评议的方式可以有效弥补上一年认定工作的不足，也有效地促进了工作的透明度。院系针对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认定方法来确定贫困生名单后，利用书面和网络平台，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无异议后再报送学校。
（3）后续管理要跟进。贫困生认定工作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在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的基础上，要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为此，建立贫困生跟踪调查机制是一项必要举措。虽然每一学年贫困生都会调整一次，但是在每一学期对贫困生，尤其是期间存在其他同学反映意见的贫困生进行资格的复查十分重要。复查形式可以是随机抽查一定比例的贫困生进行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或者是针对某些“问题贫困生”的专门摸查。这样也可以及时调整贫困生的信息，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选择不同的认定方法，可以使该项工作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规范与透明并存”。最终使资助金实现最优化配置，通过学校摸底，经过班级、学校的层层审核把关，提高了认定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
3、社会诚信氛围的营造
笔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教育比较重要，同时，社会道德伦理氛围的不良因素是“罪魁祸首”。除了营造良好的校园诚信环境，还应有一个优良的社会大环境。虽然守信用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只要有人因为不守信用而获益，那么这种情形将很快在社会上蔓延，甚至侵入圣洁的校园，大学生也必然会受到这种不良现象的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大环境犹如“土壤”一般，它的性质直接影响到在这片“土壤”上生活的生命。社会的相关机构要将诚信机制与社会成员的各项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一个制约、监督，这样以社会成员本人的切身利益为交换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诚信自然觉悟的形成。在实际工作中，笔者也遇到过此类事例，在还贷过程中，当行为主题需要再次与银行进行借贷，而银行系统中出现其上一次借贷未还记录，并要求其出示还贷依据后方允许办理新的借贷手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将还贷真正放在心上，并及时地履行还贷义务，甚至提前还贷。只有通过打造学校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双重诚信氛围，才能更好的减少以上存在的不诚信现象，净化社会风气，实现全社会的诚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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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落实到现实中就是教育费用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其中，虽然有通货膨胀和教育产业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很多父母在望子成龙心态下不计成本、不考虑效果的盲目付出。
在中国家庭的理财规划中，教育费用支出已成为最大的家庭开销之一，尤其是城市家庭用于独生子女的教育费用。教育费用支出不仅周期长。且比重大，而出国留学所需的费用又是国内教育费用的好几倍。
子女教育费用虽然看起来像有去无回的消费，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笔投资。其收益是孩子未来的成材。当然，到底能不能成材是不确定的，也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
既然是投资，总是要衡量投资收益率的。但现实中，教育投资的实际效果并不很理想。
“择校费，择校费，中间多少家长泪”。正是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真实写照。据专家估计，仅仅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的总额已达到270亿元。以北京为例。城区择校的学生高达50.52％，农村为12.05％。而调查资料显示，一半以上的家长表示，为孩子择校后，效果并没有预想的好有的家长甚至表示孩子在择校后，成绩还不如以前，且新添了很多坏毛病。
类似的还有校外班，出国留学等。家长们本来满心希望，望子成龙，但很多却难以如愿，产出与投入根本就不成正比。一边是倾其所有的高额投入，一边却是没得到好的回报，有的还耽误了孩子。
面对如此现状，中国家庭又该如何对教育投资进行合理规划呢?必须调整哪些错误理念。对教育费用做出有节制、有目标的支出管理?另外，由于教育支出持续的时间长，所需的金额巨大。必须早作打算，那如何才能积攒下足够的子女教育基金?可供选择的理财方式和理财产品又有哪些?
