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6 18:22: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行政立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在程序上有法可依，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遵循和符合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
我国已经通过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即是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怎样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立法模式选择：是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是分别制定单行法？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调整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内部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救济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法的有关实体原则和规则？此外，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性质如何确定，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基本法”（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均以本法为准），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普通法”（本法之前或之后制定的有关行政程序的单行法律可作为“特别法”而在效力上优于本法），是欲使之成为一部“纲要式”或“通则式”的法律（需依靠其他具体法律实施），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具有“可直接操作性”的“规则式”法律？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几年，现在是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耽误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笔者一直主张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笔者认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至少在下述方面优于分别制定单行法：其一，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统一，以避免分别立法可能导致的法律间的相互不一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公正：相同情况不同对待，或不同情况相同对待；其二，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系统化，以避免分别制定单行法必然导致的法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残缺、漏洞（在某些领域、某些事项上有法可依，在其他相关领域、相关事项上却无法可循），以及由这种法制残缺、法制漏洞引起的执法主体的滥用权力和腐败；其三，有利于立法成本的节约，以避免单独分别立法（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是重复立法，因为大量行政行为的程序是相同，或者说是应该相同的，如告知、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回避、授权、委托等）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其四，有利于国人，特别是公职人员程序法意识的提高。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不仅可为政府，为所有行政主体实施公法行为提供统一的、规范化的、标准的“操作规则”，以防止滥权和腐败，同时也将为全体国人提供一部系统的行政法治教材，全体国人可从中受到较系统、较深入的现代行政法治教育，显然，这种教育功能是个别的单行法难以企及的。
当然，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并不完全排除有关行政事项的单独专门立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只规定各种不同行政行为的共同的和一般的行政程序，对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特别程序，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单行行政程序法或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一体的行政管理法规定。
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实体规则。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大多数人对于我国应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已开始拟制法典试拟稿。但对于该法调整的范围和应包括的内容却仍存在着较大，甚至是很大的争议，其中之一即是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的有关实体规则。笔者属主张应规定实体规则之列。之所以如此主张，理由有三：其一，行政法由于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别很大，故在实体规范上很难制定或编篡成统一法典。但是行政法的有关基本原则，如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和信赖保护原则等，有关一般规则，如行政行为的效力、成立、生效、合法的条件、撤销、无效、废止的条件和法律后果等，均普遍适用于各领域的各类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其二，行政法的上述实体基本原则与程序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回避原则、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原则、不单方接触原则、职能分离原则等，是紧密联系的，行政行为的一般实体规则，如效力、生效、失效的条件、法律后果等，与行政行为的开始、进行、终止等程序规则是紧密联系的，将此二者规定在一起显然有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统一规范。如将二者分割，将那些具有实体性的基本原则、规则分散规定于各种不同的单行法中，其对行政行为规范的效果肯定要差很多；其三，现代行政程序立法，在程序法典中规定有关实体规则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均在行政程序法典中规定了相关的实体问题。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调整内部行政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即外部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故行政程序法只调整、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不调整、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但是，我们考察国外、境外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要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调整和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同样也有规定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内容的。笔者主张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应适当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理由如下：其一，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间接影响其权益，有时甚至影响甚巨，如授权、委托、、公务协助等。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应与外部行政行为一道规范；其二，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对公务员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益影响甚巨，如行政处分，包括对其人身权、财产权进行一定限制，以及开除公职等，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典应规定最低限度的程序制约，如要求遵守正当程序原则等；其三，内外行政程序有时很难区分，如审批许可程序，在同一个行政行为中，可能内外程序交织，行政程序法对之规范，自然应统一规范，而不应（实际也不可能）对二者加以区分，只规定纯外部程序而不规定内部程序。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内外行政行为还是可以区分和应该区分的，行政程序法主要应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则主要应由专门的内部行政法律文件规范。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范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对于行政立法行为，我国现已有立法法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其程序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而对于行政机关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类行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行政立法行为），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范。对此，行政程序法典应如何处理，立法者可以有四种选择：其一，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任何抽象行政行为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则另制定专门单行程序法规范；其二，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行政立法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但对现在仍无程序法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则设专节予以规定；其三，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可继续适用的，在法典里予以重新规定；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宜继续适用的或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
定而应该规定的程序；法典对之作出新的规定，今后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一律以法典为准；其四，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政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但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可继续适用，行政立法即遵守统一程序法典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程序的一般原则，又遵守立法法和两个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具体程序规则，至于对现行法律法规尚未规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法典则应予以具体规定。笔者建议立法者做第四种选择，此既有利于保障法制统一，又不致使行政程序法典过于庞大，还有利于保障现行法制的一定的稳定性。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调整特殊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典通常以一般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为调整对象，对于某些特殊行政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是否可纳入和应纳入其调整范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政合同具有双方性，而一般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而一般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对二者很难确立完全统一的程序规则。对此，有人主张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特殊行政行为单独立法，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里对之不作规定。但是国外、境外的一些行政程序法典有专章规定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的趋势。之所以在统一程序法典里规定，是因为这些行政行为在现代社会，在民主化、市场化的条件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设专章规定，是因为这些行政行为确实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很多问题难于对之作统一规范。笔者主张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应设专章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作出规定。单独立法可能难于在短时间内提上立法日程，而对这两种行为的规范却具有迫切性。