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9 22:58:46
摘要:加工贸易是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一种贸易模式，我国当前从事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网络中所处地位普遍不高，加工贸易产业急需升级。而加工贸易产业如何有效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它影响因素对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出口升级 1相关研究综述 Ernst and Kim(2001)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这一概念，在文中它们提到全球生产网络不但带来产品的转移同时伴随着知识扩散。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是中间品贸易，而加工贸易正是中间品贸易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基本上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有低附加值、无自我品牌、缺乏自我创新等特点。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是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网络内部的自我提升和外部产业、政策环境的引导促进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自我提升，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依靠生产网络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作用。Jay Barney(1996)在文章中提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工贸易中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及技术外溢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由于加工贸易的投资方需要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占领产品的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方会主动提供一部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刘志彪、刘晓昶(2001)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生产链会不断向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延伸，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总结经验和积累知识，从而达到产业优化与升级的目的。Perter J(2004)在文章中论述到加工贸易方式可以将东道国与投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由此，通过技术和市场的不断渗透和溢出，东道国企业可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营销网络，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Grossman和Helpman(2005)认为，同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既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水平有关，也和制度环境有关。刘德学等(2006)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层级主体特别是领导厂商之所以能够占据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价值链环节，是因为他们控制着相关的“稀有资产”，这些稀有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加工企业要想取得网络主体地位及其所从事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就必须逐步获得或创造这种“稀有资产”，而这一过程可借助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得以实现。 在分析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外部影响因素时，学者们分析因素的焦点基本上集中于劳动力禀赋、技术、外资企业的战略和目标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上。如庞大同 (2001)在文章中提出，要促进加工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应从优化配套环境，制定发展战略，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建立出口加工区等几方面入手。潘悦(2002)动态考察和调研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分布和产品性质，指出中国加工贸易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换代的阶段，中国的加工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之从前已有了显著提升。Boy Lüthje(2004)在以IT产业为例论述全球生产网络和中国的产业升级时认为，除企业内部工资和工作标准等因素外，经济、产业的状况和外商投资政策也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 综合已有的研究观点，本文认为外部环境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根本在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转变和提升。要达到这一目标，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以及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将是关键;政策环境也将从外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提供引导和支持。 2加工贸易出口升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升级取决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服务联系成本、环境因素等。然而内部和外部环境这两方面是否对于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有显性影响，需要实证的检验。 针对中国加工贸易的现状，本文选取了加工贸易增值率作为衡量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指标。依照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所处网络层级越高，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因此增值率可以综合反映加工贸易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状况。 加工贸易增殖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 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衡量上，本文选择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亿元)作为衡量标准。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指标由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亿元)来代替。 外部环境方面，邮政电信业产值(亿元)将作为服务联系成本的衡量指标。 数据选取自1992-2007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实证分析所用计量软件为SPSS10.0和EVIEWS 5.0。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1992年至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研发)同邮政电信业产值(邮电)三个变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做变量转换来解决共线性问题。 通过SPSS软件的因子工具，确定各个变量权重可得: 表1主成份分析法各变量权重 由上表中可看出回归变量的T值分别为-3.341和5.292，在1%的显著水平下T检验通过。调整后R2=0.659，方程拟合度较好。回归方程为: 增殖率=-0.731+0.131LN(0.911*FDI+0.980*研发+0.981*邮电)(2) 根据以上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电信业产值与江苏省加工贸易出口结构比的变化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对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影响效应均为正。由此可见，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同自主创新、研发与知识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有密切的联系。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投入和加工贸易出口增殖率(Y)之间可能存在的时间上的滞后关系，利用计量软件对两个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3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由相伴概率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FDI不是增殖率(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而不拒绝“增值率(Y)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因此，从2阶滞后的情况来看，FDI的增加是加工贸易增殖率上涨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 3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策略 加工贸易出口的产业升级源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要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入手。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首先在企业层面上，要鼓励企业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在生产经营中进行学习积累和自主创新，提高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其次外部环境方面，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加工贸易的发展，为企业的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可以借助于以下策略与渠道加以改进和提高。 3.1加强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多种渠道，包括市场竞争、技术示范、人员流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等。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竞争市场，打破垄断和改变原有的市场结构，提高企业效率;制订相关政策来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信息的传递;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利用机制，鼓励有外资企业工作背景的高层次人才进入内资企业，由此会把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文化带给内资企业;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开发和生产，通过生产链上下游的联系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传递到内资企业。 3.2提高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 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同样影响着技术溢出的效果。