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8 10:44: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英国农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主管单位：安徽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352X
国内刊号：34-1162/S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57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荣誉：
中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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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本刊讯)正值第十二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开幕之际，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二届“2011中国・寿光国际设施园艺高层学术论坛”于4月20～22日在我国蔬菜之乡一一山东省寿光市温泉大酒店隆重召开。来自荷兰、日本、英国、意大利、希腊和丹麦等国家，以及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台湾地区的150余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农业部、科技部、山东省政府等相关部门代表出席了论坛。
本届论坛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中环易达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温室网、《温室园艺》杂志、维普资讯网协办，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园艺学会设施园艺分会、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梅旭荣所长主持开幕式。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政府桑文军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刘旭副院长、科技部贾敬敦主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张玉香女士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桑文军副市长代表寿光市委、寿光市人民政府，对与会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寿光是中国的蔬菜之乡，也是中国冬暖式大棚的发源地之一。多年来，寿光以设施园艺为平台与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国内外专家、学者再次共聚一堂，就设施园艺的热点问题、新技术的应用、最新的科技进展进行研讨，必将对国内外设施园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作为举办地，寿光市愿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设施园艺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世界设施园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刘旭副院长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出席论坛的国内外嘉宾表示欢迎!刘旭副院长指出，近年来，我国设施栽培面积逐年扩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我国设施园艺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迫切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本届论坛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希望各位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共同推进设施园艺产业的发展。此外，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寿光市人民政府共同商定，每两年与“莱博会”同期举办一届“中国・寿光国际设施园艺高层学术论坛”，努力把论坛办成国内外设施园艺同行交流的平台、创新成果共享的盛会。
贾故敦主任代表科技部(农村中心)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设施园艺是一个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离不开现代科技强有力的支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全国设施园艺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设施园艺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设施栽培面积已发展到350多万公顷，产值达到了7500多亿元。设施园艺产业的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了我国冬季蔬菜的供给难题，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我国设施园艺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95％以上的设施仍为简易型结构，环境调控能力较差，配套技术仍不完善，单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仍较低。希望国内外同行借助论坛这一平台进行广泛交流，并针对中国设施园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促进设施园艺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张玉香总经济师代表农业部对出席论坛的国内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设施园艺是一个高效农业产业，是农业部重点支持和大力发展的产业之一。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设施栽培面积已发展到350多万公顷，产值达到了7500多亿元。今后一段时期，农业部仍将不断加大对设施园艺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设施园艺产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本届论坛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希望各位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尤其是针对中国设施园艺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共同推进设施园艺产业的快速发展。
本届论坛以“节能高效、绿色安全”为主题，30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以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的形式报告了国际设施园艺动态，以及节能与新能源利用、环境优化控制、高效栽培与清洁生产、植物工厂日光温室结构与材料、组培快繁与工厂化育苗、温室远程监控等领域的最新科技进展。与会专家还就当前设施园艺的热点科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对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解决设施园艺生产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对当前能源紧缺和温室气体减排形势下如何解决设施园艺产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交流了各自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与会国外专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节能目光温室倍加推崇，认为是设施园艺清洁生产的重要方式，值得各国借鉴。利用植物工厂开展植物大规模生产也成为了本届论坛讨论的热点之一。
论坛还出版了由国内外专家汇集的论文专集《设施园艺：创新与进展》，收集了近50篇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
本届论坛是在我国大力发展设施园艺产业的背景下召开的，论坛的举办对推动我国设施园艺的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以及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都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国外现代农业；管理；安徽农垦
中图分类号 F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8-0294-02
农垦企业是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在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示范带动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研究和借鉴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加强机制体制创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促进农垦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1 建立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是垦区加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控制，完成预期目标，体制就是组织制度。管理体制就是保证某项工作顺利完成的组织制度。纵观世界农业管理体制设置个案，比较成功的当数美国。美国农业非常发达，其成功的原因除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和政策扶持外，还得益于设置了农、工、贸一体化，灵活高效的农业管理体制。
美国农业管理特点：一是管理机构大。美国农业部是仅次于美国国防部的第二大部，其在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中，仅次于国防部和卫生部。二是管理范围广。美国农业部除管理一般意义上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外，还管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其他产业。三是管理内容宽。美国农业部除负责农产品生产，还负责为农产品提供生产资料、生产资金投资以及农产品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等。四是管理调控手段多样。财政、金融、税收、外贸、法律等措施综合运用，这些调控手段高度一致，有效避免了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和扯皮，提高了农业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效率[1-3]。五是管理具体到位。美国农业部在每个县都设有办公室或委员会，在各农业县设有1个研究所，还派人员常驻肉类食品加工厂、到田间地头检验农产品质量、颁发农产品上市安全检测合格证等。六是分工明细。美国农业部下设6位主管，工作直接对部长负责。农业部各机构通过运行7个任务领域的200多个计划完成其各项职能。每个任务领域都是一个独立的管理组织，每个组织下设1个或多个管理处，每个管理处将其全部作用集中于农业部整体并与其他任务领域共同协作完成目标。
当前，安徽农垦的管理体制总体上是灵活高效、运行有序的，但仍需借鉴美国管理体制设置的基本经验，按照集团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更加合理地设置职能部门，组建专业集团企业，明确各部门分工，协调部门内部职能，理顺农场管理体制，发挥有限的财力、物力作用，大力发展农垦现代农业[4-5]。
2 政策制度设计应符合现阶段垦区发展的实际
政策是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根据地区发展的不同类型，设计安排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制度，是各国农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例如以色列是世界上淡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面对淡水资源严重缺乏的现状，以色列政府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把节约用水、发展节水高效农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依靠农业兴国的国家之一，依靠丰富的自然条件，高度重视发展农牧业，大力扶持农业机械化，使主要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农业机械化耕作，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农业的质量和效率。日本由于土地分散和劳动力机械高，依托发达的装备制造业，大量使用机械化耕作，于1966年已经基本应用拖拉机，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
可见，推动安徽农垦发展的政策设计与制定，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宜加工则加工，宜林（果）则林（果），宜种业则种业，宜机（机械）则机，形成“一场一策”、“一地一专（专业化）”的大农场布局。
3 产业布局应该做到基地化、集约化、专业化
基地化、集约化、特色化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必然规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基地化布局就是要集中连片发展，追求规模经济，发挥集聚效应；集约化布局就是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即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来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专业化布局就是要立足资源和特色的优势，大力培育适销对路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6-7]。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无一不是遵循这一规律，如美国玉米生产带，产量占全国的45%；小麦生产带，产量占全国的50%，大豆生产带，产量占全国的60%。黑龙江通过推广标准化生产，形成了连片、集中的优势种植业基地。
安徽农垦的发展，也要按照基地化、集约化、专业化布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促进优势产区率先走向农业现代化[8]。安徽农垦要加快皖垦种业、皖垦茶业、皖垦棉业、皖垦果业、皖垦食品、皖垦米业等板块专业公司的整合、提升和规范运作，提升农垦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4 科学技术是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求
科学技术、人才素质、制度政策、企业文化等都是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要素，其中科学技术居于各要素之首，处于统领、核心地位。世界上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发展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美国的现代农业现代化起核心作用的是科研力量，科技是美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英国农业在世界上不占显著地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比较低，但是在比较完善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的支持下，已发展成为先进的现代农业国。目前，英国是世界上农业科学技术发达国家之一，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细胞学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荷兰是一个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的国家。荷兰人口1 550万人，人均耕地只有0.09 hm2。二战后，荷兰依据本国优势，运用高科技，发展温室农业。工业技术植入农业生产中，使荷兰温室农业具备了工厂化生产的内涵，成为工业化大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生产观叶园艺植物的现代化大型自控温室中，全程实现机械运作，且全部由计算机监控[9-10]。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安徽农垦只有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依靠科技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效益，才能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11]。
5 拓展市场是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重要法宝
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拓展市场就是拓展未来，拓展企业发展的空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基本满足了本国市场后，大力拓宽国际市场的国家。近十几年来，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大幅提高，产量不断增加，使各种农产品的产量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求。美国政府根据世界市场的新特点调整政策，努力开辟世界各国市场，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作为调整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和农产品过剩的问题[12-13]。
安徽农垦要充分利用农业大省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垦地合作、需求土地流转，开展强强联合，组建大型专业企业集团，扩大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壮大自身力量，依托津巴布韦为突破口和试验基地，积极稳妥开发海外市场，拓展市场空间。
6 参考文献
[1] 李园.美国农业管理体制的特点[J].江西饲料，2004（5）：35.
[2] 李园.美国农业管理体制的特点[N].农民日报，2004-0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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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正梁，王均文.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借鉴[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7（3）：13-18.
[5] 杨超.发展现代农业：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
[6] 雷震宇，李布青，周婷婷.能源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1662-1664.
[7] 杨敏丽，白人朴.我国新型农业机械化道路的内涵与基本特征[J].农机化研究，2006（1）：5-8.
[8] 申茂向，何革华，张平.荷兰设施农业的考察与中国工厂化农业建设的思考[J].农业工程学报，2000（5）：1-7.
[9] 荷兰现代设施农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向[J].机电信息，2003（19）：26-28.
[10] 黄真国，黄秀敏.对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思考[J].河南农业科学，1999（7）：16-17.
[11] 聂岳森.美国农产品出口政策的调整及启示[J].对外经贸实务，2002（6）：34-36.