在行政程序法调整的各种行政行为中，除了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对于一般行政行为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外，各种一般行政行为相互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程序法典对这些一般行政行为，自然只是，或主要是规定其具有共性的程序，对于某些具有较大特殊性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只能留待各相应单行程序法或实体、程序一体的行政管理法（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去规范。因此，行政程序法并不完全取代各行政程序单行法，对于某些具有较大特殊性，或需要很多具体程序规则规范的行政行为领域，个别单行行政程序法仍有存在的必要。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范大量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所实施的公法行为。在现代社会，除行政机关实施公法行为以外，大量的非行政机关组织也实施各种公法行为。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对村民、居民实施的有关管理；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成员实施的纪律制裁行为；公立学校对学生实施的纪律处分行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等等。这些公法行为要不要受行政程序法拘束，行政程序法典要不要对这些公法行为进行调整，学界和实务界对之均有不同意见。对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现行法律是将之作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待的，人们一般认为应适用与行政机关适用的同样的行政程序。至于对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或私法组织实施的公法行为（如供应水、电、气的企业决定对部分消费者停止供水、供电、供气的行为），很多人则认为不应适应行政程序法，这些组织的行为不应受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拘束，而只应受相应组织的内部章程、规则（如村规民约、协会章程、学校及公用事业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等）规范。这种意见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的理念和人权保障的要求。根据现代法治的理念和人权保障的要求，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无论是社会公权力组织还是私法组织）实施公法行为，虽然不完全受行政程序法的拘束和不必完全遵循行政程序法的规则，但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如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实行回避制度）；对组织成员做出不利行为要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做出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要为之提供听证的机会，并事后给相对人提供救济途径等。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限度的正当程序，行政程序法典应作出规定，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在实施公法行为时应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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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程序性裁量在行政程序中的存在及其效应一般来讲，一个完整的程序都要经历启动程序、选择适用程序、选择行为手段、作出决定、送达等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中，法律、行政法规赋予行政主体不同的职权。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和考察对象，去探讨论证程序性裁量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效应。
【关键词】程序性裁量 在行政程序中的存在及其效应 一个完整的程序都要经历启动程序 选择适用程序 选择行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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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程序性裁量在行政程序中的存在及其效应一般来讲，一个完整的程序都要经历启动程序、选择适用程序、选择行为手段、作出决定、送达等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中，法律、行政法规赋予行政主体不同的职权。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和考察对象，去探讨论证程序性裁量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效应。（一）是否启动程序的裁量行政执法程序的启动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相对人申请启动。依职权启动程序主要存在于损益性行政行为（也称负担性行政行为）当中，如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等。依申请启动程序主要存在于授益行政行为中，如行政许可等。在此，我们仅以行政处罚程序的启动为考察对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工商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当事人的申诉、控告等途径发现、查处违法行为。第十三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应当立案；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启动程序，法律、法规、规章都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处罚程序的启动，通常要建立在对案件线索判断的基础上，如日常检查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有违法的嫌疑，当事人的举报是否切实可靠等等。在此，行政执法人员拥有裁量空间。（二）选择适用程序的裁量我们讨论的程序选择主要是针对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选择适用。在工商行政处罚领域，法律、行政法规从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除此之外的则适用普通程序。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符合的条件是：1.违法事实确凿；2.有法定依据；3.对公民处以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任何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都必须经历以下几个环节：启动程序现场检查（初步调查）选择适用程序（是否需要立案调查）调查取证作出处罚决定。通过这个流程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工商执法人员在选择适用程序前，先要判断“违法事实是否确凿、情节是否简单”。由于案件还没有经过调查取证环节，因此对案件情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其次，程序的选择先于行政处罚决定做出，案件是否最终会对公民处以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的，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只能依赖执法人员的经验判断。滥用该程序性裁量将导致作出的处罚决定与其适用的程序相矛盾。笔者在调研中翻阅了大量的案卷，发现滥用该程序性裁量的情况在执法中普遍存在。在笔者搜集到的当场处罚决定书中，有些处罚决定远远超出了法律、法规的范围，最多的一例罚款额达三万元。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普通程序设计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国家行政权力的非法侵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前，不仅要有事实依据和法定依据，还应当给予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为此，立法专门规定了听证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制度等等。程序性裁量的滥用直接剥夺了当事人的相关程序性权利。（三）选择行为手段、方式的裁量对行为手段、方式的选择，是行政执法中最典型的程序性裁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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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性化执法的内涵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其人格，切实维护其权利，给予其人文关怀，促使其自觉配合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从而实现公正执法与执法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人性化执法的内涵是指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其人格 切实维护其权利 给予其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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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人性化执法的内涵与意义人性化执法的内涵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其人格，切实维护其权利，给予其人文关怀，促使其自觉配合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从而实现公正执法与执法效果的统一。正确推进人性化执法工作，对法制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人性化执法有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制社会的前提是有效地实施法律，推行人性化执法的最终目的正是要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文明和城市管理意识，对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能自觉认同和支持，并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决策、实施和监督。只有广大群众都知法、守法，法制社会才有坚实基础。其次，人性化执法也是城管执法的自身需要。法制社会的保障是正确地执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城市管理中文明执法要求越来越高。
二、城管执法的主要问题及人性化执法需要突破的误区（一）城管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城管执法的问题和矛盾比较多，诸如执法体制、权限、依据、手段、环境等问题，这里仅就三个突出问题略加讨论。1．城管执法暴力问题城管执法权力具有双重性，既能用于维护城市管理秩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行政服务，也可能被滥用，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造成伤害。以暴力执法为例，一些城管执法人员不合法、不恰当地采用强制措施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有的无法定授权而采取强制措施；有的不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等，这都造成了城管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紧张关系，大大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地方的城管行政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 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没有摆正所致。2．城管执法程序问题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一个保障机制。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缺乏程序意识、程序立法不足、违反执法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城管执法中主要表现为: 某些城管执法人员不表明其合法身份，不告知行政处理的事由、原因和依据，不告知行政相对人的申告权利和救济渠道，不提供所需信息资料和陈述申辩机会，不遵守时间、步骤和顺序方面的要求，等等。3．城管执法责任问题城管执法责任是指违法或不当的城管执法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是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从实际情况看， 城管执法责任制不落实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执法责任意识淡漠、职权与职责脱节、执法责任界限不清、执法责任难以认定和难以具体追究责任等等。因此，在城市管理实务中常可见到上下级城管执法机关相互推诿扯皮，城管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城管执法的考核评价与落实执法责任相脱节等现象，这些都制约了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责任政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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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从属性，环境刑法，行政犯
一、自然犯与行政犯分类之探求
