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4 22:41: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计划与市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原因，理论界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父爱主义”和政治家们追求政治收益所导致的行为选择，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
软预算约束是科尔奈在分析集权（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时提出的，是政府“事后”不能够承诺不去解救或扶持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结果。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会采取诸如追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等措施解救亏损的企业，使其免于破产。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父爱主义”，而“父爱主义”又根源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他把政治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并认为只有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软预算约束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他从所有制层面来界定软预算约束，受到了实践的挑战。因为软预算约束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发生。
同样认为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性质“父爱主义”有关的还有Hillman、Goldfeld、Schaffer、Sh1eifer和Vishny，他们认为预算软约束源于政治家们的行为偏好，用于追求社会效益或政治目的而非赢利目的。
林毅夫等人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控制相当数量的战略性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要用行政手段干涉市场运转。在赶超战略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为了让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继续生存，国家就必然要给予这些企业不同程度的适当惠顾，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人员会将各种亏损，包括政策性负担形成的政策性亏损和道德风险、管理不当等造成的经营性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政府没有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不能分辨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亏损，而又不能推脱其责任归属时，就只好把企业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下来。所以，只要企业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就会引发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而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种观点：对软预算约束的研究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讨论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理。这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的现象，起因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
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突破了社会制度的界限而从经济系统内部研究软预算约束，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软预算约束发生的机制。从不一致的动态承诺视角把软预算约束看作特定体制内生的东西。认为软预算约束是一种动态的激励机制问题，预算约束支持体不能承诺使企业遵循一个固定的初始预算，并在事后解救企业于困境。他们构造一个两期时间非一致模型，将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同经济制度分离开来，说明“父爱主义”既不是预算软约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指出政府事后对亏损企业的救助实际上是出自政府的自利行为，是政府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而施惠于自己或政治支持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软预算约束是一个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经济中都可能发生的一般性动态承诺问题。
钱颖一从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他把消费品的短缺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把企业的需求同银行所施加的财务约束联系起来，分析了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可以得出低价位的短缺现象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均衡。通常在企业陷入困境时，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和补贴。这类事件频繁发生，亏损企业会继续生存下去，导致企业投资需求难以遏制的增长。对于价格在经济短缺中所起的作用：科尔奈认为，由于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会得到国家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投资需求基本上是无弹性的，因此就不存在一个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价格水平。不论什么价格水平，短缺现象都存在。价格没有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钱颖一则认为，存在一个市场出清的价格，但是为了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在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把价格压制到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
钱颖一和罗兰从财政集权和分权的角度对DM模型进行了改进，由于财政分权，在第二期政府的资金有了多种用途。政府对资金的使用有了多种选择之后，就会衡量资金在用于不同的用途之后产生的效益，当救助企业的效益低于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产生的效益时，企业就无法获得政府的救助，就不会出现预算软约束。因此，财政分权相对于财政集权来说增加了上述可能性，从而也就增加了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
黄海洲和许成钢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有助于硬化项目的预算约束。他们进一步研究了预算软约束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R&D）的关系。论述了多个投资者参与往往比一个投资者更有效率。薛晓斌认为，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等制度性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作用机制产生了软预算约束。庞泽最早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认为每家银行只担心自己贷出去的款项的利息能否按时收回，而单家银行不会担心自己的收益，也不会对企业实施严厉的约束。西格尔认为，垄断也是造成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打破垄断的不仅是增加竞争了，它还能减轻该行业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也存在多种观点如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等解释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胡鞍钢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外部性造成的企业“成本外部化”。张宇峰、王长江等人也有类似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内部人控制”导致了预算软约束问题。
由此可见，预算软约束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经济中的诸多经济现象以及政府有效使用资金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软预算约束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结论，尚待研究。
（作者单位：1.河北大学管理学院；2.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
参考文献：
[1]Kornai，Janos.“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Kyklos，1986.1.
[2]林毅夫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分析[J].江海学刊，2003.5.
[3]林毅夫等.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经济研究，2004.2.
[4]罗丹等.软预算约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J].2000.4.
关键词：铁路交通运输
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根据《2006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交通运输企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运输方式发展迅猛。铁路交通运输虽然运量逐年增长，但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铁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部门中，铁路运输的发展呈现滞后状态。这种状况与“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部门，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的地位不相适应，有些地区的线路甚至无法支撑运输需求的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发展滞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存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先导性的带动作用。德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它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对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铁路进行高投入，从而带动和支持了其它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分析当前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铁路行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论文所探讨的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份努力。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就我国而言，国家铁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由于铁路运输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改革实施之前必须要有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才会使改革向预定目标顺利推进。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围绕“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和战略方案如何拟定和设计”而展开，也就是说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证为铁路运输行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国外铁路变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合中国铁路自己的国情和路情的。
论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是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结其原因，提出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快铁路运输现代化进程的观点；然后指出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最后在借鉴国外铁路运输改革实践和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对国家铁路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的设计。
二、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已有127年的历史。与计算机、通讯、生物等高新技术行业相比，它是个传统行业。进入21世纪，世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正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转变。世界发达国家铁路较高的起点上，以全新的方式，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升级，使铁路这个传统行业展现了全新的面貌。中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建设起步并不晚，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铁路实行“政企合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整体基础相适应，也与铁路当时自身经营的环境与条件相适应。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资金资源严重短缺，不可能优先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要求较高的航空和公路运输，适合中国国情、运价低廉的铁路运输因而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没有面临生存竞争方面的任何挑战。
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铁路运输行业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运能短缺上。运能短缺一方面是铁路物质基础相当薄弱的基本情况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对客货运输的巨大需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铁路运能短缺的问题不可避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增速，铁路运能短缺的严重后果一览无余。全社会爆发出来的巨大货运需求压向铁路，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石油、棉花、粮食、煤炭、磷矿石等重要原材料运输严重受阻，影响东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加大，迫使不少工厂半停产运行。因铁路发展不足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使铁路素有“瓶颈”之称，国家因此而损失巨大。
同时，对局部区域铁路客运列车而言，一方面有些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开通铁路交通运输，如湖北恩施州；另一方面普遍超员严重，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客运的全面紧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铁路运输行业存在运能短缺问题的原因分析
铁路交通运输的运能短缺问题除运力基础与运输需求矛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主要是：
1、就认识根源而言，关键在于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普遍薄弱。人们并未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先行这种根本道理,为保障宏观经济高效率、高效益运行所必需的交通富裕度的观念薄弱,甚至视超常紧张为正常。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缺乏，根植于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及计划经济环境之中。环境封闭、交通不便与运输需求被抑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很难超越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去观察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大流通必然面对的诸多问题。
2、就经济根源而言，关键在于不发达经济的长期存在。百事待举而资金严重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之一。人们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很自然地会选择将资金投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加工工业及其他产业，而对虽然社会收益广泛，影响久远，但周期长、收益慢、直接效益低的铁路等基础产业，则往往被置于忽视地位，从而忽视“社会成本”与“直接生产成本”间的协调均衡。而这一协调均衡，又恰恰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财力有限，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改变铁路的现状。
三、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经过近十几年市场经济导向改革，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所依存的经济环境和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革，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前提。
（一）将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位置
行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发展模式。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开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铁路是夕阳产业，已处于行业发展的衰退期，其实无论从我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还是从西方铁路复苏的国际比较考察、抑或是从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铁路都是需要大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它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从我国铁路运能短缺这一基本事实判断，铁路运输行业处在行业的成长期，应加大发展力度，以尽快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从节约资源兼顾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公路和航空运输耗费石油巨大，土地资源日益锐减。相反，我国可转化为电能的煤炭和水利资源丰富，因此，占地较少、对环境影响甚微的铁路运输，特别是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运输，应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战略重点。世界铁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而我国的铁路运输行业现处于行业的成长上升期，由此决定了制定的行业发展战略应保证其优先得到发展。
（二）依行业市场化趋势制定行业发展战略规划
在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市场化的表现在于：①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铁路货物运输需求主体单一的格局己不复存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决定了多元化的运输需求主体，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产生了灵活多样的运输需求，使铁路运输的经营环境向市场化转变；②同一时期，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运行所必备的各种生产要素，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柴油等，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总格局中，也日益市场化，使铁路运输生产的供给主要求助于市场，推动其经营成本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升降；③铁路运输市场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市场的激烈竞争，铁路运输行业开始留意研究公路、水路、管道和航空运输的动态和规律，从以前的市场垄断走向市场竞争。
以上情况说明，铁路运输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两大领域，均已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支配：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市场上已不再处于以前的绝对垄断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铁路运输向深度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己不可避免。对铁路行业而言,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其适合公众需求的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其行业发展战略。[]
四、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设计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分析基本前提和借鉴国外铁路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和路情出发，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方案可作如下描绘和勾勒。
（一）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步骤选择
1、实现运输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根据2005年底铁道部的统计数据，中国铁路现在职工人数有228.41万，其中运输主业职工152.68万人，非运输主业职工队伍较庞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铁路行业所没有的现象。铁路办社会，大而全，势必制约铁路运输主业的发展。铁路系统中的社会公共部门，如公检法、医院和学校等社会性、事业性单位应剥离出铁路系统，这些单位可以说都与铁路运输没有直接关系，长期“捆绑”在一起将导致运输主业专业优势不突出，竞争能力低下。
另外还应剥离铁路系统中的辅助产业，即工业、建筑、工程、通信和物资五大公司和若干勘测设计院，还与国家邮电网并存的铁路通信网等。机务段、车辆段、车务段和工务段等运输主业中的“多种经营”也应被剔除。这些部门或多经产业虽说与铁路运输相关，但由于没有实行分账独立核算，产业属性不同，容易导致职责不清，扯皮推委。
2、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是一百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资产组织形式，既可以迅速聚集社会资本，又可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铁路行业在完成主辅业分离的前提下，选择业内的优质资产，即盈利能力强、管理效率高的资产，结合主干线、客运专线和城际客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寻求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3、通过上市融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拓宽融资渠道，解决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于铁路建设基金的收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借贷而成的长期性的极度短缺问题。其它渠道资金的进入为铁路加快建设速度和更大程度扩展规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帮助铁路部门引进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建立新机制。而其他渠道资金的筹集主要是通过公司上市来解决的。
相比客运而言，货运业务彼此独立性较强，更容易把市场前景较好的优良资产单独剥离出去进行公司化改制；而且，货运的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高，可以更好地吸收地方政府、社会和国际投资。因此，应按照先货运后客运的次序推动股份制改造成功的企业上市融资。
（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措施选择
1、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基金
在我国,制约铁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资金问题。美国铁路建设之所以能在1887年一年中铺轨2万多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资金。我国的资本市场虽不发达，但却具备了吸收投资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国大陆性地理特征条件，决定了铁路还远未达到发展的极限且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集装箱、冷冻冷藏、行包快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货运业务正在成为铁路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商业性开发、建设和经营之后必将达到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除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进行股本融资这一方式外，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有直接债务融资、利用国际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
2、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现代企业规范制改革
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还需要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有效激励、严格约束、责权利相统一的法人治理机构。对于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以直接改制为国有股占49%以下，民营资本持股51%以上的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那些暂时生存能力还比较弱的改制企业，可保持国有股占51%至75%的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但仍应强调产权明晰、独立核算、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实在无力经营的可以选择破产清算或者出售。铁路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因而转向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再干预铁路运输企业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前的主要任务应是：落实铁路运输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资产经营责任制；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事企分开和减员增效，组建客运公司及专业货运公司，为实现运输专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积极推进铁路行业技术引进开发，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产业进步的最终驱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与之相适宜的管理技术，员工和资金都因科学技术的光明前景而重新优化组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生产力。这种技术效应是不可阻挡也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可谓顺之者盛，逆之者衰。我国铁路系统经过近年来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铁路技术的开发应用呈现出加速追赶的趋势。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高速铁路系统技术开发及建设；铁路行车安全技术保障系统开发；重型优质钢轨及新型轨枕制造；编组站自动化、装卸作业机械化及货场设备制造；铁路客货运信息系统开发等。
为顺利实现铁路运输行业的战略目标，铁路运输系统干部和职工必须转变工作是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思想，树立铁路运输行业具有服务性特别强、同时竞争性也特别强的观念，此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演练来更新自己的服务知识和技能。为此需要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对现有的铁路系统干部和职工进行全新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培训，使之在新的工作环境下各司其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注重和其他运输行业的协调配合，创建交通运输大领域的“共赢”格局
在我国五大运输行业之间不仅存在着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而且还存在着因各自优劣势相异而需要协调配合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局：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是不突出和强化自己的运输专业优势，不讲究服务的质量和方式，而是拼命压低运输价格，大打价格战，最后落得个共败共伤的结局，既浪费了经济资源，又造成了社会效益的损失；良性竞争与此刚好相反，五大运输行业坚守各自的目标市场，运输价格不下降或略微上扬，在运输服务的质量和方式上下足功夫，靠服务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市场，这样的竞争方式不仅合理配置了经济资源，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
预计随着市场发育得越来越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交通运输领域的行业结构将趋向发达完善，通过且只能通过良性竞争而必然形成“共赢”格局。届时，处于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铁路运输行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结论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因为通过中国铁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中外铁路行业的对比分析，很容易得出铁路运输行业物质基础薄弱的结论，发现存在着运能短缺的问题.而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铁路运输行业如何在技术飞速进步、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条件下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是个内涵丰富、政策性和实践都很强的课题。囿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学识水平，论文只是粗线条地对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作了整体上的勾画和描述，还远远没有深入、细致和全面地揭示事物本身所蕴含的特征和规律，因此论文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和指正。
参考文献：
[1]厉国权.铁路运输经营与管理所面临的体制创新和课题[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2003.
