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20:04: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地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人文地理学是三个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中国科协从2009年开始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师地理科学（师范）专业面对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人文地理学课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学类专业人文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与中学地理课程体系脱节
目前高校特别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自然轻人文―经济，与中学课程内容脱节严重。（1）自然地理课程，所占课时偏多，人文地理课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课程截然分开，忽视了地理学的统一性、区域性特征，如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过于专业化，如地质、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气象等教材的内容过多过深，许多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关联度很低；（4）在中学地理新课程内容体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过60%，除传统的农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内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乡规划、文化地理、休闲地理等内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课程开设过少，明显薄弱，如重庆两所有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西南大学专业必修课程801课时中人文地理类占22%，专业选修课程设计692课时，人文地理类占13%；重庆师范大学专业课程中自然地理类课程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及内容体系不适应基础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高师人文地理类课程内容在时代性、实践应用性与基础地理教学内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教学内容的“陈旧、混杂、空洞、盲从”比较突出，导致与中学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很好满足中学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1）内容、资料相对陈旧，反映当今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时代感，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极不适应；（2）大学教材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分裂，如经济地理学内容与区域经济学无异，而中学新课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内容主要是产业活动与地域联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3）教材内容盲目追逐国际热点，机械照搬国外课程内容，抽象深奥理论的翻译与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太多，而轻视我国数十年人文―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这必然削弱其实践性；（4）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应贯彻始终，但一些大学教材内容多是诸多内容的混合杂糅而不是有机综合，或“分支拼盘”，或人地关系中心论题不显，以致于学科特色尽失，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出现“人文地理学到底是不是地理学”的疑问也就很自然了，同时还导致人文地理学与其后续区域地理内容体系脱节，其理论基础课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经济地理实践课偏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人文―经济地理类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特点，实践性课程理应成为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师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仍然属于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表现为理论课程偏多而实践课程薄弱，缺乏能力训练。部分学校由于多种原因，不开设野外实习课，大部分高师院校更没有设置独立的人文地理实习课程，致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些死教条、死知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学深、学透，很难适应中学常规教学以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需要。如西南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新培养方案中仅有自然地理类课程和综合实习而没有人文地理实习。
4.人文地理课程实施观念和教学方法改革滞后
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设置中，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训练的课程太少，甚至某些培养中学教师必备能力的课程根本没有。有些课程设置，如选修课不是从学生需要或培养目标考虑，而是从教师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来设置课程，整个课程缺乏务实的内容，学生缺乏足够的能力训练。人文地理学教学中，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学习，即重视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重视学生存储知识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教学方法则过多地采用单一传递、讲授、灌输的方式，多元启发式教学应用缺乏，因而，导致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
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确立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首先，将人文地理学通论、经济地理学作为主干专业必修课程；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围绕中学新课程标准对应开设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同时，应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可以联合进行实习，并在培养方案中体现“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实习”课程设置。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人文地理学通论内容体系
针对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经典与现代结合、基础与前沿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教学效果与学习收益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等原则进行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线已成共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围绕以下主题：人地关系概述（理论、内涵、地理学研究重心）、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从四个方面展开：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类活动的作用规律分析，突出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②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分异规律，③各类具体人类活动区位规律，④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趋势等，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其中，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可架构为：（1）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是其研究对象；（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自然、技术、社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3）企业区位规律；（4）经济部门区位规律：经济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服务业区位；（5）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动态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6）经济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活动区域的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包括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7）经济活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区域影响是地理学的关注点；（8）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人文地理实践能力培养
人文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践教学薄弱与经费紧缺的客观现实，从专业培养目标需求出发进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体系重建，遵循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等思路设计形成验证性与综合性、研究性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其内涵是：（1）课堂内实践性问题-探究等；（2）实践性作业，包括人类生活活动区位评价、论文写作、数据分析处理等；（3）短程野外实习，包含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或人文地理综合短程野外实习；（4）综合野外实习，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合组织综合实习（沿线开展经济、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实习）；（5）参与各种课外科技活动；（6）围绕人文地理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4.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人文地理学教学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学通论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和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陆琳主编）。主要教材各有特点，地理科学专业可以选择一种主教材，但同时应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经典与现代结合、国际与国内人文地理研究实践结合，与基础教育衔接的要求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分支学科教材发展参差不齐，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等教材建设较好，其他分支学科的教材急需建设，同时已有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应不断完善优化内容体系，如经济地理学目前没有针对师范专业的教材，高教社《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师范专业教学需要，《人口地理学》内容和资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类教材建设尚显急迫。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力求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实现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三、高师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重点、难点内容上，采取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时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启发式、讨论式、问题―探究式、角色参与、实践性作业、课程论文等方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这些方法有利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如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区位的现实或热点，将课程内容与经济区位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现实问题、寻求理论解释，从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这么做能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与加强实践教学相结合
丰富的现代信息网络资源为丰富人文地理教学提供了平台。受课时限制，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应精细化，但其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学生吸收广博知识和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师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及精品课程网等，可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过程的全程网络化，方便学生学习研究。人文地理的实践应用性决定了教学中重视知识原理与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师精选国家、地方以及教师科研实践中有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围绕某人文地理问题让学生收集多种地理信息资源并提供案例，师生共同分析，这有利于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实践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堂内），设计形成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3.完善学习管理制度与课程考核多元化相结合
加强课堂管理，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实行结构成绩制：（1）课程考核成绩结构化。如，作业、问题-探究问答、课程论文写作与交流、网络学习、期末考试等。（2）考核方法多样化。平时考评考核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堂问答等，课程论文评价包括选题价值、写作水平、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开展情况等，期末考试包括题型、内容、难易、综合程度全面考虑。（3）考核内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综合运用能力，也重视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创新性考核，一般通过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通过作业、讨论交流、课程论文写作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及交流、课堂问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况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
4.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地图）、清晰性强、交互方便、信息获取快捷等优势，人文地理教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并使用内容和案例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课件内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挂图效果优秀的课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二，通过网络与学生实现互动交流，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其三，课程建设的基本过程、内容、所有教学文档上网，给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动教师钻研教学，提高教师“主导”能力。多元化教学法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有机结合，教师“主导”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多元教学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实际观察分析能力，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与学生、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因此，多元化教学法有利于促进教师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多元化教学法要求学生自己或教师与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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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产业空间演进；区域二重开放；两国三区域模型；贸易自由度；区际开放度；对外贸易的开放度；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1.5；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历来注重对产业空间演进的研究。Von Thunen（1862）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并探讨了工业布局，认为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是工业区位选择的最高原则。Weber（1909）创立了工业区位论，研究了影响工业在区位间选择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非区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问题，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格局。