教育投资的8大大误区
关于教育投资，主要涉及两个话题：如何进行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资?如何才能积攒下足够的教育基金?本文将重点探讨前一个话题，看看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以及普遍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干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GDP的增长。教育支出已愈来愈成为千家万户的一项重要开支，甚至超过养老和住房花费。
综观世界，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教育费用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对于我国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正常现象，人们深有同感而又无可奈何。
教育支出的持续增长会影响家庭生活和抑制即期消费。当家庭对教育投入过多时，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这必然影响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父母为了给子女积蓄教育费用，会不同程度地抑制即期消费。
这些为了子女的未来不惜节衣缩食，甚至是举债的现象，都说明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下面。我们就详细列举最常见的误区。
误区之1：千方百计读名校
就像北大，清华之于全国的大学，北京四中之于北京的中学一样，全国各地，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有各自的名校、重点学校。正是因为与普通学校相比，名校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都更具竞争力，所以，孩子读名校更易成材的观念，几乎在所有家长的脑海里扎了根。
然而，名校的资源是有限的，想把孩子送进名校的家长却是无限的。正是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择校费浮出水面，并在“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出台后一度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诸多削尖脑袋也要把孩子送进名校的父母的“热情追捧”下，择校费逐年上涨。“要问哪里有永远的牛市?到学校来吧，择校费永远是只涨不跌。”这句话在广州家长间广为流传，它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现实。
今年广州市越秀区新合并的10所小学，其中原本市一级学校经合并后，择校费均达到了“名校价”；而其他区位于大型社区内的学校，不管学校等级有否提高，其择校费也年年见涨。以海印苑小学为例，去年非地段生的择校价格为3万元左右，今年普涨至5万―8万元，若学生家长没有任何背景想入读该校的，需“捐资助学”10万元。
位于海珠区万华花园内的瑞宝小学今年特别热门，“我们都是瑞宝花园小学的潜在生源，并校后，估计入读晓港湾小学无望了，就都跑到这里来了。”一位“自愿”缴纳捐资助学费1.6万元的家长说，“我们不敢擅作主张减少一分钱，反正照学校提供的单子抄准没错。”
而在朝天小学，非地段生报名被安排在2楼会议室进行，所有家长均被要求填写两张表格――张《越秀区小学新生转学申请表》和一张《越秀区朝天小学一年级新生转学申请表(补充)》。其中，第二张表的最后一栏注有“自愿捐资助学说明”。一名工作人员解释，非地段生的“捐资助学”金额由家长自愿填写数额，学校不作规定。不少家长说，他们是参照去年标准进行填写，“据说去年的标准是6万元。”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对北京市中小学择校情况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见表1)，北京市平均择校费用，高中阶段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最低，分别为27518.34元、19637.83元、13694.85元。择校费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家庭教育支出和经济负担。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有能力担负标准金额择校费的家庭就一定能把孩子送进希望上的名校。除择校费外，还有其他非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像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名校，很多都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即使你能拿出数额不菲的择校费，没有找到关系和门路，依然连缴费的资格都没有；即使前两项都满足，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相差太多，依然迈不进名校的校门。
不考虑家庭的“财力”和孩子的“才力”而一味追逐名校的做法，无疑是极不理性的。名校教学质量高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
择校首先要考虑孩子一贯的学习基础、学习方法、学习品质等因素，对孩子的学习水平有一个合理的评估，再考虑孩子是否适合到重点学校读书。有些孩子机械记忆的能力较强，但思维能力较弱，如果他们考上了区重点，就没有必要再上市重点。
教育的目标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充分的发展，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中学时，一定不要只看到重点中学的光芒，而要结合孩子的实际，多考虑如果孩子到了这所学校后，是否更加有利于他的成长。
误区之2：课外补习多多益善
教育之于家长如时装之于女人，女
人的衣橱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而在家长看来，自家的孩子也是永远缺少一堂课。于是，除了择校之外，家长们对校外班也是“乐此不疲”。
周末以及寒、暑假里，各种各样的培训、补习和家教服务，形成了一股“特长大拼比”的社会氛围。许多幼儿园也开设了特长班、兴趣班，供家长选择，每课时一般收费50元至100元，各类教材、乐器的支出也随之增长。
这是刘女士为10岁女儿列出的“教育清单”：其中校外的教育费用是长长的一串，舞蹈班每月150元、英语班每月150元、奥林匹克数学班每月160元、每月车费300元。校外班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校内的费用。
