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4 01:38:17
关键词：审计价值审计鉴证价值审计保险价值
一、引言
人们最初对审计的需求是始于其鉴证作用的。Chow，Kramer&Wallace(1988)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审计服务需求的动因，审计可以减少成本；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未来前景的信息，如审计师会发表持续经营问题的审计意见，并把有关讨论称之为信号传递假说；为投资者提供某种形式的投资损失补偿，即保险假说。前两种动因便是审计的鉴证作用，其价值表现为鉴证价值；后一种动因便是审计的保险作用，其价值表现为保险价值。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审计鉴证需求和保险需求的动因、审计鉴证作用和保险作用以及审计的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本文审计价值的定义是：投资者对审计前后企业价值评价的差值。
二、审计的鉴证需求
(一)审计需求的信号传递动因 审计需求的信号传递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好消息的信号传递作用：审计质量的高低对股价的影响。由于有了强制审计的规定，人们不能根据有无审计来判断企业质量的高低，这样自愿审计的信息传递动因消失了。但人们可以通过审计师提供的服务质量的高低来判断企业质量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看，审计仍然具有信息传递作用。假如潜在投资者认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较高，那么，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市场，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的股票就能够得到较高的市场定价(Titman&Truman，1986；Datar,Felthman&Hughes，1991)。(2)坏消息的信号传递作用：关于持续经营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表明审计师的持续经营意见具有相当的信息含量(Frost,1994；Chen&Church，1996；Jones，1996)。这些研究的内在结论是审计师关于企业持续经营的专家意见传递信息给资本市场，然后资本市场把这个信号反映到股票价格。然而，这些研究存在缺陷。在美国若审计师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那么投资者在审计失败后可以从审计师那里得到损失补偿；若是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表示了意见，那么投资者将得不到或得到很少的损失补偿；这样，上述研究没有考虑股价中的保险因素的影响。O'Reilly et al.，(2000)控制了保险因素的影响，证实了审计信号传递作用的存在。
(二)审计需求成本动因 审计需求成本动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审计机制是一种降低成本的监督机制。Jensen&Meckling(1976)；Simunic&Stein(1987)；Watts&Zimmerman(1983)和Francis&Wilson(1988)认为，已审计财务报表降低了成本。从而产生对审计鉴证的需求。Dopuch&Simunic(1982)认为，审计是具有成本优势的、有竞争力的减轻冲突的机制。Jensen & Meckling(1976)将成本定义为以下三项的总和：委托人的监督费用(Monitoring Expenditures)、人的担保费用(Bonding Expenditures)以及剩余损失。按照Jensen&Meckling分析，企业契约的委托成本产生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以及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Jensen&Meckling(1976)所界定的所有者是指不占有信息优势的股东；管理者是具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层，同时也是占有信息优势的股东。在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冲突中，所有者的监督费用是指所有者为了使自己对管理者的行为放心，而监督管理者产生的可能支出。就审计机制而言，担保费用就是管理者负担的审计费用。在成本的理论框架中，审计监督推动了所有者――管理者契约安排，从而使所有者能够获得分工(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利益；依据Jensen&Meckling(1976)的观点，审计师在验证信息方面比所有者具有成本优势，由此引发了对审计机制的需求。所有者与债务持有者的冲突是指债权人担心自己的财富被股东侵占。因为管理者直接受雇于股东，所以管理者维护股东的利益，从而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正是由于存在所有者――债务持有者的冲突，所以债务合约设定了很多限制条款。Palmrose(1984)；Eichenseher&Shilds(1986)以及Simunic&Stein(1987)认为长期债务合同引发了对企业高质量审计的需求。(2)成本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经验研究。关于成本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Francis&Wilson(1988)和DeFond(1992)利用管理者持股比例(Managerial Ownership)、奖金计划(Bonus Plans)、股权分散度(DiffusionofOwnership)以及杠杆比率作为冲突程度的替代变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认为的审计质量较高。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趋同。如果管理者持股比例较高，那么管理者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就较小。Simunic&Stein(1987)的研究结果与预期一样；而Eichenseher&Shilds(1986)的研究与预期相反，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越转向审计。理论分析认为，若奖金计划基于会计信息或者企业的股权较分散，那么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冲突较大，从而6P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大。但Palmrose(1984)的经验研究结果却显示奖金计划的类型和股权分散度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Palmrose(1984)；Eichenseher&Shilds(1986)以及Simunic&Stein(1987)等文章中都假设，杠杆比率与选择有正相关关系，然而研究结果各异。Eichenseher&Shilds(1986)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Simunic&Stein(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杠杆比率与选择有负相关关系；Palmrose(1984)的研究结果表明杠杆比率与选择无显著的相关关系。(3)成本与审计收费相关性的经验研究。低成长性企业拥有较高的自由现金流(FCF)意味着该企业管理者存在非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如增加在职消费，操控会计数字等，所以成本高(Jensen，1986；Shleifer&Vishny，1989；Lang et al.，1991；Christie&Zimmerman,1994)；同时，审计师认为该企业固有风险高，要付出更多的审计成本，从而增加该企业的审计收费(Gul&Tsui，1998)。Gul&Tsui(1998)的研究表明在对六
大所审计的低成长性企业中，自由现金流的成本与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相关性。Gul&Tsui(2001)的后续研究认为，在低成长性的企业中，若董事持股比例较低(意味着股权分散，冲突比较强)，那么自由现金流的成本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性较强。
(三)审计信息价值：审计鉴证价值 Dye(1993)认为，审计的价值是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因素价值，即审计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决策效率；二是责任因素价值，即在审计失败的情况下，报表使用者拥有向审计师索偿的权利。Tom Lee(1993)从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探讨了审计的鉴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审计鉴证经济层面的作用。Tom Lee引用Wallace(1987)关于审计经济作用的论述，审计有利于提高企业理易的效率。这个定义与Dye(1993)的审计信息价值的界定大同小异。因此，审计具有信号传递和降低成本两种鉴证作用。具体地说，审计产出(即鉴证信息产品)有信号传递和降低成本的作用；笔者把审计产出的两种作用所产生的价值称之鉴证信息产品价值，简称鉴证价值。本文的鉴证价值便是Dye(1993)所言的信息因素价值；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名称，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在本文中，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替换。另外，本来信号传递意义包含信息价值的信号传递和保险价值的信号传递两种意义；但根据前面分析，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的信号传递意义仅指前者，即信息价值的信号传递。
三、审计保险需求
(一)审计保险价值的涵义 前文论述了Dye(1993)所谓的信息因素的价值，即鉴证价值。现在将重点关注Dye(1993)所说的第二类价值，也就是审计的保险价值。审计服务需求的保险动因(或审计保险价值)来源于审计能给投资者的投资损失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Chow，Kramer&Wallace,1988)。然而，此动因的存在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法律制度允许投资者可以从审计事务所获得一定程度的投资损失赔偿；二是审计事务所和审计师拥有足够的资本补偿投资者的投资损失(O'Reilly et al.,2000)。以前的研究文献一般把这种审计需求理论称之为保险假说(Insurance Hypothesis)(Kellogg,1984；Wallace,1987，O'Reilly et al.，2000)。由于美国满足审计保险价值存在的制度条件――投资者拥有法律上的受偿权利，如果研究者可以证明审计师赔偿能力和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变化能够影响审计价值，笔者得出结论：审计保险价值是存在的。因此，对审计保险价值的研究主要是从两大方面人手的：一方面是审计师赔偿能力的变化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这主要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即是观察审计事务所破产前后的客户市场价值的变化；对比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富的多寡说明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检验不同的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主要方式是研究审计意见的不同导致对企业价值不同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出具非标审计意见(MAO，Modified AuditOpinion)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很少以至于无。
(二)审计师赔偿能力的变化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 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分析：(1)会计师审计事务所破产前后比较分析。Menon&Williams(1994)和Baber,Kumar&Verghese(1995)是较早通过经验研究方法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研究者，他们都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第七大会计师事务所Laventhol&Horwath(以下简称L&H)的破产来观察原L&H客户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他们的研究都表明，由于L&H宣布破产，L&H客户的股票价格都遭受不正常的负回报。Menon&Williams(1994)认为L&H的倒闭使得审计的保险价值消失，进而直接导致其客户的股票价格下跌。然而，Baber,Kumar&Verghese(1995)认为，L&H的倒闭会使投资者怀疑审计师先前审计的质量，而这也可以解释Menon&Williams所发现的股价下跌现象。所以，Baber等人断言L&H的倒闭而导致客户股票下跌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保险价值的消失，而且有另外的可能性――审计的信息价值(或鉴证价值)也降低了。(2)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的财富多寡的比较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sTheory)也是一种审计保险价值理论。Simunic&Stein(1996)认为，由于六大(现为四大)在审计业务中有较多财富，所以承担了更多风险，六大充当了投资者的深口袋。深口袋理论，原指审计师或审计事务所作为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者，投资者可以从审计师那里获得投资损失补偿。后来概念扩大为，审计师(或审计事务所)规模越大或越富有，投资者越有可能获得投资损失的赔偿。在集团诉讼高涨的时期，一些投资者及其律师往往把审计事务所当作保障投资损失赔偿的深口袋。
(三)不同的审计师民事赔偿责任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 其主要体现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比较分析。Johes(1996)发现，审计师对处于财务困境客户的财务报表发表不同的审计意见，会导致不同的市场发应。若是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客户股价上升；若审计师对客户经营的持续性表示了意见，那么客户股价下跌。在此研究中，Johes认为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是，如果审计师对客户的持续经营表示了意见，那么表明审计师以专家身份向投资者传递客户未来前景不妙的信息。所以，投资者调低了企业股票价值评价。但O'Reilly et al.(2000)认为，既然审计师已经在审计报告中提醒投资者对客户的持续经营状况进行关注，当未来客户真有什么不测，审计师就不大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投资者也就很难得到损失补偿。这样，审计保险价值就大为降低了，股价自然下跌了。根据O'Reiuy et al.(2000)的分析，我们很难将审计的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分离，从而单独证明保险价值的存在。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审计保险价值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四)对前述所用研究方法的改进：设计新的研究方法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性 前述的研究都不能直接支持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因此，有些学者改进了经验研究方法，以控制审计信息价值的影响。Willenborg(1999)是通过对IPO公司的发展阶段划分控制审计信息价值(或审计质量、鉴证价值)对发行价的影响。作者把IPO公司分为发展阶段企业(DevelopmentStage Enterprise,DSE)和非发展阶段企业。根据SFAS NO.7的定义，如果一家公司只是致力于开拓新业务，并且它的主营业务还没开始，也没有实质性的收入，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发展阶段企业。对于发展阶段企业，投资者不大关心它现时的财务状况和盈利情况。因为发展阶段企业此时的主营业务与未来不一致，所以不能通过现时的财务信息判断未来。这样，财务信息的审计质量(或鉴证价值)高低对投资者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此时，投资者更关心企业发展计划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更关心在企业经营失败的情况下，能否从审计师那里获得补
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阶段企业的审计价值主要是保险价值。Willenborg(1999)发现，发展阶段企业IPO的低价发行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显著相关。由此，Willenborg(1999)验证了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另外，O'Reilly et al.(2000)改进了Johes(1996)纯粹的档案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排除信息价值的干扰。在实验中，他们提出了三个实验控制条件：投资者可以从审计师那里获得投资损失赔偿；行业专家认为公司是可以持续经营的；审计师发表两种审计意见，一种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另一种是持续经营的审计意见，即认为公司不能持续经营的风险很大。在这种实验控制下，无论审计师的审计意见是什么，投资者都认为企业是持续经营的。所以审计的信息价值完全被剔除在外。然后，他们让财务分析师分别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公司股票估价。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前者的股票评价显著地低于后者。因此，O'Reilly等人的研究直接支持了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
四、影响审计保险价值的因素：法律制度和会计师事务所财富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2-2006年上海、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有重大影响，具有高质量审计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关键词：审计质量 权益资本成本 证券市场
引言
独立审计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外部监督机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信息功能。由于审计的重要性，国内外对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已有丰富的研究。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本质上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的机会成本，是公司融资进行风险项目投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利润率。权益资本由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得，因此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在一定的公司风险状况下，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是公司财务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文献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公司基本财务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近年来，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也受到关注。但是国内对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却研究较少。
文献回顾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DeAngelo（1981）提出了“声誉理论”，认为审计规模会影响审计人员的动机，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事务所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审计质量。Dye（1993）提出了“深口袋理论”，认为大事务所往往更有动力去发表准确的审计意见，因为其诉讼成本较高。实证检验方面，Clive S.Lennox证实了“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合理性。DeFond et al.（1999）以1993-1996年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结果都显示事务所的规模显著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关系问题也有大量研究。王振林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上，审计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异。李树华的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从而得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结论。另外，王跃堂、赵子夜、蔡春等学者都得出结论，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
（二）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事务所行业专长是指审计师拥有的对某一行业的专有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师的专业技能。由于事务所的独立性和专业技能基本决定了审计质量，所以事务所行业专长自然就成为了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Owhoso et al.（2002）研究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更好地发现会计错报和违规，行业专长与审计服务的可信度成正相关。Krishnan et al.（2003）以“六大”的客户为研究对象，发现相比其他客户，拥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的客户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国内关于审计师行业专长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叶丰滢在其博士论文中（2007）考察了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附加价值，并能潜在地提高审计师的审计质量。
（三）审计意见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Dnopueh，Holthausen和Leftwieh（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媒体披露的非标准意见表现出强烈的负反应。李增泉（1999）考察上市公司1993年至1997年的审计意见，发现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与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进而得出结论：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单鑫（1999）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
（四）审计轮换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Ann Vanstraelen （2000）研究发现，会计事务所在审计任期的前两年，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但是随着审计任期的增加，事务所更倾向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可见其出具“非标”意见的意愿有所降低。Dopueh 等 （2001） 发现，强制轮换降低了会计事务所愿意出具客户所偏好的审计报告的可能性， 因此提高了审计独立性，而审计质量也随之提高。国内方面，曹伟 （2003） 分析了事务所轮换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审计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出有必要实行事务所轮换的结论。李兆华 （2005） 运用博弈理论得出结论：事务所定期轮换是解决审计合谋的最佳途径。另外还有其他对影响审计质量因素的研究，如施丹（2011）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研究假设
由于投资者自身专业知识的有限，并且鉴定信息成本较高，投资者往往无法对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质量做出判断。会计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可信度的鉴定结果，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可见，高质量审计可能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增加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最终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审计事务所的规模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2：审计事务所的行业专业性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3：审计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发表与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审计轮换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大所换到小所，会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反，从小所换到大所，会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界定
