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14:11: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执法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权保障
有资料表明，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的占了八成以上。更主要的是行政执法具有明显的侵益性特征。实践中行政执法出现执法不作为、不按程序执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等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行政执法侵权占据行政侵权的主要部分。行政执法随时可能侵犯相对人的权利。无疑，要充分保障公民人权，就必须深入开展依法行政。尽管近年来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群众抱怨过多、颇有微词的依然是行政执法问题，城管、计划生育执法就是明显的一个例证。
多年来，计划生育执法过程中，的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引起了广泛批评、激化了干群矛盾的强制拆房、关押对象户亲人、强制引流产、强制收缴财物抵社会抚养费等，并由此催生了计划生育“七不准”的公布实施。在这些现象逐渐消失时，基层又出现了执法人员收钱放生的违法现象。为什么计划生育工作很难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要求和初衷来执行呢？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基层行政执法中这种违反国家政策、侵犯公民人权行为的出现？
在许多有关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问题的分析文章中，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责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不好。他们认为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中走了样，主要原因是基层人员素质低。例如有文章说：“个别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在工作中有法不依、弄虚作假、乱收费、乱罚款、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不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和冲突，致使违法侵权的计划生育具体行政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的存在，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影响了计划生育的正常开展，同时给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我想，有谁认真的去考虑过政策为什么会走了样，难道基层人员的素质真的很低吗？低到不知道怎样是遵守政策，怎样是违反了政策吗？抑或是他们的素质低到不知道违反政策要受行政处分甚或担法律责任吗？连最基本的遵法、守法以有利于自己——最起码可以不犯错误都不知道的工作人员的素质的确太可怕，指责当然应该。只是笔者在想：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逐渐规范化，无论如何，基层工作人员多少也是参加了录用考试，闯过了几道关才获得了工作机会。虽说难免有个别人是靠关系的，但也是有硬杠杠（诸如大专学历等）卡着的，也不是任人唯亲，不论良莠与否都可以进来的。既然如此，基层人员素质太低以至于知法、执法、犯法甚或连违法的后果都不知晓的可能性就排除在外。
一般而言，人的行动有两个出发点：一为名或利；一为职责所在，不得已。那末是什么让他们知法而不守法、或者说是不严格的守法执法的呢？是为名或利吗？据我所了解，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付出和收入极其不成比例。计划生育执法工作中的冲突是得罪人甚至是对于执法人员有人身危险的工作，如果说他们关押人员，扣押东西得到了好处，那就是：名是骂名，利是那没有保障的工资。至今为止，笔者家乡的计划生育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依然没有保障。他们的其他福利待遇如“三保”“五保”（诸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一律为零。而他们辛辛苦苦工作所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还是要靠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来兑现，收上来就发工资，收不上抚养费就拖欠、扣工资，甚至直接的惩罚就是：别来上班了，何时完成收款任务何时来上班。
如果说为了保障自己的工资而采取强制执法方式侵犯公民权利是为了利，那也不算是私欲过度膨胀导致的超出制度范围的求利；至少，他们也是在保障自己获得报酬、继续工作的权利，或者说也是在保障自己为人子女、为人父母而必须对家庭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和义务的能力。这是国家和社会没有对他们尽到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义务、没有保障他们的相关权利而导致的变相扭曲。
当然，这是激愤之辞，只是笔者的打抱不平之见。实际上，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决没有因为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而故意去违法或变相执行政策。相反，他们在误解和低待遇的条件下，在巨大的压力和责任重负下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开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依法行政的理念和要求与群众强烈的生育意愿的矛盾，是没有完善的具体可操作性的政策要求与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不相吻合产生的矛盾。
一直以来，大众传媒、社会各界强调的是弱势群体——计划生育对象户的权益保障。但有谁去想过基层工作人员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包括给他们一个清楚、明白、可行的执法规范以保证他们不“简单粗暴地执法”？没名没利，他们为什么这么粗暴的执法以致于侵犯了公民人权呢？笔者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职责所在，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甚至是赋予了他们这样做的必然性。
为什么会产生政策执行中的扭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依法行政、保障人权，最关键的不是执行者的素质，而是法律与制度的完善与性质。即一部善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笔者深深赞同关于善法、恶法的讨论。当然，这里的“善”，不仅仅指善、恶之善，也指完善之善。在前几年，计划生育是靠国家的行政强制力来推行的，即便是“计划生育七不准”，也是在作为内部纪律使用多年后才解密的：即面向社会公开。而受到广泛批评的“计划生育七不准”所禁止的基层工作人员执法行为也是在这一规定公布后使计划生育基层人员成为矛头所指、众矢之的的。这其中，政府法令的颁布自然有着当时国情的考虑，但也包含了政府对部门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的态度和工作方式选择的认可度，至少是默许的。“国家公共权力主体或政策制定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或出于某些特殊的考虑，而不是按照公认的公共政策基本原则，像公正、公众利益至上、合法等原则去制定公共政策。”【1】笔者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初颁布施行，应该符合“出于特殊国情的考虑”这一假设。（由于笔者知识层次、社会地位所限，这个结论只能是我的推断，因此称为“假设”。）计划生育工作方式为什么发生了转变，是人员素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是：一、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来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最初是靠国家强制力“强制入轨”的，如今转向了综合治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阶段；二、相关制度，诸如对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的管理、监督制度；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帮扶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政策的建立、完善、落实较之前几年进一步强化了。也许这些是当时及今日计划生育工作局面的最好注解。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善法而非人员素质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其二是法律制度的安排，没有给行政人员切实可行的执法空间。基层计划生育执法人员的执法权限中，没有强制执法权，需要强制执法的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就有很多局限。例如，在公、检、法、司、城管等部门和计生委的配合上是否有高效协同性。具体而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尽管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但依靠法院强制执行，非基层执法人员所能决定，一般要有县计划生育局统一决定，向法院上交法定费用，办齐手续后才可以实行。而上级下达收款任务又常常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不可能每次收款都等全县统一的行动。这无形中增加了征收的困难。又如，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即使可以等待时机，而大月份计划外孕妇的人流工作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和机会“暂缓”。法律规定是要做通工作让她们自愿去做人流。想方设法要生孩子的人，能做的通工作吗？在行政手段淡化和农民法制观念淡薄、生育愿望强烈的情况下，要让他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还是很难的工作。何况，好多孕妇甚至“准孕妇”根本就不在家，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做思想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片面批评基层人员如何低素质，如何粗暴简单的工作，我们应该考虑政策的现实可行性。这里，笔者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计划生育七不准没有在颁布之初就向社会公开？为什么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粗暴简单的计划生育执法案件中，几乎没有群众胜诉的？因为计划生育推行之初，的确是靠国家行政强制力来推行的。固然，这和当时的国情有关，笔者不想加以评论。