上海某师大附小五(2)班的陈维数学不错，被选拔上参加市少儿图书馆举办的奥数班，每周六上午要赶到南京西路去学数学；作文稍差，因此下午要赶回来上作文提高班。星期天也不空闲，上午去老师家练手风琴，下午请了家教学外语。
根据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的统计，中小学生聘请家庭教师，每户年平均支出220元；参加补习斑、特长班学习，平均每户支出404元。
有关教育专家指出，造成校外班市场火热的原因，一是家长出于培养孩子特长的需要，二是在当前强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很多家长希望子女通过参加这类辅导班获得一些竞赛证书，从而在升入上一级学校时有较好的择优机会。
小学生家长张先生就认为，未来社会就业和其他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孩子学钢琴并非为了要当音乐家，而是作为一种素质储备，一旦日后需要这方面素质的人才，他的孩子才不至于错过机遇。
还有一位家长给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同时报了语文、数学、外语三个校外辅导班。家长的想法是，牺牲自己和孩子的休息时间参加这类辅导班，就是希望孩子今后能在作文、奥数、外语等各类竞赛中取得名次。这样在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一些比较好的学校不但喜欢要，而且会减免一些学费。如今好学校就那么几所，面对高昂的择校费，家长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多参加校外班、多参加竞赛、多得名次。如今各种各样的竞赛很多，说不定哪个竞赛证就管用。
家长的愿望都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这类投资不仅是金钱的付出，而且使孩子们疲于奔命，又有多少收益呢?根据一位教师的观点，家教和补习班的教学效果都是很差的。家教可能会一时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却助长了学生的依赖性，对其长远的成长并不利；补习班由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松散型的，教师缺乏权威和约束力，而学生基本都是奉父母之命来学习的，完全缺乏主动，再加上疲倦，学习效果相当差。
调查结果也反映，对孩子参加补习班、特长班的实效：家长认为“不知道”的占63％，认为“有很大效果”占6.6％，认为“有一点效果”占14.5％。而对请家庭教师的实效：家长认为“不知道”的占3.3％，认为“无效”占79.4％，认为“有一点效果”占14.5％，认为“有很大效果”的占2.8％。可见，此类投资多属盲目投资、无效投资，而且由于容易造成孩子的厌学情绪，可能不仅是一种亏损性投资，而且是一种有害投资。
误区之3：父母做主无关兴趣
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以及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父母大多非常重视亲子，甚至将这种无私的爱推向另一个极端，对子女的事情大包大揽，凡事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替子女规划未来。
很多父母把自己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一直逼孩子往自己以为是正确的道路上走。即使孩子并不适合，或者不喜欢，譬如学钢琴、出国，在这种压力下，家庭相处变得不快乐，亲子的愉快时光成了斗争大会。牺牲了亲子的和谐关系，追求一些莫名其妙，也不见得正确的父母理想。当子女长大后回想起童年，尽是不快乐的回忆。
一位母亲去同事家串门，发现同事的女儿在学钢琴。同事在聊天中讲了学钢琴的许多好处，使这位母亲心里酸酸的。回到家就和丈夫商量要让自己的女儿也学钢琴。女儿出于好奇心，也没有反对。于是，买回钢琴，请来教师，但学习不到两个月，女儿便心生烦躁，不愿再学。父母百般劝说，软硬兼施，都没有效果，只好放弃。这种投资行为的从众性和盲目攀比性，收获的是父母和孩子的失败感。
也有一些父母抱着学习成绩第一、一切以提高学习成绩为准的实用态度，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选择时以此为原则进行取舍。英语是将来考试的主科，一定得学好，就报英语班；作文是提高孩子语文分数的重要一块，那就选写作班；孩子想学画画?不行，画画有什么用，考试分数不高，画得好又怎么样。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完全忽略了孩子本身的兴趣爱好，父母拿着一个自己所谓的“为了你将来好”的尺子去替孩子选择，而孩子呢，也未必能理解父母的苦心。
大教育家孔子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不同的学生教授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讲课方式。我们知道，学生之间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兴趣、爱好的不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孩子如果有兴趣，才会愿意学、用心学，才可能有理想的效果。只有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课外教育方面的投资，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不至于让父母的金钱和希望都打了水漂。
一位妈妈本想让孩子学钢琴，孩子说不喜欢弹钢琴，而喜欢拉二胡。这位妈妈没有强迫孩子，她领孩子到一个教二胡的老师家中，陪着孩子看别的孩子学拉二胡。看了几次，妈妈就问：“你也看到了，拉二胡是很苦的，需要很认真地训练，你现在还想学吗?”孩子说还是喜欢，再苦也愿意学，妈妈就把孩子送去学二胡了。
这位母亲的做法就是正确的。首先，她尊重孩子的兴趣，不根据自己的意愿代替孩子作选择。其次，她能考虑到儿童兴趣的易变性、不稳定性，没有立刻按孩子的意愿作出决定，而是陪孩子去亲自观察和体验，当孩子了解到其中的难度和困难以后，仍然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才最终决定。经过这样一番过程作出的选择，孩子会很欢迎，学习的过程会很快乐。而且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他也会积极克服，最终取得好的结果。
另外，教育投资不要盲目、冲动，一厢情愿地认为会如何如何，而是要在投资前制定合理的目标。比如，当家长把孩子送去学钢琴、书法、画画或唱歌等的时候，要想清楚这是为了什么；开发智力?培养毅力?陶冶情操?提高协调能力?培养钢琴家?还是为了升学加分?
