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01:33: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场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对于过程型的激励理论而言，主要是以员工的选择行为为标准和研究的重点。过程型的激励理论较为有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有“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内容型的激励理论主要是以员工的需要为主要研究的重点对员工进行激励。这种类型的激励理论主要是将人的各种需要，以及需要的不同内容和结构以及它的层次和所发挥的作用对员工进行不同程度的激励。内容型的激励理论比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有“成就需要的理论“”双因素的理论”以及“需求层次的理论”等。转化型的激励理论主要是以采取一种行为所引起的不同后果为研究的基础和重点对员工进行激励的。转化型的激励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强化理论、挫折理论以及目标理论等等。
2市场营销理论
说起市场的营销学理论，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和显著的成果，这其中就有一些较具影响力和具实用性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市场营销学理论中最具实用性的一个方法就是营销组合的策略。所谓营销组合就是将公司作为一种营销的工具，让公司本身从目标的市场中搜寻实际的营销目标的一种经营和销售的手段，有些著名的企业家将公司的这种工具主要概括归纳为四种，那就是产品、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以及产品促销这四种。
3市场营销思想对于人力资源激励的作用
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将存在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激励活动看作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和活动，那么激励所产生的产品其最为直接的消费者就是企业中员工本身，那么在企业中所有的员工就能够组成一个与激励的产品相互对应的一个庞大的消费者的群体或市场。
3.1激励活动中的产品-员工薪酬+附加的产品
在整个市场的经济中，对于物质的激励而言就主要是通过对价格的控制来进行的。企业中员工的薪酬体系集中和直接的体现了整个企业对员工在物质方面的激励，这个薪酬体系主要是用来吸引更多的人才、保留现有的人才和激励有潜力的人才而设立的。由此可见，将薪酬体系赋予激励的功能是整个企业激励活动的重心和核心所在，也就是说激励活动中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薪酬。作为整个企业与员工的一种交易，企业员工主要提供的是产品的要素，这主要包括有员工的体力劳动、专业和技术方面以及管理和货币的投资等等，而企业与员工的交换就不仅是付给员工的薪酬和收益，这些只是企业的核心产品，除了核心产品之外，还包括有企业的附加产品，像员工工作的环境、对公司所有员工的管理制度以及人际关系和整个企业的形象、员工与员工、员工与上级领导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及个人的发展机会等等这都属于是企业的附加产品。因此，对于整个企业而言，他们提供给员工的激励就是这些核心的和附加的产品的组合。那么在激励活动中，员工的薪酬是最核心的产品，而员工工作的环境、人际发展关系以及与领导和同级之间的沟通合作、企业对员工进行的培训、企业的形象和个人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是激励活动中产生的附加产品。
3.2对于激励所产生的产品进行细分
在市场的营销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企业而言，它是不可能对市场中全体的顾客做到完全的满足的。因为市场中的顾客较多且他们的需求又不尽相同，企业必须要做到辨认并为其分配最为有效的服务，这就要求企业对激励活动所产生的产品进行市场的细分。企业要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以及不同消费者的市场影响因素对整个市场进行细分细化。对营销进行细分从而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企业在激励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激励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消费者就是员工本身，那么在员工所组成的整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中，不同的员工就会产品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同样的激励策略作用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激励是一个员工的主观感受，是内部的原因，要想将激励的功能发挥的尽善尽美，就必须要使得激励具备有针对性，使得激励更能做到因人而异。
3.3激励中所应用的定价策略
在市场的营销组合当中，能够使得企业产生收入的重要因素就是价格。因为价格在市场营销的组合中是最为灵活的因素，价格的变动是非常快的与产品的特征和所销售的渠道有多不同。员工的薪酬作为激励产品中的核心，因此对于企业激励产品的定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取决于员工薪酬和企业投资方面的收益以及付款的方式等等。对于员工的薪酬而言，主要是以人为本，企业可以在定价的策略上施以一些有效的方法，使得员工的薪酬制度能够更加的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4结论
[关键词]保险创新；风险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经营效益；增长方式
2006年是我国保险业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23号文件后，市场运行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保险创新不断推进，保险市场与整个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进入新阶段，行业发展进入最好时期，呈现出“发展速度加快、业务质量改善、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秩序好转”的良好局面。一年来，保险业从服务构建和谐社会全局和金融业改革大局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应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稳健运行，防风险和促发展各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步优化，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改革中的影响大大提高。
一、2006年保险市场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保险业整体实力显著加强
2006年，全国保费收入5641.44亿元，同比增长14.4%，赔款和给付支出1438.46亿元，同比增长26.55%。保险公司总资产19731.32亿元，较年初增长29.04%。资金运用余额17785.39亿元，较年初增长26.2%。保险市场运行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公司经营趋向理性，又快又好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一是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更加符合市场实际，在发展速度、业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关系的处理上更加理性。人保财险、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三家上市公司在发展速度、业务规模和实现利润方面均衡发展，受到国际投资机构的认可。二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各公司加强了业务薄弱环节的建设。如人保财险正在筹备成立专门的责任险和农业险事业部机构，进一步推动责任险和农业险的发展；中国人寿成立了县域保险部，加大了对“三农”保险的开拓力度。三是注意处理好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更加重视创新对业务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一些公司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在推进后援大集中、业务流程创新的同时，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如中国平安通过成立养老金公司，实现了寿险个险和团险业务的专业化管理。
(二)业务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区域均衡发展好于往年
年初以来，金融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保险业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大产品营销力度，改善服务，在2005年规模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业务增速有所提高，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全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4.4%，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各地区过去业务发展参差不齐的状况得到改变，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普遍提高。东部地区在规模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三)财产险实现高速增长，寿险增长速度相对趋缓
财产险保费收入1580.35亿元，同比增长23.2%，高于去年同期10.3个百分点，也高于近五年来16%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较快的险种有车险、责任险和农业险，增速分别达到25.4%、35.3%和33.9%。交强险占车险业务比重也提高到15.5%。财产险业务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车险市场秩序的逐步规范、交强险的成功实施和相关政策的协调等因素。寿险保费收入4061.09亿元，同比增长11.31%。与2005年相比，增速相对趋缓，其中银邮业务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寿险业务增速趋缓的原因，主要在于股市复苏、存款加息、银行揽储意愿增强，以及寿险公司经营策略的调整等因素。
(四)业务质量逐步改善，行业经营效益明显提高
全行业更加注重科学的管理和业务内涵质量的提高。从财产险看，赔付率与2005年持平。亏损的业务只有车险和保证保险，农业险、责任险和健康意外险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承保利润保持了20%以上增长。从寿险看，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续期和新单保费同步较快增长。在新单保费中，期缴保费增长率也高于趸缴保费增长，由于市场秩序的好转和公司内部管理的加强，行业整体效益明显改善。
(五)专业化管理不断加强，投资收益水平高于往年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17785.39亿元，实现保险资金运用收益955.3亿元，收益率达5.8%，比2005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最好水平。行业竞争力逐步提高，上市公司得到国际投资者的普遍认同，股价不断攀升，中国人寿市值已位列全球上市寿险公司第一。在股票市场回暖的条件下，保险机构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把握住有利的投资时机，通过加大新股认购和配售力度、调整银行存款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保险资金的收益大幅攀升，取得了显著的投资效益。
(六)收购银行和控股证券，综合经营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金融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形势和综合经营快速发展的趋势，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了银行、证券业的改革。中国人寿出资46.5亿元认购中信证券增发的5亿A股，成为中信证券第二大股东；通过投资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同时取得兴业银行1.75%的股权。此外，中国人寿与花旗集团联合成功收购广东发展银行，取得20%的股权。平安集团出资49亿元收购深圳商业银行89.2%的股权，取得完全控股权，同时成为浦东发展银行第一大流通股股东。保险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保险业的科学谋划和有效的政策协调，也为行业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中占据了战略制高点。
(七)保险监管进一步加强，行业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针对行业发展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点，保监会2006年出台了一系列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在创新监管方式的同时，加大市场调控力度，风险预警和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基本建成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体系，行业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偿付能力整体状况良好。保险保障基金目前达到80亿元，行业发展的基础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针对资金运用规模迅速扩大、市场投资风险增加及公司内控薄弱的情况，依据制度先行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完善了风险管理制度，加大了现场检查力度，确保了资金运用没有大的风险发生。
(八)市场秩序趋向好转，行业诚信建设不断推进
针对市场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06年对银保业务以及车险和大型商业保险费率进行了重点规范和监管。银行手续费恶性竞争得到遏制，车险市场竞争秩序显著好转，地铁、船舶、电厂等大型商业险费率逐步回升。诚信服务创新试点稳步推进，有的地区推行诚信绩效考核体系，有的地区提出误导保单一年内全额退保，有的地区开展“投保提示”，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试点，行业诚信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九)保险创新实验区积极推进，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化