具体可以采用的方法为:(1)制订相应的促进政策，鼓励内资企业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展合作项目，联合培训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鼓励内资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各种重大科技活动，承担部分研究工作，加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沟通。(2)充分利用高校的研究优势，鼓励国内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及员工的培训合作，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支持能力，从而达到更好地吸收技术外溢的目的。 3.3鼓励技术自主创新和开发 加大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推动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员工培训，推动加工贸易的更快升级。同时要努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发展，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扶持性政策。在制定加工贸易政策时，可以采用将高新技术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区别对待的方法，利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 彪，刘晓昶.垂直专业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生产模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0). 庞大同.深圳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考及建议[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1). 潘悦. 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6). 刘德学，付丹，卜国勤.全球生产网络、知识扩散与加工贸易升级[J].经济问题探索，2005，(12). 刘德学.全球生产网络与加工贸易升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Boy Lüthje.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C].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2004，(74).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中美贸易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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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硬实力举世瞩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在当今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影响力却明显不足，中国的软实力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还相差很远，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增强中国文化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已成为中国政府、企业和文化业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正是力图改变这种局面的重大举措，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文化贸易的总量迅速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在不断缩小，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与飞速发展的文化贸易实践相比。对文化贸易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在文化贸易实务的介绍，多停留在“术”的层次，而对文化贸易背后的深层理论基础缺乏研究，没有把文化贸易理论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文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此，站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当今世界文化贸易的内在机理、发展动力、本质特征、运行规律等就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界以及文化产业研究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刘建华博士的专著《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正是从深层次对国际文化贸易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力作，专著以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中观及宏观研究，有一些创新性观点，值得研究者加以借鉴。
《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写作逻辑是：首先对整个中外文化贸易的历史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与特征进行梳理，其次以文化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为立论点，一方面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动力进行了审视与反拨，指出分工理论的局限性，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应该是文化贸易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厘清了对外文化贸易实践所受到的约束，包括市场性因素与非市场性因素两大维度。在此基础上，以动态循环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实践，肯定了文化产品输出与输入这两个反向过程的并重地位。其构成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贸易实践，有利于各国文化价值观的相互认可，能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该书在一定界域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呼应。
该书的应用价值在于：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文化贸易提供了战略方向。统一了各个国家关于文化贸易不同于一般工商产品贸易本质的认识，有利于各民族国家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科学有效的文化贸易，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多年争论不休的冲突，有利于人类文明成果的最大化共享，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格局。从微观层面来看，可以为政府决策者与市场主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参照。从政策、市场、产品、消费、输出与输入等多个层面阐释文化贸易的具体着力点，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中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应用价值。
该书的特点与创新在于：一是摆脱以往对文化贸易研究陈列式描述的简单研究，致力于对中外文化贸易的历程、动力、约束、输出与输入进行深层结构特征的研究。与以往对各文化产品类型贸易的罗列叙述不同，重在进行方向性与战略性研究，以期提升政府与市场主体对文化贸易本质、规律、特征的认识，既知道在哪做，又知道怎么做。二是以文化价值认可作为立论点，使文化产品贸易摆脱了产业分工学说的窠臼，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者永远没有对错的无谓纷争，统一认识，共同努力，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与并进。三是该书对文化产品输出与文化产品输入进行了并重研究，这在以往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指出文化贸易不仅仅在于考虑最大化的输出，也重视最优化输入。该书以文化差异作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国际文化贸易的文化差异维度体系，分析了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文化差异规避方略，力图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化输出。在输入方面，以文化扬弃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分析了时空观、民族观、形质观与文化扬弃的关系问题，致力实现文化产品的最优化输入。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科研促进专业教学
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器，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它不仅可以增强教学的深度、拓展教学的广度，而且可以更新教师知识结构、完善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没有科研的支撑作用，教师便不能对学科的前沿、动态有及时和深入的掌握，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科特点以及相关学科之问的关系，往往沦为有限知识传授的输送者，难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科学是源，教学是流，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一、科研带动了教学改革
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惊人，新思维、新方法、新成果、新观点层出不穷，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更是如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贸易研究对象出现了新领域、新课题，诸如“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第二，国际贸易理论出现新理论、新原则。伴随各国经济发展，利用外资理论、新保护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贸易非零和竞争理论、国际贸易“双赢”理论诞生。第三，国际贸易实务出现了新方式、新岗位。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快发展，出现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上所达成以货物(或服务)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为标志的电子商务。新形势下，外贸行业内的分工趋向细化，新的岗位不断涌现，如外贸跟单员、报检员等等。