很多家长都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现实生活中得到的答案却并非如此。
一个不想学琴的孩子被父母逼着去学琴，他天天生活在父母的训斥、枯燥的练习和老师的严厉指导下，变得孤僻、胆小、不爱说话。一次学校开文艺晚会时，妈妈不顾孩子的反对给他报了名，原本是想让孩子露一手，但没想到孩子为了不表演弹琴，竟拿小刀把自己的手指割伤。
孩子为什么学琴?学琴是为了能使孩子学会体验音乐的美好、生活的美，是为了丰富孩子的童年生活，是为了使他生活得更幸福。其他的目的都在此过程中附带产生的，没有学琴的快乐，其他的目的也难以实现。
误区之4：只重金钱投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环境，不惜重金将孩子送入重点学校，家里条件好的就出国留学，条件一般的也在四处寻觅各类培训班，让孩子多学知识、多学技能，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优秀，早日成功。但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必须得要有“钱”来做物质保障，于是，许多家长拼命挣钱，不希望自己孩子因受教育环境差而影响其成材。
做建材生意的赵先生是高中学历，为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赵先生在儿子三岁时就将他送进了省会城市的一所知名幼儿园，后来又上了一所私立小学，等孩子上中学时，他又花费不少，终于将孩子送进了一家重点中学。
不过，由于在重点学校学习压力很大，又缺少父母关心，赵先生的儿子逐渐产生厌学心理，并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泡网吧、看电影，有人欺负他，他的“朋友”们也会出面帮他摆平。爸爸给他的零花钱，他全部用来请客，钱不够时，还会想方设法从父母那儿偷钱。等赵先生发现时，孩子已经陷入很深。由于缺课严重，成绩下滑，他儿子被迫离开了这所爸爸花了不少心思才把他送进去的名校。
虽然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像赵先生那样为子女教育而不惜重金，但很多人在观念上跟赵先生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只要尽可能地加大教育方面的金钱投入，孩子未来就一定能成材。换句话说，很多家长把教育投资等同于金钱投资，而忽略了非物质方面的投资。
有关专家指出，家庭教育投资一般包括三大方面，一个是给孩子物质上的投资，一个是情感上的投资，再就是家长对自己学习教育新理念的投资。显然，不少家长并未意识到后面两项投资的重要性。
现在的孩子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尤其是考试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最大，以至于许多学生害怕考试，考试出现心跳加快、头疼、想上厕所、出冷汗等现象。家长应该给予孩子及时、必要的心理指导，不能认为，只要自己一门心思赚钱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就万事大吉利，而忽视自身所应承担的教育责任。
菜小学三年级的小强在体育课时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和他发生冲突的学生找来高年级的朋友欺负了小强，后来还经常找小强的麻烦。小强害怕报复没告诉老师，回家后也没敢跟家长说。但小强从此变得不爱说话，尤其上学时更是心惊胆战，成绩自然下滑。一个月后，家长发现不对劲，细问孩子才得知事情的原委。虽然事情后来得到解决，但孩子已经不敢在原来的学校上课，并且一考试就出现发抖的现象。家长只能给孩子换了一所学校。在新的学校里，老师采取激励教学法，小强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渐渐胆子变得大了起来，但再也没有以前的活泼，他的幼小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
诚然，孩子在外面遇到伤害是家长无法预测和避免的，但是，家长可以教会孩子怎样处理一些突如其来的伤害。并且，家长应当成为孩子忠实的聆听者，听孩子诉说委屈，及时帮孩子解开成长过程中的心结，这样才能避免孩子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家长在注重给孩子教育投资时，别忘了自己也要充电。如果家长提前掌握了一些教育理念，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会少走弯路。
我们知道，孩子优秀的学习、生活习惯都是在上学前就养成的，而上学前和家长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要想让孩子有什么样的品质和习惯，家长们自己也得要具有这方面的素质。
误区之5：年龄越小，出国留学越好
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越小送出国留学越好。这种看法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年龄越小，学外语越好；二是年龄越小，越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其实，上述几种观点都有问题，容易进入误区。
(一)学外语越小越好是无需论证的，但学外语越小出去越好则是值得商榷的。
假如抛开金钱，无疑在国外学总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但在国外学外语的投资是在国内学的8倍，其学习效果绝对相差不了8倍。其实，国内的许多重点小学和中学的外语教学质量已经很高。几年前，美国副总统到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访问，与其对话的初中生英语非常流利，这让他非常惊讶。
至于国内的语言学校和民办大学预科，一般都大量地采用外教和海归。其教学质量与国外同类学校差距不大。主要差别是语言环境。但如果出国留学的学生无力支付住在外国人家里的昂贵费用，而是住在中国人多的地方(大多数学生如此)，其语言环境差别并不十分明显。
学外语越小出去越好，是出国教育投资的一大误区。倘若你是财力并非十分雄厚的普通家庭，花几十万元就是为了让孩子早点学好外语就不值得，也不理智。因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国内只需1／8的花费。
(二)年龄越小越容易融入西方社会的说法并无道理。一些国外专家认为，23―30岁出国的中国学生已经很难融入欧美社会了。
首先，到国外读书的高中生多为高二、高三学生(目前把初中学生送往国外的中国家长还很少)，已经十六七岁了，融入西方社会的难度并不比23岁以上的大学生小多少。其次，融入西方表层社会两年时间就足以，但要想完全融入西方深层社会，无论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不要把融入西方社会、移民作为留学的终极目的。有专家指出，中学生出国留学很容易被边缘化。因为其中国文化观尚未定型，出国几年之后可能非中非西，自身的身份意识相当的含混。
误区之6：国外学校质量比国内好
有些家长送中学生出国的原因是国外学校质量比国内高。这还是一个误区。
有的家长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排名也很一般。据专家介绍，近些年的留学生队伍中，只有少部分人去国外上了名牌大学，大部分人留学的学校属于二三流学校，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好。而且不能单纯看排名，还需要量体裁衣，选择孩子适合的。有的孩子去了国外可能“水土不服”，比如存在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
而从中学和预科看，国外比国内好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英美的许多中学教育质量并不比国内重点中学强。国外的许多语言学校和预科学校的质量也不比国内的同类学校高多少。
专家建议，在选择国外的中学时一定要谨慎。因为国内对国外的一些公立、私立中学了解得较少。一些私立中学存在浑水摸鱼的现象，这些学校师资环境很差，他们的目的只是收钱。
