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4 12:25: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美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购置房地产是中国百姓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对于房地产这样高卷人度的产品而言，广告该如何立意才能取得成功?它所依托的美学理念是什么?这是广告从业者和美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则成功的广告往往极具创造性和思想性。它以巧妙的构思、丰富的内涵，说服引导消费者去欣赏并接受广告宣传的内容，最终的目的是为广告主获得利润。一则好的广告，首先用精美生动的形象留给公众第一视觉印象，使公众感知到广告画面。其次，公众又因为广告本身所潜藏的文化性，使原本物化的产品赋予了灵魂，加注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在房地产广告中，这一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意境的烘托，人文情怀的体现，令消费者在感知过程中不仅领略到美的情趣，更引发了内心的向往和追求。
一、怪现象:中国楼盘戴着西方面具
笔者随手翻检近期各大媒体上的房地产广告，发现一个有趣的怪现象:原本是中国的楼盘，面对的是中国的消费者，但广告里中国楼盘却戴着西方面具，到处都晃动着非中非洋、亦中亦洋的面孔。例如:
广告一:“威尼斯花园开创私水居住新纪元。”广告文案说:“威尼斯花园，水、景、宅有机组合的精品别墅，依水而居，尽享舒适贵族品质生活。”一座北京的楼盘，位于干燥少雨的北方，却偏偏取了个水城威尼斯的名字，就算是这楼盘位于温榆河两岸，又怎能跟以舟代步的威尼斯相比呢?该楼盘的开发商近日又模仿意大利的民俗推出了新的促销活动:“嘉年华会，威尼斯千年传统化装舞会，面具掩护下的激情，打破社会的传统规范，狂欢的气氛里，空气里只有音乐，没有语言，令人目眩，透露着舞者无限的魅力。”在北京引进这洋节，完全是因为它“演绎着上流社会的游戏。”
广告二:珠江骏景地产的楼盘取了个“北欧春天”的洋名，宣称“欧式阳光板楼，我的阳光户型。’，具体广告文案:“欧式阳光板楼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拥有的人更是让别人高看一眼。北欧春天户户采光通风、大面宽、短进深、通透宜人。更有钻石阳光室、多功能房、一步式阳光露台等功能空间，演绎真正阳光居所的高品味，映衬主人卓尔不群的鉴赏力。”
广告三:锦绣大地公寓的广告更是集中了所有想得到的能指符号。“如果有一处房子，拥有北欧的园林，新加坡的规划，德国宝马级外窗和遮阳卷帘，奔驰波茨坦广场幕墙，美国白宫围栏，瑞士的健康新风系统，保温隔热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你信吗?”最后一个询唤式的疑问，几乎不容置疑。
如上所述，中国目前大多数的楼盘广告是在克隆国外:什么澳洲风情、罗马庄园、北美风光、法国原乡、麦加利小镇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国外悠久的建筑历史和成熟度有关系。毕竟中国刚从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住宅文化中解脱出来，对国外自由、轻松的住宅文化有着天然的好感和羡慕，一旦有机会就会体验如同住在外国的感觉。另一方面，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刚兴起的现今，房地产广告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受众，这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创作，挖掘出自己的东西。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它承载着很多更深层的东西，是人的艺术，是美的精华，是浓缩的历史，因此我们的房地产广告要体现越来越多的美，真正的美，真实的美，民族的美!
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地产广告
在房地产广告中，依托中国传统美学基础，融人更多中国传统艺术元素，这是一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房地产广告的必由之路。房地产广告中更多地融人文化气息，可以做到以感性诉求为导向，以情动人，用情感作为诱导因素;其后以理服人，用理作为说服因素;最终实现情与理的互融共通。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具有哪些现代房地产广告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呢?
(一)讲求意境之美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一方面超越有限的“象”，另一方面“意”也就从对于某个具体事物、场景的感受上升为对于整个人生的感受。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的规定性之外，还有特殊的规定性。这种“象外之象”所蕴涵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就是“意境”的特殊的规定性。因此，“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
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喜欢画“远”，包括高远，深远，平远等各种形态。中国山水画家为什么要画“远，’?因为山水本来是有形体的东西，而“远”突破山水有限的形体，使人的目光伸展到远处，从有限的时间空间进到无限的时间空间，进到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以，“远”就是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同样，中国古代诗人也都喜欢登高望远。屈原、阮籍、李白都写过登高望远的诗。为什么要登高望远?也是为了从有限的时间空间进到无限的时间空间，从而引发一种人生感和历史感。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意境。中国园林的特点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物的美，也不是一片孤立的风景的美，而是有意境。那么什么是中国园林的意境呢?就是突破小空间，进入无限的大空间。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物本身，而在于它们可以引导游览者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从而丰富游览者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
随着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逐渐进人一个崭新的消费时代。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里，消费者的目的不再只为需要而消费，而更多的是为感觉而消费。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因过度的忙碌而更加具有情感方面的需求。因此，广告的表现内容越来越偏重感性诉求，以增加广告引起消费者的某些体验的几率。广告通过人们回忆生活的感情过程，来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广告销售的目的。
在房地产广告中，这种手法普遍使用。以一幅房地产广告为例，作品以中国国画所特有的水墨艺术体现独有的中国风韵。虽然是房地产广告，但丝毫没有出现楼房这一具体的物象，而是更倾向于传统的水墨景象与人文理想的结合，在一致的群体心理与意识形态中，求得消费者内心情绪与精神表达的统一。现代都市的喧嚣，使人们更向往宁静。因此，在都市生活的冲击下，符合民众口味的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更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房地产广告中创造一个特殊的意境，主要是使消费者达到浮想联翩的效果。这种效果一旦形成，消费者就会自然进人自己心中的理想境地:对置身于此类广告中的消费者而言，购买房地产不只是选择一种简单的居住生活，而是选择了一种生活品质。因此，广告更易引发共鸣，从而提高销售。
(二)打造含蓄之美
《辞海》对“含蓄”一词有两个解释:“含有深意，藏而不露。”“不作正面说明，而用委婉隐约的话把意见表达出来。”“含蓄”作为一种美的型态或风格，主要是指其第二层意思，即意在言外。
对中国古典美学来说，含蓄是核心范畴之一。因为“含蓄”显然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一种美的型态，即与中国艺术本体论有关。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其它型态与风格大都同时要求含蓄。比如最经典的中国诗歌美学风格论著《二十四诗品》(唐·司空图著，837-908)中的多“品”都以含蓄美为共同追求，如‘.雄浑”之“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冲淡”之“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纤稼”之“窈窕幽谷，时见美人”、“典雅”之“落花无言，人澹如菊”、“绮丽”之“浓尽必枯，淡者履深”、“精神”之“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委曲”之“似往已迥，如幽匪藏”、“飘逸”之“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这些都与“含蓄”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相通。总体说，“含蓄”对中国艺术而言具有本体论性质，它与另一范畴“意境”具有极其一致的美学旨趣:如果说“意境”偏重于艺术审美空间的存在，“含蓄”则偏重于艺术存在之美学性质的表述。
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传达产品信息给消费者并使其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获得经济收益。为达到这个目标，广告作品除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外，衍生出的精神价值更是现代广告所追求的。
例如，一幅房地产广告用毛笔特有的笔触形态为设计元素，运用水墨产生的渗化感将其与实景图片结合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中形成对比，虚实穿插，使画面既显得丰富多变，同时又融合了水墨的大气之势，更体现出楼盘的艺术气息。图形在画面当中，四周留白，在构图上简洁明了，易于人们视线的集中，并能够产生距离感。利用水墨画特有的传统，即用有限的取景来表现更深厚的个人情怀，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社会审美意识，迎合消费者渴望回归自然的心理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大片的空间留白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含蓄”，更易于引发某种特殊情感，传达出“回归自然”的人居哲学观。