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不加研讨，对社会需求不予荚注，对本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不进行改革，所培养的学生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为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能掌握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精通国际贸易相关法规惯例，又能独立完成各类企业的进出口各项环节的运作。而我校原人才培养方案无论在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上还是在专业课设置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学理论与实践环节脱节，专业技能课程缺失。正是从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角度探讨我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我们才大胆提出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要改革。相关论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建设”于2007年公开发表。实际上，课程设置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专业教师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教学研究可视为科研的一部分。我校新制定的09版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方案，就是本校国贸教研室专业教师深人研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通常而言，脱离科研工作的教师，往往没有机会或热情对本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课程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难以实现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综合应用。其教学内容必然容易枯燥、过时。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领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的动态。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则需借助科研，科研推动教学与时俱进。
二、科研提升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阶段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全面检验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指导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检验四年教育、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认真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所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收集文献，调查资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造，提升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一个过程。带领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经过实践丁二作的锻炼。在05级国贸专业论文设计中，大多数同学都参与到我的科研课题。如虢威同学毕业论文课题“湖北粮食物流产业外资进人现状分析”正是我所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粮食物流安全问题探讨”中的部分内容。梁华迪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与对策”同样是我参与的省级项目——“中国农产品国际营销环境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在没有参与论文课题申报前，多数学生对论文的架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论文研究目的是模糊的，对收集的资料也不假思索地填充在论文中。论文没有太强的逻辑性，中心也不突出。通过反复指导并阐述自己在科研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以及课题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帮助他们归纳提炼论文所要表达的观点，经过多次比较国内外相关论文，激发他们独立研究并找到与课题有关论据，使他们在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巾得到切实锻炼。这种启发式的指导学生参与科研，并严谨负责地把守论文质量关避免了学生盲目抄袭或草率应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强烈的进取心，往往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治学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学生对知识整体把握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科研过程中得到全面提升。
三、科研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涉及到本专业的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教师而言，需具有宽广的知识，能够将专业课教学中涉及到的多个领域的知识如国际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WTO规则等融会贯通。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则必须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不断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资料，了解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这样才能将专业最新的前沿带进课堂。大学专业教学内容虽有基础性的一面，但其流动性，变异性最强。确保教师和学生一起站到最前沿，其保证就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传播者，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它包含教学的内容并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外贸函电》是我校双语教学的示范课程，身为主讲教师，在对该课程近40本国内外教材深入学习同时，不断总结并探索新的教学内容，大胆摒弃国内诸多《外贸函电》教材中已完全过时教学内容，例如，电传的格式及运用根据学科发展，把电子商务运用及电子邮件的运用充实到教学中，并主编了《商务英语函电教程》。在完成这本教材的同时，视野开阔了，创新意识、实践精神、独立探索的能力得到提高。由此可见，科研是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增强教师底蕴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异质性；企业生产率； Melitz模型
一、 引言
贸易理论是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为贸易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服务的。伴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21世纪初诞生的异质性贸易理论突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以异质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决定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热点问题。虽然异质性贸易理论较之前国际贸易理论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和革新，但是新的理论总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所以源于发达国家的异质性贸易理论是否同样适应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呢？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贸易总量不断提升，2009年中国在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排行榜上首次跃居榜首，2010年再次蝉联第一，当年出口货物量占全球总量的10.4%，与2009年同比增长31%。汇丰贸易预测资料显示，中国正蓄势待发，可能在2025年或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额最大的国家，占全球贸易额的13%。该研究指出，预期中国贸易量至2025年底前会增长146%。直至2015年，预计中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将较全球贸易的增速快约4倍。什么样的企业使得中国贸易增长如此迅速？这些企业又有什么特点？贸易的增长是来源于生产率质上的提高还是仅仅是“量”的增加。本文基于出口回报最大化的假设构建模型，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考察有关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关于生产率和出口决定的关系。
二 、文献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企业异质性假定为前提，以Melitz（2003）模型性为基础，探讨企业出口决定和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扩展了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用来解释出口决定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思想就是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自我选择效应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会供应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退出市场，使得资源进行再分配，在产业内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从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Melitz虽然创立了异质性贸易模型，但对于异质性的研究却早已开始。Bernard and Jensen （1995）针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发 现，在美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相比较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企业规模也更大、支付较高的工资、 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等。Bernard and Wagner （1997） 针对德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差异，此外还有Clerides et al （1998） 、 Bernard and Jensen （1999a ， b ； 2004） 、 Aw et al （2000） 、 Eaton et al （2004）都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 ，均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有小部分的企业会选择出口，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一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生产规模、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我国国内对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与生产率的关系起步晚了几年，但也有了部分研究，李春顶（2009A）对中国制造业 969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数据是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易靖韬（2009）基于浙江省2001—2003年的企业面板数据 ，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唐宜红、林发勤（2009）利用我国 2005 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 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陈燕（2011）利用2003-2009 年我国制造业相关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来进行面板实证分析， 研究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间的内在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其出口有正面影响， 企业沉没成本与企业当期出口成正比。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对出口决定的影响因素上再做一扩充，把企业文化等变量引入模型。
三、计量模型
1 基本模型