另外，客观地说，国内学校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力，只有国外学校才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不是事实。国内学校经过多年改革已有长足进步，并自有其优势。如果不是这样，欧美学
校就不会到国内重点名校来抢学生。英国的一位大学校长曾说：北京四中的学生来一个要一个。
误区之7：出国教育投入越多越好
还有不少家长认为教育投入越多越好，这是更大的误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钱可以包办的。
有些家长不考虑孩子的智商水平和成材概率，一味往国外送。结果怎样呢?一位媒体人士把上高中的孩子送到了澳大利亚。但因学习成绩不好，呆了三年没考上大学又回国了，家里白扔了几十万元。
那些为了孩子教育不计成本的家长近年来纷纷把目光投向英国。英国的学校不但世界最贵，而且几乎没有奖学金。
最贵的学校一定是最好的学校吗?诚然英国有不少物有所值的好学校，但英国也有很多单纯以盈利为目的，以掏中国家长钱包为目的学校。它们巨大的财政缺口就等着中国家长的人民币。
把中学生送到国外完成教育到底值不值?出国教育投入是不是越多越好?让我们先算一笔账(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语言预科教育国内外的投资比例是1:8，大学教育是1:9，相差悬殊。这样的数据足以说明，出国教育投入越多越好，年龄越小出国留学越好，都是经不起推敲，没有实证支持的。
误区之8：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出国留学是近年来居民教育投资的一个热点。而且，留学热趋于低龄化，一些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也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很多家长把省吃俭用、积蓄多年的钱毫不吝惜地花在孩子留学上，他们往往认为，让孩子出国读书，可以避免国内高考的竞争，还可以自由选择一些好专业，学好一门外语，将来就可以更有竞争力，回国后有更好的个人发展。这种心态导致近年来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一年热过一年。
冷静思考一下，耗费巨资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否值得?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学习不够出色，竞争力较差的学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有语言的障碍，在学业上如何能够应付?又能学到多少本领?在送子女出国留学前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两种风险：一种风险是在留学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于办学机构的办学质量良莠难辨；另一种风险是对于人生观尚未成熟的低龄学生来说所面临的生活、环境的巨大风险。
即使是学成回国，就一定比接受国内教育的发展机会更大吗?其实也未必。一是受目前经济景气和大学生扩招政策的影响，“就业难”问题本身就比较突出，二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供绘远远大干需求。这样。那些有海外学习的背景，但没有工作经验的海归们，想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也绝非易事。很多“海归”不得不沦为“海待”。
所以，指望毕业后工作在短期内将几十万元的海外留学投入收回来并不现实。
从糊涂的爱到精明理财
可怜天下父母心!倾其所有，不计回报，且无怨无悔，可能是普天下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共同特征。
因为这种爱是无边无际的，包含了太多的感情因素，如“生命的延续”、“自己未完成的心愿由下一代来实现”等，所以花在子女身上的钱不计其数，甚而让整个家庭背上沉重的包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过全家举债，不惜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的真实故事。
因为这种爱是最无私的，不计成本，不求回报，所以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不考虑回报，似乎只要投入大，自然会产出高。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小朋友们在不同的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把星期天变成星期七的场景，各家都竟相把孩子送到国外“镀金”。
因为这种爱是最博大的，其实也是最盲目的，只要对孩子有好处就去做，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效率问题，所以教育投资是目的性最不明确的投资，最容易做出投资决定和从众。因此，投资最容易变成消费。
不理性、不考虑投入产出比和盲目性，可以说是教育投资之所以存在误区的根本心理原因。只有在理念上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才谈得上真正的教育理财。
理智与情感分开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但是，不能把这种情感包容到教育投资的决策中去。否则，太多的感情用事，必然会导致投资行为的不理性。
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当还原最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即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希望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说，决定投资的标准应当是投入产出比而非其他。
但在现实中，由于感情因素在起作用，由于爱子(女)心切，教育投资自然演化成多多益善，希望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认为只要为子女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就能成材。
但“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研究表明，80％的孩子来自生活不富裕的工农家庭。这些孩子为什么能成材呢?因为父母给予他们的教育主要是人格教育，而且这些孩子充满了强烈地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理想的渴望。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及教育”研究表明：一是80％的城市独生子女“成就需要”偏低；二是63％的孩子认知需要偏低，不爱学习。研究分析表明，压力太大压跑了孩子的成就需要。因此，父母的教育投资弄不好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就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特殊投资，孩子是个成长股，投资要合理适度，并不是投得越多越好，投资与收益不是正相关关系。”
意识到这些问题，回归纯粹的投资行为，显然就需要把感情因素剔除出去，真正地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要把教育投资放在整个家庭理财的大背景中去看，占多大比重，支付能力如何，会不会影响到财务健康；其次，就要看投资收益，决非多多益善。
量力而行
很多家长之所以在子女教育上过度投资，除望子成龙的感情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相信高投入一定会获得高回报。上学一上大学一挣大钱，就是不少人心中的真谛，也是支撑他们不惜重金投入的精神动力。
可一旦这个链条断裂，就不啻于天塌地陷之灾。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条铁定的法则根深蒂固――上大学就一定能挣大钱，否则上大学干什么?
