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2 06:48: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书法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键 词】文献学；书法文献学；史料；分类。
【作者简介】朱天曙，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篆刻史、明清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
书法学是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表现和书写技法的新学科，现在已经拥有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文化、书法美学、书法教育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随着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和相关艺术的关系、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已由以品鉴和技法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研究开始转向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动向。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
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经验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这些学科中产生的深入探寻内部逻辑的趋势，即科学化的研究。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如：历史学研究中，要求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普通人的生活、器具、心态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重复性、长期性的现象如对一个人、一个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要求用新的分析方法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讨论，而不是旧的叙事法来组织材料、撰写历史。又如：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新方法”运动后，又引进了系统论、控制论、接受主义、原型批评等西方方法进行批评和分析。尽管这些方法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寻找内部逻辑与外部规律在历史上的契合做了有益的探讨。
另一方面，打破原有的学科分界，综合多种学科手段来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及其历史表现，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整合”的特点。如历史学界关注文化史、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哲学界重视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出现了文化地理的研究，语言学界把方言研究同人群迁徙史研究相结合。此外，民族学、区域文化学的勃兴，文学研究同艺术研究、制度研究、宗教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的结合，艺术史研究同社会学、图像学、符号学研究以及诗画图卷、赞助人研究相结合也都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整合”趋势，这反映了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思考。这些研究表明：研究者不仅要描写和解释研究对象，而且要扩大视野，重新组合学科，从本专业的特有角度探讨人类的心智和行为。
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书法理论一直受到历代的重视。如：汉代崔瑗传世的《草书势》为现今可见的最早书论文字，指出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入逸生奇”“志在飞移”所提出的“势”及其意义对草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书既阐述了草书兴起的原因，又描述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并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草书艺术，辩证地阐述了“势”的意义。后来的蔡邕作《篆势》、卫恒作《字势》《隶势》，皆仿《草书势》，合称《四体书势》。《草书势》还将作者创作体会和欣赏与人的情感体验结合，这种联系方法对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理论都有积极的影响。又如，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批评和鉴赏已蔚然成风，是书法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批文人的介入促成了书法技法的成熟与审美标准的确立。同时期文学上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绘画上谢赫的《古画品录》等文艺评论著作的出现，与书法品评相互影响。又如，刘宋王的《文字志》，摭采前代书家生平事迹及书体史料甚富，对后世著述体例亦有影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书史和品鉴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的著作外，还有北魏江式的《论书表》、虞的《论书表》、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这些书论文字反映出当时书法美学观和书法审美范畴的建立，确认中国古代最初的书法批评标准，如“神采论”“天然论”“骨气论”等，不仅对当时的书法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书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书法学本身有一套术语，包括书法典故、品评、学用、考证、款识、椎拓、鉴藏、装池等方面。如：“欧阳赚兰亭”“闻江声悟笔法”“书裙”“书画船”等属于典故术语；“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属于品评术语；“一波三折”“力透纸背”等属于学用术语等等。这些成熟而稳定的语汇和专门语言有利于构建富于特色的语言体系。
第三，从事书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般都有过书写经验和创作的实践，能够比较深切地了解书法的本质，善于从技术角度如书写速度、材料运用、用笔方法等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免去游谈无根或隔靴搔痒的弊端。
由于这些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语汇和特色。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文物的研究属于考古学，对文献的研究属于文献学或传统史学，其间有个资料相互割裂的问题，而在书法学中，考古学、文献学和书法史学，常常贯彻到具体书家、作品以及流派的研究中。如关于“兰亭序”的研究，既有关于书法学的内容，又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内容十分丰富，近十多年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有《兰亭论辨》《兰亭论集》等著作，进而发展为专门研究兰亭文本和兰亭文化的“兰亭学”。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其他学科所提出的一些设想，在书法学研究中一定程度可以得到较好的运用和拓展。此外，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它运用中国文字进行创造，成为人们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它拥有丰富细致的表现方法，有毛笔――这一特有的表现工具，产生了丰富的笔法系统，为风格传承提供了稳定的保证。历代书法作品的著录，也为考察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等文化课题提供了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书法学作为最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门艺术学科，产生了一套有自己语言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并能提供一批特殊的资料，引导中国文化研究走向新的境界。
然而，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书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慢。它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过去学者在书法研究领域中建立的文献学和资料的积累基础并不深厚。面对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书法学应当在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上首先要做的是书法文献学的工作。现有的书法文献做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尽管我们强调对研究方法进行革新，方法只是处理资料的手段，资料本身才是学术工作进行的前提。方法的运用完全取决于资料的品质。因此，书法学的局限主要来源于资料方面。随着古代书法论著的整理、大量书法文献的整理、汇编等工作的推进，书法文献的基础工作才能完成。
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中国文献学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学科，重视存古，重视学术源流，以史料考据为主要内容，重视目录学方法的运用等。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2]。传统文献学以“求真”为文献原则，强调“实事求是”，即古本之真和事实之真的结合。在校勘中，求真原则体现为多闻阙疑，提出具体的方法来保证求真原则的贯彻，如明确“校”“改”的界限及其适用范围，强调广泛搜集备用材料、确定校勘对象的写作体例、引举群籍中的相类资料举证的“采证”“定例”“举类”相结合的原则。近代学者陈垣还提出了“校法四例”[3]，指明了校勘方法须同资料条件互相结合的规则。
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中国文献学也有了日益丰富的内容。本世纪学者王国维曾依据殷墟卜辞、西北简牍、敦煌写卷、内阁档案、四裔碑铭等五批资料，提出了新的学说，又以甲骨契文同古史互证的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这意味着对文献学范围的扩大和对文献学方法的改进。此后，陈寅恪把西方比较语言方法引入中国学术，在中国文献学中增加了以多民族的文字资料相比勘的内容。陈垣则以他关于年代学、避讳学、宗教史的工具书著作，加强了文献学成果的应用性。这些学者使得中国文献学显示了新的活力。
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有着自己独特描述和表达与理解的方式，这一批资料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亟待挖掘和整理。中国书法的研究者应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书法学的科学系统，并以此推进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术发展。尽管书法界有学者提出建立书法学学科的口号，但要完成这个使命，还必须吸收中国文献学的方法，以巩固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文献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遵循的法度、原则和典范作品，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大批可资利用的学术成果，也为书学研究者指示了治学的方法和搜集资料的途径。不仅如此，传统文献学的诸多内容，本身就是书法学要研究的。比如说，文献的载体甲骨、金文、印章、石刻、竹帛等也是书法要研究的内容；纸质文献的装订形式如卷子、经折装、蝴蝶装等也是书法装潢要研究的内容；版本鉴定中看序跋、考刻工、看字体等内容也是书法鉴定中要用的基本方法。总之，书法的文献学研究将为书法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保证，能够再现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
现在已有不少书法文献汇编的著作，为书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四十辑，书中所辑有书画、雕刻、摹印、玉石等类共二百八十一种，以论画居多。论书著作有近六十种。这部书收录或秘本，或珍本，或不易见者。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收录历代书法著名论著九十五篇，包括书史、书法理论及书法题跋等，每篇按时代收录，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汇集了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书法论著，是了解古代书学最常用的书。崔尔平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基础上广搜博取，补辑自东汉至近现代四十三家重要书论、书评四十五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是《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补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崔尔平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和《历代书法论文续选》的基础上，还选编了《明清书法论文选》，收录明清五十五家重要书论、书评六十二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对了解明清书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华人德主编的《历记书论汇编》对历记中论笔墨技法、剖析结构布白、品味气韵格调、评论书家得失、考辨碑帖优劣、厘正书体名称和文字源流等都做了收录，所选笔记有百余种，以取自明清笔记为多，可供研究书论检索。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十四册，用完整收录的方式汇编了从晋唐到清代曾单独成书的书画史、书画论、技法、著录等重要书画著作，各分册以时代为序排列，所据底本，博采慎择，多选自初刻本、手稿本、精刻精校本。其中关于书法者如《法书要录》《书史》《翰墨志》《宣和书谱》等多种。与此书相配有《中国书画文献索引》方便检索。然此书排印和断句多有错误。