其三、财政投入不到位，导致行政执法资源不足。西方政策实施途径的两大学派之一的组织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诺和特里林认为“只有了解组织是怎样工作的，才能理解所要执行的政策，也才能知道它在执行中是如何被调整和塑造的”。[2]只有了解了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是如何运转、工作的，我们才能解开计划生育政策变形的真正原因。以计划生育为例，根据有关规定，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从有关事业单位的定义及特点来看，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也应属于享有全额财政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财政投入人均十元作为计划生育事业费。实际上由于地方财政能力不足，在一些贫困县里，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实际上处于自筹自支事业单位的境地，人员工资、办公费用以及其它一切费用都是从社会抚养费里出。还有一些贫困县，财政不仅不拨钱给计生部门，每年各计划生育服务站至少还要上交乡镇财政几十万元。一个没有财政拨款收入、也没有赢利性下属单位的服务部门，如何有钱上交？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因为得不到资金投入，而又要承担数额不菲的上缴任务，为了单位的正常运转，他们只有依靠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寻求生存空间。而由于有“计划生育七不准”、没有强制执行权等种种限制，这就迫使计生部门去“放查放生”，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经费再紧张也不应该放生。而基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仅仅是经费紧张，而是拨款几乎为零，经费严重不足。在某些地区，是这些“素质低、执法简单粗暴的”基层人员在养活着计生办！在保证着基层计生办这一国家、政府举办的公益事业单位的运转！个别领导，尤其是县级领导一讲话就说：严肃查处收钱放生等违法违纪行为，要如何处理某些素质低的工作人员等等，但却不说“我怎么没、为什么没有保证拨款到位”，只说财政紧张也不应该放生，却不说基层人员也要吃饭，也要养家；而且，紧张和零是两个概念，是质的飞跃和差别！我想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总该懂得这一点？很多关于基层计生队伍建设的文章说到队伍建设建议时，大多是从对他们的要求入手，诸如：素质高、懂业务等等，很少有作者真正从关心基层计生队伍的待遇和工作状况——哪怕是他们的工作权利的保证出发的。我想，某些人是否应该深入基层去看看再发表言论、制定政策？！
其四、利益激励引导机制不健全，行政执法违法责任过轻，使守法、违法的得失权衡失度。有人认为是基层计生人员受利益驱动导致了收钱放生。而笔者认为至少应区别看待“基层计生人员”中所指的乡镇和村级计生干部两个不同的群体，笼统地说基层计生人员受利益驱动收钱放生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认为，对于乡镇计生干部来说，基本上是由于资金投入不到位所迫使的。因为在收钱谋私和为此失去工作之间，他们更愿意守法保住工作。如果说村计生专干放查放生是利益驱动，或许的确如此。因为村级专干几乎没有工资收入，一般每个月只有五十或六十元的补贴，又没有退休、养老保障等，（笔者要强调的是，在有些县，乡镇计生干部除了工资按照事业单位人员标准来执行外，也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包括现在农民已经有的医疗保障，他们都没有。他们唯一所有的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事业身份，支撑着他们继续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寄希望于国家的机构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曙光。）因此部分村计生专干，甚至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等宁愿选择丢掉这份“工作”（这也是他们受到的最重的处罚），也要包庇自己的至亲超生或者收受钱物包庇他人。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
【关键词】工商部门； 企业； 信用监管。
一、与工商部门自身职能的关系。
实施企业信用监管是提高工商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础工作的必要手段。企业信用监管应是工商职能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能体现出现代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发展。从工作内容上看，一方面是对工商职能的充实、深化，通过信用监管，利用现代化手段使依法监管更为到位。如对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资格的合法性审查，法定代表人的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将提供查询功能； 另一方面是对工商职能的提升、拓展，在依法监管的基础上，体现以德监管，从处罚到处罚与激励结合，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从打击到打击与教育结合，从行政管理到行政管理与社会监督结合。
从实施形式上看，一方面在现有职能中相对突出、强化信用的要求，显示出信用监管的特色； 另一方面，更是与现有职能的有机融合，将信用监管渗透在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全过程，并通过工商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加以施行，如信用信息的采集，就是在登记、年检、各个专项治理、办案等过程中同时完成的，分类监管就体现在基层工商所的日常巡查中。从战略意义上看，一方面彰显了服务型工商的本质要求，突出了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再造，通过企业信用监管，促进企业信用建设乃至诚信、和谐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工商部门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着力制度创新，推进职能整合，实现全程监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监管机制，确保企业准入“优生”，存续“优育”，退出“善终”。
二、与管理信息化的关系。
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工作是以工商系统自身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同时又对工商系统自身信息化建设产生强大推动力。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是一个对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存储、加工并使用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实现，要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运用为前提，没有信息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强大的数据库，没有高智能的软件，没有互通互联的信息网络，企业信用监管的实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应以“金信工程”为契机，努力创造工商部门管理信息化的条件，加快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同时，由于企业信用监管对工商系统的信息化要求高，它也成为加快工商行政管理信息化进程的催化剂。首先，它促使计算机软件的编写、采用，促使在各项业务中运用信息化管理，以保证企业信用信息能够在业务流程中实现自然输入、交换、处理、共享； 其次，它促使计算机硬件的配置，由于企业信用监管将级别管辖与属地管理相结合，最终通过基层工商所实现监管，这要求工商系统内部上下、横向之间必须实现信息交换，对外必须实现全方位地信息输入，促使基层工商所、窗口受理单位都具备接收、发送信息的条件，以保证对企业的信用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要利用与信息化共同发展的过程，搭建好技术平台。
同时，要加大人员、财力投入，加强计算机人员培训和专业人员的选聘，使电脑、人脑有机地结合。
三、与法律环境的关系。
加强企业信用监管作为工商职能的一个新探索，要努力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管。首先，必须遵循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一是行为法定原则，即企业信用监管的对象、内容、范围和方式，要依法进行并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二是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即对企业信用监管的依据、程序和形式，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地开展监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即对违法行为依法制裁的同时，要进行警示教育，从正面引导规范，不搞不教而诛，做到攻大奸戒小过。其次，必须依法运作。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法人及法定代表人的监管职责、已在工作中运用的文件、报表等，是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的基本依据和资料。二要创造条件规避法律问题。如信用等级评定结果的公开，最有影响的是等级好的、等级差的两端。对等级好的，可以通过征求意见的程序，以自愿方式进行公示、提供查询； 而对信用等级差的，因其一般都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则采取公布其违法违规事实的方式，对其进行公示。三要注意内外有别。信用监管中的评估标准、等级、公示等，法律条件尚不充分，可作为内部监督措施实施并注意内部保密性，以避免引起法律诉讼。同时，要积极着手研究开发，为企业信用监管提供法律保障。可探索在立足内部管理后再依法、有序地向社会公开，从行政规章、法规最后到法律的立法过程。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制定工商行政规章的空间，为企业信用监管创造条件。
如对一些报表的设计上，按照企业信用监管的要求，增加栏目，明确内容，便于信息的处理； 对企业信用评估，可采取全系统统一指标体系、评估模型，但分地区分级统一参数的方式，以使评估既具有权威性，又能更切合各地实际； 对分类监管，可将企业的信用等级与工商系统内部已有的监管措施进行重新整合，使之配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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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管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工商管理是市场有序发展，良好运行的政府行政保障部门，工商管理有着对市场监督管理以及对扰乱市场的不法市场主体行政处罚的重要职能，属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工商管理在大的宏观调控方面的具体职能和肩负起的主要市场维护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在监督管理中促进市场完善自身的发展和运营体系；二，结合我国具体的行业要求和产业方面的相关政策来对每一个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资格审査和评估;三，营造市场良性竞争行为，对恶性竞争、非法竞争以及恶意垄断用行政权力进行惩处借此来规范市场秩序。
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工商管理对于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具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工商管理部门如果办事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能依章办事,依法处理,这样都会造成市场出现混乱,会严重的阻碍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道路,同时会极大程度的影响我们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对我们国民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工商管理的准确性负责性对整个市场来说多么重要。