要解决环境刑法的行政犯化问题本质上归结于对环境犯罪性质的认定。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自然犯与行政犯的划分理论开始。在罗马法中就有“自体恶”和“禁止恶”的划分法。以后，加洛法洛等人就依次把犯罪划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认为自然犯是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的特征，而法定犯却不具有这些特征。科技论文。法定犯只是由于违反了行政规章，被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所以，又称为是行政犯。有些著述也认为行政犯具有较弱的反伦理性。
一般认为刑事犯在法规范制定以前，其行为自身就具有反道德反社会性。但是在理论上看，行为本身不具有反道德性和反社会性。如杀人行为在战争中或在正当防卫时即为合法行为。科技论文。同一行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或在某种场合有时合法有时不合法。同样的，在某种场合合乎道德，而在另一场合却极可能与道德不符。因此，我们不是对行为自身进行评价而是将行为的社会意义作为评价的对象。所以，对某一种行为的评价应该有历史、社会来决定。从对犯罪社会学的考察来看，那种认为自然犯就是反道德反社会的行为在法规制定之前就已被视为犯罪的观点，不能得到法理思维的支持。不管是行政犯，还是自然犯，都只是基于法规违反的犯罪。所以我们也不能以是否违反社会伦理道德作为行政犯性质的认定标准。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犯与自然犯的区分还应该着眼于立法目的上法益的机能的考察。立法者把国家基本生活秩序的维护与保持作为目的来制定法规范，称为自然犯。为了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制定法规范，称为行政犯。行政犯多数是基于行政目的之必需，因而随意性较大，所以时间也可能是短期的。为了达到财政、经济、文化等等特定目的，必须制定出符合这些特殊性目的的临时措施。
二、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表现
在环境刑法中，行政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2005年3月的《绿化与生活》杂志的议案说法栏目中就有一个环境刑法中行政犯的典型案例：大兴区某村年近八旬的刘老汉一辈子勤恳吃苦，老实忠厚。可前不久，人民法院认定老汉滥伐林木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原因是刘老汉法制观念不强，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了自己种的树林。科技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由于砍伐数量巨大（被砍伐林木的蓄积达86立方米之多），老汉的行为已经涉嫌滥伐林木罪，因此森林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此后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刘老汉未取得采伐许可证就决定砍伐自己所有的林木，而且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5条第2款之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应当予以惩处。在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刘老汉的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砍了自己所有的树有如何的罪大恶极，更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在现今的社会中违反了社会秩序和行政规定。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环境伦理发展至今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刘老汉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很难说不是反伦理化的表现。故，笔者认为从是否违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其文化价值为基准着手划分自然犯与行政犯，这样的划分方法在适用环境刑法的行政犯问题中是缺乏科学性的。
对于自然犯与行政犯的分类，日本学者福田平的观点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可以分为规制市民社会的基本生活构造的基本性生活秩序以及虽然与这种基本生活秩序直接结合而与市民社会相隔离的外围性派生性生活秩序两种。基于国家基本生活构造的维持而形成的基本生活秩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侵害、破坏这一秩序会使国家的存亡陷入危险之中。违反基本性生活秩序的行为就是自然犯。与此相对的，个别派生的生活秩序作为个别派生的关系，同基本的生活秩序相结合，对国家的存亡关系不大。违反这种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行为就是行政犯。
三、对环境刑法的重新定位
故而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行政犯理论基础上，在现代刑法中，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区分没有伦理学上的依据。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不法的非伦理化，使得行政犯与自然犯更难以区分。环境犯罪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环境犯罪行为的反道义性反社会性正逐步的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之中。环境伦理学的兴起，环境的独立法益的提出，无不在告诉我们：环境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要素，与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国家安全、市民社会的基本性生活秩序息息相关。环境犯罪不仅仅是触犯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更是侵害了环境的独立法益，其所侵害的对象的派生性生活秩序正在向基本性生活秩序过渡。
然而，环境犯罪能否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犯？能否真正摆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可罚性都依赖于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这种依赖是环境犯罪成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让环境犯罪真正摆脱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影响是不现实的。正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分类都有其模糊地带一样，如果随着环境刑法与行政刑法领域的发展，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一种介于自然犯与行政犯之间的犯罪形态的产生，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可罚性都依赖于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而环境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也常常阻碍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这一矛盾关系体现了环境刑法本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由此体现的不甚完美性，决定了对于环境刑法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完善、发展，而不能期望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如传统犯罪那样游刃有余。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忽视环境刑法在处理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中的功效和地位，尤其在环境独立法益的刑法保护的提出之后，要求环境刑法更有效的发挥其刑罚权威的作用。如上所述，环境刑法在保护环境中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及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严厉性和威慑性。正如我们虽然不能期望一个人长生不老，但却可以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其延年益寿。尽管环境刑法本身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但其自身仍有一定可以加以完善的空间和诸多可以解决的不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些可能的范围内，对环境刑法进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以发挥其最大功效。
参考文献：
[1]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王秀梅，杜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4]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力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困难，为社会和电力企业带来了诸多问题。其成因主要是：电力立法滞后于体制改革，造成电力行政执法主体事实上缺位；受制于上位法致使地方电力立法难以突破电力行政执法的基础——执法队伍构建及执行力。因此，电力行政执法需从立法层面予以突破，从中央层面明确电力行政执法主体；在立法一时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应对之策。
引 言
近年来全国各地妨碍电力建设、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事件频频发生，窃电现象也呈频发之势，这不仅严重影响电力建设项目进程，危急供电安全，而且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用电秩序，使国家和供电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刑法》等法律法规对于电力设施和电能的法律保护远不能涵盖实践中所存在的相关行为，对现实中存在着的妨碍电力建设、破坏电力设施及盗窃电能、侵犯社会公众和电力企业利益的涉电违法行为，其中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需要通过行政执法予以制裁和规范。但由于我国电力立法滞后于电力体制改革，《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与政企分开后的电力体制不相适应，存在着电力行政执法体制始终没有理顺、电力行政执法主体事实上缺位、无法形成一支有力的电力行政执法队伍等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电力行政执法体系及实践情况的分析，探讨形成这一难题的原因和解决之策。
1.当前我国电力行政执法面临严峻形势
破坏电力设施和偷窃电能现象，不仅使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严重侵害电力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严重侵害了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电力设施和窃电行为还扰乱了供用电秩序，造成许多危害电力运行安全、危害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电网的安全运行。
2007年，在全国“三电”（指加强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工作）专项斗争中，查处“三电”治安案件2.5万余起。涉电案件剧增，严重危害了电网安全运行，无法保证电网正常供电和电力用户正常用电，还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由于电力执法力度的不足，涉电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和惩处，无法保证电力执法部门公信力和电力相关法律法规的威慑力。
2.电力行政执法内容分析
电力行政执法是指电力行政执法主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或者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直接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是保证电力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的直接性的、管理性的行为。
按照行政执法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所引起的直接效果，电力行政执法主要有以下方式：电力行政处理、电力行政处罚、电力行政检查、电力行政处置。
3.导致我国电力行政执法难题的原因
电力行政执法出现的严峻形势，固然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执法保护力度缺乏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电力立法滞后于电力改革，现行电力法律法规中许多方面不适应我国当前电力工业发展与改革的现状。
3.1 执法主体事实上的缺位是电力行政执法难的根本原因
3.1.1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电力行政执法主体的规定不明确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既可以自己的名义在法定权限内从事电力行政执法活动，承担法律后果，也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法定权限内再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社会组织行使电力行政执法权。受委托的组织并非电力行政执法主体，它只能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相应的行政执法后果即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承担。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于1998年1月7日修订后，诸如北京、天津、青海、山东、四川、新疆等地都纷纷出台了有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及反窃电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但在电力设施保护的行政执法主体方面，无一例外地沿袭了上位法《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即明确了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电力管理部门作为相应的行政执法主体。如此看来，电力设施与电能保护的行政执法主体似乎并不存在缺位情况，但事实上，现行法律的规定并未明确由哪一个政府组织具体来行使行政执法职能，有的电力行政事务有多个部门在具体行使行政执法职能。