本文对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异质性进行了范围上的扩展，除了企业生产率之外，异质性还设定了企业规模、企业文化、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企业所有制等重要变量。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企业生产率的符号应该为正，即企业生产率对出口有正向的影响，本文企业生产率用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表示1。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指标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往往越有能力开拓市场、维护品牌、可负沉没成本等，应该是有更高的出口可能性，大多数的国内文献是以资产作为衡量指标，本文同样以总资产来表示企业规模，且预测符号为正；文化程度以企业高管层本科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表示，假设文化程度越高，高管层越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因此企业越容易做出出口决定；沉没成本用滞后一期的出口状态前的系数来衡量，也即是考虑到沉没成本，企业去年出口今年也往往出口，去年不出口今年也往往趋向于不出口，因此预测符号为正，其中沉没成本以滞后一期的出口额表示。企业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可能对出口都有重要影响，本为也设置了相应变量，预测符号也为正。
2数据来源与方法
由于普通企业的微观数据不易找寻，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江苏4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参考刘志彪对于企业生产率测度的介绍，以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测度企业的生产率。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都采取了对数形式，同时，本文采取面板数据的pool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生产率等几个主要因素对出口决定的影响。运用模型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控制一些影响检验结果但又不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变量，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判定所考查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模型对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所有制、所在地区设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被那些没有观察到的或者内生性原因引起的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个体固定效用的面板数据模型。
3 计量结果分析
（1）企业生产率。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企业生产率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表明Melitz模型该证据显示下是适应的，也就是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额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从反方向上讲企业生产率低往往偏向于供应国内市场，甚至说由于高生产率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排挤，低生产率企业可能会推出该市场。
（2）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同样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企业在出口状态上有一定的黏性，也可以叫做路径依赖，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已出口企业在出口状态的选择上有惰性，次年依然出口，而去年非出口企业出于对沉没成本的畏惧，也较容易选择继续不出口，在这一方面国内已有文献进行总结，企业在出口状态的选择上路径依赖十分的明显。（易靖韬2009做过此类研究）
（3）企业规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均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前提的，因此企业有动力去扩大自己的市场势力的。企业要想扩大市场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一定的规模。然而我们的检验显示企业规模的影响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说明理论的适应性是有局限性的，该理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现实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在考虑其在我国的适应性时，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也说明中国企业出口因素复杂，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我国的大型企业往往是政府主导，而政府的关注点往往有关就业等民生问题，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规模对出口的影响造成了削弱之势。
（4）销售收入。该变量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企业收入越高越有能力进入出口市场，收入越高越容易在出口市场贡献更多的产品。因为企业收入高，本身就是销售产品多，从而也是市场规模大，要占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所以企业在国内市场“拥挤”的情况下，自然就去开发国际市场，从而收入越高说明出口越多。
（5）另外以往文献显示高管层的文化程度对出口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也无显著影响，说明中国不同企业的出口决定具有复杂性，因此考虑企业出口因素时要考虑企业的具体复杂情况。
四、结论
以异质性贸易模型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革命，因为该理论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的经典假设，这里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假设，使国际贸易理论更具有现实解释力。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异质性所涉及到的变量对于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来说，不一定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其中企业生产率、沉没成本对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是企业规模却表现出异常的负向影响，因此我国在界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复杂性，对已有贸易模型更要考虑其在中国的适应性。像企业所有制、高管层文化程度等中国特色的异质性变量虽然也有文献证明对企业出口决定有影响，然而本文的研究却显示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即使都在中国也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企业出口决定因素，以上研究结合已有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出口决定的因素复杂多变，还需要更多更广的深入的研究。
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必将更加多元化，不同理论的融合加入、不同学科的交叉也必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常态，不断地理论创新、更多的实证检验必将是新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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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关键词】 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
引言
国际贸易新理论（New Trade Theory）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看，仅指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创立的理论；从广义看，还涵盖了战略性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相结合的综合理论、制度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变量关系等[1]。
本文拟对产业内贸易理论及代表人物克鲁格曼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目前国内有关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资料，基本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相关著述及作品的一般性介绍[2]；第二类是对现有研究进行深化发展，如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方面对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进行扩展；第三类是结合中国出现的实际情况来应用现有理论；第四类是对现有理论的评述[3]。鉴于产业内贸易理论在学术界的重要性，在此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
1. 产业内贸易理论概述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论，也称双向贸易（two-way trade）理论。该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定，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方面来考察贸易形成机制，很好地阐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1.1研究第一阶段：实证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关系时，已经对产业内贸易的现象有所阐述，从而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基础。例如，沃道恩（Verdoom，1960）首先系统地提出了产业内专业化以及存在着产业间、产业内两种贸易模式这一观点。巴拉萨（Balassa，1963）对欧共体内部发达成员国之间的制成品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对产业内贸易现象作过统计研究。
1.2研究第二阶段：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业内贸易理论进入了理论研究阶段。其中，格鲁贝尔和劳埃德于1975年编写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成为了最早的一本有关该理论的专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首先提出了国际贸易的两大分类：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另外，Grubel和Loyd还提出了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公式，即“G-L”公式。
1.3研究第三阶段：丰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产业内贸易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阶段。1977年，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随后，保罗·克鲁格曼创造性地运用了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别等范畴构建新型贸易理论模型。此后，布兰德（Brande，J.）与克鲁格曼合作提出了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