上述资料为书法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研究中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学科发展来看，我们认为，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书法古籍整理。（1）历代史籍（正史、别史等）书法资料汇释。如《晋书》中关于东晋书法的史料；《元史》中关于元代少数民族书家的史料等。（2）历代书法专著校释、书史辑佚与校录。历代书法专著校释如马国权《书谱译注》、金学智《书概译注》等。书史辑佚与校录如黄苗子等《法书要录》、金文明《金石录校证》等。
第二，书法史料汇集。（1）断代书法史料汇集。现江苏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中国书法史》的断代书法史，包括先秦秦代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在此基础上，可增加近现代卷，广泛收集资料，编成断代书法史料汇集。（2）专题书法史料汇集。如近代容庚编《丛帖目》二十卷，以丛帖为主，分历代、断代、个人、杂类、附录五类，录目共三百一十种，略涉近代珂罗版、石刻画像、印谱及石印本。书后附有未见书帖存目待考一类。书中择要加入各家题跋，并为丛帖摹刻者作传。这部书考订精当，目录分明，为历代丛帖著录书中最为精详的著作，也是研究帖学的基本参考书。又如朱家主编《历代著录法书目》，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历代著录法书的全面情况，对重要作品的流传也有据可依，也有利于古代书法的鉴定和研究。这些都是专题书法史料的汇集。（3）书家史传和书法史料汇集。如清代书法史传著作如《玉台书史》《国朝书人辑略》《皇清书史》《式古堂朱墨书画记》《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迟鸿轩所见书画录》等，应进行整理和研究。书家史料汇集如水赉佑宋代书家史料系列《蔡襄书法史料集》《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米芾书法史料集》等。（4）文房器具史料汇集。包括各类纸张、砚台、墨、笔、印石、镇纸、印泥等内容。
第三，中国书法学工具书。当代香港梁披云曾主编一部综合性的书学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分书体、术语、书家、书迹、论著、器具六个部分，后附有中国书法史事年表、书法技法术语系统表。这部书搜罗广博、体例完备，系统介绍了前人书法研究的成果，在书法类工具书中，这部书规模最大，内容也较可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类编撰以下内容：（1）中国书法术语辞典，包括术语典故、品评、考证、学用、款识、装池、风格流派等内容。（2）中国历代书法家辞典，包括从上古到近现代书家。（3）中国书法史大事编年，列举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作品、书家和重要事件，展示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4）中国书论著述提要。近代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是一部书画论著书目提要专著，著录自东汉至近代著作八百六十多种（别见和附见除外），包括了中国历代书画艺术和理论的重要著作，其中书法类著作约四百八十种（含书画合集）。全书设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四十目，并列“未见”于十类后。序列对其分类的原则、各类的范围、定义、性质做了说明。这部书提要精当，注重考订，提要之后采用辑录方式收录原书序跋、诸家书目及各类成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书论著述提要的写作可做参考。
此外，书法文献学还应增加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在中国哲学、史学等学科中，曾出现学科史料学的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中国书法学史料学内容可包括：中国书法的史料史；中国书法史的分期及每一时期的史料概况；提炼每一阶段书法学的主要课题，把对典籍的评述和对课题史料的评述结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书家、书体、书论、书迹史料等作系统讨论，对主要典籍的作者、资料来源、版本、卷数、分类情况、各类内容、编写体例以及相关的文献学成果做介绍，这种对典籍的分类叙述将构成中国书法史料学的主要内容。同时，日本、朝鲜等国外典籍中，也保存了大批的中国书法史料，也应予以介绍。最近出版的《书学史料学》对书学研究中的文献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还对现当代书学著作和咏书文学、版刻书法等做了介绍，丰富了书法史料学的内容[4]。以上只是关于书法文献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还不包括金石篆刻和与绘画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等内容。相信经过学者的努力，中国书法文献学和学科建设会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清代书学文献叙录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760109）
注释：
[1]目录学体制包括：一是只著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书体例，《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属此。这种目录强调类例分明，通过书目的类别条理见出学术源流沿袭；二是有分类小序而无书籍解题的体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属此。这类目录除以书目分类显示学术源流外，还用小序的形式对之做出系统总结；三是部类之前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体例，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属此，这是功能最完整的一种目录，包括辨伪、校勘、年代确认、作者考证、内容辨析等多方面的成果。
[2]陈垣先生曾提出“考寻史源”，指出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是见闻，二是传说，三是记载，四是遗迹。今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参见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论文关键词：高校书法教育 文化精神 培养机制构建 初探
论文摘要：中国书法是使用毛笔书写汉字并使其保持丰富表现力的艺术。这门艺术在几千年的演变史中积累了大量典范之作，在驾驭线条和结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巧。但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体现文化的意识比较淡漠，文化精神的缺失问题在书法创作和教育领域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符合书法对人的文化性发展的总体要求。本文将从技法实践和审美认识两大层面对高校书法教育中文化精神培养机制的构建进行初探，为高校艺术教育的文化性培养提供某些参考。
书法是从日用书写与传统语言观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现象、艺术现象，对它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机制，对书法才能、形式感受机制的研究可以为当代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提供不竭的灵感。这些，都是当代书法必须牢牢抓住的东西。[1]根据书法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技法训练和人文修养两大方面的运行关系，将当前高校书法教育中存在的不当培养机制简要区分为：过度偏重于书法技法、只注重技法训练而文素养缺乏的“技术派”；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但技法薄弱、无实际动手能力的“理论派”；技法薄弱而又缺乏人文素养的“江湖派”；较高层次的书法教育教学领域里忽视文化精神培养的“偏激派”。 进而以区分其分属文化精神和书法家的不同层次。
根据以上所列四大类存在的不良现象，从重视书法文化精神的规定性出发，深入研究书法艺术相关的各项能力构成和人文素质构成及其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和施行书法艺术文化精神培养的全面发展机制。
一、进行较高哲学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机制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深切的内在联系，书法的形式和审美构成一直都在深刻思考和力图体现人的心灵、精神与大自然的同构关系，并施行在人的自我修养和生活实践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书法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书法审美理想最终要统一到中国的哲学的审美观赏上来，哲学思想和思维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智慧层次，书法创作和审美活动离不开某些智慧的参与，也时刻反映着智慧的含量。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应注重学生较高哲学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具体实践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1）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孕育着深邃的哲学思想，满含着智慧的生发和滋养。中国书法的形成和产生就在于书法本身所必然反映的东方哲学思想，这是其之所以成为艺术并超越艺术的根本原因之一。书法的线条变化规律、空间聚合法则、气韵自动特性无不时时反映着书法对于天地万物总则和时空转换的本质特征。因此，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开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课程使书法学习者对书法的思考升华到高度的哲学思想的探究，从而获得东方文化精神的充分滋养。
（2）对书法艺术美学的学习研究
书法艺术美学是书法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学科，是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书法艺术美基本要素、美的基本特征、美的产生因素和美的创作原理的重要课程。建国后中国艺术界对于书法艺术美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是建立在运用西方美学分析法则对中国传统书法研究理论进行现代与古代审美思维想结合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因此，相对于单纯的传统美学阐述和西方美学理解而言更为完善而科学合理。因此，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应开设书法美学的学习研究，指导学生从美学的高度审视书法技法理论和审美理论，从而获得对书法艺术美的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
（3）“因形象义”、从图形到表述迁延和理解能力的培养
视觉艺术美的阐述原理认为，视觉形象作用于人的大脑可以产生种种具体而生动的感觉和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理性意识，成为人的精神领域里不可或缺的审美 材料。这实际上阐述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理念“因形象义”的现象。书法是集中反映这种理念和现象的典型艺术门类，对书法“因形象义”特性的反复体会和感悟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从图形视觉形象到义理表述迁延的能力，从而有效培养其对书法艺术内在规律的理解把握能力。
二、人文素养培养机制
近代书法家陆维钊曾深刻地指出，古往今来从无没有学问的大书家，……学书者必须把主要精力与时间用在钻研学问、提高素养上。当代书法研究学者邱振中认为，作为书法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大多数人心中还是特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部分。[2]人文素养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涵盖关于人的所有修养。
1.德品精神培养：从本质而言，书法是表情达性的艺术，如果书法家性情淡泊、心境清虚、情操高尚，在艺术实践上必易于达到较高的境界。虽然二者之间并非必然的一致，但道德情操对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必然的影响，因此，书法与道德品行相关。对人的德品的要求是文化精神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高校书法教育中不可缺少相关德品教育的课程相链接。
2.学识精神培养：书法与学识相关，学识对于书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勤学善学者学识渊博，有独见卓识，在技法娴熟的基础上下笔自然不落俗套、不同凡响。因此，对于学识的追求是文化精神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书法教育应重视学生综合学识的提高，开设相关课程指导学生逐步体悟到学识之于书法艺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性，具有重视和提高学识的精神。
3.阅历精神培养：书法家除了读书博学之外，必须拥有深厚的人生阅历。 “饱览前代奇迹”，潜心研习历代名家名迹，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鉴赏能力，博采众家之长，才能自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此外，书法艺术不仅是技法问题，重要的是学书者在掌握了书法的基本功之后应不断向他人学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经受种种磨炼，在繁复人生历练中洞晓天下之理，才能在书写时得心应手、笔随意转，使主客观融为一体，从书法技巧进入到艺术的最高境界——道，这时的书法将神妙莫测、笔墨神采焕发出自然万象之美，这是无数书法家毕生苦心孤诣追求的理想境地。
4.著述精神培养：文字著述对于任何出色的艺术家都是一项重要的人文素养。书法家有必要将自身的艺术见解和收获诉诸文字以供探讨与交流，或者出于书法艺术自身表达的需要而利用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就需要具有较高层次的文字处理能力和语言功夫的修养。高校书法教育中应该加强有关书面表述能力的训练，教育学生将写作作为自身艺术思考和总结的必要方式而加以重视，培养学生较高的文字著述能力，切实推行文化精神诉求能力的教育机制。 转贴于
三、技法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技术基础之上。从本质上说，技法是属于物质的，是艺术审美产生的基础。技法实践能力的训练方式和理念满含着书法作为特殊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是物质表现形式，也是表现精神的必然形式。
针对当前高校书法教育中存在着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但技法薄弱、无实际动手能力的“理论派”、和技法薄弱而又缺乏人文素养的“江湖派”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技法低劣徘徊不前的现象，应极力倡导技法训练意识，将其重新放到书法艺术修养的基础性重要位置。
