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4 03:24: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三角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长三角 珠三角 外商直接投资 机电产品 出口
长三角、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两地已然形成了两大经济圈，成为主宰我国经济的动向的领头羊。2000年以来，两地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据全国90%以上，两地出口占据全国出口总额的40%以上。2009年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机电产品分别占据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64%和71%，作为两地出口主要构成商品，根据SITC分类标准，机电产品出口额可以作为衡量两地贸易结构中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的高低、进而考察两地出口贸易结构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大量的理论衍生和实证结果，从地域分割的角度来研究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FDI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以及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
一、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无论是从总体规模还是外资企业的角度考量，都呈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中长三角尤其明显，2005年长三角的机电产品出口与外资机电产品出口双双超越珠三角。两地的机电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呈快速上升趋势（EXJ/EXM）。珠三角EXJ/EXM指标额在2000年之后发展势如破竹，1999年超越50%，2001年突破60%，2005年突破70%，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1.96%；长三角在2003年、2004年连续突破50%、60%，并在之后的6年中指标额一直保持60%以上的水平微幅增长。机电产品在两地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据了较大份额，是拉动两地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主力军。
指标EXJf/EXJ代表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与该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由该指标可以判断外资企业对于该地区的机电产品出口的贡献率，进而可以推测外资对当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贡献率。两地EXJf/EXJ指标的发展与前一个指标并不一致：长三角的外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要大于珠三角，且发展较为迅速，2002年突破70%，2007年、2008年相继突破80%、90%，2009年为历史最高点达到93.32%；相比之下，珠三角的机电产品比重发展趋势较为平缓，总体比重在65%左右浮动。总体来说，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而珠三角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机电出口总比重较为稳定。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出口倾向大于珠三角，长三角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贡献较大。珠三角外资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虽占据较大比例，但并非全盘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两地出口贸易结构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珠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更为多元化，而长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相对单一。
二、长三角、珠三角FDI与机电产品出口实证分析
考虑到时滞问题，以及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选取、
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出口额、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以 为被解释变量， 构造机电产品出口与FDI的模型。同时，设机电产品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重为，设外资机电产品出口额与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以 、 为解释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出口结构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各变量与外资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效益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规模以及结构的影响作用比较大。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差分之后为平稳序列，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1）
LNEXJ = -12.3559 + 1.7243*LNFDIC(-1)
（-7.3862） （16.9976）
R2=0.9569ADR2=0.9536F-statistic=288.9197
珠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2）
LNEXJF = -14.2381 + 1.8138 *LNFDIC(-1)
(-7.0793) (14.8714)
R2=0.9444ADR2=0.9402F-statistic=221.1588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3）
LNEXJ = -17.13251 + 1.9911*LNFDIC(-1)
(-10.1535)(9.6128)
R2=0.9697ADR2=0.9672F-statistic=384.6649
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4）
LNEXJF = -20.5856+ 2.1822*LNFDIC(-1)
（-11.9032） （20.9731）
R2=.9734ADR2=0.9712F-statistic=439.8741
方程1、2、3、4的调整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94、0.96、0.97，变量对方程的解释程度较高。方程自由度均为12，各方程F值均大于FO.O1(1,12)=10.04，说明以上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方程解释度较高。方程解释变量LNFDIC的t值均大于
tO.O1=2.68，变量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方程1、3的自变量系数为1.72、1.99，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分别对于两地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说明珠三角地区FDI存量对于机电产品的出口弹性分别为1.72，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拉动1.72个单位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长三角出口弹性略高于珠三角，每增加一单位的FDI累计额能拉动1.99个单位。
方程2、4的自变量系数为1.8138、2.1822，该系数代表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外资机电产品出口的弹性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就能分别带动珠三角1.81个单位、长三角2.18个单位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的出口。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5）
Y = 0.3674 + 1.4228*FDIC(-1)
(11.8315) ( 8.0478)
R2=0.8328ADR2=0.8199F-statistic=64.7676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
（方程6）
Y = 0.3467 + 8.6262*FDIC(-1)
（10.2362）（5.7034）
R2=0.7305ADR2=0.7080F-statistic=32.5293
方程5、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3、0.73，方程解释优度相对前四个方程较差。方程自由度为12，两方程F值为64.76、32.52，均大于FO.O1(1,12)=9.33，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tO.O1=2.65，方程5、6的变量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自变量系数分别为1.4228、8.6262，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出口结构（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影响程度，可以理解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效度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珠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1.42个单位，即珠三角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1.42个单位；长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8.6个单位，即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8.6个单位。