古典区位理论更多地是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同样有学者从产业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论认为，次发达国家某一行业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三个阶段；Ve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变应当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相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投资国在对外投资时应将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Arthur Lewis（1978）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低和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轻移至存在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刘 朝，鞠市委：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古典区位理论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企业的聚集与扩散问题。Krugman（1991）认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 产业自发的集聚、扩散也能使区域内生地演变为“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Roges（1995）通过自由资本模型得出了企业区位分布的显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加入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把资本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过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开放会对产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题。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聚集在贸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国际或地区经济组织以后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因为对外开放而强化，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则因为对外开放而被打破。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过程，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张萃和赵伟（2009）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制造业聚集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个国家总体的开放对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化的影响。而赵伟（2001）的研究认为，一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该国国际化的基础，而该国区域间的开放则能促进其区际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因此一国经济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国总体经济的开放，这是单纯的国际开放；另一个是一国内部区域层次的开放，是一个区域向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事实上，区域的开放确实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拟在开放具备二重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以说明产业在这种二重开放型经济下是如何进行空间演进的。从理论上讲，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相对收益率来决定，当产业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生产的地点时，则在该地区生产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生产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区。一般文献在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时，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税收、运输及基础设施条件、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或劳动生产率；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区域间差异化的工资，并设定不同的区域间贸易自由度，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存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0、区域1和区域2。其中区域1和区域2分别代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区域，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区域0则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工业部门，且是垄断竞争的部门。区域0也即外国的工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三个区域的消费者均对最终产品有消费需求。区域1和区域2的工业部门只生产中间产品，且区域0的工业部门对区域1和区域2的中间产品都有需求。区域0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只需要投入复合要素，复合要素是工人劳动和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组合，且复合要素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区域1和区域2中间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
四、厂商区位的决定
在不同区位的收益将是决定厂商最终选择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对于母国内部而言，其两个区域内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根据收益来决定是在区域1内生产还是在区域2内生产。但是，对母国总体而言，其有可能面对国外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来的外国企业，因为外国的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在不同区域的收益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区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无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企业的生产区位决定
2.外国厂商区位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外国厂商从区域0迁往区域1生产最终产品，其在区域1和区域2内的收益是始终增加的。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价格的降低将会使收益增加。厂商在从区域0迁往区域1的过程中其销往区域1和区域2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厂商在区域1内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区域0内使用的工人的工资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区域1内相比区域0也降低了，这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产品价格降低；二是因为厂商的区位变化使得产品的运费降低，从而使商品在区域1和区域2内销售的价格相比厂商迁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中间品厂商的区位决定
根据前文的论述，这里假设对于外国厂商而言，其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满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区域1的前后，母国两个区域的中间品生产商各自的收益变化呈现出相反的关系，而具体的哪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增加，那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减少，则由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来决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体过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开放政策下的产业空间演进
第一种情况：母国是彻底封闭的开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时不仅母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为无穷大，而且母国内部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为无穷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区域1的中间品厂商迁往区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为此时区域1的厂商如果迁往区域2，其将获得更低的工资的工人，而由于其迁移前后的贸易成本都为无穷大，故其贸易成本没有变化，所以说此时区域1的厂商迁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商也会向具有低工资的区域2聚集。虽然此时所有的中间品厂商都向区域2聚集以争取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此时的交易成本为无穷大，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只能倒闭。此时外国的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在其本国生产，不会向任何一个区域迁移，但是由于无穷大的贸易成本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也只能倒闭。
同样的，通过该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国内部的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对外贸易自由度对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上述的第三那种情况中，虽然区域2具有低工资的优势，但是由于其过低的自由贸易度阻碍了厂商的进入，使得产业最终向区域1内聚集。而如果此时区域2能将对外直接贸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个水平，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向区域2内迁移；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之后，中间品厂商仍然会选择区域2作为生产区位，最终厂商也会向区域2内聚集，从而改变初始的厂商都在区域1聚集的情况。
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而且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产业进驻该地区。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两国三区域模型，对区域之间的工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了差异化的设定，通过比较垄断竞争下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以及中间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区位变换条件。在本文模型中，企业在考虑是否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生产区位时总是会面临运费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低要素成本的区域往往有着相对较高的运费，而运费较低的区域则有着较高的要素成本。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过本文的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可以判定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针对我国相对落后、对外开放相对迟缓的西部地区，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当通过积极推动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区域间贸易壁垒等举措，优化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从而吸引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进入，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2）西部内陆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欧亚大陆桥、打通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等举措来开辟新的贸易路径，从而直接优化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3）西部内陆地区可以同时采取上述的两种举措，一方面优化对外贸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对内开放以优化内部贸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将FDI产业链条中的其它产业也吸引到西部内陆地区，以此形成产业链条的聚集，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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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建设思路；体系结构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课程网络化成为教育方式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网络化是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一、“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意义与目的
“人文地理学”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课程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进行人文地理学课程资源网络化建设，对于深化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文地理学有着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有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等，各学科互相交叉，构地理综合体。复杂的体系结构，困扰了很多刚入门的学生，需要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这种体系结构展示出来。
其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第一手资源虽然有着亲身体验，印象深刻，但是人的直接行为空间毕竟有限，通过间接行为空间，获取间接资源，同样很重要。
再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停地运动中，并且运动速度相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对象要迅速很多，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面貌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学习与研究人文地理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某一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而要有时间跨度，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才更有深度。而传统的媒体资源更新较慢，不能响应更新频繁而迅速的人文地理研究对象，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媒体资源来支持人文地理的学习与研究。
最后，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各种地图、动态和静态的图像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等。因此，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单纯地依赖某一种媒体，要多种媒体结合，使用各种媒体资料。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人文地理学科特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由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逐步转变为课堂讲授与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扩展学习主体自主学习的途径，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平台，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二、“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思路
1 运用多元化理论指导。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应在现代课程理论、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多元理论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例如，根据现代课程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对课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总要融入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形成不同意义的生长域。因此教学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之后加以实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学与教的具体情况下和在学与教的互动中发展演化的过程。结合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在“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时坚持教学设计和系统设计并举。其中，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教学对象、课程特点，合理地选择和加工教学信息，设计和组织教学环节。同时特别注意网络的教学环境和课程特点，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实时互动的优势，追求创设支持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使课程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教学过程个性化、自主化。
