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9 19:16: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货币基金收益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保本 理财 优劣分析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4%。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2.1%；食品价格上涨4.1%，非食品价格上涨1.5%。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科学的管理好自己闲置的资金，那么我们手中持有的人民币将对内不断贬值。而且近几个月以来，股市跌宕起伏，处于观望状态的投资者居多。对此，许多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为了不损失本金而且要跑赢通货膨胀，各种保本的理财方式成为他们首要之选。
二、银行存款
银行储蓄存款是我国最传统、总量最大、流动性最强的一种保本理财方式。它大体可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和通知存款四类。在这里以中国建设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为例：其活期存款利率为0.35%，一天通知存款利率为0.8%，协定存款利率为1.15%，一年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为3.25%。由此可见，不管是活期存款利率还是定期存款利率都比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各种保本理财方式的收益率要低。但是银行存款不管是在国际结算中还是在国内进行的各种交易支付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银行进行结算依然是人们最信赖的交易方式，特别是一些对资金流动性要求较高的企业来说，将大部分资金放入银行活期存款始终是他们最优的选择。
三、理财产品
我国商业银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行外汇理财产品，而直到 2005 年10月光大银行才在国内发行了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阳光理财B计划”。我国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但是其发展速度很快，2013年的数据显示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市场占比达到了97%。
保本理财产品期限最短的为三十余天，最长的为一年甚至一年以上，认购的起始金额一般最少是5万元人民币，最高的达到50万元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固定收益型也有浮动收益型，而且这两种类型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都能达到4%以上，明显高于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25%的水平。但是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最大的缺点就是投资者不能在投资期限内将资金赎回，也不能将其持有的理财产品做为金融资产进行出售资金，所以它的流动性在各种保本理财方式中是最弱的。而且投资者在比较各种产品收益率时往往会忽视了资金在申购期和清算期这两个时间段，而恰好在这两个时间段是没有利息的。假设投资者投入本金10万元，实际收益率为5%，实际收益天数为36天，申购期和清算期总共为7天，则投资者名义收益为100，000×5%×36/365=493.15元，实际损失的利息为100，000×5%×7/365=95.89元，实际收益则为：493.15-95.89=397.26元。
四、货币基金
货币基金是集聚市场上的闲散资金，由基金管理人统一保管和运筹资金的一种开放式资金，其资产主要是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债、央行票据、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信用等级较高）、同业存款等短期有价证券，因此货币基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的保本理财方式。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货币基金产品有很多，譬如余额宝、华宝添益、银华日利等等都是炙手可热的产品。2013年6月，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通余额宝功能，与天弘基金公司合作，直销中国第一支互联网基金。作为一种全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客户转入余额宝资金规模在一个月内已突破百亿元。余额宝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其可以实现T+0转出资金，客户在享受便捷的理财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实时网上支付或者转账服务，而且所需资金的最低门槛仅为1元。
华宝添益则是一种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申购赎回和买卖交易的货币基金，由于其可以实现货币基金与股票的“T+0”转换，因此也被人们称为股民的“余额宝”。购买了华宝添益基金的投资者不仅每日可以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而且当二级市场价格小于或等于净值时，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并赎回操作，享受当日基金收益和差价；当二级市场价格大于净值时，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并申购的方式赚取差价。因此在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投资华宝添益基金是股民不二的选择。
五、国债逆回购
国债逆回购实际上就是资金需求方在借款前先以其持有的国债作为抵押，然后资金所有者在证券市场上为资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贷款并从中获取利息的一个过程。国债逆回购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两个市场上都有1天期、2天期、3天期、4天期、7天期、14天期、28天期、91天期和182天期共九种借款期限，而且缴纳的佣金费也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点是在深交所的国债逆回购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交易，而上交所的交易门槛则很高，其国债逆回购交易必须是以10万元的整数倍交易。在节假日、月底、季度末、半年末和年末的时候，投资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一般会比较高，例如在2013年9月27日（国庆节前夕）上交所国债逆回购一天期的收益率最高达到了57%，如果是当天按10万元成交，则扣除1元的手续费后一天的收益为：（100，000×57%×1/365）-1=155.16元，而且10万元到第二天即为可用资金，第三天则可用可取。除了资金需求量较大的几个时期以外的其它交易日里，收益率一般都在4%左右，而且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星期六、日两天为休市时间，所以一般到周五的时候，一天4%左右的收益率要高于三天的收益率，这对于时常投资于七日或七日以内国债逆回购的投资者来说很可能会损失周末两天的利息收益。因此，国债逆回购还是在资金需求较热的期间投资比较适宜。
参考文献：
[1]胡灿.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影响因素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3.
摘 要 近年来，以支付宝平台为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借助互联网，吸收到大量沉淀资金，沉淀资金及其利息的所有权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法，但是支付宝平台创新出来的金融产品――余额宝，恰巧将支付宝的功能与返利给消费者结合起来，并且从实际来看，余额宝的实践运用也进行的有条不紊，虽偶有弊端，但这也恰好是法律进步的一个突破口，本文将分析余额宝对于解决支付宝沉淀资金及其利息的归属问题的推动，从而给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以此方式类推到整个互联网金融，维护消费者权利。
关键词 支付宝 余额宝 沉淀资金孳息 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1支付宝沉淀资金及其收益的所有权
1.1支付宝的简介
近些年来，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庞大的网络交易中承担着资金代收代付中介的职能，由于以自身实力和信誉作为担保，较好地解决了支付安全和交易信用双重难题，又实现了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统一化、公开化，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达成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其中主要集中在支付宝（阿里巴巴旗下）、财付通（腾讯旗下）、银联在线（中国银联旗下）、百付宝（百度旗下）、贝宝（PayPal）、快钱 （99bill）、网银在线（China bank）、易宝支付（Yeepay）、环迅支付（IPS）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其中用户最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支付宝，已经跟国内外160多家银行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占据了第三方支付交易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同时据2014年2月的北京晨报报到的支付宝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用户通过支付宝完成了超过27.8亿笔，金额超过9000亿元的移动支付，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2013 年6月13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正式推出了“理财神器”――余额宝，这是由天弘基金专门为支付宝定制的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余额宝”业务的推出，是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新尝试，据支付宝官方网站介绍，余额宝是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推出的通过余额进行基金支付的服务，目前支持天弘基金“增利宝”货币基金把资金转入余额宝即为向与支付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基金公司等机构购买相应理财产品，也就是说用户将钱转入余额宝实际上等于自动默认地授权给支付宝公司向天弘基金管理公司购买了一款由天弘基金管理的名为“增利宝”的货币基金，然后用户享受这款货币基金所带来的收益。余额宝业务利用支付宝广大的用户群的优势，加上自身收益高、便捷、门槛低等特点，一上线便受到大量客户的追捧。到2014年底余额宝资产规模达到5789.36亿元，互联网理财产品用户规模为7849万。余额宝吸纳的资金规模及用户数量创下了互联网金融的奇迹。在规模上成为全球第四、中国第一大基金。
1.2支付宝沉淀资金及其收益的所有权
沉淀资金是伴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产生发展而存在的，沉淀资金的来源有两种。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在网上选中自己所需购买的商品，与商家达成交易协定之后，在网上把货款付给支付宝所提供的支付平台上（实际上是支付宝在银行的账户），支付宝收到该货款后立即通知商家发货，消费者收到商家的货物，经过验收后，再以确认收货的方式通知支付宝向商家付款，支付宝再将相应的货款转至商家账户，交易才算完成。这部分消费者已付到支付宝平台，但商家未收到而存放在支付宝平台上的备付金就积累并产生大量的沉淀资金。据支付宝营运商介绍，支付宝的一个交易流程通常为7 至10 天。而截止到2013年低，支付宝注册用户近3亿，到2014年日交易笔数达到1800万笔，日交易额达106亿元。即使以7 天的交易时长来计算，产生的沉淀资金大概也足以超过742亿元。除了上述因交易双方货款存在的延时交付、延期清算而产生的巨额沉淀资金外，还有一部分沉淀资金是消费者为了日后方便支付，而在支付宝平台账户上预先充值的一定数额的资金，等到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达成交易意向后，以电子钱包的形式进行使用，这部分资金在进行交易之前便以沉淀资金的形式储存在支付宝平台账户上。两种来源的沉淀资金，给支付宝平台提供了大量无成本的可用资金，最保守的收益便是将这笔资金存放于银行，也将获得不菲的利息收入。如此巨额的沉淀资金，其权利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收入自然会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并且引起人们对庞大的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去向的关注。
2支付宝沉淀基金孳息所有权争议
