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05:38: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司法鉴定申请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申请人:
申请事项:请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人的伤残级别及护理期、营养期、休息期进行鉴定。
事实与理由: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许,在某某路出某某路附近,A驾驶B所有的牌号为AAAA的小轿车将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申请人撞倒,造成申请人受伤。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A负主要责任,申请人负次要责任。现A等拒不赔偿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失,申请人无奈向贵院起诉,现因申请人受伤,为了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现依法申请贵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人的伤残及三期进行司法鉴定,请批准。
此致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申请人：李**，男， 19xx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是新疆**县阔克阿尕什乡迭里布列克村19号。
唐*，女，19xx年10月2号，汉，住址是新疆**县一农场建设东路65号。
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依法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司法鉴定单位对申请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
事实和理由
20xx年8月25日，被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修的涵洞质量不合格，导致原告在运输小麦的运输过程中车辆发生侧翻，将车上的小麦倾倒入附近的水渠中，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为查清事实损失的数额，请求法院依法委托鉴定单位进行评估鉴定。
此致
**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损失评估鉴定申请书二：
申请事项：
请求贵院将申请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纺织二路牡纺河东小区9栋5单元601室的房屋漏水的影响成度及经济损失数额进行鉴定、评估。
事实和理由：
原告王**与被告樊国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原告与被告系楼上楼下关系。因被告20xx年6月26日开始私自改造房顶，将女儿墙盖上排水管堵死，只要一下雨，雨水直接顺着墙体往下流，屋里刚出现漏水时，就告之被告处理，被告置之不理。才导致原告家2个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不同成度严重漏雨，严重时水都成水溜往下流。原告从入住8年来从未有过漏雨现象。从20xx年6月28日早7点30分开始漏雨到现在，以使原告家无法正常生活和正常居住。特申请贵院委托专业人员对损坏房屋做出公平公正的鉴定和评估。
申请人：王**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与所有法律制度一样，必须体现WTO的透明度原则。当前，全国法院正努力实践“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司法鉴定工作也应贯彻法院工作的大思路，为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提供科学、高效的司法科学技术服务。以此为要旨，为改革、理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体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本文作者作为该规定起草人之一，以多方位的视角和宏观把握就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究。
200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始起草《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其间几易其稿，多方征求意见。2002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14次会议通过《管理规定》，并决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外公布。
《管理规定》的主要制度
一、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的法理及法律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都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具有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和组织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18号”文件要求：在2002年年底前，建立审判工作与审判辅助工作分开的新机制。司法鉴定工作作为为审判服务的辅助工作之一，也必须实现审判工作与鉴定工作的分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建立“隔离带”，以防止人情和关系对法官的侵扰，使法官集中精力搞审判。
《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了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的机构及设置，明确已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负责统一对外委托或者组织司法鉴定”。同时，也对暂未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人民法院，或不具备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的对外委托部门进行规定：“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配备专职司法鉴定人员，并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代行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的职责。”
二、关于鉴定人名册制度
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许多专家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英美法系采用的是与当事人主义相对应的鉴定人主义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与职权主义相对应的鉴定权主义制度（主要特点是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我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在设计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方向时，应主要借鉴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成功的鉴定人名册制度的优点，部分吸收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具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选择权的制度。形成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即法院建立鉴定人名册，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司法鉴定的对外委托。
鉴定人名册制度，是法院把符合条件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统一登记入册，以便对外委托鉴定时选用合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最大限度地体现公正与效率。例如，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7条的规定，鉴定专家应从最高法院制作的全国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中选择，或从各上诉法院与总检察长商定提名的名册中选取。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法院才从鉴定人名册外选任专家进行鉴定。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对此，《管理规定》第三条指出为规范人民法院的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拟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由于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懂司法鉴定业务，对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比较熟悉了解，能很好地承担起鉴定人名册的登记工作，因此，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负责管理鉴定人名册是合理的。
三、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的范围
《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为审判和执行工作中的三大类：“鉴定、检测、评估机构。”从目前工作实践看，主要专业项目或门类有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疾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会计、审计、评估、拍卖、产品质量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微量物证鉴定、计算机技术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知识产权鉴定、文物珠宝鉴定、农药种子质量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有更多的专门性问题需要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的项目或门类会更加广泛。
四、对社会鉴定人（法人、自然人）的事前审查制度
鉴定人名册的形成，是在社会各行业对鉴定人资质管理的基础上，采用一整套程序和制度来进行的：
（一）对自愿申请入册的鉴定人进行初审的制度
1.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必须对提出入册申请的鉴定人，对软、硬件情况，以及该鉴定人的社会影响和行业评价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首先，要检查其项目填写是否全面、真实。不全面的，要求必须全面。不真实的必须纠正，故意不真实填写，情节严重的，可以提出口头批评、口头警告、反映到所在单位的管理部门、通报批评、取消登记入册资格等不同层次的处分。同时，还要审查该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在所在行业的影响及社会影响，对专业水平不高、职业信誉不好以及道德操行差的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取消其登记入册资格。
2.必须以择优的原则来确定入册鉴定人候选名单。择优的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列出考核细目，每个细目按最好到最差分别赋予一定的分值（量化），然后测出申请者的总分值，对同一个专业的鉴定人由高到低排序。将排列在前的鉴定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候选人名册。
3.地方人民法院初步登记所形成的鉴定人名册，只是入册鉴定人的候选人名册。这是初审和复审制度在本规定中的应用，这一规定给没有被列入候选鉴定人名册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以申诉或被救济的机会，使上一级人民法院能够对初次登记时有可能出现的审查不全面，或把关不严所导致的不公正情况进行纠正和制约。
（二）对候选人名册进行复审的制度
《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了鉴定人名册的最后形成方式，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地方人民法院初次审查形成的鉴定人候选人名册，必须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复审。上一级人民法院必须对呈报上来的鉴定人候选人逐一审查，看是否有审查遗漏的情况或审查不公的情况，同时注意社会鉴定人对初审的反映，对不应当列入名册的，必须清除；对应当列入而没有列入的应当列入，以充分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第二层意思是所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鉴定人名册都必须汇总到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后，形成全国的各级各类鉴定人名册，以有利于鉴定人名册的统一管理和鉴定人资源的共享。