在课程设置上体现集中训练、长期训练和强化训练的特点，并将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或者可以按照书体演变史的发展进程来安排技法训练，或者可以按照风格特征的需要来安排技法训练，或者将这两者参插交织在一起进行训练。这样才可能切实实践对书法基本技法的总体训练，从根本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笔法、字法和章法能力，为达到更高的体现个人风格和情调、神韵和气息的审美追求奠定坚实的技法基础。
四、与相关专业领域的有效结合机制
随着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书法被放在和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同等的位置上。在目前中国高校专业设置里也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根据具体办学条件设立了书法专业，进行专门书法人才的培养。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学目标与教学思想问题，如仅仅是从弘扬传统艺术的立场强调书法的重要性，没有施行对书法与当代艺术、学术、教育等关系的思考，在培养人才上目标不明确，也难以找到 切实有效的机制，更谈不到建立一个科学而严谨的教学体系。[3]在当前高校教育中书法已经被作为一门专业而成为较为独立的专业教育领域，书法的文化性决定了与其他诸多相关专业领域进行有效结合的必然性。
根据书法文化的规定性特征，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与之想通的文化精神联系，开设相应课程与之链接，相互参照、相互砥砺、相互促进。内容包括如上所述的共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考、基本的美学原理和图式表意规律的思考、共同蕴含的各种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以及分别在具体的技法运行和形式表现诸多方面的某些想通之处的对比训练和思考等等。如“书画的密切联系，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这依然是开始于东汉之末，而确立于魏晋时代”。[4]在具体教学中，坚持先理论后实践再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坚持以书法文化精神的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精神的综和培养为总体目标，切实把书法艺术精神的深入挖掘融入对整个华夏文化精神的研究探索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化精神培养机制。
综上所述，高校书法教育中文化精神的培养机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系统建设工程，需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将某些相关专业课程在共同的文化表现和精神诉求的层面进行有效连接，坚持技法训练和理论研究并重，指导学生完成从物质层面的技术完善到精神层面的文化审美的认识飞跃，同时又将认识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完善，从而真正有利于高校艺术教育中文化精神的切实培养。
注释：
[1]邱振中神居何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186
[2]邱振中书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18
书法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其发展离不开诗词歌赋与历史文化的滋养。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有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大凡在书史上卓有成就的人，都有着深厚的学养。罗红胜亦是如此。他本着培根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之句，不仅研习书法名家名帖，熟读书法史论，而且对古典诗词、中国历史等亦有所涉猎。他的创作室里赫然放着全套《二十四史》和各类书籍。见其人，才明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真正含义。
罗红胜自幼随父习书，那时条件艰苦，没有字帖，没有宣纸，他只能用文稿纸或报纸临摹父亲的手书。这种练习虽不甚正规，却在罗红胜小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笔墨的情愫。较为正式的书法学习是在中学毕业之后，当时罗红胜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常德师范，由于学校特别重视“三笔字”（毛笔、钢笔、粉笔）的训练，课后还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由学校擅长书法的老师专门辅导。在老师的鼓舞下，罗红胜开始研习起字帖来，从黄自元的书法到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罗红胜写的不亦乐乎。慢慢的，他学习写字的热情越来越高，足可用痴迷二字形容。由于有书法上的优势，罗红胜毕业后直接留校任职。他仍然坚持练习楷书，从颜真卿的《勤礼碑》到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等，打下了扎实的楷书基础。
直到1994年，他开始临习《怀仁集王圣教序》，他马上察觉到，行书更适合自己的性情发挥，自此走上了学习行书之路。1995年他报名参加了当时设在青岛的中国书法进修学院举办的“行草书创作培训班”，得到曹宝麟、黄等先生的指授，罗红胜对书法的笔法等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96年，罗红胜又考上了陈振濂先生领衔指导的中国美院首届书法助教进修班。次年3月，他北上学书。这一年是革命性的一年，是他学书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在美院的日子里，罗红胜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一行十六人接受了陈振濂、陈国斌、陈大中、汪永江、韩天雍、蒋进、吕金柱等老师的全新教学模式的洗礼。在这里，老师们以解构的方法理性地分析、临摹经典作品让罗红胜等人大开眼界。同时，在准确临摹的基础上，针对原帖的特点进行多角度生发，即写意临摹的多层面发挥，这种训练能最大限度地拓宽思路，也便于学书之人寻找到适合个人风格的契合点，这一点对罗红胜也是多有启发。
在进修班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通过老师的科学教授，罗红胜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和启发，老师们打破书法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让学生的书写思路大开。同时，随着临摹的深入，创作的多元化，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切磋，他的书写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每天临习、创作八到十小时，所费的笔墨相当于以前的十年之多。
美院结业后，罗红胜又在朋友的热情鼓励下，积极投身到迎考正式书法研究生的学习中去。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1年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在首都师大读研期间，罗红胜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书法史论、美学与艺术学、文字学、诗词曲联格律、碑帖学、字体与书体、书学杂识、论文写作等课程，得到了欧阳中石、刘守安、张同印、卜希、叶培贵、甘中流、王元军、解小青等先生的亲自指导，获益匪浅。从诸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中，罗红胜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技能，更多的是学到了不少为人、为师、为学、为艺的道理。
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罗红胜便来到中南大学教书，主讲“大学生书法文化素质教育”，为推广书法艺术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如今，他已是硕士生导师，带了三位书法专业的学生。同时，他也还在不断提升自己，目前正在就读中国哲学方向的博士。作为师者，他除了教学生书与写齐头并进外，还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更希望他们能在书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欧阳中石先生曾说：“书法不单是技巧的表现，更是书法文化的体现。”受其影响，罗红胜也一直在追求作品的格调。“采百家花，酿自家蜜。”罗红胜的书法效仿古人，“走进去”后又“走出来”，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貌。其书收放结合，大小相兼，疏密得体，观之如龙跳虎卧，跌宕起伏，浓淡相融，在二王风骨上又多了一份苍劲多姿。如他的书法作品《滁州西涧》，杂糅了行书及草书的写法，笔力遒劲，笔画极富变化，跌宕生姿。字里行间中既继承了二王及宋代书法四大家的风格特征，又展现出作者的个人风貌。
其扇面作品活泼而迅捷，舒展流动，却又表现出挺拔隽秀。可谓“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其行书作品少有牵丝，观之干净清爽，却又不失婉约，笔画圆转流畅，沉静典雅。一派天真自然之象，绝无半点矫揉造作。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将人的气质类型分为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罗红胜老师属于典型的胆汁质，热情，直爽，情感发生迅速、强烈、持久，动作的发生也是迅速、强烈、有力。他说，其实自己更适合写草书。草书是一种纯粹的书法，其线条的自由灵动深深吸引着他。而且草书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书者可以不拘形式，自如挥洒，直抒胸臆。
孙过庭《书谱》中言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罗红胜说自己的作品尚处在第二阶段，但他的目标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书法作品能达到历经世事，复归平静的静穆之美。愿罗红胜在书法的世界里恣意徜徉，能早日于通会之际达到人与书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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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教育家 欧阳中石
欧阳中石，1928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是中国当代艺术大师，欧阳中石既是一位学问家、又是一位教育家。
2006年获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中国文联第六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造型艺术成就奖”，是11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书法工作者。
他治学博涉多优，在逻辑、国学、音韵、绘画、戏曲、文学、书法等学科都有精深的造诣。
“向泰斗大师学习，终生受益匪浅”
现任北京师范学院逻辑学教授，兼任书法艺术专业主讲的欧阳中石。学书先从师武岩法师，后又师从吴玉如。从唐碑入手旋即转临北魏诸墓志;后亦曾涉足于篆、隶、甲骨、金文，尤于欧阳询诸碑临池用工更勤。常作行书，从法二王，而又取势于王。草书以王羲之、孙过庭为宗，亦得益于黄、祝点法。书风妍婉秀美，潇洒俊逸。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文化部艺术系列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
他从6岁开始学习书法，十四五岁时，已能撰碑属文了。然而他深知艺无止境，决定造访名师。经过家人亲友四处打听，访得隐蛰济南的武岩和尚是一位书艺高手，于是携习作造访。虽说这位老和尚在苛责了他不会写字之后还是答应了收他为徒，却让他买其5块钱的宣纸来写。5块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于是就为这5块钱的宣纸，他每次一笔一划都写得格外认真，基本功练得非常扎实。然而等他学有所成，母亲才告诉他，买宣纸的5块钱老和尚根本没收，每次都退回到了母亲手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石老人如今讲起这个故事，感触颇深地说：“我的这位老师，不但书法好，而且懂得教学法。轻易得到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珍惜，对学习机会也一样。武岩和尚之所以要我交5块钱，就是借此给我施加压力，激发我的学习热情。这使我学习任何东西都很快，可以说使我一生受益无穷。所以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后来欧阳中石又跟天津的吴玉如学过书法，跟齐白石大师学过画花鸟，跟奚啸伯先生学过京剧。在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有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郑昕、贺麟、季羡林、王宪均、汪奠基、周礼全、任继愈;艺术方面，有齐白石、奚啸伯;书法方面，有吴玉如等。他跟这样一批中国学术界和艺术界的泰斗大师学习，终生受益匪浅。欧阳中石说：“我就是拼命拉着他们的衣襟往前奔，也觉得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我只是个教书匠”
欧阳中石高中毕业后在济南某小学任教教过各个年级。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欧阳中石考取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中国逻辑史，拜在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门下。1954年，欧阳中石毕业于北京大学，开始在中学从事基层教育工作。他教过中学的各门课程，深得学生敬重。在长期从事中学教学的实践中，他对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运用他敏锐的目光和明辨的思维，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独到而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语文教育改革方案，并在中学试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
也许是中石老人觉得自己一生受众位老师影响太大，他从1954年大学毕业后也献身教育事业。这一教，就是半个世纪。
很多人因为中石老人卓越的书法成就而称其为大书法家，他却打趣地说：“不要叫我书法家，最多称我书学教师。我自认为只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教书匠，教过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带过博士后，也曾教过小学生，教过中学生。作为教师，我教过书法，也教过语文、数学、历史、美术、体育、化学、逻辑、哲学等。”
在学术上，中石老人经常教导学生“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彩、切时如需”，这也是他对于书法的一贯主张。对于这16个字，他解释道：“在今天，‘作字行文、文以载道’的功能，不是只有书法才可以完成。印刷的书籍和电脑的信息化处理可以更加快捷地完成，那我们的书法还能干什么呢？书法可以焕发‘文’与‘道’的光彩。可以把文章写得非常工整，展示内容的肃穆、庄严;也可以用草书的办法来写，展示内容的灵动、节奏。这个‘彩’是用手展示出来、焕发出来的。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切时如需’，就是要切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