【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资本化，问题，影响因素
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经过长时间实践证明，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才鞥你够实现向现代农业转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我国大约只有40%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了转化，只占美国转化率的一半，英国、法国等国家平均也有60%的农业科技成果得到了及时的转化，所以，需要对转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推进资本化的进程。
一、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实现资本化的现状
农业科技成果的资本化的含义是：将农业科技成果作为经济资本，然后投放到农民或者企业手中，统一经营农业科技成果和其他资本，并承担共同的风险，享有共同的利润，形成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具备两种属性，第一：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将作为知识形态的成果转化为了实际生产力，属于技术范畴，第二：从经济层面而言，它是成果拥有者为了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的一种投资，其中还包含了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其他资本。
随着我国逐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农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科技成果的资本化逐渐得到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初级阶段：在该阶段内，各个科室着手开发农业科技成果；第二阶段：由各个院系、研究所共同创办科技企业；第三阶段：经过院内统一，和外部共同兴办科技企业。
在我国政策的良好引导下，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资本化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地区发展不均衡，在经济发达的区域，其资本化的程度就越好，相反，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其资本化程度就偏低；另外，不同农业生产单位的发展状况也不同。现代农业企业一般拥有较大的规模和资金数量，所以需要使用较多的科技成果，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户并没有投入加多的科技成果。上述两个问题都导致了成果资本化的进程缓慢。
二、农业科技成果资本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成果资本化存在的问题
其一，缺乏典型个例。在我国，缺乏典型的农业科技成果资本化的例子，有些企业有隐藏的资本化形式，但是没有做出评估，同样也没有完成资本的注册，只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将技术作为基础进行分红，大部分的科技成果遗留在档案室内，一小部分的成果通过样品、专利、论文等其他形式被搁置，不具备农业生产的性质，很难形成生产力，无法对农业现代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二，资本化环境的不完善。目前，我国许多科研单位只注重自身科研成果的研究，农民只注重庄稼的耕种，二者并没有实现合作经营，科技成果没有发挥其纽带作用，一方面：科研院有用许多科研成果，但是都留在档案室内没有得到利用，另一方面，农民企业的拥有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没有合适的渠道搜寻新的科技成果。另外，科技中介没有发挥自身的作用，没有将科技成果进行整理，然后向农业企业进行推荐。有些评估业务人员的素质较低，操作过程不符合规范，导致评估结果不公正，缺乏实际的意义，加上政策的不完善，在新闻媒体上，农业科技成本资本化这个专业名词出现率较低，相关部门没有完善其操作规程，导致缺乏资本化的大环境。
其三，成果投资意识的缺乏。近年来，农业科学的研究成果产生的前提仅仅是研究人员对利益以及前途的渴望。而对于成果的资本化以及成果的后期利用，他们并不关心，这就直接导致了科研人员对成果资本化的认识不够。虽然部分科研人员对成果资本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其具体的过程，如手续的办理、成果入股等依然较陌生，甚至有些农业类企业员工以及农民根本没有科技成果入股这一概念。
（二）成果资本化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其一，经验缺乏，阻碍管理有效性。当科技成果成功实现了资本化，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对相关人员提出了挑战。就目前絮叨的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效益方面。科技成果必然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但该项目带来的提升程度无从得知。目前研究缺乏相关案例的分析，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上无法获取准确信息，因此相关人员无从知晓效益范围与程度。
2、亏损问题。科研人员并没有在经济上有所投入，如果科研项目出现差错或其效益无法与投入成正比，那么这部分损失应该以怎样的比例来分担？目前科研人员只是单纯的技术入股，如果项目失败，也只会撤销这项科研项目，农业人员承担的损失较大。
3、实际操作。技术投入仅仅是理论层面，设备如何操作、技术如何运用都是农业人员尚未涉及到的专业性较强知识。因此，若科研人员没有时间或资金投入人力来展开现场指导，那么所谓的科研也只能够流于形式。在没有相关经验与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农业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受到的阻力较大。
其二，农业企业不愿意对成果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成果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能为企业创造多少经济利益以及价值贬值后比例的计算问题等不确定性让农业企业不愿意将其入股，宁愿花大量的资金去购买。所以，需要建立规范的操作流程，进行公平的评估，从而提高评估的准确性，放宽政策，制定完善的处理规则解决成果贬值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玉兰，王秀果.农业科技成果资本化的风险识别与防范[J].农业科技管理，2009，（03）.
[2]杨曙辉、宋天庆.浅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问题[J].农业科技管理，2008，（06）.
卫红，1963年生于北京，现为北京旷博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研发副总裁，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工场领军人才。中国农业大学学士，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先后在英国的Oxagen，丹麦的诺维信公司和美国的孟山都等知名跨国公司担任资深科学家，研发经理和研发总监。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7年中，主要从事鸭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和痘苗病毒等病原微生物防治研究，在行业一流杂志上20篇。在公司工作期间，先后主持了小分子药物筛选；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等工业用酶的研发等公司重大项目，积累了跨国公司的研发管理及运营经验。其中小分子药物已经完成了临床I期试验，开发的工业酶制剂也已经成功上市。加入旷博生物以来，作为首席科学家和负责研发的副总裁，主持公司同科研院所合作，转化了多个成熟技术，获得了9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同时还在申报6个发明专利，建立了国际水平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式抗体、microRNA、ELISA/ELISPOT产品线、四聚体等4条产品线，及重组蛋白制备、重组蛋白生物活性检测、单克隆抗体制备等检测服务平台。成功申报并获得了三项国家科技部“十二五”重大专项（其中两项为主持单位），两项卫生行业专项，一项863项目及其他多个地方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其中一项国家科技部“十二五”重大专项“结核和耐药结核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
北京旷博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博或旷博公司）位于北京东南部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一家在2009年由一批海归创业人员发起，国内外几家著名投资机构或企业集团共同投资成立，以研发、生产用于科研和临床诊断用的生物试剂产品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这样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里，技术研发无疑是企业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而主管这家企业技术研发，在企业担当科研团队领军人的就是该公司首席科学家、公司副总裁张卫红博士。
没报志愿却被招进了农大
1963年张卫红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让张卫红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很多一般儿童不知道的文化知识。张卫红从小聪明伶俐，虽然是个女孩，但却活泼开朗，用她的话说，那时就是胆儿大。在学习方面，虽然她并不特别用功，但成绩总是不错。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当课堂上她觉得自己听懂了老师的讲课，就开始不太注意听讲，或与同学闲聊，或做与上课无关的事了，这让她也没少挨过老师的批评。后来，班上新来了一位班主任，她认为张卫红这个孩子聪明可爱，有正义感，就安排她当了一名班干部。“由于这位老师的鼓励，我便开始对自己有信心了，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上课时也不再随便说话了，我就从那时起真的开始变自信了！小孩儿就需要鼓励。后来，我逐渐有了人生的梦想――幻想长大后当一名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大科学家。”张卫红娓娓道来地讲述着她的童年生活。
张卫红的中学阶段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试验中学上的。1981年，她参加了高考，报考了师范院校。但结果却是被招进了“农大”（即中国农业大学）。直到后来我到了农大，才了解到，原来农大兽医系因为当时没有招满学生，招生老师看我填的志愿是服从分配，就直接把我的档案给调过去了，我就这样被招到农大的兽医系（现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
对于被农大招去，而且读兽医专业，张卫红的父母感到很是失望，想劝说张卫红不去，或将来到学校再要求改专业。但张卫红却了解到，学兽医将来也不一定只是给动物治病，还可能从事比如疾病防控，食品安全检疫等职业，所以她决定接受现实，欣然走进了农大。从上大学之初开始，张卫红就下决心，等大学毕业后她要读硕士，考博士。所以，整个大学期间，张卫红对专业学习很努力，而且成绩十分优秀。在农大，她不仅学习方面成绩突出，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文体活动，入选了学校田径队，成为一名短跑选手，后来她还担任了兽医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如今谈及在农大的大学生活，张卫红很是感慨。“其实农大是所特别好的大学！我们学校教授的学术水平都特别高，而且英文也很好。我记得，有个教胚胎学的老师，叫李宝仁，他的课讲得特别好，不仅课讲得逻辑性很强，而且他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每堂课上他掌握的时间从来都是不早不晚，恰到好处。只可惜他后来因患癌症过早地去逝了。”张卫红动情地说。
大学毕业时，张卫红如愿考上了农大的研究生，专业是动物传染病学研究。由于做动物传染病研究和研究人类传染病在很多方面很相近，张卫红后来的研究方向便从研究动物转为做人类传染病的研究了。然而，在张卫红心里始终有个梦想――读博士，当科学家。在她读完硕士后，张卫红幸运地被留校工作，这是很多女性羡慕的职业，但她却不满于现状，梦想有机会继续深造，读博士。
陪读期间攻下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1991年张卫红的丈夫因公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翌年，作为妻子的张卫红以陪读丈夫留学的身份也到了英国，而且她这一待便是好多年。在英国，张卫红不想让自己像其他陪同爱人留学的妻子那样在当地随便打零工，她想自己应该抓住在英国的机会，争取在学业方面进一步深造。“一个人一定要有理想，决不能对自己放松要求。”张卫红说。这天，张卫红只身一人，来到了英国国家环境委员会（NERC）设在牛津大学城里的一个病毒与环境微生物研究所，一位看上去四十来岁，高鼻子、大个子，金发碧眼的英国教授绅士般地接待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女子。张卫红向这位年轻教授说明来意，她表示期望能在该研究所的病毒和微生物试验室做一名助理研究员。凭借病毒学实验的经验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她得到了这个工作。从此，作为这名教授的研究助理，张卫红便在英国试验室里开始了她探索科学、研究人类传染病的人生之路。一年后，张卫红向导师表达她希望在牛津大学深造读博士的愿望。为此，这位导师还给她写了推荐信，并帮她向英国的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申请到了外国留学生奖学金（ORS）。
由于牛津大学允许研究人员在全职做研究工作的同时注册攻读学位，张卫红在作研究助理的同r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年以后，我拿到博士学位，并在这期间发表第一作者的论文两篇，与其他作者合作的论文四篇，没有辜负教授对我的信任和期待，多少年以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见到导师，他还夸赞我是他最好的学生。”1996年张卫红在英国读完博士，拿到梦想中的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为了进一步攀登科学高峰，学习西方的尖端科技，同年，张卫红又到牛津大学病理系读“博士后”了，1999年她又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了2年半的 “博士后”。从最初到英国作为照顾丈夫的陪读夫人，到后来自己读完博士，而且做了英国、美国两所世界名校的博士后，随后又在英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担任资深科学家，此时的她已经在海外生活学习了13年了，这些经历都为她日后攀登上更高的科学高峰奠定了基础。
毅然辞去外企工作到民企创业
为了吸引人才，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关于鼓励海归人员创业的政策，这些深深地吸引着张卫红，使得她人是国外，心却留在祖国。然而，国内科研的条件毕竟落后，所以当她2005年从英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回到国内时，张卫红还是应聘到丹麦和美国在北京的两家跨国公司，并且做了5年的研发管理工作。
张卫红告诉记者，“回国后在外企打工的那几年，我发现，国内用的科研试剂和临床诊断试剂的90%以上都是进口产品，而且这类产品在中国的卖价要比在国外贵得多，进货周期长，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科研事业和临床诊断的发展。这让我感觉我要为国家出力，不能再在外企干了。把我的学识用来为国家、民族做点事儿。”恰好就在2011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张卫红遇到了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宝石，双方交流后一拍即合，张卫红加盟旷博生物。
旷博公司在2009年最初成立时，还只能研发生产用于科研的各种试剂产品，但科研用途的试剂产品在市场上需要的品种多，需求量却不大，致使企业在经营初期便遇到困难。后来，公司坚决调整了经营方向，在保持科研实力的同时，他们开始转变经营方向，企业从此把研发生产临床诊断试剂作为主营业务，而且经营规模越做越大。迄今，旷博公司已经拥有员工200多人，除了在亦庄开发区的总部外，公司在北京大兴区还建有专门的生产基地，拥有5条产品生产线，从事肿瘤检测试剂、传染病试剂研发、生产、经营业务，产品类别多达50余种。
“在旷博，我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干自己想干的事，感觉自己在这里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不像以前我给外企打工，做科研还要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比如，国家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对于外企就不能申请到。现在，自己在旷博还担任了副总裁，这让我的人脉、知识等资源和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如今，张卫红在旷博公司带领着一支由30多个中青年人组成的研发团队。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近些年来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卫生部的卫生行业专项等多个科研课题。短短数年中，他们研发了结核诊断试剂、流式抗体等多个临床诊断试剂，拥有了自己的十余项发明专利，而且填补了国家在技术上的空白。目前，他们研发的许多试剂产品已经进入国内医院，并应用于临床诊断。
“公司从一开始做科研试剂，到现在做临床试剂，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研发课题。虽然我们感到做研发确实很难，但我看到旷博公司在逐步发展，在一点点长大，在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张卫红信心满满地说。她告诉记者，“现在人们重视健康，我们就提供提肿瘤早期诊断产品，目前我们的肝脏肿瘤诊断试剂研发水平在国际上领先。例如，我们可以把用影像技术不能检查出的肿瘤，提前用我们的试剂检测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旷博参与了国家“十二五”重大专项课题研发工作――艾滋病诊断试剂，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在这方面，旷博的技术成果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最起码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做的是应用研究，所以我们的产品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张卫红说。
据了解，旷博公司承担和参与了“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卫生行业科研专项等政府部门多个科研开发课题，已经拥有13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5个注册商标、45个产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并投放市场、20余项在研产品，未来三年预计有100多项产品进入市场，为医院临床检验、第三方体检机构提供体外诊断试剂产品。
[论文摘要]从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战略、我国农业科技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等方面，对我国的农业科技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提出对策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过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面对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急切需要新的突破，今后农业可否通过科技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发展农业科技的十项战略对策