3.1.2 电力行政执法主体的变迁导致执法效能弱化
1996年4月1日《电力法》实施后，国务院国[1996]48号《关于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通知》指出，为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按照这一决定，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负责原电力工业部管理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不再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国家经贸委作为电力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电力行业的行政管理与监督。由此，改制后的电力行政执法职能完全由政府部门承担。
3.1.3 政府部门作为电力行政执法主体能力不足
通过考察电力行政执法主体前后的变化差异，不难看出：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电力局不仅具有行政执法权，而且具有与之相配套的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经验。电力体制改革后的地方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虽然取得行政执法权，但其限于人力、物力、经验等方面的不足，不能做到及时、有效地行使行政执法权，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使得无法形成一支与其所在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安全保护相匹配的行政执法队伍。
由此看来，执法主体执法能力的欠缺是导致电力执法难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因为执法主体的能力不足使得行政执法主体事实上的缺位，并直接导致了电力行政执法之难。
3.2电力立法难以突破导致难题持续
3.2.1电力相关法律规定与其他法律衔接不到位
我国《电力法》的修订与完善滞后于电力体制改革，面对电力行业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发电与电网企业的技术配合问题、预购电、欠费停电期限、用电检查权等方面的新问题，《电力法》及其配套法律规定与相关行政法的规定没有衔接，与《刑法》规定的破坏电力设备罪、盗窃罪等罪名条款没有相衔接，法律的适用出现了许多真空。
3.2.2 相关电力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
涉电案件在进入行政执法程序后，由于相关电力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使得行政执法主体无法对许多案件进行行政执法处理。如在破坏电力设备案件中所涉及的电力设备范围的具体指向、盗窃和破坏电力及设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计算等等问题，行政执法部门与电力企业和公检法部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2.3 上位法的限制使地方立法难以突破
基于法律效力等级理论，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的效力。《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都规定电力管理部门作为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行政执法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全国大部分省市的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也就无一例外地沿袭了这一规定，即明确了由各自省（市）的电力管理部门作为相应的行政执法主体，而无法形成新的突破，因此在地方立法中很难解决电力行政执法主体事实上缺位的问题。
4.现行体制下破解电力行政执法困难的对策
4.1 修改与完善电力法律体系，加强行政执法保护内容
《电力法》修改要与《民法通则》、《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合同法》、《农业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公路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协调。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应根据电力产品的特殊性和电力行业的特殊情况，在制定与《电力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时，要对窃电等违法行为的违法金额的认定、处理等具体问题作出明文规定。
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也应随之建立一套有机的电力法律、法规框架，其中应更多地体现对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行政执法内容，并形成切实可行的和完整的行政执法保护制度。
4.2 开展电力行政执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在立法层面尚难有较大突破之前，在地方实践中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电力行政执法模式，不失为在当前解决和破解电力行政执法难题的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如《宁夏电力设施安全保护处罚条例》的出台，就是一种良好而有益的探索。
电力体制的改革对电力行政执法资源提出了重新配置的要求，能否将有关资源再行配置与组合，在符合经济性的同时也具备操作性，是探索电力设施与电能保护行政执法模式的原则。
4.3 深入宣传电力法律法规
相对于电力主管部门，就电力法律宣传工作来说，电力企业在人力、物力、经验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在有关宣传内容上、时间上、形式上，也更容易把握实际、灵活机动、贴近生活，使宣传工作不至于流于形式。当然，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的电力主管部门，也应就电力行政执法的相关内容进行宣传，切实提高群众遵守电力法律法规的意识，才能达到群防群治的效果，减少涉电案件的发生。
第一章，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笔者首先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定义，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在现代社会具有双层含义，包括技术层面的行政程序和制约行政权力层面的行政程序。其次，对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异同及行政程序对诉讼程序的吸收、借鉴。提出行政程序不能完全司法化，只能结合行政程序自身的特点，适当吸收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司法化。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理论。笔者从批驳“程序法等于诉讼法”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渊源和功能。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是指规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又以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为规范的重点，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应履行的程序义务。行政程序法的渊源包括宪法、行政程序法典、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和程序与实体规范并存的单行法律文件。在现代社会，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三项功能：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公正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章，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发展。笔者分析了行政程序法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行政程序法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以法治理论、权力制约理论
、人的主体性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为理论基础，而行政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带来的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直接促使了行政程序法的出台。行政程序法的产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文化深刻变革的综合产物。行政程序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奥地利为代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阶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一阶段较之第一阶段，更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阶段以日本为代表，仍以促进行政的公开、透明，保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但立法的重心由欧美转移至亚洲。笔者最后概况总结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相应的特点。
第四章，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关于目标模式，笔者明确了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指出目标模式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并对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应该选择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关于体例模式，笔者明确了体例模式的划分标准，分析了分散规定式和统一法典式两种体例模式各自的优缺点，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统一法典式，但目前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中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同时着手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准备工作，等到时机成熟，不再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转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第五章，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基本内容和立法架构。关于适用范围，笔者分析了适用范围的规定方式，适用行政程序法的主体和事项。关于基本内容，笔者指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的关系，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内容可从三个方面界定：1、是否包括实体法；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关于立法架构，笔者分析了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架构，并对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作出设想。
第六章，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笔者在总结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对基本原则作了定位研究，指出：一方面，基本原则是行为准则，体现了公平、正义等法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基本原则又具有根本性，往往由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转化而来，需要通过具体原则和制度加以贯彻和执行，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作了总结，指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具有两大特点：1、并不限于程序原则，还包括实体原则；2、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私法原则；最后，详细论述了其中的程序性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
第七章，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本章分两部分：听证概述和正式听证制度，其中以正式听证制度为重点。因为听证在中国是一个使用非常混乱的概念，所以在听证概述部分明确了听证的含义、种类，分析了听证的功能和听证的适用范围。在正式听证部分，考虑到中国《行政处罚法》虽然规定了正式听证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给下一位阶的行政处罚程序立法和执法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这一部分对国外正式听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外行政程序法关于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主体及正式听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第八章，行政程序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笔者提出行政程序权利义务的概念，指出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行政程序违法责任要视实体是否违法而确定的观点，笔者提出行政程序不仅保证了实体法的实施，也保证了程序的公正，因此，程序并非实体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相对应，行政程序违法应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应视实体是否违法而确定。最后在分析国外关于程序违法法律后果规定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我国应改变现行单一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机制，区别不同性质的行政程序，建立多样化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机制，论文对此提供了具体的规则。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原告主体 检察机关