1.因变量界定。目前，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有很多方法。以往的研究在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一般以当年每股股利或当年每股收益除以股票市价作为权益资本成本。他们的不足是没有考虑企业股利和收益在未来年度的变化。为了克服上述缺陷，Gebhardt 和Lee以及Swaminathan引入了剩余收益折现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汪炜、蒋高峰认为GLS方法更能说明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果。本文也采用该模型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为了增强结论的说服力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作稳健性检验。
2.自变量界定。本文选取了四类变量来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
第一，会计事务所行业专长。本文对事务所行业专长的研究是基于全样本中“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样本，即本文假设，只有“四大”才具备行业专长。本文基于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数据，采用某事务所在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法（IMSik）（Zeff，Fossum ，1967）来测算：
其中FEE为某一客户的审计费用，分子代表i事务所在k行业的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分母代表k行业中Ik家事务所的全部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定义：若IMSik大于10%，则说明某事务所在该行业具有审计专长。
第二，会计事务所规模。对这个审计质量特征的研究，同样是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检验事务所规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信息”，以“综合排名”作为参考指标排序，将事务所规模划分为两大类：十大、其他事务所。如果选择十大所时，BIGX=1，否则，BIGX=0。
第三，审计意见。表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简写为 OP），是一个虚拟变量。本文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称为标准审计意见，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统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如果上市公司收到的是“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1；反之，如果收到的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 0。
第四，审计轮换。为考察审计轮换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Switch-NBtoB和Switch-BtoNB， 分别对审计轮换中的小所换大所、大所换小所这两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前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小所换为大所时，取1，否则为0。在后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大所换为小所时，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选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中要控制其它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使我们能较准确地测量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已有文献的观点，本文概括了如下控制变量：
第一，β系数，本文采用的β系数为CSMAR数据库中提供的β系数值。
第二，资产负债比（LEV），本文将杠杆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就是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第三，公司规模，本文预计公司规模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采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公司规模。
第四，账市比（BTM），账面市值比与股权融资成本相关，但相关关系不确定。
第五，资产周转率（AssetTurn），本文将资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并预计资产周转率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关系。本文使用下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
（1）
其中，公式中的变量定义在前面已论述，变量代码说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算权益资本成本时要用到滞后3年的数据，所以本文的样本来自上海、深圳2002-2006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了消除IPO 的影响，选择在2001年12 月31 日以前上市的公司，并且剔除了金融类、ST、PT 类公司。在利用行业平均ROE 估计公司未来的回归终点时，剔除了ROE 畸高（ 如100%以上） 的数据和显著为负（ 小于-50%） 的数据。对所有计算出来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剔除了最高和最低各1.5% 的样本，保留其余的公司样本进入加权资本成本计算并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的资本市场数据和相关的财务数据来自CCER、CSMAR数据库以及手工整理取得，并采用EXCEL和SPSS 等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借助 MATLAB 软件。
从表2可以看出，对资本成本模型进行的相关分析中，权益资本成本（CoEC）和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并且相关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在解释变量中，审计意见（OP）与CoEC显著负相关，说明“清洁”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SPEC）和CoEC负相关，即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比无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更容易降低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CoEC与BIGX正相关，说明选择大型事务所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
在控制变量中，CoEC与贝塔系数（BETA）、账市比（BVTMV）、财务杠杆（ LEV）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相符。贝塔系数（BETA）与CoEC正相关，表明市场系统风险越高，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越高，这符合经济学规律。财务杠杆（LEV）与CoEC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高即长期偿债风险大的公司容易获得权益资本成本。客户公司规模（LNSIZE）与CoEC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公司比小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资产周转率（AssetTurn）与CoEC也在1%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较高的资产周转率代表较高的经营效率，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减少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执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改变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采用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重新计算样本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上述更改后，本文对原模型进行了重新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各个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值的大小、符号以及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表明本文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如表3所示。
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2-200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审计质量特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控制贝塔系数、账面市值比、公司规模、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高审计质量会对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事务所规模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四大”事务所的行业专长能带来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第三，“清洁审计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第四，审计轮换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其中，将审计事务所由小所换成大所，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有积极影响；反之，则会造成消极影响。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 ，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二）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第二，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是加强公司内部监管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建设。高审计质量之所以能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审计质量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即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因此，有必要由公正独立的机构开发和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水平传递给投资者，从而使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
第三，继续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合理的规模化发展战略。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集中度日趋提高。各类会计事务所的规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鉴于事务所规模和对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有积极影响，应继续鼓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强强合作来扶持已有信誉和品牌的大事务所，以满足上市公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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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审计意见；审计师选择；债务资本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58-06
一、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债务融资逐渐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融资方式。针对企业的资本成本来讲，债务融资不仅是一种资本来源，其自身更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债务融资成本不仅意味着企业负债所承担的代价，还意味着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国内学者将焦点主要集中于债务融资的比例和规模、期限结构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债务融资的维度方面缺乏关注，所以对于债务融资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融生态环境提出伊始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金融运行风险、改善金融交易环境、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迄今为止，我国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不多。基于我国现有的资源及背景，本文试图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这两方面治理因素入手，实证检验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程度。
随着国内外财务舞弊案件的逐年增多，如何更好的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已经被推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风口浪尖。（Pittman，Fortin，2004；Anderson等，2004）[1][2]研究表明，基于审计质量的研究视角，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关键的作用，选择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审计师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并且，审计意见作为外部审计出具的最终证据，也将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做出财务决策，包括银行作为债权人做出贷款决策，然而关于债务资本成本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监督在债务资本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型，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不仅丰富了我国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扩展了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范畴。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结论不仅对企业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提供了外部审计监督影响债务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取、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国外关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与治理结构两个方面。Bhojraj和Sengupta（2003），Minnis（2011）[3][4]指出，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企业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特征如何影响债务资本成本方面展开。一般而言，盈利能力越强、公司规模越大、企业成长性越高、市场风险越低、利息保障倍数越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越低的债务资本成本。Bhojraj和Sengupta（2003）[5]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Pittman和Fortin（2004）[1]研究表明，相比较之下，聘请“六大”担任审计师的企业承担具有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Anderson等（2004）[2]对500家上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则公司可获取的债务资本所承担的成本越低。Qian和Strahan（2007）[6]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市场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企业获取贷款的利率显著正相关。Qi等（2010）[7]实证表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正相关。本文基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两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为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在理论上看，目前国内外关于实证研究检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关系的成果不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计信息的真实性对债务融资的有用性展开，大部分文献从审计意见的视角对债务融资展开研究，忽视了外部审计是否由“四大”审计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多角度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Estes& Reimer（1977）[8]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意见可以有助于贷款主管做出决策。Beatty（1989）[9]等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定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高声誉大规模审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Antonio（2003）[10]对银行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考察贷款公司各种信息以决定贷款公司贷款期限结构、贷款限制额度、贷款利率以及有关贷款担保事项等，审计意见类型是银行的重要考量因素。Pittman & Fortin（2004）[1]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进行研究，其中聘请“六大”会计师事务的企业负担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其信息披露逐渐完善，与银行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也逐渐降低。因而“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也逐渐降低。Kim（2006）[11]对审计质量（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两个维度）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贷款利率差异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当贷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而且如果贷款公司以前由“四大”事务所审计，当变更为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时，银行会更加强烈地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另外，事务所审计师规模也与贷款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在国内，代表性研究包括江伟、雷光勇（2008）[12]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聘请事务所资产规模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越高时，这种负相关的效果越弱。王少飞、孙挣和张旭（2009）[13]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通过数据实证研究外部审计对于贷款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发现审计意见的质量（即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会影响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而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有更显著地效果。李源（2006）[14]以利息支出率作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将会承担更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综上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得出：（1）外部审计（尤其是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师选择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2）外部审计的作用在于为企业财务报告内含信息的可靠性、公允性和合法性提供保证，而这种保证是通过市场的反映影响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的。
（三）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外部审计对于信贷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1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银行在为上市公司提供贷款，确认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同时更多考虑上市公司所获取的审计意见，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即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Karjalainen（2011）[17]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聘请“四大”事务所审计，并在审计过程中由两个以上的审计师审核，最后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这时企业再通过债务融资更加容易，并且债务资本成本也相对较低。朱凯、陈信元（2009）[15]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投资者会自然而然认为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以掩盖更多不利的财务信息以扰乱投资者决策方向，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必然导致公司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政府的不断干预，即便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较浓厚的“父爱主义”情节，因此国有企业仍然能够获得银行较低利率的贷款。市场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会致使金融信贷部门未能充分地认识外部审计这一评价指标对贷款企业风险的揭示功能。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的干预会逐渐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较成熟，投资者会更加依赖外部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进行投资决策，同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强（李扬和张涛，2009）[18]。外部审计所包含的信息量，尤其是非“四大”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揭露的企业风险将在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前述文献的综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聘请“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3：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沈洪涛（2007）[19]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一般优于深市。所以，本文选取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列的行业门类，对每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都选取了一些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1年的全体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文章研究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鉴于金融、保险行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公司治理、行业特点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第二，为了避免研究异常值的出现，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第三，剔除债务资本成本无法计算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第四，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债务融资成本指标的5%以下和95%以上的分位数极端值。最后得到694家上市公司共四年有效研究样本2776个。样本公司年报资料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的网站（http：//.cn），相关的变量来源于瑞思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逐一与公司年报进行核对。