2 体现人文地理学科特色。人地相关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始终贯彻在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一条主线。在选取课程资源、构建网络课程体系、进行授课辅导时要始终贯穿人地和谐的思想，并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学科，不仅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且人文地理的社会性还突出表现在其历史性上，比如人口的分布、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聚落的形成与分布等，在教学资源建设时既要突出现状，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地域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性，也是人文地理学的特性之一。人文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差异，根本点之一就在于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要突出区域性特点。人文地理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综合性，而且体现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如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的发展，都大大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不仅仅着眼于人文地理学本身，还要与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将地理信息技术引入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
3 发挥网络平台教学优势。网络平台具有以下教学优势：一是直观性。网络课程资源具有图文并茂、音画俱全的特点，针对人文地理教学中难懂难教的问题，以地图、图片、图表、视频、动画和逻辑示意图等多种形式展现，直观、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并扩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互动性。网络平台具备网上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工具，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学生被动接受模式，能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能够随时与教师沟通，答疑释惑。三是友好性。网络平台界面美观，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符合学生的视觉心理；提示信息详细、准确、恰当，使师生都能够容易操作。四是创新性。在设计上可以采取多种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如学生利用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特点，自行浏览课程知识，及时查漏补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工具就教师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与思考等。
4 展示自身学科建设成果。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一方面网络课程需要较为稳定和规范的结构，涵盖教学必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课程特点及自身学科建设及教学与科研成果，设计个性化的内容，体现课程特色。
例如，教材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除人文地理总论以外，各分支学科也需要配套的教材与论著作为课程教学的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自创立之初，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金其铭等先生陆续出版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教材及著作。在课程网络化建设中，将教材建设成果作为一个特色模块，拓展学生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学科研究方向和动态，方便学生查阅、比较和学习。
5 着眼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高。课程网络化建设不仅是以网页形式呈现课程的内容，而且是教学的一种重要资源，是网络教学的支撑环境。它可作为课堂环境和课外环境下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学生的许多学习活动都是在网络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课程网络化建设除了内容的展示，还必须增加强大的学习功能，保证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钻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的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三、“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体系结构
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体系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它是网络课程整体设计理念和指导思想的体现。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整体结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整体页面层次和各层页面中内容的组织。学生是通过访问各层次进行学习的，整体层次及各个层次页面中的具体内容及其结构必然对学生的学习直接产生影响。
人文地理网络课程结构分为四大模块，即课程模块、教学模块、互动模块和特色模块(见下表)。
特色模块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一大亮点。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系列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导航、实践拓展训练和中外文献选读四大特色栏目。
1 教学资源导航。没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就无法建构起理想的教学环境。网络教学资源是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培养营造理想环境的基础。根据人文地理学课程特点，教学资源导航栏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英汉对照人文地理词汇和国外人文地理学者两个子栏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国外人文地理发展和人文地理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经历。目前已有国外著名高校34位人文地理学者的简历及其相关网址，涉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专业领域。第二部分为主体教学资源，包括专题地图、实景图、规划图和统计年鉴等子栏目。地图是地理学的重要语言，用地图说明问题往往比文字更有效。教学资源包括经济、聚落、文化、人口等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景观图片、专题地图等，所有图片均使用高分辨率图像；同时，为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规划工作的方法与技能，分类搜集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具有代表意义的规划图件。另一方面，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人文地理研究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教学资源的统计数据库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城市、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权威统计年鉴，便于教师、学生及其他研究人员的查阅。第三部分为考研指导，主要是提供国内绝大多数人文地理学招生院校及网址信息，并提供部分院校历年人文地理考研资料。
2 实践拓展训练。实践教学与训练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已经建立了南京市城市地理、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黄山与宝华山风景旅游区、庐山区域地理等实习基地。同时，开设科技文献检索、规划制图、论文写作等实践性选修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依托地理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设了“虚拟实习”的特色栏目，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地理环境模拟实验室，增设了城市景观三维表现、数字小区三维表现、主要商业区三维表现、城市交通流三维表现与模拟等极具特色的实验项目。
3 中外文献选读。人文地理学科历史悠久，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众多的教材和专著。为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人文地理的理解，设立中外文献选读栏目，精选各种经典文献，包括国内外代表性教材、中外著作和词典以及国内外人文地理相关资源网站等。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对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也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高校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知识的组织者，也应成为教学资源的建设者，共同促进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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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一体化 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
一，序言
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达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学科。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为了使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行为达到消除贸易壁垒，消除隔阂，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整个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层面上说，全球一体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进程一定会顺利和通畅，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无比艰辛，我想用“艰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回首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关旨在消除所有壁垒的GATT多次谈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图回合的挫折，人们不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美好”的进程却在现实过程中屡屡受挫？仔细的审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不时的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谏言谏策”，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阻力，他们阻碍着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商品，而且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规则潜移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使之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盛筵”来临之前所要支付的一点点“小费”。他们一边大肆宣扬自由化的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推进自由贸易；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碍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在欧美日等发呆国家在农产品方面，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方面处处设限，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和报复政策，这些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表现。
正当全球一体化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趋势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兴起了。正如之前我们所学的，区域一体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在二战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个。当1957年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美国绝对没有想到其能发展到当前这个基本包括除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成功的示范效应更是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交通论文当前随着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个经济霸主也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与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实都能看出美国的这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在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经济同盟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抵挡欧盟的竞争，这时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更大意义上是出于经济上制衡欧盟的经济力量。一个是欧盟——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针对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意味尤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理上的重要之处，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太地区位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腾飞，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更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世界都将其注意力放到了东亚地区，在存在之前的竞争的情况下，整个东亚都成为世界经济博弈的焦点。该结论最有力的论据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更大程度上说是美国挟东亚诸国仅以制衡欧盟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实质作用的论坛。对应而言，亚欧峰会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实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们极有可能不得不会面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此，面对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态势，以及未来势必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我们势必要做出应对——毋庸置疑，积极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但是选择我们的伙伴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考虑，经过我们的从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是建立在瓦格尔（1950）提出的关税理论和罗宾逊（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上，进而分析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得出规模经济，认为同盟越大，关税同盟越有条件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盟后，盟内国家福利将会得到改善；后来又加入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进行补充，最后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5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可是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的贸易经济一体化，例如无法解释欧共体成立后相似产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这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新的思路，着眼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竞争及激励积极地市场细分来解释这类现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则出现在这时，主要有新经济地理学（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下面就分别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两方运用修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对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虽然我国的贸易条件较之以前已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作为后盾，由于之前关税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一直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国和东盟的贸易量一直上不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ASEAN）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按照预计，届时，按贸易量计算，中国——东盟自由区将会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亿美元。这不仅是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之一。