一、公益诉讼之特性
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在法律中常见的用词--例如我国《宪法》第10条、《民法通则》第7条、《物权法》第42条、《合同法》第7条、《证券法》第1条等诸多法条中都直接出现了公共利益一词--其范畴在学理上并无通论，但究其特征争议不大，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公共利益是适用于一个群体内普遍的个体且在群体内一般难以做出区分的，例如约翰·罗尔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不可分和公共的，戴维·米勒表述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就言及其相关性与公共性。4当发生诸如环境污染等涉及公共利益之事件的同时，其特质不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影响，而在于对一个群体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
鉴于公共利益在概念上的模糊，若要将此概念使用于法律实践，就有必要通过立法机关将之转换为实在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往往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列举与排除，针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具体类型，有学者总结包括有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公害诉讼、特定弱势群体权益受损引发之诉讼、反垄断诉讼、特定人事诉讼、消费者保护诉讼以及扩散性利益受损的群体性纠纷等七类。5在具体区分了其类型后可以发现公益诉讼可以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象到确定的对象与范畴，而当新事件产生后也可以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进行规制从而赋予其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支持原则适用失格
在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讨论中，对于检察机关等参与民事诉讼所寻求之法律支持多言及《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因该条款在民事公益诉讼学理讨论的普遍性先对其进行探讨。首先，支持制度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教材上普遍认同的原则，但支持的方式、程序以及支持者所处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义务等问题缺乏具体规定。其次，匆忙将支持原则放入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并认为《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之"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作为诉讼之法律依据有操之过急、求马唐肆之嫌。诉诸法律是维护公共利益最后屏障，在诉之前，从前文所引用之案件具体类型可以看出，基本上列出的每个类别国家都有相关之立法以及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对公共利益进行规范化的保护与救济，监督与管理。尤其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探究制度上的预防和避免要重要于事后的救济，民事公益诉讼在效益上并非属于最优选择，而在新制度尚未确立之时从现有难以适用制度中寻求突破必然会产生先天之缺陷。第三，支持原则并无法解决民事公益诉讼之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流行教科书的观点，其支持制度的建立是"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不是私法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的，它是国家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补充，体现了依靠社会力量维护国家法制的思想，故也称社会干预原则。"6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支持的规定与社会干预原则有着很大区别，"按照社会干预原则，干预者在受其保护的人发生民事争议时有权，不需要征得受其保护的权益人同意。依社会干预原则，干预者有和参加诉讼的权力，而依支持的规定，支持者只有抽象的支持权，不能直接提讼和参加诉讼。社会干预原则允许负有保护责任的个人实施干预行为，或者参加诉讼而我国不允许个人支持。"7同时，也应认识到，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等有能力聘请律师并提讼，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虽没有公诉职能，但有权力监督国有企业，在监督权怠于履行之时检察院等有权监督，其中监督机构的设置与监督机制的订立发挥的作用会远大于有公权力介入私权力之虞的检察院行为。检察院其自身参与诉讼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诸如检查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与相对人之间地位是否平等；检察机关若作为主体参与诉讼其本身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否缺失公平，会不会公权干预私权，会不会干预审判权，该如何规避；检察院提讼的依据是出于国家赋予了其法律监督的权力还是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检察机关提讼后其与负有监督职能的特定行政机关需要怎样合作或分配资源等等。
三、公益诉讼制度主体制度猜想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常见概念定义如"通常是指任何组织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求其负法律责任的活动。"8，或"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而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9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发现，对待公益诉讼，法律的授权是某主体能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从这点出发结合当今的立法可以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进行评估。
1.直接受害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这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规范原告之诉的理论使得公益诉讼中直接受害人当然可以提讼。
2. 检察院。公益诉讼往往有不可逆、涉及面广的特点，甚至有时候受损对象无提讼之资格，公益诉讼尤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事件产生的后果难以通过经济补偿进行补救，所以在公共利益处于危险阶段的时候的是否有诉讼之可能亟需认定，同时，某些受损对象，例如湿地破坏中某些动植物濒危又需要保护的情况下，谁能提出诉讼也需要认定，在2005年12月7日贺卫方等人就以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为共同原告进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中石油赔偿100亿用以建立松花江治理基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就有相关人士代表帕里拉属鸟夏威夷土地与资源管理局，最终当地法院判决帕里拉属鸟胜诉。但在此类案件中，检察院如若能作为诉讼之主体是具有优势的。首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公诉、侦查和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律上有部分依据，其次，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拥有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也有调查取证的能力。再次，检察机关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便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其涉及的范围远大于一般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群体性利益是出于对公众或者国家负责，在这点上看检察院是适格的。但是正如前文提及的，如果检查机关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其一家便独有侦查的权力、抗诉的权力以及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等权力，如果这些权力都在诉讼中行使，不啻将对被告产生不利影响，使得被告反倒成为了弱势的一方，有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对此还有很多制度上的要求需要完善，但是不能否认检察院是一个良好的递补提讼之机关，只是需要法律在授权同时严格认定其诉讼之范围。
3.行政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一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威海并承担赔偿责任"，在同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里如何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提出之损害赔偿是基于行政行为抑或是通过诉讼需要严格的区分。
行政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有数例现实案例的，如2007年贵阳政府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胜诉，2010年云南昆明环保局作为原告诉养猪场违规排放污水得以立案审理。行政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在原理上同检察机关相类似，其本身便对公共利益担负着行政责任，往往公共利益所涉及的事件原先便应当由政府机关进行监督。此外，由行政机构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助于严格限定检察院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时案件的范畴。但是行政机关作为诉讼主体也有不当之处，最明显的不过与行政主体过于明显的公权力性质和与公益所产生的利益一致，行政机关的不能排斥胜诉后得到公共利益远远超出其实际得到的利益。行政机关充当原告可能不仅会破坏私法的自愿平等，而且也更有可能造成诉讼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此外，环境监督部门等涉及公益的部门没有独立人格，而且其组织形式上也缺乏能够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能力。
4.公民及社会团体。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社会团体的定义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共同目标的公民集合，在组成、财力和精力上是能与公益诉讼可能涉及到的被告相平衡的，而且社会团体进行公益诉讼能够更简洁高效规避当事人适格的限定，社会团体中的人更容易与案件产生直接关联，让某些社会团体作为群体诉讼的适格当事人，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人的实体权益，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而有助于减少程序利益的耗费。
总而言之，就民事法律诉讼之主体而言有几处亟待立法确立的地方，一是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认定了公共利益的范畴之后才能使得理论上的检察院之权与其监督权得到严格的限定并赋予之至权力；二是行政机构与其他潜在诉讼主体之间的分野，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区分出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在公益诉讼中的分野，从而将民事公益诉讼严格限定在私法领域；三是法律制度的变革需要，只有法律授权之后各类潜在诉讼主体，尤其是检察院才能对民事公益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所作为，否则以现行制度缺乏完善的实行与监督体系。
注释：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院里争论》，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
[2] Weustenfeld之观点，转引自李建良，《从公法学之观点论公益之概念与原则》，台湾中兴大学1986年6月硕士论文，第132页.
[3] 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p.23.
[4] 戴维米勒，《市场、国家和社群》，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5]潘申明，《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60页.
[6]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7]何文燕，《调节和支持两项民诉法基本原则应否定》，载《法学》1997年第4期，第36页.