（二）变量定义
1. 债务资本成本。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2004）[1]、李广子和刘力（2009）[20]以及Minnis（2011）[4]的研究结论，采用净财务费用占比来衡量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即净财务费用与公司总负债之比。由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不但要支付利息费用，还有可能存在手续费等其他成本支出，因此本文中提及与债务融资相关的总成本由利息支出加上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构成。
2. 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借鉴中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坏境评价”课题组中的数据，以中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作为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变量，刘煜辉（2007）[21]、李扬和张涛（2009）[18]。
3. 外部审计。针对外部审计这一变量，本文采用是否由“四大”审计和最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当上市公司年报是由“四大”审计时取1，否则为0；当上市公司年报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否则为0。
4. 控制变量。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文献，本文主要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考虑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中各个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694家沪市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后，得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表3和表4是对样本进行的均值差异检验，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Whitney U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低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高。因此，研究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
表5是对各个研究变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除了企业成长性），因此，不存在变量之间的自相关，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inaE与COD和Opinion与COD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TOP4与COD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越好、选择国内排名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所涉及到的各控制变量均与COD存在相关性，说明在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三）多元线性回归
以2008—2011年沪市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上市公司为测试样本，以金融生态环境恶劣的公司为控制样本，来检验债务资本成本是否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通过对全样本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F值高度显著相关，但Adj.R2为0.164和0.185，说明可能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没有被引入。VIF值最大为2.101且Durbin-Watson值基本都在2左右，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样本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要求。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FinaE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8，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子样本相比，通过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TOP4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29，在子样本中为-0.0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Opinion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5，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即投资者既关心金融生态环境，又关心财务报表审计是由谁出具的和出具了怎样的意见。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提供了保证，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降低企业风险，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城市生态指数来衡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用国内前10大会计师事务所代替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审计师选择，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变量之间略有差别，但相关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检验，并且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其次，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企业，其聘请“四大”事务所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审核，向市场传递了较好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从正面理解企业业绩及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存在审计师选择的因素；最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审计意见揭示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加强了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作用。进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增强审计意见风险的揭示功能。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良好的生态金融环境和外部审计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些研究在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方面不仅丰富了其研究成果，还对监管机构、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意见，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加强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理论积淀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方面的动机。本文为金融生态理论、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也丰富了债务资本成本领域的相关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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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息不对称; 融资约束; 审计意见; 审计师声誉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5-0101-07
一、引言
自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设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为我国上市公司提供了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监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距离成熟市场还存在相当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的琼民源、红光实业，到近年的绿大地、万福生科，个别的财务报表造假事件无疑会触动资本市场的神经，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任，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居高不下，使上市公司整体面临着融资约束。研究如何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迫在眉睫。
独立审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旨在提高资金需求方的财务信息的可信度。成熟市场上，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能够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能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进而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由于审计意见是一种无形的产品，因此投资者难以辨别其质量。在成熟市场中，审计师声誉越高，其审计质量越高，被其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更易取得投资者的信赖，融资约束缓解会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转型之中，不同于西方成熟的资源配置市场。独立审计服务能否发挥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融资中是否有不同的信息含量？审计师的职业声誉能否发挥作用，它又是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呢？这些问题都有待验证。因此，本文从上述理论出发，研究不同审计师声誉下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本文的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变量进行界定，并构建研究模型;第四部分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本文研究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融资约束源于信息不对称。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因而企业的投资行为只会与投资需求有关，并不会受到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完美的资本市场并不存在。Myers and Majluf（1984）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创建了优序融资理论，他们认为，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两者并不存在完全替代性。内外部资本成本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是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的程度，它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相关。由于企业机会主义的存在及市场法律监督与惩罚制度并不完善，市场中确实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使得投资者不得不面对这两种行为。资本市场上这两种行为的存在制约着上市公司的融资。
（一）审计意见与融资约束
由于会计信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因此，取得投资或借款成为很多企业操纵会计信息的动机。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降低信息不对称最好的途径是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审计。独立审计可以用来减轻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在投资者保护中发挥信号显示、监督和保险的作用。独立审计发挥以上作用的载体便是审计意见，它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成果最凝练的总结，能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信息。审计意见的信号传递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财务信息的鉴证和对投资风险的预警两个方面（王少飞等，2009）。
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是对财务信息编制过程和财务信息可靠性的肯定，向市场传递的会计信息更可靠、更公允，能够引导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Firth（1978）对银行业的调查发现，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获得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被出具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保留意见的公司。通过对银行贷款决策的调查发现，对于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企业，银行对其风险评估更低、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更大（高雷、戴勇和张杰，2010）、贷款利率更低（Firth，1978;张纯和吕伟，2007）和贷款期限更长（江金锁，2010）;另外，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得银行的续新贷款，而且获得的授信额度较高（孙新宪、田利君，2010）。标准无保留意见表示企业的财务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能够增加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信任，减少融资过程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融资约束。
而非标准审计意见则说明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存在错报或者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一方面，一些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是由于公司被证监会调查或是涉及违规担保、诉讼情况，这些原因也隐含着公司管理层诚信不佳、偿债能力下降、公司管理层或董事会掩盖公司资产流失或虚增资产收入等问题，使得投资者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信任程度下降，可能会使公司在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后发生增发或配股的可能性更小，获得的银行贷款更少（李莫愁等，2013），进而加剧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能够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对可能出现经营失败的公司投资进行预警。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规定，当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但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意见段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该事项予以强调。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预示着公司可能会出现经营失败，会给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表示公司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投资者会收紧贷款规模或提高风险估计和风险补偿率，这无疑会加剧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能显著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
（二）审计师声誉、审计意见与融资约束
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并且消除财务报告错报的能力，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作用（Watts and Zimmemran，1986）。不过，这种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难以通过具体有形的实物予以呈现，只有当违规现象被发现时使用者才知道审计质量有问题。市场唯一能看到的是审计师的声誉。根据声誉理论（DeAngelo，1981），审计师的声誉是极具价值的，如果其向客户妥协，出具了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一旦该报告被爆出审计质量问题，审计师的声誉受损，必将导致客户流失和审计收费降低，审计师从单一客户那里获得的审计收费远远不能弥补由于声誉受损所遭受的租金损失。因此，高声誉审计师不会向单一客户妥协，它会理智地保持高的审计质量。声誉机制将驱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高声誉已渐渐成为高审计质量的代名词。在融资领域，对于融资方和投资者而言审计师声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融资者而言，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向市场传递着公司高质量的信号。由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当投资者无法区分公司质量时，就会对所有公司的股票进行折价，从而迫使高质量的公司退出市场，最后市场上将剩下质量最差的公司，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高质量的公司为了将自己与低质量公司区分并获得低成本的融资，会主动披露高质量的信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会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对其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有研究显示，审计师声誉显著降低股票抑价率（Beatty，1989;胡旭阳，2002;王兵等，2009），还能降低公司在债务市场的融资成本，这表明审计师声誉影响了上市公司融资。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表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只看审计师声誉，而主要看公司不同审计意见传递出来的经营状况和投资风险。
对于投资者，他们更信赖高声誉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更认可其审计的会计信息。因为职业声誉高的审计师确实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业绩的盈余管理程度（Bartov，Gui and Tsui，2000），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我国，市场一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向市场发出公司资产质量良好的信号。如果该意见是由高声誉审计师发表的，那么投资者会更加确信公司是好的，这无疑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提高股票价格，使融资约束状况得到缓解。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相对于较低声誉的审计师，高声誉审计师发表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这可能会对审计意见类型产生一定影响。为控制该影响，本文以2007―201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剔除数据缺失和金融类的样本数据，剔除连续变量中最低1%和最高1%的极端值数值，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据8 393个。其中2007―2012年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1 403、1 399、1 395、1 397、1 399、1 400。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与实证检验采用Excel和Stata统计软件。
（二）研究变量的衡量指标
1.融资约束的衡量
Fazzari et al.（简称FHP）（1988）开创性地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来衡量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他们认为，外源融资较内源融资存在较高的风险溢价，公司投资会更多地依赖内源融资，由此得出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较高。很多学者参照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Kaplan and Zingales（1997）（简称KZ）对融资约束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Moyen（2004）发现FHP与KZ研究结论的差异关键在于融资约束的确认标准不同，按股利支付率高低作为融资约束标准得到的结论与FHP一致;而采用受约束模型得到的结论则与KZ结论一致。FHP也曾强调，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本身可能并不足以反映融资约束的程度，只是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截面差异说明了融资约束的存在。因此，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用于度量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很大的缺陷。
Almeida et al.（2004）以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提出了新的模型。他们认为，较之于没有融资约束或者约束较轻的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会从现金流中留存更多的现金来满足未来的投资，其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也会更高。该模型能够避免FHP模型存在的问题，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融资约束的变量。