二、我国工商管理发展情况现状及问题
1.工商管理人才结构失衡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是知识经济，这就要求工商管理人员必须要有专业的知识涵养和管理视野，而目前我国工商管理事业的人才队伍结构却难以尽如人意,具体体现在:初级工商管理人才供应饱和，中高级工商管理人员缺口较大高精尖”级的研究型工商管理人才的紧缺更加严重’人才队伍的结构失衡限制了我国工商管理水平的提升,易导致工商管理工作片面化、短视化。
2.工商管理体制建设缺位
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客观上要求工商管理工作要拓宽管理范围、加强薄弱环节,确保职能到位，落实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而目前工商管理体制是不完善的，缺乏行政的强制力和管理的有效力。更值得警傾的是，地方政府常常“借工商管理之名，行地方保护之实”，对个别的地方或地区进行制度外的保护和帮助，促进恶意垄断的形成，限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3.工商管理的执法力度不够工商管理还肩负着市场的行政执法的主要职能，以此来对市场主体起到震慑和管制作用。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工商行政执法职能,然而现实中,工商管理的执法手段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表现在：一是在处罚的主体方和被执行的主体方总是会出现错漏，难以做到统一，或者明明工商管理部门已经对有的市场主体进行了严厉的行政处罚，可是具体的处罚措施去会脱节,吃吃不能有效执行,削弱了工商管理机关执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二是工商管理执法受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财税收人的考虑，对大型企业往往存在“护短”倾向,加大了工商管理人员的执法难度。
4.工商管理内部控制不完善常言道“已不正则无以正人”，作为政府主管市场监督和行政执法工作部门的工商管理机关，自身必须严格守法。但现实是，部分工商管理机关存在一些内部管理问题，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内部审计机构不健全,难以开展独立的经济监督，这些都损害了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形象，不利于执法活动的开展。
三、提升市场经济下工商管理水平的对策
1.构建工商管理人才队伍
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工商管理部门要积极组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优化队伍机构,积极探索针对性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使培养的人才适应管理、执法第一线的业务要求。比如，在工商管理人员招聘环节要强化对专业素养的考察，另外还可以积极通过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工商管理队伍的管理执法水平,积极倡导创新管理模式和执法方式,努力造就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管理、执法队伍。
2.完善工商管理体制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日趋成熟的今天，我国的市场规模日益扩张，市场主体也在扩张中变得越来越多,规模上我国的市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参与市场的各个主体也打破了行业的壁垒，实现了市场一体的多元化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我们的工商管理来说既是机遇同时又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增加带来市场的繁荣和活跃,就更加凸显出工商管理的重大作用,但与此同时，面对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杂而乱的市场主体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混乱，这对于我国工商管理来说又是很严峻的问题。所以工商管理体制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登记管理职能,对各类行业准人的门槛科学设置，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协调发展。运用综合监督管理职能,特别对市场经济纠纷和市场主体的恶性竞争进行关注和处理,的只有完善的工商管理体制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3.加强工商管理执法力度
立法部门要加强制定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工商管理一定要特别注意执法不严，问责主体不清晰的现存严重问题，要严肃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地位，在市场上对所有市场主体进行法律的教育和宣传,加强管制，严肃处理扰乱市场违法乱纪的市场破坏行为，从根本上加强工商管理的执法力度。
4.建立工商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工商管理部门是我国重要的行政部门，我们要从内而外的注意工商管理的发展建设，尤其是对工商管理内部的控制和管理要特别主义和加强，提高管理水平和自查自律能力。同时还要增强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使内部审计监督职能得以真正发挥，促进监督服务职责的完善和加强,提升工商管理机关的执法形象。
四、结语
公务员在履行公职过程中，其精神状态直接影响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各个领域，进而影响工作大局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精神状态是幸福指数的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推动法治政府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着重从行政管理工作运行机制的层面，分析公务员幸福指数的特点;分析当前影响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探讨公务员幸福指数稳定增长的路径。
一、行政管理运行机制决定公务员幸福指数的特点公务员履行公职，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他们的心理感受如何直接影响着其履行公职时行使公共权力的主观状态与行为方式。而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关顾这部分人的幸福指数，就是关顾整个社会及其他阶层的幸福指数。比如要是不通过公务员行使职权来促进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的实现，其他阶层就不可能有基本的幸福可言。公务员持久的为人民履行好职权的意志力又取决于公务员的心理感受与心理特征。而幸福指数又是主要通过人这个主体的心理感受与心理特征作载体的。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公务员比农民工、失业工人的幸福指数更高，可实际未必如此，不少公务员与农民工在某些方面的心理体验是一样的水平，甚至还更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运作机制作用使然。在行政管理运作机制作用下，公务员幸福指数有以下特点。
第一，表面的物质财富增长带来较好的心理体验被行政管理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大打折扣。你是公务员，你的行为就受到更多的注目，你就犹如站在屋顶上，从头到脚都是在人们的监视之下，并且所言所为都要代表一个好形象。你的职务越大，职级越高，所承受的责任就越大，所谓“高处不胜寒”，“繁扰奔忙，虽是锦衣玉食，亦是万状愁苦”。
就是指的像公务员们虽然比农民工、失业人员工资可能多几倍，但在精神感受上恐怕不如农民工。农民工物质上的贫乏是公务员们能够体会到的，但公务员们的精神压力却不未必是农民工们能够感受到的。这就造成错觉使人们觉得探讨公务员的幸福指数，而不探讨分析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是没道理的。
第二，行政管理运作特点使公务员追求幸福的范围与本质与一般民众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强调公务员的勤勉尽责，执政为民。当前来说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要求公务员的话，那么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降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发扬克已奉献精神才是一种追求幸福的基本境界。公务员在过去追求幸福的标准只定在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标准。即要一心为公，把个人安危与利益置之度外。而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如果对多数公务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显得过高了一点，但公务员至少应该做到“遵纪守法、淡泊名利，在满足本人及家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下，集中精力做好为人民谋福利的工作。”公务员追求幸福的本质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展开的，正是精神层面的这个本质要求，使社会对公务员的评价标准也是偏重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
第三，衡量公务员幸福指数的标准过多地依赖于组织或领导的评价与考核。也就是说衡量公务员幸福感高低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看公务员是否人尽其才，量才为用。假如有一个较公正客观的工作评价标准，公务员就会有成就感，并从成就感中获得较好的心理体验。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完成了某项任务，收成如何是比较确定的(自然灾害除外)，而公务员工作做得好坏，虽然有各种衡量的标准，但问题不是本人作出评价，而是通过上级组织或领导作出评价，这里面多了一个中介，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领导高兴，兴致勃勃心情好时，做得不够好也可能获得较好的评价。这种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公务员的心理体验。
第四，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受自身实施行政行为后续效应的影响程度大。公务员在从事行政管理领域的工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虽是代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行使行政权，但有时因为民众的认识水平的滞后和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关系，总存在行政相对人不理解，不支持的现象，这时就可能产生实施行政行为后不好的后续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一线的执法人员来说，这种不好的后续效应更是大量存在。即使你始终一身正气，秉公办事。有时也会因为民众的误解而产生不好的后续效应。