一、中国传统美学对现代广告表现形式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构思中要求简单和以小见大，因为广告呈现给受众的时间较短，所以需要巧妙的构思和创意进行广告设计，呈现给受众的画面要“以寡胜多”“见微知著”。这是广告艺术的重要标志，因为广告本身的局限性使其只能从一个侧面将产品的特性呈现给受众。广告设计者一般会采取局部特写的方式，着重关注角色最具代表性的举动，往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将整个广告的含义表现出来，确保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对现代广告布局的影响
中国画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国画并不是要将事物的形象完整地表达出来，而采用抽象的风格让人产生一系列联想，这对中国画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传统美术对于抽象美有自己的见解，画家认为不需要将事物的外观照搬到画上。因为中国传统艺术讲究“神似”，而画家对事物有各自的见解，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画风，这些表达方式在我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现代平面广告体现出这种神似的精神，往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真实的外形并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反响，而神似的画面能让受众产生联想，激发其购买欲，这样的广告更容易获得成功。中国绘画名家齐白石先生曾提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观点，而这又与现代广告学的观点呼应。“不似”就是为了“似”，“不似”并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事物，而是为了将事物的整体用更加简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现代广告也正是利用了这个观点，让受众在联想中认识产品的形象。优秀的广告是把生活中的形象加以升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当前的广告设计工作有着明显的统一性，一般采用整齐划一与虚实相应的表现手法这与我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传统艺术手段在广告当中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运用。在我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也时常有整齐划一或是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如篆刻艺术的布局方式正是体现了虚实结合的艺术特点。虚实结合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变化中体现出艺术的灵动性，而在不断变化之后又能展现艺术作品的整体性。这种传统美学的表现形式与现代美学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动、静之间的协调体现艺术的魅力，对现代广告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者：杨雪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关键词：《左传》 接受美学 接受研究情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85-03
一、接受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结合
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方法和美学思想，自兴起之日，便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但就我国对该理论的引入来看，其宣言式、纲领性论文――姚斯发表于1967年的著名讲演《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科学的挑战》，直至1987年才被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一书，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零星的接受美学理论方面的译文和研究论文出现），嗣后，接受美学逐渐开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关注。面对这一新的理论方法，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文学本身，以其为参照和借鉴，相关译注、论著相继产生[2]。同时这一理论也开始逐渐被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当中，许多学界时贤审慎而实事求是地对古老的研究对象从新的角度加以关照、审视，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热门”现象，研究专著及相关硕博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且颇多创获。
人类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分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即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模仿借用[3] （PP.85-87；PP.171-175 ）。与此相联系，尤其与后两点密切相关，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理论性研究[4]，这些研究大都能在熟悉掌握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特征，思考审视如何合理运用该理论，并建立起属于中国古代文学自己的接受美学研究体系。在具体的考察中，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作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5]，以及文学性更为纯粹的诗歌、散文等体裁。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左传》研究中的运用实践
实践证明，接受美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和魅力的空间。文学接受“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没有欣赏者的加入，它的价值只是潜在不明的；不进入接受过程，作品的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6] （P.213 ）。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能够丰富和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为古代文学特别是先秦元典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但该理论方法尚未与先秦元典中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起点的《左传》研究进行有效结合，因此，在此方面仍有很大的可深入探研之余地。就笔者目力所及，明确以《左传》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或著述，从数量而言不多，且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兹举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左传》接受研究方面的论著加以评介，以期彰显研究成绩，探寻尚可深入之空间。
首先是刘成荣的《〈左传〉文学接受研究》[7]，该文从历史的层面对《左传》的文学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以时代演进为行文之线索，结合各时段的《左传》相关研究资料，论述了两汉至明清《左传》的文学价值从被遮蔽到被彰显的过程，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视野开阔、逻辑严密，颇多创见，但对其文学特征的考察并不多，更多的是通过对《左传》历史资源的清理，为进一步研究《左传》的文学艺术作准备。作者也谈到：“本文虽然名之为‘文学接受史’……仍然进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变史的研究。”“只是沿用了‘文学接受’一词，它在含义上其实更接近于‘文学演变’。”刘文更关注“《左传》角色的转变”，而非“《左传》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影响” [7] （P.7 ）。
此外，该文中的一些观点亦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如认为“《左传》的文学经典化并非是后人阐释的结果，而是该书本身就具备种种具有文学性质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左传》在成书时期就与生俱来的”[7] （摘要 ）。我们认为，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介入，才能“使本身不过是纸页上有序黑色符号链的文学作品‘具体化’（concretizes）”[8] （P.67 ）。又如第三章《左传》文学接受之发生与发展的余论部分言及：“何以一部为后世如此看重的巨著在西汉初期却游离在文化主流之外呢？不得而知”，文中亦没有给出解答，而对此的解答与《左传》在汉代的效果史、阐释史密切相关，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此外，该文对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略显狭窄――认为《左传》文学价值的生成是通过对自身经学身份的绝对剥离而实现的，经学的《左传》褪去经学之标签便成为了文学的《左传》。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减法”处理，弱化或简化了经学对古代学术史的作用与影响，无论是哪个时段内的《左传》接受的深入考察，都离不开对当时经学状况的准确把握。但瑕不掩瑜，刘文对更深层次的《左传》接受研究确有极大的推动与延伸作用。