2010年央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支付机构只能根据客户发起的支付指令转移备付金。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2013年6月7日《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第三条规定：“支付机构接收的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支付机构在备付金银行开立的备付金专用存款户。”中国人民银行〔2013〕第6号文《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支付机构接收的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支付机构在备付金银行开立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第十一条规定“支付机构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应当与自有资金账户分户管理，不得办理现金支取”。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沉淀资金绝不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沉淀资金是消费者交予其代为保管的资金，资金的性质应该是保管物，该笔资金的所有权仍是消费者的。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在明确了沉淀资金的所有权之后，就可以推出，其利息收入应该是沉淀资金所产生的法定孳息，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具有沉淀资金及其所产生的利息的处分权和受益权。该部分孳息应当归原物的所有人即消费者所有。
但是，如果强制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发放巨额的利息，因用户基数庞大，分摊到单个用户的金额却十分渺小，统计及发放成本甚至可能会超过孳息本身。所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协议中通常都会以列举服务条款的方式，排除了消费者要求支付该部分利息的权利。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服务协议》第四部分――《“支付宝服务”使用规则》第十条中声明：“您完全承担您使用本服务期间由本公司保管或代收或代付的款项的货币贬值风险及可能的孳息损失。”在《“支付宝服务”概要》第二条第八项中声明：“您同意，基于运行和交易安全的需要，本公司可以暂时停止提供或者限制本服务部分功能，或提供新的功能，在任何功能减少、增加或者变化时，只要您仍然使用本服务，表示您仍然同意本协议或者变更后的协议。”消费者利用支付宝平台进行网上交易之前，必须先同意支付宝的服务协议，因此实际运用中消费者们也就不得不放弃对该部分利息收益的权利。更关键的是消费者把资金暂存在支付宝平台上并不是以获得利息为目的，而是要享受代收代付的服务。若是真的很在意利息的得失，可以自行将暂存在支付宝平台的资金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或者选择其他方式实现网络交易。其次，就算是想要主张该权利，也是个体力量薄弱，求助无门又耗时耗力，不得不放弃。况且，据调查显示，由于《服务协议》篇幅较大，字数较多，专业性又很强，消费者在运用时又图方便和快捷，都草草浏览，加之该服务条款本身没有特别标注提醒，大部分消费者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承认了这条有点霸道的条款。同时，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沉淀资金的孳息又该按照《服务协议》中约定的那样，消费者应当“自愿”放弃。这就产生了矛盾，也使得消费者对沉淀资金法定孳息的所有权无从保障，这个矛盾是一定要解决的，不可逃避。
对于沉淀资金利息归属问题之争，至今仍没有结论。总结各学者专家的意见，沉淀资金利息的归属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是该笔利息直接被类似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此前曾被2011年11月《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采纳，但由于利息的额度巨大，且有悖于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最终因争议过大而被取消;第二种是银行无偿获取沉淀资金利息，银行坐收渔翁之利，第三方支付平台与消费者的”功劳”被银行无代价、无成本占有，不仅消费者所有权未得到保护，恐怕第三方支付公司也多有不满;第三种是按照消费者存入资金金额的比例，把资金产生的利息归还给消费者，由于消费者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资金相对较少，不仅利息的数额非常小，发放管理的难度也非常大，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必然也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第四种是银行开设无息备用金账户，这便严重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资金的浪费，同时也使得消费者彻底失去利息所有权，是一种变相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方式。第五种便是学习国外经验，建立存款延伸保险制度，美国沉淀资金的监管和安全是通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所提供的“存款延伸保险”来实现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支将所有沉淀资金存入FDIC保险的商业银行账户，所获利息用来为每个消费者购买上限为10万美元的保险项目。但我国并无类似FDIC的机构，如果通过普通保险公司购买，由于保险合同需要特定的被保险人，相当于每增加一个买家就要签一份保险合同，操作上存在困难。
3现存问题的解决之道
直到2010年央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2013年6月7日央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我国才初步形成了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资金的法律监管。随之而来的是，支付宝在6月13日推出“余额宝”业务，试图改变沉淀资金盈利的模式，打破了沉淀资金的僵局，有利于解决沉淀资金收益的归属问题。
首先，余额宝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不仅仅在于其具有理财功能，余额宝作为理财产品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便捷性。它不仅能够提供高收益，还全面支持网购消费、支付宝免费转账、储蓄卡快捷支付的资金转入等几乎所有的支付宝功能，只要用户有需要也可以将余额宝账户中的资金随时转出，这意味着资金在余额宝中一方面能随时用于消费，较强的流通性、便捷程度满足了用户对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在时刻保持增值。其次，一边是国家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的利息分配一直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没有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法，更是无法可依。另一边，第三方支付机构常被指责“占用”沉淀资金的利息收入。支付宝作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首当其冲，虽然一直辩称从未占有或动用客户备付金利息，但数额巨大的利息却从未见踪影，支付宝一直以来难逃质疑之声。
余额宝极大地满足了小额投资的需要，余额宝对于用户的最低购买金额没有限制，一元钱就能起买。余额宝的目标是让那些零花钱也具有获得增值的机会，让用户哪怕一两元、一两百元都能享受到投资的乐趣和收益。同时，据近几年数据统计显示，国内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率普遍在3%至4%，而活期存款的年收益只有0.35%。简单来说，10万元，通过活期存款一年的收益只有350元，而如果通过余额宝一年的收益可以达到3000元至4000元左右，收益比活期高出近十倍。通过余额宝，不论用户暂存资金数额是大是小，时间是长是短，支付宝也能把原本可以实现的沉淀资金利息还给了客户自身，弥补消费者利息的空缺，尊重消费者权益。支付宝由收取手续费改为收取基金的服务费或者渠道费，也许服务费并不足以抵充利息收入的下降，但却可以提高支付宝的账户价值，使客户更加喜爱、依赖支付宝。同时余额宝及类似产品把用户闲散的活期存款吸引到其中，稳定了资金来源，方便了对沉淀资金的规模控制和管理，增加沉淀资金的利用率，使沉淀资金产生更多社会经济效益，推广合理理财理念，倒逼银行改革以提高自己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做无效率、无意义的沉淀。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家已经对沉淀资金做出了相对严格和可行的规定，并且也有效地落实到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操作之中，但是对于沉淀资金的利息问题和类似余额宝这样合理利用沉淀资金拓展出来的新业务，还没有做出规定。因余额宝的用户涉及面越发广泛，一旦支付宝账户资金出现问题，受损害的则不仅仅是用户的财产利益，还可能引发第三方支付交易的信用危机，甚至可能触及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既然国家在今年的两会上已经决定鼓励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与创新，并以余额宝作为典型，那么首先就要明确规定类似支付宝平台上的余额既可以购买协议存款，也能购买基金，给余额宝一个正式的“名分”，并规定公司合作领域，消费者购买流程，也要从保障资金安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完善法律法规，以达到持久良好发展。
笔者认为，在对于沉淀资金孳息的问题上，余额宝开辟了一条前景很好的路，国家在立法时，可以考虑引导将支付宝直接发展成为余额宝，即以余额宝替代支付宝，一方面是因为余额宝几乎具有支付宝的全部功能，技术完全可以达到，而且也不会给目前的消费者带来使用方式转变的困扰。另一方面，沉淀资金孳息可以作为余额宝的收益一部分，返还给消费者，以国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精神来看，这样做的争议与阻力应该要比之前2011年11月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将该笔利息直接被类似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的做法小得多。
有人会认为，货币型基金的收益并不是固定的，余额宝也是如此，如果货币市场表现不好货币性基金收益也会随之下降，那么这就要求运营商要在服务条款中以极其醒目的方式提醒消费者“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降低纠纷风险。另一方面，国家应该严格监督沉淀资金来源及去向，加强对于基金行业的规范和监管，降低用户个人资产缩水的风险。同时，建立起网络金融投资保险及网络金融机构过错赔偿及处罚制度，规定要尽量详细，保险应由运营商为消费者统一购买，至于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何种情况算是运营商过错，怎么赔，赔多少，如何罚，由哪些部门负责管理都需要经过研究后做出具体规定。我们还可以借鉴美国的有效措施，建立健全信用评级业务许可制度，培育专业性高的信用评估机构，从而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制约。最后，完善投诉、举报、诉讼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监督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大数据得到高效运用的今天，我们需建立健全高效的沉淀资金交易的风险数据库，提炼出可疑非法交易的典型特征，并将其及时应用到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的实时分析和监测中，从而降低挪用沉淀资金进行不法交易的风险。
4结语
周小川曾表示余额宝不会被取缔，那么它就应该被更好的管理、利用，造福大众。用余额宝的收益弥补消费者暂存资金利息的空缺，解决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孳息归属问题，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做法或许可以作为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解决互联网金融权利纷争的尝试，试着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样的探索会磕磕绊绊，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争议，但是，稳定不一定是最好的出路，或许就是余额宝这种新事物的冲击，才会带来互联网金融更大的发展和进步，法律法规也会随其不断地更新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一切的挑战便也是机遇。
（指导老师：黄亮）
L芑鹣钅浚何髂辖煌ù笱？014年省级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论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从余额宝的合法性和法律监管论述》（项目编号：2014100）。
参考文献
[1] 王军.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相关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2] 乐佳超.第三方支付： 繁荣背后有隐忧[N].中国城乡金融报，2009-12-10.