（三）对正式鉴定人名册进行公示的制度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并汇总后形成的鉴定人名册，将以公告的方式在人民法院报上公示全国，一方面可以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对入册鉴定人的反映，增加鉴定人名册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的权威性。
由于这些制度用于正式委托前对鉴定人的审查，因此叫事前审查制度。
《管理规定》的内容及理解
一、对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入册登记
《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对此进行了规范。
（一）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入册申请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根据本辖区法院司法鉴定需求情况，确立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范围，提出社会鉴定机构或鉴定人登记入册的条件要求，并公示于众，让有意愿的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指定的时间内，到人民法院领取全国统一印制的《入册申请书》。按照表格细目的要求，实事求是地逐项填写。然后，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交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
（二）对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入册条件要求
1.对社会鉴定机构的要求
（1）社会鉴定机构是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设立的行业鉴定、检测、评估机构（简称社会鉴定机构）。
（2）社会鉴定机构的条件：在起草《管理规定》时，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差别很大，难以对社会鉴定机构在资产条件和鉴定人员条件方面作出统一要求，故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社会鉴定机构的入册标准可参照：①有5名以上取得行业鉴定人资格或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员，其中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不少于3名；②有自己的名称、场所和章程；③有与所开展的司法鉴定业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④有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的注册资产。
2.对社会鉴定人的要求
（1）鉴定人是具有专门性知识，被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指聘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人。鉴定人与技术顾问有本质的区别，技术顾问是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聘请为审查评断案件中的某些技术性证据、指导或参与某些技术证据的法庭辩论活动的技术专家。如美国辛普森杀人案被告方聘请法庭科学家李昌钰博士作为技术顾问，在法庭上就有关技术性证据进行辩论。
（2）鉴定人入册条件。目前，我国司法鉴定方面的权威学者大都认为，鉴定人必须具备所从事行业执业资格、必须具有所从事行业的高级职称，或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专门从事社会行业鉴定工作5年以上。同时，对部分知名学者、权威专家，即使没有申请行业资格，也可认为其具备鉴定人条件，准许申请入册。
二、对入册鉴定人的年检
《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了对入册鉴定人的年检，这是对鉴定人名册的动态管理制度。鉴定人取得入册资格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考虑到在一定时间内，人民法院的鉴定业务可能有所变化，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重心需要调整；同时，有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已被注销入册资格，有的未入册的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已达到甚至超过入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条件，为鼓励先进，惩罚落后，必须淘汰后进，使用先进，有必要重新调整鉴定人名册；还有，年检制度在鉴定人名册制度上的有效应用，有利于人民法院定期监督鉴定人的变更情况，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前对可能影响委托鉴定的情况进行判断、处理，不至于出现委托失误甚至委托错误的情况。年检时，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把鉴定人接受了多少委托、是否有鉴定失误、是否受到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的警告等处分，作为重要的年检考核指标。
三、对外委托鉴定人的确立
《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了确定对外委托鉴定人的两种情况。
1.双方当事人确定一致的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对需要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在接受法官或合议庭委托以后，可组织双方当事人，首先在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上选择司法鉴定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向双方当事人详细介绍鉴定人名册的权威性，以及名册上的入册鉴定人的情况（事先备好鉴定人情况资料），使当事人能充分信任并优先选择名册上的鉴定人。一般情况下，应当要求选择的范围在鉴定人名册内，如双方当事人不能在鉴定人名册上选定鉴定人，可以在名册之外选择鉴定人，但所选鉴定人必须具有所从事行业的资质（知名学者、权威专家可例外）。
2.双方当事人确定不一致的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双方当事人对委托鉴定人确定不一致时，或刑事诉讼中需要对外委托的鉴定人时，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可以以随机的方式确定对外委托的鉴定人。随机方式确定鉴定人的范围，也应当以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上的鉴定人为优先选择对象。凡是所需要的鉴定项目在名册上能够找到的，原则上不在名册之外去寻找。随机确定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计算机点击法、选号法等。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双方共同确定的或是随机方式确定的，都应当要求双方当事人签名备案。以防止鉴定结论出来以后，鉴定结论可能不利于当事人中的某一方，而出现扯皮的情况。
四、关于鉴定人名册的补充
《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名册外选择鉴定人和补充鉴定人名册的情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由于司法鉴定的范围十分广泛，鉴定人名册不可能包罗万象，当司法鉴定所涉及的专业未纳入名册时，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可以从社会相关专业中，择优选定受委托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二是吸收对被选定的鉴定人进入鉴定人名册，必须严格按照审批程序进行。
五、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监督、组织、协调司法鉴定问题
（一）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派人协调、监督司法鉴定的依据
鉴定结论对法官的判决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虽然鉴定的错误不一定必然引起司法错误即判决的错误，但许多判决的错误都是源于鉴定的错误。因此，法院鉴定机构对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活动的协调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强化法院鉴定机构对鉴定活动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及时解决鉴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可以有效监督鉴定活动依法进行。大陆法系国家都有法院监督司法鉴定的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第2款规定：“鉴定专家在预审法官或者指定进行鉴定的辖区领导指定的法官的监督下进行鉴定。”
我国已经加入WTO，在各项法律制度都在适应WTO规则并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司法鉴定制度特别是司法鉴定的对外委托制度，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建立起协调、监督司法鉴定的机制。
（二）关于“主动了解鉴定的情况”
《管理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鉴定机构派专人负责协调，主动了解鉴定的有关情况。人民法院鉴定机构派专人仅仅负责协调鉴定人与鉴定人、鉴定人与法官、鉴定人与当事人的关系，为鉴定人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提供良好的独立作出鉴定结论的条件；同时监督其有可能鉴定失误甚至鉴定错误的情况。因此，这种参与不仅没有影响鉴定人依法应当享有的鉴定人权利，特别是依法独立作出鉴定结论的权利，反而有助于鉴定人充分地享有其应当享有的权利。
人民法院派专人负责协调，主动了解鉴定的有关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司法鉴定的准备情况
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准备情况进行了解，包括鉴定方案情况、鉴定人情况、仪器设备情况。
2.关于鉴定的进展情况
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进行情况进行了解，包括鉴定方案执行情况、鉴定人到位情况、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对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出现的鉴定困难而导致鉴定停滞，必须高度重视，尽可能为鉴定人提供方便，排除困难，使鉴定人能顺利完成鉴定任务。
六、协调鉴定人做好出庭工作
《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协调鉴定人做好出庭工作”。过去鉴定人出庭率不到10％，严重影响法庭的质证和对鉴定结论的采信。据此规定，人民法院鉴定机构应当协调、督促鉴定人做好出庭工作。对无故不出庭的鉴定人，可以取消其入册资格。
七、鉴定人的违约责任
二、请贵院到汉寿县聂家桥乡找当时的乡长刘娜（现今书记）等提取证据。因为2019年7月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具拘留证，后又收回去了，刘娜等乡领导正好在场（国保大队）。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19年7月30日（或31日）县公安局已出具过拘留证这一事实，从而得出2019年11月21日再就7月30日前的事作为依据，县公安局再次拘留我不合法这一结论，好请贵院依法撤销拘留证。
由于当天，县公安局干警违法把拘留证收回去了，故我手上没有拘留证了，再由于国保大队和聂家桥乡我无法找他们出示证据，只好请贵院提取了。
附上2019年9月5日15点54分汉寿县公安局在常德论谈上发的曾拘留我后暂缓执行的帖子。用以辅证11年7月底县公安局拘留我的事实。请贵院在常德论谈上认真查查，核实一下。如凭此辅证贵院能认定7月30日或31日出具过拘留书这一事实，那么正文的一、二点提取也就免了。
三、请贵院找县公安局干警刘文利、梅其君、徐电明、周显勇提取证据。证明：1、只有刘文利一人询问过我，梅其君、徐电明、周显勇从来没有询问过我；2、刘文利11年10月26日、11年11月21日询问我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3、刘文利11月21日拘留书和处罚告知书是同时给我的，且拘留我时申辩和陈述，只是象征性的要我写了几句话，没有让我写完，要我到拘留所去写，11月21日送我去拘留所途中没有梅其君，却有刘文利在拘留执行回执中代梅其君签的假名；4、询问笔录，拘留执行回执，处罚告知书中，梅其君有几份签名都是刘文利作假代签的，只有处罚告知书中梅其君的签名是梅其君后来赶过来他本人签的。
此三中提取的证据用以证明县公安局拘留我程序违法（县公安局1人询问我，拒绝我的申辩和陈述等），好请贵院撤销拘留证。因为证据我提取不了，只好请贵院提取了。
四、请贵院行政合议庭认真鉴别县公安局答辩材料中刘文利代梅其君签字的字样，来和梅其君本人签名的字样比较一下（因为这个签名案卷中太容易看出来是假的了）。刘文利作假代梅其君签名时，刘文利和梅其君二个名字字样完全一样，而梅其君本人后来赶过来在处罚告知书中的签名完全不同形态。且利文利把梅其君的君字都写错了。