专著方面，台湾学者蔡妙真所著《追寻与传释――〈左绣〉对〈左传〉的接受》[9]，作者关心的不仅是《左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左绣》对《左传》进行解读的方法。全书运用接受学、阐释学理论从阅读与解释的观点考察评点，并与传统注疏进行比较，“不是藉之以探究《左传》有什么文学意涵，而是探讨《左传》文本与明清文学批评上之评点、义法及趋实之学术氛围碰撞出来的效应”[9] （P.18 ）。应该说，作者达到了预期目的。
关键词：《牡丹亭》 戏剧翻译 接受美学
一、引言
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极富魅力的艺术表演形式历来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16世纪中国杰出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共五十五出，描写了大家闺秀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生死之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一生共创作过四部传奇，其他三部分别为《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因其四部传奇皆与梦紧密有关，故这四部传奇合称为《临川四梦》。
《牡丹亭》以精湛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美学艺术，受到文人墨客的高度赞誉，因此，从美学角度分析该作品是非常有价值的。《牡丹亭》最早的译本是1939年阿克顿选译的“春香闹学”，汉学家Cyril Brich（白芝）于1980年出版了全译本；中国译者张光前、汪榕培分别于1994年和2000年出版了该剧的全译本；许渊冲父子随后也出版了《牡丹亭》的全译本，本文拟选取汪榕培以及白芝的两个译本，从接受美学视角探讨对比分析各自对原文文化和美感的传递特点。
二、理论背景
（一）理论介绍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这一概念兴起的重要时期。“接受美学”又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理论”是由德国的康斯坦茨学派提出的，它确立了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周宁，1987）。最主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就是姚斯和伊瑟尔。姚斯的期待视域，其主要理论来源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它所指的是“所谓的期待视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周宁，1987）伊瑟尔的文本召唤结构，其主要理论来源于罗曼英加登的现象学，在伊瑟尔看来，“文学文本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才现实地转化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的潜在意义也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朱立元，2004）。
（二）研究现状
接受美学进入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周宁、金元浦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作为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之一，其中收入了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陈文忠的《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专论，在这本著作中，建立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对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由此可见，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思潮，至今仍是影响巨大且深远的，它所开创的文学、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是一直值得被研究探讨的。在中国知网上，对《牡丹亭》译本的研究共有114篇，但涉及到接受美学的文章却为数不多，目前看到的有杨佩的论文（2013）利用接受美学理论对汪榕培译本的分析，而对几个译本对比的期刊论文有三十余篇左右，涉及接受美学的却没有，因此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研究，分别从文化意象、韵律、修辞三个方面分析译本，使译本更好地传达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为更多读者所接受。
三、《牡丹亭》英译本对比分析
（一）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与戏剧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中国的古典戏剧在内容上，大部分都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戏剧家们在创造戏剧时引入了大量的文化精髓，使文本文化底蕴十分浓厚。这也就给译者进行翻译时，提出了难题，怎样进行翻译，才能既保留原文的文化底蕴，又能够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呢？
（1）（柳梦梅）：敢甚处里杨曾系马？
白译：In some former time and place，did we
“Tie our steeds beneath green aspen”？
汪译：Are you an old acquaintance to see me now？
这是柳梦梅问杜丽娘的一句话，他在想他们是否在哪里曾经见过面。“敢甚处里杨曾系马？”是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词语。在那个年代，未出阁的女子都是只能待在闺房里的，因此译成在哪里相遇过就有点不合乎当时的逻辑了，白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直接译成了在以前的某个地方，所以是不太恰当的。而汪译则采用意译的手法，没有直接把地点译出，这是符合原文文化内涵的，也是为大众所期待看到的。
（2）（陈最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白译：“Jade unsculpted unfit for use； person untutored unaware of the Way.”
关键词：二人转；起源；审美
二人转在中国音乐词典上的释意为：“曲艺的一种，属走唱类，流行于东北各地，有两百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女孩，对二人转的记忆就是二人转的小戏班。十几年前，在并不发达的家乡，似乎不论什么都跟不上大时展的脚步，但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东北的传统文化变更得慢一些。虽然如今的家乡里也没有小戏班演出了，但庆幸的是，笔者的记忆里有原汁原味的二人转。带着对记忆中二人转的怀念和黑土地的热爱，笔者决定写这篇综述。并通过中国知网、读秀这两个网站进行综述的文章和著作的搜索整理。
1 二人转音乐研究文献统计
1.1 期刊论文
对2014年以及之前的文章进行整理统计，共查找到学术论文63篇，2006年之前共17篇；2006年以后共有46篇。涉及的期刊有《戏剧文学》《北方音乐》《中国音乐》《戏剧之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音乐期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曲牌、唱腔研究、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等方面。
1.2 硕士论文
通过“中国知网”（）对2014年以前的硕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0篇相关论文。分类如下：
（1）二人转音乐审美研究，共2篇：任佳颖《二人转艺术的审美特征》；李鑫宇《当代二人转审美特征与流变》。
（2）二人转唱法研究，共3篇：邢珊珊《浅论东北二人转的“咬字吐字”技巧及其特色》；苗艳《东北汉族民间小调演唱风格探析》；钱芳《二人转与二人台演唱方法比较研究》。
（3）现状研究，共2篇：李露《地方剧场二人转现状研究―长春市和平大戏院个案剖析》；于玲《二人转的调查与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例》。
（4）其他研究，共3篇：于宛冬《东北二人转研究》；王静《浅论二人转人物性格》；张静雅《论东北地方戏―以二人转为例》。
1.3 图书著作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著作，共检索到相关著作21部，主要有专著、曲集、集成词典、教程4类。
（1）专著类，共13部：那炳晨《东北二人转》；那炳晨，杨修生著《东北二人转》；冯娴著《东北二人转》；李玉珍著《二人转概论》；马力著《二人转舞蹈・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选》；冯光珏著《双年文录》；冯光珏与李明正，周来达共同编著《曲艺音乐》；耿瑛著《正说东北二人转》；曹保明，张洪江共同编著《泥土灵气・东北二人转》；刘振德主编《二人转艺术》；张成德主编《中国古今名书大观》；耿家林，张希玲著《二人转艺术文化研究》；颜培金，颜硕编著《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东北二人转》。
（2）曲集类，共2部：金士贵编写的《金士贵经典二人转作品集》和裘柳钦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曲选》。
（3）集成词典类，共5部：《中国曲艺志・黑龙江卷》；《中国曲艺志・吉林卷》；《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田连云，崔凯主编《辽宁当代曲艺词典》；盛广志主编《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词典》。
（4）教程类，共1部：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民族民间教研室编写的《二人转音乐――民族民间音乐教材之三》。
2 二人转音乐研究
研究以期刊论文为主，同时也兼顾了部分硕士、博士论文和图书专著。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两个方面展开。