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经较为熟悉的传统贸易理论，我们更加侧重于从非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首先，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这种“信号”表明我国主动愿意打破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全世界，这种“信号”，对于消除所谓的“中国”句用极大的说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国锁定国内改革的决心。其次，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是指，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出现会促使下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发生。这是由于贸易集团越大，他就给与属于其外围国家带来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当多边进程缺少动力的时候，多米诺式区域化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再次，这次一体化可以增强我国对外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实力，由于本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关税与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不合作风险，从而实现了本地区整个的福利利益，获得主导权。
2，从东盟的角度来看
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消除关税与壁垒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随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对东盟诸国的开放，这种由于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给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进而促进贸易量的增强。按照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在竞争的基础上达到产业的重组和规模经济，进而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商品；此外还存在较大的投资创造效应，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诸如劳动力，资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还为进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否认FDI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非传统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的角度出发，有了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险效应，这种保险效应有其在爆发贸易战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个CGE模型进而提出的结论，对于贸易战所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大的经济体损失会较小，甚至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会遭受严重损失。加入贸易集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根本解决方式，而且与在贸易战危险增加的时候，加入贸易集团的动力也就越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首先，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中国这个经济逐渐起步，人均GDP刚过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其无比巨大的消费实力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想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我国与东盟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交易成本势必要比日本与韩国地许多。其次从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国与东盟天然接壤，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华人更是在整个东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相比日韩就更具有亲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加使东盟诸国感到中国比日韩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区域一体化当中的区域跨度应该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两种不同地理特点的国家间的，这样产业的互补性也就越强，而大陆中国和正好与海洋东盟是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为东盟自身的必然选择。为了追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三，结论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是大势趋。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我们既不能惧怕竞争，也不能拒绝合作，中国一定要主动加入到区域一体化地浪潮中来，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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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 形成机制 社会网络
引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呈现衰退迹象，而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集群经济在欧美等国少数几个地区经济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这种集群现象产生的经济绩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许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文献。而其中对于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即集聚经济视角、政府政策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自由竞争观点出发，以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等理论或概念为核心，从企业的空间集聚、区位选择、竞争优势、规模报酬等方面考虑，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企业在一定的工业区位内的相互协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区内外的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得以降低成本和收益递增，获得竞争优势。
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关于产业集群思想的研究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分工与专业化使得规模报酬递增形成规模经济，而且还能促进生产部门细化，进而促成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众多经济活动的集中，形成集聚经济。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思想后，第一个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解释了基于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马歇尔，1991），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是马歇尔产业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克鲁格曼，2001）。
另一个早期研究集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最早明确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他非常重视工业区位的因素，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比如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经常受到地理禀赋、自然资源、运输条件、企业本身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韦伯把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经常性开支成本四个因素归结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韦伯，1997）。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在研究不同产业区位结构基础时，进一步分析了集聚经济和生产区位的关系，他将聚集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认为产业在一定区位内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胡佛，1990）。
对集聚经济做出系统化的模型解释的还属新经济地理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维度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范式分析报酬递增假设。因此，他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心—边缘模型。克鲁格曼通过这个模型，对产业集聚可以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其发展演化的经济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弥补了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不足（克鲁格曼，2001）。尽管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解释产业集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采用一些不容易被量化的技术外部经济因素和缺少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沟通而遭到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并未超出马歇尔、韦伯等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观点而仅仅只是重复（进，2005；孟韬，2009）。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特色化产业区，即学者们总结的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专业镇”、“块状经济”等专门术语来指代的产业集聚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产业集聚现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就主要从西方借鉴的集聚经济理论来分析了我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成本、需求、产权、市场结构、产品要素市场、地理位置和专业化分工是重要的因素（王缉慈，2001；仇保兴，1998；刘军国，2001）。
政府政策视角
政府政策视角主要突出强调政府与其相应的制度建构和产业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视角认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的力量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社会组织，集群是在政府政策力量的作用下“从上而下”驱动形成的，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往往优先确定待发展的领域、地域、预期目标、制定政策和强制措施并选择好扶持的主体，引导和促进发展某些相应的产业集群。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学者克洛索夫斯基（Korsocski）等人依据前苏联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总结出了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相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经济综合体理论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驱动的产业集群，集群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的，集群的核心是经营类的专门化企业，并且具有较强的资源指向特征。它能够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建设的优势，但缺点在于强制的计划性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弹性不足，成本较高，特别是微观主体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2005）。
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佩鲁（1998）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提出了通过国家力量发展产业集群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根据增长极理论，政府要找到关键性的主导产业予以扶持，再围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再利用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间的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形成后，相关产业将会围绕主导产业集聚，逐渐会发展为产业集群。当然，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是由政策推动形成的。增长极理论往往以国家为单位，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但是容易产生极化作用，如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推动性产业的过度发展、形成“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等（刘芬等，2007）。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和战略联盟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发现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的发展和功能嵌入于各种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一些产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因素就包括了市场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不同经济部门的治理机构和惯性思维、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及市场主体之间权力和力量的博弈关系等（坎贝尔等，200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政策鼓励、机构设置和制度培育等措施扶持了这些集聚经济体的发展，比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等和墨西哥的电子工业集群。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推动作用。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某些方面的制度变迁都能给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境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制度变革等。在具体的集群实证研究中，李国武（2006）认为我国的大部分原发型产业集群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末期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初期开始起步并形成的，制度变迁的背景给原发型产业集群的兴起提供了很大机会，比如有区域间流动的制度、社区集体经济制度等。陈瑾（2011）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比如，国家的整体产业布局规划、招商引资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产业的规划引导、市场经济体制、后危机时代的动态环境。
社会网络视角
社会网络视角以网络、社会资本、信任、嵌入性等为核心概念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企业不但与相关的生产协作单位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与地方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网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广泛的企业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经济联系，还存在着广泛的知识交流、信息流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创新文化环境、信任与合作等社会联系。