[3] 参见“支付宝简介”，来源： 支付宝公司网站，http： / /ab. alipay. com/index. htm Nummain = 13，2015 年1月30 日访问.
[4] 张春燕.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及利息之法律权属初探―――以支付宝为样本[J].河北法学，2011（3）.
[5] 参见《支付宝服务协议》四（十） ，二（二）8，来源： 支付宝网站，http： //help. alipay. com/lab /help_detail. htm help_id = 1515，2015年3月10日访问.
[6] 李秋燕. 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几个问题的思考[J].新经济， 2013，9 （中）.
[7] 赵昕，王静. 金融监管的新课题：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J].上海金融，2006（9）.
【关键词】余额宝 发展趋势 政策建议
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宝”业务正式上线。截至6月30日，“余额宝”用户数量达到251.56万，累计转入资金规模66.01亿元，收益率达到6.299%（七日年化收益率），累计用于消费的金额12.04亿元。“余额宝”业务发展迅速，将引发其他支付机构竞相效仿，产品收益率不断提升，对银行机构传统存款业务构成显著冲击。
一、基本情况
余额宝使用与在淘宝上购物相类似，客户将支付宝余额转入余额宝，显示天弘基金商铺，客户资金信息由用户支付宝账户转入天弘基金在支付宝开立的账户中。机构清算资金从支付宝备付金账户实时转入支付宝基金结算备付金专户，然后转入天弘基金的基金托管银行账户。转入余额宝的资金在第二个工作日由基金公司进行份额确认。余额宝也可实时赎回或直接用于淘宝和天猫消费。余额宝赎回的资金流向与购买时相反。
余额宝的推出使支付宝的金融功能更加完备，降低了支付宝“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的资本金压力。尽管支付宝备付金利息收入减少，但从合作的基金公司获取的服务费增加。截止2013年6月30日，余额宝收益为6.299%（七日年化收益率）。“余额宝”业务得到用户的热烈追捧，支付宝吸收存款成本低，但提供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且流动性大，长期来看将对银行传统存款业务构成显著冲击。
二、发展趋势
（一）支付机构竞相效仿，通过提高收益率进行揽存
目前，支付机构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手续费收入、备付金利息和增值业务收入。由于支付市场各支付机构之间竞争激烈，手续费收入不能覆盖成本，备付金管理严格，唯一能大幅扩大盈利的来源为增值业务收入。据实地走访了解，随着“余额宝”上线运行，重庆易极付科技有限公司已开始准备效仿支付宝推出类似“××宝”理财产品。由于相比支付宝而言品牌影响力弱、客户少，因此将通过更高的收益率来达到吸引客户的目的。
（二）对银行机构传统存款业务将形成显著冲击
由于现有的支付宝客户有较为现实的余额管理的需求，所以用户数量快速增长。但“余额宝”是立足于淘宝客户开展的业务，在短期内吸引支付宝体系外的大额业务客户利用“余额宝”理财的可能性不大。对普通客户而言，在银行购买货币基金，无论从信任度还是从收益率来看，都比支付宝更有吸引力，选择面也更宽、更便捷。但是，支付宝吸收存款成本低，提供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且流动性大。截止2013年6月30日，余额宝收益为6.3%（七日年化收益率），长期看对客户吸引力呈日益增长趋势，将构成对银行传统存款业务的显著冲击。
（三）支付机构纷纷向金融或类金融领域拓展业务
目前，支付宝除了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还能够提供贷款服务。贷款服务提供对象包括个人和商家。余额宝的推出标志着支付宝具有了理财服务功能，支付宝用户能享受的金融服务功能更加完备。与此同时，其他支付机构也纷纷将业务拓展至其他领域。通联重庆分公司去年主营业务收入1577万元，其他业务收入1396万元。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项目咨询撮合和委托贷款服务，其获取的利润几乎与支付业务持平。截止6月30日，通联重庆分公司的其他业务获取盈利已经超过支付业务盈利。由于支付市场竞争激烈，为获取更高利润，支付机构必然向其他金融或类金融领域发展。
三、产生的影响
（一）“余额宝”为投资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理财选择，在金融市场中引入了竞争
“余额宝”的推出为投资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理财选择。“余额宝”在金融市场中引入了竞争，对消除银行机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二）向监管机构提出了跨界监管的新课题
按照《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规定，天弘基金在支付宝开立账户的余额属于备付金管理范畴，由人民银行进行监管。同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3〕91号）第28条和第29条规定，支付宝还应在银行开立专门账户，用于归集、暂存、划转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由证监会监管。“余额宝”的购买和赎回涉及两个账户之间资金流转。但是，目前对于备付金账户和基金结算账户之间的资金流转还存在监管空白。如何进行跨界监管是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三）支付机构风险警示不足对用户容易造成误导
支付宝对“余额宝”的风险提示不足，重点宣传该产品的收益率，而忽略了收益与风险并存，对用户容易造成误导。支付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并不对资金投向负责，只要有备付金这项资源，各类机构就会为其定做各项理财项目。为了支撑较高收益，资金势必流入房地产等行业。一旦受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出现资金链断裂，将影响资金安全，危及社会金融稳定，对经济金融运行造成负面影响。
四、政策建议
（一）建议明确支付机构可从事的业务范围
目前，全国已有223家支付机构获得支付业务许可牌照，支付机构在从事支付业务的同时，也在积极向其他领域拓展业务。但是，对于获得支付业务许可牌照的机构可否从事其他领域业务无明确规定，不利于支付机构的长远发展。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尽早确定支付机构的定位，引导支付机构用好备付金资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展担保业务和小额贷款业务，支持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在与银行的竞争中实现互补，寻找利益平衡点，促进支付机构尽早规范发展。
（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研判和监管
支付机构创新拓展了支付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其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较好地满足了社会支付需求，其服务对象众多、影响面广，在支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等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在某项创新产品推出时，对其业务发展趋势预先研究，及时调整制度办法以及明确监管边界，形成一致的市场预期，使得创新业务从一开始就规范发展，将风险防患于未然。
（三）合作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创新是对现有制度的突破，次贷危机证明风险通常隐藏在各项监管的边缘空隙地带。一项创新业务涉及多个监管部门，若监管部门之间联系不畅通，无长效联合监管机制，则极易形成监管空白，风险一旦爆发则危害无穷。因此，建议人民银行总行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加强合作，未雨绸缪共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士余.支付创新要走在现代服务业前列.中国金融，2013年第12期.