作为老师，教书更要育人。中石老人始终把“教人以德”放在第一位。在他看来，德是取得成绩的基础，德是使人成长的关键。这源于教导过他的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在聊到教育话题时，中石老人始终对他的老师们念念不忘。“教我的那些老师，为人师表的风范，崇高的育人精神，以及他们的教学方法，教育我如何做人，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可贵的。”事实上，他也如同教他的老师一样身体力行。在公共场合，他十分注意尊老敬贤，从不向前靠。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甘居人后”。尽管现在中石老人的书法艺术在社会各界都享有盛誉，却从未见他举办过书画展。当有人好奇地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坚定地说：“个人终生自鉴，为什么？怕丢丑，怕浪费别人的时间。”简单的回答就是中石老人治学严谨的体现。
和谐世界 坦荡情怀
中石先生在教学中主张用我们的书法让世界焕发出光彩，用书法展示世界的美。他特别强调，书法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说：“与时俱进，这个词对于我们认识问题太有意义了！现在是电脑时代，人们写字的机会少了，写字更成为一门艺术。书法，作为中国的国粹，如何继承和发扬;书法，如何掌握时代的主线，写出思想性。这是生活的需要，这是艺术的需要！”
中石先生认为，文化圈子里面保持着古老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尊重。许多国家把学校的第二种语言定为汉语，这对中国书法的发扬非常有益处。中国的书法也将会随着中国文化发展而发展，随着中国文化的普及而普及。
谈到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和具象美时，中石先生认为，清楚也好，朦胧也好，变化是允许的，但要看需要。有一种很好的多元论：书法界有许多流派，有古代的，有新出的，无论哪一派都需要尊重，营造和谐氛围。要百花争鸣，把书法艺术推向更高一层。
先生年近八旬，仍然工作在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上，为培育祖国需要的青年一代默默耕耘，对新人的成长充满渴望。
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在诗中写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刘禹锡感慨时光的东去不复归，还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中石先生期盼年轻学者，中青年书法家学生早成大气，服务社会，他巧改刘禹锡先生“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诗句为“芳林陈叶期新叶，流水前波望后波。”寄语青年一代。一“期”一“望”，展现大师坦荡情怀！
“一树樱桃春带雨。”总愿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教书匠的中石先生，秉持着自己书法育人的理念，不辍“劳作”，他相信中国书法艺术的未来更加炫目多采。
欧阳中石认为，书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反映时代的需求，才能对今天的社会有所裨益。“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汉文是联接结晶的串珠，书法是串珠发出的光环，书法专业要从这个光环切入，研究中华文化，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文学科。”
在瀛台，他看到清帝乾隆写的四个字 “对时育物”，心中不觉一震心想，“时”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乾隆都意识到了，我们更应该与时俱进。
为此，他要求自己、也鼓励学生们广涉博学，努力将书法专业办成综合性、跨学科的新型专业体系。他曾在中学施教数十年，几乎教遍了所有的中学课程。他说：“看起来，似乎是不务正业许多年，但这种经历是一笔财富。因为这些经历，在我的心里都有积淀。”至今，他还常常给他的博士生讲起中学的化学课：提纯和结晶是做一切学问必经的过程。
在北大读书时，欧阳中石曾受到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学界泰斗的指教。一次，欧阳中石将自己写好的论文交冯友兰先生指正。冯友兰看过后，慢慢说道：“这篇文章不能用啊。”“为什么 ？”冯先生一字一顿地说。“一定要言人所未言！”
欧阳中石觉得，和这样的学人、师长交往是一种幸福。现在，他的学生们也正在感受这种幸福。作为享誉国内外的书法名家，他的日程总是被安排得非常紧张。但是，不管多忙，每个星期一的晚上，他都要到教室去，亲手指导学生临摹、创作。尽管两年前，他已经把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交给了年轻人，但是，对他钟爱的书法专业和他关心的学生们，他一刻也没有松懈。
【关键词】 展厅文化；壁上书；案上书；品味型；直观型
中图分类号：J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197-01
作为展示方式最主要的依据，统观中国五千年书法的“生存形态”大致不外乎二类：壁上书，和案上书。中国五千年的书法史，也即是壁上书与案上书此消彼长的发展史。最早的彩陶刻画与甲骨文时期，是文明初开、尚未形成成熟的书法文化的时代，而且也没有后来文人书斋中所特有的那种书案，所以说不能把它归类为“案上书”，把它作为“壁上书”则更是荒诞不经。直到金文时代，尤其是在战国中后期，才有了明确的“壁上书”生态现象：例如《毛公鼎》内壁上的500多个金文文字，又比如先秦的《石鼓文》等等，都应该被认为是当时“壁上书”的初步形态、而为人所站着观赏的，这种欣赏方式与竹木简牍之“案上书”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秦代的《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会稽石》……以及众多汉碑的出现则证实了书法中的“壁上书”已经自成体格、奠定了立身基础，汉碑如此、魏碑如此、唐碑亦如此，宋元明清，大凡立碑者都是如此。甚至不仅是碑刻，连摩崖、造像记等也都如此。西安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名闻遐迩的“碑林”，也同样是因为这“壁上书”具有更直接更强烈的观赏性所致。当然，“壁上书”决不仅限于碑刻。除了以镌刻为主体的壁上书形态以外，在历代书法史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以墨迹书写“壁上书”现象。例如汉末的师宜官，他可以说是早期手书“壁上书”的代表人物。
卫恒《四体书势》：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这就是说：师宜官的时代已经有了手书题壁，这也是目前可见的较早的关于“壁上书”的记载。
除此之外，还有韦诞书榜悬壁的记载。
韦诞事则见于王僧虔《论书》：
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观题署，多出其手。魏明帝起凌云台，先钉榜未题，笼盛诞，辘轳长短引上，使就榜题。榜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鸿胪。
如果说：师宜官的记载还带有不少“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痕迹的话，那么韦诞的记载，却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在进行壁上书法之创作(书写)，其书写行为直接上接“壁上”的物质形态，至少是可以证明悬壁(榜，即匾额之类)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形态，已经浮现在书法史的表层了，它正是后来真正的“壁上书”(而不是壁上刻书)的前导与先驱。更严格的真正的“题壁”，则是在唐代形成规模的。
但壁上书的最大问题，是难以存久。相比之下，则石刻易存久远，即使纸帛也更易收藏，纸的寿命可达千年，于是，从实际上的“壁书”到更具有变通性的“悬壁书”，在观赏方面，书法终于完成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革命”豏。说它是根本性的，是因为以镌刻为主的碑志，只能算是“准书法”而不是真正的书法，真正的书法是从这碑志原石上拓下来的拓片，这拓片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悬壁书”。在几千年书法史上，我们对于石碑摩崖书，更多地是把它看作文物；即如著名的“西安碑林”，它也更近于博物馆而不是书法展厅。在其中，文物古迹的涵义要大于书法艺术的涵义。但一件拓工精良的拓片，却是地道的书法无疑。
因此，“悬壁书”后来居上，反而占了先机。于是，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壁上书”与“案上书”的形制上的对应，也才有了“短牍长卷”之与“法书深刻”之间的对应。当然，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在此时，“法书深刻”不再仅仅是石刻碑版的专利，从石刻到以石刻为依托的拓片；又从石刻拓片到手书墨迹，引伸出立轴、对联、中堂、条幅、斗方等等各种新的“悬壁书”形态，以与作为“案上书”形态的手卷、册页、扇面等相比肩，它已不再仅仅是手书墨迹与石刻碑志之间在书写物质、材料与方法等方面的差别，而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物质规定(如纸帛)前提下以不同的表现方法、不同的欣赏习惯来构建更丰富的书法审美——在其中，最主要的是书法展示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美。
从“刻(写)壁书”(汉代与南北朝)魏晋到“题壁书”(唐代)再到“悬壁书”(宋代金石学发达以后)，整整化费了近一千年时间。迄今有案可稽的、最早一件有“悬壁书”特征的作品，是南宋吴琚所书的“桥畔垂杨下碧溪”七绝绢本，纵98.6缀?5.3公分。它已是中堂立轴格式，仅仅是还没有完整的落款书、款印而已。吴琚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书法的“壁上书”也还是未能迅速地蔚为风气。元代赵孟頫、李倜、鲜于枢、康里子山、杨维桢……传世墨迹也大都是手卷册页。只有张雨，有一件七言律诗轴传世：纵109，横43公分。但真正开始倡导书法立轴中堂条幅“壁上书”风气的，是在明初。以三宋、二沈解缙、张弼、陈璧为代表的明代台阁书家与云间书派诸家的传世作品，已经有一批大幅的立轴中堂与 条幅了。至明代中叶的吴门书家，如沈周、文徵明、祝允明；更是把“壁上书”引向兴旺繁盛的境地。徐渭创造出一种特殊的丈二大幅的连绵书风，比起前代的书写仅仅是把字放大的做法，更可以说是利用“壁上书”形式开创一代新书风的成功典范，至于明代后期直到明末，如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终于把“壁上书”这一后起的新形态推向极致，从而构筑成了几千年书法史在近古以来的主流形态。这一主流形态，历有清三百年至民国，再到“现当代”的今天，也一直是风头甚健，并无半点衰竭之象。就这样：从“刻(书)壁书”(碑志)、到“题壁书”、再到“悬壁书”即挂轴、中堂、对联、条幅、匾额……从实用书写的必然据于案上，因此“案上书”是书法与生俱来的传统；到为了艺术(或准艺术)的审美需求、当然还有书法艺术家个人抒情的需求，而新崛起的更注重观赏的“壁上书”，我们看到了艺术取向的成功、也看到了书法越来越注重观赏的必然趋势；此外，也许还有书法审美追求创新、追 求多样化的历史要求。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后的书法展示方式与欣赏方式发展进程中，除了传统的“案上书”与新崛起的“壁上书”，也许还会有更丰富多样的展示方式出现，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顺应艺术发展的不断出新、不断创造的要求作为原则的永恒性质。
参考文献：
[1]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
[2]梅墨生.当代中国书法的表现思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恭贺声. 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当代对话篇[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
[4]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河南书法年鉴[M].线装书局出版发行，2007
[5]宋华平.中原书法作品集[M].河南美术出版社,2012.
[6]杨云.现代书法论文选恭贺声[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
有了电脑，多好!终极电脑之断想——就只剩三个按键了!
没有显示器，只要把开关一开，电脑会通过光线给你制作一个现成的显示器。它分辨率极高，而且响应时间超快!在墙上，在草地，在水中，甚至在空气中。
不会在安静的夜里，在昏黄的蜡烛或者灯下，静静地去读一本拿在手里的书。
一百年后的电脑几乎所有的输入方式都可以靠语音和意念来替代键盘，但是一百年后的电脑，还是有可能会挂掉，所以(ctel+alt+del)这三个按键还是要留着……
有小学生在作文中如此写道：
1、50年后的电脑可以放在铅笔盒里，在铅笔盒的下层可以放铅笔之类的东西，至于上层，就是键盘，盒盖就是屏幕，鼠标就插在铅笔盒旁边。
2、你在网上购买了一件衣服，多媒体电脑会把衣服传过来;多媒体电脑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有病对它说，马上就能恢复身体健康;多媒体电脑是一位高级教师，让它帮你辅导，你的学习成绩一定稳步上升;多媒体电脑还是一位厨师，只要输入原料，就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像我这样的编辑，每天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坐得我腰疼，怀疑是不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
看个电影还好点，要是看篇论文、诗歌什么的，会看得头晕眼花、烦闷欲吐。这破玩意还放着辐射。我都担心白细胞就快降到最低值了。是谁发明的破电脑?没电脑多好!无电脑之断想—看不到芙蓉姐姐了
假如没有电脑，我上班就不用噼里啪啦的去敲键盘了，也不用费劲的思考一个字是平舌还是翘舌，前鼻音还是后鼻音了。想和谁联系的时候，就动手写信，顺便练练书法，(我现在的手写字已经不卒忍读了)还能给邮政局创点收入，你看邮政自从和电信分了家，效益是江河日下啊。
现在，qq和邮件霸王了我，都让我忘了怎么拿笔了，一写字就像鸡爪子似的，可怜我小学时练了半年的毛笔字功底全军覆没。几千年的书法文化竟然败给几十年的键盘文化，小编心有不甘啊。
假如没有电脑，我去银行存钱取钱再也不用按那6位数的密码了，省得还提心吊胆的怕别人看见。到时候拿出钱来往柜台上一砸，说：“存30000块，给大爷记上。”然后就可以悠哉悠哉的看着出纳员抱着一摞子账簿记账。
梁晓庄，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书法院副院长，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参加全国第三、五、七、八、九届书法篆刻展，获第二、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于《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孤山印证”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第二、三届）等。出版《梁晓庄书法篆刻集》。
治印虽雕虫小技，然方寸之间，大道存焉。
对于这“大道”，不佞一直固执地认为可味而不可说―说得虚了，容易被指斥为“是何等语”；若往实处说，“大道”又很容易被说成为“法”、为“艺”，为“小技”了。篆刻这种中国特有的“造型”艺术，与玄妙的中国传统哲学本来就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也包括这样的共同之点―你越想要将它解释清楚，离真正的“道”也就越远。因此，当我素所敬服的名印家梁晓庄君令为其篆刻创作写点批评文字的时候，我搁在键盘上的双手迟迟未能敲下，也正缘于此。