第五，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受政策影响比其他阶层要大得多。这是由行政管理过程中，公务员作为政府决策及其他改革措施实施的主要推动者，理所当然应该身体力行，应当在执行党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上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对公务员幸福感的多少与得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有时往往是“得也萧何，失也萧何。”公务员与其他阶层人士在许多方面是有共同的心理体验的，而都把能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作为幸福指数的一个主要指标。在这个问题上，为配合政府实施的财税杠杆政策，如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应主动上报个人所得税，这都必须带头执行，另外对现行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也要带头执行，在执行这些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给某些公务员带来困难，而非公务员比如像私人企业老板，他们的收入就没有公务员的收入那么透明，公务员以外的阶层更容易偷税漏税(这里决没有赞成偷税漏税的意思)，而是说明公务员的心理体验受政策的左右甚大，因为他们是政策的推动者，又是政策的带头执行者。
第六，公务员的幸福指数过多地押在健康水平上。身体健康是各个阶层的人们达到幸福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生命的延续，那些构成幸福的要素也消失殆尽。行政管理运作机制决定了公务员在承担后代及家人的抚养或赡养的责任上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有所不同。公务员应该是两袖清风的，不允许有任何谋私利行为的。按照廉洁自律、争做人民的公仆的公务员良好风范的要求，公务员维系其本人及家人的基本生活与发展资料只能靠公务员工资(公务员法也规定不能经商办企业的)。即使某些公务员办了一些实体，但也是很微不足道的。所以只能靠工资为生的公务员，当其生命结束时，其工资便没有了，便不能给家人及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不像私人企业的经理或老板，突然有个三长两短，留下可观的遗产，至于农民，虽然也谈不上什么积蓄，但一旦遇有不测，还有土地或山林的使用权可留与家人或子女。这就使得公务员对保重身体、确保身体康泰看得很重要。他们把健康看成是维系幸福的根本，这些认识应该是很强烈的。
二、对当前影响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因素分析虽然说幸福是心理体验的东西，似乎总是表现在人们的观念或意识中，但它总是通过物质、健康等外在实体东西表现出来。第一，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存在彷徨、迷惑，使公务员经常感到一种无所适从，总是存在得失相伴的郁闷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影响了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追求，使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公务员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不同的心理体验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这差异表现在不同的家庭背景、职业层次、学历水平、努力程度等方面。但在个人的价值追求方面也有共性的心理体验。即公务员们绝大多数都希望能大有作为。然而现实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公务员能够跨入公务员队伍已经很不容易，而进入公务员队伍也不是高枕无忧了。
奋斗目标就在于职位上提升，当身边各方面情况跟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的同事都升职了，自己还在原地踏步，苦闷情绪便油然而生，流露出来便导致恶性循环:即某个公务员越是心理状态不好，就越做不好工作，经常做不好工作，那么领导就会有看法，并把他看作是单位里可有可无的角色。这种郁闷情绪是其他阶层如农民工，或下岗工人难于体会的，殊不知他们的心理一样有不如意地方。公务员这种郁闷情绪会使公务员难于集中心思去做好行政管理工作，为了寻求平衡点，他们就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谋求有利于人生价值实现的东西。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起源和涵义。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16年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J.MauriceClark）在《政治经济学论文"target="_blank">经济学刊》上发表的《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写到“：迄今为止，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可查实的、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文献。然而，克拉克虽然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公司社会责任相应的概念或定义。直至近四十年后，鲍恩（HowardR.Bowen）才首次明确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鲍恩1953年的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被公认为标志着现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其将“商人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确定政策、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义务。”
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若只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则会导致公司为了营利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将导致整体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不安，最终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若只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则会令公司背上严重的负担，挫伤公司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同时也损害了职工、消费者等与公司相关的主体的利益。因此，应当用公司“利润最优化”取代“利润最大化”，即公司在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同时，适当地兼顾公共利益，在满足股东对利润的需求时，又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达到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债权人利益、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等内容。
二、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现状。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条的形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法》采取了“应为”
模式的法律规范，强调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显然与授权性、鼓励性法律规范迥然不同。从约束规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从约束主体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会公众；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这显然应当理解为公司的一项硬任务、一项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公司法》的新规定，说明公司已经逐步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和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公司的一举一动，将影响众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社会利益。因此《公司法》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加以规定，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对减轻公司负担、促进公司发展的考虑，《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狭窄，不够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关法规对公司职工的利益保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然而它对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消费者、当地居民等，公司应当如何尽社会责任以及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限度却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以当地居民为例，公司对其所在地居民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上，但是在当前的公司法中对这方面的规定却是空白的。而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中，也仅仅是对公司的排污标准和处罚标准作了相关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在发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相关部门才对肇事公司进行查处整顿。
因此如何在事前对公司进行法律规制，防患于未然，这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即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基于法律义务的要求还是道德义务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强调公司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义务的内容，这又给人产生一种公司的社会责任仅仅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模糊性的规定客观上带来了实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的关系。因此，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性质，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杜绝公司以道德责任无强制执行力为由而逃避社会责任。
再次，《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可诉性不明确。