[2]励跃.零售支付的创新与监管.中国金融，2013年第12期.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风险防范
一、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理论分析
短期国际资本又称游资或热钱，是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各种经济金融信息极为敏感的、以高收益为目的、但同时承担市场风险的、具有高度流动的短期投资资金。资产收益率差异是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动机，资本会从收益率低的经济体流向收益率高的经济体进行套利。就资产收益率来看，影响主要是利率、汇率和资产组合三大方面。
利率是一国资产收益率的体现。当两国利差发生变动时，投资者出于套利动机，会引起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或流出。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则是双向的，一方面，坚挺的汇率作为一国经济面较好的表示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另一方面，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造成外汇占款过多、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和外汇储备的增加，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最直接的压力。而就资产组合而言，最主要是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率差异导致了短期国际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在此同时，两国间的风险水平和投资者的能力往往决定了资本流动的规模。
二、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资本具有强烈的逐利性。现阶段的中国，一方面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账户逐渐开放客观上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资本不够开放因而受金融危机打击较小，经济长期向好，正是短期国际资本青睐的目标。
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八条款国，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资本账户的开放速度加快，金融业的开放造成了事实上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而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指日可待。在客观上为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政局稳定，获利机会多，对具有明显投机性质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很强吸引力。在此次由美国次级债危机而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由于本身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同时中国具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危机，因此所受冲击较小。
鉴于以上原因，应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
三、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汇率政策不仅是一国经济稳定的基础，而且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条件。合理的汇率机制可以降低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账户脚步加快、程度加深。为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运行，必须依靠更为开放与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及完善的外汇市场来保障。
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放经济下，汇率是资产价格的重要代表。为了避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应确保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一个能够体现国际均衡水平的均衡汇率之上。人民币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单一盯住美元。汇改后，和原有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决定体制相比，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机制之下，人民币汇率更能体现市场价值，但也存在篮子货币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减轻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干预经济的责任，同时使汇率决定更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从而为其向长期目标过渡创造条件。然而，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只能缓解央行的调控压力。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要提高自身驾驭外汇市场的能力，把握好汇率的调整时机、调整幅度、货币篮子中币种及权重的确定，实现汇率的内外价值均衡。
发展和健全外汇市场。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不仅包括一个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且需要一个健全和活跃的外汇市场来为其保驾护航。从交易机制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控制交易风险。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实现各个交易主体地位的平等、市场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全以及监管机构事务处理的公正。从丰富交易品种方面来讲，外汇交易市场交易品种较为单一。目前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增强会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结算风险。为了防范结算风险，应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汇率风险管理的工具。从交易主体方面来说，可适度鼓励一些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大型企业和公司进入外汇市场参与交易。通过外汇交易主体范围的扩大，外汇市场的价格能比以前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形成市场化的汇率。
（二）加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加强国内监管力度。资本项目管制政策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对避免我国经济受到外来激烈刺激、降低金融市场波动、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必须履行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承诺，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个合理审慎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体系，来对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状况进行实时监管。这个体系不仅要对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的监测，而且要有资本流动的预警方案。具体而言，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各国外汇、黄金、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作实时的监测；建立以利率、汇率为核心的金融风险指标评估体系，实时关注并及时预警；构造合理的外汇检查应急预案，防止异常资金绕过监管；构造合理的外汇收支口径并实时监测，研究制定紧急事件应急方案。
加大区域国际金融合作。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流动的跨国性和高流动性使得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传递。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区域内、乃至是世界范围内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控网络，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体来讲，可以采取加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进行合作与协调、建立有效的多国信息披露机制等措施加大区域金融的合作。
参考文献：
[1]崔萌，陈烨，夏广军.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流动途径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2009，（10）.
随着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和“港股直通车”等政策的不断推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次序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未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前，不应当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这是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上的最重要一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潜在的市场需求，因而无法据此研判合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既然如此，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就有无的放矢之嫌。
笔者在2005年1月曾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政策论文”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文章的题目为“本末倒置？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有弹性的汇率”。其主要结论是，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在理论上，笔者仍然坚持当初的观点，即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然而，当前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么重要。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选择了让人民币渐进升值，这一战略已经被市场当做一个事实所接受，从而使市场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升值预期。同时，中国政府还提出要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给定这些前提，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次序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灵活空间。
既然政策制定者事前在诸方案中选择了渐进升值战略，事后，它就成为唯一的政策选项。任何改变这一战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有损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此外还会引起新一轮且更剧烈地针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
鉴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有些分析人士提出，再来一次 “一次性”升值。然而，这一建议在实际中缺乏操作性。一次性升多少合适？百分之三还是百分之五？抑或更多？
笔者判断，任何小幅度的一次性升值，不仅无助于消除反而会加剧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所以，除非中国政策制定者敢于做一次大幅度（即15%以上）汇率重估，从而“一步到位”，坚持既定的渐进式升值战略应为上策。
渐进式升值战略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就不算彻底完成。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就不应有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当前正是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有利时机。
既然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它就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鉴于当前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即使完全开放，也未必有人愿意做境外投资，既然开放了效果不大，加之还有一些负面风险，还不如不开放。但如果循着这一思路，恐怕永远也等不到最佳的资本开放时机。因为，如果将来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时，开放资本账户的顾虑会更多，到那时即使想开放也不敢了。
当前应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有利时机。
首先，正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目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并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资本外流的规模在开放初期，会相对有限从而可控。这样的环境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提供了难得的缓冲适应期。
其次，即使存在强烈升值预期，中国境内居民仍然会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出发，对投资海外有相当大的兴趣。近期，一些境内合格机构投发售的境外投资基金受到大力追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考虑到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升值因素，以及相关交易费用，很显然，仅仅从收益角度根本无法解释境内投资者所表现出的投资热情。
第三，放开资本管制有利于缓解境内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相反，如果迟迟不开放，境内资产价格上涨会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最终可能使对资产泡沫破裂的顾虑像当年对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顾虑一样，变成中国资本账户迟迟不能开放的阻碍。
有必要说明一点，本文所呼吁的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是指中国境内居民对海外投资资金的开放。
关键词：现状；政策；金融创新；流动性风险
1 2016银行业政策分析
4月21日，银监会与科技部、人民银行联合《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 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投贷联动试点落地，实现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通过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提升对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和自身转型发展。该政策旨在为金融行业的改革探路，以试点为代表先进行改革，成功后推向整个银行业。
4月27日，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进一步盘活信贷存量；7月6日，《关于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工作的通知》，推广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针集体研究增贷、稳贷、减贷、重组等措施，有序开展债务重组，推动债权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发力、分类施策，有效保护金融债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10月10日，国务院《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的指导意见》这意味着银行债转股重启。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实体经济，以拉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银行业的流动性枯竭或流动性不足难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这使得我国的实际经济难以为继。因此，通过此举增加信贷资金存量，优化信贷资金结构提高、提高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有助于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同时，优化了银行自身的资本负债结构能使我国的银行业为改革做好前期的准备。
10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互联网金融已经与银行在业务上构成了竞争，但银行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严密的监督和管制。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却不在此范围内，导致了它与银行相比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这对公众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使得公众的财产可能被用于套利，在不知情的环境下承担风险。本次整治是为了改善互联网金融治理，防止监管套利，整治互联网金融诈骗等层出不穷的事件，使得互联网金融与银行处在一个相对可比的环境下，增强银行的竞争力，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包罗有序的发展。