梁晓庄在篆刻艺术领域成名极早，到目前为止针对其印艺的研究文章也甚多，且立论者多为书法篆刻界的行家里手，他们对梁氏篆刻的字法、篆法、刀法以至取法师承等等，可谓条分缕析，精辟之至，这些，都无需在此复述。不佞在这里能够谈的，也许就是拉拉杂杂唠叨一些不着边际的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所知，岭南的印家享有大名者莫如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黄穆甫、易大厂、邓尔雅、李尹桑、简经纶等，他们均能够在印学上独树一帜，成为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诸如黄文宽、张大经、容庚、商承祚等现代印人，在民国时期也均已声名远播。根据梁晓庄君《广东印学年表》中的粗略统计，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在篆刻上卓然成名家者，便有一百又数十人之多！可以这么认为，从纵向的历史上来看，民国时期是岭南篆刻艺术创作空前的高峰，而早慧的梁晓庄便是前述黄文宽、张大经等名印家的学生。笔者之所以不避落窠臼的在这里表出梁氏的这种师承渊源，缘于对以汉字为表现媒介的传统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独特禀性的个人理解。
笔者不止一次强调，“中国书法不仅极具中国性格，同时也饱含着中华文明信息”（见拙文《墙里墙外：一个关注书法文化性和“馀事”性的展览》，《墙里墙外・当代中国书法邀请展作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这“中国性格”和“中华文明信息”之所指，实际上包涵着书法篆刻艺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近似的宗法制度，也即是它们渊源有自的传承性和正统性。而当我们留意岭南印坛现状时可以发现，当下最活跃最富于创作激情的，其实正是出生于“”及之后的青年一代，并已经逐渐成为广东篆刻创作的主力军。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作者中有好些便是梁晓庄的学生，或者是曾经受过梁氏的影响。从这种上承下传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梁氏在这里兼有“传帮带”的角色，通过梁氏这一“纽带”，年青一代与前辈们维持着某种“宗法”意义上的关系。当然，在具体的取法上，青年们更愿意直承古人，以古为师。当然，岭南印坛的青俊一辈中，还有不少是无缘进入这一“宗法”系统的，这些人的艺术资源显得更为复杂，有的甚至直接引入西方的现代构成因素，旧瓶装上新酒，将篆刻作为个人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没错，按照辞典上的解释，“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征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许，这样的解释就来自西方，因为，所谓的“艺术”、“美术”等等词语，也正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有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在此之前的很多古代美术杰作，包括中国篆刻史上最为鼎盛时期的秦汉印章，在当时却大多是为着实用之需要而制作的。
对于当代的篆刻艺术来说，有一个明显有别于其他现代艺术形式的现象颇为值得注意，也即是建立于实用之上的“美用合一”的创作方式，直到目前为止，始终是篆刻创作的最常态，篆刻家们日常所刻的大量的姓名章和闲章，便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明证，梁晓庄在篆刻上的成就和享大名，也有赖于此。显然，如果从现代的“艺术创作”概念来考察，这种美用合一的“创作”似乎并不纯粹，但有些时候，艺术的深厚和辉煌，正是在这种并不“纯粹”的延续性和“保守性”之中得到尤其充分体现！当然，作为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篆刻艺术该何去何从这样关涉到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考，梁氏从来就未有停止过，然而，也许是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相对于“旧瓶装新酒”者，梁氏更愿意保持“酒品”的醇正，从他最近以司空图《诗品》为素材的系列创作，我们可以窥见其文化立场和审美倾向。《诗品》系列作品摆脱了通常的姓名章和闲章受制于“用”的创作模式，纯任己意之所之，在具体取法上，则大量以汉金古玺等为其艺术创作的借鉴资源，以古为新，不断走向历史的纵深，形成了雅洁括挺而又浑穆简静的颇为强烈的个人风格。所有这些，不仅体现了梁氏在中华大地一片美雨欧风中，在自身的文化身份如何体认这一问题上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也昭示着作为印家的梁氏在本专业上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反思意识。
在声名卓著的老一辈印家尚且健在的时候，梁氏以年少英才而跻身其间；而当他的学生一辈逐渐成为岭南印坛生力军的时候，实际年龄并没有大多少的梁氏，则又起着“纽带”的作用。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上，梁氏不守成的探索态度，也使其成为年青一代的表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梁氏是岭南当代印坛上承下传的关捩性人物。
年少成名时，梁晓庄未有因此而轻狂；中年得大名，同样未有使梁晓庄轻狂。他始终谦逊地刻印，谦虚地做人。他在篆刻创作方面的成就，令人敬服；他近年潜心于广东篆刻史的研究和撰写，以文、以学滋养其“雕虫小技”，同样令人敬服；而他自始至终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风度，尤其令人敬服！
拉杂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名印家梁晓庄这种谦谦君子之风，是否又一从“小技”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大道”的门径？
摘要：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书法专业，当代高等院校的书法教育随着近30年来的迅猛发展，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度。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书法专业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毕业生的就业之路在何方？本文从书法专业的现状和书法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为书法专业的毕业生提出了几点建议，希冀能给他们的就业方向提供一些参考。本文着眼于现实，展望未来，书法专业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远，相信通过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书法专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关键词：书法；教育；就业
从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的招生开始至今，当代书高等院校的书法教育随着近30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度。据统计，截止至2013年，全国已经有70余所大学在招收书法专业本、专科学生甚至研究生和博士生。每年甚至呈上升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于2011年开设了书法本科，四川大学在招收书法研究生的基础上于2013年招收书法本科学生。招生情势一片大好，然而，相对与喜人的招生成绩，我们欣喜的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才走进了书法专业的高等学府。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分学生的就业去向显然成为了焦点问题。大学毕业之后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就业，如何切实的做到提高书法专业的就业率，或许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除了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者外，本科毕业后从事与专业对口工作者比例并不大。作为中国最早开设书法专业、培养质量最高的中国美院尚且如此，其他院校的就业状况可想而知。虽然，书法专业的不受重视与体制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书法专业的学生文化素养普遍不足，制约了书法专业的精进，也严重影响了书法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笔者认为，要提高书法专业的就业率，必须从以下几点来调整：一，明确专业所属分类；二，加强相关学科的辅助教育；三，加强对相关技能考核的硬性要求。
诚然，相对与其他艺术门类而言，书法学科专业的建设还非常的薄弱，甚至在公务员招考中的专业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摄影、主持、表演、照明艺术等大部分艺术专业都有设有相关的招考岗位，而书法专业却榜上无名。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笔者发现，相关的宣传部门、博物馆、文联等相关单位在招考时并没有把书法专业纳入旗下，要求的专业基本上为文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专业。然而，书法专业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胜任相关文博单位的职位的，为什么没有被纳入相关招聘范围，可以说，这和书法专业的分类所属不明确有着极大的关联。如果书法专业的分类可以明确一点，那么，报考公务员也可以为书法专业的学生提供一条就业出路。
据笔者统计，当代书法高等院校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综合性院校，如浙江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综合性院校，也都相继开设了书法专业。第二类是艺术类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这类专门研究艺术类学科的艺术类院校，第三类是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院校。而在这些院校当中，书法专业的所属分类相当的并不明确。有的被分在美术学系，有的被分在文学系，有的被分在历史学系，有的被分在传播学系，等等。可以说，没有哪个专业像书法专业这样所属分类杂乱无章的。分类的不同，导致学生的培养方向不同。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将书法专业的研究生纳入传播学院，这样一来，传播学的相关科目就成了必修。笔者认为，书法专业出现的就业弱势是因为书法专业看起来就业面过窄，其实书法与美术学、文学、历史学和传播学都有相通的地方。相关院校应根据学校自身的培养优势，加大学生在美术或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培养，让学生真正的做到“一专多能”。
如何做到一专多能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据了解，很多书法专业的学生毕业都希望可以做一名基层教育的书法老师。可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中小学书法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迫于升学压力，书法课是副课中的副课，不要说书法课，很多学校可能连“写字课”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招收书法专业老师的中小学并不多，但是如果书法专业的学生在美术方面和文学方面也有所造诣，那么就不存在“就业面窄”的说词了。当然，多方面的素质提升不仅需要相关院校在课程上的安排与设置，也需要学生自身本身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书法本身的技能训练，还应开设诗词赏析、书画鉴定、博物馆学概论、编辑出版学、中国文学史、国画等相关科目，使得书法专业的学生不要局限于技法，多开阔相关学科的视野。学习的多、了解的多，对今后的就业会带来极大的帮助，相关博物馆、美术馆如果看到你的才华所在，相信会对你抛出橄榄枝。
当然，学校方面安排了相关课程，学生应当把握住机会，也不能走马观花式的敷衍了事了就算，必须多问、多学、多练。第三，对于一些相关证书的考核，学校应该做一个硬性要求，督促学生们去完成。据笔者了解，一些艺术类院校对学生的英语四六级和计算机水平的考核不做硬性规定，这就造成了普遍学生走到社会上发现自己“无证可晒”。当今社会英语和计算机已经成为就业的必要砝码，即使对一些文化课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也应该多向同学和老师请教，迎难而上。
另外，由于书法专业的特殊性，教师资格证也是必须要学习和通过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关同学只重视技法，不重视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对书法理论根本不了解或者说了解的不深。在学术研究方面，应该加大论文的创作量。创作时会发现自己的更多不足之处，再去查找相关资料，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综合的知识体系、四六级证、计算机证、教师资格证和相关论文的发表，当然技法的掌握是先决条件，这里便不过多叙述，有了这些，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书法专业生。
即使当今的教育体制对书法专业的人才培养有某种程度的副作用，但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大量的信息资源共享，也促进了书法专业人才的培养。相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我们有更清晰的字帖、更多精华的一手资料，可以说我们是相当幸福的。我想，书法专业的就业难只是暂时的，基层书法教育的体系会越来越完善，书法专业的人才必须越挫越勇，不言放弃，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
可以说，学习书法本身就是对我们心性的考验，只有坚持磨练方能有所成就。总的来说，书法专业的高端人才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就业目标，若立志于书法教育，则要在全面掌握各种技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的学习，使得毕业后能圣人各种层次的书法教学要求；若致力于理论研究，就要同时具备相当的文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古汉语、美学等方面的知识，能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工作；要想传播书法文化与海外交流，更要加强各类外语的学习，诸如此类，在我看来，书法专业的同学任重而道远，书法专业的同学就业面也并不“窄”。
既然我们选择了书法作为自己的专业，就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深化这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古老文化。在书法前辈们和书法专业的学子们共同的努力之下，书法专业会越办越好，书法专业的就业也会越来越好，当然，这对书法学科的建设，和书法专业的学子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一、思想求新求变，提供了书法创新的不竭源头