2.审计意见的界定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规定审计师可以根据公司财务报告的不同情况分别发表以下四类不同的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其中无保留意见包括标准无保留意见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本文将标准无保留意见之外的审计意见并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以审计师是否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来研究标准无保留意见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3.审计师声誉的界定
本文研究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审计师声誉对上市公司融资的影响，需要用审计师的声誉作为解释变量。一般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师的声誉就越高。大规模事务所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审计经验、充足的成本投入和严格的质量控制，并且即使出现审计质量问题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因其规模较大、赔偿能力较强，投资者的损失也容易通过事务所的赔偿得以弥补，所以市场更认可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王咏梅和王鹏，2006）。而小型事务所由于规模小，普遍存在执业质量控制不够规范、员工的整体素质较低、内部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其品牌和执业质量难以得到市场认可。
为了能够全面地量化审计师声誉，本文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7―2012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的综合排名平均分高低来衡量审计师声誉。该项排名涵盖了事务所年度总收入、分所数量、注册会计师人数、学历结构及其年龄结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和惩戒情况等内容，它能全面反映事务所的综合实力，这正是审计师声誉的体现。通过计算平均得分发现，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中瑞岳华、立信、信永中和、国富浩华（原万隆亚洲）、大信和天健稳居我国审计市场前十名（简称为“十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十大”作为高声誉审计师的代表进行研究。
（三）模型构建
1.研究模型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参照Almeida et al.（2004）关于融资约束的模型，加入本文研究变量后，构建以下基本研究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
CH=β0+β1CF+β2OPIN+β3OPIN・CF+β4STD+
β5NWC+β6SIZE+β7EXP+β8Tobin's Q+year_dummy
+ind_dummy+ε （1）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CH代表现金持有量增量，用现金、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当年度增加的金额/公司上一年度的总资产表示。
（2）解释变量
CF代表经营现金流量，用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公司上一年度的总资产表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公司产生现金的主要来源。CF的系数β1即为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用来衡量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OPIN代表审计意见类型，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取值为1，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之外的意见类型取值为0。OPIN・CF反映标准无保留意见缓解融资约束的情况，该交叉乘积项的系数β3符号预期为负，表示标准无保留意见能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3）控制变量
STD代表流动负债增量，用流动负债的增加额/公司上一年度的总资产表示。公司借入短期债务作为现金持有以备不时之需，该变量预期符号为正。
NWC代表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用当年的非现金营运资本的增加额/公司上一年度的总资产表示。营运资本是公司现金的一种来源，可以增加公司现金持有;营运资本可以作为现金使用，又会减少公司的现金持有。该变量预期符号不确定。
SIZE代表公司规模，以公司当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一种理论认为，规模越大，现金持有量越少。第一，因为规模大的公司有更好的声誉和比较稳定的经营收入，比较容易获得信贷资金;第二，证券发行的固定成本能带来规模经济，使得大规模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低于小规模公司;第三，大规模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出售非核心资产获取现金，从而避免财务困境的发生，而规模小的公司将持有相对较多的现金避免财务危机。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规模越大，现金持有量越大。规模大的公司能产生更多的现金流量，能累积更多的现金和有价证券。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规模大的公司持有相对少的非现金流动资产，可能会选择高现金持有水平。该变量预期符号不确定。
EXP代表公司当年的资本支出比例，用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除以上一年资产总额表示。公司发生资本支出会减少公司持有的现金。该变量的系数预期为负号。
Tobin's Q代表公司的成长机会。虽然公司具有使公司价值增加的投资机会，但是由于自身缺乏现金，而不得不错过这些成长机会。Opler et al.（1999）认为成长性高的企业面临的未来投资机会多，需要储备现金来满足未来投资，本文认为成长机会的预期符号为正。相关变量定义表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全部样本及按是否由“十大”审计划分的子样本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两个子样本的均值进行T检验。样本中由“十大”审计的3 171个，占总样本的37.78%;“非十大”审计的5 222个，占62.21%。审计意见类型OPIN虚拟变量均值为0.9259，表明7 771个公司样本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其余622个公司样本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与我国审计市场的现实情况基本一致。另外，“非十大”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占其发表审计意见的比例显著高于“十大”组。
CASH表示公司持有现金及等价物之和占当年总资产的比例。由表2发现，样本公司持有现金比均值高达16.49%，与2005年之前样本相比（15.48%）显著提高，与日本（17.1%）接近，明显高于挪威（14.8%）、巴西（14.6%）、美国（12.2%）和3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表明我国的现金持有水平仍然很高，并且有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上市公司面临的竞争环境愈加激烈，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让很多公司由于资金短缺问题导致经营失败，“现金为王”呼声愈加高涨。高现金持有现象在我国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中表现尤为突出，当面临较少的外源融资机会和较高的外源融资成本时，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通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风险。
CF表示经营现金流量与上年总资产的比值，样本公司平均为5.51%，较2005年之前（4.6%）有所提高，但仍低于美国（7.6%）和3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通过经营活动产生财务资源的能力还明显偏低，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经营现金流量预示着企业的长期经营能力，也是企业偿还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经营现金流量的匮乏直接影响到企业是否能从银行得到借款。
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Tobin's Q均值为2.0889，但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最大为13.9494，最小却只有0.7404。STD为短期流动负债增加额占上年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7.79%;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NWC的均值为0.33%，现金持有增量CH的均值为4.13%，所以营运资本增加额为4.46%（即0.33%+4.13%），说明上市公司部分流动资产来源于长期资金，这与1998―2005年上市公司的总体情况（朱凯和陈信元，2009）恰恰相反，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2007―2012年采取的融资策略比2005年之前较为保守，可能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通过对两组样本均值进行T检验得知，“十大”样本组与“非十大”样本组在经营现金流CF上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显著;在审计意见上则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非十大”组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更高。“非十大”组的公司规模SIZE和资本支出变量EXP的均值均显著低于“十大”组，这说明“十大”组凭借其声誉与审计经验更容易承接规模较大的项目。此外，“非十大”组的现金持有量CASH、现金持有量增量CH、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NWC和Tobin's Q变量的均值均显著大于“十大”组，“非十大”审计的公司规模较小，但是有较高的成长性，为满足未来投资需求会选择高现金持有政策。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以是否“十大”作为审计师声誉的衡量标准，得到“十大”组3 171个和“非十大”组5 222个，从而对模型1进行分组统计检验，即全样本、“十大”组、“非十大”组，各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1.审计意见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
根据表3中全样本回归结果得知，经营现金流量CF的系数为0.51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样本上市公司普遍面临着融资约束。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的存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从证券市场的发行主体看，有些上市公司通过财务信息造假、故意漏报重大信息等来达到证券发行的硬性指标，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市场监管不到位，一些持股大户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资本市场，严重侵犯投资者利益。这都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任，使信息不对称程度难以降低，上市公司存在融资约束也就不足为奇。
OPIN・CF反映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情况，该交叉乘积项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每提高一个单位，上市公司对内源融资的依赖程度会下降0.155个单位，表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显著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该结果有力地验证了H1。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向投资者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前者传递出企业的财务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信号，增加了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信任，减少了融资过程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了融资约束;而后者则表示公司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投资者可能通过收紧贷款规模或提高风险补偿率控制风险，这加剧了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从投资者角度，该结果也表明投资者根据不同的审计意见作出不同的决策，即审计意见是具有信息含量的。
流动负债增量STD的系数为0.3229，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样本上市公司增加流动负债是为持有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与预期一致。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NWC的系数为0.133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非现金营运资本是现金的一种来源，能够增加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样本公司规模越大，现金持有量越少，与第一种预期一致。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声誉高在资本市场上更容易筹到投资所需的资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多元化经营来应对财务风险，从而减少对内部资金的依赖。上市公司成长性Tobin's Q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说明成长性高的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来满足其未来投资需求。
综上所述，表3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有力地验证了本文H1，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够增加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信任程度，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能够有效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
2.审计师声誉、审计意见与融资约束
从表3“十大”组和“非十大”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十大”组和“非十大”组经营现金流量CF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十大”组还是“非十大”组上市公司都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十大”组中，审计意见与经营现金流量的交叉项OPIN・CF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非十大”组中该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结果表明，高声誉审计师（“十大”组）发表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加强投资者的信任，降低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这说明高声誉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能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一方面，规模大或声誉高的审计师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业绩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2008―2012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非十大”，这正向加强了“十大”的声誉，投资者可能会因此更信任“十大”的审计质量。表3的实证检验结果有力地验证了H2。综合考虑审计师声誉的影响后，“十大”组的融资约束程度为0.2771（即0.613-0.3359），而“非十大”组的融资约束程度为0.473，两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在两子样本组的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与之前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只有资本支出比例EXP变量呈现出不同结果。“十大”组资本支出比例EXP的系数为负，而全样本和“非十大”组的该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模型中采用的成长性指标是国际通用的Tobin's Q值。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与国外成熟市场存在一定的差距，股票价格的高波动性和高换手率很可能会导致Tobin's Q存在较大的偏差（徐莉萍等，2006），可能会对模型回归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G作为成长性的替代指标，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
CF所有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面临着融资约束。全样本回归结果中，OPIN・CF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负，表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确实能够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区分审计师声誉后的回归结果中，“十大”组的OPIN・CF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非十大”组中该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不同声誉审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存在差异。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出发，实证研究了不同审计师声誉下审计意见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普遍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资金供需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面临上市公司可能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提高信息风险溢价，加剧了融资约束状况。（2）审计师发表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证明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是对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肯定，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融资约束。（3）高声誉组（“十大”）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更能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而“非十大”并不能够提高投资者对其审计质量的认可度，使得审计意见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有限。由于审计服务的无形性，投资者无法直接判断其质量，需要借助审计师声誉机制，投资者更信任声誉高的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意见，进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融资约束。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部门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第一，上市公司在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声誉作用机制下，只有不断提高公司的实力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才能缓解目前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第二，会计师事务所只有不断增加声誉投资，提高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等，才能得到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认可;第三，监管部门要注重审计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建设的监管，进一步发挥审计师声誉在市场上的作用，提高资本市场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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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证据；审计风险
一、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合适性和充分性
第一，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审计可靠性受到审计证据来源和性质的直接影响。存货监盘、函证和重新计算获得的审计证据是最可靠的；在内部控制良好状态下获得的内部文档、分析程序和观察获得的审计证据是比较可靠的；在内部控制较差情况下获得的审计证据和询问获得的审计证据的可靠性是最差的。一般来说，审计人员通过自己的审计程序或者重新计算来获得的审计证据被认为是可靠性最高的，从被审计单位外部直接获得的审计证据则被认为比较可靠，而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中产生、传递和存储的单据、文件作为审计证据时一般可靠性较差，这些文件作为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完善性和有效性。审计人员必须重视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并据此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很难获得高度可靠审计证据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可靠性相对较低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审计证据的认定才能够支持财务报告认定，比如说电子商务交易环境下各种经济业务的发生没有留下痕迹，审计人员就需要执行穿行测试并检查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从而才能获得可靠的审计证据，达到审计的目的。第二，审计证据的合适性。审计人员需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支持审计结论，会计记录中包含的财务信息是审计证据的主要来源，但是它并不足以支持形成对财务报告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人员还需要根据个人专业知识、文档的检查、询问被审计单位人员等方式来获得合适的审计证据。通过收集和分析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可以判断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是否具有客观性和合规性，审计证据的合适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一种属性描述。审计证据唯有相关和可靠，才能具备核实性。审计证据具备了相关性，对审计人员实现审计目标就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也意味着相关的审计证据必然会涉及到不少于一项的财务报告认定，否则相关性就无从谈起。第三，审计证据需具备充分性，只有当审计证据的数量足够并且能充分支持审计项目和审计认定的时候，审计证据才具有了充分性。审计准则和审计职业并没有针对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做具体的和硬性的规定，所以这就给审计人员都的职业判断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充分的审计证据是审计结论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通过质量控制程序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审查和监督。笔者认为检验审计证据充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独立的第三方能否运用审计人员得到的审计证据能够得出一致的审计结论。审计方法和会计学理论本身具有较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审计人员难以对审计结论提供绝对保证，所以判断审计证据是否充分的时候，审计人员需要充分依赖自身的职业判断。