在机电产品总体出口规模以及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规模上，FDI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两地的作用都呈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小岛清的投资出口互补理论。在出口结构优化程度上，虽然都呈正向效用，但长三角珠三角呈现了较大的差异性。长三角FDI出口结构优化效度系数为8.6远高于珠三角的1.42。外资存量对于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的增量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合前文机电产品出口规模描述性分析，两地出口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长三角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以机电产品为主，该地区近年来外资行业投向一直聚焦于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珠三角的高技术、高资金密集的产品结构相对趋于多元化。根据珠三角地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作为高技术、高资金密集产品的代表逐渐成为了珠三角出口的主力军之一，2000年其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为19.23%，2009年达到了39.59%，其中75.58%的出口份额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拉动。虽然两地的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都占据较大比例，不能否认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一部份是出于加工代工的电子组装产品。但从两地外资行业投向进行分析，两地的区别显而易见，珠三角外资有一个全新的投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1995年外资额为442万美元，2009年飞跃至66764万美元，十五年间增长了150倍之多，珠三角FDI的行业投向直接地影响该地出口结构，而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外资投向分析中，此项目的FDI投入金额很少。由此可见，在珠三角的出口结构中，除了传统的机电产品，还有一股新生代的出口支持力――高新技术产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该地的出口结构的起到了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化与升级作用。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致的正向推动促进作用，其中，外资的投入、外资企业的设立对于出口的规模的扩大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长三角出口结构中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而珠三角显得更为丰富多元，高新技术产品已经成为了珠三角地区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之一。珠三角地区在引资政策的健全与完善、引资环境的创造、"质""量"并重的引资战略高度都值得长三角地区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文东伟.FDI、对外贸易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J],2007,4,1
[论文摘要]在全球并购浪潮的席卷下，日本政府终于在2007年的5月1日解除了其沿用多年的三角并购禁令。此举虽然突显了日本政府想要引进外资、调整国内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决心，但也反映了日本其他经济团体对其产生效果的怀疑。在此，针对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影响以及对策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日本三角并购解禁的原因分析
所谓三角并购，通常是指某外国收购企业首先在东道国设立、组建一家全资子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全资子公司以母公司股票置换的方式并购东道国的目标企业，最终成为被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在其交易过程中涉及到三方，故被称之为三角并购。此前，日本外资收购法并不允许外国企业直接收购日本国内企业，然而，自1997年5月1日起，经过日本政府的长期努力终于解除了旨在防止外国企业通过“三角并购”的形式对日本企业实施并购的禁令。解禁的因：相关数据表明，在日本只有11%的收购是来自外资公司并购本土公司的，而这一比例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是最低的。 [1]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策略师Kathy Matsui在近期的一份并购报告中也指出：“现今应当加强日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加快促进日本国内行业的整合，使建筑、化工、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提高公司的定价能力，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2]长久以来，欧美经济界尤其是那些希望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来实现支付收购的公司，一直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三角并购实施解禁。因为这样一来：外国公司可以免于使用大量的现金，被节省下来的现金既可以用来研发工作，又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收购公司可以避免企业由于收购资金不足而向其他机构贷款所支付的高额利息；通过股票支付收购的方式还可以使那些股价与权益比高的外国公司从自己较高的股票价格上获益。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影响
（一）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第一，与一般的并购和合并经营方式一样，三角并购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还可以利用企业现有的稀缺资源，充分调动企业间的人力、物力、信息、资金等经营资源，使其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经济新闻》4月30日发表社论指出，2005财年（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日本上市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为3.1％，低于同期美国企业的4.7％；2006财年（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日本上市企业的股东资本利润率为9％，低于美国企业的16％。 上述数据表明，日本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较欧美企业相比仍然较低。[3]除此之外，当今日本还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日益严重等诸多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在此背景下，加快企业整合、重组的步伐，增加企业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便成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重要途径。
第二，三角并购可以使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更加顺利的进入日本，并将为那些希望被收购的日本公司提供新的工具。那些希望通过并购来实现业务增长的日本企业还可以通过三角并购解决收购交易中的财务问题。因此，三角并购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股东权益，还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着积极地影响。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第一，三角并购解禁可能会对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相比，日本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方面还显得不够完善。现行的日本外国贸易法规定，对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相关企业必须事先向财务省等相关政府部门申报并接受审查，但审查对象仅限机、军火、核能、电力、煤气等行业。许多专家认为，这样的力度并不够。
第二，三角并购解禁会给恶意收购创造机会。恶意收购通常是指收购者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炒作被收购公司的股票，来转嫁、逃避其经济责任或从中赚取高额的股票差价。由于这种收购公司多为空壳公司，本身没有实体业务和实质上的资产，所以收购后不会考虑被收购公司的长期经营管理及人才培养。更为严重的是，在漫长的收购过程中，收购者会在股票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很可能会使股票暴涨，引发股市的大幅波动。又由于三角并购的特点就是子公司可以通过母公司的股票来换取被并购企业的股票来完成收购，因此一旦发生恶意收购，其对日本国内公司或是日本股市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三、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对策
（一）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对策
为了使三角并购解禁能够顺利的进行并有效的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日本政府还提供了三角并购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简称cgt）优惠。日本经济新闻3月28日的报道指出：“对于外国企业为透过三角并购的方式并购日本企业而设立的公司，日本政府计划提供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的优惠。若外国企业通过网路或电话进行行销或广告，并与日本被并购标的间存有部分业务合作关系，则财务省将认定外国企业在当地的事业单位可同样适用递延课税制。” [4] 资本利得税也称资本收益税，它通常是指对纳税人出售或转让资本性资本而实现的收益课征的税，即通常理解下对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的征税。这种优惠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外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外国企业也主张并购制度若要成功，则递延课税势不可免，否则被并购企业的股东续以现金支付资本利得税。
（二）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防范对策
一直对三角并购解禁持否决态度的，代表诸多日本蓝筹公司的商业协会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 简称日本经团联)表示，为了防止外国大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对日本重要的优质公司进行恶意收购，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日本经团联将解禁推迟了一年。而在这期间，日本本土企业纷纷制定防御对策和计划（如回购股票，摊薄股权等措施）以保护自己免遭收购。据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nstitutionalshareholde
rservices估计，从2005年3月开始，已有200多家公司采取了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截止到新法实施前，可能还会有300家公司采取这一措施。[5]
参考文献
[2]andrew morse.法律调整或将激活日本并购市场[j].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3]刘浩远.日本5月1日解禁“三角并购”成为经济新利好[j].中华工商时报.2007.5.8.
广州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08Q13)
作者简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等.2007.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陈秀山，张可云.2003.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385.387
丹尼尔.w.布罗姆利.200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4.25.35.
龚唯平，韦前2005.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3).
梁庆寅，陈广汉.2007 200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3).
陆铭.陈钊.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聚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5～66.
皮建才.2008.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3).
青木昌彦2004.比较制度分析IM].上海远东出版社：206.208.
徐现祥等2005.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12).