2016年9月30日（华盛顿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取款（SDR）新货币篮子于10月1日正式生效，成为第五种“入篮”货币，也是唯一的新型经济体货币。这使得随着人民币的境外结算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币流通范围的扩大，银行业将会收获更广阔的的市场，同时也要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更激烈的竞争。这使得中资银行不得不改善自身结构，来应对与外资银行间的竞争，同时也要开展新的海外部门，应对新的人民币结算需求。该举措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币市场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此举对银行业改革强大的助推作用。中资银行将不得不与外资银行站在同一市场，有助于我们学习外资银行对风险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增加信贷需求，为银行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对自我结构的优化与改革。
综上就是对2016银行业大时间的盘点，我们看到，国家从各个层面上为银行业改革铺路，不论投贷联动试点的落地、债转股、整治互联网金融等都是为了优化银行业的结构，而人民币国家化也为银行业创新改革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时机。银行应该在保证流动性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主动探索改革的出路，进行金融创新，为自身发展谋出路。
2 金融创新对银行业的重要意义
要进行金融创新首先要明白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分为以下几种：
①金融体制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引入新理念、使用新技术、开辟新渠道以及创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制定、管理模式、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业务流程等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最终体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客户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②金融技术创新指金融数理工具和模型的不断完善和超越，以及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技术创新作为金融创新的技术支持，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策略。金融技术创新的目标是通过建立预测流动性缺口走势的动态机制和强化流动性风险度量的技术管理手段，探索适合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达到风险识别准确、度量合理、预测精确、管理科学以及控制到位的目的，使商业银行所承受的由于流动性风险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
③工具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对象，商业银行通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的收益来抵冲由于流动性风险所遭受的损失，所以，金融工具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工具创新包括基础工具的创新和衍生工具的创新。基础工具创新产品包括货币市场工具、固定收益证券、权益证券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等。随着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研发了一大批诸如远期、期货、互换、期权以及股指期货等衍生工具。与基础金融工具创新相比，衍生金融工具创新更具时代特征和影响力，已成为金融发展的时代象征。可以说，金融工具创新既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又是金融机构规避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工具。商业银行应充分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行组合投资，以实现创值和流动性风险的控制、分散以及转移的目的。
④金融市场是现货和衍生产品交易的主要场所，是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汇聚的舞台，通常将金融市场分为五类：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构建基于金融市场创新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就是通过对金融市场的规范和创新，拓宽业务渠道，整合业务资源，在金融市场中综合和灵活的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最终实现流动性风险的规避。
上述我们从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工具创新以及金融技术创新四个角度系统地对流动性管理的金融创新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并构建了较为全面而有效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对四个创新角度的分析也是根据一定逻辑关系进行的，即：体制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手段，工具创新是依靠和市场创新是保障。由于复杂性是流动性风险的显著特征，因此，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不能依靠单一粗放、零散孤立的风险管理方法来实现，而是应当以发展的眼光，从整体角度综合考虑、系统研究。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当前局势的分析，明确了银行业当前面临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但机遇伴随着挑战。我们应该在保证流动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主动地进行金融创新。从体制、技术、工具和市场四个方面进行创新。流动性风险管理于金融创新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可控的流动性风险可以保障金融创新的有序进行，而金融创新也有助于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外汇储备 管理 完善
前言
国际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拥有的，可直接或通过有保证的同其他资产的兑换，而被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流动资产，而外汇储备则是国际储备中的主体。适度的外汇储备应当是保持足够的储备量以保障偿债支付、汇率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又不会造成资源浪费。自从1994年我国实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2005年末已经达到8l88．72亿美元，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至200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9879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其中所起的重要。
一、外汇储备管理制度
外汇管制(foreignexchangecontro1)亦称外汇管理，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指定或授权某一机构对其境内和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和非居民的一切外汇收支活动实行管制。
各国实施外汇管制有以下目的：(1)防止资本逃避和外汇投机，以稳定外汇汇率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是外汇管制的首要目的。(2)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促进本国商品的输出，扩大国内生产，以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状况。(3)稳定国内物价，避免受国际价格巨大变动的冲击，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4)稳定外汇汇率，保护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5)增加黄金、外汇储备，提高货币对外价值增强本国货币的币信，加强本国的经济地位。通过对国际上一些国家(地区)拥有的外汇储备的分析，外汇储备规模较大的经济体普遍重视储备的财富增值。它们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具有必要的流动性前提下，将其余部分投资于收益率较高的领域，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从实践看，分档管理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在单一的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内部设立相互隔离的资产部分，另一种模式是分别设立不同的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韩国是采用第一种管理模式的典型。从1997年开始，韩国银行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进行分档管理。流动部分追求高度流动性目标，它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规模。投资部分追求较高收益率目标，它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益证券，其资产的币种构成主要取决于政府和韩国银行的外债币种结构、国际收支币种结构以及全球主权债市场的规模，其他中央银行的币种结构也作为参考。信托部分则由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管理，在提高收益率同时也向其学习先进的投资知识。新加坡则是第二种管理模式的典型。毅加坡外汇储备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分别持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以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则通过全球6个海外机构在世界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货币市场证券、房地产、固定资产和特殊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其目标是以较高利润为导向，追求长期的投资回报。
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妥善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llO个国家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此结论：1990到2001年，即便将所有的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
二、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外汇管理制度的特征有二：一是1996年底来形成的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和继续实行资本项目下外汇交易控制(这主要表现为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审批制度，外债总规模控制制度，以及防止货币投机行为等)；二是经常项目下实行强制结汇和有条件售汇以及外汇银行外汇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应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而是一种经常项目下有管理(管制)的可自由兑换。与这种外汇管理制度相对应，我国的外汇市场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在外汇零售市场上，我国居民(主要是企业)的外汇收入绝大部分转化为对外汇银行的外汇供给，而居民对外汇银行的外汇需求则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在银行同业问的外汇市场上，现行外汇管理制度对外汇银行实施外汇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外汇银行不得根据外汇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头寸而有意推迟平衡。因此，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所有外汇银行都处于多头地位的现象，而中央银行出于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我国实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只能动用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吸纳外汇，这就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来源。上述外汇市场运行机制中的外汇供求关系是不完整的。其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具有外汇储备规模的”放大效应”：即在外汇收支向外汇储备的转化过程中由于外汇银行、工商企业和居民等外汇需求主体的”外汇蓄水池”作用受到抑制，使得原本应转化为民间外币存款的一部分外汇收入最终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2)国际收支顺差情况下只有货币当局进入外汇市场被动吸纳外汇，人为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缺乏市场机制对外汇储备的制约；(3)对外支付的主体单一即外汇储备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支付能力主体。
对我国外汇储备脆弱性的认识：当前有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近几年的外汇储备增长主要源于巨额的净资本流入，基本上是对外负债的增加换取外汇储备的增长。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笔者认为，考察我国外汇储备是否具有所谓的脆弱性必须建立在综合分析体制、信心和来源的基础上。首先，就体制而言，以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为目标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本身就是所谓的”放大效应”逐步得以削弱的过程。同时，由于现行体制下居民的外汇需求尤其是投机性和预防性外汇需求受到严重抑制，造成外汇成为”稀缺性”资源。建立在对本币缺乏充足信心基础之上的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及其增长在第二个层面也具有了一定的脆弱性。最后，就来源而言，笔者认为来源于金融账户的外汇储备并不必然具有脆弱性，关键在于输入资本的期限结构和使用效益。如果流入本国的资本主要为中长期资本且在偿还期上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则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由于集中性资本外流对外汇储备可能造成的冲击；同时，如果本国能够相对高效运用借入资源，具备未来还本付息的能力就能增加本国净财富，最终从跨时贸易中获益因此，我国外汇储备具有借入储备的性质并不成为其具有脆弱性的充分条件，现行的不完善的外汇形成机制和僵硬的汇率制度，才是造成我国外汇储备脆弱性的真正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使我国外汇储备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只有进一步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外汇形成机制和灵活的汇率制度。
我国外汇储备的国际比较问题：导致1995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在于历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双顺差，即长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贸易收支持续顺差。在与外汇市场运行机制较为完善的日本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比较，我国外汇储备存在一定的”水分”，不可相互简单比较。产生这种不可比性的原因：(1)外汇储备的形成基础不同。日本由于实行经常项目下的意原结汇和无条件售汇以及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导致相当一部分外汇收入转化为民间外币存款，可以说其现外汇储备规模是在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形成的。(2)对外支付能力主体的构成不同。这主要是双方对外支付体系的结构不同造成的。日元自身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支付能力，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充当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同时又拥有雄厚的民间”外汇蓄水池”，它们和外汇储备共同构成多元化的对外支付能力主体，因此其对外支付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程度较低。在我国人民币尚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不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除了少量的企业外币存款外，我国对外支付的主体主要就是外汇储备，对外支付体系高度单一化。(3)汇率制度不同。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虽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中因汇率基本钉住美元，波动幅度很小而被IMF在1999年列入管理浮动制下的实际钉住制。而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具有较大的弹性，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频率、程度等与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市场上唯一的”做市者”有相当差异对我国现有外汇储备规模的认识：目前，根据公认的衡量一国适度外汇储备的标准如外汇储备与全部债务比例、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远远超出了应付进出口变化冲击和偿还外债的需要，我国应通过适度减少外汇储备来增加国内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笔者认为，以上分析并不足以支持我国现有外汇储备规模偏大这一结论。首先，这一国际普遍运用的标准是建立在本国货币对外支付较少受到限制和较完善的外汇市场运行机制基础之上的，现阶段它不具备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准确评估。其次，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基础的，它忽略了各经济主体对外汇需求，尤其是预防性和投机性的外汇需求的变动对外汇储备可能造成的冲击。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各经济主体对外汇的货币需求实际处于严重不满足的失衡状态。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有的外汇供求关系和外汇储备形成机制。我国现有外汇储备不仅要满足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还要足以避免由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而造成的对于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三、如何完善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制度