二、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分析
审计风险蕴含在审计人员不恰当的审计程序选取或者对审计事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的过程中，从而得出和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不符的审计结论的风险。当审计人员得到不恰当的审计结论的时候，就可能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诉讼和指控，导致自身承受较高程度的法律责任。审计理论中审计风险的模型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其中的检查风险又可以划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所以审计风险模型可以表达为：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在审计风险模型中，审计人员可以通过自身审计程序控制的只有检查风险，审计人员无法对只和被审计单位自身相关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采取控制措施，只能对二者的高低水平进行评估，进而进一步地确定检查风险水平。审计模型中蕴含着这样的内涵：审计人员执行合适的审计审计程序降低审计风险，能够将审计风险降低到一定水平。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程序之前首先需要思考被审计单位利益相关者对审计报告的精确度需求有多高，确定账户错报对审计用户的影响，从而确定重要性水平；其次，审计人员需要判断形成审计结论所需的审计证据，判断课接受的审计风险程度；再次，审计人员要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相关的审计证据，保证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可靠性和关联性。
三、信息化环境下审计证据和审计风险浅析
在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到各大行业之中的时代背景下，审计方法和审计技术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在信息化环境中风险控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信息化环境下审计证据主要是以电子证据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经济业务的处理、记录和报告过程中生成、传递和处理的文件和单据都是一电子形式保存的，电子审计证据在内容上包括了原始文档、会计记录、总账、日记账和相关的支持性文件。电子数据以数字形式作为载体，信息本身和逻辑结构之间出现背离；信息的来源、接受日期和最终去处都脱离于电子文档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使得电子审计证据的来源判断更加晦涩难分，授权人员批准的合法性和签名本身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因此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审计人员获取审计证据的时候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所以在信息化环境下，审计人员在收集审计证据、考虑其充分性和适当性的时候，应该将这些上述审计带来的特有风险考虑在审计工作中。电子审计证据的风险评估应该有别于传统纸质文档的审计风险评估，审计人员应该保证电子信息技术控制手段和技术环节能够保证信息的生成、传输、处理和维护环节是可靠的，在考虑可靠性的基础上，审计人员还要思考电子审计证据作为审计证据本身的可用性。信息化环境中，审计人员大多通过信息技术对电子数据进行分析程序来获得审计证据，在分析审计数据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可以保持对审计可疑数据的警惕性和谨慎性，对可疑数据进行审计分析、实施审计程序，最终得出恰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审计数据分析方法构成了影响审计证据质量的一项重要因素，也间接地和检查风险有着紧密的联系。总而言之，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过程中需要将审计风险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并据此进行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收集，并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或者虚假陈述提供合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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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风险；风险导向型审计；道德风险
一、的提出
“银广夏”事件的爆发，使我国会计职业界再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审计风险。如何回避审计风险、保护自身的，成为会计职业界关注与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内一些刊物在讨论时还认为，以五大为主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因而，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这些讨论倾向于认为，我国会计职业界也应引入风险导向型审计。
究竟什么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对此，各种教材、论文中涉及颇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风险导向型审计是否能有效地于我国当前的环境，以提高审计质量，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还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会计市场的行为是否会因为我国近乎于零的法律风险制度环境而相应降低？
二、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的背景：简单描述
按照Jensen与Meckling（1976）的论述，审计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产生的。Watts与Zimmerman（1983）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前后英国商人行会（merchant guilds）时期，审计就已经得到有效的运用。
从技术层面来看，审计经历了早期的帐项基础审计到20世纪40、50年代的制度基础审计，到70、80年代逐渐发展为风险导向型审计，特别是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导向型审计，与日益增大的法律风险关系密切。
美国1933年发布的《证券法》，将审计人员的责任对象从直接委托人扩大到间接委托人（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且规定审计师（作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受此影响，美国会计职业界面临的审计诉讼压力，逐渐增大，到70年代初达到高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些审计诉讼案例中，即便审计师证明其审计程序遵守了相关的审计准则，客户的财务报表也遵守了相应的“公认会计原则”，法院也认定审计师需要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并认为，遵循一套由会计职业界自己制订的程序，不能表明其就没有责任。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使得一旦审计师不能证明自己清白，就面临败诉风险，从而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还可能要面临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且赔偿金额越来越高。日益增高的法律风险迫使美国会计职业界改变审计思想，逐渐确立风险导向型审计。
风险导向型审计的内在思想是：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或者，通过内部控制测试等，确定风险最高的环节与部门，以便重点审计。但是，给定利己经济人假设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风险导向型审计很容易走向极端性应用，那就是：审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即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一些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也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
究竟什么是法律风险？比照瓦兹与齐杰瑞（1982）关于审计质量界定的思路，我们可以将法律风险表述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发现后被惩处力度的乘积。被发现的概率又是谁可以起诉审计师以及诉讼的门槛要求两部分的联合乘积，这样，法律风险最终是谁可以起诉、诉讼的门槛要求、惩处力度等三个因素的联合乘积。
谁可以起诉审计师，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按照审计签约过程，委托人通常是公司管理当局（管理者或主要的所有者）。如果只将委托人作为唯一有资格起诉审计师的行为主体，那么，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第一，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只有管理当局以及相应的政府管制机构，监督力量不强；第二，审计师屈从委托人压力的概率将大大提高。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将审计师的责任对象扩大到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即便这些使用者在审计签约时并未直接参与签约过程、也不是签约中所涉及到的对象。公众投资者甚至也不需要证明其确实使用了财务报表而受损，只要其他相关人士因此而受损即可。换言之，在一个股权高度分散的资本市场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起诉审计师。这无形中增加了监管力量，大大提高了审计师行为不当被发现的概率。
诉讼的门槛要求，主要是指诉讼的技术难度。诉讼的技术难度要求越高，审计师被诉讼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审计过程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活动，要求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证明审计师履行审计的过程中存在行为不当现象，难度很大，且成本高昂。因此，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个人投资者只要证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不实，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审计师则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法律上的次级举证责任）。从经济角度来看，举证责任就是诉讼的成本问题。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相当于由审计师承担全部的诉讼成本。从利己经济人角度来看待诉讼，成本的高低是普通投资者提起诉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上图中，横坐标表示诉讼成本（C），由零点往右，表明诉讼成本越来越高；纵坐标代表提起诉讼的概率（P），自零点往上，表明审计师的某一种行为被诉讼的概率越来越大。曲线（L）反映了诉讼成本与提起诉讼概率之间的关系。当诉讼成本为零时，提起诉讼概率接近1，表明即使审计师行为正当，也有可能被提起诉讼；随着诉讼成本的不断提高，基于成本效益对比角度考虑，提起诉讼的概率也逐步降低，审计师的法律风险也相应降低。
影响审计师法律风险的第三个因素是赔偿责任问题。对提起诉讼的人来说，赔偿责任代表了诉讼的收益。赔偿责任越大，诉讼收益越高；反之，则表明诉讼收益越低。综合考虑提起诉讼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可以形成四种组合：
上述四种成本收益分布象限中，第四象限肯定不会有自发诉讼被提起（但不排除政府或其他情况所提起的诉讼），而第二象限自发提起诉讼的概率最高，一、三象限的提起诉讼的概率要大于第四象限，但低于第二象限。美国会计职业的经验表明，它应当处于第二象限：1933年的《证券法》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使得提起诉讼的成本非常低，而提起诉讼的收益越来越高。如，1998年安达信为其在Waste Management Inc.的行为支付了7500万美元；1999年，安永（Ernst＆Young）为the Cendant Corp.的会计丑闻支付了3.35亿美元；2001年5月，安达信（Andersen）同意支付1.1亿美元，以和解（settle－ment）其在Sunbeam公司中的表现。
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在给定相对严格的执业环境和较高的法律风险的前提下，高审计质量会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法律风险。反过来，如果审计师预见法律风险高，他的理性行为应当是提高审计质量，以尽可能降低法律风险。理论地看，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的可能性组合。
在上述可能性组合中，象限四的现象不存在（处于该象限下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快会破产）；象限二属于理想状态，其特征是：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市场效率高，能够有效分辨审计质量的高低，并通过市场价格惩罚低质量的审计师，奖励高质量的审计师；象限一、三属于常态，其中，美国审计质量主要是通过高风险来保证的。美国沉重的法律风险与高昂的诉讼成本迫使企业财务报表更加稳健、审计师行为相应更谨慎。这一推测已为多篇基于美国市场的所证实（Kothari et al，1988；Basu，1998）。
四、我国法律制度环境：法律风险何在？
我国审计业务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会计职业界开始感受到法律风险。其中，90年代早期的“三大案”（深圳原野、海南中水国际、长城机电）中，注册会计师都受到相当严重的行政处罚，经办会计师事务所被解散；1997年起又爆出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新三大案。在红光事件中，先后有股民向上海和成都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会计职业界开始广泛讨论法律风险问题。这种危机意识因为银广夏事件而凸显极至。
尽管如此，已公开的、与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审计有关的行政处罚与法律裁决表明，我国会计职业界实际所承受的法律风险仍然较低，到为止，尚没有一起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诉讼。具体对诉讼资格、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的分析也表明，我国会计职业界所承受的法律风险极低。
第一，谁可以起诉审计师？到2001年底，我国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判例。红光实业（600083）事件中，先后有小股东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都被法院以诉讼理由不成立而驳回；银广夏（0557）事件爆发后，证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曾鼓励中小股东起诉银广夏管理当局和相应的中介机构，但最后法院以技术不足以胜任为由暂不受理。这表明，至少在2001年底之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将不具备起诉注册会计师行为失当的法律资格。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但是，该项《通知》并不会根本上改变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风险问题，因为它给出了四项前置条件：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进行；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索赔案件；不接受集团诉讼；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其中，第一条前置条件大大限制了被诉讼的对象，使得象银广夏一类、尚未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诉讼的对象；这一规定还大大延缓了起诉的时效性，从而增加后续法律诉讼的成本；将受理对象限定为虚假陈述，使得一些故意隐瞒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不作为诉讼对象；不接受集团诉讼，使得审计师的赔偿责任从天文数字缩小为“屈指可数”，根本上降低了法律风险的威慑效应。
第二，诉讼门槛有多高？我国到目前为止的法律制度中，关于举证责任仍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对审计师过失行为的诉讼，诉讼门槛将会被抬高，诉讼成本相应也随之增加。上文的讨论认为，我国目前这种相对高成本的诉讼制度，会降低审计师行为不当被起诉的概率。高院的《通知》明确将可起诉对象限定为已受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按照解释，其主要考虑就是要解决原告在起诉阶段取证的困难。但“当事人举证”的原则不排除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表明其损失与虚假信息披露之间内在联系的可能。原告起诉的门槛虽略有降低，但仍然较高。
第三，赔偿责任有多大？美国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各种道德风险具有足够威慑力的制度之一就是集团诉讼。按照集团诉讼制度，比如银广夏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个人投资者起诉获胜，就意味着所有个人投资者获胜。这样，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赔付责任将是天文数字。此外，如果一旦被法庭认定存在故意欺诈，那么，法庭会开出天文数字的惩罚性赔偿。我国到目前为止，唯一能援引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而按照这一法律，审计师的赔偿通常是“退一赔一”，即：最高不超过审计收费的若干培。中国证监会对经查实发现注册会计师确有不当行为的，所开出的罚单也就是暂停或终止执业，没收相应收入并罚款一到两倍（比如，红光事件中，对蜀都会计师事务所的经济处罚是“退一赔二”）。此外，对消费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接直接损失额赔偿。个人投资者依据财务报表进行投资所产生的损失（如银广夏在30多元的价位买进，跌至不到10元），究竟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尚存在认定上的争论。这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即便会计师事务所被起诉并败诉，其赔偿责任也远远低于国外同行。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尽管允许普通投资者对审计师的不当行为提起诉讼，但过高的成本和偏低的收益，审计师被真正提起诉讼的概率也会很低。
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审计需求市场上，即使法律风险低，市场也能通过自身有效的制度安排，诱发高质量的审计。刘峰、林斌（2000）的认为，我国审计市场主要由政府管制形成，市场的各项制度安排不仅不会诱发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象限II的现象不可能在我国的执业环境下出现。能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只有法律责任。而我国低风险的法律制度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总体偏低。
五、五大是否值得充分信任？
2001年1月份，证监会联合财政部发布了《境外师事务所执行类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临时许可证管理办法》，要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应同时聘请中外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提供会计报表审计服务，并于5月23日正式向安达信、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以下简称五大）发放了为期一年的临时许可证；12月底，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要求凡是上市公司寻求融资的，都必须要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补充审计。上述两项规定的潜在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比国内所更值得信任。其逻辑推理过程应当是：五大具有较长的，形成了全球公认的信誉，他们在中国审计市场上也会一如既往地维持其国际品牌的声誉。这也就是张维迎（2001）所说的“庙”（跨国公司）可以约束“和尚”（跨国公司的雇员）行为的。
五大所是否值得充分信任？特别是：五大在我国低法律风险的环境下因为“本土化”而降低审计质量？这关系到对性质的认识。
如果撇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的特殊性，那么，会计师事务所与普通企业一样，都是一种逐利性组织。按照契约学的思路对企业进行解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而处在这些联结点上的是人。凡是人，都不能脱离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约束，因此，经济人自利性的代理注定不可避免。即便非常著名的跨国公司，也不时传出其高层管理者追求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庙”的利益与声誉的事件。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的管理层为了一些个人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公司、安然的审计师戴维·邓肯可能在牺牲整个安达信的利益。
既然企业都是逐利而生的，那么，它们当然也会根据外部环境调整其行为，以达到“当期利润”最大化。当企业预期某些行为不会受到法律或其他相关法规的约束时，即使这些行为会显著地不同于其在其他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并且从长远来看会损害企业的信誉，但只要该项行为经济上有效，他们也一定会实施该项行为。比如，强生是一家跨国公司，当它有关Acuuve隐形眼镜的销售（将一款可使用两周的产品重新包装接一日型销售）被美国消费者起诉并赔偿后，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同样的行为仍在继续。有记者就此事询问上海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赔付依据的是美国法律，绝不适用中国市场。你不能否认强生是个好庙，庙里的成交的规则也不允许这样做，但这种行为还是发生了，且具有普遍性。
庙为什么不能约束住和尚？理由是多方面的，但从会计角度而言，理由只有一个：利益使然。任何公司的管理者，其报酬总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固定工资和浮动奖金（也包括近年来我国十分关注的期权）。其中，董事会与管理者之间订立的有关奖金部分的契约，主要参照标准应该是会计上的利润。包括强生案例在内的各起事件中，跨国公司当然应该赔偿中国的消费者，这样有助于保护各该公司与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信誉，但这会降低跨国公司中国公司的利润，影响到现任管理人员的奖金。而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消费者很难提起诉讼，也难以获取证据证明跨国公司在故意欺骗消费者，即便最终提起并赢得诉讼，可预期的赔偿金额低，这使得跨国公司实际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近乎于零。既然没有法律风险，不赔偿会增加当期的会计利润，从而会提高管理人员的奖金。只要是利己的经济人，他们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处理方式。
将这一思路于五大，我们相信，五大一定会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其行为，从而达到相关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在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本身对虚假信息需求较高的环境下，如果五大追求高审计质量，它将会面临两种结果：第一，丢失市场份额。由于制度性原因，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利用会计信息来符合上市的标准要求（如上市前三年盈利达到某一水平）并取得尽可能高的发行收入，如果五大坚持追求高审计质量，它将必然会失去这部分客户。第二，增加审计成本。审计成本与审计师的审计过程直接相关。如果追求高审计质量，必然要加大审计过程的投入，包括多投入有经验的高级审计人员、对一些风险环节做到更细致的审计等等，这些最终都体现为审计成本的上升。给定审计收费不变，审计成本的上升，也就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利润的下降。
