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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传统道德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伦理 道德生成 综述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继续教育专项课题“医药卫生学校‘仁道’师德养成实践研究”（2012-JJ-00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论，即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它是关于道德主体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规范如何形成的理论。是学术界一直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论著对此作专门论述，有相关讨论也只是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体自身德性形成理论的研究作综述。
一、道德生成的决定因素
古人探讨过人性孰善孰恶的问题，善恶本身就属于道德的研究范围。所以对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人性”的争论上。中国历史上有“人性本善”说。从道德角度上，学术界把这一观点称为内求论。它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修养，人们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养性。在西方，与“内求论”相类似的有遗传决定论、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等，他们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尔、弗洛伊德、马斯洛等。
另一个观点是“外铄论”，即强调外部环境和后天学习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烁论的主要代表。在西方，与“外烁论”相类似的有“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犹如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控制、矫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响因素
王海明教授详细分析了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关系。从而提示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对道德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对道德生成的影响。
韦勇的《韦伯经济伦理的道德生成机制及启示》一文指出，韦伯认为只有拥有道德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良知，在经济行为中，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同时指出经济基础、事业基础、心理基础、信仰基础四个统一，促使人们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晓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浅析》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青年道德生成的影响。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体现和弘扬；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华；经济发展是道德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和支撑。
暴占光的《大学生网络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断与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网络对道德生成的影响。要求：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培养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能力；实施校园文化推动，提高学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进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增强学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意识；树立先进典型示范，优化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础；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认同的过程；信息再次传播是道德实践的社会表现方式；社会责任意识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终价值。
白元凤的《关于道德环境与道德主体性生成之关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体性的产生和不断提升是道德环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环境是道德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对人内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是个体幸福和社会良序的和谐。同时，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彭根来，靳红的《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人性化、规范化、阶段性、主体性等四个方面的规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发展要求承认其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点及道德生成规律的影响。
三、道德生成的路径
孟子从“人性本善”为起点，提出了人内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如果人们不断地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端，并在实践中不断躬行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彼得斯提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规则遵从阶段；自律实现阶段。
皮亚杰作为伟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判断阶段；自律道德判断阶段。
著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三种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个阶段分别为：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个体道德的形成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到社会公共意义上的伦理范式即公德。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道德实践的过程。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按人的自然性不断推演出道德原则；最终又归于自然的境界中，达到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第一阶段：产生道德需要――产生内在驱动力；第二阶段：形成道德认知――外在价值刺激与内在思维相互作用；第三阶段：主体道德认同――个体接受外在价值刺激；第四阶段：社会道德内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构；第五阶段：个体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说教模式、生活体验模式、说教与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说教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体验模式，主张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自己所能理解与可接受的体认、感悟与化通，从而表现出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养方法上，提到了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种。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思维方法；“修身为本”、“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途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后觉效先觉”、“反省”自律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提出当前道德建设应：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实践性；逻辑推演；榜样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道德生成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贯彻全面性和层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训练，教育，交往》提出，训练：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教育：固着道德信念；交往：实践道德规范；“训练―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体验模式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涵盖了以“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判断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说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体验学习：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长是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道德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情境冲突下知、情、意、行的体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品德作为个体的稳定心理特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体验学习建构生成的。因此必须让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道德。
王志义的《孔子的教育与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种善德：仁、知、信、直、勇、刚；六种恶德：愚、荡、贱、绞、乱、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学，孔子恶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学。所以他认为道德的生成途径主要是“好学”。
阳德华的《生活路径：促进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适切之举――从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认识到了生活路径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现实为青少年检验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态环境；生活路径是青少年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径。
另外：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一书，重点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径：体验。王健敏的《道德学习论》一书分析了学习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论道德在实践中生成的教育意蕴》一文指出，道德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实践。刘万路，乔红丽，祝娟，杜刚的《道德在对话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对话”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的学位论文《学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从另一个侧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径：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内容：社会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责任感与耻感的培养；自我辨析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自我监督与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价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践履法；慎独法；对话法。道德自律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树立现代德育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不足之处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道德的生成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不可否认，在道德生成论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一）在某些问题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全面、系统。（二）关于道德生成论问题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触及，但至今仍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的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四）研究的对象上，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学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问题。（五）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道德生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道德生成问题的研究。
总之，道德生成论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学者的充分重视，有待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我们期待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毛伟.当代大学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12.
[2]宋义强.道德人格生成论[D].重庆：西南大学，2008.
[3]胡承槐.论道德的生成及对当前道德精神困惑现象的透视[J].教学与研究，2005（10）.
论文摘要：中国行政文化对数千年中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选官制度的日趋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对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型有很大阻滞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探究积极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将帮助我们构建现代化转型的合理路径，全面系统地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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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后，专业学科划分过细，基础性、通识型的课程严重不足，大学生出现了明显知识结构缺陷，知识结构的缺失也就导致学生在心灵方面容易出现不充实、不丰富、不优雅等问题出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一些理工科大学觉察到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已经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忽略人文教育使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对历史和社会的了解和体察严重不足，对良知和情感相当漠视，他们都是某个专业的技术精英，但是心灵世界却相当空虚，容易迷失自我。于是一些高校开始逐渐重视并实施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空白的现象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在大学校园中“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仍然存在，高等职业院校也不例外，职业学校学生中，精神面貌普遍存在自我中心急功近利，传统美德淡薄，生存观念扭曲，忽略社会价值的意义，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大学生“价值悬浮”和“精神贫血”的现状也依然普遍。因此，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函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富，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智慧的精华，这其中包含着广博的人文教育资源。在大学人文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传授丰富了人文教育，在塑造完整人格、传递中华民族价值取向上起着非常正面的作用。具体来说，传统文化能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渗透人文教育:
(一)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对中国人人生态度的经典性概括。儒家强调做人要坚韧、有担当意识，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都一生追求的，可以说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才是一个积极人生的大前提，也可以增强抗挫折力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从而更加适应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二)积极入世与恬淡物外的人生修养。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层面。儒家思想为我们设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目标。道家思想则为我们策划了一条返朴归真、恬淡物外的生活理想，“无为之为是大为”，强调回归自然，反对无节制的物欲追求，讲求精神与自然同在的生活目标，可以说儒道两家为不同处境的中国人设计了不同的人生修养目标，同样充满睿智，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
(三)重人伦道德的伦理规范。中国人自古就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尊重人格、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责任意识，促使我们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伦理意识。
(四)仁、智、勇的统一。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孔子把仁、智、勇成为“君子之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智、勇是儒家学说中完美人格的体现，也是君子修养品格、成就事业的必要前提。
(五)持中贵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处世观。“和”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基础，只有“和”万物才能得以成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讲求和谐是谋取发展，反对忽略个性强求一致，“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不破坏整体统一为原则。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人与大自然应‘合为贵’。”“天人合一”，要求人要与自然万物同为一体，同时也是提醒人类不要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在天人合一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才能重新回归平和、安详的精神家园，走向趋近完善的最高境界。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这些财富尽管历经时代变迁世化，却应该始终根植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也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不懈，才能为培养出人格更加完善的人才，才能让学生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坚实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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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学术诚信建设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4-0158-02
在高校中开展廉洁诚信教育一直是学者们和有关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200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诚信教育的意见》中就指出：大学阶段廉洁教育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和主导，加强法制和诚信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组织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引导大学生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不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
高校是进行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学术道德教育，特别是学术诚信教育，便成为高校廉洁诚信教育中的重要部分。有许多学者对于如何进行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作出过论述。有的学者认为，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和学者个人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等，因此加强高校的学术道德教育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学者、学生、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有学者指出，新时期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应该正确处理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学术自律与学术他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三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五个，即：学术制度尚不完善、忽视学术道德教育、学术评价有失公正、学术管理体制缺陷、奖惩机制不够健全。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人性格中的缺陷制约了当前我国的学术道德建设，部分学者过度讲求“入世”，导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抬头；过度服从权威，导致科学研究中批判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高校中学术道德失范、学术失信的事件多有发生，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本文将在分析高校学术失信的原因的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提出一些措施，来加强高校学术诚信建设。
1 高校中学术诚信缺失的表现、危害及原因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开展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必要前提。在高校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他们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学术诚信缺失都会对高校产生危害。学术诚信缺失，主要是指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1 抄袭剽窃严重
对前人结果的适当借鉴是学术创新的基础，但过度的“引用”就有可能成为抄袭剽窃。有些大学生在完成论文时，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而只是从学术刊物或知网上东拼西凑，移花接木。陈冲和郭琛晖于2010年在16所高校进行了一项研究生学术诚信状况的调查，在754份有效问卷中，有564人表示自己曾在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中的资料而有意没有注明来源；有508人承认自己曾有拼凑作业的行为，占总人数的67.4%。除了学生，有些高校教师也加入到了抄袭行列中，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博士学位论文大段复制他人成果，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
1.2 学术交易泛滥
有些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不求上进，不上课也不完成作业，等到要交作业时，就花钱向愿意出卖自己成果的人购买，甚至出现了专业替人考试，替人写论文的“”。校园里、网络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广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无视学术规定，以“版面费”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使一些学术造假者有机可乘。
1.3 恶意侵占他人成果
在有些团队完成的科研项目中，常常只有少数几个人认真参与整个过程，但最后获得的成果却被要求和滥竽充数者共同署名，这种署名失范的现象多有发生。有些教师以自己“专家”、“导师”的身份被批准获得科研项目，但却让自己的学生或其他人来做，成果却归自己所有。更值得担忧的是，学生们似乎已慢慢习惯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学术诚信缺失对学生、教师、高校甚至是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它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挫伤科研和创新的积极性。
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历过一个积累的过程，才能取得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然而有些学者为了评奖评职称，通过不正当手段，可能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同时，部分高校将的数量和科研立项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标准，这也会挫伤那部分认真研究学术的人的积极性，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2）对大学生形成正确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
人生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在人生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深层次上影响、制约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生价值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通过个人心理活动、群体意识倾向和社会舆论，对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衡量、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智力和思维能力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具有旺盛的求知欲，但同时也容易走入盲目、偏执的误区。在学校中，看到学术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学生就会把它当做一种习惯，形成一种不正确的人生价值。
（3）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学校一直被认为是一片净土，而教师也被当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校频频发生学术失信的事件，会让公众改变对高校的看法，而产生一种负面效应，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真理的追求。同时，在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他们将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学术诚信的缺失也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高校学术诚信缺失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体行为，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①社会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会导致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利益常常被用来衡量学术的水准和价值。因此，学术界中的有些人急于追求功利，迫切地想要获得成果，忘记了科学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学术失信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学术失信者也许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使得这种行为有机可乘。
②学校因素。
当前高校里的道德观教育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而忽视了学术道德教育。“在高校的德育中，对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还是个盲点，学校和导师更注重学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术道德的教育。”另外，虽然有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文件来规范学术研究，但很多学生甚至是教师没有很系统地学习，导致他们因为缺乏认识而出现失信行为。
2 儒家文化对高校学术诚信的启示
“道德教育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道德教育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母体中找到根据。”儒家文化倡导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是儒家文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诚信思想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加强高校的诚信教育有积极地启示。
第一，要做到学术诚信，首先要做到诚信做人。诚信做人事诚信做学问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诚信问题实质上是道德诚信问题。诚信既是个体在社会上生存的基础，也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论语》中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哉。”也就是说车无r、不能行走，人无诚信则难以立足。《中庸》中有这么一段话：“诚信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没有了真诚就没有了事物，所以君子以真诚为贵。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只有言而有信、言出必行，才能取信于人。高校师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诚信，才能在学术和研究上自觉践行诚信。
其次，人的思想品德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环境状况对人的思想品德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认为环境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荀子在《劝学》中写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也就是说人能被环境所熏染、所同化。无论是社会、校园还是家庭的环境、风气，都会影响高校学生对待学术的态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清正廉洁的环境更易使大学生受到感染，不断增强自己的诚信意识。想要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加强高校学术诚信的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必不可少。首先要重视和增强学术诚信教育工作。高校中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讲座、知识竞赛、案例分析等，引起大家的关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人文、社科、工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术规范，并且要详细说明和切实可行。再次，要做到奖惩分明，对于认真研究，遵守学术规范的要鼓励，而对于失信者则要依据条例进行处罚教育。