[2]李红.加快铁路多元经营发展的思考[J].铁道技术监督，2003.
[3]宋强太，杨月芳.中国铁路客运体制改革探析[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2.
[4]张江宇.铁路改革：哪种模式能突围[J].综合运输，2002.
[5]王金祥.铁路多元经营新格局的实践与思考[J].铁道经济研究，2003.
[6]郑明理.对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改革问题的思考[J].铁道经济研究，2003.
[7]高婕，高卉.加入WTO后我国铁路行业面对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铁路，2003.
[8]江小国.论我国铁路经营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J].市场论坛，2004.
关键词：薪酬管理平均主义福利
一、薪酬管理基本理论解析
（一）薪酬的概念和内容
薪酬是指员工在从事劳动、履行职责并完成任务之后所获得的经济上的酬劳或回报。狭义来说，它是指直接获得的报酬，例如工资、奖金、津贴、股权等。广义来说，薪酬还包括间接获得的报酬，例如福利。
（二）薪酬管理的含义和内容
企业的薪酬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者对本企业员工报酬的支付标准、发放水平、要素结构进行确定、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必须就薪酬水平、薪酬体系、薪酬结构、薪酬形势以及特殊员工群体的薪酬做出决策。同时，作为一种持续的组织过程，企业还要持续不断地制订薪酬计划、拟定薪酬预算、就薪酬管理问题与员工进行沟通，同时对薪酬系统本身的有效性做出评价而后不断予以完善。企业薪酬管理主要包括确定薪酬管理目标、选择薪酬政策、制定薪酬计划、调整薪酬结构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确定薪酬管理目标
根据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薪酬管理目标具体地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建立稳定的员工队伍，吸引高素质的人才；②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创造高绩效；③努力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的协调。
第二，选择薪酬政策
薪酬政策，就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薪酬管理运行的目标、任务和手段的选择与组合，是企业在员工薪酬上所采取的方针策略。薪酬政策具体的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企业薪酬成本投入政策；②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选择企业合理的工资制度；③确定企业的工资结构以及工资水平。
第三，制定薪酬计划
薪酬计划，就是企业预计要实施的员工薪酬支付水平、支付结构及薪酬管理重点等内容，是企业薪酬政策的具体化。企业在制定薪酬计划时要坚持以下两个原则：①与企业目标管理相协调的原则；②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为原则。
第四，调整薪酬结构
薪酬结构，就是企业员工之间的各种薪酬比例及其构成。薪酬结构具体的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企业工资成本在不同员工之间的分配；②职务和岗位工资率的确定；③员工基本、辅助和浮动工资的比例以及基本工资及奖励工资的调整等。对薪酬结构的确定和调整要坚持给予员工最大激励的原则。
（三）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
第一，外在环境因素(externalenvironmentfactors)。包括政府政令，经济，社会，工会，劳动市场，生活水平等。
第二，组织内在因素(organizationinternalfactors)。包括财务能力，预算控制，薪酬政策，企业规模，企业文化，比较工作价值，竞争力，公平因素。
第三，个人因素(individualfactors)。包括年资，绩效，经验，教育程度，发展潜力，个人能力等。
二、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才竞争呈咄咄逼人之态，我国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人才外流相当严重。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充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优厚的待遇，从各方面登陆抢滩，网罗优秀人才，使中国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竞争和挑战。当前，我国企业薪酬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较低的工资与福利水平使企业薪酬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争取和留住优秀人才，并导致人力资源重置成本的增加。
（一）政府对企业的薪酬管理干预过多
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配主体地位还没有根本确立起来。虽然企业已经拥有较大的内部分配自，但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大多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决定权仍由政府有关部门掌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实行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非国有制企业大都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或直接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工资总额的办法。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而且直接干预企业内部工资比例等具体管理决策。这使企业的薪酬管理自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质量。
（二）平均主义倾向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方式上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局面，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论文之家]，兼顾公平”的原则，然而许多企业在薪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仍很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经营者收入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一方面经营者收入与员工收入水平平均化问题严重。据调查，在企业经营者与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比较方面，有半数以上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本企业员工收入的2倍以下的占57%，有1/3为员工收入的2-5倍，年收入在员工5倍以上的比例较低，为9.7%；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经营者的收入差距不大。在我国企业中，一方面业绩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不一定获得高收入，不少业绩很差企业的经营者却获得及不相称的等同收入。
第二，企业员工之间薪酬水平平均。企业内部技术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与一般员工工资收入差距不大，关键的技术、管理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普通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不到2倍。薪酬决定因素中，代表身份的工龄和资历占重要地位，而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企业员工工资外收入基本是以补贴和奖金的形式平均发放，项目多、分配复杂。
第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报酬收入水平偏低，另一方面对企业家的报酬激励方式比较单一，大多仍为基本工资加奖金、年度奖金奖励等构成。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监控力度薄弱，考核指标体系单一，
（三）福利设计缺乏弹性
我国企业员工的福利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福利，如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加班费、洗理补贴、子女入托补助等等，缺乏一些在西方国家开展的诸如顾问服务、教育培训福利计划、家庭关爱福利、家属福利等人性化的福利项目。此外，我国企业提供的福利都是固定的，福利设计并没有真正让员工参与进来，缺乏灵活性。
三、我国企业薪酬管理产生的原因
薪酬管理是一个时期组织内外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薪酬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加上企业内部原因，我国企业薪酬管理与国外企业仍存在着很大差距。
（一）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分配的主体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整个社会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一部分，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所有资源都是有计划实现的。企业享有分配自成为分配主体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改革才能达到目的。
（二）薪酬管理上技术上的失误
一方面，我国企业内部机构重叠，岗位职责不清，人浮于事的现象仍较为普遗，人员能进不能出，岗位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分配制度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薪酬设计时不以岗位分析为前提，不考虑岗位之间的差异，使薪酬本身缺乏激励作用。虽然有些企业已认识到薪酬管理的重要作用，但缺乏令现代薪酬管理理念得以运行的方法、技术和人才，企业薪酬管理难以实施。
（三）薪酬管理配套措施建设滞后
外部[论文之家]环境对企业薪酬管理影响很大，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增长，企业薪酬管理外部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缺乏一个对经营者强有力的考核激励约束主体。二是国家至今未出台统一的成熟的年薪制和期权期股的相关规定，各地各企业的做法不一，差距很大，很不平衡。三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很不健全.在股票市场的表现是缺乏一个成熟、稳健、法制化的股市，期权、期股实行的基础不稳固。四是企业经营者与党政领导干部界限不清，二者的福利待遇没有明确规定。
四、我国企业加强薪酬管理的对策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时代，是人力资源竞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薪酬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薪酬策略和薪酬实践己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利用好薪酬这个激励杠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令其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满足是企业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我国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实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政策。
（一）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本身可以完全解决的，首先需要外部有良好的环境。国家要继续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摒除附着在企业上的政治，社会功能，使其真正成为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给与企业在用人、薪酬管理方面的完全自，这样企业才能根据市场竞争状况与市场薪酬水平自主决定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
（二）打破平均主义，科学规划薪酬制度体系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占企业总人数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却对整个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的成就感、事业感、争取较高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是推动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动力，但较丰厚的薪金报酬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工资可以采取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内容的选择及具体的分等定级，其构成如下:工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学历工资十绩效工资+福利。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给与适当的薪酬激励，实行年薪制、股票期权制。
（三）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完善健全的增资机制
企业在*具体确定工资总额和工资增长率时，要讲求操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首先，进行薪酬调查，取得相关行业企业的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的资料，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劳动能力的分析；其次，严格实行全面考核，不仅考核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正确区分劳动差别；最后，综合以上的情况，对工资结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以及工资晋升条件等十项进行决策，决策前应征求企业工会职代会及全体职工的意见。
（四）促进福利政策设计的人本化
企业要留住人才，不仅要提供给员工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优厚的福利也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政策应该是公司整体竞争优势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福利项目包括优厚的资金、法定福利、衣食住房补贴、完备的员工培训、购房购车无息贷款、补充性养老保险、有薪假期、特殊福利、员工俱乐部活动等.加入WTO后，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我国企业应将西方国家人性化的福利项目与我国的实际结合，不断推出多元化的符合中国特点的福利项目，尤其是那些满足员工丰富需要，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福利项目，如教育福利等，为员工提供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优良环境。同时，企业还可以借鉴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的“弹利计划”，由员工在企业规定的时间和金额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搭建自己的福利项目组合，满足员工对福利灵活机动的要求，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齐刚《薪酬管理的发展趋势》，中国经营报,2004年1月12日
[2]郑晓明著《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3]叶向峰著《员工考核与薪酬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4]谵新民著《薪酬设计技巧》，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5]丁向阳《中国企业的薪酬问题和薪酬设计》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年第3期