如合议庭不认为是刘文利作假代签，我请贵院提出司法鉴定，请求鉴定案卷中梅其君的几处签名不是同一个人所签，而是刘文利代签作的假。
当然如贵院仅依据其它方面（如汉寿县公安局无管辖权，如我进京上访实体实质不应拘留），就能撤销县公安局的拘留证书，那么本申请书相信贵院不会考虑，免得浪费国家司法资源。
此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权、人身权的维护意识愈加强烈，新的诊疗手段的应用，医疗过程中的可诉因素激增。以北京市为例，在2013年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审结的医疗纠纷诉讼中涉及到一级医院有19家，占到2．75％，二级医院共177家，占到25．58％，三级医院为470家，所占比例高达67．92％。这组数据显示，医院的等级越高，医疗纠纷诉讼的发生数量就越多。
1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程序
当前，在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主要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这三个途径是平行并存的可选择途径，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直接选择协商、行政调解或诉讼这三种途径之一，也可以在协商无效、调解无果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没有或不能运用双方协商或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及时提起医疗纠纷诉讼，并全面了解地点和立案过程。第一步要确定到哪个级别的哪个法院。当事人需要依据该地区高级法院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标准来确定哪个级别的法院受理自己的诉讼请求。同时，由于医疗纠纷的错综复杂，当事人还必须分清诉讼的具体案由，才能明确具体的管辖法院。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引起的诉讼，归属合同履行地或被告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受理，以医疗行为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被告经常居住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第二步要选择提讼的案由。医疗纠纷诉讼的原告有两个选择，一是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提讼，这类纠纷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来处理。二是以医疗行为侵权为由提讼，此类纠纷还细分为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和以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在时，因为选择的案由不同，在法律适用、管辖法院、赔偿项目、鉴定种类、赔偿计算方式、赔偿金额等诸多方面都会有较大差别。第三步要提交详尽的材料。在立案时，医疗纠纷诉讼的原告应当提交状的正本一份和副本数份，并在状上亲自按手印或亲笔签字。各方当事人需要提交身份证、户口本等身份证明材料，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要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登记凭证以及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书［3］。此外，当事人还必须提交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医疗纠纷的证据材料，包括急症、门诊、留观室和住院期间的病历，医嘱处方、医疗费收据及明细单、诊断书，还有用于输液、注射的医疗器械，用于治疗的药品，音频、视频等视听证据资料，证人证言、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结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尸检报告等。
2医疗纠纷诉讼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确定管辖法院时要清楚区分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患方及其家人所指向的被告常常是医院、防疫站、制药公司、医用制品公司等法人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单位。假若患方及其家属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就应当到该法人组织的机构所在地或主要营地的法院提讼［4］。例如，张某在长春市绿园区甲医院就诊时，静脉注射了长春高新区乙药材公司生产的氨苄西林后死亡。如果患者家属打算将甲医院和乙药材公司都告上法庭，可以选择这两个法人组织所在地的任何上述案件的管辖权。但是张某的家属切不可同时向两家法院提讼，因为后立案的法院一旦查明该案已经在其他法院立案，就会裁定将该案移送给先立案的法院。这样一来既浪费一笔诉讼费也着实耗时耗力。
2．2提起医疗侵权诉讼时审慎选择更为有利的案由根据2011年新修订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分为医疗事故之诉和医疗损害之诉两类。虽然这两类诉讼都与医疗行为相关，但是医疗事故之诉是因医疗事故而引发的医疗赔偿诉讼，医疗人身损害之诉是由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一是法律适用上的差异。医疗人身损害之诉就其实质而言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应适用《民法通则》审理；对于医疗事故之诉，人民法院会依照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办理。二是鉴定种类的差异。医疗事故之诉需要医患双方或卫生行政部门或人民法院来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显示不构成医疗事故，那么医方就无须赔偿；对于医疗人身损害之诉，一方当事人只需在征得法院同意下便可单方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即使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下，只要证实医方存在医疗行为的过失，患方就能提出赔偿要求。三是赔偿项目与金额上的差异。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残疾生活补助费、丧葬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误工费、残疾人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住宿费等11项［5］。医疗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共13项，除去上述项目外还多出营养费和死亡赔偿金两项。不仅如此，两类赔偿在计算系数和方式上也有差异。例如：河北望亭乡居民李某因被诊断为喉部付节瘤，在天津河西区某医院实施手术。在术后化疗中，李某突然出现休克，抢救无效后死亡。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受理，李某家属最多能得到8万元赔偿，如果按医疗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李某家属可获得20万元赔偿。
2．3明智选取民事诉讼调解的结案方式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是指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并达成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致协议，经法院认可后，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6］。与审判相比，民事诉讼调解具有显而易见的司法救济价值，可以使患者及其家属及时得到有效赔偿，减少解决争议的费用支出，缓解漫长审判的精神压力，降低诉讼的风险；还能让医方以较少的成本化解医患矛盾，尽快消除医疗纠纷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医疗机构的公信度和社会口碑。另外，调解协议对诉讼双方都有较强的法律效力，能够促成医疗纠纷的彻底解决。民事诉讼调解虽是解决医疗纠纷诉讼的上策，但在司法实践中也要讲求诉讼策略。民事诉讼调解适用的情形是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事实认定清楚，对争议的性质基本能够接受，彼此积怨不深且能互谅互让，同时可能支付的赔偿金额较高。例如：2013年2月江苏的程先生因带状疱疹来到上海某医院住院治疗，院方在明知程先生患有高血压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神经阻滞治疗，治疗中程先生出现心脏骤停，虽然经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但继而出现胡言乱语、发呆发愣等精神症状。程先生的家人向医院提出赔偿要求，但双方协商无果，于是其家属便委托上海杰恒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向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人身损害赔偿诉讼［7］。庭审期间，程先生经过治疗调养后症状好转，因此刘律师建议程先生家属不做司法鉴定，申请法院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院方一次性赔付给程先生265300元。此案从案发到圆满结案仅仅历时一个多月。
2．4把握住医疗纠纷诉讼胜败的关键证据———病历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病历是判定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断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关键证据。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严格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卫生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应规定书写、保管病历资料，严禁纂改、隐藏、伪造、销毁病历等违法行为，整治涂抹、缺项、记录不及时、字迹潦草等不规范行为。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方应当告知患方有封存和复印病历资料的权利。立案后，医方有向法院提交全套病历资料的义务，如果医方推诿或拒绝提供病历，患方可向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强制调取。患者本人、其近亲属或委托人都有权利封存、复印客观性病历资料。患方在复印或封存病历资料时要及时、全面、仔细、严谨，切记仅能复印客观性病历，但可以将主观病历和客观病历全部一并封存。在封存主观病历时，患方要心细勤快，最好能把病历的主要内容和页数铭记心中，病历装袋密封后要在档案袋接缝处亲自盖章、签字，并当场拍照留底。此外，为了确保病历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要求病历的封存和启封医患双方当事人都必须同时在场。
作者：艾红梅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思政部
意外险由于保险期间较短，交费相对低廉，且保障较高，备受社会青睐。但在实践中，什么情况下才能理赔，往往会引起一些争议。
新闻故事
焦作市民张富（化名）年过四十，一直过着单身生活。1999年7月，张富的表弟张丰（化名）在保险公司为其投保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由于同一原因导致的死亡，保险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保险合同中，受益人为张丰。保险期间为一年，交费金额为100元，保险金额5.3万元，其中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5万元，即因意外所致的伤残或身故的最高给付金额为5万元，意外伤害医疗的保险金额为3000元。
然而，投保不久，张富摔了一跤，后死亡。张富的情况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需要理赔的情况，受益人与保险公司意见不同，为此，双方不得不借助于法律手段。
是意外死亡还是病故？
1999年12月，保险公司接到了张丰的报案称，被保险人张富于几日前因“意外”摔伤身故，但报案时张富已土葬。随后，张丰向保险公司提交了户籍注销证明及乡卫生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向保险公司提出了5万元身故保险金的申请。
保险公司接案后，对张富摔伤事故的原因及性质进行了调查，发现张富多年来一直未婚，单身居住，家中经济条件困窘，平素体质较差。1999年9月，张富曾因“急性脑出血、脑积水”等病入院治疗，后因经济所迫，只住了几天便回家休养，对于这次住院治疗的情况，受益人张丰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只字未提。
保险公司还查明，12月2日，张富的邻居发现张富倒在家门口，急向其表弟张丰报信，随即乡卫生院的医生也赶来抢救，但因张富呼吸、心跳已停止多时，医生未能挽回其生命。至于张富因为什么倒在家门口，并没有人知道。而乡卫生院医生出具的证明是“呼吸、心跳骤停（意外滑倒引起）”。对此，保险公司向有关医生求证后，医生再次出具了证据证明“意外滑倒引起”系应患者家属要求所写的。而张丰也没有拿出其他合适的证据，来证明张富是因“意外摔倒”所致死亡。