2006年以来，继大连市被确定为保险创新发展的试点城市后，深圳又被确定为保险创新的发展试验区。深圳市政府现已全面启动了保险试验区的工作。天津市政府提出的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计划中，保险创新发展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创新试验区不仅涉及产品、服务创新，而且涉及到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和监管制度的创新，是保险业加快发展、做大做强的一项重要探索，通过试验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将促进全行业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十)行业发展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保费规模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11位，在亚洲排名有望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保险市场，成为国际保险市场上的重要新兴力量。人保财险、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三家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大幅度增长，中国人寿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寿险公司。2006年7月，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对我国寿险和非寿险行业的展望从“发展中”调整为“正面”，调高了对我国保险业的评级。10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年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保险业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二、2007年我国保险业发展形势展望
2006年保险业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下一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2007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经济金融形势稳健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进入新时期，国务院23号文件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些有利条件都将为保险业发展提供极为难得的环境和机遇。由于金融业开放和创新力度的加大，金融市场运行更趋复杂，保险业电面临一些挑战。
(一)宏观经济形势继续看好，为保险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GDP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可望维持较长一段时间，2007年GDP增长率有望继续保持在9%左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保险市场潜力进一步增大，保险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从产险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财富日益增长，社会各界对财产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特别是随着汽车进入居民家庭的步伐逐步加快，作为产险的第一大险种，车险良好的发展前景无疑为产险的发展上了“保险”。人身险业务是我国保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保险意识的增强，购买商业性人身险的人员数量和数额都将大幅增长，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市场的前景都非常广阔。
(二)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保险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在市场全面开放形势下，我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范围、深度和速度都超过往年的重组改革时期，保险业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银行证券业的改革，为保险公司认购上市银行股权、加大在二级市场的投资规模、提高保险投资收益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保险业务扩大发展空间、进入银行证券领域业务提供了有利契机。与此同时，银行证券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新的综合性金融产品对保险产品的销售产生了较大压力。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放开后，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的竞争更加激烈，保险业务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三)进一步加强改善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促进保险业创新发展
目前，利用A股市场持续好转、投资者看好金融保险股的有利时机，中国人寿已经完成从H股到A股的发行工作，平安也即将完成A股发行上市。汇金公司完成对中再集团的注资，太平洋集团积极准备改制上市。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2007年，监管机构将进一步提高全行业公司的治理水平，创新公司治理结构思路，深化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创新监管制度，全面实施分类监管。按照公司资质不同，对风险防范比较严谨、管理比较先进、效益比较好的公司，实行宽松监管政策。对于风险问题突出、管理水平落后、经济效益不高的公司，实行强化性监管政策。创新偿付能力监管，研究制定既能控制风险，又能够为公司发展留足空间的监管办法。
(四)优化保险市场结构，进一步激活市场发展潜力
从当前业务发展看，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市场结构还有待完善，保险市场竞争依然不充分，仍存在较大潜力。要进一步引入新的竞争因素，适度增加新的市场主体，充分挖掘市场增长潜力。一是鼓励具有较强实力和持续注资能力的企业投资设立保险机构，推动国有银行设立保险公司的试点，在银行进入保险领域方面取得突破。二是关注外资保险公司发展缓慢的问题，适当放宽政策限制，鼓励外资保险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继续鼓励和引导不同资本来源、不同规模的保险机构在农业险、责任险和养老保险等业务领域加快发展，扩大保险的覆盖面和渗透度。
(五)改善公司经营效益，切实转变增长方式
当前保险业经营方式仍为粗放式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收保费增长较快。截止2006年12月底，应收保费211.22亿元，较年初增长40.95%。二是经营费用上升较快。2006年，营业费用支出共计667.06亿元，同比增长27.07%。保险公司经营费用上升较快，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保费收入增长水平，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公司在市场行为监管加强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费用的方式给予客户额外利益。应收保费和经营费用上升较快，说明公司拓展业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支付不合理费用和价格竞争，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2007年，保险业增长方式要切实向集约型转变，科学合理地开发保险资源，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优化区域结构，大力推进保险产品大众化，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后劲。
本文所分析的市场主要是指交易的地点和场所，即马克思所界定的“狭义的市场”，诸如集贸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形式。
“建一个市场，兴一门产业，富一方经济”曾是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一幅形象生动的画卷。许多地区正是由于通过兴建市场，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一段时间内，投资兴建市场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大热点。但是问题也很快显露出来，不少市场生意清淡，日趋衰落几近“空壳”，还有许多市场完全闲置。调查中，笔者见到不少杂草过膝的“机动车交易市场”，天天晒地皮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卷帘门紧闭、空荡荡寂静无声的工业品交易中心，也见到一些昔日十分繁荣、人气兴旺的市场在二期三期扩建工程后却走向衰败。
一个市场的兴衰成败，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对市场的经营管理是否得当，是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十分重要的变量。而这正是目前被人们所疏忽的。本文试图从营销管理（MarketingManagement）的层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投资兴办一个市场，其目的是要有一定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回报，也可能是通过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税收等方面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回报。因此，建市场可以界定为一种经济行为，无论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其他经济主体。另一方面，投资兴办市场的目标是吸引和方便交易者，以便从他们的交易额中得到回报。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交易便利”，而进场交易者，则是这种便利的需求者和使用者。可见，市场建设者与市场交易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由于前者是相对主动积极的一方，构成实际的“营销者”，而后者则构成前者的“市场”（顾客），这种关系是可以纳入到营销管理的分析框架加以分析的。[1]（P.20-24）
二、市场营销什么——顾客、价值与营销
在市场活动中，市场的投资兴办者和市场的使用者构成“营销者一顾客”关系。市场的使用者分两类主体：售卖者和购买者，当然他们之间构成另一层面的“营销者一顾客”关系。
市场的使用者——不管是其中的售卖者还是购买者，他们在市场的投资兴办者——市场的营销者所提供的“适宜的场所”相遇、发生交易、实现各自的目的。由于使用了这种“适宜的场所”得到了“交易的便利”而向市场的营销者付费（摊位租赁费、市场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当然这种付费在形式上是由其中的一方——售卖者统一“理单”的。可见，“适宜的场所”是市场的营销重点，而“交易便利”则是顾客价值之所在，也是市场的营销核心。
那么，什么样的场所是“适宜的”？“交易便利”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对售卖者而言，是足够多的购买者和低廉的交易成本；对购买者而言，则是足够的售卖者和低廉的交易成本。所以最终答案可以明确地归结为一个：最有利于汇集售卖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交易且交易的成本费用最小。因此如何汇集市场交易，如何降低市场上的售卖者和购买者之交易成本，是市场的营销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这是顾客的核心价值和利益所在。
具体而言，以下一些方面体现着售卖者和购买者的利益，决定着能否汇集足够的交易和交易成本的大小，是市场营销的主要方面。（l）合适的地点：要求市场的营销者在投资建设市场时广泛研究，科学选址。（2）合适的时间：要求市场的营销者确定合适的开市时间。（3）合适的设施：要求市场的营销者提供适当的附加设施，方便交易。（4）良好的秩序：要求市场的营销者加强管理，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5）良好的形象：要求市场的营销者重视市场的形象建设，建立美誉度。（6）良好的知名度：要求市场的营销者重视市场的宣传，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7）适度的规模：要求市场的营销者注重研究和分析，搞好发展规划。（8）低廉的费用：要求市场的营销者适度收费。重视市场使用者的经济利益。这八个方面的营销管理任务，可以通过具体的营销组合加以落实和完成。
三、市场如何营销？——产品、价格与促销
市场的营销策略在战术层次落实在营销组合4P’S方面，和一般的产品营销不同，市场的营销不需要考虑分销渠道决策方面的任务。
1．关于产品策略
在现代营销管理的分析框架中，能够提供给顾客（市场），满足其需要和欲望的任何事物都构成产品的范围。而且围绕某种核心利益（价值），产品还是一个呈现层次性并具有扩展性的“产品的整体”概念。
在市场所提供的“产品”中，其核心产品（价值）是“交易便利，成本低廉”，其形式产品是“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设施”，其扩展产品（附加产品）是“良好的秩序”、“良好的形象”、“良好的服务’、“良好的知名度”等等。市场的产品策略，包含了上述诸多方面的决策。
第一，科学选址是个关键。
市场的特殊性在于是在我选定的地点等待售卖者和购买者前来相遇并发生交易，可见这个地点十分关键。其他工作再出色，如果选址不科学不合理，这个市场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调查中发现，很多空壳市场之所以空壳，选址不科学是十分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城市中建设的“农贸市场”冷冷清清，而附近的“马路市场”生命力十分顽强，有关管理部门屡禁不止，除了管理上的问题外，选址的不科学可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选什么样的地点是科学的呢？答案是能够汇集足够多的交易者且交易费用最小的空间区位点。对售卖者而言，购买者越多，成交的可能性越大，越有价值；空间距离越近，或交通运输越方便，交易成本越低，越有价值。对于购买者而言同样如此。当成交的可能性与空间距离不一致时，会呈现某种替代，最终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这种均衡表现为市场具体的辐射范围或“商势圈”（关于市场建设中商圈理论的应用笔者已另撰文分析，见《中国流通经济》2000年第一期）。所以，成功的市场在区位上会有某些共性，形成种种市场模式：或者是一种产地市场，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常熟招商城，这类市场由于靠近生产基地容易汇集足够多的售卖者，以致购买者觉得跨越一定空间距离依然有交易的便利和低廉的采购成本。或者是一种销地市场，这类市场能汇集足够多的购买者，以致售卖者觉得跨越一定空间距离依然划算，如诸多的城市农贸市场。或者是一种中转型市场，这类市场因为交通运输特别方便，以致售卖者和购买者都觉得在这个点上交易，完成一次转手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形式。
因此，科学选址应该考虑：一是能否汇集足够多的售卖者，如在某个产品的产地建市场的成功可能性较大。二是能否汇集足够多的购买者，例如，城镇农贸市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汇集和方便足够多的购买者，所以规划布局很重要。三是是否处于大的流通的中间地带，作为中转地能在商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中明显节省交易成本。调查发现，不成功的市场绝大多数不符合上述三条中的任何一条，许多地方政府的热情很高，但没有作认真研究，凭想象造市场，认为只要有市场就会引来交易，还美其名曰“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殊不知，“凤凰”栖树，是趋利而择，凭空造市，没有区位优势，造出来往往只是“壳”而很少能成为市。
第二，“市场”这个产品是个丰满的整体。