2.1 二人转音乐的起源探究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学界中的主要观点是源自萨满神歌，除此之外，还有起源于莲花落和东北秧歌两种说法。陈明大认为，“东北‘二人转’是萨满音乐的继续与发展”。他在《萨满音乐――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之源》中提到“二人转音返暮枚喟迩惶宓拇丛炀褪抢丛从谌满祭祀”。文中有三个例子：第一，“二人转”中的《红柳子》《秧歌柳子》来源于萨满的祭柳。第二，“二人转”中的四平调，来源于萨满神曲《烧太平香神歌》（跳家神），“十八调”中的其他曲调来源于萨满神曲《背灯调》《请神调》《接神调》《念杆子调》（萨满佛调）等等。第三，“七十二嗨嗨”源自于萨满神曲及萨满音乐中的《镶神词武嗨嗨》。韩立民，王冬岩对陈明大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二人转吸收了莲花落的众多曲牌，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改造之后，形成了地方化的新面貌。在《二人转唱腔与莲花落的渊源关系》中针对莲花落曲牌成为二人转唱腔之后的实际运用情况，分为了3种情况：第一，直接运用，即旋律、节奏、节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二人转之中的应用。例如，“最早形成的莲花落曲牌《喇叭牌子》，进入二人转之后，整体旋律框架未变，只是过门间奏采用了加花变奏。”第二，变化运用，即“增，减衬腔的应用”。例如，“二人转的主要唱腔曲牌《胡胡腔》，是以莲花落的商调式散花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它与母曲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下句的衬腔，将原来的‘哩留莲花一朵梅花’改为秧歌中常用的虚字衬腔‘哎咳哎咳呀……’。”第三，“结构与起唱的借鉴运用，包括两分句结构运用，闪板起唱以及抒情与叙事曲牌的组合。”分别举例，如“《武嗨嗨・排字句》《红柳子・排字句》等，其上下句中的上句或下句旋律，均为两个分句，两小节句式。此种句式承袭了莲花落曲牌的结构形式”。韩立民与王冬岩虽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但杨朴认为，不能因为二人转中的曲目与山西等地的莲花落相近就证明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在《二人转的亲子鉴定――二人转起源于东北大秧歌而并非山西莲花落》中，他坚持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东北秧歌。他写道：“一种艺术被一种艺术吸收融合，是常见的文艺创作现象。莲花落虽然有很多曲牌被二人转吸收了，但却吸收了东北秧歌和东北民歌的曲调，不是以莲花落原本的形式直接进入。”而且通过二人转的曲目对比发现，从整体上看，二人转的曲目与东北大秧歌和东北民歌相符，与山西等地莲花落不符。
2.2 二人转音乐的审美
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学界对于二人转音乐的审美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和音乐美学特征两个方面。张金彪在《二人转的音乐魅力――浅谈东北二人转音乐的审美价值》中，对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究。张金彪认为，二人转不单单具有东北风格，还融进了许多其他省市的风格。例如，二人转曲牌音乐中常用的《对花》《清水河》均为河北民歌。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二人转音乐从一开始就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关于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苍越在《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三题》中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审美的短距性；第二，审美活动的集体性，合一性和自发性；第三，审美对象的朴素性、生活性和生动性。
我国音乐界及相对有限的听众群是近30年才真正接触西方20世纪“新音乐”的。这个曾一度被视作“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触发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技法、形态、风格的多样化变革，并引动了作曲教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及音乐批评学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变化。伴随这种变革和变化的，同样是对“新音乐”作品及其美学理论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议。从1981年5月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创作评奖（其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罗京京的《钢琴与乐队》在稍有争议后获鼓励奖），到2008年5月上海之春“海上新梦”新作品音乐会，在这整整27年间，多次全国性的音乐作品评奖，难以计数的创作研讨会及现代音乐节，无不贯穿同一个争议的主题――20世纪“新音乐”的价值评判。尽管其间有不少中外学者及作曲家本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述可作参考，但却缺少能在“要害”问题上（“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作出全面、系统、深入剖析和研究的著作。
叶松荣的博士论文《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①，观点鲜明而又单刀直入地直指“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针对这一“症结”，透过大多数“新音乐”作品背离传统、失去听众的表象，从音乐文化发展、哲学－艺术思潮嬗变、音乐风格流派转型、音乐结构与技法变异、音乐创作与听众需求错位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和表现技术层面的全面观照和深入剖析。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新音乐”的历史成因和与生俱来的弱点（局限性），作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解读：
首先是论文主导思想上凸显客观性。为避免两种对待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的极端态度（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作者则以辩证的双重立场评判“新音乐”的创新活动，认为，“新音乐”创新异化是一个本质事实（因此失去可听性，绝大部分作品失去民族特色赖以存在的基础），“新音乐”创新异化又不可避免，它虽然与受众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新音乐”创新是受当时文化思潮驱动，也是艺术创作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有必要从“新音乐”的创新观念和作曲新技法运用层面上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由此决定了“新音乐”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作者全方位分析了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艺术因素，清晰地勾勒出“新音乐”形成的历史轨迹。论文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精神世界带来巨大伤痛的覆盖性论述，为“新音乐”首先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和战败国）崛起，提出了推论的依据；从音乐最易于与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相结合的美学特征出发，阐明了源于文学（诗歌）与姊妹艺术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可避免地对“新音乐”艺术观念形成的影响；将西方19世纪主流音乐（浪漫乐派）中的非主流因素，从美学观念（以“数理逻辑”和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为代表）和表现技法（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斯克里亚宾、德彪西等人的某些作品为代表）两个方面作了梳理，论述了非主流因素向主流因素转向的内外动因，特别指出20世纪初、中期一大批作曲家“强势群体”的存在，主导了“新音乐”的走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新音乐”构建的理论基础、技法运用、音乐语言和审美效应的误区。其中对“新音乐”代表人物勋伯格“不谐和音的解放”及约翰・凯奇“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的核心论点，作了多维度的分辨，从而追寻“新音乐”音响效果近似雷同、形式怪异的理论根基。指出作曲技法频繁更替、极端个性化以及音乐语言弱化民族特性，造成音乐文化生态的紊乱和毁坏，最终导致创新效果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失衡，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的链接断裂。
其次，论文通篇贯穿着理论思辨的思维范式并直面具体的“新音乐”作品研究。我们认为，一部成熟的音乐学博士论文，一定是理论研究与音乐本体分析之和谐的融合，特别是涉及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仅仅有理论研究是抽象的、空洞的，也是不全面的。仅仅有作曲技术分析是盲目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作者一方面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过程中，“新音乐”作曲家们在其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外延与内涵、作品与听众、有序与无序、无序与有序、刺耳与悦耳、破碎与连贯简单地对立，而造成的断裂与失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辨阐释。另一方面，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具体总结出大多数“新音乐”代表作技法创新“失度”的四种表现：①有序有余，无序不足（如音高序列、整体序列）；②无序有余，有序不足（如音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③刺耳有余，悦耳不足（奇异音响、喧嚣音响）；④破碎有余，连贯不足（指旋律形态）。在这里，作者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主要是以“新音乐”作品表现出的审美情感与作曲新技法是否运用适度、得当这一标准来评判“新音乐”作品创作的得与失。并深刻地揭示了“新音乐”大多作品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被消解、作品中的情感张力和内在活力被削弱的现象，指出“新音乐”大多作品背离了“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的辩证法之规律，显然是造成“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之症结。从而有助于人们去真正触摸“新音乐”的质地。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以为，这篇博士论文才蕴涵了它独特的价值。