2000年4月，保险公司以受益人无法提供足以证明张富意外伤害身故的证据为由，对张丰的理赔申请拒付。
理赔遭到拒付后，受益人张丰对保险公司的拒付理由持不同的意见，并搜集新的证明材料，提交给保险公司。新的证明材料是张家邻居作出的被保险人张富摔倒身故的证明。
对此，保险公司请律师对该案及新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核。律师从法律角度对张富死亡一案进行了重新审核，仍提出了无法证实其意外身故的法律意见。
争执不下诉至法院
2001年底，张丰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条款，支付身故保险金5万元。2002年初，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此案。
张丰诉称，1999年9月被保险人张富行走时因路滑被摔倒，当场不省人事。后被在场的邻居背回家中，经医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脑出血。三日后，张富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出院，12月2日医治无效死亡。作为受益人，张丰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982元，身故保险金5万元，并提交了保险合同、死亡证明、住院病历首页（9月份因脑出血住院）、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卫生院证明、证人证言等相关资料。
由于原告张丰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称张富是在1999年12月份摔倒的，当月身故。而其起诉时，又称张富是在1999年9月份摔倒，12月份医治无效身故。为此，保险公司认为，原告起诉时所述的事故原因与其申请理赔时的叙述出入较大。
保险公司也向法庭提供了自己的证据：保险合同条款、原告张丰自己所写的申请书、三份情况说明、1999年9月张富住院病历及乡卫生院医生所提供一份证明。
保险公司认为，本案被保险人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所致，而是疾病引起的死亡，不属于原、被告之间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故被告不应承担赔付原告保险金的义务。
缺乏证据原告败诉
诉讼中，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张富的死亡原因是否属于意外。
为此，保险公司在庭审期间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对被保险人张富1999年9月份的“急性脑出血，脑积水，低血糖”的病情与后来发生的“意外摔倒”之间的关系进行鉴定。
由于鉴定内容特殊，2004年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及相关材料被递交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鉴定，作出结论，认定被保险人张富的“急性脑出血”为高血压致脑血管破裂，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对此鉴定结果，原告张丰、被告保险公司没有异议。
因原告张丰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被保险人张富已死亡，没有证明死亡原因，因此法院只认定了死亡事实。对于张丰提供的张富因意外摔倒导致“昏迷、脑出血”继而死亡的诊断证明书，法院认为，诊断证明书、病历首页和卫生院证明，均是记载他人叙述，并非直接证明，因三份证言无证人出庭作证，这几份证据都不能证明被保险人张富系意外摔伤致死。
2004年9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张富的死亡系意外伤害所致，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告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丰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下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焦克
解析一
选择保险
应注意免责条款
赵璐璐（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近段时间内，交通意外事故接连不断，触目惊心的画面让人们震惊、悲痛的同时，也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保险可以降低或转嫁自身在生存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
短期意外险热销，说明人们的保险意识正在逐渐提高。本案中，张丰为张富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就是一种短期意外险。
所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是一种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以意外伤害事故为保险事件的短期性人身保险。凡年龄在6周岁至65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生活、工作或劳动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此种保险。投保后，如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并在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同一原因死亡（伤残）的，保险公司应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死亡（残疾）保险金，并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公司还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按比例支付保险金。
选择这种保险，首先应当清楚“意外伤害”的含义。所谓“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因而在此种保险中，如果是因被保险人疾病等原因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残疾或支付医疗费用的，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这一点需要提醒大家，选择保险时，应仔细阅读保险合同，了解保险所具有的功能，注意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为自己选择较充分、可靠的保险作为风险保障。
解析二
申请理赔
应履行好举证义务
赵璐璐：本案核心问题在于，张丰未能履行好自己的举证义务，使得法院无法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中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原告对自己主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时出示了有效证据进行证明，法院才有可能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如果不能提交有效证据，人民法院将因“举证不能”对你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涉及的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由于同一原因导致的死亡”，保险公司予以相应理赔。根据合同约定及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理赔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确实是由于遭受了意外伤害而直接导致了伤亡。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张丰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被保险人已死亡，并没有举出有效的直接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张富的死亡是由于意外跌倒所造成的。同时，原告张丰提交的间接证据又因为违反法律规定的举证形式和程序，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被告保险公司在原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鉴定，并通过司法鉴定程序查明被保险人张富住院是因“高血压致脑血管破裂”，这也就证明了被保险人张富是因疾病导致死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丰作为受益人要求保险公司理赔，显然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内容提要: 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申请证据保全与申请取证存在本质差异。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可以制衡追诉方取证过程中的随意性，避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关键证据在以后难以取得，又能使无罪的被追诉者尽快摆脱涉讼之苦。同时，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有助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该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明确规定决定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机关、保全申请权的主体、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以及申请权的救济。
二、域外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之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上述诸多价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但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涉及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条款，有鉴于此，下文拟对域外法制进行考察，以利于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特殊情况，从司法利益考虑，一方当事人预备提供的证人证词需要先行采证并保存至审判中使用时，法院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申请和对有关当事人的通知，命令对此类证人的证词采证”、“反对保全证词、证据或其中某一部分，应当在证据被保全时提出异议并阐明理由”、“本条规则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后保全证据，无论是采用口头或书面询问方式，以及使用该被保全的证据”。[1]对于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d）项要求按照民事诉讼中实施证据保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采证应当以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方式进行并保存……（2）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范围和方式应和审判时的要求相同。”[2]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制度的操作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在审判之前，当事人双方可以不附带任何理由，要求传唤包括对方当事人在内的任何相关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场所接受询问。证人必须宣誓后，才可以接受传唤一方的询问，对方当事人可以针对询问内容提出异议。整个采证过程应该通过速记记载下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对采证过程进行录像。”[3]
通过证据保全获取和固定的证据，其效力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实施证据保全时，被告人有权在场，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羁押官员应当交出被告人，以保障被告人的在场权。实施证据保全时，直接询问与反询问的范围与方式与庭审程序一致。另外，被告人可以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被保全的证据。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申请证据保全权，美国的一些州通过判例明确规定，如果追诉方在执行法庭的证据保全令状时存在偏差，法庭可以对其进行惩罚。如新墨西哥、缅因、内布拉斯加等州即有此类规定。[4]另外，法庭还可以从被告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追诉机关作出一个附加的惩罚决定，直接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5]对于被保全证据的保管，鉴于联邦法院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则，每个司法区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6]通常情况下，各个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证据管理政策，设置了证据监管人，专门负责管理被保全的证据。[7]