再次，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在开展廉洁诚信教育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放在高校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当教师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学生也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教师自身不端正，那么纵使三令五申，学生也不会服从。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持久的。因此，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学术诚信的观点和态度，更要自身作出表率，不抄袭剽窃，反对学术失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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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企业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营销管理中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随时调整和丰富当代市场营销谋略，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的关系营销。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第三，儒家“变异”思想与现代“创新营销”观念。营销管理者在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要正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变”创新；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百战不殆”。
论文关键词:自省慎独 职业道德 检察道德人格
论文摘要:检察干警作为承担“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重要职责的国家司法机关成员，国家对其提出了要严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道德规范。因此培养检察干警自省意识和自律精神，对提高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培育道德人格有重要的作用。检察道德人格的养成必须依靠检察官自身努力，在自我修养和践行中形成，而在这过程中，自省慎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及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时期的影响，中国的社会道德面临了严峻的社会环境，金钱至上，利益至上，个人至上等等狭隘的道德观念开始上扬，对人们的道德信念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而这其中，对于从事法律工作，担负着“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重要职责的检察干警的道德培养更是提出了一道新的命题。法律赋予了检察官神圣的法律职责，同时也对检察官提出了要严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道德规范。而中国检察官职业道德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因此其中包含了诸如专制思想、等级特权思想、人治思想等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相背离的内容。但就如当今道德研究中常常提到的重视社会集体利益，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人本主义等有益部分对于检察官的道德建设有很大的裨益。同时在道德出现缺失的今天，培养检察干警自省意识和自律精神，对提高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培育道德人格有重要的作用。
自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提出的一种修身方法。“吾日三省吾身”，是儒家经典《论语》中的一句为众人所知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人要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以便发现自己存在的违背纲常伦理的地方并及时纠正。“自省”也就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修身方法。而在此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了“慎独”这一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这也是儒家“为己之学”的观点的反映，这里的“慎独”指的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防止出现违背道德的念头和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人们往往在有人监督的时候能够按照纪律或道德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独自一人，外界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就往往会放松自己的行为，因此慎独是对人们道德素养的更高要求。检察道德人格的养成必须依靠检察官自身努力，在自我修养和践行中形成。而在这过程中，自省慎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
检察职业道德修养首先是检察官主体精神的一种自我约束。韦伯指出:“近代官吏团体己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而检察官作为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职业人，应该具有特殊的“身份荣誉意识”，具有更高的主体精神的自我约束。同时检察道德修养也是检察官个人主观改造的过程，因此要通过检察官个人对自己反省、检查、剖析实现自我的改造，将检察职业道德的要求内化为检察官个人的的道德品质，由他律向自律转变。
二、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官提高职业道德认识水平
要实现检察职业道德的培养，提高检察官对于职业道德的认识水平就显得很重要了。道德认识是人形成个性道德品质的前提，是道德人格形成的起点。因此，在儒家看来“知明则行无过”就成为道德水平提高的重要元素。而在这其中自省慎独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检察宫而言，他们长期面临着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金钱权力乃至美色等的诱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如果检察官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则很容易跌入道德的深渊。因此，通过经常性的，反复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达到自我督促的程度就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好的处理在各种法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名检察官应有的道德原则。通过对自己的反思，能够在正义与邪恶，理性与欲望之间找到作为一名法律人的道德人格所在。
三、自省慎独有益于检察官培养坚定的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人们在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人性若定的毅力和精神。这也是人由格物、致知、诚意到正心的整个儒家修身过程完成的支撑，只有具有了坚定的道德意志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八目”，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种能够理解万事万物的内在心理状态，但由于个人的原因而导致这种认知的偏差，所以，人不能仅仅知道道德是什么，而应该能够按照道德的规范去“正心”，才能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道德意志在这一漫长的修身过程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对于检察官而言，由于检察官职业较之一般的司法职业具有特殊性，因而其职业道德也具有特殊性。表现为:第一，更大的责任性。权力越大，职责或责任越大。法律赋予了检察官的特殊职权，其必然承担更大的责任。其次检察官职业道德具有更大的强制性。普通人的道德规范主要是靠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起作用，并不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但司法职业道德，尤其是检察官职业道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强制性实现的。法律对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做了相应的规定，检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上升到了法律的程度，因此具有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因此检察官必须以自己的意志避免权力的诱惑以符合法律的规定。
儒家代表的伦理道德思想经历的无数的改造，通过历史的选择，成为了中国道德的主流内容。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检察职业道德必须吸纳其中的精华，塑造出符合中国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的检察官道德人格，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职责的时候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区分出“义”与“利”，能够做到“以义制利”，成为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律人。自省慎独是对检察官职业道德提出的要求，也是检察官培养高尚职业道德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检察职业道德才能都不断坚定的发展，才能不断地推进检察事业的发展。
论文摘要: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我们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就必须要经过一种“典范的转移”:即伦理上确立规则道德观，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还必须肯定个体的价值，提倡人权。
石元康的《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即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到底是否正经历一种如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所提出的典范转移?读完全书，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虽然写作跨度较大，结构也较松散，但全书内容均围绕着“从传统到现代:典范的转移”这一主题而展开。
1.传统与现代
石元康深受黑格尔与麦金太尔的影响，因而认为哲学的主要目的是在思想之中把握时代精神，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则是去理解其所处时代的问题。作者指出，自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即刘小枫所称之“中国问题”。何"中国问题”?简扼地说，它是指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看到的中国所遇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这种论证是西方现代性逼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看“中国问题”的具体定位:在历史事功层面，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富强，如何在国际间的不平等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观念层面，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观念和相应意识形态如何获得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的意义层面，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国的传统终极信念的有效性，设想其解放性力量不仅对中国有效，也对西方有效。也就是说如何从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
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对现代性的内容及特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智性的探究，了解其异同及两文化相遇时产生的问题。石元康整本书的工作，便是尝试用一种比较哲学的进路，对上述问题做出讨论。石元康的思路通常是先分析西方现代性的特质，然后再将其与儒家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彰显两者的相异之处。简言之，他认为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是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并且这三种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先以伦理为例。石元康按照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的观点认定市民社会所奉行的道德观是一种“规则的道德观”，而传统社会所强调的则是一种“德性的道德观”。前者的特色是，道德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乃是遵守原则，一个人只要不违反道德原则他就尽了自己的本分。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德行的培养，则最后只能被缩减到一种趋向，即对道德原则的服从。这种道德观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其一是道德的工具化，道德原则被视为对自利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限制，其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其二是道德沦为一种技术性的知识，只强调建立客观的决定程序，个人在具体道德处境所要求的实践性知识完全被忽略。与这种现代道德观，相对的是古典德性伦理观。在德性伦理观看来，“道德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我们怎样的人生才是一个美满的人生。道德实践是追寻美满人生的一种不能间断的活动”。很显然，这种目的论式的道德观，强调德性培养与道德活动是人的终极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且要求道德主体不仅能掌握道德规则，更要在生活中将道德实践内化成一种生活习惯。
在做了上述区分之后石元康继而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并非现代式的道德观，因为孔孟荀的思想，皆非以严谨的、普遍性的道德律则的形式出现，例如《论语》中孔子论仁，便因应不同人、不同环境而做出相应的解释，乃是一种差序的格局，而非以一个普遍性形式给出确切的定义。其次，儒家作为一种成德之学，显然不是将道德只视为工具性价值，而是人的一种道德人格的培养:内圣，例如荀子所说的“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又或学中所说的“德润身”，均是这种意思。再次，儒家就连在考试上也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在石元康看来，现代社会另一主要特征是非政治化的经济，即经济领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政府的功能是制订及确保人们进行交易活动时的规则。石元康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亦与这种现代经济观不兼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式、契约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唯一关心的东西只是令自己的偏好得到最大满足。正如韦伯所说，谋利被视为道德上值得赞许的行为，而绝大部分现代人亦视谋利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提出它具有下列几项特色:(1)利润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的唯一目的，利润也是成功与生存的标准。Q)追求利润是以理性的以及持续的方式进行，并受一些道德上的束缚。(3)基本的劳动力是法律上自由但靠工资为生的阶级，他不拥有生产工具。(4)生产机构将自由的劳力以理性的方式组织在科层体系之中，这种方式是用来组织大规模的，从事非人格化工作最有效的方式。(5)它应用现代科技以及技术性的交换与分配的方式并采取竞争性的市场这个机制。而儒家虽然不反对人谋利，但这却不是君子的人生目的。石元康认为，这种措施使得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在中国萌芽，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工商业的社会从而迈向市民社会。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出生、成长在台湾，求学于欧美，最后在香港工作的学者，石元康对中西之别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智性探究和比较分析是极有独到见解的。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人，其对中国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悟;另一方面，他又曾求学于欧美，受过西方正规的社会科学训练，所以他对于中西以及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把握既要比欧美学者—这些人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常让人有一种隔靴搔痒感觉，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切身体验—到位;同时也比多数本土学者—这些学者则往往太拘泥于中国本土经验缺乏世界眼光，从而给人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更显高屋建.