总之，这一阶段，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学者们利用多种理论与模型，对产业内贸易的形成进行了多样化的解释。其中，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理论，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与赞同。
2. 克鲁格曼思想概述
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领域名声显赫。国际贸易新理论的提出与其后续的不断完善，显现出了克鲁格曼的学术创新精神。
2.1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克鲁格曼承认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是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可以长期存在于许多商品市场中，少数的垄断企业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而能增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进而产生国际分工，形成了国际贸易。具体而言，克鲁格曼主要通过建立规模经济模型、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相互倾销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2.2历史偶然性的影响
克鲁格曼认为，历史偶然性是形成国际贸易分工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国际分工模式或许是因为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或者这个国家最初的经济特点所形成的，而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的竞争优势的积累，使得这种分工模式得以固定下来。
2.3技术创新的作用力
国际贸易新理论所强调的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克鲁格曼认为，一个没有创新的国家将会失去其领先地位，而且这种速度将是十分迅速的。陈建斌（2004）指出，克鲁格曼的理论从技术这一最新要素的特点出发，寻找到了国际贸易与规模报酬递增之间的又一联系，并给予充分之证明。
3. 评价与总结
3.1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积极意义
3.1.1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国际贸易新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创新。其引入产业组织理论，考虑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因素，用非比较优势贸易的观点来解释国际贸易，从而更好地揭示了当今国际贸易中的新问题。
3.1.2对战略性国际贸易政策的揭示
在克鲁格曼的理论中，证明了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性。其所倡导的战略性国际贸易政策，强调由政府来干预贸易，从而使经济福利最大化。该政策的重点是通过保护进口来促进出口，而其他配套政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3.1.3对其他组织的借鉴作用
虽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初衷是用于解释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但它在随后的发展中，也合理地展现了当前的国际贸易现状，因而对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2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不足之处
在国际贸易新理论受到褒扬之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总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理论把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放在首位，但对其他因素（包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正是因为如此，许多经济现象不能用该理论来解释，如个人层面上的专业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作为贸易工具的货币的使用。
其次，克鲁格曼研究中使用的冰山型运输成本的概念过于狭隘，即使使用广义的运输成本，仍然无法充分考虑妨碍各国和地区从贸易中获益的各种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提出了更为合适的交易成本的概念。
3.3总结
国际贸易新理论是在对古典和新古典理论进行不断地借鉴、创新、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无法一蹴而就，既需要天才般的创意，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踏踏实实的努力。在对产业内贸易理论及克鲁格曼学术思想进行综述的过程中，笔者对前辈经济学家的智慧和勤奋深感钦佩。无论上述理论是否遭受了质疑，其都为国际贸易新动态的实证与经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陈建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理论述评. 上海经济研究，2004（12），68-71.
[2] 张旭.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思路”及其启示. 山东大学学报，2004（3）.
[3] 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7），67-73.
摘 要： 通过进口贸易有效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成为开放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评述，总结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其吸收的能力因素，并得出当前我国应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平衡技术吸收与自主创新等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
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
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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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高等农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6-0091-02
国际贸易课程不仅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基础课之一，同时也是其他经管类学生重要的必修或选修课程。遗憾的是，当前高校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高等农业院校，本文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指出农业院校在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突出的共性与特质问题，剖析其原因并提出改革建议。
一、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教学内容过于陈旧。目前，针对本科生的国际贸易课程依然集中于传统的成熟理论的讲授，主要包括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而对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及最近几年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部分，几乎没有涉及。同时，对于传统经典理论的介绍也只偏重理论本身，而对理论在经验中的检验的相关内容明显缺乏。教学内容缺乏更新是当前高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包括综合大学与农业院校。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尽管已非常成熟，但在现实中的解释力在逐渐减弱，经典理论应该作为学生学习国际贸易的基础和开端，但绝不应是学习终点，这样不仅无助于学生对国际贸易课程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的熟悉，且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究其原因，除了教师专业技能限制以及科研压力等原因之外，还跟教材更新速度缓慢相关，当前多数国内教材对新的国际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追踪及理论分析明显滞后，加上学生过度依赖教材，偏重考试结果，从而导致按照既有教材照本宣科的教学现象较为泛滥。
2.教材选取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对教材的选取，国际贸易课程的教材仅国内出版的就可谓是汗牛充栋，编著者众多，不仅良莠不齐，而且难易程度不一；如果教材选择适当可事半功倍，否则可能误导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情况而言，教师在选取教材时，并未较多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更不会考虑该门学科对学生的长远影响；往往选取的标准是主要偏重个人偏好，尤其是倾向于挑选容易讲解的教材，做到最大可能地节约个人精力和投入；并且一旦选定教材在若干年内都不进行更换和调整，而多数教材的更新速度是缓慢的，但是教学内容却一如既往地按照选定不变的教材年复一年地讲授，也很少进行课件的更新与补充。而在学生这一方面，为了考试顺利通过，多数人过分依赖制定教材，即使有推荐的其他版本教材和辅助学习资料，学生通常也并不重视，结果，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3.实习环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大学生实习是一项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是教学在课外的体现与延伸，实习应根据所学专业进行相应的安排，进而检验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很多高校对待大学生实习并不重视，或者让学生自己去找企业实习，或者学校统一安排，但却流于形式。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而言，由于是农业院校，具有很多农业方面的优势资源，比如实验与研究基地、优秀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农业区位资源等等。所以，多年来我校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方式主要是深入到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农户调研，采集相关数据信息，最后就具体农业领域相关的实际问题形成调研报告。可以说这种方式极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实地调研能力，并使其亲身体验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发展现实，然而，弊端是与国际贸易专业理论偏离较多，无法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甚者，由于我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习传统，导致贸易专业学生逐渐忽视国际贸易等核心基础课程的学习，严重影响了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质量提升。
4.学生经济学基础普遍薄弱且主观能动性不强。国际贸易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是经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但是，农业院校由于其农学研究氛围浓郁，而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国贸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基础普遍较为薄弱，这就成为在国际贸易学习中的绊脚石。同时，受到院校教师科研领域与学校优势资源的影响，贸易专业学生也较多倾向于纯农学的研究，而对与国际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结果导致，很多贸易专业学生在最后的毕业论文设计中选择国际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寥寥无几，反而普遍在管理学或农学范畴内选题；长此以往，通过学生之间的跨届交流就形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毕业论文设计可以任意选题，导致他们更加不注重国际贸易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或是为了获得奖学金而进行的一种功利式的学习，也正是因为如此，多数学生过分依赖指定教材和课件，而并不关心是否获取了真知，没有学习热情，明显缺乏主观能动性。