张裕钊早年接受的是科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是一名传统知识分子。然而，他却并不因循守旧，思想上求新求变一直是他人生的主要基调。
道光三十年，张裕钊考取国子监学学正学录，授内阁中书，由于文才出众，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后入曾幕。直到曾氏去世，张裕钊一直追随左右，深受影响。是晚清重臣，也是近代中国颇具革新意识的先驱，所发起的，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正是在的引导和影响之下，张裕钊在思想观念上完成了从封闭保守到变革开放的重大转变。”[1]
张裕钊交游甚密的师友、学生中，颇多维新变革者，如同为曾门四学士的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其中黎、吴多次出使国外；同在曾幕与张裕钊一起被称为“文武二臂”的李鸿章，在后继续主张；门生张謇，曾创办实业；日本留学生宫岛咏士相从八年，日本学者冈千仞慕名来访；长子张后沆，多年出使日本……。这些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张裕钊的视野。
张裕钊的创新思想体现在诸多方面：有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积极变革，“泰西人故擅巧思，执坚刃。……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2]有对学生经世致用的鼓励，“通州张生，力学行，治古文，而益有意于当世之务。”[3]有对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4]这些力主革新甚至有些激进的思想，必然反映到书法的不循旧途，自出新意当中。
二、努力扎根传统，奠定了书法创新的坚实基础
张裕钊对书法颇为自负，称“惟书法则自谓能悟千年绝学”[5]。那么，“千年绝学”又是什么呢？其实，书法中的学术涵养，书写方法的追根溯源，书法面貌的力求古意，无疑是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书法传统精华所在。
张裕钊一直大力倡导和使用中锋。中锋是书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既是由汉字的造型特点、毛笔的物理特性等因素决定的，也是传统文化“中庸”、“中和”思想的集中反映。宋代尚意书风兴起，直接导致了中锋的偏废。张裕钊在书写时几乎笔笔中锋，极少偏锋、侧锋。其子说：“汉人用笔，莫不中锋，其法至唐尚存。宋以后纯用偏锋，失厥旨矣。先严苦索冥思数十年，尽得汉魏人之真谛。殆合北朝之高浑、唐人之整肃而为一。”[6]他的书法品格雍容端庄，高古浑穆，雅健雄强，光大了中锋使用的千年古法，根除了帖学浮滑和媚俗之病，在当时是较为难得的。
张裕钊在取法对象上力求高古。作为晚清碑派书法集大成者，张裕钊书法取法多样、复杂性、力求古意是其成功要诀。他在继承了传统帖学传统的基础上，直追秦汉，有意识地从魏晋碑版中汲取营养，从篆隶碑刻中学习笔法，同时，又对魏碑中的一些粗野成份加以灵活再造，仅取其灵动飘逸之气。《清史稿》说：“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7]门生贺涛亦说：“先生取法北魏，而隶于汉，篆于秦，以上契乎取象造体之，而古法遂得其真。”[8]欧阳中石也认为，“结字他以唐为主，加之以北碑的神采，人笔颇有篆法，行笔则取势于北魏，藏头护尾，中正不倚，折笔取法于汉隶，撇捺敛锋，出钩迥锋，蓄而不使芒颖外显，但是精神爽利，法度俨然。”[9]张裕钊正是在深入学习和借鉴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取法，融会贯通，才形成了独特的张氏书风。
三、笔法与众不同，决定了书法创新的基本面貌
张裕钊对其书法论述甚少，“然恐为人所骇且怪，未尝轻以语人”[10]，这也导致了后人对其笔法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其诗文、手稿的检索，仅发现《张濂卿先生诗文稿》中三处论及笔法的文字，前二处内容相似，主要讲用笔、用腕、用指、用墨等，后一处讲永字八法：
（1）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入墨涩，发锋远，收锋急，指腕相应，五指齐力。
（2）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
（3）一点为侧，二横为勒，三竖为弩，四挑为，五左上为策，六左下为掠，七右上为啄，八右下为磔。弩如流金下注，磔如巨舰凌波，掠如饥鹰捩影，侧如虎蹲崖，啄如利箭破的，勒如长剑决云，如莽蜂出，策如潜虬渊，折如曲流赴壑，戈如壮士挽强。[11]
三则文字虽寥寥数语，但应是长期书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显而易见，其笔法与传统书论颇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则都是手书于文稿的页边，像是随手记下的心得体会，因而更加真实可信，更具参考价值。
沈尹默对张裕钊笔法曾论述道：“卷前眉上，有题记数行，似是笔诀，……前二语，要是先生自道平生用笔得力之秘，向来五字执笔法，为口、押、钩、格、抵，先生主张转笔，因特注意于格，盖非如此，则笔转时易出画外故也。惟其用转，故不得不落纸轻，入墨涩，沉着作势，方有把握也。……”[12]此处对张裕钊笔法尤其对其转笔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为是“用笔得力之秘”，十分精到，多用转笔正是张裕钊书法创新的重要方面。
另外，康有为也曾说：“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笔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13]其中，关于转笔、涨墨、外方内圆等阐述，与张裕钊自述笔法也多有契合。
贺涛的侄子贺新培也曾经提到：“先大父常请先生自述其书行自古人及所自得者，著为一编，以昭后学。先生卒未及为。而复书有云：名指得力，指能转笔，指能转笔，落笔轻，入墨涩，发锋远，收锋急。又云：空中如渴骥奔泉，怒猊抉石；纸上如蜻蜓点水，轻燕掠波。”[14]贺涛是张裕钊的得意门生，对其学问文章以及书法了解很深。因此这段文字非常可信，论述也极为贴合张裕钊的书法风神及其行笔、用墨特征。
宫岛咏士记述中也多处说到：“书道之旨，首在捻笔。劲直之基，在第四指。微妙之作用，在拇指尖。来锋远，收锋急，姿势则得。汉唐人运笔，悉由中锋。宋则亡，千有余载，廉公独悟，可谓神矣。”[15]“我多年来看了先生不少的书法作品，反复研究是怎么书写的，自信已领会先生的笔法时，第一次观看了先生的笔法，结果大吃一惊。因为他与我从前自己研究解释的结论相关甚远。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追想起来，反复玩味，更觉得先生之正确。”[16]
从以上几处引文中可知，张裕钊在书写时有创造性地研究出许多新的笔法，正是其书法独具面目的根本所在。
四、书写工具独特，形成了书法创新的物质条件
张裕钊的独特书法面貌，与笔、墨、纸等特殊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也是分不开的。
用笔。帖学书家大都喜用硬毫笔书写，而碑派书家似乎更喜用长锋羊毫。张裕钊虽被称为碑派大家，但用笔似乎保留了帖学的习惯。欧阳中石曾指出：“张裕钊先生选笔则用硬毫，可以笔秃无锋，但不喜其软。……可以看出张裕钊之所以如此，恐怕意在追求古人刻石之刀痕，石质剥蚀后的自然情趣。”[17]通过作品分析发现，张裕钊用硬毫笔时居多，与书写时喜用转笔，而且书写速度较慢有关。因此，张裕钊可能不喜软毫，多使用兼毫或硬毫，但也有一些书风相对丰腴的作品可能是软毫笔书就。
用墨。张裕钊在用墨上多突破传统，一是用墨比较大胆，书写时常常不顾洇晕漫散，以追求风雨剥蚀之碑版效果；二是喜用宿墨，有时还直接蘸清水书写。张謇曾记述：“往时从学江宁，见师坐右积旧书叶寸许，每晨蘸墨壶宿汁作书，或今隶，或分或草，必十余纸。既满则书其背之空行，几于反覆皆黑。”[18]宫岛咏士也曾回忆道：“张先生在墨汁池里把笔毫蘸饱墨，把笔端轻浸清水面是书成此作。”[19]蘸水书写的情况在正式作品不多见，在习作中则经常见到。康有为称“故为涨墨而实洁”，马宗霍称“饱墨沉光，精气内敛”，均可看出张裕钊用墨上的与众不同。喜用涨墨、浓墨、宽墨，极少见到枯笔、飞白，与其笔法中 “入墨涩”、“注墨辣”大有关系，也是追求碑派书风使然。
用纸。张裕钊曾自述其用纸喜好：
有恳代求拙书者，可嘱其先备佳纸，俟至尊署，当为快书，以塞众望。其宣纸必玉版宣。杂色纸惟冷金笺、雨雪宣、大红蜡笺三者差可（他色纸不能写）。其余诸纸，必不敢书也，幸豫告之。[20]
上面三种纸都是半熟宣或熟宣。总体来看，张裕钊写字喜用半熟宣或熟宣，这一点与帖学书家类似，而与大多数碑派书家不同，用熟宣可能更多地是求其饱墨浓光、庄重沉稳而已。闻钧天曾说“其用墨的效果，浓厚沉缩者施于熟宣、蜡笺、金笺纸类颇为有利。常见其所书寿屏、对联光彩焕发，富丽堂皇，引人入胜，效果美善。施于生宣单料纸张，则不甚有利。”[21]也是这个道理。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张裕钊喜用硬毫笔，在熟宣上如用软毫，笔性太软，墨迹不易控制，显然书写很难得心应手。而且，张裕钊作品以对联居多，“他色纸不能写”，并不是不能使用生宣，只是不太适合写对联牌匾而已。有些相对强调艺术性的作品，则多是写在生宣上，如《宝剑赞》、《八分考》等，说明了他是根据需要选择纸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十世纪以来，各种现代思潮对传统书法思想、书写方式猛烈冲击，我们在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上面临着两难选择。也许，张裕钊的书法创新之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以深厚的学养，独特的视角，刻苦的训练，实现了书法传统的理性思考和智慧回归，借助优秀传统对书法时风巧妙改造，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创新，达到了令人敬佩的高度。可以说，只有在立足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才是书法学习的正途。
注释：
[1]张后铨：《张裕钊革新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见湛有恒主编《张裕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接力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2]张裕钊：《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见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3]张裕钊：《送张生謇之山东序》，见《张裕钊诗文集》，第45页。
[4]张裕钊：《重修南宫县学记》，见《张裕钊诗文集》，第279页。
[5]张后沆、张后浍：《哀启》，见《张裕钊诗文集》，第551页。
[6]同[5]。
[7] 《清史稿》486卷，中华书局1997年，第13442页。
[8]贺涛：《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见《张裕钊诗文集》，第565页。
[9]欧阳中石：《张裕钊书法溯源》，《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0]同[5]。
[11]以上分别见沈云龙主编《张濂卿先生诗文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116、336页。
[12]沈尹默：《执笔五字法・再补小楷释文本》，齐鲁书社1986年。
[13]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述学篇》，见潘运告译注《晚清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435页。
[14]见杨祖武主编：《张裕钊书法艺术》，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15]宫岛咏士：《书道之要决》，见《张裕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选》之大泽义宽撰文、夏日新译《张廉卿、宫岛咏士在书法表现上的特色》，第282页。
[16]富永觉：《咏翁道话》，见叶贤恩《张裕钊传》，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17]同[9]。
[18]张謇：《题濂亭师真书册》，见《张季子文录》卷六，中华书局1931年，第3页。
[19]同[16]。
[20]丁有国主编：《张裕钊〈论学手札〉助读》，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历代选拔秘书的经验尤为可贵，对今天培养和任用秘书人员有借鉴作用。兹将散见于史籍的这方面记载搜集、整理，作扼要介绍。
秦代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选用秘书的主要特点是世代相袭。当时以承办文书为主要业务的秘书人员称"史"。这是一种专门职业，世代相袭。其后代自幼就被送入专门的学校学习，这是最早的培养秘书人员的专门学校。秦律规定，凡非史之子不得混入这类学校，违者治罪。同时，凡犯过罪的人也不能担任文书工作。
汉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已趋于巩固，选用秘书人员已着重于业务能力。当时，中央政府机构尚书台和御史府任用秘书，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卷十五引《尉律》中均有记载。这些部门的秘书，年龄须在17岁以上，要能背诵书九千字以上，并考其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书、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年底，先在郡一级考试，合格者由郡守移送于京城，再经太史面试，取其中优秀者派至尚书台和御史府任尚书令史，掌写文书。尚书台中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侍郎，要求更高，除注重其文采外，还很重视实际工作的锻炼。初入台时只能任尚书郎中，为见习官员，满一年后升为尚书郎，协助诗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后才能任尚书传郎（事见《东汉会要·诏令》）。
魏晋南北朝时，秘书写作已发展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统治者在选用秘书时已要求其精于业务，以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和使文书卷面字迹美观。当时，士人中出现了文、笔之分。文即文章诗赋，须有情辞声韵。笔即公文，不须有韵，也不必具有文采，只须直言，着眼于叙事达意，施于实用。凡表、奏、书、檄等公文皆称笔，它有一定的格式，多为四字一句。能写文章诗赋的士人不一定能拟写公文。为此，产生了许多专以拟写章、表、书、奏的著名人才。统治者都竞相招纳、礼聘他们担任秘书。如陈琳、阮路被曹操所聘用。曹丕赞誉他们为“章表书记，令之隽也。”①又如南朝善作表、奏、书、记的任陆，先后为宋、齐、梁三朝所任用，时王公的表奏、朝廷的文诰多出其手，时人将其与当时著名诗人沈约并称为"沈诗任笔"。这些秘书落笔神速、拟稿精确。如阮禹在曹操大军出发讨伐韩遂时，受命作檄文。他在马背上一挥而就，撰成《为曹公作书与韩遂》。曹操审阅时，竟无法增减一字。
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书法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家。统治者纷纷聘请他们担任秘书。如曹操四处募求，聘得梁鹄为选部尚书，掌管文书奏章；梁武帝聘用工褒为秘书郎；北齐尚书令司马子如任用赵彦深为文吏，掌抄写文书、参与机密；著名书法家王蒙之、王献之、王徽之各被聘为内史、中书令、黄门侍郎等秘书官。
唐代选用秘书的要求已趋于全面，不但要求他们文化水平高，工于书法，擅长写作，还要求其娴于辞令和有制理公文的能力，且考虑到了外貌的要求。唐代以科举考试取士，凡应试士人须经所在学馆或地方政府初试，合格者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录取者为进土及第，他们还须通过束部主持的释褐试才能接官。释褐试包括身（身材相貌）、言（口才）、书（书法文理）、判（判理政事的能力），先考书、判，凡“楷美道美”、“文理优长”，即书法工整、文理通顺、判事能力强者，才能再看其是否“体貌丰伟”、“言辞辨正”，即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四项全通过者授官，其中大多数授予九品小品，派往地方政府任文吏，日后再逐渐提升。文束即从事文书工作的秘书人员。