（一）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
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当前的重点是加强产前，特别是产后的科技力量；二是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三是扩大开放，更多的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资金和先进的设备、设施。
（二）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的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下大力气把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三）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积极引导东部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出效益。
（四）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
一是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别要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产业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一批农业高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四是要针对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对技术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五）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的人口多，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还很低，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体系。
（六）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七）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级政府、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和地方每年都要在基建拨款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基地和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到20世纪末，使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0.5％～0.7％以上；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
二、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一）农作物品种
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野生种、边缘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资源鉴定和品种资源工作体系也不够完善。另外，在良种繁育体系与制度方面，不如发达国家规范化、科学化。
作物生理化研究，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个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1.植物生物技术。目前国外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产业的产品主要有：细胞和组织培养产业，如花卉、草莓、荔枝等试管苗和脱毒苗；微生物农药，如苏芸金杆菌；生物技术农产品；兽医治疗药物和防治疫苗品；农用诊断试剂；家畜胚胎移植技术；单细胞蛋白；人工种子和胚芽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仍然较低，研究设备和手段，工业化生产还相当落后，生物产品商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还不够。
2.畜牧业科技。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15年。特别是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研究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有些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3.农田灌溉技术。瑞典、英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喷灌面积均已超过80％，美国、俄罗斯约为40％，美国微灌面积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总灌溉面积的3％，以色列灌溉面积中约2／3为微灌，1／3为喷灌。我国在地面灌溉方面，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论在材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自动控制设备方面差距更大。
4.农业机械化技术。从大量生产的现有产品来看，机具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或5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亦即落后30－40年。
在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率为80％，机播率为77％，机收率为70％，而发达国家则全面实现机械化。超级秘书网
5.林业科学技术。我国现有的林业技术水平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多年。科学技术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1.2％；人工林林木每公顷蓄积只有33.3立方米，远远低于我国森林总蓄积每公顷平均83.6立方米的水平；全国有林地面积只占全部林业用地的50％，而美国为95％，瑞典为98％，日本为96％；我国的树木利用率很低，树林出材率只占全树的25％，而林业发达国家已从原来的全树利用发展到全林利用以至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利用；我国每公顷森林年均净生长量仅为2.7立方米，而德国是6立方米，芬兰是4立方米，美国和日本是3.1立方米。
论文关键词：物理学科 农业学科 学科交叉 物理农业 人才培养
论文摘 要：通过在农业科研中把物理学科知识与农业学科知识相结合的实践，探索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有利作用。展望学科交叉对培养新世纪具有全新知识结构人才的广阔前景，推动物理农业的稳步发展，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潜能。
在知识经济、信息化时代，实施科教兴农不仅要善于创造新知识，吸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且要善于把新知识、新成果转化成新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知识和科技的价值［1］。农业院校在科研中，考虑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把基础学科与优势学科整合，通过学科边缘交叉是技术创新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文结合魔芋科研项目中物理技术在控制病害发生、提高产量等方面的应用，就物理学科知识与农业学科结合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优势展开论述。探索通过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的有益结合，思考对培养新世纪合格农业人才、推动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等问题。
一、学科交叉，优势互补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推进了科学技术向纵深方向发展，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现代科技发展的学科高达分化基础上的高达综合的特点说明，科技的发展需要不同学科和技术的横向联合就能形成整体优势，边缘交叉容易出现新的生长点 ［2］。尤其是物理学这一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更是越来越突出，如计算物理学、数学物理、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学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物理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和延伸。其中物理学与农业科学的交叉渗透，使“物理农业”脱颖而出，并且有效推动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二、物理学科与农科知识结合的必然与优势
1物理学科与农科生物科学相结合的必然
（1）自然科学领域内必然存在同一的、共同的联系。20世纪以来，以数学为工具、物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学科发展，已逐步把除生物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同一起来［3］。而物理学研究的物理运动是自然界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它渗透于自然界的任何生命系统，因此物理学也要研究生命、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联系等，它与生物学科也存在同一的、共同的联系，这一点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1943年，物理学家薛定谔写下了《生命是什么》一书，从物理学的角度对生命现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现今生命科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如“遗传密码”，就是由薛定谔首次提出的；21世纪关于生命现象的描述性信息太多了，新的工作框架——定量生物学的应运而生，使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基础学科联系起来；同时在农科教材中也不乏许多物理科学知识，如离心分离技术、宏观、微观方法——气体分子热运动理论、红外测温、卫星遥感、生物与熵、正常细胞的电模型、衍射现象、生物体的旋光现象、核磁共振技术和物质的放射性，等等，涉及了物理学的力、热、电、光、磁，原子物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许多方面。可见，物理科学与农科知识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2）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实验方法已日益渗透和应用于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农科的生物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物理学的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的成就与发展技术被引进了生物学，从而确定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至今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法仍是分析生物大分子立体结构最精确的技术［3］；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生物物理学在研究思路、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就突出了物理学的特点。
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以及走在国际前沿开展科学研究的美国、英国的趋势来看，21世纪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融会贯通已经势不可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家卫生研究院联手资助大学建立了多个跨学科的Bio-X中心，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基金会在2003年也建立了以10年为期的重大研究计划——预测生物学。这个蓬勃发展的交叉学科正在成为大量学术会议、高质量学术杂志以及基金资助机构的主角。可见，物理学科与农科生物科学间的交叉融合是必然的。
2把物理知识用于农业的现代物理农业的优势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等国就已开始研究现代物理农业工程的单项技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物理农业—物理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应用物理学技术、方法和基础理论研究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生物生命过程中的物理规律，以及物理因素对生物系统的作用机制，涉及物理学、材料学、动植物学及农学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的一门新生学科［4］。随着国际贸易农药残留标准越来越严格的动态趋势，消费者对农产品健康、安全的高要求，“物理农业”的精英们在中国应用物理农业技术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近5年来，在天津、大连等地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且已取得骄人的成绩，有力地说明把物理科技应用于农业领域，能推动传统农业的变革，是一种独特有效的生产方式。
在我国，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现代物理农业技术有：磁化、电场处理种子技术、电子杀虫技术、空间电场防病促生技术，等等，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相对于化学农业来说是一种高效、无环境污染且成本低廉，易实现效益转化的农业技术 ［5］ ，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并且能达到提高品质、抗病增产的目的，保证农产品达到质量、绿色、无污染的标准，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见，把物理科学知识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利用物理因素和物理技术应用于农业，有着诱人的前景与潜力。
三、在农业科研中，进行物理技术与农业栽培措施有机结合的探索
前人把物理技术应用于科研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低温和紫外线辐射植株地上部分后能有效抑制病害发生，并对植株生长产生良好的影响，这在小麦、大豆、玉米、郁金香、百合、大蒜等作物上已得到证实。
魔芋是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近年已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然而，在魔芋生产中，魔芋软腐病已成为魔芋生产和魔芋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鉴于魔芋软腐病的主要初侵染源是种芋及土壤，种芋带菌是引起植株发病的主要原因这一特性，以及温度、紫外线等物理因子影响魔芋生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笔者于2008年至2010年间开展了“低温、紫外线对魔芋种芋生长的影响”研究，通过对魔芋种芋进行不同强度的低温冷藏和不同时长的紫外线辐射，研究不同处理对魔芋生长过程中软腐病的控制及产量表现的影响，把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知识结合应用于科研生产。通过此研究得出结论：用低温冷刺激、紫外线杀菌处理魔芋种芋能降低病害，提高产量，把物理因子低温、紫外线这样应用对魔芋的影响是正向的；试验中不施用化学农药，保证了生产的魔芋没有药物残留，绿色环保。
笔者在科研中把物理科学与农业科学结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这种生产成本低、简便易行的生产方式对改善和提高魔芋品质、保护生态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四、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结合的展望与思考
1加强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的融合，有利于学生的就业（创业）与升造
农业院校教学与科研中注意物理科学与农业科学的融合，有利于教师的农业科研拓展，更好地服务“三农”的同时能加强学生交叉学科知识素养，能拓宽农科学生的农业生产技术。毕业生面对需要大量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就业更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毕业且有志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可选择由交叉学科而产生的新兴领域为方向，而现代新兴的物理农业中所涉及的有关食品安全、生态农业等诸多问题有待应用科学理念和现代技术加以解决，农业院校的学生由此领域为方向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中加强物理学科与农业学科融合的培养对他们的知识积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中国理论生物物理学家欧阳钟灿院士呼吁：“为培养具有全新知识结构的研究人员，首先应革新大学生命科学相关的教学”，呼吁高校生物系反省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适当增加数学、物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与美国著名的倡议“培养21世纪的科学家：本科生的生物学教育”（Undergraduate biology education to prepare research scientists for the 21st century，简称Bio2010）相呼应［3］。现在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开设了生物物理学等交叉学科专业，希望“培养出来的跨学科学生能操同一种语言去建造生命科学的通天塔”。
2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走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
在“绿色革命”“转基因作物”的粮食增产模式一一亮相的时候，物理知识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物理增产技术也在低碳农业、节水农业的倡导环境中备受关注。把物理中的力、热、光、电、磁等知识与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物理农业”，区别于传统的“化学农业”，不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环境污染，恢复耕地质量，阻止环境恶化与生态退化，是解决“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物理农业已展示了它的“神奇”，相信物理农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仅在粮食生产的健康安全、增产增收方面能取得辉煌的成绩，也能兼顾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相容，同时为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在农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物理科学知识的作用，充分展示交叉学科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吴文胜，程立佳.发挥高等农业院校优势，努力为科教兴农服务［J］.高等农业教育，1999(4):29—31.