二、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1.更新教学内容。（1）吸收最新的学科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国际贸易课程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国际贸易理论伴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国际贸易实践活动不断地出现新形式、新趋势。于是，在针对学生的理论学习中，要注重学科前沿并及时更新到教学内容中去，比如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近几年刚刚兴起同时又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新理论；同时，条件具备情况下，还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文献作为授课内容的一部分。（2）突出“国际性”特色，同时更要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国际贸易专业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色，课程要突出该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更值得强调的是结合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实际进行课程内容设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同时又不断地涌现新的问题，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实践方面无疑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否也能很好地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情况呢？这些都应是授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3）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补充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或研究兴趣相结合。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教学与科研活动实际是相分离的，但实际上教学科研是可以融合互为一体和相互促进的。任课教师如能将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研究兴趣融入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能使其在该领域的研究越发成熟和深入；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可了解到老师的研究兴趣，促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师的课题研究中来，从而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该学科；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2.改进教学方法。（1）优化教学手段，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建设。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音像教学、计算机模拟软件教学、开放式研讨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尤其应注重开发案例教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与课堂研讨等形式，不仅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可促使其更好地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同时提升理论学习与研究能力。（2）改进实习方法，加强实践环节训练。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原则，同时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新的教学方法应注重将课堂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实现感性与理性认识的提升。有鉴于此，建议我校在实习环节应根据不同专业进行安排与设计，而不是采取一个模式、“一刀切”。就国贸专业学生而言，应安排去对外贸易企业或工商企业，以及海关、外管局、检验检疫局等政府职能部门观摩学习，建立几个稳定的实践型校外实习基地。
3.强化国际贸易教学的国际化理念。（1）扩大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可通过国际间与校际间的学者互访，开设贸易领域专家讲座的方式，让学生接触国内外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与信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与国外很多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已建构起一个比较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只是较多集中于农经领域，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多注重在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学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应多邀请国内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座，并采取计学分制的方式形成学生激励式参与。（2）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尝试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是提高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法，也是与国际接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首先，对于教材的选取做到难易程度适中，同时为学生推荐辅助教材和学习资料；其次，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对教师的技能培训；最后，应合理设计课程体系，增设专业英语课程以辅助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
总之，国际贸易课程改革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对于农业院校国贸专业学生而言更应注重对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训练。通过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等多管齐下的改革，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培养出适应当今日益国际化需求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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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全成本；比较优势；比较成本优势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深入了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研究，并指出在对比较优势进行塑造的过程中，全成本拥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本文在积极进行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问题分析过程中，希望有助于我国相关人员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含义进行深入了解，并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了简要概述，并从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当中的动因、比较成本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本质两个角度出发，对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展开了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研究。
一、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述
在国际贸易开展中，土地、资源以及劳动等是生产外贸产品的重要基础，并将由此将引出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其中包括地租、损耗以及人员工资等；在进行外贸产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将产生各项成本，包括履行并签订某项合同、处理争议和索赔等。在约束贸易参与方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贸易制度，将相对稳定的预期提供给交易双方；当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对外贸产品产生了一定约束时，交易成本也会随之增加，这其中包括不同资源进口储备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等。总体来看，劳动、土地以及资本等各项传统要素的使用和消耗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的贸易成本。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新兴的相关要素，比如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得到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成本，贸易代价不光体现在传统要素上，同时也体现在新兴要素中。生产成本是传统要素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而交易成本则是制度要素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环境成本是生态环境要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国际贸易全成本含义的产生是建立在成本越来越广义化的背景下的，其内涵为：在跨国转移某一物品的产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国际贸易过程，并对双方经济、生态、当地人类生活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就是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入手：首先，全成本的本质是对机会成本进行合成，就是针对各个要素来讲，如经济和生态以及生产和消费等，贸易代价产生于广义要素的消费和使用当中；其次，动态的开发系统是全成本的一大特点，在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以及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全成本系统中不同种类的成本会在地位上发生一定的转变，与此同时，其他的稀缺要素会相应产生，在某一时刻可以被融入到部分新的成本项目当中；最后，在当今这个阶段，子系统在全成本当中通常情况下包含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
二、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