宋代以直接考试拟写应用公文的能力选用秘书。选拔目的具体，要求明确，将秘书选拔制度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王安石改革科举时，考试内容由重文学诗赋改为重经义、策论，录取者虽通晓经学而文学水平降低，且不熟习公文拟写，使朝廷在起草诏、洁、章、表等公文时，极感缺乏专门人才。为此，三省上书皇帝，陈述其严重性，指出："今进土既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司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②宋哲宗采纳此建议，特设宏词科，专门选拔朝廷所需的文字秘书，规定只有取得进土资格者才能报考，以要求考生必须博览古今、熟悉经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此基础上再试其公文写作能力。相当于今天从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中考选文字秘书。自此形成了两宋选拔朝廷文字秘书的制度。南宋高宗时，改词科为博学鸿词科，并放宽报考限制，以扩大生源，不论有无出身者皆可应试。但是，考试规则愈加严格，考试的内容应用性更强，规定"以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③凡报考者，须依这12种文体各作应用公文2篇，于报名时递交礼部，由学士院中的学官审阅，合格者才准予考试。京城外的应试者，若为现任官、须将作文交上司审阅，合格者才允许离任赴京应试。考试时从12种文体中取6件命题，答卷要求准确、通顺、简练。录取者分上、中、下三等授职，并可减少磨勘（升迁的考授期）年数。版权所有
元代，秘书选拔制度已趋于成熟，不仅要求秘书须有良好的品行、业务能力、实际经验，而且还创立了逐级升补的办法。有效地保证了上一级机构中秘书人员的素质。元代各级官员大多由蒙古、色国人担任。他们之中多数人不通文墨，难以胜任政务，遇有政事，往往以旧例为准处理。而抄写、检寻旧例、援引为法的都是通文墨的椽史、令史、书写等秘书人员。他们俸给极薄，难以维持生计，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构私舞弊，以致“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④统治者这才认识到秘书人员的重要，“名分虽微，所系甚重。”⑤于是，制订了严格选用秘书人员的条例。规定各官衙秘书须从“年深通晓刑名、练达公事、廉慎引止、不作过犯”⑥的束员中挑选，其要求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计月日多者为优。”⑦即首先要求业务能力，再次要求曾担任过公职多年、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根据这些条件挑选出来的秘书，还须身份清白、可靠的人担保具结，最后经监察官审查合格，方可任用。而在职秘书中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一律“罢官”。
对于中央政府机构的秘书，要求则更严。除了上述条件外，还规定，凡国家政务中枢中书省的秘书须从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中选用，而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从六部的秘书中选用，六部的秘书则从诸路岁贡（各地每年按规定向中央贡献人才）中任用，“岁贡”须通吏事、知经史。同时，内外职官中有足以能胜任秘书工作者，也许罹用，后规定半数的秘书须由在职官吏充任。
明代，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统治者通过层层考试，将最优秀的人才选，任用为朝廷各部门重要的兼职或专职秘书，并由进士、举人担任地方政府中的秘书，普遍提高了秘书的文化素质和各级秘书工作的质量。
清代科举考试分数级，最后通过殿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的被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之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史及草拟朝廷册诰等公文，为带有秘书性质的官职。他们如升任翰林学士，则往往入内阁，成为朝廷拟制公文的高级秘书。其余的进士再经过一场考试，称馆选，考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三年期满，成绩优秀者授编修、检讨，次一等的用为六科给事中、主事、中书告人、行人等秘书官和其他官员。地方各官衙中的秘书官也多任用进土、举人担任。清代设立了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事务的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人员精干，除若干名军机大臣外，具体处理文书等事务的秘书官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名额仅为36人，由军机大臣从内阁、六部、理藩院等部门的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帐式等职官中初选，予以考试。合格者被引见皇帝，由皇帝亲自决定是否任用。其任用的条件有四：“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指”、“庶官之傲慎者”⑧，即品德良好、相貌端正、年富力强、字迹端正。由于军机处办事以迅速、慎密为准则，所以，特别要求“敏”，即处理事务敏捷，拟写公文迅捷；“慎”，军机处为掌管国家核心机密所在，军机章京必须是办事谨慎、守口如瓶者。同时，为防止结党营私、泄漏机密，还规定凡曾跟随过三品以上官员者，不得任用为军机章京；如现任者其原来跟随的主官已升为从三品，则令其退出军机处。
清代用这些条件精选出来的军机章京，以区区36人，协助皇帝处理着庞大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事务，其精干之程度、效率之高，实为历代皇帝机要秘书处之最。这表明了清代秘书选拔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秘书选拔制度是由低级至高级、由简单至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就其选拔方式而论，有学校培养、科举考试、聘用、从有实际经验的职官中精选和从下级机关秘书中提拔等。就其选拔标准而论，有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高、博学多才、工于书法、业务能力强（包括拟写、处理文书和办事等）、实际工作经验、年富力强、敏捷、保守机密等要求。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
①曹丕：《典论·论文》
②《续资治通鉴》卷八四《家哲宗绍圣二年》
③《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宋高宗绍兴三年条》
④《元史纪事本未·科举学校之制》
【作者简介】 仲伟全，中学高级教师。曾获江苏省优质课一等奖、连云港市乡村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连云港市优秀教育园丁，连云港市“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好校长”、连云港市“十百千”工程骨干教师、连云港市“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连云港市首批“优秀校长”、赣榆县先进教育工作者、赣榆县311名师。
【基金项目】 该文系江苏省教科院“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农村小学书法教育中心校带村小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阶段研究成果。
江苏省连云港市城头小学在抓好全面发展的同时，追求鲜明的办学特色，由思路到思想，由思想到行动。上世纪90年代初，城头小学率先提出“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人”、“提笔就是练字时”、“练字先练姿”等口号，并成为全国第一批写字实验学校。时任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到学校调研工作时，欣然为城头小学题字“立美育人”。这恰是学校多年来行动的总结和理念的升华，确定为学校内涵发展的理念。
一、内驱唤醒“爱写字”
1.营造浓厚写字氛围
多年来，城头小学师生共同营造了浓浓的校园写字氛围，这种氛围又成为推动城头小学追求卓越的动力。《新华日报》、连云港电视台、赣榆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了学校书法教育的活动。把孩子送到城头小学，能写好字，学好习，做好人，这成了社会和家长的共识。在这里，教师们把对立美育人的写字教育理念，内化为执着于写字教学的行动，主动承担任务，主动申请开课，主动宣传和推介。在这里，学生爱写字，他们把对书法的热爱内化为提笔就是练字时的自我要求，内化成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人的追求。
2.优秀作品分层展示
学校积极开拓多个平台肯定学生进步，展示学生作品。首先，班班都有写字专栏，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学校还专门做了一个让学生涂鸦的地方：书法墙、绘画壁。这是孩子们最爱的场所。其次，我们让优秀作品进展台、入橱窗、悬挂在楼梯和走廊的画框内。第三，我们收集优秀作品，将其在学校艺术教育展馆展出，由学校颁发收藏证书，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写字兴趣。
3.写字之星定期颁奖
定期进行写字检测，评选写字之星。学校制定学生写字考评办法，每周一次写字检测，软笔和硬笔检测间周一次，每月一次写字总结。学校通过严格的程序对所有班级进行写字检测，对所有学生进行星级评定。学生参与学校举行的写字比赛、作业展览、广场书法展示还可以获得加星。一学期下来，每位同学就可以累积自己所获得的星数，并折算兑换相应的奖品。学校每学期开学都要隆重地举行全校写字之星颁奖活动，颁发奖状和奖品。
二、阵地练兵“写好字 ”
1.练字先练姿
从一年级新生入学起，我们就要求教师教给学生正确的坐姿和执笔姿势，我们还编写了学生易记的写字歌。我们不仅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写字，还要求所有任课教师齐抓共管，强化 “提笔就是练字时”的意识，并提出三个避免，即避免练字时认真，作业时马虎；避免语文作业工整，其他作业潦草；避免在校做得好，在家忙应付。
2.开足课程保质量
我校自主开发了《书艺》校本课程。为加大写字教学力度，学校在原来每天上午15分钟的练字课基础上，把每节课调整为35分钟，这样既不影响教学效果，也不增加学生在校时间，还可以挤出30分钟作为下午的第四节课，充分保证了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写字教学时间。
3.加强教师培训
我校从教师的粉笔字入手，强化全体教师的“三字”基本功训练和评比，努力提高教师范写水平。我们积极选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书法函授学习或培训；同时注意开发教育资源，聘请专家讲座、上示范课；经常组织教师外出学习，促成其提高写字教学水平。我校多名老师在全国及省写字优质课论文评比中获奖。韦有强老师的市“十一五”《小课堂写字教学模式研究》顺利结题，摸索出了小课型写字教学模式，目前我校正在扎实开展省教科院“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农村小学书法教育中心校带村小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研究，旨在进一步推进我校书法教育教学工作的特色化发展。
三、风采展示“育新人”
1.书法广场大练兵
学校每学期都组织一次大型的师生写字现场比赛。在每年的庆“六一”艺术节活动期间，举行家长会，并举办学生书法广场展示活动。广场上学生现场书写，硬笔、软笔交相辉映，一笔一画尽显功力。“大练兵”也在某种程度上了刺激了学生“赛”的意识。省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小学书法大赛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参赛项目，以赛促练，学生参与面大，成效显著。
2.篆刻艺术进校园
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我校根据教师资源优势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把篆刻纳入校本课程。编写了《原来篆刻这样好玩》校本教材，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小学生篆刻社团，使有兴趣的学生掌握篆刻的基本技能，学会刻私印、肖形印等简单印种。在篆刻学习中，培养学生专心、细心、耐心等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如今一批书法篆刻苗子从这里起步，社团也成长为连云港市十佳优秀学生社团，韦有强老师被评为优秀社团指导教师。市电视台曾以“篆刻艺术进校园”为题对我校的做法作了专题报道。
3.两级社团推新人
首先是社团的组建，先由学校确定几个校级软硬笔社团，然后是年级、班级的书法社团。学校安排两位有书法专长的老师分别担任软笔和硬笔的书法社团指导教师。此外我校还在每年的春节前夕义务为民写春联，如今这一活动已经连续坚持十五年，并成为我校的传统项目，《新华日报》报道了我校的做法。孩子们学以致用，既锻炼了应用书法的能力，也培养了回报社会的意识。借鉴书法社团的成功经验，我校陆续成立了书艺、篆刻、国际数棋等十余个社团，更是让以书法艺术教育为主打色调的艺教之花花茂城头！
四、立美育人“求发展”
1.环境立美，为今天的发展搭建平台
目前学校在建有“琴书苑”、“演播大厅”、“书法墙、绘画壁”的基础上，又先后建了“艺术馆”、“校史馆”、“书法馆”、“立美广场”、“临摹长卷”，为学生搭建展示才艺的大舞台。学校主要建筑命名为溢美楼、尚美楼、集美楼、立美楼，在溢美楼里设有教师习字室、学生软硬笔习字室、篆刻室、书画室、剪纸室等专业特色活动室。逐步构建了“一苑、一楼、一厅、一馆、一墙、一广场”六个一工程，实现硬件的整合，一室多用，以求物尽其用，实现特色建设、社团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市艺术教育课程基地四位一体整合发展。
2.校本立美，为明天的发展奠定基石
【论文关键词】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现状
Abstract : There is a serious deficit in book copyright t rade ，and it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main reasons are as fol2lows : There exist barriers in language ，technology ， and cul2ture. Copyright agencies do not play a prominent role. Themarket economy mechanism is premature. The misunder2standing of the publishing houses for copyright t rade stillexist ；and copyright t rade channels are narrow. Therefore ，we can support copyright t rad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na2tional mechanism ， smoothing copyright export paths ，st rengthening publicity ，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py2right agencies and their personnel ， and other measures toincrease the export of copyright and reduce the deficit .