［2］胡跃高主编.农业总论［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9).
［3］袁观宇.生物物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过去30年中，在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一直在挣扎着转型，在不断细分的学术市场中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转型目前显现了一些曙光，但整个过程还远未结束。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政府将农业置于其决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农业经济学科在短期内仍备受重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还没有遇到挑战。然而，西方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农业小部门化的推进以及其它学科的快速扩张，如果不及早跟随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做出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调整，农业经济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很可能类似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境遇。因此，农业经济学者必须思考如何推动整个学科做好转型的准备。
二、研颇象之变
农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社会科学，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为研究对象服务，并培养大量能够学以致用的学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农业经济学从诞生之初，其研究对象就在不断演变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农场经营为核心，后来转变为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继而转变为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以农场经营为核心。农业经济学起源于如何应用经济学原理促进作物和畜产品产量增加，以达到增加农场利润的目的,现代农业经济学称之为“农场经营管理”(faimmanagement)。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农业占经济比重很高的农业社会早就存在，但是，其系统化和学歡主要起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欧一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农场规模非常大，此阶段农业经济学集中于研究农场的经营管理，主要任务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经营管理的农场主。第二阶段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从农业的角度看，经济起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食物问题阶段、贫困问题阶段、农业调整问题阶段(YuandZhao,2009)。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的主要作用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随着经济起飞和城市化推进，食物需求不断增加。食物价格上涨会推动产业工人工资增长，影响非农产业资本积累和经济起飞，出现“食物问题”(foodproblem)。此时政府通常会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从农业中榨取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同时推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政府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补贴，造成农业生产严重扭曲，需要调整政策以使农业生产遵循市场规律、减少扭曲。然而，减少补贴会造成农民不满。西方国家由于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变得很小，农业政策的核心开始表现为农业调整，即减少政策对生产的扭曲，让农业服从市场规律;同时，开始注重农业的非食物供给功能(multifunctionality)，包括环境生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教育功能等。这时农业问题通常被称为“农业调整问题”(femproblem)。相应地，农业经济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需要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并重。由于农业小部门化，以及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例如工厂化养殖以及温室种植的推广和普及)，农业的特殊性逐步消失，农业政策部门的人才需求开始减弱。然而，随着市场化的不断纖以及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张，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成为主导力量。此时，农业经济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业政策研究人才与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并重。
三、学科危机
农业经济学科在发达国家的命运，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农业经济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实际上，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一些深层次结构问题已经露出苗头。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农业经济学科过去30年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蓬勃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发轫于农业，因此，80年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大量农业经济人才。伴随着政府对农业经济人才需求的饱和，农业经济学科发展不可避免地遇到困境。具体而言，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可以分为短期危机和长期危机。
(一)短期危机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当前面临的危机，短期看不足以致命，但长此以往，很可能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基础可能会慢慢消退。
1.农业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正被其它学科所挤压。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农业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主要来源于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基础学科。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覆盖农业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挤压了农业经济学的生存空间。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上述基础学科研究的影响力通常大于农业经济学科。例如，全球农业经济学的顶尖学术期刊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美国农业经济期刊》)放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里，其学术影响力非常有限，很难排进全球经济学权威期刊前20名。将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到农业问题中，在等方面更具优势。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年资助的研究课题清单看，2011〜2014年期间，农林经济学科以外的学者获得管理科学学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课题资助的比例约为30%，明显高于2006〜2010年期间的17%。农业经济学科向这些基础学科的扩张却受到技术限制，这种不对称式发展使得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
2.政策研究的影响力下降。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粮食安全、制度和农民收入等问题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仍然大有可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农业政策研究人才，但是，中国农业政策核心决策圈却非常小，政府拥有自己的智库或咨询机构(例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而大多数农业经济学者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充当了政策解释者的角色，在中国农业经济决策领域并没有很强的影响力。由于农业经济学科在政策研究方面影响力下降，农业经济学科专业在与其它专业竞争研究和教学资源时，尤其是在竞靴秀生源时，赚越处于不利位置。
3.对优秀学生逐渐失去吸引力。一个学科的延续和发展，必须依靠优秀人才，尤其是优秀本科从。目前，优秀学子通常不会主动选择农业经济学科作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由于政策影响力下降、传统研究领域被其它学科蚕食以及农业的天然劣势，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与经济学、商学和环境科学学科的毕业生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劣势。这些基础学科的毕业生，很容易争夺农业经济学科毕业生的传统就业市场;而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很难去和这些基础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竞争。例如，近年来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饮食业以及食品加工规模在过去20年中快速扩张。这种扩张需要大量懂得食品市场的管理从，其就业方向本来是农业经济学科专业的用武之地。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教学仍以理论与政策为中心，学生在企业实务方面的训练远远不足，因而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下风。这就启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者，必须转换研究重心，从以政策研究为主，过渡到以市场研究为主。就业统计表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中国已经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邓国焱、张心怡，2013)，其后果就是农业经济学科对优秀本科生失去吸引力。出于就业的考虑，很多大学已经缩减了农业经济学专业本科招生数量，有些大学甚至已经停止招收该专业本科生。按照这种趋势，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未来会陷入一种后继无人的状态。
(二)长期危机
随着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越来越低以及城市化率越来越高，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学科被边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长期内下降。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预算变得异常充裕，为农业科研投入了大笔资金。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财政预算通常会变得紧张，政府往往会削减农业经济学科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麵投入。根据欧美经验，长期而言，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是不可能持续扩张的。过去20多年中，美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名义投入金额基本没有增加。由于科研经费投入减少，美国政府部门不断削减农业经济研究岗位。例如，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雇佣的农业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超过600人，而现在萎缩到不足200人，是高峰期的1/3(Perry,2010)。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学者人数也在萎缩。例如，198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数量超过5000人，2006年已经萎缩到2500人以下，年均下降3.6%(Perry,2010)。
2.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萎缩和失焦。现阶段，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方面的研究，是因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接近10%，超过1/3人口的就业依靠农业，接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稳定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村社会，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完成城市化，农村社会趋于稳定，农业变成一个很小的经济部门，城市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政府的工作重心也会随之转移到城市。此时，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更低。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被边缘化，传统的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挑战。这正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为生存而挣扎的原因。
3.优秀研究生进一步流失。在经济成熟阶段，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之一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研究对象失焦以及就业市场对农业的歧视，使得优秀研究生不再选择农业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如果没有优秀研究生的持续加入，农业经济学科将进一步萎缩。2012年秋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高校农业经济学院(系)的博士研究生中，60%为外国留学生，本国学生仅占40%
(PennandSandberg,2013)，表明美国大学中农业经济学科专业主要依靠外国留学生(以中国和印度为主)来维持。现阶段，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对研究生还有较强的吸引力。然而，随着海归博士的回流，国内博士在高校就职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打击了一部分国内优秀硕士研究生攻读国内农业经济学科博士的积极性。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5〜20年后进入成熟期，农业萎缩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门，以研究政策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将难以保持对研究生的足够吸引力。
过去30年中，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学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有些调整彻底失败了，有些调整初步成功。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及早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美国为例，农业经济学科在调整过程中，大体分为5个方向：①部分农业经济系转型为应用经济系，例如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等。虽然在新的应用经济系中，农业经济研究仍占较大比例，但其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②部分农业经济系合并入经济系，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等。经过合并的农业经济学科，在新的经济系中难以避免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③大部分农业经济系主动更改名称以调整研究与教学方向，比如在系或者专业名称中引入食物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涉农企业管理等字样，从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向更现代的食品、资源或者环境经济学等方向靠拢。④某些农业大州的大学中农业经济系仍坚持原名，比如普渡大学、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以及堪萨斯州立大学等，但可以看到，其研究重点已经发生了转变，例如，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系的研究重心转变为涉农企业管理(agribusinessmanagement)和食品市场营销(foodmarketing)。⑤有些大学农业经济系转型没有成功，甚至整个系被关闭，导致所有教师失业。例如，内华达大学于2010年关闭了Reno分校农业经济系。在欧洲和日本，农业经济学科的命运与美国大抵相同：在英国，农业经济系已经难觅踪影;在德国和日本，农业经济学科的教授职位在逐年减少。
五、转型之痛
中国学术界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提出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转型，即从政策研究为主向市场研究为主转型。由于传统路径依赖，这种转型显得异常，主要存在三个障碍：制度障碍、技术障碍和就业市场障碍。
1.制度障碍。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己经形成一套固有的学术评价和考核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和申请科研基金都以大的话题性政策为标准，而以涉农企业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的新型农业经济学科，由于研究问题较微观，其学术论文很难在现有体系中的期刊上发表，申请科研项目也很难获得批准。这种制度障碍导致学术的“逆向淘汰”问题~做涉农企业研究的学者通常因为论文难以发表，或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资助，在学术升迁中处于不利位置。因此，理性的农业经济学者不愿意开拓以涉农企业为研究对象的领域，而更愿意在原有政策研究体系中生存。要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学术界必须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并在现有期刊体系中分出一部分资源或者创办新的期刊，鼓励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转向与涉农企业管理相关的研究。同时，借鉴欧美经验，设立专门的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教授职位，并且鼓励同行竞争。