据最新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进入大学的全民教育阶段，近几年的就业矛盾十分突出，上大学将来能挣大钱的定势思维也遭受着强烈冲击，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等教育固然好，但高额的教育支出也会让家庭患上“恐高症”。客观情况也是繁复多变的，高学历就意味着高投入，高投入又意味着高风险。同时，高投入与高回报并不一定就是那么亲密的孪生兄弟，有时甚至还会反目为仇，最后竹篮子打水的情况也不少见。
据某媒体报道，某村毕业的三个大学生，一个工作了，待遇怎么样暂且不说，另外两个则无所事事返回了家。那么可以想像，他们早年的高额教育费用所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怎么改善?
如果多考虑一下各方面的情况，就会发现没必要把目光盯在上大学这一棵树上。进而言之，在上学的最终落脚点――回报方面，就目前来看人们常说
的“白领”、“灰领”，“蓝领”之间的鸿沟已经渐渐缩小，工资差距也已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也在昭示着这一深刻的道理。
虽说教育的支出能得到效益，但这种效益的回报要等到几年、十几年之后，而到那时，家长们有可能因为生活太节俭而病魔缠身，无法享受迟到的幸福。
综上所述，如果子女教育支出超出了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家庭的经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更加需要理性考虑教育支出。
效率第一
对大多数中国家庭，尤其是工薪家庭来说，教育投资绝不应是广种薄收，而应当看投资效益，看投入产出比，“好钢用在刀刃上”。
比如出国留学。首先需要比较出国留学与国内读书的成本和收益，不要盲信高投入一定高产出的说法，以投资收益率为衡量标准，可以避免冲动性、从众性投资。其次，如果说由于其他原因一定要出去留学，那也应当考虑去哪个国家(美、英、德等)更划算，投资收益率更高。
对父母而言，在教育投资方面，一方面，要设定一个合理的投资预算水平，既保证子女能够接受相应的教育，又不至于造成巨大的家庭财务赤字，而无法清偿。这个预算水平的制定，主要是考虑教育基金缺口与家庭预期收入相匹配，充分考虑未来的各种收入风险(如失业、房屋租期空档、投资损失等)。
另一方面，要有一个清晰的、可量化的投资目标，如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一份月薪在多少元以上的工作等。然后，据此来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从而做出投资决策。一定要转换那种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思维模式。
最后，这两方面应结合起来考虑，看每一项教育投资的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无论什么时候，投资效率都应当是第一位的。
因材投资
显然，要改变教育投资的盲目性，首先就必须对孩子自身的状况有一个全面、清楚的了解。人们经常讲因材施教，实际也应去因材投资。
我们知道，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即使温度再合适，一块石头也孵不出小鸡来，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考虑小孩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所有的投资都有可能打水漂。我们身边并不乏这样的案例。
并且，不当的教育投资还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结果适得其反。比如，湖南有个孩子，父母逼她考大学。父母下了班就去打工，给人当搬运工，赚了钱就给女儿买营养品和各种资料。孩子认为自己根本考不上，恨不得把那些书本都扔进炉子里烧了。但她看到父亲为她那么辛苦地工作，又不敢对父亲说她不想考大学，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所以，教育投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和导向性。一定要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去制定相应的教育投资计划和适当的成材目标。
因材施教，即使望子成龙也不要脱离实际，赶鸭子上架，家长切莫拔苗助长，到头来两败俱伤。要理性选择教育方式。不要一味地贪“大”、求“高”，不要攀比，不要让孩子不切实际地接受所谓的贵族教育，盲目追求名校效应和出国留学。
教育金规划的三步曲
在探讨了子女教育投资中存在的误区，以及家长应当注意的问题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子女教育投资理财的另一个关键话题，即教育金的筹集与规划。
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子女教育费用都不是一笔小额的资金。无论按哪一机构的调查数据，子女教育金都跟购房支出、养老金一起构成家庭开销中占比最大的三项。而且，教育金属于长期支出，在孩子成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持续不断，虽然每年花费的金额不同。
正是因为持续时间长，所以只要尽早规划，教育金的筹集也就有足够的时间。也正是因为总金额庞大，再加上教育费用逐年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单纯靠工资收入的节余和储蓄，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难以实现相关的理财目标。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教育金的筹集与规划。
一般说来，教育金规划需要三个步骤：一是搞清楚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总额是多少，以及教育投资所需的资金需要在什么时间到位；二是了解家庭目前的资产状况，多少比例可用做教育金理财的初始资金，还有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计算出距完成筹集目标还剩多长时间；三是根据前面两点做出具体的财务规划，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逐步实现教育金筹集的目标。