2.迈向市民社会
根据黑格尔的舒去哲学原理的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的普遍性中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发端于西欧，其英文字为“C1V11 SOClety"。关于其如何翻译学术界有着诸多争论，在《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中石元康做过这样一番总结:
最近，一词该如何译成中文的争论。有的人译为“民间社会”，有的人译为“公民社会”，有的人则译为“市民社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讨论洛克的理论时，可能可以将它译成公民社会，因为洛克在《政府二论》中将C1V11 SOClety与political society等同。但如是谈黑格尔及马克思的理论时，则译为市民社会才恰当。因为civil society对他们而言与国家是不同的。至于民间社会为何是不恰当的翻译乃是因为，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中才有的东西，而且，我想他的这个讲法是对的。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市民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民间社会。因此，将civil 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并不恰当。
而根据石元康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市民社会的特色归结为下列几点:
(一)肯定个人主义。因为市场必须假定在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对于自己的基本需要及目的己经十分明确，否则人们就没有理由去市场进行交换。这正是个人主义的论旨。个人主义也就是肯定个人是先于社会的，这点与集体主义的论旨正好相反。集体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会变成他现在这样，乃是社会塑造的结果。
(二)提倡人权—这是特殊性原则的具体内容。特殊性原则是肯定人与人分离的原则，而人与人分离是用权利来划定它的界限的。人们进入市场，或人与人定契约之前，都必须要假定人有某些事前己拥有的权利，否则他们没有道德上的根据把一些东西让渡给别人。
(三)市场与拥占性活动成为主导力量。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是经济人，其活动的领域是市场，而市场是一种交换的场所与制度，因此，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转让的，而且也可以被个人单独享用。能够与别人分享的东西或只能与别人分享的东西(例如友谊)，将不是市民社会中人的主要追求对象。但是，在将市场关系扩散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后，那些本来不属于商品的东西也都商品化了，例如知识。那些本来不该是契约式的关系，也变为契约式的关系了，例如婚姻。此外由于经济人追求的是商品，而商品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拥有关系，因此，市民社会经济人的主要活动就变为拥占性的活动。
(四)人基本上是自立的—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经济理论中，这点都得到了最基本的肯定。一个进入市场活动的人，很自然的是要从这种活动中得到自己的好处，否则他就没有理由从事市场活动。市场机制将谋利这种活动合理化及合法化。
参照上面对于市民社会的归纳，显然传统中国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必须要经“典范的转移”，因为两者的核心价值与行为模式并不兼容。纵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种典范的转移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怎样实现这种典范的转移呢，作者似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不过作者指出:要解决一个传统的知识论的危机却必须满足麦金太尔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传统一方面解决了那个危机，同时这个传统本身还保持着它的延续性。这三个条件分别是:第一，这个新提出的用以解决知识论危机的架构必须能有系统地解决这个传统此前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这个新提出的架构及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在这个传统中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使得它无法应付:第三，在完成第一与第二项工作时，这个新提出的架构及理论还得与原有的传统之间保持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并不因为这个新的架构及理论的提出，原来的传统就被推翻了。相反的，它不仅没有被推翻，我们还得指出，在加入这些新的因素之后，该传统还能够被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只是指出解决传统知识论危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但似乎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条件推而广之应用到解决整个传统的危机，实现从传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跨越中去。
论文摘要: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进而推己及人到关爱众人的仁爱济世思想，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的修身思想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儒家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生命观强调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应高度重视。《孝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最高恩惠，应格外珍惜。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儒家生命观认为人是最灵杰、最宝贵的，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切。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普遍本性的揭示。孟子、荀子都肯定了人“欲生恶死”这一天赋的本能。儒家这些思想对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书寸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遂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治病略例》中指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在《要方·序》中他更明确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上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了生命神圣观念，并由此观点引申出了医学的社会职能及存在价值。《黄帝内经》从生命神圣观念出发，要求医学承担起“济群生”的职责。孙思邀也在《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存着，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在此，他很清楚提出医学应当承担起济命扶危、保卫人类宝贵的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孙思邀进而深刻指出，解除患者疾苦、保卫神圣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志存救济”，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这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医伦理思想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2、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孝，即孝敬父母;梯，即友爱兄长。在孔子看来，孝梯是仁的最基本要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孝亲思想对传统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谈到学医的动机时就将“上以疗君亲之疾”放在首位，足见其对孝道的重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说:“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针灸甲乙经·序》)。这种以医为孝的观念成为医家的一种传统，也是许多儒生攻医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因孝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家，如南北朝时期的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习临经方，遂精医术，成为名医。他认为:“为人子者，当善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其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儒家强调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乐于助人。自己想有所成就，自立于社会，也帮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创造条件让别人事事成功。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对传统医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在处理与患者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对病家的疾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邀曾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恰”(《要方·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侧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处理医患关系时注人浓浓的情感。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子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第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强调仁爱首先爱亲，进而由爱亲推及到爱非血缘之亲的众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儒家由“泛爱众”、博爱进而主张以济世为怀，提倡积极人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黄帝内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儒医将行医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北宋范仲淹就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以济世的观念已深人人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不但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总结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修身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修身，即克服自己思想上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社会成员。儒家设计的通向圣贤的仁学之路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其中修身是根本。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明确提出:“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也一再强调这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即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仁是一个自我修养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利欲和不足，让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的规范，让自己充满仁爱之心，力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为仁由已”，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实践，都有实现仁德的可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追求仁、实践仁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恒”字，孔子曾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来说明“恒其德”的必要性，因为德对于医家来说，尤为重要。