风险导向型审计的实质在于风险控制，而与审计相关的风险最终都体现为客户的经营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客户不会出现经营失败或其他重大“丑闻”，审计师通常不会承受风险。美国市场上五大遭到诉讼，主要原因就是客户经营失败（如安荣事件中的安达信或80年代S＆L事件中的安永）。如果五大预见企业不会出现经营失败，那么，它们通常会承接相应的客户。比如，当济南轻骑（600698、990946）管理层1999年底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资本市场禁入、轻骑公司不得不更换管理层以及摩托车业几乎面临全行业亏损，安达信公司不仅没有放弃济南轻骑这样的客户，还为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它显然认为济南轻骑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会失败，当然也不会为安达信带来重大的法律风险。
上文关于法律风险的讨论还表明，即便客户出现类似红光实业或银广夏那种虚构业绩的现象，会计师事务所也没有太多的民事风险。由于预见没有法律风险或法律风险极低，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的投入相对也应当低，审计成本相应降低。这种道德风险的行为在五大身上也时有发生。
当中国的法律风险极低且监管者明显偏爱五大时，五大的“道德风险”也将发挥到顶点。我们没有理由信任一个既不受法律惩罚、又不受监管约束的“经济人”！
六、若干讨论
本文只是从法律风险角度讨论了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在我国目前需求相对无效的市场环境下，低法律风险必然导致低审计质量。并且，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根据我国相对低的执业风险来降低其审计质量。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违宪审查对象出发，分析我国现存违宪审查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目前宪法制度现状，提出完善违宪审查主体制度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违宪审查 主体制度 宪法 国家权力 人类立宪的目的在于以宪法来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并最终实现对人权的保障，但不能有效实施的宪法是无法完成保障人权的使命的。人类的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宪法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宪法体制的合理安排，更体现在宪法价值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宪法保障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根本制度。在宪法保障制度中，违宪审查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本文正是试图从我国违宪审查主体制度的建构角度出发，列举国外相关制度，分析我国违宪审查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力求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上的支持。 一、通过违宪审查的对象分析中国违宪审查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学者在论及中国违宪审查的对象时，通常将所有的普通性规范(如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法律解释)都网罗于其中，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违宪审查所面临的理论和制度障碍，恰在于现行宪法确立人大主权的宪政价值和制度，而要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必将遇到重大的障碍，这些障碍有观念和心理的。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在数量上并不构成法律体系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调整公民生活和国家权力运作的主要不是全国人大的立法，而是一些低位阶法规范。现实生活也表明，在这些低位阶法规范中，存在大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它们才是需要进行审查的对象。但是，对它们的审查都是属于违宪审查的范围吗?当下学界基本上持有肯定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违宪审查的建设，并不是福音。因为违宪审查必然涉及到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审查，而对之进行审查因目前存在难以逾越的体制和观念障碍变得不现实。由于学界总是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全面的违宪审查机构来全面集中地处理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和其他低位阶法规范的审查，因此，将这些低位阶法规范的审查置于违宪审查的对象之中，只会将前述障碍顺带地转移到对低位阶法规范的审查上。结果，一步不能进，便全盘原地踏步而不可进。 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主体制度的建议 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确立的这一违宪审查制度，有学者评价说:“如果我们敢于正视宪法监督的现状，并决心走向法治的话，就应该有勇气承认，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模式是不可行的”。这一判断符合中国违宪审查的现实，也是基于这一判断，学界对中国违宪审查的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研究，并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这些方案，不外乎推倒现有制度设计，一切从新从常计议。这固然表达了一种急切的心理，却也内藏着根深蒂固的理性设计的图谋。这种图谋，是以牺牲现有制度资源为代价的。我们可以预测，其设计的制度命运，与我们现有制度的命运并不会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就目前的宪法制度现状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被排除在违宪审查主体的范围之外，在理论上不具有说服力，在实践中也容易引起混乱。总之，我认为，现行制度的缺陷的客观存在，并不构成从新设计炉灶的理由，充分认识这些弊端及其产生原因，提出务实的改进方案，这才是中国法治宪政建设所渴望的。 根据以上分析，无论是违宪审查还是违法审查，我国均确立了分散的审查模式，而且无必要的程序来启动这些审查。改革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正是要实现违宪审查权的统一和集中，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启动程序。我认为，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中 ，应当将审查权逐渐集中到法院手中，但同时要防止分散审查模式审查效力不确定的弊端。因此，可以由法院行使实质审查权，由国务院行使形式审查权(国务院当然可以自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在违宪审查权的统一与集中化建设中，应当关注当下已经存在的法规备案审查机构，在时机成熟时将之升格为全国人大领导的违宪审查机构，将违宪审查权逐步集中到这一机构手中。我国违宪审查的改革，应当确立从法规备案审查迈向宪法审查的道路。 三、结语 总之，在理论和制度上确立违宪审查主体，并进而通过法律确立科学和合理的违宪审查主体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挥其在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可以有效地改变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的有违宪审查制度，却没有违宪审查实践的不正常现象.只有通过违宪审查主体的明确，违宪审查机构在行使违宪审查权时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如果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对违宪审查主体制度继续持暖昧和不明确的态度，就很难真正地推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健全宪法实施的保障制度。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关键词：金融环境 审计意见 债务融资成本
一、引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企业的产生以及持续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和债权人。债权人对公司日常管理的参与较少，所以对公司融资有一定约束。围绕债务融资，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债务融资的规模、期限、担保等，江金锁（2011）对我国上市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较之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所获得银行借款期限较长，但对债务成本的研究较少。债务成本不仅是公司筹借外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债务成本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公司取得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企业债务主要有三大来源，即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企业债券。但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目前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企业债券融资在我国上市公司负债中所占比重很小。商业信用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负债，期限通常较短，而且往往与特定的交易行为相联系，在信用期内可以无偿使用，无需支付利息。因此，本文只考察银行借款的成本。金融环境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以及法律环境。金融市场是公司财务决策的基本环境，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公司外部筹资包括权益筹资和债务筹资的筹资规模及资本成本会产生影响。理论上，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有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风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我国学术界对金融环境的深入研究比较少。国外重大的财务舞弊案例以及国内从早期的银广夏、琼民源等到最近的绿大地事件等一系列财务丑闻的不断曝光，外部审计师的审计监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注册会计师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其他经济信息提供鉴证业务，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纵观国内外文献，审计监督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审计质量或审计师声誉。Pittman和Fortin（2004）提出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更高，而债务融资成本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陈俊（2011）以2001年至200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获得银行信用借款（即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关于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比较少。注册会计师发表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审计意见类型也将影响股东、债权人要求的预期收益率或投资回报。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大小也是一重大因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再加上银行信贷方面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依赖国家信誉，而民营企业，由于普遍存在缺乏“政府背景”，信贷风险和事后违约的预期成本均较高再加上我国没有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银行对待给予它们的贷款十分谨慎。Allen等（2005）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干预产生的隐性担保，1994年至2004年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固定资产项目资金来源中银行借款的比率大约为20%-30%，而民营企业比率仅为10%-20%。因此，在债务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方面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为了避免公司产权性质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集中分析金融环境、审计意见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深入探讨金融环境、审计意见两个外部因素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研究金融环境对于审计意见影响在债务融资成本定价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下银行关联会不会改变审计意见在债务融资中的市场化定价。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
（1）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对债务成本的影响。我国企业外部债务融资主要是依赖银行借款，银行在信贷决策时会考虑公司特征。公司特征诸如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能力、利息保障倍数等显著影响公司的债务成本（Bhojraj和Sengupta，2003）。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财务状况良好，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良好等都可以使企业获得较低的债务成本。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股东的组成部分等因素对债务成本有一定影响。最近Bradley和Chen（2011）实证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一般而言，大型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问题相对较小，大型企业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较多，债务担保等资金保障机制较完善，破产风险较小，因此大企业更容易取得长期借入资本，债务融资成本较低。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通常管理者持股比例较高，管理者个人机会主义倾向较严重，并且中小企业风险较大随时都会出现破产清算的情形，使得股东债权人之间的问题在小公司中比较严重。所以在我国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小公司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往往对小公司债务融资设置一些限制性条款，要求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负债水平一般由公司资产负债率反映，资产负债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财务风险，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企业财务状况一般不稳定，财务风险也较高，出现资不抵债等破产迹象的可能性较高。Wiggins（1990）指出，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清算风险很大，负债融资成本较高。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往往要求借款企业用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做抵押或要求用小汽车等动产质押，企业以有形资产担保举借债务可以降低债权人因信息劣势而可能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因此资产状况良好的企业可以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债权资本和权益资本最大的风险差异在于债权人不参与企业的业务决策和经营管理。根据理论，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或股东的利益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引发过度投资现象。在委托关系下，债权人、股东、管理层三者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可以依靠债务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加以改善，从而降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及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公司治理的核心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二是其他机构或个人大股东的监督。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对债务融资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债权人的信息不利地位。Anderson（2004）等通过对标准普尔500指标公司的研究发现，债务融资成本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人员规模等呈反向关系。吴小峰（2009）对上市公司中江苏版块2006年至2008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质量会降低公司的债务成本。因此，有效地公司治理会降低债权人的放贷风险，债权人会向内部治理完善的公司收取较低的风险溢价。
（2）审计意见、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银行在审核批准企业申请的贷款时，除了要求企业提供一般信息以外，还会要求企业提供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审计意见对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具有决策有用性即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否定意见以及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第一种称为标准审计意见，其余几种统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通常情况下，财务报告是投资者和债权人获取企业有关信息的重要来源。但由于融资压力或其他因素的存在，公司可能会利用各种会计方法粉饰报表、操纵利润，打破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特点，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息。审计行业是一个具有很强专业性和较高进入门槛的领域，审计人员必须具有职业资格才能为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审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中，必须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设计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获取合理保证。实施审计工作的最终结果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是内涵在审计报告中审计师工作成果的最为集中、凝练的表达，是审计报告的核心内容。作为独立与公司和投资者的第三方，审计师对财务报告的公允性和合理性发表标准或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赖程度。审计的作用在于鉴证和监督，审计师鉴证、监督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运行，作为中介服务者，审计师可以使被审计单位合法、合规、高效运行；作为审计结果的审计意见被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视为独立、客观、公正的信息来源。根据信息来源可靠性理论，个人面对不确定性，倾向于优先使用可信性来源的信息。当投资者面对来自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报告和审计师独立的审计意见时，投资者会更愿意相信审计师独立的审计意见。经过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对债务投资者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对债权人来说有很好的信号传递作用。在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发表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对外显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其他重要信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认可。降低投资者感知的会计信息错报风险，从而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标准审计意见可以向市场传递企业资产状况良好正常经营的信号，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改善企业融资约束，能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显示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企业获得更低的银行利率。如果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通常表明审计师认为财务报告没有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允合理反映企业经济业务，管理当局可能隐瞒了重要的信息。一旦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企业股价、市场价值可能会缩水。债权人可能认为企业经营不善，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较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可能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更多的限制条款，甚至不向企业放贷。廖义刚等（2010）提出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次年银行贷款水平有显著的降低，魏志华等（2012）发现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有显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李海燕、厉夫宁（2008）认为非清洁审计意见与公司利息支出率显著正相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企业融资的首选。银行信贷决策会基于会计信息评估企业财务状况和违约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或压力强烈，盈余管理的水平较高，会计信息质量难以评价。Dye（1993）提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之一是聘请审计师，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缓解银企关系，降低资本成本。虽然审计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债权人对公司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情况的判断，但是不少研究学者提出审计意见具有固有局限性，如审计意见购买（上市公司避免非标审计意见的方法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接受审计调整；二是收买或威胁现任审计师；三是更换审计师，即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来获得较满意的审计意见的行为，被称为“意见购买”（opinion shopping） ）。当存在某种机制可以干扰银行的贷款决策时，可能会降低审计信息在债务融资中的定价作用。所以很多企业引入银行关联机制。