[8]苏家成、明军著，《公益诉讼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0年版.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 比例原则 缺陷 完善路径
一、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概述
比例原则源于德国，经过不断地发展，时至今日，已成为行政法领域的一条基本原则。比例原则主要是用来规范、限制、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要求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应当具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国家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在实现其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国家活动对公民的侵害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保证行政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造成一系列的损害，并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前的比例原则就是要从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使行政权的行使不至于过分伤害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
笔者认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适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行政措施以实现一定的目的时，其实施的手段不仅要达到目的，而且要保证选择的手段对行政相对方伤害最小，且实施该手段给相对方造成的侵害不能与目的达成后带来的益处不成比例。
比例原则的内涵结合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成果，将其划分为三个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关注手段对目的的实现作用，必要性原则注重手段的最小侵害性，而狭义比例原则则是对采取该手段所欲实现的目的价值进行考量。三个子原则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地构成了广义比例原则。
二、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存在的问题
从内容上看，我国学界对比例原则的讨论已经几乎涵盖了比例原则的方方面面。在比例原则的引进方面，有些著作区分了立法、司法、行政各阶段，指出了比例原则在上述各阶段适用的具体情形，也讨论了比例原则如何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接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教科书对比例原则的介绍却显粗糙。虽然现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多认可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具体的介绍上，多限于对比例原则三阶理论的解释，至于比例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得到适用，以及如何与我国行政法相衔接的问题，教科书中基本不涉及。
在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可以看到，在某些案件中，法官对比例原则进行了较好的适用和解读，但有些案件中则存在如下问题：法官对比例原则几项子原则的内容缺乏准确理解；法官对于比例原则子原则的适用缺乏层次性；法官对“比例原则”的认识多停留在较为抽象、较为理论的层面；法官在对比例原则功能的认识上，由于受到多个法系理论介绍的影响，出现了混淆的状况。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国对比例原则理论的介绍尚很薄弱。
三、国外行政法比例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比例原则产生于德国。由于在限制行政权滥用方面的有效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使得我们可以在许多国家的行政法中找到比例原则的身影。也正是在各国对比例原则的借鉴与运用的过程中，在不同国情实践与不断发展的时间的洗礼中，比例原则超越了国家和法系的限制，体系内容更加完善，应用领域更加广阔。
各国对比例原则的借鉴与运用对于我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审判中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启示。根据比例原则之适当性原则， 国家机关在进行行政立法时， 必须考虑这项行政立法是否可以达到“欲求之目的”，若达不到目的， 则无需立法。而某项行政立法可以达到“欲求之目的”， 但是否是将产生最少不良作用的方式。可据比例原则之必要性原则， 对不符合必要性标准的加以变更， 直至达到必要性标准。在行政执法方面，行政主体依据比例原则，利用立法者给予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对具体行政事务进行斟酌、裁量。比例原则的运用会有效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限制行政权恣意。比例原则的提出对于指导行政司法， 也是有意义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公正裁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比例原则的完善路径
（一）法律解释路径
倘对《行政诉讼法》进行细致解读，则会发现，通过法律解释的路径将比例原则导入我国行政法中，并非不可行。同时，这样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在考虑法制发展的基础上，对比例原则的内容进行调整。而且，这样的方式避免了对法律的修订，从时间和物质上讲，都是一种比较经济的选择。
（二）立法、修法的路径
在解释法律之外，立法、修法也是将比例原则导入我国的一种选择。在这种路径之下，立法者具有很大选择的空间，他们不必再为《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结构而费心解释。在这种路径之下，立法者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在法律中规定比例原则，即将比例原则的内容和适用作出规定；二是仅提出比例原则的概念，并认为比例原则是一项应当遵守的
法律原则，同时消除比例原则适用的制度性障碍，将对比例原则内容、适用方式的规定交由司法解释来完成。
（三）判例路径
亦有论者提出了引入比例原则的判例路径，并论证了我国行政法实行判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现在看来，这样的思路却并不可行。判例法是英美法上的一项重要技术，其中并非简单的案例援引。要掌握判例法需要一定的训练。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学中，我们虽然已经开始倡导案例教学法，但是，这种方法的适用还只在局限的范围内，更何况，案例教学法也并不同于英美法的判例法。
大体说来，法律解释路径、立法修法路径较为可行，而判例路径则由于其技术上的困难，不太容易实现。其中法律解释路径相对而言，可以及时而经济地将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同时能使比例原则的适用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司法机关的这种尝试，可能会遇到来自立法和行政的阻力。而立法修法路径，由于获得立法机关的肯定，其在推行上面对的障碍更少，更容易得到贯彻。但是，这种路径则相对滞后，并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对比例原则的需求。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舟山地方立法论坛！根据《立法法》和行政监管职责，市住建局需要承担城乡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任务。从2015年国家修订《立法法》，赋予设区市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以来，我局先后完成《舟山市城市绿化条例》、《舟山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的组织起草任务，参与了《舟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舟山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等数部法规的起草。根据计划，我局还要承担《舟山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和《舟山市海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组织起草任务，立法任务非常繁重。我局的立法工作得到了浙江海洋大学经管学院和舟山市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在此我深表感谢！希望我们在以后的立法工作中继续加深合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
回顾过去几年的立法进程，我市地方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拓宽了地方依法治理的空间，为促进舟山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法规的起草制定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一、立法问题导向还不够明确，立法需求调研不充分，法规项目储备不足，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体现舟山地方特色的内容较少，与社会的需求存在差距。二、群众参与度不够高，目前我市的法规起草主要由行政部门在主导，内容过多考虑行政监管的便利性，对公民权力保障方面考虑较少。而且在立法过程中对于立法计划、立法调研、审议活动等宣传不到位，不能引起群众的关注、关心。公民除了被动参与立法机关公开征求意见的活动外，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不高，主动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的很少，法规出台后也很少关注。这种“不接地气”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立法和执法效果，从而造成地方性法规的影响力降低。三、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部门中参与立法的同志一般来说相关专业技术素养很高，但往往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和立法技术知识，导致立法成果存在制度设计不够严密、法规结构不够合理、文字表述不够恰当等质量问题。四、立法后评估机制不够完善。目前我市立法的工作重点放在集中力量制订出台相关法规上面，立法效果评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立法后评估工作的实施主体、开展方式、实施程序、评估标准、结果审查、成果应用等方面都没有建立明确的规范标准，立法后评估工作缺乏可操作性。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规范我市的地方立法行为，提高立法质量。
一、加强地方立法调研。调查研究是地方立法的基础，要制定有针对性、有地方特色的立法，必须通过基层立法调研，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建议立法机关建立地方立法调研制度，收集整理立法调研任务，制订调研计划，广泛发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部门、群团组织、科研院校等组织和人员参与到立法调研中。要充分发挥立法研究中心的作用，将调研成果归纳提炼，整理建库，实现信息共享，为立法研究提供材料积累。立法机关根据立法调研成果统筹立法资源，科学合理安排立法项目，优先安排重点领域立法。
二、提高公民的立法参与度。坚持以立法公开促进立法民主，充分运用法规草案公开登报、立法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立法公开制度，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活动的途径和渠道，扩大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知情权，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地方立法计划的制定、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和修改等活动，实现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互动。
三、加强立法队伍建设。立法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立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对立法质量影响很大。要注重提高立法工作队伍的综合素质，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作风过硬、团结协作、勤政廉洁的立法干部队伍。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学习和培训，组织开展地方立法技术研究会、创办论文期刊等活动，及时总结立法工作经验，学习立法知识，加强立法工作理论研究和讨论，不断提高立法人员的立法素养和立法水平。