1.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当中的动因。在对国际贸易以及比较优势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国际分工和贸易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致力于分析由此产生的原因以及将造成的后果。从始至终产生的理论包含多种，如重商主义、新古典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等。在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际贸易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健全的系统。“比较优势”最早被提出是在19世纪初，从此以后，在人们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将其作为基础来展开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分析。新贸易理论产生于21世纪，其其应用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对经济事务展开分析，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企业等微观的层面出发，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同时在这一理论应用中，人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当中，企业当中的组织选择、契约体系质量以及企业异质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对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基本动因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当中的体现为低成本和差异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学者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就可以看出竞争优势的基础为比较优势，同时竞争优势应用的过程中，比较优势也是其重要的必要性条件。将大量的其他因素融入到“钻石模型”当中去以后，就可以形成相关广义的比较优势，这就是竞争优势，比如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理论在产品和公司中的体现，分工以及贸易决策中的交易成本的功能是贸易理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充分证明了促进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基本动力就是比较优势。现阶段，相关研究领域针对用新贸易理论取代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在积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在广义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可以融入新贸易理论，深入挖掘比较优势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应用。在对国际贸易动因的理论进行研究和解读的过程中，“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在应用过程中拥有广泛的外延以及深刻的内涵，其吸纳力相对开发，思想力也更加深邃。在对经济学说史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是其是“比较优势”这一理论产生的关键时期，而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时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索。正因为如此，不管是规模经济还是禀赋优势，都属于比较优势，而这些优势仅仅是拥有不同的来源以及不同的类型而已。2.比较成本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本质。多年来，研究学者们对有关国际贸易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发现，多种因素可以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其中包括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市场结构因素等。本文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供给因素作为重要的动因对国际贸易有一定决定性的因素，而成本则是供给因素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在对供给因素进行研究的发展中，同时推动了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的演进。而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而国际贸易理论的脉络几乎是沿着供给因素的研究而发展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相关研究人员忽视了需求因素，而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由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因此，经济学家在展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会不自觉的遵守这一规律；另一方面，科学的选择方法论。例如，在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当中，物理量在微观粒子当中，无法在同一时间内产生明确的数值[8]。因此，在确定国际贸易动因的过程中，要想对需求以及供给两方面因素进行同时的应用，从而促使均衡性在其间得以产生是无法实现的，也就失去了实际的经济意义。鉴于此中情况，假设变化不产生于需求方面的因素当中，此时专门对供给方面的因素进行研究，这一过程中应用的方法论更加具有经济学意义。其次，在分析成本的过程中，可以对比较优势的本质以及深刻的内涵进行分析，从而更有效的对国际贸易动因进行揭示。实际上，在研究比较优势的多种方法当中，几乎都是建立在成本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产生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市场结构是处于非完全竞争还是完全竞争的状况下，多种因素会影响成本，比如技术条件、规模经济等，从而促使比较优势得以形成和产生。由此可见，比较成本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时期当中，要想促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必须对比较成本分析进行应用，从而对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动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三、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
经济学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在成本相同的前提下，主要以实现最大化产出为目的；并且研究当产出相同时，如何使成本最小化。对全部的成本进行有效计算就是追求利益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针对国际贸易来讲，稀缺要素包含多种类型，如生态环境、制度等，机会成本的产生建立在消耗这些要素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对“比较优势”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可以对多元成本语境以及多种要素框架进行应用。内生活生态环境和制度等要素，将其放置于同传统要素相同的位置上，此时将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内容纳入到生产成本中，就可以对“全成本”概念进行构建。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以上“全成本”中涉及到的各个变量存在以下联系：首先，在将生态环境、制度等稀缺要素同传统要素进行融合的背景下，可以促使广义要素的产生；其次，全成本产生的关键还存在于有机结合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的过程中；再次，在综合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等的过程中，将促进综合比较优势的产生。以上联系都可以应用相关抽象函数进行表示，目的在于说明这些要素各个子系统的简单叠加无法对这些要素进行充分的说明，这些要素必须在对各个子系统进行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对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此时其作为机会成本，主要对广义要素进行消耗和使用；在从纵向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其内容包含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多项内容。在对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根本在于比较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全成本必须能够包含环境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生产成本等多项内容，只有这样，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一个国家的参与才能够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基础。如果将“全成本”有效融入到对外贸易整个机制当中，对于国际贸易分工中，一个国家的理性参与并从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努力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去，在实现自身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现阶段，在国际贸易当中，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问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在对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希望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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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是解释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与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论文关键词】 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 新Heckscher-Ohlin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贸易理论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性质的不同理解。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 factor intensity）产品的交换。理想状态下的产业内贸易产品被称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产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 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下，贸易产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 factor 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同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交换，而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要素密集度却是不同的。本文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进行分析。 一、新贸易理论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考虑的是产品的水平差异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在存在水平差异时的交换，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内贸易活动主要发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Krugman（1979）将基于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扩展为开放经济的分析，证明了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国际贸易以产业内贸易形式发生的独立原因。