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产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能够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和灵活协调生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的还是个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重视的仅仅是国家和企业中的一些正式制度，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形塑经济行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嵌入性”，认为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个概念能够用来解释那些使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格兰诺维特，2007）。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区域文化和信任水平对于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它具有可传递性，这种可传递性建立在网络基础上，能够形成知识沟通、传递以及组织的知识学习（盖文启，2002）。Giacomo Becattini（1990）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的Tuscany地区后，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区域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力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1984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用社会文化环境概念来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中（王仲智，2007）。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说，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根植于特定区域的众多企业形成互相分工与和协作的网络结构。产业区域内部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对于集群的形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格兰诺维特（2000，2009）在研究美国硅谷产业地区时，就认识到了社会网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尤其体现在教育、产业、金融和法律活动等主要机构中，对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创新知识环境的构建有特殊作用。硅谷地区的社会网络既有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人员的流动，也包括在这些关系和流动基础上形成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这样的社会网络对硅谷地区复杂的创新能力和复制能力也影响很大，推动着企业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发展高科技的热情。硅谷产业地区大量的创新者和创业者的涌现也直接来源于众多经济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情境下，传统的亲属关系网络、信任、文化及社会资本在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就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角度进行探讨（汪少华等，2002），以及从社会网机制角度进行探讨（朱华晟，2004），指出观念、制度和技术和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广东学者注重从企业网络角度或企业家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李新春（2002）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实证分析，从企业家协调和企业资源获取角度，指出仿效、地方政府制度化资源以及企业集体行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
对已有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文献的评述
集聚经济视角是在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根据竞争和比较优势在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下，企业通过自由地选择区位和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产生产业集聚效应。后期的空间区位论学派，在沿袭原先假设的前提上，加上了“空间”因素，解释力度大为增强。这种解释视角较好地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在实践中市场竞争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理性要起作用也都是有着具体约束条件的。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市场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自主体。这一点从后期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就能看出许多端倪。
政府政策视角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起着重要作用，认为政府的制度建构、产业政策等因素在形成产业集群中具有主导地位，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国家力量驱动作用的结果，不需考虑市场的基础因素，带有一种“政府决定论”的意味。虽然视角能够解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前苏联和中国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日韩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因其“计划”色彩浓厚，将政府打造成为一种“全能”角色，忽视了市场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有失偏颇，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有限，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单就西方发展的国家主义理论来看，也只是说明了国家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里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于产业区里面企业主体的作用没有谈及，直接从“结构”到了“结果”。
由于产业集群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集聚经济视角和政府政策视角的理论由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都不能充分解释其形成原因，因此从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分析大行其道，将社会资本、嵌入性、地方文化、关系网络等因素引入分析的范畴，使得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嵌入”在产业集群现象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学综合性的分析更为可取。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一定区域内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其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一定区域内的文化、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在产业区内对企业之间展开分工合作和交流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并没有就其形成机制进行详尽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本土特色，比较重视企业家精神、乡土商业文化、家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挖掘，但是在具体的机制性研究方面仍然显得不足，挖掘不深，这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充分研究。
因此，在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机制时，要把三种视角的优势结合，既要看到市场的因素，又要把它放到国家和制度背景中去，还要挖掘其所在的地域文化、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否则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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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经济；区域海洋经济；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1 海洋经济概念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 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 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 et al., 2008）和美国（Kildow et al., 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 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 NZ, 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 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 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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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理论体系形成
所谓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就是研究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要素分布在空间上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的理论，它是关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城镇居民点区位的综合区位理论。其研究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不是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位，而是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强调区域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性的同时，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也强调各组成部分或现象之同的联结变化过程，亦即各种动态序列的瞬间反映。通过对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其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性研究，组建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以获得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帕累托最优。从1826年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创立到20世纪90年代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形成，我们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区位论研究阶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 世纪90年代的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研究阶段和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空间经济学阶段。
一、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论又称标准化理论或立地论（Location Theory或Stan
dortlehre），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等，是一些德国学者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提出的。1826年，杜能（J.H.VoThünen）依据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与市场的关系，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生产布局在地域上的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揭示了区域农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提出了一般区域农业布局法则与模式。1909年和1914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 Weber）系统地研究工业企业区位问题，认为决定工业场所的三个区位因子是：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力，并基于区位因子体系，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后来又经美国经济学家胡佛（Edgar Hover）等人在考虑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投入替代物和规模经济后对工业区位论进行了完善。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进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计算，进一步推导出区域工业活动空间分布模式，从而揭示了工业经济空间活动的基本规律，把区位理论由农业扩展到了工业。这种以产业的空间布局为核心，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进行考察，不仅为其他区位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考察现代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性理论和模式。
伴随着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问题成为一些学者研究区位理论考虑的重要问题。在考虑成本和运费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市场区划分和市场网结构的合理性，区位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1933年，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通过对德国南部地区的城镇规模、职能间的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的特性分析，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揭示了区域城市分布是具有等级序列的，在空间上是呈蜂窝状的空间结构，城市的辐射影响范围是一个正六边形，而每一个顶点又是次一级的中心，形成区域城镇体系的正六边形空间结构模式。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符合生产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廖什（A .Losch）于1940年发表代表作《区位经济学》一书中以在垄断资本条件下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为背景来建立自己的区位理论的。他创立需求圆锥体学说，把价格与消费量的比例关系与市场区联系起来，求出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在继承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并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揭示了在市场区位空间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结构模式也是正六边形的空间结构形态，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和中心地理论，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费特（Frank A.Fetter）从市场空间视角对市场竞争力的分析形成贸易区边界区位理论;英国学者罗斯特朗（E.M..Rawstron）和美国学者史密斯（David Smith）提出和完善了赢利边际区位理论;俄林（Ohlin，B.G.）在资源禀赋的视野中对工业区位形成作探讨，建立了关于地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一般区位理论等。区位理论在美国区域经济学界的大为风行，不仅成为50年代后计量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系统论思想和运筹学方法的复杂和运用，使区位理论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区位理论。
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特点是：（1）提出并建立了影响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区位因子体系，其中运费是投入-产出关系特点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决定性要素。（2）研究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是寻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位，如农业、工业或城市某一个体的区位理论，以阐述产业、企业和城镇居民点等的区位选择为特点，探寻区域经济的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3）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区位几何学等方法，建立起静态分析的区域空间结构模型。
二、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 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在古典区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研究，艾萨德（Isard）1956年开始尝试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中，他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阿隆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和汉德森（Henderson1974）为代表的“新城市经济学”吸纳了杜能的思想，建立了连续性空间和一维空间假设下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分析租金和运运输费用的平衡和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然而，面对战后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众多的区域问题，区域经济学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政策的研究，形成一系列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方面的理论，对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进行研究，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经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等思路，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区域经济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的众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以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后经布代维尔、弗里德曼、缪尔达尔、赫希曼和威廉姆逊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随后，布代维尔（j.b.