四、完善立法后评估等制度。对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法规，应当进行立法短期效果评估，分析有关法规的实际运行效果，这样有利于保证所制定的法规具有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判断是否需要对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有助于立法主体自身纠偏。
立法工作任重道远，以上是我个人一点浅见，抛砖引玉。最后，值此2021年元旦佳节来临之际，我在此向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恭贺新禧！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一、当前高校管理涉及的法律问题
各式教育诉讼层出不穷，但主要与高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行为，招生行为，纪律处分行为这三个高校管理中最主要的部分有关。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多样的，但就其共性分析包括以下几种：
1.相关法律、法规的混乱及缺位。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都授予了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权利，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且低位法缺乏可操作性。如《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执行国家教学标准，保证教学质量;《学位条例》规定，国务院已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却没有规定保证教学质量的方法和不授予学位的情形，也没有授权高等学校不授予学位的权利。高等学校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所授予的学位而制定的校内规章制度，又多次在司法审查中被认定为没有法律依据。由此出现了对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而言，其对所有层次的毕业生，不授予学位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现象。因为法律、法规没有不授予学位的具体规定。由于法律、法规的缺陷，学生毕业时获得学位的权利与高等学校履行管理义务不授予不符合学校规定条件的学生学位的权利之间出现法律冲突，产生纠纷也就是必然的了。
2.规章制度的陈旧和不规范。在高等学校自行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中，我们不仅看到有立法技巧上的不足，而且其本身在制定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主要表现有：(1)规章、制度设定的内容不规范。如对受教育者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规定不明确;有些规定过于模糊，没有具体规定，不便于操作;而有些规定又因太过于具体，不能包括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具体现象，使自己在进行管理时缺乏依据。(2)规章、制度设定的形式不规范。如有部分规章、制度是以《……规定》、《……制度》的形式出现的，有一部分却并不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出现的，即不规范也不严肃，却仍在发挥着规范性文件的效用。(3)缺乏程序性的规范。高等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对某一项管理活动需要的程序缺乏规定。如对学生的处分如何申辩、申诉;在什么时间内进行;向哪一级组织申辩、申诉等缺乏程序，性规定。从法院判决学校败诉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上看，这一部分的内容往往是高校容易忽视或不容易做好的地方。
3.高校与学生之间模糊的法律关系。首先，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一种内部的管理行为，还是一种外部的管理行为的法律关系模糊。从理论上看，学校与学生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从司法实践来看也不明确。如：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法院认定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而在六名学生诉湖南外语外贸学院案中，法院认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适用的又是属于内部行政管理行为的法律、法规。由于不能准确判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到底适用内部行政管理行为还是外部管理行政行为，又导致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者的法律关系模糊。这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表现了司法界内部亦对高校管理行为可诉范围存在争议。
其次，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模糊。高等学校根据《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承担保证教学质量和学位授予水平的义务，实现这一义务的对象是高校的学生，即是通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业水平来体现的，但是，对学校通过什么途径来履行这一义务，法律、法规规定模糊。其表现形式是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没有法律、法规确认。由此，高等学校是否需要制订自己的学位授予条件，有没有权利规定，高等学校规定什么样的条件是合法的等问题仍然模糊不清。从学生方面讲，学生的合法权利应当予以保护，但他们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并不清晰。由此引出学校合法的规定他们是不是应该遵守，遵守学校的合法规定是不是他们的义务等与此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是模糊的。
二、当前高校管理涉及的管理问题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是硬性的管理规则，高校的管理活动引起诸多的法律纠纷也显示出，高校在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漏洞：
1.高校管理理念滞后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由于在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是教育的对象，处于受动的地位，因此，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受教育者的权利一直得不到充分重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都是国家举办的，学校作为国家授权举办教育的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内部管理一直沿用行政管理体制，校内的各种主体关系，如学校与老师、学校与学生之间一般是“我命令，你服从”的行政隶属关系。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关系得到了逐渐的调整，但是高校的管理理念仍跟不上这种调整的需要。
2.高校管理行为脱节于依法治校。在依法治校方面，高校从主观上来讲仍存在一些误区，如认为依法治校就是用法规治理学校，再由学校用法规治老师和学生，却忽视了依法治校的主体应是所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管理者依法得到授权也要受制于法，因此出现了有的高校自行制订的一些内部规定与现行法律法规明显相违背的现象。这种依法治校的管理理念相对滞后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产生法律纠纷成为必然。
3.高校管理职能设置存在越位和不合理。由案例可见，职能设置上最明显的已产生冲突的是答辩委员会和学位(术)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是一个学术性的专家组织，其决议不应为其他组织推翻，除非其组织成员不合格，答辩中有弄虚作假或违反程序的情形。学位(术)委员会是一个具有行政权能的机构，它代表学校作出是否授予学生学位的决定。它虽然也是由专家组成，但其在审查非本专业的论文时则是外行。因此，学位委员会一般不应审查学生论文的学术质量，而应只审查学生的学习成绩表、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资格、答辩程序等。但是高校在学位管理中两者往往职能混淆，以致学位委员会多数委员不得不去评价、审查非本人专业领域，从而自己完全不懂或仅懂得某些皮毛的天书式的论文，并还要盲目地去就其论文学术质量是否合格投上一票。
4.高校管理中责任机制的缺失容易使民主流于形式。一个学校如何创造一个责任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责任要明确的问题，高校现行的委员会制度、无记名投票制度，使得最终决策责任的相关承担者不易分辩，极易出现争功诿过的现象，没人负责亦成为此类集体主义制度最大的缺陷之一。责任没有人负，荣誉也不能够得到特定化，惩罚和奖励都不能产生很好的稳定和激励效用，对高校的长远发展而言存在负面影响。
三、解决高校管理问题的对策
高校的管理，既是法律行为，亦是管理行为。在这一层面上，教育法律体系与高校管理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如何针对上述高校管理中诸多问题来提出对策，需要法律界人士与教育学、管理学专家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以下方面来综合构建一个高校的法律管理体系：
1.要建立健全高等学校管理法律体系。首先，要通过修改《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对大学生管理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明确哪些相应的规章制度可授权给高等学校制定等问题，并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与学校制定校纪校规的法律关系，从而使高等学校的规章制度真正具有法律赋予的权威，性;其次，要清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制度。在长期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各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对于稳定学校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存在着不足或逐渐的不合时宜也是可以确定的。对高等学校现行的规章制度中的那些不符合或者违背法律法规的部分要取消，对那些规章制度中不完善的部分要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完善，使之适应法律规定和公民道德准则的要求;第三，要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明确高等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高等学校与大学生之间既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又有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高等学校与大学生之间作为民事法律主体的权利保护，我国《民法通则》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而他们作为行政法律主体的权利保护，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明确，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体系。
2.要加强法制教育，牢固树立依法治校的观念。加强法制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提高高等学校的管理者的法律意识。要在高等学校的管理者中树立对学生进行管理要立法有据，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的法律意识。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规范管理。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决定了维护学生正当合法权益也是法律赋予高等学校的义务。因此，在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既要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又要维护学生的正当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强学生法制教育，要使其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要通过法制教育使学生明确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相适应的。只有认真履行义务的权利才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高等学校的校纪校规，作为校内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是高等学校实施内部行政管理的必要和有效方式，在校纪校规合法的前提下，是可视为法律规范的延伸。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高等学校依法管理的必不可少的制度规范。对高等学校制定的这些符合法律规范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学生也必须要遵守。