下面，我们进行详细的介绍。
算笔教育账
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曾公布了一项关于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的调查结果。她主持的这项调查由上海市徐汇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社科院进行，样本全部来自徐汇区(随机抽取36个居委会，共调查746户有0～30岁未婚子女的家庭)。
这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以上数字是被调查对象的平均费用，并且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衡量的。虽然抚养成本跟教育费用之间有差异，并且有区域特色，但这一调查数据依然经常被人们所引用。
《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则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中国农村的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指数分别为25.9％和23.3％。
下面，我们看看对分类费用的详细计算(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小孩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基本教育费用为149716元。如果在国内继续读三年硕士研究生的话，基本教育费用增加66000元到215716元。如果出国留学读两年硕士的话，基本教育费用增加300000元到449716元。
我们知道，上面的数字都是最基本的教育费用，要想在教育投资过程中不发生一丁点其他支出，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增加了培训费、择校费等后，小孩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总额为582716元。如果在国内继续读三年硕士研究生的话，教育费用总额为648716元。如果出国留学读两年硕士的话，教育费用总额则为882716元。
当然，出国留学的时间若是提前到中学乃至小学阶段的话，教育费用总额无疑将大幅度地提高。
至此，我们对所需教育金的总额以及教育金的支出时间安排，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起点在哪里
假如您所面临的情况跟上述家庭相差不多，考虑到培训费、择校费等非常规支出，并且只是准备小孩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的话，那所需教育金的总额就在60万元左右。当然，考虑到教育费用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教育金的预期目标应当在6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比例。
在明确目标之后，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弄清楚目前的家庭资产状况，以及现在处于子女教育投资周期的
什么阶段。换句话说，教育金规划要先知道起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对目前家庭资产的盘点。一是了解资产负债状况，资产负债率有多高，二是了解不同资产的分类，比例，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三是了解资产的投资期限，流动比率有多高。总之，通过了解资产结构，可以清楚其中拿出多少的比例专门用做教育金筹集理财的初始资金，并且使资产的投资期限与教育金的筹集时间相匹配。
其次是了解当期的收支结构，以及对未来的收支状况作出预测。了解这些后，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及以后的家庭新增收入的结余情况。然后，从结余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专款，专门用于教育金筹集方面的投资。因为结余资金往往承担着改善生活水平、筹集养老金、应急资金预留等功能，所以用于教育金筹集方面投资的比例通常不能超过结余资金的1／3。
了解目前的家庭资产状况，有助于解决教育金筹集的初始投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目前所处教育投资周期的阶段。
例如，在孩子刚出世的时候，开始着手做教育金规划，筹集教育金所需的时间安排如表4所示。
我们稍作说明。比如说上大学的费用总额为88000元，从现在开始可以有19年的时间来筹集这笔钱，19年后，每年支出22000元。其他阶段的教育金筹集时间安排也是同样的道理。
条条大道通罗马
在明确了教育金的筹集目标、筹集时间，以及目前能拿出多少初始资金用于投资后，接下来，就是制定理财规划并具体实施的问题了。要在设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教育金筹集目标，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组合，只要适合该家庭的具体情况(包括风险承受能力等)，就都是可行的。
至于有哪些教育类理财产品可供选择，后面的文章中将做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做深入探讨了。下面，主要谈一谈制定教育金筹集规划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第一，教育金筹集应当尽早开始考虑，制定相应的投资规划。着手的时间越早，可选的方法和渠道越多，达到预期目标并不过多影响生活水平的概率就越高。
第二，在做教育理财规划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到今后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如通货膨胀、有可能发生的择校费、失去主要的家庭收入等。然后，制定出合理的、足够的教育基金目标，同时要突出保险意识。