中新网10月12日电 据潮州市侨联消息，广东省潮州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结果揭晓，潮州市侨联主席杨锡铭选送的论文《以侨为“桥”汇侨力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获二等奖。
当前，随着推进珠三角改革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完善，潮州作为著名侨乡，如何应对机遇和挑战，把侨乡优势转化发展的优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杨锡铭在《以侨为“桥”汇侨力 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一文中，论述在当前新形势下，潮州如何汇聚侨力、借助侨力，把侨乡优势的潜力发掘出来，推动跨越式发展。
文章指出，潮州必须通过各种方法，特别是文化和经济的手段，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侨务工作，进一步密切与当地潮人的联系，从而促进潮州市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往来，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侨为“桥”汇侨力 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一文适应时势，就区域的侨务工作进行深入的探讨，论述精确，反响良好，对作好新时期侨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影响与对策浅谈
一、日本三角并购解禁的原因分析
所谓三角并购，通常是指某外国收购企业首先在东道国设立、组建一家全资子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全资子公司以母公司股票置换的方式并购东道国的目标企业，最终成为被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在其交易过程中涉及到三方，故被称之为三角并购。此前，日本外资收购法并不允许外国企业直接收购日本国内企业，然而，自1997年5月1日起，经过日本政府的长期努力终于解除了旨在防止外国企业通过“三角并购”的形式对日本企业实施并购的禁令。解禁的因：相关数据表明，在日本只有11%的收购是来自外资公司并购本土公司的，而这一比例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是最低的。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策略师Kathy Matsui在近期的一份并购报告中也指出：“现今应当加强日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加快促进日本国内行业的整合，使建筑、化工、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提高公司的定价能力，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长久以来，欧美经济界尤其是那些希望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来实现支付收购的公司，一直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三角并购实施解禁。因为这样一来：外国公司可以免于使用大量的现金，被节省下来的现金既可以用来研发工作，又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收购公司可以避免企业由于收购资金不足而向其他机构贷款所支付的高额利息；通过股票支付收购的方式还可以使那些股价与权益比高的外国公司从自己较高的股票价格上获益。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影响
（一）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第二，三角并购可以使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更加顺利的进入日本，并将为那些希望被收购的日本公司提供新的工具。那些希望通过并购来实现业务增长的日本企业还可以通过三角并购解决收购交易中的财务问题。因此，三角并购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股东权益，还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着积极地影响。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第一，三角并购解禁可能会对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相比，日本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方面还显得不够完善。现行的日本外国贸易法规定，对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相关企业必须事先向财务省等相关政府部门申报并接受审查，但审查对象仅限机、军火、核能、电力、煤气等行业。许多专家认为，这样的力度并不够。
第二，三角并购解禁会给恶意收购创造机会。恶意收购通常是指收购者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炒作被收购公司的股票，来转嫁、逃避其经济责任或从中赚取高额的股票差价。由于这种收购公司多为空壳公司，本身没有实体业务和实质上的资产，所以收购后不会考虑被收购公司的长期经营管理及人才培养。更为严重的是，在漫长的收购过程中，收购者会在股票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很可能会使股票暴涨，引发股市的大幅波动。又由于三角并购的特点就是子公司可以通过母公司的股票来换取被并购企业的股票来完成收购，因此一旦发生恶意收购，其对日本国内公司或是日本股市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三、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对策
（一）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对策
为了使三角并购解禁能够顺利的进行并有效的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日本政府还提供了三角并购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简称CGT）优惠。日本经济新闻3月28日的报道指出：“对于外国企业为透过三角并购的方式并购日本企业而设立的公司，日本政府计划提供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的优惠。若外国企业通过网路或电话进行行销或广告，并与日本被并购标的间存有部分业务合作关系，则财务省将认定外国企业在当地的事业单位可同样适用递延课税制。” 资本利得税也称资本收益税，它通常是指对纳税人出售或转让资本性资本而实现的收益课征的税，即通常理解下对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的征税。这种优惠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外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外国企业也主张并购制度若要成功，则递延课税势不可免，否则被并购企业的股东续以现金支付资本利得税。
（二）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防范对策
一直对三角并购解禁持否决态度的，代表诸多日本蓝筹公司的商业协会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 简称日本经团联)表示，为了防止外国大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对日本重要的优质公司进行恶意收购，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日本经团联将解禁推迟了一年。而在这期间，日本本土企业纷纷制定防御对策和计划（如回购股票，摊薄股权等措施）以保护自己免遭收购。据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nstitutionalShareholde
RServices估计，从2005年3月开始，已有200多家公司采取了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截止到新法实施前，可能还会有300家公司采取这一措施。
参考文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2013年12月7日，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2013昕年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形势与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研究员当选为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张为付教授分析了东亚一体化的纠结，即政治对抗与经济合作并存，他认为中美合作将决定东亚合作的进程。江南大学商学院武戈教授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碳排放分为直接效应、自溢效应、自给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认为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从而提出对长三角服务业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睿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关税减让情景下中国加入TPP后的关税减让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他认为关税减让虽然降低了政府收入，冲击了农业部门，但对整个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帮助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繁华教授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问题、碳关税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冰分析了我国FTA建设现状，并与TPP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FTA存在着开放度不够、谈判议题不够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设欠缺等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崔鹏歌通过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业FDI依存度、服务业整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提出对江苏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林乐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庆萍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加强与这三个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合作。
为鼓励博士生和硕士生积极参与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本届年会设研究生论文奖。会议共收到论文52篇，大会邀请知名专家对其中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进行了评审，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9名。学会领导在大会上向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在会员大会上，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汇报了本届理事会的工作和财务报告，会员们对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向第七届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表示敬意和感谢。随后，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自1980年9月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33个年头，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体会员的不懈努力下，每年正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学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江苏省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交流思想，进行科研合作的重要平台。
关键词:港口群物流系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U69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lots of literatures，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synthesizes research subjects an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ports group system in and out of country.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 conceptions of ports group system、port alliance theory、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orts group logistics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system dynamics、synergetic theory and etc.