重视市场的硬件建设，忽视市场的“软件”建设是目前许多地区市场建设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硬件设施不断上档次，从露天市场变成全天候室内市场；从一期工程到二期三期工程扩建，许多地区确实舍得投入，但市场的生意并没有同步兴旺，有些市场甚至不如从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里存在两个明显误区。一是硬件设施的建设脱离实际的需要。盲目上档次，追加投入最终加重了“交易者”的负担，减少了他们的赢利空间，进而减少了该市场“价格”的优势，减少了该市场的广泛吸引力，导致生意日益清淡。二是忽视“软件”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点更突出。有的市场缺乏良好的秩序，不法商贩欺行霸市；有的市场假冒伪劣横行，声誉日益败坏；有的市场治安不力，交易者蒙受损失，缺乏安全感；有的市场帮派林立恶性竞争；有的市场缺乏良好的服务等等。所有这些最后的共同结果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费用，销蚀了该市场的核心利益，从而失去了市场存在的基础，逐渐空壳。
现代营销管理强调产品的整体性、层次性和拓展性。对于“市场”这个产品也是一样。场所、地点、设施只是其中表层的东西，仅仅只是提供给顾客的价值的“载体”，营销管理的任务是提供给顾客一种“综合价值”（利益），而不仅是载体本身。对于顾客而言，“合适的地点’、“合适的设施”、“合格的时间”、“良好的秩序”。“良好的形象”、“良好的服务”都是其利益的构成。因此“市场”这个产品同样是一个丰满的整体。拓展市场建设的工作范围，纠正忽视‘嗽件”建设的偏差，为顾客提供更多的价值和利益，是目前市场的营销管理中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2．关于价格策略
在市场的营销管理中，价格策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收费，包括摊位的租赁费、管理费以及各种有偿的收费决策。在市场收费中，有些收费属税费和行政性规费，除去这一块以后的其他收费则属于市场的营销者价格决策的范畴。在市场的营销管理活动中，不少市场投资者存在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偏差。认为一个市场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相对垄断性，因此，市场一旦建成就是“聚宝盆”，就是“提款机”。所以巧立各种名目滥收费，使商贩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许多市场由此而衰。
我们认为在市场上存在着三方主体同时进行着两场交易游戏。作为市场投资者的市场的营销管理者和作为市场服务需求者的售卖者（商贩）、购买者，在市场的营销管理者与售卖者、购买者之间存在着交易游戏，在售卖者与购买者之间存在着另一场交易游戏。从动态上看，两场游戏得以维持的前提必须是“三赢”。“双赢”或者是“单赢”都是不可持续的。三者之间是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不是荣”的相互寄生关系。市场定价过高，首先影响售卖者的利益，影响其经营成本和商品价格，进而影响购买者的利益，最终使市场失去吸引力。一个缺乏广泛吸引力的市场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市场。当然，售卖者不能赢利的市场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所以必须是“三赢”，而且作为市场的营销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和帮助售卖者和购买者“双赢”，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自己的赢利。从营销实践看，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为什么各地的马路集市屡禁不绝，而规划建设的农贸市场商贩却不愿进场？各种繁重的收费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浙江市场能成气候，从小小的集市发展出一个个大型专业市场，同样和良好的服务、优惠的入市条件有密切关系，广泛吸引全国各地的厂商和商贩进场交易，最终形成辐射全国，甚至东南亚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
在一定的区域内，市场是否存在垄断性，值得怀疑，除非这种垄断是由区域发展规则所规定的行政性垄断，但即使是这样的垄断也是很脆弱的，如果不能实现上述“三赢”，同样不能生存。
实际上，从市场的价格构成看，十分明显的成本特征是其成本结构中主要部分是固定成本，而变动成本所占比例甚小。这样的成本结构适用“薄利多销”的原则，只要能吸引足够多的客流量，增加成交额，就能从薄利中盈大利。在市场开放初期或缺乏人气的特殊时期，甚至可能采用只考虑弥补变动成本的“边际贡献定价法”吸引售卖者进场。这是培育市场的“造市”手法之一。
3．关于促销策略
促销是一个十分重要但普遍没有引起市场营销管理者重视的问题，和铺天盖地的商品促销相比，有关市场的广告宣传和其他促销活动寥若晨星。其实，市场的促销同样十分重要。一个市场的吸引力有多强，辐射圈有多广，商势圈有多大，都和这个市场的知名度有密切的关联。通过有力度的促销，通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市场完全可能进一步拓展其商势圈的空间范围。曾有媒体报道，某非法废旧机动车市场一经媒体曝光竟使其生意火红偌于先前。这从反面佐证了市场促销的功效。从流通经济学的角度讲，市场是经济活动流中“商流’“物流”“信息流”的汇集点，其中信息流是商流和物流的基础，畅通的信息有助于商流和物流的进一步壮大，各种“流”越是通畅顺达，越有利于流通的实现，有利于这个汇集点对外扩展，而市场的促销从中起到了的作用。
市场的促销方式很多，广告、宣传报道是最适宜的方式，因为这两种方式具有覆盖面广的性质。市场的营销者应该增加促销预算，在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上下功夫。对于市场的营销者而言，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其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有了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招天下商客”，才能兴旺发达。
四、市场的营销管理的总体把握一一环境分析、优势定位和竞争
市场的兴衰除了和上述战术层面的营销管理把握正确与否相关以外，和环境变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其影响。深入分析市场面临的环境因素及其变化趋势，及时调整营销规划和营销方案是市场的营销管理中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影响市场兴衰的环境因素很多，有政治法律方面的因素，诸如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等。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诸如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商传统等等。调查中发现浙江不愧为“市场大省”。一是浙江的各类市场数目繁多，规模大，经营繁荣；二是全国各类市场中的经营者浙江籍的为数最多，各地市场的摊位几经易主，最后大多会落入浙江人手中；三是全国各地市场别是工业品、日用品、小商品大多为浙江货。这种现象可能只有在社会文化层面才能找到最终答案。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环境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诸如产品结构、商业周期、经济发展阶段等等。（p.308-329）还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技术环境方面的各种因素影响，诸如交通运输条件、自然条件、通讯技术、物流技术、商流技术等等。环境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前者是一种新的潜在发展机会，而后者是一种“环境威胁”。作为市场的营销管理者要能够充分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市场兴盛繁荣的因素，同时识别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环境威胁”，采取一定的措施消除和避免其不利的影响。这是现代营销管理的一种基本思路，在市场的营销管理中同样十分有效，需要营销者足够重视。
一个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必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为某些相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市场发展之本。
市场常见的相对优势主要有：（l）区位优势，例如靠近产地，容易汇集厂商；靠近交通运输枢纽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等等。（2）信息优势。由于有足够的信息流，能灵敏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变化，发现“真实价格”。（3）声誉优势。良好的声誉能增加交易者彼此的信任感，减少其风险预期和交易成本。优势越明显，就越具备吸引力，越有可能成“市”。缺少优势的市场最终可能只是“宽”，不大可能是兴旺发达的“市”。因此，作为市场的营销管理者，营造出自己独特而又明确的相对优势是营销管理中的战略性任务。
将社会保险基金存入商业银行和购买国债，可以保证基金的安全，但基金投资渠道受到限制。一般地，在名义利率高的年份，往往通货膨胀严重；而在物价稳定的年份，往往伴随名义利率不断下降，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保险基金都很难实现保值增值。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改变投资方式简单、投资效益不高的局面，纷纷通过放松管制和加强政府协助等方法，积极拓宽养老基金投资渠道，推进养老基金（即我国的社保基金）私有化和运营的证券化进程。
发达国家社保基金发展现状
拓宽投资渠道在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很有特色。美国的做法是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于共同基金。共同基金将社会保险基金聚集在一起，以取得最高投资收益为目标，由投资专家操作共同基金的营运，将资金分散投资于债券、股票等各种渠道，使基金获得了较高收益。加拿大为保证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也成立专门投资机构，配备或聘请投资专家来专门从事基金投资。为降低风险，基金的50％委托政府投资或购买政府债券，另外50％分别投资股票和企业债券等，并把银行存款视为没有办法的办法。英国于1980年专门成立国民投资与贷款办事处，接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经营社会保险基金，一部分按国家规定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投资，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另一部分用于短期信贷，特别是借给政府作短期用款。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1）银行存款；（2）信托存款；（3）不动产投资；（4）有价证券投资；（5）直接贷款或委托贷款。在金融市场健全的条件下，普通股票是真正能够抵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投资方式之一。1999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今后15年内，将从联邦政府预算盈余中拿出2.7万亿美元用于社会保障计划。而其中的25％即6750亿美元将投入股票市场以提高投资收益。
养老基金运作私有化养老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改革是有关国家在面临人口严重老化、传统的现收现付式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日益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对本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进行的一种战略性的调整。它实际上是将提供退休收入的责任由政府部门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职工个人身上。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保基金管理局的预测表明：到2019年社会保险税收本金利息和开始不能满足当时的支付需求。
私有化的基本方向是推行个人帐户制，并给予个人以一定的投资选择权以提高养老基金的服务水平。以下给出几个养老基金运作较为成功的案例。
案例1：最早实施私有化改革的是智利，主要措施是，加入私人养老保险计划的职工个人可从21家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中任选一家开立自己的个人帐户，养老基金之间是竞争关系，类似于美国的共同基金。这些基金按法规要求对股票和债券进行组合投资。投保人可以非常方便地将自己的帐户挪向另外一家公司。由雇主每月按其工资的10％代其向个人帐户缴纳保险费，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职工个人帐户养老储蓄的投资，职工退休后可将本金和投资收益一次性，
或者按月从个人帐户提取。
案例2：新加坡的私人退休体系和智利又有所不同。新加坡的私人养老基金体系初步建立于1955年。居民必须为自己的各种未来可能的消费需求进行储蓄：退休、医疗费用、教育甚至房屋购买等。雇员和雇主各支付相当于工资20％的资金。
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乌拉圭等也纷纷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推行个人帐户制的好处在于：（1）有利于应付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2）利用个人退休帐户的强制储蓄功能，可提高国民储蓄水平。（3）通过在养老基金的管理方面引进竞争机制来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养老基金运营的证券化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涉足证券市场，购买企业股票和债券。养老基金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已经是证券市场上主要的投资者之一；也是证券市场上主要的稳定力量。
举一组数据来分析，这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20世纪60年代养老基金掌握的股票比例，伦敦证券交易所为10％，纽约证券交易所低于10％；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都已超过30％。除新加坡、比利时和法国外，表中其余15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投资比例均有所上升，其中股票投资比例最高的是香港（83.08％），其次是英国（79.02％）。另外股票投资比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挪威、丹麦与荷兰。资本趋利的本性必将引导资本流向收益高的金融资产。据统计，美国完全用于购买政府特别国债的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只有7％，而主要投资股市的养老基金收益率为12－15％。智利的21个养老基金在1981－1995年间的年平均收益率达13.5％。大大高于同期国债的收益。
养老基金的证券化还体现在海外证券市场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养老基金大举向证券市场投资的同时，为分散风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放宽养老基金海外投资的比例限制。如在欧洲，过去养老基金的80％实行“户内管理”（即强调投资国内证券市场），现在则在管理方式和投资政策上强化“户外管理”，越来越关注海外股票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一趋势。比如，2000年8月底，智利养老基金在境外的投资额占这类私人企业养老金经营总额的11.45％。该国中央银行人士近日透露，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案，准备把目前对养老金在境外投资的比例限制由现在的15％逐步放宽到35％。