第三，改变教育金筹集就是教育储蓄的单一做法，做规划时要考虑到众多投资渠道的综合应用。仅凭教育储蓄，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收益根本无法填补教育投资缺口，所以必须拓展投资方式。
第四，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制定不同的教育理财方案。如果是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做教育理财规划，可以选择收益率比较稳定的长线理财产品，如保险、国债等；如果孩子已经初中毕业，离上大学时间不远，应当更注重当期的收益率，可以选择高配息的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
第五，根据不同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选择相应的理财产品。如家庭经济实力较弱的单亲家庭等，就不宜投资高风险的品种。
教育理财产品大PK
教育金的筹集与规划，最终必然落实到理财产品的身上。只有通过不同的理财产品组合进行投资，才能完成教育金筹集的预期目标。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最常用的几种教育理财产品。
教育储蓄：适合小额教育费用
教育储蓄为零存整取定期存款，存期分为1年、3年、6年。最低起存金额为50元，存入金额为50元的整倍数，可一次性存入，也可分次存入或按月存入，本金合计最高限额为2万元。教育储蓄的利率享受两大优惠政策，除免征利息所得税外，其作为零存整取储蓄将享受整存整取利率，利率优惠幅度在25％以上。
这种存款方式适合工资收入不高、有资金流动性要求的家庭。收益有保证，零存整取，也可积少成多，比较适合为小额教育费用做准备。
办理教育储蓄应注意五点：
(1)学生必须为4年级以上，账户到期领取时，孩子必须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
(2)到期支取时必须提供接受非义务教育的身份证明。
(3)提前支取时必须全额支取。
(4)逾期支取，其超过原定存期的部分按支取日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5)存款方式灵活，在选择按月存款时，存款人可选择每月固定存入、按月自动供款或与银行自主协商三种方式。此储蓄品种最高金额为每户2万元，存款人若选择每月存5000元，4个月即可缴完，但至少要存两次，每次最多1万元。另外，选择自动转账功能时必须签订协议，必须是同户提供转账。例如，孩子作为教育储蓄的存款人，父母的账户不可提供转账，只能从孩子的其他账户中转账。
基金定投：集腋成裘长期筹资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人以固定时间、固定金额申购某只基金产品的业务。基金管理公司接受投资人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申请后，根据投资人的要求在某一固定期限(以月为最小单位)从投资人指定的资金账户内扣划固定的申购款项，从而完成基金购买行为，比较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方式。
基金定投比较适合筹集期在10年以上的教育金的筹集。因为投资时间长，并且投资对象固定，所以风险相对较低。通过长期投资，分享行业或经济增长；通过不同时点上的持续买入，摊低了购入成本，从而规避了选时风险。
假如一对夫妇计划为其儿子建立一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金，现在儿子刚出生不久，投资年限为16年，决定投资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期望年收益率为10％，每期扣款500元，申购费率为1.8％，收费方式为前端收费，将这些信息输入华夏基金公司提供的定期定额投资计算器，可以得出到期收益为134984.26元，期间申购总费用1728.00元，到期本利和230984.26元，这样一笔钱，应该可抵孩子读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费用。
当然，基金定投也有投资风险。本刊前几期曾做过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再介绍。
教育保险：适量购买
教育保险相当于将短时间急需的大笔资金分散开逐年储蓄，投资年限通常最高为18年，所以越早投保，家庭的缴费压力越小，领取的教育金越多。而购买越晚，由于投资年限短，保费就越高。
教育保险一般都是在孩子上初中、高中或大学的特定时间里才能提取教育金。比如，投保年龄在0～9岁之间的孩子，12周岁时就可以领取基本保险金额的10％作为初中教育金；15周岁时可以领取基本保险金额的15％作为高中教育金，18岁时可以领取基本保险金额的25％作为大学教育金；25岁时可以领取基本保险金额的50％作为创业基金；60周岁后每年可领取基本保险金额的13％作为养老金，直至身故。而10～12岁投保的孩子就不能领取初中教育金；13～15岁投保的孩子就不能领取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金了。
在教育金储蓄的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将教育保险与健康产品、年金产品、高保障的定期产品等，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打包一起提供一个综合保障的组合计划，这种组合既能给客户提供教育金储蓄，还能提供疾病、意外等保障。
不过从理财的角度出发，教育保险也不宜多买，适合孩子的需要就够了。因为保险金额越高，每年需要缴付的保费也就越多。总体来讲，保险产品主要是保障功能，如果只看其投资收益率，它甚至可能比不上教育储蓄。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较高，但需考虑风险
一些银行推出了教育类理财产品，如光大银行曾推出的阳光理财E计划，东亚、汇丰等外资银行推出的“儿童账户”等，可供希望得到高收益的家长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