《公司法》尽管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却没有对公司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承担何种后果、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如果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问题作出规定的话，公司的社会责任制度将仅仅成为一种摆设，而无法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与完善。
1.完善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和司法的力度。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应当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确的说明，并且明确例举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劳动法》、《消费者效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劳动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弱者地位决定了要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和消费者权益就必须辅之以行政行为，加强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监督。因此在执法和司法上，应当加大监管力度，防止公司滥用经济力量，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成为维持和贯彻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
2.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构中的参与制度。
我国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次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利益相关者，并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然而，仔细研读后却不难发现，该项规定仅具有指导作用，对于公司却并无真正的约束。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中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决策机构———董事会往往都由股东或者代表股东利益的人组成，因此在公司的运作和决策中，都是以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从公司的内部着手，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使公司的经营真正能够体现社会整体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3.建立披露信息机制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信息披露机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仅限于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等信息。但是，随着公司的壮大和发展，公司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扩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如公司的债务情况、企业内员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商品质量及消费者投诉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社区关系状况等也应当纳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纲领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激励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加强公司利益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途径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能够使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营利性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4.借鉴国际经验，引导公司参与社会责任标准认证。
公司社会责任的推展离不开相关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活动。一般而言，这类认证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给予客地的评估和审核，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使之成为权威的参考依据。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约束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应当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以SA8000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定标准，其宗旨是规范企业道德行为。它把企业的非经营性、非技术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可衡量的具体量化标准。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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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现状；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1 我国建筑行业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进行着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房地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该产业庞大的建设规模和从业人员队伍，使建筑施工行业生产作业呈现出危险性高，事故发生率高的特点。建筑施工生产发生的安全事故给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其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给国家和集体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任务十分严峻。
1.1 法律法规不健全，贯彻执行不彻底、政府部门监管不严
现阶段，我国专门针对建筑业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够健全。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自建国以来，在所有的颁布并实施的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中，专门针对建筑业的却只有199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2004年施行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国内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够强和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导致某些环节无法规可循，同时，部分法律法规还存在着重复和交叉现象。而在法律法规的现场执行过程中，很多企业不重视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这也进一步的削弱了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另外在政府部门方面，一些主管部门对国家下达的有关安全管理的文件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使得监管失控状况十分严重，从而导致事故隐患大量存在。
1.2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我国很多建筑施工项目在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时普遍存在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编方案多，针对性差，执行不够；喊口号多，教育培训不深入；审批签字多，分析研究少；会议讨论多，现场检查少。
第一，各项目施工现场普遍存在施工措施及安全方案等没有针对工程的具体实际情况编制的问题，大多数施工方案及安全措施均按照模板套格式，这也导致这些措施方案的针对性不强，可执行性不高，让现场安全管理措施到位、方案先行成为了空谈，严重影响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技术性和科学性。
第二，许多施工项目存在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或者不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问题，项目管理组织机构人员均为挂名、实际并未到工地现场参与管理。例如在许多劳务分包队伍中，现场施工过程中均未安排专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的安全员也是“挂名”的，有名无实，甚至有的分包队伍施工现场都没有持证的安全管理人员，自身安全管理混乱。在项目总承包单位中，项目管理组织机构人员“挂名”的现象多，现场管理人员与备案上报的不符，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等。
第三，由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制度不完善，这也导致了建筑施工企业在市场上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使责任并没有落到实处。而监理企业作为现场监督单位，在行使监理权力过程中，不认真履行安全监理职责，对施工方案、安全措施等审批只是走过场、签字，对方案研究、审批不认真，甚至于有一些监理工程师自身对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技术等规范不熟悉，导致不能及时发现方案、措施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不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第四，目前，建筑工地上的多数工人都是农民工，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自身安全意识淡薄，自我防护意识较差，并且在出现事故时，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许多施工项目对于现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以及培训很不到位，进场三级教育、特殊工种作业教育、季节性教育、危险性较大施工作业上岗前教育等等均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现场安全教育多为走形式、做资料，安全教育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对于提高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无实质性作用。施工现场由于施工作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员变动频繁，许多劳务队伍新进场的工人未及时的进行进场教育和岗位培训等就已经上岗作业，在施工作业中对于作业环境以及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识不够，自我保护能力较差，而这一部分作业人员也是发生安全事故的高危人员。