受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杨泉《物理论·论医》)，从医者应首先学会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做人行医的准则，然后才是学习掌握医术，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宋代林道在《省心录·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孙思邀也指也:“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这些思想都强调为医者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克己和自我监督。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认知;理论主题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110-05
一、传统儒学的三个理论形态
基于原始儒学的精神主旨与经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崔大华先生直接、自觉地指证传统儒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实际产生了三个理论形态，即两汉“天人之学”、魏晋“自然之学”与宋明“性理之学”。
天人之学铸就在“兴盛的经学思潮和独特的谶纬思潮”，“当以前汉武帝前后伏胜《洪范五行传》、董仲舒《春秋繁露》、翼奉《齐诗》为开端，两汉间蔚为壮观的纬书将其推向高峰，后汉章帝时白虎观会议产生的《白虎通义》则是其理论的终结”，“基本的理论特色和思想内容”是“五行、八卦为框架的有机自然观的背景下凸显的天人感应观念”，其衰落缘由是外部“儒士成长环境的消失”、自身“今文经学的烦琐”与“古文经学的混杂”、王充“天道无为的自然观”的挑战。它对原始儒学基本观念“命”的表现形态与人的主动性、“礼”的本质及“孝”的关系内涵与制度推演、人性与仁义及义利等问题作了辨识。①
而后“魏晋儒学生长在魏晋玄学风靡的理论环境中”，“本着‘制名指实’的原则”称其为“自然之学”，“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儒道兼取”，用“天道无为的自然观代替了汉代儒学天人感应的有机自然观”，提出与汉儒的“元”（即万物原始）、先秦老庄的“道”（即实在性宇宙根源或总体）不同的本体“无”（即“对万物生成之前的一种共同状态的描述”），它在原始儒学的心性、社会、超越层面“援用道家思想来诠解”其“范畴、命题或思想观念”。②
性理之学“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回应了隋唐佛学挑战而吸取其理论成就来阐释它的“本体”“功夫”，经“隋唐儒学的新觉醒”，“评汉代天人之学之诬妄”，“判魏晋玄学为‘旁行’”，“破佛老思想之笼罩”，并以“超越经学和消化佛老”两个理论支点揭示其“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朱熹综合先贤理论成果以消解矛盾而建构的成熟理论形态呈“笼罩之势”，后阳明心学对其本体“理”的客观性消解和“工夫中内外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袁永飞，男，侗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0002）。
之分的破除”而“全面突破”，再后清学在“和会程朱陆王”思想特色中接洽“西学东渐”;它在心性论、伦理观和天命说上，进行了细密、深沉、周延、权威的证明而自我封闭，终在“其学术基础的动摇和社会功能的衰蜕”中沦落，彰显“天理”与“人欲”“知识与道德”的内在缺陷;其后有清代启蒙学者的否定性消极批判，引领现代新儒学的肯定性积极诠释，主要诠释成果是冯友兰“新理学”与牟宗三“道德形上学”。③
总的来看，崔先生对宋明性理之学的探讨在理据上较充分，根系在原儒，支点在超越经学与消化佛老;论证较饱满，立足于汉魏儒学的观念认知，觉解了隋唐儒者思想评论，全面阐发了宋元明清理学的系统建构与解构;要点较明晰，以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展开其核心意旨;判断较精准，重点以程朱理学的生长、发展、成熟、衰落为认知主线，同时辅以陆王心学的局部改变、改进、改造、改良来增善;体系较融贯，统摄其内部蕴含与前后关联的理论元素、要点，作合乎历史逻辑发展与现实社会存在的系统论证。这无需多辩。崔先生对汉代天人之学的认识，在文化传承上坚持正统原则，相信由原始儒学改造的经学起主导作用，忽视了汉初黄老道家学说及其他诸子思想的综合影响;社会诉求注重单一要求，用人伦的道德力量和智慧来规范社会，抑制人们在经济利益与文化表达上的多元诉求;政治整合过于直接简略，靠官方统一认定儒家意识形态制度化作为，对官民自觉参与政治事业的渠道和方式关注不够;生活功能讲究实效，看重社会规范日常表现的功能特征，而对社会规范系统的理论创新能力丧失没有深入探讨;情感交流真诚开放，用天人感应的心灵犀通来说明人类善恶的本性变化，把这种有机灵动性化作阴阳五行八卦的机械性类比。这不用细说。但崔先生对魏晋自然之学的分析，思想把握上有欠缺，突出孔子儒学思想活跃的文化内涵而依附历史传统，遮蔽老庄道家理论诉求的生命本能却提扬现实冲动;核心论证有点模糊，汉儒经学名教形式已烦琐得没有任何理论探讨价值，用魏晋玄学的义理分析来简要指明其儒学的本体意蕴;精神旨趣上十分纠结，儒家仁义道德不再是人们唯一认定的精神诉求，道家自然无为成了时代新宠而成全人们理想追求;基本观念上略显武断，用原始儒学理论观念来硬性对接魏晋玄学认知概念，拿“制名指实”原则把道家化的自然观念更正为儒家式自然观念;生命遭遇上略显伤感，魏晋名士多出于自保而放弃传统儒者担负的人生责任，放浪才情与山水，学老庄隐者生活。下面略作解释。
崔先生自觉意识到魏晋名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精神关怀，却相信他们怀揣老庄道家自然无为的理想信念，把原有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内涵“名教”，当作束缚人生的教条形式，竟以天生本真且终极诉求的自然理念的本体作为，矫正人为造作且有限满足的道德观念的不当运用，陷入儒道两家开新后由玄学理论构建的思辩泥潭，迷失共同的人生主题（即道德的生活）、公证的认知理路（即言意的名义）、完整的文化系统（即多元的要素）、神圣的命运诉求（即生死的权衡）与超越的理想境界（即精神的辩证）。因而，他采用变异了的道家的自然理念（在郭象的庄注中尤为明显），同化儒学的道德主体以养护原有文化精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论嫁接。随后印度佛学观念大规模东进，默认本土玄学实际贡献而待宋明理学创新发展。按我对这一阶段儒学主题的理解，应把“自然之学”更为“名实之学”，才能统摄更多的理论内涵，“名”是“名教”而延续文化传统以启引新生思想，“实”是“自然”而回归生命本体以舒展学术枝用，这般承上启下才能“崇本息末”、推陈出新。因此，天人之学以天感人，名实之学以名求实，性理之学以性明理，共筑传统儒学的主要理论形态。
二、现代学术推证的三种理论建构
崔大华先生对上述传统儒学三个基本理论形态前后思想背景的学术解剖，是通过对原始儒学理论结构的层级分析与现代儒学社会命运的深度研判，间接、半自觉地探讨其文化生命实际诉求的精神旨趣来印证的。
崔先生在《儒学引论》甲篇“先秦儒学”的形成中界定其“范围与起点”，认为原始儒学应萌生于殷周之际，从“帝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蜕变出道德观念，由孔子口中（即《论语》）超越的“天命”、社会的“礼”与心性的“仁”建构三个周延的理论层面，经弟子传播和后学（如孟荀，他认可孟子的理论贡献而判析荀子的思想变异）拓展，增强内在“仁”的精神生命活力和扩充外在“礼”的社会文化领域。丁篇“总结”中谈到“儒学的基本特质”具有“道德关切”，它包含“全体人众的、伦理纲常的、义务的三要素”，界分的理论结构是“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的“仁”、“社会伦理纲常”的“礼”与“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外在客观必然性”的“命”，以此结构承担社会生活的道德、法律、宗教功能，开启现代新学并应对西学挑战。
如何开启与应对现代社会观念变迁以激活自身生命力与意义诉求，这是《儒学的现代命运》深入研讨的主要命题。该书“自序”对“儒学”有比较完整的内涵界定：“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④他先回顾传统儒学形成的“道德走向”、观念结构、社会功能和生活形态，揭示其文化生命中活着的因素、已死的观念与缺弱的部位;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考量其作为宗教、哲学、文化的存在形态的理论进展，及它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支持、秩序把握和适应性生长;最后由现时代西学视角与思潮，找寻其现实生活的“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解决途径，回应当今突出的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和两性问题的整体求解，建议人不管遭遇什么情景和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坚守人类伦理底线、优先注入道德因素、共享文明果实。
针对两本著作的系统分析与相关论文的有效阐释，可以在传统儒学的理论结构层面与现代命运走向上，推证出三种理论构型即道德之学、仁义之学和中西之学。道德之学从殷周时代脱胎而出，上承黄帝的人文历史精神而下启老子的道德观念创新。⑤它沿承着周公构建礼乐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向上下拓展，从黄帝王道与周公圣德中提引以王统圣的道德之学，经老子对周公圣德的深度发掘以开显圣道并修养孔子心中的君德（或王德），此王德修正春秋战国时王道而对接黄帝王道，由此形成以圣统王的道德之学而主导后来“内圣外王”⑥的理念建设。仁义之学起始于孔子“为仁由己”⑦和“君子喻于义”⑧，深化在孟子的“仁，人心也”为“安宅”、“义，人路也”为“正路”⑨，定型在荀子“尽伦尽制”的圣王“礼义法度”之中保养其“仁义忠信”⑩，直接转承中古道德之学而明示汉代天人之学。中西之学，起源于“西学东渐”的“体用”之争，完善在冯、牟二人的“新学”体系，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与文化精神，融摄西方的现代科学理性与文明认知，在新时代的理论生长环境中重新检讨自身认知局限，开创民族文化精神的新境界。
由此，有必要修正儒学理论认知的主题、范围、内涵和形式，不必拘限于孔子原始儒学创造的部分成果，而应明确它中古道德文化根源的历史流变与近古仁义精神诉求的现实场景，全面展示其传统“天人感应”觉悟的生命通道与“自然名教”辨析的文化道理，高度提炼出“天理人欲”范导的观念世界和大力改造其现代中西体用融合的知识谱系。也就是说，不仅需要了解儒学外现于历史传统而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形态，也应考察其内在于现实生活而提供原型塑造的理论形态，和蓬勃在未来生命里希望成就的理论形态，这才能更自觉、完整、持久地把握其文化生命脉动。
三、古今思想追溯的两处理论边界
崔大华先生受新时代实证科学研究成果认知的影响，不赞成人们对传统经典文本作过度诠释与无限推演。但据上述儒学理论形态设定的基本主题，可构建其远古理论初始与今后或未来认知模型。我认为，在历史记载（以《史记》为准）的圣贤人物开创的道德之学前是“神圣之学”，在现实进展的文化社会活动交融的中西之学后是“宇宙之学”。为何这般认定？理据是人文理性的历史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现实（或实证）精神的终极诉求。此诉求面对人类可能无知的精神空间，奋力扩展自身不确定的生活意愿，笼罩所有生命进程，寄托规范的理论认知，辨析杂乱的文化思考。