德国和瑞典也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明确规定：“（一）被法官讯问时，被指控人申请收集对他有利的一定证据，如果证据有丢失之虞，或者收集证据能使被指控人得以释放的，法官应当收集他认为重要的证据。（二）如果应在其他辖区内收集证据，法官可以嘱托该辖区法官收集。”[8]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相类似，《瑞典诉讼法典》也赋予了被追诉人证据保全的权利，该法典第41章对证据保全制度作了专门性规定：“诉讼中涉及对于某人之法定权利极为重要之事实的证据有灭失或难以收集之风险，且未对该未决权利进行任何审理的，地区法院可以询问证人、专家意见、勘验或书证等形式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任何人（包括被追诉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说明想通过该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该证据的性质、申请者提出收集该证据的根据，可能的情形下，应说明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人。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产生的费用应由申请人支付。法定权利与该次取证有关的其他人被通知到庭且参与了取证的，申请人应向其支付法庭认为数额合理的必要的差旅费、生活费和时间耗费补助。”[9]
日本和意大利为了适应对抗制改革的需要，均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证据保全制度，以增强被追诉人的取证手段和防御能力。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以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前为限，可以请求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处分。受到前项请求的法官，对于该项处分，有与法院或者审判长同等的权限。”[10]将证据保全制度规定下来，是日本“现行诉讼法中才设立的制度”。[1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增设证据保全制度旨在增强控辩之间的对抗性。虽然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申请人的救济途径，但是判例对此作了较为宽松的解释：“如果将询问证人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提出而被驳回时，由于该驳回裁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关于扣押裁判’，故对此允许提出例外的准抗告申请。”[12]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扣押裁判”范围的理解，包含了一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有关的诉讼行为，因此，在日本，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通过准抗告程序获得救济。与日本的刑事诉讼立法相似，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附带证明”程序（证据保全制度），专门用一章13个条文对“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申请、法官对申请的决定、实施保全的程序以及所固定的证据的效力等作出了严密周详的规定。具体而言，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包括：证人确有理由认为将会因疾病或者其他重大原因而不能在法庭审理时接受询问；有理由认为将出现以暴力威胁或者许诺给予钱款等好处的方式使证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者作伪证；与向公诉人作出前后不一致陈述的证人进行对质；需要进行鉴定或司法实验的人、物或者地点，有证据证明其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辨认程序不能推迟到法庭审理时进行；如果在法庭审理时进行鉴定，会导致庭审过程延缓60日以上。申请附带证明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包括：申请人必须提供要求采取附带证明的理由与证据、进行附带证明程序的对象、为了实施附带证明程序必须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理由，等等。对于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前程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明确规定：法官应该审查附带证明申请，确定庭审日期、地点，并送达被调查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至于法官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审程序，从该法第401条的内容来看，本质上就是一次完整的庭审程序，控辩双方必须展开辩论和质证。[13]
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这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下文将详细介绍其立法背景及内容。与日本和意大利相似，2003年之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追诉方证据调查申请权，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申请侦查机关作出“为有利于己之必要处分”（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2项），侦查机关在讯问被告人时，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也负有应先告知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95条、第100—2条），但是，上述条款只是表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据调查申请，并没有赋予被告人实质性的救济条款。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被告人借助调查申请权收集到于己有利证据的案例，被告人的证据调查申请权明显“遭受漠视”。[14]基于上述原因，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专门在第12章“证据”中增设了第五节，确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其内容有：第219条之一（证据保全之声请）、第219条之二（声请证据保全之裁定）、第219条之三（声请证据保全之期日）、第219条之五（声请保全证据书状）、第219条之六（犯罪嫌疑人于实施保全证据时之在场权）、第219条之七（保全证据之保管机关）、第219条之八（证据保全之准用规定）。具体内容是：在侦查阶段，对于证据有湮灭、伪造、变造、隐匿或者碍难取得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检察官采取搜索、扣押、鉴定、勘验、讯问证人或其他必要保全的处分措施；除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应予驳回外，检察官应该在5日内实施保全措施；检察官驳回申请或者没有在5日内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除申请属于法律上不准许或者无理由的情形外，法院都应该作出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即使证据保全申请不符合法律程序上的规定，法院也应该通知申请人补正以后再作出批准保全申请的裁定。[15]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弥补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缺陷，使得“检察官不能如过去般地默不作声，而必须有所回应（此处，或许是新‘修法’关于证据保全最有意义的地方）。”[16]从立法意图上看，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实质上是进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改革的一个体现。因为证据保全制度意味着提升了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权、防御权和决定权，被告人在行使证据保全申请权时，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一直以来以检察官为中心的侦查程序，使侦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于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传统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在侦查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证据保全制度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诸多价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条文来看，虽然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规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不同。首先，虽然将证据保全申请权作为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并单独立法，但是，在证据保全申请主体的限定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将申请主体界定为“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4款将申请主体规定为被告人、辩护人、自诉人和检察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以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则将证据保全申请主体扩大到诉讼双方当事人。其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对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设置了专门的程序，都必须经过类似于庭审的辩论和质证程序，只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要求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采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对申请证据保全的期日、批准主体、犯罪嫌疑人在场权，甚至书状的具体表述事项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再次，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机关规定为法院。当然，这种立法例是在裁判法官和令状法官有着成熟区分制度的前提下才予以确立的。最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置了对证据保全申请进行救济的程序。证据保全申请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故此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申请人可以提出程序救济，并且会引发相关的程序性制裁。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美国某些州就明确规定有惩罚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一规定，保全申请被检察官驳回的，可以向法官申请救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具体设计与一国或一地区的诉讼目的、诉讼结构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在借鉴域外立法以建构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三、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申请取证制度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根本差异，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缺失既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弊端，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为证据保全申请的批准机关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除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1款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公诉人和被调查人可以要求法官采用附带证明的方式进行以下活动……”；[17]《瑞典诉讼法典》第41章第2条也规定：“任何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18]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19]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20]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21]均采取了与意大利和瑞典相同的立法例，规定只有法院才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国内有些学者也主张将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22]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法院居中裁判的司法令状主义并没有确立，检察机关既是国家追诉机关，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实施一切强制手段的批准或者决定权。同时，从刑事诉讼制度层面以及侦查策略来看，也宜将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检察院。分述如下：