1.3 安全检查不彻底、整改落实不到位
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各层次的检查均较多，政府部门、公司、项目部、班组内部等，各类型的检查也较多，消防安全、机械安全、临电安全等，打算呢往往这些检查均存在检查时不仔细，许多检查只是走过程、走形式，并不能真正的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或即使在检查中发现现场存在安全隐患也不予以高度的重视，为了节约施工成本投入，不愿意在安全管理与隐患整改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就导致了很多安全检查失去了意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例如，许多政府部门等在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时，听汇报讲解多，深入现场检查督促的少，往往并不能发现现场实际存在的安全隐患。公司级检查中，一般安全检查时间仓促，检查人员对施工现场环境等并不熟悉，这也导致了很多公司级的安全检查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对于施工现场实际的安全管理工作促进和指导意义不大。在项目部以及班组内部组织的检查中，由于现场的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熟悉、了解程度较高，往往切实能够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但是由于大部分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无法直接安排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相关作业，导致了安全隐患发现后整改落实不及时或执行效果不佳。特别是对于一些整改难度较大的、整改需要投入较大的安全隐患，项目部及班组在整改过程中反应均较慢，这就造成了安全隐患长时间得不到及时消除的现状。
1.4 盲目抢工
现阶段许多由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项目为了加快资金的周转，及时收回成本，现场的一些施工单位为了完成产值任务，往往在工期上盲目的追求施工速度。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一味盲目的的追求工期短，施工快，导致了施工现场出现很多无计划安排甚至在施工条件及施工环境尚不具备的前提下就安排施工的现象。这样的盲目抢工，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必然得不到有力保障，而盲目抢工阶段往往也是施工现场安全、质量事故频发的阶段。
1.5 现场机械设备、材料管理使用混乱
施工现场使用的各种大小型机械设备、材料等对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的施工单位在进行现场施工管理过程中，对于机械设备及材料管理均比较严格，但是依旧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现场大型机械如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在施工的前期选择时均较为细致和认真，但是一旦大型机械安装完毕，正式投入使用之后，现场对于大型机械的日常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不够。例如很多项目施工现场的塔吊吊钩、钢丝绳等磨损已十分严重仍在继续冒险使用，甚至于有的塔吊标准节连接销已经松动。施工升降机附墙件连接螺栓松动、门联锁装置损坏、限位装置失效等现场时有发生。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对于大型机械的管理缺乏了解，不能及时的发现大型机械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机械冒险使用危险性极大。
第二，现场使用的各种中小型机械管理、使用混乱。大部分的施工项目机械安全管理的重点全部在大型机械上，对于现场大量使用的小型机械设备等管理不足。主要体现在现场使用的大量手持式电动工具等，工人随意接长电源线、随意拆除工具传动部位防护罩、破损严重存在漏电或伤人可能性仍在继续使用。其次是现场使用的小型机械设备等许多均不属于正规大型厂家生产，甚至许多是“三无产品”，其本身的安全性能就不高。
第三，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等不仅对工程的质量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现场的安全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施工现场现场使用非常多钢管、扣件、密目网、装饰装修材料、机电设备等，这些材料的质量和性能都直接影响着施工现场的安全和质量，例如现场大量使用的钢管、扣件等，一旦这些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等不符合要求，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危及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等支撑、维护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且一旦出现事故将会是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在机电安装和后期的室内装饰装修阶段，进场的很多设备、材料等均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影响重大。大型机电设备在安装过程中涉及到大型起重吊装作业，一旦吊装方案编制不合理或者起重机械设备选择不当等出现安装事故，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装饰装修阶段进场的大量易燃材料也是对安全管理的重大考验，尤其是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2 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可行性对策
针对现阶段我国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安全管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12字方针，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总结主要取决于人、物、环境、管理等四个方面，为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就必须首先从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源进行控制和管理，现就此几方面分析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如下：
（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施工现场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建筑工程管理条例是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的重要保证，做到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有专人负责，安全管理体制完善，责任、权利相结合，不断完善安全管理考核制度，落实安全责任追究和奖惩办法，制定奖罚分明的激励制度，以此充分调动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以及施工班组管理人员参与安全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政府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落实监督管理责任，从严执行安全生产许可条例，加大对施工项目的现场安全检查监督力度，把安全监督检查与行业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并形成联动体系，以确保监管力度和效果。
（二）各类监督机构要发挥其监督作用，加强对典型问题，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的查处力度。
政府部门及其他监督管理机构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典型问题应严格检查、杜绝安全隐患。对于一些无视工人生产安全、施工现场管理混乱、责任不落实、现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施工企业和单位，要与经济挂钩，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尤其对于安全隐患不整改的，要加大处罚力度。对于造成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主要责任人，在查清事故原因后，要加大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权”，力求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增强现场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结合我国现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现状，施工现场的安全教育培训不仅仅需要针对现场的施工作业人员，还需要针对施工现场从事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做到人人懂安全，人人管安全，营造良好的安全管理氛围。施工现场的许多安全管理人员自身的安全管理水平和知识就有限，必须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教育，确保其有能力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能及时发现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能提出科学合理的整改措施。同时，在施工现场施工作业队伍、人员的选择上，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人员的筛选工作，要选择有一定资质和能力水平的施工作业队伍，要选择有施工经验的施工作业人员，要选择有操作资格证、上岗证等相应资格证件的施工作业人员。对于进场的农民工，要重点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从源头上消除不重视安全的思想，整体增强施工现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坚持计划性、长期性、系统性，把这项工作纳入职工的育培训计划，采取多样形式，适时适地，严谨认真地落实好进场教育，特种及特定教育，正常性的教育培训。
（四）完善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加大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力度。
首先，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的投入必须做好投入到位，专款专用，要分清主次轻重，明确安全投入的必要性，建筑施工的安全设施投入不能节省，如果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对整个施工项目乃至整个施工单位都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并且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要充分完善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并要按规定进行设置，确保能充分发挥其安全防范作用。例如施工现场“四口、五临边”的防护，要采取可靠的定型化防护，既能实现安全防护功能，又经济美观。在危险处设置危险警示标志等。