Key words: ports group logistics system; research subjects; techniques and methods
1港口群物流系统的研究内容
1.1港口群物流系统的概念
孔宪雷、许长新(2004)[1]认为港口地域组合形成港口群。在同一港口地域组合中的所有港口称港口群体，港口组合区内所拥有的港口数量、各自的规模、类型、功能和地位及它们之问的相互关系等特点，便构成了港口组合结构。
徐葭(2007)[2]认为港口群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在航运发展过程中，位于一定的经济地理区域内的港口，因共同腹地、共同利益而联系，从而结合为一个港口群。有三种情况可以形成港口群:(1)一个港口内的不同港区;(2)同一省区内的不同港口;(3)同一地区内的不同港口。
国内外也有关于“组合港”的研究。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于1997年于上海浦东成立，对组合港研究较多的有席燕(2007)[3]、王诺(2007)[4]等。
1.2港口联盟理论
1.2.1港口联盟必要性证明
陈剑(2007)[5]利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从港口物流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高频率性出发，说明了在港口物流的三种交易模式，即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联盟模式中，联盟模式是最合理的选择。韩臻聪(2003)[6]阐述了发展物流联盟的意义:(1)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2)有利于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扩大市场份额。(3)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力。封学军(2003)[7]伯特兰德(Bertrand)寡占模型，计算出，两个港口所得到的收益，u*>u1*>u2*，p*>p1*>p2*(u*为联盟时的收益，u1*，u2*为自由竞争时的收益，p为物流价格)。
1.2.2联盟类别
封学军，王臻聪(2007)[6-7]等指出港口物流联盟有横向联盟、纵向联盟两种类型。
纵向联盟:纵向联盟即物流服务供应商应与客户企业建立长期的一体化合作关系。港口纵向联盟包括:港货联盟、港航联盟、港港联盟、园区联盟。横向联盟主要表现为港口之间的联盟。顾亚竹(2008)[8]又提出混合模式和合作研究与开发物流模式。
1.3港口群物流系统的战略协调发展
单小麟(2005)[9]在《L港口现代物流战略规划研究》一文中指出世界港口物流发展趋势为“大物流”、“一体化”、“职能港”、“虚拟链”趋势。
解忠涛(2006)[10]阐述了港口物流规划的内容、特点及原理等内容。刘述茗(2005)[11]对辽宁省沿海港口布局与功能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阐述。
1.4港口群与腹地研究
巴顿(Patton)(1958)[12]和摩根(1957)[13]等人的研究都表明腹地在港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麦尔(Mayer)(1957)[14]率先探讨了港口之间的陆向腹地竞争。而后，威根德和E.H.德雷(Drainer)1978年对港口之间的海向腹地竞争以及水-港-陆综合费用优势进行了分析探讨[15]。
麦尔起初只是局限于港口的陆向腹地竞争的探讨，稍后逐渐深入到海向腹地竞争，以及对水—港—陆综合费用优势的综合分析[16]。A.J. 萨金特(Sargent)探讨了海港与腹地的相互关系[17]。E.J.尤尔曼(Ullman)在其博士论文《机动性:工业海港与贸易中心》中讨论了海港与工业贸易中心形成之间的关系[18]。海乌斯(Hayuth)(1988)[19]，斯莱克(Slack)(1990)[20]等人的研究表明:一些港口由于解除了政府管制，加强与铁路的协作从而强化了原有的区位优势，腹地得到扩展;另一些港口却失去了原有的腹地。
徐葭(2007)[21]通过定性、定量两种分析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地区港口一腹地经济的发展现状，挖掘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模型的使用以及数据的采集、分析，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长三角地区港口群整合与腹地经济之间的关系。
2港口群物流系统的研究技术、方法和手段
港口群物流系统建模的方法有形式化建模技术、非形式化建模技、Petri Net物流系统模型、系统动力学建模技术及Agent与Multi-Agent模型应用等5种方法，这里总结了几种常用方法。
2.1运用系统动力学(SD)对港口群物流系统的研究
2.1.1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港口群物流系统协调发展
方然(2000)[22]建立的港口群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港口群系统内各港口功能互动机理，对港口吞吐量规模进行了预测。真虹等[23]描述了航运可持续发展的因果逻辑关系，在确定以航运供给量、航运短缺量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决策作用点的基础上，构造了航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模型。张悦(2007)[24]利用系统动力学来研究港口群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建立系统动力学可持续发展模型，将其应用于浙江省的港口群中。
2.1.2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港城关系
封学军(2007)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主体，结合投入产出表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港口与区域经济系统互动模型，并应用此模型对港口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杨勇(2006)[25]研究并确立港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港口—区域经济”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于分析江苏省港口对江苏省经济的影响。
刘洪义[26]的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动态港口经济影响模型的基础研究，文中集中分析了港口经济在城市经济系统的社会影响及所占比例。
2.2用聚类分析理论研究港口群规划与分工
吴芳(2008)[27]:采集实证分析数据，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利用SPSS软件处理聚类分析，来研究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物流业如何分工与协作。
顾晓丽(2007)[28]用综合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应用港口与区域经济理论，对江苏沿江沿海港口功能进行合理分工和定位，最终得出合理的促使港口与区域经济合理发展的港口体系布局。
2.3用协同论研究港口群物流系统的协调发展
杨承新(2008)[29]依据港口物流系统的协同学特征，从质态、量态、空间、时间及总体方面探讨了港口物流系统协同机制，认为港口物流系统协同的核心，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环节、某一子系统的协同，而是港口物流全过程的协同，并结合我国沿海港口物流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3研究展望
对于港口群物流系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港口群物流系统协调发展、港口群与腹地的关系、港口群发展规划等的研究，主要用到的方法是系统科学中的系统动力学、聚类分析理论、协同论等。
研究的不足:一些文献较牵强地将一些建模的方法用于对港口群物流系统的建模，但模型的结果对于港口群的建设起到的实际作用偏少。
研究的前景: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方法，使其对港口群物流系统的研究能起到更贴切直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孔宪雷，许长新. 港口群系统的竞争合作与演变发展[J]. 水运工程，2004(10):28-31.
[2] 徐葭. 长三角港口群的资源整合及其对腹地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D]. 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07.
[3] 席燕. 组合港发展战略及其在江苏沿江港口应用研究[D]. 南京: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7.
[4] 王诺，刘晓东，谢春晓. 组合港形式研究[J]. 水运工程，2007(8):28-32.
[5] 陈剑.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港口物流联盟模式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1):108-112.
[6] 韩臻聪. 论企业物流战略联盟的建立[J]. 现代管理科学，2003(9):22-23，39.
[7] 封学军. 从博弈论看港口物流联盟的必要性[J]. 水运管理，2003(4):4-6.
[8] 顾亚竹. 港口物流园区联盟问题探讨[J]. 物流科技，2008(8):1-2.
[9] 单小麟. L港口现代物流战略规划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5.
[10] 解忠涛. 港口现代物流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6.
[11] 刘述茗. 辽宁省港口布局与功能整合[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5.
[12]Patton D. J. General cargo hinterland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Baltimore and New Orleans[Z]. Annals of the AAG， 1958.
[13]Morgan FW. Port sand harbors[M]. London: Hutchison Press， 1958.
[14]Mayer， H.M.. The Port of Chicago and the St. Lawrence Seaway[C] //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7.
[15]Morgan. F. W. Port and Harbors[M]. London: Hate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78.
[16]Weigend G. Some elements in the study of port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view， 1958(48):185-200.
[17]Sargent. A. J. Sea port and hinterlands[J]. London: A adam and Charrles Black， 1938(7):51-60.
[18]Ullman， E. L.. Mobile: Industrial Sea port and Trade Cander[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42.
[19]Hayuth. Y. Inter modality: concept and practice[M]. 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87.
[20]Slack B. Inter modal transporta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land load centers[J]. Professional Geographier， 1990，42(1):72-83.