首先，将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给法院，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不一致。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本质上是由国家专门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固定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证据保全也是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因此，与常规的取证手段一样，证据保全措施也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诉讼手段，实施证据保全措施往往会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造成侵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侦查和公诉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大多对追诉程序采取诉讼化构造，由法院通过签发令状的方式进行居中监督和制约。“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来看，只要是涉及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剥夺或限制，司法机关原则上都有权介入。”[23]具体而言，在奉行司法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和扣押这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必须由法院统一签发令状。因此，在西方法治国家，将是否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权交由法院，是与其刑事司法体制相吻合的。但是，目前在我国，除逮捕这一严重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的侦查措施，无论是对人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还是对物的搜查、扣押、冻结和查封等，都由侦查机关内部自行审批。因此，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势必会颠覆现有的侦查措施审批体系，给其他侦查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法院对承担主要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并没有具体的监督与制约手段。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行使公诉职能的唯一主体，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客观性义务。虽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与客观性义务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公诉职能的发挥，但是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诸多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与侦查活动的权力及措施，因此，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来看，由检察机关而不是法院统一行使证据保全决定权更为适宜。
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层面而言，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申请证据保全，如果将决定权授予法院，意味着法院必须了解基本案情，以判断有无进行证据保全的必要。而要了解基本案情，法院必须查阅侦查卷宗。从现行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公安机关应该将卷宗移送给法院。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6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7条也要求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说，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只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即可。如果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法院，则意味着必须完全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明确规定法院审查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公安机关必须将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到法院。显然，这种做法在制度层面上存在障碍。
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权力交给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的双重身份相吻合。人民检察院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是国家专门的追诉机关。基于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检察院可以主动地介入案件的侦查过程，特别是一些较为复杂和重大的刑事案件。对此，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也应该主动通知人民检察院，参加讨论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检察机关，就不会出现由法院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所面临的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
（二）申请证据保全的主体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相比，笔者认为，除辩护律师当然享有证据保全申请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属于证据保全申请权的主体。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证据保全时，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分述如下：
首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保全申请权既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通例，也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明显弱势的诉讼地位，在收集和固定证明自己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方面更是如此。如果仅仅赋予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权，难以切实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而自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16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侦查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比率仅仅为12％。[24]在上述有律师参与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的比例仅为23．5％。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时不给出任何理由。[25]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也取消了一些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性条款，但是，毫无疑问，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和会见辩护律师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观，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是必要的。
其次，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既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必需的权利，也可以改变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现状。我国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均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这种增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和结果的影响的做法，既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趋势相一致。[26]因为自1970年以后，“各国越来越注意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得到加强，被害人当事人化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27]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立法上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诉讼人代为调查取证，并出庭参与诉讼；同时，1998年4月25日司法部颁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140条明确规定：“意见与公诉意见不一致的，律师应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出发，独立发表意见，并可与公诉人展开辩论。”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赋予其切实有效地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但庭审过程中律师在与公诉人意见不一致时难以展开辩论，而且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收集和固定证据的现象都较为少见。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乏证据保全申请权。围绕黄静是否生前遭受，警方先后组织了四次结论不一致的尸检。2004年3月底，当司法部法医鉴定中心的专家准备做第五次司法鉴定时，却发现黄静尸体的器官标本被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送到医院锅炉房火化了。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可能沾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套被害人内衣裤也丢失了。更为荒唐的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证明被害人黄静是否有心脏病史的体检表也从档案中消失了。如果立法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该案显然不会成为死案而无法侦破。针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失申请证据保全权等诸多权利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盲目地为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而将其列为纸上的当事人，又不赋予其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权，只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混乱。”[28]如果考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赋予被害人证据保全申请权也是有立法先例的。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4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附带证明的申请权：“1．被害人可以要求公诉人倡议进行附带证明。2．如果公诉人不接受此要求，他宣告附理由的命令并将该命令向被害人送达。”[29]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立法上应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证据保全申请权。