其次，要做好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工作。施工现场专职安全员要配备齐全，岗位责任落实到位，施工现场要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所有安全员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进行检查，对现场违规操作班组、违章作业人员给予相应的教育，对情节严重的要按照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罚。在组织进行日常的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的同时，还要根据施工季节及工程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组织季节性和专项安全检查，确保项目自身安全检查全面彻底、不留死角。在项目部自身做好安全检查的同时，施工单位公司级安全管理部门应经常定期、不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查或专项检查，并及时反馈监督检查情况，用以促进项目安全管理。另外要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管理方针，重点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的标准化管理，确保施工任务安全正常进行。
（五）做好机械设备的日常检查、维修、保养工作。
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不同于普通的车辆等，一般没有明确的报废期限要求，往往只要机械设备还能工作，施工单位就会一直使用，但是实际上一些机械设备经过长时间使用，即使某些功能还可以运行，但是因为使用时间较长、维修保养不够，机械设备的磨损、老化已经处于安全的临界点，状态已极不稳定，但很多施工单位出于经济的考虑，认为购置新机械设备花费巨大，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能省则省的思想继续使用已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设备工作，往往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及时检查更新安全设施以及机械设备是预防建筑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加大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及时更新安全设施，尽量减少或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于现场的机械设备要做到及时检查，并定期进行修理和维护，对于应该淘汰的要做到坚决淘汰更换。总之，在建筑施工过程中要加强施工安全的防范意识，做好安全准备工作。
3 总结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关系重大。一方面其关系到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如果不科学合理的做好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施工现场极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而一旦发生事故将严重损害施工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甚至会发生死亡事故。另一方面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还关系到施工单位自身的利益。施工中的安全隐患或人员伤亡事故，将会严重影响施工企业的施工进度，会给施工企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影响其经济效益等的实现。
总之，施工单位只有增强安全生产的危机感、责任感，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采取科学合理的安全措施，严格检查制度落实，才能在建筑施工现场营造出安全的工作环境，避免事故发生，杜绝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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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本法与基本法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享有所有权，这就是说国家享有国有资产的绝对权，排他权。但是，我国的《公司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基本法和众多的部门法规却又规定公司是独立法人。也就是说公司享有法人的所有权，支配权。作为公司所掌握的国有资产，其所有权到底是国家的？还是公司的？因为这两个所有权都是排他的，都指向同一个标的物。显而易见，根本法与基本法和部门法相冲突，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属于经济制度的根本的矛盾。
2国有资产如何实现中的法律矛盾：
国有资产无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资产。但全体中国人民不可能都去支配这些财产，于是财产的支配方式自然就会按照现行的两种方式予以实现。一是靠政府去实现。但政府行使的是代表权，因此，不仅与政府的性质相冲突，而且显然又会导致计划经济的再现。另外的方式是靠企业（或公司）去实现，但这又与现代公司的性质相冲突。以上国有资产实现方式本身不仅具有多重矛盾，而且实现的结果必然是倒退到单一的产品经济。
目前看来，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实现方式是规定国有资产的投资人地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资格，享受股权，给企业（公司）以所有权。而我国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彻底解决则还需要从制度创新和新法律的出台等多方面着手。
3电力根本大法--《电力法》不尽人意：
（1）《电力法》将电力垄断经营合法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于1996年4月1日起就正式施行了，但时间仅仅过去四年，就发生了诸如撤消电力部，成立国家电力公司；推行政企分开，网厂分开，主副分开和市场化运作；进行城乡电网改造和推行同网同质同价等等重大改革。因此，《电力法》的很多内容已经显露出其不能适应电力市场化的要求。"供电企业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一个供电营业机构"等法律条款显然与网厂分开，竟价上网的要求相冲突。特别是"一个供电营业区只设一个供电营业机构"的规定必然导致区内供电垄断，这与产权多元化，资源优化配置及平等竞争等市场规则是格格不入的；更不利于应对加入WTO后的市场状况。可见，以《电力法》为基础的电力法律法规完全有修改和补充的必要。
（2）《电力法》对长期困扰电力企业的三个老大难问题（电费回收，窃电查处，电力设施保护问题）软弱无力：
在文字表述上，《电力法》在度量的表述上，适应范围不确切，数量要求不具体，时间地点不明确等，导致无"法"具体操作。因此，迫切需要有更明确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否则，仅此三个问题就足可以抑制全国电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了。
（3）《电力法》回答不了许多新的法律要求：
老的三个老大难无"法"解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新的老大难问题又更加突显出来了，诸如电力市场规范问题，电力损害赔偿问题，电力监管问题等等。这些关系电力企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因此，如果没有有力的法律供给，使其有"法"可依，那电力企业的日子将越来越艰难。
因此，《电力法》已经到了非修改不可的时候了。
二在制度上的困难及其解决办法：
1关于国家电力公司：
通过前一个时期的电力改革产生的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已经基本上被四级法人（国家电力公司，网集团公司，省电力公司和县电力公司）五级调度（国调，网调，省调，地调和县调）的组织结构所框定，从而再次造成了制度和运行上的困难，形成了法律体制中的多重矛盾。虽然国家电力公司已经脱出了电力部行政框架，却依然行使着大量实际上的管电行政职能，并且还大大拓展了企业，行政和行业的管理职能和投资者权力。这种把国家电力公司推向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与改革的初衷--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是互相违背的。
总之，国家电力公司如果不能尽早改变自己既不象政府又不象企业，既不象行业管理又不是事业单位的"四不象"状况，必将而且应该被市场所淘汰。当然，不管如何改革国家电力公司，国家对电力的监督和管理是不能削弱的。因为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都是极不完善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度时期才能发育完善。在这一过度时期中，电力事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国家的扶植和监督。在撤消国家一级的电力公司这一设想模式下，国家恢复电力管理职能部门不是不可取的。
2关于网集团公司：
现在来看，在国家电力公司存在的前提下，网集团公司的设立首先就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出资人应该是国家授权的机构和部门的规定，实际上是架空了国家一级的电力投资公司，造成了体制上的所有者缺位；其次，集团公司的设立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企业，这就造成了集团内各省公司相互之间以及省公司与网集团公司之间在网权和经营权等等方面的混乱。再次，网集团公司的设立和运行，也与国家关于"省为实体"，"电网国家管"等基本的办电方针相冲突。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网集团公司是先于国家电力公司而成立的，这种"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结果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改造来予以规范和理顺。将网集团公司改组为现有国家电力公司的分公司的作法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加快"把国家电力公司建成世界500强"和"减少管理层次"，可实际上这样拼凑起来的大型企业从结果上看往往可能出现不是先天不足就是虚胖浮肿，从管理上看，可能是权利的上收和机构的臃肿。此外，在法律程序和政府监管上还有一个更好地协调和理顺的问题。否则，电力改革很难正常进行下去。
为此，国家成立精干高效的管电职能部门，就没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国家电力公司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考虑将全国电网按照合理网架结构（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划）划分成几个大网，以大电网为单位成立集团公司（实体），具体负责大网的建设、维护、调度、安全以及网间电力调剂等电力输送事宜。
3关于省电力公司：
"省为实体"这一提法并不十分确切，一是容易错误地理解为"这个实体的省电力公司是省一级的公司，省内其它电力企业都要归他统一管理"。而这与《公司法》的规定和与市场化的要求明显是相违背的；二是容易被错误地造成省内电力市场的垄断。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网厂分开和输配分开的实现，电力经营企业将会增多，公平竞争的电力市场才会真正实现；三是容易将省界理解为电力市场分界，形成市场壁垒?quot;省为实体"应该是将省电力工业局（现省电力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后改组为完全市场化的电网（电力输送）企业（实体），完全按照独立法人的公司进行运作。可是，当前，省公司向上受制于国家电力公司和网集团公司两级既是行政化又是企业化的管理机构的制约；向下又陷入大量依靠行政和管理关系所牵带的电业局，中心机构及其他未单独核算的电厂，企事业单位等的事务性管理之中；更可怕的是省公司还有以"强化管理"、"提高效益"等为由将其职能向地，县两级电力公司延伸的强烈意愿，甚至将改革初期早已下放了的权利又事实上地收回了省电力公司。所有这些都无疑地致使目前的省公司被繁杂琐碎的事务性管理所纠缠，根本无法按市场化的现代公司运作。如果说国家电力公司是?"四不象"，那么说目前的省电力公司是小"四不象"也是不冤枉的。