我国社保基金与证券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保障基金与证券市场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国有股、国有法人股的减持实现国有资产的变现，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资金，解决社会保障基金转型期的资金窘迫；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各种证券、债务组合或金融创新帮助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的大量滚存资金可以托起证券市场，成为活跃和稳定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在欧美的经济体系中社保基金是证券市场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其资金的60％－70％由社保基金充实。这一点很值得我国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基金改革中予以借鉴。而且开放式基金在我国已开始发展的情况下，提及由社保基金充实证券市场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社保基金的投资要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原则。在银行存款、国债安全但不能满足保值增值要求的今天，社保基金急需一种收益比国债大，风险比股票小的金融工具，开放式基金恰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而且，开放式基金的规模不固定，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或收回资金，这既可以满足社保基金流动性的要求，同时又可以适应社保基金结余额下不断变动的需要。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水平低下，致使基金行政管理机构与基金投资营运机构分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据悉，相应的政策即将出台。一旦管理与运营分离，将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交付基金管理公司，利用基金管理公司专业人员的知识、经验降低管理价格和管理风险无疑是最为明智之举。
在国外成熟市场，不仅基金品种丰富，保险公司还通过委托外部专业机构管理、由控股公司的投资子公司管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险投资。
保险资金入市既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随著我国中央银行多次降息，保险公司的传统产品发展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受限制过多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障碍。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对于我国保险公司的竞争力，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保险公司认为，保险资金入市还存在投资品种单一和渠道不畅的问题，更希望进一步开放保险资金入市的投资范围，特别是能让保险公司参与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关键词：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
截至2007年7月8日瑞士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共有75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因多种原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文件中坚持加入了“非市场经济”条款。此项条款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它不能反映中国产品的实际情况，客观上鼓励了一些国家将其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本文就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外国对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的变化展开详细分析。
一、对华反倾销
反倾销(Anti—Dumping)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的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下，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给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伤害(甘永杰、谭智雄，2005)。从表1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国家遭到的反倾销诉讼中只有约6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而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诉讼中约有70％最终被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国外对华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一般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税率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较长。如1993年墨西哥对我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率为：玩具315％，服装537％，有机化学产品673％，鞋类竞高达1105％；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的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91．5％，最高的156．7％，而且该案从1996年开始立案，到2005年共进行了l2次新出口商复审、7次年度行政复审、1次日落复审，反倾销措施仍在继续适用。如此高的税率，显然是不合理的(胡昭玲，2004)。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产品在美国反倾销程序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就会消失(余菲，2007)，我国应诉反倾销案件的胜诉率会有所提高，被裁定的倾销幅度会大幅减小，反倾销措施持续的时间会缩短，中国企业缴纳的反倾销税会相应减少，从而减少那些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的国家的预期收益，进而减少这些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而且，随着反倾销案件胜诉率的提高，也将提高国内企业的预期收益，使它们有更大的动力去积极应诉。显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对于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以及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出口产品价格同期下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也很容易遭遇反倾销，而且应诉的结果也不可能100％胜诉(杜晓郁，2005)。
另外，反补贴一般对被认定为对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适用，外国对华反倾销存在对反补贴的替代性。例如，在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案中，欧方指责中国鞋业存在“低价融资”、“税收减免”、“非市场化的土地租金”等现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补贴问题。显然，这应属于反补贴的范畴，而不是反倾销。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些以反倾销形式出现的反补贴会恢复反补贴的本来面目。
二、对华反补贴
出口商品在生产、运输、买卖的过程中接受的来自政府或同业协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奖金称之为补贴。因为受到补贴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反补贴同反倾销、保障措施一起，被视为世贸组织允许的对本国产业实行保护的合法贸易救济措施。目前，反补贴调查虽然远不及反倾销调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大，但依然能对被调查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较大伤害，严重影响涉案企业的竞争力。
WTO大多数成员认为，反补贴措施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它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基本上由国家所控制，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辨出哪些产业获得了政府补贴以及补贴的数量(赵玉阁，2005)。所以，作为贸易救济手段之一的反补贴调查，对目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并不适用。1995年1月113至2006年12月3113，除了加拿大5起、美国1起外，没有国家对华发起反补贴，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进口国可能会对中国产品动用反补贴手段，因为我国的补贴问题客观存在(杜晓郁，2005)。
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出口，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补贴措施和政策，对出口产品或企业提供各类补贴。这些补贴名目繁多、形式多样，譬如所得税以及流转环节税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补助，而且在贷款、返回利润和税收、提高折旧率等方面给予优惠，把采购国产设备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视作进口，给予减免进口环节税收的优惠，等等。这些补贴绝大多数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赵玉阁，2005)。因此，如果我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遭遇国外的反补贴调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反补贴案件数量一直处于低水平。1995年至2006年，WTO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3044起，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1941起④，而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只有191起⑨，采取反补贴措施115起，反补贴案件只有反倾销案件的6．27％。反补贴案件远远少于反倾销案件，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在操作性上更加复杂，补贴的计算方式不如倾销的计算方式成熟，补贴的认定上需要首先判断是否是禁止性补贴或可申诉补贴；另一方面，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对象不同，反倾销针对的是出口国企业，反补贴针对的是出口国政府，同时调查中也涉及出口国企业。因此，反补贴案件的影响更大，极易引发贸易争端。1995年至2007年7月，针对反倾销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共66起，针对反补贴案件的共22起④，相当于大约每50起反倾销案件、每l0起反补贴案件，有1起启动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反补贴案件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例是反倾销案件的五分之一。
而且，反补贴案件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wI1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规定采用两种机制处理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一是根据符合SCM协议要求的国内反补贴法程序来处理；二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目前大部分反补贴案件都是采用前一种机制，因此，反补贴案件受是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SCM协议要求WTO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各自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因此，各国的反补贴法框架基本一致。但是，发达国家的立法比较完善，操作性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的反补贴立法相对原则化，缺乏配套实施机制(李本，2005)。发展中国家如发起反补贴，其过程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目前绝大多数的反补贴案件由少数发达国家发起，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共发起的191起反补贴案件中，美国发起75起，欧盟发起46起，@两者占总数的60％以上。从反补贴案件的发展趋势来看，1999年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反补贴案件发起的数量一直在减少。2002～2006年，平均每年全世界仅有9．4起反补贴案件(见图1)⑨。考虑到各国国内反补贴立法需要随着反补贴实践的增加而加以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增加。
在已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中，新西兰、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具有发起反补贴诉讼的经验，在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也对中国发起了反倾销诉讼∞，但至今仍未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诉讼。
另外，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正在改变立场。它们认为，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市场导向产业”，反补贴法也同样适用。美国众议院2005年7月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theU．S．TradeRightsEnforcementAct)修正案要求将美国的反补贴法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加拿大在2004年对我国连续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并对原产于我国的复合地板最终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1995年以来，国外首次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这部分反补贴调查将继续。
三、对华同时应用反倾销与反补贴