第三，论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人的视野”。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作者十几年前在音乐学界首先提出的，也是作者首先加以实践尝试的。我们以为，这一视角的创新，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能否出原创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论文从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观、价值观及无形负载的学术研究使命，去观察、分析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认知及音乐文化建设有各种不同关系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其中，与之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当代音乐创作观念与技法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告别调性、无调性之后，音乐极端个性化之后，音乐创新是否应有前提，音乐创新是否必然失去“可听性”等等。面对这些争议不休、难以统一作曲家与听众立场的问题，作者并不满足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是更满足于对“音乐创新本质内涵”问题作深刻的揭示，强调指出“意义”与“价值”是音乐创新本质内涵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提出音乐创新的最终目的：即在音乐创新实践过程中，“优化”是它的最高范畴。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该文衡量或评判“新音乐”创新局限性的核心基点。由此也产生了对某些现代作曲家中已成为创新标准的所谓“无中生有”的反思。在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用专门的篇幅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并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四个方面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即：民族性与国际性，可听性与创新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控制性与自由性。这为中国作曲家吸取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精华，免食其极端化带来的“苦果”，辟出了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作者以“中国人的视野”所取的立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无疑增强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和论点，尽管此前的不少相关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视角如此独特、思维如此敏锐、论述如此全面、剖析如此深入、重点如此突出、语言如此清晰，实难与叶著比肩。
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实践已成为历史，定格在人类音乐文明的创造进程中，它对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是广泛、深远而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部论著在紧扣“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这条主线的同时，能够有一定的篇幅关注20世纪经过时间筛选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及“新维也纳学派”与五六十年代左右形形的先锋派音乐之外的另一批代表性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鲁托斯拉夫斯基、施尼特凯等），以他们“适度”的创新获得的成功，反衬“失度”的误区，从而正面肯定“新音乐”创新随时代变迁、促进艺术进步的历史价值，也许有助于这一研究课题论述内容及观点的全面和深化。
这部著作题献给作者的两位导师：于润洋教授和王耀华教授。两位导师在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及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在给作者以深刻教益和影响的同时，其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睿见也融进这篇论文中。相信作者能在此高起点上，继续深化和拓展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 新媒体艺术论 新媒体艺术教育初探 新媒体艺术之新意 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历史和现状 浅析新媒体艺术的特征和本质 新媒体和社会空间 浅谈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 新媒体 新媒体 新广告 “新”媒体“新”民生 新媒体 新课堂 新媒体，新渠道 新媒体之“新” 新媒体 新影像 德国新媒体艺术给城市挑刺 新媒体艺术收藏浮出水面 新媒体艺术创作研究 新媒体艺术与视觉文化 涌现:让新媒体艺术常新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评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 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2005：192.
[5] Lev 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ge Mass：Mit Press，2001：2747.
[6] 熊澄宇.新媒体与文化产业..
[7] 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J].文史哲，2004（05）.
[8] 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现代传播，2008（05）.
[9] 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326329.
[10] 朱其.Video：20世纪后期的艺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
[11] 马凌燕.新媒体艺术的美学研究[D].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 张朝晖.什么是新媒介艺术[J].美术观察，2001（10）.
[13] 张朝晖，徐翎.新媒体艺术[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
[14] 罗伊・阿斯科特.新媒体艺术专栏[EB]..
[15] 王端廷.《域外观――什么是新媒介艺术》主持人语[J].美术观察，2001（10）.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第一步、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内容要求：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
明确指出国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方法、阶段性成果……
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
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撰写方法：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第二步、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要求：列举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撰写方法：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
第三步、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内容要求：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第四步、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容要求：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2 考虑要素
① 研究的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才能保证具体的研究方向，才能排除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干扰。
② 研究的内容。
要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要求全面、详实、周密，研究内容笼统、模糊，甚至把研究目的、意义当作内容，往往使研究进程陷于被动。
③ 研究的方法。
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法。假如对牛弹琴，不看对象地应用方法，错误便在所难免，相反，即便是已研究过的课题，只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
④创新点。
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3 开题报告写作要点
第一、要写什么
这个重点要进行已有文献综述把有关的题目方面的已经有的国内外研究认真介绍一下先客观介绍情况要如实陈述别人的观点然后进行评述后主观议论加以评估说已有研究有什么不足说有了这些研究但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其中要包括选题将要探讨的问题。由于研究不足所以你要研究。你的论文要写什么是根据文献综述得出来的，而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不做综述很可能你的选题早被别人做得很深了。
第二、为什么要写这个
这个主要是说明你这个选题的意义。可以说在理论上？你发现别人有什么不足和研究空白？所以你去做？就有理论价值了。那么你要说清楚你从文献综述中选出来的这个题目在整个相关研究领域占什么地位。这就是理论价值。 然后你还可以从实际价值去谈。就是这个题目可能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可能在实际中派什么用场等等。