K ey words : book copyright t rade ； deficit ； reality
一、 版权贸易总体情况
(一) 1990～2000 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1 ]
1992 年10 月，中国成为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和 《世界版权公约》 的成员国。从此 ，中国具备了开展版权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 ，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海外版权贸易尤其是引进版权数量逐渐增多。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的变化可以以 1991 年为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1年引进与输出数量基本持平；1991 年之前 ，版权输出大于引进；从 1992 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开始 ，引进情况开始发生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引进数量开始超过输出 ，二是版权引进地从以我国的台港地区为主逐步转为以外国为主。1992 年以后又可以 1996 年为线来划分比例情况 ，1996 年之前 ，引进与输出比在 4 ∶1 之内 ，1996 年以后 ，引进与输出比大体维持在 10 ∶1 的状态。1990～2000年十年间的总体情况是 ，我国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数量超过 30900 种 ，其中引进 25700 多种 ，输出 5100 多种。就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看 ，十年间的总体比例大约是 5 ∶ 1。
(二) 2001～2004 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
从 2001 年开始 ，国家版权局对版权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工作 ，为定量研究我国图书的版权贸易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证。在 2001 年图书版权贸易为 8861 种 ，到 2004 年达到 11354 种 ，具体引进、 输出情况如表 1。表 1 图书引进、 输出情况引进输出比 13 ∶1 8 ∶1 15 ∶1 8 ∶1年 度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引进数量(种) 8226 10235 12516 10040输出数量(种) 635 1297 811 1314合 计 8861 11532 13327 11354
从表1 可以看出 ，2001～2004 年间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平均约为 10 ∶1 ，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在 2003 年 ，引进与输出比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15 ∶ 1 ，一度引起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到 2004 年 ，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回落。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 ，现列出 2001 年和 2004 年版权引进地和输出地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2001 年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如表 2。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版权引进地主要是欧洲的英美国家和我国的台湾省。2001 年英国和美国占了版权引进总数的 5216 % ，而 2004 年占到了6017 %。台湾省在 2001 年和 2004 年占版权引进总数的比例分别是 1616 %和 1117 %。从输出地分布来看 ，亚洲是最重要地区。特别是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区占了很大比重。2001年台湾省和香港特区占了整个版权输出的42 %，在2004 年占到了 71 %。
二、 版权贸易逆差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语言和科技文化方面的障碍
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数量的严重不对称有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我国版权输出实质上也是中文文化的输出 ，版权贸易逆差也正体现了英语国家的强势文化和相比较之下我国的劣势文化。另一方面 ，因为版权输出取决于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文化的发展程度 ，经济上的强势易于推动文化上的强势。西方英美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文化输出提供了保障 ，而我们科技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 ，在文化上还处于劣势。从我国实际输出的版权种类来看 ，传统文化产品 ，古籍、 绘画书法、 中医药类版权占了大部分，近几年儿童图书做得比较好 ，但社科人文、 计算机等方面主要还是靠版权引进 ，在版权引进品种中，经营管理、 科学技术和文学三类占了大部分。
(二)版权机构的作用不突出
版权机构在版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版权机构具有获取信息快、 人才经验丰富、 效率高效、 协调能力强等优势 ，不但可以用规模优势帮助出版社节约单打独斗海外市场的资金 ，而且还有利于出版资源集中和树立本国图书品牌形象。在版权贸易的过程中 ，我国的版权公司起的作用不是特别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出版社比较热衷于 “自力更生”，也就是不通过版权机构 ，而是出版社之间直接面对面进行版权贸易 ，就像商品生产者不通过中间渠道直接零售给消费者一样。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的版权机构是新生事物 ，各方面都不很完善 ，特别是真正懂得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和运行程序的人才奇缺 ，我国版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由懂外语的编辑来担任 ，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 ，在版权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与从事版权贸易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 丰富的知识储备 ，同时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较强的公共关系能力等不相适应。
(三)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现状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与版权贸易逆差有直接关系。我国 1992 年才正式加入 《伯尔尼公约》和 《世界版权公约》 ，并开始真正参与国际版权贸易 ，这与具有上百年经验的欧美出版集团不可同日而语 ，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主体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经营和运作 ，培养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海外市场拓展能力。反观中国出版业 ，由于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现状 ，出版界的市场运作规则还不成熟 ，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出版集团尚未形成 ，出版社和版权机构间的信任机制还不牢固 ，出版社还不能得到足够的版权授权 ，无法顺利地进行版权输出。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我们去逐步解决。
(四)出版社对版权贸易的认识存在误区[2 ]
出版社对版权贸易的认识误区表现在:一方面 ，出版社常常把版权贸易同图书贸易等同起来 ，往往是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参加各种世界性的图书博览会 ，结果是只卖掉本社出版的很少部分的图书。因为从图书出口贸易的实际效果来看 ，在海外 ，中文图书的受众仅限于海外华人和懂中文的外国人。而通过版权贸易、 合作出版等渠道 ，把中文图书翻译成相应的外文 ，图书才可能通过书店或图书馆使更多的外国读者接纳 ，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让中国图书、 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另一方面是出版社误认为在国外登上排行榜的书引进来就很好卖 ，至少也有可以炒作的卖点。于是盲目地引进图书版权 ，哄抬价格。最后却因此造成大量的积压 ，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五)版权贸易渠道狭窄
我国图书输出版权无论是品种、 数量 ，还是地区都有很大局限。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过于单一 ，主要集中在中医、 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从地区看 ，近些年来版权实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有 10 个左右的省市 ，如北京、 江苏、 上海、 广西、吉林、 陕西、 辽宁、 广东、 天津、 浙江与湖南等。这些地区的版权贸易量几乎占了全国版权贸易数量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则较少 ，有近 10 个地区开展的版权贸易极少甚至于尚未开展此项工作。三、 解决的措施和办法
(一)建立国家扶持机制[3 ]
由于做版权输出往往要投入很大精力 ，费用支出较多 ，而且收益相对较小。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出版社版权贸易的扶持和引导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鼓励文化产品的输出。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经验 ，对输出版权进行物质上的鼓励。鉴于翻译费用是中国图书在海外出版的瓶颈 ，国家可以采取资助翻译费用的方式 ，推广中国图书。在国家扶持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韩国、 法国等。例如韩国 ，1998 年正式提出 “文化立国” 方针 ，推出了文化产品的研发、 制作、 出口等系统扶持政策 ，设立了文化产业振兴基金、 信息化促进基金、 出版基金等。法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叫 “傅雷计划” 的政策 ，对法国文学和人文科学类书籍的翻译出版进行资助 ，加强图书的宣传推广。2004～2005 年有一百多部法文作品在“傅雷计划” 的支持下被翻译成中文。德国通过在外交部设立翻译赞助项目、 在联邦文化基金会设立Lit rix项目和设立专门机构 “亚非拉文学促进会” 三种形式来支持版权贸易。
(二)畅通版权输出渠道
目前 ，出版社出口图书要通过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出版社自身无权输出 ，这就造成了环节的增加、成本的提高和效率的降低 ，限制了输出的总量。国家版权局应根据新著作权法的规定 ，尽快颁布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标准样式 ，规范著作权转让条款 ，并与国际接轨 ，这样可以使出版社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授权。
由于出版社不易掌握和了解哪些产品适合国外的市场和需求 ，所以往往需要在调查和取得信息方面得到帮助。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版权输出事务、 海外图书市场的需求进行专项调查 ，然后向版权机构或出版社提供咨询和指导 ，还可以利用系统的优势 ，组织一些大的项目 ，由国内的出版社应标 ，再组织推广。
(三)加强宣传[ 4 ]
图书版权贸易的宣传工作和图书的宣传工作有很大不同 ，它主要是指出版社以版权贸易为中心开展的图书营销宣传 ，包括出版社总体实力的宣传、 出版社专业特色宣传和图书品牌的宣传 ，还包括寻找理想的版权 ，等等。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以下宣传促销手段来推进国际版权贸易的顺利发展:1)参加国际书展。2)开发衍生版权产品。3)媒体攻势。多样化的宣传促销手段使得图书更容易被人们发觉 ，从而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出版市场。(四)完善版权机构 ，提高人员素质随着国家版权局取消版权机构的行政审批，越来越多的版权机构正应运而生。但仅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版权机构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有待提高的地方，这就要求国家行政部门和版权机构共同努力去完善版权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版权局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 政策及行业规范等，大力扶持版权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在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中增设相关课程，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 培训班等形式来培训版权贸易人员，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版权贸易专业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 孟超，刘光宇.引进与输出并重，创造版权贸易和谐氛围[J ] .中国编辑，2005 (4) :17219.
[2] 曹凤祥.版权贸易断议[J ] .出版发行研究，2004 (2) :49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