神圣之学是由神（即天启）和圣（即人文）共建的学问体系，或在神的意旨下由圣阐发的学术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圣学（即原创子学与再造经学）和西方传统神学（即原编经学与再传子学）的共同理论来源。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又在《中庸章句序》中讲，“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两个序重复提及的核心观点是“继天立极”，前序讲或三皇五帝由此成就其政治制度和事业的神圣根据，后序以“上古圣神”为认知主体来判断其成立的原初理由（即“天”）和终极诉求（即“极”）。前者标识具体的历史人物可进入现实社会制度建设的生活领域，后者突出“道统”的文化精神旨趣已渗入到历史文化社会根系的生命领域。它们在文化生命起源的基本面上，一样寄望神圣启示，展开在现实社会生活功用的范围内，一个是制度体系的根据，一个是思想谱系的原则。由此知，儒学的最初理论主题是神圣，是中国人文理性精神的终极诉求，以圣为主而落实在政治社会活动与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别于西方人文理性传统以神为主、经求证成就学科理论知识与概念逻辑系统。它们都是某种文化理想的最高目标设定，开示人类生活存在的根源性疑难，但中国儒学强调自身能成圣而通神，西方神学推崇他者恒为神而示圣。
如果神圣之学是针对传统儒学的历史文化根源所作的理论构想，那么，宇宙之学是针对现代儒学的未来生命走向进行的理论设计。它应走出现有中学与西学的理论局限、哲学与科学的认知局限，不执迷近代以来学人对二者的体用定位与主次定性，全方位地开放整个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共求更大力量与智慧推进社会发展。这是近来我受宇宙学与未来学的一些影响、启发而产生的想法，这些学说的内在核心动力与综合系统支撑仍来自科学理性的文明成果，它直接排除传统文化思想中命定论、循环论、因果论的单向干扰，最大限度地统领目前人类发掘的优质学术资源，但它对未来宇宙的价值判断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视域与现实主义的功利诉求中。我对此解证的基点是《墨子》关于“宇”和“宙”的说明，即“宇”是空间性存在或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所谓“此在”，“宙”是时间性发展或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所讲“过程”。说得抽象点，前者是现存的无限而开放所有可能，后者是根由的全部而统摄一切来源。这样，儒学将以可确定性认知的思想“此在”，探索不确定性把握的精神根由而体验“过程”。这是对传统儒学的原初与现代儒学的未来的主题设想。
四、目前完整认知的八类理论主题
所谓完整认知，是对上述儒学理论认知形态的总体把握情况作主题研判的独特诠释，是想到懒得再想或不能想了的暂时圆满的思想结局，或为了某种理论认知的系统总结而暂定其为特殊的文化生命整体。
上述理论说明可归纳为八类基本主题，分别阐释如下。
第一，神圣之学，开示于远古时期（无史记载），“神圣”为其主题，“神”以“圣”为主，避免其过于神秘而见（或现）“道”，其强调过程实践，出世的“神仙”需要入世的“圣贤”来领悟其无穷奥妙;无论是中国传统圣学，还是中国传统神学，甚至是前二者紧密结合的中国传统王学，莫不如此。
第二，道德之学，成型于中古时期（有史传闻），“道德”为其主题，“道”以“德”为主，避免其流于形式而见“仁”，其强调内涵修养，理想的“道体”需要实有的“德用”来丰润其生活内涵;无论是黄帝的王道化身为周公的圣德，还是老子的圣道转化为孔子的王德，甚至是二者有效结合的墨子圣王道德，莫不如此。
第三，仁义之学，创建于近古时期（有史为证，建构传统），“仁义”为其主题，“仁”以“义”为主，避免其局限于个体而见“天”，其强调整体超越，内在的“仁心”需要外在的“义路”来开显其人生原理;无论是孔孟“乐道”的仁义，还是荀子“德操”的礼义，甚至是反对儒墨仁义是非的庄子，莫不同心感化人文义理。
第四，天人之学，流行于传统社会早期，“天人”为其主题，“天”以“人”为主，避免其混同于万物而见“名”，其强调人文建设，完满的“天空”需要残缺的“人生”来弥补其现实遗憾;无论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还是刘向、刘歆的古文经学，甚至是二者高度结合的郑玄今古文经学，莫不如此。
第五，名实之学，转折于传统社会中期，“名实”为其主题，“名”以“实”为主，避免其束于枝节而见“性”，其强调本根回归，文化的“教条”需要生命的“本能”来突破其历史局限;无论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郭象“独化”二者为一体的“名教即自然”，莫不如此。
第六，性理之学，发扬于传统社会晚期，“性理”为其主题，“性”以“理”为主，避免其迷于现象而见“中”，其强调本质把握，自然的“本性”需要人文的“道理”来范导其社会言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甚至清代附会二者的朴学，莫不如此。
第七，中西之学，蓬勃于现代社会发展时期，“中西”为其主题，“中”以“西”为主，避免其拘于传统而见“宇”，其强调开放战略，道德的“文明”需要科学的“理性”来完善其理念体系;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甚至是哲学中国化，莫不如此。
第八，宇宙之学，完善于未来社会形成时期，“宇宙”为其主题，“宇”以“宙”为主，避免其定于静止而见“神”，其强调无限变化，空间的“存在”需要时间的“发展”来完成其所有可能;无论是中国已有理论成就，还是西方现有理论成果，甚至是其他民族所取得的理论成绩，莫不如此。
上述以传统为古而分早、中、晚三期，阐述了汉代天人之学、魏晋名实之学、宋明性理之学，这是崔先生重点关注与具体论证的主要儒学理论形态;其前古分为远、中、近三期，推证远古的神圣之学、中古的道德之学与近古的仁义之学，这是崔先生大体界分与深度解析不够的理论认知部分;以现代为今而继承传统儒学并创建中西之学，这是冯牟二贤及崔先生等人的学术职志与命运关怀;今后应超越中西之学的体用论争而证立未来的宇宙之学，这是吾辈学人应努力的目标方向与意义诉求。
当然，对先秦孔孟荀的仁义之学以义为主和现代新儒家以西为主的观点，明显背离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认知常识。因为大多数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信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前者应以仁为主、后者当以中为主。这里不想过多讨论谁是谁非，只需阐明其依据即可。仁义之学，主要依据孟子的心同理同，求证得“义”的大体存在，落实在传统社会的礼法范导;中西之学，主要依据现代科学理性，统摄传统道德理性，归功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即使这种统摄有问题，导致当今人类现实社会的严重灾难，但回到传统道德的标准判断能否救治目前这场危机，在当前的生活实践中仍难以验证。起码当今中国“国学热”，更多是口头语言泡沫泛滥，未能深入人类文化灵魂以导引现实生命或生活，走上综合创新与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注释
①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7、258―259、290、312―321、290―306页;崔大华：《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崔大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6期。
②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2、324、333、336、342、366页;崔大华：《“儒教”辨》，《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崔大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构成》，《文史哲》1983年第3期。
③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8、409―422、423、473、526、536―537、548、580、655、668―673、673―800页;崔大华：《二程与宋明理学》，《中州学刊》1984年第5期;崔大华：《理学形成的两个理论支点》，《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崔大华：《新理学的理论品格》，《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④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崔大华：《儒学的最初传授：孔子及门弟子略述》，《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崔大华：《〈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中州学刊》1994年第1期;崔大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崔大华：《最后的坚守》，《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⑤据《史记》及后来一些记述，黄帝是《五帝本纪》中第一位主人翁，又被当做“三皇”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另两位是伏羲、神农）;我从“王天下”的政治传统的发起来说，将其看作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王者，开辟了影响后世社会建构的神圣“王道”。目前一些学者认为，老子是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其著作属于集成性作品;但我从关于他的现有研究成果来判定，其堪称世界文明“轴心期”理论创造的先驱，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且有名有姓有著作的文化圣人，标榜了效法天地自然而指引人事作为的圣道。以此政治王者（黄帝）与文化圣人（老子）界别道德之学，不同于牟宗三先生以此创新发展后的周公（文王与武王的集大成者）的“王统”和孔子的“文统”来判别的“道德理性”之学问。
⑥《庄子・天下篇》。
⑧《论语・里仁》。
⑨《孟子・离娄上》;《孟子・告子上》。
⑩《荀子・解蔽》;《孟子・性恶》。
经文：“久（古、今、旦、暮），弥异时也。”注释：“久”“相当于哲学的时间概念，又叫‘宙’”，《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经文：“宇（东、西、南、北），弥异所也。”注释：“宇”“相当于哲学的空间概念”，《淮南子・齐俗训》“四方上下谓之宇”。参见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论文摘要：武术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武术的价值核心在于武德，重武德培养是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社会所需的文武双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建设人才的先决条件，也是武术文化、武术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
影片《叶问》深受观众喜爱，一举获得第28届金像奖最佳影片大奖，其中体现的武术价值和武术精神，激起了观众的共鸣，体现出中华武术的魅力所在。武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价值产生了高度的融合和贯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武术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不断地发展着的，在不同的传统文化时期内武术都存在其价值，并结合时代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阐释。对武术价值认识，必须先保持对武德认可和发扬，才能保证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1武术的传统价值思考
影片《叶问》讲述发生在上世纪正值战祸乱世的中国，一代宗师叶问发扬武术精神，抗击侵华日军，振奋民族气概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华武术的传统的、不可比拟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华武术历经千年不衰的根源。
1．1品德修养价值
传统武术“尚武崇德”，“尚武”者在坚持不懈的武术锻炼中，体魄不断强健，攻防技能不断提高，意志品质不断得到磨练，这是“自强不息”精神赖以存在的基础。强健的体魄可以提高生存能力，防身制敌技能可以保护自己。这种战胜恶劣环境和对手的体验，能逐步使尚武者养成见恶不畏、见强不惧、勇于拼搏的良好意志品质，这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崇德”能培养“厚德载物”的气度。武术传习中，强凋武德教育，要求习武者讲手德、口德和公德。手德即较技时不以武力伤人，就是对坏人，也以擒拿、点穴等法制服敌人为尚；口德即不出言不逊用语言伤人；公德即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不做扰乱社会治安的事。影片《叶问》中的叶问正体现了一个武者的所具备的高尚品德，不以武压人、不欺强凌弱、不盛气凌人，与人友善、淳厚处世、宽以待人，在民族危机面前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正是武术对品德修养的体现。
1．2民族精神价值