【关键词】外汇储备；巨幅增长原因；应对策略
经历过外汇短缺时代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1994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达到8536.7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止到2012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2850.95亿美元。
一、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之势迅猛的原因
1.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2011年年底为止，除
了1998年资本与金融账户存在逆差，17个年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形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及1994年汇率并轨导致的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促进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因此，十几年巨额“双顺差”的积累，为我国外汇储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
2.在“双顺差”背景的同时，我国在1994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这一制度刚开始对增加国家储备，防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储备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制度并没有跟着变化了的国情而革新。与发达国家“藏汇于民”，及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相当大的比率这些情况相比，我国公布“藏汇于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以致国际投机者看好人民币升值，大量游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名义上增加了外汇总量，同时也可能使得人民币汇率偏离真实经济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反过来又使人民币汇率产生变动，增大中国金融风险。
3.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有意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然而这些正是中国现在急需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购进这种产品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目的之一。并且这些商品的附加值高，如果这些产品出口被管制，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有较大比重的外汇闲置。
现阶段，降低外汇储备数额，为巨额外汇寻找“走出去”之路，是我国加强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从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入手，结合国际上管理外汇的经验提出的对策
（一）在保证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的前提下，加快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政策转变的步伐，分摊国家持有外汇的风险，提高储备的经营管理效益
2008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实施后，要求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取消外汇收入强制调回境内的要求，允许外汇收入按照规定的条件、期限等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放松或取消结汇制度，有利于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持有和使用外汇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有利于分散外汇风险，有利于外汇管理机构对资金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藏汇于民”的做法，使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贸易区域结构来组合自己的外汇结构，从而缓减央行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风险，减轻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
（二）进一步完善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例如，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目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吸引外资政策方面的优势相对以前降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外资转化为本地采购的现象，从而降低外资转化为外汇储备比率，最终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和对外开放的水平。
（三）优化储备结构，提高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比率
黄金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然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6月，我国有600吨的黄金储备，约占外汇储备的1.4%。2009年4月份，中国通过购买国内黄金，增持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5月，中国黄金储备为1054.1吨（黄金占外汇储备1.7%），这与债台高筑却拥有8133.5吨黄金储备的美国（黄金占外汇储备75.9%）相比还有一大截距离。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外汇储备大国，黄金储备小国，这种状况和一个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四）完善金融服务市场，加快实施外汇“走出去”战略，增加战略物质储备
第一，要鼓励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加大对目前和今后国内紧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投资，最好是能够控股，建成战略储备体系。这不仅对于减少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我国和资金投入国来说也会是一项“双赢”的合作。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却面临着资金短缺、勘探和开采技术落后等难题，这与我国的情况正好互补，加上中国对外投资是友好且不附带任务政治条件的活动，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应该是这些国家首选的合作对象。
第二，适当加大进口幅度，着力推进关键技术的引进，培养高级人才。众所周知，如今早已进入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时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那么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学习、实验和生活环境，有步骤地把各类专业人才送往国外培训，是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用超额外汇储备投资高科技知识产权比投资于金融产品具有更稳定的收益，且比投资于物质资源具有可持续发展利益。中国的巨额外汇是在牺牲环境、消耗资源、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应付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代价之后积累而成。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中国加大进口什么原材料，什么就涨；中国出口什么物美价廉的产品，默默地承受着资源枯竭的威胁和环境污染的迫害，莫须有中又被套上“倾销”的“帽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给中国再一次敲响了警钟，面对减排等一系列环保指标，中国的产业必须经受脱胎换骨的阵痛，要勇敢地从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恶性循环”中跳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好好地利用外汇储备，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引进力度，缩短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周期，为早日实现新型工业化社会积累“知本”。
综合技术水平不仅包括先进技术，还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我国的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相对较少，所以可以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专门人才。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加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发达国家实际对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金额小的可怜。因此，我们如果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和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我觉得先进人才的引进比先进技术的引进难度要小，也更具灵活性。可以对引进的人才按照国际标准用美元支付其薪酬并允许其汇出境外，提高其为我国科技发展服务的积极性。
（五）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困局的结构性改革办法在于，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这包括将国有资产股权分给老百姓、降低各类税率。关于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可以考虑通过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其中、然后把基金的股份均分给13亿多人，或者通过直接送股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中国民间消费提供更多不断增长的财产与收入基础。
国内消费增长之后，出口顺差就会减少，外汇储备的困局也将得到缓和。但消费本身具有刚性，人们收入突然增加，一旦形成消费惯性之后，中国的经济底子是否经得起超前消费？或者由于中国人消费习惯，人们拿到钱后大多投入资本市场，消费市场依然热不起来？所以这就还需要国家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合理分配这一部分资产。“家电下乡”、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折扣等措施，提升了居民对工业产品、房地产的消费需求，而这些刺激消费的举措才应该是经济救助计划的重点。通过这些政策调整来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也会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资金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以我国现行外汇规模和实力，对外汇实施积极管理，这对国内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到时相关利益者在国际上也会针对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为了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民福利提高这一最终目的，我们改革还是不能拔苗助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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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白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位年度：2007.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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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家外汇储备规模（时间序列数据）的月度数据
一、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及演变
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影响下，二次大战后国际储备缓解一国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一国出口变动性作为计算各国份额的五个因素之一，这是国际组织将一国对外贸易与国际储备联系起来的最早的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一国的储备规模应该与贸易量呈线形挂钩，储备/进口比（以下为R/I）应成为规模适度性的衡量指标。IMF于1953年应联合国要求首次计算储备规模的适度水平，其研究人员指出一国储备规模适度性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关系，而是与国际信贷体系有效性、汇率模式、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标及国家发展程度相关联。1958年，IMF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由于对外贸易是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项目，储备规模首先应与贸易额相联系，并且通过比较总结出各国倾向于将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认为30%底限太低，建议将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储备规模适度性分析上引用边际效用及边际成本的方法，即一国为了拥有在出现收支赤字时具有稳定消费及产出的效用必须付出机会成本（即储备收益率与资本收益率之差），储备规模应为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但是由于各国中央银行毫无例外的属于风险规避型，关于机会成本的研究缺乏实证支持。总之，关于国际储备规模适度性的研究并没有定论，也没有各国应该保持多少储备才合适的统一指标。
在实践中，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额由于简单明了、易于计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指标。随着国际收支内容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及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金融机构和学术界不断提出补充性意见，试图找出度量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带来了经验教训，让各国看到通过合理的资产及负债匹配管理降低一国资本抽逃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国际储备规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考虑到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储备必须包括短期外债的数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过对IMF早期预警系统（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动性将降低当国内经济出现危机时抵御外部袭击的脆弱性，主张储备数至少得保证能偿还短期外债。Feldstein（1999）认为以进口来衡量储备规模的传统观点忽略了货币危机是由资本流动引起而不是贸易融资引起的事实，而大量的储备能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提高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当一国货币高估，该国应持有更大数量的储备。许多货币危机有力地证明了持有大量储备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抗冲击的能力较强。
前阿根廷财政部长PabloGuidotti提议各国将自身的外部资产和外债进行比配管理，即储备需能保证偿还在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外债。格林斯潘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建议，建议学习商业银行的风险流动性方法，即计算在所有外部资产及债务的组合之下一国外部流动性状况，选择有95%可能性保证近一年内外部流动性能满足需求的储备水平。两人分析的落脚点是对一国储备的外部需求。
二、储备量适度规模分析模型
对一国储备的需求有来自外部的，如外债及利润汇回，也有内部的，如境内机构资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种储备理论后，我们认为以进口、短期外债、M2三个指标来衡量储备适度规模较为合理。
第一个是R/I比。尽管储备至少满足3个月进口额的衡量标准并不完美，但仍是一个广泛被采用的比例。进口会带来对外偿付义务，的确是未来消耗储备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考虑储备规模大小时，应该考虑进口状况。现在一般认为，外汇储备能满足3-6月的进口额为宜。