[6]汪纯孝《企业薪酬管理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史永川《我国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市场论坛》,2006年第3期
[8]张翼《浅谈企业的薪酬管理制度》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9]陈卓《企业人才激励与薪酬管理》载《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关键词】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对策
一、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现状
1996 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 亿美元大关。 此后四年储备增加速度比较平稳。2000 年以后，我国外汇储备开始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5 年末达到8188.72 亿美元居全球第二。2006 年2 月我国外汇储备达8537 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同年1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0000亿美元从1000亿到10000亿中国仅仅用了十年时间。至2009 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3991.52 亿美元，超过G7 国家外汇储备之和。截至2011 年12 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1811.4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从没被超越。1990―2011 年20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286.6 倍。
二、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经常项目长期出现大量顺差。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成本低廉，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我国长期实施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增长，导致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大量吸引外商投资，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长期顺差。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持续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加速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本项目的顺差，促进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
2、我国实行鼓励出口政策
1994年初，我国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居民和企业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国家，使外汇资源集中于央行，从而促使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其次，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制度也促使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长。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这一制度使企业在经常项目交易下，可自由兑换外汇，进一步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
3、根本原因
从国际层面来看，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中末端，承担了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和出口转移，从而在贸易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国内层面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在此过程中以出口为导向、以引资为重点的对外经贸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外汇激增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
我国的货币供给主要有三个渠道：财政渠道、信贷渠道和外汇占款。当中央银行买进外汇支付人民币时，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随之增加，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随之扩张，从而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的增加；也给我国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2、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面临的风险增大
高额的外汇储备规模使我国面临较高的风险，我国超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有：①汇率风险：当外币由于某种原因发生贬值时，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受大量损失；②收益性低，机会成本高昂：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其边际成本越高，边际收益递减，并且大量外汇资产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使其整体收益率很低。
四、如何合理运用我国外汇储备
1、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
当前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外汇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的影响，是我国最明智的选择。关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存量，一般来说，可以确定一个下限和上限。即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该国最低限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下限；同时，充分考虑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来确定上限；下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临界制约点，而上限则表明该国拥有充分的国际清偿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形成一个适当的外汇储备区间。
2、实行币种多元化
我国外汇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元。因此美元贬值将会对我国外汇储备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我国应适当增加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币种的外汇储备。以此来转嫁美元的风险。首先，我们应该有计划地规划出一个能够适应国际货币体制和汇率变动趋势的货币结构。以此来有步骤地实现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但是，大量抛售美元而购买其他币种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大量抛售美元会导致美元贬值，从而损害我国自身的利益。因此，我们应适量地逐步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欧元及其他货币的币种。
3、利用外汇储备增加我国的黄金、能源等战略储备
黄金是不可再生的贵金属资源，从长期来看具有保值甚至增值的性质，而纸币往往会出现贬值问题。黄金储备具有比外汇储备更高的自主性，黄金储备完全属于国家自主的权力之内，一国拥有黄金可以自主控制不受外来干预，而外汇储备则受外汇发行国家或金融机构的信用和偿付能力的影响，债权国处于被动地位。2006年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8132吨，占整个世界黄金市场的61%，是世界黄金储备的第一大国，其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其储备量均在1000吨以上）、日本（765.2吨），而我国在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的同时，黄金储备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很低，因此将部分外汇储备转为黄金储备是规避外汇缩水风险和其他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
4、外汇储备投资于医疗、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
众所周知，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行业与国内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直以来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虽然每年在增加投入，但目前我国这些行业的发展状况还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针对这一现实，可以考虑运用部分外汇储备补充对这些行业的投入。
【参考文献】
[1]董睿琳.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管理的探究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2）.
[2]郭娜.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1）.
[3]唐蓝星，胡志才.浅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J].市场论坛，2008（12）94-96.
【作者简介】
论文摘要: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曾是经济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往的研究多从调整对象和价值等诸多角度分析,其实,经济法与民法的一切区别都以财富分配内容为核心。另一方面,经济法与民法的显着区别正是两者密不可分的一个体现。
经济法学科是否存在?即民法与经济法两学科是合一还是分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法学界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乃至论战,而且这场战火硝烟一直弥漫到现在。但是,事隔不到20年的今天,昔日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经济法学界热烈追求的目标。人们更愿意在经济法领域内研究其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制度问题。历史不能忘却,正如潘德克顿学派与另一学派的论战促进了德国民法典体系的诞生一样,正是上世纪80年代民法和经济法学科之争促成了我国经济法研究的现有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论战中,无论是支持民法与经济法分立的学者,还是追求民法与经济法合一的专家,都是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价值、调整对象等诸方面加以阐述,只不过一方主张经济法的独立性,另一方主张经济法的附属性。其实,经济法与民法的是一种联系与区别并存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联系或区别的关系。
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不能离开具体的经济制度。上世纪80年代这场经济法学科地位之争的具体历史背景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正迈出第一步。在这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法律的滞后性暴露无遗,由于原有的民商法体系只注重市场主体意思自由的保护,注重自由交易的保障,原有的民法规范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需要。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市场行为,这就促使经济法的大量产生。如上所述,人们在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与联系时,往往是从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法的价值等方面叙述。入世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法和民法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所起作用的不同日益明显。民法与经济法的一切区别事实上都是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这个问题产生的。民法强调市场主体通过意思自由获得的私益应受到法律保护;而经济法则提倡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将钱从这人口袋里取出再放进那人手中,或者是从那人手中拿走放进这人口袋里。其实质是,民法调整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而经济法调整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区别之一:分配的本位——个体权益与社会权益
本位是若干相互独立的现象或物质中哪一现象或物质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层次关系。法的本位是在整个法律中权利和义务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在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权利本位”论在法律界得到广泛认同。“权利本位”的提出,无疑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视野。由于经济法和民法调整的主体不同,法的本位放置于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中,已经不是权利义务谁为本位的问题,而是社会权益本位还是个体权益本位的问题。
民法以个人权益为本位,体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则以社会权益为本位,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终极关怀”。民法的本位思想在民法通则宗旨性条款中可见一斑。《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整部《民法通则》完全贯穿了个人本位的思想,每条法律规范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市场每一个具体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在经济法体系中,每一部法律的颁布、每一条具体原则的设定,都以追求社会利益的保护为目标。整个经济法的立法直接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最终目的即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却是维护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所追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状态。因此,经济法每一条“神经”都体现着社会权益本位的思想。
在经济法与民法的诸多区别中,财富分配的本位不同也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本位上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的调整方式与途径、价值与目标等方面的不同。
区别之二:分配的途径——市场自治与宏观调控
正是由于民法与经济法在本位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两者在保护各自的本位权益的途径和手段上也迥然不同。在民法保护的范围之内,个人的行为一般而言是不会受到受限制的,只要当事人之间所为的法律行为是以合意为基础的,法律不作过多区别地对这些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一体保护。民法站在社会个体的角度,信奉独立、平等,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而在经济法领域,即使经济主体的交易是在平等、双方合意的意思基础之上进行的,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规范,甚至是强制。由于经济法的本位思想是维持公共利益的一种内在和谐状态,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因此,一旦市场自由交易状态难以维持或达到这种公共利益内部和谐时,政府就会出面,以一种强制手段保障这种和谐状态,而这种强制手段就是人们常称之的宏观调控。