该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相同，而且所有品种都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即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费的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该模型在供给方面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产品所有品种的生产函数相同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每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和产品的品种数相同，每一个厂商也都试图分割市场以形成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消费者可得到的产品品种种类和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创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产品品种种类，并享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从而增进各国福利。该模型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性的条件下，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开展产业内贸易活动，并且这种贸易会增进两国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产品的水平差异性为基础。该模型认为，每个产品品种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会选择具有其喜欢的特征的品种去消费，而不是购买产品的多个品种。在供给方面，该模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任何产品品种，而且任一品种的生产在一开始其平均成本递减。该模型以“完全垄断竞争”（Perfec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时的状况：实际生产的产品品种均等地分布在“光谱”（spectrum）上，每一品种的生产数量和销售价格都相同，每一厂商都获得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进行贸易分析时，该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方式生产有差异性的产品，劳动是两个部门的流动要素，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对差异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这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后，同质产品之间没有贸易发生，但差异化产品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在两国共同生产并展开贸易活动。由于开展贸易后消费者得到的产品品种数目比封闭条件下要多，而且有规模经济利益存在，两国的福利因此得以 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双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给出了一种解释。该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两个国家中各有一个厂商，他们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两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函数也相同。两国厂商采取的是古诺竞争行为，即每家厂商都是在对方销售不变的条件下选择他对两个市场的销售来获取最大化利润。由于模型存在着严格的对称性，在均衡的时候，每家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将另一半出口，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发生。在引入运输成本后，每个厂商从自己国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场销售减去运输成本的价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这种产业内贸易也称作相互倾销（Reciprocal 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的代表当属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产品不同品种间的要素密集度是随着质量差异而变化的，从而开辟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领域。 Falvey（1981）首先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指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高质量物品、劳动充裕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物品。Falvey的贡献在于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对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进行简单的修正，从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Falvey（1981）在比较优势理论2×2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关于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偏离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竞争假设，并且得出产业内贸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传统论述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基础的Falvey模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说明了在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二是每个国家都生产质量上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和传统的基本框架一样，Falvey模型也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存在差异，其中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从而资本的租金比率较低，而外国则劳动相对丰裕，从而工资率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本国会在那些质量高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外国则在那些质量低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确定。Falvey这一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偏离了产业内贸易关于近似生产函数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础上考虑了两个部门的情形，其中一个是上面分析的产品存在质量垂直差异的部门，另一个则是传统的生产单一同质产品的部门。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样，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也采用完全竞争假设。这一模型同时产生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且两种不同贸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也会存在，即产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工资较低的国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工资较高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减具有重要影响。Falvey与Kierzkowski的研究将产业内贸易归因于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Shaked和Sutton（1984）也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其特点是将产品品种的不同质量和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相联系，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活动的状况。该模型假定厂商要开发一个质量较高的品种就要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费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被假定为不变，或随着产品质量的改进而缓慢提高。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对不同质量的产品有着相同的排列顺序，但消费活动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质量的品种被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所购买。假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都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品种。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两国 生产相同质量的两家厂商中的一家会退出市场，因为在两家厂商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能够获利。在自由贸易下，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家厂商来同时为两个市场生产和提供。消费者会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受益，也会因为更高质量产品品种的开发而受益。但问题在于，此时无法判断哪个国家的哪家厂商会生存下来，因此也无法确定产业内贸易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有当两个国家分别保留下来一家生产不同质量品种的厂商时，产业内贸易才会发生，只是无从确定贸易流向。 三、结论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由经验研究推动的，但产业内贸易理论上过于苛刻的假定条件却偏离现实较远。因此，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在理论分析方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的假定下，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作用；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要素密集度因质量差异而变化的假定下，分析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作用。 从贸易现实来看，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也被证实超过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活动，再加上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不稳定的相关关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对现实的解释力要略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或生产函数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而其在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方面，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应该更具有解释力，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方面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Krugma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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