第二个因素是储备与短期外债比（R/STED）。短期外债是一国在近期需偿还的外部债务，为了保持必要的对外偿债能力，持有相应数量的储备是必须的。许多关于20世纪90年代危机预测的实证研究得出短期外债与储备比是决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该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均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其中韩国1996年持有的储备仅为短期外债的54%。危机之后，韩国开始重视增加外汇储备，当前韩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四，为2050亿美元。以R/STED衡量国际储备规模的做法已获得广泛认可，实践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认为储备至少应该满足短期外债数。从实际情况来看，实行管理浮动及固定汇率的国家中该比例较浮动汇率国家高，以1999年底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个指标是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在EWS中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作为一个金融危机预测指标。由于M2代表着境内机构及个人提供了购买国外资产的必要国内流动性，因此M2的大小隐含着国内企业或个人资产转移的潜在风险。当公众对一国货币的信心下降，资本外逃就会增长。虽然为了防止资本外逃时对储备的过度消耗，理论上最理想是持有与M2等量的储备，但是考虑到储备具有持续上升的边际成本的特点，最佳储备量不并需要满足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对于实施盯住汇率及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这个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对于浮动汇率国家，在5%-10%之间即可。不过，对于经济状况良好、金融运行稳健及政治稳定的国家，资本转移的可能性较小，这个比例可以相应下调。
三、将模型用于分析我国的储备需求
我们认为对我国储备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因素，以上三个比例基本能反映了这两种需求量。现以2004年度有关数据来测量我国需要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
据海关统计，我国2004年全年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按3-6个月进口量计算得出1403.5-2807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M2为25.32万亿元，采归档：金融证券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69:40:00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字体大小:小大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
用M2的10%-20%比例计算得出3059.3-6118.6亿美元，再考虑到我国国家风险0.43[1]，得出1315.5-2631.0亿美元。鉴于我国实施资本管制，资本外逃的数量较低。从最常采用的反映资本外逃数的净误差与遗漏数来看，我国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资本外逃平均为147.5亿美元。在1997年人民币面对巨大贬值压力时资本外逃也不过为169亿美元。因此，结合近几年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指标我国可以取下限，即1315.5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1043.1亿美元，未来1年内到期的中长期转短期余额为74.35亿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资收益汇出为226.8亿美元，应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中外方享有部分为328亿美元（此指标为2003年末统计数，2004年末数据未获得，考虑对整体影响不大，可替用），几项加总为1672.25亿美元。
以上三项合计为4391.25-5794.75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我国为了保证正常对外流动性所必须持有的较为适度的储备规模。这个数字也许会引起争议，不过它的计算思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并未明显过剩
2004年的实际外汇储备额6099亿美元与以上根据2004年度的有关数据测算出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相比，可以发现虽然要多些但并未明显的过多。
我们认为，考察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情况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进行，单单考虑我国自身情况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认识。
1．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势头。二战后初期，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根本谈不上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规模。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恢复，全球外汇储备开始逐步增长，到1960年，全球储备资产（除去黄金储备，下同）达到220.64亿美元，刚好能满足两个月的进口，工业化国家持有153.01亿美元，能满足2.09个月的进口额，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仅能满足1.77个月。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上升到满足2.36个月的进口量，而发达国家则微幅下降为2.05个月。到1990年，全球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能满足4.25个月进口，发达国家为2.71个月。到1995年，全体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量首次超过工业化国家，储备规模为5.07个月进口额，工业化国家仅为2.53个月。到2003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能满足8.52个月的进口，而工业化国家仅为2.98个月。整体上来看，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3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变化不大（如果不考虑日本在内，整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净下降的）；而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不到2个月进口水平，上升至能满足近9个月的进口，规模增加了近5倍。
2．横向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位置居中。从2004年末的外汇储备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能满足13个月的进口，而日本是22个月，中国台湾省为17.3个月，俄罗斯为13个月，印度为16.5个月，韩国为10.5个月。从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为37%，日本为17.6%，俄罗斯为17.6%，印度为19.8%，韩国为29.2%，中国台湾省为79.2%，新加坡为120%。综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居于中间位置，还不能说是严重过剩。
3．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按满足3个月进口之需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已经不再适用。在1996年，泰国持有外汇储备能够满足7月进口之需，印度尼西亚能够满足5个月，马来西亚也能满足4个多月，但是他们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外汇储备相对更充足的泰国发生。尽管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在国际上仍一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适度，除了考虑进口因素外，也要考虑债务特别是到期债务量、国外投资者收益汇出及未分配利润、潜在的资本外逃等因素。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看，尽管外汇储备能够满足超过3个月的进口额，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因素，则都显不足了，这也就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我国，尽管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为弥补或防止贸易逆差的外汇储备似乎并无实际需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借有大量的外债，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较重；另外，经过多年的利用外资，在我国的外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外商投资每年获得的投资利润以及未分配都比较客观；此外，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潜在的资本外逃对外汇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对于如何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时绝不能单看进口规模，而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需要应对的可能不是贸易逆差时进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出。
总之，尽管从理论上难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具体金额，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是与有关国家相比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算严重过剩，从存量来看，外汇储备的少量过剩不会引起较严重问题；二是今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盯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实行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逐渐引导市场的预期向供求均衡方向发展，央行也能从维护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中渐进抽身，从而最终遏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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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执着研究
黛博拉被称为国际上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研究领域的一线权威专家。她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早年在亚洲教书，曾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最初研究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黛博拉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当代问题的研究者，她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而是不遗余力地去亲眼见证、亲耳倾听和亲身体会。
1982年，黛博拉在美国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研究院之一——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她将论文方向确定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这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还少人问津。1983年，她踏上非洲大陆开始调研之旅。那一年，她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对中国援非的早期观察文章——《利成于益——中国援外新模式强调互利》。几年后，她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对西非的农业援助：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三个中国水稻项目的技术、经济和机构分析》。由于是冷门研究，黛博拉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仅售出几百本。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中非关系迅速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但质量和水平却千差万别，那些为赶潮而匆忙发表的成果中甚至存在着许多错讹之处，拼凑编造了关于中国援助的“数据库”。
相比之下，《龙的礼物》得到重视、好评和大量转引，首先是因为人们对黛博拉近30年执着研究的敬重。尤为突出的是，黛博拉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活动。她多次到访非洲，从中国长期援助的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资源丰富的国家（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战后重建的国家（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到治理较好的国家（毛里求斯和南非），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着重调研几十个中国援助和投资项目的案例。从中国到非洲，从美国到欧洲，她进行了数百次的采访，有中国和非洲的政府官员、使馆人员，有中国参与在非经济的一线工作人员和普通非洲民众，还有银行家和学者……黛博拉的调研成果对中国国内学者更侧重文献档案的研究方式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和启示。
从历史视角出发
当西方将中国称作“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时，黛博拉正在分析由她的国际助理研究员团队提供的有关中国援助的资料汇编。以此为基础，她在《龙的礼物》中用三个章节展现了中国对非洲援助和参与非洲发展的50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并不是非洲新的援助者，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非援助，这给予中国在非洲稳定的存在、信誉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并不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并没有在去世后对非洲进行“倾销”，也并非只是因为资源需求的上涨才回到非洲；尽管许多西方国家直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才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但当时中国加速进入非洲已经有十年之久，而这是建立在中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会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的数十年援助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从未离开非洲——她指出，应该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当前在非洲的显著崛起。
黛博拉十分了解西方国家的援助史：从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短期的）人类基本需求，再到转向结构调整，然后是治理与民主等，富裕国家有关援助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的信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在非洲，这些不断变化的处方并没有对消除贫困产生多大影响。
黛博拉认为，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直到现在，中国的援助仍然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外交政策框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计划主要依据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它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两种新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二是中国具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
打破思维定式
有关中国对非行动的众多错误信息和草率结论，通过媒体报道、特别是经由网络迅速传播，使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变成简单的习惯思维。而黛博拉尽力将那些虚构的传言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为21世纪前十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均衡、更有历史依据和更加复杂的画面”，描绘出那个在所有问题背后的“真实的故事”。
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国际媒体、研究机构不断关于中国援助的新数据，却没有多少能用权威、科学和严谨来定性。2006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期间，公布自1956年以来中国向非洲共提供444亿元人民币援助，但美联社却报道称中国总理说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个“新数据”之后被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引用，“而这一报告又似乎影响了其他记者的分析”。
黛博拉指出，中国的援助分为三部分：中国财政部的对外援助支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及债务减免。不能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都划入官方援助的范畴。中国以自然资源为抵押的发展贷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按照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标准，都算不上是官方发展援助。