2.技术障碍。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者，所掌握的分析工具不适用于企业分析。研究涉农企业需要新的分析工具，例如产业组织、食品市场营销等理论，以及高级计量经济学等数量化工具，对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学习成本非常高，他们短时间内很难熟练掌握这些分析工具。即使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分析工具，由于制度障碍，他们仍很难在一流期刊上，其学术能力得不到客观评价。要突破上述技术障碍，短期内最好的手段是引进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海归博士，突破国内固有的评价体系并积极在国际期刊上。
3.就业市场障碍。一个新的专业方向，从诞生到被社会大众接受，需要很长时间。美国大学的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还在不断开拓就业市场。过去20多年中，虽然中国食品行业扩张迅速，但是，农业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在大型涉农企业的就业市场上，并没有很好的记录和很强的竞争力，很多岗位都被其它专业(尤其是管理学专业)的毕业生所占据。涉农企业管理及相关专业要想在就业市场上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机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障碍要超越，但这一定是农业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经济学科相关大学与研究所，一定要联雜来，综飯用行业以及媒体等资源，雛新酵科的推广。
六、结论
应用学科存在的意义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完成，经济走向成熟，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相对规模的萎缩，以及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的推进，农业的特殊性逐渐丧失，传统农业经济学科丧失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同时，一般经济学的扩张、管理学的繁荣以及环境科学的兴起，其研象扩展到农业，造成传统农业经济對斗开始萎缩。在过去30多年中，西方农业经济学科一直在挣扎中转型。部分农业经济学院(系)退出了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转变为进行应用经济教学和研究的院系;主流农业经济学科则把研究扩展到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整个食物供应縣统，把农业经济学演化为“食物经济与管理，’;另外一部分则把研究扩展到所有与农业资源相关的整个生产、消费以及供应链系统，演化为“生物经济学”。
欧美经验表明，传统的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在萎缩，新型的以企业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蓬勃兴起，成为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欧美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过程，映照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市场化的继续深入，食品产业快速扩大，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了转型的客观要求。一个学科的再定义及其推广并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及早实现转型，农业经济学科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遭遇萎缩的命运。目前，农业经济学科对优秀本科生己经失去吸引力，在15〜20年后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到5%以下，并且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到20%以下，农业在政府决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再具有重要性时，农业经济学科很有可能走向消亡和解体。
[关键词]下层民众；农业工人；制造业工人；仆佣
在近现代社会以前，下层民众都是数量上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是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也是社会苦难的主要承受者，无论社会做如何转型，社会结构如何分化整合，绝大多数的下层定位是很难改变的。工业革命期间的历史仍然是统治者的历史，是精英的历史，下层民众作为一直以来的被统治者，是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下层民众的构成，大多史学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劳伦斯·斯通就将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分为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宫廷贵族、郡绅士阶级、教区绅士阶级、商人/专业人员阶级、城乡小资产拥有者、雇佣劳动者，及靠救济金过活的赤贫阶级”，[1]其中在社会阶层的归类上，除了上述的后两者，他通常把“农工、农夫及工匠”归为社会下层。舒小昀在研究1688-1783年的英国社会结构时指出：“英国社会下层既包括农业工人、城市工人、矿工和仆人等一批出卖劳力的工资劳动者，又包括游民和乞丐等一些潜在的工资劳动者，还包括渔民、牧民等一些个体劳动者。”[2]这两种观点都是针对英国前工业社会时期社会结构的划分，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推进，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进入新一轮的分化与整合时期。就社会下层而言，随着工人队伍的不断扩大，工人群体因种种“共同利益”而逐步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所说：“事实上，这种群体意识是工业革命了不起的精神成果，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也是针对工业革命发生的一种裂变。也许这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立独行的地方。”[3]因此，我们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下层群体以工人为主体，还应包括乞丐、流浪汉、小偷及妓等其它下层成员。“英国的工人（working men， labouring men）即从事体力劳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到18世纪时，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从事农业劳动的农业工人、从事家务劳动的仆佣以及从事加工制造的各种工人”，而“制造业中的工人，包括作坊中的工匠及帮工、家庭手工业制中的手工工人，大型工作场地中的工人及工厂工人。”[4]下面，笔者就下层民众的生存情况做一个基本的展现。
一、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是因农业改良特别是圈地运动而直接产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圈地运动打破了英国农村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大批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土地随之逐渐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无地农民沦为可以自由流动的雇工。小农意识、与生俱来的土地之恋以及对城市工厂陌生生活方式的恐惧等诸多因素，使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沦为农业工人。国会派遣的圈地委员们也常常给小户村民们些许金钱以作圈地的补偿，给小地主们留下一小部分土地，但是多数失去生活来源的村民只能坐吃山空，小地主多半也没有钱作篱围地并下本钱耕种，往往只能把地卖给大地主了事。这些人有的沦为佃农，有的去城市或殖民地谋生，多数沦为乡村无产者。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再也不能够到公地上去放养牛、猪、鹅群，在小块地上开荒种菜，拾泥炭或草柴作燃料，或寻找木头作猪圈了。在南部和西部英格兰产煤的地方，他们连面包也不能烘烤，冬天只得挨冻。而没有牛和猪，他们一日三餐就单调了，南部只能吃面包和酪，北部则只能吃麦片粥和雀麦。[5]18世纪的英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一端是一些大地主，另一端则是大量没有土地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6]这些没有土地，只靠一双手，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就是农业工人，工业革命前后农业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67年密德兰的一个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在几乎全部的开放教区里，都会有一些有房子的人，他们拥有数量不多的小块土地，并且有权利可以共同饲养一头母牛或三四只羊，靠着这些牲畜，同时经营小买卖和日常劳动得到的收入，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7]在圈地运动以前的多数情况下，大多数小农能够以一定数量的农牧产品来满足自身的衣食需求，过着自给自足、基本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1804年一位茅舍农曾告诉杨，‘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将会瓦解英格兰；它要糟糕过十次战争造成的伤害。……在教区被圈占前，我有四头母牛，而现在我就连一只鹅也养不起了’。……在1793年剑桥郡马池的已圈地中，曾经有20个家庭的挤奶工人‘完全靠此来养活整个家庭；——而现在，他们则被降格为日工或被迫外出移民。这些人完全成为被雇佣者，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共有的权利”。[8]处在工业革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下层群体在圈地运动中成为了社会最早的牺牲品，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使他们身心俱碎、奄奄一息，农业时代正在被一点点的侵蚀掉，他们在无情的命运面只能发出“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哀叹和无奈。
二、仆佣
仆佣是英国社会下层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人数众多。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英国仆役就为数不少。1694年，伦敦的40个教区里一共生活着28507人，其中就有5805人是仆役，占伦敦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被统计的一百个村庄的总人口中，仆役所占的比例达13%，……家庭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茁壮成长的产业。[9]到工业革命时期，仆佣的数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增长，他们成为社会中上阶层的附庸。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女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而看似比较清闲又可以学到人情世故的家政工作便成为了她们的首选。“家政服务是最为普遍的工作，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也经常送他们的女儿去做家政服务，而聘请其他人为仆人。”[10]也正如斯通所说：“近代初期，住在东家的佣工并不像今天这样稀罕，而是一正常现象，只有最穷的家庭才雇不起佣工。从16世纪初第一次人口普查起到19世纪中叶，所有家户中约三分之一包含住在东家的佣工。”[11]这些仆佣在主人家中承担一切家务，包括喂养孩子、服侍主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打理庭院……随时服务于主人的一切需求，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在日复一日中永无休止。仆人做家务，领工资，以此出卖劳动力为生，与农业工人、制造业工人相似，雇主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要求，他们居住在主人宅院中最简陋的房子里，与雇主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仆佣们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许多人有着类似18世纪初一个15岁女孩的经历，那个女孩告诉法官，她的女主人不仅用非常粗野的名字，如母狗、等等来称呼她，并且还无缘无故地下死手打她。”[12]作家理查逊在《帕梅拉》中描述的女仆帕梅拉的最初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仆人在主人家中的境遇，由于主人B先生对帕梅拉仆人地位的蔑视，便动不动对她进行羞辱，甚至拘禁帕梅拉。
三、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中的工人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下层的主体，它包括手工工人和工厂工人。手工工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大量存在。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从事制造业的手工业者，绝大多数还生活在大城市的郊区或是更偏远的乡村，其手工劳动主要在家庭里完成，偶尔还做些农活，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生产，收入也能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手工工人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他们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小天地，不愿受外来影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13]他们那简单而默默无闻的手工技术哺育着工业技术的最初发展，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手工工具，工厂越来越多地代替手工作坊，他们的生活开始逐渐被打乱，家庭手工业逐渐失去了市场，大批手工工人丧失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衣食没有来源、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带着全家成群结队地从乡村涌入城市。在城市里，他们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住在城市里最糟糕地区的最破烂的房屋，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工人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牺牲品，手工工人在这场变革中几近凋零，而工厂工人虽然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兴起的群体，并且是工业革命顺利开展的主力军，但他们在工业革命中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与自身获得的些许利益是极不相称的。对工人们而言，工厂这一新兴的事物不仅不能使其发财致富，甚至是极其可怕的，“在棉纺工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华氏）80至84度的高温之中。他们受到的各种规定的束缚连黑人也未曾遭遇过……我们屡次看到已婚的、怀孕后期的女工在这些永不疲乏的机器旁边从早到晚受奴役，耗尽了体力而不得不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时，要是被经理看见了，就要因这个过错罚款6便士。”[14]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工厂工人既不得不在这里谋生，同时也害怕并讨厌这里的一切。童工在工厂里的待遇则是更加悲惨，一战后的一位英国卫生部的官员乔治·纽曼曾提到工业革命的早期童工问题是英国社会史当中最黑暗的一章。[15]“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以逃避这一生的受虐待。”[16]可见，工厂工人的生活及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厂工人与其他下层群体一样，都受到中上阶层的残酷压榨。
四、其它成员
乞丐、流浪汉、小偷、妓等其他社会下层成员也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下层民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社会群体没有稳定的收入，居无定所，依靠其它社会成员所不齿的方式维持基本的生存，是最为边缘的社会群体，也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圈地运动、人口增长带来了大量自由劳动力，而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大批劳动者无法就业，相对滞后的保障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救济这批人，于是他们不得不沦为乞丐、流浪汉、小偷、妓，当然在他们中间也不乏那些好吃懒做之徒，无依无靠的老年人以及被病患折磨的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大多数英国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曾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一段时期内生活在收入微薄、营养失调、居住极差、衣衫褴褛、病痛困扰的状况中。以致“在伦敦，1780年前后，的数目高达5万人，其中不包括那些外室。仅仅在伦敦梅里本区一地，就有1万3千人之多，其中有1700人合租了若干整幢的房子。”[17]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单伦敦就有……5千多名酒馆主和1万名小偷，总共犯罪的人数估计为11.5万人，而当时伦敦的人口还不到100万……而全国该阶层的总数估计为1320716人（包含100万受教区救济的人）。”[18]此外，一些穷人铤而走险、以劫掠为生，“像在安菲尔德猎场周边住着的人那样，‘他们臭味相投、成群结队地带着斧子、锯子、尖嘴锄、手推车和马匹出没于夜晚，上蹿下跳地去抢夺老实人的绵羊、羔羊、家禽……’”[19]
注释：
（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2）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7。
（3）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830.[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79。
（4）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3，11。
（5）[美]戴维·罗伯兹，著.鲁光桓，译.英国史1688年至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75-76。
（6）[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2。
（7）Anon，[S. Addington？]， 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the Common Field （Coventry， 1768）. Cf. John Cowper， An Essay Proving that Inclosing Commons and Common-field-Lands is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1732）， p.8.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Ltd.， 1991， pp.176-177.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8）Annals of Agriculture， xlii（1804）， pp.27， 39， 323.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pp.177-178.[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166。
（9）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Edward Anold， 1984， p.57.