民法统领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个人本位、自由放任的法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财产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彻底解放、高度自治、完全自由、私利至上,社会依归于个人,统领于个人,服务于个人,让位于个人。奉行个人本位的民法在历史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它对于促进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人治到法治,从身份到契约都是重要的法律武器。
在以个人权益为本位的观念支持下,个人的行为一般而言是不会受限制的,只要当事人之间所为的法律行为是以双方的合意为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律不作过多区别地对这些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一体保护。
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法作为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而出现。在民法调整的自由交易状态下,经济法的出现是历史之必然。首先,在市场自由交易状态下,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所难免。市场主体的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本身难以解决,需要第三者即政府的介入,政府通过宏观调空手段,协调各种市场主体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其次,市场交易自由容易导致垄断也需求政府宏观调空行为。民法鼓励的自由交易的任意发展往往会形成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垄断的出现必然破坏自由交易,破坏市场秩序,最终亦是破坏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破坏公共利益的内部协调,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也需要政府立法进行限制。
区别之三:分配的目标——私益保护与分配公平
价值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法的价值是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所具有的为受人们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法的价值要素很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秩序、正义和效率等。首先,必须明确,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包含着法的价值,而且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内容。以民法与经济法为例,两者所包含的法的价值都包含着相同的内容,如两者都强调追求效率,只是民法上的效率价值是追求个体之间交易的无障碍,而经济法上的效率价值是为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不同的部门法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内容可能不同即两者所体现的法的基本价值又有侧重。自由是民法的基本价值,而公平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在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能机会均等的占有生产资料和享有劳动成果,并且,民法对个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物质成果,都予以平等的保护。因此,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
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公平价值在经济法上有诸多体现,包括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和分配公平等。机会公平是指社会提供给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都是一样的,法律赋予这个经济主体从事某种法律行为的可能,也同样允许其他任何经济主体可以从事这种法律行为。规则公平是指法律为经济主体为参加某种法律行为所设定的限制和条件是一样的,不能因人而异。信息公平是指社会为每个经济主体提供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它要求信息的提供者对社会成员保持普遍的、公平的、平等的信息提供,不能因人实行信息区别对待和信息歧视。分配公平是市场主体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公平,其实质是一种利益上的均衡。尽管经济法上的公平包括诸多内容,但是其公平价值核心是分配公平,即经济法上的公平最终表现为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利益均衡。这是因为分配关系问题是整个人与人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即分配公平问题是整个社会公平问题的核心。
虽然民法和经济法都存在公平价值,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如上所有,受不同的本位思想指导,民法侧重于公平价值中的机会公平、信息公平等,而不关注分配公平如何。而且,公平自始至终都不是民法的核心价值,民商法强调的是意思自由,自由才是民法的核心价值。经济法则以公平为核心价值,而且在诸多不同内容的公平中,一旦机会公平、信息公平同分配公平发生冲突时,分配公平则处于优越地位,经济法首先保障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经济法说倡导的公平价值观,不仅使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即机会均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质上的公平,即分配上的公平,不能因为不同的人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区别,而剥夺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就体现了经济法公平价值中的分配公平。
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以保护私人权益为本位,其根本作用是保证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保障经济主体意思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则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强调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当经济主体在意思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明显违反结果公平时,经济法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民法与经济法在本位思想、价值目标和社会财富分配途径方面是有显着区别的。
是一家国际著名的研究机构，还是一个掌握国际领先技术的科技公司？
这是任何人见到宋守根和他公司之后都会发出的疑问。
他的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却汇集了国际知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的公司拥有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巨型客户，同时公司成员却在国内外核心专业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EI、INSPEC三大检索机构检索，出版专著两本。
他始终怀抱着科研的痴情，却又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了新创办的公司之中。
他曾经回乡务农，却又终究凭借着一股拼搏的精神成为著名的教授。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
晨曦微露，天边一抹霞光渐渐变得丰腴妩媚。小草悄悄抖落一夜露珠，伸长婀娜的腰身，在晨光中轻歌曼舞。鸟儿呼朋引伴，在枝头唧唧喳喳地合唱。歌声在幽静的清晨穿越树林，钻进宋守根的耳朵里。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鸟声格外嘹亮，我是被鸟儿们叫醒的。”3年后一个闷热的盛夏午后，宋守根坐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大厦的办公室，回忆当初找到学术难题研究方法的“key”时，“从来没那么响亮过”的鸟儿鸣叫声依然历历在耳。
温哥华初夏的清晨凉爽而迷人，宋守根披衣坐起，还没来得及思考点什么，多日来萦绕心头的难题突然奔涌而出，对！用这种方法试试！
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方法？莫非这就是灵感？灵感在一刹那就这么突然降临了！宋守根赶紧拿起笔，惟恐灵感转瞬即逝。
他兴奋地推醒了还在熟睡的妻子。妻子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睁大眼睛望着早已激动得有些手舞足蹈的宋守根。
“别太激动了！”一直担任宋守根学术研究成果第一听众的妻子柔声地提醒道，“论证了吗？”宋守根急忙坐到桌前，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灵感演绎为严谨、缜密的学术语言。这项后来被命名为“地震逆散射序列深度成像与速度反演技术”为宋守根带来了无数的机会，也决定了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方向。
宋守根，1960年出生，湖南人，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一家掌握世界先进的油气勘探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公司。
说是公司，只有10余人；但这支小小的团队藏龙卧虎，汇集了国际实力派青年地球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有着丰富经验的数据处理工程技术师，还聘请了两位知名科学家作为开发设计负责人，他们在西方主要石油公司和勘探服务公司有十年左右实际研究和开发经验，并已成功开发知名公司的多项国际知名的核心产品，在国际学术界有突出贡献。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科研领域享有盛名的宋守根强调，这支由他一手组建的优秀团队，其所有骨干人员全部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各自科研领域都是一流的顶尖级人物。这支团队在学术上瞄准前沿科学研究，在油气勘探地震成像领域取得了国际性领先成果，已在国内外核心专业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EI、INSPEC三大检索机构检索，出版专著两本。
取得如此骄人业绩的公司其实刚刚两岁，而公司创业时占据的科研制高点，为公司今后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目前，这支团队正致力于宋守根灵感所触发的“地震逆散射序列深度成像技术及其在微机机群上算法优化和硬件配套”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近年来，宋守根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完成了40多个（共4000多万元）科研技术开发和科技应用生产项目，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开发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为开发这套技术软件创造了前提条件。
双赢的人生转折
学者还是商人？学术界还是实业界？有时，人生的转折点往往就那么几步。
在去加拿大之前，宋守根是中南工业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8月，应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邀请，由对方出资，宋守根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出国，参与主持由世界五大石油公司和加拿大政府联合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CDSST：特色地震技术发展计划》。
在加拿大，他发现，国外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往往一边搞科研，一边在公司中应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学术研究和高科技产业紧密结合；学校用高薪聘请优秀人才，在学校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又用到公司里；既推动了公司的发展，还取得了学术成果，这一“双赢”模式启发了宋守根创业梦想。
1999年的一天，还在加拿大的宋守根在一个中文网页上，看到有关创业园的链接。他轻轻地点击了一下，没想到却点击出他人生的另一华彩乐章――钻出高深的象牙塔，凭着掌握的先进的油气勘探核心技术，走上学商结合之路，创办了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宋守根说，如果没有在加拿大4年的积累，包括学术、信息乃至视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4年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到达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天，他就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来自于他的学术研究核心――关于地震波的多分辨率传播模式及其成像过程。报告会的内容立即引起了加方教授的巨大兴趣，被邀请为研究小组的第二负责人。
同年12月，他在温哥华年会上做的报告，引起了加拿大泛太平洋石油公司的关注。会后，总部的两名技术专家赶到宋守根所在的大学，请他专门为他们两人做单独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他们非常满意，当即拍板给UBC一个项目；同时，还给他一个项目在回国探亲期间完成。
这两次报告使宋守根声誉鹊起，赢得了同事们足够的羡慕眼神。
在加拿大，宋守根利用良好的科研条件、丰富的资料、迅捷的信息，特别是可以时刻关注到法国、美国、巴西、意大利、以色列的最前沿成果，努力开拓视野、加紧研究。
2000年春天，宋守根回国考察创业环境。此时，国家正着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创业园热情地为创业者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为解决创业者的后顾之忧，还在房租、税收、家属安排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条件及解决方案，这让宋守根坚定了回国创业的信念。
一定要学有所用
其实，宋守根学以致用的思想产生得很早。
1976年，16岁的宋守根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考上了湖南吉首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中学数学。此时，一向喜爱读书的宋守根利用业务时间通读了《古今数学思想》。这本书谈到了牛顿、莱布尼茨、科西的数学成就与思想，也给了他极大的启发：牛顿在数学上取得成果，不是因为他专门搞数学，而是由于当时的数学不足以让他研究清楚力学问题，他才提出微积分的概念。如今，科学发展越来越细，同一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人都不能很好地相互了解，这么可能做出更大的学问？到底如何理解“学以贯通”？
宋守根决定从方法论上加以改进。
1986年，宋守根考取了云南大学研究生，选择了一个与数学、物理都相关的研究方向――数学物理方程及其应用。受导师严谨治学的学术熏陶，使他在运用数学物理的现代方法和金属矿的地球勘探方向上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获得了偏微积分方程及应用方向的理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没多久，他又自学完电动学、电磁学、磁场、电场、场论等课程，考取了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地球物理博士。
这次，他选择了学校还没有的石油地震勘探作为研究方向。在导师的支持下，宋守根坚定了走向了把所学学科的基础优势与专业相结合的道路。
1994年，宋守根被特聘为中南工业大学勘探地球物理专业教授。一次，他应邀去南京江苏地球物理学会讲地震成像的课程。会后，各油田的技术人员团团把他围住，询问课上所讲的理论什么时候能开发成软件。这意味着宋守根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实用前景。