[21] 徐葭. 长三角港口群的资源整合及其对腹地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D]. 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07.
[22] 方然. 港口群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J]. 水运管理，2000(2):6-8.
[23] 真虹，洪然. 基于系统动力学机制的航运可持续发展研究[J]. 中国航海，2001(1):5-9.
[24] 张悦. 港口物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D]. 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07.
[25] 杨勇. 港口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动力模型研究[D]. 南京:河海大学，2006.
[26] 刘洪义.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动态港口经济影响模型的基础研究[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4.
[27] 吴芳. 长江三角洲港口群物流产业分工与协作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2008.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
二、近代机器缫丝厂兴起的助力
明代，广东、福建和三吴已成为中国三大丝织业中心11，到清朝达到鼎盛。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可谓达到一流水平，史称“广纱甲天下”，特别是“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12。加上当时丝货可以在广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资丝织业生产了。正统七年（1442），南海县商人聂天根，把经商积累的部分商业资本投向丝织业，其家谱记载：
四世祖根……流贾于 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13。
康熙年间（1662~1722），顺德县商人梁俊伟到佛山创立机房，从事丝织业生产，史称：
梁俊伟，字桂轩，顺德水藤乡人。康熙间佛山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14。
清代后期，商人投资丝织业者更多，而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生产技术日益提高。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突出的例子。
陈启沅（1834~1903），原名如郎 ，字芷馨，号启沅，南海县简村堡简村乡人。启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个兄弟早夭，仅有三人长成。老二启枢、老三启标，最少者老七启沅，家景贫困。约咸丰元年（1851），启枢得其岳父麦宪培资助，到越南谋生，先在麦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经营，三年间略有积蓄，于咸丰四年（1854），回乡带启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两兄弟合力经营，先是开办怡昌荫号商店，经销丝绸杂货，后又承办堤岸怡丰饷当（即当铺，时堤岸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饷承的），“约十余年，兄弟俩已成为当地巨商了”。在此期间，启沅为拓展商务，“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法，并决心回家乡兴办机器缫丝厂，以振兴家乡的缫丝生产。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启枢的赞赏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启沅先期离开越南回到南海，在简村乡创设机器缫丝厂，名曰继昌隆。
同治十二年（1873）春，继昌隆缫丝厂筹建启动。“动用资金白银七千多两，全由陈启枢由安南先后汇返，因此继昌隆的股金，悉为他兄弟二人投资，从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两资金中，用于流动开支如收茧、工资、杂支等约三千两，建厂设备等约四千两”。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产15。全厂初招职工300多人，最多时达到600-700人。该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该厂办至1928年才告结束。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 十三年（1887），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6，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18，远远超过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厂所需要的大量蚕茧，直接促进桑基鱼塘生产的发展。
三、桑基鱼塘经济效益高的推力
从中国传统农业的农（粮）、林、牧、副、渔的生产结构来看，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毕竟是属副、渔的范畴，原本并不比农（粮食）重要。但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粮食也成为商品卷入了市场的情况下，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比种水稻提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气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优越自然条件，种桑一年可采叶8-9次，为“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19提供充足的饲料，使年产蚕丝量很高，其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种水稻的价值。有人按当时“四水六基”的比例来估算，一亩地可产桑叶4000斤，养蚕得蚕沙（40%）1600斤，蚕茧（6%）240斤；蚕沙养鱼可增产鱼（12.5%）200斤。而100斤鲜蚕茧可缫生丝10斤，6亩桑养蚕所得蚕纱，可供塘鱼4亩，增产鱼1200斤（每亩平收产量300斤）20。这样高产量的丝鱼业，其价值当然超过水稻。史称：
“将洼地挖深、坭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养蚕，蚕矢（属）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21；“[顺德]东马宁一带，咸同后，田多变基塘，获利较丰。”22
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有人估计过，当时一亩基水地养蚕养鱼的价值约相当于3亩水稻的价值。所以南海九江乡也有“九江估产，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23的民谚。据统计，1914至1918年，广东生丝出口突破5万担，价值达1亿元以上24。这种“十倍于稼”高效益的丝鱼业必然推动农民去从事桑基鱼塘生产。
四、人多地少的压力
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家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为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25。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26的感叹。在这种粮食卷入市场的情况下，死守以种水稻为生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另觅出路。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桑养鱼，以取得高的经济效益。于是桑基鱼塘得以发展。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压力的作用下日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县、南海县的种桑养蚕和基塘养鱼已占农业生产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县的九江乡、道光年间（1821-1850），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27；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8。至于养鱼的面积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县有鱼塘323亩，到万历九年（1581），增至48326亩；顺德县有40084亩；番禺县有10702亩；新会县有6558亩；三水县有10250亩；香山县有711亩；宝安县有2698亩；东莞县有32659亩29。其中，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的一半；番禺、宝安两县的鱼塘面积接近今天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的鱼塘面积。这就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等三县外，其他各县的鱼塘面积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可见养鱼业之发达。
注 释：
①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杨晓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均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②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
③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④《明史》卷75，《职官四》。
⑤《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⑥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
⑦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⑧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
⑨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32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⑩《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第41-42页，1976年。
11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第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12 张嗣衍等：《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
13《聂氏家谱》。
14 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
15 以上引文均见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列传八·陈启沅》；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气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16 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
17 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
18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0 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
21 区为梁：《光绪高明县志》卷2，《地理·物产》。
22 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
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
24考活（C· W·Howard）：《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 第8、28页，1925年。
2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
27 朱次琦：《光绪九江儒林乡志》。
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
杨再高自言是从贵州的大山走出来的，“家就住在半山腰，干什么事都要爬山。那时吃不饱穿不暖，以前反而觉得没什么，今天想起还是不容易。”
深居大山里的杨再高总想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从高中开始努力学习，几乎把所有时间都集中在学习上，“勉强考上贵州师范大学”。
上了大学，杨再高遇到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同辈，在这样的氛围下“思路慢慢打开”。贵州曾一度容纳了不少的教育人才，当时他所在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就已经有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任教。
认识越多，越发现自己认识得少，杨再高萌生考研究生的念头，却因英语科目不过关而落榜。考研落榜的杨再高当了几年老师后决意再次尝试，这一次他来到了广州。
“从贵州站了3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觉得这座城市比较开放，内外流通的信息也比较顺畅。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整个商业经济氛围还是好的。我们虽然不会讲白话，还是会觉得广州是一个有亲切感的地方，反而现在我回到老家都不适应了。”