反倾销和反补贴在发起产品上较大程度的交叉，为反倾销和反补贴同时发起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目前，我国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均为基础金属及其制品；其他产品，包括加工食品、饮料类、烟草类产品，化工及有关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纺织品，机械、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均遭受了数量不少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因此，两种调查容易被同时发起。虽然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但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曾经多次同时对同一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并最终同时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002年9月13日，美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小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2003年8月29日，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硬质红春小麦加征14．16％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87％的反倾销税)，对进口杜伦麦加征13．55％的关税(包括5．29％的反补贴税和8．26％的反倾销税)。2001年7月6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印度的磺氨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最终征收了18％的反倾销税和9．2％的反补贴税。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可以对一种进口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加拿大共发起16起反补贴调查，其中14起是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调查@，包括2004年对我国同时发起的3起。
查看WTO官方网站上的“OverviewoftheState—of—PlayofWTODisputes”，没有出口国因进口国违犯GATI''''1947第6条第5款规定，即本国被“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例。可见，在国际法律实践中，允许或默认了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以及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因此，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我国有可能遭遇外国同时发起的反倾销与反补贴。
四、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争取提前获得其他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需要进行利弊权衡。一方面，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应诉外国反倾销时可以不再适用“第三替代国”标准；另一方面，可能会遭遇反补贴及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双重诉讼，此外，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将进行艰苦的利益交换谈判。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正如国际贸易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反倾销中的重要概念，也有其政治属性(宿景祥，2004)。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实际换取的是俄罗斯对欧盟东扩的认可(王庭东，2005)；另有一些东欧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王立，2004)。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集团)同样想从中获得相当的利益。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欧盟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呼吁中国重新平衡进出口贸易，并表示若中国想要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必须先取消对进口欧盟商品设置的壁垒凹。总的来说，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时间拖得越长，中国受反倾销诉讼的损失越大，而欧、美等国家(集团)的筹码也会递减，因为l5年大限越来越近。
在政府利用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争取外国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应当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向他国申请“市场导向型产业”地位，把握争取个案处理的条件。这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技术上的难度。为此，企业需要提供符合市场条件的成本数据，财务报表要符合国际规范(侯松岭，肖长华，2005)。前些年，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家企业分别在欧盟、印度、泰国等国家(集团)的十余起反倾销案件中成功获得市场经济条件认可(甘永杰，谭智雄，2005)。可以将这些企业的应对经验进行推广，提高所有外贸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能力，进而增加我国外交谈判中的筹码。
虽然较反倾销而言，反补贴案件的数量还非常少，但是不能忽视反补贴案件的重大影响。我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除了在SCM协议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和策略外，还要做好应对反补贴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
为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同时发起，我国可以在应对反倾销案件安排的基础上，增加反
补贴和反倾销共同的预警和联动机制，增加政府和企业在应对反补贴和反倾销方面的对话和联系，共同面对(朱榄叶，2005)。
最后，我国需要进一步增加本国应对外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实践，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一方面可以抵制国外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国的威慑力，防止外国对我国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注释：
①浅析美国对华淡水小龙虾尾肉反倾销案(2005)．见http：//www．cacs．gov．cn／DefauhWebApp／showNews．jsp?newsId=300090000055．
②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初裁建议方案缺理少据，中方要求裁决须符合WTO规则(2006)．http：／／ibdaily．mofcom．gov．en／show．asp?id：122230．
③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2——e．xls．
④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T_e．xls．
⑤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2一e．xls．
⑥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6——e．xls．
⑦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dispu—e／dispu_e．htm中的“111edisputes”整理得到。其中，从“finddisputescases”或“disputesbysubject”查出60起针对反倾销，20起针对反补贴；从“disputeschronologically”查出6起针对反倾销(它们是DS335，DS337，DS338，DS344，DS346，DS355)，2起针对反补贴(DS336，DS34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3_e．xls．
⑨根据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l_e．xls中的数字计算得到．
⑩新西兰2004年4月14日承认后迄今发起2起；阿根廷2004年11月17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澳大利亚2005年4月18日承认后迄今发起3起。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资料整理得到．
⑩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⑩欧盟明确表态：中国短期难获市场经济地位(2006参考文献：
[1】甘永杰，谭智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剐国承认及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6—40．
[2]胡昭玲．反倾销规则与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余菲．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不公平性及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7，(5)：46—51．
[4]杜晓郁．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性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5，(4)：4o一44．
[5]赵玉阁．警惕反补贴调查成为我国外贸出1：2的新障碍[J]．国际贸易问题，2005，(5)：107一l10．
[6]李本．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宿景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贸易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O)：57—62．
[8]王庭东．论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实质[J]．世界经济研究，2005，(6)：l1—15．
[9]王立．中关博弈市场经济地位[J]．国际经济合作，2004，(8)：39—41．
一
影片的直接客户是发行公司、影院。间接客户是观众，以及衍生客户群。制片商在取悦观众之前，必须先博得直接客户的青睐。
今天，我们不能指望制片商年年拿出个《生死抉择》来拯救萧条的电影市场，只能在目前年产近百部影片以及库存许许多多旧片的基础上，探讨如何理顺、开放、激活市场，从而激活电影产业链。自救行动的切入点应该是影院。
产品只有卖出之后才成为商品。由于电影观众只能在影院里完成消费行为，因此影院的兴衰决定电影业的存亡。电影业将依赖影院的“人气”而获得生机。
正常影院经营应该是三种模式：
1.自主：即拥有一定区域、时域范围版权的拷贝，自主决定放映。利润归己。
2.分成：经营所得利润与版权拥有者分成。
3.出租场地、设施及提供劳务。
影院之间正常的关系应该是：
1.控股
2.松散的同业协会
3.为某经济行为而共同投资的合伙人
4.委托经营、管理
影院之间、影院与制片商之间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版权。
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和一个游戏规则是建立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下称市场)的必要条件。市场会为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一个游戏规则提供走出困境的许多机会。
电影版权是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电影版权也应为市场正常发展提供帮助：在区域、时域的单位上，应该细分“刻度”，以有利于客户滚动操作。定性、定量分析费率，计算方法公开，便于客户“跑量”操作时权衡得失。市场在版权这一游戏规则下允许垄断。这会激活市场，奖励投资行为。
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是电影市场的“赘生体”。他们割据地方市场，扼杀市场竞争。一些正常的市场行为因此而无法展开。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不会容纳这些非市场行为的中介体。
市场的“影片交易子市场”需要产品明码标价。或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进行拍卖、转让，也需要有产品源源不断地应市，即有市有价。这样势必会与某些“赘生体”的利益相悖。制片商们在建立这个“交易子市场”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制片商应该看到，有了健康的“交易子市场”，市场需求才会增加，自己才有增大生存空间的可能。这是个为人为己的“双赢”行动。近期也许会有“赘生体”的抵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制片商而言也是如此。
影院从昨天的计划经济和今天的虚假市场走向市场经济初期，将经历一个“战国时期”，“诸雄争先”。其结果是：
1.促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优化，提高竞争力。
2.充分开拓市场，充分挖掘市场需求的潜力。
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者将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充满活力的影院终将走向跨省、市联合之路。用网状连锁经营(院线)实现规模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规模经济不是个数量概念。其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人员协调，这套体制经过市场“生死”竞争过程整合。“公司翻牌”、行政指令也能搞联合，搞大规模。但其竞争力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其搞大的不是市场规模，是“砧板”上的规模。影院网状连锁经营能做大市场，能增加“交易子市场”的需求量，能为制片商乃至电影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市场应该对社会资金敞开大门，应该谋求资本市场援手，使之能以参股、控股、独资及其它形式参与整个市场运作。社会资金踊跃进入是市场生命可持续的标志。
政府为支持国产电影在花钱(间接或直接地花钱)，这资金投向恰当，便能达到三个不同层面上的目的：
1.少量几个准确体现要求的作品。
2.设计方向的市场需求形成趋势。
3.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
电影业外资金参与制片的可能性、制片行为的可持续性，都依赖于制片行为本身能够获利，依赖于商业运作，因而有趋利避害的正常本能。有限的政府资金通过“交易子市场”，创造市场需求，透过资助直接客户的购买活动，影响整个电影产业链，从而赢得上述三个层面上的最佳成绩——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因此政府资金不应去扶植制片商、不应去扶植制片行为，更不该去扶植没有市场前景的制片行为：一部影片只有形成商品被消费，才能宣扬它想说什么。银行业过去将款贷给房产发展商，使之造出许多“产不适销”的“积压房”。现在银行给消费者贷款，一棋高招，满盘皆活!