在影片《叶问》中，随着日本愈演愈烈，斗争日趋激化，逐渐形成一种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中华武术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其他项目无可比拟的优势，是教育华夏子孙后代的有效途径。文以心评，武以德显。也有人说武术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技击，更在于武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武术历来以“尚武崇德”作为其传承的基本原则之一。通过习武可以培育学生养成坚毅、果敢、豁达和尚武崇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武坛的缩影。
1．3文化承载价值
武术，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土壤里成长，深深地熏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观、太极哲理、道观、气观，并以此作主干和方向来构筑自己的庞大的科学体系。因此，无论从拳理拳法，还是具体动作，甚至名称，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武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里发展、完善，所以，武术也必定充分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可以讲，武术系统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美国有句“名言”：不懂武术则不知中国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武术已是“中国人”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所在文化的延续。
2武术的现代价值思考
2．1促进经济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的文化精神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形式，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武术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又有浩如烟海的套路功法，既有纷繁林立的武术门派，又有武术名胜古迹，同时还包含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和武术特色的各种艺术形式，武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使世界各国人民通过武术文化的参观，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武术服装、器械、图书、音像制品以及武术文艺影视等的开发，带来得经济价值难以估算。国际性武术比赛可以做到“武术搭台，经贸唱戏”，诸如中国少林国际武术节、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中国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等国际武术盛会的举办，已将武术活动与旅游、经贸融于一体。以武术活动为形式，以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为内容，既推动了武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加强了该地区和世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2．2审美娱乐价值
首先，武术讲究手、眼、身、法、步等形体动作的规范和精、神、气、力、功的统一，强调习练者的意象思维，进一步发展到追求动作演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节奏及风格，形成了武术形神兼备的运动特色及审美特征，而武术的神、意、气、韵等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是基本一致的。其次，传统武术常常借用自然界的各种景象或动物的不同姿态来比喻武术动作，以形喻式，体现出了武术独具特色的含蓄、深邃的内在美。这在以显示武术功力与技巧的套路练习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第三，在斗智较勇的对抗性搏击竞争中，力量美、速度美、柔韧美、灵巧美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人在奋发抗争，锐意进取的意境中获得美的观感和愉悦，这是技击美。这些都能引人人胜，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中华民族健身娱乐的重要手段。
2．3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
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也就无所谓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享有。人的思想道德、智慧才华的存在，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的自身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分子，众多自身和谐的人才能组成和谐社会。一个没有健康体魄的人不能称之为和谐的人，而一个充斥着体魄病弱者的社会自然无法称之为和谐社会。传统武术正是通过对肢体的不断磨练，对自身心灵的不断净化，对人生的不断感悟，来调节自己的身心，调整与他人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今天习武同培养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发扬祖国的灿烂文化，热爱祖国，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尤其要培养青少年一代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提高对民族的自信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要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尊老爱幼、尊师重道、乐于助人；更要通过习武来磨炼新生代的德、勇、智、恒的坚定意志。以高品德、高素质的人来构建和谐社会。
3武术价值核心思考
武术的价值核心——武德。中华武术武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历代书籍典籍中，亦散见于儒、道、墨等各家的相关章句。不管是历代武术派别还是其他各家的武德文化思想，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和核心都是德性。
3．1中华武术中武德的体现
纵观武术的发展史，无论是在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涌现出不少武林豪杰。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高尚品质，教育和激励着后代习武者。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幼年时，母亲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使他铭刻在心，学文习武，文武兼备。近代武术家霍元甲不甘忍受侵略者的欺凌和狂妄，挺身而出，飞上擂台，使那些帝国主义列强的拳师，不敢在中国的武坛上耀武扬威，大振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如今，虽然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过去不同，但武德教育寓于深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激励广大习武者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巨大动力。
3．2武德在武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传统武术形成了一套与武术密切相关的道德体系，讲究“尚武崇德”，“德”比“武”更为重要。中华武术从授徒到武技运用无不体现着武德的仁学中心思想。武家授徒主张择人从严，看好习武之人品德素质，不随便把技术传给那些品德低劣之人。讲求“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学拳宜以涵养为本”。“未曾习武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教武育人”贯彻在武术教习全过程中。
论文关键词：文言文 文言文复兴 原因
论文摘要：新课改语文教材中得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文言文的大量增加，本文从文言文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学语文本身学科的性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及国家实现文化领导权四方面就文言文复兴的原因就行探究，以期引起中学广大师生对文言文教学、学习的重视。
新课改形式下，中学语文的教学体系实现了序列化。新的语文课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重不仅增加，题材多样，而且课文中的分布呈现多样化，灵活性。面对新教材中大量文言文的涌现，教师有些迷惑不解不知所措；具体什么是文言文，头脑中没有明确的概念，新课改教材内容要求时代性，设置大量文言文还有没有必要呢？答案是肯定的，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得大量涌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文言文复兴运动是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大量涌现的前提背景之一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是相对与白话文而来的，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音律工整，而且不使用标点，包含了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其次，文言文复兴运动促使文言文在语文教材中得大量涌现成为可能。
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需要
面对青少年贫乏的精神世界，低浅的人文素养，脆弱的人格操守；面对不管是文化断层。市场经济还是科技进步或者唯物史观的的原因的“道德真空”“道德迷茫”，我们不能不为祖国的未来担忧。梁启超先生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泽国自由，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面对“汉堡”文化，“圣诞节”文化。“情人节文化”的狂轰滥炸，我们年青一代明显的缺乏抵抗力，免疫力，究其原因之一，对本土文化了解的匮乏。文言文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阅读材料中大多是宣传“论义理之信忠孝节义”等地任务传纪片段，而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长辈的孝敬恭顺，对朋友的侠肝义胆，面对强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勇气等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为了什么目的的都要坚持和宣扬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文言文是符合教材内容时代性要求的。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对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以苏教版六册为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各方面得以体现：
替父从军，远征报国的《木兰诗》，表达古人美好情感，骨肉情深的《水调歌头》《人琴俱亡》等作品，对于今天人与人感情的淡漠，为了一己私利，夫妻反目，父子对薄公堂，等不亲不敬不孝现象，为了名利不惜作假的“吴老虎”等假老虎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希冀学生能够分辨是非，正确的看待社会现象，塑造其良好的人格精神情操。钱理群教授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史为人打精神的底子的，中国文学史上，在文学上有造就的前人，不但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也为后人留下了高尚的人格榜样。相信古人的爱国精神，治国，以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最可贵的精神传统之一，能够教育与感染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包括广大的中小学生，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我们同台湾一脉同宗，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师，教育学生，提高其文化素质的同时，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言文在那中学语文教材中得大量涌现是有其意义的。