在实务操作中，很多民营上市公司为了规避银行的预算约束和信贷歧视，更为了降低非标准审计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引入银行关联机制。孙铮（2005）提出，关系和声誉机制对于债务契约的履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银行关联是指非金融类企业聘请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人员担任公司高管，从而使非金融类企业与银行等金融类机构形成紧密的关联。银行家加入非金融类企业可以解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企业贷款向银行提供隐性担保，增强企业的信誉，改善银企关系，从而理论上企业可获取更大规模、更低成本的银行存款。Ciamarra（2006）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任命银行背景的董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降低债务融资与有形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并减少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关系的文化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说，关系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能够调动和获得资源的资源，边燕杰和邱海熊（2000）认为这种资源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邓建平（2011）以我国2004年至2008年583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当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之后，其借款融资显著减少，而银行关联显著降低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对债务契约的负面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关系的文化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说，关系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能够调动和获得资源的资源，边燕杰和邱海熊（2000）认为这种资源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更高的债务成本
假设2：银行关联可以降低债权人对审计信息的敏感性
（3）金融环境、审计意见与债务成本。金融环境提供了金融投融资主体的活动范围和服务对象，影响甚至决定后者的运行机制和生存状况。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因此，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在金融环境较为完善的市场中，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干预度降低、金融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发达、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是否都有利于公司获取较低成本的债务资金？魏志华（2012）等发现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低成本的债务融资，朱凯、陈信元（2009）得出的结论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公司的融资约束。我国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以及企业违约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有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格的影响，有客户质量和行为方面的影响，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体制因素。这些因素和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违约因素并不相同，其中大多与金融生态等外部环境不健全有关。在金融环境较差的金融市场中，往往意味着投资环境不完善，融资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使得有限的信贷资源弥足珍贵，“僧多粥少”的现象使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物以稀为贵”也可能导致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金融环境的不发达还显示出缺乏相应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公司信息透明度下降、公司信用水平较差等问题，金融市场难以保证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投资者就会提高预期收益率，增加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影响金融环境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金融环境下，投资者对于信息的识别和运用能力有所差异。在欠发达的金融环境中，投资者尤其是债权人无法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有限信息，进行有效识别以及进行决策，逆向选择问题就会凸显，提高平均债务融资成本。审计意见在信贷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不同财务决策基本环境——金融环境中，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根据以上分析假定投资者能够识别审计意见类型所隐含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对所投资金予以分别定价，从而出现不同成本的债务融资，显然这种能力与金融环境的差异是密切相关的。朱凯和陈信元（2009）提出审计意见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深受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审计意见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依赖于市场环境，在欠发达的金融环境中，较多的非市场化操作以及政府的干预使得审计监督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关系性融资成为主要融资方式，金融市场上资金配置被部分机构或利益集团操纵，资金更多地流向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关系密切的公司，债权人较少参考公司的信用风险，使得审计监督失去应有的作用外部监管者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逆向选择问题凸显，因此，审计意见类型对债权人作用不大，而在金融环境较好的地区，外部审计可以有效揭示公司的经营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审计意见能否成为债务市场化定价的标准？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3：金融环境越完善，民营上市公司债务成本越低
假设4：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增强审计意见的债务融资定价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8年至2011年583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以及色诺芬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
四、结论
本文通过信息不对称以及信号传递理论，选取2008年至201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环境、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因素除了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能力等公司特征之外，外部因素金融环境、审计意见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公司获得较低成本的债务融资。非标准审计意见表明公司与市场之间对会计信息质量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相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增强审计意见的债务融资定价作用，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债务融资是企业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债务融资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并且可以影响社会资金的流向和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为了改善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这主要要求上市公司本身加强公司治理以及合理、合法、合规经营等；二是改善金融环境。改善金融环境，有利于优化区域环境，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无论是我国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投资环境特别是法律、制度等软环境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只有真正从法律和制度上形成对产权、债权的有效保护，形成一个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才能真正从内在机制上激发起创业和投资热情，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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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 制度基础审计 作用 局限性 策略
[中图分类号]F23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06-01
一、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的作用
内部控制是指一个单位的各级管理层,为了保护其经济资源的安全、完整,确保经济和会计信息的正确可靠,协调经济行为,控制经济活动,利用单位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形成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程序,并予以规范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较为完整的体系。
(一)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风险
在审计实践中,无论是实质性测试还是符合性测试,都存在抽样误差。假如被审计单位没有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则抽取的样本很可能是偏高或偏低的项目,据此样本做出的审计结论就会有很大的审计风险;但假如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抽样样本代表性就强,抽样审计的风险就可降低。
(二)内部控制会影响审计效率
审计的过程就是在分析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并据此做出审计结论的过程。
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是实施抽样审计的前提条件。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系统非常完善、运行良好、设置严密,审计人员就可以缩小抽样范围,抽查资料就会减少,大大降低了工作量,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反之,如果内部控制系统不完善、不健全或者运行不畅,审计人员就要适当扩大审计抽样的范围,工作量增大,自然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三)内部控制为制度基础审计提供了必要条件
内部审计并非审计的专有概念,但是审计工作可以利用内部控制来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制度基础审计就是以对内部控制的测评为基础,运用抽样方法得到审计结论的一种审计取证模式。它可以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确保审计结论所达到要求的质量和水平。
二、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的局限性
虽然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可能起着绝对的保证作用,即使内部控制系统十分完善,也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内部控制,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控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逐渐被人们所发现。
(一)受成本效益因素的制约
成本效益是现代企业经营最先考虑的问题,企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内部控制固然能够提高审计效率,减少错误发生,但如果内部控制的成本超过了可能发生错误造成的损失和浪费,那内控制度将不被采用。
(二)人员素质关系到内控制度的成败
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主体是人,内部控制的效果与执行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质量有密切关系。因此,如果执行人员素质低,内部控制的效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内部控制会利用单位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可以避免某一个人从事和隐瞒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但是,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合伙此类控制就起不到作用了。而且,内部控制大多是针对普通员工和中低层工作人员,对那些负责监督控制的管理者则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如果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授意下属进行不正当行为,越过管理程序,这样,内部控制也只能望尘莫及。
三、解决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局限性的方法
(一)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内部控制评价的执行主体是审计人员。所以,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会对内部控制的评价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及自身职业素质的培养,应改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职业培训,加深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理解,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
(二)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
审计人员在工作中要首先保持独立性,要正直、客观、并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同时,在利用内部控制资料前,要从四个方面确定资料的可信度:一是深入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二是审查企业的内部控制程序是否得当,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个人是否享有应有的职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三是审查内部审计师是否具有专业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审查并判定内部审计师是否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三)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质量
一个健全的信息系统应该能够提供及时、正确且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果和效率,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参考文献】
[1]河承浩.论内部审计在企业内控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7,(17).
【关键词】基金持股；审计质量；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审计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其对投资者保护的有效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公众投资者的信心和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成熟程度。如何有效地提高独立审计质量，一直以来是政府监管部门、立法机关、公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如何提高审计质量需要明确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基金持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从规范角度进行一般理论分析，有的是进行实证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大多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事务所的规模、事务所声誉、事务所职业水平、客户重要性水平、审计费用、审计时间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然而，基金持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很少。通常，由于自身风险分散化的要求，基金一般会同时投资多家公司。然而，当多数基金同时偏好持有相同的股票，当共同持股基金数目足以产生公司治理中的规模效应时，它们取得话语权的机会通常会变大，施加于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也会上升，从而根据其投资策略选择介入上市公司治理，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是可以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可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这两方面的完善使得获取高质量的审计有了很大的保障。
二、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基金持股对审计质量影响文献综述
（一）审计质量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审计主体和审计客体。审计主体包括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源和审计人员各方面的业务能力和人员素质状况对审计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审计客体主要是指被审计单位及其财务信息。
作为审计主体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是影响其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审计的全部过程中保持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是审计质量的重要保障。张龙平（1994）提出，审计质量具体表现为审计人员的素质和审计过程的质量，最终体现为审计报告的质量，其核心是审计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会计报表的可信性。吴杰、张自伟（2005）认为，审计质量受审计人员的素质和审计过程的质量的影响。会计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也产生影响，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专业能力、资源及动力来限制财务报告中各种盈余管理行为以提高利润的可靠性，规模大的事务所可以带来审计人员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DeAngelo（1981）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可预期的审计质量就越高；Nichols & Smith（1983），Simunic & Stein（1987），将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前十大与非十大两类通过研究发现前者更能发现盈余管理情况以此证明前十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事务所的声誉也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Richard B.Carter（1998）实证研究指出，可以用事务所声誉来衡量其执业质量的高低，具有较高声誉的事务所一旦发生审计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因此它们更有动机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审计收费也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审计收费是审计活动正常开展的资金保障，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降低幅度过大，为了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审计人员势必减少审计程序和审计时间以降低成本，最终使审计质量得不到保障。
Copley（1994）的实证研究证明，在一定范围内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即审计质量越高审计收费就越高。但过高的审计费用也可能使委托人选择较小规模的会计公司由此可能降低审计质量。同时，审计意见类型也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既然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发现违约行为并对其进行报告的联合概率，那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就代表了注册会计师报告其发现的违约行为，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将“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越高，表明该事务所的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越高。Mark L.Defond（1998）的研究结论却认为，只采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行业专长、独立性等这些指标来单独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标准都不够理想，将这些指标结合起来则能够更好地衡量审计量。Dye（1993），假设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成本和诉讼风险之间的平衡，而注册会计师的财富水平、审计准则的要求，通过影响审计成本和诉讼风险来影响审计量。客户重要性水平也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客户重要性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对某客户的经济依赖，通常以从客户收取总费用占事务所收入总额的比率来度量。当事务所主要收入来源于某客户时，事务所极有可能对该客户进行妥协，进而影响审计质量。
（二）基金持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综述
审计客体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及其财务信息对审计质量的影响。Chow（1982）、Watts & Zimmerman（1983）的研究认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管理当局有错报财务结果的动机，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董事会有责任防止和发现管理当局的这种财务报告行为。然而由于董事会的不同特征，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等方面的作用不同。盈余管理水平会影响审计质量，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盈余管理，即利用会计管制的弹性操纵会计数据的行为。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关系。较高的审计质量会形成较少的盈余管理。会计信息是审计鉴证的对象，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仅能提高审计效率，更能合理保障审计工作的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而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又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是对会计信息做出的最终鉴证，注册会计师只有排除经济利益、外界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才能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了审计机构不受控于管理层，能够以超然独立的姿态对会计报表发表公正公允的审计意见。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劣决定着审计质量的高低。然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当基金持股达到一定的规模，基金持股一方会选择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金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审计质量的高低。