（10）[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422。
（1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11。
（12）[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423。
（1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3。
（14）[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9，41。
（15）Hugh Cunningham，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1：17。
（16）[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55。
（17）[德]爱德华·傅克斯，著.侯焕闳，译.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00。
（18）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55. [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47-48。
（19）Mernorial of John Hale ，Clerk of Enfield Manor Court，to GeorgeII n.d.，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 Cjolmondeley（Houghton）Mss，45/40. 转引自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p.41.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37。
参考文献：
[1][英]劳伦斯·斯通，著.刁筱华，译.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5][美]戴维·罗伯兹，著.鲁光桓，译.英国史1688年至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6][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Ltd.， 1991. 汉文版见[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Edward Anold， 1984.
[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蔡师雄，吴宣豪，庄解忧，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1]Hugh Cunningham，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1.
1937年爆发，日军侵占了华东，随着该地区部分大学和蚕业学校的内迁，国内不少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纷纷来到贵州遵义，我国生物、动物学家，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堡（1897－1986，字作屏，余杭高桥头人）就是其中一员。到了遵义，蔡堡和一些科技人员分析了遵义的地理、气候和中国蚕桑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经多方呼吁，他的设想得到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和海外爱国华侨的帮助。1939年秋，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贵州省宣布成立，所址设在遵义山城南郊来熏门外“百艺厂”旧址（现遵义第三中学前操场一片），研究所所长由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教授担任。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采纳了蔡堡的建议，亦将浙江大学迁至遵义，至此，浙江大学和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了当时遵城的最高文化学术单位。
中国蚕桑研究所主要研究桑蚕，同时也研究柞蚕。所内工作分育蚕及栽桑两大块，另设组织胚胎研究室、细胞遗传研究室、分析化学实验室、细菌实验室、生理实验室等，当时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依靠一批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育界的科研人员，迁入内地从事蚕桑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当时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及农学院毕业生。除蔡堡是研究员兼所长外，以下还有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技术员等20余人，还有工人10余人。
出于科研工作需要，研究所成立后所领导就设法安排资金派专人到上海及各地购置了大量必需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及图书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外文版专业研究书籍）。据曾在研究所工作过的高守仁撰写的材料回忆，当时的化验室和细菌室已拥有显微镜20台，其中高倍镜占半数以上，另还配有微米尺、切片机、分析天平、自动消毒器、自动调温箱、计数器、伸度测量仪、气象测量仪等，这些仪器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科学落后的旧中国，特别是交通闭塞的黔北，拥有这样的先进仪器，确属稀罕。
创建之初的研究所十分重视对桑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利用工作，当时从全国各地包括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收集到的家蚕品种资源已达50余种，并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育种试验。有些家蚕品种经过多次配种饲养，遗传控制，已基本上达到了高产优质的生产要求。如“华临白”号，不仅出蛾率高，抗病性强，生活周期短，结茧率高，而且茧层厚，茧丝长，丝质好，很受蚕农及缫丝厂欢迎。此外还进行了家蚕遗传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家蚕组织胚胎、细胞、生理、生化、病害等方面研究。在栽桑方面，收集了当时可能收集到的桑树品种数十个，在研究所附近还建立了20余亩的桑品种标本园和实验桑园。
研究所还十分重视研究数据的记载和统计工作，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研究各种蚕卵卵形的特征，一个雌蛾的产卵一般有500－800粒，统计五个雌蛾蚕卵就要测量3000多粒，在显微镜上安装上微米尺，一颗小小的蚕卵，可以量出60－80微米单位。各种桑树梢头的第2－3叶，除了每天量出它生长的长、宽，还要量出它的厚度，计算它的日产量。各种抽丝，要测量它的伸度，观察它的横断面。蚕室内外的温湿度，每天24小时都有专人记载，室外的气压、雨量、风云、霜雪也有详细记载，当时已能够粗略预报2－3天的气象，尽量避免雨天采叶，不喂湿叶等等。
为培养人才，提高遵义地区参与辅助工作的练习生养蚕管理水平，1940－1944年，研究所每年开办两个班，设置语文、英语、数学、生物、化学、遗传、栽桑七门课程，所长蔡堡亲自担当遗传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实习，这批练习生逐步成为研究所新生力量，有的还成为业务骨干。
虽然当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但在抗战精神激励下，从事栽桑、养蚕、实验、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情绪极高。研究所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职工的工作、学习、科研蔚然成风。建所第三年，即1941年，研究所开始编辑出版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将本所当年的研究成果收录其中，第一卷第一期，收录研究论文、工作报告、研究简报共20篇；1942年刊印了第一卷第二期，收录研究论文10篇；1943年刊印了第一卷第三期，收录研究论文9篇。《汇报》在当时的遵义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种科研杂志，反映良好，曾引起过多方重视。
研究所创办的第四年，即1942年，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以中英庚款董事会英方代表身份来遵义中国蚕桑研究所视察时赞扬说：“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中，竟能在山城遵义办起一座像样的又节约的研究机构是难得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很多机关纷纷迁返江浙，因中英庚款逐渐短缺，1946年中国蚕桑研究所迁到杭州。在杭州庆春门外华家池借浙江大学土地建立新址，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该所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改为省农林厅蚕桑试验场。1954年该场并入江苏镇江华东蚕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前身）。
（责任编辑：张英娇）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是衡量农民生产能力的量化指标。在长三角地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近百年间，常年下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较为低下，而且处于停滞状态。影响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很多，从经济方面分析，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负担过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常年下一家人生产的食物不能支撑两户以上的人家，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难以实现。
关键词：近代；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产业分工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4-0143-10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劳动者或劳动群体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中西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仅就观点而论，这些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南宋至清代中后期，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呈下降（或停滞）趋势，这是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下面简单罗列这一派别的研究成果。根据陈振汉的研究，明清之际，在太湖流域，一个壮年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长时期里停顿在每年20石米的一个光景①。吴慧的研究表明，中国每一劳动力的粮食生产效率折合成品粮，战国中晚期为2027市斤、西汉末2151市斤、唐2396市斤、宋2179市斤、明2255市斤、清中叶1260市斤②。庞卓恒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主劳力的农户能够年产粮2025公斤”，至清末，江南吴中地区的“上农”年产稻谷1750公斤③。根据侯建新的研究，宋代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1267.5公斤④，明中叶南方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2173公斤，清中叶南方农户的农业劳动效率为1941公斤⑤。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300-1800年处于停滞状态，公元1800-1950年处于下降状态
［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吴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安格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吴晓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在麦迪逊研究的这两个时段，中国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收入在人均GDP中占绝对优势，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应与人均GDP趋同。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了“过密型增长”的理论，诠释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停滞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7-78页。。英国学者尹懋可归纳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解释明清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停滞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 Eyre Methuen, 1973, preface, p. 318, p. 298, pp. 312-313.
。另一派以李伯重为代表，认为南宋至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农业劳动效率处于增长状态，他的研究表明，在南宋、元代、明代、清代前中期，每个劳动力的谷物年产量分别为17、18、21、28石，而且，“在18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见提高”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336、343页。
。
以上综述表明，中西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近代之前。尽管麦迪逊、李伯重的上述研究涉及到了近代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但他们并没有量化出具体的数据。本文拟以农家为单位，对其一年内生产的谷物数量进行量化，分析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变化趋势，探究影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因素，并诠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对产业分工的影响。
一、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量化
首先，探讨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农家田场的使用情况。根据方行的研究，“松江府、太仓州一带，在明代，棉田约只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到清代中叶，则已占到60-70%……苏州的常熟、昆山各县，常州的江阴、靖江、武进各县，也都生产棉花……苏杭嘉湖四府共三十余县，其中种桑养蚕的达二十五个，几乎县县都业蚕桑”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415页。
。根据李伯重的研究，“明清时期……在江南最主要的部分――江南平原（或称太湖平原上），逐渐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区：东部和北部沿江沿海地带的棉区、太湖南部低洼地带的桑区和太湖北部地带的稻区”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在桑区，一个普通农户“须治桑2亩……种稻6亩”；在棉区，“种棉5亩……种稻2.5亩”；“桑区和棉区不种桑、棉的农户以及稻区的农户……各地种稻农户耕作能力……都趋向于每户10亩左右”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64-265页。