再次，如果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民事诉讼法第74条赋予了民事诉讼原、被告证据保全申请权，同时，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也应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确立证据保全制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申请证据保全时，很难获得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这实质上侵犯了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三）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
申请保全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相关性和紧迫性。相关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该证据对证明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是不可或缺的。紧迫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具体而言，对于物证或书证，主要是指该证据可能存在灭失、散落、隐匿、被篡改等情形；对于证人，则主要是指该证人因年事已高、病重等因素可能死亡或即将移居国外；证人可能变更证词也是请求保全的一种理由，但诸如因时间间隔太长，证人的记忆可能淡薄等一般性原因则不构成申请保全证据的理由；对于勘验，主要是指存在难以保存原样的情形；对于鉴定，则主要指物证或书证存在灭失、毁损的可能性。不过，如果物证或书证存在仅依靠扣押、勘验尚不足以充分保全其证据能力等特殊情况，也可以作为预先鉴定的理由。申请证据保全的理由只需简单说明并予以佐证，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证明，只要检察官能够形成大致的心证即可。
申请人请求证据保全应当向检察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载以下事项：案情摘要、应保全的证据及其所在地点、证人的姓名和住址、证据保全的方法、拟保全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保全证据的理由等。
（四）申请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对于符合申请条件且情况紧急的，应该立即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于案情相对复杂，检察院难以立即判断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必须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不符合证据保全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有碍侦查的情形除外）；对于检察院作出的不予批准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影响决定的效力。
检察院在审查申请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并作出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检察院应该查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了解基本案情。人民检察院在接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应该通知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并与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在了解基本案情以及侦查进展与策略后才能作出决定，而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直觉或办案经验进行判断。第二，检察院在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适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具备相关性与紧迫性，检察院承办人员的心证程度只需达到盖然性标准即可，即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保全的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较大，无须达到提起公诉甚至是法院定罪的标准。第三，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检察院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应该附带理由。前文已经指出，申请证据保全制度与申请取证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必须对申请者有所回应；同时，如果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申请者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途径进行救济。救济性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知悉权利被侵犯的理由。因此，通常情况下，如果检察院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应该附带理由。
（五）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
前文已经指出，被保全的证据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无须出庭，该证言即可采信，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收集和固定被保全的证据时，应该采取更为严密和规范的程序。具体而言，对书证，要尽可能提取原件，提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取复制品，但必须附卷照片、副本、节录本等以备查；对物证，可通过勘验笔录、拍照、录像、绘图、复制模型或者保持原物的方法保全；对视听资料，可通过录像、录音磁带反映出现的形象或音响，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加以保存；对证人证言，在采用证人笔录的方式加以保全时，必须力求准确、可靠，保持其原稿和原意，笔录经本人核对盖章后，正式附卷加以保存，不得损坏或未经批注而销毁。针对年迈、重病、有死亡可能的证人，或者即将出国的证人，必须立即取证，以免贻误时机。对于需要通过一些专门性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保全的，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或者鉴定机构代为行使；对于已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由检察机关保存，并随着程序的逐渐推进与案卷一并移送。
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由于通过保全措施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的效力优于常规手段获取的证据，专门机关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必须通知申请人到场。对此，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充分意识到申请权人的在场权对实施证据保全的重要性，故在其刑事诉讼法第219－6条规定：“告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辩护人或人于侦查中，除有妨害证据保全之虞者外，对于其申请保全之证据，得于实施保全证据时在场。保全证据之日、时及处所，应通知前项在场之人。但有紧迫情形致不能及时通知，或犯罪嫌疑人、被告受拘禁中者，不在此限。”[30]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明确规定，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
（六）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救济权
对于专门机关侵犯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权利，当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多规定了申请人的救济权及途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如果专门机关毁灭证据或者不予保全证据存在“恶意”（bad faith），那么就属于违反宪法上正当程序权利的行为。[31]美国有11个州的立法明确规定，如果证据被“恶意”毁灭或者没有被保全，法庭可以采取刑罚方法并对申请人实施适当的补偿。[32]另外，前文已经指出，在美国的有些州，对于法院的证据保全命令，如果追诉机关执行不力，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惩戒，并代表被追诉者的利益，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
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应该赋予证据保全申请人救济权。通常申请保全的证据既存在可能灭失或者在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同时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证据保全申请权人的权利遭到侵犯，检察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却没有采取的，立法上就应该赋予申请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及途径。具体而言，如果检察院应当保全证据而没有保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时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的，法院可以作出对控诉不利的推论。所谓不利的推论，是指法院可以减损控诉方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并作出与公诉人控诉事项相反的结论。如果被害人的证据保全申请权受到侵犯，庭审过程中法院可以作出支持被害人控诉犯罪的主张，在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法院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害人物质补偿权的判决。
注释:
[1]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以下。
[2]同上书，第53页。
[3]yale kamisar，wayne r．lafave，jerold h．israel and nancy king，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west group，9th ed．，1999，pp．1209－1210．
[4]me．rev．stat．ann．tit．15§2138（2）（2004）．
[5]e．g．，n．m．stat．ann．§31－1a－2（f）（2005）．
[6]see kreimer ＆rudovsky，double helix，double bind，factual innocence and post conviction dna testing，151u．pa．l．rev．547，554（2002）．
[7]see edward connors et al．，convicted by juries，exonerated by science：case studies in the use of dna evidence toestablish innocence after trial，19u．s．dep’t of justice（1996）．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9] 《瑞典诉讼法典》，刘为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以下。
[10]《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2]［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2页以下。