boudeville）将区域增长极定义为：“位于城市区域的一组扩张型产业，它通过区域影响诱发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艾尔伯特・赫希曼（Hirschman，A.O，1958）的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发展过程应当理解为“一连串的不平衡过程”，“在发展过程中，集中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在国家和区域间的不平衡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他提出了“极化效应”（Polarzation Ef
fects）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s）概念，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缪尔达尔（Myrdal，C）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则提出“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概念来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演变，并提出“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的基本思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并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形成“循环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衰退和萧条为代价的”，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是“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1966年，弗里德曼（Friedman，J.R）将中心――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演变的分析中，提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模型。他在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前工业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区域空间均质无序，其中有若干个地方中心存在，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等级结构分异。（2）过渡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这个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地区所组成。该中心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吸引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它集聚，越来越强大，而地区则更趋向落后，从而致使区域空间结构日趋不平衡。（3）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展，在区域的其它地方产生了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就形成了区域的经济中心体系，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形成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结构。 （4）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区域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日趋紧密和广泛，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缩小，区域内逐步形成了功能上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地区界线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并认为，区域经济逐渐向空间一体化方向发展，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所导致的空间二元结构的改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机制来实现。1965年，威廉姆逊（J・G・Williamsonl）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通过实证分析也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进一步反映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机制和发展趋势。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针对以前片面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布局的做法进行反思，开始将效率放到突出地位，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理论和法平衡协调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点轴渐进发展模式、梯度理论、网络发展模式等，为我国经济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起到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其理论核心均集中于区域经济是如何集聚和分异问题，而众多学者建立和发展的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又是我们分析区域经济集聚和分异的理论基础。通过探讨区域经济集聚和分异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机制和过程的影响，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在体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的基础上，达到实现区域经济空间发展的逐步均衡化的目的。显然，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特点是（1）从综合的、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和发展区位理论，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提出和建立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2）建立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探讨区域各类经济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和过程，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3）提出和完善了众多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如增长极模式、点轴模式、城市圈层发展模式、梯度理论等，广泛运用于各种区域经济规划中。（4）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分析方法由以往的基于几何学和微积分的数学分析，进入到数学模型与计算机模拟研究相结合阶段。
三、空间经济学的形成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完善
空间经济学的形成，是以1991年克鲁格曼（Krugma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经济地理与收益递增》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Model）为标志。所谓CP模型即“中心――”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 中心―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 即当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越多，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中心―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猜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在核心―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即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或称市场进入效应（market access 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即实际收入效应（real income effect）或称生活成本效应（cost of living effect），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market crowding effect）， 即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其含义是指随着企业在中心城市的不断集聚，企业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减少了利润，由此可能会有企业重新选择区位，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搬迁到腹地。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的集聚，并且相互促进;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使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显然，空间经济学的形成，不仅有效地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机制，而且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产生过程，解释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结构，如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藤田（Fujita.M）通过研究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引入了人口增长变量，构建了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变形中心地体系，随着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轴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点-轴”型多城市空间结构等。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伴随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cle Porter）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和1991年保罗・史鲁格曼（Krugman）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两篇文献问世，产业集群的研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产业集群理论也才回归主流经济学之中。波特从竞争优势出发来分析集群式的产业集聚现象，在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构了有关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菱形构架”理论来分析国家竞争优势。认为地理集聚的发生是由于地理接近性可以使集聚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它有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地方机构的发展以满足集聚的特殊要求，并感知、承受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克鲁格曼建立了产业集群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在我国，王缉慈教授2001年系统地概括了产业集群理论和新产业区理论，并探讨了高技术产业的集群机理，提出了我国发展企业集群，营造区域创新环境，走多样化的、具有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的政策建议。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又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内容完善和演变机制的充实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特点是（1）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产生过程，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机制，完善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使空间视角研究经济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2）在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发展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理论，建立了区域产业集聚和扩展理论，使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3）新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 与RS 技术的结合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也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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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网点；回归模型；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李平（1985-），女，满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城市发展与产业经济；
邓丽君（1984-），男，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4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04-04
引言
金融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侧重在金融的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相互作用[1]。由于金融部门的保密性缘故，较少披露详细的资料和信息，影响金融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吉恩・拉贝斯的博士论文研究和瑞典经济地理学家瑞斯托・劳拉詹南出版的《金融地理学》[2]。当前国外金融地理学主要研究议题集中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金融排斥性等政治经济问题和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中心研究等两大方面。