是啊，学以致用，学而不用何为学？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宋守根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
对，在方法论上找突破口。能否把数学专业的基础、地球物理的问题提炼成数学物理的问题，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用计算机的实验方法作为平台，设计计算机软件解决工程问题？这可以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他提出了一个粘弹性波动方程方法，可以提高地震成像分辨率。
找到了突破口，宋守根有些激动。
以后的日子里，他走向了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自1995年推出第一个应用技术后，一发不可收拾。在1996年和1997年，他参加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在大港油田和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中做了五项科技服务合同，为学校引进300万元的科研经费。塔里木盆地的成像处理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使他初次尝到了科研一旦运用于生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1998年出国之前，宋守根在学术上已经小有造诣，并获得了多项荣誉：
1998年，国家教育部评选“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宋守根榜上有名，当时也是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唯一的入选者；作为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第一批第一层次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他获得过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殊荣，被评选为湖南省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
抢占油气勘探市场的话语权
加拿大优美的环境没有挽留住宋守根回国创业的梦想。
2000年，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把这些年积攒的所有资金都投入到创业中，但起步阶段还是有些艰难。所幸的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向银行推荐了宋守根并做担保，50万元的贷款成为创业初期的启动资金。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金的逐步到位，公司的战略目标越来越长远，因为他们掌握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勘探技术――地震逆散射序列深度成像与速度反演技术。可以说，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诞生就是这一技术的象征。
我国几大盆地做过多轮油气勘探，对于较简单的地质结构上的大型油气田早已经发现，剩下的就是当今技术无法探明的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隐蔽性油气藏。如果没有对现有的勘探开发技术有新的突破，就难以发现新的大型油气田。
无疑，技术是取得石油市场勘探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而人体医学成像技术给了宋守根莫大的启发。
油气勘探地震成像技术（暂且简称为勘探CT），与医学CT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同属于信息探测技术，而所要寻找的部位都隐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介质内部。尽管人体CT要比勘探CT容易得多，因为有人体解剖学来验证人体CT。但通过地球物理学家的努力，仍然形成了以波动方程地震偏移成像技术为核心的以及与之配套的系统数据处理技术。实践也已经证明，这套技术对于相对简单的地质结构的油气勘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它的致命弱点是，对复杂地质速度模型的隐蔽性油气藏，它无能为力。这也是目前国际油气技术发展的重点、热点、难点。
目前，偏移成像需要预先获得速度模型，根据速度模型来实现地震成像。而地下世界千变万化，这一理论却只适用于简单地质模型。
现今工业界最常用的技术还是对速度模型依赖性不强的时间偏移成像技术，它的成像信息建立在地震数据上，具有客观性，但这一技术理论前提是地质模型均匀，对于变化较大的模型，则不能正确成像，也就是说必将导致勘探的失误。这也是在我国西部前陆盆地和复杂崎岖海底油气勘探中，时间偏移成像技术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而不能很好地应用的原因。
虽然深度偏移成像建立在速度模型准确的前提下，但勘探本身的目的本来就是搞清地下速度模型，在成像之前不可能得到准确的速度模型。显然，这种深度偏移方法所得到的成像结果客观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
如何利用地质速度模型依赖性不强的地震深度成像技术，找到复杂地质构造条件下的隐蔽性油气藏，成为众多著名研究机构竞相研究的课题。其中最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实现对地下结构的准确成像，通俗地理解，就是给地质内部做CT。
此时，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利用地震波逆散射波序列进行了不依赖于速度模型的多次波去除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好的理论成果。1998年，在该大学作为访问科学家的宋守根提出了利用逆散射波序列理论进行深度成像和速度建模的设想，得到了专家们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
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宋守根系统地完善了这一理论。它攻克了深度偏移成像技术长期以来速度模型的致命弱点，应用推广后，将全面提高油气地震数据深度成像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为寻找我国西部和深海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隐蔽性油气藏提供关键性的技术手段。这一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将为我国在国内外的油气勘探中带来重大的实用工业价值，也为增加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同时，这一技术为我国在境外进行新区油气勘探或购买油气田区块减少开发风险和投资，加速在国外建立石油能源基地，抢滩国外油气资源丰富地区，实现我国能源走出去战略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当年来自加拿大清晨的灵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油气勘探领域的一项崭新技术。
现在，走过科研创业初期的宋守根已不满足于思考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融资与发展、市场与人才，那只是一个现代企业的“初级阶段”。如何加大管理力度，增强执行力，引进职业经理人是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下一个蓝图。
“我把企业文化基础搭建好以后，就要退出了，给年轻人一个施展才华的更大舞台。”刚刚44岁的宋守根意味深长地说道，“一个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不仅是拥有高深的技术，还要善于管理与经营，而制度建设永远是长远性的……”
[关键词] 乡镇卫生院；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R197.6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6（a）-0154-02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乡镇卫生院作为农村疾控和保健的核心，作为国家卫生政策惠及农民的载体，其改革发展是新农合建立以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容。近几年，乡镇卫生院的整体环境得到了不少改善，但由于各级政府对城乡卫生投入不均衡，政策贯彻不到位，使乡镇卫生院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1 存在的问题
1.1 观念陈旧，思想僵化，存在家长式管理
在新形势下，很多乡镇卫生院继续沿用“以药养医”的办院模式，依靠政府政策维持运作，靠拨款，不积极去研究医药消费市场，开拓服务领域。广大农民群众是乡镇卫生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有人一贯认为农民知识水平低，健康意识薄弱，乡镇卫生院存在只要不出差错事故，慢性病、小病没问题，大病、急病靠边站的思想，造成患者对乡镇卫生院的信任度降低。卫生院院长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大事小事一手抓，其他领导班子袖手旁观，是非争议多，影响团结，制约发展。
1.2 人员身份复杂，缺乏医护人才
乡镇卫生院人员身份复杂，有医药卫生学校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卫生部门通过招工途径聘用的社会人员；裙带关系是乡镇卫生院的一大特点，家人、亲戚在一个医院工作的情况特别多见，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给管理和组织协调带来一定的难度[1]。人浮于事，冷漠观望，致使工作效率低下。医护人员技术水平良莠不齐，低学历、低能力、低职称偏多，再加上乡镇卫生院条件艰苦、工资少、福利待遇差，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认为城里的工作有面子、有地位，不愿到乡镇卫生院，即使留下了也是暂时，一有机会就利用各种方法向上一级的医疗机构流动，这样会造成医护队伍的素质降低，阻碍医疗水平的提高。
1.3 药品管理不规范，临床药学工作滞后
药品管理是一个动态管理，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乡镇卫生院药品管理松散，采购随意，可以说是“需要药品就进货，进来药品就销售，库存余额就看盘存数”[2]。采购过程没有建立真实完整的购进、验收记录和档案。因此，很难保证药品的质量。另外乡镇卫生院的药房药库面积过小，设施陈旧、短缺，致使药房药库里的药品随意摆放，未划分区域按药品的性能和储藏要求分类放置和保管。无空调、冰柜、排风扇，除湿、遮光、防虫鼠设备不到位，一些贵重、特殊药品的储存条件很难达到要求，再加上有关涉药人员管理意识淡薄，药品的安全储存问题很多。
目前，我国的临床药学工作在大型医院中已初见成效，但在乡镇卫生院却停滞不前，基本空白[3]。药剂人员处在一种脱离临床、远离患者的工作状态。主要工作是发放药品、管理仪器、做检测、出报告。由于临床药学是非盈利，不但不赚钱还要投钱，所以多数乡镇卫生院药剂人员是兼职或虚设，很少组织到上一级医院做临床药学培训，忽视了药剂人员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开展具体工作几乎处在零的水平。领导不重视、改革不积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影响了乡镇医院整体的医疗水平[4]。
1.4 财产物资管理不规范
乡镇卫生院财务人员缺乏，管理职责不明。多数乡镇卫生院只有一名财会人员，有的还兼职医院人事、统计及其他杂务工作。个别乡镇卫生院财产物资制度缺损，存在帐帐不符、账实不符的现象。库存物资管理随意性强，没有明确的条例制度，对医疗设备的采购存在盲目性，市场论证不足，使用率低造成资产闲置，维护成本高，导致资金浪费。
2 发展对策
2.1 改革卫生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卫生院运行效率
乡镇卫生院大多数领导医术水平较高，而医疗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比较薄弱，对卫生院的整体运营缺少把控力。特别是院长片面的认为领导就是管理并将二者混同起来[5]。乡镇卫生院应采用“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管理结构，由县级卫生部门监督、决策，具体事务由卫生院管理和执行，院长做好协调工作。试行管理者职业化改革，聘请专职管理院长，开拓服务领域，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医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2 合理规划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全员素质
新医改要求政府做好卫生资源配置，其中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县级卫生管理部门应通过调研，统计出医护人员年龄、学历、职称、在编人数等指标占乡镇卫生院总人员的百分比。根据调研反馈信息科学地制定医护人员招聘和分配计划，力求人才类别互补，使其效应最大化，避免实际工作和创新研究中模式相似，思维单一。同时将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培养名额列入高校招生计划，定向委托培养，在校学费用由政府负担[6]。教育、卫生主管部门与志愿报考的学生签订协议，毕业后返回生源地，根据当地卫生人才的需求，服从卫生管理部门的调配。
乡镇卫生院在职人员通过成人高考、函授，获得专业知识的更新，提高学历层次，定期组织培训、进修、讲座等，提高在职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技能。筑巢引凤，留住人才，创造惜才、护才的良好工作、生活环境，让医护人员获得事业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提高工资待遇，深化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在评职称、进修学习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使乡镇卫生院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引更多高技能、高学历人才。
2.3 加强药品监管，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确保群众安全用药
乡镇卫生院应对进入药房的药品严把“五关”，即：人情关、进货关、入库关、使用关和不良反应监测关，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从正规渠道购进药品，制订严谨、系统的进药条例，切实抓好采购工作。各级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改善药房药库等基础设施，医院领导必须克服“重医轻药”，根据需求增设库房、调剂室、分装室，购买调剂工作中必须的工作台、药橱、药架等设施，安装控温、通风、防潮等设备，为药品提供良好的储存条件，尤其是特殊药品的保管，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当下，随着新药的大量涌现，药物的选取和使用问题很多。药剂人员应不断收集整理各种新药物的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药物相互作用等药学信息[7]。鼓励药剂人员参与临床用药，观察临床疗效，跟进查房，为临床用药提供合理建议。同时积累总结，撰写论文，将实践上升为理论。另外，建立药学监护体系，强化药剂人员在药学服务方面的职能作用，这样能更有效地保障基层患者合理用药。
2.4 财产物资管理科学化、合理化
首先，卫生院领导要重视财务工作，严格执行《会计法》中的相关制度；其次，健全卫生院内部控制制度，使记账、审批、经办、保管等人员的责权明确，相互分离且相互制约，推广运用信息网络，快速准确保存和提供数据报单；最后，加强财产物资核查工作，定期核对，做到账实相符，成立设备购置审查小组，对贵重设备的采购立项评估、权衡，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租赁还是资源共享，以免造成资产闲置和资金浪费。
乡镇卫生院作为一个重要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各级政府应加大对乡镇卫生院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加强卫生院内部管理，促进医护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地拓宽乡镇卫生院的服务项目和覆盖领域，使乡镇卫生院得到很好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雪玲. 基层乡镇医院如何以人为本抓好护理管理[J]. 中国校医，2009， 23（6）：65．
[2] 华秀清，沈宏华，程森. 农村乡镇卫生院药房药库管理现状及对策[J]. 中国药事，2005，19（7）：395-396.
[3] 周智敏. 临床药学工作在等级医院开展的现状与对策[J]. 赣南医学院学报，2009，29（5）：804.
[4] 朱贤钦，朱晓莹. 浅谈乡镇卫生院药事管理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10，27（5）：67-68.
[5] 徐学惠. 领导与管理在医院改革中的关系[J]. 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8，2（6）：1.
[6] 赵亮，林振平，卢建华. 沭阳县乡镇医院人力资源现况分析[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10，16（4）：295-299.