3.以人为本。不断探索适应大学生的管理新模式。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与其他类型的学校的学生管理具有特殊性，需要在管理模式上不断探索。首先，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模式要适应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学生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群体，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管理不能继续适用以往长期实行的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而应该建立一套充分尊重受教育者权利，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权利义务关系相一致的管理模式。其次，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要注重以人为本。这也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尊重被管理者的基本权利，充分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建立起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使个体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管理模式。第三，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模式要鼓励大学生个性发展。这是由高等学校的特殊性决定的。高等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如果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忽视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就无法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也就无法实现高等教育的目的。
4.建立一套健全的高校纠纷司法救济制度。教育行政职权的获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实现依法治校最基本的要求，依法治校还要求相对人在受到高校违法行政侵害肘能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救助，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但目前作为教育行政救济制度基础的教育法律方面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前所述，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了结束高校侵权救济无门的现状，首先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行政复议有及时、效率较高的特点，作为复议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又有掌握高等教学规律，熟悉高校管理的条件，实行复议前置制度，有关纠纷有可能在行政诉讼之前就得到解决，不仅能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更能保障行政管理秩序的持续和稳定。其次，尽快从立法上将有关教育行政行为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也就是说，相对人在面对高校作出的、对其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可先行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还可提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管理活动既受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行政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任高校的行政职权随意侵犯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才能保证行政法治原则在高校管理中的顺利实现。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12-0571-01
1 毒驾“入刑”的现实根据
近年来，我国毒驾行为频高发态势。因此，毒驾“入刑”应是一种现实的诉求，是有其现实根据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新罪名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行为的危害性在立法上的反映。当前，毒驾行为引起交通事故频发，使得民众对自己生命财产安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担心。此种背景下，毒驾行为的处理需要刑法的介入顺其自然了。事实上，毒后驾车的危害后果一旦发生，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都为时已晚，因为无辜的生命已经被飞来的横祸夺走，因此，在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有必要将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纳入刑法的射程，这是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是现实生活的急切需要。
第二，毒驾行为的司法规制有限，需要刑法的介入。从总体上看，我国对毒驾行为的治理效果和力度仍然有限。目前，我国对毒驾行为的司法规制仅限于我国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我国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对吸毒驾驶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是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毒驾”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与毒驾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和严重危害性相比，这些处罚措施的力度难以实现责任与行为的均衡，需要刑法的介入。
第三，目前，我国惩治毒驾的刑法规范还是空白，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尽管根据1997年刑法典，对部分毒驾行为也可依照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进行处理，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关于危险驾驶的刑法规定仍然存在明显缺陷。毒驾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会导致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如果仅以交通肇事罪来定罪处罚，显然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正因为此，毒驾人刑就成为了我国惩治毒驾行为、完善刑法立法的现实需要。
2 毒驾“入刑”的理论根据
第一，“毒驾”入刑符合刑法目的性。法益的保护是制定刑法规范的理由以及诉求的终极目标，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相应的也就成为刑法法益。而刑法的任务则是对主观权利的保护，并相应保障公民的自由。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多数行为是因为其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被刑法苛责。从保护法益角度看，以往的交通犯罪的构成必须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侥幸心理，因此，仅对那些造成实际侵害后果的交通事故判处刑罚，并不能促进社会上其他人的警醒，起不到良好的境界和预防效果。[1]
但是毒驾行为作为一种危险行为就属于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那么毒驾入刑正是免除正当法益受损害的可能与危险。毒驾行为具有的法益侵害性也正是其入刑的基本原因。
第二，“毒驾”入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毒驾行为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逃逸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大多以交通肇事罪量刑，导致对于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量刑出现司法上的轻刑化的重大弊端，刑法对于吸毒后驾驶的行为人不能起到有效的预防与震慑的效果。因此，毒驾“入刑”是罪行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只要这样，才能严惩“毒驾”行为，对于“毒驾”行为人也能够起到强烈的威慑力，大大有效的减少毒驾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三，“毒驾”入刑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在行政处罚的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不宜舍弃。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违法与犯罪的衔接已经有所体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飞速发展，机动车持有量在迅速增加，交通安全事故也随之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毒驾等危险驾驶的行为案件更是屡禁不止，单单依靠“一阵风”类的严打活动不能保护相应法益。究其原因，还是惩治力度不够刚性，光有行政处罚已经起不到有效遏制作用。从刑法的谦抑性的特点来看，第一、有效性。指对某一危害行为，规定其为犯罪并处以刑罚，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达到惩罚和预防该危害行为的效果。第二、不可替代性。对某一危害行为除了运用刑罚，其他的手段如思想教育、道德约束、民事或行政制裁都无法达到惩罚和预防的效果时，才应该运用刑罚手段。第三、经济性。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法节俭，这里的节俭也就是所谓经济。
从“毒驾”入刑有效性来看，对于危险行为的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能在行政惩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搭建一个很好的连接点，弥补法律的空白。而如果我们一再坚持“毒驾”的非犯罪化，即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果，也无法予以惩罚打击，只能通过对于金钱上的惩罚与告诫，但是这样“温柔”的制裁已经无法满通安全事故频发的社会现状。从刑法谦抑性的不可替代性的特点来看，“毒驾”行为所危害的不仅仅是民众的生命健康权，另外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团结，这样一种危险的社会状态的制约仅靠道德来约束是不可能的，靠行政法规、民法来调整保护，也显然是不够的。从刑法谦抑性的经济性特点来看，该原则运用是有限度的，当一种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经常性发生时，再一味强调打击成本高，是不妥当的，相反只有及时将之入罪，才是真正符合法经济性原则的真谛。
3 结语
愈演愈烈的“毒驾肇事”案件和其他“毒驾”危害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公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现行刑法对其缺乏有针对性和有力度的规范，对此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充分重视，积极寻求并统筹规划刑法立法完善的对策。必要时，还可考虑建立危险驾驶案例指导量刑制度，发挥对于类似案件指导量刑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家一，《酒驾入刑的立法分析》，重庆大学法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载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