第三、怎么写
在开题报告里你还应当说清楚你选了这个题目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了问题你准备怎么去找答案。要说一下你大致的思路、同时重点阐述你要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如文献分析法、访谈法、问卷法、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理论分析、模型检验等等。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间文献综述是重点。没有文献综述你就无法找到自己的题目也不知道这个题目别人已经做得怎么样了所以你要认真进行综述。当然综述的目的还是引出你自己的话题所以不能忘记评述。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一）我校《在网络环境下基本教育模式的研究》课题，是重庆市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十五”专项科研课题（课题批准号：02－DT－10）。经领导批准，今天开题，我代表课题研究组，将本课题的有关情况向各位领导、专家和老师们汇报如下：
一、本课题选题的依据
在现代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建设为素质教育服务的、现代化的、功能完善的教育教学资源系统，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中学教育必须研究的课题。
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教育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化教育将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探索、研究并构建适宜于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模式，是教育界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在网络教育时代，不仅需要有先进科学的教学手段、高效互动的教学方式，更需要有丰富实用的教学资源、完备的教学体系。在网络化教育的大环境下，教师应该成为网络教育的主导力量。而目前，我们的教师对信息技术、网络教育尚不熟悉，利用网络实施教育教学尚有距离，尤其是建立“在网络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还有待起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
二、本课题研究的条件
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以下有利条件：
背景条件：国家教育部大力推进信息技术教育，虚拟学校、远程教育等应运而生；重庆市教委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通过评选信息技术示范校加大力度；渝中区率先建立局域网，并通过已经实施了三年的“双创课题”研究，使教师的教学理念有了极大改观；随着课改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基础条件：我校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信息技术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软件上：我校初步建成了具有求精特色的 “教育信息资源库”，包括《K12学科资源库》、《数字图书馆》（近两万册电子书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电子期刊等大型教育数据库、试题库、资料库，涵盖国情教育、心理咨询、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升学指南、教育法规等教育信息库，能充分满足现代教育管理和一线教学的需要。
人员上：我校成立了信息技术中心，配备了专业人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相当造诣。信息技术中心，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了信息技术素质修养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全校教职员工基本掌握信息技术教育，能满足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教育教学的需要。
三、本课题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观念问题：有了好的硬件环境，如果观念不更新，只是“换汤不换药”，那就失去了研究价值。本课题必须着力解决教师教育观念更新的问题。
2、理论问题：目前网络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本课题应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现有的理论，不断探索、总结、归纳、概括，形成适用于网络教育的理念、原则、策略。
3、技术问题：信息技术，顾名思义，技术性是很强的。如何使教师技术精湛，使精湛技术与优质教育紧密结合，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人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本课题希望在这方面能作出一点贡献。
4、实践问题：网络是一个新环境，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出符合自己实际的教育教学模式，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总结，不切实际地模仿别人，拷贝别人，是不可取的。本课题倡导教师努力进行实践。
四、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内容和创新之处
1、本课题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符合当代教育理念、具有现代教育特色、综合教育效益很高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
2、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是：
①在网络环境中教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实施教育教学。
②在网络环境中，教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再教育模式接受终身教育以保持新鲜活力，促成教育教学可持续发展。
③适应现代教育的新趋势——网络教育，对教师素质到底有哪些新的要求。
（2）21世纪的学生应该思考自己的学习问题：
①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变更传统学习模式，建立新的学习方式。
②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学会学习。
③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21世纪的学校应该思考建设新型师资队伍，培养新型学生的关键途径；加强资源库的建设，为网络教育提供坚实保障等问题：
①如何进行资源库结构的建设。
②如何强化教师和学生的网络意识。
③合理地充分地使用资源库，实现新的教育教学目标。
3、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是：
（1）选题富有挑战性。本选题基于信息化大发展，传统教育与新型教育大更替的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大胆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课题研究中，必须以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采用生动活泼的网络课堂教学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教学实践。
（3）手段先进。利用校园网络和个人主页资料，给学生一个充分自主的学习空间和积极思维的素材，强化培养学生“自我”意识的目的性。
五、本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
六、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力论、现代教育学、现代心理学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等。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索引法、行动研究法。以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作为研究手段，采用观察、文卷调查、经验总结、实验、对比分析等方法和手段，进行多个轮回的研究。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二）论《三国演义》的“三复情节”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中国古代小说一些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要经历三次才算完成的情节设计，杜贵晨先生提出了“三复情节”理论。
“三复情节”从不自觉运用到有意为之，已发展成了一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它的运用使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很客观地反映出了民族的心理特征，折射出了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哲学观、神学观及审美观。虽然人们已关注与研究了多部作品中的“三复情节”，但是，对《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在构织情节时大量使用了“三复”模式，且技巧娴熟，灵活多变，因此，对《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细腻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领略中国小说的艺术魅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的运用已臻成熟。由于其运用构成了独特的结构美学效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在一些专著中有所提及。