【关键词】 综合评价； 管理办法； 供电企业
一、引言
2010年12月，广东电网公司制定下发了《广东电网公司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制度的出台，打破了原来以财务报表编报质量为单一衡量标准的年度考评机制，为衡量、评价各分子公司、中心机构及直属单位财务工作的管理水平提供了制度规范。本文立足于供电企业的现状，探讨在“一体化”财务管理背景下如何实现对下属企业真实财务管理水平的有效评价，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二、供电企业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的现状分析
（一）现行的综合评价管理办法
目前，广东电网公司对下属单位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的内容及权重如下：财务基础工作评价（55%）、财务风险管理评价（5%）、财务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评价（30%）、创新类（10%）和扣减类。其中，财务基础工作评价直属各单位落实财务一体化管理的情况，包括一体化财务组织架构的设置和运作情况，一体化财务管理制度、流程、作业标准和工作表单的执行情况，一体化财务信息系统的应用情况，财务人员的培训情况等。该评价体系为广东电网公司量身定做，与南网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息息相关，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权重合理，为考核、评价直属各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提供了一个蓝本。
（二）现行财务工作综合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广东电网公司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省公司职能部门对直属单位职能部门工作进行考评的大胆尝试和有益实践，为夯实财务工作基础，提高基层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该评价体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优化完善的空间大。
第一，评价体系偏重于非财务指标，财务指标不足。纵观目前的综合评价体系，不论是财务基础工作评价还是重点工作评价，非财务指标内容占据了较大的幅度，而针对资产经营考核、经济技术指标的内容寥寥无几。财务指标作为评价一个单位资产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重要依据，在综合评价体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体现。
第二，评价体系偏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综合评价体系模板在完成情况一栏多数是以“是否完成”作为“得分”判断依据，而在实际工作中，直属各单位均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是对各项工作开展的广度、深度不一，导致完成的进度、质量、效果参差不一。定性分析内容过多容易造成主观随意性，不利于对直属单位进行横向比较。
第三，评价体系内容丰富广泛，但重点不突出。综合评价体系对直属单位的财务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考评，内容详细丰富，有利于引导各单位扎实开展各项工作，避免顾此失彼。但是也带来了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加大了考核的工作量。
第四，评价结果的星级标准定义不够细化。综合评价体系以“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和无星级”作为评分结果，对激励直属单位争先创优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然而，现有评价体系对星级标准的定义较为粗简，没有十分明确的可量化、可衡量的尺度和标准。
三、优化供电企业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的建议
（一）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原理，引入关键财务指标
平衡计分卡理论将企业的愿景、使命和发展战略与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联系在一起，它把企业的战略转变为具体的目标和测评指标，以实现战略和绩效的有机结合。平衡计分卡以企业的战略为基础，并将各种衡量方法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包含财务指标，也包含顾客角度、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的业务指标，使企业能够一方面追踪利润结果；另一方面可以关注能使企业提高能力并获得未来增长潜力的无形资产的状况。目前，广东电网公司对地市供电分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广东电网公司目标考核责任书》及《广东电网公司直属企业绩效合约》，其设计基本符合平衡计分卡的思路，即包含财务指标、安全生产、营销服务、行风、廉政建设、企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对推动供电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财务部作为资产经营指标考核的责任部门，在省公司对地市供电分公司的考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加入资产经营指标、绩效考核指标，既符合财务部作为领导的参谋者和重要助手的角色定位，也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财务部的资产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发挥财务综合评价工作的导向，从而促进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
财务指标的引入，一方面要坚守战略相关性原则；另一方面要结合可控性原则，同时还要考虑各单位“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努力”，既要表彰先进，又要鼓励落后单位迎难而上。根据《广东电网公司经营业绩指标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省公司通过建立《经营业绩评价管理综合指标库》对各单位（部门）的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经营管理情况及专项任务完成情况提供管理指标进行量化评价，为纳入绩效合约管理及进行其他经营管理综合评价提供数据支撑。通过指标库的建立、指标的选取和动态维护，达到确立导向、鼓励先进、合理评价的目的。地市供电局纳入绩效合约的经营业绩评价的可选指标为：总资产内部报酬率、万元固定资产购电量、利润总额、售电量、主要经营指标预算准确率、供电单位成本、可控单位供电成本下降率、收入支出户余额、应收电费余额、线损率、全面预算管理和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创先工作任务，以及财经纪律方面的扣减项等评价事项。作为供电企业财务工作综合评价的指标，一方面该指标的设置要以支撑公司战略目标为重点，以衡量公司战略实施及运营状况的一级战略指标为导向，结合当前的管理基础和管理水平，综合考虑指标设置的必要性、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管理的经济性；另一方面所选指标应精简、易测，定义明确清晰，并应在地市供电局财务部职责可控范围之内。
建议在财务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中增加指标类的考核，具体包括：总资产内部报酬率、主要经营指标预算准确率、可控供电成本节约率、收入支出户余额、竣工决算完成率、资金计划完成准确率和审计整改完成率。
（二）精简审核要点、突出重点，整合基础工作评价模板
1.精选审核要点，删除旁枝末节、保留主干，设置分数权重，理清评价的主次和轻重。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体现在是否找准了被评价对象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评价。过于面面俱到、繁琐的评价内容既增加了工作量，又会使评价目标模糊不清，反而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表1为例，该表共有21个要点，其中“是否按时按质编制财务快报、月报、季报和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与其他要点诸如“是否按规定开展财务信息化的应用管理？”等比较，显然，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体现了会计基础工作管理的核心，但其重要性在评价得分上却与其他要点一致。另外，“是否建立会计监督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是否建立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属于制度建设范畴，而根据财务管理一体化的要求，供电局属于制度执行层，将制度建设列入考评内容显然不合理。建议对审核要点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处理，提炼管理精华，设置分数权重，使《基础工作评价表》主次分明、简约务实。
建议整合基础工作评价模板，重新梳理24张《财务基础工作评价表》，精简各评价表中的审核要点，去掉内容重叠、繁琐的审核要点，将审核要点控制在10个项目以内，设置要点分数权重，以便突出考核重点。如表1，控制点5“是否按公司会计核算实施细则进行核算，是否按权限维护会计科目？”与控制点8“是否按时按质编制财务快报、月报、季报和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财务基础工作评价的核心，可在考核过程中提高分数权重来凸显其重要性；控制点10“是否按规定开展财务信息化的应用管理？”与控制点11“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质量是否超过95分、业务的同步率是否为100%，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是否通过省公司验收？”的表述则不够清晰，如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是指新的会计信息化建设项目，那么该任务可在财务重点工作评价中体现，如否，远光财务核算系统经过多年的磨合运用，十分成熟，与控制点的表述存在出入；另外，控制点13“是否建立会计监督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和控制点14“是否建立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属于制度建设范畴，超出地市供电局财务部的管理职能，可删掉。此外，部分关键控制点与表单使用之间的内容是重合的，如控制点9“是否按规定办理会计档案的立卷、归档、保管、移交和销毁？”与表单使用19“是否编制《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之间的内容是重合的，那么对表单19的要点考核是否必要？值得深入思索。
2.增加定量指标，减少定性指标，在《基础工作评价表》中增加“评分依据”一栏，为评分提供更客观、可衡量的依据。“评分依据”一栏应明确该审核要点的分值和计算方式，包括最高分和最低分，满足加分和扣分的事项。
以《成本管理》表中要点“直属各单位是否制定成本均衡开支目标，各类成本在年度预算内是否保持均衡支出，是否杜绝人为的成本集中发生？”为例，该要点属于定性指标，对“均衡性”并没有提供一个量化的标准，不利于考评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采用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指标来评价各单位成本支出的均衡性，在评分依据一栏中明确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一季度的标准值为18%、二季度为40%、三季度为65%、四季度为97%，假设每季度均达到标准值得5分，低于标准值5%以内扣1分，低于5%~10%扣2分，低于10%以上或者年度供电成本超预算则该指标不得分。
以表1中控制要点“是否按时按质编制财务快报、月报、季报和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为例，可在评分依据一栏明确该要点的分值计算方式，对于没有及时上报、漏报、重报、错报财务报表的次数进行扣分，上报报表数据出现重大错误（偏差率3%）、疏漏的（运算关系、表内与表间稽核关系、逻辑平衡关系错误、数据漏填）按照次数进行扣分。
另外，以《工程财务管理》表中要点“竣工决算是否按时完成？”为例，该要点可采用竣工决算完成率指标进行考核，以完成率100%作为满分的标准，对延迟上报的次数和延迟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扣分。
（三）完善财务风险管理评价，增加内控体系完善性和有效性指标
综合评价管理办法规定：财务风险管理评价参考《广东电网公司财务风险管理办法》中《风险动态跟踪表》的评分结果，对财务管理风险库的各风险点，按照规定的监控办法、监控指标和监控周期进行动态跟踪分析，主要包括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国有产权管理、电价管理、收入管理、工程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管理、税务管理、经济活动分析、内部控制共11个领域的环节风险。《风险动态跟踪表》提供了一个有效监控财务风险点的量化考核表，针对性强且实用高效。美中不足的是，该表缺乏对直属各单位财务风险管控能力的总体评价，即单位内控体系的完善性和有效性。建议在财务风险管理评价中增加内控体系完善性和有效性指标，其分数可直接引用各单位年度《内控体系审计评价报告》的考评结果。
《内控体系审计评价报告》是依据《广东电网公司内控体系考核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内控体系考评组负责对直属各单位内控体系的完善性和内控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内控体系完善性评价按照内控体系整体架构，包含内控目标、内控基础环境、内控运作机制、绩效考评以及内控管理信息系统5个维度。内控管理有效性情况评价包含14个评分指标，关注内控管理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果。该评价报告引用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第三方的审计结论，具有客观、公正和准确等优点。
（四）树立标杆单位、标杆指标，为星级标准设置典范
标杆管理的理论核心就是向业界或其他行业的最佳企业学习，以他们作为标杆和基准，将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和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与这些基准进行定量化的比较与评价，结合自身实际加以创造性地学习借鉴，从而改进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标杆对象是标杆管理的重要环节，很多标杆管理的实施者都把标杆对象锁定在行业甚至世界最佳上，然而，过犹不及的标杆对象只会浪费组织的资源和精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标杆对象才是最好的。国家电网公司较早引入了对标管理机制，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标指标体系和工作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对标评价、分享学习，将先进单位在经营管理中的优良措施和方法进行推广。
广东电网公司在对直属各单位进行财务工作的综合评价中，可综合运用标杆管理的思想。鉴于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各供电分公司资产规模、质量、盈利能力千差万别，在综合评价中，可以根据供售电量的情况对各供电分公司进行一个区间分类，在各个区间选择一至二个财务基础工作扎实、口碑较好的供电分公司进行试点，确定试点单位的星级标准。通过树立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标杆企业的方式，为综合评价体系在广东电网公司系统全面铺开提供一个可衡量、可比较的标准。
（五）建立PDCA循环，加强对工作计划的修订和后评价工作
PDCA循环是能使任何一项活动有效进行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工作程序，特别是在质量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Plan），即计划，包括方针和目标的确定以及活动计划的制定；D（DO），即执行，具体运作，实现计划中的内容；C（Check），即检查，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分清哪些对了，哪些错了，明确效果，找出问题；A（Act），即行动或处理，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便于以后工作时遵循，失败的教训也要总结，以免重现。在综合评价管理中，建立PDCA循环机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处理、改进至关重要，尤其是财务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评价。
综合评价管理办法规定：年初省公司财务部下达年度财务工作计划，直属各单位据此制订本单位财务工作计划并上报省公司审批。每季度结束后5日内，各单位对相关指标类、任务类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填写《年度重点任务考评表》上报省公司。省公司财务部对各单位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季度财务工作简报》，对完成情况予以通报。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政策环境、经济形势和上级工作安排的变化、调整，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往往存在许多变数，部分工作计划目标、内容、进度、责任人、完成时间均有变化，需进行滚动修编。建议在省公司《季度财务工作简报》，总结各单位开展情况、分享优秀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对各单位的财务工作计划进行修订，使《年度重点任务考评表》更贴切、合理，发挥前瞻性和指导作用。
四、结束语
财务工作综合评价体系是基于财务管理一体化的背景下提出的，为考核、评价直属各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实践中，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引入关键财务考核指标、精简审核要点、整合评价模板、增加内控体系整体评价指标、树立标杆企业、加强工作计划修订等方法来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丽萍，刘静.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管理述评［J］.会计之友，2009（6）：15-16.