根据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黛博拉认为，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研究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出意料，她研究得出的对中国援非金额的估算，远远小于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她承认，中国的援助计划确实比较大且呈上升之势，但并没有达到庞大的程度，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小部分。
尽管黛博拉的著作备受关注，但关于中国援助的神话仍在继续。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公布自1950年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然而当年9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报告称：纽约大学魏格纳学院根据媒体报道计算，2002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745.51亿美元（约合4696.7亿元人民币）。据此报告，中国的网络媒体也加入了制造中国援助神话的行列，2012年网易新闻数读专栏发文题为《中国式对外援助：五年豪砸近五千亿》。
中国援助：
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中国为什么向非洲提供援助？存在的习惯思维是：为了攫取非洲的资源，中国是在搞“新殖民主义”。黛博拉认为，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和误导性的答案。她的调研显示：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完全甚或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提供援助的。实际上，中国对每一个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中国也并没有向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向非洲各国公平地提供赠款和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主要提供给具有良好信用和偿还能力的国家，在信誉不好的国家则提供给能确保获得收益的项目。
黛博拉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后，西方国家对非洲农业、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援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由此出现的真空是由中国来填补的。非洲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因为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发展机会。中国对非援助模式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自身发展经验的翻版。黛博拉对“中国责任论”的看法更显客观，她认为，作为一个仍然存在大量严重贫困人口的国家，中国仅仅为了其他国家（许多国家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利益而拨出大量资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不应对中国所宣称的对非经济参与将促进“互利共赢”的说法进行批评。
中国是“流氓捐助者”？
2007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摩西·纳伊姆给中国贴上了“流氓援助”（Rogue Aid）的标签，他声称中国的援助“有毒”，“扼杀了真正的进步，伤害了普通的民众”，是“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会加剧“腐败、混乱和专制”。
但黛博拉不以为然，她指出中国“看起来并没有使治理恶化”。黛博拉用电影《罗生门》来比喻中国面临的舆论处境。安哥拉在内战期间欠下了巴黎俱乐部（由19个富裕债权国组成）巨额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哥拉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提高所得税、实行贸易自由化、提高石油收入透明度等。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安哥拉继续从西方银行获得高息石油抵押贷款。直到2004年，中国以自己的模式——石油抵押贷款（安哥拉以石油收入支付中国提供的各种设备、物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费用，利息较低，还款期限较长）参与安哥拉战后重建，中国由于“不附加任何条件”开始承受“罪责”：“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才没有清除腐败的压力”。在只有中国登上报纸头条的背后，事实是，西方银行不需要透明性就支付了贷款，是西方企业出口了安哥拉的石油，为执政党提供了现金流；中国的贷款并非没有风险，但对安哥拉而言仍然是一种革命：安哥拉的资源第一次有望被真正直接转化为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黛博拉并非是要为关于中国的所有负面评价正名。例如，黛博拉认同关于“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的判断，但她同时看到，中国国内自身在环境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在经历曲折的学习过程，中国正在做出改变。有人批评黛博拉对中国“太过宽容”，但黛博拉说，她是想对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的定式思维提供更为平衡合理的看法。她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或许还需要对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可能要比西方国家自己经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或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变革更为可取）这一观点进行探讨。黛博拉是学者，也是“发展工作者”，也许正是这个身份，正是她对非洲发展的真诚关切，使她对中国在非洲的参与采取了更为开明的立场。
在书的结语中，黛博拉说，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这是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市场经济”（黛博拉称为capitalist business）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机会的可能。这也许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的礼物。
关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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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互联网是当代社会最为显目的成就，以互动平台的方式作为依托，跨越时空的范畴，在网络社会中传递多种多样的信息。互联网惠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高效、便捷的信息传输技术深入我们的生活。并且在日渐成熟的发展长河里融汇了种类繁多的行业，也自然渗透到了金融业，互联网金融也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起源于美国，以1999年Paypal公司将第三方支付与货币基金连接为标志，互联网货币资金作为互联网金融业态第一次出现。2005年，Prosper公司首家创设了P2P网络借贷模式以及2009年Kickatarter网站首次成立了众筹股权融资模式。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紧跟美国，2013年6月份余额宝的上线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兴起。现如今，互联网金融成为经济运行的长河中大势所趋。
“互联网+金融”源自互联网公司与金融业融合的一种新业态，它并不是书面上的简单地将互联网同金融业结合起来，而是，在以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的基础上，为迎合新的需求而创造出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与传统金融业有着显著区别的、结合了互联网精神的新兴领域。两年间互联网金融发展了五种业态：第一，第三方支付；第二，P2P网络贷款平台；第三，大数据金融；第四，互联网金融门户；第五，互联网众筹融资平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传统金融行业存在明显差异，互联网金融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和数据挖掘技术等现代技术为依托，以互联网、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作为媒介，使得部分传统金融业务在完全脱离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条件下，能够为用户提供信息透明度更高、运营成本更低、操作程序更加便捷、速度更快的金融服务。
二、互联网夹击下的商业银行
（一）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
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凭借为客户提供远高于传统金融的基准存款利率的收益率，不到一年的时间，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在客户数量、资金数额方面更是远超20世纪90年代初期股票市场所诞生时所创造的业绩。同年8月，腾讯公司推出移动支付，以绝对的优势成功占领移动支付客户端市场。自此，P2P以井喷式的发展速度，使其资金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互联网金融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焦点。2014年3月5日总经理明确表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无疑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大方向。
本着“开放、协作、平等、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互联网金融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对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尽管传统商业银行亦步亦趋紧跟时代步伐，仍然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第一，在支付结算方面，互联网金融与传统商业银行出现“挤占效应”；第二，融资领域，互联网金融以其创新、灵活、高效、迅速、便捷等优势，向公众推出多款便捷的贷款产品；第三，在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客户资源优势等方面，互联网金融不仅能轻而易举地突破传统银行形成的拥有优势的“行业壁垒”，并且超越了这些优势，并造成传统银行进入互联网金融的“壁垒”；第四，互联网金融拥有全新的业务开发模式，产品营销模式，成为行业的领头者，而传统银行则变成畏首畏尾的追随，地位处于被动。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层面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产业务三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负债方面；互联网金融分流了商业银行负债业务，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模式运行的基础，也是三大业务的基础，主要通过吸纳资金价值链上游客户存款。一般来讲，传统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维持在较高增长水平，然而，从2013年开始，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出现显著变化，从两位数增长水平变为个位数增长水平。说明互联网金融开始分流商业银行负债业务。互联网金融依据其客户粘性和金融产品持续创新性满足资金价值链上游供给者需求，甚者直接匹配资金价值链下游需求者。
第二，中间业务。根据2014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研究报告》，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的主要收入包括结算与清算、业务、银行卡等，为资金链上下游客户提供服务。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以第三方支付为标志，通过支付宝、财付通等形式便捷、快速完成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并且不断创新，渗透到证券、基金、保险等领域，一步一步地蚕食商业银行业务。对传统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挤压效应”。
第三，资产业务。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是通过满足资金价值链下游客户贷款需求而赚取利润。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一直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抓大放小”策略使得商业银行客户在行业、数量方面太过集中，易受到经济形势的波及，潜在风险较大。这就会表现出贷款业务相对于客户资金需求供给不足。相反，互联网金融在中小微企业贷款方面显现出比较优势，在客户规模、贷款交易成本、贷款资金成本方面能更好地满足资金价值链下游客户的需求。并在该方面已经对商业银行形成了补充和替代。随着“互联网+”态势的不断扩大，必将进一步抢占商业银行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
三、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银行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一）网络背景下的商业银行道路
第一，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金融快速成长，也因此对传统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冲击。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各大银行纷纷选择通过搭建各自的电商平台，转变被动的地位，扭转不利于自身的境遇。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 建立各自的电商平台，不仅能够盈利，也能够进一步掌握客户信息及相关交易数据，实现金融服务的全面化和具体化。
第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客户带来了崭新的消费群体，便捷的手机移动支付进入公众视线，第三方支付成为商业银行和网络金融公司的香饽饽。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商业银行逐渐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通过电子渠道实现转账、明细查询和在线支付等。相关数据表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已经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
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转变服务思维，提高服务品质，综合科技的发展去完善现有的金融服务流程，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一般来讲，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两条策略路径，自身转型优化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未来走势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倒逼式 ”金融创新并不会彻底颠覆传统商业银行，但其创新优势将激励银行汲取创新基因、深度嫁接现代信息技术以提升金融服务品质，最终两者将逐步实现融合以完善整个金融体系效率。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发展，带来盈利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建议政府应当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商业银行增长模式、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和商业银行结构优化四个方面加强政策引导。
第一，推动网上银行转型，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第二，实体店网点智能化，内部系统完善升级；第三，拓展移动金融，社交平台交流；第四，积极发展中小微企业；第五，建立差异化竞争战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
四、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关系着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稳定有序的发展，在互联网大形势下，政府既要做到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又要保障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互联网金融对于商业银行的挑战，关键问题是做到发展互联网金融在资金价值链上下游客户的服务。这关乎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调控手段，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政策安排：一是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二是有效辅助商业银行做好转型升级工作。三是商业银行结构优化升级。四是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做到一定的拓展。在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协作下，可以实现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的协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互联网金融对于商业银行不仅是挑战的关系，更是对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达到一种鞭策的作用，督促商业银行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公众，呈现经济体系健康蓬勃的运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微邹 网络金融环境下商业银行的机遇及应对方法 现代商贸工业2016（04）
[2] 郑志来 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路径 财经科学 2015（05）
[3] 杜奕璇 浅析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金融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