电影产业链恢复生机的关键是影院。这个“影院”概念不是指场地、设施，而是观众消费的实施者。也许它并没有场地。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中国电影今天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市场，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只要有健康市场，有市场需求，就有赢利空间，就有资源注入。假如“长影”、“北影”、“上影”经营不善都垮了，中国影业还能站起来。但假如没有市场，没有市场需求，纵然握有万亿资金，电影也就快要走到头了。
二
电影的卖点：1.人气2.娱乐性
“人气”体现了市场需求，“人气”反映了对社会的影响力，衍生客户有求于“人气”对社会施加影响。“人气”，又能带来市场需求，又能招徕衍生客户。营销应以“人气”为中心展开。
要让人们有进影院的理由，要激起人们走进影院的欲望。因此：
1.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产品。透过产品：
a.让观众获得不失真的影片上的信息。即有清晰、质感的画面，正确还原的色彩，符合标准声压的高保真度乐、效、白，就是复映的旧片也应该把划道清清楚楚地展现于银幕。
b.应该让观众明白：这里是电影院，有着录像、光碟、家庭影院无法企及的质量水准、娱乐氛围、人际交流互动感受。
c.营造一个精神伊甸园。心理医学分析证明，现代人们受工作、学习压力影响，心智压抑、疲惫、寂寞、孤独。影院是个好去处，在观众群中感受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体验，享受难得的一份安宁，忘却烦恼，无负担地“发”回梦，闭锁的灵魂得到升华。
2.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衍生产品。例如：影院应为不同目的观众，提供不同的产品对象。有的观众是为了欣赏优质的声音、画面而来，也许已经在家里的家庭影院上放过光碟，可为了追求身临其境、撼人心魄的声音效果，细腻、清晰、充满丰富质感的画面，再次追踪到影院。对这样的“发烧友”，影院应引为知己，为其提供高质量的视听环境，提供高质量的视听效果，提供高质量的衍生产品。如探讨视听器材的优劣、摆位、摩机，讨论欣赏影片中的“音影定位”等等，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再如：影院应为有才华的观众创造机会，发表其对影片的看法、批评。尤其是在学生中间鼓励发表高见，择优推荐给报社。在影院大厅里辟一面墙登影评并不困难，可以满足那些观众的“被重视感”。
3.庐山牯岭的一个影院将一部《庐山恋》放了二十年还是有人看。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细分观众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例如学校学生课文的背景资料，旅行社对游客的景点介绍，医院患者康复诀窍等等，都是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单纯的降低票价吸引不了多少观众，关键在于了解哪些观众想看哪些内容。
4.为影片找观众，为观众找影片。将手里所有的影片梳理一遍。将内容介绍上网待查，在版权的游戏规则下开辟影片的二手市场和租赁市场。
影院要为自己聚“人气”，而非聚“晦气”。空气不新鲜，有异味；夏天热、冬天冷；环境脏，嘈杂乱；交通不方便，停车要收费；座椅不舒服；缺少娱乐氛围；放映镜头焦点不实，光量不足，色温偏低，还音功率偏小，声音失真，无环绕效果等都构成了劣质产品。再加上那些制片商的粗制滥造，目前消费者协会又不受理对这些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投诉，观众无法用手投票表示自己的好恶，只能用脚来投票——一走了之。电影的萧条现状完全咎由自取。
振兴市场必须：
1.有优秀质量的产品。
2.要给消费者一个说话的地方。
电影是种商业行为，观众花钱消费。票价高低影响着消费人次。例如一部新影片预期某地票房30万。A设计票价30元，需1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B设计3元，需10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0%。在相当的宣传攻势下，B人次数比A高10倍，看上去难度大许多。但因为经济原因，可能A将许多观众拦在了门外。B方案则能聚得更多的“人气”。“人气”也是商机。电影的收益是由票房和衍生产品两部分收入所组成。后者的收入是透过“人气”的“量”而获得，只不过在电影黄金时期被业内人士忽视了。而如今“人气”萧条，业内人士已无颜再作交易。不过眼红国外衍生产品巨大成功者还是有的。今天是该重新审视、研究“人气”了。“人气”是商品，电影衍生客户可以透过“人气”，向社会大众表现自己的意图、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产品，以期望对社会有所影响。影响力将正比于“人气量”。电影衍生客户分布于社会各方面。有长期合作的，有为某特定事、物合作的。只要抱着“双赢”的心态，在电影摄制前、摄制中、宣传时、发行时都可以推销“预期人气”，找衍生客户。
电影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数年不进影院的人多似过江之卿。走趟影院也确实难：学生在为考试忙，大人在为生存忙，就是休闲日子，看到不菲的票价也会令合家度假者转向。电影淡出了主流社会，人们已经遗忘了影院。这使得在青少年中培养上电影院的习惯日显重要。要促成这一群体以看电影为一种时尚。在学校教学、教育场次的定价上，应该薄利，真正的薄利。让过去看一场的票价看三场、四场。鼓励学校充分利用电影辅助教学。影院对学校课程进行跟踪，适时推销。学生人流的增加，相应“人气”提高。影院还可以衍生产品向社会推销。市场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者。
制片商要有树“精品”、“名品”的意识，要为自己树立“精品”、“名品”的招牌。宣传影片时须不失时机地宣传一下自己的品牌。中国有明星演员、有知名导演，缺少精品制片商。卖厂标应谨慎从事，票房不好会使自己脸上无光。卖厂名给烂片是极愚蠢的行为。
一摄制组资深制片主任在回答关于他那部影片能赚多少钱时说：不，这戏能捞回成本也就不错了，怎么能盈利?类似说法在别处、别人口中也常能听到。这暴露了制片过程中的许多弊端：
1.摄制行为获取的是劳务收入，与产品、制片/投资方效益关联很小。虽然也有非常敬业的人，呕心沥血，十年磨一剑。但不风险投资，也无投资风险意识。他关注的仅仅是这次拍片的机会。
2.制片/投资方决策思维方式停格在20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休闲方式极度匮乏时代、人们意识靠简单的灌输就能左右的时代。那时，影院挤满“饥渴”的观众，他们会把任何一盆水都当成甘露，因此要“占领”银幕，今非昔比，再靠数量“占领”银幕，再奢谈什么年产几十部片子，到底有多少社会实际效益，多少经济效益?
3.大制片厂内都设有艺委会、技委会给拍片把关。若不设个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市场委员会，让它来评估该产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这种无视市场的后果，必然是亏本。
4.投资制片行为风险很大，对此要有风险控制机制。“钱打水漂不心疼”反映出了缺乏这样的控制机制，缺乏对投资决策者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监管
一、金融衍生品的涵义
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新一轮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日益显现。同时，金融机构和企业面临的竞争日益加剧。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我国金融业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阶段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处于混乱的状态
首先,表现在多头管理上，证监会、人行、国家发改会、财政部、地方政府,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都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导致政出多门、市场政策缺乏稳定性、交易所之间不平等竞争，管理混乱。其次，交易制度、交易程序不规范。
2.产品设计不尽合理
金融衍生品的基本功能是转移风险。然而实践表明，多个品种的运用中风险并未有效转移反而扩大。这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双刃剑”自身特点决定的，而导致我们实践应用中无益而害的导火索即是不尽合理的产品设计。以国债期货为例此产品的设计功能之一就是规避利率风险，但由于我国利率的非市场化，国债到期价格是固定的，这使国债现货的买卖并无风险可避。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国债期货就变成了一种投机手段，国债期货市场变成了各大券商赌博的场所。
3.缺少真正市场均衡价格
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大多数金融价格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均衡价格，相差于均衡价格之间的价差，即是游资和投机者的争夺之战，这将加大风险范围，削弱其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功能。国家对外汇管制仍然较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都还未实现。1996年全国银行间统一拆借利率CHIBOR已经出现，但还远未像英国LIBOR利率那样具有权威性指导作用，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市场均衡利率。另外，国家对银行存贷款利率、国债发行利率还实行管制，真正的市场利率也还不能形成。
4.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与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基础性金融衍生品价格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对金融价格管制较紧的国家，金融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家政策对金融产品价格变化影响很大，并且与重大信息的披露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公布有密切关系。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重大的信息披露及有关政策的公布均有严格的程序，泄密者和传播谣言者将会受到严惩，以保证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我国证券法规将发行人澄清谣传的义务仅限于澄清“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谣传，这显然过于狭窄;对“重要问题”的标准界定不清，概念外延很大。另外，信息披露频率过低。
5.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由于创新型证券的特性、现状及其深远影响一时很难以完全了解，对创新性衍生证券的投资更应当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个不失为稳妥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创新型证券的投资规模。在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发生损失也不会是致命性的。控制投资规模的另一个方面是构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创新的性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不仅对金融工程师和银行家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对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来说也是深远影响认识不足，也就不可及时制定相应的健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再加上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管理当局难免会有顾此失彼。就这次次贷危机而言，政府的救市行动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美联储需要多大规模的注资才能保住卷入次贷风波的大型金融机构，以及受其拖累的资本市场体系，政府的救助行动能否在每一类衍生产品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一实施救助?