［2］ 丁宏伟.平衡计分卡在我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2）.
西方人类学最初建立于一定数量的公设之上(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原始主义等等)，这些公设在几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于证明人类学研究社会的各种特质(宗教的、传统的等等)。针对西方中心的人类学模型的后殖民争论，引发了对人类学知识视角、构建模式，乃至其最近提出的“他性”认识论本质的重新审视。不过，非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尽管替代性理论和研究方法得以诞生，却未必会在这场实证主义的争论之后出现一种“霸权式”的西方人类学和一种西方的“地方主义”。在这一点上，尼泊尔的人类学案例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提示了一种双重的、不一定继承西方的殖民主义。
引子：人类学中的殖民问题
数年来，后殖民批评被大量引入“人”的科学，特别是参与到对人类学知识本质的质疑中来。民族学家的责任问题因而被从各个方面(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进行无情的后殖民主义审查，不论其批评来自于之前被殖民化及“民族研究化”的国家(这种情况曾十分常见)，或来自于以前的殖民者自身(现在越来越多)。从此，从事人类学被附上了沉重的罪孽：即自认为是“殖民”或“霸权”性的，以至几乎难以想像，研究者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开展些人类学的自我批评，能取得什么进步。于是，人们对西方霸权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中的作用有了广泛的争论，而且来自于前殖民地国家(通常也是19、20世纪的民族学家经验考察的地方)的声音的出现，则引发了一场激烈又不乏益处的讨论，其对象便是这个――必须承认――曾一度倾向于树立或认可某些明显依附殖民意识形态假设的观念(如原始主义)的学科。
后殖民主义思潮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从事民族学工作的政治条件，并考虑政治是如何作为背景组织起其知识的，不论是在研究本身的层面(民族学者在田野和受访者互动的方式，Ghasarian，1997)，还是在选择概念以解释现象的层面。
人们将永无休止地强调，正是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石铸造了西方认识他者的历史，因此也铸造了民族学或人类学，指引其工作和范式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19世纪的欧洲，当其诞生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时(Kilani，1992)。然而，攻击殖民主义太过容易：其范围含糊不清。作为范畴，又笼统地包括了某些人对他者历史的权威发声、被控制的政治单位、强加社会和智识模型等。殖民主义这一提法涵盖了太多内容，――但是其核心问题都是统治。如果说人们认可针对以上元素的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的确在科学知识中产生了回响，那么作为人类学家，我仍认为没有必要仅仅是为了不受怀疑而任由一个问题过多地占据我们――正如后现代主义曾做的那样。
围绕着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最终将一步步把(西方)民族学者拖向某种永久的自我鞭挞，仿佛他们曾是西方殖民计划的活跃人，理应担负起前人(沉重的)罪孽负荷(Bruekner，1983)，而且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社会都从根本上由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方式――界定。人类学知识从而长期遭受大量的指指点点，从内部到外部都被批评和殖民计划相勾结，而实际上，占其产出最低限度的法国也的确伤害了该学科的整体形象(Panoff，1977)。从滋生安格鲁一撒克逊世界中的后现代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米歇尔・福柯与“法国理论”开始，学界舆论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舆论，旨在将科学放人政治的角斗场，以便对其进行政治角度的考核(然而不对政治舆论做科学考核)。不过，后殖民的反思――它首先是反殖民主义的――仍存有盲角，其中之一便是地区殖民主义。后者并非一定揭示出西方帝国主义或其意识形态轮廓。本文即旨在探讨此话题。
东方主义和对亚洲的民族学想象
Peter Van Der Veer和Stephan Feuchtwang最近提出，人类学应转向对亚洲社会的研究(两人分别指印度和中国)，这不是为了衡量列维一斯特劳斯和路易・杜蒙的比较主义所珍爱的人类社会的“重大差异”(列维一斯特劳斯，1958；杜蒙，1964)，而更多地是为了在视角改换的框架之下，批评人类学所关注的本质：自我指向的西方人类学矛盾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我们谈论他者，如同我们就是他者”这一观念之上，然而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不但能引起对西方模型的修订(Van Der Veer，2009；Feuehtwang，2009)，甚至是对视角的修订――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尤其是，在西方和“剩余世界”的“大分享”框架之下，――Jack Goody曾呼吁其在建构认知模式中的重要性――亚洲社会占据了独特地位：相对于研究非洲或大洋洲的人类学而言，研究亚洲社会的(西方)人类学是学科中最为落后的一分子；但是如同非洲和大洋洲被同样标上想象中的原始主义标签一样，亚洲则被标上一份特别的他性标签――即东方主义。即便在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民族学者在建立亚洲的形象过程中仍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其首要便是将其封人一个建立于中东这样的熔炉的、宽泛的“东方”范畴。在这一视角下，爱德华・萨义德紧跟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之后，从西方把东方描绘成幻想之镜，以借助其建立文明和地理认同出发，对西方范畴进行了解构(萨义德，1978)。
人类学知识及其矛盾的争论：殖民主义和“双重殖民主义”
亚洲尤其提供了(社会一政治和民族志式的，但也是科学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西方的殖民思想以及行为所带来的影响被以不同方式解读。围绕殖民化及去殖民化的问题，数年来已经毫不夸张地对人类学讨论进行了(请允许我玩个小小的字眼游戏)
“殖民”，以致于人们有时把相对独立的后殖民研究跟当代的批评人类学搞混。而这些完全属于政治性质的争论背景，则显现出认识论模式之间的对立：功能主义和释经学(是基于功能的模型还是基于意义的模型)，现实主义描述(即宣称民族学家应“如实”描写社会和文化现实)和文本建构主义(即相反地认为民族志是对他者的叙事建构)，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通常，西方人类学家(特别是北美人类学家)会宣告实证主义和人类学中的简单二分法已经终结(例如像他们一我们，北部一南部，西方一东方等)。但实证主义仍有其吸引力：只需举出像“自然主义”倾向(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学)和相对的“文化主义”倾向(文本和翻译的范式)之间的冲突，便可理解19世纪时、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分隔出来的古老对立(研究自然的科学vs研究精神的科学)(Oba-dia，2007)。人类学中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谴责“自然主义者”固守科学主义的姿态且企图重拾实证主义的视角，而实证主义者们则相应地批评这些文化主义的“文本至上”的人类学家。
这场论战，其各自的论点、得失和理由都很复杂，在此不能一一叙述，但要牢记它引起了西方当代人类学的极大动荡和分裂，而实证主义则成为划分这两种趋势的分界线。但是，实证主义却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它可能藏在认知的“外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走向国际化、 传播到西方以外的过程中，为曾是人类学的简单“田野”或“对象”的社会所采纳和改革。
人类学知识的“地方主义”概念是在文化研究和底层研究的框架下形成的，它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不是为了简单地更进一步，而是为了转移。如果将关注的相互性推到底，那么面对西方在知识上的霸权位置(不论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最典型的研究他性的科学――人类学，首当其冲需要一场认识论的转变。首先，它得向众多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声音开放智识讨论，允许其表达，并且它为研究这些曾被殖民、刚成为人类学的新声如何“在别处”表达“别处”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
“地方”的提法至关重要：因为不但那些常被错误以为是普适的人类学理论依赖于其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形态(Lederman，1998)，且同样的人类学知识也会被不同的话题所“地方化”(知识的意识形态或认识论地区：结构主义、社会学主义、心理分析主义……)。跟这种双重地方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双重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以及科学的殖民主义，两者在尼泊尔的案例中造成的影响和激起的反抗不尽相同。这就是我们从尼泊尔人类学的最近历史中所学到的。
人类学在尼泊尔的发展
首先，尼泊尔人类学不是尼泊尔的人类学：前者把尼泊尔社会当作研究对象，长期为在尼泊尔工作的外国人类学家所统治；后者和前者的对象一致，但是由本土的研究者实行。针对那些对尼泊尔影响巨大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智识上的殖民主义的斗争，独特地没有采取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形式――让这些前“原始人”或“当地人”进入大学。不过，亚洲却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后殖民争论的一个特别活跃的熔炉。
其中，在印度尤其诞生了数个在人类学知识去西方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潮。虽然早期的印度式“比较社会学”是由欧洲学者建立的(路易・杜蒙和David Pocock)：Homi Bhaba，Gayatri Spivak和人类学家Ajrlln Appadurai都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同样，在印度繁荣起来的底层研究，其最初的使命是批评由“殖民者”所书写的南亚社会史，之后才广泛传播到原涉及的地缘政治地区之外(Poucheo-adass，2000)。从此，(几乎)全体人类学都遭到了这一批评，后者被引向外界且由文学所引发，在被人类学所消化后，人们将其称成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尽管如此，在西方成形的“后殖民”论战仍保留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它让欧洲和美国学者永无休止地反思和批评自我的过错，以至于他们把这一本来是谈论文化的人类学项目单独分解出来，转变为一项自恋的(谈论民族学者的)项目(Ghasarian，1997)；另外，它还铺展成一系列只和西方有关的争论――以至于争论的声音奇怪地都带有西方口音，即便它们来自于南方。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是印度，而且这种“后”尤其是“反”殖民的关系仿佛不以同样方式影响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社会，尽管它们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尼泊尔就是这样：如果人们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数量和总人口的比率，那里的人类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在这个面积约147000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和数十个被登记的族群的国家，几乎没有地区或者族群不被当成为民族志调查的对象。在尼泊尔的人类学，或者更应该说那些人类学，现在主要是针对同一亚洲国家的数种西方人类学。但是近30年来，一种尼泊尔的(也就是本土的)人类学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既独立又基于外来模型形成的、奇特的智识传统。
尼泊尔的人类学的出现
尼泊尔人类学实际上先是研究一个亚洲国家的西方人类学。她起步于Christoph Von Ftirer-Haimen-doff对北部山脉的夏尔巴人的研究(Ftirer-Haimendorf，1964)：从此，尼泊尔成为地球上被探索得最为彻底的民族志田野之一，以至于根据著名的Hopi人的谚语，一个尼泊尔家庭由父亲、母亲、孩子、狗以及一个人类学家组成(Luger，2000)。尼泊尔靠着它混杂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巨大的文化丰富性、还有――必须承认――美丽的自然环境及在一个拥有如此好客的居民的国家里从事田野工作的便利性，成为越来越年轻的西方民族学者的理想田野工作地点。对于当地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其学术配置远远不如西方。正如Krishna Hachhetu所指出的，“尼泊尔的社会科学长期为政府和社会所忽视”(2002：3640)，他指出，该国自20世纪50年代向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开放以来，主要投资在技术性科学方面。