区位论对金融地理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融地理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金融行业的区位选择、金融业的集聚与扩散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以金融中心作为主要切入点。不同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区位特征，这是其本身功能特征与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格局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银行网点选址是银行进行实体经营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银行网点选址也成为金融机构区位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关于银行网点选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国家或地区的选址，并且主要研究外资银行的选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 [3][4][5]，而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有限的几个因素[6]。
国内有关金融及银行网点空间分布研究的主体是银行的从业人员，主要从金融网络及金融网点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探讨[7]。改革开放以来银行网点的研究首先集中在不同类银行的发展形势、各大银行的功能定位，一些学者则从研究方法入手，为银行网点布局选址分析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8][9]。银行区位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10][11]，而对中国银行业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试图以北京市银行网点为例，按照不同类别的银行进行研究，并从多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运用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探寻银行网点的布局因素。
一、数据来源
选取北京市16个区县（旧东城和宣武合并为东城区，旧西城和崇文合并为西城区）为研究范围，选取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18家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部分数据来源于2011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二、北京市银行网点空间布局特征
通过GIS空间分析每平方公里上的银行数量（图1（a））可以看出，银行网点的布局符合圈层结构即银行密度从市中心向外递减。东城区和西城区银行密度超过9家/km2；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密度在 1家/km2，延庆、密云、怀柔、大兴）的银行密度不到0.05家/km2，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348倍，银行在中心城区等优势地段高度集聚。
通过GIS空间分析单位银行的服务人数（图1（b））可以看出，东城区、西城区的值很低，即每个银行服务的人数较少，银行具有较高的密度，而门头沟区成为最低值区，每家银行的服务人数不足1500人。整体来看，北部单位银行服务的人数要少于南部区县，最小的西城区3211人与最大的昌平区10512人相差三倍左右，由此可见门槛人口的作用在银行的网点设置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三、银行网点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银行网点空间布局因素的选取
银行网点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但有其特殊的成长规律，银行网点的空间布局受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评价的准确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原则，选取了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构建评价体系，选取具体指标分析评价银行网点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区域内的个人消费者，因此人口因素是影响银行网点布局的首要因素。人口因素涉及人口数量、密度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同时人口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都可能影响银行网点的布局，将人口总数（X1）、人口密度（X2）、人均可支配收入（X3）作为衡量人口因素的次级指标。
银行服务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银行业务量和业务类型的重要因素，区域内的企业、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动，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影响到银行网点的布局。因此，选取GDP总量（X4）、法人单位数（X5）、进出口总额（X6）和财政收入（X7）、服务业水平（X8）作为经济指标。服务业发展水平采用服务业的绝对指标，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即限额以上第三产业收入和总人数的比值。
基础设施对银行网点布局的影响主要通过区位、环境和房价等因素。按照阿隆索的城市租金梯度理论，城市的中心区应适合布局商服产业，按照北京城市功能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并分别赋值4、3、2、1，符合北京各区县与中央城区的距离递增关系，区位因素（X9）用赋值方法确定。环境因素主要考虑银行网点周围的环境状况，以旅游人数（X10）作为衡量指标，旅游者的数量既能衡量环境状况又能拉动消费。房价通过商品房销售价格（X11）来衡量。
（二）银行网点布局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为了简化运算，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指标归纳为变量进行评价，主成分分析能够确定每个因素的贡献率，同时还能将变量简化为数量更少的综合因素，消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影响城市银行网点布局的各因素， 无论从指标的分级还是从计量单位上看， 都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 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中心化无量纲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Zi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为原始指标值，E（x）为该项指标的平均值，S为该项指标的标准差。标准化后变量的均值为零，方差为1，其几何意义相当于将坐标原点移到重心。
主成分分析要求原始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对原始数据各变量之间的KMO检验发现KMO值为0.533，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以对原始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两个主成分已经包含了原始变量中高达84.8%的信息，前两项主成分已经较好的反映了影响城市银行网点布局的因素。
通过SPSS的分析可以得到主成分载荷矩阵，每一个载荷量表示主成分与对应变量的相关系数ai，ai=ei■，利用主成分载荷矩阵以及各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便可以得到主成分系数ei，ei=ai/■，在此给出前两个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也即主成分的线性表示中的系数，即：
F1=0.29X1+0.27X2+0.34X3+0.35X4+0.32X5+0.31X6+0.24X7+0.29X8+0.31X9+0.30X10+0.27X11
F2=-0.38X1+0.48X2-0.16X3-0.12X4-0.29X5-0.22X6-0.20X7+0.38X8+0.30X9-0.08X10+0.41X11
通过对主成分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主要解释了X3、 X4 、X5、X6、X7、X9和X10，而第二主成分主要是解释X1、X2、X8、X11。通过两个主成分，可以将原始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区县的11个影响因素的降维后的值，计算结果如表1。
（三）银行网点空间布局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由于银行网点总数在空间上的布局不仅受到所在区县的影响，也受到周边区县的影响，即银行网点的服务范围不完全受制于行政区划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分布特征，对银行总数的空间分布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是指地理事物分布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某一属性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所统计的内容包括空间对象的空间位置和其属性， 即每个对象与其它相邻统计分析对象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属性取值特征，通常距离越近的两值之间相关性越大。空间自相关性由空间自相关系数衡量，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指标是Moran’s I，Getis G和Geary’s C，本文选用Moran’s I 指数[15]，其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Yi 和Yj 分别为i和j所在位置的观测值，？棕ij为权重。
运用Geoda软件计算银行总数的自相关指数，结果Moran’s I=0.1385，通过Z值检验P值为0.04
由于各区县的银行网点总数在空间上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在银行网点布局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过程中选取了空间回归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
其中， y 为因变量， 权重矩阵W1反映因变量本身的空间趋势， 权重矩阵W2 反映残差的空间趋势， 一般应有0≤ρ
表2a中列出了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回归系数、标准误差、t检验值和显著水平，表2b和2c表示选用和表2a一样的自变量而建立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参数结果。一般采用LIK（或AIC或SC） 指标来比较不同空间模型的拟合度[13]，从表2a和表2b 可看出， 空间自回归模型的LIK值和R2 值比经典回归模型的值要大， 从而显示出空间自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要强一些，通过2b和2c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2c的LAMBDA的P值为0.989即空间误差模型的模拟效果并不显著，而空间滞后模型的p值在0.05水平上是显著的，因此空间滞后模型的解释能力要比空间误差模型解释力更强，总之，空间滞后模型在解释银行网点的布局影响因素方面最好。
通过对主成分的回归发现，第一主成分对银行网点的布局的影响要明显高于第二主成分，而第二主成分主要解释人口密度（X2）、财政收入（X7）、公路总里程（X8）。银行网点的布局往往受门槛人口的影响，因此人口数量对银行网点的布局影响应该更大一些，而人口密度直接影响银行网点的密度；财政收入对银行网点的数量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通过某些特定银行办理业务的，而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有机会服务于政府机关；而交通因素作为影响银行网点布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贡献率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我们选取的数据是一级公路里程，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网点的布局，但银行网点更多的受到城市主干道、次干道等低级道路的影响，并且银行网点应该更倾向于停车比较方便的城市次级干道和交叉路口处。
四、结论与讨论
1、通过对北京市银行网点的密度分析，可以发现单位面积的银行数呈现圈层结构分布，并且与城市功能区的布局吻合较好，每万人拥有的银行数的分布比较均匀。
2、通过对各区县的银行总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银行数量在空间上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即银行总数较多的区县和银行总数的区县相邻，而总数较少的区县相邻。
3、运用三种回归模型对提取的主成分和银行网点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模拟，发现空间滞后模型模拟效果最好，并且得出了人口数量、GDP总量等七个因素的影响效果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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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广东核心-边缘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关注此种背景下的广东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问题，对其边缘化的机理、特征进行研究。
【关键词】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边缘地区城市、发展、全球化
【Abstract】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with the character of globalization and has much correlation with the transfer of industry in the world. The form of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progress step by step. It develops from its initial stage in which the centralization is the motif and now the diffusion is changing to be motif in the structure. But different industry in the structure shows difference view. it shows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going to its integrity.
After that, this paper will going on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the periphery-area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ause, the character and the developing path of the cities in the periphery-areas.