。前人的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田场的使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种植谷类等粮食作物，另一部分种植棉、桑等经济作物。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方行、李伯重研究成果中，稻田、棉田、桑田三者的比重基本上是一致的。以李伯重上述研究中清代太湖平原上三个作物区三种作物面积的大致比例为基准，可得出稻田面积与桑、棉田的面积之比为6.17∶2.33。
其次，估算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谷类作物的亩产量。清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的复种指数得以提高。在苏州府，谷物类作物包括：“稻之属：箭子稻、香子稻、黄粳、红莲稻、雪里、稻翁、天落黄、芋艿黄、再熟稻……；麦之属：大麦、小麦、荞麦、紫杆麦、舜歌麦；豆之属：黄豆、黑豆、绿豆、白扁豆、豇豆、蚕豆”
《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
。在江宁、上元两县，“秋种麦来牟仲夏种粳稻糯稻”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二》。
。在靖江县，“麦有大麦、小麦、元麦、荞麦，稻有糯秫也，米皆九十月获”
《光绪靖江县志》卷五。
。在六合县，“谷之属”包括“稻、麦、稷、黍、梁、豆、麻、芝麻”
《光绪六合县志》卷二《田赋志》。
。这些资料表明，清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的谷类作物主要分为夏收的麦类和秋收作物的稻、豆类
需要说明的是，“麦之属”的荞麦却是秋收作物，“七月种九月熟”（《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物产》）。根据吴承明的研究成果，“在南方，江、浙明代已行麦（豆）、稻一年两熟制，即水旱轮作。清代推广到湖南、江西，两省地方志和《抚郡农产考略》均有记载”（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根据赵冈等人的统计，“清代南方水田复种指数为131.1%”
赵冈等编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同时，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江宁以东、崇明岛以西这个范围内，各个县份的水稻亩产量各不相同。由表1，这个区域稻谷的平均亩产量为3.09石。赵冈等人认为，“高产达亩米3石的也仅占其一部分，还有其他中田下田亩产并不这么多，亩产米3石的在这里与低产田的亩产起抵消作用而出现平均化的倾向”
赵冈等编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18、39-40页。
。吴承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其研究“清代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的亩产量一般在米1.5-2石间，按1.5石计，合谷3石，即400斤”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由此可以肯定，稻谷亩产3.09石（合412斤）是一个较为可信的数据。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粗略地估计，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粮食作物的全年亩产量为412×131.1%=540斤。
再次，分析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普通农家种植谷类作物的面积。由于没有直接的资料，从人口状况入手，逐步推算农家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先看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的户均人口状况。在六合县，“乾隆四十六年民卫共户陆万四千四百九十，共口叁拾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三”
《光绪六合县志》卷二《田赋志》。
，户均4.94人；“光绪三十四年，册报户三万九千有余，口二十四万三千九十六”
《民国六合县续志稿》卷四。
，户均6.23人。在吴县，“康熙五年版籍，吴县户六万五千七百十二，口二十六万五百六十七；宣统二年，警察局调查吴县正户六万八百五十八，附户九千三百二十二，男十七万七千五百九十五，女七万一千七百二十九”
《民国吴县志》卷四十九《田赋六・户口》。
，可以推算，康熙至宣统年间，吴县户均人口在3.97-3.55间波动，其中间值为3.76。在江阴县，“宣统三年编查户口，总其全县户计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四，口计六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七”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五《民赋・户口》。
，户均5口，该数据可以反映出江阴县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人口概况。1838年，嘉兴府的总户数为541386，总口数为2933764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户均5.42人。在嘉兴府下辖的7个县中，户均人口在4.80-6.37之间波动
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
。在吴江县，“旧乾隆九年，户六万四千七，口二十四万七千二百十一”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九《赋役二・丁口》。
，户均3.82口。从以上府县的人口资料，可以推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家户均人口在3.76-6.2间波动，中间值为5，户均5口可视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农家规模的一般状况
李伯重的研究表明，“从明清江南的情况看，一个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仅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总人口约在五口上下”（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41页）。
。
再看看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城镇人口的比重状况。二十世纪晚期以来，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刘石吉修正了饶济凡、施坚雅的数据，他以竺可桢根据寄华传教士1920年报告所作的统计为蓝本，对江浙两省大城邑占总人口的比例进行计量，认为“江苏省一万以上城邑人口占总人口的19%，十万以上则占了13.1%……浙江的比率亦占14.4%，大半都市均集中于浙西及宁绍平原”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40页。
。从研究地域和时间上，可以判断，刘石吉的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城市人口的比重。徐新吾估计1860年松江府“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15%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12页。
。徐新吾的数据限定于十九世纪的松江府，以此为基础，李伯重研究了江南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1850年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外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与1860年松江府的水平（15%）相当，然后再加上三大城市的人口（约占江南总人口的5%），那么江南城镇人口的比重应当在20%左右”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5-246页。
。据此看来，李伯重的估计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这样，根据表2中的数据以及以上分析，十九世纪中叶，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即长三角的江苏部分）的农村人口应该为19336904×80%=15469523人。
根据上述计量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六府的农村人口数量以及估算的长三角的户均人口，可以推算出十九世纪中叶这六府的总户数为15469523/5=3093905户。
根据上文推算出的长三角地区江苏省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6府的农户总数以及表3所示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5府的农户总数，可以得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总数为5968697户；同一时期这11府的土地总量为59681764亩（如表3）。进而，可推算出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普通农家的田场规模为59681764/5968697=10亩
李伯重教授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农家田场规模的研究表明，“在1620年前后大约是每户（即一个家庭农场）平均有耕地14.5亩，而1850年时则是每户约耕8.5亩。以‘户耕十亩’为标准来看，前者比这个标准多出45%，而后者则仅只少了15%……因此，就清代中期的情况而言，‘户耕十亩’之说是可以大致成立的”（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再根据上述估算的农家田场用于谷类作物面积和与经济作物面积大致为6.17∶2.33的比率，可以推算，十九世纪中叶户均谷类作物的面积大致为7.3亩。
这样，根据以上估计的户均稻田面积7.3亩、谷物全年亩产量540斤，可以计量出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农家全年生产稻谷的数量，即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7.3×540=3942斤（合1971公斤）
靳辅指出，苏松嘉湖地区，一夫只耕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 （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陆耀《且问斋文钞》卷十五；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204页）。按照这个标准，清初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苏松嘉湖地区耕种一般田地的农家每年可收稻谷25石左右，合3333斤（1667公斤）。靳辅的估计没有考虑农家植桑、棉的状况。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效率的量化
分析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农家耕地的利用情况。根据1936年的江村调查，“开弦弓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页。
。根据李霈玉的调查，在江宁县淳化镇，“稻麦为……主要作物，耕种地面最广，副要作物有豆类、瓜类、山芋、芝麻、棉花等”
李霈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8年。
。根据石其全的调查，在浙江省吴兴县，“栽培作物，除桑树为常年作物，其他计有水稻、小麦、菜籽、蚕豆、豌豆及芋头等”
石其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一百农家四种主要作物生产成本与收益》，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毕业论文，1948年。
。根据王树荣的调查，在江都县，“作物种类主要者有小麦、大麦、稻、黄豆、蚕豆等。各种作物在总作物面积中之比率，以小麦为最高，共占47.6%，稻次之，占37.2%。故此两种作物，为本区之主要作物也”
王树荣：《江苏省江都县九十三农家土地利用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6年。
。以上社会调查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的耕地利用与十九世纪中叶大致相同，粮食作物为主，辅以经济作物。张心一按照作物的用途，把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农作物大致分为食粮类、工业原料类。依照他的划分，在长三角的苏南部分和浙北部分，食粮类、工业原料类作物大致相同，但有微小差异。在苏南，“食粮类――稻、小麦、大麦、豌豆、玉米、高粱、甘薯、小豆、蚕豆、小米；工业原料类――大豆、花生、油菜、棉花”
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江苏省》，《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七期（1930年），第41-42页。
。在浙北，“食粮类――稻、小麦、大麦、蚕豆、豌豆、玉米、甘薯、小米、芋、高粱、马铃薯；工业原料类――大豆、棉花、烟叶、油菜、甘蔗”
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浙江省》，《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八期（1930年），第45-46页。
。
这里，笔者以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由张心一负责、立法院统计处进行的全国各县农业调查数据为基准，拟从中抽取长三角各县农家的户数加总，得出长三角地区的农户总数；再抽取各类食粮类作物的产量，对照稻谷进行折算加总，求出长三角地区食粮类的总产量，并折合为稻谷的重量；进一步推算出单个农家年生产稻谷的数量。不过，须注意的是，不同的谷物类别提供的营养成分和热量迥异。如果采取按营养成分折算的方法，把若干种谷物折算为同一种谷物，难度较大。笔者拟采用按热量折算的方法，将一些发热量较低的谷物类别折算为相对较高的谷物类别。如表4，籼米、粳米、糯米、小麦粉、高粱米、蚕豆、豌豆、小米、玉米的发热量相对较高，且差别不大；而芋头、土豆、甘薯的发热量相对较低。可选择粳米作为发热量相对较高谷物的统一标准，将芋头等的产量折合为粳米。由表4，可推算出，4338单位芋头、4506单位土豆、2732单位甘薯可折合为1000单位粳米。
根据张心一先生在1930年进行的调查统计，如表5，笔者选取长三角江苏地区38县、浙江地区16县进行量化。在这54县内，江苏、浙江地区的农户数量分别为2844193户和644981户，合计3489174户；江苏、浙江地区折合后的混合稻谷数量分别为11439843千斤和2589846千斤，合计14029689千斤。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量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每户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14029689千斤/3489174户=4020斤（合2010公斤）。需要说明的是，在张心一的调查中，“农产等的数量只指平常年间的情形”
张心一：《各县农业概况调查》，《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刊行）第二卷第七期（1930年），第3页。
。因而，笔者的计量结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年下的户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三、影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主要原因的分析
根据上述计量，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农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折合混合谷物1971公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2010公斤；近百年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几乎停滞。按照笔者的计量，在工业化时期（1700-1880）的英格兰，常年下农家的农业劳动效率由工业化初始阶段的5198公斤飙升到工业化晚期的78056公斤
See The Growth of Rural Households’ Production 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s , lse.ac.uk/collections/CCPN/newsAndEvents/CCPN.htm#generated-subheading2, December 9th , 2009.