6.金融衍生品可能助长投机行为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受到的来自国内和国际双重的竞争压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业务增长有限且不断地受到其他竞争者的侵蚀，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展创新性业务来弥补传统业务增长的不足。这就使一些银行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创新，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抢占大的市场份额。
三、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建议
1.发展金融衍生品宜采取谨慎的态度
在金融衍生品投资上，跌过大跟头的国外知名公司有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巴林银行，最近又有花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等。在国内，也有万国证券投资国债期货、株洲冶炼厂投资金属期货造成巨额亏损的例子。发达国家的衍生品交易尚且时常会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更何况处于金融转型中的中国。因此，中国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宜采取谨慎的态度，要集思广益，循序渐进，要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和相应的应对措施。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打好宏观经济和基础证券市场这个基础。
2.稳步推进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国际化
金融衍生市场本质上是国际化的竞争性市场。从我国未来的衍生市场的发展来看，实现国际化的目标，需要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开拓国内金融衍生市场为中心的国内经营阶段。这是起步阶段，应重点发展合乎社会需要的衍生产品,完善交易规则和监管体系,培育衍生市场的交易主体。二是金融衍生市场的国际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应当放开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国际衍生市场的限制,同时允许外国资本在规定条件下参与中国衍生市场。
3.鼓励金融衍生品创新和交易所制度创新
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市场，创新是其生命力所在，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新产品创新能提供新机会，提供新的交易手段，产生新的盈利模式，因而能促进交易量的持续增长。而交易所的制度创新，则可以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走低成本扩张的道路，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交易所的竞争力。
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内金融市场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交易系统的电子化、网络化程度较低,应该积蓄力量强化对远程异地交易的技术服务,大力推广电子化、网络化交易模式,为衍生产品市场的稳步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支持,条件成熟时,要探索与国外交易所联网交易。
4.建立健全金融衍生市场立法和监管体系
在立法体系建设方面，一要尽快制定统一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以保证金融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二要针对不同种类的金融衍生品分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化各类规范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在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借鉴欧美的监管经验，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监管机构,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衍生品交易实行集中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其次,要建立行业自律的监管体系,重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非官方监管和行业自律。再次,有效的金融衍生市场监管需要国际间的通力合作。
5.培养和引进专家型人才，发展中坚力量
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与传统的银行业务有本质的区别，需要专家型人才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和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人才需要对衍生产品的风险进行识别、度量和控制，因此同样需要具有高素质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21世纪发展之最终竞争力是人才的竞争，金融市场发展之关键也是专业人才。坚持自主培养与引进来相结合，培养一只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了解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特点，具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队伍，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刘华:金融创新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效应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05
[2]张敏黄阅王芳: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发展道路分析[J].财经界(下旬刊),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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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市场营销中的文化界定在跨文化市场营销中，文化应界定为人们之间以及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特定模式，它是社会生活的总和，包括一般行为、信仰、价值观、语言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等要素，其功能是建立一种行为模式、执行标准以及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方式，这样可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提高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社会成员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文化因素对跨文化市场营销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需要文化的沉淀，一个企业的经济决策需要文化的渗透，一个家庭的建立需要文化的包容。不容置疑，文化对营销领域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巨大。
1.沟通方式对跨文化市场营销的影响沟通方式包括语言交流和非语言沟通。语言是构成一种文化的关键因素，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表达了文化的思想特征。人们在交流和表达意图时，只有30% 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剩余的70% 的信息则是通过非语言的途径体现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表情、眼神、姿势、衣着、空间距离等。
在跨文化市场营销中，无论是企业内部沟通方式，还是企业外部营销网和生意伙伴的沟通方式都对跨国营销影响非常大。文化对于沟通和信息反应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对时间持有非线性观念的文化提供分散的信息而且没有清晰的结论。对时间有线性观念的文化更趋向于使用直接指出观察者的可靠信息来源，并提供合理的论据和可视化信息。沟通方式在信息收集、传递、接收和评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沟通中，要讲究语言，使之成为说服的艺术，特别是在广告宣传上务必讲究语言艺术性和效果，使语言表述成为说服的艺术。其次，注重语言与非语言文化交际的作用。熟谙目标市场的语言及非语言文化交际(如面部表情、眼神的传递、四肢的摆位、空间距离的远近等) 是跨文化营销策略制胜的法宝。
2.价值观对跨文化市场营销的影响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态:农业社会寻求温饱的价值观;工业社会寻求物质成功的价值观;福利社会寻求自我表现的价值观。在现代价值体系中，工业社会兴起时独领的价值观即经济成就、经济增长、经济理性已被环保意识所取代，这也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一项民意测验表明，46% 的美国人声称他们是根据生产商或产品的环保声誉做出购买选择的，53% 的美国人出于对环境的考虑而放弃了某种产品的购买，更有高达76% 的美国人声称自己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在跨文化市场营销中，企业要面临市场国不同的价值观念。全球化的思考、本地化的运作，是对跨文化营销理念的最佳阐释。价值观的不同对跨文化营销者是一个信号，它召唤着营销人把目光放得更远、更宽。
3.风俗习惯对跨文化市场营销的影响仅次于语言，风俗习惯是最富文化敏感性并与文化紧密联系的话题，也是明显地表现出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透过它可掌握某种文化的某一属性。正因为这种文化的敏感性使得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时，需要重点考虑不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
文化差异还有购买偏好、教育、社会组织、身份意识等，所有这些对跨国经营都可能是潜在的陷阱。跨国公司必须对国外市场的文化差异保持敏感性和适应性，根据当地文化因素的特点，对市场营销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建设之车”在高速奔驰。一方面，我们的规划设计者在繁荣的市场经济服务中已成为空间生产者，他们为不同的客户规划着“程式化”的蓝图。
另一方面，我国新生的规划设计市场尚不成熟，许多客户本身毫无经验，企划过程十分混乱。因而，对于规划设计单位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如果有能力在相同的时间内做3个项目，为什么只做1个？因为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有人买单。
这是经济时代的产物，“需求决定一切”——这是一条经久不变的市场规律。
在规划设计中，被用得最多的词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生态化”，而规划设计中最容易被忽视、也常常被忽视的内容就是“生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往往被排除在外，许多规划设计不顾最基本的场地要求，将任意“拼贴”“拷贝”的城市空间形态随处“移植”。从本质上讲，一种城市空间形态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它与其产生的历史、人文、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协调，城市空间模式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逐步创造，有机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
与刚学习美术的入门者一样，我国国内的规划设计者是规划设计市场的入门者，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之路，“临摹”成为惟一出路，这并非不可取，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明白了再做。然而，事实上一些毫无实践经验的规划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一进入市场便能跟着做大型项目，还没等他们完全明白过来，便已进入生产状态，他们缺少一个经验传承与积累的过程。“缺乏判断”，已成为许多青年规划师的通病，因此，用“工具齐备、目标混乱”来形容当前的规划设计市场，并不为过。
我国有13亿人口，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为960万km2，名列世界第三位，2001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为12亿8千万m2，这大约是日本（1亿100万m2）的11.6倍。一位日本同行在北京寻找合作事务所时，发现主持事务所的大都是从国营大设计院出来，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做着相当于区域规划尺度的项目[1].旺盛的市场需求把许多年青人推向了规划设计舞台的前沿。
规划设计者是市场中的产品供应者，市场的另一端是“客户群”，即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形象工程”往往来自政府，“炒作工程”则来自开发商，由于这些“客户”对基本的建设程序把握不当，在未进行理性、正规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或经济分析之前，就匆匆进入形态规划设计阶段，导致招标成果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2].
在上述情况下，某些大型规划设计项目的邀标，选择了在策划和规划上并非其所长的境内、外规划建筑事务所，使其凭着设计师个人的想象、设计观点和手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研、有限的感性材料及数据，便做出了一个个“大手笔”的规划，其实际效果和长远效益显然是不可靠的。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业内人士应该怎么做？
2、竞争与合作—规划设计市场中的业内人士
我国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主要有3类设计单位：国内规划设计院、境外公司、民营设计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目前，虽然境外公司拿走了许多国际性的项目，但规划设计市场仍主要由本土的公司主导。另外，新兴的民营建筑事务所发展速度很快，其潜力不可小看。
在国有规划设计院改制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趋势。
一部分设计院在改制的同时，采用了兼并重组的模式，使自己的客户群迅速增强—伴随市场的扩张，产值大幅度增加，这其中行业调整的产值大于行业重组的产值。2001年3月，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与上海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总院合并成立新的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通过股份转换，同济大学成为设计院的主要持股人，其产值从1998年的0.45亿元发展到2003年的4.5亿元。同样，华东、上海两院携手组建了上海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陆续兼并了其它设计院，2003年，它的产值超过了5亿元[3].
在民营设计公司里，有国内知名专家，“海归派”开办的设计事务所，也有在国内经济转型和市场转轨时期萌生的，挂靠在大中设计院旗下的中小型设计公司，这类公司良莠并存，设计水平参差不齐，与大设计院相比，民营公司机制活，包袱轻，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一般来说，直接从事单一的规划设计业务的民营公司比较少，大部分公司以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为主，规划业务处于次要地位，这与我国规划编制的审批程序与资质要求相关，许多民营公司即便有实力进行规划编制，但也需要与国有的规划设计院合作，才能具有规划资质。
在冲击规划设计市场的公司中，有不少是“海外兵团”，这些境外公司在开拓国内市场时，一般先雇佣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华人，然后进入中国地区成立办事处，公司在中国以国际公司的品牌来运作项目；也有一些公司由外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直接介入，不找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土化倾向，他们希望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做中国的规划设计业务，但这是极少的现象。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达到70％以上，因此，城市建设项目的规模一般与中国国内相差甚远。国外的城市规划师一般成立咨询机构，而非事务所，由于建筑师事务所有时也涉猎城市设计等项目，因此，进入内地的许多国外设计机构本身所从事的业务背景往往是建筑设计而非城市规划。
目前，国内规划设计项目的运作，常常出现几个单位合作的情况，比如，某城市规划院与境外公司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境外公司的国际背景与设计经验、国际取费标准，另一方面可依靠国内规划院的管理与资质，在市场上取得双赢的结果。
更多情况下，国内、国外设计单位之间处于一种明显的竞争关系，许多大型的规划设计投标都由国外公司与国内设计院、民营公司一同竞争，在同样的业务能力水平下，管理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即如何利用公司现有的资源，使业务管理流程以最高效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开拓新的社会资源的能力）成为规划设计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境外公司常常利用国内设计公司与规划院的资质，以及国内人力资本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回报；而国内规划设计单位则利用固有的社会关系、资质与业务渠道，在与境外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学习对方的管理经验与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不乏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资源是竞争力的集聚点，但却往往易被资本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境外公司吸引，开展业务需要人力，因此，失去优秀的设计人才就意味着失去市场。
我国许多城市规划设计院在“改制”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第一线规划工作者的境遇，从而使大量的人才流失。这种制度变迁，意味着私营公司与境外公司的市场份额愈来愈大。
3、文化缺失是一种遗憾—市场运作需要文化支持
文化的本质是人性，这也体现了城市规划最根本的目标—“以人为本”，而随着规划设计市场化的开始，许多打着“以人为本”旗号的规划正在破坏着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人们常常在文章中读到国际化与地域化的争论，这种争论是肤浅的，其深层次的内涵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的冲突。
从生活上对人的关怀是最温柔的举动，而在中国利益驱动下的规划设计市场，还无法达到这个深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而这种缺憾将影响许多人的一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别人为他们规划的生活场景，在喧嚣的都市里，人们在心底无声地呐喊：“还我们一片广阔的天空，还我们一个安静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清洁而健康的世界！”
文化是文明过程的结晶，当前规划设计市场所实践的每一步都将影响城市未来的文化形态。市场最基本的规律是“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这条规律无关乎社会关怀与道德伦理，而城市规划最本真的价值指向却是一种对市民大众生活、工作、出行的真切关怀，因此，可以说，城市规划的市场竞争应该体现在这个价值基础上，而不是供求关系。目前，规划设计市场也已认识到如果以设计取费作为衡量准则，会导致价值取向的偏离。
城市规划文化在市场运作下已逐步体现出时代要求，许多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形态规划，更应关注、研究城市发展的核心与动力，即城市政治、经济与社会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行业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更应体现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城市规划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规划师作为实践层面的操作者，应时刻不忘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否则，随着业务量与收入的增长，城市规划的文化价值却被淡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甚至是缺憾。因为形态与平面构图无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交通、就业等实际问题，城市规划综合考虑城市发展，已是势在必行的行业变革，这是市场化运作下城市规划必须面对的课题。
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许人们还未意识到，规划方案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颜色，都可能与私有财产有关系。过去我们要求每一位市民“舍小家为大家”，人们习惯了忽视个体利益，按照政府意愿调整利益关系，如今面对这一矛盾，人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储备[4].