[13] 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14]参见杨云骅：《侦查程序中证据保全制度之检讨》，《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6卷第2期。
[15]我国台湾地区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可参见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act／act＿other＿tw＿display．asp？channelid＋1040000＆keyword＝＆rid＝560，2012年3月15日访问。
[16]许泽天编著：《刑事诉讼法论》，台湾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17]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40页。
[18]前引[9]，《瑞典诉讼法典》，第81页。
[19]参见前引[10]，《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页。
[20]参见前引[1]，《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52页以下。
[21]参见前引[8]，《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3页。
[22]参见韩旭：《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9期。
[23]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24]参见余澳：《关于我国刑事拘留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5] 参见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6]当然，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该适度。参见张泽涛：《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7]王若阳：《刑事被害人制度比较研究》，《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2期。
[28]胡铭：《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29]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41页。
[30]前引[16]，许泽天编著书，第12页。
【关键词】病案；复印；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12-0553-02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完善，以及人们对自身健康和法律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患者、保险和公安等部门来院要求复印住院病历。依据我国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2010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患者和相关单位通过合法的手续，有权复印其病历资料，因此，病案复印已成为信息科病案室的重要工作之一。
为贯彻落实医保政策，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需要我科人员能及时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以满足需求者的要求，发挥医院对外服务重要窗口作用，为留住病源，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对自2009年9月1日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近十年来在复印工作中所遇到新问题和采取的相应对策，以及在今后的病案管理中应加强方面进行探讨。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我院信息科病案室统计报表和（住院病案查阅复印登记本），资料真实可靠。
1.2 方法 通过对有复印登记记载的复印人数和相应的统计报表中出院人数统计，见统计图（一）；并应用统计分析软件PEMS3.1分析得知，卡方值=820.7858，自由度V=7，P
通过自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来从复印住院病历登记本中统计结果来看，2004年有5人来院复印病案资料，其中司法鉴定3例，需要复查疾病1例，公安局办案1例；近八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不断延伸，据统计2011年出院病人中复印人数达857人，复印人数达到2004年的171.4倍，这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55例，占2011年复印病历原因的29.75%；商业保险占其25.67%；办门诊特殊病种占其10.27%，其余祥见统计图（二）。
在这八年中针对住院病人和相关单位对病历复印的需求呈逐年增加趋势，正逐步探索病案管理中如何达到保障医疗安全和需求相协调统一关系。
2 对策
自2002年9月1日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来，标志着病案管理进入新的里程碑；同时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发展，复印病历已成为信息科病案室重要工作之一，有鉴于此，我科采取了以下措施。
2.1 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和职责，制定病历回收登记本，应用软件系统监测出院病人动态，及时复印出院病历。
2.1.1 我院住院病案管理由最初粗放型管理逐步转向精细化管理过程。自2002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卫医发〔2002〕193号《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和2002年9月1日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后，我院组织全院职工相继举办形式多样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习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制定《阿坝州人民关于病历管理的规定》，院领导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不定期到各科检查落实情况，并及时反馈和整改。
2.1.2我科根据管理的需要，对原有的工作制度和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符合“三级”医院管理要求；经常组织科室人员学习《病案管理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使科室员工更加明确工作职责范围，特别是近五年来随着我院管理力度不断加强，医院针对各科制定目标任务，使考核更细化和精确，一旦触犯某要求，严格按照制定的要求执行；根据《四川省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我院制定（出院病历完成时限规定）文件，我科病案管理人员每天在各病区统计入出院病人动态情况下，及时在各科已通过医护质控小组审核签字已登记在‘出院病历登记本’上签收出院病历，认真落实了“双向负责制”；通过中联系统的运营管理系统中医疗动态情况对每天出院病人及出院病历完成时限及时监控，每月末通过中联系统中所导出出院病人信息与我科病案管理人员所登记信息进行核对，一方面及时为需复印病历的人员进行查询，特别是为商业保险公司查阅病员既往史核实保险提供极大的支持；另方面保障入出院动态的准确性，为确保统计数据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3 针对复印病历的需求，对复印登记本在原较粗略的基础上进行添加如病人身份证号、复印目的和被委托人地址和姓名等，患者本人或委托人姓名上需加盖红泥手指印，形成法律依据便于今后查阅。
2.2 不断提高病历书写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和满足复印者的需求
2.2.1 病历是医疗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载了病人住院期间的病情变化及治疗护理的全过程。它充分体现着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和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同时还是临床教学、科研和医院管理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是医疗保险赔偿、疾病和伤残鉴定以及事故处理的重要法律依据；鉴于病案的重要性，我院先后严格执行《四川省病历书写规范》，及2010年版卫生部医政司编撰《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务科和护理部不定期对运行病历和终末病历进行检查，我科针对回收到科室的病历及时按照整理顺序进行装订，并专人对病历的首页和病历的完整性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病历中出现缺失的问题，及时登记在制定的《各科终末病历缺陷登记本》，及时通知住院医师进行补充，并签字确认，同一种问题超出规定的次数后即纳入目标考核任务中，这样既能给出差错医生有改正的机会，也便于病案管理；随着医院领导对病历书写质量工作重视，相继邀请华西医院病案专家为期一周在我院举办形式多样学习活动；每年对新进人员“如何加强病历书写”等内容进行岗前培训；2011年10月份设置病案终末质量检查人员，之后相继成立质控办公室，并有专人负责，同时病案终末质量检查人员与我科人员共同协调工作，质控办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病历评审标准对各科每位医生按一定数量进行随机抽查，并对各科危重、死亡和输血病历作为必查范围，之后按要求每月将质控结果发至质控办负责人审核后在我院内网中公布，经过近一年努力已收到较好的成效。
2.3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发挥“窗口”服务作用
随着社会进步和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病案作为信息资源被社会各界共享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知情权，并充许患者复印相关的病案资料，而我科病案室作为医疗服务重要“窗口”之一，病案管理人员应及时转变服务理念，拓展思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例如对正在书写期限的病历，做好需复印病历人员的解释工作，并主动要求留下联系电话，便于今后病历收回科室后经检查无误后及时通知来院复印；同时把病人需复印病历信息及时反馈给医生，要求尽快完成病历的书写工作；通过中联系统中病案查询和每月对各科完成病案电子监控登记本进行查询后，及时调阅出院病历，并根据复印的目的为其复印相关内容，并在（出院病历复印登记本）上登记，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收取工本费，对需要收据人员开出复印费用通知单到财务科缴纳，对收取的现金专人管理，年终交财务科；为方便公安和保险公司复印病历需要，对其制定复印病历费用登记本，并年终在财务科结账，经过多年摸索，效果明显，未发生一起由于病案管理和服务态度恶劣而引起的纠纷，充分发挥了“窗口”服务作用，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 今后应努力的方面
3.1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医学知识是日新月异的领域，病案工作人员在不断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不断学习《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只有掌握其知识内涵，才能正确的审核病历的完整性，树立学以致用理念；虚心向临床医护人员学习和请教，严格按照卫生部对病案首页中出院诊断和手术操作选择原则进行编码录入，为病案管理和统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要熟悉掌握针对不同复印目的而需要复印的内容，免去复印不需要的内容，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能使病历得到有效充分的利用。
3.2 以《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在临床医护质控小组做好出院病历质控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阿坝州人民医院病案管理规定》和（出院病历十日内归档规定），随时对出院病历完成情况进行跟踪，与临床科主任和医护人员经常保持沟通，以得到医护人员的支持；根据医务科开出“病历查阅复印申请书”中复印目的进行询问，然后根据复印目的对可以复印的内容进行复印，对个别病人不合理的要求，要耐心做解释工作，在得到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复印，因此，需要对医保政策有较透彻理解才能做好此项工作。
3.3 我院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藏族患者占其住院病人80.5%，在积极参加我院对相关科室普及日常藏语的基础上，针对有些患者对医保政策不清楚的情况下出现来回奔波办理复印病历问题，应采取措施制定入院须知发至每位入院患者，使每位患者或家属及时了解医保政策和复印病历流程，以减少病人或家属为复印病历来回奔波时间和精力；我科工作人员在严格执行复印流程的基础上，应更加主动为需求者服务，切实贯彻落实我国医疗保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