。和工业化时期的英格兰相比，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极为低下。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就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从生产者个人来看，生产力……表现为他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即“服务”）的总量”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103页。
。同时，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产力主要而具体的体现。以上关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纵向比较和横向联系表明，近代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处于停顿状态，农民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影响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多种多样，诸如政治、法律、文化、战争等。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主要与农民长期受到政府和地主的压制程度有关。在长三角地区，首先，农民要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交纳沉重的捐税。税收包括正税和附税。以武进县为个案，看看民国期间正税和附税的关系。表6说明，1925-1932年，武进县附税的额度逐渐提高，几乎与正税等额。其次，农民还要向地主交纳沉重的地租。在长三角地区，永佃制流行。按照赵冈的研究，永佃田占江南地区土地面积的90%
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按照的调查，户均农场面积10亩，“正常年景，每亩地能生产6蒲式耳稻米……平均每亩地约交2.4浦式耳租米”
：《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33页。
。这样，在开弦弓村，农民的地租负担为24蒲式耳，稻米的年总产量为60蒲式耳；同时，赋税负担为9.43元（折合3蒲式耳）
详见郭爱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量出农家的地租负担为24/60=40%，地租和赋税负担的比重为（24+3）/60=45%。长三角农家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在近代的长三角地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在正常的年景下，普通农家的净余基本为负数
详见郭爱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
。因此，民国期间，尽管已经开始从海外进口农业机械（如表7），但普通农民对农业生产方面的仍是投资微乎其微，他们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在江宁县淳化镇，农具仅限于犁、刀耙、水车、粪斗、斧头、榔头、锄头、镰刀等类别
李霈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
。在毗邻苏南的浙江，农具包括犁、方耙、大锄、小锄、稻筒、手车、脚车、牛车等
赵兴民：《浙江省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四县农具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6年。
。当时的有识之士哀叹道：“清至现在……此二三百年中，我国农具，无甚变化，仍处于停滞状态中。”
曾启宏：《中国农具略史》，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1937年。
同时，由于净余率为负数，普通农家节衣缩食，很少购买工业用品，致使内需缺乏，新兴的乡村工业难以发展壮大，农民的生产能力被牢牢地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之内。当时，开弦弓生丝产销有限合作社拥有资金9386元，属吴江县实力最为雄厚的新式蚕丝企业，名列第二的蚕丝企业――八都信用无限合作社拥有股金420元
《调查统计・吴江县合作社社务概况表》，《吴江县政》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第126-132页。
。由于缺乏内需，仅靠国际市场拉动，1930年后，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合作社年年亏损
：《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生产投资些小、生活消费低下，使农民的生产能力停留在小农生产的范畴。
由于经济上受到压制，剩余很少，农家对教育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即使有些农家子弟获得了识字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也颇为短暂，整个乡村还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社会。在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共有学龄儿童163人，求学儿童有92人，占全数之57%；求学之年数为两年半
参见冯锐《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乡村调查报告》，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乡村教育及生活研究所，第23-24页。
。在开弦弓，“据徐德昌老人的回忆，当时……村上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帮助家里打理农活，割草养羊，能够读完小学的人很少，谈不上什么入学率。十来个适龄儿童能经常去上学的不过有三四个，能读完五六年级补习班的就算是很不容易了”
周泉奎：《开弦弓村教育状况调查报告1930-2007年》，存放于吴江市开弦弓小学。
。在松江县，在调查的63户285名农民中，男子占124名，女子占161名，文盲比率达90%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1940年，第225页。
。在句容县，进过私塾的男子为220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的22%；进过新式学校的男子为98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总数的10%。进过私塾的女子5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总数的6.5%；进过新式学校的女子10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的10%
［日］大令三：《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40年，第11页。
。由于政府和地主的压制，农民把几乎半数的产品都作为地租和赋税上交，按照松江县和句容县的数据，大约90%的人口连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自身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结 语
以上研究表明，在近代的长三角地区，耕地以种植谷类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常年下，普通农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所折合的混合谷物由十九世纪中叶的1971公斤提高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010公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力是劳动者物质生产的能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转型时期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农民生产能力的量化数据。影响近代长三角地区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很多，从经济方面考虑，关键在于负担过重，压抑了他们的生产能力。根据亚当・斯密的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理论，“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二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其余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动，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和嗜好”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57页。
。同时，根据帕金斯的研究
“过去中国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规定下限和上限似乎也是合理的。下限似乎应该在二百公斤左右，上限可能是三百五十公斤”（［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在帕金斯按人计算粮食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中间值为275公斤。
，可以推算，中国人均年消费谷物275公斤；根据上文数据，近代长三角户均人数5口；户均年消费谷物275×5=1375公斤。因而，十九世纪中叶，长三角一个普通农户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1971/1375=1.43户，除了自家，可为另外的0.43户提供粮食；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养活2010/1375=1.46户，可为另外的0.46户提供粮食。由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笔者计量的近代长三角农家生产的粮食可以支撑的户数，可以找到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和非农产业难于分工的内在原因――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The Cal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in Yangzi Delta in Modern Times
Guo Aimin
Abstract: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is not only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but also the quantization index of the production 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 In Yangzi Delta,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years around 1930, the rural house’s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in an ordinary year was low , which was in the state of stagnation.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 and from the prospect of economy, the main one of those was that the burden is too heavy. Since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was low, one household had no ability to provide food for two and more familie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to divorce from agriculture.
摘要：农业咨询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本文认为，西方国家在农业咨询业发展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扶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咨询人员的知识更新、重视规范的咨询程序、不断改进咨询手段、高效的市场机制运作等基本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文章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发展中国农业咨询业的政策建议及措施。
现代农业咨询业是指以信息为基础，依靠专家们的知识、能力、经验、阅历，系统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各种智力服务的行业。农业咨询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成为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中国的农业咨询业，对于合理配置中国农村生产力要素，加速农业科技进步，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村社会经济效益，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农业咨询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国际工程咨询业的发展已有近200年历史，国际管理咨询业的发展也有100多年历史，而国际农业咨询业则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丹麦、巴西、以色列、加拿大、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农业咨询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了市场运作规范、专业化程度高、服务质量好、收费合理、管理规范的农业咨询行业与服务体系。
(一)政府从政策上重视对农业咨询业的扶持
美国政府将咨询程序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完成各个阶段都必须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区域规划决策出台前都要有详细的2份以上的咨询报告；还规定企业的咨询费用可打人成本，不计征所得税，以此来刺激企业的咨询需求，鼓励咨询业的发展。德国对中小企业进行咨询所需费用根据年销售额，直接给予25%~75%的补贴。日本政府在推动咨询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一是由政府立法，并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对科技中介与信息咨询业的社会地位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给予明确肯定；二是由政府指定事业法人，由通商产业大臣委托具体咨询机构负责国家项目咨询和企业重大业务；三是根据政府指定法人及通商产业大臣委托事业的分工，各事业法人依法推动相关的企业援助工作，并具体承担政府专项拨款的实施；四是建立相应的国家资格考试制度和资格认定制度，为咨询业的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普遍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结构优化
在国际上著名的兰德公司、麦肯锡、罗兰贝格等咨询公司里，工作人员是百里挑一的“精
英”。在兰德公司的600名专业人员中，有博士200人，占33%，硕士178人，占30%。在麦肯锡来自78个国家的4500名工作人员中，均具有世界著名学府的高等学位，七成拥有MBA学历，三成获得博士学位。英国最大的农业咨询服务机构——ADAS，有1800名咨询人员和科学家，他们几乎全部具有大学以上文凭，并拥有非常广泛的经验和不同学科的知识。
(三)加强对咨询人员知识的更新和提高
日本把强化咨询研究看成是产业界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重要国策之一，每年的咨询研究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美国的麦肯锡公司每年用于积累知识的开支超过5000万美元，他们对商业企业的研究，比哈佛、斯坦福和沃顿这三家商学院加在一起还要多。在德国，咨询公司每年必须抽出一定时间对公司所有人员进行培训，让其学习最新知识、技巧、方法和政府政策意向等，使其积累系统的知识。丹麦的国家农业咨询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项目开发、科研和实验方面，对有关农业开发的情报、信息、技术进行收集、筛选和完善，然后交给地方咨询员直接向农业生产者传授和转让，同时，对地方咨询人员所遇到的难题直接给予高级专家咨询。
(四)十分重视科学规范的咨询程序
发达国家的咨询公司从与客户签约开始就进入规范化的程序。首先，签订合同时，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权利，从而保证了咨询目标的准确性。其次，咨询公司根据公司的要求，制订工作进度表，并落实到每位咨询员，从而明确了每位咨询员的责任和咨询进度。第三，对于咨询业来讲，经验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集体的力量尤为重要，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是高质量咨询结果的保证。第四，掌握“咨询员是在客户身边为其服务，而不是在办公室为客户服务”的原则，十分注重与客户加强沟通，让客户以合作关系参与咨询项目，理解咨询意见，因而保证了咨询服务切合实际，具有可行性。
(五)不断提高和改进咨询手段和方法
麦肯锡之所以成为世界公认的咨询业巨头，其优势就在于大量相关案例的历史积淀与数据库的不断充实。目前，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咨询机构，已有80%以上实现了联网，他们有庞大的国际网络，丰富的案例库，还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管理手段、投资组合、固定成本分析等先进工作方法，使咨询活动更加科学、高效。
(六)农业咨询企业的管理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
尽管美国的咨询机构80%是非营利性的，尽管日本的咨询有强烈的政府色彩，尽管丹麦等国的农业咨询机构在财政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政府支持，但这些发达国家农业咨询机构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完全自主经营和管理，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运作，靠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靠诚实、公正、客观、科学的咨询精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信息资源网络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丰富自己的咨询实践经验，保证高水平的咨询结果，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国际农业咨询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农业咨询业由于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规模较小、基础较差、手段较落后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发展规模、技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业咨询业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一)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咨询意识
要采取多种措施，在全社会倡导“先咨询，后决策，有问题找咨询”的现代管理理念。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和普及咨询知识，介绍咨询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摒弃“万事不求人”的传统观念，强化“借脑”、“融智”意识。要通过成功咨询案例的宣传和示范，使咨询用户和潜在用户树立咨询意识、咨询先行意识、咨询有偿意识和咨询产业意识，逐步营造有利于农业咨询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氛围，提高农业咨询业的社会地位。
(二)加大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扶持是农业咨询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为农业基层提供咨询方面还要继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尽快明确农业咨询业归口管理部门，制定农业咨询业发展计划，组织、管理、协调农业咨询业的发展。成立农业咨询行业协会，制定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资质与资格考核和认证标准，建立咨询机构的准入制度和咨询人员从业标准。明确农业咨询业的法律地位，制定规范市场行为的各种咨询法规，清理咨询机构，整顿咨询市场。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价格、分配政策，鼓励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其他集体和个人积极兴办农业咨询实体。借鉴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经验，采取实切可行的措施，对进行咨询的农业中小企业，由政府给予适当的咨询补贴，以刺激农业企业的咨询需求。要通过重点扶持和政策倾斜，逐步培养和造就一批国内知名的农业咨询机构。鼓励若干中小咨询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组建有一定规模、一定影响的产业集团。
(三)加快高素质咨询人才队伍建设
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咨询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对咨询从业人员要求极高，一个高素质的咨询人员，不仅要有较高水准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有关法律、心理、社会、经济及相关科学知识；不仅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具有很强的创造性、灵活性、上进心和事业心；不仅要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而且要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尽快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咨询人才队伍，已成为中国农业咨询业加快发展的当务之急。咨询机构要引进一些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技术人才，优化专业结构。要通过引进或在职培养硕士、博士等方式，不断提高高层次咨询人员的比例。建立咨询专家系统，加强与经常参加咨询工作的专家的联系，及时给他们补充各方面的现代咨询业务知识和社会信息。建立和完善在职咨询人员的培训制度，对现有从业人员分期分批地进行专业、外语和其他相关知识的培训，聘请外国咨询专家来华讲学或培训，定期举办各类讲座，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选派有前途的中青年咨询人员出国进修、考察或合作研究，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完善咨询机构自身的运营机制
运营机制是咨询机构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尽快建立一套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符合咨询业发展规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营机制，是中国农业咨询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农业咨询机构要从“依附关系”中分离出来，走独立的企业化经营之路。要有明确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理念，建设高效的工作团队。健全组织机构，设立专家委员会或咨询核心组织，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矩阵式的组织形式，采取项目经理制。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包括项目合同、咨询活动、咨询成果等在内的分工明确、科学规范的咨询程序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咨询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加强农业咨询基础建设
科学的咨询方法和高效的咨询手段是咨询活动更加科学、高效的根本保证。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各种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充分运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和高效的咨询手段才能产生一流的咨询成果。要采取措施，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社会化，努力提高信息储存的社会共享程度。要大力加强中文数据库的建设，提高数据库产品的质量，推进网上中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咨询机构建立自己专门的数据库和案例库。要打破地区行业壁垒，沟通信息资源，促进信息流通，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大胆采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等国外普遍采用的先进咨询分析手段和方法，提高咨询的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