FanJPH（200l）以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注册会计师的选择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出具，并且大股东会通过给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影响审计意见。Careello&Neal（2003）以1988-1999年期间的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报告且更换审计师的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审计委员会特征后发现，拥有较高比例的独立董事、较高比例的治理专家和较低持股比例的审计委员会更能够阻止注册会计师因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和被审计单位更换事务所的可能性。Chow（1982）、Watts & Zimmerman（1983）的研究认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管理当局有错报财务结果的动机，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董事会有责任防止和发现管理当局的这种财务报告行为。然而由于董事会的不同特征，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等方面的作用不同。
刘丽（2007）认为，影响我国独立审计质量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内在需求不足，其中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根据审计质量水平低下的成因，刘新琳、周兵（2005）将审计质量影响因素分为制度性因素、违规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三类，其中制度性因素就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审计客体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产权结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企业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的影响。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都包括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因素。
国外发达市场，如美国证券市场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正逐渐从被动投资即组合投资向主动投资积极介入上市公司的治理转换。公司治理结构也逐步向股东为主参与转变。虽然我国目前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在上市公司的监督方面还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根据调查显示，基金公司一般都会以股东的身份派员参加股东大会，并试图施加自己的影响，而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对于来自基金的意见比较重视。基金公司在做投资决策前，一般而言，都要对投资的上市公司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进而获取更多的公司信息，是基金经理参加股东大会的主要任务。也正因为基金经理对投资对象早有了解，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判断公司的重大决策是否存在问题，而一旦发现问题，基金经理便立即利用自己的股东地位和股东权力向其投资的公司施加自己的影响。
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被解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注册会计师与企业管理层对相关项目的会计处理方式和政策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当存在异议时，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可能会减轻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压力，使其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客观公正地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因此在公司内部建立良好健全的监督机制，有利于制约管理层的违规违法等机会主义行为，也能起到提升外部审计质量的作用。基金持股达到规模介入公司管理，就可以缓解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层在会计原则运用方面的分歧，保护并支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防止管理层的干预。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李忠海，张涤新（2011）研究表明，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证券投资基金，其对该公司的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第二大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双重身份强化了股权制衡的效果。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既是股权结构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公司治理水平和股权制衡程度的重要指标，其大小直接影响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越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
LaPorta（1999）以27家经济状况良好的拥有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其所有权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公司被家族或是国家控制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控股股东将有极大的动机和倾向去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并通过抑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的方式来掩盖其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并最终影响审计质量。
国内研究方面，孙铮和曹宇（2004）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对注册会计师的选择。结果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及个人股股东并没有很强的动力选择高质量审计；但境外法人股及个人股股东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来维护其自身利益。董南雁和张俊瑞（2005）以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中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逻辑回归，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的总体状况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在公司治理的具体指标中，董事会的结构与运作和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与审计意见类型也存在显著影响。赵学彬（2006）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审计意见类型呈负相关相关。即股权集中度越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行为难以受到有效地约束，在利益的驱使下，便产生了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倾向。为了掩饰其侵占行为，控股股东就需要采取各种手段与注册会计师进行谈判和协商，以使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降低其审计质量。目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缺乏内部治理层次的权力制衡，存在较高的成本，也在机制上制约了审计独立性、影响了审计质量，经营者以会计信息为载体的造假容易成为现实。公司治理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制衡消退而对独立性影响方面（来明敏，2005）。
三、结论
以上文献表明，审计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技术因素、法律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等等。同时，审计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预期使用者对公司报告的可信赖程度，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决策。基金持股作为一种股权结构在公司中的比例越与第一大股东接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公司的治理，越能产生良好的股权制衡作用，因此基金持股对提高公司治理有积极的作用。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从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另外，基金持股一方还可以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人员合作，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以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降低信息的不对称，保护自身以及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这些都会对审计意见类型以及审计质量造成影响，同时还可以确保选择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因而保障了会计师执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从而产生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在今后的研究中本文试图从实证角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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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首先论述了审计风险管理的一般性理论，然后针对日益加重的审计经营风险讨论了审计经营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
1建立审计经营风险控制体系的必要性
为了适应在审计职业界出现的变化，例如竞争加剧、诉讼爆炸以及客户经营行为的复杂程度的增加，在当今的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目标包括对审计经营风险和审计风险的有效控制。权威的指导机构也认识到了这两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性。例如，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已经发布指导要通过客户接受和保留的政策和程序来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审计质量控制。另外，公共监督委员会(pob)强调有效的审计经营风险评价对客户接受和保留决策的重要性以及这种评价对审计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的可能的影响。例如，pob建议“会计师事务所要考虑采用完善的、计算机化的系统来确定涉及定性和定量因素的业务风险，包括一项针对潜在的损失或关于企业、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其它的信息的研究，还有考虑将这些系统与他们的审计工作相结合。为了适应审计环境和专业指导方面的这些变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不断改进审计业务各个阶段的质量控制程序，包括在客户接受和保留决策中的风险管理。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为这些程序的持续改进提供了便利。新技术为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收集和分享信息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可以使审计专业人员更便于监控客户、行业和市场数据。例如，数字化的程序降低了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成本，从而便于对风险评价和审计质量控制程序的确认和改进。Www.133229.cOm另外，计算机的便携性、增加的存储能力、有线和无线网络以及增强的对审计专业领域的数据的计算和读写能力，使得数据可以在偏远的地点收集起来以后传送到中央数据库以供检查和分析。
在风险管理策略和程序上的不断改进是审计环境、专业指导和信息技术改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从过去的风险管理中吸取了经验以及新的信息技术为成本效益原则条件下的数据收集和知识共享提供了机会，会计师事务所现在可以更快速地改变他们的风险管理策略和程序以改进他们在客户组合选择方面的决策判定。在今天动态的、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有效的客户组合风险管理对会计师事务所长期的财务成功和迎合普遍的公众利益需要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所讨论的风险控制体系就是要为会计师事务所在客户接受和保留的风险评价和管理方面以及在全事务所范围内对审计客户组合的审计经营风险的分析提供帮助。
2审计经营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
有效的审计经营风险评价需要为审计业务获取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客户及其所在行业的独特的特点，例如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财务状况、管理层的品质以及控制环境；第二、业务的预期收益性，这要同时考虑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水平所要采取的一系列程序的成本以及与剩余的审计经营风险相关的附加成本，例如诉讼和名誉成本。在今天充满竞争的审计服务市场上，审计人员面临着审计收费降低的压力。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长期盈利性依靠的是公司收回全部审计成本的能力，包括与审计经营风险相关的成本。审计人员对经营风险进行管理首先要做的是要将客户的独特的特点和根据这些特点所能预见到的全部成本综合起来进行评价。
在评价审计风险和估计初始审计成本之后，审计人员管理审计风险的方法有：第一、风险回避，拒绝接受高风险客户；第二、风险消除，对判定为风险水平处于不可接受的高水平的客户不予保留；第三、风险降低一通过改变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或通过风险转移，例如保险来减轻风险；第四、风险接受，接受与预期收益相当的剩余组合风险并同时进行组合风险管理。
审计经营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应确定以下目标：第一、改进现有客户的接受和保留的决策制定程序；第二、使相关数据的收集、风险评价和正式批准程序自动化；第三、为每一位评定的客户计算加权风险评分；第四、为个别部门及全事务所水平的客户组合风险管理提供数据库。因而，经营风险控制体系对于事务所的风险回避和风险消除战略具有帮助，同时对事务所在客户组合风险的接受和管理方面具有帮助。例如，通过该系统收集的信息可以帮助事务所对其客户的不同组合进行比较：对新接受的、决定保留的和新拒绝的客户进行比较；比较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对处于不同行业的客户进行比较；对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或单独部门的客户进行比较。
经营风险控制体系建立的第一步应该在以前的实践、文献研究以及事务所成员的知识及经验的基础上收集尽可能多的相关风险因素，然后确定一个包括若干个(根据事务所实际情况确定)客户接受和保留案例的样本，这些案例中所做出的客户接受或保留的决策都应当具有较高的质量，并且这一样本所包含的客户所代表的审计经营风险应当跨越从非常低到非常高的整个风险范围。笔者认为应采用一种不断反复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包括从现有的工作底稿、与案例所涉及的业务人员会谈、设计统计模型、对模型进行测试、调整和进一步测试中对数据进行采集。利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会计师事务所从中选择出与当今的职业环境相关的风险因素。在开发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事务所应当将主要考虑的事项集中在讨论针对当今的职业环境这些因素为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决定每一个因素的相关重要性。下一步要讨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选择出的一系列风险因素制定初始的权重。在这一阶段应当由数学家来主持控制体系的建立工作。事务所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数学家提供给这些风险因素分配权重所需的信息。数学家应当利用从样本案例中所获得的信息以及事务所为其提供的资料设计出一个统计模型，初始的风险因素的权重可以由数学家根据判断进行分配。下一步是由事务所以及数学家联合对这一统计模型进行实地测试，随着这一模型的使用，在不断积累经验和对客户评价的实际结果的基础上，这一模型应不断地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关键词：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碳审计
一、温室气体排放与低碳经济
近年来，因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害，这不仅使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甚至影响到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并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
不置可否，环境问题最终会影响到经济问题，尤其像温室气体排放这样全球性的环境气候问题，已经影响到不单单是个别国家，内部范围的经济发展，而是阻碍了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国与国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因此，各国纷纷在经济领域中考虑气候环境的影响，在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
二、低碳经济与碳审计
由于低碳经济是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考虑范畴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所面临的相关风险、不确定因素及挑战性将比政府目前所面临的任何困难都更加棘手。那么为了更好地实现低碳经济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分为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各国纷纷制定出台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目的是通过推行碳预算，颁布严格的能耗和排放约束性标准，优化产业结构，倡导绿色消费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经济层面主要是碳排放交易政策和低碳财税政策，如美国对新建节能建筑实施减税政策；丹麦、芬兰等对重排放工业和产品强制性征税等。技术层面主要有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温室气体埋存技术、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等。另外，国际贸易方面，一些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
当然，各国为实现低碳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诸如以上政策、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低碳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合理，以及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缺乏监管；其次，财税支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使用效果缺乏监督；再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要求高质量的第三方独立鉴证服务。目前已形成碳排放交易的市场包括欧盟交易市场、芝加哥交易市场、澳洲交易市场、英国交易市场，他们都规定交易的碳减排量必须是已通过第三方审计核证的减排量。
为应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各国越来越关注碳审计，开始从碳审计中积极主动探求节能减排的途径。简单地说，碳审计就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对政府和企业在履行碳排放责任方面所进行的检查和监督，是对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独立性鉴证和评价的一种行为。
三、我国碳审计现状
目前，虽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尚无强制性减排要求，但面对日益增长的碳排放量和国际环保、碳关税贸易壁垒压力，我国极有可能在未来很短时间内承担一定数量的碳减排任务，因而，我国已将低碳经济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然而，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低碳经济之路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而低碳审计作为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在我国仍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比之西方国家较完备的环境财务会计体系及其更具针对性的特殊环境事项会计规范等，我国环境财务会计较为零散，并未形成体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碳审计工作既缺乏理论方面的研究，碳审计实务工作又缺乏指导，理论与实务严重脱节。在我国大陆地区，碳审计仍是个全新的概念，对于碳审计的动因、目标内容等仅仅是一个个模糊且亟待澄清的基础理论概念，更谈不上碳审计标准、方法、绩效评价等以基础理论为契机延伸出来的应用理论。
第二，公众对碳审计能促进实现和发展低碳经济缺乏广泛的认知度，企业甚至质疑碳审计的公平、公正，担心涉及除资金状况以外的碳排放数据会泄露商业机密，以至于出现提供资料不及时、不完整、不真实的情况，大大增加了碳审计取证的难度。
第三，作为一个全新的审计领域，开展碳审计的专业人才不足。目前在有限的碳审计实践中，受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审计人员主要还是依靠之前在财务审计中积累的经验，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也往往局限于传统的财务审计技术和方法，从而使得碳审计提供的鉴证结论可信度降低，因而绝大多数注册会计师对碳审计望而生畏，这样既丧失了在审计服务市场中拓展的机会，又有碍于审计行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我国开展低碳审计的建议
第一，提高公民低碳意识，鼓励进行碳审计。推行碳审计的第一步是要提升公民对低碳的认知度，政府应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机制，唤醒公众环保意识和能源危机意识，为碳审计的实践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政府积极制定政策促进碳审计发展。首先，政府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建立一套碳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完整体系，同时建立一套科学、权威的碳审计标准；其次，在现阶段情况下，政府可以先行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碳排放情况，主动接受碳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在取得一定实践经验后，逐步地要求重排放行业或企业必须披露碳排放情况并接受碳审计，进而推广至全国范围各个行业领域。
第三，加强碳审计业务培训，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企业碳审计涉及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广泛的知识。审计人员首先要掌握各种统计、检测、分析的标准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能源投入产出的有关数据计算出各种能耗指标，进而根据这些指标分析出企业使用能源存在的问题，找出节能潜力，提出合理化建议。因此，通过培训可以使审计人员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碳审计方法，提高其业务水平和适应能力，成为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能够胜任碳审计岗位的人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