4、大家都有“杀手锏”—规划设计市场的管理工具
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需要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城市政府是最大的委托者，其次是利益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与集体），而受委托者一般是规划设计单位或个人。介入市场最深的是利益集团，它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运作者。政府往往着重于全面平衡各方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平衡与良性发展。因此在总体规划的层面下，政府还会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条例来约束利益集团的市场运作，规范土地运营的市场行为。
在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政府既是外部环境的营造者，又是最大的委托人，政府最大的管理工具是法规与政策，这是推动或制约规划设计市场的先决条件。随着政府向服务功能转型，其委托人的角色也将逐渐淡化，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可以防止权力集中所导致的腐败行为。
在市场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管理工具—价格杠杆是最基本的经济手段。正是这个来自客户端的“价格杠杆”，促使规划设计单位努力从“品牌”“服务”“经验”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身价，因为这些是衡量规划设计单位身价的砝码。
当前，我们制定的收费标准仍是一个底线，无法指导市场运营的实际取费。在实际运营中，随着城市规划收费标准日趋多元化，许多有品牌的规划设计单位凭借实力可以拿到超过国家标准几倍的规划设计费用，而许多私营的规划设计公司却很难收取到国家规定标准的设计费。市场的游戏规则是“适者生存”，毕竟市场运作不同于规划设计业务本身，利益集团更看重的是品牌、实力与业绩，这是定价的出发点，如果你是规划设计市场的新秀，那么就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
规划设计单位在市场中并非没有主动权，成功的规划设计公司往往有3个秘诀：第一是和谐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有效的市场策略；第三是优秀的规划设计人才。三者缺一不可。许多设计公司具备了第一条与第三条，但往往缺少第二条，因为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策略制定者、实施者往往是业务人员，在市场经验与运作能力上的欠缺，使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新秀”公司难以成长的内部因素之一。
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管理工具是行业规范，设计人员对行业规范的熟悉程度是公司介入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经验是规划设计单位的宝贵财富。
对规划师个人而言，市场准入制度是取得“注册规划师”资格，另外，行业协会的“规划师职责”也是制约规划师个人行为的标准。美国持证规划师学会的《道德与职业操守守则》规定了规划师的四大职责：第一是规划师对公众的职责，向公众利益负责是规划师的首要职责；第二是规划师对客户、雇主的职责；第三是规划师对行业和同行的职责；第四是规划师的自我职责，规划师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工作效率及知识水平。
因此，可以说行业协会或学会对规划设计市场的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其主要作用是将城市规划行业的基本价值定位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使规划师的个人行为在受到市场价格杠杆的侵扰下，依然保持该行业的独立与尊严制度。
5、建立的学术探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经常听到新上任的市长抱怨：城市规划落后了。细细琢磨这种批评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觉得城市规划行业过于保守，大家都忙着扩规模，上台阶，你却经常“泼冷水”，一会儿强调珍惜土地资源，一会儿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二是说城市规划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落后了，至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4].
其实，市场管理涉及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内容，可以拿来进行学术探讨的主要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培育与国家政府行政职能的转换有直接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只有政府从市场中脱离，更多地站在市场外部环境建设、服务与监督职能上来引导市场，规划设计市场的组织才能更趋多元化。
我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3个缺位上：一是省和地市（州）两级政府对下级城乡规划的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缺位；二是在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三是对‘长官意识’‘乱指挥’制约的缺位”[5].
另有规划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漫长的审批和核定周期，使许多城市长时间处在合法的总体规划不好用，实施的总体规划不合法的尴尬境地”[6]，这说明，当前规划设计市场的外部环境仍有待于改革与转型，低效率的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制约规划设计市场高效运作的一个“瓶颈”。
浙江省建设厅城市规划处姚昭晖副处长指出了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面临的五大矛盾与问题。这五大矛盾是：①城市规划的战略性与政府任期政绩显化性之间的矛盾；②城市的扩张性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③城市规划利益的整体性与开发商利益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④城市规划过程的封闭性与规划工作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⑤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7].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了目前社会制度转型期间的城市规划现状，也是当前规划设计市场外部环境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另外，问题中有4个问题与市场管理有关，如第5点“管理职能被肢解”具体表现为规划职能被分割，规划空间被分割，专业规划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与政府监督职能的地位有直接关系；第6点“管理依据模糊”导致规划决策与实施管理机构权力重叠，造成管理上随意性很大；第7点“违法处罚”只有象征意义，很难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第8点“社会监督缺位”—由于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虽然规划的民主化一直在被倡导，但是土地权属关系一直很模糊，这是导致公众无法介入规划监督的直接原因。在市场机制下，只有当具有明确归属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有可能引起纠纷。如果利益对象的责任不明确，公众利益就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公地的悲哀”，皆出于斯。
以高技术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就是高技术企业之间的竞争。高技术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有其自身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技术群体化。高技术最突出的特征是多技术的交叉性、渗透性和相关联性。由此，高技术企业需要多种知识、多种学科的技人才共同合作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2)技术发展高速度。高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有的只有短短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高技术产品更新周期短，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此，高技术企业在技术更新与技术创新方面立足于行业之首。
(3)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性。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一般占销售额的10％～30％。同时，高投入带来高风险。这里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
(4)高技术企业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性。高技术企业技术变化快、市场变化快、发展速度快，要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高技术企业必须比传统企业更注重获取外部信息及内部相互之间信息的及时交流和沟通。
2高技术企业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技术企业在营销策略和营销手段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营销观念创新不够，不能满足高技术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高技术及其产品往往需要企业打破传统观念和做法，通常是技术上的发展和变革先于消费者的需求，企业首先开发出新产品，然后通过引导需求，最终使产品为市场所接受。企业不仅要适应市场，更需要创造市场。
(2)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把握不够，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使企业发展受到影响。但是常用的市场预测技术和方法是针对传统产品特性设计的，往往不适合高技术产品。高技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是激进的、不连续变化的，这使企业对潜在市场规模的预测很困难。高技术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原有产品极易被新技术淘汰，很多高技术企业不能领先竞争对手推出更新的产品，或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面临极大挑战。
(3)自有营销网络不健全，渠道过长，使企业产品价格失控，信息反馈和沟通不及时，影响企业对市场变化及市场需求的把握。而且过长的渠道影响信息的反馈和沟通，从而影响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迅速灵敏的反应。这些都直接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
(4)市场营销部门组织结构不理想，营销人员的专业营销素质欠缺，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密切联系和信息沟通不够，重技术，轻营销，没有真正的整体技术营销。一是营销管理者的素质达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的要求，如培训教育、技能、考核、岗位竞争、培养与企业共命运的个性、激发人的创新与进取精神等等方而做得不够。二是没有组合选配好人员。其关键在于没有寻找到最佳组合发挥人才整体效能，不能做到取长补短，配好岗位，选好搭档。随着科技进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越来越广泛，产品营销中“一条龙服务”、“多角供需关系”，往往因为缺少各类专业人员配套协作而共同完成。这也严重影响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引导和市场拓展。3对高技术企业营销管理的建议3.1价值主张和价值网的营销创新是根本
价值主张，即给重要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价值网，即有效地为选定的细分市场服务所必须的活动的跨职能协调，包含基于4Ps的差异化。但他不只包括营销，还包括对其他职能(如R＆D、运营和服务)进行差异化。价值主张和价值阿的创新是营销创新是根本的方面。
3.2整体营销极其重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每一次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和技术革新都隐藏着大的商业机会，催生一批新兴企业，使传统企业所积累的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当代IT技术的迅猛进展，整体营销的出现是必然的，互联网的快速变化使企业的许多营销观念滞后，跟不上时代进展，企业追求的不应是量的改变，而应是对传统营销的改革和创新，而创新的方向就是整体营销。整体营销中的关键环节在于分销商，在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和分销商的关系。
(1)树立分销商市场营销观，满足分销商的利益。
高技术企业为了开拓市场，扩大产品销路，应充分调动分销商的积极性，协助支持分销商，满足分销商的利益需求，以提高市场营销效果。具体来说：第一，企业应经常派遣营销员到分销商网点协助工作，安排商品的陈列，举办商品展览会，训练销售人员等。第二，企业应进行密集广告宣传。一般来说，分销商比较愿意接受已经在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品，第三，营销企业对分销商的资金支持。一般来说，许多营销企业采用售后付款或定期付款的办法，这样有利于解决分销商资金不足的实际困难；第四，营销企业应根据分销商的推销业绩设立一定的奖励制度。
(2)树立最终顾客市场营销观，满足并创造目标市场的需求。
3.3处理好变革型营销创新和渐进式营销创新的关系
变革型营销创新相对于渐进式营销创新来说对营销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充分利用与潜在顾客、潜在竞争者或未来技术的信息有助于提升企业营销创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更具探索性的技术研发、产品研发和新的营销模式。企业高层管理者要认识到打造有利于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的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文化会激发员工和管理者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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