就国内研究状况来说，杜贵晨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中提出了“三复情节”理论，重点剖析了中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阐述了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探讨了《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并归纳出了67部通俗小说中含有的97次“三复情节”，其中便列出了《三国演义》中的一部分“三复情节”，还有一些遗漏。郑铁生的《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提到了“以三为法”的叙事结构，另外，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对“三复情节”也有关注。
就国外研究状况而言，美国的浦安迪在其所著的《中国叙事学》中提到《三国演义》有一个突出的次结构特点是经常运用定数序列事件，其数字序列的基础经常是“三”，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类似“三复情节”，只是没有细究罢了。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也提到不少三国戏和说书段落都以某一件事三次发生为基本图式——如“三让徐州”、“三勘吉平”、“三顾茅庐”、“三气周瑜”等——显然都仰仗于研究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化的学者们观察所得的常见“三重效果”。
总的讲来，中西皆有涉猎，但浅尝辄止，缺乏系统性。
三、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
引言：
“三复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耐人寻味的模式，一个突出的美学现象。《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的创造多是有意为之，较之以前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运用也更为娴熟。
“三复情节”的关键在于一个“三”字，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认为“三”是自热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司马迁在《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孔颖达疏引王肃云：“礼以三成。”总的说来，“三复情节”的渊源脱离不了“三”最初代表的哲学意义与文化意义。中国人“礼以三为成”的观念或者说是文化传统是“三复情节”诞生与发展的基础。
文章主体：
（一）何为“三复情节”
“三复”取自《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即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三”被解释为“多次，经常”，也可解释成“一日三次”。本文的“三复”取“三次重复”之义。情节是指事件的形成系列或语义系列。“三复情节” 指“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经三次重复才能完成的情节设计。其特点为：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作三次重复的动作，取得预期效果；每一重复都是情节的层进，从而整个过程表现为起——中——结的形态。”
（二）《三国演义》中的“三复情节”分类研究
从总体上看，《三国演义》中的“三复情节”主要表现在“明写”与“暗藏”两个方面，即下文所提到的“置于明处”与“隐于暗中”。
（1）“明写”型“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主要是直接出现于回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三国演义》中明写“三复情节”的地方不少，而且方式各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连写”式
连写是序列事件结构组织形式的一种，它主要表现为写一个事件从头至尾，一连写去而不间断，其特点是情节紧凑，一气呵成，扣人心弦。
最妙的莫过于写“刘玄德三顾茅庐”了。司马徽荐名士诸葛亮，刘备便同关羽、张飞同去隆中，首次，二次，三次，一气呵成，时间跨越度为“天寒——隆冬——新春”，几个月内三访贤才，一连写去，情节显得十分紧凑。
②“断续”式
断续即断写，也是序列事件结构组织形式的一种，它主要是把一个事件在文本中的位置切割开来，在这个事件中还插有其他的情节。其特点是情节张驰有度，有调节叙事节奏的功用。
最妙的乃是“孔明三气周公瑾”，从回目安排来看，一气在第五十一回，二气在第五十五回，三气在第五十六回，有长度，有跨度；从情节设置来看，用不在一起的三回书来写一个事件，并在这三回中间插入其他的几回来叙事，起到了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使得故事情节看起来张弛有度。
（2）“暗写”型“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主要隐藏在文中而不是直接出现在回目处，一般不太明显，仔细读来便可发觉。
《三国演义》暗写“三复情节”的手法是多样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以淡化数字痕迹来叙写“三复情节”
作者不用一、二、三标明所重复的次数，而是用其他的言语来代替。如刘备三次向水镜先生问求贤才，水镜先生三次笑曰“好，好！”左慈三次戏弄曹操；周泰三番冲杀两救孙权；黄忠三射关云长，等等，都没有用显的数字来计数。
②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表现“三复情节”
主要是用时间的先后顺序，或者说是时间序列，来发展故事情节。如：早上如何，中午如何，晚上又如何。
黄忠首日战关羽，不分胜负；次日再战，黄忠被马掀于地，云长释之；次日天晓，黄忠先是虚射两次，第三次射中云长盔缨，算是报恩。韩玄用“前日、昨日、今日”三个日期来责问之。
③以数字“三”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的“三复情节”
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复情节”。它只用数字“三”来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如“操先令许褚、曹仁、典韦领三百骑，于傕阵中冲突三遭，方才布阵。”这是一种省略了过程描写的“三复情节”，第一遭，第二遭，第三遭是如何冲突的，是一个悬念，我们可以大胆想象，而无碍大局。如果换一种说法，“三突傕阵”，铺写开来，也未尝不可。
同样在《三国演义》中，如“水军寨中发擂三通”、“五斗道教辖境内有犯法者，必恕三次”、“曹操假意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等等，皆属此类。
（三）《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成因
（1）表层原因：源自三国史书、平话小说及“三国戏”
①史书：《蜀书。诸葛亮传》载有“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是“三顾茅庐”的源头。戏曲 《三顾孔明》则是“三顾茅庐”的另一种说法，也是“三复情节”的一个版本。
②著述：葛洪《神仙传》载有左慈戏曹操的故事，其中便具体描写了三次戏弄。
③平话：《三国志平话》写“三复”的地方更多，有“张飞三出小沛”、“曹操三勘吉平”等等。
④“三国戏”：元杂剧对《三国演义》审美生命形式有很大的影响。现今存留的元杂剧“三国戏”剧本多达50多种（其中包含了一些仅存剧目的“三国戏”），如戴善甫的《关大王三捉红衣怪》、花李郎的《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无名氏的《张翼德三出小沛》、仅存剧目的《老陶谦三让徐州》等。
（2）深层原因：源于中国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
主要是对“三”最初代表的哲学与文化意义的理解，其内涵渐次发展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礼”的规范，进而在文本中反映了出来，形成了一种“礼以三为成”的文化传统和“三复”的思维定式与习惯观念。
（四）《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美学内涵
（1）以数字“三”为情节的结构手段，保证了情节的繁简适中
也就是说，“三复情节”合乎美的比例和尺度。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
（2）重复中的反重复手法使得“三复情节”更具艺术魅力
三次重复不是单一的重复，而是于重复中寓有变化发展。如此一来也就避免了因重复而带来的单调乏味。
（3）“三复情节”中的螺旋式上升形态强化了叙事艺术的美感
一些“三复情节”的发展表现为“进展阻塞－进展阻塞－进展完成”的三段式形态。从接受美学看，这是一种运用悬念来延缓叙述进程的收益效果。
四、工作进度
4.20xx年5月下旬 论文答辩阶段
五、参考文献
[2] 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李史峰。二十四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6] 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7] 张德鑫。数里乾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 [西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
[10]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 [清]唐芸洲。七剑十三侠[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6]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魏崇新主编。中国文学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3] 普丽华，江少川。现作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4] 何丽萍。东西方数字“三”的文化对比分析及其翻译[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0）。
[25] 张文。浅论聊斋志异的“三复情节”[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5）。
[26] 梁雁。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J].泰安师专学报，2002（4）。
[27] 周媛。汉民族尚“三”现象的传统文化解读[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8（4）。
[28] 舒志武。数字“三”的文化意义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3）。