【Key words】Guangdongprovince、Core-Periphery structure、cities in peripheral regions、Development、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TU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不均衡发展及以其为理论架构起来的核心-边缘理论是是目前学界盛行的一种对区域发展的空间解释模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均衡发展又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紧密结合着。广东的发展集中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及时代特色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问题。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核心-边缘理论和全球产业转移相关理论，意图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探究这种具有中国发展特色的核心-边缘结构的发展历程，关注边缘城市的发展问题。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边缘地区城市的研究比较少，近年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从都市圈角度和全球化角度对边缘地区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一些研究者基于边缘城市与都市圈的关系，从边缘城市融入都市圈的角度来研究边缘城市的发展问题。张仁桥（2003）在硕士论文中探讨了处于南京都市圈的镇江市的发展问题。王玉（2006）在其硕士论文中探讨了城市群边缘区城市的发展问题。翁桂芝（2008）在硕士论文中研究了处于城市群边缘区的商丘市的发展问题。仇海囡（2009）在硕士论文中探讨了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区边缘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徐智（2008）年基于近代以来芜湖与长三角城市关系的考察，提出了芜湖市融入长三角的路径选择建议。
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边缘城市的发展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修春亮、李红等（2003）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城市的边缘化问题。李红（2004）在其硕士论文中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城市的边缘化现象及其机理。但这些研究没有将全球化结合到具体地区的核心-边缘结构来进行研究。
本文试图将边缘地区城市置于都市圈的核心-边缘结构视角与全球化视角下，考察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问题。
广东省的核心-边缘结构现状、演变历程及其特征
3.1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介绍
图3-1 2013年广东省山区县人均GDP分布图（含肇庆市）
从县级市的尺度上面，可以发现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更细的内部结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各山区县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
在理论上，核心-边缘结构会有集聚和扩散两个阶段，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对广东的经济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在此为了论述的方便，将广东省的核心-边缘结构视为处于一个集聚的阶段。从图3-1中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各县级单位的分布具有一定规律，在接近珠三角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呈现出从珠三角向外层层递减的分布模式。而在与珠三角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再聚集。出现了比珠三角低一等级的经济集聚中心。
3.2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两个特征
3.2.1产业转移引导下的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
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同时，处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广东的发展过程也具有明显的特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于一开始中国缺乏资本与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作为原始资本，通过接纳全球产业的转移来获得发展的资本与技术。这个阶段以制造业的增长与扩张作为基本特征。制造业产业带的迅速在珠三角地区扩展开来，形成了一种纯工业意义上的核心。不过，在更宏观的视角里面，这个核心正是全球体系里面的边缘地区，贡献着廉价的资源，获取低等的利润。在空间上，外来的产业带与广东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深受第二产业的影响，其发展态势跟随第二产业的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一定时期后，中国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与技术后，开始谋求自身的长远发展。这个时期以生产的多元化与技术进步、产业转移升级作为特征。表现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上面，第二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扩散，第三产业则出现向中心集中的态势。而原有的核心地区则开始摆脱单纯的产业核心角色，开始形成独立的生产控制与服务系统，成为国家、区域本土的真正意义的核心。此时，本土新生的具有完整意义的核心-边缘结构开始形成。
3.2.2行政体制的影响
中国的行政体制有着其特殊性。中国的地方政府控制着地方经济发展等各项事务，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
中国行政体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层级性，中国政府的管理是一种层级管理的系统。下级政府是在上级政府的管理下工作的。高一级的政府能够拥有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来发展经济。
在全省尺度来看，处于核心-边缘核心的广州、深圳、珠海的行政等级是最高的。而从县级市的尺度来看，在地级市内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地方往往是地级市政府所在的县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核心-边缘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按照经济学思维所抽象出来的一种均匀分布模式。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核心-边缘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行政体制的影响来实现的。
广东省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特征
4.1广东边缘城市边缘化机理
4.1.1省内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
在省内各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区位、资源、政策倾斜等的不同，在早期的发展中，就已经形成了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就已经具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是广东早期的核心-边缘结构。
4.1.2全球化下的生产与贸易、直接投资的转移倾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与贸易的全球性转变与国外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在这些产业与投资投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倾向于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生产、服务进入有区位优势、便捷交通和对外联系的城市。并且在进入后，一般形成一定范围的产业与服务核心，而大部分的没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方城市，就走上了被边缘化的道路。外来投资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倾向。并且外来投资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情况具有很强烈的相关性,体现了广东核心-边缘结构受外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影响很大。
4.1.3全球化下的生产组织过程-全球城市体系
在全球化产业转移与重新布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垂直分工体系。这个体系囊括生产的各个阶段与过程，具体包括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研发机构、加工基地等不同等级的生产程序在不同层次城市的空间分布。弗兰克（1967）引入了大都市-卫星城市的结构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这个结构将跨国资本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整个世界连成一体，在这个系统的结构中，低一级的城市依附于高一级的城市，形成不同层级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心城市通过这个结构吸取利润及剩余。
在这个结构中，第三世界的产业生产带处于最低等级，出于交通与成本等的考虑，这些产业带一般是所在国家的核心发展地带，而其他的边缘区域城市，基本很少直接参与到这个分工之中，它们一般只是作为产业核心的边缘区，为之输送劳动力及各种生产要素。这种过程又对这些城市原有的生产体系造成破坏，原有的生产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排除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之中，并在竞争中节节败退。
4.2广东边缘城市边缘化特征
4.2.1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要素的输出
在广东核心-边缘结构发展的前期，产业转移的范围只局限在珠三角内部，而其他地方则作为这种产业带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要素的提供地。
在改革开放到现在，珠三角吸引了全国的劳动力与生产要素资源，同时广东省的边缘城市也为珠三角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与生产要素。
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多地少，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加上务农收入相对较低，而出外务工则有更具吸引力的收入，拥有更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与发展前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迁移，发展到后来农民甚至丢弃土地而去珠三角谋生。
另一方面，边缘地区由于缺少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经济发展前景，对人才缺乏吸引力，吸引不了外来的人才，也留不住内部的人才。大量人才流向珠三角地区。
4.2.2工业萎缩，退化为地区服务中心
由于与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相比，边缘地区工业缺乏竞争力，在竞争中节节败退。边缘地区大部分地方工业萎缩。
另一方面，立足本地市场以生活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边缘城市更多地退化为服务本地生活需求的生活服务中心。
4.2.3外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依赖
边缘地区缺乏自身发展的资源与动力，在区域竞争中处于落后位置。目前，广东边缘地区发展缺乏源动性，更多地依赖外来的投资以及产业转移。在这种过程中各地重复建设，并且与珠三角地区出现雷同的发展路径。
4.2.4大型交通设施的依赖
一方面，由于广东处于中国的南部，作为中国与世界交汇的一个前沿阵地，广东肩负着联系内外的责任。珠三角核心的扩散方向指向内地，并在具体的轴线上面主要通过交通线进行联系与扩散。而另一方面，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也很大，这些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基础交通设施。这两层关系，使得边缘区的发展受到大型交通设施的很大影响。这个可以从上面县级尺度的边缘区结构中看出，在京广线、京九线以及京珠高速沿线出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5.结语
广东省核心-边缘结构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其形成过程与产业转移过程具有相关性。本文除了在基本范畴上面探讨了广东的核心-边缘结构，还着重在全球化的视角下介绍了广东核心-边缘结构的产业转移特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广东边缘地区城市的边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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