作为学者的杨再高，自言在工作中获得很多喜悦：“虽然生活清苦，但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要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写报告。当你完成一项任务时 ，一种欣慰的心情油然而生，是心中自发的快乐。”
专注中心城市与区域合作研究
聊到专业领域，杨再高跟南风窗记者分享他和他的团队的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成果。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与区域合作发展。2002年，杨再高团队开始研究“广佛都市圈”，这是广佛地区最早的有关广州和佛山合作的课题。课题提出的原因是为了强化广州都市圈的功能，提升广州周边城市的影响力。
2004年，关于广佛合作的专家演讲会第一次在佛山召开。作为广佛合作研究队伍的一员，杨再高与团队共同完成广佛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最后得到广州和佛山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推进了广佛合作协议的签订。
2008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出台，广佛同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政府明确要求以广佛同城携领珠三角地区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市群。杨再高顺应政策要求，承担了广佛同城化的课题，课题在2009年面世。之后他还参与了广佛产业合作的整个过程。不仅如此，此前很多被刊登在报纸上与广佛同城化有关的论文，其中很多都有他的笔墨。这些论文和报告同样引起了相当多的重视。
自从2003年泛珠三角概念被提出，广州在泛珠三角地区内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此后杨再高也发表了与此相关的论文，并于2004年参与了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演讲稿的起草和研究。
2008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出台，杨再高所在的广州市社科院负责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的起草、政策建议的研究，还有相关的评估工作。在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开展对一些发展规划的研究，比如新一轮的广佛同城化、广佛的产业合作、广清（清远）一体化，还有广佛肇（肇庆）产业合作园区。
除了在区域合作发展领域中用力，杨再高在广州中心城市发展层面也做了各项研究，比如关于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和指标体系、国际上一些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对于广州建设中心城市的对策和思路等等。
“从研究开始，我们提出建议和意见，最终得到政府的采纳，政府相关规划的编制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到最后的实施，我们都参与了整个过程。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们希望研究建议和发展方向能得到政府的采纳认可，最终可推进并且实施。”杨再高对记者这样说。
国际航运中心提升服务是挑战
谈到最近的一些研究项目，杨再高提到了国际航运中心的研究。 “最近广州市高度重视，专门提到了航运中心的研究课题。我们通过招标承担了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实施路径的研究，正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大概10月底就要把研究成果上交。航运中心发展是重点，所以我们现在的广州研究工作也围绕它展开。”
市政府关于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的，意味广州着要把国际航运中心作为研究重点。
杨再高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航运中心是广州发展的一个重点。之所以作为重点，因为广州是一个千年不衰的港口城市。港口是广州发展的一个优势，广州正是依靠港口和航运实现了长期的繁荣，也是因为港口和相关航运的发展才有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不断优化提升。对于广州未来发展来说，航运中心的建设是广州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广州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抓手。
不过，广州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也有亟须提高的地方。杨再高指出，就在前不久，“新华-波罗的海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了2015年港口城市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指数比较。参与比较的港口城市有46个，广州的排位大概是第28位。“其实单从港口条件或者港口的综合环境来看，广州的排名是可以达到前15名 甚至前10名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加强，广州的航运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不过航运服务始终是广州一块很大的短板，广州的航运服务发展比较落后，尤其是航运金融，刚刚起步，还未达到成熟。”
在三年行动计划中，广州市政府不独着眼于港口建设，其雄心在于构筑海陆空“三位一体”。广州在未来3年将加强海港、空港联动发展研究，发挥“海港”和“空港”枢纽双引擎叠加优势。杨再高认为，如果把空港考虑进来，广州在国际航运中心的排名就会更加靠前，因为广州空港现在也说得上亚洲第一强。然而在空港这一块中最薄弱的仍然还是服务，航空服务包括机场的管理、硬件设施、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和服务精准性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广州的港口条件优越，现在空港的发展也开始成为广州的依托。政府也意识到要把优良港口的优势发挥和利用好，以推进城市功能和城市环境的改善，便有了围绕珠江提出经济带、创新带和景观带的建设。杨再高也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三带的推进使广州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发展动力，促进广州可持续发展，使整个城市更适合居住、更加有活力迎接未来的挑战。
南沙是未来动力
在南沙开发区发展方面，杨再高团队也做了些比较有亮点的研究工作，在十二五期间提出智慧城市。从2003年以来，杨再高就一直跟踪参与南沙相关的规划和研究、政策建议和编制，推动南沙经济区的建设。在2011年他提交了把南沙建立成自贸区的建议，也提出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系统地参与了南沙发展的研究工作。
被问到对南沙发展的看法时，杨再高认为南沙可能由于自身交通和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所以刚开始时发展缓慢。但它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区位非常优越，周边产业也非常发达。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发展缓慢，反而把地和环境保住了，到今天又迎来了发展机遇。而且现在还在规划建设的南沙自贸区，随着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将会是未来珠三角甚至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增长点。
一、长江三角洲的范围
传统意义上对长江三角洲范围的界定是指以上海市为中心的大都市经济圈，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即“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即浙东北地区），共计15个城市。考虑到行政区划对经济圈划分的影响以及近年来苏北地区和浙江西南部地区与传统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经济联系的加强，这里取大长江三角洲的概念，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
二、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域，不仅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和龙头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经济总量大，约占全国的1/5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力量和国家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各种经济要素和生产力布局正在逐步向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集聚。从经济地位的变化来看，长江三角洲以只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约21.1万平方公里）和占全国10.9%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2%的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这一比重比1990年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从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种区域极化的趋势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具有支柱性的作用，该地区的发展对于全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增长速度快，对全国的带动作用突出
长江三角洲既是我国社会经济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核心地带，又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来看，浙江、江苏和上海市分别居全国第三位、第四位和第十九位，除上海外均超过全国同期10.09%的年均增长速度。图1
1996～2001年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图中X轴为人均GDP，Y轴为GDP增长率，两组值是原数据的对数值，两坐标分别是该组数据的平均值，表示全国的平均水平。图2相同）。
图2
1991～1995年人均GDP和GDP增长率
如图1和图2所示，1990年代以来，三省市的人均GDP水平和GDP增长率均处于全国前列，特别是1996年以来，该地区呈现出整体快速发展的势头，三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均连续达到年均10%以上，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均处于全国前6位。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处于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两条经济发展带的交汇点，其对全国的带动作用正在通过这两大经济带产生集聚与扩散效应，使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腹地扩展到全国更大范围。同时，沿海和沿江两大经济发展带具有动态比较利益高和潜在市场容量大的优势，使长江三角洲能够与两大经济发展带共同实现资源禀赋、产业调整、资金融通、技术援助、信息服务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本区的产业结构层次和经济综合实力。
(三)区位条件好，是我国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扼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江濒海，海陆兼备，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于一体，优良港址众多，上海港、宁波港和南京港与乍浦港、舟山港、镇江港、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中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2000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万箱，位居世界第六位，其吞吐量已占全国沿海港口总量的近1/4；宁波港也是国内少有的能接卸30万吨级超大型巨轮的港口，货物吞吐量接近亿吨。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得该地区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重要枢纽和前沿阵地，也决定了该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将率先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三、长江三角洲整合的基础条件
(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型区域交通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对于区域经济交流和整合具有基础性影响。目前，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铁路、机场、港口、公路、水路、邮电、通讯、电力等互联成网，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便捷，消除了多年来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截止2001年底，该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375公里，内河航道里程达到36342公里，公路里程达到108949公里，高速公路达到2271公里，其中公路网密度达到52公里/百平方公里，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级公路占公路里程的比重高达87.4%。长江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化与一体化为区域经济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互补性区域经济结构