[29] 刘福泉，王新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三”理论对巴金家。春。秋创作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2007（5）。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有了对我国民族花腔的相关研究，但数量较少，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就文本资料来看，研究成果多在各大音乐院校的毕业论文及科教艺术期刊中。本文从花腔歌曲的创作、演唱处理、花腔技巧训练与教学、花腔作品的美学价值等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总结和梳理。
(一)花腔歌曲的创作
这方面的研究以对尚德义花腔艺术创作的研究最为突出。尚德义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他开创了花腔歌曲创作的先河，对歌曲创作和民族声乐艺术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1．花腔歌曲的创作技法。陈朝霞和李燕的硕士论文中均对尚德义花腔创作技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他在创作中旋律的抒情性与舞蹈性、典型功能性和声与传统性终止式的巧妙运用、大胆创新的转调和严谨和谐的曲式结构等方面，对西方创作手法有一定的借鉴和创新⋯2J。蔡莉还对尚德义的转调技法创作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从同主音转调、等音转调、远关系转调、羽徵调式的交替、平行大小调交替等方面进行分析j。另外，也有对花腔歌曲创作的曲式进行研究的，如王玮对胡廷江创作的《玛依拉变奏曲》中变奏的具体元素进行分析，论述了花腔运用在多次变奏中的作用和意义。殷志华和张向侠也分别对《玛依拉变奏曲》和《火把节的欢乐》从曲式结构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儿。
2．花腔歌曲创作的民族性。尚德义在歌曲创作方面的积极探索，实现了花腔与民族音调的完美结合，如浓郁哈萨克风情的《牧笛》、新疆维吾尔族风情的《七月的草原》、热情欢快的彝族风格的《火把节的欢乐》、蒙古族长调特点的《小鸟飞来了》、藏族风格的《藏家姐妹踏歌来》等。王娅指出，尚德义在花腔歌曲创作中广泛吸取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及花腔因素，如蒙古族长调中的颤音、小跳音，评剧甩腔里的断音、快速走音及跳音，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说唱音乐中的断音以及民族器乐作品中的华彩旋律等，把这些花腔因素与特定地域的音调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民族调式、和声、旋法的花腔旋律。张亚丽论述了尚德义花腔歌曲的题材、音乐语言、演唱艺术、音乐审美中的“民族因素”，以及对我国传统音乐中“散板”节奏的借鉴J。彭根发在“尚德义教授作品音乐会”学术研讨会上讲到，他的花腔旋律“按照中华民族的调式、和声、旋法创作出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花腔音乐，使他的花腔歌曲具有鲜明的个性”l9。王贺着重研究了各民族地区的典型节奏型和民族风格衬词衬腔在尚德义花腔作品中的运用，并结合具体花腔歌曲的节奏型方面进行了实例地方性分析和探讨。。
3．虚词、衬词的运用。尚德义善于利用衬词在花腔作品中表达内容和情感。他认为，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思想感情，可以不受歌词的限制，“暂时地局部地离开歌词，用‘啊’连音或顿音来表达歌词所不能表达的情绪”，以使花腔有发挥的余地引。李雪峰指出，在《千年铁树开了花》中“以‘啊’唱出的大段花腔部分以四音模进手法，使激动的情绪层层递进直至散板式的华彩长句出现，才使音乐的情绪真正达到了全曲的最”，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今年梅花开》则巧妙地运用东北民歌中的“啦啦调”衬词。王文澜指出，尚德义花腔作品的无词部分，有些是对原有词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些则是对歌词未尽之意的补充，在审美意境上，这样的拓展、深化和补充是必要的。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中，如胡廷江的《玛依拉变奏曲》中各句句末字分别为“拉、家、下、花”，押“a”韵，作曲家在变奏中增加的花腔部分巧妙地运用“啊”的开口音，使得歌曲在语言上无比和谐、连贯，一气呵成，刻画了玛依拉活泼可爱的形象J。杨英在对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的艺术特色分析时讲到，通过虚词“呜”和“啊”的运用，实现了“情与景、声与情”的叠合引。
(二)花腔歌曲的演唱
学界对花腔演唱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一首或某几首歌曲的分析，这类研究针对性较强，多是从某首花腔歌曲的曲式、演唱风格或主要对华彩部分的分析与艺术处理等方面展开的。
1．花腔演唱的技巧与情感处理。如余惠承在对《七月的草原》讨论时，把宋斌廷原词和经过尚德义处理后加了花腔衬词的歌词以表格形式进行对比，认为用衬词“啊”来形成华彩乐章，有利于演唱者的二度创作，使演唱者通过花腔技巧，展示美妙的音乐形象；还分析了具体各花腔部分演唱时的气息要求和母音的情感表现的细腻处理。殷志华对《玛依拉变奏曲》从变奏曲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尤其是每次变奏后长音处用音阶的形式进行不同的加花处理，还强调了很多花腔女高音适当改变曲子节奏音型的演唱手法，丰富了旋律，使歌曲更加流畅、优美，富有歌唱性J。杨明玉结合自己毕业音乐会的演唱进行了探讨，指出在演唱《小鸟飞来了》这首歌的颤音时，不能用西欧演唱颤音的方法来套，而要借鉴极具蒙古地方特色的“诺古拉”颤音方法来唱，放松喉咙和咽部，在富于弹性的气息支持下，用咽部的颤动去唱，以及在处理这类花腔部分演唱过程中下颚、软腭、舌根等部位的具体状态_l。李燕探讨了尚德义花腔艺术歌曲演唱的“情调性”、演唱情感的“真实性”、演唱行腔的“流畅性”、演唱与伴奏的“协调性”等问题|2J。樊霄英在论文中通过分析多首尚德义花腔艺术歌曲的演唱，比较中西花腔演唱技巧异同，得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花腔演唱技巧，如倚音、颤音、跳音和快速音阶、琶音等装饰的演唱处理¨。
2．花腔的音色要求。还有研究提到音色与花腔的关系，如罗静和程萍都曾提到在演唱《春江花月夜》时，音色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这首歌曲的花腔部分需要一种自然纯净、古朴典雅而不失晶莹透亮、轻盈飘逸的声音音色来演绎。杨英对《春江花月夜》演唱中开头结尾“箫的音色移植”、歌曲中间及部分“花腔吟唱琵琶音韵”、“渔歌唱晚”主题音乐的花腔处理等作了分析研究u。
3．花腔演唱的人文素质要求。花腔演唱者不但要有过硬的技巧，还要注意人文修养的提高，才能真正完整地表现出花腔歌曲的内容和意境。程萍指出，“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对演唱者的人文素质和演唱技巧都要求很高的作品”_20]。
(三)花腔歌曲的训练与教学
作为新颖别致的艺术风格，把花腔应用于民族声乐中，不仅能丰富声乐教学内容、发展和巩固声乐学习者的技能技巧、激发演唱者的歌唱欲望，而且还能丰富乐感，启迪艺术创造思维，促进演唱者心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声乐演唱和教学的质量。因此，对花腔技巧本身的研究，花腔技巧的训练以及花腔在民族声乐教学中的应用等研究有现实意义。杨娃对西方花腔技法和我国传统润腔技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两者的异同与联系，对目前民族声乐花腔的行腔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韦亦瑁指出了传统音阶练习方式对花腔训练的局限性，提出选择优秀花腔歌曲中有针对性的乐句和乐段作为练声曲，加强连贯性、灵活性以及字声结合训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_2。沈金华、方露娜等也提出了具体花腔训练方法，即柔软性和圆连音的训练、音阶琶音的训练、渐强与渐弱的训练、跳音的训练、颤音的训练和其他装饰音训练等，并且给出了一定的训练提示或训练步骤_24J。
(四)美学方面
这部分研究多针对某首花腔歌曲展开各部分及整体的赏析，尤其突出花腔部分所展现的意境美，或是从作曲家对花腔歌曲创作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展开。
1．歌曲赏析。刁笑萌在《鸟儿在风中歌唱》美学研究中，提出花腔部分对表达凄凉之美的重要作用，认为华彩乐段“啊”部分是整首作品意境的点睛之处，花腔部分以富有装饰性的变化曲调表现出快速灵巧的独特色彩，运用了半音阶下行的写作手法将其鸟儿的忧伤、压抑和叹息的无助表现得活灵活现，这也正是作品独特凄凉之美存在的原因，震撼心灵，无词之韵唱出有词之意，达到“此时无词胜有词”l2。王文澜专门探讨了花腔歌曲无词部分的审美意境，华彩性花腔部分无论是跳跃性的节奏、重复模进或是速度上渐快渐慢的处理手法，均恰当而丰富地表达了主题ll。对《春江花月夜》杨英分别从选材、创作题材、器乐化的人声运用及民族化的钢琴伴奏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赏析，认为它“将中西方的音乐元素和审美意识融会贯通，用声乐艺术和高超西化的花腔演唱技巧诠释中国古典名曲”。
2．美学思想。正如尚德义本人说：“我写花腔，注重上口，讲究发声自然流畅，追求美的品质，不为花腔而花腔。”_2在尚德义教授作品音乐会学术研讨会上，张小平评价说：“其美学价值在于对音乐本身纯粹性的探索，反映了作曲家纯朴的美学观念。”买岩萍、赛音等在论文中从题材选择的境界追求、艺术风格的境界追求、歌词选择上的境界追求、旋律美的境界追求、钢琴伴奏的境界追求等方面论述了尚德义歌曲创作的美学思想。
二、研究评述
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我国民族花腔艺术的研究较为重视，涉及了花腔艺术的各主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与花腔艺术在我国民族声乐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和探讨。在花腔歌曲创作方面，多集中在作曲家尚德义的花腔创作上，对其他作曲家的花腔创作涉猎较少；而且多是从尚德义花腔歌曲的创作成就及创作特点方面论述的，如创作特点多以民族题材、时代特点、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民族风格与西洋技法的统一等方面展开，而非对花腔本身创作特点的具体论述。只有李雪峰以尚德义艺术作品的花腔部分创作特点为题，专门对四首花腔艺术歌曲的花腔部分进行了分析论述，但较为简略，总体来说文中所论述的是花腔的运用在歌曲表现中的作用，也并非是真正的“花腔创作特点”。总之，此类研究多是从“尚德义”角度而非“花腔”角度着手展开的。在花腔歌曲演唱方面，这类研究大多是先对整首花腔歌曲曲式结构或风格进行分析，之后专门针对花腔部分的演唱分析；也有分段落或部分进行论述的，有的则具体N4,节，具体到个别音的演唱处理，多为咬字吐字、情感、气息等演唱经验或演唱提示。这些研究对我国民族花腔声乐演唱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这类研究缺乏系统总结，涉猎范围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