但是，必须看到：省电力公司的改革与国家电力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一个省内不可能不设立电网公司；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省公司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壮大，不论人才、资金、技术、管理、装备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下一步的改革必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优势，而绝不是简单地瓜分，更不允许流失。因此，除了可以根据国家成立电力管理职能部门而成立省一级的更加精干高效的管电机构外；还必须组建省内电网公司。
4关于县为实体：
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的垂直领导和管理体系到县这一级已经是到底了，因此，能够被国家，网和省电力公司（甚至还包括地市电力公司）瓜分的有用之权也就层层层瓜分得所剩无几了，余下的基本上就是义务和责任了。现在看来，"县为实体"应该理解为电网企业不一定是实体，电力经营企业必须县为实体。至于一个县内设几个电力经营企业，这可以通过鼓励公平竞争由市场决定，当然，这里所谓的"县"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前面的"省"的概念一样。主要还是要看合理电网和市场需要来决定。
因此，"县为实体"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各方自愿和公平的基础上通过资产、机构、人员等方面的重组才能真正作到。
上述电力管理体制的设计思想明显是因袭行政管理，行政区划和地缘经济，从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相背离，这种嵌套复杂的体制产生的必然是复杂的管理结构体系及相应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对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抵抗。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按照现有法律（如《公司法》）改四级所有为法人所有，改垂直领导管理为投资人权能，并伴随国有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互动。
三在电力企业内部管理中的困难及建议：
"管理"是企业的灵魂。任何改革都不能取代管理，而改革的成果都必须依靠强化管理来巩固。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建立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制度，对电力企业来说，就是要建立一整套自己的"法"，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电力企业管理中，过去行之有效的许多内部法规已经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新的情况以至造成许多方面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甚至违"法"操作的混乱局面。
1电力企业自身的"法律"供给奇缺，造成了许多工作无"法"可依：
当前，电力企业在外部环境方面，已经失去了政府行政职能的依托和保护，在行业内部来说，也逐渐失去了行政命令的权力和人事工资福利的依托。因此，电力企业的管理必然要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式，命令式，被动式和封闭式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和公开化。这既包括对企业及内部各部门权利义务，法律制度，法律责任等法规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作；也包括对企业外部及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纠纷预防，困难救济等法规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对电力企业来说，目前还远远不能适应上述要求。应该说，电力企业适应市场化的管理还仅仅是刚刚起步，诸如合同管理，商业运营，产品促销，公共关系，企业形象等等，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2电力企业管理的外部法治环境不好：
当权者力图把政府权利和部门管理行为变为金钱和物质利益。这就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令人发指的腐败行为；必然会造成"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踩住（阻碍）"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严重后果。其中尤以司法腐败最为突出。立法不准，有法不依，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知法犯法甚至无法无天等等情况一时很难根除，电力企业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周密的应对措施。比如必须十分重视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建设好自己的法律队伍；完善好自己的规章制度；处理好自己的公共关系；形成好自己的监督体系等等。
3电力企业的法律意识亟待加强：
电力企业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生存和发展的，加之长期缺电，因此，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行政命令，电霸作风，封闭管理，贪大求全，高耗低效等等弊端。所有这些，都是与市场化管理，法制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背道而驰的。通过前二十年来的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电力事业的发展，已经基本上扭转了全国性的缺电局面，电力企业的服务意识和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电力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尽早找准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扎扎实实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员工的法律水平，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法律意识，处处遵纪守法，严格依法办事。
四电力市场整体结构模式建议：
1整体结构模式：
（1）改革前的结构模式：
电力工业部发电厂
发电厂
电力工业局市电业局县电力局用户
（省）设计，施工
安装，试验
检修，制造
研究，调度
学校，医院等
其他发电厂及其电网（主要是水电部系统）。
（2）现在结构模式：
国家电力公司发电厂
网集团公司发电厂
发电厂
省电力公司市电业局县电力局用户电力调度
试验研究
学校医院
多经企业等
独立发电厂
地方小电厂及其电网。
（3）建议结构模式：
政府部门：
国家电力管理部门；
省电力管理部门。
市电力管理部门。
电力企业：
发电企业A1售电企业C1用户D1
发电企业A2输电企业B售电企业C2用户D2电网服务企业E1
电网服务企业E2
发电企业An电网服务企业En售电企业Cn用户Dn
2几点说明：
就政府而言：设中央和省两级管理部门。
就电网企业而言：设网、省、市、县四个层次的电网公司（子公司或者分公司）。
就发电企业而言：除网省电网公司保留必要的调峰电厂外，全部组建发电公司。
（1）A--电力生产企业，即各类发电厂，一律实行独立核算，竞价上市。A企业除按规定向B交纳过网费和电网发展基金等必要的费用，向E交纳服务费和结算拥金外，其余均按企业规范自行进行量本利核算，自行核价，竞价上市。但允许的电价浮动幅度则必须由国家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电力管理部门核定。过网费，电网发展基金，服务费和结算拥金等的收取标准和分配办法均由上述部门核准并进入A企业的成本。
（2）B--电力输送（由电厂出口直至用户）企业，即是从网省市到区县的电网公司。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及合理调度。B企业按成本总量，电网同步发展基金及附加等因素测算需向AC企业收取的过网费和电网同步发展基金，报国家物价和电力管理部门核准后向ACD企业收取。B企业内部以程序（规范）化管理为主，参照市场（竞争）化管理，促使其服务标准化，产品公共化，效益微利化。虽然对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说，B企业是垄断性企业，但实质上他是一个为电力市场服务的中介性运输调度企业，而且还是一个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对其收费标准和办法进行的严格控制的微利企业，因此，对广大电力用户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
（3）C--电力销售企业，在网上购买A企业的电能，向用户D出售商品电。商品电价在政府允许浮动范围内由C企业根据市场自定，真正做到了电能商品竞价上市。在这一模式下，同一供电营业区可以有多个C企业经营电能商品，可以开展公平竞争，允许其获取合理的差价。对广大电能用户来说，垄断已被打破，用户可在商家的竞争中获利。
（4）D--电力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按市场上各个C公司的电价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因素综合考虑，自主选择向某个（甚至是某几个）C企业自由选择购买商品电。但商家和用户都必须接受法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的计量结果。
（5）E--一些不同类型的电网服务公司，公正，公平，公开地为ABCD企业服务，并按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批准的服务费收取标准和办法分别向ABCD企业收取服务费。计量结算企业E1的主要职责一是对ABCD企业的出、进电量和种类分别进行及时和准确的计量；二是根据ABCD企业出、进电量、种类和相关的价格及时准确地进行核算并且根据企业的委托完成各企业之间的资金结算；而一些专业技术公司（如检修、试验、研究等）根据ABCD企业的要求为企业进行各项技术服务。
3建议模式的特点：
（1）真正实现了制度创新：
打破了传统的电力生产和分配模式；
打破了垄断的电力经营和销售模式；
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力市场格局（主体多元化，价格市场调节，用户自由选择）。
（2）解决了传统模式的症结：
实现了电力企业资本结构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打破了垄断和封闭的基础；
引进了竞争机制，真正解决了电力市场主体多元化，公平竞争，政企分开等许多难题；
引进了透明的分段式组织结构，解决促进了电力服务质量不好，电价混乱，乱搭车收费等难题的解决；使广大用户对电力计量和电价都放心，使用户用上"放心电"。
引进了生产经营分离，输送销售分离的电力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商业化运营，从根本上消除了拖欠电费的条件。
（3）过渡比较容易：
敞开电力系统的大门，大胆引进各种市场主体的资金（一般地说，他们都会愿意把资金投向电力企业的），比较容易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现有省市县三级电力公司比较容易改组为省市县的电网公司；
将省市县电力局（公司）的相关部分改组为一个或者几个相应的电力经营公司；也可以吸纳当地其他企业参加重组；