长江三角洲工业发展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都比较发达。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其化纤、纺织、机械、电子、钢铁、有色冶金等工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地位，钢产量占全国1/2，钢材产量占1/4，化纤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5，拥有宝钢、大众汽车、跃进汽车、熊猫电子、扬子石化、金山石化、镇海炼化等一批优势企业。第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第三，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到199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44.2%，比1990年提高了22.9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只提高6.7个百分点。分省区看，上海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1999年为78.1%；而江苏和浙江则比较低，分别为35.3%和31.3%。
(三)雄厚的科教资源和均质化区域发展水平
长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国众多的科技与教育力量，拥有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综合科研与教育水平代表着全国一流水准。特别是上海、南京、杭州，汇集了许多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全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从总量指标来看，目前该地区人口占全国10.9%，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和各类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4.3%、5.4%、5.2%和3.1%。该地区科研开发机构的科技人才数约为全国的1／7，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接近全国的1／6，高、中级技术人员约为全国的1／5，被SCI、ISIP、EI收录的论文约为全国的1／4，技术市场成交额约为全国的1／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约为全国的1／5，约70～80％的大中型企业的主要技术装备得到更新，企业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地区经济整合方式及其程度，与其经济均质化程度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该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同处于全国前列，三省市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各地区相对较小的经济差异，为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四)明显的体制优势和兼容性区域制度环境
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稍晚于珠江三角洲，但是在开发开放浦东的有力推动下，体制转轨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国企改革深化、乡镇企业转型和私营个体企业地位的确立，长江三角洲形成了“多轮驱动，齐头并进”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资”工业已经成为支撑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并与国有工业和乡镇工业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同时，该地区已建立了一批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金融、技术、商品等要素市场，形成了一批年成交额超过百亿元的商品市场。据统计，在全国十大生产资料市场中，长江三角洲就拥有6个，其中包括华东不锈钢中心批发市场、上海宝山钢材交易市场、宁波开发区生产资料综合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原料市场等。并且，长江三角洲内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交易活动十分活跃。更为重要的是，以个体和私营主为主体的商会正在这一地区兴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且更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的一股重要力量。
(五)发达的城市群落和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
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目前，在长江三角洲所属70个县或县级市中，已有40个县或县级市已经是都市外围县，已经形成从南京、镇江、扬州、苏锡常，经由上海再到杭嘉湖绍直至宁波，以上海为核心、包括12个都市区的都市绵延区（或称城市带），总人口已达5500多万，其中按户籍统计的非农人口2500万，考虑到大量的隐性非农人口，实际非农人口可能超过3500万。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宁波等为次级中心，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在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里，长江三角洲地区占了10个；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占有一半，本区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
(六)共同的认识和良好的区域协调机制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源远流长，1982年公布的“六五”计划曾正式明确“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并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目前，上海在国内经济协作中控股、参股、联营的项目，有1/3与长江三角洲合作的，有60%的市外投资投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时，长江三角洲各城市来沪兴办企业参与浦东开发，企业户数和注册资金分别占外省市来源的1/3和1/2。199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正式成立了由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协调会，从政府到企业对进一步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间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并提出了合作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四、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
人口密集、面积狭小，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正在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日益开放的对外环境又使得这一地区已有的优势面临冲击。从国内需求来说，今后一段时期，对应于小康经济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急需发展，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最具有竞争性的要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些传统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因此，长江三角洲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入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产业，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
(二)产品出口受到双重夹击
发展中地区要同时面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不同要素比较优势的双重夹击。这种夹击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口市场多集中于中国香港澳门、日本和美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东欧、南美、中东和非洲市场份额比重较小。由于出口产品的主导产业仍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内地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有力挑战。这一地区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也大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竞争力不够强。
(三)环境保护与工业化进程矛盾突出
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随着该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问题不仅仅成为高层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同时也成为平民百姓普遍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四)区域间竞争日益加剧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已经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三大经济圈之间的竞争正日趋激烈。目前，港澳台已与珠江三角洲形成优势互补、联合互动的经济格局，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现实优势。但是，近来，台商科技电子业赴大陆投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前偏重在南方的珠三角区域向长江经济带集结，这一点与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的调查十分吻合。台商最满意的大陆投资区域为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投资环境佳、投资风险低，其中苏州、姚余、萧山、杭州、奉化、扬州和嘉定7个城市更被高度推荐为适合投资的城市。因此，珠江三角洲产业竞争力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的严峻挑战。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比较优势还在于成本较珠江三角洲低，台商从成本考虑进行产业转移符合常规，并不必然导致珠三角工业产业竞争力下降，在电子制造业领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台湾省已经形成一种竞争格局。北京、天津之间的紧密合作也正在进行。三大经济圈之间的竞争将使得经济圈内环境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技术合作日益重要。
(五)区域内耗依然存在
地方保护行为和重复建设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辖区竞争中的普遍现象，长江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也应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市场分割、地方封锁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地区之间分工不明、产业结构趋同和低水平重复情况也较为严重。首先表现为主导产业趋同。沪江浙三省市今后又多以汽车、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电子通信设备等为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其次表现为基础设施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港口重复建设等问题。
五、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强沟通区内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内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赖于为区内的社会经济交流提供更加快捷和方便的条件。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初步形成了综合化、网络型的特点，并在公路网密度和快速化方面处于全国前列，但区域一体化建设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树立大区域和一体化的观念，从整体上考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布局。长江三角洲地区下一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建立沟通区内重点城市和地区联系的近捷通道，进一步消除阻碍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辐射的基础设施障碍，进一步建立快速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这对于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及沿海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区内的整体规划功能