然而，尼泊尔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仍成功地为自己清理出一条道路，从而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研究人和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当然，(在研究组织上)按国际标准建立起来的当地研究机构从197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知识的学习和建制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首先，Tribhuvan大学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和科学发动机。自1973年创立尼泊尔和亚洲研究所，1981年在Tribhuvan大学建立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以及1985年成立尼泊尔社会学和人类学会以来，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不间断地在其上升过程中举行(1992年的尼泊尔人类学：人民，问题和过程；1997年的尼泊尔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文化、社会、生态和发展)(更多细节参见Battachan，1987)。尼泊尔的人类学从一开始便依赖来自于印度和西方的双重影响，而且它必须在尼泊尔有关人的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后者由历史和经济学所统治。
通过逐渐从其外国奠基者中获得独立，尼泊尔的人类学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一门全国性的学科。但是尼泊尔还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关于是否要普遍重塑其方向和模型的真正争论，例如像印度人类学那样，特别是在路易・杜蒙逝世后，对其整体论方法的批评(Assayag，1998)。突然之间，尼泊尔的人类学仿佛在一种古典主义的、尼泊尔的人类学(由西方人从事)和一种尼泊尔式的人类学(由当地研究者从事)之间拉扯不清，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即便两者拥有相同的认识论、田野方法和概念，这两种人类学却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尼泊尔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应用研究的问题上公开地宣扬公共政治在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置入或便利化(Allen et al.，1994，Chhetri et Gurung，1999，Devkota，2001)。社会科学还未在大学里取得发展，便已经在当地发展的项目框架下被教授和被应用(在政治决策系统的层面，特别是pan-chayat)，这一必须和社会环境条件相调和的重点被保留了下来：社会科学应对何种需求和／或问题作出回应?(Battachan，1987)
发展一种应用的而非严格的学院和基础人类学同样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同意为其发展作出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常常变化的：社会科学通常在大学中被边缘化，除非是在非常的政治动荡时期(1990年代)；在那种时期，人们持有期许，认为社会科学能“产生”政治体系层面的忠诚公 民，而且／或者社会科学能为国家提供可支配的、关于社会资源的信息，从而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Hachhetu，2002)。尼泊尔发展自己人类学的努力过程显现出了某种民族自豪感。从而，当地所进行的人类学工作无论是否和国际合作，都表现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应用人类学倾向(Bista，1987：7)，后者必须并行参与到“民族文化和公民身份推广”上来(同上)。另一方面，学院框架出现问题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也借助于其他的赞助和支持，特别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资助，后者常能提供比大学好得多的资金和研究条件(Hachhetu，2002：3638)。
殖民主义的问题以及videshi人类学的批评
因为上述原因――这还要加上尼泊尔拥有其自豪的、没有殖民时期的历史，尽管有近处(印度)和远处(英国)邻居的多次尝试――在许多非西方人类学中被提出的殖民主义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摆在尼泊尔的人类学面前。如果说殖民主义在历史和国际上都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国家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确处于一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智识依赖的关系中。不过，有关尼泊尔，的确有一份非常古老的民族志(可追溯到18世纪)，其描述跟内容都清楚地揭示了其暗含的殖民计划(Beine，1998)。因为当人们提到殖民主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内部殖民主义的存在，而对后者的分析揭示出一种人类学认知的政治社会学。在该背景下，针对videshi(即外国人)人类学导向的批评最终推动了本土人类学的自治运动。前者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很少在尼泊尔传播其工作内容(其出版的受众是国际化的)；
――拒绝运用人类学知识为发展规划服务：
――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印欧人口，更多地只对占少数的藏缅族群(bothia)感兴趣(Chhetri和Gurung，1999)；
――对涉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变量不感兴趣。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尼泊尔而非为尼泊尔的人类学，另外，它重拾了某些研究“遥远”和“奇特”民族的人类学倾向：对尼泊尔人民做的民族志时常依附于这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后者在西方人类学中历史久远)，即把他们当作是未经探索的远方国度的居民，保存了某种形式的文化真实性(Beine，1998)。正是面对这种基于地缘文化的遥远建构人类学知识的沉重趋势，人们需要尼泊尔式的尼泊尔人类学。正如加德满都最早的人类学教授之一Dor Bahadur Bista合理宣称的：“在尼泊尔，传统在生活中至高无上；但讽刺的是，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们完全没有用来遵循的传统，只有用来建立传统的传统。”(Bista，1987：6)“传统”一词所指的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不仅是一个学院机构。而且对于尼泊尔的人类学来说，与印度和欧洲先辈(部分地，但必要地)割断世代联系、重新创立，这既是难题，也是机会。
然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已然开始描绘王国内部的殖民主义的轮廓，探索印度教被树立为国教以来，司法、政治、文化和语言框架的历史发展，以及后者如何影响尼泊尔公民身份和(被指定的)种姓、(争取来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Pradhan，2002)；并且，在此意义上，尼泊尔的人类学从未明显地从西方殖民问题上汲取灵感，而是完全集中在地方殖民问题(如印度教)上。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针对国家的印度教的批评，后者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系，在文化、宗教和族别上统治着少数族群(比如佛教)，将它们包纳其中(Pradhan，2002)。若不经此批评，尼泊尔的人类学便面临成为统治种姓和印度教传统研究被统治和低等种姓的人类学的危险，其基础是平原的印度教“文明”和山地的佛教“部落”――当地“初民”――之间的对立。
所以说，在尼泊尔的尼泊尔人类学所采取的发展方向有两条主要脉络：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和理论关注(内在)，另一方面，对西方人类学知识进行本土化的模式和过程(外来)。而这一本土化远非一种人类学输入的“被动”涵化形式：它旨在将学科真正地“尼泊尔化”(Nepalization)(Devokta，2011：34)以超越理论和分析模型的欧洲或美洲中心主义，还要摒除从事人类学过程中所暗含的文化浪漫主义。不过，从另一方面，对利于发展和政治机构的、工具化的民族志的强调，有把利益和角色完全和简单分开的巨大风险。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交界处，反对者们组建起一个各种智识传统相互遭遇的场所，这些传统带着不同的挑战参与到同一个人类学项目来，而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分化：单一文化和多种文化。
文化主义的持久性
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均已宣告埋葬了文化主义或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文化主义(本质主义)，而尼泊尔式人类学则相反地趋向于采纳文化和各种民族特色文化的概念。固然，最初一批由西方学者(Furer-Haimendorf，Hitchcock等)写成的专著带有Franz Boas的文化主义色彩(Beine，1998)，后者对做“部落”民族志即把社会和文化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相互区分的方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Gautam和Thapa-Magar，1994)。还有，从亚洲社会特别是印度发出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却矛盾地和令人不快地倾向于产出它们所反对的东西：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用以对抗西方的、同样被固化的身份认同(Amselle，2008)。
但是，普遍的喜马拉雅地区人类学以及特殊的尼泊尔人类学，都通过众多工作对解构文化本质主义和深层的族别主义作出了贡献――尼泊尔人类学的领衔人物David Gellner的研究对这一方法作出了特别有意义的展示，即提供有说服力的替代分析理论：相对于无所不包、决定论式的“文化”概念，应该选择采用“性”(agency)的研究方法，重新组织自身、社会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Self，Society and History)(Gellner，Pfaff-Gzarnecka，Whelpton，1997)。亚洲社会曾是各种族别理论的酝酿和形成之地，后者带来了一场对文化概念的完全修订(该运动的发起人有Michael Moermann，Edmund Leach)；此外，亚洲(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对研究人的科学来说分外具有创新意义，这远不止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的去中心化而已。只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Sherry Ortner或Vincanne Adams的研究都发展出了原创性的理论，前者用以解释尼泊尔北部因一段结构和整体上的政治历史引发的宗教转型(Ortner，1989)，后者透过大众旅游扩张看待对族别的模仿性创造(Adams，1996)。还有，Sherry Ortner也曾通过一段微历史对“现代化”的目的和终极论模式提出质疑(0rtner，1998)。
针对“浪漫主义”的指控，在尼泊尔的西方民族学家不乏强调：videshishi式的民族志文本和当地现实的抵触的确揭示出“异国化”的一面，但是作为范畴(被投射在西方身上)的浪漫主义也同样可以 回敬给尼泊尔研究者用做视角出发点的“发展”模型，后者既不中立也不客观(Fischer，1987)。同样地，和尼泊尔盛行的应用式和发展主义专著倾向相并行的，是一种将文化作为geist或文化的“精神”重新置入分析核心的民族志：例如Dor Bahadur Bista曾经将尼泊尔对发展规划的反抗解释为主要(但非全部)和印度教的宗教观念有关，特别是面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可能，产生一种“宿命论”思想的种姓制度(varna-iati)(Bista，1994)。除了这些最为人知的尼泊尔人类学家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志作品同样在这一“应用”的方法框架下完成，试图通过地方文化的各种形式解释社会一经济领域的落后原因。
回到悖论
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学院传统的标准化过程之一，还是相反地促成了特殊传统的涌现?以上介绍的尼泊尔人类学案例让我们得以将思路放宽到这两种可能之外：尼泊尔人类学同时是全球化力量和当地博弈的结果，既在面对其西方先辈时试图模仿，又追求自我的成熟。有趣的是，在选择“转向应用”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似乎“卡”在了Roger Bastide 40年前提出、后来被大量追述的一种可疑关系之中，即人类学作为工具服务于发展规划。显然，在这一导向中，人类学和当地文化、社会架构的关系被重新阐释，人类学家的工作和挑战根据社会和经济目的而被重新塑造――这些目的是由尼泊尔进入世界经济市场，向大型西方组织的经济、社会、卫生和发展标准看齐而决定的(Obadia，2006)。
在尼泊尔的尼泊尔式人类学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即殖民主义的循环：尼泊尔的人类学远离其原型、西方人类学(并且曾一度犹豫是否依附同样属于西方后裔的印度人类学，参见Battaehan，1987)，结果又回到了西方人类学，并且只保留了其中最实证主义的部分――这恰恰是西方人类学在带着批评意识审视殖民问题时已经清除了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学知识到处且永久受到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诱惑，它在普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欧洲和北美传统中，它首先将其“非科学”的元素肃清，继而以主观性、直觉或感情的形式将之重新纳入；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在受到西方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孕育后，则(再一次)来到了这一殖民时代的科学理想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