三、文言文的大量涌现是中学语文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语文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微型百科全书，一个折射人生的多彩世界，一颗枝叶繁茂硕果累累的知识大树，一个窥视人类心灵的港口，传承人类文化的载体。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得大量涌现，能更好地让学生认识祖先，认识历史，认识自我，从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根。正如德国威廉二世认为：“学校最根本的是缺乏国家这个基本观念，我们必须把德语作为文科中学教学的基础，应该培养出富有民族精神的德意志青年，而不是希腊青年和罗马青年”。任何削弱汉语语言地位夸大别国语言作用的做法都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的。
四、牢固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复兴的深层原因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文化”，这句话虽说偏颇，但却指出了民族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作为“保存先人的成就，并使继承的后代适应社会一种既定存在的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绝不会比类人猿更高明，”只有传统文化的时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借着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力成长，因此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要不要传统文化，而是在于能否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能否把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充分发掘出来。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得复兴是宣扬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综上所述，文言文是语文教材中得复兴是具有时代特征，现实意义的，是文言文复兴运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是由语文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是国家实现“文化领导权”所需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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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历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我国古代关于社会道德“人伦”中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是属于家庭伦理的即强调“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长幼有序”。在家庭伦理建设上也提出了“德教行而民康乐，礼义积而民和亲”的论述，把家庭伦理建设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比如说“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充满着醒悟人生启迪人伦的睿智。
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以家庭为本位，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这可以从通行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五百多年之久的所谓“三纲”、“五伦”的纲常。三纲“者，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可谓”三纲“说的前驱。”五伦“即五种人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孟子首次提出了”五伦“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孟子不仅讲了五种人伦关系，也讲了如何正确处理这五种人伦关系准则，即”义、亲、别、序、信“，亦即” 五教“。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深，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重视家庭，关心家庭，建设符合礼仪要求的家庭。这可谓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当今中国的家庭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多是核心家庭。这种家庭人伦关系主要有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这样三种关系。夫妻关系是构成家庭人伦关系的根本，是家庭道德最基本的规范，古今亦然。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夫妻之间的道德要求是双向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道德，兄弟姐妹之间的道德，亦应如此。
人所共知，夫妻关系乃人伦关系之始。没有夫妻关系，自然不会有父子兄弟姐妹及其它诸种关系。特别是现代社会核心家庭增多，夫妻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夫妻关系直接涉及家庭的存在、巩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重点。夫妻之间的道德要求，即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是”互敬“。所谓”互敬“，就是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夫妻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是亲密无间的生活伴侣，在家庭的地位与权利是平等的。夫妻双方必须承担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义务，家政大事，协商解决，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难免发生矛盾，这就需要多一点容忍，多做自我批评，严以律己，宽以待他（她），赤诚相见，坦然交心，互谅互让，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和睦为贵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婚姻的存续，也需要爱情来支持。爱情是双方的互相”给予“或”奉献“，爱情需要养护与培植。相爱的男女结为夫妻，在他们一生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某些波折、淡化甚至裂痕，在所难免。作为夫妻双方，应面对现实，相互调适，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消除隔阂，不断增进理解、谅解、信任与尊重。须知，爱情对夫妻双方来说，彼此有爱的权利，亦有维护、发展爱的义务。确切说，依靠理智对感情调控而生活。
抚养和教育子女，是每一个父母都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在对子女的抚养教育过程中，父母以身作则，树立一个好的家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个课堂，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子女树立学习的榜样。父母与子女之间，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是”慈孝“。慈孝是传统家庭父子间的道德要求，我们沿用旧的道德范畴，但内容、意义却不同。它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这里所谓慈，是父母对子女的仁慈、厚爱的情感与态度。慈，不但是父母以无私的爱心养育儿女，而且要求父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教导儿女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小家庭大大增加了。有相当数量的”爷爷“和”奶奶“离开青年人当杜生活。在有条件的家庭中长辈与晚辈分局，可能要比合居好一些。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晚辈都不应放弃履行尊敬赡养老人的义务。在和谐发展的家庭中，青年夫妇和他们的父母都愿意而且善于为了亲属感情和相互帮助而牺牲自己的私欲。这是家庭幸福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伦理关系，重视家庭道德建设，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强化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人伦关系，倡导夫妻”互敬“、父母与子女”慈孝“、兄弟姐妹”友爱“的家庭道德，必定会对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互敬“、”慈孝“、”友爱“，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今建设民主、和睦、亲善的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在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过程中，还要对传统道德及现代西方道德进行合理扬弃，剔除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的诸如”妇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封建糟粕及西方道德中诸如性自由、性解放等观念，建立民主、和睦、亲善及平等的家庭人伦关系，倡导夫妻互敬互爱、父慈子孝、兄弟姐妹相互关爱的家庭伦理道德，建立全新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创建全新的、符合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的科学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这必定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在改变，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在形成，新的道德约束力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发生效用，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道德观念的利益化。随着婚姻家庭的不断解体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淡漠，许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导向的道德行为无所适从，使家庭道德领域存在着种种失范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的基本道德风貌，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家庭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重新构筑富有时代精神的家庭道德规范体系，符合新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也就无从建立，而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齐抓共管。
总之，”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千百年的优秀家训美德需要继承和发扬，夫妻、长幼、邻里需要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关心，让每一个家庭都能使老人们受到充分的敬重，使子女们得到全面的教育，家家家风好，体现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参考文献：
[1] 魏英敏，传统伦理与家庭道德建设，《浙江学刊》，1996 年02月，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