区域一体化要求更多地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的分工和分割，应当从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这就要求在规划上实行联合编制，共同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整体框架，在城市间进行合理的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要统一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对重大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区域协调和配合，使全区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整体优势。
(三)引导和鼓励区内的产业分工、转移与调整
针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强区内协调，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通过制定一些共同的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区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为充分发挥区位和经济优势，加快区域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落，以及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各地区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各地要着力于发展特色产品，提高某些重要的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四)实现区内政府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化
针对区内各地区之间在包括服务体系、程序、方式、质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应当以区内服务标准化为目标，努力构建一个具有统一标准的规范化的服务体系，使区内的服务形成特色，达到一流。
(五)加强区内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的协调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既要从局部入手，更需要从全局进行协调。对涉及和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应当通过一个跨行政区划的组织和与之相对应的基金和机制来加以协调解决。要积极开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与生态规划工作，加强该地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集约利用有限资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体系，制定鼓励发展环保产业的相关政策，形成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的机制，实施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区域联动。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城市竞争力；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36-03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1]。国外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有彼得的城市竞争力理论，Douglas Webster的城市竞争力理论，Lain Begg的城市竞争力“迷宫”理论等。国内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比较深入，保鹏飞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弓弦箭模型”，连玉明提出“城市价值链理论模型”，宁越敏、唐礼智的城市竞争力理论等[2]。对辽宁省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各个城市所处的地位、优势和不足，以便于制定适合各个城市发展的有效策略，发展辽宁产业经济，提升辽宁战略地位[3]。
一、研究区域和研究思路
（一）研究范围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研究范围是辽宁省的14个地级市：包括省会城市沈阳，沿海城市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以及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阜新、铁岭和朝阳市。
根据科学性、主体性、综合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借鉴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依据城市发展的相关理论，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选取了经济综合实力、基础设施、人才科技水平、政府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共五大类 17项指标，收集了辽宁省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样本数据（见表1）。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它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数据之间的关系，即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求出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即权重。主成分分析法能很好地剔除待处理问题中的重复信息，并能保证综合后的变量互不相关，所以适用于城市竞争力问题的分析与评价。
基本步骤[4]：（1）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差异和数量级间的差异，使各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2）计算相关矩阵并求特征值。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并依此计算其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特征值λi（i=1，2，…，m）大小反映了各个主分量在描述被评价对象上所起的作用。（3）计算主成分和累计贡献率。当累计贡献率达85%～90%以上时，主成分一般取特征值λ1，λ2…λP所对应的第 1 项，第 2 项至第 p（p≤m）项。（4）计算主成分综合得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名，进行竞争力评价[5]（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通过用SPSS软件对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理，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值和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见表2）。
由表2可知，第1、第2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高达 91.484%，这里取累积贡献率90%以上时特征值λ1，λ2，…，λt所对应的第1、第2，…，第t（t≤p）个主成分。本研究只需选择前2个主成分，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能较充分地描述原始数据所包涵的信息。由此计算出辽宁省14个城市的竞争力得分（见表3）。
由表3可知，大连、沈阳和鞍山综合得分均大于0，排名靠前，表明其城市竞争力最强，大连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和旅游城市，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贸易口岸，海陆空交通便利，工业部门齐全，成为2011年辽宁省经济实力位居第一的城市。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振兴计划，推动了沈阳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丹东、锦州和营口市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仅次于上述三个城市，特别是营口市，位于沿海经济带，又是沈阳经济区的重要城市，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城市竞争力排名全省第四，而盘锦和葫芦岛市因其地理位置、资源和港口条件的影响，城市竞争力排名则相对靠后，表明沿海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度及港口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是强大的。沈阳经济区的本溪、抚顺依其经济较强的综合实力和邻近省会的区位优势，城市竞争力的排名居中，辽阳城市竞争力排名则相对靠后。而辽宁西北的朝阳、阜新和铁岭市总体经济实力较弱，综合得分最低，排名最后，其城市竞争力水平低。
三、辽宁省城市竞争力提升的策略
（一）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经济实力是地区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其竞争力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6]。辽宁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在产业结构发展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划，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基础。
（二）提升政府管理职能，完善基础服务设施
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提升城市竞争力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主要应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协调和创新职能上[7]。政府应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协调城市产业布局，以保证产业政策自身、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协调和完善，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8]。
（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素质人才
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推动力，同时它通过对资本、产业的作用、科技的创新来决定城市竞争力，人力资本投资与城市竞争力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9]。因此，政府应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利用教育、培训、科技开发等形式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城市科技进步，提升城市竞争力[10]。
（四）推动外贸进出口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城市的发展不应是孤立地发展，而是要有效地借助外力。政府可以以市场为导向，制定优惠政策；以各行业专家和专业人才为基础，建立谋划招商引资项目[11]。辽宁南临渤海与黄海，沿海城市众多，可利用天然地理优势引进相关项目，培育产业集群[12]，发展外贸行业，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参考文献：
[1] 倪鹏飞，卜鹏飞.城市引领中国崛起——中国城市竞争力十年（2002—2011）研究新发现[J].理论学刊，2012，（12）：48-53.
[2] 李小江.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以成都为例[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
[3] 郑阳.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辽宁省城市竞争力评价[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
[4] 林海明，张文霖.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详细的异同和SPSS 软件[J].统计研究，2005，（3）：65-69.
[5] 刘卿.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6.
[6] 郁玉兵，曹卫东.安徽省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1）：3-5.
[7] 王艳，杨静.政府在城市竞争力提升中的职能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10）：151-152.
[8] 张晓兰，张一.沿海地区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为例[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05-109.
[9] 惠能.人力资本投资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分析——以乌鲁木齐为例[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硕士论文，2012.
[10] 李光全.中国城市竞争力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解[J].开发研究，2013，（2）：6-9.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